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分类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经济分类范文
一、抓好疫情防控重点环节
1、聚焦“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继续严格管控重点环节和关键部位，实施网格化管理、地毯式排查，严格查控外来人员，实行重点监控人员动态管理和信息共享，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2、取消赤峰市入境及市域内全部公路卡口，运用“大数据+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车辆抵达地末端查验，切实做到“不漏一车、不漏一人”。车辆抵达地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嘎查村、社区要负责做好司乘人员信息登记、体温检测、消毒消杀工作，并将人员车辆信息报送至旗县区指挥部，对于有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人员要及时上报并按有关程序办理。
二、有力有序地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3、认真落实自治区出台的支持防控疫情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困难中小企业健康发展15条措施，在全面调查疫情对我市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经营管理和运行影响的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加快制定针对性强的援企稳岗扶持政策。
4、对已开复工但存在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对有开复工意愿但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主动开展帮扶和服务，一企一策制定解决方案，切实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5、加大金融支持企业力度，启动驻赤金融机构助力中小企业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健康发展专项行动。
6、加强疫情对服务业领域的影响评估论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有序放开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畅通企业复产复工链条。
7、高度关注房地产业发展，抓紧制定中心城区土地出让计划、商品房线上交易方案、在建楼盘复工方案。
三、抓好春季农牧业生产
8、切实加强农资储备供应，将种子、苗木、化肥、农药等农资生产企业全部纳入复工复产企业名单，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基础上，鼓励农资门市正常开业，多渠道联系货源，千方百计保障春耕备耕。疫情期间，推行农资企业与经销商统一集中送货上门服务。
9、推进春季畜牧业生产，全力保障种畜禽、饲草料、兽药等物资供应和调运。
10、加强农牧业生产服务，及时气象信息，组织科技人员开展线上生产指导、种植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等技术服务。
11、全力抓好设施农业建设，加强正在生产的温室大棚管理，推动闲置温室大棚恢复生产，制定鼓励设施农业发展的扶持政策，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畅通市场销售渠道，防止农产品滞销。
四、统筹抓好其他重大传染病防控
12、全力做好非洲猪瘟、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布病、鼠疫等疫情防控应对准备工作。
五、保障人流、物流有序畅通
13、严格执行“三不一优先”“一断三不断”交通管控要求，全面放开市内货物运输，研究制定有序恢复市内公路客运班线、城市公交的实施方案，取消中心城区道路交通管制措施，实现市内非重点人群自由流动。
14、对进入我市的外地车辆，取消公路卡口查验环节，一律实施车辆抵达地末端查验，做好相关登记；
对我市赴外地车辆，简化程序发放通行证，确保过往车辆便捷通行。
15、做好农牧民工等重点人群返岗的对接服务，全面支持市内非疫区人员返工返岗，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16、切实推动物流枢纽正常运行，准许物流企业在落实好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
六、做好民生保障工作
17、积极做好重点人群就业服务，制定高校和用人单位网上供需对接、开展线上专项招聘、精准服务用工紧缺企业等政策措施。
18、做好市场保供，加强市场监测调度，切实抓好蔬菜、肉蛋奶、粮油等生活必需品供应。
19、稳定市场商品价格，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制假售假、囤积居奇等违法犯罪行为。
20、聚焦攻克脱贫攻坚战最后堡垒，制定今年全市脱贫攻坚指导意见，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细化措施，落实责任，确保脱贫攻坚战决战决胜。
21、加强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整治，结合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今年工作任务。
22、落实“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要求，制定线上授课、线上辅导、线上答疑、线上自习的实施方案，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学校正常教学的影响。
23、针对医药卫生领域在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短板，研究制定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管理机制、强化卫生领域基层基础建设、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用设备采购和物资储备等具体措施。
七、加大稳投资力度
24、加快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列出今年拟实施的重点项目清单，建立重大项目包联机制，逐个项目协调解决开复工前困难问题，确保在具备条件时及时开复工建设。
25、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梳理前期项目清单，推行投资项目承诺制和部门代办制，利用线上平台推行“不见面”审批，有序组织开展实地勘察、现场查验等线下前期工作，切实做到快审快批。
26、做好地方债券争取工作，加大地债前期工作力度，积极推动地方债券尽快落实到项目建设上。
27、加强重点项目储备，结合“十四五”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编制，动态谋划储备一批补短板、调结构、惠民生、增后劲的高质量发展项目。
八、稳定促进居民消费和外贸外资
28、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制定我市扩大消费、振兴服务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加快释放各领域的消费潜力和需求。
29、围绕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功能定位，加大专业市场建设，尽快出台我市中心城区专业市场布局规划和今年专业市场建设计划，打造区域性物资采购中心。
30、营造良好对外贸易发展环境，支持外经贸企业尽快复工生产，加快跨境电商交易，稳定外资外贸。
九、引导稳定社会预期
31、加大新闻宣传引导，强化舆论引导和舆情管理，及时回应热点关切，增强社会各界抗击疫情、恢复生产的信心。
第2篇：社会经济分类范文
〔关键词〕 市场经济；自发性；嵌入性；范式反思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095-07
一、问题的提出
市场经济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主要制度设置，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的经济行为附属于权力、地位和社会结构。经济交换是社会交换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开展人际互动、维系社会关系或彰显地位与身份的象征。现代意义的市场经济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相伴随的。然而，自近代以来，市场犹如人间上帝，逐渐颠覆和改变着人类社会政治与文化结构，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意识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剧烈影响。如今，市场已成为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构成了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数物质、精神和文化需求都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获取。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它依靠什么机制来维系自身的存在？市场是自发形成的抑或是被建构的？它是一个独立的自组织系统还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使我们回到市场的原点，寻找市场存在的理据及其与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系。
而“自发性”与“嵌入性”则是理解市场经济本质的两条主要线索。长期以来，围绕着市场经济是自发的抑或是嵌入的这一根本问题，社会科学界进行了激烈论战。这场论战关注的三个焦点问题是：市场从哪里来，其形成的动力与机制是什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何种角色？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是个人权利与自由优先还是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优先，市场经济是人类追求的目的还是手段？对这场论战进行深度剖析不仅有助于澄清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误区，而且有助于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与人类社会的内在联系。
二、“自发性”视野下的市场经济属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明确从“自发性”视角出发来囊括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这些学者主张，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经济社会秩序，其形成源于人类善于交易的本性和追逐私利的冲动；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组织机制，这种机制突出对行动者的自主性、自由和权利的保护，是在供求关系平衡基础上满足人类物质福利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反对国家与政府介入和干预市场经济，主张强市场弱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观念，认为国家为了所谓的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而破坏市场秩序、侵犯个人权利的做法是错误的。在这些学者中，斯密和哈耶克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斯密关于市场经济秩序与个体经济理性、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关系的阐述、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与自由、权利与有限政府的观点，均明确从自发性视角出发来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一）斯密关于自发秩序的阐述
斯密明确从自发性视角出发，探析社会福利与市场经济扩张之关系，认为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交往关系是由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所推动的结果。市场社会允许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追逐私利，这种追逐私利的冲动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他指出：“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竞争，他个人由此获得的利益愈大，社会就愈富有。”〔1〕一个人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以谋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但结果却在市场经济供求机制的自发引导下促进了社会整体的繁荣：“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斯密这里所说的“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建立在市场自发原则基础上、以供求平衡为基础的价值规律之手。正是这只自发之手，调节着行为主体之间的供求关系，自觉地引导人们在公平竞争机制的约束下满足私欲，在利己的基础上实现利他，最终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
因此，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人类面临的各种物质精神需求，均可在这种机制的自发协调之下得以实现。他写道：“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助，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3〕追求私欲的人之所以最终能为人类社会福利的增进作出贡献，是因为人类具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4〕的本性。正是这种交易本性，为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存续和延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市场社会中，每个人必将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这必将使各种社会资源实现有效配置。
斯密始终将追逐私利视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他从未否认利己和私欲对于个人社会生活的意义。在他看来，利己是人性中的原始感情，利他则是为了实现利己而做出的必要牺牲。用他的话说，利己是人性中的“实体”，而利他则是人性中对实体的“影像”。〔5〕亦即，利己是人性的本源，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动力，而利他则是经济活动的表象，是实现利己的手段和结果。斯密承认，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但利己并非损人利己，而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规制下合理追求自己的利益和需求。这就意味着个人首先要利他，要具有道德感和正义感，通过利他途径来最终满足自己的利益。
斯密认为，私利和自由都是人性中两个重要的元素，追求私利和追逐自由是一个连续体，自由是实现自利的前提。他指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6〕因此，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自由，使每个人不受他人的侵害或压迫。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对人们经济生活的干预，扮演“守夜人”式的角色，让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自发秩序来自动调节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以满足彼此的需求。市场机制能生成一种“自然秩序”，这种秩序既能保证经济人的个人利益得以充分实现，使社会发展获得充分的动力源泉，又能使“看不见的手”顺畅地发挥作用，从而促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保持一致。这种秩序是经济人在市场上相互竞争的产物，是市场经济固有的一种“自发秩序”。〔7〕
（二）从自发秩序到扩展秩序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哈耶克更是突出自利的人性假定，认为市场社会中的人是自由人，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的自由而非颠覆和毁灭自由。他认为，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自由。哈耶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发调节市场学说，对人们认识人类经济社会关系与市场经济的本质产生了深远影响。
哈耶克指出，自由是人性中的第二秉性，它不仅“构成了我们理解经济生活的基础，而且也为我们理解大多数真正的社会现象奠定了一个基础”〔8〕。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强制性特权，反对政府对个人经济行为进行干预，反对政府过度介入市场。在他看来，政府过度介入市场不仅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而且侵犯了市场行动主体的自由与权利，滋生了权力寻租、集权政治和腐败的空间，使通往自由之路变成了通往奴役之路。
而自由实现的前提则是赋予个人明晰的财产权，亦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之所以能够独立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物品，根本原因在于他有独立的产权。独立的产权不论对个人或社会而言，都具有普遍意义。要捍卫个人的产权，就必须建立抽象的产权规则即法律规则。因此，哈耶克主张法治下的自由，强调国家对个体自由与产权的司法保护。
同时，个人利益的最终实现有赖于市场协调机制的存在。哈耶克指出，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其中某一部分群体在不知不觉的自然选择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规则即“自发秩序”，这是一种以市场自发调节机制为基础来进行配置资源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逐渐演化出了有关私有财产、诚信、契约、贸易、交换、竞争等方面的规则，从而也就形成了“扩展秩序”。“扩展秩序”的本质是“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从整体上讲，“任何一个个人对于所有其他社会成员所知道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之中”〔9〕，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为另一个人所具有的利益作出最终的判断。
人类社会知识的分散性、多样性和易变性，决定了市场自发调节机制是人们获知信息的基础秩序。它能为人们提供各种信息，使人们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参与进来，进而为那些素不相识的人提供服务。这正如他所说的，“如果共同体的利益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就不能屈服于这种人类本性的愿望，而应当由市场过程来确定回报。除了市场以外，没有人能够确定个人对整个产品贡献的大小，也无法确定应该给一个人多少报酬，才能使他选择从事某些活动，能够为向所有人提供的货物和服务作出最大的贡献。”〔10〕正是通过市场机制，人们实现了那些并非他们自己目的的目的。
从自发性视角看，市场行动主体不仅是能够独立处置自己财产的自由人，更是谋求私利的理性人。他们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私利，而且在利己的基础上实现了利他，最终带来了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因此，“在人类活动结构的进化过程中，获利的可能起着一种信号作用，它指导人们作出能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效的选择；通常，只有那些更有利可图的事情才能养活更多的人”〔11〕。哈耶克指出，如果说“市场经济占了其他秩序的上风，是因为它能够使采纳了其基本规则的群体更好地繁衍，价值的计算成了对生命的计算：受这一计算引导的个人，就是在做最有意于增加其成员的事情，尽管很难说这是他们的本意”〔12〕。据此，个人追求私利的动机成为理解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基础。
总之，斯密和哈耶克等都将自发性视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属性。他们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市场秩序是自发的，市场的出现是自生自发的，市场是出于个人天性中善于交易的本性，因而是必然的；第二，在各种社会资源配置与整合方面，市场机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它能将分散的、自发的、个体追逐其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达到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结果，进而实现社会整体的繁荣；第三，市场经济具有自主性，政府不应干预自由市场，而应让其不受限制地运作，政府不仅应尊重市场之价格机制，还应减少管制，缩减支出，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13〕第四，市场经济中的行动者不仅是典型的理性人，更是平等自由的主体，因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利益应当受到无条件的保护与尊重。
三、“嵌入性”视野下的市场经济本质
斯密、哈耶克等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论断，表明市场经济具有一种自发性属性，正是这种属性规定了市场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运作机制，使市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成为了彼此独立、互不相干的社会存在。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不仅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而且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富足。因此，任何干预和破坏市场经济的行为都是违背市场原则的，人类创制的各项规则与制度、人类开展的各种社会活动，只有置于市场的管制下，才能找到存在的合理性。这些学者关于市场经济自发性的论断，遭到了很多社会科学家的质疑。他们从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来理解市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内在关系，认为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嵌入性：人类的经济活动历来都是嵌入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因此，只有从社会整体的脉络中，才能理解市场存在的意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延展不是自生自发的，而是被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所推动和建构的结果；市场经济仅仅是人类经济社会整合方式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之一，应当服从并服务于人类本性，应当积极为增进人类福祉，维护并实现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服务；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不仅是市场形成的主导力量，更是市场经济的监管者、参与者和行为主体，政府参与市场经济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因此，如何克服市场经济的局限，如何使市场经济成为一种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善业，成为责任型政府的主要职责。在认知市场经济的性质时，嵌入性观点以解构自发性观点为目的，它同后者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态势。在这些学者中，波兰尼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波兰尼是最早提出人类经济行为的嵌入性观点的学者，也是对嵌入性思想进行最为系统阐述的学者。他从嵌入性这一基本视角出发，对政治经济学所持有的自发性市场经济观念进行了系统批判，并扭转人们对市场经济属性及本质的看法。波兰尼认为，在人类社会中，自生自发的市场经济从未存在过，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国家和政府积极推动的产物；经济理性应当服从人类本性，市场经济应积极为实现公民基本的社会权利服务；因此，一个以实现公民基本社会权利的复杂社会必将弥合经济与社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内在矛盾，从市场社会向社会市场的转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社会市场里，市场依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它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总是以社会为依归。市场一旦危及到人类社会本身，必然就会受到限制，社会市场并不消除竞争，但它要服从人类本性的要求。因此，社会市场要求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14〕
波兰尼强调人类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认为市场经济“必须嵌入在法律、政治制度、道德之中”〔15〕，受制于人伦关系、社群伦理和制度环境的调整。他指出，个人动机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的，若不理解社会条件的内涵，就不可能理解个人行为，人类的经济嵌入于各种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要探究实质经济的制度化是如何实现的，就应当将经济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制度背景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探讨人类经济制度的整合模式。
波兰尼指出，在人类社会中，除市场经济外，以义务为基础、以对称性为原则的互惠经济，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家计经济，以中心性为原则的再分配经济，都是重要的社会整合机制，并同相应的社会制度嵌合在一起。同时，在以某一经济形式为主导的社会中，必然伴随着相应的经济整合方式。政治经济学将市场视为一种自发制度，将交换、货币和市场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不符合历史事实。这种观念错误地认为，有交换存在的地方，就存在市场，有货币的地方，就有交易存在。人类经济交换的四种形式即互惠经济、家计经济，再分配经济和市场交易中，除市场交易满足三位一体的条件外，其余方式皆可独立于市场、货币而存在，皆以追求非经济动机为目的。
市场经济的存续必须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的商品化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分别被赋予了工资、地租和利息等价格形式，被明码标价和出售，构成了市场经济得以存续的前提。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源于自发机制，而是源于国家政治力量的推动。因此，国家和市场是相互定义的，正是国家的力量，促使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国家与经济并不是分析上的互不相关的领域，而是相互建构的活动领域”〔16〕。从原初意义上说，劳动力仅仅是社会的构成单元，土地是人类生存的环境，货币仅仅是由政府制定并用作计量单位的虚拟符号，它们本身不是商品，最初生产出来也不是为了谋求利润，其形象完全是被虚构的。正是通过对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价格的想象和虚构，在政治权力的推动下，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交易市场最终得以形成。
市场经济将人、土地和货币从实体的意义上抽离出来时，意味着它将使“人类社会必然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17〕。当劳动力蜕变为商品时，意味着附着于劳动者身上的生理、心理、道德和文化层面的属性被抽离。文化保护层的被剥夺意味着人将蜕变为裸的动物，将死于邪恶、堕落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动乱中。当土地从社群、生存伦理等观念中抽离并蜕化为商品后，人类将面临生态和战争的威胁。在此，波兰尼揭示了商品化是如何通过否定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固有功能而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如何通过非商品的商品化构建起来的。他指出，将劳动力简化为可以买卖的商品破坏了它鲜明的个性特征，使人本身所具有的多重属性被遮蔽了；货币的商品化引起的资本的不确定性致使现代商业不可能运作，从而危害交易过程；土地的商品化威胁到农业和环境，土地由此丧失使用价值。这意味着作为生产的三要素本身是虚拟商品，必须免于商品化。而如何免于商品化，则成为社会保护的主要目的。
在波兰尼看来，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政府干预的产物，而抵制市场经济扩张的各种社会运动却是自发形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兰尼置换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命题，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自发形成的，而波兰尼则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嵌入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近百年来，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即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市场扩张以及建立在社会保护性原则上的反向运动。
他指出，只要自我调节市场原则继续支配社会，社会保护运动就不可避免。经济自由主义是建立市场体系的组织原则。它认为人们可以依照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世俗的目的，按照理性的手段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波兰尼指出，自由放任绝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本身是国家和政府行为强制推行的产物，是政府通过法律甚至暴力来为市场经济开道。极端自由主义者必须求助于国家的多重干预，以便阻止非市场的力量对自由市场的冲击。社会的反向运动目的是通过共同抵制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化进程，使市场经济服从并服务于人类社会。由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市场危及到了社会本身，因此人类共同体便自发地抵制这些市场要素的建立，社会保护与自发调节市场如影随形。保护主义促使自由竞争市场变成了垄断性市场。市场也不可能再视为自治制度，市场中的个体也不再是利润最大化的追逐者，他们被联合成了垄断性群体。最终，在双向运动中，经济自由主义和社会保护原则之间的内在矛盾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冲突，将不同阶级卷入其中，将人类社会引向即将崩溃的边缘，促使了世界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出现。因此，法西斯主义冲动根源于市场社会，它扩展至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最后形成一股世界性力量，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毁灭性冲击。
波兰尼认为，20世纪初人类社会遭遇的苦难源于市场的扩张与社会保护的紧张冲突。他的现实关怀，是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找社会的增长点，最终使经济理性服从于人类本性，使市场经济重新嵌入社会中。他指出，未来社会将建立在以公民社会权利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市民社会的存在表明，市场社会作为一种支配社会运作逻辑的观念已终结。市场以各种方式存在，受制于人们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的调整。市民社会中，人们将为实现基本的社会权利而奋斗，获利的动机将成为人们经济社会行动的次要目的。市民社会强调政治和经济的整合，强调对社会公正、公民权利和个体安全的尊重。在这样的社会中，“公民权利必须能够压倒一切权威”〔18〕。
波兰尼所说的公民权，是同个体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实质性权利，强调对公民免于失业、饥荒、无知、恐惧和缺失政治参与的自由的保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所主张的那种抽象的自由、平等与人权的观念。波兰尼认为，在公民的各项权利中，工作权应当是第一位的。国家和社会应当保障公民最基本的就业权，因为这是公民实现自由最基本的前提。波兰尼指出，捍卫公民各项社会权利的自由应当优先于经济绩效，优先于个人私欲。这种新的自由以规范的社会权利而存在，能够向所有人提供闲暇和保障，并能体现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原则。故而，一个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基础而构筑起来的复杂社会一定能够弥合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内在矛盾，能够使市场经济重新嵌入到社会之中。
在市场社会中，政府成为了经济扩张的帮凶，它抑制社会力量的成长，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同社会力量格格不入；而在公民社会中，政府则试图使市场服膺于社会，以“责任政府”〔19〕的正面形象出现，其主要职责在于培育公民社会、保障并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在复杂社会中，经济嵌入于社会和政治结构中，亦即“市场经济嵌入于市民社会中，市民社会被国家建构，同时也建构了国家”〔20〕。这种市民社会往往体现为具体的一组社会关系、文化理念以及使经济活动得以实现的制度和组织形式。它既通过国家制度形成自己的结构，也同时能型塑国家行动和国家结构，是市场形成的社会基础。波兰尼所说的公民社会存在于经济与国家之间，本质上是一种“能动社会”，它要求经济服从于社会，并受国家的监管。〔21〕因此，市场经济不仅需要能动社会，而且必须植根于能动社会的基础之上，积极为公民实现各项社会权利服务。
波兰尼从多个层面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发起了进攻，对自发性市场学说进行了根本性颠覆。他关于经济社会关系多元性即互惠、再分配、家计和市场的讨论，关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意义的分析，关于社会转型观念的讨论，都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和扩展。他以社会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强调对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尊重，强调对社群和文化传统的保护。他认为，个人的经济社会行为只有置身于社会和集体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波兰尼正是想通过重新发现并保卫社会，通过社会力量来弥合政治与经济、个人与群体、权力与私利之间的内在张力，并最终使经济置于政府和社会之中，成为一种善业。在看待人性问题时，波兰尼往往将人视为一种完整的个体而非经济理性动物，认为经济仅仅是拓展人的实质自由的手段。
四、 对这场论战的反思及讨论
上述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自发性与嵌入性论战，是认识市场经济的两种不同理路和视角，体现了社会科学中两种不同的范式传统。这些学者关于市场经济是嵌入性的抑或是自发性的论战，不仅涉及理论观点本身的分歧，还折射出了论战双方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等层面存在的重大分歧。斯密和哈耶克等学者信守个人主义价值立场，他们主张从个体行为、个人自由与自主层面出发来思考个人与社会、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市场经济应当服从并服务于个体的经济理性。这种立场不可能为社会让渡更多空间。而以波兰尼等为代表的学者信守的则是集体主义价值信念，他们强调群体规范与社会制度对市场经济与个体行为的制约，主张市场经济中行动者的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与制度化的过程，受到社会伦理、社会关系与制度环境的限定。在方法论层面，哈耶克等信守的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传统，主张从个体理性出发，依据个人行动的目的、意义和主观心理来解释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而波兰尼等信守的则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原则，他们强调从群体、组织、社会与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市场经济中的个体行为，认为个体行为只有置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结构中才能理解。依照这种观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犹如树和叶的关系。树叶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成长和飘落，但树枝和树干则日积月累地滋养着树叶的形状和分布。在这个意义上，个人行动就像是随风移动的树叶。〔22〕
当哈耶克等从理性个体及其行动出发，突出行动者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性、相互性、个体性、理性计算、利己和自由时，把握住了经济交往行为的微观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人类经济社会行为的一些特征。但当他们将市场经济从时间和空间中抽离出来，对人类经济行为进行客观化、抽象化、类型化和模型化处理，并用经济理性的普遍化逻辑来解释复杂多变的市场行为时，无疑造成理解上的诸多混乱，形成对人类行为的片面化理解，陷入了个体决定论困境。立足个体，面对微观经验世界，关注个体的行为和态度本身没有错，错误的是他们赋予了个体行为理性化属性，并将经济理性从实存的人类经济社会关系中抽离，置于充满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人类社会之上，用理性化逻辑来解释所有人类行为。
显然，在市场经济中，抽离了时间和空间的经济理性人是不存在的。因此，哈耶克等按照自身的形象来看待所有社会行动者，“把学者为了阐释实践而必须建构的模式放在行动者的意识里，就是做得好像学者是为了理解实践、解释实践而应该生产的结构是实践的决定性原则。被理性行动理论的支持者们置于人类行为原则中的理性计算者，比起那些前牛顿时代思想家把行星有规律的运动归功于他的那位富有经验的领航员，那位天使长是一样荒诞”〔23〕。这种用经济理性主义的逻辑量度复杂多变的人类经济社会关系的做法是错误的。人类市场行为既受到个体理性的制约，也受到道德情感、文化价值、社群伦理和各种制度规范的限定，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场域中发生的一种多元嵌套逻辑制约下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开放性、微妙性、目的和动机的多重性、实践过程的模糊性和丰富性，是哈耶克等无法解释的。若我们沿着自发性视角来认识人类社会中实存的经济行为，那么来自不同社会、处于不同历史时段的所有人类行为的呈现方式和遵循的原则都是一样的，人们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均依照理性计算和理性选择的逻辑来运作。这显然违背了常识。
同样，当波兰尼等将市场经济及其人类经济行为置于特定时间和空间中进行考察，将其视为一种制度化过程时，他们从宏观层面把握住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与制度基础，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他们在同政治经济学的对话中，由于过度依赖于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市场经济的无限性规定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制度决定论困境，忽视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及其实践性、现实性特征，忽视了行动者的主体性、自主性和理性在经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意义。从实践层面看，嵌入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人类经济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反复性、模糊性等多重性特征。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实践中的行动者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性格，具备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能力，能通过各种社会机制的运作来应对社会生活的诸种问题。因此，市场经济实践的多重逻辑是很难仅仅从制度和社会逻辑层面解释清楚的。市场经济中的人类行为既受到一定的制度与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恒久性和反复性。正是这些属性，使行动者在某种程度上能脱嵌于制度与社会因素的制约，能够在极度变迁的社会世界中保持相对自主性。当波兰尼等将市场经济纳入制度和社会因素的分析范畴时，一方面彰显了市场的制度与社会属性，但同时也忽视了市场中具体的人类经济行为的存在状态，忽视了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原则。
论战双方之所以形成对市场经济的简单化和片面化认识，在于它们都是在固守自己的范式场域中展开自身的，两者都试图在吸纳对方一定的知识体系基础上，拓展其研究视域和边界，挤压对方的存在空间。由于固守着自身的理论边界，必然使双方在认知市场经济时，将人类总体进行切割和肢解，出现对市场经济认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曲解甚至误解了市场经济的本质。
〔参考文献〕
〔1〕〔3〕〔4〕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13，14.
〔2〕〔6〕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7，235.
〔5〕斯密.道德情操论〔M〕.赵康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251.
〔7〕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75.
〔8〕〔9〕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2，21.
〔10〕〔1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37，151.
〔11〕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9.
〔13〕王绍光.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M〕.北京：三联书店，2012.8-13.
〔14〕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8，（1）.
〔15〕Polanyi，Karl，eds.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Glencoe： Free Press，1957，p.599.
〔16〕〔20〕布洛克，埃文斯.国家与经济〔A〕.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主编.经济社会学手册：第二版〔M〕.罗教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567，568.
〔17〕〔18〕〔19〕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65，214.
〔21〕Burawoy，Michael，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 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and Karl Polanyi，Politics & Society， 2003，p.31.
第3篇：社会经济分类范文
[关键词]利益；“经济人”；“道德人”
“经济人”、“道德人”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日愈巩固完善的今天，是一个弥久日新的话题，人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揭示了两者间内在的辩证关系。本文拟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对当代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道德人”话题进行考察论证，以求找出两者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的内在关系。
一、利益的表达：“经济人”、“道德人”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流与历史趋势，同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摆脱了个体谋利的道德禁忌和社会禁锢，其利益导向的价值功能表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支配力，追求与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已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基本存在方式。
利益问题，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一般而言，利益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特别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创造、占有、享用物质对象的一种积极主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实际上是人类以利益为支点并在其实现形式上逐步拓展的过程。利益需求的满足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人们利益需求的满足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尺度之一。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个体生命始终都是围绕利益展开的，利益如空气，存在于人类实践的每时每刻，无论人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交往活动，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动因。从本质上讲，人类社会关系的形成是人类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所进行的利益实践的产物。现存的每种社会关系都在这种利益实践活动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形成了今天严密浩繁的社会关系之网。比如，人类自原始低级的自然经济形态关系发展到今日现代高级的商品经济形态，其背后的推动力，无疑即是利益需求这根魔杖。社会关系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是利益，而这种利益需求是真实沉淀于从事着社会实践活动的各生命主体之内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的本质是各种利益关系的总和，现象界纷纭繁杂的种种社会关系不过是利益的不同外显形式，它们体现着利益的现实目的性与历史目的性的统一。
因此，作为社会经济关系与道德关系人格化表征的“经济人”、“道德人”，本质上也只是利益的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作为利益决定性方面的物质利益，首先表现为经济关系，“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人的生存与发展首先诉求于经济基础，社会主体间的经济交往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基干，人们不断膨胀的利益需求，促进了经济关系的日趋深入复杂，而这种日愈发展完善的经济关系，反过来又激发了人更大的利益欲求，“经济人”是利益在经济关系上的一种人格化形式。
伦理道德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关系，它是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风俗习惯，来调整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道德关系的形成起源于人类的利益实践活动，而它反过来又调节着人类在利益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利益冲突、利益矛盾，以达到社会主体利益实现的合理化、和谐化、最优化。随着人类利益实现方式、形态的不断演化、提升，道德关系也在不断变换着自己的实践内涵，“道德人”的界定亦呈现出不同的理论解读形态，这从本质上也表明了“道德人”是利益在伦理道德关系中的人格化表现。观念同旧的经济体制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由于市场经济的求利本性，每一个社会主体只有在个人利益最大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完好地生存与发展。不求利益，即遭市场机制的无情淘汰，因而“个人至上”、“利益至上”，成为个人不得不接受的“绝对律令”。从而导致了社会整体价值观的骤变：由先义变为先利，由轻利变为轻义。这可以说是“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的文化价值根源。
最后，从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看，我国市场经济正处于逐步完善阶段，它所蕴涵的深层价值理念“义利统一”、“义利和谐”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人们对它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对功利性的物质利益的最大追求。而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通过市场机制而达到整个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这种最优化配置的结果不仅仅体现在利益实现的最大量上，而是更要体现在利益实现的质上，即它应是利益实现的质与量的完美统一。邓小平同志说过：“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市场经济本真价值理念偏狭化认识的危害性结果。这种对市场经济深层价值理念认知的匮乏，是造成“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的认识根源。 转贴于
三、利益的整合：“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由于“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裂，从而造成了利益的严重分化，引发了各领域的利益矛盾、对立，这同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存在着实践及逻辑上的冲突。为了消除弊端，实现利益最大化并达到最优化——即利益的整合，就必须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那么这种统一的可能性、现实性何在呢?
“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具有其必然性因素：(1)两者有共同的内在基础，即利益。无论“经济人”还是“道德人”，两者都是实践生活中利益的人格化表现形式，它们赖于存在的经济关系、道德关系均起源、形成、发展于人类利益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是主体追逐自我利益的社会产物，并且两者为利益实现提供了相应的经济手段和道德手段，推动了利益主体与利益对象间矛盾的解决。这种内在的统一性与服务的共向性为两者统一提供了基础性条件。(2)利益自身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两者统一。利益的发展、实现不是一个简单的量的增加过程，它具有层次性，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过程。例如，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种需要同人的自身利益需要密切相关，体现了人不同层次、不同向度的利益追求，但是单纯的“经济人”与“道德人”都无法单独为它的实现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撑。因此，必须要求“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3)两者的统一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要求，体现着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目的，为了个体与“人类”最大幸福的充分实现，必须把两者真正结合起来，使人类的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和谐一致。
在当下，“经济人”与“道德人”统一的现实性表现如下：(1)社会整体道德反省意识的日益增强。无论是“道德滑坡论”的呼吁还是“道德爬坡论”的执持，都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共识：当人类在狂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却痛苦地发现所栖身的家园已变成一个世风日下、人际冷漠、污染严重的场域，在获得的同时，失去了更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所进行的道德审视、道德批判、道德重构的实践努力就成为两者统一的社会基础。(2)利益个体的道德觉醒：在社会个体与需求对象间的矛盾对抗中，各实践主体总是在不断地开掘、强化自身获取利益的能力与手段。在利益实践活动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发现，道德并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说教，他还内蕴着强大的经济功效，做一个符合社会规则要求的“道德人”，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实现更具持久性、最优性，并使自己在利益竞争中具有社会所认可的正当性、合理性。这样在社会资源向自我利益转化中更具竞争力。“以义取利”逐渐为社会主体所普遍接受，因此便形成了两者统一的个体基础。(3)公共权力的强力支撑。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公共权力一直都占据着特殊地位，它作为社会的物质强制力量，对生活世界中的每一个体、组织都有着现实的支配力、强制力、权威性、导引性。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那些妨碍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行为，国家是给予其否定性价值判定的，这是权力公共性的表现。权力来源于人民，服务于公众利益，在社会主体的片面谋利行为所展现的社会负面效应日益严重，危及社会秩序时，公共权力就会积极介入其中，通过立法建制、政策导引等措施来抑制这种单纯“经济人”的非理性、非道德行为。并通过大力倡导“道德人”的价值理性，来弥补“经济人”的道义缺失，如前期，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基本纲要”与“八荣八耻”思想，就是其表现。这实质上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奠基了坚实的公权基础
二、利益的分化：经济人、“道德人”的割裂
“经济人”、“道德人”作为利益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格化形式，在社会主体的利益实践中两者具有不同功能：“经济人”侧重于利益的获取，使之实现最大化，体现了利益量的规定性；而“道德人”侧重于利益的协调，使之实现最优化，反映了对利益质的规定性。利益实现的最大化、最优化是利益实现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追求，但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往往侧重于利益实现的最大化，而忽略了利益最优化问题，从而造成了利益实现中的质量内在统一性的失衡，从而导致利益自身的分化甚至异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此类现象普遍存在。例如，个人在谋取利益时，不择手段、损公肥私；企业经营活动，只重内部效益，忽略外部效益。这种利益分化、异化现象，对社会机制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良态运行，极具侵蚀力、破坏力，表现在：(1)排斥或舍弃了经济主体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对自我利益片面化追逐达到放肆无度的地步，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处境；(2)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大大降低了经济运行的秩序效率；(3)切断了物质与意义的内在关联，使主体际间的丰富内涵被功利、物欲所禁锢，抛弃了人的目的意义，加剧了社会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4)使社会发展呈现一种单边化倾向，造成社会各构成要素间的不平衡格局。
第4篇：社会经济分类范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们对科技无节制地运用、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备性,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结构出现紊乱,生态功能不断减弱,引发了生态风险。为了有效地治理生态风险,我们必须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提高全民生态风险意识;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有效地应对生态风险;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进行生态风险的全球治理。使全人类能共享生态发展成果。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第5篇：社会经济分类范文
我国体系中“经济关系”指的是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关联系的统一整体。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就是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法学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法学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
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
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2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有二个：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
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6篇：社会经济分类范文
关键词：经济转型生态风险现代性市场经济风险治理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社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社会转型是其重要表现之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风险，其中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瓶颈。为了确保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风险的治理显得尤为必要。
一、经济转型与生态风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社会转型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其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就是经济转型，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经济转型包括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两层含义。制度变迁一般是政治体制变革、社会制度改变导致的结果，而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运作方式从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
经济转型是当今世界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
人类社会源于自然，人类的发展更离不开一定的自然环境，其中作为自然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所谓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好坏也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离不开生态发展的大背景，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经济体制顺利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良的生态环境却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社会经济转型的实现，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人类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当社会经济发展中体制转变比较顺利、经济增长方式相对比较科学时，就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正常发展。相反，如果经济转型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就会极大地破坏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生态风险。
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
中国的经济改革起始于1978年，并于1992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式明确地提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在制约着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特别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引起严重的生态风险。
(一)何谓生态风险
风险(risk)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社会可能面临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风险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和“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风险可以区分为“外部风险”(externalrisk)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risk)两种类型。“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同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在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或称“人造风险”。
作为一种常见的风险，“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就是生态系统及其成分所承受的风险。它指在一定区域内，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成分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从而危及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健康。由于它的潜伏期长，出现过程缓慢，不像金融风险那样明显突发，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和轻视。然而，生态风险一旦从潜能转变为现实压力，却极难防范和缓解。”一般来说，生态风险不是自然风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生态风险属于吉登斯所说的“人造风险”，“人类某些技术官僚的‘愚昧、狂妄、盲目的乐观’以及民众的从众心理和迷信是生态风险的源头。”
(二)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的表现
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进行的，全球化一方面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本身的艰巨性必然使这种转型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风险。其中，伴随经济发展过程所带来的生态不安全性会引发严重的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是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会导致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一般来说，生态环境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另一类是由于城市化和工农业高度发展而引起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环境污染。由于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既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要正确面对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向中新产生的问题。因此，我国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更多、困难更大。其表现在生态领域中就是我国的经济转型不但面临传统意义上的生态风险，同时还要面对新的、更大的风险。
生态风险的产生是由于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造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程度越高，风险后果就越严重。当代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生态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运转不良，引起系统性风险。当前，由于森林资源和湿地面积的减少，会增加灾害性气候的风险，同时也会给生存繁衍于其中的动植物增加生存的风险；水污染和水体系统遭到破坏，会增加依赖水体生存发展的其它生物减少和灭绝的风险；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会增加土地半荒漠、荒漠化和载畜量减少的风险；沙地植被减少、系统遭破坏，会增加沙漠化面积扩大和沙尘暴侵袭风险；农田作物生长环境遭破坏，会增加农产品质量、产量降低的风险；有毒有害固体、气体物质排放会增加人与其它生物的安全风险；水土流失地区生态环境恶化，会加剧土地沙漠化、土地贫瘠、泥沙淤积库坝、河流、湖泊导致洪灾的风险。总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发展就会失衡，生态环境随之恶化，正常的生态结构被打破，整个生态系统循环不畅，引发系统性生态风险。
第二，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生态系统功能减弱，产生功能性风险。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人口、资源和环境三大难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很严重，近年来，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发生洪涝灾害的次数在不断增加，经济损失惨重；北方地区沙尘暴肆虐，旱灾不断发生。这一切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的压力，形成潜在的风险。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恶化给社会的稳定产生潜在的风险。人类对资源无节制的开发，自然界可被利用的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会变得越来越少，最终会导致资源的枯竭。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国家的稳定，也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生态风险的成因分析
1.现代性与生态风险。现代性始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发展完善，到20世纪中后期成为具有世界历史影响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是，其风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度重视导致生态风险的产生。现代性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冲突和分裂，理性被分裂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由于人类对科技理性的过分张扬，科学技术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严重的风险，使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成为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而这个“危险的世界”正是在人类不断地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形成的。另一方面，人类对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致使生态风险出现。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过程也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张扬过程。主体性的张扬使人类摆脱了神的束缚，凸显了人在整个宇宙中的主体地位。但过度地张扬人的主体性有时会走向其反面，人类一切从自身利益出发，大肆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土壤不断沙化、环境严重污染、气候逐渐恶化、生态正在失调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与生态风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不完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具有灵活性、竞争性等优势，但由于其还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使不同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为了自身利益，一方面，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不适当地兴修水利工程或不合理灌溉，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漠化、盐碱化、沼泽化，导致森林面积急剧地减少、矿藏资源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和水生生物资源日益枯竭、旱涝灾害，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噪声污染、农药污染等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不但危及到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同时也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生态风险。
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生态风险治理
当前，生态风险事件的频发已使风险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它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而且也是制约我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为了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当前必须要加强对生态风险的治理。
(一)大力开展全民生态启蒙教育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从蒙昧无知的状态解放出来，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和判断。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给人类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增多。为此，我们必须建构新的启蒙——生态启蒙。首先，要让人们认识到人类已经进入后果严重的世界风险社会，生态风险已经成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其次，要看到科学技术的双面性，特别是要看到滥用科学技术所引起的负面效应；再次，要强化生态文明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建立科学的生态风险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生态风险预警系统。通过设定一系列风险预警指数，并根据对这些指数的计算，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信号，使人们对生态风险有充分的准备，有效地防范风险。其次，建立生态风险分析系统。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定量和定性分析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生态风险分析系统得来的相关指数进行综合分析，为生态风险控制系统提供科学的依据。再次，建立生态风险控制系统。由国家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家庭及个人的生态风险管理责任，对生态风险加以控制，以期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最后，建立生态风险补偿系统。要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障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生态风险补偿机制，有效地处理生态风险，及时补偿风险损失，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三)树立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生态伦理观
“生态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自然界中非人类存在物与人一样，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要充分认识到自然界非人类存在物在整个生态系中的重要价值，人类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密切的生态关联性。为此，我们要努力将这种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行动，善待自然，珍爱生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随着生态风险的不断扩张，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既关系到当代人的利益，也会影响下代人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资源共享、责任共担，使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发展。
第7篇：社会经济分类范文
关键词：林业 分类经营 森林资源 价值
林业的类型和经营模式的划分可以有多种标准。从经济类型分，可以有国有林业、集体林业、私有林业和混合林业等；从林业的功能划分，可以有经济林业、防护林业、水土保持林业等。从地域分布划分，可以有山区林业、平原林业、城市林业等；从经营方式划分，可以有粗放式经营林业、集约式经营林业等；从来源划分，可以有天然林业、人工林业等。我们课题组的类型划分是以地域划分为主，兼用功能标准和经济类型标准的划分方法。这是为了实施社会林业工程的方便，因为，社会林业工程的实施，必须以地域为单元进行。
一、实施林业分类经营的目的意义
一是实现林业多种功能的必然选择。
人类对林业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林业经营模式的多样化。实行分类经营，将一部分森林划出来作为生态公益林，为国家提供生态服务和社会服务；将另一部分森林划分为商品林，生产木材及林产品，为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提供经济服务。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也是林业工作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表现。
二是建设。生态省战略部署的重要保证。
建设“生态省”，大力改善生态环境，是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造福当代、惠及后世的宏大工程。林业是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分类经营后建立的沿海防护林、江河流域生态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城乡绿化和绿色通道建设等四大林业生态工程，将为打造“生态省”提供有力的支撑。
三是建立现代林业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上许多林业发达国家，如新西兰、德国、美国等都实行了林业分类经营，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实行分类经营是实现现代林业高效性、多目标性和可持续三大经营目标的必由之路，即通过将森林科学地划为不同经营类型，明确各自培育目标，在保护生态公益林的同时，集中财力重点扶持商品用材林、竹业花卉与名特优经济林、林产工业和森林旅游等四大林业产业工程，以大工程带动大发展，做大树强林业产业，加快林业现代化建设步伐。
四是调整林业政策机制的基础工作。《森林法》明确规定：“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这为生态公益林建设纳入国家公共财政范畴铺设了道路。要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就必须界定好生态公益林，明确补助对象。这么做，同时能积极探索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发展的培育方式、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调整与两类林相适应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
二、林业分工理论。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分工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重要手段。对林业来说，也是如此。
森林是个复合生态系统，具有经济、生态和社会多种功能。森林的经济功能是指森林生产林木产品，提供经济收入的功能；森林的生态功能是指森林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的功能；森林的社会功能是指森林提供社会效益增进社会福利的功能。
由此，林业可同时提供两种产品：一是无形的公益性产品(生态公益和社会公益)；二是有形的经济产品(林木产品，服务)。耗费在公益产品中的劳动，没有具体的产品载体，或者说其效用与其原生载体――森林相分离，经营者对它没有控制能力和手段，其效益不经过交换过程，就让渡给了消费者，消费者无需支付，就获得了它的使用价值，可见，公益产品不能通过交换取得补偿。市场运行中的等价交换、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等机制对它是无效的。经济产品(林木产品和服务)则具有有形的产品载体，或具有可控形态，经营者对它拥有占有和控制手段。这类产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让渡，让渡其使用价值的同时，就获得了它的等价物――价值或价格。耗费在这类产品中的劳动，就得到了补偿。这类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受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支配。
由此可见，公益性产品林业，不能进入市场，属事业性林业，而经济性产品林业，进入市场，按市场规律和规则运作，属商业性或产业性林业。二者在管理体制、投资渠道、组织形式、政策措施等方面都是不同的。
三、林业分类经营。
森林的经济、生态、社会功能是一种矛盾统一体。它们的共同载体是森林，但它们又是矛盾和对立的。只有在森林的经济、生态和社会需求总和低于森林可供量总和的时候，它们才可兼顾，处于协调状态。但由于森林资源的稀缺性，这往往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做法：一是牺牲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保证其经济效益，二是牺牲经济效益，保证其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二者兼顾，求得低水平的协同效益，然而在实践中往往会顾此失彼，不可得兼，最终被前两种利用方式所取代。
怎样解决森林资源的有限性，和三大效益难以兼顾的矛盾呢?一个可行的思路就是：从社会对森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社会效益的需求出发，按照对森林的多种功能主导利用方式的不同，让一部分林业主要生产商品和服务，按市场机制运作，求得经济效益。而另一部分林业则主要用于发挥生态和社会效益，提供公益性产品，承担社会公益功能。在总体上，通过适当分工、规划和布局，把它们协调起来。这就是“局部上分而治之，总体上合二为一”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把《森林法》划定的用材林，防护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加以归并划分。把用材林、经济林和薪炭林划人商品林类，把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划为公益林类，而把兼能提供两种功能，两类产品的林业，划为两用林，或日兼融林。公益林产品不进入市场，属事业性林业t商品林产品进入市场，属产业性林业。两者在经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资渠道、组织形式、政策措施方面都是不同的。
《决定》指出：
“按照主要用途的不同，将全国林业区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体系、经营机制和政策措施。”
四、林业分类经营模式的特点
1、森林资源价值的决定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所确定的，即：由社会生产该种商品的中等生产条件所需的劳动时间所决定。但是由于商品林林地的有限性，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商品林的需要，必然会将劣等条件的林地也纳入商品林生产的领域。这就决定了商品林的社会价值必须以劣等林地上生产的商品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否则，在劣等林地上从事商品林生产投入的劳动量就得不到完全的补偿。公益林具有区域性和区域内消费者共享性等特点，其使用价值通常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因此，公益林价值缺乏社会平均化的机制，只能由个别劳动时间来决定。
第8篇：社会经济分类范文
关键词：人类健康；经济发展；辩证逻辑
一、引 言
市场经济制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明，其对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贡献举世瞩目。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信仰缺失等问题也在以不容小觑的速度持续恶化，并逐步侵蚀着全人类的身心健康。据统计，2012年全球约有1260万人的死因是“在不健康环境中生活或工作”，约占全球死亡总数的1/4；①每年全球有1/10的人因食用受污染的食品而患病，并导致42万人死亡；②1990年到2013年期间，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数上升了近50%，全世界近10%的人口受到影响，精神疾患占全球非致命疾病负担的30%。③可见，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关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学分析，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演讲，他指出健康的改善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并认为健康和教育是最核心的两类人力资本形式。④此后，关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学研究不断丰富，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从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人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部分学者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继而通过模型和实证得出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①二是分析经济增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类分析大多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收入和健康投资进而提高健康水平。②三是研究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部分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经济增长与健康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③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陷阱”，阐明了健康—污染—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④与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则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必然性。沿着这一思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诸多视角探讨了人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从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关系、摆脱生态危机的路径等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
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因此必须重构传统社会主义；⑤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将资本积累与生态的矛盾引入分析框架，试图探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演变方向；⑥法国调节学派则指出资本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粮食、能源和环境的危机，并认为要摆脱生态危机就必须转变调节方式。⑦在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部分学者从劳动异化、人的异化、生态异化、科技异化等方面剖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的负面效应；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观进行了系统剖析，并认为这一思想能够为解决生态问题、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方向；⑨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促进人与经济和谐发展、实现“全面而自由”的人的设想及实现路径。⑩综上可见，目前关于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仍存在拓展空间。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大多讨论人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于经济增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则论证较为简单，对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剖析则更为鲜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相关分析大多聚焦于“人的发展”，并未对人类健康进行具体分析，因此也就无法深入探讨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此外，现有研究对人类健康内涵的界定仍相对狭隘，大多将其与身体健康等同，这一界定已不再符合当前“大健康”的时代背景。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位为“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本文所讨论的人类健康正是以这一定义为基础，并从经济学视角予以扩展和解读，也即人类健康的内涵包括如下四个层次：一是躯体健康，即指机体处于正常运作、没有疾病的状态，这是人类健康最为直观和基础的层面，目前对健康的经济学分析大多局限于这一层含义。
二是精神健康，即“每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能力，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地从事工作，并能够对其社区做出贡献”①的状态，可进一步区分为心理健康（没有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病态和疾病）和灵魂健康（积极乐观、心胸开阔、全面发展的人）；三是环境健康，包括生态环境（即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以自然事物为主体的所有外部空间事物是否遭到破坏）和社会环境（即人类有计划和有目的地创造的以人文要素为主体的所有外部客观事物是否良好）两个层面②；四是经济健康，即经济运行模式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若经济运行完全以资本为核心，则经济主体往往只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此时经济运行相对扭曲；反之，若经济运行能够“以人为本”，则经济主体在行动时会将他人利益纳入思考的范围，此时经济运行与人的发展是统一的。躯体、精神、环境、经济的健康构成了人类健康的四重内涵，且四个层次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作用和内在逻辑。首先，经济健康是其他三种健康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且直接决定了环境健康；其次，环境健康是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支撑，其直接影响到躯体健康；最后，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是狭义人类健康的两个层次，其中躯体健康是人类健康的较低层次，精神健康则是较高层次。四个层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大健康”视角下的人类健康内涵。如图1所示。基于上述人类健康的基本内涵，本研究旨在系统剖析现实经济中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关系，探讨理想状态下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继而深入挖掘促进人类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因素，即健康的经济观，并提出重构健康经济观的政策建议。
二、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的悖论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获得极大发展，在人均寿命、平均营养水平、健康理念等方面均显著提高，因此不少学者直观地认为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从现实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便开始逐渐显露其缺陷，全球相继出现的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等严重环境破坏现象，已经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食品安全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信仰缺失等问题也在日益侵蚀着人类健康。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关系日渐凸显，且这种悖论有着其自身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一种经济的不健康状态。对于市场经济以资本为核心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进行了严密的论证。他指出，“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货币便得以转化为资本，成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且价值增值的部分由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绝对的致富欲”和“价值追逐狂”①必然会促使资本所有者“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②而实现无休止的价值增值。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运动和增值是经济运行中最核心、最凸显的内容，而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则反而成为隐在资本之下的微不足道的影子。经济运行以资本为核心的必然结果是，经济观念、劳动行为、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日益扭曲和异化，也即一种不健康状态。（1）经济观念上的不健康状态。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使得“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③成为绝大多数经济主体的唯一动机，导致社会中拜金主义、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等现象屡见不鲜，人性的冷漠和丑恶显露无遗。对此马克思也曾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这实质上是人的经济观念的一种扭曲和异化。（2）劳动行为的不健康状态。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生产过程日趋智能化，人类劳动的扭曲和异化程度也不断加深。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日益畸形，真正沦为由机器构成的“死机构”中的“活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劳动进一步成为纯粹的谋生工具，成为高生活成本下不得已、不情愿、不自觉的被动行为。据调查显示，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8.66小时，其中47.3%的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30.3%的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而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加班现象并不是劳动者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企业压力下的消极被动行为。④（3）技术进步的不健康状态。以资本为核心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创新和使用纯粹由利益所主导，因此其代价往往是牺牲大部分人的长远利益。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⑤例如，1931年美国杜邦公司将二氟二氯甲烷（也即氟利昂）进行工业化生产，引致长达50年大规模使用氟利昂的时期，导致南极上空出现日益扩大的臭氧层空洞；再如，1993年美国市场率先推出转基因食品之后，转基因食品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人们生活中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安全因素。相反，那些对生态有利、对人类发展有益的诸多进步技术则往往由于缺乏利益驱动而进展缓慢或无法推进。其次，经济的不健康状态必会导致环境的不健康状态，进而通过多种途径侵蚀人类的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不健康状态必然导致环境的不健康。（1）生态环境的不健康。对自身利益的无限追逐总是促使资本所有者采取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过度排放污染物等行为，且利益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也常常是污染加强型的。尽管这些行为也会损害资本所有者自身的长远利益，但扭曲的经济观念使人们经济活动的眼光相对短视和狭隘。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面临的十大生态问题，包括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森林锐减、大气污染、海洋污染以及固体废物污染，均与人类破坏资源环境的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2）社会环境的不健康。以资本为核心、唯利是图的经济观念必然导致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劳动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高强度、高负荷的生存压力，无时无刻不体验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甚至仇视，继而也逐渐沦为缺乏同情心、正义感、道德底线的“理性人”。以中国经济为例，2000年以后“地沟油”、“黑作坊”、“毒大米”、“毒奶粉”、“人造鸡蛋”等恶性社会事件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发生着，使社会生存环境变得充满怀疑和不安全。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健康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人类的躯体和精神健康。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不健康会直接损害躯体健康。这一点在医学、环境学等领域已有充分研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的环境公害事件则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如日本发生的使近万人受害、上千人死亡的水俣病事件，美国洛杉矶市发生的致使几百名老年人超常死亡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发生的仅在4天之内就造成4000多人异常死亡的烟雾事件，等等。①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不健康是造成精神不健康的重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每年有约4亿人患有抑郁症，超过2100万人受到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每年约有80多万人自杀身亡。
②精神不健康是社会、心理和生理因素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国家政策、社会保护、生活标准、工作条件、社会支持、社会压力等，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最后，人类健康必然会陷入“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并最终成为遏制经济发展的致命枷锁。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作为狭义人类健康的两个层次，彼此也有着密切的相互影响。有研究显示，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密不可分，两者的不健康状态会相互恶化。此外，躯体和心理的不健康还会使灵魂健康更加难以企及。躯体与精神不健康状态的相互恶化，会反过来加剧环境的不健康，使人类健康陷入“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躯体的不健康会加重社会医疗成本，普遍降低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从而压缩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空间，这会促使资本所有者采取更加不可持续、缺乏底线的生产方式，以挽回其利润的损失；精神的不健康常常使人更加偏激和冲动，倾向采取暴力、报复，这会加剧社会环境的不健康；而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健康又会进一步恶化躯体和精神的不健康，使三者陷入恶性循环的深渊。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种恶性循环逐步形成，外部的调控措施将难以取得成效，即使对某一方面有所改善，但趋利性必将促进资本所有者寻求其他路径，因而无法从本质上解决人类健康受损问题。“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必将导致人类健康水平持续下降，并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遏制力。资本得以价值增值的秘密就在于，劳动力商品能够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这一特殊性，因此劳动力能否得到及时并充分的补充是这一增值体系的根本，也即“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且“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③也即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当前劳动力健康以及未来劳动力健康是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伴随人类健康的持续恶化，很可能成为影响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继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综上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悖论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继而促进人类健康的改善；另一方面，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又必然会导致经济、环境、躯体、精神各方面的不健康状态，并使之陷入恶性循环，人类健康的持续损失最终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反作用。这一悖论关系如图2所示。
三、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知，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并不能与人类健康形成良性循环，既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取向。因此，如何推进和实现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对此，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论述中得到启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及其对人的束缚之后，也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构想，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特征：一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对人的剥削关系。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所在，是造成阶级对立和无政府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未来社会必须“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①二是消灭商品生产，对全部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在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因此不再需要为了交换而生产商品，所有个人组成的联合体劳动的总产品就是社会产品，并且“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②社会生产不再呈现无政府状态。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③同时，社会发展还须以“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④也即促进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四是自由人联合体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社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那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这意味着“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⑥不难看出，所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本身的全面和谐状态，其与本文所探讨的人类健康概念有着一致的内涵，是最高层次的人类健康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扭曲和异化”，因此在“未来社会”构想中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其最终目标和夙愿，可见这一“未来社会”归根结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于是便可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自由联合体”完美地实现了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一方面，“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人类健康为代价，而是与“人的发展”协同提高。在马克思经典作家构想的“未来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再受到私利的驱使，而是自发地采取对全社会有益的行动，“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①这实际上是一种健康的经济观念，其决定了经济的健康，继而保障了环境的健康，最终促进了人类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另一方面，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健康状态能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更加高效和自觉的劳动、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行为、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社会文明。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②。恩格斯还从新型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分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会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③相比纯粹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显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状态。基于以上对“未来社会”的剖析，不难发现，要形成人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其核心所在就是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关键环节则是要转变经济观念，也即促使经济主体在行为决策时不再为私利所驱使，而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人类长远利益为行为准则。④
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健康经济观的重构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程度均呈现跨越式发展，但这一发展很大程度上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代价，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缓和当前经济发展对人类健康的损害，并促进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从悖论关系向良性关系转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2016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标志着我国的“健康中国”战略正式形成，该纲要也将成为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在会议上强调了“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四大原则：一是健康优先，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二是改革创新，即加快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三是科学发展，即依托中医药科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健康信息服务体系等科学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四是公平公正，即促进健康中国全民共建共享，加大健康扶贫以及弱势群体健康保障工作力度。可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初步蓝图，其中也不乏诸多可操作性的措施，但要真正落实这些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仍任重而道远。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悖论关系，如果不能对经济的不健康状态有所改变，政府的外部调控政策很难真正得以落实。对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在这种条件下，要逐步实现人与经济从悖论关系向良性关系的转变，一个十分关键且具有能动性的途径就是，对经济观念进行重构，大力推进“健康经济观”，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健康经济观”，与当前的逐利经济观相对应，其核心在于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不再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单一目标，而是自觉自发地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健康经济观作为经济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环境健康、躯体健康、精神健康有着逻辑的一致性和正向的互促性，是缓和人与经济悖论关系的有效措施，也是构建人与经济良性关系的重要基础。要构建“健康经济观”，需对“发展”、“公平”、“效率”、“技术”等含义进行重新理解。首先，应倡导“健康经济发展观”，其核心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健康不断损失，“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有可能实现与人类健康的良性互动。健康经济发展观是对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微观层面的扩展，它不仅要求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导者将人类健康置于重要地位，还要求每一位社会经济主体逐渐转变其经济发展观念，从原有的逐利发展理念向人类整体发展理念转变。其次，应倡导“健康经济公平观”。其核心是：谁在生产或社会交往过程中损害了他人的健康利益，谁就必须付出同等或更多的健康利益补偿。健康经济公平观包括起点、过程、结果公平三个层面：健康起点公平，意味着同代人之间、代际人之间应享有同等数量和质量的健康环境和健康服务；健康过程公平，则意味着对于任何损害了他人健康的行为，行动者须对受损者提供足量的健康利益补偿；健康结果公平，即指在起点和过程公平的条件下，若部分群体的健康利益仍显著低于其他群体，政府须发挥作用，以尽量保证所有经济主体获得大体相当的健康水平。再次，应倡导“健康经济效率观”。
其核心是：健康补偿的成本须纳入经济效率核算。传统的经济效率观通常只追求生产性效率的提高，也即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健康经济效率观则强调应将健康利益补偿及保障成本纳入经济效率来考量，包括对过去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害的追加补偿、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失的即时补偿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失的保障性支出。最后，应倡导“健康经济技术观”。其核心是：技术进步应以推进人类整体利益和促进人类全面发展为导向。与当前私利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不同，健康经济技术观要求技术进步须以促进人类健康为目标和导向。一方面，技术进步必须满足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而不是通过牺牲人类健康的方式使技术创新者获利。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一味地用机器替代人，导致劳动者能力不断扭曲且愈发隶属于机器设备。基于以上对健康经济观的解读，本文提出如下重构健康经济观的对策建议，以推进和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效实施。第一，促进健康经济发展观的对策建议。一是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转变经济主体现有的行为方式，促使健康发展成为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选择；二是增强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路径依赖，也即加大经济主体放弃健康发展并转为传统发展的成本和代价；三是加强健康经济发展观的宣传和教育，逐步扭转社会中极端逐利的风气。第二，推进健康经济公平观的对策建议。
第9篇：社会经济分类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性质；专业生产；广义联合产权；制度转型
中图分类号：F0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2-0068-05
一、引言
依靠市场调节维持经济运行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市场经济的性质是什么？这一问题是经济学有待回答的基础问题。现代经济理论中，市场定义比长期遭受质疑的企业定义处于更虚无的地位，经济学分析市场价格的决定，对市场本身的讨论已荡然无存。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经典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把市场（Market）讲解为买者和卖者相互作用形成价格的地方。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认识更进一步，认为市场是一种形成价格的机制。上述主流的认识有两个问题：一是概念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包含有两个值得区分的定义：市场（Market）和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市场可以随时随地产生，市场经济则是整个经济体系以价格调节为基础的经济系统。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而不是全部。二是对价格的过分强调。张五常认为价格是一种竞争的胜负标准，还需要有竞争规则。对价格的过分强调使经济学成为一种研究选择分析的学科。这一方面使经济学成为强大的分析工具或分析方法，使经济学走向了“帝国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使经济学的研究缺乏实质内容，成为黑板经济学。与其说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还不如说经济学是一门工具学科。很多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以科斯、阿尔钦、威廉姆森和张五常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要让经济学走向现实。因此，市场经济的定义不能被价格机制所代替，市场经济是一个具有更加广泛内涵的概念。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认为，明晰的私有产权就是比赛规则，适者生存就是奖惩规则。但是产权的界定需要成本，清晰的产权很难出现；人类的有限理性无法预知何为“适者”。走向研究对象——实际经济，是经济学发展的需要。在科斯揭开企业的盖头后，威廉姆森在《资本主义经济性质》中掀开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面纱。市场经济在这一经典著作中得到新的解释，即市场经济为各类交易提供了可选择的治理机制。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不是就是为各种交易寻找治理机制？这和那种为各种交易寻找价格的观点又有什么区别呢？两者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从单个交易并不能看到市场经济的本质。在经济学走向现实中，这种静态的、个体的分析已经限制了对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认识。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需要一个动态的、整体的分析。从动态性上来看，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从整体来看，市场经济具有生产性和制度性。我们在此要回答的是：市场经济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是一项什么样的制度？市场经济如何演进？
二、对经济系统进行分析的框架
经济系统是一个生产和制度系统。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出发，经济系统首先是一个为人类生产产品的系统，其生产方式决定了产品的丰裕程度，是经济系统的基本特征所在；同时，经济系统是一个将各种要素按照一定规则组织在一起的制度系统。从整体来看，经济系统是生产系统和制度系统的结合。从动态角度来看，经济系统的演进是生产方式和制度的互动。因此，对经济系统的分析要从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两方面来进行。
生产方式是经济系统的基本属性。产品的生产是经济系统首先要完成的经济使命。高效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系统运作良好的必要条件。生产方式是一个比生产技术更广泛的概念。生产方式不只是产品通过何种技术生产的，更多的是生产要素是如何组合的。如经济系统的生产是社会化的，还是分散化的？是全能型的，还是专业化的？这是要素的组合方式，而不仅仅是技术。生产技术和要素组合是相互影响，互相决定的。生产技术的发展演变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的积累，经济学的分析应该更注重要素的组合，而不是生产技术的发展。
经济系统的性质更多地体现在制度性质上。一种经济系统本身是生产性的，具有自身特有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这种经济系统区别于其他生产系统的特点也体现在所具有的制度特性上。制度相对于单纯生产来说，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更能突出某一经济系统的特点。因此，研究经济系统要对制度特性进行更充分的研究。
现有制度研究视角的个体性。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微观经济重视基于价格机制的生产和消费均衡研究，宏观经济重视基于生产函数的经济增长研究，而把一些制度归为简单的前提条件。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了市场经济内部的制度规则。但这些研究者都是从个体财产权利入手进行研究的。这一范式带有明显的个体性，在分析某项具体制度或规则时具有优势，但在把握一类经济系统的制度特性上可能存在欠缺。比如，从个体看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产权制度并没有明显不同，都是依附财产权利获得收入的经济规则。因此，转变现有的研究角度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整体制度研究的三个维度。当把经济系统看成一个整体时，关于这一整体的制度问题就转变为：对这一整体的权利是如何配置的。经济系统是一个生产和分配系统。相对应的制度维度也应该围绕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展开。那么，第一个维度就可以抽象为：参与生产的权利如何配置？我们在此把这一权利抽象为参与权，即：人类社会参与经济系统的权利是如何配置的。第二维度可以抽象为：经济系统的产出如何分配？在第二个维度中又可以引申为两个层次：对参与经济系统生产的群体进行的分配和非参与群体的分配，这是两类不同的分配。为了研究的细化，我们把这一维度的制度细分为两个维度。我们把对参与生产者的分配定位为第二维度的权利，称为收入权；把对非生产者的分配定位为第三维度的权利，称为保障权。这样我们把经济系统整体制度细分为三个维度的权利：参与权，人类参与经济系统的权利配置；收入权，生产者从经济系统获得收入的权利配置；保障权，非生产者从经济系统获得收入的权利配置。在下文中我们将从这三个维度对市场经济系统的制度性质进行分析。
三、市场经济是一个相对高级的专业化生产系统（Advanced system of Specialized Production）
市场经济代表了一种更先进的生产系统。市场经济的先进性体现在大多数的经济活动都纳入专业生产中。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不再是自己需要的而是他人需要的。专业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人类经济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人类开始了工业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西欧已经进入了市场社会。为人类社会带来大范围专业生产的首先是市场化革命。市场经济一经出现就体现出了相比以往生产方式的巨大优越性，使人类的产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市场经济代表了一种程度不断加深的专业化生产。市场经济在生产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专业化生产方面。市场经济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专业化生产方式，而且使这种专业化不断加深。首先，市场经济使专业化范围不断加大。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囊括了所有的产业。很少产业能离开市场经济而独立存在。其次，市场经济使国家经济呈现出专业化特点。各个国家通过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按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不融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已经很难进行发展。再次，市场经济不断深化了专业化生产。现代经济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化，不断形成新的细分产业。随着专业化的不断加深，个体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整个市场经济体现出集体劳动协作的特点。
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一个发展阶段。伴随人类产生的是原始社会的生产，以部族、群落为单位进行生产，部族内部进行简单分工，部族间很少有联系；在奴隶社会，生产单位是奴隶主庄园，生产的主要目的是自我消费；封建社会出现了更多样的土地耕种方式，更多的行业，但其目的是维持一个国王或封建属地的产品供给；在封建社会后期，专业化生产不断扩大，带来了生产的大变革，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市场经济，人类社会也随之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市场经济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生产发展的一个阶段。
四、市场经济的制度性质是联合产权性（United Property Right）
市场经济系统具有相对平等的参与权。我们在此再一次强调我们的视角，把市场经济看成一个整体，或一个有机的生产系统。谁可以利用这个生产系统？或者说谁对这个生产系统享有参与的权利。在原始社会中，生产系统是为某个部落使用和服务的；在封建社会是属于某个国王或封建地主的，为国王和地主使用。在市场经济下，这个制度发生了异质性改变。市场经济的生产系统不再属于某个人或某个阶级。个体可以相对平等地参与到这个生产系统中来，并且这种权利受到了法律的保障。市场经济赋予了每个人充分的参与权。充分参与权带来了充分的竞争，成为个体从生产系统获得收入的前提。正如斯密所言，市场经济是以利他为基础的，不具备利他能力的个体很难拥有参与权，这注定了市场经济的参与权不是绝对平等的。
市场经济系统具有共享性的收入权。随着专业化的加深，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天然具有集体性，任何个人的目标都是在社会集体协作基础上完成的。这就带来市场经济生产成果分配的共享性。市场经济系统中个体主要凭借个人具有的要素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做出具有市场价值的行为获得收入。这种收入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抽象为边际贡献的价格。但现实中边际贡献无法低成本获得。要素价格只是收入的数值，更多是为了实现激励目标，而不是为了精确描述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市场经济并不具备精确的贡献测度机制，而是具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只要生产要素具有市场专业生产需要的特性，就可以从市场经济中获得收入。整个经济系统的收入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资本家、普通劳动者、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等共同享有。
市场经济系统具有普遍的保障权。除了通过市场直接获得收入外，市场经济系统还具有间接的收入方式。在市场经济中有些个体并不具备参与专业生产的条件，如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病人等。这类人可以通过要求转移支付、更好的教育等方法来获得收入。这种收入方式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零星存在，但在市场经济中，特别是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普遍存在。因此，不具有充分生产要素的个体，对于市场经济也具有获得收入的权利。通过充分的保障权，市场经济满足了人类整体的需求。
市场经济的制度性质是联合产权性。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市场经济系统赋予了人类相对充分的参与权、收入权和保障权。个体可以自由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可以从市场经济中要求收入，可以要求基本的生活保障。从市场经济的整体来看，对市场经济的权利安排具有公共性。市场经济制度是共同参与和共同收益的制度。我们把市场具有的三个维度的权利：参与权、收人权和保障权，定义为人类对市场经济的联合产权。市场经济最的制度首先是联合产权制度。在联合产权制度基础上，为了竞争的合理进行，发展出了相对完善的财产权利制度。新古典经济学家忽略了制度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家只重视了财产权利制度，更具整体性的、基础性的联合产权制度被忽略了。因此，确认市场经济的联合产权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五、组织、私有产权、联合产权和制度演进
组织、私有产权、联合产权是制度演进的表现。组织是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组织的出现先于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把原始部落看成一个组织，那么世界经济的起源就是一个组织。正是组织内和组织间的制度演进促成了人类经济制度的不断演变。组织内首先出现的是公共产权。当组织间的联系变多时，一种新的权利安排出现了：组织间的权利安排。这种权利安排打破了原先组织共享的理念，导致了私有财产权利的出现。私有财产权利制度是基于私人对财产的占有为基础的。私有产权一经出现就成为一个牢固的制度框架：经济系统是个别私人占有的。在这个制度框架内，微观组织制度的演变导致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随着生产的发展，微观组织间的联系进一步紧密，触动了私有产权对经济系统的权威，出现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改变了经济系统是私人占有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联合产权性质的整体经济框架。人类经济制度演进的过程可用图1来简单描述。
原始社会是一个简单的部落组合。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以私人（国王）占有（参与权和收入权的个别占有）经济系统为特征的社会制度。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具有更多种类的组织，组织间的关系也更密切。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以社会整体对经济系统的联合产权为前提的社会制度。在联合产权基础上是私有财产权利，私有产权是个体和组织间竞争的规则。刘长庚指出了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具有的联合产权的性质。在此为了区分两种联合产权制度，我们把市场经济系统所具有的联合产权制度性质定义为广义联合产权制度，而把企业内部具有联合产权性质称为狭义联合产权制度。类似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以国家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占有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统也是以广义联合产权为前提的社会制度。但在广义联合产权基础上不再只有私有财产权利，还包括国家财产权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单纯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拥有种类更多的市场主体，体现出了一定的优势。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联合制的矛盾。在资本主义下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竞争规则，带来财产的过度集中。一是这种财产的集中限制了个体对市场经济系统的参与权。二是依靠物质资本的私人占有获得收入，引起收入和贡献的持续分离，个体的收人权受到限制。三是对私人产权的过分强调，限制了社会保障的发展，无法体现充分的保障权。基于这三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很可能带有需求不足、阶级分化、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了保持活力必须反垄断、创新收入分配形式和加大社保支出。更为关键的是市场经济内组织制度的自觉变化。组织内部收入分配形式自发自觉的创新，最终会导致社会整体组织制度的变革，引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变革。
六、总结及进一步思考
经济的性质具有专业化的生产性和广义联合产权的制度性。市场经济从整体和动态的角度来看，是人类社会满足自身需求的一个生产系统，具有生产性，主要特征是专业化的生产方式；市场经济同时体现出一种特殊的制度性质。市场经济下社会个体通过广义联合产权对市场经济系统拥有产权。广义联合产权包含参与权、收入权和保障权三个维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广义联合产权的基础上，把私有产权制度作为竞争规则的一类特殊市场经济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