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经济化;生态经济发展

一、“意识形态经济化”的涵义

（一）“意识形态经济化”的概念

意识形态经济化就是运用人民大众先进主流意识形态的能动功能实现经济优化发展的最佳目标，扩大与强化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使经济发展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之内优化组合发展，以提高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普惠度、满意度、幸福度，并以此促进人民大众先进主流意识形态在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彰显力、影响力。

（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化”的特点

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体制的变革活动，也是一个从经济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的社会变革活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呈现出三个基本特点。

1. 政府主导下的不断完善超越性。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两位一体”文明建设，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三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提出，再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四位一体”文明建设的提出，进而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一直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超越与深化。

2. 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有机结合的互映性。只有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稳定性，政府才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解决改革进程中前期遗留的矛盾，使诸多矛盾在方针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完善和经济发展中自动化解。正是由于国家意识形态不断吸收社会意识形态而得到完善和发展，才为吸引国内外资本的高效投入、吸纳国内外各方面优秀人才共谋复兴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创造了“中国模式”的发展奇迹。而经济的快速发展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通过“回溯效应”又增加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凝聚力、吸引力。

3. 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民族自觉性。在当前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引领下，我国的经济在“阵痛”中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也经历着一个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在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民族性更加彰显。我们要在确立自己特色的基础上建立具有时代和民族特点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这既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密切联系，也与中国人民大众的意识形态民族性理念紧密相连，这个已经逐步形成并在不断完善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一价值理念的中国民族特色是我们倡导生态文明、发展生态经济的新意识形态的基础和起点。

（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化的功能

在当前“中国意识形态经济化”的进程中，内在矛盾表现为 ：“粗放型”经济发展意识与“集约型”生态经济发展意识之间的冲突;外在的矛盾表现为：经济发展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西化渗透”与中国“和平崛起”国际影响力日益彰显之间的冲突。中国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功能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意识引领当前经济发展。资源节约型社会意识，是指以能源资源高效率利用的方式进行生产、以节约的方式进行消费为特征的社会公民意识。环境友好型社会意识，是通过全社会成员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公民意识，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主流意识的构建与确立，它是以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最优化为先导，以遵循自然生产规律为核心，以绿色科技为支撑，倡导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追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发展理念。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意识引领当前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充分考虑人口承载力、资源支撑力、生态环境承载力，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互生共荣关系，统筹当前利益与长远宏景的契合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2. 以全体社会公民生态环保观念引领当前经济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大多数社会公民对循环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了全新的认知。它是有效促进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我国大力倡导的经济发展主导方式。我国大多数社会公民对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艰巨性、长期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它不仅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

（四）生态经济发展战略与意识形态的辨证发展趋势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我国生态经济发展有着相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最终目的，二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呈现统一化趋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生态经济是通过遵循生态经济规律来实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最佳化、公平化。无论是发自主观使然还是客观应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两者统一与融合起来。

1. 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的基础：促进生态生产力的有序发展。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却又是人的实践活动能动创造的结果。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但是人们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体间的客观效应，恩格斯用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一词来概括。生态经济是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类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广大社会成员深刻领会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在发展中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关系;充分认识生态保护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进而自觉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产力的高效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生态生产力的优化发展，也引发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但无论是生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有机统一于生态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现阶段，发展生态经济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生态经济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生态经济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实现了有机的统一。

2. 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的价值追求：效率与和谐。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不仅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且还要对自己创造的历史进行价值的评判。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活动始终都受“历史合力”的人的理性、意志和需要等精神因素调节，因此，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对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方向性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含着构建生态经济秩序规范的动力价值、生态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价值和“道德资本”价值。反过来，生态经济也蕴含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如效率价值取向、利益价值取向、主体性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生态经济不仅相互蕴含着彼此的价值，而且有着共同的价值诉求――效率与和谐。效率是指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和需要。而生态经济是高效整合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效率是经济生产的价值目标，那么和谐是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制度的价值基础。

3. 生态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统一的最终目的：“自然―人―社会”的和谐发展。生态经济的前提是环境保护，根本是发展，目标是立足现实、转变发展方式，积极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现代服务业，使生态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逐步占居主导地位，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生态经济布局，实现产业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产业化;同时，生态经济倡导人们多方面的低碳生活需求，引导人们多样化的环境保护活动，并要求全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从而使人的关系日益趋向全面，并通过人们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社会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以科技创新来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为“自然―人―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保障。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的发展上实现对生态经济新的超越，生态经济的主观追求是生态经济效率，生态经济公平是它的人性论基础，“自然权利”是它的伦理本质，使人们的意识性形态以实现“自然―人―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而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二、意识形态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互动作用分析

（一）生态经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每一种经济形式都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留下深深的思想烙印，每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又必然会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革新。生态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丰富了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生态经济的基本理念：理性、人本、自由、和谐;生态经济的基本原则：整体推进、科学构建、多元参与、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的基本要求：生态良好、公平正义、统筹发展、民生幸福。这些基本的理念、原则和要求，不但形成相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而且还决定着与它们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生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系列包括低碳生活、绿色GDP、生态文明、生态文化体系等新的经济道德规范和价值观，这些围绕着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道德观，丰富了社会主义的道德意识形态，也协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

2.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新的影响力。现阶段，我国面临经济和社会全面转型的“深水区”，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和经营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政府的职能和责任将重新定位，企业的生态经营管理日益得到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态经济观念也将引领经济生活新潮流，所有这一切都将会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带来巨大的影响。

（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生态经济发展的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生态经济的发展起着很强的反作用。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经济功能，它可以从促进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促进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对生态经济建设产生重要的导向和保障功能。

1.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够为生态经济良好、快速、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任何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任何发展模式的正常运转都需要一个安定有序、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而一种新的政治、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和普及，广大社会成员在对新的制度、体制和发展理念认识上达到某种程度上的一致，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念的基础。可见，意识形态可以通过为经济发展提供制度解释和价值支撑来维系社会稳定，并引导广大社会成员以自觉、自愿、自为的方式投入到生态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

2.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生态经济的良好运行营造稳定秩序，提高经济效率。通过意识形态，能够使国家的经济决策过程简单明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达成发展理念共识，减少人们在发展生态经济合作中的“摩擦费用”，降低社会的管理成本;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的约束力，会减少执行经济制度的运作成本，提高企业自觉厉行经营活动的生态管理职能;意识形态能够使广大社会成员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凝聚社会巨大正能量;意识形态能强化和约束政府行政部门的“单向度”行为，更好地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提高政府部门公共管理效能的公信力。

3.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保障生态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其健康发展。生态经济本身存在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使人们更加务实，不搞形式主义，自觉树立生态观念，按生态经济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使一些人只讲实惠、注重自身利益，置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不顾，给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潜在危害。而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纠正偏差的功能，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把生态经济发展战略深入落到实处，纠正将生态经济发展流于形式的做法，真正实现以生态经济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务实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以意识形态经济化引领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

（一）意识形态经济化要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前提

国家安全包括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诸多方面。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而意识形态又是文化安全中最核心的部分。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阶级意识的文化，作为社会的特殊文化系统，不仅发挥凝聚全国人民“正能量”的轴枢作用，而且有效抵制和防范西方国家对我国“和平演变”的阴谋。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的放宽，不仅国外大量的资本、资金、技术、设备等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而且大量的外来文化产品随之涌入，这无形中给中国文化产业带来巨大冲击，更为重要的是，某些发达国家把“文化大棒”看做是推行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它们认为要达到对中国“和平演变”、抑制中国“和平崛起”的目的，必须大规模地实施文化输出，通过思想文化方面的渗透达到其“西化”、“和平演变”的目的。如果当前中国意识经济化进程中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将会导致中国文化产业的萎缩和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将会对国家安全带来巨大潜在风险。

（二）意识形态经济化要以有利于生态经济发展为保障

我国的改革与开放正处于关键“瓶颈”时期，改革在广度上已经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深度上已经触及人们具体的经济利益，发展方面已由单纯追求GDP上升到追求人文GDP、绿色GDP，实现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协调发展。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特别是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调整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努力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必须深刻认识文化软实力在我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在当前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三）意识形态经济化要以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为引领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通过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整合能力。大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人们确立新的生态文明发展观和生态文明价值观，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良好转变，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必须紧紧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首要任务，用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生动形象地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产品引领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追求，为我国生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支撑、坚实的道德基础、良好的道德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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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廖才茂.新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方向[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05）.

第2篇：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范文

［摘要］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而是贯穿所有文明形态（从渔猎社会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智能文明）始终的一种基本结构。智能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只有形成新的生态文明，智能社会才是可持续的。

在谈论到生态文明的时候，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继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并试图用生态文明来取代或代替工业文明。其实，这种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在实践上，它有否定工业化和信息化在社会发展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价值之嫌；事实上，从农业的产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是社会发展的不可跨越的一般规律。在理论上，它有混淆文明形态和文明结构之嫌；事实上，工业文明是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智能文明属于同一系列的范畴（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属于同一系列的范畴（文明结构）。正像每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有其相应的物质文明等文明结构一样，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要求。当然，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科学走向智能文明的过程中，人类需要建构新的生态文明。

一、社会形态是划分人类文明形态的基本依据

文明是社会的素质、实践的事情，这样，社会形态（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发展类型的单位）就成为科学划分文明形态（文明总是处在一定发展阶段或一定类型的文明）的科学依据。

社会形态是一个由多层次的结构构成的整体。社会有机体与社会形态是统一的。在唯物史观那里，社会有机体说明人类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的整体，突出强调的是社会构成的系统性。社会形态说明人类社会是在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突出强调的是社会发展的阶段或类型。由此，可以将“五种社会形态”看作是社会形态的总体规定。同时，社会基本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殊规定，总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从一个特定的层面上推动、反映和表达着社会发展的阶段或类型。这样，在反映社会形态构成的具体性、多样性和特殊性的过程中，就形成了以下具体概念：（1）经济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社会分工和交换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经济层面（阶段和类型）。由此，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2）技术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生产力尤其是科技进步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力（科学技术）层面（阶段和类型）。由此，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智能社会（知识社会或信息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与此相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智能文明（知识文明或信息文明）就成为基本的文明形态。（3）政治的社会形态。这是指具有特殊规定的政治关系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政治层面（阶段和类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和表达。根据生产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可以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无阶级的社会）、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亡了的社会）等几个阶段或几种类型。（4）文化的社会形态。这是具有特殊规定的文化发展所构成的社会形态的文化层面（阶段和类型）。马克思根据由普遍交往所形成的“世界历史”的情况，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民族文学”（以民族的或地域历史为基础）和“世界文学”（以世界历史为基础）两个阶段。此外，唯物史观还根据人的发展状态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几个阶段，等等。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具体的划分都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都是统一于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智能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随着以信息化为中心和特征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人类社会将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进入智能文明时代。（1）知识和信息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对象。在信息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劳动对象出现了软化的趋势，知识和信息成为了主要的劳动加工对象。不仅信息产业是对信息的加工和改造（电子信息），而且生物产业也是对信息的加工和改造（DNA就是一种生物信息）。这样，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就从物料和能量的层次进入到了信息的层次。（2）智能机器将成为主要的劳动工具。在大工业时明的工具机和动力机的基础上，新科技革命使电子计算机等人工化、智能化的控制技术在生产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工业文明时代的机器绝大部分是不需要反馈就能运转的，而智能机器有传感器吸收周围的信息、侦察各种变化，然后相应调整机器的运转。显然，信息化实质上是生产力的革命。（3）劳动者的科技文化水平将成为制约劳动者素质的主要因素。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对产业主体的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个人的知识积累和创新程度将决定工作的绩效。劳动者就业结构尤其是其知识结构的集约性的提高，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信息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可能，将开辟人的智能进化的新方向。（4）知识经济将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以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知识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而知识经济的发展又为新科技革命和高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比较起来，知识经济具有物耗低、能耗少、污染轻的特点，但它创造的经济价值却远远大于农业经济产品、工业经济产品的价值。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注意“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1］（P103）显然，智能文明与工业文明同属于技术的或产业的社会形态，信息化是继工业化之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因此，取代工业文明的只能也只能是智能文明。

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具体的文明形态。尽管生态文明概念是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具体的文明形态。（1）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不仅工业文明导致了生态危机，事实上，在整个文明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遭遇到了生态环境问题。即使是在渔猎社会时代，也存在着物种资源丧失等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农业文明也不是简单的田园牧歌的时代。玛雅文明的灭绝其实是有其深刻的生态原因的。当然，只有在工业文明时代，生态危机才达到了全球性的水平。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如果人类行动出现失误的话，也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生态文明是一项永恒的事业，而不可能成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独立的具体的文明形态。（2）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标志技术基础。科技进步是文明形态更替的基础和标志。一般来讲，“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P210）如果说弓箭、铁犁和机器分别是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那么，电脑只能是智能文明的基础和标志。如果将电脑看作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标志，那么，就将生态文明和智能文明等同了。当然，人们在使用弓箭、铁犁、机器、电脑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遵循生态化原则的问题。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再先进的工具也会成为最具生态破坏力的罪恶手段。作为生态文明的科技基础的生态化科学技术的意义和价值就在这里。这里，通过科技的生态化形成的生态化科学技术是一种软科技，主要强调的是科技体系的结构和功能的整体转型问题；而弓箭、铁犁、机器、电脑等都是硬科技，标志着人类文明在产业技术形态上的具体发展程度。（3）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物质变换层次。一定的文明形态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变换的基础上的。物质变换存在着物料、能量和信息三个层次或三种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层次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渔猎社会和农业文明主要是在物料层次上展开的；随着物质变换扩展到能量的层次上，就从农业文明过渡到了工业社会时代；而随着物质变换深入到信息的层次上，就开始了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发展的新时代。显然，生态文明没有独立的物质变换的基础。如果将信息变换作为生态文明的物质变换的基础，同样将生态文明和智能文明混同了。当然，在物质变换的各个层次上，都存在着一个如何按照生态化原则实现这种变换的问题。总之，工业文明属于技术的社会形态的一种类型，是一种具体的文明形态，而生态文明不涉及这些问题，因此，取代工业文明的只能也只能是智能文明，而不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是文明形态正常发展的基本要求

尽管生态文明不是取代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但是，它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的文明结构，而这是由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整个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的。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影响一切文明产生的自然物质条件。自然界由于自己的内在矛盾存在着一个进化的序列，形成了一系列的物质运动形式；而在自然进化链条上通过劳动诞生的社会运动就构成了社会有机体，人类文明之花就是在自然运动转化为社会运动的过程中绽放的。因此，自然运动是社会运动的前提和基础。而社会运动一旦产生就将自然运动包括在社会运动当中了，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具有了社会性质，在这个过程中，才产生了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这样，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进行物料、能量和信息等方面的物质变换，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就在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在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对抗和冲突，这种冲突和对抗的自然发展和人为激化都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因此，保证人的正常的生存和发展、保障社会的正常存在和进步、保存文明的果实和演进都需要人类自觉地人性地理性地调节这种关系。今天，由于人类社会实践的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生态化和系统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这两种运动的和谐、协同和统一也正在出现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有可能在整合、嵌套自然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功能和属性的过程中，形成一种新的物质运动形式——社会生态运动。社会生态运动规律就是指“自然—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所具有的整体协调规律，就是要承认“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也就是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3］（P384）这一规律是由于人类实践及其水平在物质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而使物质运动趋向有序、和谐和统一的一种表现。显然，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规律，构成了一切文明形态得以产生的宏观的一般条件。如果违背这一规律，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是不可持续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任何文明形态都是围绕着满足人类需要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尽管物质文明是在满足人类需要、实现人类目的的过程中产生的，但是，没有自然界提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就不可能有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物质文明的产生。在这个问题上，“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3］（P373）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只是一种手段，而只有自然是满足人类需要、保证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1）从人的物质需要和物质生活来看，自然是人的身体的无机界。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物种的再生产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要靠自然界生活。人在肉体上只有依靠自然产品的属性和功能才能满足自己的各种生物需要、实现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人和动物相比越具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2）从人的精神需要和精神生活来看，自然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植物、动物、石头、空气、阳光等都是意识的对象，从而既是科学研究和认知的对象，也是艺术表现和欣赏的对象。自然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因此，“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P272）所谓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恰好反映的就是在人和自然之间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物质变换，说明通过劳动而实现的物质变换把人和自然结合成为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人类生存基础和生产条件的自然、作为人的需要满足和本质确证的实践（尤其是生产劳动），以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现实形式的社会就成为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成为一个具有生态学特征和要求的复杂系统。这样，在实践基础上展开的人和自然的关系状况就成为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始终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对所有的文明形态都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否则，人类既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状况是影响一切文明存亡的基本变量。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生态系统。（1）地理基础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经济关系是决定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决定性基础。“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3］（P731）这里，地理基础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就在于它已经是人化自然。（2）自然生态系统是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社会）对自然的依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但是，不论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和程度，都不能离开自然。自然始终是文明发生的前提和文明存在的基础。“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P586）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就是社会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社会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为中介，人类社会所依赖的自然环境和条件的范围在不断地扩展，要求自然生态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不断全面化。这样，生态文明事实上成为伴随所有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始终的一种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向。（3）自然条件是形成文明形态差异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过程中，相同的经济基础就会形成相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文明结构和文明形态。“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5］（P894-895）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自然条件特点的不同，必然使其自然需要也不同，这样，就使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就具有了多样性的特征，从而形成了同一社会形态的差异性和同一文明形态的差异性。从总体上来看，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关系。这样，就要求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都必须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更新和可承载的范围内。因此，生态文明是作为贯穿于所有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形态的基础性的文明结构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自己的生态文明结构。生态文明不是存在于文明形态之外或之上的一种文明结构。事实上，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的变迁、进化过程，就是生态文明从隐性到显性、从地域到全球、从弱小到强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生态文明就是在这些特殊性的形式中体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要求。（1）渔猎社会的生态意识。自然崇拜通过宗教的形式不仅反映和表达了先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实际的生态联系，从而有助于自然保护。“因此，这种通过宗教禁忌来起作用的自然保护，逐点来看，近似于现代在自然纪念碑或自然保护区上规定的自然保护。”［6］（P92）当然，在这种意念中，也包括人类试图同化自然的企图。（2）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在农业文明中就开始了生态文明的现实发生的历史过程。这是与农业生产自身的特殊性分不开的。在这个问题上，“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7］（P399）这样，就要求人类要在学习和模仿自然的过程中进行农业生产。中国古代的有机农业模式（都江堰、桑基鱼塘等等）就奠定了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的经济技术物质基础，而“天人合一”（就自然之天而言）、“民胞物与”就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成果在自然观和伦理学上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3）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明。在工业文明时代出现的生态危机，不具有终结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事实上，对于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协调状况这个“变数”来说，大工业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P76-77）因而，没有必要的大工业的支持和支撑，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工业文明中已经孕育着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的新的可能和形式。现在，在工业文明内部中展开的一切修补和完善、反思和批判工业文明的绿色思想和绿色行动，就是现实的生态文明。例如，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环境运动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等。显然，试图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不仅犯了逻辑错误，而且迷失了现实方向。当然，只有在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基础上，生态文明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和理性的行动。这就是生态文明演进的真实进程。

总之，正像每一种文明时代都有自己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一样，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渔猎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智能文明”始终的基本的文明结构。

三、走向新生态文明需要社会形态的整体变革

尽管智能文明是取代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但是，如果在信息化的过程中违反生态化的原则，同样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要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走向人与自然的新的科学的人道的和谐，必须对社会形态进行总体的变革。

政治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政治保证。资本逻辑支配下的工业文明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希望在不触及政治社会形态的条件下来建立新的文明形态或用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都是改良主义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和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犯了这样的错误，而且后现代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上，技术的社会形态只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一个方面，其运行是要受到整个社会形态尤其是政治的社会形态的制约和影响的。在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剥削者的私人利益与作为公共利益保证的自然物质条件的矛盾和对立。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危机的具体表现。“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采掘工业［industrieextractive］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1］（P104）这里，大工业高度发展的结果，就是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通过总体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埋葬。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彻底铲除资本家私人利益存在的经济基础，才能保证公共利益的完全实现，这样，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极明白而合理的方式展现出来。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信息化和生态化，这样，才可能在技术的社会形态上从工业文明走向智能文明，才能在智能文明的基础上开辟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纪元。

经济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经济基础。具有破坏性的工业文明和具有盲目性的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形成生态危机的经济原因。因此，当用智能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候，还必须用产品经济取代商品经济。只有智能文明和产品经济的结合，才能形成适宜新生态文明生长的土壤。当然，对于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市场经济同样是不可跨越的。即使在向未来的产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因素也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5］（P686-687）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这种历史必然性在根本上是与人的发展实际逻辑相一致的。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与之相适应的只能是自然经济。在物的依赖性的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经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这样，就需要产品经济的大发展。因此，只有在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才能避免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这样，在利用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经济。在现阶段，只有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的前提下，将信息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信息化才能成为生态文明发展的新的机遇和条件。

文化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确立新生态文明的思想条件。文明的多样性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P276）其实，德文的“文学”（Literatur）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可以将之看作是“文明”的意思。这样，在文化的社会形态的层面上，可以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划分为“民族文学”（地域文明）和“世界文学”（世界文明）两种形态。因此，只有与世界文明结合起来，智能文明才能成为新生态文明发展的起点。这就是要通过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展开创造性的对话和交流，来建构生态文明。但是，目前的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事实上是资本逻辑在全球扩张的过程和产物。这样，就需要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来引领全球化，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在此前提下，一方面，我们必须树立科学的自觉的民族意识。目前，主要是要防范后现代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陷阱”，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运用自己的历史资源、以自己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形成自己的生态文明。另一方面，必须树立科学的主动的开放意识。这就是要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机遇，避免西方工业化的生态弊端，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生态治理经验，在包容和开放中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建设生态文明。今天，承认和尊重文明多样性，把它作为社会凝聚力、可持续发展和稳定的因素，已经成为国家和国际政治考虑的重大原则。因此，文明多样性原则同样是建设新生态文明的科学的文化视野。总之，只有在社会形态的总体变革的过程中，智能社会和智能文明才可能在发挥自己的生态功能的基础上成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形式，否则，智能社会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显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生态文明是贯穿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始终的基本的文明结构。事实上，生态文明就是随着文明形态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当然，在反思工业文明的生态弊端的过程中，人们才真正开始了自觉地建构新生态文明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第3篇：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教育；经济功能；核心价值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6-0018-02

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之际，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各种利益关系矛盾也更加显性化。为此，很有必要澄清意识形态经济功能问题上的理论误区，还原意识形态与经济的共生共存关系。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负有使命的科学；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使人类摆脱偏见，而为理性的统治作好准备。”[1]马克思继承了特拉西关于意识形态“负有使命” 的观点，认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就是实践性和工具性，也就是说，直接参与社会生活，以巩固或改变一定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在场”（presence），其固有的经济功能也必须得到充分发挥。

一、影响和决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经济发展与否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这是因为意识形态虽然包含有很多层次的内容，但它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发展。对此也有精辟论述，他说：“一定的文化（当做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2]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具有显然的经济功能，其根本宗旨就是服务于经济基础。从宏观角度而言，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突出地表现在它能够影响和决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首先，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来看，意识形态仍然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自十七八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社会奉为圭臬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作为资产阶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的自由主义，尽管其内容和表现形式不断变化，但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促进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的结构由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以及“两种规则之间的相互关系”三个要素构成。而非正式规则是由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价值信念、法理精神以及意识形态等要素构成的约束系统，其中，意识形态在非正式规则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具有制约非正式规则系统中其他要素价值取向的重要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明确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其次，从建国以来中国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意识形态曾极大地左右着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水平。建国后，由于较长时间内坚持了极左的意识形态曾使我们丧失很多经济发展的机会，“”十年已经留给我们太多的教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果断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走进新世纪，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种种复杂局势的挑战，党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战略。它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的飞跃，又为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另外，在加强市场管理、规范经济行为和提高市场效率方面，意识形态建设也大有用武之地。追求效率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不过，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并不必然保证效率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消费者）都有一个同样的目的，这决定了参与者不可能只是一味单向地追求自身的利益，而需要营造一种共赢共生的局面。这就需要参与者认真处理好利己性与利他性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第三者的国家是不能缺位的。国家应该制定确保市场和谐顺畅运行的法律、规章和体制，营造一种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氛围，对参与者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保证社会整个生产和流通顺利进行。

二、培育现代企业核心价值观，推动构建现代企业伦理文化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且“当今世界的人才竞争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领导人才、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的竞争，也包括文化人才的竞争。” [3] 如何培养具有拼搏创新和奉献精神的高素质的各类人才团队，离不开在微观层面对企业文化的培育与发扬。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众多大企业追求快速和永恒发展的“秘密武器”。它主要表现为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创造的具有企业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企业的目标和宗旨、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规章制度以及企业形象，尤其注重对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提升。而上述企业文化的培育和传播都是在一定意识形态支配下发生作用的，在这里，意识形态起着一种激发斗志、凝聚人心的功能。

就企业外部关系而言，通过意识形态确保企业处理好企业与国家目标和其他社会组织协同一致与和谐相处的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得国家支持和社会认同，取得企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各种企业组织都应与国家的总体目标保持一致。

就企业内部而言，在意识形态的支持与参与下，可以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团结协作、和谐相处的氛围，为企业克服危机实现目标提供助力。通过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影响着企业家对待工人的态度，形成一种新型的劳资关系，为企业发展奠定一种长久稳定的发展基础。同时，通过加强企业的法律和道德建设，提高企业员工的法律意识与奉献精神，为提高企业的市场效率提供思想基础。

三、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

意识形态不仅在宏观、微观两大层次上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可以通过提升社会成员经济活力，加速经济发展步伐。如何提高经济活力，就要通过发挥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来引导社会成员参与经济活动的价值导向，加强职业道德素养，激发广大人民的创业愿望和动力，从而促进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增加。

首先，意识形态有助于引导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领社会成员的思想，以此来影响与改变社会成员的观念系统和价值取向，努力使社会成员树立起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激发他们参与经济生活、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心。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一再地证明，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也就是说，先进的意识形态对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总是起着一种思想旗帜的作用。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当代世界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总书记最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其次，意识形态还有助于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为经济发展增添无穷的创造力。伴随着社会劳动分工的深化，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职业道德由此而产生。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培养社会成员的职业道德，来规范他们的经济行为，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在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究。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5]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就在于人们信仰一种宗教伦理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促进了人们的努力工作、节俭、讲信用等。韦伯所强调劳动是“天职” 的观念对于我们今天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经济振兴、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一种“天职观”，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意识形态没有理由选择“沉默”，而是应该发挥“灵魂工程师” 的作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经济行为，为经济发展增添无穷的创造活力。

参考文献：

[1]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310.

[2]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

[3]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94.

第4篇：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范文

基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考虑，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已经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要求。“美丽乡村”概念的出现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密切的关系，“十一五”期间我国开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种粮补贴在内的多项惠农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村经济市场的活跃性。农村环境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包括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两大方面，由于长期“城乡二元化”体制的分离状态，导致两方面建设都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这无疑是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桎梏。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理念并将其纳入“十三五”规划，乡村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基本因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改善农村环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相应地，在“美丽乡村”概念下所改良的农村经济必然将形成一种“新形态”。

 

“美丽乡村”与农村经济“新形态”概述

 

“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内涵。“美丽乡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要求，在没有融入“美丽中国”执政理念之前，主要用来规范新农村建设中的各项社会问题，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中明确提出了五项要求，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很显然，在“美丽乡村”建设初期重点突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性，其中“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两项是以实现农村经济收入水平提高为目的，促使农村人口从温饱迈入小康生活水平。 “乡风文明、管理民主”重点反映在农村社会风貌的改良上，这也是“十一五”期间我国针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通过普及科学、民主、法制，改良落后、愚昧、迷信的农村社会。

 

关于“村容整洁”的要求解读，笔者参考了十七大关于“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意见，本质上说是从社会公共服务角度，缩小农村环境与城市环境之间的差距。

 

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的社会建设理念，不仅将“美丽乡村”建设工作概括其中，还将其视为一个重点工作领域。“美丽中国”的理念并非是单纯的改革发展范围扩大，而是从更高的理论层面入手，提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造的着力点;这其中，“生态文明”被置于突出地位，在“十三五”期间的工作中，需要不断地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

 

毫无疑问，“美丽乡村”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必须针对现有的农村社会环境进行重构，尤其是要积极引导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生态文明的建设;“美丽乡村”的美不仅仅表现在外观上，还要美在可持续性发展层面，也可以说这种美不是人为生产制造出来的，而是在农村经济改革过程中农村人口的必然需求。

 

迈入“十三五”之后，“美丽乡村”的概念得到了升华，不应该再简单地理解为“美丽的村庄”，根据党的十八大对“美丽中国”的相关描述，强调在经济发展中尊重自然、保护生态，富起来的同时美起来;由此可见，美丽乡村的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是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简单地说，无论是经济收入增加而破坏环境，或生态环境优美但人民依旧贫困，都不能够称之为“美丽乡村”;只有实现生态环境、经济建设、社会文化等层面的统一进步，才能称之为是中国“美丽乡村”。

 

很显然，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生态文明”，泛指人类在与自然生态和谐统一的前提下所创造出的物质、精神价值的综合，而这一观点的提出，恰恰是针对长期以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利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而言的。

 

农村经济“新形态”的内涵。广义的“经济形态”指的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研究中将经济视为一个社会整体，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济形态”研究为“商品经济形态社会”。那么基于我国农村经济范畴来说，其形态进化的过程与宏观经济存在密切联系。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家，千百年来孕育了深厚的农耕文化，特别是在农村经济领域存在较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快速恢复国内经济秩序、提高国民经济收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向工业领域倾斜，造成长期缺乏对农业生产及农村市场的扶持。

 

事实上，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前，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一直处于探索阶段，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力量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城乡二元化”以及户籍制度的弊端逐渐凸显，从农民工进城到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为重心，农村经济从依附实现了独立，尤其在“十一五”期间针对农村市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产品市场价值的提升，农村经济逐渐活跃，并呈现出全新的形态。“十二五”至今，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丰富，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经济”瓦解了传统农村经济渠道，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人口总量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新的农村经济形态再次萌生。

 

根据文章的研究范畴分析，笔者按照农村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经济形态的划分(1949～2015年)，大致存在三种类型：

 

第一，劳动力经济形态。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种全会期间，我国主要是劳动力经济形态。这一时期国家基础薄弱，农业人口多、产值低，主要以传统的农业生产形势创造经济利润，农业税是农村经济形态中的主要因素;以公粮为例，数据显示，1949～2000年间，中国农民缴纳的粮食作物超过7000 亿公斤，是社会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很显然，由于经济体制、市场条件和生产环境等限制，劳动力在这一经济形态中发挥的作用最大。

 

第二，产品经济形态。改革开放到“十一五”期间(2006年)，需要区分的是，此处的“产品”是相对农村经济而言的，与《资本论》中关于产品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不属于同一范畴。这一时期农村市场开始活跃，与市场经济的对接逐步深入，同时在现代化农业背景下，粮食作物产量提高，农业税压力减小，市场进一步开放，个体经营比例增加，劳动力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开始减小，并逐步开始向城市经济体系蔓延，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打工妹”、近年来的“农民工”等;人力资源的流动，直接导致了物流的加速，社会物资匮乏的现象开始逐步得到解决，因此这一时期农村经济中体现经济价值的主要是产品。

 

第三，资源经济形态。从2010年至今，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呈现独立，即“互联网经济”，它泛指通过互联网产生的各种经济活动综合。互联网技术的强大渗透能力，已经成为当前各行业、各领域不可或缺的应用。2015年，我国首次提出了“互联网+”的发展规划，“互联网+农业”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事实上，在互联网经济影响下，农村市场“触网”的时间可以追溯到电子商务初期阶段，产品交易在互联网技术的作用下不断扩大范围，传统市场的吸引力开始减退。基于更广阔的市场需求，原本被闲置的大量农村市场资源开始升值，如特色农业、土地资源等。

 

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村经济“新形态”干预

 

农村经济“新形态”是一个相对性变量，“新”必然有“旧”预知对应。事实上，经济形态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从我国宏观经济角度来说，某一个时期特定的环境、政策、局势等因素影响，必然形成经济形态的突出特征。这种特征会在一段时期内相对稳定，但必然会随着新的干预手段出现而彻底改变;“新”代替“旧”是一种进步，而现阶段的“新”必然也会变成“旧”。在限定“美丽乡村”这一背景下展开研究，农村经济新形态指一个较为稳定的特征出现时期，即资源经济形态。

 

从理论上分析，“美丽乡村”的系统性体现在生活、生产、生态三个方面，在建设活动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缺陷，都不足以支撑“美丽乡村”的整体架构，并进一步使农村市场经济的形态发展方向偏离。例如，单纯地重视生态环境美化，集中资金和社会力量改造农村生活环境，但却忽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长期维持较低状态。这样即便实现了“美丽乡村”的外部建设，也会由于经济水平的不适应性，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效果，一段时期后，片面的建设成果就会消失。总体而言，“美丽乡村”建设中，必须把握好经济形态的适应性，尊重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并利用合理手段展开干预。

 

结合现状来说，广大农村市场直接向社会提供丰富资源，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主要补充，通过对资源经济形态的有效干预，可以促使“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更加突出。

 

生活干预。构建美丽乡村需要政府各级部门、社会机构、农村经济主体等共同参与，农村人口是主要的动因，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受益者。前期的政府财政主要用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水电、交通、饮水工程、文化广场等，此外，还包括一些市场体系制度方面的引导，帮助农村市场构建完善的政策体制。在一些偏远落后地区，生活干预对象主要为基础生存条件改善，如危房改造、基础医疗、扶危救困等，这些是农村经济“新常态”实现步伐一致性的具体工作。

 

在实践的过程中，农村经济新形态的生活干预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一些经济条件较好、基础设施完善的乡村区域对 “美丽乡村”的公益性抱有不满，原因是政府提出的大量建设项目往往缺乏资金，经济个体投入收益较小，反而增加了自身的经济负担。而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差、发展缓慢的地区，一方面希望通过美丽乡村项目建设来改善投资环境、生产环境，另一方面则受到村级管理层的抵触，因债务问题引起纷争。

 

农村经济环境中的组织结构松散是一个典型问题，小农意识影响下人们习惯性的“自扫门前雪”，对公共事业的建设缺乏收益信心，这就导致现阶段农村经济“新形态”优势表现的个别性以及劣势表现的普遍性，与农村经济整体走势不符。

 

生产干预。资源经济形态的形成基础是农业生产的成熟性，包括农业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加工现代化、营销网络化等，改变传统的农作物经营模式，提高其市场附加值，进而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但基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资源被政府管理或接收，直接影响到了资源经济形态所具备的优势，如土地资源。“美丽乡村”建设中建设内容，如景观、广场、绿地、文化中心等，土地资源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在建设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短期利益的干扰，包括土地商品化、无偿强行占有等，农民无法享有到“美丽乡村”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之前，自身的权益也无法保障，因此造成较大的矛盾。又例如，在农村道路交通方面的建设，农业生产中利用的现代化机械设备越来越多，道路损坏程度也不断扩大，作为“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重要项目，同时也是经济新形态的构成因子，进一步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生态干预。构建“美丽乡村”的核心内容是生态文明，根据十八大的相关总结，生态文明是贯穿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建设的系统性内容;同时，“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进步性，它把人类从工业文明以来造成的社会发展偏离进行了纠正，让人们认识到生态是影响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石。

 

狭义的说，生态干预是经济发展中最明显的部分，也是经济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与过去的任何一个时期相比，当前的农村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环境基本实现了水电供应，人们独立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界限更明显。同时，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说，也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进行生态干预，包括化肥、农药等大量应用，畜牧业养殖所形成的污水、粪便排放，农作物秸秆燃烧所产生的烟气等，这些行为都是当前农村经济“新形态”的具体表现。

 

以雾霾引发的罪魁祸首之一—秸秆焚烧为例，一方面对“美丽乡村”建设中的景观影响很大，高温浓烟对大气、土壤都会造成破坏，另一方面，反映了当前资源经济形态下的因素价值转变。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秸秆是重要的价值物资，可以用来作为农村牲畜饲料、肥料、取暖材料甚至建筑材料，而在农村经济形态进入当前时期，经济价值衡量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导致资源处理的方式产生差异，而这对生态干预的影响是很大的。

 

农村经济“新形态”研究对中国经济的作用

 

优化农村市场经济结构。“美丽乡村”的基础任务是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更好地将生态文明与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

 

一方面，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经济体制。农村经济长期存在的组织结构松散、竞争力不强的弊端，与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较大的联系。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性的对比不难看出，社会行动意识依赖于社会构建形态。通过“美丽乡村”的理念改变乡村自然环境，实现整体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寻求更多的利益增长点。

 

另一方面，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丰富经济收入渠道。充分了解农村经济“新形态”便于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发展策略，对“美丽乡村”建设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有机采摘及特色农业的快速发展，极大扩展了农村旅游市场的开拓，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也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维持国民经济增长动力。“工业反哺农业”的实施从侧面上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造成国民经济发展整体上存在不合理的情况。

 

但不可否认通过工业经济的发展，我国迅速摆脱了贫困的事实。同时，另一个全新的问题也摆在全社会面前，即国民经济呈现的增长动力不足问题。 “十二五”期间的2012年、2013年年、2014年三年中，我国GDP增速维持在7.5%左右，而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增速平均值为10%。根据世界银行的国民经济收入标准，2012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6100美元，这一标准已经排入了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队列，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很有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呈现出社会财富容量较大，货币流动性差的特点，如果不能够寻求到新的经济发展方向和改良方式，经济资源就会陷入死局，导致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因此被称为是“中等收入陷阱”，结合我国当前的形势来说，亟待一种长期投入、长期收益的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美丽乡村”建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也是基于当前农村经济“新形态”发展的重要方式。

第5篇：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范文

【英文摘要】MarxistSocialismdevelopmenttheorymainlyincludesmaterialism;socialformationandsocialevolutiontheory;thetheoryof“modernsociety”andthethoughtofperson''''sall-roundfreedevelopment.Atpresent,ithasgreatsignificanceinunderstandinganddrawingupsocialdevelopmentstrategyandthepolicyofestablishingmodernization.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唯物史观/Marx/socialdevelopment/materialism

【正文】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诚然，马克思当时接触到的非欧洲国家的历史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有待深化，而这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理论发展的巨大空间。本文仅选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若干主要思想作粗浅分析，探讨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与启迪意义。

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这一概念的，因为社会这一范畴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至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对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下了定义：“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P320)另外马克思还在其它地方提出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P363)这两个规定体现了社会最主要的内容和本质的东西，即社会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的人们的相互关系。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形成了新的唯物史观的萌芽，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素材以及在批判性继承以往各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其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直接物质生产活动是考察一切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各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交往形式，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人们在改造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典性的论述：“人类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P83)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它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1)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是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具体特点的最后根源。(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社会形态的骨骼，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决定该社会形态性质的直接标志。(3)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如家庭、民族等各种人群共同体)。社会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4)社会形态是由全部社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社会体系，而不是由这些要素机械地拼凑起来的东西。(5)社会形态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其生产、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必然被另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演化是多线条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技术形态等，但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演进有“五形态”和“三形态”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阶级图式，以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特征来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最后是共产主义制度。后来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综合马克思其它著作中有关社会发展的观点，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P104)马克思社会发展与演进的“五形态”与“三形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各具特色的，二者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

尽管马克思依据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与“三形态”论断，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划分是多标准的，而且都体现社会形态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马克思还根据社会阶级关系的状况，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无阶级社会阶段——阶级社会阶段——再到无阶级社会阶段；根据社会财产关系的特征，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有制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阶段；根据人类对(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利用的程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大阶段；等等。另外，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思想。

综合起来看，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交通极其便利；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2)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大工业控制了商业，使竞争普遍化，开拓了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大工业使每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3)工业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4)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形成起来的城市。(5)大工业的发展导致了阶级的简单化，加剧了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还探讨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基础条件、主要动力、基本途径等。马克思认为现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他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为实例，具体分析阐述了大工业在现代社会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推动大工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马克思揭示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和特征，并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商品经济和普遍的世界往。因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前的传统社会形式的瓦解，把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球，建立了世界性的联系，驱动人们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

马克思还分析了世界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在普遍的世界往中发展起来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因为处在普遍的世界往中的个人，实际上是把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变成个人自由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个性的物质基础，使自己的个性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P42)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与划分及其现代化思想，对当今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从人的本质活动的创造性出发，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属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也必须重视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不可盲目照搬他国经验。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分析与划分，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时代，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阶级社会阶段，而且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等于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实践的任务和目标要切合实际，不可跨越市场经济阶段，而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很有启发。人类社会已迈进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科技创新更是知识经济的命脉，我们要靠科技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应深刻领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规律，重视改革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政府积极加入WTO，就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表现，是自觉融入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之举，唯此我们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应树立协调的人本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观，加强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总之，深入研究和领会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理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尽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活的理论，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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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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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金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第6篇：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范文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具体论述封建社会这一人类阶段时，一般也只提“农奴制”或“中世纪的农奴制”，很少提及中国的地主制。众所周知，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时对中国的了解毕竟有限所致。在论述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时，我们既要重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具体论述，更应以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对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做出新的探索。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的变迁，归根结底是以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为其基础，是由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过程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既是一种历史过程，又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人类历史上依次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从根本上说即是由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就某一的整个社会经济形态而言，其中又显现出若干发展阶段。某一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亦是决定该时代整个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根本原因。

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者。地租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封建地租的演进依次为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三种形态。劳动地租为其初级阶段，产品地租为其发展阶段，货币地租为其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它的解体形式。

封建地租的不同形态同时体现了封建社会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

劳动地租(徭役地租)是农奴制经济的基本特征。它“是建立在一切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本身的原始性的基础上”的(《资本论》第三卷894页)。

产品地租(实物地租)是地主制经济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指出：“劳动地租转傀为产品地租，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并没有改变地租的本质。……产品地租的前提是直接生产者已有较高的文明状态，从而他的劳动以及整个社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资本论)第三卷895页)。

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以劳动地租即农奴制为主。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以产品地租即地主制经济为主。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特别是地租形态的，应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产品魁租即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乃是比以劳动地租即农奴制为主的西欧封建社会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

在如何认识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这一上应注意：

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资本论》第三卷892页)。封建时代由于中国的历史传统、自然条件、种族关系等因素的作用，其与西欧同时代的历史相比即显示出极大的不同和程度差别，而各自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对中国历史特点的探索上。

马克思关于封建地租三种形态的分析，是我们具体了解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指导思想。其所指出的“产品地租的前提是直接生产者已有较高的文明状态，从而他的劳动以及整个社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这一论断，对于评判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说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是封建时代较高的发展阶段，不仅有其理论根据，而且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历史事实亦可证明。

中国地主制经济根本上是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产物。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使用，牛耕推广，土地私有发展，即是在生产力提高，生产关系发生变革，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基础上而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并通过一系列变革和阶级斗争，至秦汉时期地主阶级在全国确立了其统治地位。此后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展到较高形态，并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又十分成熟的制度。

地主制和封建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剥削者向被剥削者榨取的一般只能是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某一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一般榨取量多少，不应看成是统治者所施仁政或暴政的结果，而是当时劳动生产率的一种反映。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上》)由此可看出，夏、商、周时的剥削率一般在10％左右。而自秦汉地主制经济建立以后，一般则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即剥削率达50％左右。这是中国上人们公认的两则基本史实。虽然将这两则史料对比而产生的绝对数值不一定准确，还应考虑到其他因素，但它无疑明显地反映出，地主制经济时代的劳动生产率要大大高于前一时代的水平。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以粮食种植农业为主的经济，而西欧封建时代是一种农牧混合型经济。“中西农业经济相比，中国的粮食种植农业是较西欧的农牧混合农业水平更高得多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粮食种植农业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先进的集约化农业，而西欧的农牧混合的农业则是生产技术落后、带有原始性的怒放型农业，在农业发展阶段上比中国的集约化农业落后得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32页)

中国地主制经济对劳动者实行的超经济强制相对减轻。生产者的积极性有所提高。

地主制经济以实行租佃经营为主，佃户在土地上进行独立经营，“驱使直接生产者的，已经是各种关系的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强制，是的规定，而不是鞭子”；“和劳动地租相比，生产者已经有了较大的活动余地，去获得时间从事剩余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同满足他的最必不可少的需要劳动产品一样，归他自己所有。这个形式也会使各个直接生产者的经济状况出现更大的差别’(《资本论》第三卷895、896页)。生产者的独立经营必然带来某种竞争机制，因而提高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当时史籍所载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墨子·非命下》)。

在地主制经济下，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土地买卖，诸子均分和科举取士等特有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赋与地主制经济以较大的灵活性和运动性，使封建社会的等级界限并不十分严格。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允许买卖。封建社会的土地买卖，虽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买卖性质不同，其更多反映的是封建国家的压榨、地主阶段的剥削和小农的破产，但土地买卖毕竟冲淡了封建时代土地所有的严格等级性质，打破了土地所有的僵化状态。它赋与土地以流动性，使其进人流通领域，为富者通过土地买卖手段兼并土地提供了可能。从而在封建社会里为一部分人在不享有封建特权的情况下，也能够通过经济手段获得土地，即为庶民地主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土地买卖加速了两极分化。主要是加速了小农的破产。土地买卖亦在地主之间进行。土地的频繁转移也加速了某些地主的破产。而在一些地主破产的同时，通过土地买卖又产生了另一些新的地主。土地买卖为庶民地主的不断更新创造了条件。此外，土地买卖的发展对官田等国有土地的瓦解起了巨大作用，加速了官田向民田转化，使土地私有化扩大发展。

地主制经济以独立的小农经济为其基础。诸子均分制是比长子继承制更适应封建时代分散的独立的小农经济经营管理方式，对地主经济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隋唐以后制度的实施，打破了门阀世族对封建官僚的垄断，封建官僚不再为地主阶级某一阶层所独占。科举制度大大削弱了封建社会的严格的等级界限，有利于封建国家官僚的更新，有利于庶民地主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等制度，为封建社会不同等级成员间的相互转变创造了条件。它使地主阶级的成员多不像领主制经济那样遗承继更替，而常常是一些地主破产了，另一些新的地主又产生了，形成了某种自我更新机制。同时表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界限并不十分严格。等级界限相对模糊，并非僵化不变。与西欧的领主制封建社会相比，它绝非是僵死的社会，而是一个具有某种动态性的社会，从总体上说，封建土地私有在扩大发展，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呈逐减弱乃至松解的趋势(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是地主制和封建的一个特点。其产生并非始自秦统一。顾炎武对春秋战国时各国废封建，立郡县而逐渐走向统一的史实有详细考证，指出：“此固其势之所必至，秦虽欲复古之制，——而封之，亦有所不能”(《日知录集释》卷22)。它是地主制经济建立统治的需要；是中国上与分封割据相斗争的产物。与领主制经济的分封割据相比，地主制经济的中央集权是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在“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马恩全集》21卷453页)。西欧中世纪虽然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到13世纪以后，一些国家也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它的产生有历史必然必性。“非圣人之意也，势也。”(柳宗元：《封建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作用和。秦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是主统。它是中国历史上长期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强大国家、防止分裂割据的生要保证。中央集权以地方削权为其前提。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一般不直接掌握行政司法权，从而使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相对减弱。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于抑制大地主集团的过分膨胀，稳定小农经济，调整土地政策，改革赋税制度等等，都曾起过积极作用。当然，封建国家一贯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皇权至高无上致使皇帝滥用权力施行暴政，以及在思想文化实行的专制统治等等，都是其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和影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明显具有二重性。

思想文化方面，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之际，即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产生时期，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局面堪称人类意识形态发展史上灿烂的一章。诸子学说之精华，至今光辉耀眼，且永远是全人类思想文化的宝贵财富。其后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也有其进步一面和民主成分。西欧“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丫，“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等)；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主流早已摆脱了宗教和神学的支配，二者相比显然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总之，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十分成熟，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其辉煌篇章，创造了高度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历史上曾长时期地居于世界前列。在封建，中国不仅地主制经济高度发展，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其“整个社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

然而，在人类社会由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明显地落后了，这又应如何解释呢?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时代变革，都是其自身历史的辩证发展。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既必须以旧社会为母体才能产生，又必须在清除旧制度的基础上方可建立。旧制度的瓦解为新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资本论》第1卷783页)。就某种成熟的社会经济制度而言，它既可能为新制度的产生创造条件，同时由于其成熟而带来的坚固性，则难于瓦解，又必然成为新制度建立的极大障碍。中国的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即是如此。正是由于其长期高度发展，十分成熟，具有坚固的结构，所以其解体十分困难，而成为近代开始之后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明显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的坚固结构，首先表现在作为地主制经济基础的个体小农经济这一生产结构方面。具有一定水平的独立的小农经济是租佃制即地主制经济赖以建立的基础。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结构的最基本的形式。小农经济的特点是小农业同家庭手的紧密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这种自然经济的生产结构具有极大的坚固性，以至于到近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外国资本主义大生产的产品对它的冲击也要败下阵来。

地主制本身的灵活性和运动性，同时亦使它富于韧性和包容性，从而使地主制经济和封建制度得以长期延续，顽固存在，难于瓦解。

第7篇：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范文

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这一概念的，因为社会这一范畴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至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对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下了定义：“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P320)另外马克思还在其它地方提出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P363)这两个规定体现了社会最主要的内容和本质的东西，即社会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的人们的相互关系。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最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一生对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形成了新的唯物史观的萌芽，根据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素材以及在批判性继承以往各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其基本观点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直接物质生产活动是考察一切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人类社会是从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由各种生产方式产生的交往形式，是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人们在改造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显得尤为突出，甚至可以说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经典性的论述：“人类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就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P83)唯物史观为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分析奠定了深厚的科学基础，为其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具体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二、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各种社会发展理论所依据的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形态是由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本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有机体。它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1)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由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生产力是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及其具体特点的最后根源。(2)一定的生产关系是构成社会形态的骨骼，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决定其余一切社会关系。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决定该社会形态性质的直接标志。(3)社会形态除骨骼外，还包括有血有肉的上层建筑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如家庭、民族等各种人群共同体)。社会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4)社会形态是由全部社会要素构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完整的社会体系，而不是由这些要素机械地拼凑起来的东西。(5)社会形态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机体。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殊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其生产、发展和消亡的历史，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必然被另一个较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演化是多线条的，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形态划分为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技术形态等，但其中以经济基础为划分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准。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演进有“五形态”和“三形态”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阶级图式，以分工和所有制的不同特征来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社会制度：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最后是共产主义制度。后来他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综合马克思其它著作中有关社会发展的观点，可以说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依据人的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征，又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P104)马克思社会发展与演进的“五形态”与“三形态”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各具特色的，二者是互为补充和不可分割的。

尽管马克思依据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五形态”与“三形态”论断，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的划分是多标准的，而且都体现社会形态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马克思还根据社会阶级关系的状况，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无阶级社会阶段——阶级社会阶段——再到无阶级社会阶段；根据社会财产关系的特征，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有制阶段——生产资料私有制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阶段；根据人类对(自然和历史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把握、利用的程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两大阶段；等等。另外，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深切地关注人的发展、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全人类的解放，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主题和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三、“现代社会”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思想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推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巨大威力和作用，指出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的基础条件、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力。马克思的“现代社会”的理论体现了现代化思想。

综合起来看，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大工业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交通极其便利；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2)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大工业控制了商业，使竞争普遍化，开拓了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大工业使每个人的需求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消灭了各国的孤立状态。(3)工业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大工业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工业的民族。(4)工业化导致了城市化。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形成起来的城市。(5)大工业的发展导致了阶级的简单化，加剧了工人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还探讨了人类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基础条件、主要动力、基本途径等。马克思认为现代大工业和科学技术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他以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为实例，具体分析阐述了大工业在现代社会生成、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同时又指出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推动大工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他强调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马克思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形态发展。马克思揭示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进程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规律和特征，并指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基本途径是商品经济和普遍的世界往。因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前的传统社会形式的瓦解，把商品交换的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地球，建立了世界性的联系，驱动人们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

马克思还分析了世界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只有在普遍的世界往中发展起来的人，才是全面发展的人，因为处在普遍的世界往中的个人，实际上是把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变成个人自由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个性的物质基础，使自己的个性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P42)

四、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与划分及其现代化思想，对当今我国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与指导作用。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从人的本质活动的创造性出发，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属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不仅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且也必须重视我国的具体国情，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模式，不可盲目照搬他国经验。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形态和阶段的多角度的考察分析与划分，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同时，它告诉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比与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高出一个时代，而与资本主义社会同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阶段——阶级社会阶段，而且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等于同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实践的任务和目标要切合实际，不可跨越市场经济阶段，而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很有启发。人类社会已迈进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科技创新更是知识经济的命脉，我们要靠科技的进步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应深刻领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规律，重视改革在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要有清醒的认识，我国政府积极加入WTO，就是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表现，是自觉融入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之举，唯此我们才能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

第8篇：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范文

一、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总体向好

我们通过对200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管理人员的调查发现，同党的十之前相比，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近两三年来的意识形态状况一直在好转，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好。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更加心向祖国、心向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而且做出了独特贡献。

首先，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积极、认真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各地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工商联和各派的各级组织纷纷组织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开展集中学习、讨论，使大家更加从内心深处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认清了西方的“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本质及危害，进一步凝聚共识，决心为进一步大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87.50%的被调查者表示认真学习过系列重要讲话，并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另有11%的被调查者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但却从内心深处非常赞同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不少人士开始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红色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红色基因培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不少非公企业家非常注意吸收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智慧，尤其是推崇思想。西城区、石景山区、大兴区的不少民营企业家公开表示，最敬佩的人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以“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统、传承好红色基因”为出发点，以学习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为主要内容，探索实施“传承红色基因，提高治理能力”主题活动，引导园区非公企业从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进程形成的红色基因中，寻找自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进一步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提高了自身治理能力。园区的一些民营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大力培育红色基因，董事长、总经理带领员工重走红军长征路、唱红歌等，使红色成为企业文化的主流。一些企业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在企业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了很多青年积极申请入党，有的还成为优秀党员。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通过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积极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等形式，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贡献力量。正如所指出的，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是创业成功人士，是社会公众人物。用一句土话讲，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对社会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要十分珍视和维护好自身社会形象。调研中发现，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都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实际行动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好表率。北京市工商联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有73.27%的企业家表示，能够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有68.18%的企业家认为，参与慈善和光彩事业，是为了扶助弱势群体，使社会更加和谐；43.18%的企业家认为，参与慈善和光彩事业没有任何私利，仅仅是承担作为企业家应尽的责任；此外，选择积极参与慈善事业以报答党和人民、造福社会的企业家也占到了39.77%。

第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民运分子、分子等的蛊惑、收买。西城区一家非公有制企业的总裁是派成员，他应朋友之邀参加一次宗教活动后，活动组织者多次联系介绍他信教，并主动来到企业要给员工进行传教，表示愿意给企业困难员工一定资助，美国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也跟踪甚至参与此事，但这位老总坚决拒绝了这些活动。调研中，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表示，不仅要坚决拒绝西方宗教势力在企业进行传教，而且要坚决拒绝西方非政府组织的利益诱惑以及民运分子、分子的蛊惑等。

二、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状况总体向好，但由于西方近年来不断加大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尤其是企业家的思想认识仍存在误区。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当前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依然存在以下几大意识形态问题。

首先，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缺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认识、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的甚至对西方的制度体制充满向往。由于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对我国近现代历史缺乏深刻的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机会较少，有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缺少基本的了解，再加上西方的“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导致少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缺乏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拥护，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有的甚至认为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会更好。

其次，有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派、工商联等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忽视意识形态建设，导致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等缺乏正确认识，缺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调研中发现，不少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存在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而轻视意识形态工作。如某区委统战部的一位负责人就反映：“意识形态工作很重要，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也非常重要。但是上级对我们的考核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还有维稳等，我们要随着指挥棒转，根本没时间搞意识形态建设！”此外，一些地方在抓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时，不仅思想陈旧、手段单一、方法滞后，而且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导致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意识形态工作有抵触情绪，认为意识形态就是思想管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误解，所以从内心不认可。

第三，受网络上一些“大V”宣扬的流行错误思潮的影响，个别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参与错误思潮的宣扬、传播，有的甚至公然鼓吹“”、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前些年，由于意识形态工作抓得不紧，一些网络“大V”比较活跃，其中有一些“大V”是民营企业家，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派成员甚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这些人不仅在网上公开宣扬错误思潮，而且还经常搞一些讲座、论坛拉拢、影响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有个别人甚至公然鼓吹中国应该仿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搞政治体制改革，更有人煽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告别社会主义制度等。由于没有真正认清少数所谓“大V”的真面目，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经常邀请这些人搞讲座甚至聘请他们为企业的顾问、独立董事等。

第四，有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在“官”“商”交往中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认为自己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就应得到回报，对国家反腐打击“官”“商”勾结的行为有意见甚至非常不满，进而攻击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现行政策、举措等。近年来，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力度，对于权钱勾结、权钱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由于不少案件牵扯到部分民营企业家，一些非公经济领域人士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产生担忧，对申请外国绿卡和到国外发展考虑较多。还有的民营企业家在一些公开场合表达对国家反腐的不满，认为反腐影响了经济发展等。这些言论被国外媒体所利用，产生了恶劣影响。此外，还有一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抱着较强的目的性去做一些公益慈善活动，做了之后就向有关部门要回报，希望借此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获得其他更多的荣誉等，损害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整体形象，也扰乱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第五，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忽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危害认识不足，再加上有关部门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等关心不够，非公有制企业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调研中发现，有的非公企业中的党员、团员找不到组织，失落感较强。有的部门直接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账户中扣交工会费，但却没有开展什么活动，使得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会形同虚设。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第六，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个别人士与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往密切，甚至组建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发表一些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的言论或所谓“研究成果”。调研中发现，由于缺乏正确引导，再加上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诱导，以民营企业主、律师等为代表的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新社会组织的人士自己组建了“XX会”、“XX堂”、“XX岛”、“XX研究院”等一些私密性很强的社团、会所等组织，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秘密聚会，在交流时直接攻击、等领袖人物，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甚至宣称中国应该走西方的道路等。

三、如何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

根据几个月的调研和以往的研究积累，课题组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首先，清醒研判当前的意识形态形势，高度重视、科学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一步坚定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以及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必然性的认同。要通过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剖析，使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问题、对当前的意识形态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深刻认识到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有关部门应该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清醒认识到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多年来一直实行和平演变的事实，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在此基础上，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各种形式灵活、富有成效的教育、培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尤其是广大民营企业家按照所要求的那样，深入开展以“守法诚信、坚定信心”为重点的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始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谱写人生事业的华彩篇章。

其次，各级统战部门、各派、工商联等要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问题等，进一步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识。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通过新的理论观念、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有关部门应通过集中学习、培训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大力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使大家深刻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没有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应该坚持和弘扬的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使大家形成共识：积极、主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的应有责任。并坚决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工作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反对生硬的教育、影响和感化方式。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使大家深刻认识到，面对新时期的众多新挑战、新考验，只有高度重视、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终高举理想信念的旗帜，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前进道路，坚决反对“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和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

第三，加强新媒体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影响的研究和应对，积极主动宣传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大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认清一些在网络受追捧的所谓“大V”、“意见领袖”的真面目，不受其误导甚至主动驳斥其错误言论。非公有制经济要健康发展，前提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健康成长。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联合园内，企业财智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探索了“互联网+党建创新+非公经济+众创空间”的党建O2O 模式，创立了“红色星期六”网络党建品牌。财智谷（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在企业实践中，发现党建工作搞好能带动企业文化，我们尝试“互联网+党建”，通过网络平台召集行业精英、企业高管、党员和员工主动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大讨论活动，并定期组织线下志愿服务活动，有效提升了非公有制企业对党建工作的重视，深化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应该意识到，互联网党建是个大题目，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尤其是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开通官方微博、公众号、网站等，积极主动宣传中共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加大对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同时，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认清一些“大V”的真面目。

第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清醒认识资本对权力的影响及其危害，摆正自己在“官”“商”交往中的位置，坚决支持中央打击“官”“商”勾结行为等反腐败举措，打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2013年3月8日，同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江苏代表团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告诫说，“官”“商”交往一定要有道，要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2016年3月4日，又把新型政商关系概括位“亲”“清”两个字，并告诫广大民营企业家，所谓“亲”，就是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所谓“清”，就是要洁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并指出，靠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搞企业是不可能成功的，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做这种事心里也不踏实。同时进一步强调，守法经营，这是任何企业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大原则。公有制企业也好，非公有制企业也好，各类企业都要把守法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依法经营、依法治企、依法维权。因此，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自身事业的根在中国，随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态的改善，市场竞争环境必将更加公平、公正，只要守法、爱国，一定能有更好的发展，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帮助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人士解决事业中、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使他们更多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第五，进一步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工会等群团组织建设，尽快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形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引导。有些地方、单位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积极探索，值得借鉴。如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工委非常重视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针对部分年轻企业家信仰缺失、心灵空虚等问题，积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在非公有制企业中通过采用一对一的定制式微党课等形式开展党课活动，以真诚、务实的态度主动去影响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高管等，使他们不仅支持在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少人还主动申请入党。如今，整个园区已经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167家，非公有制企业党委2家，实现了园区党建工作全覆盖，吸引了不少非公有制企业人士积极申请入党，也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此基础上，他们注重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使得园区企业对西方利用文化产品、宗教、网络等形式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保持了较高的警惕性。如北京龙达怡和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与企业经营无缝融合，通过多方式、多渠道的政治思想培训、业务培训，带动广大员工掌握新时期党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以及新知识、新技能，致力于把员工培养成为政治素质过硬的“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得到管理层、管理者以及股东的认可，也大大推动了企业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和学习。

第六，大力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阵地的建设，主动加强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学习、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判，对一些主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企业要进行鼓励、扶持。出席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指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坚持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关注他们的思想，关注他们的困难，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引导，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2016年3月4日，他又强调指出，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多关注、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并提出，要注重对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教育培养，引导他们继承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而要做到这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关键。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贯彻的有关讲话精神，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中青年人士中发现、培养一批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的典型，引导他们创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打造一批坚强有力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同时，各级党委统战部、宣传部等有关部门应该牵头，和社科院、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工商联、派等联合，组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专家库，邀请一批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精通意识形态理论、熟悉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专家成为特邀专家，长期关注、研究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有关部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专家之间的便捷、友好、科学、高效的沟通机制，从而为进一步做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9篇：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范文

一、社会文明的历史考察

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是一种怎样的文明形态?其现代化转向究竟包含着怎样的历史内涵?这些问题的有效解答有赖于我们对社会文明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科学的诠释。从辞源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文明是由两个词语“社会”和“文明”构成的,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社会”。就“社会”一词而言,在中国文化中,“社”指的是祭神的地方,“会”指的是聚会,合起来即“因为祭神而举行的村民集会”或“村民集会是为了祭神”;在西方文化中,习惯上将civil(市民的,文明的civilization)与“society”连用,构成为civil?摇society,译为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是因为经济的或其他物质往关系而构成的伙伴关系。在中西方的文化语境中“社会”有着不同的理论祈向,中方文化中的“社会”更多注意的是一种非物化或非功利的人际关系;而西方文化中的“社会”则更多地关注理性、物化和功利的人际关系,即追求利益最大化。但不管怎样,社会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总和”,那是确切无疑的,不管这种人际关系是一种物质性的功利关系,还是一种非物质性的互动关系。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文明是伴随着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而形成的,所谓现代市民社会(Civil?摇Society)指的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日益独立出来的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紧密相联并协同作用的私人活动领域与非官方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系统。”①而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成、社会自主性地位的提高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在日益强大的市民阶级推动下,通过发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而实现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②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打碎了专制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束缚和羁绊,政治国家将本来属于市民社会的社会权利重新交还给了社会,社会因有了足够的自而变得文明化。由此可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就社会文明形成的前提基础即获得社会自而论,人类社会最早的社会文明应该是资本主义社会文明。

二、政治生态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定位

从社会文明生成的历史发生学视野可以看出,社会文明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博弈的必然结果,是市民社会发展壮大而政治国家权威性不断削弱的历史产物。日益脱离政治国家专制统治的市民社会,能不能完全摆脱政治国家的影响而独自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市民社会可以完全摆脱政治国家而自谋发展。事实上,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其发展所需,决定了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量的权利;此外,市民社会还需要依靠国家政权来整合社会秩序,保证社会现代化的有序进行。”③一方面,市民社会离不开政治国家的宏观治理,另一方面,政治国家也不可能继续传统的专制统治,只能实施有利于市民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善治,因为市民社会毕竟是政治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市民社会的支撑,政治国家就会陷入政治合法性危机。由此可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是一种生态关系,是政治国家社会化与市民社会政治化的逻辑互动。

如果说我们在谈论社会文明的概念范畴之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国家或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那么,我们在论及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概念范畴之时,就更应该关注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生成或形塑,不是建立在强大的市民社会或市场经济基础之上,而恰恰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或市民社会畸形发展基础之上。正因为这样,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通过革命手段满清封建王朝专制统治以及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以最终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文明和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革命方式毕竟不是目的,只是为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一个手段而已。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的历史表明,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我们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是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而是建设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权威,不是削弱政治国家的权力以还政于社会,而是形塑新的政治国家权威以取代传统的专制统治,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前提问题。事实上,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以革命手段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建设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领导权威,加强政治国家的领导权威;第二步才是推行或实施积极有效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以实现社会现代化。

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形塑不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并不发达以及市民社会发育并不健全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首先不能从削弱政治国家权威增强社会自的角度来考察,而是恰恰应该从增强政治国家政治权威以及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前提的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说,必须关注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的政治生态视野。所谓政治生态指的就是政治要素同其他各种要素之间构成的生态关系。总的来说,政治生态可以分为政治内生态和政治外生态两种类型,政治内生态指的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生态联动;政治外生态指的是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生态互动关系。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现代化起步阶段的最大障碍就是呈现出一种政治内生态危机,即满清王朝的“半衰败化”以及中外勾结致使社会现代化的实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权威,为此,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为目标的试图影响政治外生态以最终促进政治内生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知,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在中国的出现或形塑,首先不是市民社会培育或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政治内生态危机而引起并由政治力量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等的推动下而实现的,而且这种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其本身不是扬弃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结果,尽管其在理论上和地位上本来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但就其完善程度而言,我们所形塑的或将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在某些具体制度上很有可能不如资本主义社会文明那样完善。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表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积极培育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目前尚处在“补市场经济或市民社会之课”的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生产力极不发达、经济文化水平极为低下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与实现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政治权威,因为只有足够的政治权威,才能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能有效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真正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毋庸讳言,从政治生态的力量视野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在历史定位上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补市场经济或市民社会之课”的文明形态。

三、政治生态视野中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现代化

如果我们着眼于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文明形态,不是文明的终结,而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文明形式,需要我们站在政治生态的理论高度进行不断的理论创新,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现代化。

(一)政治内生态: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形塑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政治现代化。无论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提出,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与健全,都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指导下有条不紊地推进的。当然,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与健全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国家的宏观调控,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无法无天地进行专制统治,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国家,毫无疑问绝对不是一种传统的政治统治形式,不是封建的专制统治,也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统治,而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政治治理形式。这种政治治理形式有其合法性基础,当然这种合法性基础是多方面的,有政治内生态方面的合法性基础,也有政治外生态方面的合法性基础。就政治内生态而言,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国家要逐步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做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另一方面,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也要做到“以德治国”,即“德法兼治”。历史表明,只有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才算建设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真正实现政治内生态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以促进政治国家的合法性形塑,才能真正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政治现代化。

(二)政治―经济生态:市民社会培育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和健全离不开特定经济基础的支撑,离不开政治―经济生态的实现和稳态发展。历史早就表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充分发展是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因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民社会自然就构成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市民社会本身具有较强的经济指涉性,构成了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发展基础。黑格尔说:“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④马克思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⑤“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⑥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所具有的经济底蕴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为此,要夯实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经济现代化,就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以实现政治―经济生态的稳态发展。

(三)政治―社会生态: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社会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社会”文明,或者说是一种以“社会”为核心的文明形态。在社会学看来,“社会”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是指作为物质世界的一个部分和一个活的有机体的社会形态,而狭义的社会是指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包括社会主体、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等在内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指的是狭义的“社会”文明,所谓狭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是指相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而言的社会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状态,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体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观念文明、社会制度文明、社会行为文明等方面的总和。而社会主体文明、社会关系文明、社会观念文明、社会制度文明、社会行为文明实质上涉及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状态,其本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过这种和谐社会不是自发的社会和谐,而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国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地予以实施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有赖于政治―社会生态的健全和稳态发展。由此可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社会现代化,其实质上就是促进政治―社会生态的稳态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着眼于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野,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的一个方面,而不可能是全部;要真正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现代化,就必须在社会主义政治国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促进政治内生态、政治―经济生态以及政治―社会生态等的稳态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

注释:

①韩克庆:《市民社会与中国的现代化》,《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49-5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4页。

③王继、王浩斌:《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探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87-98页。

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0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