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特点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治理特点范文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前一种解读中，强调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在后一种解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理解或界定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前一种解读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常见的观点，而后一种解读则是比较少见的一种观点。这两种解读的差异是明显的，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既然我们要创立和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那么当然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学科中，是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去人们往往把这部分理论叫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或者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毫无疑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但是，仅仅这样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是不到位和不充分的。我们在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相同或相通之处的同时，更应该充分认识它们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别。

二、对两种不同解读的进一步分析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差别。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套用《资本论》关于研究对象的表述，那就是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者套用一般教科书的表述，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但是，它们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别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无论哪一种解读，都存在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解读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学理论可以有国别特色吗？关于这一点，人们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在许多迷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看来，正像世界上只有一种物理学一样，世界上也只能有一种经济学，而这个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且它是世界上唯一科学的经济学，所谓“中国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在于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并认为只存在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是不符合社会科学实际的。事实上，经济学理论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而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流派，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不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种经济学。显然，只有承认社会科学理论多元化的必然性，只有承认创建一种不同于现有各种经济学理论的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可能性，我们才能进一步讨论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解读也是说得通的。但是，这种解读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仍然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线性发展和延伸，而未能充分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蕴涵的巨大理论创新含义和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种解读面临的问题是，一个特定的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有没有自己特定的发展规律？它能否构成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以一个特定国家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理论能否称之为学科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呢？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究竟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还是揭示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进一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和讨论。初看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如同“英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一样，是不太合乎经济学理论常规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自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以来，几乎从没有将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作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界通行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为研究对象的，而不是以某一特定国家的经济运动作为研究对象。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问题在于，马克思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呢？难道脱离开一定国家的具体经济过程就可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吗？显然不能。事实上，马克思在前引那句话的后面紧接着指出：“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指出：“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对于英国经济现状及经济史的研究。当然，在研究现实经济材料的同时，马克思又是通过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继承来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很明显，这里涉及国家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问题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概括地说，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是关于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但是，“社会经济形态”一方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另一个方面更多的是通过理论抽象所得到的范畴，它的实际运动总是存在于一定国家的经济运动过程中。因此，从来不存在脱离开以一定国家的经济运动作为考察对象而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总是通过对具体的国家经济运动的研究，进而得到关于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理论。这一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也是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客观事实。由此可见，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范畴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那么首先第一条，就是第一次明确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为一门学科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这一点至少在中国经济理论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相对于已有的相关认识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认识上的突破。其创新性首先表现在，这个概念非常明确地重新突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对一定具体国家经济过程的研究，进而揭示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这里实际上涉及另外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究竟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及其发展规律问题。众所周知，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源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得以逐步充实和发展。由于现实社会主义都是起源于不发达国家，而不是起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表现为一个个国家的现象，而不是一种超越国家的现象，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一开始就面临着究竟如何对待和处理具体的实践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人们总是把现实的社会主义理解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实现，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较多地受到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观点的重大影响，例如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等。从列宁到斯大林，再到，虽然他们都对落后条件下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们都没有能够突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认识和规定。笔者认为，离开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就不存在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始终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指导。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行性和可能性的角度来看，完全囿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理论和规定，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和过程同社会主义的目标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邓小平同志开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断深化和升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之后，中国共产党各届领导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并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概括。假如我们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相比确实具有很大的差别，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仅仅理解为只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这样的理解虽然强调了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但是，这种理解淡化甚至掩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差别，从而大大地削弱或淡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独创性和普遍性价值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和理论的巨大创新价值和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蕴含的巨大理论创新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为重大的差别在于，这两个范畴和理论体现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本身的不同理解和方法论。具体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另一方面又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创造性并重的思想方法，体现着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以及一般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逻辑。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说，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更多地体现着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的逻辑。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更多地侧重于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需要更多地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巩固和发展，发展的形式、道路和规律是什么等等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巨大创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实际上已经非常深刻而明确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之一，即“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既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更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因此，我们需要创建一种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新的经济学理论。只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能够满足这样一种需要。否则，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它无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线性发展和进一步延伸，而不可能是具有原创性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然，这样的理解，决不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坚持和运用，更不排斥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也不排除对于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份和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借鉴和吸收。

第2篇：社会治理特点范文

移动互联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

要想有效进行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就需要我们深刻理解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新的社会互动方式、新的社会信息传递方式以及新的社会问题。

移动互联网推动了多样化的新媒体形式和新沟通方式的出现和发展，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社会互动方式。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集中体现了双向互动、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本质特点。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社会治理过程已经很好地利用和体现了上述本质特点。但应当注意的是，当前的移动互联网环境已经展现出了传统互联网所不具备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体现在其具有随时随地沟通的能力。传统互联网具备随时沟通的特点，但由于其不可移动性，无法实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连接不同社会主体的功能。与之相比，移动互联网这种无处不在的特性，不仅使得社会互动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形式倍增，使更为广泛的社会个体和组织更为便捷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社会互动在形式上具有诸如分众化和碎片化沟通等鲜明的特点。因此，创新社会治理活动应当考虑如何应对和利用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互动海量化、互动形式多样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等因素。

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新型数据以及相应的数据获取和分析技术，为解决社会治理问题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与传统互联网相比，移动互联网能够提供极为丰富的地理相关信息。利用移动终端设备，如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可穿戴设备等，通过GPS、BS、WiFi、iBeacon、Gimbal等地理信息与定位技术，移动互联网可以构建一张从室内到室外、从天上到地下的全方位地理信息网络，从而可以获得传统互联网环境下无法实现的实时地点信息、区域与范围信息以及轨迹信息，有助于利用新信息来解决现有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所提供的基于地点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信息，能够为解决我国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结构性问题和人口服务及管理问题提供技术支撑。不仅如此，随着对数据分析和利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诸如空间数据建模和空间数据挖掘等移动互联网技术将会发现新的社会问题并提供新社会治理思路。

移动互联网为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下，新型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形式不断被创造出来。伴随着这些新型社会活动，一些潜在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社会治理的新问题。例如，近年来网约车、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等商业模式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冲突、社会安全和社会道德问题，而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对这些新问题尚不能给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些问题的出现，集中体现出了社会互动关系和互动形式的改变、社会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途径的变化、社会治理的时间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治理边界的扩张，突出反映了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对社会治理动态性、整合性、情景相关性等方面的要求。

社会治理创新，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第一，积极适应新型社会互动方式，树立全方位社会服务理念，在社会治理形式和渠道上进行创新。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首先，应当适应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治理新特点。政府职能部门应革新社会治理理念，并以理念推动社会治理的创新行动，深入理解互联网思维所强调的“开放、融合、民主、参与”等特征，理解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时间、空间、人/物的场景交互革命，为群众提供全方位的惠民利民服务，做到为群众提供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其次，“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积极实现在社会治理互动形式上的创新。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沟通优势，以更加灵活、便捷、个性化的渠道和互动方式吸引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组织和个人积极、有序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第二，健全信息共享与整合机制，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协作机制。近些年，政府网络和信息化改革的快速推进，多种社会治理信息已经初步形成了整合性网络和综合性利用。但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前期的政务和社会服务信息化建设更多是基于传统互联网的思路建立的，在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会信息采集与整合上存在较大的缺陷，不能充分发挥移动互联网的主动性、及时性和精确性等优势；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不能有效实现，缺乏对部门间信息孤岛、办公协同不足、社会治理碎片化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另外，现有的信息平台本身也无法解决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跨区域社会治理新问题。

因此，下一步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应着力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应当建立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全新政府决策网络。针对新的信息问题建立云平台和大数，努力编织“云”上的政府决策网，将基于移动互联的网络数据纳入到现行的大数据云平台中，实现社会信息的互联互通、共融共享。其次，应当努力提升信息化平台运行的智能化水平和综合利用水平，及时发现、处理社会问题，实现对社会的全地理范围覆盖、全天候即时响应和全网平台智慧化，提升对社会矛盾问题的预知度，提高对社会的管理水平，提升政务服务的效率。最后，由相关部门牵头建立矩阵式组织结构，制定跨职能部门、跨治理区域的综合协作机制，有效利用移动互联信息，解决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新治理问题。

第3篇：社会治理特点范文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教育的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形式多样,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问题很多。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研究要根据教育工作者的研究特长与研究方向相结合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要明确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以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需要。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是思想理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最高目标是引导学生为实现理想的社会价值而努力奋斗,现实目标是帮助学生解决在现实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思想问题,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目标和现实目标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的,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为实现更高的目标奋斗。

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的深化

(1)社会层面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状态。我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多种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形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在现实社会中,主导意识形态与多元的意识形态长期并存而且相互影响,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品德和道德风范。思想政治教育要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相关学科理论,研究社会客观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具体影响,更要研究这些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综合影响。也要研究国家在改革开放中的政治主导、民族文化主导、人本主导和社会核心价值主导等,这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研究的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2)个体层面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矛盾状态。在市场体制条件下拥有自和民主发展条件下拥有自由性,能够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地发展自己主体性与个性特点的同时,必须融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道德生活,接受社会政治、法制与道德规范。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政治和社会道德的目标、规范实现学生的社会化。在学生社会化中,学生在不断的追求进步和实现理想而不是依赖于社会的生活条件。学生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难题探讨

第4篇：社会治理特点范文

关键词：基层政协  社会治理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特色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历史地位和新时代角色定位，使她必然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基层人民政协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运用，可以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政协智慧”和“政协优势”。

一、新时代人民政协的职能定位

在党的报告中关于“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1]的论述，是对人民政协职能的新定位，为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新使命。

（一）新时代人民政协要有新作为。 70年来，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走过了辉煌的历程。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人民政协朝着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方向不断发展。中共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这是新时代推动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人民政协站在新的起点上，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泛凝聚正能量，履职尽责要有新作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再建历史功勋。

（二）社会治理是人民政协职能的重要组织部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2]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治理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社会治理过程需要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来凝聚共识，而人民政协通过发挥自身价值引领、利益表达、决策协商、社会疏导等功能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优势作用。

（三）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应聚集重点工作。基层人民政协担负着人民政协在地方的工作职能，为适应人民政协新职能的定位，基层人民政协在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中应努力做好“三个聚焦”，即努力聚焦党委的决策部署，力争做到党委、政府的部署有何要求，基层政协工作就作何响应；努力聚焦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力争做到改革推进到哪里，基层政协工作就铺到哪里；努力聚焦事关民生改善的重大问题，力争做到群众的愿景集中在哪里，协商工作就深入到哪里。

二、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特点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良好的社会治理是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党的报告提出，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但同时也应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社会治理面临的具体问题相对更为复杂，社会矛盾更为多发，社会治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四次变化。同志在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标志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基层人民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比任何时候意义更为重大。

（二）我国社会治理重点的转向。在党的报告中指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4]，说明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基层人民政协工作更是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着力增进共识、促进团结，要随着社会治理工作向基层下移认真履行好政协职责。

（三）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和社会治理方向的转变，体现在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和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社会其他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社会治理要紧跟时展，要以人民群众需求导向为方向，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使人民群众共享社会治理成果。

三、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是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大的政治论断对于基层人民政协而言，必须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贡献力量，而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基层人民政协参与其中并努力贡献“政协智慧”则是新时代对人民政协职能新定位提出的新要求。

（一）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符合中国国情。指出，“人民政协要最大限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人民政协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其联系面广、包容性强，在社会治理方面可以有效调整社会各方面正确对待新形势下改革发展中的利益格局，可以有效引导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和参与改革，完全符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

（二）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这一论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指南，关系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为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总钥匙”[5]，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新模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正是顺应了新时展的新要求。

四、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面貌发生着深刻变化，对既有利益格局进行着深刻调整，这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化解影响社会秩序和活力的新的结构性矛盾。基层人民政协生活在基层群众身边，识民心、知民情，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能够充分顺应基层群众呼声。

（一）基层人民政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体。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叠加凸显，而基层首当其冲，各阶层群众反映意见、表达诉求的愿望强烈，迫切需要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而人民政协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运用，可以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和自身价值引领、利益整合、各方协调、社会疏导、凝聚共识等功能，在社会治理体系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二）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人民政协本身所具有的组织优势、结构优势、功能优势、智力优势等都决定了基层人民政协有条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协商优势。人民政协位置超脱，能有效拓宽诉求渠道，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促进社会和谐。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有利于广纳群言、广谋良策、广聚共识，有利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广泛性优势。人民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联系广泛，囊括了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的代表人士，涵盖了社会各个界别。

3.人才优势。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社会精英多、各界名流多，在相关领域如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具有一定的权威，建言能建到点上，议政能议到关键处。

（三）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载体。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必须通过一定的载体来进行。当前，基层政协可以通过“政协会议、民主监督、政协提案、专项提案、委员视察、调研报告”等来进行，可以聚焦扫黑除恶、精准扶贫、民生保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人民群众关注关心的重点事项来开展协商和恳谈。基层政协更要立足“让政协走进群众，让群众走近政协”，推动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充分发挥委员“政策法规宣传员、社情民意收集员、联系群众服务员、团结联谊联络员”的作用。基层政协要大力推进参与社会治理与互联网融合，做好“互联网+政协+社会治理”文章，运用网络、自媒体、融媒体等，让委员更加便捷地知情明政、履行职能。

五、充分发挥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

基层人民政协扎根在基层，委员来源于基层，熟悉基层情况，了解基层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要准确把握人民政协协商的特点。一是集思广益，科学决策。人民政协人才荟萃，参与主体来自各党派、各团体，并且联系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可以最大程度以集体智慧来形成科学决策。二是释疑解惑，形成共识。人民政协的职能定位可以更好地了解和阐释各方面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各界的利益诉求形成共识。三是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人民政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可以充分发挥代表性强、联系面广、包容性大的优势，引导所联系的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社会发展，为社会发展凝智力、添助力、增合力，推动国家长治久安。

（二）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应遵循的原则。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基层人民政协在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中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的大政方针，才能在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过程中，始终保持与党中央方针一致、与政府工作一致、与社会脉搏一致，基层人民政协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才能更有成效，基层人民政协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才能凸显。

2.始终不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得到实惠，为了人民实现小康。特别是基层政协，只有时刻注重民生问题、关注群众的企盼，在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中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和配合。

3.始终不渝坚持与时俱进。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基层参与社会治理要紧随时代步伐，要随着社会矛盾的变化而改变策略，要运用科学的方法、科技的手段多维度参与社会治理工作。

4.要最大限度增进和凝聚共识。要加强与各阶层群众沟通协调，要注重与社会各界、各宗教、各利益团体开展协商，这样才能包容差异、凝聚共识。。

第5篇：社会治理特点范文

关键词：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客体；分析研究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增进社区认同，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现状，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本，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2).

2、李金红.和谐社区治理主体的政治社会学分析[EB/OL].community.jhun.省略/list.asp?id=33,2007-07-03.

3、丁元竹.社区与社区建设:理论、实践与方向[EB/OL].sociology.省略/pws/dingyuanzhu/grwj_dingyuanzhu/P020080930276816390457.pdf.

第6篇：社会治理特点范文

关键词：“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065-05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势日益严峻，从国家层面来讲，增强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讲，目前在社会、学校、家庭中弥散着以享乐主义等腐朽观念为代表的错误价值观，严重腐蚀了“90后”大学生的思想。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新媒体的发展对意识形态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只有找到有效的途径对青年进行政治社会化教育工作，才能保障社会稳定持续健康发展。从“90后”大学生自身角度考虑，“90后”大学生作为独特的年龄群体，有着不同于其他年龄群体的心理、行为特征。只有针对其心理特征来提高对政治现实的认同，针对其行为特征采用新的教育交流方式，才能破解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领域面临的困境。

本文基于政治社会化理论，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不同因素在“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提高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尝试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把握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和路径，并由此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

一、政治社会化理论内涵及其实践途径

1.政治社会化理论内涵。政治社会化是个体对政治取向和行为模式的选择过程，也是社会对其成员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培养过程，同时还是社会成员对一定政治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过程。美国学者阿尔蒙德等认为：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和改变，政治体系是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依存结构，政治体系不仅将政治技能向社会个体进行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对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1]王沪宁认为：抽象的看，政治社会化是指在政治共同体内部进行政治文化的传播过程。[2]政治社会化理论从个体和社会视角进行研究，是一个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双向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体系内部社会教化和社会成员个人内化的统一过程。

从个体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个体通过学习，获取社会既定政治文化，由“自然人”转为“政治人”的动态过程，即个体逐步学习并获得社会所共同遵守的政治知识、态度、情感及行为方式的动态过程；从社会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培养、教育、训练个体接受社会遵循的政治规范，认同并服从现实的政治体制机制。[3]

2.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及其作用。政治社会化是个体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政治知识，形成和改变个体政治心理及其思想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受所处政治体系的制约，个体在政治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现实政治体系的政治规范，使现实政治文化不断影响个体的思想、习惯等，最终达到政治体系认同的政治思想和规范。社会、学校、大众传媒、侪辈群体及家庭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从此意义上讲，政治社会化是政治体系对个体有目的性的教化行为。

社会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最为核心的一环，个体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中成为“社会人”，因此社会环境状况直接关系到个体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的形成，对个体政治社会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学校是专门正式、系统、有效进行政治社会化设立的学习、组织机构。学校作为传播文化的专门机构半强制性地使个体学习政治社会化相关知识，促使个体符合社会政治规范，是将个体从家庭引向社会的桥梁中介，是政治共同体中最有效的政治社会化工具。

大众传媒是指一定社会组织为在个体间传递信息所采用的各种通讯手段，如电视、广播、报纸、计算机网络等，所传播的信息中有相当数量是有关政治方面的信息，是现代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之一。

侪辈群体是指在具有相当教育程度、社会背景、意识形态背景或兴趣爱好的个体自愿下所组成的群体。侪辈群体的共同文化氛围不仅对大学生的个性及其人生观产生一定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会对大学生的政治态度产生深远的影响。[4]

家庭是“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第一个转化场所，家庭环境对个体政治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罗斯金等人认为，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中有着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个体受家庭价值取向的影响远远大于政府或学校推行的“公开的社会化”，且这种影响更加持久和深远。[5]

二、影响“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的因素

根据政治社会化相关理论，影响“90后”大学生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学校、大众传媒、侪辈群体及家庭五个方面。2014年10月至12月，笔者对陕西一高校“90后”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90后”大学生（本科）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调查问卷280份，回收有效问卷258份，有效回收率为92%。在“您认为阻碍您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因素”（可多选）中，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自己的主观需求不强烈（53.9%）、教材不够生动（48.8%）、学校的学习氛围不浓厚（40.3%）、社会现实让人失望（34.1%）、课堂教学效果不理想（19%）、网络新媒体（15.9%）、其他（10.5%）、家长的消极引导或误导（6.6%）。下面从政治社会化视角进行具体分析。

1.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现实让人失望”（34.1%）是“90后”大学生选择的认为阻碍自己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四个主要因素。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分化和社会利益结构深度调整，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社会环境的日益复杂化，使“90后”大学生思想状况分化严重，受到了社会因素的直接影响。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90后”大学生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但是却无法正确处理当前矛盾的长期性和内心要求迫切性的关系问题，容易对党和国家表现出悲观和失望心理；此外，现实的生活压力使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在“90后”大学生中大行其道，拜金主义泛滥，“90后”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了混乱。在大学对其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了政治认知不清、理想信念动摇、政治热情消退等问题，甚至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反感和消极抵触的负面情绪。

2.学校因素。一方面，学校对学生进行系统、有效的政治文化知识的传授，促使学生对当前政治规范、政治道德等政治文化产生认同感；另一方面，通过学校的集体生活，不断让学生体验初步的社会政治生活，在实践中获得政治生活的感性知识。当代社会，个体普遍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实质上不仅是学习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集中灌输主导政治思想及培养个体政治认同的动态过程。

当前的高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完全适应现实情况的发展，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创新方面有许多问题。在调查问卷中，“您认为阻碍您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因素”（可多选）中，“教材不够生动”（48.8%）成为“90后”大学生认为阻碍自己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二位的原因。学校学习氛围不浓厚（40.3%），尤其是缺乏政治学习的氛围，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90后”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授受。

在对当前政治理论课直观实效性来看，“您如何评价当前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只有30.2%的人选择了“形式多样，充分发挥了作用，对学生有很大影响”，而认为“内容重要，但形式与风格陈旧，作用越来越小”的有43.4% ，认为“理论脱离实际，内容与学生需要存在偏差，大道理太多，一般不大接受”的有26.4%。这说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泛化教育倾向，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脱钩、教学与研究脱钩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较为消极的影响，如何改进学校在政治社会化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

3.大众传媒因素。大众传媒通过向大学生提供丰富的政治信息，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大学生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形成发展，并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重视大众传媒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网络新媒体对“90后”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形成有重要影响，15.9%的同学认为网络新媒体因素阻碍了其学习与接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信息时代，多元、个性的网络传播途径在交互性、虚拟性、反中心性的特质下，冲击了传统的传播观念和体制。由于网络传播具有互动双向的特征，新模式对信息沟通和思想交流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个体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6]大学生作为网民的主体，有很强的网络参与热情和接受度，其政治社会化进程也带有明显的网络特征。但同时网络也成为西方分化中国社会的主阵地，网络传播的虚拟性、隐蔽性的特点，使得网上传播信息的随意性增大，导致腐朽落后文化也通过网络进行传播，腐蚀大学生的思想。

4.侪辈群体因素。侪辈群体的群体规范标准和价值观表1“90后”大学生群体特征描述很不同意（%）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非常同意（%）有明确的政治信仰9.320.54519.45.8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6.219.845.322.95.8强调个体，寻求自我认同2.7723.651.615.1好奇心强，乐于接受新事物0.44.617.15522.9敢于担当1.910.532.943.810.9具有较强叛逆意识2.720.538317.8心理承受力不强9.726.435.622.95.4自信张扬，乐于表现2.31232.64310.1倚重网络4.3724.436.827.5念很容易被个人当作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参照系，从而对个体的政治社会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当下“90后”大学生逻辑思维能力逐渐增强，自我认知能力不断成熟，希望获得更多的自做出行为和决策的抉择，在侪辈群体内部的排斥和认同过程中实现自我认同，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7]

“90后”大学生侪辈群体有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正式群体指学校正规建立的大学生组织或团体，如学生会等；非正式群体是大学生在共同的兴趣、爱好等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团体，如“社团”。在“90后”大学生侪辈群体中，有着独特的亚文化，如相同的思想道德观念、价值评判标准、兴趣爱好等。总的来说，“90后”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被时代赋予了独特的印记，其群体特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自己的主观需求不强烈”（53.9%）是“90后”大学生选择的认为阻碍自己学习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要因素。针对“90”后大学生特殊思想状况，我们对其进行了群体特征调查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90后”大学生在对“有明确的政治信仰”问题考虑中认同度较低，仅有25.2%较为或非常认同，45%对此表示一般认同，还有29.8%表示不赞同；“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方面，28.7%对此表示较为或非常认同，45.3%表示一般认同，还有26%对此表示不赞同；对于“强调个体，寻求自我认同”，则较为一致，66.7%对此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23.6%认为一般；“好奇心强，乐于接受新事物”也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同，77.9%认同或者非常认同，17.1%认为一般；“敢于担当”一项，54.7%赞同或者非常赞同，32.9%一般赞同；“具有较强叛逆意识”分化较大，38.8%较为或者非常认同，38%认同度一般，还有23.2%持反对意见；“心理承受力不强”方面，28.3%较为赞同或者非常赞同，35.6%认为一般赞同，还有36.1%持相反的看法；“自信张扬，乐于表现”，53.1%较为或非常赞同，32.6%一般赞同；“倚重网络”，64.3%较为或非常赞同，24.4%认为一般赞同。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90后”大学生对政治信仰及政治参与意识方面的认同度较差，积极性不高；但自身却有着很强的个性并且自我认同需求很强，非常渴望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同；具有很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及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国家的发展十分关心；有较强的叛逆意识，不太认同之前“‘90后’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以及调整能力较差”的看法；有很强的个性以及表现欲，对网络有着明显的倚重和偏好。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90后”大学生心理变化具有多元性、多变性、复杂性等特征。“90后”大学生在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呈现的逆反心理，与他们的群体特征有关。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上述群体特征，使得一些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及思想观念无法适应“90后”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和评价标准。因此很有必要通过分析“90后”大学生心理、行为特征，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并采取恰当的措施，来提升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同。

5.家庭因素。家长的政治行为规范会对个体产生持久的影响。家庭不仅塑造了个体的心理特征，并且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政治态度。对“90后”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与其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效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虽然未见统计学上的显著性，但不同家庭背景对其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效果的影响依然可见，来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的调查者要比来自地级市、县级市或县城、农村的认同度略高。

表2“90后”大学生的家庭背景与认同效果的

统计分析结果（2014）接受效果均值标准差F值家乡所

在地直辖市或

省会城市102.794116.87581地级市、县

级市或县城100.152017.10643农村98.461516.52751

1.123

三、 提升“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的路径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90后”大学生思想观念多样化趋势愈加显现，其思想行为活动的独立性、复杂性、差异性日益增强。从政治社会化理论角度来讲，“90后”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并非一个单一而孤立的问题，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必然会受到来自社会、学校、同学及家人等方面的影响，是“90后”大学生与社会中各个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1.发挥社会的重要作用。在针对如何提高“90后”大学生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调查中，“参加社会实践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有63.9%比较或者非常赞同；“能直面社会热点的教学有助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70.2%同学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说明在提高政治认同度的过程中社会因素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通过参加社会政治实践，不仅给“90后”大学生表达自身看法的途径，提高政治热情，进而提升对现实社会的政治认同度；还可以使“90后”大学生在社会政治实践中检验所学知识，提高政治技能。

社会实践使得“90后”大学生自觉将所学结合实际，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在具体操作中，学校不仅要在思想上注重社会实践，制定符合实际的实践规范和评价标准，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要做好物质和技术保障工作，不断帮助“90后”大学生拓宽实践渠道。同时，既重视课堂教育又重视社会实践，将认知教育和体验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90后”大学生成为怀有崇高理想脚踏实地为祖国奉献的新型人才。[8]

2.学校要承担起提高大学生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责任。在关于认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增强90后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认同中起主渠道作用”的调查中，有56.7%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说法。这说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当下仍然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我们应当不断改进高校思政课模式，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新意且有深度的课堂讲授，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促进作用”，高达73.7%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赞同这一观点；“课堂上播放教学视频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有66.3%比较或者非常赞同；“及时介绍前沿性学术观点有助于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69.4%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这一说法。这说明“90后”大学生对当前的课堂教学内容、形式认同度不高，学习兴趣不够浓厚。

针对上述问题，在新形势下，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进行改革创新，才能更好地应对“90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新挑战。

在教育理念上，正确理解灌输理论，改变以往传统灌输理论采取的教学方式。学习国外先进教育方法，如美国思想教育工作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努力满足不同层次个体的需要，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调整思想教育工作的内容及方式。[9]坚持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时刻关切并帮助实现受教育个体的合理需求和正当权益。[10]在对“90后”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充分尊重“90后”大学生的人格，切实理解其合理诉求，正确认识他们存在思想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在教育内容方面，要不断体现社会发展的时代性，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充实和调整内容，使其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从“90后”大学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发展需求出发，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关注现实、关注民生问题，不断研究回答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

在教育方式上，强调间接性、启发性、自主性和多样性，注重方式和环境相结合，善于发挥“90后”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采用平等、民主、说服教育的方式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灌输。采用生动活泼的讲座、讨论、情景教学等方式，形成教育者与受教育个体间双向互动，充分发挥受教育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以新颖的方式沟通社会与学校，深化学校社会化程度，使“90后”大学生更好地把握社会脉搏。

3.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在回答提高“90后”大学生是否接受“网络新媒体是快速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效载体”这一问题时，有58.1%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说法；“建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网络平台对于学习和接受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很有必要”，58.5%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这一点；“红色网站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促进作用”，47.7%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赞同。一方面，这些问题的回答反映出“90后”大学生在新时代下对于网络新媒体的依赖性日益加深，另一方面，可以得出，采用新的技术手段能够有效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网络的快捷性、海量性、平等性、交互性、开放性等传播特点，易使“90后”大学生对事物的认识能力肤浅化、感性化。因此，应注重在观念、内容、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增强“90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即对以往思想政治教育使用的学术、政治和日常话语进行创造性转换，采用网络语言的表达方式，通过网络技术使意识形态中核心内涵与网络文化紧密结合，将抽象的概念性价值观通过感性教化方式影响网民的感官意识和思想认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网络生活。[11]

在思想观念方面，肯定个人价值，注重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和保护；针对网络存在的问题，通过提倡社会价值，加强网络内容监管，促进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统一。

在内容创新方面，通过开展网络道德教育，使“90后”大学生提高网络道德的认知。逐步完善网络管理体制和机制，加强互联网、微信、微博等现代媒体的管理，积极引导网上舆论。密切关注网络动态，了解“90”后大学生最新思想状况，及时加强与“90后”大学生的互动、沟通，增强网络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通过对主流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建设管理，不断增强主流思想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促进思想宣传工作的时代化、大众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90后”大学生中不断提升其影响力。

4.发挥侪辈群体的关键作用。在对提高“90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路径的调查中，“能针对90后大学生特点的教学，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有69.8%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赞同这一点；“课前5分钟由学生团队分析最新时政焦点可激发90后大学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热情”，56.6%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这一看法；“探究式教学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有67%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赞同；“案例式教学对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很有帮助”，67.5%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互动式教学能激发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动力”，65.1%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这一观点；“课堂讨论能激发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动力”，55%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课外小组能激发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动力”，48.8%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学小组有助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6.1%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同意这一观点；“读原著有助于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3.9%的学生比较或者非常认同。

通过以上调查结果以及对“90后”大学生群体特征的判断分析得知，对“90后”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中首先必须把握“90后”大学生群体心理特征，运用符合其接受心理的方式开展思想教育和引导工作。“90后”大学生有很强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自我认同的需求、社会责任感以及强烈的表现欲及对网络有着明显的倚重和偏好。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应从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两方面对课堂教学进行改革。

教学形式上，针对“90后”大学生强烈的自我认同、表现欲等特征，多采用互动交流、平等开放的形式进行课堂教学，如进行互动式教学、课堂讨论、成立课外小组、自学小组等，使“90后”大学生在辩论、学习中想法能够得到倾听，自我认同目标得以实现。教学内容上，针对“90后”大学生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特征以及对新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可以采取探究式、案例式教学，鼓励学生课后读原著，了解理论渊源，深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论内涵，从而产生浓厚的兴趣；针对社会热点、社会现实，大胆进行课程内容改革，不断增加最新最热的前沿研究，如“课前5分钟由学生团队分析最新时政焦点”，通过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来增加课程吸引力和影响力。

此外，在“90后”大学生正式以及非正式组织中，注意加强组织文化建设工作。组织文化对大学生的培育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要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活动，发展符合“90后”大学生时代特征的组织文化。只有在“90后”大学生中形成一种开放、进步、包容、和谐的组织文化，才能够使得组织文化对“90后”大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5.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在上述政治社会化影响因素中，家庭是最早、最传统和持久的政治社会化场所。培养良好的家庭政治文化环境，正确发挥出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迫在眉睫。家长应充分认识到政治社会化对下一代成长成才的重要性，切实承担起对子女进行政治教育的责任。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在生活中起好榜样和示范作用，营造民主、平等、健康、和睦的家庭文化氛围。同时，家长应该加强与学校、社会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反馈，建立长久有效的沟通反馈机制，及时了解“90后”大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状况，共同发挥对“90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教育和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91.

[2]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81.

[3]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42.

[4]杨光斌.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96.

[5]迈克尔・罗金斯.政治科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43.

[6]张静，周三胜.论网络传播条件下党的意识形态建设[J].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6）.

[7]周光礼，吕催芳.中国大学与政治社会化：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证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1，（8）.

[8]张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若干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93.

[9]李田贵，申文杰.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构建与应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23.

第7篇：社会治理特点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契合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与问题集中凸显的同时，价值多元、文化多元及思想多元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和预期目标的实现，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此，党的十报告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升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以高度概括、凝练、简洁的形式，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而且也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共同信念、具体内容及行为规范。这就决定了，在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存在多重的契合点，甚至是一致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范畴厘定

1.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不应“弱化”而且应“强化”政治教育

每一个国家的教育都摆脱不了特定意识形态的潜入，都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大背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这就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其必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科学、内容合理、方式恰当、途径有效的保障，而不是“党化教育”。为此，党在每一个时期都特别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涵盖“政治教育”。

2.强调“公民教育”实质是以“普世价值”取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

随着改革开放战略实施和“舶来品”的日益涌现，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公民教育渐盛，使其成为攻击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把“利剑”，试图以此弱化政治教育。但必须认识到，公民教育是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以培养一般社会公民为目标的价值教育，而不是注重集体主义、阶级属性和政党属性。这种以公民教育取代我国现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观点，实质上是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奉为全人类价值的谬误，是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系的模式与对普世价值的盲从。公民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中最基本的内容构成之一，也是我国政治迈向现代化的需要。但我国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体系中不仅包含了公民教育，而且又超越公民教育的“公民”，表现出“独有”的政治取向。

3.思想政治教育是关照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综合性人格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即教育的目标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在个体层面上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在社会层面上要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人，在国家层面上是要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有包含对个体培养的道德教育与心理教育，又包含社会需要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还包括国家政治需要的公民教育和政治教育。

所以，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一般的公民教育，也不是单一的德育教育，而是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心理教育、道德教育及法制教育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人格教育。这一定位既符合我国的教育方针，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接；既使得指导思想与理论体系一脉相承，又使得教育客体能够接受稳定的、连续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性

1.社会背景的契合：多元价值的侵蚀与干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培育与践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似，都是基于社会主义价值观受到严重侵蚀的大背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受重创。时至今日，我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是面临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质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对价值信仰问题的针对性反馈，目的在于凝聚共识，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命线，是统一思想、攻坚克难的前提和基础。当前人民群众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思想政治工作面临诸多新情况、新问题。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将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坚实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理论基础，从而解答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可见，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都来源于我国转型期特殊国情的驱动，都是在当前社会问题倒逼之下的回应，目标都是为了塑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价值观。

2.指导思想的契合：马克思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一位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被已经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我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武器。在理论继承与探索创新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其成为活的理论，使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又在发展中不断指导实践。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但没有“终结”，反而表现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为受教育者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包括：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即讲授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分析和认识各种问题，去分辨和澄清是非与困惑。②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坚守，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指导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划分的依据。

可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中处于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既是内容又是指导思想。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指导思想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3.直接目标的契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恩格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对接了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为全体社会成员判断行为得失、作出道德选择、确定价值取向，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主要内容，它将“五爱教育”“四有新人”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都囊括进来，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公民，提供了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高度凝练，在个人层面上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要求，这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的价值尺度，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最新表述。“爱国”要求热爱国家、自觉报效祖国，维护统一、促进民族和谐；“敬业”要求发扬忠于职守、艰苦奋斗的职业道德；“诚信”要求继承诚实做人、信守承诺的传统美德；“友善”要求坚守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社会公德。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什么样的“人”，提供了明确的价值指标。

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中，“德”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发力点，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蕴含了丰富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内涵。

由上可知，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学校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贯穿人的一生，二者有着共同的使命。

4.最高价值的契合：把我国建成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既包含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信，排除了“老路”与“邪路”的干扰；又涵盖了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奋斗目标憧憬，是人民认可和追求的共同梦想。党的十报告更是鲜明地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写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系之中。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上的要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目标上的规定，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具有广泛的感召力、强大的凝聚力和持久的引导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激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动力。大力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能够使“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内化为自觉奋斗的目标，以坚定社会主义理想，努力实现“中国梦”。

《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理想信念构成的重要内容，理想信念教育又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从培养目标来看，思想政治教育虽以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为目的，但最终目标却是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为了现实中华民族的复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将其定位为最高的价值追求，而思想政治教育又将其细化、融入到理想信念教育之中。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共同的最高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0-09-09.

[2]詹万生.整体构建德育体系总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第8篇：社会治理特点范文

【关键词】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问题，这是继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又一次重大盛会，将对我国乃至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会上指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框架进行，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才会不被错误思想所左右，不受制于人，才能保证方向不偏离、规定不走样。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保障和表现形式，也是中国社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遵循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他是在党带领人民长期奋斗的积累中总结和形成的，他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要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之上，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的方方面面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的保障，可以使司法在此基础之上顺利推进，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人民法院及人民检察院等是我国的司法机关，而人民法院及检察院又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盘大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充分认识他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也要有完善的基本社会制度及政治制度的保障，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及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基础，在全国各族人民及各行各业的代表共同商议下立法并监督司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保障下可以使司法的程序、实施过程和结果都最大程度的得到保障，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可以有效地克服地区差异，最大限度的体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殊矛盾和一般矛盾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发展和完善需在实践性的、开放性的和科学合理的制度作为基础之上才可能实施，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实践的发展和检验之中建构起来的制度，它具有科学合理的开放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集中体现中国人民意志和社会主义属性的要素、结构、功能、过程内在协调统一的有机综合体。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本身就是一个要素众多、结构复杂、功能综合、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各系统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当其协调一致时可以发挥最大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是能够最大程度的统筹各方面的要素，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各方面相互协调，相互扶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完备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和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必须使人民认识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权利的有力武器，也是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团结、领导的劳动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拥有共同的、整体的、一致的根本利益，因此原则上必须只能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实行共产党领导而不能搞多党竞争的缘由。我国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反映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党的领导地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我们说的依法治国，是指党领导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并实施宪法和法律，把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人民意志经过法律转变为国家意志和主张，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宪法和法律，是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的旗帜。

三、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在党的十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样，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指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主要的就是社会制度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特有的，在党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实践奋斗的经验总结，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十报告中指出“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在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中国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而且必须实施依法治国的道路才能实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都蕴含了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 都内在包含了实施依法治国的明确意义。总而言之，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并不断改革完善和发展的社会制度，依法治国的核心也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实施的，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顺利实施依法治国，因为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价值取向也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要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依法治国这个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与当今世界其他制度体系相比较，具有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协调国家机关高效运转、凝聚各族人民力量的政治优势。近年来，我们战胜种种特大自然灾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枝独秀……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和优越性。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要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建成法治政府，提高司法公信力，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之内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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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秦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多层次解读[J].教学与研究，2013（01）.

第9篇：社会治理特点范文

论文摘要：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政治系统中的主观因素，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其中精华的部分必然需要我们去继承，但当中封闭、人治等消极因素则严重阻碍了社会和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传统的政治文化需要进行一次兼有继承性与创造性的转化。

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政治文化作了定义。根据阿尔蒙德的观点，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在阿尔蒙德定义的基础上，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中存在的政治主观因素，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传统、政治意识、民族精神和气质、政治心理、个人价值观、公众舆论等等，其作用在于赋予政治系统以价值取向，规范个人政治行为，使政治系统保持一致。维巴在分析政治文化的构成和作用时进一步指出，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由经验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信念、符号和价值所构成，它决定了人们行为的条件，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主观意向。

根据他们的解释，我们可以为政治文化作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是一国国民长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于生活中的政治体系和所承担的政治角色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它与政府、政府组织等制度性结构相对应，成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于中国特定的土壤里，并深深渗透于人们的政治生活中。不仅如此，一国政治文化与其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密切相关。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与成因

属于意识层面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来源于物质性基础，更是基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生根于中国特定社会历史土壤里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作为其培育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特点。

l、政治观念里，家国同构、家长权威，这既是国家观念，是伦理原则，也是价值选择。虽说有“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但家与国在实质上却是同一的，两者联成了一个家国共同体，同时，君主的统治形式也是家天下的。无论是家还是国，“家长”总有着独一无二的权威，尊卑有别，长幼有序，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原则。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之间，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显得至高无上，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能显出价值。国家和君主地位的突出体现出家国之中的国家意识、家族认同与忠诚精神，也体现出权力崇拜和人身依附。在家国同国构的体系中，个人、家庭、国家都被定位，都在依据一定的政治原则做出相应的政治行为。

2、统治方式上极为重视伦常秩序。在传统政治文化体系里，道德伦理、伦常秩序是人的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关系成为政治统治的必要秩序，这导致了民众对君主的顺从依附，不仅如此，儒家学说还为其提供了政治思想上的支持。祖宗遗下的规矩和圣贤的训诫不可违背，这导致其生长根基日渐巩固，迎合了主流文化。与此同时，统治者力求做“圣贤之君”，寻求“德治”，因此，人要维护纲常，讲求“慎独”，“自律”，必须把自我的言行纳入统治者的轨道，然而，这种“自律”文化却远离法的权威，反而强化了权力意识。

3、政治思想上体现的君主民本和实质价值取向上的权力本位。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将政治体看成是由君主与臣民组成的统一整体，中国传统社会是尊君的，虽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但重民最终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统治者认识到，人心向背是其政权稳定的基础，所以君主民本成为处理君民关系的政治实践方式。臣民在长期的“教化”下，认识到君主有着无尚的权威，是“天子”，于是臣民文化得到张扬。对皇权的崇拜，对明君、圣主、清官的期盼，都基于对权威的认同，在漫长传统社会的浸润中，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架构形成了对政治权力无上尊崇和顺从的国民性特点。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生根于中国特定历史土壤中，带有鲜明的特点。所以说这些特点必然有特定的原因：

1、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是其经济基础。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是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它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家庭或家族的存在是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家长或族长是宗族的最高权威。对于农民来说，因为其自身力量的弱小，一方面生存状况的好坏取决于“天道”何如，一方面又遭受着地主阶级的“奴役”，必然会形成一种对皇权的敬仰崇拜和谨慎保守的臣民心态。

2、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其政治制度基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了君主不受法律约束和任何人牵制的实际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在社会中具有巨大的权威，人民景仰、服从并慑于这种权利。中央集权更进一步强化了君主权力，使君主的权力更加不可撼动。“由于封建国家的政治权力可以任意敢于和改变土地占有形式和控制着广大生产者人身，(国家的——笔者注)主权与(土地的——笔者注)所有权是难以分开的。我们看到，在土地和生产者两项中，封建国家尤其注重对生产者的支配。”因此君主的专制皇权权威性地控制了国家、土地及生产者的人身。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延续于整个封建社会，它直接造就了政治文化中的权力本位和臣民心理。

3、封建宗法制度是其政治规范。由于小农经济的封闭保守特点，农民个人利益的伸张必然要靠血缘关系、宗族力量。宗族是封建社会的社会单元，内部等级森严、法规严明，而封建专制统治以此为基础，重视等级秩序，故催生并强化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封建宗法族制意识。

4、儒家学说是其文化基础。儒家学说、孔孟之道强调伦理道德、纲常秩序，正适应了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政治阶级也力图实行“德政”，“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正式占据了封建社会的主导文化高地，成为了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价值取向乃至统治秩序。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随着我国现代化的启动，中国已经迅速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选择，为了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并求的自身发展，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实现整体性现代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和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1、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它能够培育公民的公平法治、自由平等等政治心理及相应的政治行为模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族制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型人际关系取代，人们之间逐步建立起了平等、和谐、文明的新型政治生活关系；封建君主专制被崇尚人民当家作主精神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取代，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人民可以自主的参政议政、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2、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因素制约和限制了现代化的发展和实现。“文化规定了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每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了特殊性和相对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的基础上的，权力本位、人治观念、臣属心理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思想则相当地匮乏。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这部分消极因素严重地牵制了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及政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如果要从现代化的阻滞力转变为现代化的内在趋助力，就必须要经历深刻的根本性变革和创造性转型。

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带有极强的保守性和惰性，缺乏自我扬弃和超越的内在动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一种以自然主义精神为主导，以感性经验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这种类型的政治文化是极其缺乏自我超越的内在动力的。有几千年连绵不断血脉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带有极强的自在性、重复性、稳定性、保守性和惰性，而缺少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等进步性特征。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非但没有形成对感性经验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反而表现出对感性经验主义政治文化结构的高度认同、肯定和强化，进而在根本上扼制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在动力机制的形成，这是传统政治文化必然要进行根本性变革的主要内因。

三、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

一般来说，政治文化转型的动力有两个：其一，是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及教化。其二，是由外而内的冲击，特别是蓬勃兴起的商品经济的渗入。基于以上两个政治文化转型的动力理论观点，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和传统政治文化自身特点，笔者认为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是：

1、通过市场经济及其体制的完善，培育平等、公平、开放、参与的精神和意识。市场经济促使个体意识的萌发，平等、自由、权利观念使民众再次得到启蒙，公民对合法利益的主动追求使其产生影响政治决策、参与政策制定、参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从而使政治文化形成现代的公民文化特征，而非传统的依附型、地域型的臣民文化。

2、主流文化引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和改革。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政治文化转型的强大动力，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普及和教化能够产生强大持久的影响。统治者依靠国家权威、教育资源和社会舆论导向，可以将公民的政治意识纳入特定的轨道。树立现代的价值观念，而又不移除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是传统政治文化转型的要求。

3、借鉴西方进步的政治文化因素。“西方政治文化明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的一面镜子”，“西方政治学东渐是近代政治浪漫主义的发端，同时也是政治文明转型的开始”，政治文化的转型有着与其相类似的途径。西方政治文化一般是指从文艺复兴开始由启蒙运动发展而来的，以个体主义为指导，以正义、法治、分权、自由为内容的个体主义的政治文化。这一政治文化的基础是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商品经济发展，就历史发展来说，它是伴随现代化运动而产生的政治文化。“扬弃西方政治文化——建构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他山之石”，西方政治文化尽管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但是它必定会有某些人类进步所共有的东西。如自由、平等、法制、制衡等观点，就值得我们借鉴。当然，这种借鉴和吸收并不是全盘西化，而必须是中国化的。否则，在传统政治文化未被清除而新的政治文化基础尚未奠定之时，就会造成个人主义膨胀、自私观念盛行，造成社会的混乱与动荡，进而损害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4、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客观对待传统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嬗变的历史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在它传递、延续的过程中，随着历史的推移，一部分消失了，一部分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是那些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基因，它们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生着潜在的作用。我们对待传统政治文化应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对其进行全面而具体地科学分析，正确认识和选择其现代变革方式，进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吸收已有的西方民主宪政实践中有益的经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民主政治文化。

5、根本措施——加快经济建设。在现代化民主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同时，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必须双轨并进，缺一不可，而这两者归根到底取决于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大力发展我国的经济，改变我们落后的生产生活状况，才能增强人们的政治认同感，使其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陋习，并在实践过程中提升对民主、法治的认识，树立权利、平等、法律等法治观念，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提供稳固的、良性的政治文化环境。

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转化的继承性与创造性体现

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一种存在，是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文化，它传递、延续的过程中，一部分消失了，一部分流传了下来。留下来的是那些不变的或相对稳定的政治文化基因，它们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发生着潜在的作用。而消失的或者说仍然存在的一些不适应的部分则是需要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的。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生了转型，两者逐步磨合乃至逐渐适应，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结合正是由于前者被继承和创新。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价值规范，必须既考虑到蕴含在市场经济中的普遍的规范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公正为本、诚信为上、服务到位、责任到人、尊重产权、正当致富作为其基本内容。”在这种理念的转型中，既包含了现当代的平等、权责与服务意识，又能窥见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所弘扬的诚信、正义精神，是传统的道德观念向现代市场经济规范的内在要求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