法律与教育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教育机构；未成年学生；教育行政关系；教育合同关系；监护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65 ― 02

引言

近几年校园伤害事故呈现多发势态，仅2010年4、5两就月先后发生“广东雷州男子砍伤16名师生案”、“陕西南郑男子致幼儿园9死11伤案”、“海南歹徒入校砍人事件”，2013年还发生了更为惨烈的“信阳光山闵拥军砍伤23人事件”。这一起起血淋淋悲剧在给未成年学生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同时，也在未成年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同时，加剧了未成年学生家长的担忧以及对学校的不信任，教育机构也面临着巨大压力。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的法律关系作为认定教育机构在校园伤害事故中责任认定的前提，应该第一时间来解决。虽然侵权责任法以及学生伤害事故管理办法分别就该类伤害事故的处理原则、程序以及责任的承担作出了相应规定，但相关问题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以期使法律的适用更加贴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并尽量的合理。笔者试就校园伤害事故中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作出论述。

一、教育法律关系说

（一）行政合同关系说

行政合同关系说认为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教育行政合同关系。支撑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学生享有行政管理的权力，这种教育合同从合同的签订到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都由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和教育部相关规章强制性规定。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说有其合理之处，作为事业单位，教育机构往往承担了更多的社会福利性职责、和公益职责，教育机构同未成年学生之间也确实存在上述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以及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由于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由相关的法律法规直接作出规定，合同主体没有意思自治的权利，权利主体无权放弃权利，因为这种管理的权利同时也是法律赋予的一种义务，这与公法的性质相似，很容易给人一种行政法的错觉，让人误以为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教育行政合同关系。

（二）准教育行政关系

该说认为双方之间仅仅是一种教育管理关系，这种关系的成立并非依据合同，而是依据教育法。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行政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一方面，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学生负有保护其人身安全的义务，承担这种不利益的同时享有对未成年学生行使教育、管理权。另一方面，未成年学生接受教育机构的教育与管理，作为等价交换，未成年学生获得受教育机构保护的权利，这便是教育机构同未成年人之间法律关系内容的全部。该说认为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基于教育法律相关规定而形成的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而非行政关系。

（三）教育合同关系说

该学说将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为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基于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家长签订的民事合同，义务教育虽然是未成年享有的公权利，但同时也是未成年学生的私权利。这种教育民事合同的订立虽然要受到国家强制规定的种种限制，但教育合同的主体双方是平等的，教育合同的内容也是在法律给予的意思自治范围内约定的，因此教育机构同未成年家长签订的合同应当是一种民事合同。教育合同关系学说首先对义务教育属于公权利这一点给予了肯定，在此基础上还认为义务教育权利是未成年学生在教育合同中所享有的一种私权利，该学说更侧重于强调这种权利的私权属性。

（四）混合合同关系说

混合合同关系说认为教育合同是民事关系与行政关系融合在一起的独立合同类型。学生从属于学校，对学校有隶属性的一面；学校对学生行使管理的权利，与此同时学校与学生在主体上又是平等的。这种合同的类型有别于传统的民事合同中主体之间往往平等但互不隶属的特性，也不同于传统行政关系中行使管理权的主体与被管理的一方在地位上不平等的特性。因此教育合同这种主体地位上平等和隶属被管理的特质决定了其应当是民事关系与行政关系的一种融合，两者兼具，无论是单纯的民事关系，还是单纯的行政关系，任何单独的一种关系都不能准确描述教育合同的性质。

（五）两分法说

该学说依据是否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而分别将双方的法律关系区分为公法性质的法律关系和合同关系。当未成年学生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时，教育机构负有义务教育法上的法定义务，这种义务是一种强行性规定，体现了国家意志，当事人没有意思自治的权利。未成年学生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时，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关系则是教育合同关系，教育合同的权利义务不再受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合同也不再体现国家意志的一面，而是允许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的家长充分发挥意思自治。

二、监护关系说

监护关系说将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关系定性为监护关系，这种学说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更具体的学说，简单介绍如下。

（一）监护权转移说

该学说认为，未成年人在教育机构期间，教育机构从未成年人父母那里获得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资格，并承继这种监护的权利。这种监护资格以及监护权利的转移自未成年人进入教育机构至其离开以前，无条件、当然的由父母一方转移到教育机构一方。

（二）监护职责转移说

该学说认为是一种父母对未成年监护职责的转移，当未成年人在教育机构期间，这种监护职责无条件、当然的由父母一方转移到教育机构一方，这种转移是一种责任的转移，教育机构此时将承受这种不利益。这种责任的转移是无条件的，不需要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另行约定，是一种约定俗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委托监护关系说

该学说认为未成年学生在教育机构期间，教育机构基于父母的委托担负起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未成年人与教育机构形成委托监护关系。这种委托监护关系是一种双方不需要另行约定的默认、默示行为。

笔者认为，以上各种学说合理之处与不足之处都是显而易见的。从主体上看，教育机构在教育合同中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的，从内容上看，双方权利义务多由法律法规直接作出规定，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也要看到这些权利义务的内容却是民事性质的。虽然教育机构对接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和奖惩的权利，但这种行政管理关系以教育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先决，是为了更好的履行教育合同而附属的一种不具有独立目的和功能的关系，因此教育行政关系说不足采信。准教育行政关系说片面的将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合同关系定性为单纯的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之所以准教育行政关系说得出这种片面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其所参考的法律规范仅限于教育法，而调整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除了教育法以外还包括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因此准教育行政关系说不够全面。教育合同关系说并不否认受教育权是一种公权利，但更强调其私权利的性质，然而教育合同中属于意思自治的内容却又是极为有限的，也就意味着教育合同中的私权利内容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教育合同公法性质的一面不容忽视。混合合同关系说既注意到了私权利的一面也考虑到了公权利的一面，可谓是比较合理的。两分法说划分合同性质的标准是未成年学生所处的教育阶段，未成年人与教育机构因所处教育阶段的不同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同，义务教育阶段为行政合同关系，非义务教育阶段是民事合同关系，这种生硬的划分标准太过于牵强，也于法无据。这种区分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难以实际操作，因而实践意义不大，也与校园伤害事故的实际处理情况不符，因而理论上的意味更浓。

另外，监护权作为一种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非因未成年人监护人与教育机构在签订的教育合同时就监护职责部分作出明确约定不发生转移。虽然从内容上看，监护人所负的监护职责内容与教育机构所负对未成年学生在教育机构期间的保护职责十分相似，但二者的性质却是完全迥异的。教育机构所负的职责不是监护职责，而是保护职责，这种职责的内容为育管理。另外，监护权资格人身专属性的权能属性将要试程序作为这种资格的转移前提条件，也即需要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与教育机构通过签订教育合同时就监护权利部分作出明确的约定，否则监护权不会因为未成年学生到教育机构学习，或者其他事由的出现而必然的转移到教育机构一方。同样，监护职责的移转也不会因为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父母之间行成的教育合同而当然的由父母一方转移到教育机构一方。委托监护关系说之所以不成立也是因为需要明确约定作为前置条件。一言以蔽之，无论是监护权、监护职责的转移还是委托监护关系的行成都以约定的存在为前提。德国、法国、日本也都采用了监护权及监护职责转移约定为要试，因此监护关系学说整体上缺乏法律依据和法理支撑，其合理性较低。

结语

综上，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是教育合同的关系，以及教育合同附属的行政管理关系。未成年学生与教育机构之间的这种合同关系从主体上看身份是平等的，从内容上看除了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外，合同内容的其他部分多是由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家长通过意思自治而确定的私权内容，因而这种合的性质更偏向民事合同而非行政性质的合同，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保护职能虽然有行政管理的味道，但这种管理保护职能出发点是为了更好的履行教育合同的义务，具有从属性，因而并没有独立的目的。

〔参 考 文 献〕

〔1〕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49.

〔2〕劳凯声.中小学生伤害事故及责任归结问题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02）.

〔3〕劳凯声，陈希.《侵权责任法》与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保护职责〔J〕.教育研究，2010，（09）.

第2篇：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

大学生受教育权是指已经与高校建立起法律关系的学生所享有的受教育的权利，包括要求国家提供受教育机会和条件的权利，有权使用高校各种教育资源的权利。所谓法律关系是指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问的权利义务关系¨J，主要由主体、内容和客体三大要素构成。大学生受教育权在实现的过程中，主体问结成了具有不同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各种社会关系，而其中被《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调整的那部分社会关系就是大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律关系。根据法律关系产生的根据、执行职能、内容、主体地位等，又可分为不同种类。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是基于公民(包含大学生)的合法行为而产生，主要是调整性的法律关系。其主体包括大学生及其他公民个体、单位组织(主要是高校)、国家(主要是政府职能部门)之问的权利义务关系，他们之间存在地位差别，形成纵向法律关系和平向法律关系。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主体较多且权利义务不一致，因而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是多向法律关系，包括大学生与其他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大学生与单位组织之间的关系、大学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大学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第一性的。根据调整的法律来看，受宪法以及其他教育性法律法规调整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包括宪法层次、行政法层次、民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由此看出，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就是在以宪法为核心、具体的教育性法律为主体、其他相关的教育性法律规范为补充而构成的教育法律体系对大学生受教育权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形成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体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包含着不同层次的法律关系。可以说，大学生受教育权既是宪法层次的受教育权，也是行政法和民法层次的受教育权。基于不同层次，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内涵不一样，其权利和义务主体不一样，其受保护的方式也就不一样。

二、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分析

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可以说是多重法律关系的综合体。根据法律所属部门确立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有利于对大学生受教育权性质和内容的把握。

(一)宪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

在人类发展史上，公民受教育权首先不是以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基本权利)形式出现的，而是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出现的，真正的宪法层次的受教育权是20世纪后期的产物。公民受教育权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出现，最早出现在《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高等教育应当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等。随后，各国将一般法律层次的受教育权纷纷写进宪法，上升到宪法层次，中国也不例外。如《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可以看出，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有受教育权利，一方面体现为公民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如非义务教育阶段享有受教育权需缴纳相应的费用；另一方面体现为国家的义务，如国家有义务举办各类学校，提供各种教育设施和条件，鼓励社会组织兴办学校，解决在教育领域发生的各种纠纷等。公民受教育权利，应该以国家义务为主，只有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角度思考公民受教育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其充分实现。虽然我国大学生受教育权没有在宪法条文中直接体现，但是《宪法》对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理应包含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只是主体在履行义务的量上存在差别而已，如在国家承担教育的成本上，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成本由国家和公民个人分担。如果从法律关系性质上加以区分的话，宪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是宪法所规定的对受教育权保护的调整性法律关系；大学生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实质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在地位上不平等，是隶属性法律关系；宪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不依赖于其他法律关系，居于支配地位，是第一性的法律关系。所以宪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具有基本性、根本性的特点，对其他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具有决定和制约作用。

(二)行政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

行政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是在教育行政法律调整大学生受教育权的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包括大学生与国家教育行政机关、高等学校之间、法律法规授权教育性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大学生所享有的受教育权利表现为：有权要求义务主体如行政机关、高等学校、其他社会组织提供教育条件、设施和服务；有权要求其义务主体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其受教育权实现。行政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主要就是大学生与国家教育行政机关、与高等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法律法规授权的教育性社会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般不会对大学生的受教育权产生直接或本质的影响。根据我国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是具体管理高等教育事业的主体。《教育法》第l4条规定，“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法》第13、14条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享有受教育权，有权要求行政机关提供各种条件和采取各种措施予以保障。保障的主体包括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具体而言，就是由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在各自职权、责任范围内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行政命令，采取行政措施，举办各类高等学校，保护其他社会组织举办高等学校的自，裁判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各种纠纷等。同时，此类法律关系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律关系主体的意思表示。一方面是大学生的表示行为，由报考行为和报到注册两部分行为组成。大学生高考录取前的报考行为和录取后的报到注册行为都取决于本人自由真实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是教育机构的意思表示行为，由公布信息、招生、注册等部分组成。教育机构的这些行为必须是普遍和公认的。一旦两个方面发生作用，行政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就已形成。高等学校不属于国家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主体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我国《高等教育法》第41条，《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3条都对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权的实施做了具体规定。由此可以判断，高等学校在对学生实施学籍管理和处分等行为是由法律、法规授权或者是由行政规章确认的，所以高等学校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行使的是行政权力或公共管理权力。大学生与高等学校之间是一种特殊行政法律关系，适用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高等学校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和行政机关的具体安排为大学生提供具体的教育管理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大学生受教育权实现的具体保障者。只要大学生行为符合招生、报到、注册等规定条件，就与高等学校之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大学生可以享受高等学校提供的各种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有权要求得到恰当的教育和公正评价等。

(三)民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

大学生受教育权也表现为民法层次的权利，他有权要求有关组织和个人协助其享受受教育权。我国《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民办教育促进法》第5条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因而，民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主要包括：大学生与公立高等学校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与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和与其他个人(组织)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在大学生与公立高等学校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中，法律关系的主体由大学生和公立高等学校组成；客体由教育和服务费用组成；内容包括高等学校提供教育条件和服务的义务，以及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交付服务费用的义务。在大学生与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中，法律关系的主体由大学生和民办高等学校组成；客体由教育和学费组成；内容包括民办高等学校的教育义务、获得学费的权利、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交付学费的义务。大学生与其他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主体是其他组织和个人，如大学生的监护人(组织)、人(组织)等；客体是享受受教育权利的行为；内容包括保证大学生受教育权不被侵犯、不被剥夺，积极为大学生受教育权实现提供力所能及的各种条件。民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关系都产生于法律关系主体的意思表示，而且这种意思表示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受国家规制。民法层次的受教育权法律关系在内容上与前两种受教育权法律关系相比，其内容不仅是服务有偿，而且也是等价的。因而国家没有当然的义务保证民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当然鉴于社会发展、教育公平，国家也会帮助大学生民法层次的受教育权实现。这种性质的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现有赖于收取学费、服务费用和高等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等。

三、大学生受教育权法律责任及保护途径

根据破坏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所属部门法的不同，可以将大学生受教育权缺损的法律责任分为三类：违宪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基于不同的法律责任可以采取不同的法律保护方法保障大学生受教育权充分实现。违宪责任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责任，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的言论或行为违背宪法的原则、精神和具体内容而必须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违宪通常是指有关侵犯宪法层次的大学生受教育权，应该是一种直接违宪行为，即国家机关制定的某种法律、法规和规章违反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侵犯了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因此，宪法层次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主要是要求国家立法机关根据《宪法》制定保障其权利。首先，应当根据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制定保障大学生受教育权充分实现所需要的法律，如鼓励社会各种力量举办各类高等学校的法律、加大教育投入的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法律等。其次，应当根据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内容层次，制定不同的保障性法律，如学校采取强制退学等剥夺大学生受教育权的行为，应当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即由立法者以法律规定；对于一般的间接影响大学生受教育权的行为，法律法规可以授权行政机关或学校制定更加细致、更切合实际的规定。第三，应当根据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实质和形式，制定相关法律，如除了保障大学生实体权利之外，还应该针对大学生受教育权的救济做出相应规定。既要注重实体立法，又要注重程序立法。当前我国大学生受教育权缺损救济，只在教育部颁布的效力较低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有规定，应该提高其地位。最后，高等学校应根据大学生受教育权的具体内容，在遵循上位法要求的情况下完善规章制度和实施细则。

第3篇：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运用法律的观点分析了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定位，并且就此问题提出了几点思考，以期能够为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供帮助。

随着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随之出现；高等学校的教育管理权与学生的个人利益之间发生了碰撞，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的必要性。从法律的观点出发分析高等学校和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以保证高等学校正常的运行秩序和学生良好的成长环境，是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有关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诸学说

1.关于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代表理论有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和宪法论。

（1）特别权力关系学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最初来源于德意志中古时期领主与家臣之间的关系，后来德国学者发展了此理论。特别权力关系指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紧密的关系，这种学说运用于高等学校的教育领域，其实质是：高等学校按照教育法律法规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是以公法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高等学校按照国家赋予的权力和职能，向学生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并进行教育管理，而学生对此种管理则负有服从和容忍的义务。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就叫做特别权力关系，它在本质上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体现了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对教育实施直接控制的教育理念，它强调学生对所在学校也就是对国家的高度服从关系。自二战以后世界各国逐步形成保障国民受教育权利的教育理念，在高等学校管理中逐渐主张强调对于学生基本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限制国家对于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因此这一学说逐渐受到德国及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学者的批判。

（2）宪法论。依据宪法论，公立的高等院校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政府机构的一类，那么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应当适用宪法规定的给予公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学生作为公民，他们的基本权益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论的实质是：高等学校在处理和处分学生时，应当保证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得以实现。如果要剥夺这些基本权利，则必须履行法定的正当程序，而一旦未经过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些基本权利受到了侵害的学生就可以诉诸法律寻求救济与保护。比如在美国，《美国联邦宪法》在修正案中就提供了特定的程序用以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保护而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侵害，这些特定的程序当然也适用于州立大学和学院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2.关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代表学说

（1）契约关系学说。按照前述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脱离法制的乐园。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契约关系学说应运而生。此理论认为，高等教育关系应当完全脱离强制的权力作用和影响，应当完全摆脱行政法律关系而成为民法上平等的契约关系。高等学校与学生双方的法律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双方按照各自的目的缔结教育合同。“教师（代表学校）与学生不仅仅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而且是一种消费与被消费的合同关系”，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是契约（合同），双方通过契约来确定彼此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2）自治关系学说。欧洲大学自中世纪开始就有自治的传统，高校几乎不受政府的控制和指导。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的地位类似于行业协会，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其内部纠纷大都在自治的框架下予以解决。自治关系学说认为：高校的师生不仅是一个抽象的知识共同体，更是在观念、职业、社会地位和信誉等各方面综合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因此，大学生们动辄就把母校起诉到法院，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一种伤害。学生与其学校之间的纠纷应当“笔墨官司笔墨打”，也就是在大学内部通过申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而不应当轻易诉诸法院。世俗权力对大学内部裁判权的容纳，也是对大学理想的一种尊重。

综上所述，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着传统的特别权力学说，其他学说都是在其基础上对其进行发展和修正所产生的，这些发展和修正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过多的直接干预，弱化高等教育的公权力色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教育更新发展和教育实践的要求。

二、我国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制度随着《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而基本确立，并且逐步得以完善。但是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立法上并没有任何具体明确的结论和规定，从而使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立法上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从现实情况看，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对于我国教育司法制度的影响很深，学校与学生二者的关系比较符合特别权力关系学说，高等学校对于学生偏重于管理和约束，而对于其权益的保障和救济方面相对则比较薄弱。虽然如此，这一学说又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学生关系的现实。笔者认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为公法与私法的混合，行政法、合同法与团体自治法的交织，因而带有相当的复杂性。具体来讲，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统一而论。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事项虽然很多，但是事实上可以区分为国家干预和不干预两个大的方面。相应地，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应当区别对待，分别认定：国家干预的领域具有公权力的色彩，因此这个领域内的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而在国家不予干预的领域，则为高校自治和契约自由留下了空间。

具体来讲，我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从性质上可分为如下三类。

1.行政法律关系

笔者认为，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首先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在涉及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的生存和工作这样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事项，如学籍的得失、学位的授予等，应该由法律进行解释和规定。也就是说，高等学校对于其学生的学籍、学历和学位等方面事项的管理权力应当得到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才能行使，高校应当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代表国家或者说接受国家的委托从事这些事项的管理活动。

这种行政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它是一种纵向关系，强调管理与服从的关系。高等学校属于行政法中规定的“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从事上述事项的活动时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其管理活动涉及到“公权力”的运用。如《教育法》第28条规定的招生权，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颁发学业证书权等，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和强制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也有类似规定。北京大学学生刘燕文为获得博士学位将母校告上法院，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状告母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两个司法案件，在司法实践上确立了高等学校从事学籍管理活动的行政行为性质。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立法中，体现了国家对学校管理权力的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鲜明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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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自治的关系

高等学校对其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这既反映了大学古老的传统和理想，同时也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制定学校章程，明确地赋予高等学校对某些内部事项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力，能够有效提升高等学校的活力与竞争力。如我国《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进行自主管理，对于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在一些对于学生的基本权益影响不大的方面，如住宿管理等，可以允许高等学校进行自行管理。这些权力与学生有密切的联系，也是高等学校教育自由和管理自主的表现。当然，我国高校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自主管理的权力与传统的大学自治还有一定的距离。传统的大学自治意味着大学是一个保障它的教师和学生免受世俗权力迫害的自治性质的团体，而且它首先是一个学生的而非教师的法律上的社团。而我国高校的自主管理权则主要指的是高校相对于国家和政府而言所享有的管理自主权力，其基本缺陷是作为学生而言，他们的基本利益可能会得不到适当方式的表达，这也是近年来频繁出现高校学生对母校诉讼案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3.具有服务合同性质的民事法律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逐步提高了学费在学生教育培养成本中的比率，逐步扩大了家庭在学生教育成本中分担的份额，同时，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公立大学民营化等办学模式的涌现，表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已经逐步建立起平等、双向、自愿的教育合同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关系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民事领域的法律关系，在法理上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其基本表现是：作为合同其中一方的学生自费上学，自己花钱投资于教育，购买教育服务，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满意度来选择学校和教育内容，甚至选择某位教师；与之相对应的是，合同的另外一方——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教育费用，有义务按照国家的教育标准和自己对学习者的承诺来提供合格的教育服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为这种教育合同关系提供了相应的法律依据。如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在与其他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形成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另外，根据《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合理界定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思考和建议

合理定位我国高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既是完善高等教育立法的基本前提，又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重要环节。解决这个问题，既应体现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同时又应以我国目前实际作为基础；既要着力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和矛盾，同时又要照顾到我国高等教育长远的发展问题，做到在立法上不断完善，以改变立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现实状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定位。

1.正确区别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合理定位不同种类法律关系

在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于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现实状况，厘清了复杂的校生关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应当特别注意防止混淆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关系两种关系之间的界限。如上分析，高等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平等的民事合同法律关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校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并不是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实际上，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部分应当是直接与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以及与学生的受教育权相联系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而对后者在性质上的认定应当构成对双方法律关系认定的主要部分。

2.在立法上完善学校与学生之间教育管理关系的性质认定

教育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特征，从其本质上来讲应当属于行政权力，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学校对于学生来讲具有较高的、居于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它又不同于一般的行政管理权，而应属于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笔者认为，教育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这就决定了学校在实施这种教育管理行为时，不可能像一般行政权力那样完全运用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也不应当把学校所从事的全部教育管理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某些校生纠纷不应当诉诸法律，而应当通过学校内部的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例如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就认为，学校在对于学生自身的物品进行搜查时，“只是合理的怀疑，只要是搜查的范围当时的情景相匹配，只要搜查的行为相对于学生的年龄性别和违规性质，不具有过度的进攻性，这种管理行为就是不侵犯学生隐私权的，没有破坏学生对隐私的合理预期”。此外，在美国法律中，在一般刑事案件中普遍适用的搜查前出示搜查令的程序性做法在学校内部范围内也是不适用的，这些规定使学校对于学生的具体管理行为可以更具有弹性。

当然，考虑到学生的正当权益，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活动过程中并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注意防止因为采取教育管理活动不当而给学生的合法权利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学校在处理学生权利与学校利益的矛盾事件中，应做到公开、公正、合法，避免不当行为特别是不合理搜查、侮辱、体罚等行为，还应给予学生知情、异议和申诉的权利。这样，把教育管理活动关系定性为行政管理关系不但不会侵害学生的合法权利，反而更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当校生双方发生法律纠纷时，学生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来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和其他基本权益，而行政诉讼法中的诉讼原则、证据规则等与民事诉讼相比，能为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学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一法律关系在名称上仍应称其为教育管理关系更为适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清晰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并逐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制度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合理定位这一关系是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和实现高等教育理念不断更新、推动教育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举措。

四、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仅仅是我国目前高等学校与其学生双方主体之间法律关系中的一部分，在我国教育法制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急需明确界定和完善运作规范，立法相对于司法实践的滞后情况还需要随着立法的深入而逐步改善。

参考文献

[1]郭玉松，张爱芳.大学生权益意识与高校学生工作探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2).

[2]蔡国春.试论高等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2，(5).

第4篇：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地位和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关系总的可以分为教育民事关系和教育行政关系，现实中出现的许多涉及教育的矛盾和纠纷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找到合适地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的解决和政府在教育领域内的角色转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推翻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因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管理上应当体现更多的自由，使教师和学校能够真正处于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使之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第5篇：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

论文关键词：警察教育法学；研究范围；学科性质；学科地位

警察教育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在我国警察学体系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对警察教育法学研究任务、研究范围与学科性质等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巩固和提高其学科地位不仅是警察教育法学研究工作的当务之急，而且关系着该学科能否以其成果指导实践且得到发展的关键问题。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探究，以期为构建完善的警察教育法学理论体系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任务

警察教育法学通过对警察教育法律现象的研究，揭示警察教育法律规律，形成警察教育法律理论，以指导警察教育法律实践活动。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任务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研究警察教育法律现象

警察教育法律现象是指警察教育法在产生、发展、实施过程中的存在形式和相互关系以及在警察教育活动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等。作为警察教育法律实践的表现物，警察教育法学所研究的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具体表现在警察教育法律意识、警察教育法律关系、警察教育法律规范等方面。现实警察教育中存在的警察教育法律问题是警察教育法律现象的具体化，而教育法律问题的解决则是警察教育法律作用的体现。

2.探讨警察教育法律规律

警察教育法与其他法一样，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必须遵循警察教育规律的客观要求。警察教育法律规律作为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同其他社会现象以及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内在的、必然的、本质性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必然趋势。警察教育规律是警察教育法制定的客观基础，警察教育法是警察教育规律的法定化体现。值得一提的是，警察教育法律虽然是警察教育规律的法定化体现，但绝不意味着可以用警察教育法律来替代警察教育法律规律，警察教育法律对警察教育法律规律的体现是有限的，两者对教育的规范特点以及对教育作用的方式等的阐述是不同的。

3.建构警察教育法律理论

作为警察教育客观规律法定化了的行为规范，警察教育法学就是在研究警察教育法律现象、探讨警察教育法律规律的基础上，对警察法律教育现象及警察教育法律规律进行抽象概括，形成警察教育法律理论。理论在本质上是超越具体事实和经验的，警察教育法律理论在内容上是以浓缩的形式来阐述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和规律的。它不是对警察教育法律事实和现象的直接复制，而是间接地抽象反映。

4.指导警察教育法律实践

任何理论的目的都是与现实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其存在与发展最终要看它是否能够指导人们解决现实问题和未来问题。警察教育法律理论也不例外。警察教育法律理论是对警察教育法律现象进行解释与推理的重要工具。如果警察教育法律理论不能指导人们解决警察教育法律问题，这种理论就不能称之为有效理论。

二、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范围

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范围，也就是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内容，是指组成警察教育法学体系中各项基本知识的总和，是对研究任务的展开和具体化。具体而言，警察教育法学研究范围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1.警察教育法的基本原理

警察教育法的基本原理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法学、警察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以警察教育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警察教育法的本质特征与地位作用、警察教育法的基本原则、警察教育法的渊源以及警察教育法的体系等为内容的基本知识体系。

2.警察教育法的基本主体

警察教育法的基本主体，即警察教育法律关系的参与者。警察教育法学基本主体主要研究的是：警察教育行政机关的主体地位、职权、责任及与警察院校的关系，警察院校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及其内部管理体制，警察院校教师的法律地位、权利与义务、资格与任用、培养与考核、法律责任，警察院校学生等警察教育法律主体的地位、权利与义务等等。

3.警察教育法的运行研究

警察教育法的运行研究包括：警察教育法的制定，即警察教育立法的主体、立法的体制、立法的原则、立法的体系、立法的权限、立法的程序与立法的技术等；警察教育法的实施，即警察教育法的遵守、警察教育法的执行、警察教育法的适用等；警察教育法的监督，即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的教育法律监督与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等社会力量的教育法律监督等；警察教育法的救济，即警察教育行政申诉、警察教育行政复议与警察教育行政诉讼等。4.警察教育法学的基础理论

警察教育法学要巩固其独立的学科地位，必须加强自身的基础理论研究。警察教育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警察教育法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对象、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警察教育法学的研究任务与研究范围、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特点与学科性质、警察教育法学的产生和发展、警察教育法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体系与学科地位等方面的内容。

三、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性质

学科性质是在学科的基础上，对其本质特征和基本形态的界定。明确警察教育法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学科性质，有利于其学科研究方向的开拓与学科地位的确立。

1.警察教育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

警察教育法学来源于警察教育法制实践，是对警察教育法制实践经验的升华并可用于指导警察教育法制实践。警察教育法学要研究警察教育法的制定、实施、教育权利与义务等实际应用问题，对警察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警察教育法学的最大特点是直接应用于实践活动，指导警察教育法制实践。

2.警察教育法学是警察学的分支学科

警察教育法学作为研究警察教育法律现象、探讨警察教育法律规律、构建警察教育法律理论、指导警察教育法律实践的学科，以其独特的研究视野，独立的研究领域跻身于科学体系之中。警察学是研究警察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警察教育法学是研究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及其规律的，从而决定了警察教育法学从属于警察学的根本属性。因此，警察教育法学理所当然是警察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学科。

3.警察教育法学是一门交叉的边缘学科

边缘学科是指一门学科同另一门学科或另几门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的学科。警察教育法学既是法学符合时代要求的客观需要，又是警察学学科发展的逻辑延伸，同时还是教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警察教育法学源自警察学又是对警察学的发展，源自教育学又不等于教育学，源自法学又区别于法学。警察教育法学一方面把警察法律现象列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运用法学与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因此，警察教育法学是由警察学、法学与教育学交叉整合而形成的边缘学科。

四、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地位

一门学科只有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特有的概念与范畴、独立的理论体系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才能真正被称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依据这一标准，首先，警察教育法学已经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警察教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其次，我国已经初步构建了警察教育法学学科体系；最后，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警察教育迫切需要警察教育法律理论的指导。因此，警察教育法学已经具备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要件，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定位警察教育法学的学科地位。

我国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1998年颁布）中没有警察教育法学这一学科；而且，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2008颁布）中其连一个二级学科（学科、专业）都不是。这是与警察教育法学在实际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对称的。从上述对警察教育法学研究任务与研究范围的分析来看，警察教育法学属于一门应用科学；从其学科性质分析，警察教育法学属于警察学的分支学科。随着我国警察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警察教育法学独立成为警察学的分支学科，已成为我国警察学得以继续发展和繁荣的迫切需要。因此，笔者认为，虽然目前警察教育法学尚处于初创阶段，但警察教育法学可位于公安（警察）学之下，列入三级学科。

第6篇：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64-02

一、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

法律职业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法律职业道德素养的形成是伴随着接受法律教育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不是单纯的让学生背诵法官、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而是要揭示出法律职业的行业特点与法律职业道德行为之间的关联，把法律职业道德的思想融入学生的脑海中，使学生真正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并形成内在的道德确信，才有可能在将来的职业过程中基于内心的确信而表现出职业道德的自觉性。因此，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相比法律知识和技能教育，在师生关系、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均有所不同。

主体间性强调关系双方是双主体，均具有主体性，是一种消解主客体对立和主体中心的新主体性哲学。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主张师生之间在平等、友爱的交流与互动中，在贴近生活和感受法律道德的交往实践中，共同体验法律职业道德的真谛，实现理论的升华。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强调师生关系从单向走向双向交互，强调教育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走向“以人为本”；强调教育方法从灌输走向对话；强调教育内容从理论走向实践。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具有交互性、平等性、和谐性与共识性，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交往活动，双方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形成对法律职业道德所达成的相互理解，形成师生间的共同认识、共同价值和共同理想[1]。

二、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师生关系从单向走向双向交互

我国的法学教育，大多延续了传统主体哲学“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下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师生关系范式主要采取教师单主体式。在教师与学生的交往中，教师从总体上来说是控制大局的人，教师与学生的交往更多的是控制与被控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学生对教师要绝对服从、遵从师教，无主体性可言。这种师生关系导致在教育实践中，一些教师把学生当成了被动接受法律职业道德知识和影响的对象，把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当作“主体――客体”关系来对待，道德教育过程等同于训练和控制过程[2]。这种教师单主体的教育模式容易扼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上，更不利于达到入耳入心的教育效果。

另一种教育模式，是学生单主体范式。它是作为“教师中心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尖锐地批判教师中心论无视学生的尊严与自由的做法，认为其形成的是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师生关系，并鲜明提出学生是中心，教育的措施是围绕学生而组织，把老师当作学生建构的“工具”[3]。“学生中心论”单纯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略了教师的引导作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崇尚物理利益，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物质利益面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学生的思想难免受到外界不良思潮的影响和左右，这时教师的引领和导航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单纯地强调学生的中心和主体地位是片面的。而且，这种以学生为单方主体的职业道德教育理念，强调学生的自我建构，实际上学生并未真正取得主体地位，因为学生这种主体地位无法避免教师的干预和引导的，因而也就无法真正成为法律道德教育的单一主角。

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强调双主体，教师和学生都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的主体，教学资源作为教育中介，是他们共同的客体。这种模式下，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无条件的平等关系，双方相互尊重、共同学习，教师走进学生的内心实现法律职业道德知识的培养。由于师生之间是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师生在共同探讨和学习法律职业道德理念的时候会出现情感的交流、拉近彼此感情的距离，产生感情的共鸣和认同，这种共鸣和认同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的态度，使法律职业道德理念真正地深入学生的内心。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自身的素质和道德修养也得到提升，这样实现双方共同的进步，也达到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

三、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目标从以知识为本转向以人为本

传统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看重对学生知识的培养，把道德规范化为知识点要求学生进行记忆和背诵。随着对学生能力和素质要求的提高，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也提升了对学生能力的考核，在考核中，将职业道德化为能力考核应用题，判断学生是否选择正确且应对自如。不论是传统法律道德教育还是加强对能力的考核都忽视了人的感情和意志在法律职业道德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仅仅单纯地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忽视了法律道德是作用于人才能真正起作用的，没有加强对学生内心的理解和确认，因此都是一种以“知识”为本的道德教育[4]。

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宗旨倡导一种以“人”为本的职业道德教育，强调法律道德教育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掌握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道德规范知识的过程，更是一个学生的心灵生成与成长的过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一种针对学生心灵的教育，确认和培养其法律职业道德自觉性是教育的目标和宗旨。与形成法律人的道德品性相比，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是居于次要位置的，“人”才是这场教育中的主体和达成目标的首要方向。了解学生的感情和意志、激发学生对法律职业道德的认同、使学生在教育过程中通过与教师和同学思想的碰撞与交流实现心灵的成长，这是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要实现的教育目标。

四、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方法从输入走向对话

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与其他法学课程一样，大多保持单方面说教、正面灌输的教学方法，结果是教师在讲台上大谈道德理论，可学生在下面却各行其是，久而久之形成了教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听的尴尬局面。教师和学生之间缺乏交流，他们只注重法律职业道德知识的传授或者道德理性的训练，忽视了思想的交互。教师和学生者之间缺乏感情的传递，也造成了彼此并不关心对方讲授多少和接受多少。从理论上看，道德教育想要深入学生的内心、让学生在情感或态度上认同，就必须使学生有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接触实践以获得切身感受。因此，在法律教学传统之上找寻、建立有效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教学方法体系更为关键，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其必须寻求一种不同于法律知识和技能培养的传统的教学方法，要为学生提供情感体验的体会，并内化为自身的道德认知，将来才能使学生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的推动力，并最终促进学生法律职业道德自觉性。

主体间性道德教育所体现出的是平等对话的方式。所谓的“对话”，是指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平等的立场上，通过言谈和倾听而进行双向沟通。在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一样都是学习者，是一个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相互提出问题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通过对话，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学生不再与教师有距离感，也愿意向教师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通过对话，教师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可以更好了解学生，可以根据学生的内心需要和职业道德认知水平选择最合适的教育资源与学生共享；学生在与教师平等对话的中，也会主动参与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并与教师积极的讨论，在共同的思想交锋中，也实现了教师的进步和理论的升华。主体间性道德教育的对话式教学方法，实现了教师与学生的共同进步。

五、主体间性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从理论走向现实

现行的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并没有与实践紧密结合，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以所依托的法学基本知识为载体，把需掌握的道德内容知识点化，并划入不同的学科，以寻求知识体系化和学科的支持；学生也通常把法律职业道德概念、特点、当事人的职责、法律责任等道德准则和规范作为知识点进行背诵和记忆，但当考试结束后，往往深入内心的不多。二是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大多是法官、检察官道德行为规范的内容，这些规范性条文往往漠视学生现实的学习及生活状况，甚至是对真实的职业道德生活全貌的肢解和疏离。

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要创建贴近生活、更符合切身感受的课堂，要改变单纯重视知识的积累与考核，改变忽视对学生作为“人的个体”心灵的培育，要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法律职业道德的大部分内容与律师与当事人、证人，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及案件参加人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大量的职业道德规范通过法律职业者亲身参与公诉、审判、辩护、会见当事人等法律案件而形成，不像在其他实体法领域更强调法学知识和技能的掌握。[5]这就要求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具有高度的职业敏感性，关注各种媒体，包括关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集中播报和关注的与法律职业道德有关的重要新闻，关注司法体制改革，通过大量的正面先进人物的事迹和反面案例尤其是近期国家反对和打击的丑恶行径，提升学生切身体会和感受的能力，在充满实践氛围的课堂中，体验崇高法律职业道德人生的意义。

六、结论

主体间性法律道德教育是师生主体在充满生活气息的交往互动中探寻道德共识的过程。将主体间性引入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法律道德教育的内涵，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新时期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者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参考文献：

[1]蒙冰峰，廉永杰.主体性到主体间性：道德人格教育的应然转向[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7）.

[2]吴岳军.论主体间性哲学视域下的德育师生关系范式[J].教育学术月刊，2011（2）.

[3]顾红萍.主体间性道德教育及其模式的建构[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第7篇：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主体；法律权利与义务

作者简介：刘利（1981-），女，重庆合川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学；孙玉中（1977-），男，山东沂南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法。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存在的法律问题及解决措施研究”（课题编号：2014-GX-058），主持人：孙玉中。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31-0065-05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要模式，是促进职业院校与企业行业无缝对接的桥梁，国家和职业院校皆把校企合作作为促进职教发展的抓手。但我国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关系在理论及实践领域还存在诸多争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各方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也分散凌乱，阻碍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背景下，梳理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是推进职业教育法治化的应有之义。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政府、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以及学生之间发生的、围绕着职业人才培养的系统法律行为。确定校企合作主体的法律权利与义务，需要按照必要的法理梳理法律关系，查询真实有效的法律条文，明确界定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

一、法治范式下的校企合作规定及其主体

不同语境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涵义不同，在法治视阈下剖析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应当系统考证当前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职业教育领域中对校企合作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实践不同，从法律视角审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可以发现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ζ涔娣叮现存的立法内容主要体现在《职业教育法》、国务院以及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规章以及政策文件中。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校企合作的规定

我国《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它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校企合作，但在19条规定了国家企事业单位参与教育事业的义务。《教育法》在第20条、47条规定了职业教育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鼓励企事业组织参与到学校的建设与管理中来，应当说这也是校企合作的内容之一。《职业教育法》是我国专门针对职业教育的最高层级的法律，该法认为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规定了国家各级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该法在条文中规定了校企合作内容，要求企业不仅对所属员工实施各类职业培训提升工作技能，还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进行联合办学；要求职业院校在实施职业教育中要注重产教结合，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与合作，甚至规定职业院校为了培养符合行业、企业需求的人才可以举办与职业教育有关的企业。尽管如此，校企合作内容规定仍然笼统模糊，具体权利与义务没有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47条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校企合作的责任，指明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应当加强产教合作，这也是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主体和内容的规定。

（二）国家政策对校企合作的规定

我国国家政策不仅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概念，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且提出应当在法律层面规范校企合作。在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当依靠企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应当通过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而实现。2006年《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文件中，强调校企合作应当建立在校企共赢的基础之上。2010年我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开辟专章论述校企合作，并明确提出制定校企合作办学法规。由此可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已经被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予以保障。

（三）地方性法规及规章对校企合作的规定

不断加强和深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地方政府及职业院校在推进职业教育实践中面临的最重要课题。如何激发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是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关键。“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深受缺乏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之困的地方政府最深刻地感受到了校企合作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第一部地方性校企合作法规是2008年由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之后，此类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规范性行政公文纷纷出台，比如河南省、广西省、江西省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重庆市、深圳市、苏州市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意见”等等。

（四）校企合作主体

通过总结归纳国家法律、国家政策以及地方规范性文件等内容，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事关职业教育的关键内容，它不仅仅是狭义上的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合作，而是由职业教育本质特征决定的从宏观到微观的职业教育模式，没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往往会脱离当前企业行业需求的实际，丧失职业教育的目的，偏离职业教育目标。在我国当前“大政府治理社会”背景下，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需要来自政府的规范性引导和具体资金政策支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能使职业院校长期处于“剃头挑子一头热”局面，对专业知识进行应用及转化的行业、企业不仅仅只是消费人才，更应当把行业企业实践知识和经验反哺职业教育，积极参与校企合作，承担起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职业院校应当放弃校企合作的盲目热情和对企业不予以配合的指责，努力打造自身核心竞争力，能够让参与企业在合作中真正受益，从而激发企业更大的参与热情。在校企合作中，职教学生应当戮力躬行，恪守践行职业道德，切实提升能力。综上所述，可以从宏观层面把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主体大体归结为四类，一是政府，二是行业企业，三是职业院校，四是职业院校的学生。上述四个主体不能脱离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二、校企合作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校企合作法律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是教育法律法规在调整职业教育社会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校企合作主体之间的相互权利与义务关系。校企合作法律关系虽然也由校企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以及客体三要素构成，但因为校企合作法律关系主体具有多样性，他们之间教育活动属性各不相同，所以法律关系性质及其内容存在很大区别。

（一）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

按照《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高等学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可以与政府以平等身份发生民事法律关系。但作为教育行政法律关系的两个主体，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行政主体，职业院校是行政相对人，应当服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规定，职业院校作为行政相对人可以拥有教育事业管理参与权、违法行政排除请求权和行政介入权等相关权利。

但职业院校又不是一般的社主体，因为它从事的教育事业是国家教育的一部分，职业院校根据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具有参与教育事业的管理权，行使着具体的教育管理权力，比如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招收学生、管理师生、授予学历学位证书、对学生进行行政处罚等等，这些都是公权力，所以学校在国家授权范围内也具有行政主体地位。

（二）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

职业院校与企业其实属于不同性质的两个领域，也即教育与产业或者行业。职业教育跨越了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是一种职业跨职业与教育的活动，职业教育所强调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对跨界教育的最好诠释[1]。但是这两种不同的系统却因共同的目标或者利益而产生合作，这种共同的目标也即对双方能够实现共赢的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及应用等。职业院校与企业主要通过校企合作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而他们签订校企合作协议的前提是双方地位平等，意思表示真实，所以双方基于校企合作协议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职业院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根据各自在法律关系中地位的不同而分为民事法律关系和教育行政法律关系[2]。职业院校与学生之间可能会基于各自的人格利益而产生权利义务纠纷，也会基于宿舍床位租赁、书本代购、食堂食物买卖等等各种日常民事法律行为而产生民事法律关系。这类法律关系的特征之一就是双方主体都处于平等地位。所以根据《教育法》第42条和第81条的规定：“如果学校侵犯了学生的人身权、财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则学校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另外，职业院校按照法律规定从事职业教育行为，拥有招生权、学籍管理权、奖励和处分权以及颁发学业证书权等，而职业院校在从事此类行为时必须在法律的授权范围内，也即学校必须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内而不得越权行使此类权利，所以职业院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它的权力来源于国家的授权，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延伸。职业院校行使此类权利时，它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而学生则是被管理者，处于被动状态，是行政相对人，这种法律关系具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和强制性，属于行政法律关系。

（四）企业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们在此探讨的主要是牵涉到学生到合作企业中顶岗实习的情况，如果校企合作项目只是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技术研发、转让等事项，将不会牵涉到学生。如果职业院校学生到合作企业中顶岗实习，他们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将直接决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虽然学生与顶岗实习企业之间关系存在诸多观点，但是从法律角度确认的双方关系却是衡量双方权利与义务的标准。1995年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309号文）认为学生在业余时间的勤工俭学不属于就业，与企业之间不具有劳动关系性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也把顶岗实习的学生排除在劳动者之外，而认为学生顶岗实习是学生在校教育的一部分，只不过学校把教学的场所放在了企业，学生参加顶岗实习的目的则是为了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变为实践经验。所以他们仍然是学生身份，不能与企业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不具有劳动者身份，所以不应当享有劳动者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3]。

但是查阅2005年《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国家文件可以发现，这些政策都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进行职业人才培养作为其应当承担的一种法律义务。所以，校企合作企业接收学生顶岗实习应当是其与职业院校共同承担教育责任的义务，如果企业与顶岗实习学生基于平等民事主体地位发生法律行为，比如发生人身伤害事件，则双方之间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如果按照校企合作协议，职业院校把一部分教育管理行为委托给企业，企业也同意承担对顶岗实习学生的教育与管理义务，则职业院校与合作企业之间发生行政委托行为。虽然合作企业实际承担对顶岗实习学生的教育和管理行为，但是其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必须以职业院校的名义进行，并不发生职权职责、法律后果以及行政主体资格转移的效果。

三、法学实证分析中校企合作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一）法律层面

我国法律没有涉及到校企合作各方主体的明确权利和义务。但按照《宪法》19条规定，企业有权利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按照《教育法》第20条、第47条规定，政府具有发展保障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义务，所以从国家政策方面鼓励和支持职业教育是政府应尽义务；上述法律条款也同时规定了行业企业参与职业院校教学、科研、技术开发与推广以及参与学校建设和管理的权利，同时这也是企业行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义务。《职业教育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就业促进法》第47条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政府部门加强职业教育的义务，明确规定了职业院校加强校企合作的义务。

（二）国家政策层面

国家政策层面对于校企合作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变得比较具体。比如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规定了政府部门对职业教育进行规划、配置资源以及提供有力公共服务的义务；规定了教育部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职业教育的义务。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建立职业教育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指出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的途径及方式。《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规定了学校和企业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组织联系制度的义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在发展职业教育中，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行业要发挥指导作用，企业有积极参与合作的义务。

（三）地方法规及部门规章层面

由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没有出台，各地方立法机构、国家部委以及地方政府根据职业教育发展需求对校企合作各方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200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号）中规定了企业在校企合作参与中的税收优惠，在一定条件下企业可以被免征营业税、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针对企业接受学生实习情况，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6]107号），如果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扣除。2007年《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2007]42号）更是对这一优惠进行了细化。

2016年《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更加详细地规定了校企合作中学生实习的各方面权利义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鼓励企（事）业等单位接收职业院校学生实习的义务；要求教育行政部门统筹指导与监督管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工作。规定了职业院校在学生实习单位确定、实习管理、实习考核以及实习安全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规定了企业在实习管理、实习岗位设置、学生权利保障、顶岗实习报酬、实习指导以及纳税所得额扣除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学生参加顶岗实习、接受学校及企业管理与指导、劳动保障、责任保险与伤亡事故事项以及违约责任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较为完善地规范了校企合作中学生顶岗实习，经过实践和完善可上升为行政法规或者法律层面的法律文件。

在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方面，河南省、广西省、江西省、宁波市、重庆市、深圳市、苏州市等省市制定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意见”等。以2012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试行）》为例，它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指职业院校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人才培养与职工培训、科技创新与技术服务、资源共享与共同发展等方面开展的合作。”认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政府、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的共同责任。它分别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协会、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方面，规定企业有与“职业院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义务，企业甚至可以通过参股、入股等多种形式进行校企合作；要求企业接受教师实践；如果学生进行实习，企业应当给予适当报酬；鼓励企业向职业院校提供资助和捐赠；符合税收减免条件的，企业享受有关税收减免政策。

四、完善校企合作主体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建议

职业教育离不开校企合作，明确校企合作法律制度及各方主体权利与义务对职业教育发展十分重要。

（一）修订完善《职业教育法》，明_校企合作法律地位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需求。它没有明确规定校企合作的责任主体，也没有全面规定校企合作各方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以其在实践中操作难度较大。虽然当前该法已经在修订的路上，但需要加快进度。在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应当改变以往对校企合作的笼统概括性规定，明确校企合作制度的法律地位，有利于各级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院校以及职业院校学生对校企合作在法律层面的重视。

（二）制定专门的校企合作法，明确各方法律权利义务

依据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关于“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法规”精神，应当尽快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作为《职业教育法》的下位法或者由国务院制定校企合作行政法规。在此法律或法规中，应当详细规定政府、行业、企业、学校以及学生个人作为职业教育法律关系主体所承担的权利及义务，以及违反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否定性后果；为政府、行业、企业、学校设定明晰且易于考核的指标性义务规定并辅以奖励性相关措施，对于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地方政府、行业、企业提供各类形式的奖励、补助或者政策优惠；而对参与校企合作不力的政府、行业以及企业进行实质性的处罚。另外，校企合作推进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企业参与内生动力不足，所以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中应当特别注重对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双赢”性规定，且易于操作、易于实现，消除企业顾虑。

（三）健全顶岗实习生权益保障法律制度

职业教育要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理念，为职教生创造良好教育环境，只有充满关怀、公正和包容性的职业教育育人环境才能培育出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劳动者。通过调研发现，当前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生面临身份尴尬、权益受损而不能得到救济、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等诸多问题，所以应当从顶岗实习生身份、保险待遇等方面完善法律规定，保护顶岗实习生权利，促进校企合作良性进行。

（四）规范职业院校校企合作管理规定

校企合作水平高低以及效果好坏与职业院校本身关系重大。从法律层面明确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具体职责与义务十分必要，比如要明确规定职业院校在机构设置、资金投入、人员配备、保险购买、实习指导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切实维护职业院校自身以及实习生的法律权益，给职业院校搭建顺畅的校企合作通道，同时施加校企合作管理压力，提升校企合作在培育职业人才方面的作用，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参考文献：

[1]姜大源.职业教育立法的跨界思考：基于德国经验的反思[J].教育发展研究，2009（19）：32.

第8篇：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高校学生管理中高校与学生 法律 关系的内涵及特点,并依此提出了依法加强高校学生管理的具体措施。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 教育 是 发展 科学 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 现代 化建设iy具有先i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我国教育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更是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繁荣和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全民族思想适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高等教育而临着全方位的挑战，在法治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我们必须重视当前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上存在的法治意识缺位问题，积极探讨法治视野下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构建。

一、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依据

我国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依制定机关和法律效力的等级可划分为先法、教育基本法、单行教育法、教育行政法规、地方教育法规、教育行政规章等，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先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先法第19条关于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规定是我国教育立法的依据。教育基本法是依据先法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公布实施的调整教育内部、外部相勺_关系的基本法律准则，有人称之为“教育的先法”，即由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单行教育法主要是指依据先法和教育基本法，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并公布实施的调整某类教育或教育的某一方面的教育法规，如《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学位条例》等等。行政法规是指根据先法和法律授权，由国务院制定、批准的法规，如《学位条例祈行实施办法》、《高等教育管理职责祈行规定》等等。地方教育法规是指根据先法、法律和行政法规授权，由地方权力机关制定的只在其行政区域内有效的法规，如《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等等。行政规章是指根据先法、法律和国家行政法规的授权，由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试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 祈行实施办法》等等。我国高等学校依据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拥有对学生的管理权。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4条的规定，学生管理是指对学生入学到毕业在校阶段的管理，是对高校学生学习、生活、行为的规范，主要包括学生的学籍管理(入学与注册，成绩考核与记载办法，升级与留、降级，转系、转专业，转学、体学、停学、复学与退学，毕业)、课外活动管理(文娱 体育 、勤上检学、社会活动)、校园秩序管理、对学生的奖励与处分和对学生的安全管理等。

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不仅是教育界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法学界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同时也是防治高校与学生之间出现法律纠纷的前提。

1.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基本内涵

一是具有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学校(高校)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我国教育法中关于学生学籍管理的规定，以及学位管理条例中对高校学位授予权的规定等，都体现了这种性质。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高校代表国家或者说高校受国家的委托，对有关学生教育的事项进行管理。这种法律关系强调的是管理与服从，双方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一种纵向的行政管理关系。一是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高等教育是收费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生自费(国有公办高校学生部分自费)上学、自主择业，学校收取费用、提供服务。通过学费这一媒介，学校与学生之间具有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学生与学校的法律主体地位是平等的(或趋向平等的)，属于民法的调整范畴。当然，在现实的学生管理过程中，有时很难判定某一行为的性质。但是，从理论上讲，行政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一者是能够分清，也应该分清的，这对于确认学生管理的指份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从行政法律关系讲，高校必须依法行政;从民事法律关系讲，合同双方必须平等履行各自义务，特别是高等院校，不能逃避自身的基本义务。

2.高校与学生之间 法律 关系的特点

从高校是 教育 机构、学生是受教育者来看，高校与学生是教育者与受教育的关系，我国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于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都分别做出了规定;从高校是一种组织系统、学生是其组织成员的权利义务和地位区别来看，高校与学生又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即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一般由学校的章程和规则加以规范，法律规定学生应遵守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高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隶属型法律关系，即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是其主要特点。高校与学生的平权型法律关系，也不同于普通的民事关系，学生依然承担认可和服从学校管束的义务，高等学校有权依据自定规则限制甚至剥夺学生的权利，直至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法律地位。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普通的民事关系，也不是普通的行政关系，而是具有特别权力因素的公法关系。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高校作为履行特定职能的特定主体，依法有在其特定职能范围内自主判断、自定规章、自主管理的权力。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依法自主办学”和“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力。这种自主管理权，实际上是法律赋予学校的为保证其机构管理职能的实现而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处置的“自由裁量权”，是我国法律对于高校自主管理权的确认和维护，是法律对于高校作为一种公法人内部“特别权力关系”的确认和肯定。

二、建立高校法治学生管理模式的策略

随着依法治校步伐的加快，传统的大学生管理模式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坚持以人为本，加快高校法治学生管理模式建设，是履待解决的大事。

1.坚持“德法并蓄，宽严并济”的高校学生管理原则

德法并蓄，就是要实现德治和法治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统一。依法管理是学校保持稳定有序的基础和前提，但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却离不开德治的配合。依法加强学生管理，尤其是实施惩罚时，要以教化为前提，即教化在前、惩罚在后。新生入学时，应对新生进行必要的校规校纪教育，要让学生懂得哪此纪律需要遵守，违反要受到何种惩罚，做好这项工作无疑会大大减少学生违纪现象的发生。对受处罚的学生，应耐心细致地做好其思想 政治 上作，帮助他们寻找错误根源，鼓励他们自觉纠正错误。要通过对违纪学生的处理，进一步强化遵规守纪教育，真正达到惩一做百的效果。

2.不断完善学生管理制度

要搞好法治化学生管理必须建立和充实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以便形成权力法定、公开透明、制度统一、注重程序的大学生法治化管理体系。目前要做好以下儿件上作:一是请求上级有关部门做好教育立法，尽快出台目前高校大学生管理所急需的法律法规，以便指份学校“立法”;一是尽快整理现行的有关大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对有悖于上位法的或相互冲突、抵触的法律法规予以修正，对不符合现行学生管理实际的法律法规予以废止;三是搞好学校“立法”，学校应根据法律授权制定好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学校“立法”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必须遵循统一原则，即规章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不得与之相冲突，不得与先法相抵触;一是必须贯彻平等和公正原则，确保学生应有的法律权利和正当利益;三是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即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制定规章制度时要听取学生的意见，使规章制度 科学 化、合理化、有可操作性。

3.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逐步形成法治化育人环境

第9篇：法律与教育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关系；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0-0209-03

一、大学生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关系现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的基础，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南针，高校必须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保证，培养政治合格、道德高尚、专业优秀的合格公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国家和社会对高校教育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预设和规划。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涵盖了高校人文社科教育的全部，大致包括心理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等。其内容具有层次性、顺序性、交互性、综合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体系，会受到社会变革、教育环境、教育对象的制约。同时，它也是一个极具逻辑的结构系统，与受教育对象的综合素质、认同能力是相适应的。

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公民教育的重要前提和途径。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两者的关系存在着争议。

现实的情况是，在改革以前，法制教育基本上处于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控制下。在开放以后，法制教育才逐渐从形式上被重视起来。但依然处于道德教育之下的附属地位。

道德教育，因传统沿袭，中央和教育部一直都很重视，处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位置。法制教育的位置相对尴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法制教育的政策文件，无论是1985年，全国人大决议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展开普法通识教育；还是1987年，原国家教委明确将《法律基础》作为独立课程列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甚或是1995年，原国家教委单独就法制教育发文，要求加强学校法制教育；而最终于2005年教育部、又将《法律基础》和《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课程合二为一，终成《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至今。法制教育始终与道德教育如影随形，没有从本质上被重视起来，无论是从课程教学方面，还是从高校重视程度，以及在大学生生活实践中，均处在形式的重视中，雷声大，雨点小，法制教育的实效性较差，主要表现在：其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频发和大学生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其二，法制教育依附于道德教育，高校内部法制建设形式化，学生自主管理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大学生民主法制建设推进缓慢。其三，法制教育的课堂教学时间少，而且得不到保障，法制教育实践教学缺乏，常常流于形式。其四，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法制教育的平台建设，环境氛围的构建缺乏。其五，政府重视度存在，但行动乏力，社会、媒体关注和宣传力度不够，学术机构理论研究不足。

二、大学生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关系检析

道德和法律同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控制和调整人们行为关系的规范，二者的逻辑关系应是独立、并列的，但存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常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联系与差异也缘起于法律与道A的联系与区别。

（一）法律和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定公民权利和义务，是调整公民行为的社会规范。而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另一种形式，规制公民的义务，依赖于社会舆论实施，它是公民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和原则的总和。

法律与道德的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马克思认为，法律和道德都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受到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服务。二者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是一致的。其次，法律和道德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法律贯穿着道德精神，道德的诸多内容又是从法律中汲取的。道德通过对法律某些规定的公正性和公正程度的评价，促使法律的废、改、立，使其保持法律的伦理方向。法律则通过立法和司法，促使某些道德规范完善和发展，制约不道德行为。法律和道德的社会本质和服务方向是一致的，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培养和赞扬的行为。法律是道德的政治支柱，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石。

道德和法律的区别，道德是基于人性至善的观点而立德，法律是以人性之恶而戒行。从法理上讲，二者的区别存在五点。首先，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用成文的规范形式表达出来，按照程序实施的。而道德是以社会意志出现的，它的存在形式有多种，而表现形式是社会舆论。其次，违反的后果不同。违反道德通常受到的是社会舆论的批评、谴责，这种惩罚是不经过程序，直接实施的。而违法是要按程序处理的。所以道德调节具有灵活性、普适性，这是其优点，也是其缺点，道德制裁没有确定性。其三，二者调节人们的行为方式不同。法律是通过为人们确定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来调节公民之间的关系。而道德则是通过为公民指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义务而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则是以义务为本位的。其四，法律和道德调整的对象是公民有意识的行为。但法律主要调整的是公民做出的外在行为，道德则是要求公民的外部行为和内在动机都符合道德准则。其五，二者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同，法律的体系结构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制度系统，而道德体系结构则是个别的道德规范组织在一起，没有制度化。

（二）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联系和区别

大学生法制教育是法治模式下公民法制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其内涵是在国家主导模式下对公民的法律知识、法律观念、法制意识以及法治信仰的培育，法制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并引导其树立法律信仰的教育形式。大学生道德教育，是国家培育公民高尚的道德品质，形成道德习惯的教育形式。其内涵是对大学生有目的地实施道德影响活动，提高大学生道德觉悟和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培养道德品质，养成道德习惯。

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目的是相通的，都是为了培养人，塑造大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当代社会公民应该是全面发展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公民，法治公民和道德公民是核心价值观所要求的，也是高校和大学生所追求的目标 。但目的相通，并不意味着教育形式的相同，法律与道德本质的区别，注定了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相互独立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目标一致性，决定了二者相互联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行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所以，必须坚持一手抓法制，坚持以宪法为指导下的权利本位的法制教育，无论是法理信念、法治信仰，还是与生活联系紧密的部门法都要以有效方式给予宣传教育，使之深入人心，形成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意识；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注重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特别是优秀传统道德。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但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仅凭人的天性去行善往往是不可靠的，行为还需要借助法律规范来强制，进而进行教化。反之，只有法律的底限要求的不为，也很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道德的高层次为人的修养。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法制教育具有的普遍约束性和道德教育具有的层次性，要并行不悖，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应呈现出互动性与交叉性，在法制教育中体现道德精神，在道德教育中渗透法治元素，将二者的教育作用最大化。

其次，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异质性，决定了二者独立发展的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将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厘清，法制教育解决的大学生权利保障问题，认清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法律普遍性约束。道德教育解决的是大学生的修养问题，具有层次性差别。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不均衡，形不成教育平衡支点，对于道德教育重视，忽视了法制教育，重劝导轻约束，重自律轻他律，重扬善轻抑恶，其直接的后果是道德教育效果空泛。要改变这种状况，笔者以为，必须以法制教育的独立发展为前提，加强法制教育在思政教育中的分量。形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全员重视法制教育的氛围和环境，并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给予认真研究，以形成独立的教育科目。使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两个轮子走路，羽翼双飞，平均用力，形成合力，既避免道德教育的空泛又解决法制教育实效不足的问题。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德育教育的重视，削弱了法制教育的独特性和固有本质，使得法制教育缺失了超越的形而上的哲学思维方式――法治哲思，造成法制教育的德育化，这是弱化法制教育的特征。法制教育实质为普法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大学法制教育应是其中最为重要一环，如果法制教育忽略了法治思想的渗透，那么大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依然从道德考量，就会遵从于权威、人情和关系，最终会使得自身权利附属于权力。这和国家、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相悖的。弱势的法制教育一旦与强势德育教育结合，其后果很必然是依附于德育教育，使得法制教育效果呈现出道德教化的“高大上”，缺少了法制教育所应蕴含的法治精神。要改变这种依附情况，法制教育必须有其独立发展空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行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蕴含着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是相互独立的意境。二者在约束路径上是不一样的，法制教育是注重他律的教育，法治的本质其实也是在追求一种对秩序的认同，也就是对法治的认同和内化，强调的是从大学生内心中有一种所敬畏的边界，树立一种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加强大学生对法律在本质上的理解，侧重于对权利的彰显。强调他律，对于个体来讲，其所关注的是自己的外在行为合乎法律规定的约束，他律能够充分限制个体的为恶，最大限度地约束人的不良外在行为。法律规范表达的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也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普遍性要求。道德教育注重的是自律，道德教育基于人性之善，道德境界是分层次的，是逐渐向上的，对人的德性要求是分层的。一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是需要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其追求的道德层次会越来越高。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也是如此，其关心的是大学生自律情结，专注于义务的认同，在反思和自责的过程中，强化自新的修养，这是传统儒家文化“修齐治平”的精华，也是古代君子之德所追求的境界。

至此，大学生法制教育独立于道德教育的发展是合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和目的的。

三、加强法制教育独立性的有效途径

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独立性发展，是由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决定的，也是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法治社会所倡导的，摆脱隶属于道德教育的地位是由法制教育的特异性决定的。只有更好地独立发展，才能够更好地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作用。各高校应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强化法制教育的理论研究，加强法制教育的内容规制，制定具体措施推进法制教育。

第一，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体系建设。从教师的法律素养到学生法制教育目标以及法制教育目标考核给与明确化，大学要有专门的法制教育机构开展工作。

第二，强化法制教育的课堂教学，增加法制教育教学课时。创新法制教育课堂教学的教材和教法，增加上课时数，仅凭十几个课时很难谈及大学生法制素养和法制意识的培养，建议单独开设法制理念课程。要积极拓展教学时空，利用媒体、网络、社团普及法律知识和理念。

第三，营造良好的法制教育环境，建构良好的家庭法制教育环境，优秀的学校法制教育环境，积极的社会法制教育环境，健康的网络法制教育环境，促进国家对法制教育的重视，注重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树立大学生法律信仰。意识的培养不仅仅是课堂教学显性的教育，而且要从依法治校、依法治国的基本制度入手，加强媒体法制宣传，突出国家政府主导，社会全员参与，学校、社区家庭形成氛围，对大学生法制教育进行潜移默化的隐性渗透。

第四，注重法制教育的社会实践，构建法制教育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教育模式。法制教育是实践性的科学，需要全方位过程性的努力。要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实践教育模式，应立足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大学生现实生活的需要，从其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注重学校法制教育社团建设，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支持学生自治组织活动，鼓励大学生走出校园，参与法治社会的体验和实践。积极培育家庭、社区、高校和社会容纳度，让大学生在实践中培育法制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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