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区域经济精选(九篇)

第1篇：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

关键词: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发展;“短寿建筑”;公众参与;相互影响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9-0113-02

引言

据国家统计局的新中国六十年系列报告之十公布的数据: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7.3%提高到2008年的45.6%,这表明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使得城市不断扩张和更新,在大量的城市建设实践过程中凸显出了诸多的问题,经济发展与城市规划、城市建筑相互之间的脱节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多处“年纪轻轻”的高楼被拆除,规划控制与单体建筑难以在质量上产生直接的对应关系,导致城市缺乏地方特色,缺乏高效合理的城市机能,这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短寿建筑”的现象

1.近年来出现的“短寿建筑”

2006年11月8日,坐落在卢浦大桥浦东段东侧的宝钢集团浦钢公司十六层办公大楼被爆破。浦钢大楼始建于1987年,是当时浦东地区第一高楼。

2007年1月6日,旅游名城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二十二层、67米高,设计寿命为一百年,有西子湖畔第一高楼之称的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在仅仅走过它生命历程13年的时候,被爆破拆除。

2007年1月7日,曾经被作为海滨城市青岛标志性建筑之一的二十四层大楼铁道大厦,在爆破声中轰然倒下。

2009年11月30日,建于1996年,是一栋高八层,总面积为12000平方米的单体建筑北海富丽华大酒店副楼实行了爆破拆除,这是北海有史以来爆破的最大的单体建筑。

2009年12月15日,广西最高单体建筑柳江路2号二十二层公寓为广西最高单体建筑将进行爆破。

全国各地相继有多座“年纪轻轻”的第一高楼被拆除,几乎每次都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还不富裕,人均占有资源在全世界很低,经济建设必须坚持走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道路。即使是发达国家,有哪一个把造好没多久的建筑砸了?这种不断地拆楼盖楼的做法违背了科学发展观,严重损害人民利益。“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话令人深思。

2.造成“短寿建筑”的分析

将高楼的短寿解释为政府规划部门目光的短视和节约意识的匮乏固然没有错,城市建设要量力而行,有钱搞城市建设当然好,但要符合当地的经济能力。目前,大多数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设的住房已面临着大量拆除的阶段,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GDP已连续多年地保持着10%左右的高增长速度,但国民财富的增加却远远地低于GDP增长速度的原因,我们在做大量的重复工作“建设―拆除―再建设”的过程,虽有GDP增长,却没有存量增长的原因。

资源的短缺是许多国家都在认真研究和对待的问题,而建筑的重建拆除和建设,无疑是对资源的最大浪费,与中国建设节约型、可持续发展国家的目标背道而驰。许多国家在认真做长远规划,严把质量关,以确保建筑物长寿。比如在英国,不仅建筑质量受到高度重视,规划、设计也经过详细论证,其建筑平均寿命高达132年,居世界首位。中国目前的住宅建筑平均寿命仅为30年。相比之下,我们的建筑的平均寿命过短。

鉴于建筑的浪费愈演愈烈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应该通过立法,对这一现象进行严格的限制和规范。一方面,当某一建筑物要被拆除的时候,政府必须举出详细的理由,以证明建筑物的拆除是必要的和有益的,然后再经过权威机构的论证和公开的听证程序,审核政府举出的理由是否属实和充分。另一方面,也要制定出严厉的惩戒条款,对违规肆意拆除建筑物的行为进行问责,让相关行政部门的人员为违规拆除行为付出高价成本。

二、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有规划专家认为,造成短寿建筑问题的根本在于城市规划的改变。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诱惑下,城市规划服从所谓的经济“大局”,缺乏科学性、前瞻性和持续性,存在着“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现象,领导一换,规划重来。拆还是建,往往只在于由潮流引领的价值取向,甚至在某些领导的一念之间。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建筑的拆除和建设,可以推动GDP的增长,同时,土地出让也能获取巨额收入。

城市规划是一门预测性的科学,它是根据城市需求制定的城市发展思路。因为其具有明显的预测性,所以并不能保证最终规划的结果十分准确到位,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是由于受到城市发展的大环境制约。在当前社会,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城市需求不断增长,在发展过程中也导致了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冲突与矛盾。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2004年在《中国城市规划中的若干国情问题》一文中指出,当较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开始后,很多城市仓促规划,往往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而且常常因地方政府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没有用地方法律规范城市长远规划,规划的严肃性和长期性不够,使规划存在许多缺憾。一座建筑物的缺憾容易弥补,实在不可弥补,拆掉重建也能做到。

三、城市规划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影响

1.区域经济发展为城市规划奠定坚实基础。同一区域的城市由于在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物流,交通,人才和科研等领域有着许多共同特点并相互依赖,所以区域经济的发展对该区域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是整个城市规划的龙头,起着先导、主导和引导作用。完善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关系到区域发展布局、产业发展布局、城乡发展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布局、资源有效开发和利用布局、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布局。

2.城市规划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核心和动力源泉。城市规划建设作为一个扩大投资,推动消费,促进发展的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经济活动。通过城市建设,可以带动房地业、建筑业、商业等十几个相关产业的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对区域产业经济的影响上。城市规划可以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和布局,引导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在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经济功能布局,使城市的经济环境更加适应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需要,确定城市建设的开发方针,统筹安排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选址和投资环境的选择,发挥城市整体投资利益,实现城市规模经济效益。二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布局。城市规划通过设计新的城市空间模式,对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城市功能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城市规划在经济结构的空间深化调整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三是土地配置与价格。作为城市规划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城市土地使用规划可以根据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城市的未来发展目标为准则,科学地设计城市空间布局,合理地配置城市用地结构,有效地调控城市土地价格,提高土地集约化水平,保证区域经济在符合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得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四是就业问题。城市规划可以通过宏观地调控手段来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城市规划是政府行为,是一定区域政府引导和协调区域城市合理发展和布局规划,要考虑到城市发展的连续性,使区域经济发展和布局规划将更为准确。

四、如何利用两者的紧密关系促进区域经济与城市规划的协调发展

1.正确处理城市规划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城市规划科学合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搞好城市空间战略规划,就会促使人人节约城市建设的成本,提高城市的综合功能;否则,就会影响城市的功能发挥,降低城市建设的档次和品位,进而影响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交流联系,干扰区域经济的正常发展。

2.正确处理经营与管理的关系,坚持以城市经营带动城市管理。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规划管理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应该充分发挥城市规划管理的功能,简而言之,城市规划管理就是城市建设过程的协调者和组织者。一个城市建设的好坏与城市规划设计水平的高低有着直接关系,因为城市规划设计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在政府财力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要想加快城市规划和建设发展,必须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创新机制,走市场化之路,实现城市自我积累,自我增值的良性发展。

3.正确处理城市间合作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是城市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有句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认识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径。

4.正确处理城市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构建和谐社会。公众参与就是在社会分层、公众需求多样化、利益集团介入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协调对策,它强调公众(市民)对城市规划管理过程的参与,实现城市空间的合理分配,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参与,是城市市民以帮助、评判等多种方式参与编制城市规划的任何一个过程,城市市民参与具有层次性,其最基本的层次是对规划的活动的舆论作用,最高级的层次为市民亲自参加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全过程,即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城市人民规划、人民建设和人民管理。

结语

城市规划是指对城市的空间和实体发展进行的预先考虑。其对象偏重于城市的物质形态部分,涉及城市中产业的区域布局、建筑物的区域布局、道路及运输设施的设置、城市工程的安排等。而区域经济是以不同的地域单元为基础,依照社会劳动的地域分工原则,在充分发挥本区域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区域特色的地域性经济。区域经济是城市规划建设的基础,城市规划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使中国的城市乃至国家建设朝着有序、稳妥地方向不断的推进。

参考文献:

[1]白雪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

[2]陈锋.转型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转型[J].城市规划,2004,(28):9-20.

[3]陈为邦.城市规划应成为重要的公共政策[N].中国经济导报,2005-01-14.

[4]石楠.什么是城市规划[J].城市规划,2005,(11):24-25.

第2篇：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

关键词：区域中心城市 产业升级 城市转型 区域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182-04

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包含了区域中心城市及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主体，并处于开放的国内外区域经济环境下，其区域竞争力的源泉主要应来自三个层面：第一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第二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城市群开展的国内跨行政区域经济合作；第三层的内容是区域中心城市与以国际战略节点城市为代表开展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这三个层面均为我国重要的改革进程。在第一层进程中，以总部经济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城市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在第二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能力与经济腹地重要节点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城市功能专业化分工水平之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实现腹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在第三层进程中，区域中心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城市功能专业化水平与对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节点城市经济贸易水平的协同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在国际化合作过程中能否可持续提升竞争力。

三个层面改革进程各成体系，并共同实现提升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区域经济竞争力最终战略目标。因此，梳理三个战略改革层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探索研究内容的发展趋势，是研究建立进程间统筹机制、形成三方协同发展格局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城市产业升级以及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重要环节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笔者采取将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论文综述与重点论文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以及区域经济合作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一、“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层面的相关研究

1.国内外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2009年陈羽研究发现关于“产业升级”问题，国内外存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两种认识和研究思路，而且并未对两者进行区分与对比研究，造成了使用不便以及认识混乱。在回顾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在使用特征、包含内容、理论内核等方面对两种思路进行了对比，归纳出“价值链思路”具有更为国际化、更为全面、经济学内核“内生”型、产业升级难度更大的特点；而“结构思路”则具有在我国使用时间长、范围广、更为宏观的特点。最后指出对于“产业升级”的内涵需要统一认识，即“提高国际分工中的价值获取”，而产业升级的基本对策就是向“研发（技术）”和“品牌（管理）”两端升级{1}。2012年唐晓云在回顾产业升级概念及国内外研究偏好的基础上，对产业升级国内外理论和实践成果，从技术创新和创新政策这两个驱动因素的角度进行了梳理。发现产业升级的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存在以下四点不足{2}：（1）内涵界定缺乏更广泛的基础；（2）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3）产业或区域的国内层面和国外相应层面缺乏统一研究框架；（4）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相关理论散见于增长理论、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创新理论中。2013年王海杰从技术、市场、制度、企业家等方面分别归纳了我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从技术路径、功能路径和区域发展路径等方面总结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发现当前研究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3}：（1）国内大部分研究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2）对于我国欠发达地区如何避开直接嵌入国家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锁定、实现区域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3）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其积极的效应方面，对产业转移的成本及产业中存在的如地理、文化等阻碍因素考虑较少，而且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4）对于在全球价值链中作为推进产业升级的企业家的培养及企业家资源的拓展的研究略显单薄。

2.近几年国际产业升级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10年杨丹辉通过分析印度发展服务外包的模式及其局限性，发现在承接外包的推动下印度利用全球化和信息化释放出的知识资源，带动软件和信息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使印度产业升级突破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传统线性升级模式{4}。2010年陈羽、邝国良研究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面对国际竞争与产业发展的严峻形势，中国台湾对大陆的大规模直接投资形成了产业转移，这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客观上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资本和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成长迅速，并导致出口产品结构逐步升级，体现了转向控制价值链、占据高附加值环节的产业升级过程{5}。2013年刘艳艳通过研究洛杉矶工业升级历程发现选择发展具有前瞻性和潜力的新兴行业，并始终把握价值链的最高环节是洛杉矶实现产业优势的核心，而洛杉矶广阔的地域使得其产业选择具有多样性。同时经济行为背后的社会、制度关系也非常重要，洛杉矶宽容多元、创新进取的文化氛围以及有利于企业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变革的制度环境，共同帮助其实现地区产业升级{6}。2014年盛朝迅研究发现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经验有两点{7}：一是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关键领域率先突破、鼓励产业向价值链两端延伸等加快创新因素培育；二是通过加速创新型企业培育、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促进创新主体升级。

3.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唐永伟等人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CNKI 数据库检索2000―2012年中国城市转型研究的核心论文，从研究文献、研究力量和研究热点等角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转型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8}：（1）涉及多个学科，尚未形成明显的研究团体；（2）城市经济转型是研究的重要方面；（3）研究呈现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转型、发达地区城市转型、城市文化转型4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文化转型研究是热点方向；（4）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的特点，对转型发展路径和效果的评价较为欠缺。2012年以后，对于城市转型的研究较为全面的是李程骅和黄南。他们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产业体系以及国际城市经验等四个维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城市转型的机制与路径{9}{10}{11}{12}{13}。分别提出了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产业体系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以及国际城市转型的路径对中国的启示。

4.近几年国际城市转型实践经验的总结方面。2008年张贤、张志伟分析了美国纽约和匹兹堡的产业调整过程{14}，提出一些国际经验如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生产服务业、注重市场与政府协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关联、关心教育科技及其与产业联系、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等值得借鉴。2011年张飞相、陈敬良分析了芝加哥、伦敦、新加坡等许多世界先进城市转型的历程{15}。概括出国外城市转型的四个基本趋势，即创建生态城市，打造智慧城市，建设文化城市，构建集约城市。指出了国外城市经济转型的三种主要模式，即以芝加哥为典型的产业多元化模式，以伦敦为代表的产业升级替代模式，以新加坡为典型的产业高端化模式。2013年唐子来、王兰文从城市转型的背景出发，将转型城市分为全球城市和工业城市两类{16}。通过梳理作为全球城市代表案例的东京、伦敦和纽约，作为工业城市代表案例的曼彻斯特、匹兹堡、多特蒙德和埃森，剖析了两类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转型特点。进而分析了案例城市在转型中的功能定位、空间规划和实施策略，并总结了规划在城市转型中的作用。2013年王德、吴德刚和张冠增在总结东京在19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城市发展政策和措施的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国际化、信息化、老龄化等方面的应对策略{17}。2013年王兰追述了二战以来纽约城市发展转型的动态和规划，诠释了规划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作用，并集中分析了2001年后多个规划的战略议题和内容重点，发现纽约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特征明显，多元的规划类型体现和支撑了纽约的城市转型发展。{18}

二、“区域经济合作”层面的相关研究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形式，始终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已经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发表。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比国内早。英国经济学家彼得・罗伯逊1990年按照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架构，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体系应由自由贸易区理论、关税同盟理论、共同市场理论、经济同盟理论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理论构成{19}]。如果以美国经济学家维纳在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中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之一――关税同盟理论的时间算起，国内比国外晚40年左右。从通过CNKI数据库检索核心期刊综述类文献发表时间来看，最早出现的是袁越兴1998年对于经济全球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1998年-2001年的研究重心在“经济全球化”，2006年-2008年研究重心转至“区域经济一体化”，2010年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综述和发展趋势判断。

1.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国外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地梳理。范兆斌、苏晓艳以动因理论为主线，从次优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动因、新贸易理论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新经济学、区域市场一体化与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进口替代性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传统理论这四个角度分析和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研究脉络及最新进展情况{20}。马林、杨玉文从区域经济合作的层次和理论基础两方面对区域经济合作国内外理论进行了梳理{21}。梁双陆、程小军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代表性理论：关税同盟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共同市场理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和综合发展战略理论进行了评述{22}。李欣红总结了1990年―2007年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产业区位关系的研究文献，研究发现{23}：（1）传统理论预期优惠贸易协定的成立将根据比较优势来决定产业区位和专业化模式；融合了新贸易理论和传统区位理论的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集聚力和分散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区位。（2）实证分析研究的最多的是欧盟，对南南型合作组织的研究仍然较少。由于采用的数据以及分析方法差别很大以及国家经济千差万别，实证分析的结论有些与理论预期一致，也有与理论大相径庭，甚至矛盾的案例。2010年以后，姚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区域合作的模式、机制、对策、绩效评价、立法等方面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认为国际文献存在三方面不足{24}：（1）在对区域合作的理论解释方面不尽完善；（2）研究对象以欧盟和北美地区为主，亚洲背景的文献相对少且分散；（3）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国内文献虽然所论述的角度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包含了区域合作的主要方面，总体存在两方面不足：（1）大多数研究对象都是国内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2）对于区域合作法律健全问题关注较少。和燕杰从流域经济一体化的视角梳理了相关文献{25}，发现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的综合管理、规划、生态―经济评估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国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泛珠江流域经济合作及珠三角经济一体化，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这三个方面。指出合作机制的设计和构建将是流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蔡丽、闫华清从竞争性、互补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竞争与互补两种贸易关系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以及这两种关系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路径和制度安排，发现对于竞争和互补两种贸易关系的研究都注重制度安排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26}。但是，其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模式、路径和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涂英柯、司林波、孟卫东从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提出为背景，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发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体化具有的现实基础与有利条件、空间结构演化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对目前我国学界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27}，并指出研究存在相关理论不够系统化、缺乏对公共政策服务平台的构建、对于各级政府间行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等不足。金泽虎、张红通过对单一型以及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演变脉络进行研究，发现混合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现有合作组织中逐步形成主导优势，这种现象也在麦克杜尔-肯普模型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得到验证，逻辑规范分析的结果如出一辙，即混合型经济合作将会成为未来区域经济组织形态的主流发展趋势{28}。陈静雅从价值链视角考察了区域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机制，以京津冀城市间的一体化合作为例，分析了其产业发展的现状，并从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经济实力等方面对其产业升级的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以价值链升级为突破口促进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升级的对策思路{29}。黎鹏、杨宏昌、王勇认为应基于区位理论加强跨国区域相关国家及地区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形成一致的思想认识与努力方向，并以区位理论系统指导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务实推进，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通道和口岸建设，加强服务于中国―东盟边境区位合作开发的国际协调机制建设等{30}。

2.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内学者以珠三角、长三角、泛北部湾地区以及东北亚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合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汤学兵研究提出{31}，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具有四大动力和四大趋势。四大动力分别是政府推动产生的牵引力、市场推动产生的驱动力、资源共享和利益双赢产生的向心力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产生的吸引力。这些动力的综合作用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四大趋势：一是以经济区或经济带为平台，区域合作具有坚实的载体；二是以合作区域的基础设施、创新体系、环境保护、市场体系、社会事业等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合作成本不断降低；三是合作双赢或多赢局面日益普遍，合作收益不断增加；四是合作范围日益国际化，使得区域合作的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丁任重、孔祥杰总结了建国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经过的五个发展阶段： 萌芽阶段、兴起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规范化阶段和新的发展阶段以及形成的省（区）际间、省（区）毗邻地区、省（区）内和城市经济协作区等四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类型{32}。指出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加强了地区间经济协作关系，扩大了地区间的商贸规模，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存在着主体单一、形式单一、功能单一的弊端。胡杰武、张秋生、胡靓根据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数据库，对2002―2008年我国企业跨区域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归集整理{33}，并分析了其对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跨区域并购，我国的资源型产业存在向资源富集地区转移，加工型企业存在向配套措施完善的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迹象。对于第二、三产业来说，各区域跨区域并购的净数量和净金额与区域内对应产业的GDP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跨区域并购具有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

3.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经验总结方面。国外对区域合作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对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实证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目前成立的国际区域合作组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区、欧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国内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启动开始，随着亚太经合组织影响日益增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一路一带国家战略的提出，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主要方面。徐奇渊、刘力臻对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的现状和进展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述{34}。研究发现：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市场扩大和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来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中国也可以借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来化解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必然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在增加开放收益的同时强化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沈铭辉研究指出，经过20年的运行，GMS合作机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由于其合作主体、合作领域以及合作环境比较复杂且发生了变化，GMS合作机制的未来面临着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充分认识GMS合作机制的定位，与亚行取得合作以推动该机制发展{35}。欧建峰在总结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因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跨区域国际经济合作应该运用发展重点合作伙伴、发挥“贸易创造效应”避免“贸易转移效应、开拓新贸易合作伙伴以及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这四项策略{36}。张彦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种当前亚太地区最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面对两种不同的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国家对未来经济合作的态度和期望发生了变化。通过对当前亚太地区主要国家（RCEP成员国和美国）的区域合作态度进行研究，提出三种启示{37}：（1）正确认识RCEP与TPP的“竞合关系”，重视研究RCEP与TPP的融合；（2）要重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和提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水平；（3）要正确处理同RCEP和TPP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争取打造高质量的RCEP。于鹏研究指出，应借鉴各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有益经验，处理好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部署我国的自贸区战略{38}。申现杰、肖金成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出发，分析了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并从落实“五通”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国际合作的重点领域、优化国内区域开放格局等方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重点进行了相关思考{39}。张庆霖研究指出边境区域经济合作是边境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到桥头堡的作用，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地缘关系和已有合作框架的双重便利，加大要素资源流动和产业对接的力度与效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宏观框架虽然已运行多年，但在更微观层面上的落实亟需寻求新的突破，而边境区域经济合作作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下沉，显然有助于创新和丰富区域经济合作，使其更加微观与具体{40}。曹永福在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对TTIP、TPP、RCEP新态势进行了预测{41}。

三、研究趋势展望

已有的相关文献从三个层面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角度均已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城市及区域产业升级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不足、对开放条件下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研究仍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等问题；在国内外城市转型理论研究方面，存在重宏观、轻微观，重个案研究、轻体系研究，重描述、轻量化等问题；在国内外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缺乏对内在经济机制系统而深入的解释、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合作有很少的研究等问题。

因此，后期研究应注重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关联性，遵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个案与体系相结合、描述与量化相结合、外在表象与内在机制相结合、局部与整体相结合的原则。具体来讲，第一，在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路径或机理、以产业转移的方式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规避价值链锁定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第二，在区域经济合作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系统性构建开放环境下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在国内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腹地层面建立统一研究框架。（2）在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经济机制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第三，在中心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与中心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统筹研究领域未来应侧重于：（1）实现在开放环境下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微观理论基础以及统一研究框架的关联。（2）在建立了密切关联机制的统一研究框架内，对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升级、城市转型问题与开放环境下多层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多角度关联性研究。

注释：

{1}陈羽，邝国良.“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核及研究思路述评[J].改革，2009（10）：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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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 区域竞争力 经济增长 偏离-份额分析法

本文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模型，以2003年作为计算的基期，分别选取2006年和2010年做为观察期，对广西14个地级市进行产业结构与竞争力方面的优势进行分析。广西在2002年重新进行了行政区域划分，将原来的5个地区、9个地级市调整为现在的14个地级市，所以本文以2003年作为计算的基期。

研究模型及数据来源

（一）偏离份额分析模型

Shift-share Method（译为偏离份额分析法，缩写为SSM）是由美国学者Dunn、Perloff 、Lampard 、Muth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相继提出，20世纪80年代初Dunn集各家之所长，总结成现在普遍采用的形式。SSM在国外区域与城市经济结构的分析之中已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方法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态性，是揭示区域与城市部门结构变化原因，确定未来发展主导方向的有效方法（蒋昭侠，2005）。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把区域经济的变化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其所在区域或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参照系，将区域自身经济总量在某一时期的变动分解为三个分量，即份额分量N（the national growth effect）、结构偏离分量P（the industrial mix effect）和竞争力偏离分量D（the shift share effect），以此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评价区域经济结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可以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具体模型参见由蒋昭侠编写、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产业结构问题研究》一书）。

（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考察广西在2002年重新对行政区域进行划分以来的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偏离份额分析法的特点 ，本文主要以《广西统计年鉴》（2003-2010年）的相关经济资料和数据为基础，选取广西及14个地级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及三次产业产值的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组成评价数据库。

计算结果

本文选取2003、2006及2010年广西14个地级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数据，以广西为标准区域，将相应数据分别代入偏离份额分析模型，计算得出表1和表2，其中各项产值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数据分析

（一）按区域来分析

1.对产业结构份额的变动进行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2010年和2006年相比，广西14个地级市的产业结构份额的符号并没有发生改变，产业结构份额为正的城市仍然只有柳州、玉林和百色。这说明，从2006年到2010年，广西大多数的地级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仍然有11个地级市的产业结构比较落后，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

2.对竞争份额的变动进行分析。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0年与2006年相比，竞争份额由负变为正的地级市有广西梧州、防城港和钦州，由正变为负的城市只有河池，加上原来就为正的南宁、柳州、贵港、百色、来宾和崇左，一共有九个地级市的城市竞争力具有比较优势。说明广西大多数地级市都比较注重提升城市的竞争力，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也要注意到河池的城市竞争力明显下降。

3.对总偏离的变动进行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2010年与2006年相比，广西梧州、防城港和来宾由负变为正，而河池由正变为负，加上原来就为正的南宁、柳州、贵港、百色和崇左，广西有8个城市的总偏离为正。总偏离的变动与城市竞争力的变动一致。

（二）按产业的分类来分析

1.对第一产业的变动进行分析。从结构份额的变动来看，2010年与2006年相比，有广西桂林、北海、防城港、百色和河池由正变为负，加上原来就为负的南宁、柳州和梧州，一共有11个城市的第一产业的结构份额为负。而从竞争份额来看，原来就只有崇左为正，到了2010年，就只增加了南宁，其余的12个城市的竞争份额仍然为负。

2.对第二产业的变动进行分析。从结构份额的变动来看，2010年与2006年相比，有南宁、北海和贵港3个城市由负变为正，加上原来就为正的柳州、桂林、梧州、防城港、玉林、百色、贺州、河池和来宾9个城市，一共有12个城市的结构份额为正。从竞争份额上看，2006年只有桂林、玉林和来宾为负值，到了2010年，来宾变为正值，但南宁、北海和贺州由正变为负。这样，就有9个城市为正值，5个城市为负值。

3.对第三产业的变动进行分析。从结构份额的变动来看，2010年与2006年相比，没有变动，都是只有南宁为正，其余城市都为负值。从竞争份额的变动来看，2006年为正的城市有南宁、柳州、贵港、玉林和来宾5个城市，到了2010年，增加了防城港、钦州、百色、河池和崇左，达到了10个城市。

结论

第一，广西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取得成效，除了柳州、玉林和百色3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继续保持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外，其余11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仍然对经济增长保持阻碍作用。而大多数城市对城市竞争力的提高都非常重视，有南宁、柳州、梧州、防城港、钦州、贵港、百色、来宾和崇左共9个城市为正值，城市竞争力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第二，广西一部分城市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有恶化的趋势，原来只有南宁、柳州、梧州3个城市的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不利于经济增长，到了2010年，增加了桂林、北海、防城港、百色和河池5个城市，一共有8个城市的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而绝大多数城市第一产业的竞争力都不强，除了南宁和崇左，其余城市的第一产业的竞争力都不利于经济发展。与2006年相比，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说明广西绝大多数城市不重视第一产业的发展，使得第一产业的结构和竞争力都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第三，广西各城市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的情况得到了保持。到了2010年，除了钦州和崇左2个城市外，其余的12个城市的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都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与2006年相比，基本没有什么改变。第二产业竞争力的变动则有些意外。虽然，到了2010年，仍然有柳州、梧州、防城港、钦州、贵港、百色、河池、来宾和崇左9个城市的第二产业竞争力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南宁和北海的竞争力下降了，加上竞争力本来就不强的桂林，对广西经济影响比较大的5个老牌地级市中，居然有3个城市第二产业的竞争力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说明广西大多数地级市都非常重视调整第二产业的产业结构，使其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相对而言，对第二产业的竞争力的提升则有所忽视。

第四，城市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比较落后的情况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2010年和2006年相比，仍然只有南宁的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其余13个城市的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依然是阻碍经济增长的。而广西有些城市第三产业的竞争力却得到了提升。防城港、钦州、百色、河池和崇左5个城市就是如此。再加上原来竞争力就比较强的南宁、柳州、贵港、玉林和来宾市，到2010年，一共有10个城市的第三产业的竞争力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但是，桂林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而梧州和北海的情况也一样。说明广西的大多数城市都非常重视提高第三产业的竞争力，但对第三产业结构的调整则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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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

旅游产业是从事旅游活动的经济产业，是企业性质的经营行业。旅游业对游客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吃、住、行、游、购、娱六个方面。在满足游客这些要求的同时，从事诸如饭店、宾馆、商店、车船的旅游行业也获得了盈利。可以认为旅游业的从业人员和收入的增量都是由旅游者的直接消费引起的，为了满足游客的直接消费，旅游直接影响的行业又带动了相当一批其他行业的发展。然而，从旅游产业结构看，旅游直接关联的行业中，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中发展不平衡。从对GDP的贡献度而言，游、购、娱三个方面的贡献度最大，然而这些方面仍然是扬州“水文化”旅游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城区河道沿岸的生态绿化配置、商业旅游型建筑、广场娱乐设备和休闲疗养设施项目极其匮乏，旅游商品缺乏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这些都影响了整个滨水地带旅游活动的综合产出效应。

扬州城内水休闲产业的发展对策

（一）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优势，构建“水文化”休闲格局

积极做好水文化休闲设施及经营场合的系统整合工作，让水休闲营业场所和旅游景点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在扬州城区水域沿岸的商业设施建设上突出旅游休闲功能，招商模式充分考虑游客的其他旅游消费需求，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消费模式。城区游览水域的休闲设施布局除突出质量意识外，还要注重扬州当地的水文化特色。因而，水休闲产业与“水文化”旅游的充分融合既要按照常规的发展模式，搞好城市休闲广场、水文化特色商贸中心、体育健身场馆等文化、保健、娱乐设施的建设和休闲社区的建设规划，更要发挥滨水居民生活设施在旅游产业中的效应。此外，要更好地促进城市“水文化”旅游与水休闲产业间的有机协调，如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放开水文化休闲市场的准入条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投资水文化休闲产业，开发水休闲资源，兴办水文化休闲企业，充分利用扬州人居大环境和民间资本活跃的优势，大力吸引民资进入水休闲领域，扩大休闲产业的对外开放，同时通过引进投资和发挥知名品牌的示范效应，提升扬州休闲产业的档次。

（二）完善水休闲产业体系，延长休闲产业链

集合城区水域的要素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以拓展旅游领域，增强旅游吸引力，这样也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传统产业优势的发挥。除旅游和餐饮消费外，文化、商务、娱乐休闲等相关旅游享受的需求会大大增加，这也要求旅游接待地适时建设相关场所、完善旅游服务形式。因此，集中力量保护性开发高知名度的景区景点，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增强核心竞争力；开发一批具有扬州地方特色和水文化价值的旅游纪念品和商品，完善一批有地方特色、适应当代人消费观念与潮流的娱乐休闲设施和产品；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业务能力强的旅游从业人员，是今后水休闲旅游业发展的重点。此外，旅游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应该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协调发展，扬州城区水域的关联产业间要实现良性互动，除了在数量结构上要协调，更要在层次结构上协调，还要加强旅游景点同旅行社、饭店、餐饮、交通等行业的衔接，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三）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高“水文化”旅游核心竞争力

完善交通站点与水域景点的互通联系工程，规划开设区域旅游专线；在交通枢纽及旅游景区景点协调好停车场所，根据淡旺季变换更替停车场地的规模及费用；设定区域级旅游集散网络自驾旅游租赁服务网络，提倡快捷型联网售票模式；建议加强游客信息服务中心、停车场、道路标识系统、通讯、休闲娱乐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并不断完善水域景区景点的服务设施，比如建立双语指示标志体系等。树立大旅游的产业集群意识，摈弃旅游收入等同于景点门票收入的错误观念；着眼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加强城区滨水地带各种休闲设施的建设，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提高居民居住、游客旅游的满意度，增强城区水域在周边乃至全国旅游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形成错位竞争优势，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扬州体验水上休闲旅游。

宁镇扬联动发展的优势及缺失性分析

（一）联动发展优势分析

宁镇扬三市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融合南京“博爱之都”的沧桑、镇江“城市山林”的雄奇、扬州“淮左名郡”的秀雅，宁镇扬具备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优越条件。可在借鉴长江三峡、环太湖、环渤海等地区旅游合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地域限制、突破体制障碍，以长江、运河、大桥为纽带，推动建立三地旅游协调机构，成立宁镇扬旅游行业协会，联合编制区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联手强化合作营销、联手推出主题线路、联手打造旅游交易会、联手共建信息平台、联手推出服务承诺、联手统一旅游交通标识，建立要素配置、旅游信息、旅游交通、市场营销、行业管理一体化，实现区域内的无障碍旅游和无缝隙服务，共同放大宁镇扬名城效应。同时，主动开放扬州对宁镇两地居民的旅游年票，促进宁镇扬三地早日实现旅游年票同城待遇。

（二）联动发展缺失性分析

政府间的合作相对较少；区域内尚未考虑到中长期规划，而且缺少产业的融合性；区域旅游合作缺乏鲜明的整体形象设计，尚未形成板块内旅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旅游资源特色各异，但规划缺乏整体性，开发缺乏合理，不仅产品不够丰富，而且资源旅游特色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品牌形象不够鲜明，旅游产品开发不到位。因此，在未来的宁镇扬经济板块水休闲旅游产业整合中，宁镇扬区域要充分利用空间上的整体性、文化上的同源性和资源上的互补性，尽快利用现有的水文化旅游资源设计出更全面的水休闲旅游产品，创新水休闲旅游产品组合，规划精品旅游路线，营造鲜明城市水文化旅游形象。

宁镇扬水休闲旅游的开发战略与模式

（一）优化宁镇扬区域水环境整治工程

编制与实施区域供水水源保护规划，科学划定和调整饮用水源地保护区，严格控制水源地有机毒物等污染物排放，集中整治威胁饮用水源安全的污染，维护生态平衡，确保城乡饮用水安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共同提升区域河流环境质量，加强区域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坚持厂网并举、管网先行，加快区域规模化、集约型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创新环境保护政策与制度。推进环保协同执法，建立健全保障宁镇扬经济板块生态安全的监管体系；按照建设沿江生态风光带的要求，积极推进宁镇扬三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一体化；通过在区域共同政策实施中采取税收、统计转移、项目投资等形式对可能带来的地方利益损失进行补偿。

（二）合理化开发国内外水文化休闲旅游客源市场

1.针对性的对国内外客源市场进行调研，同时根据国内外客源的差异性心理特征细分客源市场。宁镇扬沿江地区的旅游城市可进行联动开发，对国内外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和三级市场三个层次的入境旅游目标市场进行有针对性地调研，同时明确并选择合理的旅游宣传促销方式和推广相应的旅游产品，在稳定一级客源目标市场的同时，努力开发二级和三级市场，做到“主次性开发”、“前后性到位”和“同步性完善”

2.丰富旅游产品，最大程度的满足国内外客源市场的多元化心理需求。首先，从整个宁镇扬地区的入境旅游市场来看，观光休闲和会议商务在宁镇扬入境旅游目的中占有主导地位，其中观光型休闲旅游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由此应着重开发其多元化参与性休闲旅游活动。此外，要不断开发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来满足不同客源地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如滩涂观光、宗教文化游、美食旅游、考古旅游、度假旅游、商务旅游、工业旅游等。要根据不同级别市场中客源的心理需求，不断推陈出新，开发能满足国内外不同客源需求的特色水域休闲旅游产品。

3.友好联络国外客源地的旅行商和媒介人士，鼓励全员促销和内部促销以拓宽销售渠道。宁镇扬地区的旅游部门应同国外旅行商及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邀请其做考察旅游并认真做好海外记者和旅行商的接待服务工作，借助媒体和旅行商的力量来开发市场，从而不断拓展宁镇扬地区水休闲旅游产品的销售渠道。此外，开创区域联合促销，并鼓励全员促销和内部促销——旅游相关部门应重视对宁镇扬地区的旅游从业人员和居民进行旅游宣传教育，做好“内部营销”和旅游企业内推销工作，使广大旅游从业人员和当地居民能树立起宣传促销的意识和观念，掌握相应知识和技巧，并形成随时随地进行品牌宣传促销的行为习惯。

4.重视宁镇扬地区对国内外客源的接待工作，完善旅游软硬件设施的建设。宁镇扬地区水休闲旅游要在国内外客源市场中树立形象与品牌，除了积极主动地向外拓展外，另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完善自己的旅游软硬件建设——做好一条线的“流程服务”，要求直接提供旅游服务的单位、设施与以间接方式参与旅游服务过程的单位、设施总体平衡；建立健全宁镇扬地区的规章制度和服务规范标准，提高区域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力求为国外游客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的保证是配套齐全的旅游设施，这要求我们在注重软环境的同时，完善设施以更好地开拓国内外客源市场。

（三）创新开发水文化休闲旅游的战略模式

1.创新“网络”战略模式。完善“交通网络”建设——京杭大运河和长江汽渡沟通着宁镇扬地区，润扬大桥的通车更使两地区间的交通变得更为便利。沪宁高速公路、沪宁铁路、312国道、宁启铁路、宁通高速公路、宁通一级公路等不仅沟通了宁镇和宁扬，而且使宁镇扬三地区融合成了一个整体化的交通网络。此外，南京禄口机场是宁镇扬共同的航空港、常州机场成为镇江与扬州的后备机场、沪宁高速铁路的筹建等更将宁镇扬三市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发展区域旅游创造了极为优越的交通条件。优化“互联网络”建设——首先，完善旅游网站关于“宁镇扬区域水休闲旅游”专栏，提高信息更新速度，开辟区域论坛及俱乐部专栏，用“多语言模式”组织国内外旅游爱好者参与讨论，同时也应设立反馈栏目以让旅游部门直观地了解宁镇扬地区水文化旅游品牌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相应的修补及改进措施；其次，应邀国内外知名旅游网站的合作，制定适当的旅游网站合作推广计划，统筹安排宁镇扬地区水文化旅游的宣传促销信息的传播，“宁镇扬区域水休闲旅游”旅游形象的塑造、网上口碑、网上舆论的控制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全方位提高宁镇扬区域水休闲旅游品牌的全球知名度和享誉度。最后，要吸纳国内外著名区域规划理念，使宁镇扬区域的水休闲旅游规划与整个区域中的城市空间发展、项目建设、行业发展、产业动向等紧密结合，同时规划要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要符合市场动态深度分析宁镇扬沿江区域旅游的走向和增长空间。

2.创新“多元化融资”战略模式。宁镇扬区域水休闲旅游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保障，投资体系应实行多元化进程。首先，树立运营区域的宏观理念，结合市场机制及财政手段盘活存量土地，深化水休闲旅游资源的建设工作；其次，依靠民主决策，引导区域居民通过专题事项讨论来增加投入；再次，通过有效开发区域水休闲旅游资源筹集建设资金，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区域旅游事业建设，包括水域空间资源的有偿开发、堤岸绿化经营权的拍卖、广告经营权的出让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另外，利用诸如南京国际梅花节、镇江金山文化旅游节、扬州“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等节庆活动推广，发挥宁镇扬水文化休闲品牌效应，同时改革区域投融资体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体系，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本投入到宁镇扬水文化休闲旅游资源开发项目中来；最后，鼓励个人和组织通过海内外良好的商业联系，积极介绍和宣传宁镇扬地区水文化旅游投资的市场机会和前景，区域政府或协会组织对于积极招商引资的人士和组织根据资金到位的比例予以重奖。

3.创新“营销管理”战略模式。区域营销管理中政府始终处于指导地位。现阶段，政府合作仍停留在表面阶段，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工作。比如，涉及不同行政区域的宁镇扬水休闲旅游联合营销，其城市旅游联合营销的模式、组织结构、实现机制等的构建。宁镇扬水文化休闲旅游联合营销政策的制定、联合营销策略的组织与协调等方面都与宁镇扬相关政府推动分不开。政府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势在必行，它也是整个宁镇扬旅游圈发展的前提所在。此外，作为权威的政府机构，宏观的战略眼光必不可少：首先，应从战略的角度认清联合营销的重要性，并能逐步建立宁镇扬地区水文化休闲旅游联合营销机制；其次，以宁镇扬水文化休闲旅游品牌为契机，促进旅游联合营销与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发展并建立相互信任机制，以便今后更广义、更深入的合作；再次，抓住机遇，利用2008奥运、2010世博会加强国际营销，在重要的国外客源市场上树立区域国际形象；最后，应注重宁镇扬地区联合营销人才的培养，加强区域内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

4.创新“区域政府管理”战略模式。通过近年来召开的宁镇扬区域旅游合作年会，宁镇扬地区开始筹谋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一个专门的区域旅游管理机构，主要承担区域内资源开发整合、景区规划设计、产品市场营销等工作。区域管理机构的组建将会推动宁镇扬城际旅游直通车的开通，同时保证宁镇扬地区旅游景点的年票互惠。此外，宁镇扬区域城市联手进行境内外旅游宣传促销，其中境内主攻武汉、重庆、成都、安徽市场，境外主攻日韩、东盟五国市场，依托省旅游局完善欧美市场等等。宁镇扬区域城市达成共识，将共同强势推进区域旅游市场一体化、资源开发一体化、旅游配套服务一体化和组织架构一体化，实现无障碍旅游和无间隙服务，以此来推动宁镇扬地区水休闲旅游产业的系统规划与发展。

参考文献

第5篇：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

关键词：中心城市；区域经济；郑汴一体化

作者简介：郭蕾(1978－)，女，河南三门峡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072－03　收稿日期：2007－01－20

一、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中心城市的特征

在我国，一般中心城市的规模要达到50万人口以上。中心经济城市作为区域的经济中心，相对一般城市而言，具有显著的特征：

1．聚集规模效益高。中心城市是生产力集约化布局和资源集约化布局的高度结合。各种经济要素和资源的集中，使生产率大大提高(范文韬，2005)。中心城市优越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批竞争力很强的企业群体，在客观上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心城市经济活动聚集的特征，决定了城市经济运行的高效率，有利于市场体系的完善，实现城市发展的规模化、专业化和国际化。

2．经济实力雄厚。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雄厚主要表现在其国民生产总值在所属区域内占据较大的份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区域平均水平。这是中心城市的特征，并影响着它功能的发挥和未来的发展潜力(郭震洪等，2006)。

3．基础设施完善。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保证中心城市高效、畅通、有序地运转，并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现代化的运输网络为城市的辐射和扩散创造了条件。中心城市是信息高度集中的区域，其完备的信息采集与传输功能、先进的信息传输机构与手段，保证了它在区域发展中的有利地位，能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引领与主导作用。

4．科技实力强。先进的科学技术、雄厚的科技实力是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主要表现在智力资源的密集和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心城市是区域内人才、技术、科研和设备的聚集地，拥有较高水平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相当数量的科技工作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有充足稳定的科研投入和发育良好的科技市场。中心城市拥有完善、先进的文化教育设施，为城市培养人才、开发智力资源奠定了基础。

5．对外开放程度高。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的发展中心，是区域对外交流的窗口，是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主要表现在外贸依存度和投资依存度较高。中心城市的政策与国际惯例接轨，进出口贸易繁荣、能够充分利用外资，城市的对外开放领域比较广阔，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的层次较高。

6．中心城市是科技文化人才的聚集地。中心城市是先进生产力聚集的区域，是科技人才荟萃的地方，是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的重要基地。这里集中了众多高等院校，人才优势显著，是辐射周边区域的科学文化人才中心。

(二)中心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1．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一体化”是指客观主体之间相互整合、融合的过程与最终状态。通常这种组织在地域结构呈现出以中心城市协作基础上的经济一体化(刘治彦，2006)。各地区经济发展首先基于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形成地区专业化分工，而后通过市场贸易交换产品实现经济发展。因此，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迫切需要相邻各地区之间通过市场的整合来实现经济共同繁荣，经济一体化便开始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其空间形态表现为城市圈战略。大城市圈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课题组，2005)。它通常都是在以中心城市为核心逐渐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上世纪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在调整经济与社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适应市场一体化和资本的国际化流动这一大趋势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并开始推进大城市群战略，形成了一批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强大引领作用的大城市圈，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中心和枢纽。最具盛名的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大都市圈，它们都是以各自中心城市为核心逐渐发展起来的，面积都在2万平方公里以上，人口达到2000万。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加快发展的推动力也由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采取的开放沿海地区的不均衡发展，进入到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已经比较成熟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及城市群，不仅使各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而且对全国的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中心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法国经济学家佩鲁(1955)在《略论增长极概念》一文中指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弗朗索瓦・佩鲁，1998)。这种意义上的增长极理论与中心城市密切相关，相对一般型城市，中心城市具有较强的聚集、辐射功能以及指挥、调节和综合服务的作用，在集聚资金、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的同时，又将经济动力、产业功能和创新成果扩散到腹地，带动区域实现跨越式增长。中心城市联系和影响的范围，就经济方面来说是和这个城市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愈高，其经济联系和影响的范围也愈大。同样，中心城市的发展也总是以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以自身的生产发展和与周围地区经济联系的发展为必要条件。当中心城市急剧膨胀出现经济热能向外辐射和内向经济要素极化时，中心城市的影响范围扩大，各种要素流动频繁，而中心城市衰落，其经济热能减少，影响范围收缩，各种要素流动也随之减弱。总之，城市发展合理，城市中心作用发展得好，就能强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相反，城市发展失误，城市中心作用发挥不好，不仅影响城市本身，更会影响到整个区域的发展。此外，中心城市的经济实力和服务水平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凝聚力。如果经济实力不够或服务水平有限，甚至周围有更强大的吸引力，都会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凝聚力。

二、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聚集作用。城市的聚集作用是指城市吸收、聚合各类生产要素的效能，它是城市最基本的经济功能，也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心城市凭借其在区位条件、服务能力、交通运输、信息交换、设施水平、人口规模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对区域内的资源、资金、人才、信息、产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促使区域内的这些生产要素向中心经济城市集中。因此，中心城市的聚集功能较区域内的其他城市更为突出。

2．辐射作用。辐射作用是指以城市为经济发展的基点、通过其较强的经济、文化、科技、人才等资源优势，带动周边区域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发展。城市经济辐射作用的大小，是同城市聚集的程度成正比的，城市聚集程度越高，辐射和吸引作用越强，区域经济发展越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心城市的市场是覆盖一个很大地区的资源配置中心，拥有高效的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市场，有高效的与这些城市相关联的交通、仓储、金融、教育、科技、信息和其它服务业。中心城市通过技术转让、产业转换、资本输出、信息传播等多种方式，可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迅速发展，从而形成围绕中心城市的城市群，由此可见，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不仅给自身带来了生机和活力，而且还促进了周边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3．区域经济发展的指挥中心。中心城市高密度的要素聚集导致各种创新活动的出现，使各种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等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从而形成对其他地区具有试验导向意义的孵化器功能，决定着城市群体内和区域内科技发展的方向，能够从协作内容和质量两个方面引导区域横向经济的发展方向，加速整个区域的科技进步。

4．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中枢。中心城市作为等级位次高、能量很强的经济中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基地，具有生产集中、分工细密、行业和部门比较齐全的特点，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复杂的分工体系。不仅如此，中心城市由于市场集中、信息灵通、市场机制比较完善、政府组织能力比较有力、区域联系成本较低而具有有效的调节功能。它通过中心城市与所辐射的区域社会再生产系统，通过协调性规划、资金的区域性调剂来控制、协调、监督其区域经济运行。它所具有的包括产品供销、交通运输、金融信息、仓储在内的综合性很强的功能，保证了它能较好地调节区域经济的结构。

5．区域经济发展的服务中心。城市是人流、货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汇集点，它试图在极度分散的供需之间发现某种联系，提生联系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支持，这就是城市作为服务中心的意义：全球管理和后勤系统(江漫琦，2001)。中心城市基础设施齐全，由于许多企业聚集在一起，企业和市场聚集在一起，各种商品展览、会议众多，经济信息灵通，企业之间，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交易成本低廉。城市越大，交易成本越低廉，这就为区际要素流动和交换降低了成本，扩大了流动和交换的可能性。

三、郑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动态分析

(一)郑州的发展态势

郑州是河南的省会，是中部地区交通最便利，信息设施最完备的城市，是河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区位看，郑州在城市群中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地理位置上的居中条件，使郑州具有非常有利的区位优势。此外，郑州已经成为河南大型物流企业聚集的地区，建立了通达全国的信息与交易网络，郑州的资源与信息优势地位已经逐步确立起来。郑州还是中部唯一具有全国商品交易所的城市。中国有三个商品期货交易所，其中之一就在郑州。期货市场的发展将带动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使郑州作为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同时，郑州也具有成为现代服务业中心的基础条件，在中原城市群中，其服务业的优势最为突出。

郑州要成为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从其自身的条件来看，规模偏小，城市化水平不高，辐射能力不强，尤其是经济首位度还比较低，郑州经济尚未在省内和区域内起到较强的主导作用，主导不了河南经济，代表不了河南产业发展方向，在国内经济大循环中的节点作用还不明显，对周边城市和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还相当有限，很难在较短时间里显现强有力的辐射力，致使郑州对当地经济拉动相当迟缓。郑州城市综合竞争力在“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所列的50个城市中位居第50位。其综合生产率、综合经济增长、综合就业增长与综合环境资源成本等指标都在后10位，作为一个人口数量与经济总量基数都比较高的城市，郑州在提高城市竞争力上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二)“郑汴一体化”趋势及其作用

1．有利于构建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河南作为拥有近1亿人口的第一人口大省，缺乏超大区域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城市群发展，因此，培育“郑汴一体化”作为河南省的增长极，逐步推进中原城市群的城市一体化建设十分必要。据预测，两市一体化后将形成区总人口逾500万的超大城市共同体，将有效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2．有利于城市形态区域化。城市发展的规律是城市形态呈大城市化、城市区域化、城市网络化演进的趋势，特别是沿交通干线向外发展，呈“点轴开发”模式。郑州的交通优势尤为突出，郑州、开封、洛阳沿陇海等东西向主要交通干线形成带状工业经济区域。其中郑州和开封沿郑汴大道、连霍高速和国道新310线延展为城市增长轴，作为以中心城市郑州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实现“点轴开发”，辐射和带动中原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中原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

3．有利于郑州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腾出空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第三产业，提升郑州核心区的辐射能级。在中原城市群的功能定位中，作为核心区的郑州定位为河南省省会、全国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原城市群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现代物流中心和区域性金融中心、现代服务中心、现代制造业中心和创新中心。郑州的定位与战略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大都市“退二进三”的战略方向，符合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腾出空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第三产业的总体趋势。这样即有利于郑州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提升郑州核心区的辐射能级，同时也通过一般制造业的郊区化，大力促进郑州郊区和辐射区工业化的进程，更好地发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实现核心区和周边地区的良性互动。

4．能够有效地缓解郑州作为城市核心增长极面临的严重土地短缺难题。郑州作为中部地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之一，具有带动周边腹地以及辐射中部更大范围内区域经济的功能和作用。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郑州都市圈发展受空间范围狭小的制约日益突出，郑州要成为中原城市群强大的经济中心和中部有影响的增长极，都需要进一步扩大其经济空间，因此，借助郑州东部150平方公里、150万人的郑东新区与开封西部的开发区的建设，尽快实现郑州都市圈经济实力的腾飞，以不断加强和巩固郑州在中原城市群中的核心地位，更加有力地参与中部崛起的竞争中去。

5．能够改善和充分发挥核心区经济功能，提高郑汴核心区经济实力。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在于城市人文与自然环境、城市知名度与品牌之间的竞争。近几年来，郑州的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产业结构调整迈出实质性步伐，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东引西进取得实质性进展，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但毕竟郑州的发展主要始于20世纪50年代，历史文化底蕴与其他文化名城相比略显不足。通常情况下，中心城市应具有独特而古老的文化遗产与传统，或代表了时代文化的潮流而地位显赫，或是现代科技教育特别发达。因此，作为省会和区域中心城市，郑州要发挥强大的影响力、聚集力和辐射力，就必须加强自身的文化底蕴。“郑汴一体化”一方面能使郑州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另一方面还能进一步扩大郑州都市圈的规模，加强郑汴核心区在中部地区竞争中龙头地位的力量。郑州大都市圈除了现在的全郑州市以外，如果再将临近的开封全市也加入进来，按照大都市圈的模式建设“郑汴一体化”，这将使郑州经济功能更加完善，使郑州都市圈真正成为全国六大古都之首，即能有效带动古老开封市旅游业的发展，也能提升整个郑州都市圈旅游业的竞争力，可以使郑州都市圈作为更加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增加其聚集和辐射能力，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原城市群的发展。

第6篇：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

1.1研究方法与思路城市流是指城市间各种要素在城市群内相互流动、作用的一种基本形式，包括对流、传导和辐射［7］.城市流强度则是指在城市间的活动中，城市外向功能（各外向服务部门功能）所产生的影响量［8］，是表征城市与外界联系程度的数量指标。城市流强度作为衡量城市与外界联系的数量指标，一般用城市从业人员作为城市功能量指标，即通过计算该城市某一产业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来衡量其是否具有外向功能量.本文将运用区位商原理，建立城市流强度概念与模型，对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主要外向部门的区位商（Rij）、外向功能量（Ei）、城市流强度（Fi）等指标进行测算，分析与比较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探寻城市流变化的一般规律.

1.2数据来源城市服务往往通过经济体系中关联度大、辐射性强的行业来实现.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年）》的相关数据，去除农、林、牧、渔业以突显城市的非农功能，重点关注外向型服务业和第二产业.选取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采矿业，制造业，电气、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15个行业的单位从业人员数、总从业人员数、各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分析各市对外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2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

2.1城市区位商分析根据公式（2）计算出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15个外向服务部门的区位商（表1）.区位商大于1，就拥有专业化水平，且越大说明了其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则没有专业化水平.徐州有7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其中，采矿业3.17，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1.83.这源于徐州是全国重要的煤炭产地，其矿产资源丰富且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是连接东西南北经济的重要“十字路口”.连云港有6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但各个部门的区位商很接近，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区位商为1.30.作为淮海经济区重要出海口的连云港，并没有高效发挥出港口的拉动效应，而淮海经济区作为连云港最直接、最重要的经济腹地，也没有对连云港的发展起到载体和支撑作用.淮安、盐城以及宿迁分别有6，6与4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说明这些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相对较弱.菏泽、济宁、临沂、枣庄、日照、泰安及莱芜分别有5，5，6，4，8，2与5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其中，济宁、枣庄、泰安和莱芜采矿业的区位商均大于4，说明这4个城市的矿产资源蕴藏量大，采矿业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开封、商丘及周口分别有5，4与8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淮北、宿州、阜阳、蚌埠及亳州分别有2，6，7，8与5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其中，淮北市采矿业的区位商高达13.86，是居于第二位的枣庄的2倍，成为其第二产业的主导部门.从整体来看，淮海经济区内各城市的第二产业均占有较大比重，而软件业、餐饮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职能领域所占比重较小，说明淮海经济区目前仍集中于传统的生产领域，产业结构层次低.另外，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区位商相比同期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以及环渤海经济区等城市的区位商偏低，说明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相对较弱，各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区位商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说明产业趋同现象严重.

2.2城市外向功能量分析根据公式（3）、（4）计算出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15个外向服务部门的外向功能量（表2）.徐州、菏泽、济宁、临沂、枣庄、泰安、商丘、周口和淮北的外向功能量Ei分别为14.73，11.99，20.15，13.18，12.41，15.02，14.16，13.34与11.35，说明这9个城市在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空间联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济宁市、泰安市和徐州市的外向功能量Ei分别为20.15，15.02和14.73，居于淮海经济区的前3位，这3个城市在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联系中的突出地位与其采矿业，电气、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教育和其他服务业外向功能的传导与辐射相关.另外，济宁市的外向功能量比位于淮海经济区几何中心的徐州市高37%，综合比较各部门的外向功能量数值可以发现，徐州只有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具有较明显的比较优势，主要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区域交通枢纽地位，但因缺乏具有比较优势的外向型服务业，削弱了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济宁市只有采矿业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占城市外向功能量的84%，第二产业仍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亟待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淮北市，其外向功能量Ei为11.35，采矿业占99%，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占1%，其他部门外向功能量均为0，作为资源型城市的淮北市第三产业对外服务能力很弱，经济主要依托采矿业外向功能的强劲拉动.淮安、盐城、莱芜、开封、宿州、阜阳和亳州的外向功能量数值介于5~10之间，位于淮海经济区城市外向功能量的中间层次；连云港、宿迁、日照和蚌埠的外向功能量均在2~5之间，位于淮海经济区城市外向功能量的最低层次.这说明空间要素的流动性不强，其辐射能力弱，特别是作为港口城市的连云港，其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发展不甚成熟，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不同城市的外向功能量差距并不太大，城市之间对外服务功能弱，反映出淮海经济区内尚未形成一个能覆盖整个区域的核心，空间组织松散，应加快区域中心城市的培育，充分发挥淮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努力打造区域内增长极.

2.3城市流强度分析根据2013年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的从业人员数qi，国民生产总值GDPi，利用公式（5）、（6）求出各城市的功能效益Ni，城市流强度Fi，城市流倾向度Ki，具体见表3.表3反映出淮海经济区各城市在区域中的联系地位：高城市流强度值的中心城市为徐州和济宁，是区域经济的集聚与辐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的中心城市为菏泽、临沂、枣庄、泰安、商丘和周口，是区域次级辐射中心；低城市流强度值的中心城市为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日照、莱芜、开封、淮北、宿州、阜阳、蚌埠和亳州，是地方市域的集聚与辐射中心.徐州、济宁的城市流强度分别达到931.73亿元和836.61亿元，对周边城市具有相对较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因此，可以作为淮海经济区的双中心城市.另外，通过分析Ei和Fi，各城市的第二产业职能均占有较大比重，而房地产、商业、社会服务等职能领域所占比重较小.这反映了淮海经济区目前的外向功能量不高，产业结构层次低，区域仍集中于传统生产领域的现实状况.上述对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城市流强度分析表明其存在结构性差异.本文引入城市流强度结构公式，用数量比来描述组成城市流强度的因素，进而解释这种结构性差异对城市流强度的影响［10］.从公式Fi=GDPi•Ki可以看出，城市总体实力和城市流倾向度构成了城市流强度，且城市流强度的大小也由他们之间的相对比例决定。利用公式（7）、（8）对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GDPi，Ki值进行同一化归，得到GDP′与K′，并作出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图（图1）.从图1可以看出，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综合实力与城市流倾向度的结构性差异：高城市流强度值城市徐州和济宁的综合实力较高，是淮海经济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处于中游水平.两个城市的GDP′>K′，说明二市的城市流强度主要取决于城市综合实力；特别是徐州市的GDP′要明显高于K′，其相对较低的城市流倾向度则反映了徐州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不强.作为淮海经济区的两大区域中心城市，从城市发展成长视角来看，今后要稳步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不断健全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大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菏泽、临沂、枣庄、泰安、商丘和周口为中城市流强度值城市.其中，菏泽、枣庄、商丘和周口4个城市的K′>GDP′，尤其是商丘市的K′居于该层次中的首位，K′远高于GDP′，城市流强度主要取决于城市综合服务能力，故今后不仅要努力提高综合服务能力，还需重点增强综合实力.与菏泽、枣庄、商丘和周口四市相反，临沂、泰安两市的GDP′>K′，城市流强度主要受城市综合实力的影响.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两市要想成为区域副中心，应加强城市分工协作，积极培育特色产业，从而增强对外服务能力.低城市流强度值城市有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日照、莱芜、开封、淮北、宿州、阜阳、蚌埠和亳州，其中，连云港、淮安、盐城和日照四市的GDP′>K′.显然，他们的对外服务能力不强，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着眼，进一步提高其综合服务功能相当必要.而宿迁、莱芜、开封、淮北、宿州、阜阳、蚌埠和亳州等市，其K′值均不同程度地大于GDP′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淮北、宿州和亳州三市较低的城市综合实力与较高的城市流倾向度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这3个城市虽然不具备较高的外向功能量，但由于各市从业人员总量均很小，因此，以单位从业人员外向功能量来测算的城市流倾向度均较高.而盐城市由于从业人员数量巨大，因而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它的功能效益与城市流倾向度.因此，要加强这3个城市的外向联系能力，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其综合经济实力，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上，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区域外转移，大力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外向带动型新兴产业，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与综合服务能力.

3结语

第7篇：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

【关键词】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问题；战略发展

一、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谋求经济发展的新基点，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长江城市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承担着国家发展的多重角色，如何实现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新发展，成为十八大之后又一重大课题。当前，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仍面临诸多的阻碍，谋求战略性发展仍是一个过程。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应着力于如何夯实战略发展的思想，实现新时期下长江区域经济创新性、生态型的构建。

二、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之下，推动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具有十分显著的重要意义。但是，从实际来看，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尤其是行政分割现象突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加剧、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

1.行政分割现象突出，缺乏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性

发展区域经济是长江城市带面向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长江城市带行政分割现象比较突出，独运作下的城市群难以构建完备的区域经济发展。潘阳湖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各自为营的城市带发展，让区域经济缺乏联动性。一方面，各城市群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导致城市带区域经济发展尚未形成一体化；另一方面，行政隶属关系不同，导致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难以实现有效的融合，处于松散的发展形态反而弱化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是一个过程，需要逐渐的强化各城市群（圈）之间的融合、联动。

2.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难以满足现实发展的需求

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实际情况看，虽然在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总体上仍表现出滞后性，无法满足现实发展的需求。首先，近年来，交通通讯建设的步伐加快，但与城市带发展的要求相比，仍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一体化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是加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次，城市带的交通设备、交通功能不完善，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再次，港口建设滞后，长江作为黄金水道的重要优势尚未充分体现；最后，信息资源缺乏平台建设，信息网络缺乏互联互通。

3.区域合作机制不完善，制约区域经济深入发展

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是各方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但是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健全方面，仍缺乏更多实质性的构建。从合作意愿而言，赣、湘等省份的合作意愿更强烈，更多地强调依托区域经济实现新时期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区域合作的组织上，缺乏各方的主观能动性，区域经济发展的合作日益趋于平淡，难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实现长江城市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缺乏完善的合作机制作为支撑，沟通渠道、合作平台都相对比较欠缺。新时期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仍需各方的积极努力。

4.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制约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缺乏协调合作，导致在发展中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发展思想，弱化了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因此，在面向未来发展的进程中，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注重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才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

三、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思路

在笔者看来，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思路，主要在于突出三个关键词“一体化”、“生态型”和“创新性”。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生态型、创新性作为支撑点，而一体化构建，是长江城市带构建区域经济的基础。

1.构建特大城市群，强化城市带“一体化”

长江城市带发展需要特大城市群的引导作用，让松散的区域经济更加凝聚，且富有活力。例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构建中，其特大城市群可以以武汉作为中心，南昌、长沙作为副中心，形成“汉昌长”复合型的发展中心。如右上图所示，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结构图。这样一来，一方面提高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性，一体化的发展背景，是形成区域近发展效力的重要保障。

2.打造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谋求发展的着力点

打造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是推进并深化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深入贯彻并实施开放合作战略，突破行政分割所带来的发展制约；另一方面，要强化城市带的经济、人才等的流动性，经济发展的元素激活了，经济迈向新台阶的发展势头势必更加强劲。与此同时，“1+1>3”的继承效应要体现，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活力、增长潜力要把握好，提升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发展，要开创发展所需的“快车道”，既确保经济发展的平稳性，又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创新性，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大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3.抓好生态安全保障区建设，构建生态型区域经济模式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新时期我国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经济谋求新发展的重要指导。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要注重生态型经济模式的构建，切实抓好生态安全保障区的建设。首先，要强化生态环境建设，尤其是对于鄱阳湖、洞庭湖、长江支干流的环境质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抓还生态建设；其次，构建生态安全保障区，确保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同时，贯彻落实环境友好型城市群的打造，这才切合新时期下长江城市带的经济发展需求。 四、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应对策略

当前，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思想是明确的，但在经济发展的切实推进中如何实现，这才是关键。在笔者看来，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重点，在于长江城市带的规划，并逐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从本质上推进并深化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加快长江城市带规划，强化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性

长江城市带的规划，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关系到全局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当前，长江城市带规划仍存在诸多困难，尤其是城市带跨越多个省市，组织协调难度大。并且，长江城市带在国家战略发展中扮演多重角色，整体规划的落实需要国家层面牵头，并编制《长江城市带区域规划》，对区域经济的交通、环境保护、一体化等内容进行明确，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

2.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

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发展，依托于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首先，要推进能源、交通，以及信息等方面的设施建设，在实现一体化建设的基础之上，确保城市带之间的有效对接和融合，在互通互联的框架之下，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其次，优化路网布局，强化各运输方式间的衔接与配合，一体化的长江城市带交通体系，加速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再次，注重信息网络的规划建设，一体化的信息服务，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让城市带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更符合当前发展的需求。

3.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发展生态型产业

依托长江资源的优势发展区域经济，是长江城市带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但是，在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体化，一个城市或若干个城市落单，都不利于生态型区域经济的构建。一方面，以湿地生态、森林生态为主体，以生态走廊道为纽带，优化长江生态经济的构建。尤其是在生态内涵的丰富、生态功能的完善方面，是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必然需求；另一方面，紧紧依托主体功能划分的要求，着力推进生态功能区的建设。通过强化资金投入、各城市群的积极参与，让生态型产业的转型发展落地。

4.打造一体化的区域合作平台，促进区域合作常态化

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一蹴而就的区域合作是不存在的。因此，要强化一体化区域合作平台的构建，让区域合作常态化，方是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首先，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为金融合作一体化、信息资源共享创造良好的条件；其次，强化人才合作交流的平台建设，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再次，注重文化交流与合作，通过强化城市带软实力的提升，激活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扩大区域经济的影响力。

第8篇：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

【关键词】浙江省；县域经济；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空间布局分散”（低、小、散）的县域经济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面临转型升级路径锁定的困境，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缓、高端要素短缺、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县域经济亟须转型升级。2014年，浙江人均GDP为7296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878美元），跨越10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对浙江经济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经济以集约集群集聚与高端高质高效的优势无疑成为理想的经济形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

二、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新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超越县域经济；二是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三是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期。这些表明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已成必然趋势。

（一）城市经济高效发展，成为驱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导性力量

随着城市化重心从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2012年①，11个设区市GDP达16479.67亿元，占全省的47.74%，人口仅占31.77%，而58个县（市）②GDP达18038.49亿元，占全省的52.26%，人口却占了68.23%。11个设区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远远高于58个县（市）。而且11个设区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省的52.74%、56.34%，占据了半壁江山。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城市群和都市区为载体的城市经济将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2013年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了全省17.18%的人口，却创造了33.35%的地区生产总值。

（二）都市区和城市群逐渐形成，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成为新趋势

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强了县（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促使县域经济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向接受城市经济辐射为主转变，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目前，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逐渐成形，将近50%的县（市）已被纳入网络化城市体系中。杭州都市区吸纳了临安、富阳、德清、桐乡、海宁和绍兴等6个县（市）；宁波都市区吸纳了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和象山等5个县（市）；温州都市区吸纳了瑞安、永嘉、乐清、洞头、文成、平阳和苍南7等个县（市）；金华-义乌都市区吸纳了东阳、浦江、兰溪、武义和永康等5个县（市）。这意味着这些县（市）必将受到城市经济的辐射，县（市）与中心城市融合发展将成为趋势。城市经济正在一步步“吞噬”县域经济。

（三）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

“四换三名”①、“退二进三”等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措施促使各种城市经济业态不断涌现，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或生产业转型，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县（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2013年，绍兴县、义乌市、慈溪市、嘉善县等22个县（市）人均生产总值跨越10000美元（见表1），迎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商贸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上升。以义乌市为例，从2000—2013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从43.5%持续增长至57.05%。发达的商贸服务业提高了义乌市服务其他县（市）的能力。此外，部分县（市）以“智慧城市”为抓手促进“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带动了信息产业等相关生产业的发展，提高了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

三、分工视角下的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并非偶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其转型的动力机制。如此，一来可以更好地推动浙江县域经济转型；二来可以为全国其他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的参考。

（一）概念界定

县域经济是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质上是农村工业化与以小城镇（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在县域空间上融合互动促使县域产业分工所产生的特征鲜明的经济形态。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县域功能以生产为主；二是县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间集聚度低，产业布局分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是县级行政区划为经济发展的空间依托，县城与中心镇往往是县域经济增长极；四是区域分工水平比较低，以部门间分工或区域产品分工为主，缺少产业链层面分工。城市经济伴随城市化进程而发展，本质上是集聚经济，是分工与集聚在地理空间上互动所产生的具有较强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经济形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的支撑力；二是在集聚与分工的互动中，生产业从第三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产业，城市以服务功能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农人口为主，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比较强；四是产业链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间分工明确、错位发展，都市圈经济是其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由上可见，从分工角度来看，县域经济是一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而城市经济是一种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因此，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可以理解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经济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而不是行政区划的调整②，更不是县域经济的“消灭”。

（二）动力机制分工

从县域与区域两个层面作用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县域层面，分工深化提高个人或企业专业化水平，引起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推动人口集聚、产业集中，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促进服务业大发展，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区域层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经济能级提升，使得城际之间分工协作、经济联系密切，增强了县域与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动，促进都市圈形成与发展，基于明确的城市等级体系与密切的城际经济联系，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而转型。因此，转型的关键是利用促进分工演进的机制。基于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1]，杨格（Young，1928）[2]与杨小凯（1998）[3]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场范围、社会知识水平与协调成本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县域经济转型的促进机制。市场化有助于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资源配置范围，促进区域分工。城镇化推动人口、产业等资源向城市集聚，提高空间邻近程度，加快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传播与分享，提高社会知识积累水平，降低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发展，为服务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为城市化提供基本动力。信息化释放空间与时间对资源配置的约束，扩展了市场空间与容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

1.动力机制Ⅰ：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即“斯密定理”。阿林?杨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分工一般的取决于分工本身”，即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决定的一种网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化深化县域分工，推动分工网络形成与扩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规模。市场化从广度与深度两个层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广度层面，市场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了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范围,直接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和区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层面，市场化明确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消除市场准入限制、行业垄断等各种市场壁垒，改善了经济活动所需环境。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市场化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互促互进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浙江率先实施农村工业化，开始市场化取向改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工业化与市场化的互动开启了县域经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浙江经济呈现出两个发展特征。一是各类商品和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相应的商品与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区域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区域贸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现为各类专业市场的快速崛起、扩张与国内外贸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县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依托区域市场体系，融入区域产业分工，建立自身的产业体系，这不仅推动了浙江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也固化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进入新世纪，信息化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融入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提升提速市场化进程。各类专业市场在信息化的作用下，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分工网络进一步扩展，县域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目前，随着义乌小商品城、余姚中国塑料城等专业市场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贸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生产业大发展。

2.动力机制Ⅱ：人口集聚、产业集中与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县域层面分工，推动产业转型，进而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钱学锋、梁琦（2007）[4]认为分工与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乃是通过报酬递增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也就是企业为获得递增的报酬必然会集聚。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5]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一文中指出分工不仅受市场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协调分工的成本以及社会知识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人口与产业的集聚或者说城市化的推进加速知识积累，缩短空间距离，方便经济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综上所述，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即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的过程就是县域层面分工深化的过程，就是县域产业转型的过程。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以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向以县城与中心镇为重心的城市化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人口、产业等资源从向建制镇集聚到向县城与中心镇集聚。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则为工业化提供空间依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中，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各类经济资源向县（市）地理空间集聚，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产业种类也不断增加。县域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样化，引起中间产品需求扩张，进而深化了县域层面分工，推动生产业、消费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得县域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浙江以小城镇为重心的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推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与专业市场的融合互动导致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在该城镇化战略的指引下，浙江经济出现“弱市强县”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以中小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化战略。中心城市开始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崛起。县域经济进入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期，开始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但对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减弱。2006年开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得到加强，使得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效应越来越强。

3.动力机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都市圈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强、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二是具有发达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高、信息交流通畅；三是圈内城市之间产业分工明确、职能互补；四是圈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与劳务自由贸易，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强。可见，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在区域空间互动发展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化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劳务自由贸易，是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级要素与高端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信息化统筹提升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城市之间空间距离，扩大了市场规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且加速了知识积累，进一步深化分工，最终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熟都市圈由强大的中心城市、紧密的城际联系与清晰的城市等级体系的构成。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在空间上的融合互动，促使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与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形成。随着“七线两枢纽”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化的集群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十二五”时期，浙江四大都市区、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功能，提高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产业梯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县（市）则主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因地制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商务、金融等生产业，积极发展旅游、商贸等生活性、消费业；中心城市与县（市）之间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为依托实现链接。这些规划都将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融合互动，最终实现中心城市拉动县域经济转型。

四、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下，区域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县（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未来，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应坚持“强县战略”与“都市圈战略”双轮驱动转型。在“强县战略”指导下，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大力发展生产业，以产业转换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在“都市圈战略”指导下，深化区域层面分工，城市化重心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倾向，促进高级要素、高端产业等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将县（市）纳入都市区发展。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关键在于以城市化与信息化优化工业化，重点在于发展生产业，主动力在于县（市）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针对性地实施“招商选资”，延长产业链。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快推进县（市）城市化，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合理发展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与信息产业等生产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二是以“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努力提高企业、产业发展平台与社会领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实现企业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与管理、营销等环节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经济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甚至全球分工，围绕主导产业承接中心城市或国际转移产业，采取“补链式”招商引资，提高生产迂回度，提高中间产品生产量，促进生产业发展。深化区域分工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新型城市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重点在于明确县（市）区域地位，主动力在于新型城市化的引领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扩大区域合作范围，加深区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区域壁垒，实现地方政府共赢。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完善县域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与“软环境”，促进生产业发展；二是创新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构建区域协调机构，消除行政区划与体制机制对都市圈发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构建“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城市等级体系，同时要重点提高中心城市经济能级，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城市经济反哺县域经济。

【参考文献】

[3]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第9篇：城市与区域经济范文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首次提出“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并希望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所谓“西三角经济圈”是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联合重庆城市群、成都城市群，大西北与大西南联手，共同打造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整个“西三角经济圈”大致包括重庆市、成都市和西安市及其周边地区，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1.18亿人口，包含约50座城市，经济圈经济总量近2万亿，约占西部经济总量的40％。目前，“西三角经济圈”仍处于初步设想阶段，本文认为这一大胆设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若建议经过论证完善并被国家批准，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将出现在西部大地上，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必将掀开崭新的历史篇章。

一、构建“西三角经济圈”的意义

1、构建“西三角经济圈”是城市化进程发展的需要

“城市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人口由乡村向城市转移，从而造成农村中具有城市特质的城镇的增加，引起城市数量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大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提高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从城市形成到城市化进程开始的几千年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在一个很低的水平线上缓慢增长，进入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呈现出一个迅速而持久的过程。19世纪的欧洲是世界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1925年左右，世界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达到最高潮，此后城市化主流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在城市化速度趋缓的同时，其城市化进程呈现新的特征，即形成了由若干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城市带。如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的英国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城市群突破了行政地域的概念。城市群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把若干个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联结起来，这些城市往往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核心，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城市和城市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和信息往来，分工合作，形成一个区域共同体，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由多个城市群或单个大的城市群即可构成经济圈，即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组织实体，是生产布局的一种地域组合形式。世界上大的经济圈在世界经济和产业分工中具有重大影响。根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全世界范围内，美国三大都会区(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都市圈GDP占全日本的份额则达到70％。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各个国家、地区和企业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竞争环境。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通过构建城市群进而形成经济圈参与国际竞争逐渐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

我国东部地区相对比较发达，目前，已出现了几大主要城市群济区。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对东部乃至全国经济起到了比较大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西部城市群在数量、规模、发展程度上和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借鉴国际和国内的经验，在我国西部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群，进而形成城市经济圈，对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西部城市之间的优势互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促进西部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思路。另外，我国西部以重庆、成都和西安几个重要城市为首的城市群的快速发展也为形成经济圈提供了条件。成渝经济区正在快速发展，同时，以西安、关中为中心的城市群和经济区也在迅速成长。据统计，2008年前3季度，陕川渝三地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为17080.47亿元，占西部12省市区国民生产总值的42.88％，是西部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西安、成都、重庆三个西部特大城市已经形成空中一小时经济圈，陆上高速公路和铁路客运专线“三小时经济圈”也指日可待。“西三角经济圈”将突破秦岭屏障，将成渝经济带和关中经济带贯通，将中国西部较具潜力和实力的三大城市整合了起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提升合力。整个西部的发展应充分发挥增长极的扩散和辐射效应，增长极周围地区的经济布局应以发展增长极的上、下游产业，为其配套、服务以及“拾遗补缺”为主。

2、构建“西三角经济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求按照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在中心地区吸纳和辐射的带动作用下，充分发挥地区优势，通过合理的地域分工，在全区域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区域经济总体效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可以避免产业同构化，通过明确各地的功能定位，确立其以优势产业为龙头的产业发展格局。做到真正能够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区域经济的整体优势，使各地取得比较效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推进产业升级。“西三角经济圈”的建立将在一定程度上使行政区间合作开始突破“省界”，产业结构趋同程度不断减弱，市场要素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整合，并对整个西部地区产生吸纳和辐射带动作用。

首先，“西三角经济圈”科技实力雄厚，拥有三大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十几所部级科研基地、近100所普通高等院校，在航天航空、电子通讯、软件设计、光电、生物医药、软件、新材料、环保、机电一体化等领域拥有强大优势。“西三角经济圈”产业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在“西三角经济圈”，支柱产业主要包括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军工制造、软件产业、石油天然气化工、材料工业、电子信息、航天工业等。这些产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其产业上下游关联度极高，带动力强，容易形成庞大的产业链，能够向西部其他地区进行产业辐射，其增长极的作用突出。另外，川陕渝三地在产业发展上也各有优势，可以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西安在高新技术方面、装备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方面很有优势。陕西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在发展农副产品和旅游方面也有一定潜力。重庆工业基础雄厚，制造业相对较发达，在体制创新、改革与试验方面走在“西三角”乃至全国前列。近期，重庆在IT、信息产业方面也有长足发展。成都是倾向于消费型经济的城市，同时创意产业、服务性行业、娱乐等行业比较发达。这些都为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西三角经济圈”概念的提出，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转变的需要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已经有十个年头，西部地区十二个

省区市整体上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还在扩大。通过“西三角经济区”的建设，可为陕甘乃至广大远离江海的西部地区打造出一个出海口，使西部地区和华东地区乃至世界各地通过长江航运联系起来，加快与世界经济接轨，同时也为华东地区打造出新的经济腹地。另外，各地重复建设、争夺和浪费资源的现象日益突出，不利于资源的有效聚集和高效利用，不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根据国家编制的“十一五”期间西部大开发的总体规划，西部将重点发展六类有特色的优势产业：能源、矿产资源、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农副产品深加工、旅游。但是，西部地区一直没有一个实力很强的经济圈，缺乏核心的辐射力与带动力。只有整合资源。改变三地在发展上各自为政的局面，才能得到中央更多的支持，才能促进西部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采取非均衡发展模式，打造西部最大增长极的“西三角经济圈”，将有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思路和途径的调整，有利于发挥占西部经济总量40％的“西三角经济圈”的聚集、辐射、带动的作用，从而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步伐，早日在西部地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总之，“西三角经济圈”的构想是“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它着眼于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考虑对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推进，使西部大开发由点带线，由线带面深层突破。因此，通过“西三角经济圈”提升西部版块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对于整个西部崛起意义重大。

二、构建“西三角经济圈”的发展思路

1、建立跨行政区的联合协调机构和监督机构，解决地方保护和部门垄断

“西三角经济圈”本身是一个打破行政区划、实现跨区域的联合体，不是行政单元。经济圈内不同等级的经济系统内部包含有不同的利益主体，对各自经济利益的追求容易产生地方保护和部门垄断，有可能会引起城市群经济系统偏离原来正确的发展方向，因此，根据城市群成长发育的规律，出于城市群经济系统整合发展的需要，区域协调机制应运而生。

“西三角经济圈”有必要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法制化的、强有力的跨行政区的综合协调机构和监督机构，由它管辖区域事务、沟通和平衡各方利益，协调解决对城市群区域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问题。综合协调机构的建立应由国家来进行系统和宏观的指导。综合协调机构重点工作是培育一整套协调机制，如区域协调机制、产业协调机制、分工协调机制、经济整合机制等。由于行政分割等因素的作用，城市群地区的基础设施不能实现共享和共建，城市体系的统筹建设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制约了城市群经济的整合发展，因此，跨行政区的综合协调机构和监督机构也要致力于为经济圈的居民提供区域性的基本服务，提高公共设施的规模效益。另外，各城市地方府仍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负责解决地方需求和服务。

2、解决大中城市数量少，集聚辐射功能弱的的问题

根据国际、国内城市群发展的经验，城市群要以一个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建设形成若干个大中小城市以及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心城镇，形成“金字塔”型城市结构体系，大中小城市良性发展。地区经济的发展往往先通过少数大城市的发展，积累相当的发展能力，然后通过规模效应和扩散效应，将增长的活力传递到周围，带动周边各类城市乃至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形成总体效益最佳的区域经济模式。

“西三角经济圈”内的城市结构体系尚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以陕西省为例，陕西因为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大经济区域：关中、陕北和陕南。关中以西安为中心，是陕西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包括五个地级市、三个县级市、一个示范区，398座建制镇，处于陕西中部，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南北介于秦岭山地和陕北高原之间，渭河横贯其中，土地面积约占陕西总面积的19％，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左右。“关中城市群超大城市数量占9％，缺失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市数量分别占36.5％和54.5％，城市首位度达5.05。这种结构特征不利于中心城市的辐射，难以带动城市群的发展。关中城市群除西安为超大城市外，其余均为中小城市，西安与宝鸡、渭南等中等城市之间存在大城市断层，造成城市等级的无序状态，构不成完整的等级体系，进而影响中心城市的轴向扩散带动大中小城市发展及点轴系统形成。”要形成结构体系合理的“金字塔”型城市群，就要培育中等城市，逐步发展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关中城市群的中等城市中宝鸡、渭南因其所处的地埋区位为主要发展轴线上，可以发展成为特大城市，铜川可以发展成为大城市。咸阳可并入西安，实现西咸一体化。另外，增加中等城市数量，促进城市群各等级城市合理分工。通过增加20-50万人的中等城市，形成众多的次级增长极，承担起连接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经济发展的桥梁作用。

3、做好经济圈内的城市群发展规划，培育城市群竞争优势

“城市群规划并非区内各单一城市规划的简单汇总，而是以城市群体系统的区域层面为基础，对城市群总体发展的战略规划。进一步深化完善总体规划和各专项规划，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明确各城市的功能定位，形成一体化的城市功能体系。”在城市群规划中，首先要做好交通、产业规划。西安、成都、重庆三城市已经形成空中一小时经济圈，今年西安到成都的客运专线铁路将动工兴建，建成后，西安到成都只需要三四个小时。同时兰州到重庆的铁路也将动工，这为三地突破地理瓶颈，形成经济纽带带来了契机。陕西省常务副省长赵正永提出在产业方面，要整合力量形成装配制造业大基地。在政策研究方面，围绕统一市场、城乡一体、户籍、养老等领域，突破现有政策，创造中国最大的城乡一体化区域，这些建议都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在做区域规划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要淡化行政区域观念并改变行政区划下的城市管理理念，从孤立地发展单个城市向发展整个城市群转变。区域内部各城市的结构功能分工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和制约经济圈的整体功能发挥，其整体发展的战略定位又直接影响和制约城市群区域与各行政区域之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所以，各个城市的功能定位既要考虑城市本身的现有基础和发展潜力，更要考虑在经济圈内的地位和作用，要明确定位，立足全局，各有侧重。应通过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协调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城市、区域与国家整体战略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