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交礼仪的看法精选(九篇)

第1篇：对社交礼仪的看法范文

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从交际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适用的一种艺术，一种交际方式或交际方法。是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示人以尊重、友好的习惯做法。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在人际交往中进行相互沟通的技巧。如果分类，可以大致分为政务礼仪、商务礼仪、服务礼仪、社交礼仪、涉外礼仪等五大分支。但所谓五大分支，因为礼仪是门综合性的学科，所以又是相对而言。各分支礼仪内容都是相互交融的，大部分礼仪内容都大体相同。

礼仪的主要功能，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是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自身修养;二是有助于美化自身、美化生活;有助于促进人们的社会交往，改善人们的人际关系;还有助于净化社会风气。从团体的角度来看，礼仪是企业文化、企业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企业形象的主要附着点。大凡国际化的企业，对于礼仪都有高标准的要求，都把礼仪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获得国际认证的重要软件。

通过学习，可以从中得到很多乐趣，可以提高个人修养，提升个人素质，使你更适合在这个激烈竞争的时代生存。

一、在个人修养方面，现代礼仪起了很大作用。学习现代礼仪，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使举止得体，言语文雅，而且还培养了礼貌待人接物的好习惯。

二、在职场礼仪方面，也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平时老师举的典例，实训室里的各种模拟，都使我受益匪浅，懂得了许多，了解了许多以前所不了解的，各种模拟使我的紧张感减小了，让我可以从容镇定，落落大方的面对眼前的一切。

第2篇：对社交礼仪的看法范文

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家庭礼仪主要体现在家庭成员之间，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为普遍的关系，以血缘关系、感情关系为核心。因此，在家庭礼仪的形成、建立和运用过程中，必须从血缘关系这一基本点出发。

二、以感谢联络为目的

家庭礼仪的主要职能并非以个人形象的塑造为侧重点(这是和社会礼仪有所区别的一点)，而是通过种种习惯形成的礼节、仪式来进行感情沟通，俗话说“亲戚亲戚，不走不亲”，就是强调亲友间的感情有了血缘关系的基础，还得需要通过一定的礼仪来维持、强化和巩固。婚嫁喜庆，乔迁新居、寿诞生日等种种喜事，通过礼仪的传播，可以使更多的人体会和享受，这一传播过程的最终目的就是加强感情联系。

三、以相互关心为原则

之所以说“母爱是最伟大、最神圣的爱”，是因为母爱的主要内涵是无私的奉献、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家庭礼仪之间应传递一种无私的爱。要衡量一件事或某一行为是否符合家庭礼仪要求，只要分析一下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关心的成分，真诚的祝贺、耐心的劝导、热情的帮助，这些都是合乎礼仪的。

四、以社会影响为标准

不同的时代环境，不同的区域、风俗，在礼仪的表现上存在着很大差异性。家庭礼仪也同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家庭活动中的许多礼节，仪式始终是变化发展的，如封建社会的婚礼有拜堂入洞房等繁文缛节，而当今出现了集体婚礼、旅游结婚等新颖的婚礼仪式和程序。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要评判某一种家庭礼节、仪式，是否进步，合乎礼仪规范，只要看它是否能产生很好的社会影响，这就是一个标准。

“礼之用，和为贵。”如果没有“和”这个前提，所有的礼仪也不过是一种假象。说了礼仪中的几个重点问题，我们现在对礼仪来进行一个总结。

一、社交礼仪是一种道德行为规范

规范就是规矩、章法、条框，也就是说社交礼仪是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的条条框框，告诉大家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社交礼仪不是法律也不是纪律，仅仅只是一种约束，它的约束力比起法律法规要弱得多。违反社交礼仪规范，只能让别人产生厌恶，却不会因此受到制裁。所以，社交礼仪的约束要靠道德修养的自律。

二、社交礼仪的联接目的是表示对他人的尊重

尊重是社交礼仪的本质。人都有被尊重的高级精神需要，当在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按照社交礼仪的要求去做，会使对方获得尊重的满足，从而获得愉悦，由此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三、社交礼仪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

没有社交礼仪，社会正常的生活秩序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这方面它和法律、纪律共同起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一目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非常重视社交礼仪规范建设。

四、社交礼仪要求在人际交往、社会交往活动中遵守

第3篇：对社交礼仪的看法范文

1 现阶段，高校开展社交礼仪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1.1 良好的社交礼仪有助于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一般普通高校的大学生都是来自不同的地区，他们在日常人际交往过程中，需要和不同性格、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地区的同学交流，随着大学生接触人群对象范围的扩大，在交流过程中需要掌握一定的基本社交礼仪文化，对于不同年龄阶段人群心理的把握，不同地区学生的行为习惯理解，都需要一定的社交技巧。良好的社交礼仪可以促进同学交往的深入发展，可是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谊关系，一个懂礼貌，懂社交的学生在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方面会比较容易。大学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一方面渴望有自己的圈子，另一方面又不敢真正地投入感情接纳、交往朋友，而良好的社交礼仪可以在大学生交往过程中起到指引作用，帮助大学生建立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人际关系。

1.2 社会交往需要大学生掌握一定的社交礼仪技巧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的生活阅历也逐渐丰富，在自我认知方面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他们渴望表现自己的能力，渴望被同学、老师认可、接纳。但是在与人交往时，有些同学往往过于急切表现自己的能力，而忽略他人的感受，还有的同学不懂得基本的平等、相互尊重原则，这很容易引起交往对象的反感，所以说大学生应该学习一套基本的社交礼仪规范，指引自己的日常社交行为。

1.3 社交礼仪的学习可以帮助大学生顺利实现社会化，提高他们的社会心理承受力

从人的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正处于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阶段，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要面临很多的选择和改变。社交礼仪的学习可以帮助大学生尽快了解和掌握社会生活的基本礼仪规范，也逐渐培养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提高他们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在将来走向社会，参加工作后可以游刃有余地处理好周边的人际关系。

1.4 社交礼仪教育有利于对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目前高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状况参差不齐，我们不放大个别负面消息的影响，客观分析当前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整体来看基本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也应该看到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享乐攀比主义目前比较盛行。在好多大学生看来，大学就是享受的时光，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了吃喝玩乐上面，而且还在心里抵触学习，认为大学期间的学习不重要。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大学校园学生的思想道德认识水平滑坡，基于这种情况，在开展礼仪教育的同时，可以切入相关道德素质教育。礼仪作为一种非法律规范，需要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个人的内心信念来维持。

1.5 社交礼仪教育有利于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知识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文化素质教育主要是指通过人文学科的教育去塑造和培养大学生的内在品格和修养，也就是塑造大学生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高品位的文化境界。人文教育有明显的教化功能。它作用于人的情感状态，影响和改变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个性等，最终目标是教会大学生学会与他人相处，学会做文明人。而社交礼仪教育则涵盖中国民族的文化教育和道德教育。因此，它更能直接地教会大学生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做文明人。

1.6 社交礼仪教育有利于强化大学生文明行为，提高文明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开展社交礼仪教育，能让大学生明确言谈、举止、仪表和服饰代表一个人的思想修养、文明程度和精神面貌。它还影响到整个学校的精神面貌，甚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

第4篇：对社交礼仪的看法范文

短短几年间，金正昆教授成为“出镜率”最高的礼仪专家，频频亮相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以及数十家外省市电视台，开设礼仪系列讲座，担任各种大型节目的礼仪顾问、礼仪嘉宾。以至于不是什么影视大腕儿的他，竟也成为广大观众熟悉的荧屏明星。金正昆教授外出打车，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出租车司机能认出他来——“这不是在电视上讲礼仪的金教授吗？”

与金正昆教授相识已久，十几年前就曾经向他约过稿—“轻歌曼舞须守礼”、“学会花语再送花”、“着装色彩和谐为美”、“聊天别涉及三个”等等“生活礼仪ABC”系列谈，是他涉足礼仪领域研究的早期作品。今天看来，实际上他那时就开始琢磨以一种贴近广大受众的方式和切入点，普及礼仪教育。

十几年光阴荏苒，金正昆教授在交际礼仪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收获了《商务礼仪》、《外事礼仪》、《公司礼仪》、《警官礼仪》、《大学生礼仪》、《国家公务员礼仪手册》、《基层公务员的礼仪修养及培训》等共480万字的著述。一百多所高校把他撰写的礼仪教程列为课本。这里面，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探索，也反映着社会各方面对礼仪的青睐与渴求。

你会陪客人出入电梯吗？

“礼仪应该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衣食足而知礼仪。现在大家这样重视礼仪，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民经济发展了，国家繁荣富强了，老百姓也要求讲文明、讲礼仪了。”金正昆教授开门见山。

1989年，从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时，学国际政治的他，尚未把礼仪当作自己的主攻方向。但他发现，随着国人对外交往活动的增加，在礼仪方面频频暴露的欠缺，每每令他汗颜。“国人的礼仪盲点亟须普及文明知识覆盖。”这促使他在研究国际关系之余，暗暗改变了业余科研课题，从普及大众关心的社交礼仪知识入手，开始了他艰辛却又充满乐趣的礼仪探索。

对礼仪的热爱使他迷上了礼仪研究。不琢磨不知道，一琢磨“吓一跳”。我们一直把自己的国家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但普通人的礼仪知识缺乏又往往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大到部门单位对外接待的礼仪，小到吃饭布菜、服装服饰、握手寒暄……不知礼仪惯例、不能礼貌待客而“出乖露丑”的比比皆是。

金正昆教授常常爱举的一个例子是，女同志夏天穿制服时，穿凉鞋是不好看的，但“犯规”的人太多了。特别是穿露趾凉鞋，按照规矩是不能穿袜子的，如果穿则很不爽，不透气。有人会说，那街上的老外有的也穿凉鞋啊，对，但他们一般不会穿袜子，而且在正式场合肯定要穿正式的制式皮鞋，否则别人会认为你不守规矩，对方对你的印象肯定不好，再谈项目、谈合作，愉快的气氛就削弱了不少。

再比如，陪同领导或客人出入电梯时，陪同人员的具置应如何？是需要先进去，还是后进去？是先出来，还是后出来？相信一般人很少考虑这个“顺序”，但又确实有规矩。金教授告诉你答案。标准做法是：陪同领导或客人进电梯时，陪同人员需要先入后出。陪同领导和客人乘电梯是要先入的，为什么？第一个考虑是安全，门一打开你就把领导或客人让进去，你怎么能保证安全呢？里面有没有坏人，底板上来了吗？您别笑，这是极而言之。第二个原因是，方便，电梯门口有控制按钮，它有程序，15秒左右就会关闭，不先进后出，就可能带来尴尬，或夹住领导、客人，或把领导、客人关在外边。

金正昆教授深感生活中的礼仪不可小看。“礼仪规矩随处都有，你讲不讲究其实就是个人的层次与修养问题。生活中一般没‘坏人’，但有低素质的人、不文明的人，常常也是不善于学习礼仪、遵守礼仪规矩的人。我们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使更多的人了解礼仪知识、遵守礼仪规矩，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您需要我为您做什么？

细心的听众在听金正昆教授演讲时会发现，他对听众从不说“你知道不知道”，而是说“你一定知道”，尽管所表达的实际意思差不多，都是为了引出他要阐述的观点，但透出一种对听众的尊重。

金正昆教授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而不能善待别人有时是让人很不舒服的。

一次，金正昆教授到外省出差，住在一家五星级酒店，按说，住在这里的客人应该是比较有修养的。早晨起来散步时，金正昆教授发现，有一个人老跟着他转，就问：“你为什么老跟着我？”那人说：“你是金正昆教授吗？”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那人兴奋异常，连声说：“金教授，我看见你太高兴了，我全家都是你电视讲座的忠实观众。我老婆和我娘都爱看你的节目。昨天晚上我还在看你在电视上讲礼仪，没想到今天早晨就看见活的了！”一番夸奖，弄得金正昆教授哭笑不得。夸人不到位，反成了变相“骂人”。

怎样才能避免犯这种低档次的错误？金正昆教授开出的药方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要讲究互动，要换位思考，对方为主。说白了，就是交往要以对方为中心。我国长期处于小生产社会，因为环境的影响，一个人说话时往往是“我是这么说的”、“我是这么想的”、“我认为”、“我觉得”、“我的看法”等等，大家好像已经习以为常，其实这是个误区，要取得交际的成功，就必须达到互动，就应该以对方为中心。

金正昆教授有一次到一家政府机关去讲课，他想先了解一下该单位的情况，就问其领导：“你们这里以民为本，为民服务，有什么新要求？”领导侃侃而谈，说我们准备做什么，我们想做什么，我们经过研究认为自己有能力做点什么。因为是熟人，金正昆教授没有客套。他说老兄，跟你不客气，今儿我是来帮你找毛病。你既然是国家公务员，就要强调为人民服务，那么人民需要就是标准。不是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你愿意干什么，而是人民需要你干什么。交往能否以对方为中心，这是一个人际交往中重要的观念问题。一席话，让那个单位的领导一下找到了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

善待别人有什么标准吗？金正昆教授的体会是要从尊重别人开始。他担任着众多政府部门的礼仪顾问，经常到外地讲课、讲学，非常受欢迎。为什么？外地的听众普遍反映，金正昆教授讲课尽管举了许多生活中礼仪方面的欠缺的例子，但没有简单地贬低大众的口气，让人很愿意接受。那次，他受邀到沈阳为筹备世界园艺博览会的礼仪教育活动作演讲，细心的听众从他的演讲中归纳出他共讲了五方面社交礼仪应注意的问题，但没有讲一句让大家反感的话，大家都觉得入情入理，且切中礼仪交往“要害”。最后，连负责接待他的出租车司机都感慨——“金教授这样讲礼仪，我也能掌握。”

通话双方谁先挂电话？

自我介绍最好先递自己的名片；饭桌上不准剔牙；吃喝不准作响；正式场合要穿制式皮鞋：男的是黑色的、系带的、光皮的、三接头的皮鞋，女士则是黑色的、高跟的、半高跟的船型皮鞋……每次讲课，金正昆教授都会讲一些礼仪的基本常识，他说：“学习礼仪要从细节开始。”

什么是礼仪？金正昆教授认为，礼就是尊重。是一种道德的要求。礼者敬人也；仪就是一种规范形式。礼仪概括起来就是敬人之道。

有些礼仪规矩是不能破的，不遵守就会闹笑话。金正昆教授说，比如吃西餐时，掉在地上的餐具和东西是不能捡的，为什么？因为西餐是长桌，排座次规则是男女交叉排列，你身边常常都是不认识的人。不仅掉在地上的东西不能捡，而且手也不能放在下边，要放在桌子上边。否则就是“失礼”，这个细节马虎不得。

“考考你们一个老土的问题，你在工作场合执行一般性公务，在和别人通电话时，通话双方究竟应当由谁先挂？”金正昆教授讲课时经常会问听众这个问题。事儿不大，可细究起来，还真让许多人困惑。谁该先挂？人们最容易出现的错误是认为应该由对方先挂。假定本单位规定打电话对方先挂，另一方也规定对方先挂，那将出现什么状况？双方都不挂！金正昆教授的提示是，应该由地位高者先挂。突发性事件不好说，执行一般性公务则必须如此。尤其是窗口部门，值班电话、热线电话、报警电话，要让群众先挂，地位高者先挂。你得让人把话说完。这是礼仪规则。

接电话不讲礼仪有时是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一次，金正昆教授打电话找一位领导，接电话的同志把他“审”了一遍：你是谁，找领导什么事，准备什么时间到？然后才说：“那我告诉你要找的人不在。”深谙礼仪之道的金正昆教授把这种“先审查再拒绝”的方式称为“有耍人之嫌”。正确的方式应是先告诉对方领导不在，然后再问对方系何人，所为何事，需不需要转告等。

不注意规则有时还会给自己找麻烦。一次，一位朋友请金正昆教授吃饭。他说客人没到齐，咱们先喝点饮料。你想喝什么？金正昆教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一杯路易十三。他说你还真要啊，咱兜里只有一两千块钱，那路易十三得一万多，咱哪扛得住啊！他的错误在于问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正确方法是“封闭式”的：喝茶还是矿泉水？那样的话，对方不喝茶就只能喝矿泉水了。金正昆教授请人吃饭时会问客人：吃鲤鱼还是吃草鱼？意思是不吃鲤鱼那只有吃草鱼了，“那他就绝对不会有机会去点鲨鱼。”金正昆教授的这个方法相信会使不少“东道主”钱包受益。

你的课好听，这包葡萄干送给你

礼仪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认同。金正昆教授的一个远房侄子做生意，想在北京设办事处，希望“近水楼台先得月”，请他出点儿主意。金正昆教授悉心指导：“聘请的秘书、公关人员一定要讲普通话。在外人面前，你讲村里的话就是村办企业，你讲县里的话就是县办企业，你讲普通话就是面向全社会的全国性企业。礼仪是软规则，法律是硬规则。现代社会，这种软硬都需要。”他对听众则反复强调，学习礼仪的重要性是三点：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增进交往。但要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要使问题最小化。

没有人愿意丢人，没有人愿意得罪人，但是礼仪细节你要不讲就可能丢人、得罪人。金正昆教授发现，在生活中，不少男同志都有这样的疏忽：注意刮胡子，不注意修剪鼻毛。他在讲课时就经常善意地提醒，本来当领导挺威严的，但是走近一看鼻毛在外“飘扬”，使风度大打折扣，人家会觉得这位领导不清洁、不整齐。还有的同志穿衣不守规矩。他曾看见一个人脚穿白皮鞋，腰系红腰带，手拿咖啡色皮包，简直把金教授看晕了，连忙讨教，却原来是“本命年”，想讨吉利，结果弄得不伦不类。试想，和这样的先生交往，是不是难以“高看一眼”？遇到较真儿的，则可能认为他对人不尊重。这不是不知不觉就把人得罪了吗。

金正昆教授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总结出几点礼仪规则：在重要场合讲究“男人看表，女人看包”；在一般场合则是“女人看头，男人看腰”。具体说，就是重要场合男人的手表是最重要的行头，他的身份、身价、时尚品位都跟手表有关；女士则千万不要戴三件以上的黄金首饰，主要看包，看品牌、色彩、里面放什么东西等。一般的社交场合，女士看头是说要看发型、看化妆；男人看腰不是看腰粗不粗，腰带威风不威风，衬衫下摆是否放在腰带里，露没露出自己的秋裤……而是说在腰上不能挂任何东西。大家什么时候看见过联合国官员腰上挂一串钥匙，省市领导出来腰上挂着手机？违反这些软规则，就会令人侧目。

金正昆教授常年到处去演讲，很受各界听众的欢迎。但也有人提出意见：课讲得是不错，会场气氛热烈，能不能再庄重点？金正昆教授没有完全采纳这类意见。他固执地认为，礼仪教育是科学，是规范，但不应是束之高阁的教程，应该以最能为广大听众、观众接受的方式加以普及。否则，礼仪教育再高深，也不解群众的需求之渴。

具体、生动、实用、好记，金正昆教授的礼仪普及“花开大江南北”。在杭州，他有一次打车，出租司机认出了他，马上说：“金老师我最爱听您的讲座，您说的用手直接指人是不礼貌的行为，我现在就最烦乘客一上车就用手指我。他们也应该听听您的课。”在乌鲁木齐，金正昆教授到“巴扎”（集市）购买些土特产，一个维族的摊主也认出了他，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金先生的礼仪课好听，这包葡萄干我送给你了。”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反馈让金正昆教授备受感动，他从中得到的鼓励和快乐甚至超出了千人礼堂热烈掌声的幸福感。

他很看重这些。这些年来，他究竟给基层单位讲过多少次课了，他没有详细统计，只记得海淀区的所有街道办事处基本上讲过一遍了，宣武区的公务员轮训过一遍，国家机关、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都去讲过。他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聘书，也有沈阳荣誉市民等荣誉性的称号，他还有北京志愿者协会颁发的“学习北京·周末公益讲堂志愿讲师”的证书，他说：“非常愿意为普及礼仪知识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街道的大妈、大嫂，社会上的出租司机，都关注、学习礼仪了，说明我们的社会文明在不断进步。”

珍惜生活快乐每一天

整整一个半小时，金正昆教授把从事礼仪普及的经历和感受做了一番回首，他说：“我是把礼仪当事业来做的。要说忙，那是真忙，可忙有忙的乐趣。礼仪这片天地，无论有多少精力都可以投入，都有用武之地。”

按照我的要求，他把前一天他的“流水账”给我看，密密麻麻竟有十几项之多，包括约研究生指导论文，接受报刊礼仪访谈，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礼仪专栏撰稿，到图书馆查资料撰写论文，到北京工商大学为大学生讲礼仪等。

“排得这样满，怎么还能保持这样好的精神状态？”我关切地问。

“其实很简单，”金正昆教授坦然相告，“关键是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心态。”

他告诉我，他从来不拿别人折磨自己，也从来不拿自己折磨别人。烦恼很大程度上是自我折磨的外化。他是力图做到“三不烦”：昨天已过去不必烦；明天尚未来烦不着；今天正在过不能烦。果能如此，烦恼还能找上你吗？

在他的书房，有一个条幅，上书：“让大家都喜欢你永远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务必要争取多数人喜欢我们。”他确信，礼仪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短路线。

当我请金正昆教授为读者再说一句容易记住的祝福时，他脱口而出：“愿人人沐浴礼仪春风！”是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都需要礼仪春风的吹拂……

第5篇：对社交礼仪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 礼仪 跨文化交际 礼仪文化教学

一、礼仪

礼仪是在人际交往中，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表现律己敬人的过程，是一系列约束人际交往行为的社会规范，涉及交往、沟通、情商、穿着等内容，以及语言和非语言交际规范。非语言礼仪包括手势、姿势、举止等方面的规范。在语言交际时，即使言辞在语音和语法上正确，但如果不符合社会交际惯例和规矩，也是失败的交际。

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从交际的角度来看，礼仪可以说是人际交往中适用的一种艺术、一种交际方式，是约定俗成的示人以尊重、友好的习惯做法。它不仅反映一个人的交际技巧与应变能力，而且体现一个人的气质风度、阅历见识和道德情操。讲究礼仪对每个人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的不同，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的礼仪就不同。中华民族是传承千年的伟大民族，几千年来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被世人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西方文化中，关于礼仪的记载源远流长。在古希腊罗马的诗歌典籍中，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著述中，都有关于礼仪的论述。法国，作为西方社会的典型代表，同样拥有灿烂的文明，与东方的中国遥相呼应。然而，中法双方的礼仪规范和标准是不同的，表现的形态也不同。

二、礼仪与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 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交际，就意味着用语言进行表达，而在语言表达过程中还有许多沟通上的问题。

人际交往不能忽视礼仪。最初的礼仪接触意味着友谊，避免误会和冲突，这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建立密切联系的重要一步。例如，在同朋友分手或送别客人时，中国人习惯说“慢走”，如果与法国朋友也这么表达，译成“Allez tout doucement”，法国朋友则无法理解，心想我身体很好，为什么要“慢慢地走”呢？在这种场合，法国人则会说“Bon retour”（一路平安）或“Merci de votre visite”（谢谢您的拜访）。

由此可见，语言符号只有在语境中才能生成意义，没有恰当语境的话语是失败的交际。语言是人们在社会中进行交际的工具，因此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即乔姆斯基所说的linguistic performance及海姆斯提出的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而不是训练学生仅仅掌握所学外语的语言形式（即乔姆斯基所说的linguistic competence）。要学习法语，就不得不了解法国的礼仪文化。如法国人崇尚个人自由，无论在言论上还是行动中都要尊重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中国学生碰见法国外教时，出于关心或好奇的目的，总喜欢问：“Ou allez-vous？”（您到哪里去呀？）“Avez-vous mangé？”（您吃过饭了吗？）殊不知，这样中国式的问候会让法国人觉得难以接受，他们会想：“他为什么要知道我去哪里？想跟踪我？”“他是打算邀请我一起吃饭吗？”结果，友好的问候被误解为对私人空间的侵犯。

三、礼仪文化教学策略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沟通文化的纽带。在法语教学中，教师除了教授语法和语义之外，更应该结合不同语境，加强对法国礼仪文化的渗透，让学生在鲜活的社会交际中而非孤立的真空环境中学习语言。

著名交际学者Gudyunst指出，有效的交际能力包括认知能力、情感能力和行为能力。基本交际能力系统主要由交际个体为达到有效交际所应掌握的包括语言能力在内的、与社会或文化规范相关的交往能力所组成。其中的文化能力包括：（1）信息获取的技能与方略；（2）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承担不同的社会身份、处理不同的情景的能力；（3）具备交际者所必备的素质，如自我调节、对文化差异高度敏感、对非语言行为有高度的意识性；（4）文化取向、价值观念、世界观、生活方式等有关知识的了解。

交际礼仪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具有历史的继承性，中法文化差异就很大。法国人强调自我，追求个性解放，人人号称是哲学家笛卡儿的信徒，“我思故我在”的个性在法国文化中十分重要。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法国人在语言表达上敢于强调个人的作用，以事实为依据，认为这便是礼貌的表现。而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价值观取向是“和为贵”，非常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表现在交际礼仪中，中国人更强调群体的力量，甚至采取贬低自我、突出他人的语言表达方式以体现礼仪。如当法国人称赞中国学生法语讲得好，考试成绩出色时，中国学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喜欢说“Mon fran ais est loin d’être parfait”（我的法语还差一些），“C’est gr ce à vous”（这都多亏了您）。老师应该从这样常见的场合入手，提醒学生在与法国人交流时要融入法国思维，要欣然接受他人的赞美，表示“Merci”（谢谢）就很得体了。

常见的交际场合还包括：问候；介绍与自我介绍；致谢；道歉；赞美；接受与拒绝；邀请；赞成与反对；祝愿；询问，等等。在具体操作中老师应适当结合本国礼仪文化进行比较，与学生展开讨论，通过中西文化间的反差及由此引发的误会或矛盾，使学生加深印象并融会贯通，学会适应、调整其言行，从而改善人际关系，顺利进行交际。

另外，不少高校都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这有利于进一步开阔学生的视野。除了老师的讲解和引导外，可以让学生通过观看法国短片，体会原汁原味的交际用语。同时比较两种文化的亚语言、非语言交际手段，包括神态、姿势、表情、身体距离等。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老师可以让学生模仿人物展开情景对话，或者表演短剧，并且在表演之后让其他人做出评论，由老师进行适当总结，这样能增强学生对法国礼仪的认识。

四、结语

随着跨国交际日益增多，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愈发显著，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在教学中要充分重视礼仪文化教学、培养学生的文化适应能力。当然我们学习了解西方文化，也要从自身现实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和谐与共荣。

参考文献：

第6篇：对社交礼仪的看法范文

一、对大学生来说礼仪到底是什么

在一般性的表述之中，与“礼”相关的词最常见的有三个，即礼仪、礼节、礼貌。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被视为一体并混合使用。其实，从内涵上来看，三者不宜简单地混为一谈。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其一，礼貌。它一般是指在人际交往中，通过言语、动作向交往对象表示谦虚和恭敬。它侧重于表现人的品质与素养。

其二，礼节。它通常是指人们使用于交际场合的，相互表示尊重、友好的惯用形式。它实际上是礼貌的具体表现方式。它与礼貌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没有礼节，就无所谓礼貌；有了礼貌，就必然伴有具体的礼节。

其三，礼仪。它是对礼节、仪式的统称，是指在人际交往之中，自始至终地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己、敬人的规范化行为。显而易见，礼貌是礼仪的基础，礼节是礼仪的基本组成部分。换言之，礼仪在层次上要高于礼貌、礼节，其内涵更深、更广。礼仪，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具体的、表现礼貌的礼节所构成的。它不像礼节一样只是一种具体的做法，而是一个表示礼貌的系统而完整的过程。

不过从本质上讲，三者所表现的都是对人的尊敬与友好。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往往还可以对礼仪这一概念作出种种不同的殊途同归的解释。有位礼仪学大师讲得好，礼仪就是“尊重别人，即尊重别人的选择”，尊重了别人就等于尊重自己。所以我认为，无论是站在哪个角度来看礼仪，它都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体现，也是一个现代文明人的作为。

二、对大学生来说为什么要重视礼仪

其一，学习礼仪可以帮助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一个知书不达礼，知识水准和道德水准严重不协调的学生，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人才。一个优秀人才，不仅应当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还必须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修养和礼仪修养。目前,许多高校学生接受的是高层次教育,而其实际行为却连基本道德水平也达不到,其中相当一部分与缺乏必要的礼仪教育有关。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礼仪教育,使其掌握基本的行为准则,不仅可以丰富礼仪知识,掌握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礼仪规范,懂得在实际生活中按照礼仪规范表现自己的行为,而且可以做到把内在的道德品质和外在的礼仪形式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有较高道德素养的现代文明人。

其二，学习礼仪可以帮助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大学期间能否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大学生的成长和学习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心里学家约翰?戈特曼的研究结果显示,那些懂得以适当的方式解决身边问题和处理生活中烦心事的孩子,其身心更加健康,而且更会关心他人,更富有同情心,朋友更多,学习成绩更好。戴尔•卡耐基的《成功之路》及吉米•道南与约翰•麦克斯韦尔合著的《成功的策略》都导出同一条公式:个人成功=15%的专业技能+85%的人际关系和处世技巧。因此,通过人际交往活动,在交往中获得友谊,是大学生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迫切需要,也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成功地走向社会的迫切需要。

其三，学习礼仪可以帮助大学生强化文明行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礼仪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体系中最基础的内容。讲文明、讲礼貌是人们精神文明程度的最具体表现。一个人的言谈、举止、仪表和服饰都能反映出他的思想修养、文明素质教育。大学生是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体，在道德水准上，在礼仪修养方面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追求个性是当代年轻人的特点，大学生在追求突出个性过程中，要摒弃不文明、不礼貌，甚至丑陋、粗俗的东西。、

三、对大学生来说礼仪应用的原则

一是律己的原则。礼仪规范由对待个人的要求和对待他人的做法两大部分构成。对待个人的要求，是礼仪的基础和出发点。学习、应用礼仪，最重要的就是要自我要求、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对照、自我反省、自我检点。

二是敬人的原则。在礼仪中，有关对待他人的做法，比对待个人的要求更重要，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礼仪的重点和核心。而对待他人的诸多做法中最要紧的一条，就是要敬人之心常存，处处不可失敬于人，不可伤害他人的尊严，更不能侮辱对方的人格。

三是宽容的原则。要求人们在交际活动中运用礼仪时，既要严于律己，更要宽以待人。要多容忍他人，多体谅他人，多理解他人，千万不要求全责备，斤斤计较，过分苛求，咄咄逼人。拥有宽容的心态，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会容易理解别人，容易接受别人，容易欣赏别人，容易善解人意。

四是平等的原则。在礼仪的核心点，即尊重交往对象、以礼相待这一点上，对任何交往对象都必须一视同仁，给予同等程度的礼遇。

五是真诚的原则。在人际交往中运用礼仪时，务必诚实无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只有如此，自己在运用礼仪时所表现出来的对交往对象的尊敬与友好，才会更好地被对方理解并接受。

第7篇：对社交礼仪的看法范文

一、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特殊机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既需要放眼世界，借鉴西方先进的社会治理经验，更需要立足本土，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去寻找智力支持。反观礼仪文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与深刻影响，正是基于其发生作用的特殊机理，从而促进了社会治理的创新。

(一)礼仪文化是协调社会关系的特殊纽带社会治理对象是社会整体、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个体，其实质不外乎是治理发生于其中的各种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从而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充分发挥群体、组织和公民个人的优势与积极性，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只有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价值观，社会成员才可能在这种共同文化价值观的指引下持续互动，获得社会关系的协调及社会矛盾的缓解。从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来看，以中庸、和谐为要义的礼仪文化，其蕴含的礼让、尊重、敬虔、仁爱等要素把不同社群融合于家庭、宗族和国家之中，为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伦理规范和价值引导，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特殊纽带。正如清代学者凌廷堪所言:“三代盛王之时，上以礼为教也，下以礼为学也。君子学士冠之礼，自三加以至于受醴，而父子之亲油然矣。学聘觐之礼，自受玉至于亲劳，而君臣之义秩然矣。学士昏之礼，自亲迎以至于彻馔成礼，而夫妇之别判然矣。学乡饮酒之礼，自始献以至于无算爵，而长幼之序井然矣。学士相见之礼，自初见执贽以至于既见还贽，而朋友之信昭然矣。盖天下无一人不囿于礼，无一事不依于礼，循循焉日以复其性于礼而不自知也”。这种人人自觉学习并且终生践行“礼”的风气就是传统中国社会所形成的礼仪文化共识，对传统中国社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保持了传统社会生活的井然有序。在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不同社会主体都在经济的快速变化中寻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利益诉求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利益诉求也越来越难以满足。在这种利益诉求多元化带来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交往应该基于一种合作的愿望。正所谓有礼才能有节，有节才能有序，也才能更有利。社会治理建立在社会成员对共同的事务达成一定的共识与妥协的基础上，这不仅是礼仪文化与社会治理交集的体现，更是礼仪文化在推进和完善社会治理方面如何发挥功能的逻辑。作为和谐文化的礼仪文化，天然地成为协调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结构、统一不同思想的精神纽带。在社会治理中引入礼仪文化并融通和强化，可以在社会群体等社会结构之间，形成礼仪文化共同体，使社会成员从内心自觉地维护自己生存的社会氛围和制度环境，从而构筑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心理。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呈现出多领域、多类型、多方面以及突发性等特点，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明显增多，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亟待破解，需要从礼仪文化中寻找和挖掘智力支持。

(二)礼仪文化契合了社会治理刚柔相济的基本需求现代治理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以各行为主体间的多元合作和主体参与为治理基础，以民主、协商、沟通为主要对话方式，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刚性管理作保障，也会成为一盘散沙”［2］。在现代社会，礼仪文化中一部分具有可操作性的行为规范被纳入到法律规范及制度规范中，已经具有了正式制度的外在强制性特征，而礼仪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内容，通过浸润和陶冶的方式雕琢国民德性，形塑高雅气质，是弗里霍夫所讲的“良心造就公民”，具有柔性治理的内在自律性特征。成功的社会治理应该是综合治理，是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的结合，单靠某一种治理方式是不能实现“善治”的。比如法律治理属于刚性治理，而且法律治理只有在行为主体违反了法律规范之后才能对主体的行为实行强制性惩治，具有滞后性。政治治理实行政府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政府大、社会小，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政治治理属于强制性的单一管理，是典型的刚性治理。诚然，从文化即人化这个广义的视角来看，社会治理无论是采取法律治理还是采取政治治理抑或二者兼治的形式，都无法脱离“文化”的统领，谓之法律文化、政治文化或者制度文化。但是，从对人们发生作用的角度而言，这些包括宪法、法律、规章、条例等在内的制度文化，强制作用于社会成员，社会成员无法抗拒只能遵从，违者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或者制度惩罚，具有刚性约束力和直接强制性。礼仪文化则不然，它融刚性治理与柔性治理于一体，契合了社会治理对于刚柔相济的需求，弥补了其他治理手段的不足，在社会治理中合理利用礼仪文化的功能，有利于促进社会实现“善治”。一方面，礼仪文化中的一部分内容，比如国家祭祀活动与拜谒方式等方面的规定以及司法、政务、军务等礼仪方面的规定，或者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或者以制度规范的形式规定，都具有严格的“刚性”约束力，对祭祀、司法、政务以及军务活动进行规约。有关国旗、国徽和国歌的礼仪，更是以宪法条文的形式对行为者进行约束。即便是企业管理领域的礼仪规范，也具有强制性特点，成为企业自上而下强加执行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礼仪文化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比如风俗、习惯、仪式等的约定俗成又属于非正式制度，不是依靠社会的强制力对社会成员发生作用，而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浸染植入人们的意识之中，通过作用于人的内心，进而提升人的觉悟、完善人的品格来实现社会的柔性稳定。因此，利用“礼仪文化的传统积淀性、规范约束性和民俗渗透性来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并由此达到群体行为协同和整个社会和谐的目标”［2］是大势所趋。

(三)礼仪文化通过人的自省和践履而达到社会的善治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政治等治理方式，需要相应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工具做后盾，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达到治理的目的。维护这些暴力工具并使之正常运转，需要支付管理、建设、维修、控制和监督等中间环节的费用，这些中间环节可能会滋生腐化、变质等有损法权和国威的事情，严重影响到社会治理的效果，甚至产生更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礼仪文化参与社会治理更多的不是基于外在强制力，而是由内而外的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内在驱动力，促使社会成员逐渐养成和谐、尊重、包容的现代公民意识，最终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公民道德，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率，这是由礼仪文化的形式和本质决定的。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指出:“礼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意思就是礼仪渗透在现实生活中，从其外在形式来看，始终贯穿着社会成员的审美体验，体现着社会成员对美的追求。而“礼仪活动的每个参与者既是审美的主体，又是审美的客体;既是对方欣赏的对象，又是以审美目光欣赏对方的。这样无形中礼仪实施的过程，转化为一个审美的过程，交往双方相互感悟，从审美的视角认识、把握对方的言行、思想，以使情感得到一定的交流”。［4］16经过千百次的审美积淀，道德意识得以形成，这正是礼仪文化的内在本质。内在本质的化成，又对外在形式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荀子云:“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这种学礼、践礼从而铸就礼德的过程，既是礼仪文化在现实生活过程中的体现，也是社会成员对现实生活秩序认可程度的体现。这个过程和哈耶克所言的“自生自发秩序”或“增长的秩序”是一致的。通过内心自省与外在压力的结合，实现社会的善治，省去了常规社会治理的控制、监督等中间环节，不需要政府直接插手具体的治理事务，而只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的制订与引导上去。通过礼仪文化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认同力、感召力来促进社会治理，这样既减轻了政府的工作量，降低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又容易调动各方面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和互动，真正对社会起着决定性作用。

二、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路径

(一)遵循礼仪文化作用的机理探求治理观念的转化礼仪文化通过学习和传播的过程，形成两种机理:一是礼仪从观念、行为到习惯的内化机理;二是从规范、风俗到秩序的外化机理。根据礼仪文化发生作用的机理，把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之中，探求社会治理观念的内化与外化，是社会治理的认识基础和前提条件。在社会治理中，政府引导，社群参与，都离不开人这个社会个体，因为人是组成政府和结为社群的核心要素。人的德性修养直接影响到社会治理的优劣。礼仪文化雕琢国民德性，涵养公民素质。通过加强礼仪文化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礼仪文化教育之中，为社会治理输送高素质的现代公民，即培养具有向善、包容、适度、和谐、尊重、谦让品格的公民。这种公民品格的形成，必须遵循礼仪文化从观念、行为到习惯的内化机理，使社会成员引起情感上的共鸣，思想上的共识，在内心成长出礼德的精神，去除非礼行为，养成守礼、循礼习惯，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都能体现出高度的礼仪修养与教养。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基本的礼仪规范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且愿意遵循并去践行的，这不仅基于内在向善求美的驱动力，也基于外在舆论压力和利益压力，这正是礼仪作用机理的外化，通过压力机制发生作用。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中若不懂得遵循礼仪规范，不仅在人际交往中会遇到阻碍和麻烦，而且还会感受到一种来自外界舆论谴责的压力。因此，礼仪规范成为引导社会成员顺利进入社会组织、群体并打开局面的指南。而一定的礼节、仪式在一定区域内流传日久，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或者节日、庆典中必须要做的一个程序时，就发展成为了一种风俗习惯即民俗。民俗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治理。遵循民俗，区域成员就能获得情感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满足，反之则招致舆论的压力和利益的压力。民俗对外来者的言行也往往会起到规范和震慑作用，使外来者基于外在的社会舆论压力而谨小慎微，从而对异域特有的仪式和规定保持尊重，拉近与他人的距离。礼仪文化正是通过内化机理和外化机理来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从短期来看，这些外在压力的存在，能够通过约束社会成员不去从事某种活动，或者通过给予鼓励而支持、强化社会成员从事某种活动。从长期来看，一旦这些礼仪规范的约束作用持续下去，随着时间和次数的累积，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习惯都有可能发生某种改变，从而促进社会的有序发展。

(二)把握礼仪教育的环节形成治理的长效机制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不同社会成员的礼仪文化教育水平不同，生活背景不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礼仪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功能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暂时无法凸显其优势。要想把礼仪文化真正融入社会治理之中，必须抓好礼仪教育和实践养成两个环节。礼仪教育要取得实效，规范、合理的礼仪教材是关键。目前，国内出版的礼仪书籍及教材已有不少，但普遍存在缺陷，使得许多教材的礼规各出其门，甚至相互矛盾，不能保证其科学性和规范性。针对这种现状，必须有组织地综合有关礼仪学、民俗学、伦理学、交际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针对各社会阶层的特点，撰写礼仪系列教材，使社会各阶层能借助教材，学习礼仪知识，运用礼仪规范，培养文明的习惯和素质。从当前现实来看，实践养成出成绩见效果，需要多方联动，有效整合社会资源，确保公民礼仪素质教育的一致性，形成教育合力，才能发挥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作用。如: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作用。充分调动全体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公民践行文明礼仪。总之，要从整体上规划公民礼仪素质教育培训工作，形成礼仪素质教育的长效机制，以适应礼仪文化建设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

(三)抓好契入的关键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政府要积极培育和构建礼仪文化体系，准确规划、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总体来看，需要政府做的事情有:充实礼仪师资队伍建设、做好礼仪文化建设发展规划、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制定、路径设计、所需财政预算和财政投入、狠抓基础设施建设等。政府需要在宏观把握方面下功夫，积极倡导、推动礼仪文化建设，切实引导公民积极参与礼仪文化建设，努力践行文明礼仪。同时，政府还需要加强礼制建设，把各行各业基本的礼仪规范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或者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制定下来，从而能够让所有社会成员清楚明了地遵循并去践行。此外，政府还应该通过开展比如国家公祭、国庆典礼、重大运动会的开幕式、闭幕式等一些特殊且富有纪念意义的礼典仪式去倡导、渲染学礼、践礼的风气，抓好政府引导和群众参与两个关键，推进礼仪文化融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取得社会治理的实效。

三、礼仪文化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趋势

(一)礼仪文化将在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方法论中发挥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了既要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又要创造发展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并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这个论述阐明了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文化的力量主要在于通过渗透于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以涵养、凝聚、提升民族精神。著名学者胡鞍钢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1840－1949)、昨天的中国(1949年之后)内生性演化而来，绝不是外生性移植而来。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有‘中国性’或‘中国特色’，它是由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历史轨迹、历史选择所决定的”。［5］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凝聚人心的礼仪文化认同，筑牢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根基，如何在多元化条件下，构建尊重传统、包容多元的礼仪文化以促进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题中的应有之义。要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通过培育开放、包容的现代礼仪文化，在提升和完善人的精神价值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公民道德，提高文化创造的效率和价值，增强社会治理的水平。这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方法论。

(二)礼仪文化将成为构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元素从根本上看，软实力关乎民族兴衰、国家强弱、人民贫富，对任何国家的发展不可或缺。“在国际较量中，一个国家硬实力不行，可能一打就败;一个国家软实力不行，可能不打自败”。［6］纵观世界，国家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的竞争。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表现为民族凝聚力和社会文明度。这两个方面通过公民的文明素养体现出来，可以说，国家软实力提升的过程，实质就是公民文明素养提高的过程。在国际化的今天，中国想在世界舞台上一显风采，必须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目前最具可操作性的就是重树社会生活中的礼仪规范，用礼仪的方式约束公民的言行，利用礼仪的传统积淀性、规范约束性和民俗渗透性，为建设和谐文明的国家社会形象创造有利条件”。［7］因此，把礼仪文化融入到社会治理中，对于增强礼仪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改变国民精神淡薄、社会道德失范、公民理性缺乏、公民素质不高等方面具有其独到的优势。

(三)礼仪文化将随着社会治理创新而实现自身的创新从公民治理的需求上看，随着大量社会自治组织的出现以及新媒体的兴起，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和途径不断得到拓展。公民普遍不希望被控制、被强制，而是渴望被尊重、受重视，得到以礼相待，主张参与、协商、合作与对话。这种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方式与手段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可和支持，而这种认可和支持使得社会治理更为有效。然而，“这些年，一些单位包括有的领导机关，讲面子不讲规矩，讲关系不讲原则，遇到矛盾绕道走，问题摆着拖着长期得不到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使一些规定变成了‘稻草人’，摆在那里没有用，群众反映很大”。

第8篇：对社交礼仪的看法范文

The moral, religion, rite, bible record, and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are regarded as informal institutes in this essay. It is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se institutes for explanation of social stability or confliction. (1) The offspring of religion is the trepidation for the uncertainty, and so religion has a function of diminishing the degree of uncertainty. There are no hard lines between religion and cult and that of between religion and superstition, in human mentality. It is positive for social stability to limiting the extension of religion, but it is no necessary and even dangerous to seek eliminating the religions. (2) Rite is a type of human behavior, which can communicate som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mong people, and can make the surroundings in order. Proper rite is propitious to social stability. (3) Moral is a set of rules of behavior with the function of shame feelings.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moral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n the periods of transi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the moral function seem unimportant. (4) In the closed rural society,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supports a stable social structure. Only in terms of destruction onto traditional rural order taking place, and the old benefit equilibrium is tipped, fierce confliction among different clan will take place.

关注乡村社会冲突，不能不关注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相对而言，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乡村要大于城市，因此，本文论列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在乡村社会。本文的分析方法主要是经济学的方法。通常，非正式制度也被学者们看作一个社会的文化状态（樊纲，1994）。但一谈到文化，便触及到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泥坑，因为文化研究领域几乎没有统一的学术研究语言，导致以不同学术语言武装起来的学者经常胡乱战在一起，见不到分晓。到未来，要看哪一个人文学科取得学术霸权，它的语言也就会一统人文学科的天下。但许多问题的讨论显然不需要等到这一天。为避开这一麻烦，本文把道德、宗教、礼仪、典籍文化和宗法制度看作非正式制度，分析这些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如果把是否通过国家法律进行规范作为一种制度是否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的依据，那么，本文是涉及的一些因素在某些国家的某些时候也可能是正式的制度，但这种个例并不妨碍本文的分析。

一 . 宗教影响

（一） 宗教的本质

宗教产生的根源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因此，宗教具有降低不确定性的作用。伟大的费尔巴哈曾说：“宗教的整个本质表现并集中在献祭之中。献祭的根源便是依赖感----恐惧、怀疑，对后果、对未来的无把握……而献祭的后果……则是对后果的有把握，自由和幸福”（费尔巴哈，1845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宗教的存在反映了人们试图规范这种关系的愿望，尤其反映了人们关心彼岸世界、试图与彼岸世界对话的愿望。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宗教具有加强人们之间相互认知的作用。共同的崇拜对象、普遍接受的教义规则，可以成为人们之间相互认知的符号，从而可以降低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

（二）宗教与社会稳定

强烈的宗教感情对于同一宗教共同体能起到稳定内部关系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宗教共同体之间，宗教分野会强化人们的对立，造成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在落后社会，宗教对人的行为有较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不确定性在一定范围里是知识积累程度的函数，知识的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不确定性，从而弱化人们的宗教感情。在工业文明产生之前，宗教分野曾经是社会对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是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现代工业社会，宗教仍然对人们的行为有重要影响。有人把宗教的这一作用当作文化独立性的表现，是没有根据的。也有人对现代文明社会的宗教感情表示不可理解。实际上，现代文明并没有消除宗教存在的根据----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恐惧。在死人与活人之间因自然差异而存在信息的绝对不对称，科学不能回答彼岸世界究竟存在与否；此岸之人对彼岸之人完全无知。我们看到，即使相信灵与肉不可分离的无神论者也少不了那份面对死亡时的虔诚与恐惧。总之，科学不可能消除人们的宗教感情，现代社会的人们仍有可能从宗教中寻求“终极关怀”。这一论点所包含的启示是：如果某种宗教引起了社会不稳定，政府不要试图去消灭宗教本身，而应该去设法改变宗教的内容或形式。

很难一般性地概括说哪一种宗教更有利于或不利于社会稳定，也很难说哪一种宗教更成熟或更不成熟，对大的宗教来说尤其如此。对这方面作出评论，只能从历史实施出发。可以把宗教分为正统一神教、多神教和异教三个大的类别。被某些国家官方认可或尊奉的正统一神教中，基督教在现代社会有较强的稳定作用，但它也曾有过引起民族纷争、社会动乱的历史记录。欧洲历史上的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大多有宗教背景。

（三）科学与宗教的斗争

敬畏科学并不意味着消灭宗教，甚至从目前来看不可能消灭宗教。尽管宗教没有证明“彼岸世界”的存在性，但科学也没有证明“彼岸世界”的虚假性，而总有一些人在心理上对“彼岸世界”的存在性寄予希望，于是，科学的局限性便给宗教活动留下了空间。在死人与活人之间因自然差异而存在信息的绝对不对称，科学不能回答彼岸世界究竟存在与否；此岸之人对“彼岸之人”完全无知。于是，现代科学把宗教驱赶出世俗生活之外时，便不得不与宗教和平共处了。宗教批判家可以雄辩地批判一切关于上帝的故事，但对上帝本身的批判却只能停留在哲学的意义上。现代世界主要宗教的活动边界，很符合休谟和伏尔泰的“自然神论”所给出的宗教的意义：“神一旦创造出世界，就不再干预世界的事务。”离开世俗事务，宗教只去照顾那些对“彼岸世界”的不确定性在心灵上发生恐惧的人们，使他们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宗教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礼仪，使信徒的恐惧心理得以安抚，并产生了某种稳定社会的功利价值。但是，现代宗教已经十分知趣，除过某种“劝说”，而决不再替代法律和道德对人的世俗行为进行裁判，更不去与科学技术争论长短。科学与宗教在欧美国家最终确立各自的边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杰出成就，并对于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具有重大的功利意义。伏尔泰有这样一句充满理性光辉的话：“即使没有上帝，也要捏出一个上帝来”（ C. 阿尔塔莫诺夫，1954）。

科学与宗教的斗争，也使宗教自身得以被改造，并使一些宗教上升为区别于邪教、迷信的主流宗教。宗教与邪教之间、宗教与迷信之间，并没有人类理性意义上所能够确定的界限。在历史上，那种与世俗的王权相互承认的宗教可能是正统的宗教，而处于二者之间并且不被世俗王权承认的宗教，则可能被看作异教、邪教。与那种有严密组织的宗教相比，另一些散见与传统乡村社会的、通过传说和习惯保留下来的有神论观念及其祭祀活动，则会被主流社会视为迷信。与邪教、迷信相比，现代世界的大多数主流宗教的领袖行为较为节制，教徒对另类宗教的态度相对宽容，教会机构不追求更不行使对教徒的世俗行为（乃至信仰选择行为）的裁判权。这是科学以及世俗权威与宗教斗争的结果。

并不是一切国家都确立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稳定的活动边界。宗教一旦越过自己应该立足的边界，几乎毫无例外地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并表现出种种邪教恶行。在这种国家，主导宗教的旁边会经常滋生某种形式的邪教，并裹挟着某种社会情绪，使被蒙蔽的广大信徒成为邪教领袖实现政治野心的赌注和牺牲品。中国近年来一轮又一轮的“气功热”的确让人们深思。表面上看，中国人对肉体关照的需求似乎超过了对心灵关照的需求，并把关照肉体的希望寄予某种神秘的力量，其实这是中国医疗事业不发达所产生的结果。欧洲国家也曾有过那么一个时期，人们把身体交给“上帝”去关照，后来在科学力量和政府权威的压力之下，宗教才逐步放弃了照顾人的肉体的责任。如果这个边界守不住，主导宗教就无异于邪教，各种小的邪教也会不断兴风作浪。在世俗生活领域，现代科学本来具有足够的力量战胜宗教，如果出现了相反的情形，一定是这个社会现代文明的发展存在严重障碍。

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现代化的历程，但期间没有认真出现过科学启蒙运动。某些时期的世俗政府甚至与邪教建立联盟，以图自保。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搞统一战线，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民间也鲜有对宗教的批判，使无神论思想的传播极为有限，老百姓事实上不能区别宗教和迷信究竟有什么区别，更不懂得从合法性上判断宗教活动应该遵守的边界。本来，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民间对宗教的批评应该并行不悖，但我们民间对宗教的批评几乎是万马齐喑。看看近一些年的图书市场吧，少有宣传无神论的书籍来与宣传“怪力乱神”的书籍叫板（似有一位可敬的记者批判柯云路）。无庸讳言，充满“怪力乱神”的书籍能在市场上找到极好的“卖点”，追求金钱而粪土理性的一些国有出版企业的老板们便为了金钱拥抱乱神去了。说实话，要不是“******”领袖的利令智昏使他们的信徒围堵中南海，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会结束。这种状况就是奉行出版自由原则的欧美国家也很难发生，这不令人深思么？

企图通过教育在普通民众中普及彻底的无神论，是极为困难的。有人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与宗教信仰之间并没有关联。1916年，一位名叫詹姆斯·勒巴的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发现，只有40％的科学家相信上帝。他预言，科学家中不敬神的比例将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多。为了检验勒巴的预言，佐治亚大学历史学家爱德华·拉森和马里兰州的拉里·威瑟姆在1997年采用勒巴当年使用的方法又对科学家的信仰作了调查，结果与前一次有惊人的相似：大约有40％的科学家仍相信存在有血有肉的上帝和灵魂。两次调查中都有45％的科学家不相信上帝，15％的则抱怀疑态度。这项研究表明，教育的提高和普及并没有消除一部分人的信仰需要。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在邪教或异教的信徒中，鲜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这个事实说明，良好的教育尽管不能消除宗教信仰，但却可以约束宗教活动于某种确定的、非世俗的范围之中。为了使科学与宗教之间有一个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边界，现代政府必须注意两点：第一，在世俗生活领域，应该通过立法，不仅不能允许宗教及其变种干预政治，也不能允许它们“关照”人的肉体。耍鬼弄神致人死命的，以谋杀罪论处。第二，即使退出世俗生活领域，进入所谓信仰领域，固然不可用立法来限制人的信仰，但应保护民间人士对宗教的批评态度。通常，宗教界有强大的财力宣传有神论，而民间个人却没有财力来宣传无神论，因此，政府应通过资助科学发展的途径来帮助宗教批判家。

当前，批评邪教、迷信，宣传无神论，决不能殃及社会进步力量（至少是潜在的进步力量）。从历史经验看，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是最有可能欢迎无神论的阶级，至少他们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宗教。中国改革正在造就一个中产阶级，他们在本质上反对宗教力量的世俗化。我们切不可说什么唯心主义、有神论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再把资产阶级拉出来批判一通，更不可以要人民大众去“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如果要这样做，那无异于以迷信批判迷信，注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守卫好科学的边界，把一切世俗事务交由科学技术去控制，有着广大的内涵。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技术也包括社会技术。政府的组织形式作为世俗事务，应该遵循社会科学规律；政府的施政行为也应该被规范为一种社会工程技术。以往我们把太多的东西看成了意识形态的东西，现在应该把它们还原为中性的社会工程技术。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使科学的光辉照耀人类生活的一切世俗领域，而把各种宗教约束在一个有限的、确定的范围里，使我们的社会稳定地实现现代化。

二． 礼仪影响

（一）礼仪的性质

礼仪是人们通过程式化言行交流某种信息，以求得生存环境的秩序化、消除对环境的陌生感、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行为类型。礼仪还可以看作社会交易中实施基本行为规则的技术性模式，看作行为文化必要的外包装。所谓“仁义道德，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纷争辩讼，非礼不决”等（《礼记》，曲礼上），也说明了礼仪的这种功能。一个人施礼时，必希望回报，即所谓礼尚往来，否则施礼会变得没有意义。在人际地位不平等时，礼尚往来仍是通行规则（假借礼仪而行贿属例外）。宗教中人对神施礼更是一套严格的行为规则，更反映了人们要求回报的虔诚心愿。从这个意义上说，礼仪是利己主义的文化包装。这种包装实在必要，它使社会关系有了温馨、和谐的外观。 我们可以进一步对礼仪作经济学分析。施礼包含有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恐惧。礼仪的程式化本身预示了人际交往（或人神交往）秩序化过程的开端，有助于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减轻恐惧感。所以，礼仪约束一般是自律性行为 。环境信息越不充分，人们越希望通过礼仪交流信息，礼仪对于降低不确定性的意义就越重要。礼仪能够过滤那些不确定性较强的信息，而加强确定性较强的信息。王权政治之下，百姓难以得到关于国王的信息，于是，百姓与国王通过礼仪进行交流，借此求得相互之间的认知。传统社会中人们关于某些自然规律的信息更为难得，如彼岸世界、自然灾变等，相关的礼仪便更加程式化，甚至转变为宗教。总之，礼仪的程式化程度或严格程度与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成正比。

人们的礼仪行为背后有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虽然这种分析可能不是自觉的。施礼需要付出成本，这种成本是人们为了降低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投资，其收益的现值会因人们的信息的完备程度的差异而受到不同评价，因此人们遵守礼仪的自律程度是不同的。施礼的成本一旦超过施礼的收益，礼仪便无法存在。如果一个人对“死后进入天堂”的预期收益评价为零，那么他无论如何不会去购买天主教会发售的“赎罪券”。从历史上看，使人们负担过重的礼仪很难有生命力，除非这种礼仪以人们对于相关信息的掌握极主完备为前提。所以愚昧常与复杂的；礼仪相联系。但一种礼仪一旦转变为节日，包含了娱乐或其它社会功能，其复杂形式就与愚昧无关了。

（二）礼仪对于社会稳定的意义

鉴于礼仪的上述性质，决定了礼仪有可能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如果抛开具有神秘性的宗教礼仪不说，一般的社会礼仪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正面的。这是因为功能良好的礼仪能够提高设置的认知程度，起到消除或减缓社会隔阂的作用，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功能良好的社会礼仪必须有下述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礼仪的普遍性。礼仪在一个社会的普遍化，会产生全社会的合作性收益，即礼仪越是普遍化，才越能有效发挥降低不确定性的社会功能。礼仪的普遍化包含礼仪语言（符号）的统一化，否则人们无法借助礼仪达到相互认知的目的。二是礼仪的简单性。一般来说，礼仪越是简单，越有可能被人们普遍尊奉，其促进社会认知的功能也就越强，稳定社会的作用也就越大。礼仪的简单化降低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运行效率。除非有强烈的宗教感情支撑或某种外在压力存在，否则复杂的礼仪不可能长久流行于世。三是礼仪的非歧视性。一个社会应该有一些通行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共同礼仪，以便弱化社会成员相互认知的壁垒。反映社会阶层特征的礼仪不可能取消，但如果过分标志化，会成为导致社会分裂的条件。标志社会身份的礼仪会使其它社会阶层产生陌生感，造成相互之间的敌意。中国文化大革命曾经发展了一套崇拜毛泽东的复杂礼仪，如诵读语录、悬挂肖像，早请示、晚汇报等，这套礼仪不仅过于复杂，而且具有歧视性（阶级敌人不被允许施行某些礼仪），不仅没有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反而社会的分裂 。

通行于一个社会的礼仪能否具有上述三个特征，当然与社会的文化传统有关，但最终还是与社会的发展程度有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便揭示了社会基础条件与礼仪的关系。处于赤贫状态的人们不会尊奉礼仪。但在一般情况下，破坏传统礼仪常常是制度因素或意识形态因素的变化。在商品交易量低、交通条件落后的社会，通常缺乏礼仪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如果硬性推广某个阶层的礼仪或某种外来的礼仪，用以替代其它阶层的礼仪，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社会的分裂。如果一种被人们长久认可的礼仪具有宗教色彩，那么试图替代这种礼仪的社会风险就更大。本世纪60年代伊朗国王巴列维改革的失败，原因之一便是人们对礼仪改革的不认同。对传统礼仪的破坏意味着对既定秩序的瓦解，通常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三）礼仪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稳定的意义

既然礼仪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不确定性有关，那么社会礼仪是不可能消失的，因为不确定性不可能消除。但是，礼仪并非一成不变。礼仪的形式及其变迁有大致的规律可循，人为地干扰这种规律，往往会瓦解社会秩序，造成社会不稳定。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看，礼仪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趋于简单，某些礼仪完全消失，某些礼仪约束被功利主义原则代替。 1. 传统社会通常是一个礼仪纷繁复杂的社会。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生存能力低下，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变、龙颜大怒等）对人们的现实利益影响很大，因此人们对避免不确定性所进行的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也很大，在其它投资手段不具备的情况下，礼仪便成为合适的手段，并且与较大的预期收益相对称，礼仪的成本也可以很高昂。这样，礼仪的纷繁复杂就不难理解了。复杂的礼仪对维持传统社会的稳定是有好处的。在社会基础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瓦解传统社会的礼仪，新的礼仪并不能形成，社会可能出现礼仪的空白，对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举例来说，在传统社会中，由于自由恋爱受到很大限制，使婚姻生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关于婚姻的礼仪也十分复杂；复杂的婚姻礼仪起到一种广而告之的作用，借以向社区宣告不可侵犯的性权利关系，达到稳定婚后生活的目的；婚姻礼仪起到了一种界定性权利的作用。否定这种婚姻礼仪可能导致传统社会性道德的紊乱，导致社会不稳定。

2. 某些礼仪会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而消失。传统社会中，某些代价高昂的礼仪与人们对某些自然或社会现象的极端无知有关。无知产生恐惧幻觉；恐惧越大，实施礼仪的代价就会越大。“在非洲和近东，割阴常与这样的信念有关，即妇女的自然性欲过于旺盛以致若要保持男性统治和家庭的稳定，就必须对妇女进行文化上的阻抑。因此，这种手术就是对妇女性欲和潜能基本恐惧的一部分”（墨菲，1986年，231页 ）。随着人们的进步人们会完全否定这类礼仪的社会功利作用，这类礼仪便随之消失。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极不平衡，过时的礼仪在有些地区存在，在另一些地区则可能消失，由此产生的礼仪规则的差异，也可能导致社会冲突。 3. 随着社会的进步，功利主义的原则会替代某些礼仪。礼仪作为避免未来不确定性的长期投入行为，其存在的根据有些可能曾经是真实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有些根据会消失。此时礼仪约束便会向纯粹功利约束转变，使功利主义失去传统的文化包装。例如人际交往中真实的礼让行为（不是已经符号化的礼貌行为，如中国人“你吃了没有”的问候）一般与物质匮乏联系在一起；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个人不再有基本生活必需品匮乏之虞，以礼让行为进行长期投入以换得对方回报不再有意义，礼让行为便会消失。此时这方面的交易便会由赤裸裸的功利主义原则支配。发达国家已经较为普遍的夫妻分立帐户、家庭成员间相互雇佣等现象，可以由此得到解释。这种变化提高了人们的福利水平，因为人们不再为这种礼仪承担风险成本，即不再为礼让是否得到回报而担忧。只要传统社会转入工业社会，在新的功利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礼仪替代，从总体上看对社会稳定是有好处的，因为功利主义下的契约是靠法律来保障的，不象礼仪那样是靠道德来保障的，前者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更加可靠。

三. 道德影响

（一）道德的本质

一般来说，道德是依靠羞耻感来维持的人们的自律性行为规则；在传统社会，宗法关系也是维持道德的基本力量。道德和法律在现代社会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一些现代国家通过法律把传统道德固定下来，借以更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例如新加坡的法律对随地吐痰、男子留长发给予惩罚，便是用法律约束替代了道德约束。但一般来说，一种行为如果可以用道德来制约，引入法律就没有必要，否则会增大社会秩序化的成本。道德的社会功能在于降低人际交往中的不确定性，节约社会交易成本。

道德发挥行为约束作用的重要条件是人们社会价值观的一致。价值观有差别，人们就不会有统一的羞耻心，统一的道德规则也就难以形成。例如，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有的人认可家庭雇佣关系，而有的人不认可，不存在统一的羞耻心，那么相关道德的约束力也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一般来说，一个停滞的传统社会会有固定的价值观，因而有较统一的羞耻心，道德对人们的行为有较强的约束力。

（二）道德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

道德对于一个传统社会能够较好地发挥稳定作用。传统社会通常是由许多血亲共同体构成的。在血亲共同体内部，血亲关系是人们相互认知的重要条件；生产技能靠口授亲传来实现，个体之间的生产技能差别很小，所以人际关系中的信息交流充分，不确定性程度低，个人实施机会主义的风险收益较小，具有流氓性格的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与共同体的传统道德规则反差较大，容易识别；违规行为会使当事人名誉扫地，承受羞愧的惩罚（贝克尔，1981，277页 ）。在传统社会，人们离开共同体出走的障碍非常巨大羞愧的惩罚无异于死刑宣判。因此，传统社会道德自律压力必然很大；道德成为稳定社会的主要力量。这种社会对强制性的正式的行为规则没有需求强度，而且正式规则的供应成本较高，非正式的道德自律的实施成本较低，所以道德是传统社会中最有效、最合理的行为规则。

在现代社会，道德所能发挥的稳定社会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传统社会的瓦解伴随血亲共同体解体，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增大，机会主义的潜在收益随之增大。因为人们可以较容易地通过“逃亡”的办法来避开羞愧的惩罚，道德自律的作用必然降低。此种过程的反复，也削弱了羞愧在经济共同体内部的作用，甚至修改了道德的标准。例如，是否有婚外情曾经是西方一个政治家能否当选的重要条件，但近几年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的选民已开始容忍有婚外情的竞选者（******行为仍属例外）。社会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性就越低，道德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就越弱。但是，机会主义行为会加剧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大交易成本，人们在反复交易中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必然要寻找新的交易规则，以填补道德自律失去后留下的行为约束机制的空缺。于是产生了对法律的需求。充当法律供应者的是现代国家；交易技术的进步使现代国家可以用较低的成本制定和实施法律，法律遂得以成为现代社会主要的行为约束力量。上述观点并不否定道德约束在现代社会仍具有一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现代社会中所消失的是血亲共同体，并非任何共同体；因职业、兴趣等结成的共同体还会存在，家庭还存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难以用法律来约束，或者说法律监督和实施的成本很高，这样便给道德调节留下了发挥作用的余地。

在社会转变时期，特别是由自给自足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传统道德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会显得力不从心。血亲共同体瓦解，人口流动性增大，羞耻心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功能大大减弱，人们违反道德后受惩罚的可能性降低，全社会人们的行为规则便会发生紊乱。社会对新的行为规则的需要与新的行为规则的建立通常有一个时间差。这是因为新规则的建立不仅要付出直接成本，人们适应新的规则还是一个长时间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主要不是靠政府灌输，而是靠反复进行的社会交易过程所产生的利益得失的估价给人们记忆的刺激；也就是说，反复的违规行为会造成反复的利益损失，才会教会人们遵守新的规则。观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可以看到这一时间差无一例外地都会存在。社会转变时期人们常发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慨叹，原由大抵如此。

在乡村地区，应该看到传统道德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局限性。乡村社会的传统道德一般只适用于村社共同体内部，较少推及与其它共同体的关系，更少推及与政府的关系。俄国社会历史学家米罗诺夫这样描述俄国村社的道德状况：“农民认为，蒙骗邻居或家长是不道德的，但为了农民的利益而蒙骗政府官员或地主（俄国地主与中国地主不同，前者往往不是村社共同体的成员----笔者注）是应该受到奖励的有道德的行为。偷窃邻居的东西，破坏邻里之间划分份地的田界，未经允许而在村社的树林中砍柴等，均是不道德的；但在地主田园中采摘水果，在地主的树林中砍柴，或多耕了地主的土地则不是不道德的行为，不应受到指责”（米罗诺夫，1988，52页）。米罗诺夫认为农民对待外人使用了另一种道德标准，其实，这种情形不能说明传统农民有双重的道德标准，只说明他们没有认同共同体以外的社会；他们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是偶然的、不确定的，道德损害对他们眼前或长远的利益没有足够的影响。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道德对人的约束力就越低。这种情形还说明，道德损害对于集体行动是没有制约力的，因为在集体的共同行动中，羞耻感的惩罚作用已不复存在。村社之间的械斗乃至相互凌辱对方的长者、妇女，民族之间的惨绝人寰的屠杀等，道德的制约无影无踪，其道理就在这里。米罗诺夫描述的情形在中国今天的社会也存在。铁路沿线的农民可以集体抢掠铁路财物，偏僻乡村的农民可以从人贩子手里买妇女为妻，而政府予以干涉时，村民们往往采取一致对抗的态度。在社会转变时期，出现这种情形不应奇怪，因为道德的约束作用在确定性程度高的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挥。

四. 经典文化与符号文化

（一）经典文化的内涵

经典文化或典籍文化是指在过去大多数时代由官方提倡并反映在历史典籍中的文化，这里特别指古代“圣人”所勉力传播的行为文化。世界主要文明国家在历史上遗留下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的一部分典籍由于官方或其它重要社会势力（如宗教）的推崇，对民族历史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些典籍的作者被尊为“圣人”，他们倡导的人类行为规则被当作（只是被当作，不一定实际上是）民族行为文化的代表。

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在文化研究方面存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关于民族的经典文化与实际的民族行为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这一关系不讨论清楚，关于文化问题的一切研究都可能走入歧途。多数文化问题的研究专家常把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化看作民族的行为文化，把民族间经典文化的差异看作民族行为文化的差异，然而这一等式决没有普遍性。行为文化与经典文化之间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历史上的学者不一定将本民族的行为规则研究清楚，并将其真实地记录下来；历史上的艺术家的艺术创造也不一定反映民族的真实情感和社会的本来面貌。学者们的作品难免渗透自己和自己所在阶层的价值观，甚至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其价值观的诠释。学者们不是圣人，他只愿意说出那些在他看来对他生前死后最有利的话；虽然某些学者对“真实”有特殊的偏好，但这仍不能保证他没有思想上的片面性，因为人的生活范围和知识积累的状况总是要限制人的眼界，学者们也不例外。所以，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化，首先是一个符号文化系统，它是否反映民族的行为文化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个传统，是极不确定的。但是，学者们很难这样看问题，他们倾向于把民族的经典文化看作实际的民族的行为文化。这一认识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相沿的历史研究不得不依靠文化典籍之外，还由于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学者行为”在起作用。学问是学者的看家本领；为抬高学者的地位，必要抬高学问的地位，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学者们一生为自己的学问而投资，日子越长，越有理由希望得到高额回报；同时靠新知识获得回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由于这种基本的学者行为，使学者们极易夸大自己所掌握的文化典籍的意义。例如，梁漱溟先生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别，并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便犯了以民族经典文化替代民族行为文化的错误。实际上，儒家经典的伦理本位，并不等于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任何一个民族在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时期都不可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而一切现代社会恐怕都是以个****利为本位的。在较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的血亲共同体内部，才会有伦理本位的文化类型。对人类社会的实际文化类型作出简单概括，在理论研究上是危险的。

（二）经典文化对社会稳定的作用

尽管经典文化与民族的实际行为文化存在差异，但一种经典文化的存在仍会对民族历史发生影响，包括对民族社会的稳定发生影响，虽然这种影响不会改变民族历史的基本进程。

经典文化有教化统治者的作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许多文化典籍本来是作者为统治者而撰写的。孔子在《论语》中要求人们“正心、诚意、修身”，是为了更好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史记》、《资治通鉴》等典籍的作者也直言不讳为统治者服务的目的。欧洲历史也一样。公元一世纪欧洲大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前64－20）的巨着《地理》就是“为了有教养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写的。他的目的是为罗马行政长官和军事首领们提供情报文本而他的作品就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行政人员手册”（当然没有《论语》早。普雷斯顿.詹姆斯、杰弗雷.马丁，1981年，49页）。经典文化对统治者的教化肯定会发展统治者的行为发生影响。以欧洲历史为例，欧洲历史上的统治者比较重视实证科学，这除了本论文第二章分析的原因之外，也与从古希腊哲人到培根的实证科学传统有关。这种传统注重对自然规律的研究，进而注重寻求社会的自然秩序，有利于建立一个结构稳定的法制社会。 经典文化也有教化人民的作用。这种教化作用与人民受教育的程度有关。人民受教育的程度高，经典文化的教化作用就强；反之，则弱。但是，宗教因素可以弱化这种相关性。与中国历史不同，欧洲中世纪人民几乎没有阅读能力，但宗教经典可以由传教士向人民传播，从而对人民的行为发生影响。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到基督教《圣经》包含有一种等级制思想，使欧洲人民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也使欧洲社会在长时期内保持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等级社会。欧洲也有过农民起义，但其结果与中国不同；欧洲农民即使****了旧国王，也不会自己去作国王，他们要在贵族中寻找一个新国王。农民的这种行为不容易使社会结构因起义而发生重大变化，民族历史遗产的链条也不会轻易被打破。 由于历史的变迁，一种经典文化所包含的思想可能会变得与社会现实相冲突，这时，经典文化与新文化的冲突可能造成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从而对社会进步发生有害影响。若对这方面的历史作一番考察，可以发现，解决这方面的冲突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断然抛弃经典文化，一是使经典文化符号化。中国“五四”运动曾试图抛弃儒家经典文化，结果并不成功。更常见的是后一种办法。这种办法是继续沿用经典文化的语言符号，但改变其思想内容。例如，继续沿用儒家经典的“仁、义、礼、智、信”这样的语言符号，但抛弃它本来具有的宗法思想，而赋予其现代内容。实际历史过程大体上也正是如此。无疑，采用这种方式的社会交易成本较低。文化冲突反映社会利益冲突，从经典文化的内容上而不是从语言符号上瓦解旧的经典文化，可以使代表旧文化的社会阶层在精神上保持某种尊严，以减弱其反抗的冲动。如果一个国家政权想要抛弃一种旧的经典文化，采用这种釜底抽薪之举，也会降低社会分裂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中国现在正进行着这样一个过程。 （三）符号文化及其对社会稳定影响 符号文化是具有某种历史继承性的、表征人类对自身与环境认知水平的特殊信息系统，具体表现为文字、有声语言、形体语言和各种艺术形式等。符号文化不同于知识，它只是知识的形式外观；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价值准则和道德信仰等行为文化通过符号文化来表达。符号文化的功能在于给人们提供社会交流的工具，起到降低社会交易费用，从而降低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作用。一个团体，一个社会群落，乃至一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有自己的统一的符号文化，人们借此达成相互之间的认知，减轻陌生感和恐惧感，增强信任感，从而达到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目的。符号文化越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其降低社会交易费用的功能就越强。 符号文化的上述特征，使其必然成为社会集团特别是暴力集团的领袖们的运作对象，以达到他们动员社会民众的目的。在人类争夺生存空间中，那些符号化的标志易于成为人们相互沟通的手段，这种沟通手段远较其他手段更为低廉，同意符号文化可能成为区别敌友的简单标准。所谓“人以群分”的界标，常常会是某种同一的符号文化形式。从历史上看，若有一定的条件，人群间在符号文化上的差异，常常引起相互间的敌意，甚至引起相互仇杀。一些暴力集团的领袖为了动员民众追随自己，也常常突出强调某一社会群体的某些符号文化特征，没有例外，这些符号文化特征在识别上必然具有简单性，其获取成本必然具有低廉性，否则会大大增加动员民众的成本。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有不少暴力集团用某种“主义”来动员或“武装”民众，似乎很有效果，但这只是一种假象。民众所能接受的只是“主义”的符号化特征，真正对“主义”的内容是很难理解的，更谈不上去接受它。这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种现象：真正的理论家常常当不了暴力集团的领袖；领袖只能是那些深谙民情的人；因为在动员民众中起作用的是一些已经符号化了的学说内容，而不是学说内容本身。 一般来说，符号文化的统一程度与稳定程度是由行为文化的相应特征决定的，但二者之间也可以发生背离；符号文化一旦形成，便不容易发生改变；如果发生改变，通常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渗透有关。从符号文化变迁的历史看，为了使行为文化与符号文化保持一致，当行为文化发生变化后，那些聪明的社会控制者常常不是去改变符号系统本身，而是去改变对符号的诠释。从节省社会交易费用的角度看，这种作法具有经济性和合理性，因为从历史的经验看，改变符号系统的代价要大得多；改变对符号的诠释就不同了，因为民众对符号的历史内容本来不大关心，也关心不了。历史上不乏这种偷梁换柱的例证。例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天主教罗马教会就不断改变对教义的解释，而不去改变教义的文字符号。分析到这里，细心的人会想到，类似的进程正在今天的中国出现。顺便指出，符号文化变迁的这种特征，会产生符号文化的独立性外观，进而产生文化变迁的迷雾，这着实使那些不谙熟经济性方法的文化研究者困惑不已，并会引导他们的研究走入歧途。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理：一个社会的官方，也可以通过符号文化的运作来影响社会的稳定；或者说，好的运作会有助于社会稳定，而坏的运作则会不利于社会稳定。例如，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淡化民族差异会有助于社会稳定；而突出民族差异则不利于社会稳定。在一个事实上不平等的社会，强调平等观念会不利于社会稳定，而强调竞争则有利于社会稳定。在我国过去官方宣传的符号系统中，“主人”这一符号得到突出强调，其结果对我国企业的权威结构影响很大；有效率的企业权威结构要求厂长经理对工人的不可动摇的支配地位，但我国工人对“主人”这一符号有广泛认知，并影响着工人与厂长经理之间的博弈关系，使企业无法形成那种应有的稳固的权威结构。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企业的低效率，还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例如，据报道，在我国一些合资企业中，工人与国外老板对抗时，使用了诸如“做主人”、“反剥削”一类口号。在适当条件下，“主人”这一类符号如果能在政治关系中发挥社会团体的认知作用，才有利于社会稳定。

五. 农村宗法组织

（一）宗法关系的本质

宗族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是由同一祖先繁衍下来的人群，通常由共同财产和婚丧庆吊联系在一起，并且居住在同一村庄。宗法关系便是基于宗族血统而产生的地域性极强的社会关系。在宗法关系中，男性长辈容易成为核心，也往往是宗族内部纠纷的裁决者和对外抗争的领袖人物。宗法关系下的行为规则，完全是儒家经典提倡的“仁、义、忠、孝、悌”这一套道德伦理。宗法关系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宗法关系所包容的人的行为规则是传统社会所具有的普遍的行为规则。传统社会的这种结构具有明显的合理性。本论文第二章已经指出，人的社会活动实质上是交易行为，人们在交易中总是在寻求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就是最合理的制度安排。在传统乡村社会，虽然交易内容简单，交易范围狭小，但交易双方仍然要建立信任关系，取得相互之间的认同。建立认同关系时最廉价、最确定的信息莫过于血缘关系方面的信息；正常情况下，乡村中的任何一个人总是靠汲取家庭、家族的各种营养成长，家族方面的信息要比乡村社会的其它信息对他有更高的刺激强度，所以家族成员之间更容易取得认同。家族社会还发展了一些制度，来巩固宗法关系，这些制度包括续修族谱，建立宗祠，定期祭拜祖宗，表彰优秀宗族成员，宗族内部互助等等。

在乡村社会封闭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宗族关系会成为乡村社会最重要的关系，成为支撑乡村伦理道德的基础社会结构；乡村宗教力量也通常依附于宗法关系，甚至国家政权对乡村的统治也要与宗法关系相结合。无疑，一切能够打破乡村社会封闭性的因素，将改变乡村社会的交易成本函数，从而引发乡村社会制度结构的改变，导致宗法力量地位的下降，甚至使其瓦解。从社会学家对中国农村研究的资料看，本世纪初，中国农村中的宗法统治已经开始瓦解；在一些乡村地区，宗法关系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杜赞奇对40年代前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把华北村庄的权威结构分为两种类型，分别为宗族型和宗教型；在宗教型村庄中，宗法力量统治乡村已大大减弱（杜赞奇，102－103页）。概言之，宗法关系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关系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

（二）宗法关系与农村社会的稳定

在限定条件下，即在较为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本身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封闭性越强，乡村社会中的族长、中人和道德化身相统一的可能性越大。宗法关系能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机制。家族成员在生活告急时，往往求助于同族成员；在承租土地及钱财借贷中，往往是同族成员充当中人；一无所有的同族成员也可以从宗族中获得帮助以求生存。从传统乡村社会的研究资料中还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外界因素干扰，尤其是没有官府力量的介入，宗族之间的冲突通常也可以通过家族领袖之间的谈判确定妥协的条件。在乡村阶级冲突中，宗族力量也可以协调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产生出相对有利于佃农的结果。“如果一个地主（不论其属于哪一个宗族）向佃农提出高于常规的地租，则佃农所在的一族会联合起来拒绝租种该地主的土地。例如，在1939年，当物价下跌时，（寺北柴村）宗族联合其成员，成功地迫使地主降低货币地租”（《华北惯行调查》，第三卷，97－98页）。

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关系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基础。封建国家一般是为了取得税赋而对乡村进行控制，为此要从调查、确定纳税人口的目的出发，把乡村人口编为不同层次的组织单位；官府为了方便，通常以十进制和居住范围编制单位，但贯彻下去却不得不适应宗族的户口状况。例如，清朝实行的保甲制的“牌”是以十户为单位，但到了乡村却可能是同一宗族的十几户人家，且不一定居住在一起。在较为封闭的乡村社会，官府任命或认可的保甲长，也一般是宗族领袖。根据片山冈的研究，在珠江三角洲，相当于里甲的图甲制划分与宗族中的宗、门划分完全重合，国家通过宗族组织征收赋税（片山冈，1982年，《清时珠江三角洲的图甲制：田赋、户籍与宗族》，《东洋学报》，第63卷，第3－4期27页）。这种政治制度安排利用了既有的信息传播渠道和社会认同关系，显然可以降低政治活动的交易成本。在宗法力量尚强大的时候，国家政权要完全替代宗法统治，可能是愚蠢之行。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推行5家为邻、5邻为闾的“闾邻制”，然而，“由于横征暴敛和强行****，国民政府建立以户为统治基础的努力收效甚微，而且，由于切断宗族与乡村政体的纽带，使新的村政权失去旧有的文化网络中的合法性，同时，国家政权也堵塞了一条传达其旨意予乡村社会的渠道”（杜赞奇，101页）。

乡村社会的宗族械斗常为人们所关注。宗族械斗肯定会破坏乡村社会的安定，导致社会的局部不稳定，但是，宗族械斗本身一般不会导致全社会的混乱；械斗发展到极端时的调停常常要借助官府的力量。宗族械斗不可能是传统乡村社会经常性的现象，否则，传统社会不可能延续几千年。只有在乡村宗法关系受到干扰，旧的利益均衡被打破时，宗族械斗才可能发生。现代社会的利益关系不断发生被动，利益冲突并不常以械斗方式来解决，而宗族冲突为什么会导致械斗？这是一个有趣且应当回答的问题。 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交易内容简单，利益关系也简单；道德认同可以调整利益关系，但道德认同缺乏强制力量；而根据本论文第二章的分析，一个社会的强制力或暴力的不可缺少的。暴力的实施是需要成本的，实施秩序化的暴力的成本更大。在前现代化社会时期，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实施秩序化暴力的成本大到足以让国家政权放弃这种努力。国家政权的暴力主要是对付大的社会动乱和抵御外国侵略。这样，替代国家暴力的是宗族的暴力。在一般情况下，宗族暴力只是一种潜在压力，可谓之暴力潜力。在宗族均衡关系的背后，便存在暴力潜力这个变量。所谓利益均衡关系的破坏，意味着乡村社会的某一宗族提出了重新界定宗族间财产权利边界的要求，也意味着向对方的暴力潜力挑战。如果这种挑战导致用谈判方式建立新的均衡，械斗便可避免，否则就会产生械斗。如果没有官府力量的介入，或介入不力，宗族械斗将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尤其在械斗宗族双方人数接近的情况下更会如此。 宗族间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并引起宗族械斗的原因，一是宗族人口数量发生变化，直接导致宗族暴力潜力的均衡受到破坏；二是商品关系的扩大，新的获利机会出现，使宗族间的经济实力的对比发生变化；三是官府力量的介入，造成乡村社会生活的新的不确定性，使宗族成员的行为预期发生变化。在漫长的中国传统社会，这三种变化常常周期性出现，导致乡村社会的周期性不稳定。近代中国社会的宗法关系逐步瓦解，这三方面的因素持续存在，更使中国乡村社会进入长久的不稳定时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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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对社交礼仪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传统礼仪 现代礼仪 主旨 融合 政治意蕴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5－0073－01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内容十分丰富。在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应立足于吸收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使传统文明礼仪古为今用，重建一套现代文明礼仪。

一 中国古代传统礼仪的主旨

中国的礼仪是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礼。在中国人看来，礼是可以凝聚不同民族和地域人们的一种精神，是社会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准则。因此，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礼仪蕴涵着特殊的意义，涉及政治、道德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1．礼仪的政治意蕴

中国的礼仪源于政治。古人认为，礼是“国之干也”“政之舆也”，是为政者“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依据，是保持政令通畅的重要手段。倘若没有礼，再好的政令也不可能通达四方。

2．礼仪的道德意蕴

礼仪与道德的结合是中国传统礼仪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礼仪也是一种道德文化，学习和遵守礼仪是达成善良人格的重要途径。“立于礼”是为人之善，即以礼为做人的根本；“行于礼”是处事之善，即以礼为做事的准则；“让于礼”是交往之善，即以礼为交往的准则。

3．礼仪的社会意蕴

在中国历史上，礼仪对于整个社会的治理和调控具有重要意义。礼仪调控社会关系的内在机理，主要是通过礼仪所具有的价值导向功能和价值评判功能来调节人的情感和意识，约束人的行为。

二 现代礼仪与古代礼仪的差异

1．相对于传统礼仪，现代礼仪的内涵和作用范围大大缩小

现代礼仪所表达的是人的一种外化修养和某种程式化的规范，是一种交流的“语言”，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传递的是友好、尊重的信息，以快捷、简明、实效为其特征，力求表达人们真实的情感，其形式及传递信息被对方准确无误地认识和理解。而中国古代的礼仪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因为用德和礼来治理国家要比用刑和政来治国优越得多。

2．传统礼仪讲求礼与法相结合，现代礼仪乃自我约束

在古代，礼之所以能在治理国家上发挥作用，是因为礼与法相结合。礼包含了法，为法的灵魂；法是礼的后盾，是法的具体体现，法与礼互为表里，互为补充，成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两件法宝。现代的法制社会，礼与法是有严格区别的，违法则以刑律处之，违礼则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的范畴，最多受到议论或舆论的批评，绝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3．相对于中国传统礼仪的等级制度，现代礼仪注重平等

现代礼仪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向对方表示尊重、友好的惯用形式，是建立在平等、互敬的基础上的，对对方的尊重，也是一种自尊，也要记得对方对自己的尊重。中国传统礼仪则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等级之间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也享有不同的礼仪规格。

三 现代礼仪与传统礼仪的融合、矛盾

礼与俗的分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前者渐行渐远，甚至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为人诟病的对象，而一些淳朴的民俗也不可避免地被新的民俗或时尚所替代。要想在新世纪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就离不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因此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日显其紧迫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