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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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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1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论文摘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执政党发展观的重要载体在我国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从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到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再到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体系,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总的系统的认识,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执政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5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从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到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再到综合环境和经济I帐户体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

1物质产品平衡体系与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发展观

物质产品平衡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类型之一,其基本指标是社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居指一国的物质生产部门(如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产值的总和。物质产品平衡体系运用社会总产值指标来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只计算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制造的价值,计算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创造的价值。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国一直运用社会总产值指标,其核心理念在于加速工业化物质基础的建立,这是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观的体现。

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来核算国民经济,除了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教条式理解和借鉴苏联经验外,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力的偏弱,要求我们必须以工业为主导,加快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中国反动势力的压榨和剥削,使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经济文化呈现极端落后的状态。曾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按当年人口平均计算,我国的原煤、原油、生铁、钢、棉布、粮食、棉花位次都是晟末一批,机械工业几乎等于零,飞机、汽车、拖拉机、大型机械均不能P,I.-0造。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使用,注重物质部门的生产,有利于加快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第二,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我们选择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外部条件。

新中国建立伊始,世界冷战局面己开始显现。由于全球战略的利益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曾是反法西斯盟友的美苏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美国总统声称要领导“自由世界”抵制“极权政体”国家的侵犯,这标志着美苏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破裂和世界“冷战”局面的正式形成。在这种局面下,美国坚持的原则是,在中国“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交道”,不能“表现出对共产党人的任何手软”。根据这样的原则,美国对新中国长期坚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的政策而曾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Ⅲ于与美国搞缓和外交和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对中国的内政横加干涉,使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两国之间交恶。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在美苏两国的挑起、支持、默许和怂恿下,我国因为同边安全被迫应对了六次周边战争。为保卫国防的安全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必须有强大的物质基础,首先加快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这是采用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的又一重要原因。

2国民经济帐户体系与国民经济全面、均衡的发展观

国民经济帐户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一种类型,其核心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国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为1年)所有产业部门提供的增加值之和。国内生产总值足扣除了国外要素净收入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经济帐户体系与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不仅考核计量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也考核计量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成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用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和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由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发展观向国民经济全面均衡发展观的转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要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怎样发展和加快发展又一次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改变20世纪5O年代以来过分偏重重工业的发展倾向,加快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是历史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的沉重启示。片面发展重工业,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国民经济发展会欲速则不达。如“火跃进”的1958年和1959年,工业增长速度由1957年的lI.5%,猛增N54.8%和36.1%;基本建设投资分别比上年增长88%和3O%:积累率相应由1957年的24.9%,提高至3.9%和44.8%。

结果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大幅度下降。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由上年的19.5%降N5.4%,1961年和1962年进一步下跌到一30.9%和一10.1%。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任何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都要保持平衡的比例关系。冈此,要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工业内部的重工业和轻丁_业之间,物质生产部门内部的工业和农业之间,且也要求三次产业之问都要协调发展。邓小平关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点的思想。邓小平关于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的思想,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我国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我国三次产业的生产结构,2001年为15.2%:51.1%:33.6%,与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相比,第一产业迅速降低,第三产业显著提高,使我国的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3588亿人民币迅速提高~j12003年1l万亿人民币之巨,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5%提高~1j4%。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趋势也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自从西方经济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三次产业理论之后,三次产业分类的理论很快被西方经济学界接受。用国民经济帐户体系和国内(民)生产总值指标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也被西方国家的政府首先使用。而且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绝对比重是发达国家的标志已成为世界的共识。1996年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0%,发展中国家为40%,而我国当年却只有31%。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对世界上100多个国家20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问关系的研究,人均GDP为1000美元以上(1964年美元),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应为15.9%。我国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基本实现工业化,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要降到35%以下,而我国2001年这一指标为50%。

3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体系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体系是当今世界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最新系统,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其最主要指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国民经济领土范围内,由所有常驻机构单位生产的扣除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资源恢复和污染治理等资源环境经常性支出后的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货物和服务)价值之和。它纠正了传统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大缺陷,体现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全面反映了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问的关系,真实地核算了能够为人们带来福利的国民财富的总量。

2004年的“两会”后,国家有关部门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重视和研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最终形成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的历史实践中。使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代替国内生产总值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国内外工业化道路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资源总量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量许多方面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资源都相对不足。人均耕地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30%,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而且分布极不平衡,有15个省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2000m3的严重缺水线,有7个省市人均水资源低于1000m的生存起码要求,人均森林面积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从1996年起,我国已成为原油的净进口国,每年进口占消费量的1/3左右,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按照现行消耗速度,2010年应达到20~25亿吨煤才能满足需要。我国经济规模巨大,并且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经济增长速度位列全球之冠,但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和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每万元工业产值水耗为发达国家的10~20倍,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只有0.4,很多国家己达0.7~0.8,水的重复利用率只有5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5%的水平。如果不改变目前高消耗的增长方式,中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容量来支持今后的发展。

由于过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优先增长,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的破坏,违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的高速增长的同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警钟也一再响起。去年经济增长达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晟高增幅,煤、电、钢材等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也随之攀升;2002年3月18~20日,我国发生了波及北方八省市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强的一次沙尘暴,影响人口达1.3亿。至4月8日,据中央气象台沙尘暴监测网络监督结果,2004年我国北方地区已连续发生八次沙尘暴。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报复。”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早已明确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使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体系正是这一科学发展观的郑重体现。

综合环境与经济帐户系统和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指标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深刻启示。工业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标准和道路是不同的。18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特征是靠大量消耗能源、原材料来实现增长。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革命和经济的增长,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引发了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如“温室效应”带来了地球表面温度的上升,臭氧洞的扩大将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灾难。

第2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一、民营企业基本内涵

民营这一词汇对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民营”一词最早提出并作为表述用语,可以追溯到1931年。当时的民营概念正好与国民党政府所主导的官营企业所对应,指的是存在民间私人的企业。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民营企业”这一概念曾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被常见的私营经济、个体经营所取代。但从改革开放以后,除公有制经济外,非公有制经济也在迅速发展。1995年在国务院的相关文件中,承认了民营科技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其实我们在国家的法律法规中仔细寻找的话,并没有民营企业的概念,但在学术界,为了更好的对我国不同经济类型进行区分研究,民营企业或是民营经济的概念使用较为广泛。

“民营”的概念在学术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表述方式,但从具体的涵义区分方式来看,学术界仍旧存在一些争议。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种,一种观点认为民营经济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差别就在于狭义上的民营经济认为不包括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另一种则认为民营经济就是相对于国营经济存在,包括私人经济、集体经济等多种形式。笔者在文中所论述的民营企业主要参照前一种提法,将民营企业的涵义定义为不包括外商和港澳台企业,但包括个体、集体以及混合经济模式的企业。

二、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分析

1.劳资关系基本概念。劳动关系是很多学科的研究内容,在世界范围内关于其的相关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世界各国的文化背景差异,在对于劳动关系的表述上也存在一定差异,有时把劳动关系又称为雇佣关系、劳资关系等等。而本文中所说的劳资关系,一般都是指具有私有性质企业之中的劳动关系。在我国,根据相关规定,劳动关系一般用于各种类型的企业和事业单位,但劳资关系一般侧重于表述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关系。从劳资关系的本质上来看,其实际上是缔结劳动关系的双方之间合作、冲突、权力等力量的相互交织作用,这也是劳资关系的最主要表现形式。

2.我国民营企业劳资关系主体现状分析。从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具体劳资关系组成方来看,可以分为资方、劳方以及政府,三方在劳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主导的不同作用对劳资关系的具体调整变动过程会有很大干预。从具体的权力分布来看,一般来说资方处于强势地位,劳方则处于弱势地位,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一般承担调节与导向的功能。因此对于我国民营企业劳资关系的主体现状分析来看,也应当从政府、劳方、资方三方面来看待。

从政府来看。随着我国GDP的不断创高,民营企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逐步增多,因此无论从社会大众还是政府来说,对民营企业的关注都在不断增高。政府是劳动政策的制定者,可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约束、指导劳资关系的具体内容。并且当劳资关系出现问题纠纷之时,往往也是由政府出面来调节双方关系。而政府的导向作用在劳资关系之中是十分重要的,政府出台的不同政策、规定都会对民营企业产生巨大的影响。从目前来说,我国政府基本主导的政策是以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为中心,鼓励民营企业设立集体协商制度,而这种以集体协商的模式也成为目前以及未来协调劳资纠纷的最主要方式。

劳方在劳资关系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有时资方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会尽可能的从劳方身上获取价值,而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剥夺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权益,这也是引起劳资纠纷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追求利润都是企业成立的最终目的,民营企业亦是如此。从目前来看,劳方为了解决自己弱势地位的局面,最常见的方法是结成工会组织,通过工会组织的运作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虽然对于国内一些民营企业来说,他们已经意识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保证劳资关系公平公正是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根本动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旧存在一些问题。而工会的作用在这时就体现出来,而工会的形成也正是政府所推举的集体协商的一种表现。

资方是劳资关系中强势的一方,即使在法律完善的今天,仍旧有一些民营企业认为劳资关系应当由自己主导,自己已经支付了劳动者工资,根本不重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最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单方面延长劳动时间,克扣员工工资等,以此节约企业运作成泵,提高企业利润。并且在政府和工会大力倡导集体协商解决问题的背景下,很多民营企业的管理者仍旧对这方面问题采取规避态度,“能躲就躲,能拖就拖”,这种消极的态度也是推广集体协商制度的重要阻碍。而这一系列问题往往就会导致劳方与资方之间产生矛盾,出现纠纷,对于构建和谐劳资关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3.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民营企业日益增多,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总额也逐步增多,在这种背景下,民营企业中的劳资纠纷与矛盾也逐步增多,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劳资双方力量的不平等。虽然从法律角度来看,劳方与资方的地位是等同的,但是由于目前劳动力总体呈现出供大于求的局面,这就导致在很多民营企业中劳动者的地位不断下降,处于弱势。

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多。近年来,从媒体中我们不难发现民营企业劳资关系常常出现纠纷,很多严重的已经成为劳动争议案件。根据相关数据同居,目前大部分劳动争议案件都来源于民营企业之中。但有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近年来,对这些案件的解决方式仲裁调解逐步上升,仲裁裁决则逐年减少,这也表明目前“调解”是解决劳资纠纷的最佳方式。

工会力量薄弱。工会的概念是从西方国家引入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团结员工,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目前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中都已经设立了工会组织,但从具体的工作情况来看,很多工会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甚至有的工会只是作为一个形式存在,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就表明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中工会组织化、规范化的程度都比较低,从长久看来,对于劳资纠纷的解决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薪酬增减不规范。在现代民营企业中,大部分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而劳动者最关心的薪酬问题也是引起劳资纠纷的最主要原因。由于资方与劳方本身所处地位就是一个对立面,看待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很容易引起在薪酬方面的不同看法。而很多民营企业中并没有一个规范合理的薪酬增减制度,很多工作多年的劳动者甚至也不清楚自己工作企业的具体薪酬规定,这对劳动者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也容易出现问题。

三、完善劳动保障制度,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资关系

1.劳动保障相关内容。劳动保障是为了保护劳动者权益所采取所有措施的总和,而劳动保证制度实施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保护劳动者权益。在民营企业中,很多企业管理者为了增加效益,往往会尽可能的剥削劳动者,而很多时候劳动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会使得劳动者在维权之路漫长。

而对于民营企业中的劳资纠纷来说,很多民营企业中的劳动保障在现阶段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例如我们日常最关心的保险问题,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险覆盖面还不够全,很多民营企业中为了节省企业运营成本,会克扣劳动者保险,采取不买保险或者工作几年后才买保险等情况,极大损害了劳动者应有权益。这也是引起民营企业中劳资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

2.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资关系。和谐社会的概念提出后,其对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人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关问题也越发关注。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资关系成为多方关注的问题。和谐劳资关系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使劳资关系更加和谐稳定,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之间应当构建一种符合法律法规、公平公正、科学有序、和谐合理、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关系,最实现经济利益的创收,这种劳资关系是现代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终追寻的劳资关系形式。

劳动保障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所有与保护着劳动权益相关的内容都是劳动保障的内容,因此劳动保障是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重要来源,完善劳动保障制度则对于构建民营企业和谐劳资关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从完善劳动保障机制的角度来看,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入手。

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完善集体协商制度以及规范的合同制度。民营企业在出现劳资纠纷的时候,应当尽量采用集体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共同探讨。并且无论从企业还是从求职者来看,进入企业工作首先需要签订合法的劳动合同,企业可以通过合同来要求职工需要完成哪些工作,而职工则通过劳动合同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一旦劳资双方出现问题时,就有了依据可以参照,使得企业的运作更加合理规范。同样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企业管理者要帮助劳动者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劳动者通过工会向企业管理者反应问题,管理者也可以通过工会了解劳动者的实际工作状况,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

其次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当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协调功能,明确三方协调机制。在民营企业出现劳资纠纷时,政府及时出面,适当协调,及时有效解决纠纷与矛盾。并且从社会保险体系的角度来看,政府也应当加强对社会保障服务体系的构建,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险体系,加大覆盖面,增大基金保障,使得劳动者可以真正从中获益。

第3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一 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含义

电力行业的运行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大环境密切相关,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及其他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电力工业,对电力工业的生产、销售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没有经济的发展,也就谈不上电力部门的发展;同时电力部门的发展,又是保证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对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有重要影响。电力与经济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比例协调是加快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因此二者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要受到这一比例关系的制约。只有按比例的增长速度才是合理的,不按比例的快速度,只能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正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经济结构由“二元”向“三元”转变,产业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作为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力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内部结构调整,努力实现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必须保持与其它行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同步。因此,电力工业必须解决好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要实现电力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电力系统应满足经济发展对电力电量的要求,既要满足当前需要,又要为未来经济发展创造积极的条件,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充足、可靠的能源。

第二,在满足需要的条件下,要不断提高单位电力的产出,降低单位产值电耗,努力开展节能工作,采用节能高新技术,建立高效节能型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电力资源节约相统一。

第三,电力发展速度要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协调。

二 评价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

1.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设计原则

第一,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能充分反映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指标的物理意义明确,测算方法标准,统计计算方法规范,具体指标能够反映电力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电力与经济一协调发展的涵义和目标的实现程度,这样才能保证评估方法的科学性、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第二,动态性原则。经济、电力的可持续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要求指标建立时,充分考虑动态变化的特点。

第三,简明性原则。要求指标体系内容简单、准确、明了、具有代表性,经过加上处理后,能将问题清楚地反映出来。

第四,可比性原则。为了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制定的指标体系具有可比性,应尽可能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名称、概念与计算方法;同时,也可使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资料具有延续性和可比性。

2.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结构和含义

递阶层次结构指标体系是研究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优结构,能最为贴切地模拟电力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因而利用这种结构指标体系所得的结果也十分真实。

根据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及指标设计的原则构造出指标体系其一是目标层,所谓目标层就是整个体系的最高目标,即电力工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

其二是指标层,在指标层层下共设立了三个指标。

第一,单位产值电耗。单位产值电耗,是指实现单位产值的平均电力消费量,用公式表示即:

单位产值电耗=电力消费量/国内生产总值

它可用来表示国民经济各部门产值及其用电量之间的关系。

第二,单位电力GDP产出。是指消耗单位电能所生产的产值,用公式表示即:

单位电力GDP产出=国内生产总值/总用电量

它反映了我国电力电能的利用效果,是衡量电力为国民经济发展所做贡献的指标,一个国家的单位电力GDP产出越高,表明该国电能利用的效率越高。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可以得到我国电力的利用效率水平的高低。

第三,电力弹性系数。电力弹性系数是电力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比。用公式表示即:

电力弹性系数=电力工业增长速度(%)/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它反映了电力工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宏观性指标,它的意义是取得单位国民经济的增长所需要的电力生产及消费的相对增长幅度。

3.经济发展对电量的需求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对电量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越快,人民的生活水平越高,对电力的需求也越大,电力工业作为基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出来,所以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电力工业的作用。

4.电力系统的装机容量

一个国家的电力总装机容量反映了该国电力的发展水平,是保证经济持续发展所需电力供应能力的。

三 如何做到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

根据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及国内外的宏观环境、电力工业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本文所做对未来电力需求的预测,可以看出电力工业正在进入一个优化和调整电力结构、实现电力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和有利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结构的调整,导致全社会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在未来一段时期电力需求增幅是平稳的。因此,21世纪初期,电力工业发展在保持适度增长的同时,必须由以前重视数量扩展转到提高数量和效率上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带动也决定了电力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了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实现2015年远景目标,未来电力工业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电力工业与经济协调发展,认清只有实现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电力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树立电力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改变过去那种只重视电力部门自身发展,忽略与其他部门联系的状况。

第二,市场机制可以对电力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电力实现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完全依靠市场自然形成,而要靠法律规范和政策导向,依靠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远景规划、能源节约与开发的规划,制定促进电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包括技术政策、经济政策等)。

第三,针对电力供应量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较低的问题,适应经济发展对电能需求的不断增大,彻底改变电力过去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的局面,要不断大力发展电力工业。

第四,加强电网规划建设,推进全国联网,提高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第五,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不可能走发达国家高能源消费之路,为了实现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就要高效利用电力能源,降低单位产值电耗,国民经济要向节能型发展,尤其要降低电力工业自身的单位产值电耗。

第4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一、融资体制的国有经济导向与体制性扭曲

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惟一的投资主体,财政拨款是企业资金来源的惟一渠道。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单一主体、单一渠道”的格局逐步被多元投资主体、多元融资渠道的格局所取代。但是,20多年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改变融资体制的国有经济的基本导向。

国家通过金融控制继续对国有经济给予倾斜。从改革启动到80年代,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融资支持是以财政拨款和供给平价生产资料的方式进行的。80年代以后,由于预算内财政资金的萎缩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政府转而通过控制银行寻求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1997年以前,中央银行一直通过指令性的信贷额度计划对银行系统的信贷行为进行控制,确保融资向国有经济倾斜。在国家的金融控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上偏离商业原则,将贷款更多地投向国有企业。统计表明,尽管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只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增加值的50%,但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却高达近80%。

进入 90年代后,金融风险的积累迫使国家塑造了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试图为国有企业寻求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将原来由信贷市场实现的货币型金融支持转换成由股票市场实现的证券型金融支持。但是,在证券市场的成长过程中,国家较多地运用了计划手段,从股票额度的确定到上市公司的甄选都是在计划框架内通过行政分配方式来运作的,基本上只有国有企业才有机会获得来自证券市场的资金。所以,融资体制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过渡,不仅没有改变其国有经济导向的基本性质,而且还使这一导向得以强化。

相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进程而言,融资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这种滞后造成了现行的融资体制内存在多重扭曲和矛盾,有些矛盾还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

(一)储蓄供给主体多元化与投资主体单一化的矛盾

市场化的改革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非国有经济在成为国民收入的主要贡献者的同时,也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供给者。这一转化发端于农村的制度变革。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产量,农副产品价格的上调改变了农民的贸易条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现金流量,收入的增加使农民开始积累储蓄存款。1979—1984年间,农民储蓄存款以年增长率41%的速度增长。可是,国家对农村的直接贷款并不多。1979—1984年间农村信用社对农民、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贷款总额只占存款总额的33.9%,即使到了1991年,也才占到66.8%。由于受体制的约束,储蓄来源的格局与资金投向的内在联系被切断,结果使农民储蓄被迫纳入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依存关系之中,农民以净贷款人身份向国有经济提供贷款。

当改革推进到城市与工业领域以后,非国有经济迅速增长。经济改革不仅改变了经济成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也改变了国民储蓄的结构。1979年,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所占的储蓄比例分别为23.5%、33.65%和42.65%,到2000年则依次为64.9%、32.5%和2.6%(《中国经济年鉴(2001)》)。从整个社会来看,储蓄的供给主体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格局,国有经济部门不再是最重要的储蓄来源,非国有经济(包括农业)事实上已经取代国有经济部门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供给者。

国民储蓄的主体结构已经多元化,但是吸纳储蓄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为国家所垄断。为了将迅速增加的个人部门的储蓄有效地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弥补国家财政资金的下降,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占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体系并牢牢控制其金融活动。银行归国家所有,就得承担由国家(政府)赋予的社会经济责任。结果,不管国民储蓄结构如何变化,储蓄向资本的转化都被锁定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链条之上。国家财政萎缩以后,国家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国有金融体系不断地为国有经济“补血”,以非国有经济的成长支撑着国有经济。

(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格局相冲突

国有经济有来自政府的各类形式的资金投入和补贴,还有来自国有银行和证券市场的金融支持,所以,在投资领域一直居于主体地位。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论,1981—1997年,用于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占全社会的信贷资金的比重一直在60%~80%之间。1997年非国有工业在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中的比重是36.3%,国有工业的比重为63.7%。据新的统计口径,1998年,非国有工业的比重是38.6%,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比重是72.4%(《中国统计摘要(1999)》,两者相加大于100%, 是由于存在重复计算)。

但是国有经济的产出份额却越来越小。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所占比重1979年为78.5%,到2000年下降为23.5%;在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1978年为78%,到2000年下降为51%;从1999年开始,在社会新增就业人口中,非国有经济每年吸纳人员的比重都在90%以上。

非国有经济(主要指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等)的投资份额不足一半,它们只能顽强地通过“内源融资”寻求发展。据国际金融公司(IFC)1999年的调查,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 不论是初创时期还是发展时期,都严重依赖于自我融资渠道。见表1。

表1 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 融资方式

自我融资

银行贷款

非金融机构

其他渠道 经营年限 3年以下

92.4

2.7

2.2

2.7 3年~5年

92.1

3.5

4.4 6年~10

89.0

6.3

1.5

3.2 10年以上

83.1

5.7

9.9

1.3 总计

90.5

4.0

2.6

2.9

资料来源:格雷戈里、塔涅夫:《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6)。

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见表2。

表2 非国有企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所有金融机构对非 国有企业的贷款占

8.76  9.93  10.66  13.27 12.38 12.83 14.24 贷 款总额的比重 国有银行对非国有 企业的贷款占贷款

7.16  7.50  7.51

9.05  7.98  8.10  8.85 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非国有经济在投入受到严重限制的条件下,不仅获得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78—1998年间,非国有经济在中国工业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其工业总产值1993年首次超过半数,达到53%。到2000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76.5%,国有工业下降到了23.5%(《中国统计年鉴(2001)》)。见表 3。

表3 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非国有经济 61.9 72.3 66.0 71.5 74.5 70.3 69.4 76.5 国有经济

38.1 27.7 34.0 28.5 25.5 29.7 30.6 23.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显然,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格局形成倒置,这种倒置极大地损害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抑制了整体经济增长的势头。

二、民营企业融资的体制性障碍

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依存关系在现行的融资体制中具有不可拆解的性质,国有企业的社会地位和责任事实上锁定了国有银行的地位和责任,同时也决定了改革过程中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这种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它很难与民营经济相兼容,所以目前民营经济的融资面临的是体制性障碍。

(一)“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

与财政性融资体制比较,借贷型融资体制内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预算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预算约束依然较“软”,但在国有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预算约束却是“硬”的。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与国有银行之间的红市交易获得大量优惠贷款,但是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国有企业而言,资金一到手,风险就可以外部化,甚至可以赖账不还。在这种软的预算约束下,一笔资金的注入引起的往往不是经营绩效的改善和财务状况的好转,而是更大的资金需求。国有企业因此对银行贷款形成更强的依赖倾向。对于国有银行而言,尽管金融红市使它不堪重负,但由于存在“人质”问题,一旦向国有企业提供初始贷款,就很难做到不继续提供贷款。结果,大量资金被就业、社会稳定等因素所约束而失去增值的属性。

国有企业融资强烈依赖着这种金融体制,但这种体制却与民营经济相排斥,原因是,这种体制本来就是建立在国有经济特有的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之上的,而民营经济几乎与预算软约束无干。体制的排斥性一方面反映在国有银行不愿意给民营企业放贷而承担额外的风险。因为给国有企业贷款,即便还不了,责任在国有企业,如果把钱贷给民营企业,若成为坏账,则会怀疑银行经理人员是否接受了贿赂等。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宁愿将钱放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贷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因为钱闲置在账上,风险损失由国家兜着;如果贷出去收不回来,风险损失及其责任则由自己承担。目前,由于国有银行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如何规避风险上,因此,它们对那些预期的高回报、高风险的项目,已经失去兴趣。中央银行要求各大专业银行推行个人贷款负责制,更没有银行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了。

“软”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可以根据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为之度身定制,贷款申请和放贷也基本上是一种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耗时耗力,也只有国有企业才付得起这一过程的高额成本。“硬”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向民营企业贷款时要求民营企业符合担保条件,尽管在理论上很多资产都符合担保条件,但在实践中,只有房地产才是最主要的担保品。但土地的法定占有权基本上只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拥有,大多数民营企业并不拥有土地和楼宇的法定占有权,因此,它们难以以之做抵押,获得所需要的贷款。

(二)外源融资与内源融资

1985年实行“拨改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由此确立了一种刚性依存关系,国有银行代替国家财政以信贷的方式向国有企业注资,对国有企业而言基本不存在内源性的融资机制。所以,外源融资成为国有企业最基本的融资形式。但是,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源融资不同,这里的银行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和社会利益目标,也就是说,国有银行在决定信贷的投向与数量方面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或者说它的信贷行为是被动的。信贷数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国有银行对项目本身的选择以及对信贷回报的考虑,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对信贷的需求,也就是取决于国家的金融偏好(张杰,2000)。

国有银行的行为目标被锁定,那么,国有银行所能做的就是履行目标所规定的职能。这种规定性表现在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资产由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事先给定,国有银行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与这些资产相对应的负债。从表面上看,国有银行对负债似乎可以选择,而事实上却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排斥了非金融因素进入存款市场,使国有银行之间对居民储蓄的竞争具有“兄弟竞争”性质,竞争以共同的利益目标得以维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外源融资机制先是锁定了国有银行的目标,从而限定住国有银行的选择行为,最后形成对居民储蓄的垄断。这一链条中的所有环节都是单向连接的,国家在链条的终端承担最后责任,居民储蓄蜕变成为免费资本,国有银行居于链条的中间,代表国家向国有企业传输这种免费资本。

现行的融资体制主要是为了适应国有企业外源融资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对民营企业而言,外源融资则很难通过这一融资体制来实现,因为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对民营经济都具有排斥性。所以,民营企业实际上至今还不存在支持其外源融资的正式机制。外源融资的正规渠道基本上被堵截,这就意味着民营经济只得主要依靠内源融资。但内源融资要受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状况的限制,依赖这种融资形式融通的资金非常有限。民营经济在发展初期的投入结构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内源融资适应的就是这种投入结构,但是,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提升资本劳动比例,相应地,应当构建与之对应的外源融资机制。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限制和遇到的困境。

(三)纵向信用与横向信用

对于民营经济而言,现行的融资体制的外生性不仅表现于其国有经济导向上面,而且还表现在其信用的性质和方向上。现行融资体制的社会基础是一种纵向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以国家信誉为依托,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活动来体现。这种信用的指向是单向的,即自下而上。国家的信誉对于维持这种纵向的社会信用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也只有国家才有动力维护这种信用体系。迄今为止,国家通过维护纵向信用,大规模地吸收居民储蓄,并把储蓄中的绝大部分转化成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而保证了体制内产出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但纵向信用缺乏牢靠的社会基础,因为它不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也不依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而是依赖于国家权威的外在强制。但国家的外在约束要受到信息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如果社会成员预期到国家约束的缺陷,就避免不了机会主义行为的盛行。所以,在这种信用体系内,内生出了大量的不良债权。赖债风气的盛行不仅加剧了金融风险,同时也增加了维护纵向信用体系的成本。

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维护其良好的内源融资机制,而且更需要塑造一种外源融资机制。与国有经济不同的是,支撑民营经济外源融资机制的是一种横向信用体系。这种信用体系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主要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现行的融资体制与民营经济不相兼容,从信用关系上说,是指纵向信用并不构成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那种主张成立国有中小金融机构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试图将纵向信用引入民营经济的想法可能忽视了信用关系的兼容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过去的40年中,在很多国家和农村地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廉价信贷的努力似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世界银行(1989)认为,正式的金融安排往往无法完全满足非法人部门的需求,它们所需要的金融对正式的金融机构来说可能太小,因为许多贷款或接受一项存款的费用与交易数额的大小无关。正式的金融机构在乡村和小城镇开办分支机构,费用往往与其经办的业务不相适应。在我国的经济中,国有金融体系并不十分乐意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果追究政策背后的原因,信用关系上的排斥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信用关系的排斥性,一些民营企业为求发展,常常使自己的身份模糊化。许多民营企业为便于经营以及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好的待遇而把自己装扮成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结果是,由于它们没有清晰的所有权和管理组织,因而加大了银行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的难度。迄今,会计体系的资料不能在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之间共享,民营企业通过回避正规的会计体系或者同时做几本账,银行无法对这些企业的资料进行监督和审计,也不愿意接受其不可置信的经营状况的证明。所以,信用关系的排斥性是信息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间的经济往来表面上是受信息问题的困扰,实质上是受信用关系的排斥。

目前,民营经济的发展既受横向信用短缺的制约,又受纵向信用负面的牵制。如果让民营企业挤入纵向信用体系,则不仅会加剧纵向信用体系的恶化,还会妨碍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信用困境,走出信用困境需要国家逐步退出纵向信用体系,以便为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提供空间,这无疑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

三、制度的内生性与政策措施

民营经济的外源融资受到现行融资体制的排斥,但是,至少有两种因素会促使内生性的金融制度的产生,一是现行融资体制高昂的维护成本;二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前者已使国家不堪重负,若继续维持这种体制,不良债权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将会危及经济安全。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开始对这种融资体制进行调整。例如1995年以后,政府一方面强化了贷款的约束规则,另一方面又试图鼓励自己所控制的国有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但是真正能诱导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的只能是民营经济自身,因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就存在于民营经济的流程之中,它是在民营经济内部的资金供求矛盾的基础上发育而成的。经验研究表明,民间正式金融机构(如城市信用社)比国有金融制度更适合于体制外产出增长的金融需要。中国80年代兴起的乡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以其实行民用民管的制度优势,将村民的储蓄与借贷活动联系在一起,有效地实行贷款监督,以低廉的交易成本给予农户获得小额贷款的机会,同时又保障了贷款的安全收回。长期困扰正规金融组织的难题在这里以一种自发的制度创新找到了解决途径,也证明了只有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是有意义的。

现行的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性的,因此,不宜通过对这种体制的有限调整实现与民营经济的对接。支持民营经济的融资机制不可能从现行的融资体制中找到生长点,它只能从民营经济的资金运动中生成。那种主张由政府出面发展外生性的国有中小银行,然后通过这些银行给予民营经济以金融支持的思路,其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无视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所有权结构不相匹配的客观事实,主张小的民营经济就需要小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机械思维而构造的搭配关系。中国已成为 WTO成员国,中国的金融领域除了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政府还应允许国内民营金融机构介入金融领域。在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的同时,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创新行为,促使民营经济首先从其内部获取必要的金融支持,让民营经济通过其内部之间的资金流动缓解资金供求矛盾,让它们在资金借贷活动中自我调试、彼此约束。民营金融机构不大会受政治因素左右,其经营将更多地服从于利润导向。新的民营银行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尚未开发的市场领域,特别是那些小型公司和刚成立的企业上,而这类企业的数目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大多数。这些民营金融机构将不会歧视现有的顾客关系,它们将在市场上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会不断创新,以各种新的方法开展业务。内生性的金融活动开始可能是无序的,但产权的约束会将这一活动导向有序。

为了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国家需要逐步解除对民营经济的体制约束,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利率的自由化不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成本构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大部分获得贷款的民营企业事实上都支付了比央行公布的利率高很多的实际利率;进一步地,让它们获得贷款对它们来说比支付高额的融资成本重要得多。国家的职责是承诺和履行产权保护的责任,为民营经济提供平等的制度保障。

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不仅需要企业自己的努力,而且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金融机构三方面的协调和合作,一个良好的借贷人、一个运转正常的金融机构和一个公正高效的管理者缺一不可。随着融资渠道的拓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在未来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中再创佳绩。 【参考文献】

[1]朱光华,杨凤禄.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经济学论证[J].南开学报,2001,(2)。

[2]朱光华,陈国富.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的理论解析[J].经济学家,2001,(3)。

[3]张杰.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J].经济研究,2000,(4)。

[4]尼尔·格雷戈里,斯托伊安·塔涅夫.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6)。

第5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关键词】国防科技创新体系 军民融合 军事变革 科学发展观 市场经济

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给我国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为了在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提下争夺国防科技优势,缩短与强敌的技术差距,有效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同志指出,“要建设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军民科技资源的集成,实现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制造到技术和产品采购的有机结合,形成军民高技术的共享和相互转移的良好格局。”[1]由此提出了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实现军民融合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满足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对军事高技术和高新武器装备的需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下促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对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和民用科技创新体系的创新资源进行统筹规划、有效整合和综合利用,建立起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

一、我国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从军民分离走向军民融合的历史探索

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是指军工高等院校与军队高等院校、国防科研院所、军工企业以及政府管理机构等在生产、传播和创造性应用国防科学技术过程中发生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网络结构体系,其基本任务是从事军事技术开发、武器装备研制生产以及国防设施或军事设施设计、建造等方面的科技创新活动,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提出建立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是在艰辛探索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作出的战略选择,其发展经历了形成发展时期、“民”时期和全面推进军民融合时期三个历史阶段。[2]

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发展时期,是指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在国家科技资源极其薄弱的情况下,政府以高度的计划调节和集中管理的方式,优先满足国防建设对资源的需求,使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得以迅速建立并发展到一定规模,并在重大国防科技项目开发上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历史性成就,常规武器实现了从仿制苏制装备到自行研制的跨越发展。然而,由于政府部门既是制定军事装备研制生产的权力机构,又是国防科技和军事装备规划计划得以落实的组织者、保障者,这不仅使得国防科研生产单位长期被动服从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其“手脚”受到束缚,“等、靠、要”的思想十分严重,而且导致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与民用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处于分离状态。随着“”的结束和军工规模的削减,国防科技创新系统的改革成为历史的必然。

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积极推进“民”时期,是指从开始改革开放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确定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指导思想,国防建设随之由临战状态转向和平建设的轨道。这必然要求在设备、技术和人才方面具有优势的国防科技工业,迅速转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促进和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于是党中央提出了“军民结合”的十六字方针。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在“军民结合”的指导思想下,通过逐步引入市场手段开始了“民”改革,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由过去的单一指令性计划管理转变为指令性计划下的合同制管理,部分军事装备开始试行招标。通过“民”改革,原来只用于国防的国家资源既能生产军品,又能生产民品,出现了军品以技术支援民品开发,民品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支援军品发展的可喜景象。然而,在这一时期,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政府部门仍然是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确定具体军事装备项目的研制生产单位,加之民用科技创新资源对国防科技创新的意义受到忽视,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军民两大创新体系的有机结合问题,因此,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与民用科技创新体系从总体上仍然处于分离状态。

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全面推进军民融合时期,以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为标志。冷战结束后,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两方面的深刻变化,国际上出现了军事高技术化,战争由常规武器装备战争向高技术战争转变;国内出现了经济市场化,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针对新的形势,我国国防建设先后实施了“寓军于民”和“军民融合”的战略方针,更加强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此外,为了提升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国家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加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更加灵活地综合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手段来整合国家科技创新资源。此时,继续保持一个军工科研生产“大摊子”毫无意义,将军民两大科技创新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就成为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

建立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就是要建立以军民科技资源共享为核心、以双方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为依托的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平台,从而实现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产品设计制造到技术和产品采购整个创新链上的军民结合,形成全国优秀科技力量服务国防科技创新、国防科技成果迅速向民用转化的良好格局,由此提高国防科技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二、军民融合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对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主动适应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导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高技术群迅速崛起,推动着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在全球蓬勃展开,使信息化武器装备成为军队作战能力的关键,对战争结局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于是,世界主要国家围绕着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建立信息化军队展开了新一轮竞争。在世界新军事变革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率先大力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在军队信息化建设上处于领先地位,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军队信息化建设起点低、起步晚、投入少,军队武器装备的主体还是工业时代的机械化装备,从而在少数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新一轮的军事技术“时代差”。凭借军事技术“时代差”优势,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实施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谋求经济利益的战略,使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给中国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我国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走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道路,努力建设一支能够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为了给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提供技术支持,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必须大力开发军事高技术,力争在一些基础性、前沿性、战略性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掌握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防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并研制生产出一大批以信息化为核心的高新武器装备,对现役主战装备进行信息化改造,以尽快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武器装备的“技术差”、“信息差”,满足以信息化为主导的高技术战争的需要。我国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虽然具备了一定的适应高技术战争需要的保障能力,但由于受内部缺陷的制约,还不能满足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对军事高技术和高新武器装备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行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始建于冷战时期。当时严峻的安全形势要求国防科技工业尽可能进行从材料、毛坯开始的全过程生产,以提高大规模生产制造武器装备的效率,从而使得大量本来能由国家工业基础承担的工作内容都列入军事工业之中,造成了国防科技工业逐渐从整个国家的工业基础中独立出来,[3]由此形成了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与民用科技创新体系的分离状态。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本来起点就低,军民分离状态导致的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又进一步削弱了其自主创新的能力,这使得我国国防科技创新活动长期以模仿创新、跟随创新为主,不仅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储备不足,而且高新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能力也严重不足。然而,军事高技术的开发难度大,涉及众多前沿科学知识,需要前沿基础研究和最新技术进展的支持;高新武器装备也因技术含量高、结构复杂,其研制生产需要各类先进技术设备和工艺,这些都超出了传统国防科技创新体系能力的范围,需要获得整个国家的科技基础和工业基础的支持。此时,打破军民分离的状态,建立起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推动国防科技和工业基础融入国家的科技和工业基础之中,使其融合成为一体化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既能够充分利用民用高新技术的开发力量和技术储备来提高国防科技的创新能力,加速在科技前沿的关键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抢占国防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同时又能充分利用民用高新技术产业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工艺来加快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以及对现役主战装备的信息化改造,从而满足了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对高新武器装备的需要。

三、军民融合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在国际上将长期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竞争压力,因此,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越是高速发展,来自国际上的利益碰撞和经济摩擦就会越是增多,各种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安全风险就会不断加大,只有大力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才能为经济建设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国家利益拓展提供有力的支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建立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立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就是要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深融入整个经济社会体系之中,“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4]43因此,建立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促进军民两大创新体系的资源统筹配置、有效共享,是国防科技创新体系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随着新军事革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民用各领域的高新技术基本上都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纯军事技术已经很小。据统计,85%的核心军事技术是民用技术,80%以上的民用关键技术可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美国防部和商务部于1990年列出的数十项关键技术,重叠的比例高达80%左右。[5]241高新技术的军民两用性质,客观上要求开展军民联合科技攻关以提高创新效率,从而为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军民融合提供了技术基础。

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军民融合,是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一方面,民用高技术企业和科研机构可以凭借其在人才、技术、设备、资金和其他科研生产条件上的优势,参与国防科研生产活动,能够提高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在前沿核心或关键性军事技术领域取得突破的步伐,加速高新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推动军事高技术发展和高新武器装备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从而缩小了与军事发达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为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科技资源集中、技术设备先进的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机构,不仅可以向民用领域转移先进成熟的军事技术并实现产业化,而且还可积极开发军民两用技术,这必将带动一批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一批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推动国家整体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国民经济发展。

此外,军事高技术的开发难度大,高新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对资源的需求又呈现出数量大、技术含量高、结构复杂等特点,对现役武器装备进行信息化改造也是一项需要耗费巨资的大工程,导致了国防科研生产经费迅速攀升。然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用于开发军事高技术、研制生产高新武器装备的经费投入不可能太多,必须走一条经费投入较少而效益比较高的国防科技创新的路子。建立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充分利用民用高新技术的开发力量和技术储备来研制生产技术难度大、开发风险高、投资费用巨的高新武器装备,可以在国家不增加投入的情况下,获得技术先进、来源稳定和成本经济的武器装备,减轻了国家平时为维护国防科研生产能力而承担的财政补贴负担,同时还为民用高技术企业开辟了一个巨大而稳定的军品市场,并获得来自军方的风险投资,有利于民用高技术企业在持续技术创新中不断发展壮大,从而有效地解决了国防科研生产经费投入不足的矛盾。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国防科技创新体系实现军民融合提供了体制环境

我国现行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是在冷战时期国家采用计划经济举全国之力建立起来的,虽然在开发重大军事技术项目和生产所需武器装备上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存在两个弊端:一是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机构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创新的动力不足;二是军民两大科技创新体系相对封闭、互不相通,相互争夺资源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两个弊端导致国防科技创新体系的创新能力不强,创新绩效不佳,难以满足国防现代化对军事高技术和高新武器装备的需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基本步入市场经济轨道,市场在整个国家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机构,一方面要在国家管控下紧紧围绕研制生产高质量的武器装备这一中心任务展开活动,以满足国防安全需要,实现军事利益;另一方面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又需要在不影响国防安全的前提下,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与民用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有效合作,通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开发先进技术来获取竞争优势,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也就是说,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有着与民用科技创新体系实现有机结合以提高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的内在需求。而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依靠科技进步的机制不断形成,民用科技创新体系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发展。不仅社会化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初步建立,以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为基础的科学研究体系得到加强,基础研究能力显明提高,尤其是一大批民用高技术企业抓住国家实施信息化战略的历史机遇迅速成长起来,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保持着领先和控制地位,导致发展高新武器装备体系所需要的高技术特别是核心信息技术,大多掌握在民用高技术企业手中。这些民用高技术企业,基于在市场中追求最大利益的需要,急于在国防领域扩大具有军民两用性的先进技术的应用范围,对进入军品市场充满热情,急需与军方联姻。因此,建立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通过市场机制对军民两大创新体系的高新技术资源进行统筹规划、有效整合和综合利用,是军民两大科技创新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谋求更大发展的需要。

建立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现代高技术战争的需要提供了制度保障。现代高技术战争具有规模大、强度高和消耗巨的特点,而和平时期武装力量的需要则以日常训练和战争准备为主,导致平时和战时对武器装备及军用物资需求量的差别十分悬殊,这就要求国防科研生产能力在平时和战时之间实现任务的灵活转换,而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为实现这种转换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形式。在和平时期,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机构在保障基本军事力量对军事高技术和武器装备需求的前提下,积极参加经济建设,而民用企业、科研机构基于扩大自己技术产品应用领域的需要,也积极参与军工科研生产任务的竞争,由此在军民两大创新体系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在战争时期,则利用和平时期形成的协调发展机制,迅速动员军民两大创新体系的资源从战争需要出发进行协同攻关,在前沿技术领域迅速取得突破,并及时扩大生产规模,为战争提供大量低成本高性能的先进适用的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从而在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提下满足了现代高技术战争的应急军事需求,有效地维护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

参考文献:

[1]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N].报,2006-01-10(2).

[2] 游光荣.加快设建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 [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11):6.

[3] 于宗林.我国实行军事结合、寓军于民的回顾与思考[J].中国民,2008(12):51.

第6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一)国防建设必须依赖于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则是政治作为阶级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根源。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需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较完备的基础设施也是国防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国民经济能够为国防建设提供大量的资金、物资和优秀人才,能够有效地改善国防设施,更新武器装备,加大国防科技投入,从根本上提高国防力量。

(二)经济建设所必须的安定的国内外环境来自国防实力的增强和发展,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证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有国家就要有国防。同志曾说:“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纵观历史,一国的强盛莫过于一个强大的国防力量作后盾。如果国家的国防实力不强,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经济建设就无从谈起。每个国家无论大小都把国家的独立自主、领土完整和经济建设视为国家的基本利益,而国防建设是保障三者的先决条件。

(三)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起着先导作用

马克思说过,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它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开路先锋作用,对经济建设起着先导作用。加强国防建设能够促进科技的进步。国防建设分娩出来的高新技术能促进经济革命。

可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是对立统一、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在服从国家整体发展目标的前提下,根据国情需要,正确处理二者关系,选择适当的比例协调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二、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创新

(一)定位创新:富国和强军统一

正确认识和处理富国与强军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在经济建设为中心初期,强调军队建设服从经济建设;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写入了十七大报告,标志着追求“富国”和“强军”新目标的统一。

“富国”与“强军”二者不可偏废的定位创新的提出,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有关原则和方针,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进一步突出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两者均衡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性,体现了统筹和发展的有机统一。在具备了强军的经济基础后,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作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是保持经济建设继续稳步推进的重要保证。“做好军事斗争准备”作为一种和平年代的常态表达,被写入十七大报告并非空穴来风。

(二)成效创新:质量与效益统一

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积极推进“加快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打赢高技术含量的现代战争。我国军事变革的成效要实现质量与效益相统一。

成效创新来自于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尤其是武器装备采购体制的变革。从改革开放之初到1986年为军品市场探索阶段,确认了军品作为市场客体的商品属性问题;从1987—1997年为军品市场的初步建立阶段,确立了军品研制者和军品使用者作为市场供求主体的地位;从1998年后为军品市场逐步发育走向完善阶段,逐步确认总装部的统一规划和集中管理。1999年,国防科技工业五大总公司改组为十大集团公司,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作,逐步形成了国防科技工业既有垄断又有竞争的有效市场供给主体。所以,十七大报告提出“调整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提高武器装备研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从武器采购体制来说,形成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有效分割,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节约军费。国防科技工业也跻身市场化的行列,武器采购体制的发展顺应了市场体制的要求。

(三)科技创新:军用与民用统一

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军用与民用统一是国防科技工业的一种国际化的趋势。军用与民用统一的实质,在于将军事工业内部剩余产能在民用领域充分释放,将领先技术向民用领域合理转移。

1.军用与民用统一要完善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相对于军工市场有限份额,民品市场空间巨大,二者结合可以更加合理的利用和配置我国的生产和技术资源,增强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从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讲,军民统一是实现军用和民用两个领域相得益彰的有效手段。

2.军用与民用统一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统筹考虑军需民用、平战衔接,可以使平时的国防经济与民用经济的发展比例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3.军用与民用统一要建立和完善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要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新途径新方法,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全面推进经

济、科技、教育、人才等各个领域的军民融合。

三、科学统筹,确保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这一论述在充分肯定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战略地位的基础上,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应该遵循的指导方针。

(一)要谋求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内在统一

经济是国防的物质技术基础,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国防实力,是确保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

(二)要促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

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全局来看,坚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既是富国之策,也是强军之道。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构筑国家的安全盾牌,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和巩固的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正确选择。

(三)要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资源配置

富国和强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基石。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重要依托,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当今时代,只有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强军才有可靠的支撑。

总之,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必须从这一高度深刻领会十七大报告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加快建设一支能够有效地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强大国防力量。

第7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关键字:农业法,概念,调整对象,基本属性,基本特征,基本原则

农业法学已成为一门法学学科。本文主要对农业法调整对象、基本属性和基本特征以及基本原则若干理论问题作一深入研究。

一、农业法的概念

农业法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农业法,是指调整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不仅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民(或农户)等农业法主体从事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而且也是国家领导、组织、协调和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强有力工具。

狭义的农业法,是指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02年12月28日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农业法》不仅是指导和统帅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而且也是制定各项具体农业法律的直接法律依据。据统计,1979年以来,我国已制定和颁布了《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水法》、《水土保持法》、《水污染防治法》、《防洪法》、《防沙治沙法》、《森林法》、《渔业法》、《草原法》、《种子法》、《动物防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环境保护法》、《乡镇企业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税条例》等20多部农业法律、50多部农业行政法规以及农业部制定的460多部部门规章,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颁布了许多农业地方性法规和农业地方性规章,可以说农业立法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本文研究的农业法是指广义的农业法。

二、农业法的调整对象

传统大陆法学理论是按照法(即指法律规范的总称)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指社会关系的不同领域)来划分法律部门的。法律部门划分的最基本的标志,是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调整同一类性质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结合成一组,即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理论在划分、规范法律部门方面起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至今我们仍然应主要坚持以社会关系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基本标准。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代市民社会,平权的民事关系与非平权的管理关系以及隶属性的行政关系日益交融、难以分辩;同一类性质社会关系已成为一个具有多元化、立体化和复杂化特征和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呈现出一个法律部门不一定就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来调整,即一个法律部门也可能调整有着内在统一联系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或一种社会关系也可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部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调整。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它已成为一个具有多元化、立体化和复杂化特点与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同时,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的特点之决定,目前一个法律部门无法调整全部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而应由目前的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从不同角度、不同手段、不同方法进行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综合性调整。

笔者认为,农业法的调整对象应是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这个词是农业法概念中起决定性的重要词语,含义是:农业法不是调整所有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也不是调整非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而只是调整特定或重要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即部分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它是有一定范围的。我国农业法调整对象的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它包括以下四类:

1.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它指的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或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自然人和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之间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财产关系。所谓财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如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土地租赁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关系、农业社会化服务关系、农业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和转让关系、乡镇企业联营和合伙关系、农业技术开发和转让与咨询和服务关系等等。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具有民事关系的特点:(1) 民事关系为横向方面社会关系;(2)民事关系中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3)自愿、公平、互利、协商达成这类关系;(4)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一般应是对等的,即等价有偿的;(5)当事人可以相对自由地处分自己的权益。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1) 这类民事关系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形成的;(2) 这类民事关系的当事人中至少一方为农业法主体;(3) 这类民事关系只包括财产关系,具有一定经济内容的民事关系,不包括人身关系,民法中的民事关系包括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4) 这类民事关系主要由农业民事法律规范加以保护。

2.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它是指农业行政主体(职能行政主体与授权行政主体)在依法行使农业行政职权时,与相对主体(行政相对人)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农业行政主体产生行政职权有两种方式:一是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农业法》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统一负责,组织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做好发展农业和为发展农业服务的各项工作。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的为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作”;又如《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款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 ”等等。二是行政授权。如村民委员会在某些行政管理方面,因法律法规授权而成为行政主体,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有的是一个行政主体依法把自己行政职权的部分或全部赋予给另一个组织,从而使后一个组织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通过核发兽药生产许可证、兽药经营许可证、兽药制剂许可证、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植物检疫证书、兽医卫生合格证、畜禽产品检疫证明、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等形成这类关系,还可以通过进口饲料许可、农药登记许可等发生这类关系;等等。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具有行政关系的特点:(1)在行政关系中,必须有一方是行政主体;(2)行政关系具有隶属性,即纵向的命令与服从;(3)当事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不能自由处分;(4)行政主体必须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真正做到“依法行政”;(5)行政主体享有优益权,并有处理行政争议的权力。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1)在农业行政法律关系中,必须有一方是农业行政主体;(2)这类行政关系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形成的;(3)农业行政主体依行政职权在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发生的这类行政关系,即农业行政经济关系或具有一定经济内容的行政关系,不涉及政治、公安、民政、军事、外交等领域的行政关系;(4) 这类行政关系主要由农业行政法律规范加以保护。

3.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管理关系。它是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在实施国家管理农业经济职权时发生的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等组织和农民在组织、管理、调控、监督中产生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内部的纵向方面社会关系。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管理关系包括四类:第一类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管理关系,它是国家对农业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农业生产流通直接有关的部门进行集中统一组织、指挥、协调和管理的关系。第二类国家机关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第三类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内部的经济管理关系。第四类农业经济监督检查关系,这主要是指国家通过财政、银行、审计、统计、会计、海关、税务、物价、工商行政管理等依照农业经济法律、法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进行监督检查而形成的关系等。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管理关系具有经济管理关系的特点:(1) 这类经济管理关系,为纵向方面社会关系;(2)这类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对称经济关系;(3) 这类经济管理关系,具有指挥和服从、领导和被领导的隶属性质,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地位是非平权的;(4)这类经济管理关系,以“社会整体利益” 为本位;(5)这类经济管理关系中,经济职权不可随意转让、放弃和抛弃,即行使经济职权,对于国家经济管理机关来说,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管理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1)这类经济管理关系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形成的;(2) 这类经济管理关系的当事人中至少一方为农业法主体;(3)这类经济管理关系是国家领导、组织、协调和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采用的重要形式;(4)这类经济管理关系主要由农业经济法律规范加以保护。

4.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其他经济关系。如农业环境保护关系,农村劳动关系, 农村社会保障关系等。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其他经济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1)这类其他经济关系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形成的;(2) 这类其他经济关系的当事人中至少一方为农业法主体;(3)这类其他经济关系主要由其他农业法律规范加以保护。

三、农业法的基本属性

农业法以调整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为对象,而民法、行政法和经济法也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显然,农业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这三个法律部门联系最为密切。

(一)农业法的民法属性

民法是指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民法的内容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格权、亲属、继承六大部分。民法其性质:为权利法,为私法,为实体法,为平等者的法律,为人法(即规制人的行为),任意性规范为主。民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包括: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农业法调整对象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之具体类型之一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也属于民法调整对象的一部分,如农业法中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已成为民法中物权之重要内容;又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关于承包合同违约责任”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再如农业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与转让应遵循民法中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等等。随着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越来越多,理所当然这类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受民法调整,必须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真正维护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农业法中的民事法律规范充分体现民法属性

(二)农业法的行政法属性

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权力的授予、行使以及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对其后果予以补救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法其目的在于保障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中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有关行政主体的法律规范;有关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有关行政程序的法律规范;有关行政违法和行政责任的法律规范;有关行政救济的法律规范。行政法既调整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又规范公安、民政、军事、外交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是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两条。国家法律赋予农业行政管理机关依法享有行政职权;农业行政管理机关行政职权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实施的是行政行为。显然,农业行政管理机关在行政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时,必须依据行政法原理和行政法律规范,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对此,《农业法》第87条第2款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规划、指导、管理、协调、监督、服务职责,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可见,农业行政管理机关依行政职权在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发生的各种行政关系,从行政的角度来看是具有一定经济内容的行政关系;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是具有行政因素的经济关系。但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说,都具有行政隶属性质,一方下达指令、命令,一方必须服从,遵照执行。显然,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应属行政法调整内容之一,必须遵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才能使农业行政管理机关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因此,农业法中的行政法律规范充分体现行政法属性

(三)农业法的经济法属性

经济法是调整以社会整体利益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监督、经济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目前,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已得到法学界和其他理论界以及社会实践的共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包括: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原则;经济组织本体利益和充分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实行经济治理权和经济自治权相结合的原则;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原则;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原则;不得滥用经济权利的原则。经济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竞争法、产品质量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计划法、统计法、产业政策法、计量和标准化法、银行法、价格法、自然资源法、财政法、会计法、审计法、税法、合作社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国家投资法、国家采购法、产业结构调节法、对外贸易管理法等等。农业法主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管理关系,目前,国家颁布的农业法律中,主要是农业经济管理法律,如《土地管理法》、《森林法》、《渔业法》、《草原法》、《动物防疫法》、《水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农业税条例》等。因此,农业法中的经济管理法律规范充分体现经济法属性

四、农业法的特征

1.农业法其管理手段特征。农业法作为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一种手段,与其他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手段相比较,有它自身的特片,即具有以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那些共有的特征。概括地说,农业法在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时的主要特征是:(1)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具有高度的权威和普遍的约束力;(2)以明确的、具体的而又稳定的法律规范形式,规定了人们在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3)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贯彻实施;(4)能建立和维护稳定和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以保证其他各项管理手段的正常运转而发挥各自的作用。

2.农业法其法律属性特征。即农业法其法律属性兼有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的多元性。农业法以调整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为对象,在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中,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民事关系由民法调整,民法属私法领域;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行政关系由行政法调整,行政法属公法领域;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管理关系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属社会法领域。从涉及经济关系中的调整对象上看,私法的调整对象为平权性质的平等经济关系;公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性质的不平等经济关系;社会法的调整对象是管理性质的不对称经济关系。显然,农业法其法律属性具有多元性。

3.农业法其调整原则特征。即农业法其调整原则的多元性。从涉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的上述三元法律结构来看,公法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主要坚持“依法行政”原则;私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意思自治”为其原则;社会法调整表面平等、实质不平等的不对称关系,为矫正不对称关系的内在利益失衡,“倾斜保护”原则应运而生。

4.农业法其调整方法特征。即农业法其调整方法上的多元性。私法主要依靠任意性规范进行调整;公法主要依靠强制性规范进行调整;社会法以强制性与任意性规范的结合为特点。

4.农业法其调整目的特征。即农业法其调整目的的多性。私法主要调整目的是保护“私人利益”;公法主要调整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社会法主要调整目的是保护“社会整体利益”。

从上述农业法的特征来看,农业法调整对象的特定农业和农村经济关系的多元化、复杂化,应由多个法律部门共同调整,因此,农业法学是一门法学学科。

五、农业法基本原则

(一)农业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所谓农业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整个农村法制建设之中的总的指导思想和为农业法所确认或体现的根本法律准则。这一概念蕴涵下列要义:其一、农业法基本原则对整个农村法制建设具有指导作用,它既是农业立法的原则,又是执行法律、进行法制治理和处理法制问题的根本准绳,即它是包括农业的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在内的整个农业法制活动的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法律准则;其二,农业法基本原则本身具有规范作用,任何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以及其它农业法主体在进行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中,司法机关和仲裁机关在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纠纷中,农村经济管理机关在监督、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活动中,都必须以农业法基本原则为根本依据,严格遵守,否则,即构成对农业法律法规的违反,应追究法律责任。

(二)确立农业法基本原则的依据

确立我国农业法基本原则的依据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是确立农业法基本原则的重要理论依据; (2)宪法规定的经济制度是确立农业法基本原则的根本法律依据; (3)农业基本政策是确立农业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政策依据; (4)《农业法》颁布实施为确立农业法基本原则指明了基本方向;(5)农村改革和实践的成功经验是确立农业法基本原则的现实客观依据。

(三)农业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1.确立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首要地位与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实行保护的原则

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母体产业。但是,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不意味着其基础本身是天然牢固的。恰恰相反,农业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个典型的风险型产业、天生的弱质产业:(1)农业的自然风险无时不在;(2)农业的市场风险也很大;(3)农村政策风险经常出现;(4)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资大、共享性和见效慢的特点;(5)农业社会效益高而经济效益低;(6)农业生产的调整周期长且生产有刚性;(7)农业生产分散性,特别是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小、现代化水平低、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都较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8)农民的无组织性,得农业和农民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9)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工农业发展速度比例不协调、城乡居民收入不平衡以及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给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障碍。农业的上述特性的综合作用的直接结果,正如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的那样:“农业无论在产品市场的竞争中,还是在经济资源的竞争中,常常处于软弱和不利的地位。因此,农业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是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也指出:“经济建设,必须始终把农业真正摆在首位,切不可农业状况一有好转,就忽视和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

2.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原则

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一种法制经济或法治经济,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的资格需要由法律来确立;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由法律规范来界定;市场运行的规则需要靠法律来构筑;市场竞争的公平开展需要由法律来保障;市场主体的财产权需要由法律来维护;市场主体之间的各种农业和农村经济纠纷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需要由法律定分止争;社会保障体系也需要靠法律来建构。因此,国家除制定《农业法》外,还需要尽快制定配套健全的农业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行必严,违法必究”。否则,没有法律的引导、规范和制约,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有序运行,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无法律环境的切实保证。

3.调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发展商品经济积极性与尊重他们生产经营自主权和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原则

实践已反复证明,农业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把调动亿万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作为制订一切农村经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完全正确的。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来自经营自主权和物质利益两个方面,而农民的物质利益又是同生产经营自主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不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也就是损害农民的物质利益;同样,不保护和承认农民的合法财产权,也就是削弱农民的自主权,其结果必须会挫伤和打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使广大农民从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和工作中得到实惠”。这也是对农村法制建设的具体要求。同时,在现阶段,尊重和保护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经营自主权和物质利益也尤为重要,《农业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财产及其他合法财产不受侵犯”。

第8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关键词】中国农民工;半无工人阶级化;积累的社会结构

农民工是当今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事物,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它是半无产阶级化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结合。因此,农民工不仅仅是农民进城务工的个人问题,或者说农民工群体问题,亦不仅仅只是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农民工以及农民工问题还具有国家层面上的意义。因此,要理解农民工问题,首先要理解国家和农民工问题之间的关系,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为此提供了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

一、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

积累的社会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亦有人将此概念译为“社会积累结构”)是美国一批激进经济学家就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波动问题,提出的一个分析概念,其代表人物有戈登、爱德华、里奇、鲍尔斯、E.韦斯科普夫、M.科兹、麦克唐纳夫等。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对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与停滞相互交替的内在机制作了深入研究。早期关于SSA理论范式强调特定制度结构提供的稳定性,近来其研究重点转为如何促成新的SSA。

(一)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早期观点

SSA这个概念是由戴维.M.戈登于1978年提出来的。它源于一个极其简单的命题,即资本积累既不会在真空中进行,也不会在混乱中进行,而是在一个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中进行。因此,SSA学派将“影响个体资本家资本积累可能性的政治—经济环境作为宏观动力分析的出发点”。“如果没有一个稳定且有利的外部环境,资本家是不会进行生产投资的。我们将这种外部环境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积累的社会结构由所有影响积累过程的制度组成”。SSA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含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制度;既包括国内制度,也包括国际制度。但是,SSA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制度,而仅指那些与资本积累过程紧密相关的制度。

SSA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一个长时期的、相对快速且稳定的经济扩张需要一个有效的社会结构,这个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就是SSA。但是,一个SSA只能在一段时期内促进经济扩张,最终要衰落。其后将是一个长时期的停滞和波动时期,一直持续到一个新的SSA出现为止。

(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近期的发展

近来SSA的理论范式更多的聚焦于新的SSA是如何出现的。科兹(2004)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完全是内生的,但危机的解决方法却不完全是内生的,资本主义远没有转变成一个所谓可以自我调节的理性文明的实体。

鲍尔斯等认为,SSA不仅塑造了资本家之间、工人之间以及其他阶层和群体间的关系,定义了国家在经济当中的角色,同时它还决定了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或其他生产组织的外部联系。美国的战后SSA就是基于这四方面的制度设定:美国霸权统治下的和平、劳资集体协议、资本—公民合约以及对国内资本竞争的遏制政策。

二、中国改革时期积累的社会结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序幕。中国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国家扮演了“造物主”的角色。

波兰尼对市场模式的演进过程的研究表明,市场模式所体现的交易或交换原则并没有压制其它原则,如互惠、再分配,而独自扩张的倾向。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必须把社会制度性的分离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也就是说,自发调节的市场是国家构造出的。这种虚构性,在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身上体现的极为明显。正是在这种虚构的帮助下,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实际市场才得以组织起来。

(一)改革时期SSA的形成:国家对经济的塑造

按照波兰尼的观点,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有三个主要重要组成部分: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改革开放至今,可以划分为两段,前一阶段大约从1978年到1997年,是产品市场的形成,后一阶段从1997至今,是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建立。

(二)中国改革时期SSA特征

3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初步的巨大成功。从经济上看,经济增长创造了持续30年年均9.8%的世界奇迹。从国际地位看,GDP总量在世界各国的排位,按汇率折算,从改革之初的第10位上升到第3位,进出口总额由27位上升到第三位;更加重要的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正在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

按照SSA学派的观点,这些成就不是发生在真空中,而是发生在一个稳定的、有利于积累的制度环境中。换句话说,中国在改革后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变革,为投资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形成了改革时期的SSA。

强调经济增长的国家干预主义。自改革之后,中央政府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把经济发展视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激励地方政府贯彻中央政府的意图。为此,中央政府改变了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第一,改变了对干部的考核标准,将其同社会政治指标和经济绩效相联系。第二,改革财政体制,通过分税制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财政自给,但与此同时,它还要求地方干部履行税收的责任。

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解除束缚的劳资关系。就劳动力市场来说,国企改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变了用工体制,在改制过程中,国家拿出巨额资金支付广大职工的转变身份补偿金和社保欠账,数千万工人下岗,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农民获得了择业自由,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业,进入工业领域。目前市场经济正朝向完善阶段发展,但此时社会的自我保护性政策还没有到位,如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出台的《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就体现了我们努力的方向。

老工人与新工人:工人的分化。老工人指的是原国有企业工人,新工人指的是农民工。土地集体所有制、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政府再分配制度将农民工束缚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老工人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在改制后仍就留在企业或者在其它国有企业找到新工作,处于一级劳动力市场,另一部分则进入了次级劳动力市场。

稳定的国际环境与经济全球化。自二战以来,尽管期间也不时爆发局部战争,但国际大环境基本处于稳定状态。阿里吉在探究美国霸权体系兴衰时,指出了这种和平状态背后的制度基础。二战后需要一种制度体系维持或确保世界和平,美国霸权体系应运而生。

美国霸权统治下的和平,不仅使得美国获得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而且在经济上也获益极大,使其获得了极为有利的贸易条件。美式和平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反过来又侵蚀了美国霸权体系的根基。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和平的支撑体系由美国霸权向多极制衡机制转变的趋势逐渐明朗起来。

自改革以来,中国面向全球的开放型经济已经逐步形成。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仅为200亿美元,而至2000年就上升到2000亿美元。从英特尔到包括美国通用公司在内美国大公司,“面临一个简单的规则:要么在中国投资,利用其廉价劳动力和经济快速增长的优势,要么输给竞争对手”。

三、改革时期SSA与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

改革时期SSA形塑了国家与经济、资本与劳动、劳动与劳动以及国内资本与国外资本之间的关系,而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则是这些关系相互作用的一个综合表现,或者说它是改革时期SSA下资本与劳动的双向互动的结果。只有透过这些制度表面,才能较为深入地理解农民工问题。

(一)农民工:缺乏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商品化与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在改革之后,随着统购统销制度的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户籍制度的松动,在农村形成了完整的农户经济,农户家庭或者“小商品生产者”不仅可以生产农业产品,还可以生产工业产品;不仅可以以“家庭”单位来从事工业生产,还可以通过雇佣关系或者经由集体所有制企业直接从事工业生产。然而,在市场机制下,资本和农民工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政府偏向城市的再分配制度成了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所加以利用的资源。因此,在改革时期SSA下,半无产阶级化没有起到社会自我保护的作用,相反,半无产阶级化与劳动力商品化结合产生了一种缺乏社会保护的劳动力商品化: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

可以说,在改革时期SSA下,半无产阶级化实际上变相地补贴了雇主,为企业提供了充足的低工资且富有弹性的劳动力。改革时期SSA不仅为半无产阶级化的积累方式提供了制度条件,更是将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进程“定格”在半无产阶级化上,使他们不能转变成真正的工人,只能处于农民和工人这两种职业之间的尴尬状态.

(二)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与周期性失业

改革时期SSA使得半无产阶级化与劳动力商品化的结合成为促进资本积累的推动器。在国家强调经济增长的大背景,半无产阶级化的资本积累方式又反过来强化了改革时期SSA。

这种外向型的经济结构意味着,国际市场的景气波动,很容易就传导国内市场,进而到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民工处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因此,经济波动对农民工的影响更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曾把乡镇企业至于困难的境地,这也是中央和各省政府为危机期间强行推动乡镇企业转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乡镇企业改制,使得小城镇丧失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渠道。可以说,在1997年是农民工存在形式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在乡农民工转变为进城农民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一次冲击到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据农业部2009年1月统计,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数量在2000万人以上,约占农民工就业总量的15%。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农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城市化结束了,无产阶级化过程完成了。因为,当处于经济周期的萧条时期或经济危机期间,大批农民工就会失业,将被迫返回农村,又变成农民,形成周期性失业。这种“风吹草动”使得农民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一览无余。而目前所发生的民工荒恰是周期性失业的一个表现。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②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M].第356页.

参考文献:

[1]大卫·M.科兹.刘祥琪摘译.新自由主义与长期资本积累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J].国外理论动态,2004,10.

[2]戴维.M.戈登,托马斯.E.韦斯科夫,塞缪尔·鲍尔斯.力量、积累和危机:战后积累社会结构的兴衰[A].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5辑),1992.

[3]乔万尼·阿里吉.路爱国等译.亚当·斯密在北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第9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制度保障;产业平台;技术基础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7-0053-05

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走向经济复兴的选择和重点,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内生增长的重要途径[1]。然而,从全国范围看,各地政府只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其推动国防建设的特殊功能。因此,有必要从战略高度统筹考虑,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这不仅对我国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而且对未来一段时间国民经济发展、重大技术突破、国防科技进步都有重大意义。

一、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的认识水平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导向性等特点,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关乎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安全或军事安全[2][3][4],必须从战略高度理解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

1.要认识到军民融合发展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特点的内在要求

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技术、人才、设备、信息等要素层次都具有军民通用特性,军民融合发展是其内在必然要求。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例,其中的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地理信息、高性能集成电路和高端软件等,既在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先导性、支柱性作用,又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拥有广阔应用前景。据统计,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所需要的计算机技术、军事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等80%以上与民用信息技术通用。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成以后,年产值可达500亿元,其中民用需求占系统用户总量的95%以上。又如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中的航空航天产业,需要新材料、现代制造、先进动力、电子信息、自动控制、计算机等领域关键技术的群体突破,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都具有十分重大意义。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应切实提高军民融合发展意识。

2.要牢固树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既是富国之策又是强军之略的观念

走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既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柱,又是武器装备重要的工业基础,有利于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减少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挤出效应”,提高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溢出”效果。欧美的一些经济学家对航天产业作过评估,其投入比为1∶2,与核心技术相关的产业可以高达1∶8至1∶14。据央视报道,花费239.15亿美元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不仅实现了美国赶超苏联的政治目的,同时也带动了美国科学技术特别是推进、制导、材料、电子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而据专家估计,中国探月工程的投入产出比会达到1∶10,甚至在不远的将来会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收益。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还能推动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发展。

3.要有局部利益服从服务国家利益的大局观

自国家确定了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7大领域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各地区、各部门格外积极地加以贯彻落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应避免争抢项目,盲目跟风,造成产业趋同。根据李金华的[5]研究,生物医药应以山东、广东、江苏、河南为依托,节能环保应以广东、浙江、江苏、天津为依托,高端装备制造业应以山东、江苏为依托,新能源汽车应以吉林、广东、山东、上海、湖北为依托,新一代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应以广东、北京、江苏、上海为依托建立集聚区。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产业同质化趋势明显,根据各省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看,北京、天津等12个省市列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涵盖了国家规划的全部7个领域,而把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发展重点的省市分别有30个、25个、23个,其它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有类似现象。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中,区域的产业、项目选择趋同、雷同现象比较明显,这都是从各自地区局部发展利益出发,而没有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考虑产业布局的结果,极容易造成争先恐后、大干快上,不注意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和循序渐进,最终造成重复建设,一哄而上,一哄而下[6]。

二、提供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

任何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都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政策法规支持。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体系,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并完善法律体系。

1.建立权威、高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领导决策机构

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涉及政府与军队、军工企业与民用企业等多方面利益关系,需要理顺不同地区、行业部门、军地之间的工作关系。在顶层设计层面,要有国家层次军队相关部门参加的权威领导机构,强化国家宏观管理的领导职能,妥善处理地方与军队、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远、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平衡关系。因此,需要设立权威有效、上下联动的决策机构,可考虑建立由国务院总理或第一副总理牵头,军队总装备部部长、各相关国务院部委和国防科技工业局负责人参加的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就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的规划、途径、政策等方面进行统筹规划和协调,并上升为国家意志,强制执行。同时,各省市也应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贯彻落实上级决策指示,就本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进行统筹规划。

2.进一步深化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由国防科工委和国务院相关机械工业部管理,民用工业则由经委/发改委等部委负责。2008年,大部制改革后,民用工业的管理职责合并到工业与信息化部,并下设副部级的国防科技工业局管理全社会的国防科技工业。这是很大的改革,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完全分离的管理体制,是在中央政府管理体制层面体现军民融合的一个重要变化。但是新的国防科技工业管理体制仍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行业垄断、部门垄断、行政性进入壁垒并没有真正打破。必须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尽快实现国防科技工业与民用工业管理体制的真正融合,建立适应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融合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以转变政府职能改革为抓手,加大行政放权力度,减少各种类型“民参军”的行政审批,在必要保密的原则下,包括国防科技工业局在内的工业管理部门将职能重点转变到信息、政策支持、军地协调等服务功能上来。

3.建立门类齐全、功能完备、内外协调、配套衔接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体系

首先,要加快研究制定《“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性细则,从政策层面减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当前,各地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理解和规划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地方将文化创意、石化深加工、林产业、绿色食品、现代物流、海洋产业、高端生产业等一般新兴产业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都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位上存在认识差异的结果,需要尽快从政策、标准体系上加以确认,以方便从规划阶段便考虑到产业的军民两用性。其次,完善税收激励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税收优惠,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如1973年,日本把基础产业列为发展战略的重点,开始注重产业技术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为此,日本政府制订了减免、优惠等一系列能够刺激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我国虽然也在不同时期制订过相应的税收激励政策,但总体上激励的效果仍不理想,还存在一些不利于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税制环节。特别地,仍然缺少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规定,对自主创新激励不够,需要创新税收政策,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最后,要加强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以政府资金推动和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同时,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方式创新,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上市融资。综合运用计划和市场两个机制,共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

三、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的产业平台

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形成在若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和战略地位的军民融合型产业。所谓军民融合型产业,是指那些具有军民两用广阔前景,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对军事装备研制和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的产业[7]。军民融合型产业有两个来源方式,一个是从国防科技工业出发,打造军民融合的国防工业体系;另一个是依托民用高新技术产业,走“民参军”发展道路。

1.进一步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

经过多年“民”发展,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已基本实现了“军品为本,民品立业”的产品结构,民品行业涉及到能源、材料、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下一步发展军民融合型产业,关键要做好如下几点:①优化民品结构,朝战略性产业方向发展,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择机退出一些非核心、发展前景不好的产品。发挥军工企业自身科技优势,集中力量朝国家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进军。②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抓住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契机,促进民品产业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型增长方式。将产业的发展动力转变到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上来,依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做大做强军民融合型产业。③强化技术支撑,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在现有军工技术优势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内部科技资源配置,提升整个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可设立相应的民品技术开发基金,对有重要发展潜力产品的科技攻关、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

2.鼓励引导民用高新技术产业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

对于民用领域军民融合型产业的培育,则要在如下两方面下功夫:

(1)打破军民分离的工业体系。受发展历史、管理体制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军工企业自成体系、封闭独立仍比较严重,高新技术民用工业企业长期无法融入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抑制了“民参军”的步伐和程度。要打破军工行业垄断,鼓励有实力的优秀民用工业企业进军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领域。

(2)改革军品采购制度。我国国防军工行业长期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军品采购范围小,招标信息传播渠道少,连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对国防军工需求了解甚少,甚至根本不了解。除少数经常与国防科技工业企事业单位联系的企业外,大多数民营企业不知道国防科技工业的技术需求是什么,因而无法为国防服务[8]。因此,应扩大军品采购范围,合理提高军方产品、技术需求的透明度,从需求上引导民用高新技术产业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

四、夯实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的技术基础

军民两大创新体系的融合是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的技术保障。实现两个创新体系融合,实质上就是要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融合军地科技资源网络,促进创新要素的军民良性互动,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9]。

1.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各主体之间、创新链条各环节之间的军民互动

①消除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与民用科技创新体系壁垒,将国防科技创新规划纳入国家科技创新整体规划中。调整军民分离的国家科技管理体制,由政府、军队围绕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整合军民科技资源,实现军民科技创新之间的相互协调、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同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②加强国家、区域层面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与民用创新体系的协调互动,建立开放、协作的军民融合式科技创新体系基础。统筹军地两大系统的基础性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强化其在国家科学技术基础与应用研究、前沿探索、先期技术开发中的主力军作用,为武器装备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增加知识积累和核心技术储备。③建立一批以企业为主体、高校科研院所为支撑、战场和市场为导向、特色产品为核心、产学研相结合的长期稳定的科研创新联盟。通过政策引导,以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的技术需求为主要目标,引导军民科技资源双向流动,优先支持军地两大系统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合承担技术攻关项目,形成长期、稳定的以企业为主导和核心,军地双方高校、科研机构联动的协作创新机制,努力推动国防科技工业企业、军事科研院所和地方科技资源有机结合、科学配置。

2.建立健全军民科技资源共享机制

①进行系统、深入的科技资源普查,摸清家底。建国60多年来,我国科研设施、基地和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等科技条件建设有了很大的积累和改善,但是由于缺少统一的普查机构,再加上历经多次体制变革,科技资源实力的系统掌握存在一定困难。可由科技部牵头,联合工信部、国防科工局、教育部和总装备部等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机构,定期系统调查各类科技资源数量、规模、使用情况等统计信息,彻底搞清大型科研试验平台、基地、人员等各类科技资源实际状况,为科学合理统筹规划军民融合式国家科技资源体系提供数据支撑。②构建国家层面军民两用科技基础平台。虽然我国各类科技资源都积累了一定的规模,但与此同时,多年以来存在的多头投入、重复分散、利用率低下的问题仍然大量存在[10]。因此,必须从国家层面优化科技资源分布与配置,建立军民两用的科技基础平台,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中,要注意吸纳军民两大创新体系中的优质存量资源参加建设,军民共建、军民共用、边建边用,为军民两大创新体系服务。近期,应围绕制约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长远发展的科学技术,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牵头,对相关科技资源进行全面普查,摸清科情科力。依托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中心平台已有成果,全面融合高校、科研院所、军队、军工系统和地方企业科技资源,打破当前军民分割、条块分割、相互封闭、重复分散的格局,形成服务于全社会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需求的军民两用科技基础平台。③完善以促进科技创新要素流动、知识扩散、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为核心的科技资源服务体系。依靠工信部军民结合推进司、科技部、教育部有关司局、总装备部等单位,建立覆盖军地双方的中介服务体系,并加强国家层面、军队系统、区域层面科技中介服务体系的有机结合,提高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全过程服务能力和水平。

3.加速军民两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严重依赖技术创新,所以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是重中之重[11]。而军民两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①充分发挥国防科技创新对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作用。国防科技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需要国防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重大军事科技创新项目,对我国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信息产业等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如由天津市滨海新区和国防科技大学共同建设,以天河一号千万亿次高效能计算机系统为基础构建的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已经并将继续带动石油勘探数据处理、航空航天装备研制、新材料开发和设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创造了上百亿元的经济价值。②鼓励民用高新技术企业从事军民两用技术开发。目前,我国民用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具备从事军民两用技术开发的能力。以国家高新区为例,2008年,国家高新区拥有5.3万家企业,汇集了7,000家研究开发机构,700多个国家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和开放实验室,300多家产业技术检验检测平台,拥有各级科技人员135万人,占全国的30%,R&D投入接近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达1,658亿元[12]。民用工业企业已经在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取得了一批重要技术创新成果,可以从事相关领域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及产业化。下一步,应做好如下几个方面工作:首先,建立民用高新技术成果的通报和展示制度,使军方装备部门能及时了解民用高科技企业具有军事应用潜力的成果。建立民企与军方合作开发军品项目的机制,减免民企的军工产品税。把装备研发由封闭的集中机制转变为开放式的民用企业都能参与的机制,更多的吸纳民用科技成果。其次,向民口单位可以利用先进民用技术的国防科研和武器装备协作配套科研项目指南,实现信息双向交流,并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和向国家推荐参加军工科研任务竞争方面,打破军民界限,实行同等政策,支持民用技术为军工服务。最后,设立军民两用技术开发中心,推动军民科技资源和先进技术的双向转移,构造小核心、大协作、军民兼容的军工科研体系。③完善军民两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的法律体系。这方面,发达国家做的比较多。如美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相继颁布了《国防授权法》、《国家竞争力技术转移法》、《国防工业技术转轨、再投资和过渡法》、《联邦技术转移法》、《国防采办系统》等法案,为军民两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提供了良好的法制环境[13][14]。其它国家如英国、法国等也都有类似的法律法规。而我们国家的军民两用科技成果推广政策,大多是以领导人讲话和政府文件形式下发,尚无一部明确关于军民两用科技成果推广转化的法律,推广转化活动缺少稳定的法律保障,不确定性较大,不能有效促进军民两用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

[参考文献]

[1] 刘洪昌.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原则及培育政策取向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3):8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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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ivil-military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Ji Jianqiang, Huang Chaofeng

(College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