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文化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城市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城市色彩；设计；文化

人类就生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的式样系统”中。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习俗的不同，人类构筑了不同的“生存的式样系统”。人类的任何行为与意念如果想要被人接受与理解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表达。建筑景观设计意念的表达可通过视觉化的方式实现。显然，在“式样系统”中有着不同的符号与不同的排列结构方式，形成了“系统”所特有的地域文化与建筑景观式样，也就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形象。自然界的各种物质都具有不同的形态与颜色，而物质的有色则能帮助人们更加准确地辨别和了解形态与空间。文脉的色彩是某一民族特有的具有地域文化意味的色彩谱系，是一个民族集自然、社会、审美、历史等长期积淀演变至今的结果，是一个民族追求和谐与平衡的审美原则的体现。因此，特定的“生存的式样系统”显然并且应该有着特定的色彩排列方式。这种独特的排列具有民族性、地域性、阶层性、阶级性等特征，于是，改变该系统的色彩排列即改变了该系统的结构方式，将影响整个“生存的式样系统”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如故宫的色彩系统以红黄绿为主，宏村的色彩系统以黑白灰为主。很显然，二者之间有着不同的色彩选择和不同的结构方式，这是不可互换的，因为这两个“生存的式样系统”的色彩谱系所指与能指的关系完全不同，是色彩赋予了“生存的式样系统”特殊功能，具有某种颜色便具有某种功能，失去某种颜色便失去某种功能，系统的“生命”亦来自内在功能与外在形式的双重效应。

1.色彩设计———城市文化的第一视觉特征

一个城市的色彩特征的有机更新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城市与建筑景观文化的特色应该对城市色彩特征的内涵认真思考。城市是人类文明最复杂的结构之一，研究城市文脉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视觉表征。根据万物有色的自然规律，视觉表征的变化应与人的色彩感觉有密切关系，色彩是文脉系统的第一视觉要素，因此色彩系统应是文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人类的第一视知觉的聚合构筑了城市的色彩系统和色彩空间。马克思说“：色彩的感觉在一般美感中是最大众化的形式”，在“最大众化的形式”中

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费孝通先生说：“事物的现代性特征离不开传统，一切现代性都可以在传统中去找到根源。”文脉的研究也是如此。深入细致地探求城市建筑景观色彩在不同地域时空各自发展演绎的特征和规律性及其相互的协调关系，应以文脉色彩特征的保护性发展为主轴，以城市文脉色彩特征的历史演绎为背景，在现代诠释的设计行为中注入新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并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本土特色的城市景观的独特风貌，才有可能传承和延续几千年的优秀文脉。

笔者认为，应该运用科学的对色彩系统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深层剖析我国建筑景观设计的行为方式中存在的色彩使用混乱的现象，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的高度看待设计色彩使用的“科学化、特色化、个性化”与建筑景观和谐的关系。因此，重视色彩使用的科学性，合理利用色彩资源，建构协调的色彩生态景观，创造和谐人居环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对城市文脉色彩的地域性表达与保护的研究，是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北京》指出：多元化和全球化是一体两面，随着全球各文化———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之间同质性的增加，对差异性的坚持可能也会相对增加。因为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在生活方式、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方面，通过色彩的体现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有历史阶段性和社会阶层性，又有民族多样性和地区差异性等。遵循设计文化的一般规律，不但不排除维护本土色彩文化传统，更应鼓励、提倡和尊重文脉色彩的多样化。即使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色彩文化的多样性也不会消失。恰是这种特性和差异的存在，才是文脉生命的原动力。如我国江南一带的传统建筑景观所体现的文脉色彩体系主要以黑、白、灰所构成的色彩框架，在建筑景观的色彩使用上明显地带有一定的消色性倾向，一方面体现建筑的优雅之美，又不违反传统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士大夫们崇尚清淡，寄情自然山水的田园景观文化思想，这种特殊环境下的用色理念是一种缺乏自我意识表达的自觉性选择，以回避色彩的强烈对比来求得精神与形式的平衡，进而达到心理与视觉的追求。而我国北方的色彩体系则比南方的浓重，陕北黄土高原孕育出以黄色为主系的建筑色彩，北京则是以金碧辉煌的皇宫建筑与灰系民居的衬映相结合，对现代城市景观设计的色彩选择和创新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2.色彩设计———城市色彩设计的空间构成要素

空间首先是被感知的，空间的色彩可为人力、自然而改造，无论是空间的组合形式还是构成方式，色彩始终是空间的第一视觉特征，是空间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以往对文脉建筑景观空间的研究，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空间的材料和结构上，也许是学科间差异所致，作为文脉空间构成要素的色彩被忽略了。色彩是文脉建筑景观空间内在精神的外在表现，忽略文脉色彩的问题，不利于文脉的保护。

“城市空间是我们城市经验的媒质”，是一个动态系统。城市空间是物质的城市和人的体验的感知，是由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地域空间结合的人的产物，在特定的地域文化状态下，生成了特定的“生存的式样系统”。这些“式样系统”分别有着不同色彩空间的整体色调和色彩符号的排列组合。中国江南地区的白墙灰瓦，似一卷江南水墨画；北京故宫的黄瓦红墙和民居的灰调，突出了皇城的威严；西安以土黄、赭石、灰色为主的色彩体系，与古城的整体环境协调，突显了西北黄土高原鲜明的地域特色。这说明一个城市色彩空间的整体性是通过外显形态来体现的。城市文脉色彩整体性的不同显示了不同的“生存的式样系统”诸多不同的内在需求，其审美心理的差异性通过外显形态的统一（主色调）来突显其个性特征。色彩的整体性（主色调）充分体现了城市景观建设的个性，反映出一座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和整体风貌，是地域文化的个性体现。

按万物有色的自然规律，可以认为：没有颜色就没有文脉。在城市设计中，色彩塑造了特殊的空间语言，作用于人的生理和心理，与其他的空间构成要素一起在特定的时空里保持着空间的视觉平衡。视觉平衡直接影响心理的平衡，心理空间的平衡主要凭借空间文化的内在属性来控制。中国美术学院的建筑景观设计，继承了江南地区白墙灰瓦的文脉色彩，其主色调使用黑、白、灰，但在建筑的材料、尺度、比例、细节等其他构成因素上却进行了现代诠释。现代大学建筑景观的重构设计与传统民居相对比，尽管建筑空间有所不同，但建筑风格却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时代感。可见，地域性色彩作为城市建设景观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聚落与城市形态在漫长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社会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智慧的结晶，具有在时空限定中不断发展演变的特征。

结语

城市的色彩设计是一种科学规划与人文创造的结合，城市色彩不是一种两种单纯的色相所能决定的。它应当是一组与生活本体密切结合的关系色彩，不同地域条件与人文条件、经济条件下构成的城市色彩在一个总的地域框架內相互映衬，构成一种新的城市关系格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迁，城市色彩所涉及的范畴已延伸到从城市形态到整体环境色彩的综合，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环境色彩。

参考文献：

第2篇：城市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字]地域文化；城市建设；影响；关系

任何一个地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城市是地域文化资源的重要载体之一，地域文化的发展与城市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伴生、相互影响的。城市文化决定了城市的品牌以及特色，直接体现在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竞争力上。地域文化是城市文化发展的脉络，城市文化的沉积、衍化又促成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城市的现代化步伐逐渐加快，城市的拆迁、重建的速度逐步加快，地域文化的特点也随之渐渐淡去。而一个城市的魅力所在正是其地域文化。一个城市文化软实力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逐步增大。城市的发展须要在人、城市与地域文化中寻求平衡，三者的平衡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地域文化指人在一定的区域环境中，经过历史的演变，由劳动创造产生并不断发展、沉淀下来的全部劳动和精神成果。地域文化是对当地自然环境、风土人情、人文科技、宗教、饮食等各个层面的综合反映。因此，地域文化集中体现了一个地理空间范围内的文化特点，而这一文化特点是一个地区的特殊符号、象征，有别于其它区域文化。某种地域文化的形成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同样也会有较长的年代延续性。现在，中国几个比较有名的地域文化区有“华夏文化区”、“岭南文化区”、“西北文化区”等。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居住环境不断发展演变的产物。最初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而建立的良好、稳定的人居环境。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现代的城市建设以城市规划作为依据，之后通过城市的建设工程来对城市内的物质设施进行改造、修建等工作，它的过程性和以及周期性都比较明显。

一、地域文化对城市建设的影响

1、地域文化形成城市与众不同魅力。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人文气息都会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都是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地域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是一座城市特有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质的重要表现。城市的古老建筑、历史文物、饮食文化、民风民俗、景观风貌等都是一座城市的烙印和特有符号。这些符号不仅是城市形象的表现，更是城市地域文化的物化。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果失去了这些符号，那么人类的发展便失去了前提。忘却历史、抹杀历史遗留文化的发展将会导致历史发展文脉的缺失，导致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消失。即使城市实现了良好的规划，实现了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也必将迷失方向，失去灵魂。

2、地域文化是发展城市经济的重要力量。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生产力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产业在城市发展中具有极大潜力。我国历史悠久，很多城市文化底蕴丰厚，在美食、旅游、文化、娱乐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将这些地域文化资源加以挖掘、充分利用、大力宣传，形成城市的新型支柱产业，带动城市服务产业等的发展，从而极大地带动城市的发展。

二、城市建设对地域文化的作用

1、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有助于城市空间的扩展，形成新的地域文化。在构建和推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城市建设用来构建城市空间和城市特色。一些城市特殊的标志性建筑和特殊的建筑风格形成城市的新印象和新形象，加深人们对于城市新地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新旧文化的交融、历史与现代的结合更能从多角度展现一个城市的多面性和文化意蕴的丰富性，从而更好地诠释了城市的形象。与此同时，在城市现代化的建设中，要找准城市的文化定位，形成地域特色与现代化的完美结合。

2、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有助于发展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是在人类的活动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时代的进步，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城市不断更新，城市的布局、规模、建筑风格、人文气息都随着时代而不断前进。城市的建筑在物态形式上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不断融入到新事物、新思想中去。城市的新建设应该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适应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需求。

三、正确处理现阶段地域文化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1、将地域文化融入城市建设

城市的整体文化形象是一个城市的对外宣言。城市建设要做到合理、科学规划，将城市的现代化和地域特色巧妙融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展现出城市的个性与魅力，提升其价值与品位。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设计一方面要突出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又要体现出城市的活力和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气息；一方面要表现出浓浓的人文气息，另一方面要表现其秀美的自然风光；既要考虑到人们生活方式的多种多样性，又要考虑人们文化需求的多层次性。考虑到以上几点，城市的建设应该立足于地域文化，彰显城市底蕴；狠抓经济建设，努力实现现代化；坚持以人为本，展现人文关怀，坚持科学发展观，兼顾生态平衡，实现城市平稳可持续发展。

2、认真规划城市文化建设

首先，城市的文化建设要立足眼下并兼顾长远发展，在总体上认真规划，为未来的发展留下空间。城市的文化建设要整合城市资源，从大局上做出统一规划，挖掘城市文化。加强服务产业的发展，形成连带的文化产业链，并在城市的饮食、景点等方面有所突出，形成自己的品牌。再次就是打造城市特色建筑群。每个城市的地域文化不同，城市的特色建筑群就会不同。比如北京的胡同，西安的回民街等等，这些建筑群落真实地还原了现代化都市中保留下来的民风民俗，古老的建筑等。还有就是构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符号，是一个城市留给人的最深刻的印象，比如北京的故宫、上海的东方明珠、西安的明城墙、台北的101大楼等等。这些建筑是一个城市的旗帜，是引领一座城市发展的向导。

3、遵守基本原则

一方面是要弘扬主旋律。中国正处于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阶段，我们对待城市地域文化不能一味盲目弘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具有浓厚的地域性、鲜明的时代性、积极的进步性的文化大力弘扬，将一些腐朽、消极、退步的文化舍弃，从而使得城市的建设更美好。另一方面是突出城市特色，打造精品文化。城市文化要重点突出城市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不一定要“广”或“大”，贵在“精”。从而保证地域性文化的与众不同、别具一格。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地域文化和城市建设之间的相互融合要找准切入点，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城市建设要有正确的地域文化定位，有科学的谋划，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要有所注重和突出，要不断吸取新的文化并一直前进和发展。这样我们要才能很好地将地域文化渗透到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中，从而增添城市的气质、魅力，塑造城市新形象。

[参考文献]

[1] 吴衡.伦忠胜 城市建设中的地域文化变迁[J].经济师.2010.8：67-68

第3篇：城市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一连串的排比，一层层的递进，决非一般性的由感而发所能信手拈来，透露出的是新一任市长对上海水问题的战略思考、理性判断和情感抒发。由此，引起方方面面的广泛共鸣，也激发我们去应和时展的脉膊，研究水的文化，思索水的内涵，挖掘水的魅力。

本文尝试侧重从水文化的角度对水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关系，进行粗浅的描述。

1、水与上海历史

水是生命之源。远古时期人类的逐水而迁、傍水而居，造就了后来一座座生机勃勃的城市。

水，成就了上海得天独厚的城市形象。上海位于长江之箭与弧形海岸线的搭接处，背靠太湖，面临东海，北挟长江口，南濒杭州湾，内有黄浦和苏州河浩浩荡荡穿城而过、往复奔流，千万条支河如脉动的血管、滋养生息。特定地理环境的自然造化，加上历代人民的勤劳创造，织出江河湖海之风水，绘就江南水乡之风貌。

水，塑造了上海独特的城市品格。上海从无到有，因水成陆；从小到大，因水而兴，以河口般开放的姿态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气魄，迎来送往，吐故纳新，从本土走向世界，从过去走向未来。她从来不是封闭的、保守的，而是充满着创造的冲动和激情；她的开放与发展的品性与生俱来，与时俱进，富有朝气和活力。

水，扩大了上海的外延，也丰富了上海的内涵。黄浦江上的汽笛应和着海关大楼的钟鸣，陆家嘴的和谐夜色映照着朱家角的粉墙黛瓦，苏州河的今昔见证了城市发展理念的升华和回归。水，流淌在上海的历史文化中；历史文化，也将溶进上海水的时空变幻。

水与历史同在，水与历史俱进。上海的历史，是否也可以因此说是一部充满水的韵律和动感的历史？

2、水与上海小城镇发展

水，浸洇、渗透了郊区老镇的文化和历史，也焕发、延续着阡陌街巷的生命和活力。谈及水与小城镇的关系，不由人不想起典籍中记载的青龙镇循水运兴而勃发、因水运衰而没落的一段旧话。

历史上，上海曾有一条青龙港，青龙港边有座青龙镇，在唐宋鼎盛时期，繁华直逼苏杭，有22桥、36坊， 还有3亭、7塔、13寺，商贾云集，文人汇聚。北宁诗人梅圣俞作有《青龙海上观潮》诗：“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回如鼻吸。老鱼无守随上下，阁向沧洲空怨泣。……”这一切，后来都随青龙港的淤塞而湮灭了，至今只留下少许遗迹供人凭吊、引人深思。

透视水与小城镇的现实，令人冷静和忧虑。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活方式的演变，发展取向的偏移，郊区水系的功能和作用曾一度被忽略、被没视、被弱化、被异化，人弃水而去，水也离人越来越远。当我们面对一条条变窄了的河面，变硬了的河岸，变黑了的河水，我们不能不冷静反思，深刻检讨。

但江南水乡的余韵一直在点燃着人们亲水的渴望。站在石湖荡的杨柳岸边，坐在朱家角的石拱桥头，行走在金泽、枫泾、南翔、练塘的水边街巷，小桥，流水，飞雨，人家，梦一般的江南水乡，诗一般的古典风情，断断续续，若隐若现，成为人们心向往之一片片净土，润泽着浮躁的心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心里，充满了对恢复生态、重塑自然、光大历史文化憧憬、向往和认同。

今年5月，以“古”文化、“水”文化旅游为核心，以休闲度假和生态居住为特色的朱家角中心镇建设正式启动。位于淀山湖畔、具有千年历史的朱家角镇，水文化底蕴深厚，保留有明清特色的古镇、古街、古桥以及粉墙黛瓦的临水民居，拥有童天和药号、泰安桥以及江南名园课植园等20多处景点。此次开发性、保护性建设，将采取以新促老、新老联动的方法，古镇区修旧如旧，凸现旅游功能；老镇区协调过渡，为旅游配套服务；新镇区拓展提升，彰显现代江南水乡民居特色。有理由相信，经过3—5年的开发，朱家角镇将建成展示上海历史文化，凸现水乡特色风貌，生态环境一流，人水和谐相依的小城镇样板。

3、水与上海高校人文

上海的高校众多，环境优美，名师荟萃。其间，大多都水绕流转，点缀校园，丰富了导师们的才思和智慧，也活跃了学子们的生活和情感。许多人走上社会甚至远渡重洋后，念起美丽的校园、可敬的导师和可爱的同窗，不由得会想起那些焕发着自然气息和人文魅力的河流。在众多高校河流中，最著名的要数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

华东师大号称远东最美的校园，苏州河襟带于右，丽娃河蜿蜒其中，有古木清辉、荷塘挹翠、水榭观虹、夏雨飞烟、书海掇英、石径花光、校河远眺和园丁小筑，并称师大“八景”。其中有4景与校园里的一大一小两条河流有关。大小两河因清道光年间治理吴淞江时将北新泾地区河湾截直而来。上世纪二十年代曾有沙俄落难贵族在河岸建有花园别墅， 他漂亮的女儿丽娃爱上了一位中国穷书生。由于遭到父亲的极力阻绕，丽娃最后在一个下雨的春夜跳进了这条河里，小河因此而得名。

丽娃河现尚存近700m，河宽35m，水深约1.8m，南北横贯校园中部，成为这所名校的象征。2001年6月14日下午，烟雨蒙蒙，一位不同寻常的贵客悄然来到风景如画的华东师大校园。她就是俄罗斯第一夫人柳德米拉？普京娜女士。这是她第一次来到上海，访问的第一站就是华东师大。来访前，普京娜女士早已听说华东师大有一条美丽的丽娃河，以及俄罗斯姑娘和中国小伙的故事。

许多爱情在那里起源，又有许多爱情在那里终结。现在的丽娃河，成为流淌在一代代师大学子心中的青春之河、记忆之河、灵感之河。常会有因记忆而激发的灵感，促使他们把丽娃河写入文章、谱入乐曲、绘入画中，日积月累，年复一年，赋予这条河流越来越多的人文色彩。

曾经和正生活在丽娃河畔的人中，有人创作了长篇小说《丽娃河》，有人谱写了小品乐章《丽娃河》，都颇负盛名。从这座象牙塔里走出来的人中，有位诗人宋琳，在与美丽的法国妻子一起定居巴黎数年之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这世上真有所谓天堂的话，那就是丽娃河边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友人读了，先觉夸张，后因共鸣而流泪。

4、水与上海园林景观

上海的园林景观，既嗅得到江南传统式园林的神韵，也可见域外开放式公园的风情。不管是古典型的，还是现代式的，都能从中体会到因水成景、以水造景、水中有景、景中有水的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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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年历史的松江醉白池，以一泓池水为中心，池周古树参天，楼、堂、轩、榭错落有致，草堂跨于池上，廊、亭依水，鱼乐池中。

450年历史的南翔古猗园，以“十亩之园”的规模，建有逸野堂、戏鹅池、松鹤园、青清园、鸳鸯园、南翔壁6个景区，以绿竹猗猗、曲水幽静、建筑典雅、韵味隽永的楹联诗词以及优美的花石小路等五大特色闻名。

500年历史的嘉定秋霞圃，有桃花潭、凝霞阁、清镜塘、以邑庙等4个景区48个景点，有亭台楼阁，华池曲径，茂林修竹，低栏板桥，断岸滴泉，假山奇洞，园内有园，景外有景，山具丘壑之美，水揽幽邃之胜，为江南古内园林精品。

还有市区的豫园、青浦的曲水园等等。在古典园林一步一换景的格调，一瞥一首诗的精巧意境中，水的灵气、水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现代园林因规模和布局的不同，而更显大气。植物园、动物园、森林公园、东方绿洲、长风公园、世纪公园，还有延中绿地、大宁绿地、虹桥绿地、太平桥绿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水不成园，无水不成景。溪流、湖泊与坡地、草坪、密林、竹丛，高低起伏，迂回错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画着这座城市的风水和景色。

5、水与上海道路桥梁

上海的河流众多，桥梁也众多。河流以黄浦江、苏州河为标志，横跨苏州河、黄浦江上的桥梁与河流互为衬托，相映成辉，共同成为上海的形象代言人。

苏州河口的外白渡桥，是上世纪初外国人设计，许多中国人是在反映旧上海风情故事的影片中认识它的， 与老外滩一起成为旧上海的标志。桥上人来人往，桥下水进水出，桥边海鸥上下翻飞，外白渡桥至今与河流、与周边建筑和谐映照，充满了动感和生机。

在上海的现代化桥梁中，最著名的要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黄浦江上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乘电梯而上，驾汽车而行，俯瞰浦江上下，桥高水阔，江风劲吹，云苍苍兮飞扬，水澹澹兮生烟；侧览浦江两岸，沧桑变幻今非昔比，万千高楼，伸手可及。

黄浦江，上有大桥飞架，下有隧道穿梭。黄浦江，本身也是一条路，她承载着上海这艘巨轮乘风破浪向前。站在南浦大桥上阅读浦江，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时间与空间、具象与抽象，相隔竟是如此之近，让人陡生雄心万丈。

6、水与上海人居环境

临水而居，与水为邻，其实是以故乡为邻，以诗意的精神家园为邻。伴随上海人居住条件的日益改善和黄浦江、苏州河的日显旖旎，市民心中的亲水渴求日渐高涨，市中心的水景绿地、水景住宅不断诞生。

有部门统计，上海正在开发的1000多个住宅楼盘中，沿江沿河而建的亲水楼盘有近60个，人工打造的水景住宅近80个，另有百余个楼盘不同程度“有水流淌”。翻开日报、晚报，房产广告充满“水分”，对水景住宅的描述和泻染极富冲击力和感召力。

开发商热衷于水景住宅开发，无疑基于上海水景住宅的良好市场需求。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显示，高达75.6％的受访者认为“水景能提高居住品质”，87％受访者还认为“水景是高尚住宅的必备条件之一”。已有43.6％的受访者表示，如果遇到景观与朝向不能兼得，会优先考虑水景景观因素。

水对资源、财富的积聚效应“看涨”，来源于市民对政府加大治水力度、改善生态环境的信心和预期的不断增强，来源于市民对水文化魅力的情感归依。水岸有限，商机无限。不少开发商表示，即便是小区不能亲水而建，也将通过人造水景提升品质。

随着人水和谐共处的新型人水关系的不断调整，水文化理念逐步扎根于人们的思维之中。河流自然化、人文化将促进人居环境品位的提高，给人们以教育、以熏陶、以舒适的生活。水与坡、光与影、绿树与湖泊、鲜花与河流与我们朝夕相伴将不会是遥远的梦想。

7、水与上海城市未来

浦江百年，千帆过尽。在新世纪第二个元月，一条船在黄浦江巡视而上。当时的市委书记黄菊和代市长陈良宇就在这条船上，黄菊同志指点两岸，浦江开发的宏伟蓝图浮出水面。上海向全世界宣告，将立足“百年大计”，瞄准“世纪精品”，打造集金融贸易、旅游文化、生态居住于一体的黄金水岸。

浦江两岸综合开发这一世纪性工程进入实质性启动，这是上海继浦东开发开放之后的又一部宏篇巨制，手笔之大，起点之高，气势之宏，令人瞩目！消息传出， 群情振奋。新的世纪，新的百年，水与城市，黄浦江与上海，正以崭新的姿态，给世界一个惊喜。

让我们从人们口中那些热切的话题中来感知上海水与城市的未来：

“开发浦江两岸撬动滨水经济”。按照规划，黄浦江两岸将成为金融贸易、文化旅游、生态居住为一体的滨水长廊。浦江开发的“号召力”所引发的城市功能转换效应、形象提升效应、财富积聚效应、产业辐射效应，不仅能使黄浦江沿岸地区受益，而且将由“滨水经济”带动整个城市经济的跨越式大发展。

“开发浦江两岸拉动城市升值”。浦江开发为上海房地产业发展搭建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以水为媒，得天独厚的景观优势、市场前景赋予了两岸房地产开发极大的吸引力；运用“经营城市”的理念，把市场运作的机制引入进来，以浦江两岸的整体规划促进土地升值，以土地升值吸引房地产开发，以房地产开发拉动整体规划的实施，产业链条环环相扣，上海的房地产业也将在这一历史性机遇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勾画高低错落有致的滨江轮廓线。

第4篇：城市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怀特认为，如果把人类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同样可以把各种文化也设想为一个整体:人类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可以区分出技术的系统、社会学的系统以及意识形态的系统等亚系统。技术系统是由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仪器以及使用这些仪器的技术构成的，人类作为一种动物，依靠技术系统使自身同那自然的生息之地紧密联系。社会学的系统由人际关系构成，这种人际关系是以个人与集体的行为方式来表现的。在该系统内有社会关系、亲缘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教会关系、职业关系、娱乐关系等。意识形态系统由思想、信仰、知识构成，它们是以清晰的言语或其他符号形式表现的。其中包括神话与神学、传说、文学、哲学、科学、民间智慧以及普通常识。怀特认为，上述三个亚系统从总体上构成人类文化系统。当然，三者之间是相互贯通的，每一个亚系统影响着另外两个亚系统。不过，各个亚系统在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技术系统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人类必须首先解决衣食和居住问题才能从事政治、宗教、艺术等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系统相对于技术系统而言是次要的和从属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系统的函数，技术是一个自变量，社会系统是一个应变量。社会系统是由技术系统决定的，前者随着后者的变化而变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替代石斧的铜斧并不仅仅是一件质地优良的工具，它还表征着一种较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观念形态或哲学的系统是信念的体系，人类的经验通过这一体系而得到解释。但是，经验和解释由此而受到技术的强有力的制约。每种类型的技术都有一种特定类型的哲学。畜牧技术、农业技术、冶金技术、工业技术或军事技术，无不可以在哲学中找到各自相应的表达。某种技术在图腾哲学中获得说明，而另一种技术则可以在占星术或量子力学中找到解释。因此，在人类文化系统中，底层是技术的层次，上层是哲学的层次，社会学的层次居中。技术的系统是基本的，社会系统是技术的功能，而哲学则在表达技术力量的同时反映社会系统。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系统对技术的活动没有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和技术系统不受哲学的影响。但是制约是一回事，而决定则是另一回事。

     怀特对人类文化系统或文化结构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城市文化系统或结构的理解。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从广义上说，城市文化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类成果的总和，也是由众多子系统所组成并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按照怀特的思路并略加修正，便可以将城市文化的结构大致上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三个层次。

     一　城市的物质文化

     城市的物质文化是城市文化的表层。它由城市的可感知的、有形的各类基础设施构成，包括城市布局、城市建筑、城市道路、城市通讯设施、公共住宅、水源及给排水设施、垃圾处理设施以及市场上流通的各色商品以及行道树、草地、花卉等人工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城市物质文化的外壳。这些物质现象之所以也被纳入城市文化的范围，不仅是由于它们典型地体现了“人化自然”（广义文化概念）的特征，而且也因为它们都是一个城市文化风貌的最生动、最直观、最形象的呈现。可以说，城市的各类基础设施所展示的东西要远远地超过人们肉眼所见的表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文.林奇指出，城市文化的物质方面，是一个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展现着明确的与不明确的符号:旗帜、草地、十字架、标语、彩窗、橙色屋顶、螺旋梯、柱、门廊、锈了的栏杆，等等。“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的有趣或有用的信息。这是感觉的一个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易辨性’，即，在一个聚落里，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这些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辨识的。但任何观察者都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准确性以及与所带信息的强度来了解它们，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访谈当地居民和实地照片来得到检验。” 

     一个阿拉伯城市的物质现象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或宗教价值观念，一个欧洲城市或东亚城市的物质现象则可能体现了另外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或宗教价值观念。城市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物质现象，都可以使人感受到不同的城市文化韵味。比如，城市的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绘画、实用的雕塑，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实用性与观赏性的统一，而且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北京的四合院与上海的里弄，就是不同文化风格的民居；纽约的摩天大楼与上海的摩天大楼，虽然都是现代化建筑，但也具有不同的文化韵味；北京的紫禁城与巴黎的凡尔赛宫，虽然都曾经是皇宫，但却具有东西方的不同气派和历史文化内涵。

     不仅城市中的那些有形的物质实体，鲜明地呈示了城市的精神风貌，而且一个城市的布局、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形象地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比如，广场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诺伯格.舒尔茨认为，广场是城市结构中最明确的因素，从古到今，广场向来都是城市的心脏，只有来到城市的主要广场才算真正抵达城市。 城市广场不仅仅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场所，它还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之一，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欧洲城市广场的发展历程，便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早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了城市广场并鲜明地打上了古希腊文化精神的烙印。它是正式的贸易市场，周围建有商店以及供法庭和政府机构使用的会议厅，并有敞廊将它们连在一起。广场是希腊人聚集在一起议政、交往的社会活动中心，这个开放的空间既显著地体现了古希腊民主的城市文化精神，又给古希腊民主精神的进一步拓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古罗马的广场更具有政治色彩，著名的共和广场是市民欢聚的公共活动场所，但其后兴建的帝国广场却成了皇帝们展示其政治军事权力的纪念性殿堂，广场中央竖有皇帝的雕像，广场空间遂由开敞转为封闭，形式也由自由随意转为严格规整。在中世纪，神权文化一统欧洲，与此相应，欧洲城市逐步形成了教堂广场、市政广场和商贸广场等最基本的广场类型。广场是市民进行政治、宗教、商业、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到中世纪晚期，随着市民社会、市民文化的兴起，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广场已经基本成形。

     在中国传统社会，城市广场形态所反映的，则是与西方城市明显有别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城市空间在构成形态上呈现出一种“边界原型”，它强调边界的实体性和连续性，也就是空间的内外分割性和内向性。对边界实体性和连续性的强调在物质形态构成上表现为对“墙”的极大关注，“墙”构成了“院”、城市(城墙)乃至国家(长城)的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福科指出，城墙是中国的一种象征，“我们想到中国，便是横陈在永恒天空下面一种沟渠堤坝的文明，我们看见它展开在整整一片大陆的表面，宽广而凝固，四周都是城墙”。 这种对平面化展开的空间的封闭性的强调和西方城市空间的“地标原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使得西方式的广场实际上无从产生。清代紫禁城太和殿前的场院虽然十分宽阔，却是普通人绝难进入的，所以不具备广场的开放的公共性。因此，中国古代城市的广场空间形态是与等级森严的封建伦理文化相对应的，体现了封建皇权对社会空间的严密监控。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多数城市广场都得到了改造，营造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广场文化氛围。在20世纪50年代，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竖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并在广场两侧分别建起了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这种城市广场空间布局象征着旧王朝的覆亡以及一个新生国家人民的自信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豪情。此后，在极左意识形态泛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广场空间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印记，城市广场不仅竖起了语录牌、标语牌等“左”文化的形象标识，而且也成为大规模政治集会的场所以及极左意识形态的宣传场地。改革开放以来，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并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在此情势下，中国城市广场的空间形态也发生了变化。许多城市广场的边缘建起了商店、宾馆以及游乐场所，并用草地、花坛、树木等把开阔的广场分割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从而给市民创造了一个游戏、娱乐、休闲的公共空间。广场的休闲化意味着广场隐含政治现象的消失，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的凸显。

    二　城市的制度文化

     城市的制度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中层结构，是城市文化的制度化、规范化的表现形式。城市文化的变迁必然通过各种制度的变迁表现出来。城市的制度文化以物质文化为基础，但主要满足于城市居民的更深层次的需求，即由于人的交往需求而产生的合理地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需求。在城市的制度文化的诸设施中，最主要的有家庭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1、城市的家庭制度。在现代城市中，家庭的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从乡村文化到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迁轨迹。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环境中，家庭可以说具有相当“普化”的社会功能，据威廉.奥伯格的归纳，乡村社会家庭组织除了生育子女的功能外，还有以下一些功能：经济功能；家庭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和消费单位，不需要银行、商店和工厂；给其成员以威望和地位，家庭比个人重要，家庭成员多，而且个人很少有独立性；教育功能，不仅对婴儿和孩子是如此，就是对于青年也是如此，包括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身体训练、家庭生活、学识教授和其它方面教育；为其成员提供了保护性功能，父亲要保护全家，而且也为孩子提供社会和经济保障，相应的家庭也满足老年人在经济和心理上的需求；家庭履行宗教功能；娱乐功能；对那些农耕家庭来说，不可能有家庭之外的娱乐中心；情感功能，它产生了亲子之情。但是，随着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乡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转换，家庭的功能也逐渐相应地转移到了其他的社会领域，如经济的功能被城市中的公司等经济组织取代，教育的功能由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承担，家庭的功能因而逐渐减少，现代城市家庭的功能更为专门化了。按照功能主义的观点，现代城市家庭只承担社会化、情感支持和彼此陪伴、性规则等少数几项功能。与家庭功能的这种变化趋势相适应，全世界的城市家庭结构正在逐渐朝核心家庭的方向发展。三代或更多代生活在一起的家庭已经越来越少了。

     2 城市的经济制度。在城市的制度文化中，经济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内容。一方面，经济制度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是城市经济制度的重要塑造力量。这是因为，每一个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都必然要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所谓社会化，就是个体接受社会文化的培育和熏陶并习得一定文化价值规范的过程。正因如此，社会文化因素必然会通过已经社会化的经济主体对无论是传统乡村还是现代城市的经济活动、经济制度产生作用。在现代城市中，市场制度无疑是最基本的经济制度。而现代城市的这种制度也是在一种社会文化的氛围中孕育和发展的，只不过这种文化是与乡村文化不同的现代城市文化而已。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城市文化对于城市市场制度的塑造作用主要表现在 ：其一，现代城市文化塑造着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单元的理性行动者。按照凡勃伦的说法，现代城市市场制度就是由“为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所组成的。而这“为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的形成无疑是与现代城市文化分不开的。关于这一方面有许多研究，如韦伯认为诞生于现代城市社会的理性会计方法与可计算的法律(这些都是文化性的要素)是现代市场制度的前提，等等。其二，现代城市文化给市场制度赋予了意义。在市场经济制度中，城市经济活动者往往通过一定的城市文化来理解市场制度与市场关系，并通过文化来适应这种制度与关系。其三，城市文化对经济交换起着规范调节作用。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只有受到文化、道德的约束才是健康的，因此，在经济交换中，现代城市文化对经济行为的规范调节就成为一个必需的前提。

     3 城市的政治制度。城市的政治制度既是城市社会文化形态的建构，同时也在建构城市的社会文化形态，不仅可以展示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精神特征。阿尔蒙德和维巴的研究表明 ，如果一个城市的政治文化是臣属型的，那么生活于这种城市文化背景中的人虽然也知道自己是“公民”，并关注政治，但往往以一种被动的方式卷入政治。他们盲从政治新闻的宣传，对自己城市以及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无自豪感和忠诚感。对他们来说，政治并不是一个好的话题。在这种城市中，组织团体的现象并不普遍。市民虽然参加选举，但无激情，较少相信他人。当一个城市的市民习惯于把自己视为驯服的客体而非积极的参与者时，民主的政治制度显然难以在这些人所生活的城市中扎根。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参与型的城市政治文化中，市民知道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对政治非常关心。他们对自己城市以及国家的政治体制感到自豪，通常也愿意讨论它。他们相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自己所在城市、国家的政治，并认为可以组织一个团体来防止不公正的发生。因此，这些人显示出较高程度的“政治能力”，知道如何以政治方式达成自己的意愿。他们对选举感到自豪，相信人们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他们活跃于各种共同体之中，常常是一个或多个志愿组织的成员，并易于相信别人。因此，一个参与型的城市政治文化乃是城市民主政治制度孕育和生长的最理想的土壤。

     不仅不同的城市文化（尤其是城市政治文化）会使不同的城市呈现不同的政治制度风格，而且城市文化的变迁也必然伴随着作为城市文化组成部分的城市政治制度的变迁。毋庸置疑，现代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文化的世俗化。按照阿尔蒙德的看法，所谓文化的世俗化 “是指态度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在其周围世界中可以见到的因果关系。” 换言之，世俗化意味着人们以一种实效的观点以及理智的态度来对待世界。“文化世俗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教育和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是密切相关的，在世俗文化中，个人往往自信他们拥有改变环境的能力，并选定有助于自己改变环境的行动方案” 。阿尔蒙德认为，在传统社会中，一个首领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一套既定的风俗习惯行事的，他们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世袭的地位，取决于他们对某些宗教习俗的遵守，因而传统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具有宗教化和非理性化的色彩。而在现代城市中，文化的世俗化要求决策过程的科学化、理性化，当权者的合法性将取决于他在竞争性的选举中是否获胜，取决于他们在制定法律时是否遵守规定的宪法程序。现代世俗化的城市文化，不仅要求人们用明确的而不是笼统的、理性的而不是心血来潮的方式观察事物，而且要求人们以普遍性的标准作为行为的依据。现代世俗化的城市文化注重成就而不注重世袭地位。因此，世俗化的城市文化的形成，不仅意味着城市政治参与人数的大幅度增加、城市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法理和政府的实际作为的基础上，而且还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同时，城市文化世俗化的另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城市政治制度或结构的分化，即城市中的社会角色、政治角色变得更加专门化和自主化。

三　城市的精神文化

     城市的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内核或深层结构。城市的精神文化与狭义的文化概念内涵相一致，是相对于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城市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一个城市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城市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城市的精神文化中，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印刷媒体、电子媒体以及其他有形物质媒体得以记录、表现、保存、传递的文化；另一部分则以城市市民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就前者而言，又可以再细分为两种类型：城市公益性文化与城市经营性文化。城市公益性文化如学术性书刊、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街头艺术雕塑、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其基本特征是创造性和公益性，以提高市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最高价值取向。而城市的经营性文化则是城市文化产业如娱乐业、休闲业、传媒业等所提供的娱乐性、益智性、消遣性、休闲性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以思想观念形式存在的城市精神文化，如城市居民的价值观、精神追求、精神境界、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传统、风俗习惯等，则是城市居民的行为方式以及指导、影响、支配城市居民行为的规范、准则和城市居民价值观念以及行为心理的总和。它往往通过一个城市的民俗民风以及居民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水平表现出来，是人们判断城市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第5篇：城市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1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基本概念

1.1相关概念的论述

1.1.1城市总体规划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强调城市总体规划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目标、发展规模、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实施措施，是引导和调控城市建设，保护和管理城市空间资源的重要依据和手段。

1.1.2城市景观规划

城市景观规划，是根据城市的性质规模、现状条件、城市总体布局，形成城市建设景观布局的基本构思。城市景观规划要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景观布局，进行城市空间的组合、河湖水面及高地山丘的结合、广场建筑群的组合、绿化和风景视线的考虑，以便能全面地实现城市总体景观布局的要求。

1.1.3城市设计

新版建工出版社出版的《城市规划原理》（第三版，李德华主编）一书中，对城市设计概念的定义是，“城市设计广义理解为设计城市，即对城市各种物质要素，诸如地形、水体、房屋、道路、广场及绿地等进行综合设计”。现在也有一种流传较广的定义是“城市设计是一种关注城市规划布局、城市面貌、城镇功能，并且尤其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门学科”。相对于城市规划的抽象性和数据化，城市设计更具有具体性和图形化，侧重城市中各种关系的组合，建筑、交通、开放空间、绿化体系、文物保护等城市子系统交叉综合，联结渗透，是一种整合状态的系统设计。

1.1.4城市雕塑规划

城市雕塑规划就是将城市雕塑上升到城市规划的层面，从城市总体规划的高度、广度、深度，紧密结合并完善城市总体规划，使之成为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专项规划，同时又是城市区域规划或控制性详规的重要配合和分项规划。很显然，这一定义并没有明确说明城市雕塑规划的具体含义，只强调了雕塑规划必须与总体规划及各层次规划相衔接。有学者曾提出，“在做好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详细城市规划设计，城市雕塑规划要与城市整体详细规划同步进行”。这样的划分，是把城市雕塑规划定位在与城市详细规划同级的规划层面，但从城市雕塑整体性控制上讲，缺少总体性、宏观性对城市雕塑规划的把握，因此，城市雕塑体系规划应运而生。

1.2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概念

通过对相关概念的廓清和对城市雕塑规划的回顾，我们认为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界定：

1.2.1“城市的”

“城市的”是指雕塑的限定是城市雕塑，而非广泛意义上的雕塑。本文研究的对象是雕塑大系统中一部分的城市雕塑，从所处位置的不同可以分为道路识别性城市雕塑、广场内雕塑、绿地内雕塑、居住区内雕塑、风景名胜区内雕塑、公共建筑物附属雕塑及其他活动场地建设的室外雕塑等。

1.2.2“体系或系统的”—从城市总体规划角度界定

城市雕塑体系规划与一般城市雕塑规划的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在于其“系统论”。“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模式、结构、规律的理论，一般认为整体性、层次结构性、联系性、动态平衡性、时序性是所有系统的共同基本特征，系统的整体观念是系统论的核心思想。因此，从系统性角度看城市雕塑规划，应满足三个不同层面的要求：（1）宏观尺度上的雕塑规划，指整个城市或区域范围内的城市雕塑总体布局结构；（2）中观尺度上的雕塑规划，指城市内某个片区和集中地域的雕塑布局结构；（3）微观尺度上的雕塑规划，指细化到某一个具体雕塑创作的指导性意见。

1.2.3“综合层面研究性的”

城市雕塑体系规划不单纯只是从具体雕塑的空间布局来研究整个体系系统，还牵扯到其他方面的内容。城市雕塑是集艺术性和历史文化等特征在内的物质实体，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历史特征、文化底蕴、景观环境、乡土人情气息、经济水平等因素都会对城市雕塑产生影响，我们在雕塑体系规划的编制层面中也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才能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结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概念可以定义为：城市雕塑体系规划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城市规划区范围），以区域内城市雕塑合理布局为目标和城市经济、文化、历史等特征为依据，以研究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系为主要目的，确定不同规模等级体系、性质和历史文化特征雕塑的分布和发展规划。

2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2.1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主要内容

城市雕塑体系规划可以看作是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个分支专项规划，是建立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通过综合的研究分析，全面考虑城市的经济水平、历史人文、风土人情、景观资源等因素，加以综合、系统、多方位的总结、构思，得出城市整体性的城雕组合方式及布局特征。它的规划内容应包含以下四方面：（1）城市规划区内整体城雕体系的构成，必须以城市的历史人文资源出发，切合城市的地理环境特征和城市雕塑的主题特征，使主题与空间环境相契合；（2）城市雕塑体系规划要以城市总体规划的框架为依据，综合考虑区域特征，研究雕塑所处空间位置的尺度、环境背景、文化内涵、视觉要求等各方面的内容；（3）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整体布局要综合考虑城市的空间结构特色和总体意向，结合城市的人文与自然特色，利用城市的开敞空间与公共绿地，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城雕布局结构；（4）城市雕塑的立意、表现形式、色彩、材料、时间、空间是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必备基础，城市雕塑体系规划要反映城市雕塑的艺术特征和城市规划的技术要求，要融合本土人文情感、环境因素和场所功能因素等。

2.2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目的

2.2.1城市雕塑体系规划是提升城市文化品味、突出城市文化特色、增强城市空间文化内涵的重要手段

城市文化是这些年来许多城市在城市管理与城市经营中提的最多的一个词语，它已成为城市在全球性区域大竞争环境下提升城市竞争力与品牌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城市文化的内涵中包含着物质性城市文化实体这一类，而城市雕塑正是处于这一类中。因此，创作更多更好的城市雕塑有助于城市整体文化品味的提高和城市文化环境的塑造。

2.2.2城市雕塑体系规划是彰显城市特色，突出城市形象，反映城市活力，增强城市历史厚重感的推荐工具

城市特色与形象和城市文化息息相关，城市特色体现在哪？不是高楼大厦林立，不是立交丛生，而是历史以及城市文化的再现。对于一些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来说，加强塑造独具地方特色的城市雕塑的建设，有助于提升城市整体的历史气息与城市特色，也将有利于城市知名度的提高。

2.2.3能提升经济效益，增强旅游职能

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编制将有利于城市雕塑的整体协调发展，这对于城市形象的提升将起到巨大作用。城市形象有助于提高城市的品牌效应和知名度，这样就能直接带动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并促进经济效应的提升。

2.2.4协调城市景观规划与城市总体设计的关系

城市景观规划与城市总体设计都是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个专项性规划，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在日常的规划中却存在着一些内容上的重叠性，譬如在城市雕塑的内容这块。引入城市雕塑体系规划后，对于城市内的雕塑有了专门的规划进行指导，那样城市景观规划和城市总体设计在涉及城市雕塑内容时，就可以以城市雕塑体系规划为参考，这样可以避免两项规划间的内容冲突。

2.2.5科学有效地指导城市近期与远期的城市雕塑建设，使城市雕塑建设稳步、有序合理的推进

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出现将有助于城市雕塑建设的协调稳步发展，避免盲目、重复、无目的性建设，规范滥建、粗建和无序的雕塑建设现象。

3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特点

3.1城雕体系规划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进步

所出现的新兴学科领域在传统的城市规划学科中，是没有城市雕塑体系规划一词的。无论是总规层面还是到详细规划阶段，城市雕塑只是在城市景观规划或者是城市环境规划中稍微涉及到了一些内容，并没有具体的规划方法和措施加以指导，它一般是作为“小品”放在园林绿地之中。城市雕塑专项规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缺席，是造成城市雕塑盲目建设，缺乏指导和控制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更多的预见性和控制性，城市雕塑作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由最初被动地附属于城市的建筑变为主动地在城市空间寻求自己的文化表达。城市雕塑体系规划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对城市雕塑价值更加深入认识的基础上。雕塑对城市空间而言，它是城市的节点、标志；是形成城市空间的节奏变化，组织视觉走廊的重要的符号。城市雕塑体系规划使城市雕塑的建设更为理性，它将结合城市发展的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使城市雕塑建设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城市雕塑的规划将避免城市雕塑建设的盲目性，有利于把握城市发展的定位，形成城市的特点，突出城市的个性，使城市的文化面貌更加鲜明突出。

3.2城雕体系规划是规划学与美术艺术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对于城市规划学而言，过去一般不涉及到具体的雕塑艺术学科的有关知识。而城市雕塑的规划需要规划人员对城市雕塑的性质、特点、功能、作用、造型语言、制作工艺，以及对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工艺、经济水平等都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可以说，对城市雕塑的理解、认识越深，城市雕塑的规划也就越能做到贴切、深入，所以城市雕塑体系规划对传统意义上从事规划工作的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也有不少从事雕塑创作的人员或其它美术工作者尝试进行规划工作，从他们工作的效果来看都不理想，其主要问题在于：首先，这些美术工作者擅长具体的作品创作，对于一个城市空间整体的把握，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把城市雕塑规划仅仅理解为用雕塑来为相对空敞的城市空间进行填空；其次，雕塑家的知识准备不足，城市规划毕竟是一门相对成熟、规范的学科，它有自己的描述手段和表达方式；有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标准，而这些专业知识显然是美术工作者在从事城市雕塑规划时所不具备的。理想的方式是，启用复合型人才从事城市雕塑规划工作，他的知识领域兼及雕塑艺术和城市规划两个方面。如果这一点难以实现，在从事城市雕塑规划的时候，需要组成至少由规划师、雕塑家、历史学家等组成的合作的工作班子。

3.3城雕体系规划的中心是研究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城市雕塑相互间的系统关系

首先是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的“虚实”关系。城市雕塑作为一种物质实体，在空间的意义上，它是“体积”对空间的进入、占有、征服、肯定、渲染、突出....，因为城市雕塑对空间的进入，使城市空间的形态发生变化，并衍生出新的意义，如揭示空间的主题，形成空间的性格等等。其次是城市雕塑与建筑的关系。在古代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雕塑常常被认为是建筑的附庸，它依附于建筑，成为建筑的局部或建筑的补充和延续，这一点在西方中世纪体现得尤为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雕塑获得了越来越独立的地位，它完全可以不依附于建筑而独立的存在。但是，在城市空间中，雕塑与建筑常常又具有一种共生和互补的关系，它可以表现为多种形态，例如，雕塑装饰建筑，建筑衬托雕塑，建造建筑式的雕塑，建造雕塑式的建筑。从空间艺术而言，雕塑、建筑甚至城市，它们在本质上是同构的，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和相互融合的。再次是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界面的关系。城市空间分为上下四周等不同的空间界面，这些不同的界面都可以成为城市雕塑所附着的载体，这也就是说，它们都可能与城市雕塑发生关系，用城市雕塑来加以表现。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界面的关系说明了城市雕塑空间形态的多样化，它不仅可以在常见的城市空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还可以在城市的空间界面扩展自己的表现范围。最后是城市雕塑与城市设施的关系。城市雕塑除了具有文化和审美的功能以外，还可以与城市的实用功能结合起来，与城市设施的有用性结合起来，用雕塑的方式，装饰、美化有实用功能的城市设施，这是城市雕塑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在雕塑规划没有出现之前，城市雕塑之间往往是没有联系、孤立的，雕塑间彼此与对方没有产生呼应与对话。谈及城市雕塑之间相互的系统关系，是通过城市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作用，使新建的各类雕塑在时间上、空间上、历史及文化的延续性上达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关联，使雕塑与雕塑之间不在孤立，达到综合统一的效果。

3.4城雕体系规划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3.4.1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制定使城市雕塑建设有了法律的保障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这是人们在长期从事城市建设工作以后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也符合城市空间规划的法制化要求。城市雕塑建设隶属于城市建设系统中，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制定，使城市雕塑的建设有章可循，既可以有效地避免城市雕塑建设的盲目性或一窝蜂，同时也是保持适当建设规模的有效手段，城市雕塑体系规划将使城市雕塑建设能在具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

3.4.2城市雕塑体系规划将在城市雕塑与城市的空间关系、实施时间、主题、数量、质量等方面具体规范城市雕塑的建设工作

由于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制定，规定和明确了城市空间的基本关系以及城市雕塑总体的空间特色，规定了城市雕塑建设的数量、质量，建设主题和实施时间，这样城市雕塑的建设才可能在具有科学性、预见性、控制性的基础上，稳步、有序的向前推进和发展。

4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基本原则

4.1符合城市整体布局和总体意向原则

城市雕塑规划是建立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之上，因此，规划需要综合考虑城市的总体布局结构，通过全面的分析研究，考虑城市的经济水平、历史人文、风土人情、景观资源等因素，加以综合、系统、多方位的总结、构思，得出城市整体性的城雕组合方式及布局特征。

4.2凸显城市人文特色和自然特色，传承城市文脉，打造城市人文气质

城市雕塑规划必须以城市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城市品质、性格形象为规划基础资料，必须突出、彰显本土文化和城市形象品牌。城市雕塑的创意选材、表现形式、色彩、材料、时间、空间是城市雕塑规划的必备基础，城市雕塑规划要反映城市雕塑的艺术特征和城市规划的技术要求，要融合本土人文情感、自然特色、环境因素和场所功能因素等。

4.3强化城市空间景观和城市意象，丰富公共艺术

城市雕塑设计要结合场地空间大小，考虑与周围建筑尺度关系，具有一定的观赏间距。雕塑的体量特征要依场地空间特征为参考物，观赏的距离与角度要以最佳舒适度、适宜度为准，保证视觉最佳效果。城市雕塑规划必须建立在城市现有空间和未来竖向设计基础之上，现有空间包括山体、水系、建筑、道路、地下等三维空间尺度，空间动态与静态特征也是必须考虑在内的因素。优秀的城市雕塑规划必将极大地提升城市景观文化和公共艺术影响力，其与城市规划相协调，又与城市建设、管理协调一致，有力地打造城市文化形象品牌，提升城市综合魅力。

4.4遵循突出重点和分级指导原则

城市雕塑规划中城雕作品放置数量与规模要做到疏密有致，位置要考虑充分，做到恰到好处。摆放过多挤占了城市太多的空间且易引起视觉的繁乱，太少则缺乏城市的艺术美感，使雕塑作品的审美功效不能够完美展现。城市雕塑作品的摆放适当合理，在整个城市景观环境中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可以激活整个区域。城市雕塑建设中的数量、位置、规模等参数都是在综合分析现有城市雕塑资源基础上，结合城市规划、地域人文特征，经过充分构思后形成的，这是城市雕塑规划所反映的内容之一。在城市各功能区组团划分基础之上，如商业区、休闲地带、旅游区、住宅区等的分区，对各个区域的位置与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将绿化、公共景观艺术反映到城市雕塑规划中来，分级设置以突显场所功能与文化特色。

4.5注重生态环保，倡导持续发展

城市雕塑规划必须建立在生态、环保、节能、安全、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基础之上，避免人为的光、声、气、型等环境污染。城市雕塑规划也必须制定近、中、远期规划，避免式一窝蜂上，要留下可持续发展空间，使其具有长远发展的弹性。城市雕塑规划应科学有效的指导城市近期与远期的城市雕塑建设有步骤、有序列的合理推进，由此可以有效杜绝城市雕塑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随意性、盲目性。

4.6公众参与的原则

公众的参与，已成为当代规划学科的一个重要趋势。在城市雕塑体系规划的过程中，必须让广大的市民，尤其是受到规划内容影响的市民参与到规划的编制和讨论中来，城市雕塑规划的制定者必须听取各方意见并且要将这些意见尽可能地反映在规划成果中。

第6篇：城市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是依托城市文化资源禀赋，以城市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为载体，城市文化旅游相关的旅游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协作生产的，集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知名度、美誉度于一体的复合价值系统。近年来，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制度引领下，发掘城市文脉、深挖城市文化，在此基础上培育与塑造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日渐成为诸多城市促推文化旅游发展的普遍选择。相比日益兴旺的塑造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实践活动而言，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理论研究已经落后于实践发展；在理论研究上，创新研究方法、引入品牌生态理论对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开展研究是未来的研究方向［1］，品牌生态理论承认品牌与自然生物体一样是有生命体的，Gardner和Levy在《产品与品牌》一文中最早提出品牌的生命体特征［2］，在此基础上，诸多学者开始用自然生态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品牌，并逐渐形成发展为品牌生态理论。然而，导入品牌生态方法论来研究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充分且必要条件是研究对象具有生态特性，若研究对象不具备生态特性而利用品牌生态学的方法对其研究，这将背离方法论应用的科学性。鉴于此，本文将从微观、宏观两个维度来系统考察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生态特性，为未来基于品牌生态学视角对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研究做好理论铺垫。此外，本文也将对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生态效应进行研究。

一、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生态特征

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生态特性的起点在于把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当作有机生命体看待，基于生命有机体的角度来透视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把其升格为人格化的品牌研究范畴，并融入生态隐喻理念，更能深化相关理论研究。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具有生态特征，其根源在于城市内协作生产的相关旅游企业具有生物体的生态特性，各企业通过城市内部旅游流的流动，带动信息流、物流、能量流等各种流态的流动，传递与交换着“生态营养”。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生态特性可以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表现出来。

1．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微观生态特性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微观生态是把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当成生物个体单元来研究的，如同个体生物一样，表现出与个体生物一致的生态特性。（1）遗传与变异基于经济学上投入—产出关系的启发，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可以被视为在一个城市中，文化要素与非文化要素协作生产的结果。公式（1）显示了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要素—产出关系，其中Cultr为文化要素，Other为非文化要素，Bct表示两要素合作生产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E、δ和ρ为3个参数，参数E为效率参数，是一个用来映射技术水平的指标，它反映出文化与非文化要素的协调效能；δ体现了“文化”要素在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中所占份额；ρ为反映“文化”与“非文化”两者要素的替代性。对于城市文化旅游品牌而言，文化（Cultr）是其灵魂所在，是旅游供应商生产旅游产品的源泉。在时间的连续续谱中，城市文化旅游品牌表现出一定的遗传特性，也就是说，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品牌记忆力与品牌惯性，其原因在于，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携带了自身固有的品牌基因（BrandDNA），从而表现出独特的品牌价值与品牌个性，也为文化旅游者提供独特的旅游体验。追根溯源，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基因的源头来自该城市的文化DNA，文化DNA是各种文化形态的内核，在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培育中，文化DNA是文化形成裂变与文化旅游产品生产最初始的遗传微粒，其携带了一定的遗传指令，进而引导文化、文化旅游产品、文化旅游品牌的生命机能运作。图1更能清晰地透视出城市文化旅游品牌遗传逻辑的演绎规律，图中箭头所指为遗传信息从内而外的传递方向。处于图1中最内核的是文化DNA，它是遗传特质的中央存储器，更是各种文化生产与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营养总部、信息总部；基于文化DNA，城市文化可以实现其遗传功能，城市文化的遗传可以通过文化主客体两者的遗传来完成。城市文化的主体是城市居民，他们的语言、服饰、观念、风俗习惯等都是经过若干年的岁月积淀而成，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此外，文化的客体（比如建筑、音乐、舞蹈、美食、节庆）等在人类有意识或者无意识中得以代际传承与保护，从而延续了文化的一脉相承。基于文化DNA，不同形态的文化逐渐被人们发掘与孵化出来，从而引致一个地区的文化形态日益多元化，文化密度更大，文化场域磁力更强，地区文化体量也日渐丰裕，从而该城市的文化对旅游者形成更强的吸引力，源源不断的旅游流也逐渐增大。基于地域文化的遗传特质，各种文化旅游产品也不断推陈出新，于是，文化旅游产业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形成了具有遗传特性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如同生物单元一样，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不仅具有遗传性，而且具有一定的变异。在时间续谱中，即使相邻时间点上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也是不一样的。导致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变异的原因诸多，比如，文化旅游者需求的变化，各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竞合格局，城市文化创新、文化传播和文化涵化引起的文化变迁，诸多原因都将导致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动态调整；并且，基于代际传递，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父代会把它们自身基因的一部分复制传递到子代中，在遗传过程中，只是部分遗传编码的传递，部分编码需要重新建构，因此，从代际角度来考察，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是拥有变异特性的。（2）异质性与关联性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从个体视角来看，具有城市异质性。生物学上有一个基本的定律，即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生物个体，就像世界上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生物个体都是别具一格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也属于此种异质的生物体，一个城市的文化旅游品牌与另一个城市的文化旅游品牌是不相同的，其原因在于文化的地域性根植性，比如，就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言，在不同的城市镶嵌上不同的地域文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版图上色彩斑斓的城市文化马赛克图谱。显然，文化的地域根植性是文化旅游品牌异质性的根源，城市文化的差异造就了“文化旅游品牌”的城市差别。从个体视角来考察，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并不是孤立生长与发展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需要在其复杂的生物网络上寻找到自己的生态位，需要从网络中寻找并获取自身的生态能量与信息，就必然与生态网络中的其他生物单元发生联系，最终实现与其他生态成员在网络中的和谐共生。（3）周期性Simon（1979）在以研究价格弹性与品牌生命周期为主题的一文中指出［3］，欧洲经济学院教授曼弗雷•布鲁恩把品牌明确视为一个生命体，并首次提出了品牌生命周期学说。曼弗雷•布鲁恩认为出品牌生命周期由6个阶段组成，即品牌的创立阶段、稳固阶段、差异化阶段、模仿阶段、分化阶段和两极分化阶段。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1997）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指出［4］，品牌的生命阶段与产品一样，也会经历一个从出生、成长、成熟到最后衰退并消失的过程。国外学者对品牌生命周期理论的提出给出了一个重要提示，即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从生命体角度出发，也符合一般生命体的特性，在生命历程中也经历着若干阶段，在本研究中，将借鉴PhilipKotler的品牌生命周期论；但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在经历成熟阶段以后，经过品牌的重新定位与生态系统的重构等可能会重新焕发品牌生机，也就是说，品牌可能经久不衰，于是，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作为生命个体，其经历将遵循从出生、成长、成熟到最后衰退消失或者升级的过程。（4）环境适应性在生态学中，生物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普遍存在的，每一个生物单元，都必须形成与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结构、生理特性或行为规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作为特殊的生物个体，也必须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把该生物个体当成一个生命系统来看，该系统如果是封闭的，则依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其熵会不减少，系统将失去平衡态而变得无序。系统为了维持有序的平衡态，就务必要开放且适应周围环境，并从周围环境中引入负熵流，使得系统维持动态平衡。依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建立以下公式。

2．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宏观生态特性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从宏观来考察，摒弃了品牌的个体。从一个复杂的整体与系统角度来考虑，不难发现，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具有宏观生态特性。（1）整体性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是城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必然产物，它是协作生产的各种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复和加总，是城市内部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组成的产业集体声誉，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其中，i代表城市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的数目，j代表特征数目，Bj表示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第j类总体特征，bij为第i个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的第j个个体特征。从公式可知，对于任何特征类别，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总体特征为产业整体拥有，它总是大于单个文化旅游产品品牌某特征的简单加总。如果总特征代表品牌价值，则公式（3）的含义为，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价值大于单个文化旅游产品品牌价值的简单加总，显然，该品牌价值溢价来源于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产业租金”，是对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特殊回报。（2）共生性张焱、张锐（2003）从流、网、序3方面来研究品牌的生态特性［5］，受此启发，下文将从流、网、序3角度来分析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共生体的生态性。①从“流”上来考察，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共生体形成的主导力量为城市旅游流，狭义上来看，旅游流仅指旅游者的流动，是由于旅游需求近似性引发旅游者的集体性空间位移现象［6］。旅游流一旦形成，共生单元之间基于旅游流的信号与引导作用，迅速形成旅游信息流、旅游物流、旅游能量流、旅游知识流、旅游资金等各种流态，各共生单元也将迅速围绕各种流态寻找到自身的生态位，并合理配置资源以维持自身生存与发展，在各共生单元的协同作用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价值流也日益增强，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共生体也将不断发展与壮大。②从“网”上来考察，在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共生体中，各共生单元是共生网络的一个节点，每个节点都在该网络中寻找与获取自身独特的生态位，并从共生网络中吸收营养，同时，每个节点也为维持网络的生存与进化供给能量；此外，每个节点通过竞争或协作互补与临近的网络节点形成生态依附关系，进而各节点相互交织，并将形成错综复杂的集物理网络、文化网络、管理网络、关系网络于一体的多维共生网络空间。③从“序”上来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共生体的“序”是保持自身合理有效运转的基础。按照“序”的来源，可以把“序”分成两类：其一为来自共生体内部的“序”，通常指共生体中各共生单元之间由于处于产业链的不同捕食位置而形成的“竞争序”与“合作序”；其二为来自共生体外部的政府作用、商誉、法律制度等形成的外部“序”，该外部“序”是解决共生体内部失灵的有效途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共生体通过内外“序”的合力作用，维系着品牌系统功能的正常运转，在保持着自身健康的“平衡态”的同时，也呈现出“发展态”的生态格局。（3）综合性综合性是从系统角度来研究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生态性的一个视角。综合性认为，任何系统都是若干子系统（要素）聚合在一起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体，各个子系统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单个子系统的变化将引致系统有机体的变动，同时，系统有机体的变动也会对子系统各部分的功能与结构产生影响。式（1）显示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是城市文化要素与非文化要素协作生产的，式（4）则表征了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与其各要素的函数关系。然而，在真实世界的文化旅游品牌创建要素中，文化要素（Cultr）与非文化要素（Other）是能再进行分解的，文化要素包含多种文化形态，可以用C1、C2……Ci来表征文化旅游品牌创立中所涵盖的文化形态类别，非文化要素（Other）也涵盖了影响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创立的自然、社会、体制等各种类型，任何一种形态的文化要素与非文化要素的改变都将影响到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结构与功能。为此，基于综合性的考虑，城市旅游企业、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协同创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时，需要抓住文化与非文化要素中的关键种类，厘清各种关键种类要素对文化旅游品牌的作用机理，以更好地建立起一个充满竞争力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

二、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生态效应

1．微观生态效应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品牌就是产品质量的一组信号信息。按照该逻辑可知，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是城市文化旅游产品质量的保证，在一个文化旅游品牌价值越高的城市，该城市的文化旅游产品品质固然也是名副其实的，故其文化旅游产品品牌价值也就越高。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体现出城市文化旅游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与忠诚度，从产权经济学来看，是城市在较长的文化旅游产品经营中形成的集体声誉，是一种公共产品，这意味着只要是在该城市内的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皆可以共享集群品牌这一宝贵的无形资源，无形之中，所有的文化旅游产品品牌已经被贴上了同一种集体声誉标签，并自然进入了旅游者在头脑中已经建构的价值评价系统，文化旅游产品品牌自然而然就拥有了“被品牌化”的晕轮效应。显然，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与城市文化旅游产品品牌是相辅相成的正相关关系。此外，文化旅游企业品牌、文化旅游产品品牌、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两两正相关关系,品牌旅游企业提供品牌旅游产品，无数品牌旅游产品的积累与沉淀塑造起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故从微观生态效应来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可以提升文化旅游企业品牌、文化旅游产品品牌的形象与品牌价值。

2．中观生态效应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是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基础，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可以降低旅游者的交易成本与旅游供应商的制度成本、生产成本，通过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使得集群内部获得一定的产生租金，并深化文化旅游企业的进一步分工与协作，推动城市文化旅游产业规模与层次上升到一个新台阶，使得城市文化旅游产业赢得竞争优势。在城市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不断壮大中，旅游流不断集中与增大，旅游流的空间结构从围绕原本的文化旅游核心吸引物向扩散，文化旅游项目与产品不断创新，并逐渐形成新的文化旅游吸引物，进一步推动城市旅游管理的完善、旅游基础设施的提高，如此循环之下，城市文化旅游产品与旅游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日益提高，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集体声誉也随之而来，于是，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也就自然形成并日益产生品牌价值增值。显然，城市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对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建立、传播与维护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城市文化旅游品牌一旦形成，旅游流的流量将增大，流速将增强，旅游流的密度将更为密集，由此，将推动旅游信息流、旅游能量流、旅游物质流、旅游创新流等各种流态在城市内的进一步集中，旅游产品不断创新，新建文化旅游项目也层出不穷，进而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实现结构升级。显然，城市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与文化旅游城市品牌有协同进化的关系，两者协同提升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产业素质。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中观效应在于推动文化旅游产业集群的升级，进而不断提升城市文化旅游产业的产业素质。

3．宏观生态效应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增长极的支点，其宏观生态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增长极理论的开创者是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FrancoisPerroux)，佩鲁1950年首次提出增长极理论，此后法国、美国、瑞典等国家的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丰富与补充。增长极理论是西方城市经济学中不平衡发展论的重要依据。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与地区经济要实现平衡发展仅仅只能是一种理想，在复杂的经济发展中是不现实的，经济增长只能是依靠不均衡的增长来实现，通常是集中优势资源培育一个或少数几个“增长中心”，形成规模经济、外部经济、范围经济，进而通过“增长中心”的非线性迅速增长的扩散与极化作用，带动相关产业和周围腹地的发展。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特别是当前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作为多数城市经济发展支柱的背景下，依靠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塑造，推动旅游经济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增长极的关键所在。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的发展在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在增加旅游吸引力的同时，也可以提升城市对外来投资者与外来居民的吸引力，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进而推动城市总体经济的进步与发展。

三、结论

第7篇：城市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城市绿化法；调整对象；法域归属

在我国，城市绿化建设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城市绿化法制建设也逐步从无到有，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级城市绿化法律体系，对我国城市绿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城市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导致城市绿化建设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现行的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及一些地方的城市绿化法规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同时，本应作为理论指导的城市绿化法学研究，更是鲜有人问津，严重滞后与实践。对城市绿化法进行系统性梳理，已不是纯理论性的学术研究，而是城市绿化建设实践的迫切需求。本文拟就城市绿化法的调整对象和法域归属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城市绿化法的理论研究和法制实践。

一、城市绿化法的调整对象

在法理学上，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特定的社会关系，“是已被法律调整的或者客观上要求法律调整的具体的意志社会关系”。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作为自己的调整对象，它不仅决定该法律的调整方法，而且决定该法律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因而，搞清某一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研究该法的逻辑起点。城市绿化法也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即城市绿化关系。城市绿化关系是指受城市绿化法所调整，人们在城市绿化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由于城市绿化是一项较大的系统工程，包括绿化规划、建设、保护、管理等各个方面，涉及多元主体。因此，城市绿化关系较为复杂，大致包括以下几种：

（一）城市绿化规划关系

城市绿化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绿化建设的基本依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城市绿化的实体规划，即列入城市总体规划的绿地系统总体布局和发展目标，各类、各级城市绿地的发展标准和规划等；另一方面是城市绿化的工作规划，即实现总体规划目标的组织、资金、物质条件、技术准备、保障措施、实施步骤等规划。城市绿化规划关系就是在城市绿化规划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如绿化规划主管部门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规划编制和管理经费的分配关系，规划主管机关与公众的规划管理关系等等。

（二）城市绿化建设关系

城市绿化建设同其他工程项目一样，也有计划立项、设计、审批、施工、验收、交付使用等建设程序，其不同的是绿化工程项目还要求绿化种植成活、生长达到设计要求，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其中的问题相当复杂。人们在城市绿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就是绿化建设关系，如建设单位与绿化主管部门在绿化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因审批、监督、检查、验收而产生的关系，公众因参与城市绿化建设而与绿化主管部门及建设单位之间产生的关系等。

（三）城市绿化管护关系

城市绿化的保护，包括对城市生态环境、自然地貌、植被、物种的保护，其中最为直接的是对城市绿地和绿化成果的保护。城市绿化的管理指城市绿化主管部门依法对城市绿化全过程和城市绿化的多个方面所实施的管理，其中主要是对绿化种植的日常维护管理，使其茁壮成长，充分发挥出其设计规划的效果。保护和管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绿化关系各主体在城市绿化的保护和管理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称为绿化管护关系。如绿地管理单位与公众之间的因绿地管理而产生的关系，绿化主管部门与绿化养护管理者之间因监督、指导和定期检查而产生的关系等等。

当然，随着城市绿化理论研究及实践的不断深入，城市绿化的科学技术和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新的城市绿化关系还将出现，城市绿化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因此也仍将不断扩大。

二、城市绿化法的法域归属

要探讨城市绿化法的法域归属，首先需要对“法域”的含义进行考察。目前，理论界主要从三种意义上来使用“法域”一词。首先，认为法域是法律有效管辖或适用的范围，这个范围可能是空间的、成员的或时间的。相应的，法域就有了属地性法域、属人性法域和属时性法域之分。其次，根据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范围来划分，有学者称之为属法性法域。据此，法域就有了公法、私法及社会法之分。再次，在第二种意义的基础上直接认为一个部门法就可以是一个法域，如刑法法域、民商法法域、经济法法域等等。本文所探讨的城市绿化法的法域归属，就属于上述第三种意义上的使用。

城市绿化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增进人民的身心健康，显然，城市绿化法属于环境法法域。在价值追求上，城市绿化法与环境法有着众多的一致性。

关于环境法的价值追求，学界研究颇多，分歧也较为明显，但其内涵则多集中于环境正义、秩序及功利价值上。本文拟从正义及功利价值上探讨城市绿化法与环境法的一致性。

（一）城市绿化法中的环境正义价值

环境正义价值具有双重的底蕴，即人类正义和自然正义。人类正义价值在环境法层面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对环境权的倡导和关注。环境权主要是指公民所享有的在适宜健康和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这在城市绿化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立法目的来看，城市绿化法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环境，确保人民生活环境的适宜良好，进而增进人民的身心健康。这在世界各国城市绿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有体现。如日本的《城市绿地保护法》第一条明确规定：“本法律规定在城市中保护绿地和促进绿化的必要事项，目的是要形成良好的城市环境，有助于确保居民文明健康的城市生活。”美国《西雅图市公园法》第二条：“本法令各条文的设置是为了维护和保障自然环境、公共安全、大众健康和公共福利。”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城市绿化法规中都有类似的规定。而且，个别地方城市绿化条例中已明确将环境权列入其中，如《合肥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绿化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绿化和绿化设施的义务，对破坏绿化和绿化设施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投诉和举报。”该条将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有机统一起来，充分体现了环境正义价值。

关于自然正义，在法律上，其意义大体上是要求法律规范的确立符合自然规律，能够使人类世界与自然界达到和谐统一。城市绿化法基本原则中的生态优先原则就是如此。首先，它强调绿化规划的生态化，就是要将生态学原理运用于城市绿化规划过程中，既考虑到现今的生态关系和生态质量，又要考虑到城市未来的生态关系和质量；要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以人与自然相和谐为价值取向，应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分析利用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信息，去模拟设计和调控系统内的各种生态关系，从而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调控对策。其次，它强调绿化建设与管护制度的完善，促使城市绿化各主体牢固树立城市绿化的生态目标，在树种的选择、乔灌的搭配、花卉的点缀、草坪的培育及绿地系统的管护上要切实贯彻城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最大限度地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生态质量，协调城市绿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整个城市生态系统向更有序、稳定、协调的方向发展，最终促使城市实现人、自然、城市和谐共存持续发展的自然正义价值。

（二）城市绿化法中的环境功利价值

环境法的功利价值，就是环境法的实现能给人类带来好的效果和影响。环境法的功利价值分为两类，即物质功利价值和精神功利价值。物质功利价值包含保护物质生存基础和经济发展两重内容，精神功利价值也有两项内容，这就是环境安全感和生活舒适权的追求。

首先，环境法物质功利价值的两项内容在城市绿化法中体现在城市绿地系统的两种服务功能上，即生态服务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城市绿地系统具有净化空气和水体、调节城市气候、防治大气污染、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减低噪音及维持城市生态平衡等众多的生态服务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有力地保障了人类的物质生存基础。不仅如此，城市绿地系统还具有广泛的社会服务功能，有力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我国许多城市在新建的广场、公园、绿地、绿带和旅游景点中，以种植高大乔木为主，配置各种观赏植物与草坪，形成了绿荫护夏、红叶迎秋，四季花香、芳草如茵的园林景观，创造了十分优美的游憩与投资环境，其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都十分可观。而且，城市绿化建设本身日益成为城市社会经济的一个新的产业体系，规模日益扩大，分工日益细化，影响日益加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

其次，在精神功利价值方面，城市绿化法注重“以人为本”，强调以人的健康和福利为其终极立法目的。表现在城市绿化中，就是要从居民的身心健康及审美要求出发，创造优美的绿色环境，为城市居民提供便捷舒适的休闲、健身、观光、游憩等公共福利场所，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共处、有机统一，确保居民的环境安全感和幸福舒适感，充分体现了环境法的精神功利价值。

总之，城市绿化法属于环境法法域，是城市绿化法的目的和价值追求使然，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要求城市绿化法建立与城市生态综合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制度，这也必将为我国环境法律制度的变革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黄进.区际冲突法研究[M].学林出版社,1991.

3、沈娟.中国区际冲突法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对第三法域的探索[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1）.

5、刘建辉.环境法价值论[M].人民出版社,2006.

6、冯采芹等.国外城市园林法规调查研究[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7、刘建辉.论环境法的价值[J].河北法学,2003(2）.

第8篇：城市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地域文化；城市规划；独具特色；文化传统

地域文化作为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传承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在科学发展观日益成为城市规划重要指导思想的背景下，将地域文化特色更好的融入到城市规划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绿地规划为题对地域文化特色的运用方式进行分析，以期更好的将地域文化特色融入绿地规划之中。

绿地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表征载体，它可以很好的体现出地域文化。在当今城市更加注重生态景观绿地的建设机遇下，绿地规划不仅要结合城市的自然地形地貌特征，还要充分将城市的地域文化融入绿地建设中。建设具有地方文化精髓的城市绿地可以展现出城市精神风貌，提升城市内涵品位，同时这也是进一步提升城市魅力并增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一个成功的城市绿地建设必须结合地域文化保护，通过有形景观要素体现出城市地域文化特色，形成风格迥异、内涵丰富的绿地生态网络。良好的绿地系统可以引导城市良性发展与建设，其特色集中反映在适应人与自然环境和谐、蕴含城市社会文化、与城市整体空间形态相协调并满足弹性运作机制等方面。因此，城市绿地规划不仅仅是绿地空间自身形态与品位的定位设计，更要重的在于绿地的空间与城市历史背景与地域文化条件可以实现有机的融合，使绿地系统空间规划具有复合功能。在实现将地域文化合理的植入绿地规划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1）加强城市绿地整体性结构，全面提升城市文化的外部形象。城市绿地直接关系到城市大众的生活环境质量，其建设目的、环保功效众人皆知。但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表象，绿地不仅反映城市绿化建设水平，更重要的是体现城市精神风貌。如果只从城市公园绿地去反映城市历史，远不能体现城市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必须在充分理解城市自然格局的基础上，以城市地域文化为基础、梳理城市文化脉络，“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对城市空间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地结构解构重组，全面提升城市文化的外在表征。

（2）以公园绿地为基点，营造城市文化氛围，增强城市印象。公园绿地占城市绿化建设较大比例，因其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能最直接、有效地反映城市文化。游客以休闲的心情了解城市文化，体验城市文明；同时，城市文化所蕴含的凝聚力和城市精神也会影响游人，加深城市印象，进而增强对城市理解，提高公园游憩质量。因此，绿地系统规划应注重公园绿地建设，分级别、有重点体现城市文化，将城市文化融于公园绿地建设中，营造城市文化氛围。

（3）充分挖掘地域性古迹文化。城市生活赋予历史古迹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古迹文化的传承与城市经济、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等息息相关。城市绿地的建设与古迹文化保护息息相关，两者相互协调，相互补充。

（4）融入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即为大众文化，反映着一个时代民众的理想、信念、情趣、价值观和生活习俗。是民众生活状态和风俗习惯的真实体现。对民俗文化的具体分析，可提炼出具体的物化形态，例如各具特色的民间用品、民间工艺、民间戏曲等，进而转化为绿地景观的外在表现形式，在园林小品、雕塑等景观要素中予以体现，弘扬民俗精神，彰显城市大众文化底蕴。

（5）反应一定的宗教文化。宗教本身就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结果，以异化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通过系列的宗教活动影响人的思想情 趣，成为社会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但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宗教文化受各类文化影响并趋于融合。因而，城市绿地建设中应体现其多重文化性，结合特定的历史街区，展现城市独有的文化特色。

第9篇：城市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甘肃;县域;城市化;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1-0110-03

1．引言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现象和重要过程。目前已有较多学者从社会学､人口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甚至统计学､数学的视角出发，对城市化概念，水平和发展趋势，道路选择，城市布局与城市最优规模，以及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11]。但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尤其以县域为研究范围，计量分析影响城市化水平因素的学术文献则更少。

甘肃作为一个二元结构尤为典型[12]的省份，其县域的城市化发展已成为甘肃社会经济结构深层次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如何加快甘肃县域的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目前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本文参照已有的城市化理论模型和相关实证研究，在充分考虑甘肃县域城市化数据资料的可得性的基础上，以2000年甘肃87个县(包括县级市)的城市化率为因变量，以主要的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为自变量，构建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并对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揭示影响甘肃县域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及城市化进程中各因素的作用，为加快甘肃县域城市化进程提供参考。

2．模型与数据

城市化是二元结构经济向发达的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经济学家已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的理论和模型。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13]，托达罗“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14]和舒尔茨的成本效益理论[15]，揭示了人口城乡迁移的基本动因和特征，是公认的城市化经典理论框架。此外，一些实证研究也对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因素作了识别和检验。钱纳里等人通过处理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证明在一定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有一定的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相对应[16]。贝克尔通过分析西欧各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历史上工业化时期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发现当时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其人均CNP增长率及工业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7]。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对中国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也得出了大体相似的结论。夏永祥､余其刚[18]。陈爱民､爱德华•冠森[19]，余志祥､熊伟[20]等学者发表的研究文献表明，无论从全国还是各省市区来看，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城乡收入差距､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人均教育水平､基本建设投资等因素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分析，在参照已有的城市化模型､实证研究和相关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构建二元结构下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

Yi=β0+β0LnXi1+β2LnXi2+β3LnXi3+β4LnXi4+β5LnXi5+β6LnXi6+εii=1，2，……87

其中，Y表示城市化率，用甘肃各个县的城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下标i表示特定县。β0､β1､β2､β3､β4､β5､β6为待确定的常数。ε表示随机误差。其余均为城市化率的解释变量。

2．1X1――第三产业就业比率

第三产业就业比率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由于城市化的实质是农业人口逐步脱离农业部门，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过程，而现代工业应包括工业和第三产业两部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已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部分，对城市化的作用高于工业。根据托达罗“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一个农业劳动力是否迁入城市除了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还取决于城市就业率。由于第三产业对农业劳动力有较高吸纳能力，因而通过第三产业就业比率可以间接反映托达罗模型中的预期收益和就业率。预期第三产业就业率与城市化率成正相关关系。

2．2X2――工业化率

工业化率作为一个地区工业化程度的直接体现，是重要的经济指标之一。城市化作为农业劳动力从低报酬的农业部门向高报酬的工业部门迁移的过程，和工业部门有着紧密的关系。因而工业部门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农业劳动力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成为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向城市的重要因素。考虑到数据的可靠性，选取了2000年人口普查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工业化率。预期这一指标与城市化率正相关。

2．3X3――基本建设投资

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第二､第三产业，随着资金的不断投入，非农产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根据托达罗“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随着城市就业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迁移数量也就不断增多。因此，预期基本建设投资与城市化率应为正相关。

2．4X4――文盲率

文盲率通过文盲人口占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比例表示，用以反映受教育水平的高低。根据舒尔茨的成本效益理论，迁移的成本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教育程度与迁移成本负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在城市经济部门获得就业机会或较高收入，因此教育水平与城市化率是正相关关系。鉴于文盲率与受教育水平成负相关，则文盲率与城市化率应是负相关关系。

2．5X5――人均可耕地

人均可耕地用耕地面积与农业总人口数比例来表示。根据刘易斯的二元模型，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或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个人收入水平上的差别，使存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向现代城市工业部门迁移。因此，人均可耕地越少，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越多，迁移的数量也越多。预期这一指标与城市化率应成负相关关系。

2．6X6――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来表示。根据托达罗模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移民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作出的。那么，城市居民较高的收入吸引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因此，这一经济变量与城市化率应成正相关。

由于变量取自然对数可以反映出其弹性关系和排除变量的单位影响，因此上述模型采用半对数方程形式。每个变量的系数都表示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该变量变动一定幅度对城市化率的影响程度。在估测结果有效的情况下，各变量的系数符号反映该因素对城市化水平性质的影响，而具体数值则反映影响力的大小。

本文数据均来源于《甘肃省2000人口普查资料》[21]和《甘肃年鉴2001》[22]。

3．结果分析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应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多元回归方程必须进行显著性检验。除了对回归方程进行检验外，还要对回归系数进行检验。因此采用了逐步回归方法，主要结果见表1。

得到回归方程式为:

Y=-48．941+12．187LnX1+6．443LnX2+3．486LnX3-5．827LnX4-9．661LnX5

(-3．246)(3．455)

(2．847)

(2．940)　(-2．608)　(-4．407)

R2=O．843　F=86．187　D．W=1．762

该回归方程通过了R2检验､F检验和t检验､多重共线性检验､序列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因此，用构建的二元结构下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来解释影响城市化水平因素是合适的。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率､工业化率､基本建设投资与城市化率正相关;文盲率､人均可耕地与城市化率负相关;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率的对应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无法通过有效检验，在逐步回归中未被引入。

4．主要结论

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从回归系数看出:X1＞X5＞X2＞X4＞X3，说明各影响因素对甘肃县域城市化影响作用的大小顺序为:第三产业就业比率>人均可耕地>工业化率>文盲率>基本建设投资。说明要加快甘肃县域内城市化进程，应加大非农产业投资力度，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增大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容量，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流向城市，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2)模型在指标的选择时考虑了城乡收入差距对县域城市化的影响程度，但经过计算分析，其相关性不显著。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对县域城市化的影响很小，分析原因，这与甘肃县域多为单一产业，封闭式的经营方式限制了产业多元化的发展，抑制城市向乡村的辐射和扩散效应;严格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断了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数目众多的劳动者素质低下，劳动技能较差，无法有效进入城市中的各类行业，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备和城市较高的失业率与较低的就业机会，阻碍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有着直接关系。

基金项目:CIDA项目《中国西部生态评估管理与农村发展》部分成果，项目编号(CIDAProjectNO．)2821/563442。

参考文献:

[1]傅晨．城市化概念辨析[J]．南方经济，2005，(4):29-30．

[2]李振福．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模型研究[J]．北方交通大学学报，2003，(3):75-80．

[3]刘耀彬，陈志，杨益明．中国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原因分析[J]．城市问题，2005，(1):16-20，32．

[4]李爱军，谈志浩．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测度方法探讨――以江苏无锡市､泰州市为例[J]．经济地理，2004，(1)．

[5]徐建中，毕琳．促进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思考[J]．商业研究，2005，(6):86-88．

[6]白先春，凌亢．中国城市化:水平测算与国际比较[J]．城市问题，2004，(2):22-26．

[7]丁刚，赵萍萍．基于PDL模型的城市化水平预测[J]．统计研究，2005，(3):45-48．

[8]阎军．试论我国城市化的道路与模式选择[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5，(3):26-30．

[9]冯邦彦，马星．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及省际差异[J]．经济经纬，2005，(1):62-65．

[10]段敏芳．城市化发展与人口迁移。统计与决策[J]．2005，(2):53-55．

[11]宋顺峰，张宏霖．中国的城市化及城市规模分布[A]．载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C]．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65-71．

[12]沈滨，叶超．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证分析―以甘肃为例[J]．经济问题，2003，(2):35-37．

[13]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结构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3):19．

[14]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中国经济出版，1992:227-256．

[15]侯景新，尹卫红．区域经济分析方法[M]．商务印书馆，2004:406-408．

[16]H•钱纳里，M•赛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32，61-70．

[17]P•贝克尔:城市与经济发展[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146-234．

[18]夏永祥，余其刚．世界城市化进程一般规律和中国的实践[A]．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C]．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3-13．

[19]陈爱民，爱德华•冠森．影响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因素分析[A]．陈甬军，陈爱民．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C]．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61-57．

[20]余志祥，熊伟．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研究[J]．生态城市，2004，(6):253-255．

[21]甘肃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甘肃省2000人口普查资料[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2]甘肃年鉴编委会．甘肃年鉴200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郭婷(1977-)，女，陕西西安人，西北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区域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