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环境的分析精选(九篇)

第1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范文

关键词：环境与社会风险；银行；最优尺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6（6）-0013-05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金融、环境金融等新兴概念的不断深入研究，环境与社会风险逐渐成为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发现，对于大多数银行而言，可持续发展就是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到银行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Thompson and Cowton，2004）。在金融领域，所谓风险，简而言之即为不确定性。对银行而言，如果能确保借款人能够偿还贷款或者提供有价值的抵押品，环境与社会风险就变得不再重要。因此，实质上，银行真正关心的是环境与社会风险可能导致的经济损失，即环境导致的经济风险（environment-induced economic risk）。

从内容上来讲，在多数情况下银行面临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是一种间接风险，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信用违约风险，主要针对银行的贷款业务，包含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当借款企业造成环境或者社会负面影响，受到相关环境法律法规惩罚或者导致消费者对其产品的质疑，导致企业经营情况受损，还款出现困难，导致违约风险；第二种情形，贷款企业抵押物贬值，从而可能造成银行经济损失。第二种类型是声誉风险。尽管借款企业的行为会受到法律等约束，利益相关者却逐渐认识到，如果企业发生破坏环境的行为，金融机构的资助也需要负有责任，即使其融资行为在合规范围内（Coulson and Dixon，1995），也会对其声誉带来负面效应。

然而，我国银行业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发展时间较短，成熟度较低。特别是相较于发达国家银行业，在相关理念的认知、实施流程的设计、管理体系的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客观分析自身发展情况，寻找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汲取先进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主要研究国内银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现状以及与全球银行业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进行对比研究，以此来寻找差距，进一步寻找改进方向。

二、文献回顾

由于国外起步较早，金融业发展成熟度高，针对金融机构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研究成果较多，关注点为如何标准化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并能够纳入到银行业务管理流程中（Mandal，2013； Peralta and Figge，2011）。Weber （2005）利用调查问卷与深度访谈形式，探讨了商业银行如何建立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法。Weber 等 （2008）实证分析了如何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信贷风险评估。Weber的研究成果肯定了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对于信贷风险评估的正面作用，并利用调查问卷等手段形成了实证研究。虽然这样的实证研究数据基础的牢固性有待商榷，但是对于一直局限于定性研究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研究是重要的突破。

鉴于目前国内金融领域对环境与社会风险尚处于探索阶段，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研究也处于初级阶段，研究内容多为描述性的定性研究，以及对国外先进经验的总结。胡乃武与曹大伟（2011）对中国商业银行环境风险管理的现状进行总结后，设计了商业银行环境风险指标体系框架；郑冲（2012）总结国际银行业先进的环境风险管理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银行业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提出政策建议。陈伟光与卢丽红（2011）分析了我国绿色信贷的困难因素，并提出建设环境风险管理框架。

三、方法与数据

（一）评估体系

Coulson（2002）与UNEPFI（2007a）的研究为后来者研究环境与社会风险提供了研究基础，特别是针对如何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信贷风险管理流程的研究框架。该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一是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系统的政策制定，反映了组织机构内部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系统的认知与重视程度；二是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措施，是其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是否完整的重要标志；三是如何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纳入整个组织的管理流程，包括整个组织对ESRM（供应商协同系统）的管理、监督、信息披露等等。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基本反映了银行对可持续发展、环境等问题认知的阶段性变化：从抵触、预防、主动采取措施到可持续发展（Jeucken，2004）。Lundgren and Catasus（2000） 将银行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态度转化过程，总结为“将物理措施（只是关注自身环境与社会情况）演变为非物质措施（关注核心业务的环境与社会情况）”。

在本文中，我们以上述框架作为基础，根据获得数据样本信息，建立了四个一级模块：ESRM政策框架、ESRM实施方法、ESRM纳入流程、ESRM外部影响因素（表1所示）。在ESRM政策框架中包含四个二级模块：政策范围，组织结构，产品覆盖面和涵盖因素。这四个二级模块涵盖了政策的制定、职能部门、适用范围、内容丰富程度等多个方面。前两个二级模块反映了ESRM政策在银行组织架构中作为一般功能性政策的作用，涵盖了从适用于所有部门的政策应用到银行特定业务的功能性政策。这也使得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信用风险管理有机结合（Coulson，2002）。我们根据UNEP FI（2007a，2007b）确定ESRM政策适用范围覆盖的产品分类：项目融资、企业贷款、个人和中小企业零售贷款，并作为本研究的产品范围。涵盖因素的选取是考虑到气候变化问题、生物多样性、文物保护等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关注问题（Mulder， 2007）。

在ESRM实施方法模块包括三个二级模块，即评估优先级、实施工具以及评估流程。本文按照赤道原则（2013）所规定的评估流程来设定衡量指标，在ESRM纳入流程这一模块中，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金融行业《可持续发展指南》（GRI 4.0）（2013）和Weber（2012）的研究结果，采用了一般性报告、趋势分析报告、重要财务报告等层次分类来衡量信息披露情况。在外部影响因素这一模块中，我们设置了自愿性准则的签署与绿色激励作为两个二级模块。针对自愿准则，本文选取了目前影响力较大、签署成员较多的两个自愿原则：赤道原则与UNEP FI。截止到2014年，二者分别签署的金融机构数量为80家与230家。 同时，这两项自愿准则都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建立了详细的评估准则与流程。绿色激励模块的设立，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究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与企业经营效益之间的关系。Weber（2005）认为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价值驱动以及新的商业机遇，能够对股东价值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开发绿色金融产品、制定绿色战略目标、是否将环境与社会风险表现纳入绩效考核纳入本文建立的评估指标体系。

（二）分析方法

结合银行信息披露，依次对上述评估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指标进行赋值，从而得到银行的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表现的整体评价。 三级指标赋值区间为[0，1]，如果银行满足指标的要求，即该项指标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一些指标信息缺失或者信息表达不明确，均赋值为0。基于评估体系结果，本文将采用对应分析法、最优尺度分析法、差距分析法以及Fisher’s检验方法，分别对国内银行之间、不同国家银行之间以及不同因素之间所关联的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对当前不同国家、不同管理体制下的银行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方面的表现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三）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银行总资产占该国银行业总资产份额70%以上的银行作为样本，样本由来自五大洲隶属于9个国家的242家银行组成。其中，中国银行业样本由国有银行（包括三大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组成，共有166家银行。其余澳大利亚、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加拿大、英国、南非的银行样本由占该国银行业总资产比重70%以上、总资产由大自小排名的银行组成，样本概况如表2所示。

评估体系中，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为各家银行2009年-2013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年度报告以及官方网站信息。样本银行或是受到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或是受到赤道原则或者GRI等组织的要求，这些报告往往能够披露企业对环境、社会问题等的制度、管理结构、组织形式等等信息。

四、结果讨论

依据评估体系赋值结果，对我国银行业的ESRM表现进行了分类：总分值位于[0，20]为ESRM-M组；20分以上为ESRM-H组，0分为ESRM-L组。分别采用对应分析方法与最优尺度分析方法得到以下对比分析结果。

（一）体制比较分析

图1为中国银行业不同管理体制的银行ESRM表现的对应分析图，横轴为各类银行ESRM表现，纵轴为依据管理体制分类银行。从图1可以看到，样本中三种体制的银行关于ESRM的表现差异分明。城市商业行业银行几乎与ESRM-L的位置相重合；股份制银行与ESRM-M位置最接近；国有银行与ESRM-H的位置最接近。同时三种类型的银行之间的距离相差甚远，说明在ESRM表现方面，差异较大。这一结果通过卡方检验值得到再次证明（chi2=136.7，p=0.000）。

就整体而言，国有银行优于股份制银行，股份制银行优于城市商业银行。此外，虽然国有银行的ESRM表现要优于其他两种类型的银行，但是国有银行与ESRM-H的距离要远大于股份制银行与ESRM-M之间的距离。根据ESRM三种表现的位置距离说明，ESRM-M与ESRM-H之间的差距远大于其与ESRM-L之间的距离。这一结果也较为容易理解，目前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中除了少数几家了社会责任报告外，多数银行对环境、社会责任的概念意识尚浅，数量较多的城市商业银行银行在年度报告与官方网站上甚至找不到环境与社会风险的相关信息。主要股份制银行作为上市银行，受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约束以及各方面制度建设较为完善，情况要远好于城市商业银行。国有银行虽然整体情况好于股份制银行，但是从图中可以看出，国有银行距离ESRM-H的距离较大，说明我国银行业整体的ESRM表现仍然有待提高。

（二）国别比较分析

图2是以国家为纵轴，ESRM表现为横轴的对应分析图，显示国家与ESRM之间的强关联性。在所选样本中，只有中国与俄罗斯处在了ESRM-L的区域范围内，韩国与南非处于ESRM-M的区域范围内；澳大利亚与英国处于ESRM-M与ESRM-H之间，剩余国家处于ESRM-H区域范围内。发达国家由于严苛的环境与社会方面的法律约束，使得大部分发达国家银行的ESRM表现较好。而我国银行业ESRM表现较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数量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表现得分偏低，原因如前所述。如果将城市商业银行从中国的样本中剔除，会得到如图3结果所示。

可以看到，剔除城市商业银行之后，中国银行业超越了南非，进入了ESRM-M的区域范围。鉴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数量众多，但是资产总量偏小，这一结果相对客观地反映了我国银行业目前ESRM的真实管理水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银行业ESRM表现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但是进步较为明显。

（三）外部因素比较分析

从图4可以看到，我国银行业受绿色激励的影响要远大于自愿原则的影响，主要原因是银行业监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绿色信贷等政策对于商业银行在开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业务等具有相当的激励作用。多数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官方信息中，都可以找到其进一步拓展绿色信贷业务、树立绿色发展战略目标的信息。当然，也不得不承认，国内银行业发展绿色信贷多是受到监管部门的政策指引，而非出自于内部动力，这也恰恰解释了我国银行签署自愿性原则的比例较低这一现象。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表现，与国际银行业相比，国内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但落后于发达国家银行业；国有银行整体表现要优于股份制与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表现较差。从指标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国银行业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在不断进步。但是多数进步来源于监管部门的政策指引，银行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主动干预意识不足。

第二，鉴于相关法律的严苛规定，发达国家银行业具有较强的动力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目前发展水平较高，表现在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能够融入到具体业务流程，并建立了具体流程措施；确立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并配套完善的组织管理机构，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特别是针对环境敏感行业的相关业务，发达国家银行业往往具备较强专业能力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

第三，我国银行业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不足。首先，虽然不乏监管层面的政策指引，但是缺乏详细的操作措施指导以及执行情况评估；其次，国内环境方面的法律机制建设以及执行力度不足，导致银行业缺乏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外在动力；最后，银行作为逐利性质的企业，尚不具备从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中挖掘商业机会、创新商业模式的能力，因此国内银行业缺乏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内在动力。

参考文献

[1]Thompson P， Cowton CJ. Bring the environment into bank lending：impl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J]. The British Accounting Review， 2004， （2）： 197C218.

[2]Coulson AB， Dixon R.Environmental risk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the 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1995，（2）： 22C29.

[3]陈伟光，卢丽红.中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外部障碍与环境风险管理框架的构建[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1，（3）：66-76。

[4]胡乃武，曹大伟.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环境风险管理[J]，经济问题，2011，（3）：103-107。

第2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范文

1经济效益评价

水利工程项目是社会公益性项目，在经济评价中应以国民经济评价为主，以财务评价为辅。水利工程项目涉及到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等领域，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是一个多指标和多属性的系统，所以其测量的模型也有很高的要求。国民经济评价常用的经济评价方法：净现值法（简称NPV）、内部收益率法（IRR），效益费用比法（B/C）。财务评价中，选用财务净现值、投资回收期、财务内部收益率、贷款偿还期等作为评价指标，常用“成本-效益分析”法，即通过分析计算选定的最优方案的财务可行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分析论证做出全面的经济评价，为项目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2社会效益评价

社会评价分析项目对社会的影响、社会互适性和社会风险，既分析项目对社会的贡献与影响，又分析项目对社会政策贯彻的效用。项目核心价值的实现有赖于项目的建设与运行，项目社会评价还涉及到项目与社会的互适性问题，直接反映出项目在当地的实施状况。特别是当水利项目的财务收益很少或没有，而社会效益和影响却很大的时候，如果不考虑水利项目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在评价项目时很难对一个具体的水利项目立项，也就谈不上实现项目的核心价值了。因此水利项目的核心价值与社会评价，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水利工程项目社会评价应该遵循的原则很多，归纳起来有五条，即公正公平、民众支持、生活改善、社会稳定和实事求是。水利工程项目社会评价的范围广泛，内容复杂，特点为：以人为本、缺乏可靠依据、长期性、难量化、多为宏观评价、评价指标体系复杂。水利建设项目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应能反映项目对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所产生的效益和影响，并体现水利建设项目的特点。社会评价指标要求具有客观性、可操作性、通用性、可比性，力求做到科学、实用和简便易行。社会评价的方法目前国内外也有很多，有统计预测法、对比分析法、逻辑框架分析法、利益群体分析法、公众参与法、AHP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

3生态环境效益评价

项目的环境评价水利项目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大型水利项目，对流域的生态环境影响往往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在仔细识别水利项目环境影响基础上，确立水利项目的环境影响的范围与具体研究参数，通过量化分析对水利项目的环境影响做出评价。水利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5点重要特征：（1）宏观性。水利工程环境影响涉及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具有宏观性。（2）泛性和复杂性。水利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广，内容多。地域、空间、时间等方面均远远超过其他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3）战略性和长期性。经济评价的计算期一般为20年，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要考察近期与远期生态环境发展治理目标，可能是几十年的问题。（4）不确定性，水利工程开发建设一般都是逐步、梯级建设的，在具体工程建成后影响区域内的污染源种类、污染物排放量等不确定因素多。（5）超前性。主要是评价时序的的超前性，水利工程影响区域的环境评价在制定水利工程建设开发活动详细规划前已经完成，以作为建设活动决策不可缺少的参考依据。水利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方法包括定性与定量的方法，有列表清单法、矩阵分析法、生态机理分析法、生态重叠图法、景观生态评价法和类比分析法等。

水利工程项目后评价问题研究

1水利工程经济评价中存主要问题

当前水利工程经济评价指标存在很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人为的原因。水利建设项目后评价是项目运营后的实际数据的在评价，与前评价指标对比，计算偏差并分析原因，这其中的由于人为的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尽量的减少。技术的原因。目前国内外对若干相关联项目综合经济评价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项目的经济评价涉及到的间接效益和间接费用只是做定性分析，而不作为项目费用和效益进入现金流做定量的分析计算。

2水利工程社会评价中存在的不足

目前社会评价研究较丰富，但在水利水电研究领域还存在问题：定性分析仍多于定量分析。虽然社会评价涉及面之广，但可具体进行定量分析的指标还很少。对社会评价指标的选择及指标体系的建立研究深度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主要体现在水利建设项目的目标、建设内容、效果、类别往往都不一致，以及社会评价指标的优劣无统一尺度，最终导致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各种问题。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中指标权重的确定带有主观性。目前，进行水利工程社会评价时多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判。该法虽然避免了部分指标不能定量分析的缺陷，但由于该法需确定各指标权重，但专家打分法的权重确定，有极大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和认识上的模糊性。社会评价指标的数据获存在很大难度。社会评价内容主要关注贫困人口问题、社会性别问题、非自愿移民等问题，由于实际水利工程的影响范围很广，这给数据的获取带来很大的困难。

3水利工程生态环境评价中存在的不足

环境保护关系到生态平衡和人民健康，乃至子孙后代的利益，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重大而紧迫的战略性问题。目前，在对水利工程进行生态环境评价时还很难做到对指标进行量化，一般仍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个地方的自然、社会等条件也不尽相同，所以很难定出统一的指标体系来对生态环境进行评价和分析，即使相同的指标在不同的区域也会有不同深度的影响，这在实际应用当中都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因此，如何正确且合理的选择指标，是水利工程生态环境评价的难点。在我国，由于公众的环境意识不强烈，因此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易引起与项目有关各方的重视。但是，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比起其他方面，更加深远和不易消除。

第3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范文

关键词：环境友好性评价；环境商品；林达尔均衡；碳减排；环境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903080）

作者简介：孙睿（1974-），男，山东济宁人，博士，重庆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能源经济及管理、电力信息化研究；况丹（1989-），女，重庆江津人，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能源经济研究；常冬勤（1989-），女，四川宜宾人，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能源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2；F0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001-06收稿日期：2013-09-18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在能源约束和环境容量约束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程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课题，也是世界各国，不论发展阶段和贫富，都正在面对和思考的紧要问题，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和紧迫。

现代社会中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Grossman 等（1995）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研究了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关系。发现因人们对环境质量偏好的改变，环境污染水平由前期粗放发展时期的递增趋势转为递减。对应的年人均收入水平拐点为4900美元。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相关变化规律，环境质量最终会随着产业结构与社会环境治理能力改善而提高。国内学者研究证明，EKC理论对刻画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包括碳排放）变化间的关系也是适用的（黄颖 等，2009；陈德湖 等，2012；黄勤 等，2012）。2012年我国人均GDP水平达到6091美元，已经步入应重视环境质量改善的生态文明建设阶段，亟待转型。

面向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应考虑环境作为社会福利要素和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现有对经济与环境产出相互影响机理的理解，大多认为将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分解为负向经济规模效应、与收入水平相关的正向削减效应，以及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倒U型”结构效应的解释框架（Panayotou，1997）具有较强说服力。其他还有环境技术决定说、包括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等在内的制度效应论（李国柱，2007）和社会资本影响说（赵雪雁，2010）等。也就是说，环境的改善程度实际上一定程度反映着社会经济、制度等转型的程度。

除单纯技术手段以外，社会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解决思路主要是实行环境税费政策，或者环境产权化及市场交易政策。1990年代美国SO2排放权交易制度和2003年欧洲针对温室气体的ETS体系的成功运行，证明了环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和有效的。环境市场化的理论以Coarse、Croker和Montgomery等为代表，其思想是基于有限环境容量界定环境资源产权，通过排污权市场交易实现污染的有效治理，且成本配置效率明显优于环境税费政策手段。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将环境产出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附属产品――负的非期望产出，然后将其社会负收益或正成本通过内部要素化而纳入经济分析框架。

但是，环境从传统作为纯公共品到成为商品的前提，是基于对环境资源稀缺性认知，而由人们约定的可使用有限环境容量，并将其生态价值经济化。但负期望产出的现有理论假设，隐含意味着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环境污染负产出。以促进环境商品化和全社会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优化的环境改善程度与适度的经济增长组合，最终服务于可持续发展。

二、现有环境商品理论及其不足

作为分析前提，首先应明确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社会责任和环境商品的差别。作为社会责任的环境保护，要求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所要求的基本环境资源容量，不能商品化，主要通过相对刚性的环境保护政策实现。而环境商品化和环境市场的目的是降低、优化社会环境保护成本和提高配置效率，也就是说环境商品化是针对处于基本环境保护要求之外的环境容量部分，即剔除最低环境容量后，将其余环境容量纳入环境市场，形成环境商品，并依靠市场定价和调节供需关系。

作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环境商品当然可视为某种生产要素，并且，具有可交易的财产性质，主要确认方式有环境使用权、环境产权、准物权，或特定形式金融衍生品等。同时，由于环境改善能够给人们直接带来正效用，环境商品又具有产品市场一般商品的特性。但是，环境商品具有高度同质性，即客观上任何人所感受到环境变化效果和机会都是相同的，具有典型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是说，环境商品兼具一定的公共品属性，社会中所有人都会因环境改善而获得主观效用的增加，无论是否为环境改善付出了必要的直接成本，“搭便车”将是环境最终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所以，从社会生产而不是消费角度入手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更为可行。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污染作为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且边际产出为正。或者，作为具有负价值或负效用的非期望产出，环境污染通过边际负效用化纳入社会效用函数。环境价值主要通过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损害价或基于厂商的减排成本进行估算（魏楚 等，2011）。但是，环境污染的正边际产出观点隐含着经济增长必然以环境损失为代价，而环境消费的边际负效用或产出的负价值论也与效用非负的基本经济学假设相悖。吴琦等（2009）的实证研究持类似的理论观点。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环境产出不仅指降低非期望产出的“主动”环境生产，还应包括不破坏或不过度开发现有环境资源的“消极”环境生产。现有理论对此并未给予充分解释。

环境要素论（李利军 等，2013）反映了将生产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基本思路。但是，采用要素市场理论分析负效用环境商品的供需，增加了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从环境核算实现角度来看，环境并非社会生产微观主体――企业生产过程的直接必需，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并没有将其要素化的内在激励。环境要素化要求对环境资源进行事前价值评价，而环境资源的多样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有效核算的难度和成本都很高。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归根结底，环境破坏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后果而不是前提。通过环境治理而改善环境，以及重视现有环境资源存量的保护，本质上都是环境生产，其成果为社会全体成员消费且表现为整体效用的提高。将环境资源作为投入要素，难以反映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偏好，环境资源相对更为稀缺的情况，以及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环境资源存量的差异。因此，在环境经济分析中，主张环境的产出论观点更符合实际和便于更统一规范的理论解释。

三、环境友好型社会生产的均衡分析（一）环境商品概念及其特性

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要求纳入环境产出因素，建立社会“环境-经济”复合产出目标。假设社会总产出由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构成，社会总效用由经济收入和环境容量决定。经济产出是指除环境以外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以货币化价值表示；环境产出是指现有环境容量的保持和提高，或环境损失情况的好转，如污染物的减排，并且，环境生产具有资本密集性、技术密集性和弱处置性。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商品和环境市场相关概念、特性及其内涵作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首先，对环境商品及其内涵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外生社会最低环境容量为QL（如图1），由环境监管机构设定、依法监管和强制执行。在QL左边，环境容量的价格不由环境市场形成，意味着，如果企业超出该限制排放，将根据环境管制要求采取收取惩罚性排污费或法律赔偿弥补其造成的环境损失，或者，企业须为满足环境管制要求自觉进行最低限度的环境治理投资（如QLB）。

根据定义，环境商品的基本特性表现为：环境商品的需求曲线D向右下倾斜，当环境容量无约束或趋近于无穷大时，环境需求价格J趋近于零；当接近Q=QL时，环境需求价格J趋于无穷大。因此，环境商品需求曲线可采用渐进于最低环境容量线和环境容量轴的拟双曲线形式描述。环境商品的供给曲线S是位于QL右边的部分。供求实现的市场均衡为（J*，Q*），环境交易收益由环境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分享。

（二）面向产出的林达尔均衡分析

根据环境经济学分析，在技术水平和要素投入水平一定条件下，通过市场定价和交换可实现全社会“经济-环境”生产的林达尔均衡配置E（Q*，P*）（如图2），并对应存在唯一的最优价格体系。该均衡配置就是给定技术水平上环境友好性最优的生产配置。根据此原则，社会生产目标是追求相对社会“环境-经济”资源最优配置的“合意”目标，即寻求逼近林达尔均衡的路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单纯在径向距离上逼近经济生产前沿面（即ACB）。

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ACB仍呈凹性，经济产出P和环境产出Q的边际转换率递减，意味着在“经济-环境”产出决策中经济产出最大化与环境产出最大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需对两者及其相应要素投入方向和数量进行权衡。

出于分析简便的目的，定义经济产出表示为货币价值的非环境产出；与传统经济-环境分析中将环境产出表示为取值为负的社会非期望产出不同，本文从环境商品化角度，将环境产出定义为：根据基期单位经济产出的污染物排放量（即排放强度）和当期实际经济产出得到的减排量，与当期实际减排量之差。不失一般性，假定社会持续进行环境努力，则一旦基期及相关参量确定，后续各期的环境产出非负且递增。反之，则意味着社会环境产出低于最低减排要求，不能再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改善。

在此意义上，QL≥0，就是根据由环境管制机构设定的当期最低减排量或最低环境产出水平。根据社会发展要求，环境基本标准会逐步提高，表现为QL的右移，实际生产可能性空间缩小为QLBC区域。

显然，在同一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林达尔均衡配置E*具有性质：ρh=ρe=ρ=1。射线OE*上DE*区段内（D为OE*上环境产出为QL的配置）所有生产配置都满足ρb=ρh/ρe=1，是环境友好性最优的社会生产扩张路径。

为便于QLBC对区域内各DMU（决策单元）生产调整策略进行分析，根据其“环境-经济”产出特性，可将实际生产可能性空间分为I区（即区域E*FC）、II区（即区域E*Q*QLF）和III区（即区域E*BQ*）（如图2）。由前述分析，易得各区域DMU产出配置特性及相应调整优化策略。其原则是：在提高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的同时，保持两者生产的均衡性，使得社会生产尽量趋向“环境-经济”生产扩张线进行。

基于环境方向产出距离函数的DEA生产效率测度理论，以及前述理论分析，从水平、结构和动态效率三个维度，出于指标设计的完整性考虑，在结构维度纳入污染物排放强度，提出评价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的指标集（如表1）：表1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及其效率评价指标

指标1计算公式1含义

水平指标1经济产出水平指数1ρe=P1P*，ρh∈（0，1]1用以评价当前经济生产相对最大经济产出的水平1环境产出水平指数1ρh=Q-QL1Q*-QL，ρe≥01用以评价当前环境生产相对最大环境产出的水平1社会生产综合水平指数1ρ=ρhρe，ρ∈（0，1]1采用Fisher指数方法构造，描述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协调程度，用以综合生产和环境两个方面评价社会生产水平结构指标1环境友好性程度指数1ρb=ρh1ρe，ρb≥0 1用以评价环境友好性的程度1环境产出强度1ρEI=Q1P1用以描述与单位经济产出相对应的环境产出水平，环境产出强度越高，说明社会经济产出对环境的影响越小，环境质量水平越高1污染物排放强度1ρCI=C1P，C为污染排放总量1单位经济产出的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程度直接评价指标，有必要给出动态效率

指标1环境技术效率变化率1TEpen（t，t+1）=Qt+11Qt1用以评价不同期间之间环境产出的变化情况1环境技术进步率1TEtp（t，t+1）=Ptρt+11Qt・Qt+！1Pt+1ρt1/21用以评价剔除经济投入因素影响后，技术进步因素对环境产出贡献的变化率1环境绩效变化率1TEen（t，t+1）=Qt1Pt+1ρten・Ptρt+1en1Qt+11/21用以评价技术不变条件下，不同期间经济产出规模变动对环境产出影响的程度，受投入规模、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四、我国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评价――以“碳减排”为环境产出这里，以基期碳减排强度和当期GDP计算的碳减排实物量作为社会环境产出，以GDP价值量作为经济产出。按照我国碳减排承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基准，2015年碳排放强度将削减17%，2020年将削减40%～45%，利用以上产出/投入指标体系对我国2020年前的“环境-经济”生产配置进行分析，评价其环境友好性程度。

（一）数据准备

本研究采用各国碳排放量数据是基于参考方法（reference approach）测算的数据（IEA，2012）。按照前述定义，将第t年环境产出定义为：Qt=ρ2005c・GDPt-Ct，其中，ρ2005c是2005年基期碳排放强度，GDPt是第t年国内生产总值（经济产出），Ct是当年实际碳排放量（其中，包括居民终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首先，按2005年不变价对2005年～2012年国内GDP历史数据（国家统计局，2013）进行换算，然后参考采用2013年～2018年的GDP及增长率预测数据（IMF WEO，2013），利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得到2019年和2020年预测增长率及GDP总量。2020年我国GDP总值将约达719647.75亿元人民币，实现相对2010年GDP总量“翻一番”的战略目标。2012年后增长率趋于平稳，符合我国现阶段“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相应，按照2015年和2020年目标碳排放强度，以及2015年、2020年GDP预测数据，可得2013年～2020年各年环境产出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以基于2020年碳强度减排45%承诺目标测算的环境产出和前述GDP预测值为我国2020年目标 “环境-经济”均衡产出，满足ρEI=1。

（二）我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评价

在此基础上，基于2005年～2010年碳排放量、GDP、环境产出数据，以及2015年和2020年经济环境产出预测值，按前述指标体系测算得到社会产出环境友好性评价结果。可知，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乃至2020年，相对经济产出水平，我国环境产出水平仍较低，环境改善速度缓慢。总体上，2015年及以前我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缓步提高，2015年后碳减排或环境产出任务压力将很大。

由各环境技术效率指标分析进一步可知，2007年～2010年我国总体环境技术效率逐步平稳提高，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2020年前，我国正处于全面迈向小康社会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时期，同时也将面临调整经济结构和实施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任务。结合前述规范和实证研究结论，以碳减排为例，对今后阶段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当前我国环境质量和环境生产水平差距较大，要继续保持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双增长，但应更加重视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提高社会环境产出，加大碳减排力度。由于国际碳减排谈判仍在进行当中，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将受到更大的减排压力，有可能要求我国承担更高乃至强制性减排义务。为了更好甚至超额实现碳减排任务，应合理安排和调整现有碳减排计划，即使保持当前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技术进步相关政策措施及力度，提高2015年前的碳减排量也是完全可行的。这可以为后期实施更高减排留有余地、缓解后期减排压力和应对可能的更大减排压力。

2.将环境因素纳入主要社会发展目标，建立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建立针对地方、产业和企业等的多层次环境考核机制；重视促进碳减排的制度体系建设，包括将碳强度减排承诺转化为绝对碳减排量或正环境产出指标，细化分解到地方和重点排放企业，纳入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其中，为方便分析评价，本文所提出的“正”环境产出指标可以2005年为参照且标准化，得到2005年前历史年度的相应环境产出指标；以典型社会生产（产品）过程为重点，逐步试点和推广基于生命周期和产业链的环境排放评价及管理制度，将环境产出目标和碳减排任务落到实处；对高碳排放地方和企业重点监控；实施碳排放“可计量、可监测、可追溯”制度、严格环境考核等。

3.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实施促进碳减排的环境政策。包括适时开征碳税；积极促进和保障国内碳配额出口，建立企业间碳配额出口协调机制，保护我国碳出口收益；建立包括国内自愿碳交易、总量限额交易等形式多元化的环境市场体系及相应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自主明确的国内碳价格市场形成机制；依法明确最低碳减排标准，对超标排放企业采取行政乃至法律强制手段，加大超排处罚力度等措施；建立针对各主要产业部门生产过程及终端品的环境标准和能效标准。

4.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生产调整路径，加大环境治理和碳减排投入，大力促进能源节约。按照低碳要求改善能源结构，降低高碳能源（主要是煤炭）比例和提高低碳能源（如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比例；调整经济结构，降低高排放高耗能产业比重，提高低环境排放和高经济产出的产业比重，特别是第三产业比重；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制度，提高低碳能源利用率，优化社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环节的能源利用及其碳排放；改善环境管理，提高碳减排设施利用率，提高各种终端产品的环境技术标准，提高用户能效水平；提高环境机构管理效率和技术水平。

5.重视碳减排技术研发、利用和扩散，鼓励环境管理制度创新。采取措施加大碳减排技术研发投入，以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及产品创新；加大力度学习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重视环境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在国际碳减排谈判中，呼吁和促进发达国家加大先进环境技术及碳减排技术的转移力度，降低国际间环境技术价格和转移成本；建立与发达国家关于环境技术及碳减排技术的有效合作和转移机制，有针对性根据我国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特点进行技术创新和推广。

6.重视现有环境资源的保护，大力增加森林等碳汇资源和建立碳汇管理制度。建立国家及地方生态环境保护区制度及法律保障体系，保护现有特别是中西部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少受破坏；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区的国家转移支付机制，采取促进其积极发展低排放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政策和措施；学习国外先进环境管理经验，破除“先发展，后治理”的落后经济发展观念。

7.加强环境保护舆论宣传，提高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倡导形成环境友好型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本文认为社会生产应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目标，过渡到追求“环境-经济”协调的具有环境友好性的“合意”目标，指出了现有环境生产要素理论解释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基于给定最低环境容量的环境“正产出”的理论定义，分析了环境商品的供需特性。其次，基于林达尔均衡对社会“环境-经济”产出的配置优化策略进行了理论分析，从水平、结构和动态效率角度，提出了评价社会“环境-经济”产出及其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陈德湖，张津.2012.中国碳排放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5）：48-53.

黄勤，杨小荔.2012.我国省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比较研究――基于各地“十二五”规划的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1）：82-86.

黄莹，王良健，李桂峰，等. 2009.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我国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实证分析[J].南方经济（10）：5-69.

李国柱.2007.经济增长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计量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李利军.李艳丽.2013.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魏楚.黄文若，沈满洪.2011.环境敏感性生产率研究综述[J].世界经济（5）：136-160.

吴琦，武春友.2009.基于DEA的能源效率评价模型研究[J].管理科学（2）：103-112.

赵雪雁.2010.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及环境影响的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68-73.

GROSSMAN G M， KRUEGER A B.1995.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10（2）：353-377.

第4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范文

关键词：环境与社会风险；赤道原则 ；银行业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0-0003-09

一、回归银行的本质

经济学家彼德・伯恩斯坦认为，“管理风险的能力，以及进一步承担风险以做长远选择的偏好，是驱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向前发展的关键因素”。金融系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金融机构的本质就是经营风险，银行亦不能例外。正如德意志银行前董事会主席布鲁尔（Breuer）所说，“现代银行的职能正在从资金融通功能向风险中介功能扩充，经营风险是银行业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在”。因此，经营风险是银行的本质；经营风险的能力始终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尽管我国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由于国内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与银行业发展历程较短，国内银行业信贷风险管理的意识与技术仍然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银行业。从风险评级工具来看，我国银行业还介于从纯粹的人为经验判断到模板化评级的过渡阶段；从风险计量模型技术的应用来看，经典风险计量模型所需要的持续的、可量化的基础数据严重匮乏，从而使得模型技术无法发挥有效作用；从信用衍生产品风险转移技术的应用来看，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无法通过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组合进行风险转移与分散。因此，对于我国银行业而言，由于风险管理量化技术应用的条件与环境均不成熟，导致信贷风险管理距离标准化、数量化、系统化仍然有较大差距。

无法准确计量风险，金融产品的风险定价也就无从谈起，形成了我国当前金融体系风险定价混乱的局面。加之，整个金融体系仍然是银行信贷业务为主导，风险不断累积在银行体系内，形成了银行不得不与企业共担风险的局面。基于国内实际情况与环境，标准化的、成熟的风险管理方法难以应用，特别是，单纯依赖财务数据的风险识别、评估等管理方法面临较大挑战。

比较而言，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数据规模与质量以及整体社会信用情况普遍优于我国，但在其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过程中，对环境与社会信息定性分析的应用范围仍然很广、重视程度仍然很高，这非常值得国内银行业深入思考与学习。如图1所示，一般而言，在欧美银行的风险管理中，对于大型企业，财务信息定量分析占比80%，环境与社会信息的定性分析占比20%；对于中型企业，定量与定性分析比重为70%和30%；对于小型企业，二者比重为40%和60%，甚至有时候为20%和80%。

鉴于此，笔者提出，应当在信贷风险经营管理过程中，增加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定性分析，作为财务信息定量分析的补充手段，从而改善当前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过程中过度依赖企业财务报表、信息不对称严重、难以客观评估企业风险的状况。

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一）相关理论演变

研究领域最早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投资过程对投资收益产生何种影响进行论证。最初阶段，学者们只是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马柯维茨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认为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投资决策过程，限制了投资组合的多样化与分散化等原则，从而难以达到收益最大化目标。鲁德（Andrew Rudd，1981）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将环境与社会因素纳入投资决策过程，会阻碍投资组合的多样化，从而降低投资组合的收益率。这一研究结果在学界与业界均引起较大争议，至此该问题成为投资领域的热门话题。

随后众多学者从投资组合理论出发对上述观点进行论证，并逐渐发现上述结论的不稳定性，基本从理论上了这一结论。赫普纳（Hoepner，2010）通过将传统的投资组合理论公式进行变形，直接从理论公式层面证实上述结论的不稳定性。

根据投资组合理论，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以标准差衡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各目标资产的权重与各自标准差乘积总和；第二部分，目标资产之间的关系及其标准差乘积总和。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的考量，限制了目标资产的可选范围，目标资产组合的数量减少，会增加第一部分的数值；然而，由于资产数量的减少，会降低r值，同时附加了环境与风险管理选择的目标资产，自身拥有较低的标准差，因此环境与社会风险的考量能够减小第二部分的数值。因此，第一部分提高并不能完全决定整体投资组合的标准差的变化方向，也就无法确定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一定会降低投资组合收益。

20世纪90年代到2007年期间，众多实证研究成果证实了这一理论判断。多数研究对欧美国家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基金公司与传统基金公司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角度包括前者的潜在成本并无显著高于后者；前者的投资收益率并没有显著低于后者等。具有较大影响的是，2005年贝罗（Bello，2005）对美国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基金进行了7年的跟踪，并得到结论“这些基金在投资组合的分散化程度上与传统基金并无显著差别”。施勒德（Schr?der，2007）证实了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基金与传统基金具有相当的夏普比率。

根据有效市场理论，众多学者进一步认为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投资决策过程比传统投资行为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信息，这些信息的价值应当在价格（投资回报）中予以体现，即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投资决策模式能够得到更高的投资回报。随后，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根据弗里曼（Freeman，1984）在其专著《企业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提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学者们进一步建立了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财务绩效产生正面作用的理论根基。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关注与管理，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平衡相关利益者的利益，有助于企业生存发展，其价值反映在企业的系统风险下降与投资人超额投资回报两方面。

（二）相关实证分析

在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之后，实证分析也随之发展起来，特别是2000年之后，实证分析成果的增速与增幅都显著提高。

在这些实证分析结果中，89%的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非负相关关系，48.2%显示正向相关，23%显示中性不相关，10.7%的显示负向相关，18.1%为不确定相关性，如图2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以欧美发达国家投资机构为研究样本的研究分别得到46.7%与42.7%的正向相关结果；以新兴市场国家为研究样本的研究结果呈现出65.4%的正向相关结果，如图3所示。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兴市场国家环境与社会问题的管理水平与规范程度远不如发达国家，这种情况下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正向结论也更加显著。

以投资类型进行划分，如图4所示，大部分研究样本涉及股权投资（占比87.1%），其次是债券与不动产投资。其中，在股权投资中，52.2%的结果呈现正相关，涉及债券与不动产投资的实证研究正相关比例更高，分别为63.9%与71.4%，同时尚未出现负相关结果。

从具体研究角度而言，目前实证分析的主要切入点包括两个，即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对风险管理水平与投资回报的影响 。

1. 对整体风险管理水平的提升作用。环境与社会因素对风险管理影响的实证分析，主要涉及对风险评级效率的影响与对综合投资风险回报的影响。李等（Lee等，2010）与洛雷尔（Laurel，2011）等分别以美国61个基金为研究样本，均证实了在投资过程中，对环境与社会风险情况的考察与评估，能够显著降低整体投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出口环境金融发展协会主席韦伯教授（Olaf Weber教授，2008）等选取欧洲205家银行，并根据其是否是UNEP FI（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进行分组，对风险管理进行对比研究，发现UNEP FI在风险识别与评估阶段效率显著高于非UNEP FI。2010年，韦伯教授将52个环境与社会风险指标结合传统风险评估指标，对德国40家银行180个贷款项目进行再次风险评级，结果显示新的评级结果准确率高于原先评级结果7个百分点。韦伯教授的一系列研究结果，对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风险评估的有效性与正面作用是强有力的证明。赫普纳等（2011）对26个发达国家150个企业的环境与社会情况，进行了为期7年的跟踪与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优劣，形成 25个虚拟投资组合，每个投资组合规模介于70亿至1150亿美元。跟踪结果显示，环境与社会情况评估得分最高的投资组合，比得分最低的投资组合，具有较低的损失风险概率，二者相差6.84%。

2. 对投资回报的促进作用。厄文（Roger Urwin，2010）选取荷兰、挪威、美国加州三大养老金基金管理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在投资组中设定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行为的资产比例，计算得出，如果2%的投资组合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考量，在95%的概率水平下VAR下降20―25个基点；4%的投资组合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考量，对应VAR下降40―50个基点。对于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考量的投资模式与传统投资模式的比较，这个结果给出了明确答案，即由于综合风险的显著下降，前者要优于后者。布兰查德（Gunther Capelle-Blancard，2011）以法国116个基金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在投资决策过程中，财务绩效与纳入考量的环境与社会因素数量呈U形关系，即，在少量选取环境与社会风险指标纳入投资决策时，使得投资收益率受到负面影响；随着纳入考量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指标逐渐增多，投资收益率逐渐呈现出上升趋势，这与巴涅特和萨洛蒙（Barnett和Salomon，2006）以美国的共同基金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结果一致。鉴于国际金融公司（IFC）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领先地位以及其完备成体系的独立项目评估系统，刘霞（2015）选取IFC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其自1998年开始致力于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具体措施等的改进，对其财务绩效具有长期显著的正面作用。

（三）金融机构的实践证明

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纳入投资决策过程产生的正面作用不断得到证实之后，投资领域的实践也随之而来。截至目前美国共有超过500家共同基金在投资决策中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1995年时，该数据为50家）。依据福布斯公布的预测数据，美国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资产规模大约为3.7万亿美元。例如，成立于1991年的多米尼社会责任股票型基金（Domini Social Equity Fund）是历史最悠久的社会责任基金之一，它的每笔投资都是在对投资标的进行环境与社会标准评估与风险缓释之后进行的。自1991年至今，它的年度收益率为8.6%，而标准普尔500指数为9.3%；其在最近一年、三年以及五年的投资回报率分别为22.1%、11.2%与18.8%。Calvert Large Cap Core A将其投资目标与策略均定位为符合环境与社会标准，其投资回报率一直高于罗素1000指数，最近五年平均回报率为18.3%。Parnassus Small-Cap基金公司专门投资于市值小于30亿美元的企业，在评估企业风险的过程中，赋予环境与社会风险较高权重，并明确排除那些环境与社会绩效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其在最近一年、三年以及五年的投资回报率分别为17.0%、3.5% 与 16.1%。

除了这些专门的基金公司之外，还有荷兰APG资产管理公司、PGGM、美国CalPERS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挪威国家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等均已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纳入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特别是Kohlberg， Kravis Roberts & Co（KKR），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最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之一，其在2007年开始与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EDF）合作，在其收购德州能源公司（TXU）的项目中，实施了一系列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措施，并根据评估结果，拒绝了多个传统能源项目，如火电厂等。在两年的时间里，KKR在所投资的8个目标公司运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共节约成本1.6亿美元。目前，KKR已经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覆盖其全球管理资产的30%。

三、国内外银行业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比较分析

（一） 评估体系

本文构建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Environment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ESRM）评估体系主要结构包括三个一级模块：ESRM政策框架、ESRM实施方法、ESRM管理体系（见表1）。

在ESRM政策框架中包含四个二级模块：政策范围、组织结构、产品覆盖面和涵盖因素。这四个二级模块涵盖了政策的制定、职能部门、适用范围、内容丰富程度等多个方面。前两个二级模块反映了ESRM政策在银行组织架构中作为一般功能性政策的作用，涵盖了从适用于所有部门的政策应用到银行特定业务的功能性政策。这也使得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与信用风险管理有机结合（库尔森，2002）。确定ESRM政策适用范围覆盖的产品分类为：项目融资、企业贷款、个人和中小企业零售贷款。涵盖因素选取气候变化问题、生物多样性、文物保护等，源于这些逐渐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关注问题。

ESRM实施方法模块包括三个二级模块，即评估优先级、实施工具以及评估流程。目前，ESRM评估流程的具体内容，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的发展过程。本文中，我们按照赤道原则（2013）所规定的评估流程来设定衡量指标。

在ESRM管理体系这一模块中，根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金融行业可持续发展指南（GRI 4.0，（2013）和韦伯（2012）的研究结果，采用了一般性报告、趋势分析报告、重要财务报告等层次分类来衡量信息披露情况。

（二）分析方法

结合信息披露，依次对上述评估指标体系中的三级指标进行赋值，从而得到银行的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表现的整体评价。 三级指标赋值区间为[0，1]，如果银行满足指标的要求，即该项指标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指标信息缺失或者信息表达不明确的，均赋值为0。基于评估体系结果，本文将采用对应分析法、最优尺度分析法、差距分析法以及Fisher’s检验方法，分别对国内银行之间、不同国家银行之间以及不同因素之间所关联的环境与社会管理体系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对当前不同国家、不同管理体制下的银行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方面的表现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接下来，对本文采用的分析方法进行简要介绍。对应分析（Correspondence Analysis）也称R-Q 型因子分析法，是一种多元相依变量的统计分析技术。该方法通过建立规格化概率矩阵将R型因子分析与Q型因子分析有机结合揭示变量间的联系。原理如下：

在与R 型因子分析相应的因子平面上作样品点图，按累计贡献率的大小确定因子m，通常情况下，m=2，即因子轴计为G1 与G2，由于F1―F2 因子平面与因子平面的两条直角坐标重合，散点叠加即形成了对应分析图。在对应分析图上可以提供以下信息：（1）变量间的关系：邻近的一些变量点，表示这些变量具有成因上的联系。（2）样品间的关系：邻近的样品点具有相似的性质， 属同一类型。（3）变量与样品的关系： 同一类型的样品点将为邻近的变量点所表征（王雪萍、古丽努尔，2007）。

（三）样本数据

目前多数国家都拥有数量众多的银行，且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很难进行随机抽样。本文中选取银行总资产占该国银行业总资产份额70%以上的银行作为样本。考虑到数据可得性、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及所处位置，本文选取来自五大洲隶属于9个国家的242家银行作为样本。其中，中国银行业样本由国有银行（包括三大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组成，共有166家银行。澳大利亚、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加拿大、英国、南非的银行样本由占该国银行业总资产比重70%以上、总资产由大自小排名的银行组成，数据情况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业数据来自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数据；其他国家银行数据来自于政府信息披露与各国中央银行统计数据。

评估体系中，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为各家银行2009―2015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年度报告以及官方网站信息。样本银行或是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或是按照赤道原则或GRI等组织的要求，这些报告往往能够披露企业对环境、社会问题等的制度、管理结构、组织形式等信息。

四、结果讨论

依据评估体系赋值结果，对我国银行业的ESRM表现进行了分类：总分值位于[0，20]为ESRM-M组；20分以上为ESRM-H组，0分为ESRM-L组。分别采用对应分析方法与最优尺度分析方法得到以下对比分析结果。

（一）体制比较分析

图5为中国银行业不同管理体制的银行ESRM表现的对应分析图，横轴为各类银行ESRM表现，纵轴为依据管理体制分类银行。横纵轴惯量分别是0.638与0.275。这一结果表明体制类别与ESRM表现之间的关联关系可以进行91.3%的解释。从图6可以看到样本中三种体制的银行关于ESRM的表现差异分明。城市商业银行几乎与ESRM-L的位置相重合；股份制银行与ESRM-M位置最接近；国有银行与ESRM-H的位置最接近。同时三种类型的银行之间的距离相差甚远，说明在ESRM表现方面，差异较大。这一结果通过卡方检验值得到再次证明（chi2=136.7，p=0.000）。

就整体而言，国有银行优于股份制银行，股份制银行优于城市商业银行。此外，虽然国有银行的ESRM表现要优于其他两种类型的银行，但是国有银行与ESRM-H的距离要远大于股份制银行与ESRM-M之间的距离。根据ESRM三种表现的位置距离说明，ESRM-M与ESRM-H之间的差距远大于其与ESRM-L之间的距离。这一结果也较为容易理解，目前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中除了少数几家了社会责任报告外，多数银行对环境、社会责任的概念意识尚浅，数量较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在年度报告与官方网站上甚至找不到环境与社会风险的相关信息。主要股份制银行作为上市银行，受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约束以及各方面制度建设较为完善，情况要远好于城市商业银行。国有银行虽然整体情况好于股份制银行，但是从图中可以看出，国有银行距离ESRM-H的距离较大，说明我国银行业整体的ESRM表现仍然有待提高。这样的结果在不同国家银行间对比分析中更加清晰。

（二）国别比较分析

图6是以国家为纵轴、ESRM表现为横轴的对应分析图，横纵轴解释力度分别达到0.845与0.155，合计解释力度达到100%，说明国家与ESRM之间的强关联性。如图7所示，在所选样本中，只有中国与俄罗斯处在了ESRM-L的区域范围内，韩国与南非处于ESRM-M的区域范围内；澳大利亚与英国处于ESRM-M与ESRM-H之间，剩余国家处于ESRM-H区域范围内。由于严苛的环境与社会方面的法律约束，大部分发达国家银行的ESRM表现较好。此外，澳大利亚与加拿大银行ESRM表现良好，也由于其国民经济中环境敏感行业的比例，例如在加拿大的国民经济中，采矿业占比较大，使得加拿大银行的ESRM表现较好，位于距离ESRM-H的最近一点，这一结果也与韦伯（2012）的研究相符。而我国银行业ESRM表现较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数量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得分偏低。如果将城市商业银行从中国的样本中剔除，会得到如图7的结果。

可以看到，剔除城市商业银行之后，中国银行业超越了南非，进入了ESRM-M的区域范围。鉴于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数量众多，但是资产总量偏小，这一结果相对客观地反映了我国银行业目前ESRM的真实管理水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银行业ESRM表现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但是进步较为明显。除了大型国有银行外，股份制银行中也出现了ESRM表现达到高水平的银行。此外，鉴于我国2007年以来推行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大中型银行在贷款业务管理流程中，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实施了“一票否决制”、“名单管理制”等多种管理措施。

（三）国内银行业指标分析

通过国别比较分析，发现剔除城市商业银行之后的ESRM表现可能更符合我国银行业的主体表现特征，因此，在分析国内银行业各级指标时，本文依然采用剔除城市商业银行之后的样本数据。

本文采用差距分析法对H组与M组的具体指标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更加清晰地说明我国银行业在ESRM表现方面的差距。Gap1表示组别之间标准差较大，同时M组均值较低的指标。这样的统计表现说明了该指标在H组中表现远好于M组，表明组别之间存在较大差距。Gap2 表示同组内的比较，即H组中均值较低的指标，表示同组内该指标改进空间较大。

A模块中， a21为Gap 1 ，表示银行设立专门部门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进行管理方面，H组显著优于M组，这反映了一家银行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重视程度。a22 与a42为Gap 2。a22作为Gap2反映了我国银行业在针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具体操作中，缺乏相关专业技能。国内银行业仅将与环境和社会风险相关的事项，看作是企业社会责任甚至是公益事业的一部分，尚未深刻认识到这是关乎风险管理的事项，因此缺乏将其与风险部门专责相联系的理念。

B模块中，b22与b34为Gap1，显示H组比M组在评估方法设计与相应风险缓释手段方面要更加具体。然而，b32与b23作为Gap2，也显示国内银行对于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分析与预防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此外，表4中b13的指标表现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是最小的，反映了政府在环境方面的立法与行业融资政策指引发挥了强大的作用。B模块作为ESRM实施方法模块涵盖了识别、分类、尽职调查、缓释手段、监督管理。B模块各指标的均值趋势性变化反映了目前国内银行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管理在识别、分类等表现较好，在缓释手段、监督管理等方面仍然处于较为落后的阶段。

C模块主要是针对ESRM的反馈、沟通、监督、信息披露等管理体制进行评估，表5中C模块各指标分值均不高，充分反映了国内银行业在ESRM管理方面的薄弱，缺乏建立完整管理体系的意识。d12作为Gap 2表明国内商业银行签署自愿性准则的动力不足。此外综合表3、表4、表5还可以看到，从模块A到模块C的均值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国内银行业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仍然停留在政策建立阶段，在执行与管理方面较为薄弱。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国内银行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但落后于发达国家银行业；国有银行整体表现要优于股份制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表现较差。从指标分析中可以看到，我国银行业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在不断进步，但是多数进步来源于监管部门的政策指引，银行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主动干预意识不足。鉴于相关法律的严苛规定，发达国家银行业具有较强的动力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目前发展水平较高，表现在能够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融入具体业务流程，并建立了具体流程措施；确立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并配套完善的组织管理机构，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特别是针对环境敏感行业的相关业务，发达国家银行业往往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及金融机构的具体实践等三个方面，论证了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纳入核心业务流程对于金融机构财务绩效的正面作用，并通过建立三级评估标准，实证分析了我国不同管理体制银行以及全球不同国家间银行所处的不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水平，也突显我国银行业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的不足。国内银行业尚未充分意识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作为全面风险管理与银行持续保持盈利能力的重要性。国内银行业也尚不具备从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中挖掘商业机会、创新商业模式的能力。

综上所述，要改善国内银行业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应当从增强意识层面认知与培养内在管理能力两方面入手。

首先，意识认知层面，应当从法律与监管层出发，提高银行业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意识觉醒。即法律层面对环境保护立法、执法的监管力度加强；银行业监管层面对银行承担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的认识需要加强。

其次，我国银行业应当加强内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如何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流程纳入相关业务规范流程与监督管理体系的评估流程。赤道原则作为国际金融行业基准与标准化工具，提供了详细、完整、具有可行性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操作指南，成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议借助囊括了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的识别、评估、监督、行动计划（风险缓释方法）等管理措施的赤道原则，形成对企业信息的全方位跟踪手段，确保企业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全面性，从而缓解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全面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Andrew Rudd. 1981.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ortfolio Performance，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2]Bello，Z. Y. 2005.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an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28（1）.

[3]Schr?der，M. 2007. Is there a Difference？ The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of SRI Equity Indices.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34（1-2）.

[4]Freeman.R. 1984.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Lee，D.D.，J.E. Humphrey，K.L. Benson，and J.Y.K. Ahn. 2010.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fund performance：the impact of screening intensity，Accounting & Finance，50（2）.

[6]Laurel，D.. 2011.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s in Europe：The effects of screening on risk and the clusters in the fund space.

[7]Weber O，Fenchel M，Scholz RW. 2008.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isks into the credit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of European banks.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8]Weber，O.，Scholz，R. W.，& Michalik，G. 2010. Incorporating sustainability criteria into credit risk management[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9]Andreas G. F. Hoepnerab，Michael Rezeca & Sebastian Siegl. 2011. Does pension funds' fiduciary duty prohibit the integr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criteria in investment processes？

[10]Roger Urwin. 2010. Allocations to sustainable investing.

[11]Gunther Capelle-Blancard. 2011. The Performance of social responsible funds does the screening process matter？

[12]Coulson AB. 2002. A Benchmarking Study：Environmental Credit Risk Factors in the Pan-European Banking Sector.

[13]Coulson AB. 2002. A Benchmarking Study：Environmental Credit Risk Factors in the Pan-European Banking Sector.

[14]Weber O. 2012. Environmental credit risk management in banks and financial service institutions.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1（4）.

[15]刘跃生.国外先进银行中小企业信贷管理经验借鉴[J].中国城市金融，2010，（3）.

[16]刘霞.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如何影响金融机构财务绩效――基于国际金融公司的实证分析[J.金融发展研究，2015，（9）.

第5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范文

 

一、环境科学素质的概念和内涵

 

我们认为，环境科学素质是指人们在环境方面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并在科学精神和价值观的指导下，通过理性分析、科学判断所形成的科学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态度、行为能力和行为践行水平的综合反映。

 

理论上，一个具备较高环境科学素质的公民应该是掌握了必须的环境科学知识和方法，崇尚并具备了基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面对现实与未来的环境问题，均能够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指导下，运用掌握的环境科学知识和方法，以及可查询的科学证据与信息，进行综合的、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给出现实环境中的最优行为选择倾向，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较为理性的环境保护理念、态度和一定的环保行为能力，而且能够在较为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始终坚持选择，积极践行。

 

二、环境科学素质的内涵分析

 

环境科学素质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不是简单的环境素质、环境意识等概念，也不是仅仅在科学素质定义的基础上，加上一个环境保护领域的限定范围。

 

首先，环境科学素质确立了“科学性”在环境科学素质形成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强调在学习和掌握环境保护领域的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同时要具备科学精神和思想，并在科学精神和思想的指导下，综合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对实际面对的环境保护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和科学判断，并通过这个分析和判断的过程，内化形成个人的、系统的、科学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态度，以及与个人行为能力水平相平衡的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和付诸实践的行为预期。“科学性”将伴随整个环境科学素质的养成过程和实践过程，它既是环境科学素质养成的基础，也是环境科学素质能够产生社会效益的保障。

 

其次，强调了“意识”是在科学分析、判断过程中内化、升华而形成。环境科学素质定义中的“意识”与简单的、朴素的初级环境保护意识有着明显区别。简单的、朴素的环境保护意识没有科学知识基础，他可以来源于社会舆论宣传的口号，来源于人类潜意识对美好资源环境的向往，来源于生产、生活中个人利益的驱使，或者是个人的生活习惯与风俗等等，例如人们对青山绿水自然美景的喜爱和保护，对个人生活空间的爱护以及由此产生的废物管理和处置习惯，由于生存地区资源限制或经济原因导致的对资源的节约意识等等，这些“意识”的形成没有经过科学分析、判断和升华的过程。这种朴素的意识往往在面对某一特定的问题或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时显现明显。因此，在将这种意识独立于理论基础和形成过程之外，作为评价个人和社会整体意识水平的测量尺度时，往往会给出一个全社会“环境意识较高”的假象，这种“较高的环境意识”在没有科学知识支撑的情况下，缺少了“意识”向“行为能力”转化的原动力，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说，这种朴素的初级环境保护意识对于整体环境问题的解决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而环境科学素质中的“意识”，是一种科学的意识，是经过科学的洗礼后，内化而升华的环境保护意识。相比于朴素环境意识它具备了三种特点：一是环境科学素质中所指的环境保护意识脱胎于个人的学习、分析和实践过程，具有良好的科学理论和实践基础，具备了情况判断和指导行为的能力;二是环境科学素质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是动态的、广义的，不限定于某一领域，或者某一具体环境问题，这种意识在不同的领域，面对不同的环境问题时均可以重复显现并发挥作用，三是环境科学素质中的环境保护意识形成的同时，将伴随着行为能力的生成，意识与行为能力相伴相生。这个特质极大的提升了科学的环境保护意识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三，将“行为践行水平”作为环境科学素质的核心落脚点。国外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核心落脚点是“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6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落脚点是“行为能力”，4’5环境素质的核心落脚点是“正确的环境行为”，7环境意识的落脚点是“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能力”。8上述观点都是基于“意识决定行为”的理论基础，认为“有意识+有行为能力=有行动”。这个观点在大多数社会行为领域都是成立的，但是在环境保护行为的实践中，“有意识+有行为能力”的简单组合距离有行动不仅不能划等号，而且存在着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从科学的环境保护意识到行为的实践要受到成本因素和其他自然人为环境保护行为实践率的影响。因为个体在选择是否践行环境保护行为时，不仅仅要考虑各种成本因素(例如经济成本、个人舒适度等)，很大程度还要考虑他人不采取环境保护行为对自身采取环境保护行为产生的损失和抵消作用，进而可能选择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践行环境保护行为，从而导致全社会都不践行环境保护行为的困境，这种结果使得仅仅关注于“有意识+有行为能力”的环境科学素质不再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公众具有节约用水的意识，也具备节约用水的行为能力，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的公众在一些公共场所(如公共厕所、宾馆)或家庭生活中(如过度洗澡、洗衣等)不选择节约用水的行为。又如近年在我国形成的垃圾焚烧、PX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公众的不支持行为，这种“有意识+有行为能力”的组合，社会调查的结果分值很高，但是这种“虚高”的意识和行为能力，对于环境的改善是完全没有现实意义的。因此，本文将“行为能力和行为践行水平”纳入到环境科学素质的概念中来，而不是将践行水平作为环境科学素质的外在表象来研究。这种环境行为的实践，是在科学意识和行为能力的支撑下，克服了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和阻碍而发生的纯粹的环境保护行为。

 

三、环境科学素质的三维理论模型

 

环境科学素质包含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和方法、环保意识和态度、行为能力和践行水平三个维度。

 

(一)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和方法，是指对环境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的基本了解，对环境科学技术研究过程和分析方法的基本了解。知识层面要求理解与环境保护柏关的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术语和概念，了解环境保护技术领域的通用技术名词和术语;方法层面要求能够理解环境科学研究的过程，理解常用环境保护技术方法，理解环境科学证据与结论的关系，掌握基本的环境科学分析方法。

 

(二)环保意识和态度，是指对环境保护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环境行为转化的原动力。本研究所指的意识和态度，是具备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意识和态度，而非简单的原始朴素意识和态度，要求公众具备正确的环境保护观念，科学认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客观理性看待环境问题，理解和支持环境保护工作，并能够清醒认识到个人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三)行为能力和践行水平，是指基于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了解，能够对环境事务做出客观判断、理性处理以及正确践行的能力。行为能力包括学习查阅能力、理性分析和判断能力、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能力、个人行为的约束能力、公共事务的参与能力以及对社会消极因素的抗拒能力;践行水平包括个人环保行为的实践与持久性、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环保行为的实践和持久性，强调自觉去践行。

 

四、公民环境科学素质的层次结构分析

 

研究者们对科学素质的层次结构，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认为可以从“有、无”来判定。类似于文盲和脱盲，一个人或者具备科学素质或者不具备科学素质，这两种状态之间可以有一个明显的划分界限。另外一种观点是通过科学素质的高低来衡量和划分层次，认为科学素质不是简单的“有或无”的关系，而是“高或低”的关系，可以根据高低水平划分不同的层次结构。

 

本研究认为，仅仅通过简单的“有或无”来衡量环境科学素质，或者通过“高或低”的标尺来描述环境科学素质，不能够真实的反映公民环境科学素质水平。因为环境科学素质是一个综合素质，是个人多方面素质、意识态度以及行为的综合反映，我们认为，环境科学素质用“处于不同的状态”来定义更加合适。按照三维结构模型，公众的环境科学素质水平，可分为如下状态,。如表所示，三维结构维度的排列组合共计得到了8种结果，其中三维结构内容均为“无”的情况，可以视为完全没有环境科学素质的状态，是一种“启蒙状态”，从目前社会环境与调查结果来看，这种人群数量非常少，不具有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第二种到第八种组合的结果，都可视为为“有环境科学素质”，根据每个维度的具体情况，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7种结果。其中第五种和第七种结果是一种理论模型下产生的结果，现实情况中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我们很难理解和解释为什么会有环境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合格的人，没有一点环境保护的意识态度和行为能力，也不能解释掌握一定环境科学知识和方法，同时也具备行为能力并进行了有效的实践的人，会没有正确的环境意识和态度。因此这两种组合结果也没有研究和分析的必要。第三种和第四种组合结果，我们可以命名为“本能的环保行为”和“朴素的环保行为”，这两种行为都缺少科学性指引，因此可将这两类人群合并为“朴素的环保行为状态”来研究。下面，将详细对四个典型状态人群进行分析：

 

(―)朴素的环保意识状态

 

就个体而言，目前大多数的公众都处于这个状态。他们可以结合自身的感受和从媒体、社会宣传得到的零散(甚至缺乏科学依据的极端环保理念)信息，形成目的性简单(以对自身有益为主)的环保意识和态度。这类人群很容易在各类调查、访谈中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注与关心，对环保事业发展的支持与理解，但是在具体怎么参与、如何参与和具体问题的解决中，尤其是面临自身利益的时候，则出现困惑甚至非常矛盾的选择。例如生活垃圾的处理，公众都会表现出支持生活垃圾的分类和无害处理，但是当要在自家附近建立焚烧厂或填埋场时，则表现出极度的反对和不理解。社会上称之为“邻避运动”，其实这是朴素环境保护意识，遇到涉及自身利益的环境保护问题后，非理性意识被迅速放大和极端化的表现。这种意识水平，参杂上其他社会因素，例如政府公信力、社会阴谋论、以及缺少科学依据的舆论引导时,会迅速的演变为行为人自以为“科学、合理、正确”的社会行为。比如垃圾焚烧厂的建立，只要有极少数人随便抛出一个“焚烧有害”的所谓科学结论，就迅速的将公众的朴素环保意识唤醒、扩大，演变为缺少理性的公共社会事件。这说明缺少科学知识支撑的朴素环境意识，某种程度上是在增加环境保护工作的难度。在缺少科学知识支撑的环保意识面前，公众通常无法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科学判断，很容易被误导并相信错误的信息(心里学上都是倾向于向更坏方向发展的，也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观念)，这时的科学证据、论断和专家的科学解读，均会被强大的公众集体意识绑架，进而被孱弱的社会公信力等社会因素削弱的毫无说服力了。因此，这类人群是最需要加快开展素质提升，提高其知识水平，以期形成科学的环保意识和态度。

 

(二)朴素的环保行为状态

 

处于这个状态的公众基于道德约束、社会规范等原因形成了浅层次的环境保护行为。以个人行为为主，是一种无意识、无科学基础、未经过深度思考和选择而发生的行为(从众的行为)。主要包括两类明显特征的人群，一类是生产者，以个体生产者为主，他们出于利益需求，例如高附加值、高利益的环境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促使他们选择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另外一个人群是以追求时尚为主的消费群体，他们在概念炒作的指引下，以追求时尚、高端生活为主要导向，选择有机食品，选择有环保理念的时尚产品。这个群体的行为虽然不是出于保护环境的目的，但是其现实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对改善环境有益，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整体社会环境行为的养成，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行为践行氛围。尤其是一些环境意见领袖的环境行为的选择，他们在毫无科学理念支持的前提下，通过个人的号召，带领某个村或者社区的一部分人，按照意见领袖的思想，直接开展了环保行为的践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种行为虽然不能对全社会形成真正的影响，但是他对促进社会的环境行为的养成，科学的环境意识的形成，是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的。

 

(三)科学的环境意识状态

 

这个状态的公众基于科学知识、方法的学习和了解，经由个人思考、分析、判断、选择，内化而形成对环境保护的正确认识。具有科学的环保意识和态度的群体，以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为主。这类群体人员数量不够庞大，基于个人素质的综合修养，形成了较为科学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态度，或者具备较高的科学知识储备，潜意识中形成了较为科学和完善的环境保护理念。这类人群可能出于各种个人的、社会的因素干扰，使他们仅仅停留在高意识(或者高意识的形成状态)，他们喜欢坐而论道，却很少起而行之。或者刚刚打算起而行之，又觉得自身力童过于渺小，又继续坐而论道。这类人群是缺少一个“起而行之”的社会氛围。只要时机成熟，可以迅速成为环境保护的实践者和中坚力置。这类人群，如果遇到第一类人群，会很愿意向他们传道授业解惑，但是却不会引领大家一起践行。他们遇到第二类人群，会在意识的感召下，迅速的加入到第二类人群的行列中，并帮助第二类人群提升行为的科学性，一边传道授业解惑，一边进行具体实践。

 

(四)科学的环保行为状态

 

这个状态的公众是真正具备环境科学素质的人群。基于科学知识、方法的学习和了解，经由个人思考、分析、判断，选择，形成对复杂环境问题的理性分析和科学判断，能够给出正确的行为选择，并能够排除感情、习惯、经济等因素干扰，赋予实践。这种状态是个人环境科学素质的最高状态。

 

结语

第6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范文

>> 新媒体环境下新疆生态环境保护的报道分析 基于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下的林业经济发展浅析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分析研究 金融危机下的生态环境保护 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浅析生态环境保护与幸福经济发展的关系 红山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思考 生态环境保护下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研究 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分析 浅析新疆干旱区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新形势下的生态环境保护策略分析 新疆地区林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调控 论发展循环经济与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海南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林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林业经济发展 经济林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探究 安徽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艺术 > 新疆经济快速发展下的生态环境保护报道分析 新疆经济快速发展下的生态环境保护报道分析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常盼 刘红")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新疆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生态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若新疆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第一位。但新闻媒体是否及时准确的报道了新疆生态环境状况及问题，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新疆经济快速发展中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分析新疆日报近几年有关新疆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报道的议程设置，提出相关的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新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议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4-0011-02

一、研究的问题与意义

2010年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做出了推进新疆快速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部署，新疆进入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国家总理在中共中央第二次新疆座谈会中指出，做好新疆工作，要更加重视保护环境，而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确保到2020年新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国家对新疆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安排360项，预期投资3750亿元[1]，为新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对此，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指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是新疆经济发展不可动摇的底线。那么，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新疆生态环境造成了什么影响？

新疆深居欧亚大陆腹地，是一个典型的内陆干旱区，干旱的气候条件是新疆水资源总量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根本原因，也是影响新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因素。这首先表现在人口快速增长对水资源的压力。从1990年至2013年，新疆人口年均增长23.4%[1]，大大高于全国年均增长0.57%的水平[2]。为满足新增人口生存需求和经济活动，不断新辟或扩展绿洲面积的同时，也改变着水资源的时空分布，加剧了下游绿洲区域和局部的生态环境恶化。其次，新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近几年煤炭和石油是新疆主要的能源消耗，消耗量达总能源消耗量的80%，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污染环境。最后，城镇化产生的大量污染物，如废水、废气、固体垃圾等，严重影响了绿洲生态，加之绿洲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难恢复性等特点，使以盐渍荒漠化和沙质荒漠化为主导的土地荒漠化成为长期以来制约新疆经济发展的次生环境因素。这些年国家与自治区政府也加大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力度，生态环境虽有局部改善，但绿洲恶化未得到遏制和扭转。上述因素导致新疆环境支持系统以及可持续发展总体能力比较低[3]。

媒介时代，人们依赖大众传媒了解社会发展及环境变化，《新疆日报》是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是新疆最具权威的报纸，其对生态环境报道具有舆论方向标的作用，系统分析这方面报道是否准确、全面反映了新疆生态环境状况与问题，以强化主流媒体的导向作用。

二、研究理论与方法

论文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分析《新疆日报》要闻版有关生态环境报道。“议程设置功能”是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4]。本文以对《新疆日报》要闻版及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新闻对报道体裁、报道形式、报道倾向性、版面位置等类目的定量分析，并对比经济新闻，归纳该报在生态环境保护新闻方面议程设置特点。

对2012-1-1至2013-12-30《新疆日报》要闻版采用间隔抽样的1073个样本。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第一次新疆座谈会与中央政府及兄弟省全方位援助，突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新疆日报》要闻版每日一期，每期有1～3个版面。要闻版是对新疆每日重要事件的报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其议程中是如何设置的，是否基本反映了现实，会直接影响受众对环境问题的议程设置。

三、样本分析

1.要闻版议题类型与数量分布

经过抽样的1073个样本，其中X代表样本数量，具体单位为篇，F（%）为其所占的半分比，具体分析如下。

要闻版新闻议题有8类：政治、经济、环境、文化、民生、社会、科技以及其他。按数量排序依次为：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民生、其他、科技、环境。在1073个样本中，环境新闻36篇，F（%）为3%。而经济、政治、社会新闻分别是环境新闻的近2、7、13倍。

经济与环境是新疆快速发展中的一对基本矛盾，那么，在经济报道中是否兼顾到环境问题了呢？数据显示，经济议题报道中57%是纯经济新闻;以经济为主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新闻仅占9%。而环境新闻中21%是纯生态环境新闻，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涉及到经济的新闻占13%。两项数据对比说明经济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先于环境保护。即使自治区政府提出了“生态立区”的概念，经济发展仍然排在生态环境保护之前。

上述分析表明，社会新闻是《新疆日报》要闻版的第一议题，其次是政治新闻，最后是环境新闻。“议程设置功能”认为大众传播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显而易见，《新疆日报》要闻版新闻的议程设置，把受众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社会、政治与经济方面。

2.《新疆日报》要闻版新闻议题显著性分析

媒体议程设置“显著性模式”指“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会引起公众对这些议题的突出重视。[5]”报纸主要通过报道体裁与形式突出强调某个议题。

报道体裁是指信息呈现的外在形式。在整个要闻版新闻当中，报道体裁数量排序为：消息、通讯、其他、评论。X为713、225、90、45篇，F（%）为67%、21%、8%、4%。消息依然是《新疆日报》发挥环境监测即告知功能的主要新闻样式。

在各类议题中，使用消息与评论最多的是社会议题，其次是政治议题。消息也是《新疆日报》环境新闻体裁的主角，虽然评论使用较少，仅2篇，但在评论排序上在民生新闻之前。消息形式简单，通俗易懂，更能够让受众了解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从而引起受众的忧患意识。但是，评论过少，不能代表媒体发声，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起到舆论导向的作用。

报道形式是指新闻呈现的方式，《新疆日报》要闻版报道形式顺序为纯文字、文字加图片、图片加文字、纯图片。X为735、122、110、106篇，F（%）为69%、11%、11%、10%。数据显示，这符合报纸特点，但同时新闻的视觉吸引力就比较弱。图片加文字或文字加图片形式会使整篇文章报道更形象、具体，增加版面活力，从而吸引读者对该议题的注意力。

与其它议题相比，环境新闻报道形式使用最多的是纯文字形式，是其他三种形式总和的2倍多。

要闻版环境新闻报道倾向分析，目的在于研究《新疆日报》生态环境保护新闻报道的理念和价值取向。要闻版环境新闻样本36篇，正面报道23篇，F（%）为63.89%，中立报道13篇，F（%）为36.11%，负面报道0篇。由此可见，《新疆日报》环境新闻以成就报道为主。

综合报道体裁与形式分析，《新疆日报》要闻版议题的显著性排序为：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民生、环境。

单独对环境新闻倾向性的分析说明，环境议题正面报道高于负面与中立的倾向性，既模糊了现实中环境恶化的严重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受众对环境的认知视野。

3.《新疆日报》要闻版新闻议题优先顺序分析

“传媒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所做出的判断。[5]”报纸版面位置的重要程度依次为：左上>中间>右上>右下>左下。归纳要闻版各类议题在不同版面位置出现的频度，基本可以判断议题的重要顺序。因为每篇新闻的长短不一，以其主要部分所在位置归位。

版面位置顺序为中间、左上、左下、右下置、右上，X为438、235、159、153、88篇，F（%）为41%、22%、15%、14%、8%。左上：政治、社会、经济、民生、文化、环境，科技并列;左下：政治、社会、科技、新闻、民生、文化、环境;中间：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民生、环境、科技;右上：社会、政治、经济、民生与文化并列、环境、科技;右下：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经济与民生并列，科技。

环境新闻在左上位置有4篇，左下位置4篇，中间位置10篇，右上位置3篇，右下位置15篇。

综合之，《新疆日报》要闻版议题优先报道的还是政治、其次为社会，第三是经济，其余议题顺序略有变化，而环境议题基本在最后，不过在右下位置略靠前，排在第四。

4.结论

《新疆日报》的“议程设置”更多的着重点放在了社会、政治、经济方面，作为另外一个在广度与复杂性上可以跟经济议题同等重要的环境议题，在议题的显著性与优先顺序方面均大大逊色于前者。并且更多选择有成就及与百姓日常生活有关内容报道，很少触及更深层次的环境问题。

四、建 议

第7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范文

关键词：环境竞争力；因子分析；指标体系

资助项目：本研究成果受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批准号：12YJA790010）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省域环境竞争力评价研究

收录日期：2012年10月22日

一、环境竞争力研究综述

在竞争力研究中，国内外学者曾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其中国际上普遍进行的是国家竞争力、城市竞争力、省域竞争力等方面的分析。环境方面的分析大都是在可持续发展、区域竞争力的研究中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被涉及。如199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美国非政府组织构建了社会、经济和环境三系统模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建立了由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构成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国内学者在国家竞争力、城市竞争力、省域竞争力等方面的研究较多，在环境竞争力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且侧重点不同。较早涉及环境竞争力研究的是杨冬梅和袁岩（2006），该文在城市竞争力综合测评指标体系中将环境竞争力作为其中的一大类指标，认为环境竞争力包括环境质量指数、城市环境舒适度指数、城市自然环境优美度指数和城市人工环境优美度指数。随后，其他学者也对环境竞争力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丁越兰等（2008）从城市硬件环境竞争力、城市绿化竞争力、城市环境质量竞争力、城市资源丰裕度四个方面来构建环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西部11个省会城市的环境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其贡献在于选取首位性城市作为样本，能够对西部城市的环境竞争力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把握。罗海成和张春霞（2008）构建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的全面发展竞争力模型，对我国31个省域全面发展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其创新点在于将环境发展、社会发展纳入到区域全面发展竞争力模型中。李军军（2011）应用主成分分析和动因模型对影响省域环境竞争力的主要指标进行了总结归纳，其贡献在于对影响环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进行了深入研究。林寿富（2011）构建了生态环境竞争力、资源环境竞争力、环境管理竞争力、环境影响竞争力、环境协调竞争力的区域环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其贡献在于其评价指标体系既考虑自然环境对环境指标体系的影响，又考虑人类经济社会对环境指标体系的影响。李建平（2011）运用数理分析、空间分析等分析方法构建了环境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和数学模型，对我国31个省域的环境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和评价，其贡献在于追踪研究了2005～2009年我国31个省域环境竞争力的演化轨迹和提升路径。

本文以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综合了上述国内学者的研究，并融入一些反映低碳概念的指标，从生态、资源、经济、基础设施、社会五个方面构建了环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较为全面地对2010年我国省域环境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价。

二、我国省域环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指标释义

所谓省域环境竞争力就是在省域层面的环境竞争力，由生态、资源、经济、基础设施、社会五个方面组成。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反映低碳的指标，在前瞻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全面性、系统性的原则下，构建了我国省域环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该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总目标层，也就是环境竞争力，综合反映一个区域的环境竞争力。

第二层是一级指标，由五个子系统构成，是环境系统的几个主要方面，也是环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生态子系统。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的大环境，主要由自然环境构成，是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是环境系统稳定的重要标志。

资源子系统。资源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之一，也是环境系统的基础组成部分。资源是否合理有效利用会直接影响到环境的平衡。

经济子系统。环境竞争力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系统的支持。经济系统通过生产活动来影响环境系统。

基础设施子系统。基础设施竞争力是环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基础设施的健全程度直接影响到环境的各项指标，以及居民对环境的满意度。

社会子系统。环境系统满足社会系统的生态要求，同时社会系统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来影响环境系统。

第三层是二级指标，是各子系统下设的具体指标，用于量化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便于计算分析，指标数据X1～X28均可在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获得。社会子系统中的指标X29～X31，需通过问卷调查而无法通过年鉴获得。具体指标见表1。（表1）

三、我国省域环境竞争力实证分析

（一）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找出能控制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独立的公共因子去描述绝大多数原始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然后根据相关性的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但不同组的变量的相关性较低。

（二）我国省域环境竞争力因子分析。本文选取的样本是全国除港澳台以外的31个省域，参与因子分析的指标数据X1～X28均来自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社会子系统中的指标X29～X31，需通过问卷调查而无法通过年鉴获得，同时考虑到问卷调查的非完整性和非全面性，因而并未参与因子分析，故无法得知社会子系统中的指标对环境竞争力的影响。但是考虑到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本文在指标体系中保留了社会子系统，拟留待进一步研究。

利用spss16.0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建立指标间相关系数矩阵，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及累计方差贡献率。因子提取时本文若只提取累积方差率大于80%的因子，应取6个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80.89%）；若只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应取7个公共因子；也可以自定义个数。本文认为第四至第七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均太小，对整体分析意义不大，所以只选取前3个公共因子整合原来的28项指标，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3.536%，比较理想。（表2）

通过方差极大的方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旋转后的载荷矩阵，见表3。（表3）载荷系数反映了该公共因子与原始变量的关系及解释能力。X18、X19、X17、X16、X20、X22、X28在第一公共因子上有较大载荷，说明第一公共因子（F1）主要解释了这些指标，可以命名为经济基础因子。

X15、X7、X8、X6、X21、X27、X11、X12、X24、X13、X9、X25在第二公共因子（F2）上有较大载荷，同理将第二公共因子命名为资源因子。

X4、X10、X5、X23、X2、X1、X3、X14、X26在第三公共因子上有较大载荷，同理将第三公共因子（F3）命名为生态因子。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4），采用回归方法，可构造出3个公共因子的得分函数，将样本数据代入计算得到各个因子得分Wi（i=1，2，3）。取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构建各省环境竞争力评价函数，计算可得环境竞争力的综合得分W及排序，并按各因子得分以及综合得分分别排序。（表5）

W1=0.050X1-0.005X2+0.066X3+…+0.063X28 （1）

W2=-0.025X1+0.027X2-0.002X3+…-0.014X28 （2）

W3=0.106X1-0.170X2+0.089X3-…-0.008X28 （3）

W=33.556W1+18.271W2+11.709W3 （4）

表5中的正负号代表与平均水平的位置关系，是数据标准化的结果。

按综合得分排名来看，2010年环境竞争力排在前10名的是：广东、江苏、北京、浙江、上海、山东、天津、福建、河北、辽宁。

按经济基础因子得分排名来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天津、福建、山东、海南、。

按资源因子得分排名看，山东、广东、江苏、河北、浙江、河南、辽宁、安徽、湖北、山西。

按生态因子得分排名看，江西、重庆、福建、海南、广西、安徽、河南、湖南、云南、山西。

四、结论

上述基于2010年的数据对中国31个省域环境竞争力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

第一，从各省环境竞争力评价函数W=33.556w1+18.271w2+11.709w3中可以看出，经济基础因子解释了33.556%的环境竞争力，资源因子解释了18.271%的环境竞争力；生态因子解释了11.709%的环境竞争力。因此，总的来说，我国各省环境竞争力中经济基础因子对环境竞争力的影响最大，资源因子次之，生态因子最小。

第二，经济基础因子得分与环境竞争力得分呈正相关，说明我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间接地体现在了环境竞争力的差距上。因此，具有劣势的省域要提升环境竞争力必须优先发展经济，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第三，资源因子得分较高的省域中山东、广东、江苏、河北、浙江、辽宁的环境竞争力排在前十名。这说明省域拥有资源禀赋的程度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其环境竞争力。因此，拥有丰裕资源的省域可以利用其禀赋的比较优势，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从而提升环境竞争力。

第四，生态因子得分较高的省域中只有福建的环境竞争力排在前十名。这说明这些省域在生态方面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但采用了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对环境竞争力造成了不利影响。因此，拥有生态优势的省域可以采用资源、生态、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模式来发展，提升环境竞争力。

第五，除了上述因子得分较高的省域外的其他省域，例如陕西、四川、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宁夏、新疆、贵州、甘肃、青海，在经济基础、资源、生态方面都不具备优势，综合排名也较低，属于劣势省域。因此，这些省域在缺乏先天优势的情况下，应该投入更多后天建设资金，优先发展经济和基础设施，同时协调经济、资源、生态、社会的平衡发展，来提升环境竞争力。云南和虽然分别在生态因子、经济基础因子上得分较高，但是其环境竞争力综合得分太低，仍然属于劣势省域，这些省市的经济建设比环境建设更为迫切，要实现环境竞争力的大幅提升将更为缓慢。

第六，我国省域环境竞争力综合得分差距很大，说明各省域的环境竞争力发展很不平衡。

综上，提高环境竞争力的途径是资源、生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M].科学出版社，2012.

[2]叶依常，黄明凤.低碳经济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评价[J].统计与决策，2011.8.

[3]辛玲.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1.7.

[4]林寿富.区域环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模型的构建[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5]李军军.省域环境竞争力关键驱动要素探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6]李晓燕，邓玲.城市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探索——以直辖市为例[J].现代经济探讨，2010.2.

[7]孙久文.区域经济学[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8]李建平，李闽榕，王金南.中国省域环境竞争力绿皮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9]杨兴辉.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应用研究[A].有色金属工业低碳发展——全国有色金属工业低碳经济及冶炼废气减排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0.

[10]XiaoYan Tao，Urban Environmental Quality Evaluation Based on TOPSIS Method[A].2010 Second ETP/IITA World Congress in Applied Computing，Computer Science，and Computer Engineering[C].

第8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范文

1.项目申报单位概况。主要包括项目申报单位的重点经营范围、资产负债情况、股东构成及股权结构比例、以往投资类似项目的简要情况等内容。

2.项目概况。主要包括项目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及规模、产品及技术方案、主要设备选型、投资规模、资金筹措方案等。

第二章 战略规划、产业政策及行业准入

1.拟建项目与相关规划的关系。

2.拟建项目与相关产业政策的关系。

3.拟建项目与相关行业准入标准的关系。

第三章 项目选址及土地利用

1.项目选址及用地方案。主要包括项目用地选址、场址土地权属类别及占地面积、土地利用现状及相关规划情况、占用耕地概况、土地获取方式等。

2.土地利用合理性分析。主要分析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占地规模是否合理、耕地占用补充方案是否可行等。

3.地质灾害影响分析。对于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建设的项目和易诱发地质灾害的项目，应阐述项目选址所在地的地质灾害情况，分析拟建项目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4.其他不利影响。分析拟建项目是否压覆矿床和文物，是否会对防洪和通航等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章 资源开发及综合利用

1.资源开发方案。对于资源开发类项目，阐述资源储量和品质勘探情况，分析拟开发资源的可开发量、自然品质、赋存条件、开发价值等，评价是否符合资源总体开发、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资源利用方案。主要包括项目需要占用的重要资源品种、数量及来源情况，资源节约及综合利用方案，单位生产能力主要资源消耗量指标及与国内外相关资源利用效率的对比分析。

3.节能及节水措施评价。对项目建设方案的能耗及水耗指标进行分析，阐述工程建设方案是否符合节能及节水政策的有关要求，在提高能源及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和水耗等方面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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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征地拆迁及移民安置

1.城市居民搬迁方案。涉及城市征地拆迁的项目，应根据项目建设方案，进行征地拆迁影响的调查分析，提出拆迁补偿的原则、范围和方式，并以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要求进行评价。

2.农村移民安置方案。涉及农村征地及移民安置的项目，应根据项目建设方案，进行项目征地影响的相关调查分析，提出移民生产开发、生活安置、征地补偿、收入恢复等方案，并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

第六章 环境和生态影响分析

1.环境和生态现状。包括项目场址的自然环境条件、现有污染物情况、生态环境条件、特殊环境条件及环境容量状况等。

2.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污染物类型、排放量情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是否符合环保法规要求，对流域和区域环境及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

3.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按照国家有关环保法规要求，对环境影响治理方案的工程可行性进行分析，对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提出对策建议。

4.特殊环境影响。项目对历史文化遗产、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和自然景观等的影响及对策。

第七章 经济影响分析

1.国民经济评价。按合理配置资源的原则，从国民经济的角度考察投资项目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和对社会的贡献，评价投资项目的经济合理性。

2.区域经济影响分析。对于区域经济影响较大的项目，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布局及结构调整、区域财政收支、收入分配及是否可能导致垄断等角度进行分析。

3.经济安全分析。对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项目，从产业技术安全、资源供应安全、资本控制安全、产业成长安全、市场环境安全等角度进行分析。

第八章 社会影响分析

1.系统调查和预测拟建项目的建设、运营对项目所在地区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与社会效益。

第9篇：对社会环境的分析范文

关键词：金融生态 环境评价体系 主成分分析法

一、 引言

金融生态一词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12月的“经济学50人论坛”上第一次提出来的，它是对金融的一种拟生化概括和比喻，是把金融的发展放到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去观察分析金融的运行情况，把金融看作是由一定的环境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生态环境是影响金融发展、运行的一切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治以及传统习惯等多种因素，营造优质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利于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壮大，增强地区对金融资源的“洼地效应”。我国西部是典型的“金融高地”地区，而陕西省又是西部的中心省份之一，陕西省的金融生态环境直接关系着地区的金融业发展。长期以来，陕西省约80%的金融资源集中于西安地区，而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正是造成这种金融资源配置高度集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陕西省各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估，既是对地区间金融资源配置和差异化的量化分析，也可以为政府有针对性的提出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的政策、措施奠定基础。

二、文献回顾

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的形成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涉及到与金融发展有关的各个方面。因此要全面系统的评价陕西省的金融生态水平，构建一个包括系列金融发展因素的指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金融学者和金融部门在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上存在不同的指标体系，如陈哲明（2006）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社会信用水平和金融生态保障四个层面的43项指标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张晓锋（2007）从地区经济基础、地方金融发展、法制环境、金融部门独立性、社会中介服务、社会诚信文化、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企业竞争力九个层面的62项分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欧阳宗旨、常庆（2009）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潜力、金融业务总量、金融支持作用、信用环境、法律环境和政府行为7个层面的16个分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周炯、魏佩佳（2012）从经济基础、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信用水平四个层面的16个分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等等。本文根据各个分指标的选取频度以及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将金融生态系统的总体框架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和社会信用状况四个一级指标以及与其相关的16个具体分指标来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

三、理论分析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地区整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形成过程中涉及到经济、人文、资源等各个方面，虽然这一系列因素不是金融生态环境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其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对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进行合理的分解，是客观评价金融环境的必要前提。通过分析金融活动自身的特点，并结合其他人评价金融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的经验，本文将金融生态环境分解成4大因素，如图1所示：

（1）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是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一个地区经济越发达，金融系统就会越优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金融发展的方向、规模、结构和纵深度等，经济发展水平是提升金融生态环境的核心因素。

（2）金融资源水平

金融资源是金融发展的直接物质基础，金融生态环境与金融资源水平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资源越丰富，金融机构可以向经济行为主体提供充足的资金，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就越大，即金融生态环境就越好。

（3）政府财政能力

金融生态环境的构建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政府的行为对辖区内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影响巨大，对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起到调节作用。本文的政府行为侧重于财政的收支，因为财政投入的增加会强化社会基础设施对金融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提升金融主体消化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4）社会信用状况

金融行业所经营的是货币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以社会良好的信用状况为前提的，地区金融资源的配置与信用环境的关系紧密，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信用状况直接关系着金融资源的流动与有效配置，并最终影响着金融业经营的资产质量和经济效益。

四、参数设计与测度方法

（一）参数设计

在前面的分析中，本文把金融生态环境细分为经济发展水平、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社会信用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二级参数，如表1所示。

表1 评价金融生态环境的参数

根据表1可知，本文把经济发展水平分为5项参数指标、金融资源水平为6项、政府财政能力为2项、社会信用状况为3项。后文的主成分分析就是基于这16项参数指标展开的。

（二）测度方法

本文中的评价指标是根据指标间的相关性和对金融生态的影响度来划分的，依据每个层次因素的累计方差和贡献率来确定相应的权重。关于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方法、主成分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方法以及专家赋值法等，基于分析的客观性，本文拟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原有指标变量中的信息重叠部分提取和综合成几个主成分，实现对指标体系的处理。具体步骤为：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指标数据量纲的不同会影响分析的结果，所以采用Z分数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其中u为所有十个地区中第j个指标xj的均值，σij为第i个地区第j个指标的标准差。

2.使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并求出R的前m个特征值（λ1λ2 …λm）和对应的特征向量。

3.确定主成分个数。通过SPSS18.0软件求得数据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并求得变量的载荷矩阵，计算各个主成分的得分。

五、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检验

在将原始数据标准化后所得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都较高，多数都在0.5以上，近九成的相关系数处于80%以上，可知各个变量呈较强的线性关系，能够从中提取公共的主成分，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主成分分析

利用SPSS16.0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两个主成分。由表2可知，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3.207%，基本上包含了各指标的信息，可以对陕西省地区间的金融生态进行解释。

表2 主成分特征值、贡献率及方差的总体解释

通过对变量共同度的测量显示出的所有变量的共同度系数，得知 x2、x3、x4等变量的大部分信息都可以被主成分解释，达到0.95以上，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即使是较小的x5和X10，共同度也达到了0.745和0.793，仅有20%的信息丢失，因此，主成分提取的总体效果较理想。

针对提取出的两个主成分，计算16个指标在这2个主成分上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以便对两个主成分进行命名，由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在指标x11、x4、x16、x14以及x7、x8、x9、x6、x2上的系数较大： x7、x8、x2、x6和x9等指标的变化，反映的是金融发展程度，而x14与x16指标的变化从教育层面反映诚信发展程度，因此将第一主成分命名为金融及社会诚信因子。第二主成分在指标x1、x15、x10、x3、x13以及x12、x5上的系数较大： x1、x3和x5指标的变化，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而x15、x12和x13指标的变化反映的是政府行为对经济的影响水平，因此将第二主成分命名为经济及政府干预因子。

表3 旋转后主成分载荷矩阵

（三）主成分得分及各地区综合得分

采用回归法估计主成分得分系数，并输出得分系数矩阵，如表4所示：

表4 主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根据上表得出主成分的分析函数以及各个地区主成分得分，然后取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对两个主成分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各地区的综合得分，如表5所示：

金融及社会诚信因子：

由上表可以清晰地看出陕西省各个市金融生态环境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区县金融生态的差别导致金融业发展很不平衡。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区县的金融生态环境要优越，综合得分靠后的市，基本都是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初级化，交通不便利的市，但是，由F1 、F2可知，一些经济落后的市在两个主成分上的得分并不是都低，这说明它们在某些因素上存在优势。如西安市和榆林市，西安市综合得分大于1，处于最高位置，表明西安市的金融生态环境水平最高，这也和西安市作为陕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分不开的，所以在两个主成分上的得分都较高，但西安在F2上的得分远小于榆林市，却在F1 上的得分远大于榆林市，由此可以看出，西安市的金融资源和社会信用度高于榆林市，而在经济上不及榆林市（与榆林市的煤炭经济相关）；商洛和铜川总分处于最后两位，然而在F1 上两者的得分并不是很低，甚至高于第二名和第四名的榆林与延安地区；汉中市总体排名第七，主要归因于经济的发展水平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分F2，而延安市在F1 上的得分也证明，延安市的金融资源并没有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发展。

六、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研究，通过分解环境因素、细化指标体系确定衡量金融生态环境的参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陕西省十市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于金融工作的发展影响越来越明显，同时不同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呈现出不同特点。

针对以上结论，为了进一步做好陕西省的金融工作，为其建立更有利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 进一步夯实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经济是金融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地区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营造稳定增长的经济环境，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实现与金融发展的协调，提高金融资源在经济中的优化配置。在挖掘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盘活金融资源的集聚与配置。最终，以经济促进金融发展的方式来改善陕西各市的金融生态环境。

第二， 健全金融体系，加快金融业发展。陕西省部分区县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资源缺口较大，金融业结构体系不完善，要改善金融资源问题，一方面，地方首先应加大金融机构物理网点的建设，通过广纳社会闲置资金来实现金融资源的集聚；另一方面，改善政府服务管理功能，通过实施优惠政策来引进金融人才，以此鼓励金融产品的创新和金融资源的集聚，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第三，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企业和居民要加强自身的诚信建设：企业在深化改革发展的同时要重塑企业形象，以降低银行的放贷风险；居民应努力学习金融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在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的前提下降低个人信贷的难度。总之，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来降低金融业的纠纷。

参考文献：

[1] 徐诺金. 金融生态论：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 徐小林.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方法[J]. 金融研究，2005（11）：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