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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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一、世界制造业的国际分工

国际分工指世界上各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是国际贸易和各国(地区)经济联系的基础。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超越国界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

斯密从其分工理论出发，探讨了国际分工的形成条件，他认为国与国之间进行分工的依据是各国在产品劳动生产率上的绝对差异。以比较优势作为国际分工的基础和原则，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先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的H―O理论进一步巩固了比较优势学说的经典理论地位。著名国际竞争战略学家M.E.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竞争优势理论，实现了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与超越。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根本点在于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又取决于资源要素、需求因素、支柱产业及产业配套状况等多个层面的因素。波特的竞争优势既包含了一个国家的初始比较优势一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又包含了后发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一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创新的制度、组织和理念，因此从本质上看，竞争优势仍是比较优势，是超越了传统涵义上的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

传统的国际制造业分工表现为发达国家将加快把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发展自己的最大比较优势，攫取最大的比较利益。如在东亚地区，传统的分工格局是日本将国内进入衰退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纺织、服装。80年代的家用电器等)先后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然后再转移到中国沿海地区，呈现出产业梯度转移的特征。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的经济、产业各处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以日本为“领头雁”的雁行发展格局和产业分工格局。

但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国际分工的边界正从产业层次转换为价值链层次，相应地。一国的竞争优势也不再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而体现为在产业链条中所占据的环节或工序上。因为从产业链细分的角度看，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高科技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它的知识技术密集环节(如服装产业的服装设计环节)。在价值链分解的基础上，每一个制造业企业只能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收缩自己的业务领域，从事价值链上的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也只有融入某一价值链并在价值链中准确定位，才能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

二、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1．健全、完备的产业体系

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的体系已经比较健全，从基础产业到IT产业，上游到下游到中间，我们都有一整套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可以为制造业的扩张提供原料和中间产品，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不具备的。我们可以在东部地区形成最佳的制造业的基地。我们也可以在中西部地区形成一个很有潜力的制造业基地，因为无论是东部还是在中西部，我们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2．素质良好，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新增劳动力的素质稳步提高，但由于人口总量过大，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局面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存在，因而可以为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供相对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并构筑其国际比较优势。另外，从人口调查数据看，我国高中和大学入学率近年来提升很快，随着劳动者文化素质的迅速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局面有望得到根本改观。这必将使我国制造业的竞争能力得到大大加强，且更为重要得是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发展。有关资料显示，北京一名工程师的月平均工资约为500美元，仅相当于日本东京工程师月工资的1／10左右；国内制造业工厂月平均工资约为220美元，而在日本高达3，000美元左右。许多企业试图通过生产基地的转移，降低产品生产成本，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空间，以获取最大经营利润。如日本东芝公司近期已把数字电视市场厂迁至大连，劳动成本因此比原来降低了80％-90％，其产品的市场价格优势得到加强。

3．迅速扩张、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国内市场

我国是一个有着近13亿人口的大国，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为我国制造业的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空间支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在调整中持续快速发展，国民经济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人均国民收入稳步上升，加上人口总量巨大，现实的和潜在的国内市场需求量可以为制造业企业的规模扩张奠定基础。近年来，我国机电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部分企业成功地实现了海外投资。究其原因。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所提供的规模经济优势、国内市场激烈竞争所形成的企业进步压力，是重要的推进力量。

4．某些行业和企业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行业已开始与国际接轨，采用国际标准或引进外国技术、资金进行生产、加工和销售。我国制造业中的一些大型企业或集团，先是与国外著名产品制造商结盟，学习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努力，借助于本土化的创新过程，逐步营造出有自己特色的产品品牌，并且已具备了很高的生产技术能力，形成了值得重视的国际竞争优势。如海尔集团走出国门，不仅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家电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国际化发展道路上也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并成功进入世界家电十强行列。

三、利用竞争优势，参与制造业的国际分工

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对参与制造业的国际分工这一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认识。

1．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优势，发展成本主导型加工业

这是劳动力成本和熟练技术工人的优势比较突出、但自主研发能力和自我品牌实力相对薄弱的制造企业的现实选择。我们不能由于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加工制造环节是我们的现实优势，是我们融入跨国公司产业链条的切入点。这对于我们实现与国外的产业对接，吸收、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意义重大，同时也是我们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的必要途径。考察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成长历程，也都是从加工组装起步切入全球化的生产体系，而后再逐步从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向较高层次递进的，这一点对我们应该有所启迪。

2．积极争取进入国际分工的上游环节

第2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21世纪以来，印度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在印度第十个五年计划(2002～2006)期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8％。2003～2004年度以来，印度经济呈现出连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从2003～2007年的4个年度，印度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7.5％、8.5％、9.4％和9.6％。受此形势鼓舞，辛格政府在第十一个五年发展计划(2007～2011)中，将国内生产总值在此期间的增长目标定为9％。

一、印度经济增长的原因探析

印度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其工业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的原因，既有国内改革和加大开放的一面，也有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一面。但更主要的是印度几届政府近年来所实行的经济改革措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消费、吸引外资和尖端科技企业成为带动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三大引擎。

(一)改革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根本动力

1991年改革前的印度实行的是高度计划经济，强调政府对经济计划的主导作用，把计划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管理和调控的重要手段，强调通过“进口替代”实现工业化，重视发展国营企业和重工业，限制私营企业，排斥外资。1991年印度爆发了国际收支危机，拉奥政府出台经济改革计划，其核心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治理整顿公营经济，改变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大幅度减少为公营部门保留的领域，促使公营部门在更多的领域与私营部门展开竞争。同时扩大了公营企业的经营自，减少政府对公营企业的干预，对公有企业实行私营化改造；并放松对私营企业发展的限制，提出了以“四化”为特色的新经济政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私有化)，由计划向市场转变，鼓励外国投资，放松外资进入的限制，并消除对外国股权超过40％的企业的歧视政策。印度的股市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外国投资者可以在印度进行股票投资和交易，允许外资投资印度的金融部门。鼓励出口，简化出口手续，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实行自由进口政策，放松对进口的限制，降低进口关税；削减对外关税，简化进出口手续，取消了出口补贴，放宽进口许可证范围；引入弹性汇率制度，逐步推行货币自由化政策。拉奥政府的改革使印度的经济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持续好转，克服了外债危机，贸易赤字大幅度减少，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改善了印度的国际收支状况，外汇储备增加，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印度经济由此进入了“快车道”。可以说，印度正是通过经济改革，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

2004年上台执政的辛格政府进一步推行市场经济发展战略，重振农村经济。强调农业、农村发展至上，对农业进一步实行宽松政策，扩大劳务输出，加大农村公共投入，重视粮食安全，着力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多种经济。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扩大公共医疗卫生投入，重点发展基层医疗保健网络。加快印度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消除和缓解地区差别，增加对落后邦的人均拨款额度，加大对落后邦的财政支持。辛格政府还特别强调发展教育，逐步提高教育费用在GDP中的比例。辛格政府的“人性化”改革使印度成为亚洲地区继中国之后又一迅速发展的经济体，使国际社会对具有印度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得不刮目相看。具体而言：

第一，印度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的愿望非常强烈。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加大了投资力度，在21世纪初的10年，印度政府投入1500亿美元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政府大力发展纺织、汽车、食品加工等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辛格政府最近为吸引1.6万亿～1.8万亿卢比的投资，用于进一步推动税收结构合理化、建立新的基础设施、加强内部研发、促进出口以及增加2500万个就业机会，在德里启动了著名的“十年汽车发展规划”。这一宏伟规划将使印度汽车业对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由目前的5％增加到2016年的10％。该规划包括25点行动计划，其最终目标是将印度发展成为一个小汽车、多用途汽车、拖拉机及零部件等的生产与出口中心。同时也使印度发展成为一个汽车设计中心。

第二，扩大吸引外资的规模。从2004年开始，辛格政府出台了大规模招商引资的政策，以加快印度市场开放的步伐。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印度政府允许外资可以完全控股。而且政府在开放电信、航空、零售、保险和采矿业等领域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者。2006年12月，英特尔公司宣布在印度投资10亿美元，建立一家芯片制造厂。而美国的微软公司已宣布在印度投资17亿美元，扩大其研发业务。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决定与印度的马亨德拉公司和法国的雷诺公司共同生产汽车。美国的杜邦公司宣布投资5500万美元，在印度的海得拉巴建立一个研发中心。戴尔公司计划在印度建立一家计算机制造厂。

第三，调整经济结构，着力提高制造业水平，以提高印度重点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并陆续在全国设立经济特区，进一步提高印度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水平。

(二)私营企业已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独立后，私营经济得到印度政府的允许一直存在，但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发展限制得非常严格。为了打破私营企业发展的瓶颈，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早在80年代，印度政府就推行了旨在推动私营经济发展的改革。90年代，拉奥政府将有关私营企业的改革进一步深化，使私营经济发展走上了良性轨道，并产生了一批世界一流的公司，在世界上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如塔塔集团(已跻身福布斯全球20家著名大公司之列)、兰伯西制药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 Limited，RLL)、比尔拉集团等。目前，印度私营企业的生产率是国有企业的两倍，而且私营企业的产值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已占到75％，成为印度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在长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印度还培育出一批具有优秀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阶层，印度微观的私营企业充满活力，并且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私营企业家熟悉国际商务经验，具有较强的国际经营能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逐渐适应了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印度商业经营的国际竞争力。

私营企业的发展同时催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一阶层拥有持续稳定增长的购买力，同时具有西方人的消费观念，是消费品市场稳定发展和结构不断升级的主要推动力。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以新德里和孟买等城市为中心，涌现出了许多具有购买力的中间收入人群，年收入在9万卢比以上的中间收入阶层家庭，在1985年度只占全印家庭的9.5％，而到了2001年，这一数字已达28％，在2007年达到了40％以上。具有购买力

的中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消费活动日趋旺盛，使汽车、电脑、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增长迅速。

(三)金融业和资本市场较为发达，经营效率较高

印度经济持续增长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就是拥有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和证券市场的环境和支持。印度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发达，基础完善，运行比较规范，金融系统具有一套成熟的管理经验和风险控制机制，印度银行资产回报率均高于50％，不良贷款比例较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低于10％，抗风险能力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比较低，主要得益于银行独立自主的经营能力。印度的金融监管制度健全，经营效率较高。印度经济持续增长是一种依赖于良好的金融环境和证券市场、法制环境等支持的增长，特别是比较发达的金融体制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印度的资本市场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监管制度十分完善，运作规范，这些先进的制度、设施和环境为印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印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和不断完善金融制度和证券市场机制，充分发挥银行、证券市场等对于私人企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印度的股票交易规章制度完善，透明度高，政府不断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改革力度，加强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严格上市公司的管理和信息披露，鼓励外资进入，扩大外资投资比例，对于外资机构的进入几乎不设限制，印度市场上的外资机构已经由2004年的500家左右上升到2005年末的850家。抑制资本市场过度投机，并逐步发展金融衍生品及其交易市场，优化市场制度，为企业筹集长期资金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同时促进了大批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企业的成长。印度的股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市场制度比较成熟，成为印度企业筹集资金的重要场所。政府与银行之间的关系除了只提供法律制度和证券金融市场允许的规则以外，政府基本上承担了为银行和私营企业提供服务的重要角色，政府从不直接干预银行和证券市场的经营行为。

目前，印度全国有24个股票交易所和债券市场，而且全部实现了联网。上市公司数量有1万多家，印度证券市场交易制度实行了全流通。从股票日均交易量来看，印度约为50亿美元，印度可流通股票市值占GDP的比例达到80％以上。印度主板企业上市资金门槛约为1000万美元，印度股票市场主导力量已经实现市场化准入。

印度独立的司法和立法以及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体系，使得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体系受到了严格的保护，这使得技术创新等具备了制度保护的前提条件。它又无疑对于保护市场规则、公司和企业依法经营等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而且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的发达与规范运作，为印度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融资环境，为印度的新一轮经济景气循环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印度长期实行民主制度，维系了一个保护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空间，从而使印度的经济在宽松的环境下得以迅速发展。

(四)印度科技力量和人力资源雄厚

印度独立后，历届政府注重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历届政府都制定了明确的科技政策纲领，把科学技术纳入国家五年发展计划体系之中，不断完善科技管理体系。印度科技人员有350多万，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信息技术和服务部门的专业人员达81.3万。印度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在诸多新兴科技领域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印度在原子能研究与应用、空间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研制、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海洋勘探开发等高科技和前沿科学领域的研究已位居世界前列。特别是印度在计算机软件开发领域发展非常迅速。在信息技术、医疗、制药等最尖端科技领域，印度的企业正在席卷世界市场，日益成为带动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印度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贸易、旅游、电信、金融等行业的发展。目前印度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软件出口国，同时印度的计算机硬件生产技术也在发展中国家位于前列，凭借其质量可靠、价格低廉、时效性强和完善的售后服务等优势，IT产业已成为印度的支柱产业，并对全球和本土的影响日益增加。以班加罗尔为中心，和海得拉巴、马德拉斯(现名金奈Chennai)构成了印度软件基地的“金三角”，并带动印度形成17个高科技园区。IT相关服务／业务流程外包已在西方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印度经济增长重要的一极。近年来，印度经济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一种以IT行业高速增长、并产生较大的世界影响，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目前印度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五大软件出口国之一。印度IT行业的高速增长，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IT行业对整个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已接近12％；第二，IT行业的迅速发展对于就业增长甚至是提升国际形象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软件产业在1997～2000年的三年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在6万～7万人之间，平均就业增长率保持在28，5％左右，印度的“世界办公室”的深远影响日趋扩大。

印度软件业的迅速发展直接得益于以下两个有利因素：一是印度日益发达的高等教育，为培养印度创新型人才成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二是印度有一批人数众多的海外技术移民，这些技术移民拥有良好的国际交流能力和商务谈判能力，在推动印度IT行业的发展以及印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在海外的印度人有2000万左右，随着印度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国内发展环境的逐渐改善，这些海外的印度人必将对印度国内发展产生更加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而这些因素无一不是与技术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

二、印度经济发展的特点

(一)第三产业增长迅速，第二产业增长也开始加速

自90年代后期以来，印度的第三产业呈现出加速发展趋势，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不断上升，2005～2006年度达到54％。服务业已发展成为印度国民经济最大的部门和增长最快的产业，1993～2000年实现了7.1％～10.5％的高速增长。印度工业的增长率从2001～2002财政年度的2.7％的低点上升到2002～2003财政年度的7.1％和2003～2004财政年度的7.4％，而在2004～2005财政年度和2005～2006财政年度，印度的工业增长率均在9.5％以上，到2006～2007财政年度达到了10％。服务业和工业已经成为拉动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消费拉动

从世界经济发展轨迹来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依靠技术落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但是，在印度经济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依靠技术型人才所从事的高技术产业来推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大都依靠制造业的大量出口，而印度的服务业出口在印度

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大多伴随着投资率的提高，而印度的个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却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据统计，消费在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了60％，而投资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消费，是服务业推动了印度国内经济的增长，这种非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非常强的可持续性。相对于投资而言，消费在印度经济中处于更重要的地位。印度的个人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非常大，而固定投资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只有24％(2004年)。消费增加成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印度超过60％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印度人更倾向于消费。印度所走的是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重消费、重内需、重服务业、重高新技术的发展道路，它并不依赖出口密集型的、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也就是说，印度走的是一条消费大于投资、服务业多于制造业、国内市场多于出口、在制造业中高技术多于低技能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模式使印度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冲击，对全球经济不景气冲击的抵抗力较强，同时也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这种消费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平衡性与其他国家的资源调动模式相比，更有利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印度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有利于亚洲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印度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需求的依赖度相对较低

从2002年开始，印度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印度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外贸逆差逐年扩大，这种现象表明印度的国内消费非常旺盛。为保持国民经济体系具有本国特点，印度建立起完整的财政税收体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坚持以国内资金为主，从而在资金渠道方面有效地防止了国际经济波动对印度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时，印度把农业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显要位置，重视粮食安全，保证粮食供应，减少人民生活对国外的依赖。印度大力发展现代民族工业，并已建立起一个较完整的现代民族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减少社会经济发展对国外的依赖。例如，2005～2006财政年度印度的出口依存度只有17.5％，说明印度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需求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而且，外资引进在印度经济增长中相对缓慢。综上所述，印度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消费拉动而非投资拉动、由服务业推动而非工业化推动、由内资驱动而非外资驱动的，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三、印度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是印度的崛起仍面临诸多挑战。

目前制约印度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础设施落后，但是，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加快必然将国民经济带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印度不久在总量上将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从人均水平看，在很长时期内仍是发展中国家。

影响印度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国际油价，印度炼油厂所需原油的70％需要进口，因而国际油价上涨将对印度经济产生严重不良影响。1991年国际原油价格上升直接导致国际收支危机，从而诱发了经济危机。目前印度具有较高的外汇储备，再次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油价上升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印度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还存在着能源供应紧张、水资源短缺、环境问题，等等。同时，如果印度政府不能够大幅改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很快就将缺乏新生力量，因为印度新加入的劳动力大军尚不具备工作所需的技能。

尽管印度已经建立起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但与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仍呈现出了某些弊端，也使得印度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些不完备的特征。实际上，印度的经济是一种发展中的市场经济，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显著的脱贫效应和公平效应。也就是说，虽然印度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它既没有大幅减少大量的贫困人口的数量，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状况，印度的贫富差距仍十分突出，极端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城市与乡村、繁荣地区与落后地区、技术工人与低技术工人之间的差距仍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

印度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增长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非经济因素对于印度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印度这种增长模式受到了印度多宗教、多种姓以及社会、政治动荡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极具竞争力的民主制度已越来越无法向印度选民提供一种让政府担当起向民众提供核心服务职责的手段。

第3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国际竞争压力迫使我国必须加快服务经济发展步伐，构建我国全面、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竞争力新优势。是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业和各类新兴的消费业，同时从加快发展现代生产业切入，推进产业经济服务化，从而为社会、为市场提供更高质量、更加安全、更能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物质文化产品。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可能性1．国际经验表明，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具有加快转型的趋势。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较长的历史阶段。但国际经验表明，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普遍存在着后发工业化国家转型期缩短趋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正日益向纵深发展，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更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根本改变了传统的时空概念。这使得新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压缩式跨越发展的历史机遇。［9］日韩等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速度明显快于欧美国家，亚洲“四小龙”也表现出同样的加速趋势。我国作为最具活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显然也具有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可能性。2．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传统工业化路径。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独立、完整并有一部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制造业规模巨大，2010年已有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其中许多是重化工产品，有的已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峰值。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中期不必完全重复发达国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传统模式，至少无须再着重扩大重化工业的数量规模和比重，从而也有条件及早确定以精深加工化和服务化为主导，把继续完成工业化与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结合起来。

我国服务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分析

(一)未来10～20年是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1．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将促进产业结构和最终需求服务化。未来10～20年，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如按7%测算，经济总量将达到2015年的55.8万亿元、2020年的78.3万亿元，人均GDP将达到2015年的45771元、2020年的67252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具备了支撑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的收入水平。根据国民收入水平与服务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有可能在“十二五”打破波动徘徊局面，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十三五”有可能突破50%的临界点，初步确立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再下一个十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仍可能达到5%左右，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服务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支撑作用将稳固确立。2．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实质性推进，将为服务经济发育成长创造广阔平台和强大动力。“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保守估计，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2015年的51.5%、2020年的55.5%，未来十年内将有1亿多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破除双重二元结构体制已经成为改革攻坚的重点任务，农民工“市民化”可能在5～10年内逐步实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实质性推进，对生产性、消费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将大量增加，必然会有力推动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并首先在大中城市形成以较为发达的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带动全国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3．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战略的实施，将有效支持要素投入和价值创造服务化。2020年我国将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建成创新型国家。届时，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主要劳动年龄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分别达到13.5年和11.2年;我国综合入学率达到83%，超过目前中上收入国家约76%的平均水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总量将比美国高出80%;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提高到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战略的实施，将有效推动现代服务业大发展和要素投入服务化，尤其是促进知识密集型生产业与技术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互动发展，从而大大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步伐。4．体制改革攻坚取得突破和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将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和向服务经济转型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十二五”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我国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包括服务业领域的改革，着力突破深层次的体制，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包括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可以期望，体制和政策环境的不断完善，将为服务业大发展和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提供更强有力的保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判断，今后10～20年应是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服务化、价值创造服务化、中间投入服务化和最终需求服务化将取得长足进展，2020年之后我国总体上将步入服务经济社会。(二)服务经济发展趋势预测1．关于产业结构服务化的预测分析。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未来我国服务业比重进行预测表明，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化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二五”时期。在最终需求结构调整带动下，加以要素驱动结构逐步变化的推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将带来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生产业快速发展。同时，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加强民生建设，推进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将促使商贸服务业、文化产业、家庭服务业、旅游业、体育产业等消费业和各类公共服务业快速发展。在此阶段，预计服务业年增长率将达到8.9%，超过GDP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再波动徘徊，将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有条件的大城市将会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第二阶段是2015～2020年。随着工业化基本完成，服务业增长速度可能有所降低，但仍将高于GDP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服务业占比将继续上升并突破50%的临界点，服务经济形态初步确立。由于服务企业显著增多，加之事业单位完成分类改革，经营性事业单位转成企业，服务市场竞争加剧，将导致服务业内部调整和加快结构升级，高端生产业和新兴消费业将日益成为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传统服务业占比下降但通过改造提升逐步实现现代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第三阶段是2020～2030年。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经济形态稳固确立并逐步趋于成熟，服务业仍可保持高于第二产业和GDP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占比继续稳步提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服务业占比一般要达到70%以上才趋于稳定)，制造业服务化将成为普遍趋势。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服务业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相应成为较为发达的服务经济国家。2．关于就业结构服务化的预测分析。选取与我国同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作为参照国，依据这些国家在服务业达到与我国未来时期相似比重时的就业情况，推测我国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见表3)。首先，我国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始终呈现增长趋势，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本一致。其次，随着服务业占比上升及其吸纳就业潜力的逐渐开发，在“十三五”末期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即其吸纳的就业人数将超过50%。第三，受到人口峰值的影响，“十二五”时期仍是我国就业压力较大的时期，“十三五”时期尽管人口高峰已过，吸纳就业的压力仍主要由服务业承受。第四，我国就业压力将在2030年后得到缓解，随着就业总需求下降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虽然服务业仍是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在就业总量中的占比还会继续上升，但其吸纳新增就业人数和就业增长率都将下降。3．关于中间投入服务化的预测分析。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阶段，生产业增速明显超出服务业平均水平。目前，我国生产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然会有力推动生产业大发展，使制造业对生产的需求持续扩大，并由此加快中间投入服务化进程。制造业与服务业将以三种方式融合互动发展:一是制造企业自有服务功能的完善提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实时服务。二是通过将服务外包，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并使企业自身能够专注于提高核心竞争力。三是制造服务化或转型成为服务型企业，如龙头企业只掌握品牌培植、研发设计、技术标准和营销授权，将其他生产经营环节都扩散外包出去。4．关于价值创造服务化的预测分析。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使我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不利地位，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进程中逐步改变。向服务经济转型与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紧密结合，人力资本提升的正向动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反向压力、物质资源的高投入与高消耗难以为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等等各种条件，将迫使和推动我国产业与企业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加快价值创造的服务化。5．关于最终需求服务化的预测分析。在扩大内需战略实施、调整国民收入格局、提高居民消费份额、城镇化向纵深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居民的消费服务化趋势将明显加强。基于对历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相关度的计量分析，以及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历史数据分析，并结合相关机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和城镇化率的预测，表4给出了未来我国消费服务化趋势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将分别上升到55%和41%，全社会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将上升到49%。如果按照总人口14.5亿、城镇化率60%计算，2020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总额将达到15万亿左右。

结论

第4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关键词：一带一路；石化产业；经济发展；“走出去”

在国际经济形势低位震荡、国际油价一路下跌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一针强心剂，更为我国石化行业转型、创新和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机遇。我国石化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具备了基础强大、技术完备、装备先进的竞争力。但受到国际石油化工市场需求疲软，国内市场成本上涨、环境保护限制等因素限制，国内石化行业发展进入瓶颈期，急需实行“走出去”发展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石化行业迎来了产业升级和“走出去”的最佳契机。

一、一带一路对我国石化行业产业升级的促进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石化行业主营业务收入13.35万亿元，下降5.5%；利润总额6440亿元，降幅19.5%，进出口贸易总额5270亿美元，下降21.5%，其中出口1816亿美元，降幅7.7%。在这样的行业发展态势中，一带一路为石化行业长夜升级带来了促进。

首先，在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对石化行业进行重新布局。一方面对石化行业初级阶段产品生产进行削弱，实施产业升级，加速布局高端石化产品，使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我国石化行业主流。另一方面，进一步实践《推进城镇人口密集区高风险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工作方案》，将石化行业地理布局再优化，满足环境保护的严格限制，为产业改造转型做好基础性工作。同时，对当前产能过剩等情况，建立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利用新技术、新工艺等实现石化行业科技升级，提升行业竞争力。

其次，为石化行业管理模式创新提供了动力。在当前石化行业运营成本高位的情况下，推进企业管理创新，降低运营成本，增加企业效益。加强资金和成本管理，利用石油化工原料价格低位优势，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一改传统企业管理中人浮于事的现状，提高企业竞争力，带动行业发展。

最后，借助一带一路，进一步推进两化融合。石化行业是传统工业体系，以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三家央企为试点，建设信息化、智能化工厂和油气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规模，推进工业化项目智能化改造。并将经验推广到全国石化行业内，形成标准化生产和管理体系。同时以数字化、信息化为载体，大力开发电子商务，对一带一路实践中与国外企业接洽、合作也起到促进作用。

二、一带一路下我国石化行业走出去战略的推进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在国家大力倡导“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我国石化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加大与俄罗斯、委内瑞拉、加拿大这类中亚、欧美等国的交流合作，构建我国石化在世界发展的产业圈，拓展产业渠道，努力缩减经营成本，提高发展效率。第二，充分发挥我国石化产业的优势，以“一带一路”为指引，有效整合资源，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将我国煤炭开采、加工优势带到全球，积极拓展上、下游及配套产业的发展，集中主要力量发展国际化石化产业聚集区，扩大石化产业规模，形成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产业链。第三，为了发展我国石化产业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市场占有率，需要对石化技术和设备进行整合，积极与当地国家进行石化项目合作，以技术支持和服务为依托和载体，促进石化设备走出国门。第四，石化作为有限资源，国际贸易会受到产品质量和稳定性的影响。所以为了提高我国石化行业的有序、快速发展，需要深化改革，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制定营销策略，进行产业发展布局，大局着眼统筹规划，逐渐由原材料出口为主向技术、服务出口为主进行转化，建立、健全服务网络和有效的问题反馈机制，真正做到研、产、销一体。具体来说，我国广东企业在缅甸投资的炼油厂项目，投资总额占国际总投资额的一半以上的现代化产业基地，解决了数以万计人的就业问题，给政府带来了税收收入高达上亿美金。其所采用的能源清洁系统广受好评，不仅加速了石化企业的发展，更为我国在世界石化行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奠定了基础。

专家分析认为，国内石油石化企业“走出去”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自身获取资源、拓展市场的需求外，同合作方“互补性强”也有很大关系，这奠定了双方进一步推进合作的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能源资源约束，结构亟待调整，一些产业需要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艰巨。中国石化也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资源优势突出，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就业率、升级制造业产业链的愿望强烈，并且急需外部资金与技术。中国石化在这些国家开展投资合作，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贸易，为国内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些投资合作项目给沿线国家带来了资金、技术和设备，提升其能源及装备工业能力和水平，延伸产业链，提供就业机会，带动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发展。

三、结语

我国石化行业体量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国际话语权不高，所以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苦练内功，深化石化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提高管理效率，加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合作，扩大我国石化行业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同时以石化行业为排头兵，带动国内其他行业国际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闻芝.“一带一路”：石化产业升级新机遇[J].中国石油和化工，2015，（03）

第5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循环经济;生态工业;管理创新

随着国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制造强国战略和经济形势企稳向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装备制造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尤其是一些科技型装备制造企业，在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上升空间，也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要以生态工业理念为指引进行循环化改造，只有二者呈现出良性的互动状态，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提升。探寻装备制造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管理模式，对于提升装备制造业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装备制造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价值分析

在我国现代工业体系中，装备制造业属于支柱性产业，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我国“五位一体”发展格局下，探寻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方式，是我国现代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传统的产业发展模式下，装备制造业属于高能耗型、高污染型产业，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大。如何摆脱对能源和依赖和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探索循环发展模式，是推动我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新管理方式与管理理念，在装备制造领域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现代生态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大背景下，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装备制造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我国装备制造产业总体发展质量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装备制造业发展循环经济存在的问题

从装备制造业发展实践来看，很多装备制造企业在发展生态工业，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都存在问题，这既有企业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大环境的影响，探寻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开展管理创新的前提条件。1.循环经济管理缺乏规范性。在现代经济发展理念下，发展循环经济是保证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绝大多数的装备制造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都存在管理工作不够规范、创新性不足等问题，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于装备制造企业来说，很多新兴企业由于成立的时间不长，因此企业缺少管理创新人才的情况是在所难免的，经济水平的限制使企业很难吸引专业的管理人员加入公司，从而导致企业相关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偏低，这是影响装备制造企业管理创新的主要原因。其次，很多装备制造企业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发展循环经济工作尚未真正走向正轨。第三，资金是装备制造企业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装备制造企业的管理者也都将主要的精力放在解决经营发展的资金上，对于企业本身的循环经济管理创新工作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出现了整体管理工作不够规范的问题。2.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不够。对于装备制造企业来说，客观存在研发周期长、投资成本高、利润回收慢、市场拓展困难等现状，要发展循环经济，存在政府引导和扶持力度不够的问题。由于大部分装备制造企业经营发展尚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因此政府的扶持是主要的经营和发展动力，良好的政府扶持政策能够帮助装备制造业实现循环发展目标，也可以使装备制造企业在融资的过程中更加顺畅。但是，从当前的政策形势来看，政府对于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扶持政策还不健全完善，对解决企业的实际经营困难，尤其在企业融资、研发等方面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外，在保护企业知识产权、行业准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且不够健全，规则缺失对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过程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管，致使装备制造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出现较多的问题。

三、装备制造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管理创新模式

在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探寻装备制造业循环发展模式，离不开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的创新。在管理工作实践中，要践行生态工业发展理念，提升循环经济管理与开发的专业性和实效性，推动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1.建立现代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在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影响管理质量的主要原因就是企业缺乏规范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尤其是循环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从而影响了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能力。因此，为了有效提升装备制造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更好的适应循环经济发展形势，首先应从企业自身着手，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管理者应该重视企业内部建设，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尤其重视企业的管理创新工作，积极引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专业人才，提升企业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从而使整体管理工作更加规范。2.强化市场的主导性作用。装备制造企业要发展循环经济，要注重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的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企业资源具有价值性，生态资源同样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要提升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作用，让资源自由流动，通过经济的杠杆性作用，推动装备制造业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融合，提升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另外，装备制造企业应该重视自身的生态信用体系建设，在日常的经营过程中，强化生态信用体系建设，实现资源、产品及其副产物等的优化配置，能源梯级利用、水资源循环利用、废物交换利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努力推进制造业绿色化、低碳化发展，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创造良好的前提条件。3.发挥政府的规范性作用。生态资源具有市场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在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政府不能完全“缺位”，要充分发挥自身的规范性作用，提升循环经济管理的效率，保障整个产业按照预定方向发展，实现规范化发展目标。如此一来，在保障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能兼顾生态发展目标，为我国“五位一体”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在管理实践中，政府应通过出台政策法规等方式，引导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在必要的环节与领域给予资金支持，帮助企业构建现代生产体系，提升管理综合水平。除此之外，政府还要明确装备制造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标准，通过设定准入门槛等方式，不断提高耗能产品（设备）能耗限额和准入指标，严格实施项目能评和环评制度，提高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准入门槛，提升装备制造企业发展水平，实现管理目标。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我国制造业体系中，装备制造业占据着重要地位，直接关系到我国制造产业发展质量与经济总体水平。在装备制造业发展实践中，要从发展生态工业视角出发，寻求科学有效的管理创新路径，提升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打造生态工业。基于此，不管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业开拓者，都要进一步转变发展理念，优化发展模式，提升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推动循环经济升级发展，助力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

参考文献：

[1]尚丹.基于链环回路模型的装备制造业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发展策略[J].魅力中国,2014(3):117-117.

[2]张金梅.装备制造业循环经济标准化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标准化,2015(4):105-107,120.

第6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关键词：工业；服务业；认识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31.012

1影响工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认识误区

1.1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认识误区

近十几年来，三次产业结构比重一直是政府关注的指标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参数，但不少地方对此认识存在一些误区，认为三产占比超过二产就是产业结构优化，特别是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关于去工业化的建议和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判断不断出现，不少地方投入大量资源发展服务业而轻视工业。

实际上，先行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演进需要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自由的要素流动体制、宽松的科技创新环境等制度安排，产业结构向高级方向演进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如果仅简单照搬“经验”规律的相关数据，靠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发展，可能会导致产业空心化。

1.2对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认识误区

目前，不少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达到70%以上，制造业占比只有百分之十几，一些学者将我国产业结构与之机械地进行对比，认为我国工业占比过高。实际上各大国崛起之初无不以工业立国，鼎盛时期英国工业占全球的45%，当前美国服务业雄踞全球之首，制造业为全球前三。

虽然西方国家目前工业占比低，大量传统产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绝不能忽略其对工业及产业链的控制能力，其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掌控“微笑曲线”两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回归制造业，迅速实现制造业产业链“高端重建”，便是最好例证。

2陕西工业经济发展的不足

陕西是全国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之一，经过“三线建设”、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建设，现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2016年工业增加值处于全国中等偏上水平。但从全国来看，陕西制造业整体实力仍然不强，在新常态大背景下，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1）工业企业数量少，尤其是创新型企业较为缺乏，支撑工业实现飞跃式发展的微观基础薄弱。2015年陕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413家，少于安徽的17240家、重庆的6608家，在全国排名19位，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41%，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951家，不及广东大中型工业企业总数的10%；工业增加值7344.62亿元，低于内蒙古的7739.18亿元、安徽的9264.82亿元；规上工业利润总额在全国排名16位，占全国比重为2.18%；平均用工人数占全国用工平均总人数的1.8%。今年上半年，新进规上企业73户，仅完成年度计划的14.6%。

（2）工业增加值占比和增速低，占比下降过早、增速降幅过快。陕西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2012年达到最高点47.4%即开始下降，而东部发达省份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0%以上才开始下降。从相同时点来看，2016年陕西工业占比为39.1%，浙江、山东工业占比分别为38.7%、39.8%，与陕西相当，但两省当年人均GDP分别为83538元和67706元，均远高于陕西的50530元，广东佛山人均GDP已达到10万元，工业占比仍高达60%多。从相同收入水平看，浙江、广东、山东分别在2010年、2011年、2012年與陕西2016年人均GDP水平相当，三省工业占比分别为45.8%、47%、45.6%，远高于陕西的39.1%，与陕西GDP总量较为接近的内蒙古，2016年人均GDP为74069元，工业占比为41.6%，两者均高于陕西。从工业增速变化看，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从2012年最高点16.6%下降到2016年的6.9%，排名从全国第1名下降至第16名，增速降幅大、下降快，而江苏从最高点16%下降至2016年的7.7%用了6年时间，而且目前增速仍高于陕西。

（3）产业竞争力不强、集群化程度不高，高端消费品供给较为缺乏。“十二五”期间陕西重工业比重保持在78%以上，而新支柱产业尚未成为主要支撑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仅为10.7%，集群化程度滞后，工业产品主要集中在煤油汽等能源化工产品，水泥、平板玻璃、钢材等初级建材产品，以及卷烟、啤酒、机床、汽车等少部分成熟产品，重大技术装备、高新技术产品生产能力短缺。消费品工业缺乏具有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品牌企业和拳头产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黄河、海燕、华山、蝴蝶、双鸥等品牌基本消失。轻工业的缓慢发展阻碍了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转移，进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和居民对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增长乏力。

（4）投资结构不合理，所使用要素种类以中低端为主。当前，陕西经济属于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但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和基础设施领域，以央企和省属企业为主，对资源环境等依赖性较强，产业投资分散、重复布局问题突出，2016年陕西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为23.3%，而江苏、浙江分别为32.6%、34.7%，这种模式造成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逐年下降，2016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投资效果系数为0.10，陕西为0.05，而深圳则高达0.49。与东部省份以人力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驱动的经济体系相比较，陕西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任重道远。

（5）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成果利用率、转化率不高。陕西创新资源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而科研院所大部分以军工领域为主，由于军民融合较差、体制机制不活，导致对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贡献有限。众多高校研究成果由于未能和市场需求较好对接，产业化拓展效果不佳。企业拥有的创新资源少，创新成果转化率急需提升，2015年陕西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1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省比重为47.67%，低于全国29.73个百分点，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在全国排名18位，新产品销售收入仅占全国的0.69%。

（6）缺乏推进现代工业的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体系。近年来，我省针对工业发展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但缺乏系统配套服务的理念，尤其是在新动能培育方面，仍然局限于发展传统产业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手段，各类政策难以形成叠加效应和倍增效应。一个很明显的方面就是金融支撑经济发展能力不强。2016年全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74%，落后于全国的7.38%、重庆的8.6%、四川的6.9%，银行、证券、保险业总资产在全国占比分别为2.26%，0.76%和1.22%，均低于于同期GDP的全国占比2.78%。

3促进陕西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措施建议

（1）要正确认识陕西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战略任务。《中国制造2025》开篇就提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可以说，工业化是一个地区跨越发展的总抓手和发动机，没有工业化就谈不上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技术革新、产业升级、富民强市等更是无从谈起。目前，陕西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由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主导型经济转变的提法为时尚早。未来一个时期，陕西工业发展面临东部发达省份高端供应链和中西部中低端供应链的双重挤压和挑战，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在做大规模、结构调整、布局优化、自主创新、品牌提升等方面统筹兼顾、强势推进，为全省追赶超越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强大、富有竞争力的工业基础。

（2）要以系统性思维、全球性视角因地制宜谋划产业发展方向和重点。一是在全国产业链及全球产业体系中找准定位。加快融入全国乃至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开展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产能合作，抛弃一味贪图大而全的观念，围绕提升主导产品生产能力，明确产业链的延伸方向和发展重点，着力搞好产业链关键项目建设。二是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与科技成果转化。在生物医药、机器人、3D打印、新能源及智能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率先攻克一批关键技术，实施一批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争抢全球战略制高点。三是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和区域布局，在合理的地域范围内，以粮食、果蔬、茶叶等主要及特色农产品的干燥、储藏保鲜等加工设施建设为重点，推进加工全链条水平提升，实现生产、加工、流通、消费有效衔接。

（3）要注重产业配套和分工协作，实现集群发展和共同壮大。一是构建和完善配套服务体系。支持龙头企业建立最终产品与零部件厂商的战略联盟，打造产业集群内部关联性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等一体的产业发展生态圈，形成大型企业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群体，促进龙头企业与集群内配套企业共同发展壮大。二是强化市区间和区域间分工协作。加快市区间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网络的建立，将产业网络由西安向陕南、陕北辐射，整合目前较为分散的科技资源和企业，统一规划发展大的产业集群。三是建立内生型、民营国企较好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继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通过推进并购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分工协作等方式，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国防科技工业、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

（4）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消费品面向终端消费者，对于整个地区的工业基础形象、经济活跃度、城市知名度、市民荣誉感大有益处，对陕西来讲，急需通过推动消费品工业树立工业品牌新形象。一是更加注重需求引领。把市场需求作为拉动工业尤其是消费品工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强化需求侧政策引导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发制造，培育和带动新消费、新业态发展。二是加强市场开拓和产品促销。以东部发达地区和丝路沿带地区为重点，以会展营销、网络销售等为主要方式，依托龙头骨干企业，加强省内产品品牌培育、宣传和推广，促进产品销售。

（5）依靠创新驱动和工业新动能，构建工业经济量质跨越式发展的微观基础。一是加强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实施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协同驱动战略，加快科研机构体制机制改革，为工业发展注入高素质人力资源。以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系为核心，支持大中型骨干企业加强技术中心建设，加快构建适应大众创新创业需求和特点的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二是大力培育瞪羚企业。把培育“瞪羚企业”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在政策、资本、人才等方面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让“瞪羚企业”支撑工业经济在总量上实现跳跃式增长。

（6）创新和规范社会资本组织形式，更好地服务工业经济发展。一是大力发展财团经济。鼓励民营企业组成“财团法人”，给予政策优惠和信贷支持，支持其动员和集约民间资本，理性投向产业投资，以适应现代工业尤其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规模大、起点高的实际。二是创新金融支持方式。发挥好中省工业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建立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的一整套简便的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创新型、成长型企业在“新三板”、陕西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孵化。

作者：杨健

参考文献 

[1]赵昌文，朱鸿鸣.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2]陈功.用“财团经济”来推动中国經济增长[J].战略观察，2015，（10）. 

第7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关键词：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转型

资源型城市是城市职能分类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广义上是指依靠开发自然资源为主要职能建立起来的城市，狭义上是指依托矿产资源开发成立的城市。资源型城市不但制约着矿业的兴衰，而且它在城市中占有较高比重，是我国城市的重要类型，对全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按资源型城市的发展阶段划分，可以分为老年期资源型城市（约54 座，占资源型城市总数的12.68%），中年期资源型城市（约290 座，占资源型城市总数的68.07%）和幼年期资源型城市（约82 座，占资源型城市总数的19.25%）。老年期资源城市矿产资源濒临枯竭，经济衰退，结构调整转产就业压力加大，环境问题突出，困难较多，亟待给予政策扶植或经济救助。不可否认，资源枯竭型城市为建立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创下了辉煌业绩。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大多数资源性城市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每况愈下的被动状态，诸多社会矛盾相继而来，严重制约了这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1952～1990 年间进行的是一种以矿产资源开发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思路。在国家这种工业投资政策方针指导下，带动了资源勘探开发统一大会战，大规模的人力、物力和资本，迅速注入矿区，从而获取大量的能源、矿产品的输出，形成以开发区域优势矿产资源为背景的格局，建立起如鞍钢、太钢、大庆、六盘水、铜陵等大型资源型城市基地，以及10，879 座国有大中型矿山和227，854 个乡镇、集体矿山企业。长期以来国家一直把资源开发的投资重点放在中西部，而把加工工业发展的重点摆在东部沿海地区，矿山只是作为国家投资、为国家或区外输出资源的场所，粗放型开采，求产量不注重综合利用，资源浪费严重，而且初级矿产品被全部或部分指令性低价调出，大多数矿业城市初加工或深加工产业得不到更大发展，形成采掘型矿业城市。

一、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1.低层次的城市化水平

矿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从业人员的地域性集中，导致各种人口和非农业活动的地域性推进。在矿城建设初期的从业劳动人口构成中，除了属于城市人口的矿业技术工人、转业军人外，大量的半城市化的“亦工亦农”人口比例较大，包括大量民工、当地农牧民和部分职工家属。城市基本人口虽较大，城市化水平较高，但“高农村人口”的构成又暴露出了低层次的城市化水平。

2.畸形的高工业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产出，是资源枯竭型城市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要原因。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形成，不是从传统农耕业或采掘业向制造业、社会服务业转化，即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化，而是以工矿业为主导产业，第二产业比重大，在向高级化产业结构推进中，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相对较为落后，表现出“高工业化”的假象。受资源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限制，资源型城市在其发展中根本没有考虑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没有考虑到矿业的发展与城市发展的不同之处。

3.复杂的地矿关系

国有大中型资源型企业是资源型城市的主体，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但从生产和服务职能上看，企业与政府具有明显差别。过去矿业企业办社会非常严重，也很普遍。“机关求大，职能求全，级别求高，队伍求多”的“全能式”企业体制，难免造成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和政府职能不畅等弊端。由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矿山企业，到矿山开采后期，矛盾更加尖锐，财政收入锐减，经济大幅度下滑。伴随资源的枯竭，围绕企业改制后的下岗职工安置、企业办社会的包袱等问题，企业与城市政府的矛盾就更为突出。

4.城市发展面临资源枯竭和环境容量有限的两难境地

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是非再生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不论后备资源勘探进展多大和开发时间多久，资源持续性利用最终是有限的。而粗放型采掘、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则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难题。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一般比非矿业城市的平均水平要低。生态环境保护是政府应该抓的事情，但许多资源枯竭型城市，由于政府财力不足，往往难以承担昂贵的环境治理费用。而以营利为目标的矿山企业自身是没有动力从事生态环境治理的，因而造成我国矿业城市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局面。

5.城市布局不合理

以资源开采为主的产业结构，使矿业城市布局呈现过于分散的特征，并对城市建设造成很大困难，城市布局迫切需要进一步更新和优化组合。这一点在资源枯竭型城市表现的尤其明显。长期以来，资源枯竭型城市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矿山企业或其相关的产业。由于政府财力远远不如矿山企业，普遍形成了“企业大、政府小”的状况，因此，难以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矿山企业并不擅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却又喜欢自己另搞一套城市基础设施，往往造成城市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和不配套，使城市建设零乱且不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状况，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经济效益、环境质量和城市发展。

6.社会负担极其沉重

我国矿山企业办社会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矿业城市此类支出占到了矿山企业总支出的1 5%～20%，甚至更多。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企业办城市的现象。矿山企业办社会不仅仅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拖累甚至拖垮企业，更不正常地衍生了两个履行城市管理职能的主体——以市政为主体的城市功能圈和以矿务局为主体的城市功能圈，城、矿关系始终不能理顺，二者甚至矛盾重重，对城市和企业的发展均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再加上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矿山企业有中央、省属与地方之分，受制于不同的利益主体，导致矿产资源配置出现畸形，城市功能发育严重不足。

二、国内外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经验和启示

（一）国外经验

1.重视相关的立法和规划。如美国针对煤炭资源的管理，先后出台了《矿物租借法》、《联邦煤矿租赁法修正案》等。再如，德国政府为振兴鲁尔工业区，成立专门机构——鲁尔煤管区开发协会，编制具有法律意义的总体发展规划。

2.政府进行灵活多样的财政税收支持。如法国为扶持老工业区发展，设立了地区开发奖金、工业自应性特别基金、工业现代化基金等多种形式对资源型地区进行倾斜；另外还通过对行业税、劳工税、不动产转让税、公司税、所得税等税收不同程度和时间的减免来吸引外来企业进入老工业区。

3.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入。如日本九州的开发转型，通过地域振兴整顿公团，对进入产煤地域的企业设有长期低息的设备资金融资和长期运转资金融资等。另外减免地方税，减收额的80% 由国家补贴。

4.制定政策鼓励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外资源型城市在经济结构转型中，大企业的力量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的作用。为此，各国政府纷纷制定政策鼓励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如英国政府制定了《企业扩张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资本和技术咨询。在金融政策上增加对中小企业的开业贷款额。在产业衰退地区，小企业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就给予3000 英镑的投资补贴。

5.注重就业转岗方面的培训。如法国政府为解决失业问题，规定企业职工必须定期离岗参加培训。培训期间，职工可领取70% 的工资，费用由企业承担。

6.利用高新技术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步伐。如德国政府建立了“鲁尔区风险资本基金会”和新技术服务公司，为新技术企业提供资金和咨询等。

（二）国内经验

我国一些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多元化格局已经初步成型。辽宁阜新把转型方向瞄准现代农业，初步形成农业产业化链条框架；黑龙江双鸭山也把农业作为重要的替代产业来发展，同时通过煤炭液化、失重式电子秤等高技术产业化项目，促进新兴产业形成和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资源型城市有很多优势，比如良好的区位、较好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土地资源，但是在转型初期困难较大。根据国外经验，资源型城市应大力推行资源的集约高效开发利用方式，这样做既能延长资源的开采周期，又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低转型成本和难度，为转型积累资金和创造有利的条件。

我国资源型城市国有经济比重过高，国有企业的改革涉及很多复杂问题。资源型城市一般依托资源性企业而建成，资源性企业都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在面临资源枯竭的同时，还面临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比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完善社会保障问题，企业办社会问题，历史负担以及债务税收负担重等问题。因此，资源型城市在实施经济结构转型同时一定要大力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因为这几个问题是共生的，是环环相扣的。

（三）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启示

1.转型离不开政府的财政税收扶持，尤其是在转型初期，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分别对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接替产业包括环境补偿机制建立与环保产业化发展等方面给予支持，待转型进入正轨后再逐步减少或取消扶持。

2.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和规划。同时，需要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长期规划和短期规划，分步骤实施推进。

3.产业结构要多元化。转型的实质是逐步减少对资源性产业的依赖，培育和发展非资源性产业作为接替产业，实现产业多元化。产业结构多元化需要一定的过程，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充分依托国内外市场变化和自身发展优势，加快多元化步伐。

总之，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而言，应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好各方面矛盾，实现城市转型。转型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政府合理干预，也要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努力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秉福.资源枯竭型城市问题与对策[J].中国房地产金融，2012，（3）.

[2]王建平，陈元朝.资源型城市的产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10，（2）.

[3]谢涛.矿产资源枯竭城市经济转型问题探析[J].四川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9，（6）.

作者简介：王萍（1981-03），河北保定人，女，回族，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产业规划与城镇规划。

第8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关键词：设备管理企业管理技术进步

0引言

自从人类使用机械以来，就伴随有设备的管理工作，只是由于当时的设备简单，管理工作单纯，仅凭操作者个人的经验行事。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设备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设备在现代大生产中的作用与影响日益扩大，加上管理科学技术的进步，设备管理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和发展，以致逐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设备管理。设备管理是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提高企业竞争力发挥着重要作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提出了各种设备管理理论和模式，如后勤工程学、设备综合工程学、全员生产维护、以可靠性为中心的维修等等，我国也有人提出了设备综合管理的思想。良好的设备管理会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利润，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同时会使企业在生产技术进步方面获取更多的资源。

1设备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任何一种工业管理制度和技术管理制度，都是为满足和适应当时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管理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使设备管理的地位愈来愈突出，作用愈来愈显着。在现代管理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企业的许多生产过程由机器设备逐步取代人的作用，因此生产开始受到设备影响，设备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了。工业企业管理包括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和财务管理等。它们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管好设备不仅要看它生产多少产品，产品的质量如何，取得多少利润，更要看设备是否处于完好状态。假如一个企业完全靠拼设备来取得高效率、高利润，那么这种高效率和高利润决不会持久。从长远看，其综合效益是差的，甚至可能造成设备的损坏和事故的发生。因此，国家对加强设备管理非常重视，把设备达标作为企业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各级企业领导在企业目标管理中，都明确规定设备完好状态作为目标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管理体系认证都把设备管理作为审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考虑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也是设备管理的指导思想。建国以来已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对于现代化生产的基础设备而言，它的管理、使用、维修状况如何，将影响企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也将直接影响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现。设备是现代化生产的基础，设备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能源消耗、生产成本和劳动生产率。要有计划、有步骤和有重点地对现有设备进行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强维修，使老设备的性能提高，寿命延长，保证企业能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工业企业产品的品种、数量、消耗、成本和利润等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设备状况的制约。以产品成本为例，在产品成本中与设备有关的费用有折旧费、维修费；这些费用相对来说是固定不变的，产品产量愈多，单位产品分摊的上述费用也愈少。加强设备管理，提高设备的完好率和利用率，就可以增加产品产量，降低产品成本，企业可获得更多的利润，取得好的经济效益。

2设备管理在生产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受工人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取决于设备的完善程度。20世纪60年代，我国许多先进企业在总结实行多年计划预修制的基础上，吸收三级保养的优点，创立了一种新的设备维修管理制度——计划保修制。其主要特点是：根据设备的结构特点和使用情况的不同，定时或定运行里程对设备施行规格不同的保养，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设备的维修周期。这种制度突出了维护保养在设备管理与维修工作中的地位，打破了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之间分工的绝对化界限，有利于充分调动操作人员管好设备的积极性，使设备管理工作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设备的技术状态对企业生产有直接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化工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愈来愈高，而且生产装置都是连续性的，设备状况完好程度，对整个连续生产线的影响更加明显。以工业管理工程、运筹学、质量管理、价值工程等一系列工程技术方法，管好、用好、修好、经营好机器设备。对同等技术的设备，认真进行价格、运转、维修费用、折旧、经济寿命等方面的计算和比较，把好经济效益关。建立和健全合理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人员、机器和备件的效益。研究设备的可靠性与维修性。无论是新设备设计，还是老设备改造，都必须重视设备的可靠性和维修性问题，因为提高可靠性和维修性可减少故障和维修作业时间，达到提高设备有效利用率的目的。以设备的一生为研究和管理对象，即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把设备规划、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维修、改造、折旧和报废一生的全过程作为研究和管理对象。促进设备工作循环过程的信息反馈。设备使用部门要把有关设备的运行记录和长期经验积累所发现的缺陷，提供给维修部门和设备制造厂家，以便他们综合掌握设备的技术状况，进行必要的改造或在新设备设计时进行改进。设备管理工作对技术进步和工业现代化起促进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也就是劳动手段不断完善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往往迅速地应用在设备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设备是科学技术的结晶。另一方面新型劳动手段的出现，又进一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新产品的发展都靠设备来保证。可见，提高设备管理的科学性，加强在用设备的技术改造和更新，力求设备每次修理和更新都使设备在技术上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对促进技术进步，实现工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3结束语

设备管理要有更广的视野，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和处理设备维修、更新、问题，要主动了解和预见技术发展、市场变化趋势，为设备造型决策提供可靠依据，避免过大的转换成本损失。这就要求设备管理相关人员不仅要做好设备维修、改造等技术和管理工作，而且要学习和掌握现代市场经济知识和理念，对企业发展战略、核心竞争能力、市场动向、产品计划等过去认为与设备管理关系不大的问题给予充分重视，从而提高设备管理的自觉性、预见性和主动性。这就要求企业要舍得智力投资，提高设备管理、使用、维修人员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企业，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设备管理不是孤立的，它和企业管理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两者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设备管理水平的提升，而设备管理水平的提高又可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融于企业管理中的现代设备管理应是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应采用的设备管理新模式。

参考文献：

马新国主编.现代企业设备管理百科全书.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出版.2006年3月.

第9篇：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对国民经济运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讲，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经济波动的起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弱质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的共同作用，恰好是我国“三农”难题形成的市场之因。

(一)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其他任何非农产业不可比拟的自然风险。

农业是以生命有机体作为生产对象的，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统一的生产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讲：“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论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由此决定了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无法预测的农业自然风险。一方面，农业要利用生命有机体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来获取农产品，而这一过程中生命有机体的数量多少与质量高低和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优劣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农业中的主体部分——种植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广延性特征，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性极强，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对一定时，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农业物质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素质低下，各种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往往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与旱灾对我国农业造成的效率损失大致在80%以上，我国粮食生产每年因水灾而减产约89亿公斤，因旱灾而减产约100亿公斤。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实现了年均8%左右的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极大地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自然风险。

(二)农业生产经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市场风险

在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经营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挑战与风险；但是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与经营必须正面迎接各种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因此市场供求状况与经济机制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获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来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被人为分割，因此当农产品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时，潜在的供求均衡绝对先于市场上的供求均衡，只要这种局面存在，就必然会导致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失衡；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却无法有效根据市场格局的变化而做出及时的决策调整，这样价格调节滞后性就难以消除，最终导致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与农业投入效率的流失。同时农产品流通具有很强的生产延续性；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加大农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市场风险。第二，农业生产增长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的双重约束。前者的内涵在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在此背景下，农业是典型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于是人们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的持续增长；后者的内涵在于人的消费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农业提供的主导产品恰恰是食物，于是在特定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往往会跌入恩格尔陷阱。这两种约束并不能很好地调节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因此农产品市场供求失衡与农业增产不增收也就在所难免。第三，相对于非农产品而言，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需求收入弹性均表现出显著的不灵敏与相对缺乏弹性。就价格而言，由于农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相对不敏感，因此与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相适应。农产品，特别是粮食需求量的增加相对有限，而不会像对工业产品或劳务品的需求那样迅速增加，而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不足，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需求拉力不足与市场竞争乏力。第四，在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的同时，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却相对强劲，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蛛网理论，由于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于供给价格弹性，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这在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与农业科技广泛应用的条件下尤为明显，因此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便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以家庭小规模生产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使农产家庭在信息不完全与信息不对称的双重制约下显得无所适从，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弱化了农民的利益谈判地位；而且伴随着中国入世与农业市场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取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的同时，将面临着更大市场波动的风险；而农业日趋明显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使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获取与提高面临着比非农业产业更大的市场风险。

(三)农业生产经营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还受到制度风险的不断干扰

从本质上讲，社会经济转型既涵盖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涵盖了社会制度的变迁。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直接引发了我国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与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迅速提升；而从1985年开始，农业生产就陷入了持续低迷与徘徊不前的困境之中，尽管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从风险分析的视角出发，其根源则在于制度风险的加剧及效应。一般而言，制度风险是指制度或改革在变迁与实施过程中，由于制度主体与制度客体对其制度结果的不可预见，导致制度绩效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的可能性。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对于传统农业体制被市场化改革所突破，而全新的农业制度体系又未能适时建立起来，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失衡与冲突，从而影响农业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导致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市场经济体系本身的不完善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市场中介经济体系发育的相对迟缓，必然从根本上制约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绩效的释放，从而产生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制度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发展中的制度风险往往与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加剧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

(四)农业生产经营在市场的运作过程中还必须正视自身的弱势地位

1.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低下，农业科技应用推广能力弱化产业科技含量是衡量其市场竞争能力强弱的主要指标，而我国这一指标仅为30%左右；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农业劳动力质量差与农业科技应用水平低。一方面在广大农村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与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先天缺陷与后天乏力，导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文化素质与科技适应能力普遍低劣。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和2001年两次抽样调查，农村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比重仍占总数的8.5%，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3.9%，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6.2%，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0.1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3。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农村科技应用与推广中的“缺位”，导致农业科技应用与农业生产发展存在总量需求严重不足与转化手段目标严重脱节的双重困境，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低，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科技贡献率大约在30%左右，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只有20%—30%，远远低于世界市场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在此社会背景之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现代科技与现代要素的吸纳能力普遍弱化，从而根本无法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中与非农产业展开有效的规范竞争。

2.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吸纳社会生产要素能力相对缺乏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历来没有规模经营的传统，农户家庭经营分散狭小，市场组织化水平十分低下，作为世界上土地经营规模最小的国家，我国这种超小型土地资源环境格局显然不利于农业市场谈判地位的强化，因此农民不可能通过自我组织力量去影响市场价格，相反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收主体。与此同时，由于农业产业禀赋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农业难以获取社会市场利润，于是在市场利润机制的作用驱动下，农业既没有能力吸纳外部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又难以防范农业内部各生产要素的非农业外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业产业的弱势格局。

3.农业比较利益提升乏力，农民社会负担居高不下由于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惯性与农业宏观政府投入的相对不足，致使持续低下的农业比较利益状况得不到根本改观。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弱化了农业吸收利用社会生产要素的基础与动力，而且使农业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持续外流与农业发展所需要素补偿的严重短缺，导致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难以在短期内有明显改变，其主要表现就在于农民负担的居高不下。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目前农民各项社会负担仍然占据了人均收入的50%以上，而且与城市市民相比，农民的税赋负担显然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的能力。上述几个方面共同展示了农业产业弱质性的形成机理及现实表现，而从结果的视角出发，农业产业弱质性不仅加剧了其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制度风险，而且还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弱质效应，集中表现为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溢，这种生产要素外溢大致表现为劳动力外流(不是相对于土地需要过剩而言，而是产生于劳动力投入边际效益与转弱成本的利益比较)、农业资本外流(由于农业资本投入边际生产率大大低于非农产业，因此通过投资性外流、储蓄性外流、价格性外流、迁移性外流等形式引发农业资本大量流向城市非农产业)、农村土地外流(主要是基于土地利用收益成本比较而形成的农地非农化利用、土地过度征用以及土地利用方向的不规范变更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溢，从根本上削弱了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弱质性状况，在此格局之下，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与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制度之因——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尽管在刘易斯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模型进行了多个层面的补充发展，但其基本理论框架大致相似。从基本内涵的视角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内涵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达的工业部门两个产业部门；由于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劳动边际收益率的显著差异，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目标追求；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经历以农支工、农工协调与工业“反哺”农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内涵与关键环节。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普遍化的经济现象；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约束与现实困境；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三农”问题的生成与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受到了来自市场化改革与农村制度创新的共同冲击，但迄今为止，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依然是制约“三农”难题化解的主要制度障碍。

按照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我国国民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二元经济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城乡分割经济体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它通过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短缺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困境，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从长远发展的视角出发，这种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极大地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为了维持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政府逐步建立了三大制度体系，即户籍管理制度、制度与统购统销制度；其中户籍管理制度一方面在农村把土地与户口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城市把户口与就业、社会保障相结合，严格限制了人口自由流动；制度则通过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与统一经营，在组织上保证了政府对农民与农业剩余的控制；而统购统销制度则借助于对农产品市场交易渠道的人为干预保障了国家工业化的粮食供应。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在各个层面上对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改革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冲击是弱化的；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新形势下反而呈现出新的运作特征，即：城乡隔离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对立运行。传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相对滞后必将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难题，其中“三农”问题便是其中的焦点与核心。概而言之，二元经济结构对“三农”难题生成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体现出来：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的增长、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共同导致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过剩；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与生产规模扩张反过来又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转换。但是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支撑体系，却使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相对提升并没有吸纳与之相适应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是涌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本质上讲也没有被工业化与城市非农产业所真正有效接纳，绝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游离于现代化工业之外，农村居民转变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严重受阻。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成功的中心在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程度与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使城市工业化脱离农业片面推进，城市工业化与农业人口非农化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迟滞，导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农业产业化与适度规模经营难以正常运转，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经营模式的制度绩效与高度发达的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日趋拉大。

(二)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与升级换代滞后

对照国际经验，依据我国人均GDP1000美元的标准，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严重滞后的。主要表现为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再加上城市服务功能的相对不足，共同导致了工业化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一城市化一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良性循环格局未能真正形成。之所以为此，一是由于工业自身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调整升级不力，导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不仅没有真正从农村吸收剩余劳动力，反而形成城市中日益扩大的失业群体；二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不足，既制约了工业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又制约了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产业产值结构上看我国已经是现代工业社会，而从就业结构上看我国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在经济效益层面上就表现为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大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因此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以较大的劳动力份额(50.1%)创造出较小的产出份额(17.7%)，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较小的劳动力份额(23.7%)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49.3%)。

(三)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政府制度供给在农村经济运行中的严重短缺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不仅存在着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同时也存在着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对立的社会二元结构，这种双二元结构的历史惯性进一步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具体说来就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缺陷导致其产出效率低下与产业结构固化，严格的户籍制度、城市劳动用工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城乡长期分割的鲜明界限造成生产与经营市场的严重失调，长期存在的“剪刀差”以及不合理的财税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农民收益流失，二元化的资本市场、组织结构与技术结构强化了农业的弱势地位。总之一句话，政府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制度创造与政策注入的城市化偏向于非农业倾斜，导致农村经济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撑，不仅引发了“三农”问题的形成与强化，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困境与矛盾。

(四)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加剧了农业比较利益的低下与流失

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隐蔽性失业”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使用下其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正因为如此才为非农产业特别是城市工业创造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与转换迟滞，致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单位产出效率的提高，而且阻滞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转换过程。因为二元经济的运行过程，同时也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供给不是由技术产量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产量决定的；而工农城乡之间的利益结构倾斜必须使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从微观利益出发，减少对农业的各种投入，缩小其生产经营的经济边界，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农业生产增长的缓慢；再加上二元经济结构所固有的国民收益分配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的“重工轻农”的政策制度倾向，共同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的持续流失与低下，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国情之因——人多地少的现实约束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根，土地在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中的地位不容质疑。作为农业发展大国的我国，农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与建设的首要问题；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同时也是“三农”问题生成发展的基本要素。对此“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明确指出：对我国“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立的二元经济结构。由此可见，我国“三农”问题的凸现与“三农”难题的化解必须高度关注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约束。

从静态层面上看，我国特有的人多地少的国情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土地资源绝对数量与人均占有数量之间的矛盾。我国土地总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4%，仅次于前苏联与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但由于我国人口绝对基数的制约，人均土地占有比例很小，世界人均陆地面积2.97公顷，我国人均0.827公顷；世界人均耕地面积0.32公顷，我国人均0.08公顷；在全球26个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中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仅高于孟加拉国与日本，位列倒数第三；以我国目前13亿人口计算，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4.2%，与美国的19.5%与印度的55.6%相比明显偏低。同时约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0.8亩的警戒线，有4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0.5亩的危险线。其次，耕地数量不足与质量弱化同时并存。一方面我国耕地总量不足，可以开垦利用的后备耕地资源相对较少，二者相加总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4.9%。与此同时，可利用耕地质量总体较差，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显示，全国高产田占农村耕地总面积的21.5%，中产田占37.23%，低产田占41.2%；全国耕地面积中水产田占41.2%；而水土流失面积约占35%，沙漠化面积约占2%，盐碱地面积约占6%。再次，农村人口绝对增长与土地面积减少的冲突。近年来，我国人口每年以10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而农村土地却以每年数百万亩的数量递减，从而形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特有的人增地减的尴尬格局。据资料显示，从1980年到1995年的10年间，我国耕地净减5万平方公里，超过日本耕地面积的总和。我国现有耕地面积同历史上耕地面积最多的1951年相比，递减2.3亿亩，平均每年净减700多万亩，从而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导致耕地减少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更为主要的引发源在于人为因素，主要表现为：以开发区建设，越权批地，城镇化与非农业发展为特征的土地不合理利用与土地乱占滥用；以水土流失与过度开发为特征的耕地功能弱化与耕地面积锐减；以耕地污染与有机肥料过度使用为特征的耕地退化与肥力下降。农村耕地的锐减对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与国家的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农村土地闲置与耕地抛荒不良循环。由于受到产业利益驱动、产业结构调整、剩余劳动力流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在我国农村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耕地抛荒与土地闲置现象。据1995年清查，全国非农建设闲置土地6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占45%，1996年底仅开发区占地中撂荒的耕地就达2万公顷；大量耕地抛荒现象的出现，致使耕地的生产及经济功能丧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在于种植业比较经济效益下降、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加剧、非农产业利益的诱导以及农村土地社会负担的不合理。从国情层面上看，人多地少的基本现实与人地关系的矛盾冲突，是引发“三农”问题生成的根本原因。这种国情约束对“三农”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人多地少的矛盾严重妨碍了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格局的生成与土地优化配置效率的正常获取。在市场化取向改革进程中，作为农村基本生产要素的土地理应按照市场效益原则进行合理流转与优化组合，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曾经指出：“从经济观点看，大规模耕种土地比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耕作技术手段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我国农村目前人多地少的现实，必然使以家庭小规模承包经营的格局长期化与凝固化，致使劳动投入与土地投入都超越了可替代的合理限度，农村土地的规模效益难以正当获取，不仅阻碍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而且阻碍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转换，最终使农业比较利益持续低下，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丧失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的利益吸拉力与效率推动力。第二，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农业劳动率水平的提高与农业市场竞争地位的提升。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次上分析，由于人多地少的硬性约束，致使我国农业运行呈现出一种反常格局：土地生产率高与劳动生产率低同时并存，这在非农产业领域是不可能出现的。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强化与现代农业投入数量的人为增加，致使经济学倡导的成本效益原则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失去应有作用。另一方面，人多地少的现实格局如果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联结在一起，则必将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形成并被人为积压在日益短缺的农村土地上，农村土地产出数量或许可以持续增加，但由于在科技进步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持续走低与农业劳动力人数绝对增加，致使农村土地的劳动生产效率不高；而在优胜劣汰的国内市场竞争中，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判断与衡量产业竞争优劣与竞争地位高低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伴随着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运行，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与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劣势将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第三，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有机耦合与农民经济地位的改善。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协调始终是社会经济进步中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国际经验充分表明，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过程中，处理二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一直是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大难题，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中国所特有的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在目前人地关系如此紧张的社会背景之下，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还是农户家庭的行为选择，均存在着“公平”为先、“效率”为后的选择倾向；因为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农村土地首先是一种“生存资料”和“生活保障”，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因此人们对待农村土地经营首先追求的是生活资料的基本满足，而不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有效提高，人们经营农村土地的出发点不是市场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基本生活手段稳定性；于是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不合理错位，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却无法从农业产业运作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再加上“重工轻农”的倾斜发展战略与农村税费改革的相对滞后，致使农民的社会负担相对较重，在人多地少的硬性约束下，农民的税费负担已经占到农业产值的20%以上，这显然有失公平待遇原则，其结果只能是农民社会经济地位改善的缓慢与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的迟滞。

四、政策之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偏向

在影响与决定农业发展的要素体系中宏观经济政策居于核心地位，正如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的那样：“一国农业所以停滞不前，不在于资源禀赋，而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的扭曲与失误。”在我国农业发展一贯倡导的是“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我们认为“三靠”的中心与关键在于“一靠政策”，因为政策既是决定科技与投入能否到位的关键，又是农业人为兴衰的根源；而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主体的政府则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历史检索，还是现实分析，我们都会发现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均表现出浓厚的工业偏向、城市偏向与市民偏向，而这恰恰是“三农”问题迟迟无法根除的宏观根源。

(一)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偏向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利益阶层，也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与行为偏好，由此决定了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错位的可能性。由于我国是在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更由于政府与农民在产业上的分离与空间上的错位，政府的行为选择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农民的利益，只有如此才能集中到足够的资源去实现工业化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国民经济发展的工业偏向更不可避免。一方面，依靠剥夺农业为特征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隐蔽方式)与农民税费(公开方式)两种方式来进行。据统计，1950—1979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取得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为978亿元，减去财政支农支出1572亿元，最后政府从农业抽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即每年农业部门为工业无偿提供资本积累155亿元。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有所缓和，但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1979—1994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抽取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为1755亿元，减去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即农业部门利益流失达到811亿元；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支出过程中也表现为显著的重工轻农倾向，尽管《农业法》明文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以1992—1996年为例，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6.8%，而向期财政经常性收入年均增长23%；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逐年下降，1993—2000年分别为9.5%、9.2%、8.4%、8.8%、8.3%、10.7%、8.2%、7.8%；同时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远低于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前者仅仅为后者的1／2或1／3，从而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根本不相称。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工业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持续提升，在“一五”到“五五”期间政府对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在45%-62%之间，而对农业的财政投资从未超过8%，最少年份为3%。这种工业偏向运行格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后劲的不断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力，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不前，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从而使农业这一基础产业在垫高工业发展平台的同时，却使自身发展严重受阻，农业基础地位得不到真正落实与巩固。

(二)城乡发展中的城市偏向

这种城市偏向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资本流动的城市偏向。由于偏斜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再加上资金流动的利润最大化倾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资本大部分流向城市，从而使农业作为弱质产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严重缺位。二是劳动力流动的城市偏向。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将农民严格束缚在农村土地上，阻止其自由择业，而城镇就业机会主要由城市居民来分割。尽管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统一性的严重迟滞，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是一种体制外的暂时流动，无法真正纳入城市劳动力统一安置范围，从而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就业的短期性与不稳定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残缺与城乡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三是公共物品提供的城市偏向。公共物品的提供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政府在处理城乡利益关系上的主观偏好，导致城市公共物品几乎全部由国家负担，而农村公共物品的短缺却由农村居民自己负担与自主解决的不协调格局；这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一方面产生了不公平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则从根本上引发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加重了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农民负担。四是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城市偏向。制度变迁与制度创造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立足现实，我们都会发现，尽管中国的改革与创新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但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各种制度创新的主战场与重心却始终在城市。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思路的影响，制度创新必然有前有后，但中央政府在特定时期内对城乡实行的差别政策，必然影响到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格局。这种由于制度创新的先后顺序特别是制度变迁的主次差别，必然导致城市制度供给的充足与农村制度供给的缺失，从而使农林经济运行缺少持续有效的制度推动，这一点从近年来各种制度创新及政策安排上就可以得到充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