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精选(九篇)

第1篇：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增长;分位数回归

一、引言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同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是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面对新形势,为了能促进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的建设,一方面需要从理论上分析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城市作为工业化载体的功能,掌握城市化如何带动内需,提升居民的消费结构和质量的原理,把握城市化如何影响居民的收入及其差距,城市化如何更好地通过协调产业结构来提高就业水平,优化就业结构;另一方面还要从数量上确定这些联系,定量地测算这些关系,找到合理的量的界限。广东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化总体水平居全国前列,全省已形成两个人口规模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其他大中城市29个,中心镇270多个,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城市时代。因此对于广东的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总结以往经验,探索未来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城市化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国内学者立足于中国国情,从多个角度研究城市化与中国发展问题。为了克服普通最小二乘法存在的缺陷,本文拟采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regression)方法来分析城市化对经济的影响。

二、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建立及估计

分位数回归,也称为分量回归,最早是由Koenke和Bassett提出,并不断加以改进,分位数回归目标函数是一个加权的绝对离差和,估计的参数向量对于较外部或者边缘处的观察值并不敏感,这对于整体分布估计很有效。分位数回归藉由给定不同比例的Φ分位数值(0

由于模型的参数没有明确的公式解,Amstrong等人指出必须使用线性规划的技巧才能解上面的极小化问题以求得参数的估计值。

三、实证模型

(一)模型设定及其解释变量的选择

为了考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广东省的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测度;对于解释变量城市化,本文采用城镇人口比重法。城镇人口比重法,就是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说明该国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聚居在城镇建成区,相对集中,密度大;而乡村人口散居在城镇建成区以外的广大乡村区域,相对分散、密度小。从城镇的发展看,人口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推动人口向城镇的集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城镇经济的发展提供就业岗位,又需要农村经济的发展释放劳动力,两者共同作用实现人口城市化,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城市化最直观的结果就是人口城市化。因此,在国际上通常采用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它较好地描述了城乡人口分布情况,反映了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基于前面的描述,本文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二)实证结果

1、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系数的差异与变动分析

为了深入揭示在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需要在经济增长的不同分位数水平进行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本文在分位数的选取上取9分位数分别估计,这9个分位数(Quantile)分别是τ=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 而分位数回归系数的标准差用自助法(bootstrap)求得9个分位数的结果,如表1所示。

基于上表可以发现,在上述的9个分位数水平上的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系数都是显著的,说明无论在哪个分位数水平上城市化都是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的。而且当分位数水平超过50%时,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系数是逐渐增大的。通过比较三个四分位数下系数估计值是否相等的检验发现在中位数以下回归系数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但中位数与上四分位数比较时两者对应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还是有差异的。

2、分位数回归样本方程的比较分析

为了更好地反映广东省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条件均值回归直线,条件上四分位数回归直线,条件中位数回归直线,条件下四分位数回归直线画在同一个图中进行比较分析。

图1中直线代表条件均值回归直线,十字线代表条件中位数回归直线,菱形代表条件上四分位数回归直线,方形代表条件下四分位数回归直线。从图1中可以发现条件上四分位数回归直线在最上面,条件下四分位数回归直线在最下面,均值和中位数回归直线在中间,这与预期的是一致的,但从图中也可以发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增高,条件均值回归直线与条件中位数回归直线相差越来越大,说明条件均值回归直线并不太适合说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受到大的极端值的影响,有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结论

条件中位数回归和条件均值回归的估计结果表现了一定的差异;与条件均值回归相比较,条件(多)分位数回归能够揭示更加深入全面的数据信息;利用1982-2007年广东省的数据,条件(多)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了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某个具体分位数水平,城市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表现了解释变量作用的差异性,在经济增长的每个不同分位数水平,某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表现了解释变量作用的波动性。这些基本结论对于制定广东省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傅晨.广东城市化发展战略[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2、冯云廷.城市聚集经济[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3、刘建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广东城镇化进程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4、赖晓东,赖微微.分位数回归方法在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8(3).

5、吴拥政,陆峰.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地级市区数据与分位数回归方法[J].区域金融研究,2009(3).

第2篇：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

关键词：长三角 城市化 驱动因素

1.引言

城市化水平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更好更快的建设发展，就必须加快城市化建设的步伐，发挥城市的中心辐射作用。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32.93%，这标志着中国城市化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因此，对区域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1]。

许多学者指出，我国城市化的驱动力应由第二产业变成第三产业[2][3]，其中服务企业的创新是极为重要的推动力[4]。此外，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发展有着较强的促进作用[5][6]。由此看出，目前关于我国城市化驱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等因素，对其他方面的因素研究较少，且这些因素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大小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经济核心区，其经济发展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国家发改委及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指上海市、浙江省及江苏省的所有城市所构成经济圈，城市化毫无疑问将成为其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与增长点。因此，明确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内部城市化的驱动因素对于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各市的部署规划有着重大意义。

2.计量经济分析

2.1模型设定

本文假设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并认为其他因素的影响很小。根据文献研究，选取城市化率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7]，并假设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及房地产建设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重要动力，分别采用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及房地产开发投资额[8]作为相应衡量指标。

2.2初步多元回归分析

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25个地市2009年的指标数据，进行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以城市化率（Y）作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X1）、第三产业比重（X2）、外商直接投资额（X3）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X4）作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定量地测算各因素对该地区城市化的影响。整个回归过程及计量模型建立均依托EXCEL软件进行。

其中，分别为人均 GDP、第三产业比重、外商直接投资额及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系数，各自表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均 GDP 增加 1元、第三产业比重增加 1 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增加 1 亿美元、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加1亿元，城市化率将增加的百分点数，μ为误差项。回归结果如下（5%的显著性水平），第一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标准误，第二行括号内是对应系数的t-检验值：

此外，对回归的整体显著性进行F检验，得到的F统计量为62.6167。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这4个变量的变动能较好的解释城市化率的变动，且回归的整体显著性较高。然而，变量X3、X4，即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在解释城市化水平时效果并不好，二者并未通过t-检验（自由度为20，临界值为2.08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不显著。此外，结合R2可知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由此推断，这可能是由多重共线性引起的，有必要对模型本身做出修改。

2.3常弹性模型分析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额和房地产开发投资额这两个因 素，研究其相对变化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比其绝对值变化更加有意义，而且，采用自然对数形式不仅可以解决多重共线问题，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异方差性，也更接近CLM假定。因此，现在拟对全部指标Y、X1、X2 、X3、X4取自然对数，建立常弹性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由于两个模型中因变量及自变量均发生变化，为非嵌套模型，因此应采用进行比较。本模型中=0.9443，也高于上一模型的0.9113，说明自然对数形式的变量模型拟合程度更高。此外，修正后的模型解决了多重共线问题，变量lnX3，即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对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但是lnX4，即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对数在解释因变量lnY时效果仍不显著，未通过t-检验。因此，鉴于在两次回归中房地产开发投资额都不是统计显著的，应考虑剔除该指标。

2.4四变量多元回归分析

在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指标后，将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率（Y）对人均GDP（X1）、第三产业比重（X2）和外商直接投资额（X3）进行回归。同时，通过上述分析中两个模型的对比可知，常弹性模型能够消除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且拟合优度更高。回归结果如下：

该模型的所有解释变量系数都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自由度21，临界值2.080），F统计量为140.514，回归的整体显著性高很高。此外，由于比原模型变量个数减少，所以用进行比较，以消除变量个数的影响。该模型的达到0.9458，比原来的0.9443更为改善，能够多解释0.15%的lnY变动，证明拟合效果更好，样本的估计值与预测值如图1所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显著因素，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联合显著性。具体而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 增长1%将使城市化率将增加 0.239%；第三产业比重增加现有的1%，城市化率将增加0.714%；而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长1%将为城市化率将带来0.024%的增长。由此可见，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依次是第三产业比重，人均GDP和外商直接投资。

2.5结论分析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房地产建设投资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影响并不显著；二是通过普通线性模型和常弹性模型的比较发现，对于本次研究，后者在描述以上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效果更好，能够消除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模型本身也更优；三是根据四变量对数模型可知，人均 GDP、第三产业比重和外商直接投资是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显著影响因子，其变动能够解释94.58%的城市化率的变动，从影响程度来说第三产业比重对该地区城市化水平影响最大，人均GDP 次之，外商直接投资则是三个因子中对城市化影响程度最小的。

3.驱动因素经济意义分析

3.1人均GDP

人均GDP水平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化作用显著，但对于淮安、宿迁、连云港等城市化率相对较低的城市而言，依靠扩充经济总量来促进城市化发展，效果并不明显。由此可见，仅依靠GDP水平的提高而不转变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各种制度来促进城市化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尽管人均GDP是一个统计意义显著的指标，但经济意义并不大。

3.2第三产业比重

第三产业比重对城市化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苏州、无锡、杭州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人均GDP 都大大超过南京，其城镇化水平却落后南京大约9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三者的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使得大城市应有的服务职能不尽完善、辐射效应受到限制而引起的。由此看出，第三产业发展对促进城市化有较大的影响作用，长三角地区要提高其城市化水平，大力发展服务业非常关键。

3.3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化影响显著，但相较而言，其对长三角地区城市化的影响比其他两个因素小，可能是该地区开放程度已经较高，现有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及流量规模较大，其投资效应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有所下降。不过，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而本地区在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可以用相应的招商引资政策进行配合，将引资重点逐步转移至服务业，完善城市的第三产业，进而提高第三产业比重。

3.4房地产开发投资

最后，本文分析显示房地产建设投资与城市化关系不显著。房地产建设为农村人口进城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条件，应该是影响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指标。而文章得出不显著的结论，对此的合理解释可能是：许多城市房价大幅上升，而居民的收入并未同幅度的增加，使得居民只能在郊区购买甚至不买房子。这种“逆城市化”的现象说明了在长三角地区房地产投资过热，这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没有好处，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

4.结语

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将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更有效的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以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为着力点，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应以对外开放全球化为契机，通过积极稳妥地利用外资，把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重点战略，进行外贸体制改革，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以加速城市化进程，保证城市化的运行效率。

参考文献：

[1]高兴龙.对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以上海市为例[J].企业导报，2012，（15）.

[2]洪银兴.城市功能意义的城市化及其产业支持[J].经济学家，2003 （2）.

[3]王立鹤，钟甫宁，陈卫红.城市化发展驱动因素的实证研究――南京市与同类城市比较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4 （1）.

[4]吴俊，邹礼瑞.上海农村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6（2）.

[5]蒋伟，曹荣林. FDI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分析――以江苏省地级市为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2）.

[6]孙晓华，郭玉娇.中国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2004～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1）.

第3篇：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

（一）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机理分析

现代学者对于城镇化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刘艳军等认为城镇化综合起来主要是空间集聚、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几个方面的水平提升。工业企业在城镇的聚集必然带来非农劳动力的转移，促进当地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同时，工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人口聚集所需的生活服务也离不开服务业的发展，因而产业集群的发展能带动第三产业繁荣，改变城镇产业结构；此外，产业集聚化能带来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使用率的提升，为城镇化带来更强的竞争力，促进城镇经济增长。

1．产业集聚加速劳动力转移，促进人口城镇化率提升

人口以及其他要素的聚集是城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产业的集聚必然带来劳动力聚集。随着农业生产现代化，农业对劳动力要素需求减少，而产业集聚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方法。从全国来看，中国的产业集聚除少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外，大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为主，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需求量大。农业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工业、服务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使劳动力资源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进行资源再配置，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自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并带动其家庭和赡养人口向城镇集聚，促进城镇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政府在此过程中也起引导作用，并对外来高素质人员给予财政制度支持。同时，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第二、三产业比第一产业收入弹性高，随着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劳动力会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此外，中国产业集群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间分工合作，产品专业细分程度高，因而对劳动力技能水平要求较低。相比大企业来讲，中小企业是更适合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方向。同时，开发区、产业园、工业园等是产业集群的主要载体，也是城镇化进程的主要模式。这些产业集群大多集聚在小城镇，本地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小城镇距离成本低，需要“背井离乡”的心理成本也将降低，是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首选之地。产业集群通过吸纳就业加快人口要素转移，促进人口城镇化率提升。

2．产业集聚通过根植性与生命周期特征影响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产业结构的转变

产业集聚具有较强的社会根植性，集群企业不仅在地理位置上相近，更重要的是融入当地社会关系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进行交流，因而单一产业集群并不能单独存在。产业集群具有强烈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工业产业集群在产品的投入、产出和流通当中，需要交通、饮食、咨询等服务行业以及相关产业的支持，以形成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保障产业集群的生产运作。此外，大量劳动力的集聚也需要相关服务的支撑。因而产业集群的成长与发展在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繁荣，促使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优化了城镇产业结构。同时，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集聚也存在生命周期特征。产业不仅会经历产品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也存在产品衰退期。产业集聚处在生命周期成长期时，大量企业进入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处于衰退期时，集聚区内企业或通过创新等手段使集群注入新的血液促进产业进一步成长，或直接退出集聚区，政府会引导企业建立新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集聚区。因而产业集聚的生命周期会影响产业集聚区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产业集聚影响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政府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劳动力要素和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在全球产业链中建立资源密集型产业集聚区是符合比较优势理论的，但是按照这一思路，中国产业一直将处在产业链低端，与世界距离将越来越大，而政府宏观调控可以引导企业发展成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区，从而使产业结构升级。

3．产业集聚具有降低成本、技术创新等优势，促进城镇经济增长

何静认为产业集聚与城镇化之所以能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其一是两者互相需要，更重要的是两者能相互提高竞争力。从城镇角度看，产业集群使企业在地域范围内集中，通过集聚效应，企业共享基础设施、信息、劳动力市场等，因而政府能减少基础建设的支出，同时增强基础设施的使用率，特别是土地使用率，减少城镇化发展的成本。此外，产业集群形成的群体有利于打造城镇的“品牌效应”，为城镇制作了良好的名片，减少城镇宣传成本，促进城镇竞争力的有效提升。从产业集聚区内部来看，集聚区内的企业以产业链为基础，企业间进行分工协作，专业化大规模生产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集聚区内企业距离较近，上下游企业交易能减少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此外，产业集聚区还有强烈的知识外溢效应。通过企业间的沟通交流、信息共享，能促进技术的进步和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城镇需要以技术为支撑，而产业集聚区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之一。产业区内的企业众多，竞争激烈，企业在巨大压力下，会在原有产品上进行技术创新，通过差异化提升产品质量来吸引消费者注意。技术创新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也是企业竞争力重要来源，产业集聚大大提升产业竞争力，同时也促进城镇竞争力的提高。正是由于产业集聚具有降低成本以及技术创新等竞争优势，提高了产业集聚与城镇的竞争力，使城镇以及集聚区内部企业对外来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为城镇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除了产业集聚这一内生动力促进城镇化发展之外，农业现代化、政府支持、直接外商投资、市场开放度等外生动力对城镇化也有重要影响。仇保兴、叶裕民认为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能促进城镇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导致农产品剩余，为城镇化提供粮食以及为工业提供原材料支持。同时，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机械化生产，减少劳动力需求。剩余劳动力转移至第二、三产业，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为城镇化提供丰富的要素基础。刘贤昌认为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与外界的交流越频繁，越容易接触到外界的新技术，同时技术进步具有辐射效应，技术“溢出”的辐射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对城镇化进程能产生深刻的影响。宁越敏认为FDI能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入工业和服务业，促进第二、三产业发展，为城镇化经济结构改变提供动力。此外，FDI引入，为城镇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府在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过程中起宏观调控作用，并给予城镇化财政与制度的支持。

（二）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机制分析，本文建立浙江省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机制分析模型。其中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用实线表示，控制变量对城镇化的作用用虚线描述。

二、城镇化的测度与分析

城镇化在学术界存在两种评价方法，一种是单一指标评价，另一种是综合水平评价。早前学者认为城镇化的定义就是人口要素在地理位置的集中，但现代学者均认同人口集聚不是城镇化的唯一指标，城镇化包含了多方位非农经济要素的聚集。它包括生产要素的聚集、产业结构转变、生活方式的提升、经济水平提高等多个方面。因此，单一指标评价城镇化已不再满足现代城镇化概念。依据指数法对浙江省各市2003－2012年的城镇化进行了测算。具体方法是：以2003年杭州市为基期，各指标变量的数据定为100，然后根据这一指标测算其他年度指标，最后采用加权法对各指标进行加总。第一，从这10年数据来看，浙江省工业集群空间分布不均衡，地区差异明显。环杭州湾的浙江省东北区域（杭州市、宁波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舟山市）城镇化程度较高。而远离杭州湾的西南5市（温州市、金华市、衢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城镇化则相对较低。第二，从城镇化进程发展趋势来看，浙江省各市的城镇化程度均在增加，增幅最大的是杭州市、宁波市，增幅最小的为衢州市和丽水市。整体而言，东北六市的增幅大于西南五市的增幅程度。

三、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机制回归模型的设定与变量的选择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根据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的机制分析以及城镇化的综合测度，本文实证的时间跨度为2003－2012年，时间跨度不大，样本个数为浙江省各市，张杰等通过研究认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能为“小跨期”面板数据提供良好的估计结果，因此，建立如下回归模型：yit＝?yit－1＋βXit＋ηi＋εit（1）其中：yit为t年i市的城镇化程度，Xit表示要素集中、产业结构、城镇竞争力和影响城镇化的其他控制变量。ηi为不可观察的各市级区域效应，用于控制各市固定效应，εit为残差项。根据以往的研究可知，上述模型不能消除未观察到的特殊市县效应，此外，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这样会导致结果出现偏差，从而使估计结果无效。而使用差分方法或工具变量可以解决第一个问题；采用前期的解释变量或者滞后期的被解释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则可解决内生性问题。

（二）各变量的选择

1．被解释变量（URBA）。

为研究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机制，因此被解释变量为前文所测的城镇化（URBA）来代表浙江省各市城镇化程度。在模型中，yit表示，i代表各市，t代表年份。

2．解释变量（ELEM、INDU、COMP）。

解释变量主要有三个，一是人口要素集中（ELEM）。产业集聚促进就业，并通过就业乘数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即农业就业人口向非农业就业转移，促进人口要素在城镇集中，本文运用单位面积非农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之比来描述要素集中。二是产业结构（INDU）。产业集聚的伊始都是工业企业，工业化需要以良好的服务业为支撑才能得以发展，工业化的成长导致其对第三产业的依赖性增加，给予第三产业良好的发展机会与空间，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文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描述产业结构的变化。三是城镇竞争力（COMP）。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土地、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促进城镇化竞争力的提升。因此运用单位公路通车里程的工业生产总值来测度城镇竞争力。由于技术创新促进城镇竞争力的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在本文不予考虑。

3．其他控制变量（MODE、OPEN、FDI、GOV）。

控制变量主要有四个。一是农业现代化（MODE）。农业现代化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之一，它使农业收成增加、农民收入增多以及农村现代化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加快城镇化发展。本文选取浙江省各市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代表农业现代化。二是市场开放度（OPEN）。市场开放度从总供给方面间接促进城镇化发展。技术进步是产业升级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城镇化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市场开放度提高有利于本国与外界进行交流，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能提高产业生产率，从而增强产业与城镇竞争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从而加快城镇化进程。市场开放度一般运用对外依存度来描述，本文采用浙江省各市的出口总额与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市场开放度。三是政府支持（GOV）。市场在主导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起宏观调控作用，给予城镇化财政与制度的支持，本文运用财政支出表示政府对城镇化的支持。四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城镇化发展需要一定的资本积累，资本的充裕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快慢。外来资本为本地城镇化发展注入了新动力，直接推动城镇化发展。

四、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机制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针对浙江省产业集聚促进城镇化发展机制的模型与数据，利用两步差分GMM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在进行两步差分GMM回归估计之前，先对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为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采用多种检验方法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各变量的平稳性结果可知，解释变量ELEM、INDU、COMP以及控制变量OPEN在水平状态下是平稳的，而被解释变量URBA、以及控制变量FDI、MODE、GOV在水平状态下存在明显的单位根，因此对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再进行平稳性检验。差分后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全部通过1％显著水平检验。由此可见，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是同阶平稳。为防止伪回归的发生，面板数据在进行回归之前，还要验证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KAO－ADF检验得知，在1％水平下，各变量通过了协整检验，表明被解释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城镇化与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回归分析中，运用逐步交替加入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多次回归。模型1－4的回归结果均通过了sargan检验，因而本文设定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同时，二阶序列相关检验（AR（2））也显示回归方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因此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此外，Wald检验得出，解释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以0．0000的概率拒绝了零假设，因此回归结果是可以信赖的。产业集聚通过要素集中、产业结构转变以及城镇竞争力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产业集聚通过要素集中促进城镇化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系数分别通过了5％和1％显著水平检验，表明长期以来要素集中与城镇化呈正相关关系，要素集中能够促进城镇化发展。从模型2和模型4数据可得，产业集聚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城镇化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估计结果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产业集聚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变促进城镇化发展。城镇竞争力的系数显著为正，估计结果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产业集聚通过提高基础设施使用率促进城镇化的提高。控制变量中，市场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为正，其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显示出了外向型经济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农业现代化的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农业现代化发展有利于城镇化建设。农业现代化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剩余贡献。一是产品剩余贡献。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规模生产，加大农业产出，导致农村产品剩余。而剩余农产品可以为城镇化提供丰富的粮食支撑，工业生产也需要农业提供足够的原材料。二是要素剩余贡献。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机械化生产，减少劳动力需求。剩余劳动力转移至第二、三产业，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为城镇化提供丰富的要素基础。政府支持对城镇化的作用估计系数为正，表明政府支持对城镇化发展起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支持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表现在宏观调控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市场机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机制，它能引起市场资源最优化配置。但仅依靠市场机制，很难缩短我国与世界经济的差距，同时市场机制也有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起宏观调控作用，协调市场经济以促进城镇化发展。同时，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要素，政府城镇建设的财政拨款有利于推动城镇化发展。直接外商投资估计符号为负，这与预期不符，可能的原因是引进FDI投资不稳定，城镇化发展受到制约。2008年金融危机使浙江省中小企业受到巨大冲击，导致FDI投资明显下降；浙江省许多地方是块状经济，FDI投资不足，同时又会引起集聚区内其他企业资金不足的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增长减缓或下滑。这一结果也与罗茜的研究相符。

五、结论与启示

第4篇：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

关键词：低碳城市；城市规划；规划建设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碳排放加大等问题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基于低碳经济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应运而生，城市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必不可少的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心。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就是要建设低碳城市，从而坚持十报告提出的“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指示，全面提升城市硬化、绿化、净化、亮化、美化水平，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低碳永续发展。

一、低碳城市规划建需要注意的问题

1、低碳城市典型发展模式

低碳城市的创建包括经济、大众、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数范畴，是个多种融合的系统工程，再提升与形成就会出现更高的驭动力以及发展体制。现今学术界就低碳城市存在的体制与发展动力体制关注的不是很多，导致不能明确城市的低碳化发展形式以及线路。加之各个城市的定位、类型以及功能不一致的因素，城市低碳化创建就必须运用和相关结构类型、特质、构造、性能定位、人文特点以及规划提升方面相互协调的提高形式[1]。

2、低碳城市规划建设的制度设计

低碳城市的管理政策体系的制定，首先一定要从低碳城市的标准以及内涵和其发展模式等层面进行明确，但是，一定要在强制性和激励性以及自愿性这三种政策上进行明确化，强制性的政策通常可包括一些考核的制度和对于法律法规的宣传以及遵守、量化标准和一些比较严格的技术标准等，激励主要是对于补贴、税费和交易以及投融资方面，自愿性的政策一般就表明在对于消费的引导以及对一些信息的公开和民众的参与等。

二、低碳城市定量评估与平台建设

1、低碳城市碳排放测算技术方法

测算城市碳释放情况，可以达到较高程度约束城市碳释放予以基础数据。陈旧城市规划探讨在量度碳释放问题上的工作量不大，所以就有必要创建一种碳释放测算技术机制，使低碳城市规划的规划过程中便于运用。城市碳释放则要利用整个过程综合分析城市体系中主要经济社会部门资源流、物质流以及温室气体释放的关联性，与城市特质、构造和性能探究相互结合，利用城市经济社会体系部门分类思想，对城市体系内部的经济社会部门实施划分，把碳释放以每个部门的特征实行划分审计，创建在低碳城市提升规划过程中运用便捷的碳排放测算衡量系统，实现有效的低碳经济措施、行动规划更拥有针对性以及可操作性[2]。

2、低碳城市衡量标准以及标准体制创建

现今低碳城市衡量形式还是在探索中，国内现今还未有何种正式或是官方的低碳经济以及低碳城市衡量准则，以至于是国内低碳城市的规划创建和监督管理不能发展，处于呆滞。低碳城市衡量准则和标准体制创建中的主要方面，首先在城市碳释放核算的前提下，利用各方面搜索城市系统内部每个层次与级别的每个经济社会单元碳释放有关的数据，创建能时刻革新的城市碳释放资源库；其次要把国家规划指定的减碳效果以及详细城市发展进行制定，对于城市减碳整个目标要了解；第三是要把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制定低碳城市提升准则，创建富有城市资源、建筑、运输等部门加之城市生活消费的低碳城市衡量标准机制，使低碳城市规划提升、管理协调有了科学的衡量数据[3]。

3、城市碳预算技术方案。

对于低碳城市的设计规划以及实际的建设中，有一套比较科学合理的低碳预算方案是保证城市建设的一个依据。在进行低碳城市的预算技术方案研究时，一定要与城市的经济性质、结构以及形态和功能的分析，对于此的量化标注就是，依据城市的碳的排放量以及演变的趋势来进行量化，在对于低碳城市的经济核算中，主要进行的是低碳减排的成本核算，结合各个城市之间不同的碳减排动力机制，来对碳减排潜力进行评估，在对比气候变化和采取的策略的基础之上，进行构建城市的性质、功能以及结构来选取参数，继而构建预算技术的体系，提出预算方案，研究其碳减排配额优化方案，并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有效合理科学的解决措施。

三、 低碳城市规划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低碳城市规划的定位

建立健全低碳城市规划的体系，推进低碳城市的建设。有必要将低碳经济、低碳城市这两种重要的理念与传统城市规划体系相结合，只有如此，才能够充分地发挥低碳城市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这也是健全城市规划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目前的城市发展来讲，需要在城乡规划编制体系中加入低碳理念，并将低碳目标融入到城市的规划中，同时在城市总体布局、城市交通和道路系统布局、居住区规划、城市公共空间及其相关工程规划建设中进行落实。

2、低碳城市规划的指标体系

具体来讲，要有效地控制实施规划，就要重点关注指标体系，它可以将低碳城市从一种抽象的概念转变到实际的操作中。在对指标体系进行组建的时候，一定要依据以下几项原则。（1）结合综合性与单项性。在对指标进行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地将建设低碳城市的内容包括在内，尽量地使其实际情况可以得到明确的反映，并具体到单项项目。（2）相对独立、具体明确。在对指标进行选择的时候，一定要使每一个指标都可以将其中一个侧面的情况明确的体现，并尽可能地避免交叉。（3）结合定性与定量，使其拥有一定的操作性。在对指标进行选择的时候，不但要具备定性描述，所选指标还要可量化。（4）可考评性，就是经过一般的方式进行评价以及定量分析，其对于规划的实行和最终效果检验能进一步发挥指科学指导作用。（5）指标值的适应性。因为各个地区或者城市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因此其经济发展速度以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大为不同，所以，各地区的指标值应根据城市发展状况而定，进而使得低碳功能进一步推广与实现。

3、城市系统功能低碳化

每个城市的具体功能不仅会因为历史因素受到很大的影响，还会根据现阶段经济发展需求做出适当的调整。一般情况下，现代城市的功能以及它的性质几乎完全由城市经济结构决定，尤其是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在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要求下，城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城市功能必须朝着多元化方向不断迈进，城市规划的核心也将会是功能区的划分，而且其也将成为城市空间类专项规划编制的主要参考标准。低碳功能分区，必须依照低碳经济进步的标准和思想，在城市中每个元素造就息息相关、合理规划的有机系统。低碳经济功能分区存在科学、合理的问题，就城市的持续发展和城市的低碳化转型而言起着很大作用。

结束语

创建低碳城市是个融合多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与相关行业、每个部门共同努力和配合。城市规划在低碳城市创建中必须充分做到前锋的作用，在城市规划机制和管理的每个步骤中考虑到低碳理念以及低碳做法，运用规划措施有效的节约资源、能源以及环境保护，研究出与国内发展情况相符的低碳发展形式。

参考文献

[1]. 尹艳伟;王超;张江;张伟.低碳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与相关措施初步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S1)：43.

第5篇：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范式；产业集聚；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8－0024－07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研究意义

1、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范式理论，对许多学科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库恩定义的范式(Paradigm)包括符号概括、模型和范例，是研究者基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承诺所共同接受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支持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它们在心理上形成某一学科领域科学家的共同信念。

库恩认为类似哥白尼地心说、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重大科学成就的出现是范式确立的标志。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1)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2)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这两个特征又决定了范式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1)范式的确立标志着学科进入了常规研究阶段，即该领域的研究者根据构成范式的公认理论，遵循范式所指引的方向进行常规性的研究，不断增强该学科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并拓展其应用领域；(2)范式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知识选择的基础。人们把范式理论当作一种分析科学及其发展演变的犀利工具。西方经济哲学界普遍用范式的观点考察经济学，这种做法在以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为代表的经济哲学家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斯密(Smith，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76)为经济学建立了公认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李嘉图、西蒙第斯、萨伊、穆勒等成为斯密的追随者，他们有的进一步完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李嘉图)，有的将经济学条理化、模型化(穆勒)，有的则引入新的分析模式(瓦尔拉斯)，逐渐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发展也是范式转换的过程。在常规研究中，总会遇到用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例外现象”，一般来说，研究者开始是采用忽略它们的办法来回避问题，库恩将这种现象称为“知识选择”，即研究者认为反常现象不属于他们研究的范畴。当反常现象日益积累以后，现有理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研究者们就不得不对范式进行调整，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完成了经济学在近代最重要的范式转换。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特征

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的空间因素作为研究对象。杜能的模型包括了个体动机与地理区位的关系，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后来的区域经济研究脱离了这种研究范式。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强调个体动机，它首先建立了物品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然后通过消费者均衡和厂商均衡分析来获得最终的市场均衡状态。近代以来，主流经济学，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还是后来的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构建其理论体系时，都十分重视对经济现象的微观均衡分析。

在认识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强调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忽视规范主义的哲学思想。区域经济学起初没有将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是将对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描述作为观察的重点。例如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企业选址问题，具有以问题为导向的实用主义特点。区位论和区域科学利用经验研究的结论作为城市规划和区域发展规划的主要工具，这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基础有密切的关系。

在方法论方面，区域经济学倚重描述性的研究和经验验证，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空间经济特征的描述性结论，在研究方法上依靠建立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基础上的归纳法。区域经济学关注经济总量指标与空间区位的相关性，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区域政策建议。区域经济学观察到产业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通过经验研究来寻找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相关性，但不去解释这种集聚的个体动机与总体趋势间的内在联系。主流经济学认为必需解释这种联系，并且认为这是区域政策能否获得预期效果的基础。主流经济学重视理论的演绎，强调以精炼的模型来揭示经济运行整体现象背后的个体理性动机，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进行计量分析，即计量研究是对理论假设的验证，但理论假设并不直接来自计量研究。艾萨德注意到了这种区别，指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要提出一些有待验证的假设和理论。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学未能“成功地”汇入主流经济学的原因是没有用一种适于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的方法表达他们的思想。在政策供给方面，区域经济学从产业集聚与空间变量的历史相关性出发，而主流经济学从经济个体对空间资源的需求动机出发。

就对市场经济系统的整体认识而言，主流经济学将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有很多不同部分，但又相互联系和依赖的、能自我调节的体系。即在主流经济学的视角中，市场经济具有自组织的特征，所以强调个体选择。区域经济学在传统上更倾向于将区域经济系统看做是可以运筹的他组织系统，所以强调整体的最优布局与结构，但是其运筹的结果有时与个体理性选择相悖。

3、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研究意义

由于主流经济学缺乏分析空间问题的建模工具，区域经济理论又不能以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来解释空间布局与市场结构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关系，随着经济学变得越来越严谨，对区位理论的研究就被推到了学术的。区域经济学利用实证手段发现了空间经济的重要特征，例如哈里斯(Harris，1954)利用市场潜力模型绘制了美国的市场潜力地图，证明高市场潜力与产业集聚有显著的相关性，但因为对产业集聚的内生力量缺乏模型化分析，所以这些研究无法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直至20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学对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这造成了区域经济学应用的困境――区域经济理论的政策主张往往基于经验公式，在微观动机和市场结构转移的经济机理方面的分析却是空白，而数量众多的没有统一逻辑内核的经验公式，有时是彼此矛盾的。主流经济学强调个体理性选择的均衡结果，但是没有将理性选择置于特定的区域之中，这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而区域经济学则在分析特定的区域经济问题时对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加以忽略，这也是基于其理论范式的“知识选择”。只有将两种理论范式统一起来，才能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区域经济分析。

二、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演进

1、杜能的开创性贡献

杜能(Thunen，孤立国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1826)设想了一个位于匀质平原上的孤立国，位于中心的城市供给制造品，城市的食品由四周的土地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杜能认为农场利润最大化的主导因素是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追加的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必须能偿付成本与运费。当耕作成本一定时，离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杜能创建了农业圈层理论，推论出决定各地区农业布局最佳类型的是级差地租。杜能将空间摩擦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加以理论化和体系化，这一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被推广到了其他的研究领域。

由于空间既被看作是一个经济物品，又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杜能的分析对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性便是双重的，这使得他的著作比后来的几位贡献者更具有相关性和普遍性。尽管杜能对经济思想的贡献是里程碑式的，他的思想却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型以杜能的理论作为基础。在艾萨德努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时候，他尝试将杜能的理论与均衡分析相结合。

当人们对杜能的假设前提做认真的分析时，一种逻辑追溯却遇到了难题：在匀质的平原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为什么不是分散交错地分布着，成为分散的“后院资本主义”形态，而是将工业集中在城市里面?显然，杜能认为工业生产的集聚有其“天然”的理由，因此从杜能的理论出发，也就无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

2、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发散

杜能回答了生产是如何扩散的，但是人们还需要知道生产是如何集中起来的，所以杜能的区位论只发挥了“一半的作用”。这样，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就不足以支持区域经济学整个领域的发展，所以区域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呈现出发散状态。除新经济地理学以外，区域经济学有6种理论范式(如表1所示)。杜能研究了地租和土地利用问题；地理几何分析形成了工业区位理论，分析企业及产业区位选择过程中的运输费用问题；区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生产要素的区位差别；当地外部经济理论揭示了聚集经济效应；积累因果分析发现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社会物理学的研究进一步为上述研究结论提供了实证。

(1)基于地理几何分析的工业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

19世纪德国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产业布局和产业迁徙问题开始为学者们所关注，劳恩哈特(Launhardt，确定工商业的合理区位，1882)提出了在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约束下，使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厂商最优定位问题及其尝试性的解法。

韦伯(Weber，工业区位理论，1909)系统地表述了工业区位理论：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场所，将企业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节约费用最大的地点。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采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以成本最小为目标，从运输指向、劳动力指向和集聚指向三个方面研究了产业合理布局的过程。

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地提高了生产率，许多产业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不断扩张，市场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济学开始研究市场中的非竞争因素带来的问题，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市场区域划分问题。

费特(Fetter，市场区域的经济规律，1924)提出贸易区边界理论，他假定有两个生产地，根据两地的成本和运输费用的不同，利用等费用线方法，得出两个生产地贸易范围。如果两个生产地各自的生产费用和运输费用以及其他条件均相同，则两地的贸易区分界线是一条位于中央的垂直线；若两地的生产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生产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如果两个生产地运输费用不同而其他条件相同，则两个市场的边界线是一条弯向运输费用较高贸易区的曲线。

克里斯泰勒(Chfistaller，德国南部的中心地，1933)假定地域具有同质性，一定的生产地必将产生一个适当的城镇，这个城镇是周围地区的中心，它向周围地区提供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服务中心的理想服务区是圆形的。当一区域内存在多个同级中心地时，圆形之间会出现间隙，要弥补间隙，圆形服务区就会局部地重叠，圆形服务区就转变为六边形的。这样，每个次一级中心地则成为六边形的一个顶点，各级中心地组成一个有规律的递减的多级六边形图形。

廖什(Losch，区位经济学，1939)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探讨了市场区位体系和工业企业最大利润的区位，形成了市场区位理论。廖什认为，企业产品销售范围最初是以产地为圆心，最大销售距离为半径的圆形，而产品价格又是需求量的递减函数，所以企业的产品总销售额是需求曲线在销售区旋转形成的圆锥体。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销售范围，企业之间形成了空档，圆外有消费者不能得到供给，在竞争中每个企业都想扩大自己的市场范围，因此圆与圆之间的空档被新的竞争者覆盖，圆形市场被挤成了六边形的市场网络。

(2)基于区域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论

俄林(Ohlin，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1933)认为一个区域内所有的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都由它们各自的供求关系决定。需求方面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二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状况，分配影响收入，从而影响到需求。供给方面也有两个主导因素：一是要素的供给，即要素禀赋状况；二是生产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决定了商品生产中生产要素的结合比例，决定要素密集的性质。这造成了国内外各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

俄林的理论有很大影响，以至于许多区域发展规划事实上都是以生产要素禀赋为基础制定的。这一理论还认为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是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的。俄林的理论不能解释技术手段对生产要素利用方式的创新，例如，依照传统的判断，以色列并不是一个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但是现代设施农业技术却造就了以高附加值农产品为主的现代农业在以色列的集聚。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些拥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去甚远。

(3)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缪尔达尔(Myrdel，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1957)的“累积因果论”指出市场力的作用在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一个地区的发展速度一旦超过了平均发展速度，与那些发展缓慢的地区相比，它就可以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遏制困难地区的发展，使不发达地区不利于发展的因素越积累越多。

赫希曼(Hirsehman，经济发展战略，1958)的“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与缪达尔的理论相似，赫希曼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理论”。根据“核心与边缘区理论”，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极化效应的作用是主要的。要改变这种情

况，就要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有目的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普里德(Pred，1966)把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应用于地区增长问题的分析。

缪达尔一赫希曼模型关注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但是依旧难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地区即使政府加大投入，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却依旧不能吸引投资，而有些企业却将原材料运输到遥远的地方进行生产。

(4)基于社会物理学的实证研究

社会物理学是指利用数据分析方法，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实证规律性进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1920年，瑞典人Pallin使用重力模型预测城市交通流量。1954年，J.D.Carroll采用重力模型研究了城市中心与周边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奥尔巴赫(Auerbach，1913)构建了城市规模的位次一规模法则。社会物理学的典型应用是运输网的规划――由于对产业集聚的机制无法做出模型化的分析，自然也就无法把握运输需求的生成特征，于是重力模型、市场引力模型等在运输网络规划中有用武之地。运输基础设施的供给常常面临尴尬的局面――要么是运输供给严重短缺，要么是运输供给明显过剩，对运输量的预测似乎从来没有准确过。社会物理学为产业集聚和规模报酬递增提供了实证。将社会系统看作是物理系统，有时会产生严重的偏差。例如重力模型就隐含了城市间作用的对等性假设，但是区域或国家间的贸易和运输常常是不对称的。

(5)以区域外部性为基础的研究

马歇尔(Marshall，经济学原理，1890)把产业集聚归结为三个要素：一是劳动力市场共享；二是提供工具、材料等的附属行业在附近成长起来，即中间产品投入；三是技术外溢。马歇尔认为，外部规模经济是指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规模经济使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企业通过合作获得规模经济；外部范围经济一方面指在区域内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时，企业可以通过垂直关联实现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沟通；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水平关联控制二级单位的产品质量等。由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提供、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等“一般发达的经济”所造成的“外部经济”驱动，形成了企业的地理集中和相互依赖。

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冲突，城市规模由此给定。亨德森的模型具有杜能理论的某些特征，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有希望将区域经济学带入主流经济学的，但是洛杉矶这样的多核心城市的出现以及在世界各地发展起来的具有产业协作关系的城市群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

3、统一区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努力

艾萨德(Isard，区位和空间经济学，1956)注意到了区域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发散性，基于古典区位理论，他将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进行整合，把区位理论研究的问题归结为：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可替代性。由于未能建立一般区位均衡分析模型，缺乏对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分析中，艾萨德的工作结果被称为区域科学。区域科学从未胜任过艾萨德所设想的角色。新城市经济学(Jacbos，城市经济，1969)把空间分析纳入经济学的努力也没有获得成功。

4、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范式的确立

研究范式的发散使区域经济学研究在步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将不完全竞争模型引入区域经济的分析中，尝试利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对区域经济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统一，这是区域经济学30年以来的最大突破。克鲁格曼认为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分析必需解决三个问题：规模收益递增、竞争的非完全性和对运输成本的处理。规模收益递增是古老的经济学命题，马歇尔曾经论述过规模报酬与产业集聚的关系。主流经济学对非完全竞争市场的研究有很长历史，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勒的垄断竞争模型成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另外一个基础。运输成本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直到现在，经济学对运输业的许多问题都难以做出解释。所以克鲁格曼假设运输成本以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是引入一个单独的运输业。

1991年以来，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聚集和产业集群的论文和著作，他的研究建立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上，并且他认为以往的区域经济分析恰恰是因为没有处理这三个问题的手段，所以对产业的聚集与发展规律缺乏解释力；新经济地理学派设计出了区域经济的“中心一模型”，将产业集聚的个体理性动机归结为规模收益递增，而后又将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归结于外部性所带来的技术外溢和交易费用的降低。

克鲁格曼和藤田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的确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将以往那些发散的区域经济理论聚合起来加以解释。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更接近主流经济学的模型，杜能的研究涉及了一些主流经济学必需考虑的关键因素――运输费用与边际产量的比较、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级差地租等，这些或多或少地隐含了边际成本、规模收益和空间资源的稀缺性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杜能的模型在经济理论上有更大的影响和被挖掘的潜力。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定理，并注意到交通运输对市场范围的影响，因此他得出了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的结论。但是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很少涉及空间问题，库恩将这种情况解释为“知识选择”，因为自斯密起，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中就缺乏对空间因素加以分析的基本手段。

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不同区域生产要素供给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不同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别。但是依旧不能解释产业集聚的微观原因，为什么生产不是分散在具有相似资源禀赋的区域，而是会积聚到某个或某些区域呢?积累因果关系理论描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用极化效应来解释区域发展的差别。后来以区域比较和积累因果关系为基础的研究日益具有规范经济学的特征，进而成为区域经济政策供给的重要理论基础，从而使区域经济学在整体上带有显著的政府干预特征。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区域经济理论、方法和政策是区域经济学的三大支柱。

1995年，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

济地理》一书中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区域发展问题。1999年，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发表了《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集群和聚集经济的形成因素，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和分析了经济集聚，这部著作获得了多项经济学奖项。

在艾萨德的努力没有获得预期成果以后，区域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起似乎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克鲁格曼等将空间因素纳入到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强调相互交换产品和劳务的企业和家庭的分散决策与地理空间的关系，第一次真正能够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中，将需求、供给等市场参数表现为空间因素的显函数。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地理学是一个使用较为混乱的术语，在传统上，它是指关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描述，属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随着地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这一术语有时和区域经济学相混淆了。

在新经济地理学逐步确立的同时，其他的经济学家也在对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趋同做出努力。巴罗(Barro)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建立了微观基础，在和沙拉马丁(Sala.I.Martin)合作的研究中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在巴罗的模型中，制度的因素超过了区位的作用，他比较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别，研究范式是古典主义的，对产业集聚的解释归结于交易费用理论。

波特(Porter)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企业战略管理领域，1980年出版了《竞争战略》一书，建立了他的企业竞争力理论。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了钻石模型。波特在理论范式上可以认为是产业经济学的成功应用。

三、区域经济学应用的拓展

1、主流经济学赋予区域经济学更强的解释能力

主流经济学推进了区域经济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要进展，这表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经济发展理论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开始趋于集中，这很可能是区域经济学今后发展的趋势。比较优势、区域经济禀赋、运输条件、地理几何分析等都是区域经济学经常使用的理论工具，但是在理论范式呈现发散状态的时候，这些理论也是发散的。由于不能将这些理论工具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支点上，整个区域经济学更像一个“工具箱”，而不是一部精巧的仪器。当一国的经济中出现“问题区域”的时候，基于空间分析的区域经济学并不能给出正确的解释，当人们不得不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零维”空间去寻找答案的时候，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也就出现了停滞。主流经济学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结论进行的整合导致了区域经济学的范式转换，使其能够依据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理论框架对区域差异、产业集聚做出解释。

在本质上，经济是全部社会成员个体决策的结果。区域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具有显著的规划性，即从规范经济学的视角先行定义最优模型，然后确定区域发展目标，并主张利用政府干预来确定经济发展的途径。但是个体理性选择的总和往往和政府规划相去甚远，对这种情况不能做出解释，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区域经济学逐渐沉寂的主要原因。

2、区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供给产生新的影响

区域经济学具有“政府干预经济学”的特征，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应用领域，国内区域经济学的应用领域有向“问题区域”倾斜的趋势。

在对问题缺乏根源性解释的情况下，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或者区域问题诊断都具有盲目性。源自区域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也就会处于被质疑的地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许多的政策性建议带有计划经济的特征，将政府置于对经济实施“强干预”的位置。这往往是由于规划模型缺乏企业理性选择动机的要素引起的，由于对政府干预后形成的市场结构变化、规模报酬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导致的区域经济均衡状态的迁移缺乏准确的预见性，政府的干预常常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而言，主流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有明显的区别。区域经济学通常主张对区域经济，特别是基于区域经济禀赋对产业结构的全面规划，但是并没有明确的系统化的政策手段。主流经济学则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对市场参数的调整来限制企业的决策，这已经属于经济规制的范畴。由此可见，一旦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产业组织理论、经济规制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诸多分支学科便与区域经济学在逻辑上具有了一致性，在政策供给层面上就有了更多的理论选择。

3、与主流经济学范式趋同的启示

区域经济学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结果是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会更加全面。区域经济学不再仅仅简单用于区域经济问题的对策性研究，而是能够基于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从制度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要素共享机制、社会运行效率等多个层面对区域经济进行全方位的解释与规划。将过去的片面的运输费用和比较优势分析转化为一种对区域经济的全方位的“扫描”。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形成严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库恩所说的，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主干和诸多分支学科由于具有统一的理论范式，因此具有逻辑的一致性。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包容性，区域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趋同，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区域经济学所用，使这一学科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四、结语

第6篇：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

关键词:农民工 二元经济结构 恶性循环累积

前言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作为经济结构转变的特殊产物，中国农民工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化，完成制度的变迁。然而，“想要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随着这个群体的不断涌现、能量的不断积聚，由于遭受相对的忽视而爆出来的农民工问题开始拉大经济结构两元之间的鸿沟，挑战制度变迁的极限。

一、综述

他们本是二元经济的产物，却不断膨胀，与二元经济周旋；他们本是农民，却不断涌入城市，过渡成另一个身份。对于这一充满生命力的新群体，我们称为“农民工”。农民工以自身的实践，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和生命轨迹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流动的潜规则。

(一)二元结构孕育的中国农民工问题

发展的局限性就在于不能兼顾。当二元经济向一元化转变时，农民工的利益被忽视了。于是这一群体自成阶级，努力的改变着经济结构的格局，希冀“一朝更叠转身价”。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农民工问题爆发且强势。

1、贫——“伪工人”的身份与劳动报酬严重失衡

农民工不是穷人，但却是贫困的。由于不被认为是真正的产业工人，因此农民工工资普遍比城市工人收入低。同时，由于农民工工资的提高跟不上物价水平与生活支出成本的提高，收入差距持续增大的趋势势在必得。

2、挤——农民工的失业与“刘易斯拐点”的假象

当我们意外的发现“‘民工荒’再现了”时，惊呼经济结构转变已抵达“刘易斯拐点”。然而，我们似乎忽略了重要的环境背景——金融危机对中国“世界工厂”式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造成的暂时性失业。我们也忽略了新一代农民工的迅速崛起：这些生于80年代的农民工，进城的欲望更强烈，数量、规模不容小觑。暂时回流的农民工返城、新生代的农民工增加，农民工拥挤在流动就业的圈子内。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大量农民还未实现充分就业，那么不仅离刘易斯拐点尚有距离，更会阻碍着二元经济向一元化的转变。

3、低——尴尬的素质水平与制度变迁成本提高

相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农民工的素质水平明显要高于留守在农村的。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制度变迁步伐的加快，初级就业人员趋于饱和。农民工在文化和素质上都难以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城市企业“招工难”与大量农民工“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易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提高。

4、歪——农民工的边缘化与真空的保障制度

农民工由于缺乏户籍制度以及依附其上的相关制度的接纳，导致不能改变农民身份、难以形成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而成为游离于城市之外的特殊群体。与二元化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策倾向，也无法提供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他们奉献劳动，却缺乏身份认同；他们为城市化努力，却无法分得城市利益的一杯羹。农民工出在一种扭曲的社会结构中，不确定性增加。被动的“回流”、难以满足未来人力资源要求的“新生代”、被拖欠的工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再培训等等问题，都对政策的制定、制度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倘若这些问题无法解决，那么农民工问题不仅阻碍制度变迁，更会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产生不利影响。

(二)恶性循环累积关系的提出

2010年春节，“民工荒”现象出现，引起众多学者与专家对“中国惊现刘易斯拐点”的热议。农民工是否真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由二元走向一元呢？农民工的返乡是否说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了呢？ 当“农民工”这个群体仅仅是过渡性结构，而没有被禁锢在制度上时，农民工带来的负面影响确实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农民工”现象， 本来只能说是应急性的权宜之计，却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性安排。

这个过渡性群体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农民工在两个结构元的缝隙中求生存，苦苦挣扎，其引燃的一系列社会效应逐渐走向了一个涉猎范围极广的全局问题。“农民工”现象便在不断循环累积中将矛盾发酵成一股冲击波，吞噬着制度原体。从某种角度看，经济结构的二元化产生了农民工，农民工的增多引发了尚未根除的农民工问题，问题的积压恶化了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差距，如此反复，累积叠加，于是，农民工与二元经济也就形成了一种螺旋累积的恶性关系。因此，如何在加快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进程中，缓解二元鸿沟与农民工的恶性矛盾是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特殊意义所在。在此，本文并没有否定农民工积极意义的意思，相反，正是想使农民工的价值受到重视。笔者将通过制度推理与数理计量来推理论证这种关系，并对其效应进行分析。

二、中国农民工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透视

显然，农民工群体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为了证明这种关系，将二元对比系数作为二元结构变化的变量，用相关的被解释变量，对二元对比系数回归，从而找出产生恶性循环的内在因素。

(一)变量的选择及数据收集

1、变量Y

二元对比系数，它是经济结构中两个元的对比程度，从而代表二元经济的转化特点。

2、变量X

本着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角度，由农民工增加而面临的“贫、挤、歪、低”四大后果出发，选取相应的数据作为解释变量，从而折射出这些变量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

(1)城乡收入比值=X1

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典型标志，更是农民工问题引起的城乡工农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指标。同时，收入差距也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流量和流向。因此，在考虑农民工面临的“贫”问题时，应当首先将城乡收入比纳入因变量中。

(2)农民工数量统计=X2

我国对农民工的统计追踪晚、难度大，没有完备的农民工数据库。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形式是农民工，可以认为剩余劳动力是潜在的农民工，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就有可能产生多少农民工。因此，选用农村剩余劳动率作为衡量农民工变化率的指标。为了方便计量，笔者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同于农业剩余劳动力。

根据阿瑟刘易斯定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劳动边际产出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即超过农业生产需求量的劳动力。由此：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需要量。对于农业劳动力需求量的计算，本文在中国社科院、农科院发展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基础上，采用以下方式计算劳动力需求量：

(3)制度变迁＝X3

中国经济结构二元性的最初原因是制度变迁的结果，而农民工地位的“歪”则意味着制度变迁所造成的成本增加。当农民工问题与制度变迁的成本挂钩时，我们可以用制度变迁的数据解释二元经济结构的演进进程。

衡量制度变迁的程度时，必须注意到，中国工业化成果就镶嵌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因此，制度变迁的实质就是经济市场化。这样，纳入本文计量的制度变迁变量表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模式的变革。本文采用金玉国（2001）学者的计量模式计算制度变迁度：

(4)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X4

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GDP份额与劳动力份额之比）反映着农业所占有劳动力的数目。比较劳动生产率水平直接决定了农业吸收剩余劳动的能力和能够供养的农村人口，同时体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此外，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也从侧面体现了部门间技术的差异、劳动者接受培训、学习、教育等福利待遇的差异，是农民工问题的表现之一。

3、数据收集 （用EXCEL计算1978——2008年相关数据）

(二)模型假设与建立

1、模型假设

(1)假设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0，劳动力具有完全供给弹性（W．A．Lewis，1954），这样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才能更准确的衡量农民工的数量。

(2)假设不存在隐性劳动生产力，这样只要是剩余劳动力，都有进入城市的欲望。

将二元对比系数Y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他统计变量X为解释变量。

2、模型建立

基于本文只需证明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民工问题的对立关系，因此采用线性模型。假设被解释变量Y是解释变量X1、X2、X3、X4的线性函数，可表示为多元总体线性回归模型：

（1）

其中，Y=二元对比系数；X1=城乡收入比；X2=农村剩余劳动力率；

X3=制度变迁程度；X4=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三)回归方程

对上述回归模型双方作期望，描述被解释变量Y是解释变量X1、X2、X3、X4之间线性关系的方程即为回归方程：

（2）

以式2为回归方程，根据统计数据，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方程回归。可得如下回归表：

可得Y = 0.2936 - 0.0513*X11 - 0.1695*X2 + 0.00345*X33 + 0.00267*X4 (12.29) (-4.39) (-4.53) (5.02) (1.85)

DW=1.773

根据上述数据，判定数据R^20.9，说明解释变量Xn对被解释变量Y的解释程度较高，总体的线性相关关系较显着；由F=67.6652.74可知，整个回归方程显着性较强。但是，X4的t值并不明显，对其进行T检验，虑到变量X4对二元相关指数的现实意义，因此置于的显着性水平下检验，得t=1.85，X4保留，回归方程各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具有显着性。

对回归方程进行white异方差检验，得

则即拒绝原假设，则回归模型在white检验下显示，并不存在异方差。

因此，总体方程回归显着、拟合优度较好，不存在自相关与异方差。

(四)回归方程的经济意义

（1）二元经济转化程度由二元对比系数表示，当系数小时，两个结构元的关系恶化；当系数大时，二元差距缩减。

（2）城乡收入比、农民工数量与二元对比系数存在显着的负向关系。当收入对比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时，二元对比系数小，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差距拉大；反之，收入差距小、农民工少时，二元差距缩小。

（3）制度成本、劳动生产率与二元对比系数呈正向关系。当农民工增多带来制度转变的成本增大时（表现在制度变迁减缓），二元对比系数减小，结构恶化；当比较劳动生产率减小，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时，二元对比系数同样减小。

由此可知，与农民工问题密切相关的几个变量，在解释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时，无一不表现出矛盾、对立的局面。在农民工规模增大的同时，城乡收入拉大、制度变迁的成本增加、农业生产水平发展缓慢，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却愈加深化。

三、恶性循环累积关系的效应分析

民主权利边缘化、劳动权益缺失化、工资增长冻结化、社会制度僵硬化，就是农民工目前面临的最大尴尬。尚不能满足农民工的基本需求，又怎能在促进农村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上对农民工要求更多？社会福利的不均衡分配极大的抑制了农民工的发展，成为二元经济转化与农民工关系恶化的导火索，这种明显的恶性循环累计关系产生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影响。

(一)对立关系的累积加重二元经济结构

1、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化

尽管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的工资仅仅等同于能养活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但这种廉价工资对于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农民来说，是实现增收的最佳渠道，于是农业劳动力不断输送到城市，化身“农民工”。对立关系的循环累积使原来的劳动力市场发生新的分化。在农村，农民劳动者与乡镇企业工人并存；在城市，以农民工为形式的劳动者与城市传统工人劳动者并存。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化，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奠定了基础。

2、地域空间发展不平衡

对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57）的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很容易分析到“恶性循环累积关系”其实就是动态的制度变迁中，“回拨效应”远远超过了“扩散效应”，从而造成了地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加重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程度。

(二)劳动力市场分化的累积诱发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滞后

为了在劳动力市场中争取有利的竞争优势，农村中出类拔萃的劳动力忍受着城市里工资低、无合同、无保障的恶劣条件，而留守农村的只是古稀与幼小。这种由于无法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造成的劳动力质量上的差异，形成了城乡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别。

如上图a、b线所示，在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b为76.4）是传统农业部门（a为3.3）的近25倍。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不仅意味着收入报酬的差距，也意味着呈相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差异。差异的累积形成工业越发展、农业越落后的局面，为农村经济发展留下隐患。面对如此巨大的生产率之差，只能望“刘易斯拐点”而莫及。倘若相关的教育投资差距的扩大态势不能迅速改观，势必形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收入水平低教育投资水平低下一代就业竞争力低收入水平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恶性循环效应。

(三)城乡收入差距的累积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恶性循环累积关系下，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自由流动受到阻碍，反映在收入差异上，形成城市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农村。以恩格尔系数看，农村地区的消费仅为城市消费的1/4，根源正是农民的收入过低。城乡消费水平的失衡，占人口较多的农村消费能力疲软，内需难以启动；而绝大多数农民束缚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 从事技术水平和商品化程度都较低的农业，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都无法升级，农村城市化发展受限。

在城市，由于城市化后的聚集效应开始弱化，尽管工业化率已经很高，但产业结构调整受阻，非农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虚弱。同时，由于体制问题，农民工只能依赖临时工作生存，无法纳入城市化的衡量体系，导致农民工“虚城市化”现象。于是，虽然农民工一直在为工业化奋斗，但“无奈回流”与“艰难再就业”依然发生。

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工业化脱节，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结构转变受限。

(四)制度变迁成本的累积催生“三农问题”

诚然，向市场经济转变，实现工业化发展，享受现代化的物质生活，这是制度变迁带来的可观收入；但由于劳动力流动的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了事后效应，这也就是制度变迁所必须支付的成本。

当成本大于收入时，恶性循环累积关系应时而生，伴随而来的是“三农”问题的爆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三农”问题非本文重点，不作讨论）。现在的小农不再像以前，过着封闭的自己自足的农耕日子，他们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来解决家庭支出的压力，他们面临的不是生存问题，不是利润问题，而是社会化、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支出问题。而农村现有的资源并不能满足农民就业和增收的需求，那么，收入差距的拉大、社会福利的缺失也就成为农民工耿耿于怀的心结。正如学者所说，二元经济结构的对立分割所造成的复杂、痛苦的问题，却往往由已经为工业化原始积累而做出巨大贡献的“三农”来承担，并随工业化的加剧愈演愈烈。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农民工与二元经济的恶性循环累积关系为成本，当后来者在享受体制变迁的收入——国家工业化的物质生活——时，不得不为催生的“三农”问题略显尴尬。因为一方面当中国位于世界前列的经济成就被人口平均时，就得排入所有国家队尾，弄得“强国梦”似乎永远是梦；另一方面，这个基本体制矛盾至今难以解决，约70%的农村人口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社会不能进入现代社会经济，又弄得人们即使再怎么想按照完全市场化的西方的制度改变自己，也只落了个“东施效颦”的痛苦病根。

四、结语

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色产物，是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的体现。然而，这个没有制度陪伴成长的婴孩，通过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恶性累积，向传统发起了挑战。在剩余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制度变迁以及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等四个指标上对农民工问题所带来的恶性关系进行量化计量及分析，这一恶性循环关系累积的结果就是二元经济结构复杂化、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化、农业劳动生产率滞后化、制度变迁高成本化。

农民工问题，既能在无限膨胀后聚敛强大的社会效应，加剧二元鸿沟的矛盾，也能在渐进积累中瓦解二元经济结构的弊端，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

简而言之，子能弑母，亦能侍母。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做到以农民工为核心，以农民、农业、农村为立足点，只有以这样的“三点一心”为源，才能解决农民工问题，走出农民工与二元经济结构的恶性循环累积关系，从而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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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

内容摘要:武汉城市圈是我国中部最重要的城市群建设地域之一。研究武汉城市圈的结构特征及其成因,对于推动武汉城市圈地区城市化进程、促进武汉城市圈和湖北省甚至中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选取24项指标,建立了反映城市群结构水平的指标体系,选取中部城市群和东部7个城市群共65个城市作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城市群进行综合评价。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 结构 综合评价 因子分析

国内外城市群结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侧重于对城镇群体的研究,其研究视野的开辟始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对现代城镇群体空间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地理学家戈德曼(Jean.Gottmann)。法国佩鲁(F.Perroux)的“增长极理论”和“点轴发展理论”,是城市群研究的一大理论贡献。弗里德曼(J.Friedmann)结合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提出经济发展与空间演化相关模式,反映了城市群的发展阶段与过程。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T.Hagerstrand)提出现代空间扩散理论,揭示空间扩散的多种形式加深了城市群空间演化研究。

在城市群结构特征的研究方面,刘继生、陈彦光(1998)探讨了城市群等级规模结构的分形研究方法,讨论了城市群各级城市等级规模分布的Zipf模型,引进了分形结构因子,提出了表征城市群等级规模差异的差异度和度量方法。刘春等(2004)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等定量化手段,分析得出目前武汉市与周边城市联系现状,并就此提出武汉城市圈经济协调一体化发展的决策。

本文采用定量化的指标体系,借助因子分析法的分析手段,运用地域横向对比方法,揭示武汉城市圈结构性发展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城市圈结构性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分析方法

(一)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群结构性发展水映了一个城市群的发展潜力和竞争能力,对其能力的评价既是对城市群地位的定位,也为城市群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群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提高我国城市群的竞争能力,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因此,构建城市群结构性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需要遵循系统性原则、全面和重点相结合原则、可操作原则。

(二)城市群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是个复杂的多维问题,它是在综合群体内所有城市在城市群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建立的网络体系,是高层面的结构形态。本研究参照了相关文献中关于城市群发展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建设,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选择了城市经济发展实力、经济效率、产业结构、社会发展与居民素质、开放程度、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城市发展潜力共7个方面24项指标(如表1),运用SPSS15.0软件对24项指标进行权重赋值,构造了武汉城市圈结构性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三)SPSS主成分分析

计算城市总发展水平表现要素及城市发展水平各分力构成要素的相关矩阵,通过相关矩阵得到特征值和累计值,及主成分的载荷。根据最初的几个特征值在全部特征值的累计百分率大于或等于某一百分率(对城市竞争总力定为100%,对城市发展水平各分力定为80%)的原则,决定选取主成分的具体数值。假定前m个主成分分别为factori1、factori2、factori3、factoril...factorim。将第i城市经过标准化变换后的各解释变量数值代入,可得到factori1、factori2、factori3 ... factoril ... factorim的数值,然后根据这m个主成分的对应的特征值进行加权累加,即构造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或分力指数,数学表达式如下:

其中,Ei为总或分的发展水平指数;λ1、λ2、λ3...λm为前m个特征值。

城市圈结构性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分析

(一)城市圈发展水平评价的得分和排名

本文选取我国沿海三大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中部三大城市群(皖江城市带、长株潭城市群及中原城市群)作为武汉城市圈进行发展水平分析的样本城市,共计65个城市样本。收集整理2005年的相关数据,采用法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利用SPSS15.0软件对数据矩阵进行处理,得到主成分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本文选取Initial Eigenvalues(数据相关阵的特征值)大于1,作为主成分,共有5个成分特征值大于1,这5个成分特征值累积贡献为80.459%,后面的特征值的贡献越来越少,这5个主成分满足解释80.459%城市发展水平情况。因此选取这5个主成分对城市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经过对城市圈各样本城市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SPSS15.0对数据进行数理处理后得到城市圈中各城市的二级指标体系得分,作为对城市圈进行评价分析的依据。根据指标的贡献情况,经过综合计算得出城市圈及其城市的综合得分及其排名(见表2)。从表2中可以得出:

武汉城市圈的综合得分是-2.915,与沿海的城市圈差距较大,与中部其余三个城市圈综合得分都维持在较低水平,综合发展水平较弱。武汉城市圈核心城市―武汉市排名(第15名)相当靠后,圈域中其它中心城市的排名(城市总个数为65个)均位于37名开外,占据65个城市靠后的名次;在经济发展实力、经济效率指标、产业结构、社会发展与居民素质、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发展水平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核心城市间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虽武汉在中部城市群的首位城市中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但武汉与东部城市群核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深圳)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且这种差距反映在7个发展水平要素上。

(二)城市圈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分析

1.经济发展实力。从经济实力角度看,珠三角城市圈平均得分最高,长三角、京津唐城市圈分别次之,武汉城市圈平均得分排在最后。从单个城市看,深圳经济实力得分最高,上海、广州和北京分别次之,武汉经济实力排名20位,综合得分只有0.208。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城市的经济当量与沿海相比相差较远。

2.经济效率。从城市圈的角度看,珠三角城市圈平均得分0.670,是最高的,武汉城市圈平均得分-0.126,排在第四位。单个城市而言,深圳、上海位列前二位,武汉位列第20位,能源消耗较大,属于粗放型发展,沿海一带走的是节约型发展道路。

3.产业结构。从城市与产业结构看,珠三角城市圈、京津唐和长三角得分分列前三位,武汉城市圈排列第四位。四大城市圈三次产业之比分别为:珠三角3:51:46;京津唐6:44:50;长三角4:55:41;武汉城市圈13:43:44。三次产业排序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呈现为二、三、一结构。京津唐城市圈的三次产业排序为三、二、一,说明京津唐地区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升级换代快,且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武汉城市圈的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虽然也较为接近,可第一产业的比重却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重的分量,产业结构还有待优化升级。

4.社会发展与居民素质。从居民素质的角度来看,珠三角城市圈平均得分最高,达到0.420,长三角和京津唐分别次之,武汉城市圈位列第六,皖江城市带排列最后。从单个城市的比较来看,北京排名领先于其他城市。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分居全国前五位,是大学在校生和专业技术人员最多的城市。

5.开放程度比较。从开放程度来看,珠三角城市圈得分最高,长三角和京津唐城市圈得分分别次之,武汉城市圈排名第五,中原城市圈最后。从具体城市来看,深圳跃居第一,珠海第二,上海第三,武汉位列21名。从进出口总额来看,长三角最高,其次是珠三角,再次是京津唐,第四是武汉城市圈。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武汉城市圈、京津唐、珠三角、长三角的外向程度依次升高。从利用外资角度看,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长三角对外资的吸引力较强。

6.基础设施比较。从基础设施看,珠三角城市圈得分1.877,为最高,长三角和京津唐城市圈分别次之,武汉城市圈得分-0.748,为第六,且与沿海地区差距巨大。从单个城市的比较来看深圳排名领先于其他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别次之,武汉以0.269的得分排名第18位。武汉城市圈在该项指标上得分低的主要原因是武汉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但圈内城市差异较大,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很低。

7.生态环境。从环境保护看,珠三角城市圈最高,长三角和皖江城市带分别次之,武汉城市圈为第五。从单个城市的比较来看,珠海排名领先于其他城市,深圳、东莞和铜陵分别次之,武汉以0.052的得分排名第31位。武汉城市圈及其圈内城市的环境保护利用水平低。

城市圈发展水平的影响因子分析

借助因子分析手段,寻求影响城市圈结构发展的动因。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后的载荷矩阵。根据确定的主成分因子进行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后的24个指标变量在3个公因子上的载荷矩阵,可以用其进行因子命名解释。在一般情况下,因子载荷的绝对值越大,则表明公因子对所代表的原始指标变量的解释效果越好。

公因子F1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三产业增加值、GDP、金融机构储蓄年末余额、第二、三产业增加值、邮电业务总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高校在校生数、地方财政收入、专业技术人员数、国际旅游收入、实际利用外资、总人口、外贸进出口总额等指标上载荷较大,都在0.7以上,集中反映了城市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总体情况,其贡献率为48.211%,可解释为总量因子。

公因子F2 :在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每万人拥有医生数、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人均科学教育财政支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居民年末储蓄余额、农民人均纯收入、每万人拥有病床数等指标上载荷较大,都在0.7以上,反映了社会资源的人均分配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贡献率为30.598%,可解释为均量因子。

公因子F3 :在人均道路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等指标上载荷较大,反映了城市基础设施状况,贡献率为9.059%,可解释为基础设施因子。

结论

武汉城市圈综合评价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综合评价与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相比,指标上基本也存在很大差距;武汉城市圈综合评价在与中部城市群的比较中不具备优势,反而处于落后局面,只是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在对外经济联系这一项指标上排名靠前;武汉城市圈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众多的教育科研机构,这些优越的条件有利于武汉城市圈吸引外来资本,优化产业结构,加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联系,依托人才优势和外来资本的注入,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将是武汉城市圈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厉以宁.区域发展新思路[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第8篇：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

关键词：城市圈 区域经济竞争力 因子分析 评价指标 实证研究

“3+5”城市圈是以湖南省内以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为中心，15小时通勤为半径，包括岳阳、常德、益阳、娄底和衡阳五个城市在内的城市聚集区。“3+5”城市圈不仅具有区位优势，而且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随着圈内基础设施建设的逐步完善和投资步伐的加快，湖南“3+5”城市圈的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城市圈整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区域内部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各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对于个区域整体的经济和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湖南“3+5”城市圈内的8个城市经济竞争力进行定量分析，找出各个城市发展的差距所在，从而为决策者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提供理论和现实依据有定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综述

研究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深入分析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形成要素，提出相应的对策，使得区域经济充满活力，保持持久和高效的发展。国内外关于区域经济竞争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区域经济竞争力内涵的研究

关于竞争力的研究最早来源于企业。1980年的欧洲经济论坛上提出了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此后，国内外学者将这概念引入经济学领域，研究对象从微观经济个体转向宏观经济领域。徐琼（2006）指出区域经济竞争力是对个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潜力的概括，是该区域经济实力、经济外向度、经济环境、创新因素、政府管理与科技发展的综合体现，是各种经济变量的有机组合及其动态合力的结果。

（二）区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的研究

王秉安（2005）构建了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个一级指标，8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和148个四级指标。徐琼（2006）构建了反映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包括地区经济实力、经济国际化程度、政府管理、金融因素、创新因素和基础设施因素，二级指标包括26个因素。徐承红（2008）提出了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四级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体系包括核心竞争力、辅助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实力，二级子系统包括9个指标，三级子系统包括19个指标，四级子系统包括72个指标。

（三）特定区域的经济竞争力比较研究

国内外研究者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方法，选取特定区域分析经济竞争力，并将不同区域的经济竞争力进行比较，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Sang-ChulPark（1999）对韩国的区域经济竞争力差异进行分析，提出中心和的差别发展策略有利于韩国的政体经济增长。袁灵（2005）选取指定的评价指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2004年湖南省与中部其他9个省份的经济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关华等（2010）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河北省11个市的经济竞争力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发现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应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投入，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快速发展。

目前国内关于区域的经济竞争力研究主要是预先设定好评价指标体系，然后根据特定的评价指标展开实证研究。这种方法存在定的局限，不能全面反映出地区的经济竞争实力。因此，为全面、真实地反映这8个城市的区域经济竞争力，文章根据科学性、合理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选取了反映经济实力水平的GDP总量、人均GDP等30个直接和间接性指标，建立相关的统计指标体系，先做因子分析，再通过因子分析的结果寻求综合评价的因子，然后对湖南省3+5城市圈内8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进行对比分析。

二、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湖南省3+5城市圈中的八个城市，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娄底、益阳、衡阳和常德。为全面、真实地反映这八个城市的区域经济竞争力，本文根据科学型、合理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选取了反映经济实力水平的GDP总量、人均GDP等30个直接和间接性指标，建立相关的统计指标体系，先做因子分析，再通过因子分析的结果寻求综合评价的因子，然后对湖南省3+5城市圈内8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进行对比分析。

数据选自2013年《湖南省统计年鉴》，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2年湖南省各省、地级市的统计公报。

本文采用平均值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

在（1）式中，Mij为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标准化后的值；Xij为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原始统计值；Xj为所有城市第j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

然后对处理后的数据的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KMO系数）进行检验，如果KMO值越大，表示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如果KMO值小于0.5，则不宜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对各项指标运用SPSSl6.0进行计算，结果得到KMO值为0.75，大于0.5，说明因子可信度较强，适合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表示如下：

设有n个原始变量，表示为，根据因子分析的要求，这些变量标准化后，假设n个变量可由k的因子表示为线性组合，即：

（3）式为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如果利用矩阵形式则表示为：

X=AF+e

（4）

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对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从中找出少数几个能够控制原始变量的因子选取公共因子的原则是尽可能包含更多的原始变量信息，建立因子分析模型，利用公共因子现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达到简化变量、降低变量维数和对原始变量再解释及命名的目的。

三、区域经济竞争力实证-分析

（

）因子总方差解释与碎石图

运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前3位的公共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为93.515%>75%），说明这3个公因子对原始数据的代表性很高，已经反映了原始数据的绝大多数信息。总方差解释如表1所示。

表1总方差解释

利用因子分析的碎石图也可以帮助确定最优的因子数量。图1是运用SPSS.6.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出的碎石图。在碎石图中，横坐标表示因子数目，纵坐标表示特征根。从图中可以看出，前3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很大，从第4个开始特征值很小，因子特征值连线也变得很平缓，即前3个因子对解释变量的贡献最大，所以因子分析中提取3个因子最合适。

（二）因子载荷矩阵以及公因子的提取

因子载荷是公共因子与原指标变量相关程度的表征，它的绝对值越大，两者的相关程度就越高，所代表的指标变量的解释性就越好。为了更好地解释指标变量，一般将原因子矩阵进行因子旋转。本文采取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如表2所示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公共因子1中具有较大载荷的指标有：X27、X4、X6、X26、X3、X7、X8、X28、X12、X29、X25、X30、X1、X23、X2、X22、X24、X15、X5、X11、X9、X19、X10、X21。在公共因子2中具有较大载荷矩阵的指标有：x16、x12、x13、x17。在公共因子3中具有较大载荷矩阵的指标有：X20和x18。

因子得分是某个样品对不可观测的公共因子随机向量取值的估计。借助因子加权得分系数矩阵可得湖南3+5城市圈中各个城市的公共因子得分，以各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可得到每个城市的加权因子综合得分。计算方法如下：

在式（5）中，i代表湖南省3+5城市圈中各个省、地级市。其中的分别代表各个城市在3个公共因子上的竞争力指数，由各城市处理后的数据与旋转因子载荷矩阵相乘可得。加权因子综合得分名次如表3所示。

四、结论与建议

表3显示了2013年湖南省3+5城市圈的各个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加权公因子排名。其中，长沙的加权公因子得分居第

，为第等级，株洲、岳阳、衡阳和湘潭的加权公因子综合得分居中，属于第二等级，常德、益阳和娄底的实力相对较弱，属于第三等级。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湖南3+5圈内的8个城市经济实力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应当针对得分等级的高低采取不同的对策。

（

）湖南省城市圈中核心城市的建议

湖南省3+5城市圈中第一级别的核心城市是省会长沙，在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排名中居于首位。长沙的经济实力远超过了城市圈中的其他城市，具有较强的集聚能力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独有优势，但是，长沙在部分指标上得分较低，如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和人均绿地面积等。这类指标属于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间接指标，虽然不能直接反映经济实力，但是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对于长沙而言，一是要继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利用独有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进步扩大长沙的经济竞争力。二是注重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高长沙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经济竞争力第二等级城市的建议

在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排名中，株洲、岳阳、衡阳和湘潭分列在2-4位。其中株洲和湘潭是湖南3+5城市圈中第二级别的核心城市，是要最终实现以长株潭三个城市为核心带动其他五个城市的共同发展。但是从经济竞争力来看，株洲和湘潭的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长沙，并且排在了岳阳和衡阳之后。

从各个指标的得分来看，株洲和湘潭在传统的优势产业上得分相对较高，在对外贸易和第三产业中的得分相对较低。因此对这两个城市而言，一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二是要优化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步扩大对外贸易，提高国际竞争力。

岳阳、衡阳与其他几个城市相比，经济实力较强，但是在反映科技创新能力的指标上的得分相对较低。因此，这两个城市是要进

步加大科教投入力度，积极引进科教人才，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二是要加强校企合作，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

第9篇：城市化的经济学解释范文

本期专题论坛的主题是“统筹兼顾的城市规划管理与跨越式发展”，共有11位专家学者分别从大城市撤县设区的经济绩效、城市管理数据化的内容体系、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评估、未来都市圈发展的布局设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模式路径、建设兼具文化魅力的山水城市等角度，论证了城市管理过程中统筹兼顾、分类施策的重要意义，并提供了助推未来城市管理如何提质增效的跨越式路径。

摘要：我国各地具有明显的行政经济区特征，市场化进程不断推动这种刚性制度发生调整，地方政府多顺应这一趋势，将行政区划调整作为调节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撤县设区近年来成为最频繁的调整形式之一。使用合成控制方法，利用杭州湾附近13个县级行政单位1993～2012年的经济数据，对余杭和萧山进行撤县设区政策效果的识别和量化，并呈现出政策影响明显的异质性，为政策分析评估打下基础。从城市规划、工业集聚的角度考察异质性的来源，有助于讨论以区市两级角色分工的视角审视撤县设区政策的潜在影响，为加深理解撤县设区政策提供一些补充和借鉴。

一、引言

在我国行政经济区特征比较明显的现实背景下，行政区划调整经常成为地方政府应对经济发展变化的有形之手。[1]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掀起了几次行政区划调整的热潮，不同时期的调整形式重点也有差异。[2-4]进入二十一世纪，各个大中城市发展矛盾突出，城市地方政府将调整下辖的区县行政区划，作为应对城市发展问题、追求城市经济增长、整合城市资源、提高城市集聚功能和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手段。[5]

区县行政区划调整，对自身和所在城市整体都可能带来不同的影响，[6-8]对涉及主体的经济绩效影响也仍有需要厘清的地方，对区县层级经济绩效影响进行补充研究，可能会发现政策影响的更多细节，有利于加深完善对这种重要行政区划调整的认识，为后续的政策运用提供一些更清晰的借鉴。

撤县设区调整在区县层面上经济绩效影响仍然存疑，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合理有效的技术手段分离和量化政策影响，影响的异质性更难衡量，也就无法准确地对政策提供效果评估，不利于政策的推进或者调整。本文采用国际上拟实验分析中常用的合成控制技术，分离和量化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县的经济绩效影响。从内容上看，关注政策的异质性影响，相较传统计量研究所揭示的平均处理效应，可以发现更多政策影响的细节。现实意义上说，撤县设区调整能否实现区市两级单位的双赢，还是对区县层级带来非理想的结果，可能通过哪些途径产生影响，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本文以萧山和余杭撤县设区后的经济绩效为考察内容，以人均GDP等变量为主要考察指标，通过合成控制手段，定量分析撤县设区调整对萧山和余杭经济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城市总体规划文件、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和区市两级角色分工的视角，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作出解释。本文旨在对萧山和余杭撤县设区后的经济绩效得到具体定量的分析和结论，并检验结论的稳健性，通过定性、定量手段对经济绩效表现提供实证支持的明确解释，尝试给出一些政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合成控制方法

本文采用合成控制方法分离政策效果，利用与研究对象比较相近的一组区县作为余杭和萧山的控制对象组，拟合撤县设区之前的余杭和萧山，在撤县设区之后，利用合成余杭和合成萧山与真实的余杭和萧山对比，之间的差距可以认为是撤县设区之后余杭和萧山对原有发展路径的偏离，这个偏离就是政策所造成的影响。

（二）研究数据介绍

1.控制对象组的选择

本文以地处杭州湾与研究对象相似的县市组成控制对象组。这些控制对象与研究对象同属一个经济区域，尽量排除不同区域经济带来的巨大差异；相似的行政和政策环境，尽量减少本文研究变量以外的因素带来干扰；各个对象的变量取值范围尽量涵盖研究对象的变量取值，保证合成可以实现。具体选取的县和县级市是：杭州下辖的桐庐县、富阳区、建德市、临安市；绍兴下辖的上虞区、柯桥区；宁波下辖的余姚市、慈溪市；嘉兴下辖的桐乡市、海宁市、平湖市。

2.时间区间

研究时间区间的选择应尽可能长，以便进行事前拟合和为政策识别留出足够时间。结合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的事前起始时间为1993年；事后时期截至到2012年，因为上虞、柯桥在2013年，富阳在2014年都发生撤县设区，这几个控制对象在合成中可能会占据较大权重，从而对合成的“反事实”研究对象产生严重扭曲。综上，研究区间为1993～2012年。

3.预测变量

被解释变量和预测变量的线性程度越高、预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越强，最终被解释变量的拟合程度越高。本文被解释变量是人均产出，参考余静文、王贤斌的结论，[9，10]同时结合数据可得性和一致性，选取以下变量作为合成的解释变量：（1）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的比值；（3）第二产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4）第三产业增加值与GDP的比值；（5）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与GDP的比值；（6）事前某些年份的人均产出。

4.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浙江60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地年鉴、各地统计年鉴，三个数据来源以各地的统计局数据为本源，数据一致性较好，对于部分数据缺失，使用了《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进行了补充，并验证了数据的一致性，部分资料参考了各地政府网站和公开资料。

为了缓解各个对象绝对规模差异和存量调整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各经济变量的比值和人均水平作为预测变量，利用各年的现价统计数据直接得到比值数据；利用各个对象每年可比价格增速或者生产总值指数，以1993年为基准对人均产出进行了价格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