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歌散文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诗歌散文范文

关键词：废名诗歌；散文化语言

现代诗歌的语言从古典的文言文演变为囊括诸多语言资源的混杂型白话文，既体现了语言的历史性，又存在着语言的过渡区间。诗人废名在散文化语言的诗歌表达上，既尊重汉语语言本身的特性，又要在不断的语言变化中打磨出符合表达需要的语言方式，在继承中创新。这是诗歌散文化走向艺术成熟的重要的探索。

一、废名诗歌散文化语言理论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废名就提出“诗的内容，散文的文字”。他认为，“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是因为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若同旧诗一样是散文的内容，徒徒用白话来写，名之曰新诗，反不成其为诗。”[1]废名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谈论新诗的。

第一，散文化的文字要能行写性情，应该体现为人格的充溢而不仅是调子。比如“枯藤老树昏鸦”这种诗句与胡适的《两只糊蝶》相比，前者只是调子，后者却有诗人的性情，前者是模仿的，缺乏个性的，后者则不尽然。因此，能不能用一种语言写出个性是诗人评判诗歌写得成功与否的一个先决条件。

第二，散文的文字不避雅俗，范围很广，但诗句要符合散文句法规范。他认为“散文的文字这个范围其实很宽，《三百篇》也是散文的文字，北大《歌谣周刊》的歌瑶也是散文的文字，甚至于六朝赋也是散文的文字。我们可以写一句`屋里衣香不如花'，只是不能写'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五七言诗与长短句词，则皆不是白话新诗的文字，他们一律是旧诗的文字。”所以诗歌文字可以不避雅俗，但要尽量表现个性，发挥文字的功用，符合散文的语法特点。比如“远处有灯火了红色的稀”这样的诗句是旧诗的姿态不符合中国散文的句法。

第三，诗歌的散文语言必须要能自由地表现完整的、完全的，立体而丰富的幻觉与想象。他认为古诗散文的内容是情生文，而新诗不是依靠这种思维程序，新诗的诗意不是情生文，文生情的，而是通过奇妙的幻觉和文字的穿插营造一种浑然一体的、不可用散文复述出来的内容，如温庭筠的词与李商隐的诗一样。他们表现的是文字相融之际构造出来的一个完整的想象。

因此在废名看来，虽然一首新诗看上去只是随意运用散文的语句而已，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却是不可用散文复述出来的。至于这种散文的语句，是如何在废名自己的诗歌创作里生发诗意的呢？他又是如何利用散文的形式来表现他那不可改动一字的完整的、浑然一体的想象的呢？在废名的诗歌里，他运用了许多古典诗句的结构方法，加入到符合散文句法的白话文中，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一种别样的现代感性，为新诗语言的成熟做出了独特贡献。

二、废名诗歌语言的表现方式

废名深受传统道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对古典诗歌尤其是温李派诗歌推崇备至，也曾自言自己的文章受到六朝文章影响甚多。废名对传统诗文的喜好流露到他的诗歌创作中，就使得他的诗歌渗透着一股或浓或淡的古意。[2]

1、省略

阅读废名的诗歌一个很鲜明的感受就是，他每一行诗都是可懂的，每一行诗也都合乎散文的语法要求，但是一旦将诗行连缀起来，便有种晦湿难懂的感觉。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诗人在行与行的连缀中间运用了许多传统诗歌的语法关系。中国古典诗歌句子是语义块与语义块的结合，这种结合关系是自由松散的，它不受理性逻辑关系的控制，加之古典诗歌有字数和格式限制，呈现出既浓缩又灵活的关联状态。废名诗“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有身外之海”，这一句诗谓语若、有之前均省略了主语，若之前的主语应该是灯与我，有之前的主语也省略了，按照语义理解应该是这种灯我相照的惺惺相惜让我有仿佛有身外大海般的自由辽阔。从而，造成一种朦胧恍倘、若即若离、左右跳荡的审美感受，与整首诗歌凄清迷离的意境相符。

2、交叠

交叠是古典诗歌另外一个重要的语义联系方式，如“悬萝弱筱垂清浅，宿雨朝敏和翠微”，悬萝弱筱与宿雨朝暾分别形成了两组交叠语象，交叠是使物象集中呈现的方式，在这些密集的语象背后往往是诗人强烈的情感。在废名的诗中这种语象交叠的句子十分常见，如“星之空是鸟林/是花，是鱼/是天生的梦”“思想是一个美人/是家/是日/是月/是灯/是炉火”，又如“我想写一首诗/犹如日，犹如月/犹如午阴/犹如无边落木萧萧下”。当废名运用英语句型结构时，抽空了是字句的判断说明作用，他将缺乏逻辑联系甚或具有矛盾对立秩序的宾语（或主语）赋予给主语（或宾语），造成不同性质不同质地语象的交叠，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力。这种“伪语法”（叶维廉语）是在貌似符合语法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的诗语创作，它为现代诗歌带来了多层复义的内涵和奇妙的陌生化效果。

3、离散

古典诗歌语义块与语义块之间的联系方式之一是语义离散，如“绿垂风折算，红淀雨肥梅”就是典型的例子，它将绿算、红梅拆开，将颜色提到诗句的开头，将第一性的审美感受置前，说明古代诗人“取象”的思维方式。废名在《北平街上多处打乱句子的正常顺序，一是为了强调他前置的部分，二是为了烘托在黑白颠倒的现实世界里，不合语法逻辑的飘忽而逝的思想与感受，传达出类似非正常视角观察到的荒原景象：“木匠的棺材花轿的杠夫路人交谈着三天前死去了认识的人/是很可能的万一着火了呢/不记得号码巡警手下的汽车诗人茫然的纳闷/空中的飞机说是曰本人的/万一扔下炸弹呢/人类的理智街上都很安心/木匠的棺材花轿的杠夫路人交谈着三天前死去了认识的人/马车在走年龄尚青蓬头泪面岂说着死人的亲人。”在一个事理与现象处处相悖的愚蠢的宇宙，似乎只有连续不断的动作才具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4、叠词

叠词是古典诗歌特有的组词方法，指的是字或词的重叠使用，在古典诗歌中叠词十分常见，如《古诗十九首》里面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咬咬当窗。”便连续用了叠字。废名的诗采用了不少叠字词语，如“萧萧马鸣”、“片片拾得”、“颗颗说是永远的春花”、“簇簇说是永远的秋月”、“无边落木萧萧下”等。除了叠词还有复辞结构在废名诗中最为显著。复辞是指相同的一个字被隔 或紧紧相连然而意义却不相等的语言组织方式，如“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这种复辞方式造成诗歌交错回环的语势，废名诗特别喜爱运用复辞，这就在诗歌中造成一种繁复缠绕、相印相证的效果，如他的《街上的声音》有这样的句子：“街上的声音/不是风的声音/小孩子说是打糖锡的。/风的声音/不是宇宙的声音/小孩子说是打糖谬的。/小孩子/风的声音给你做一个玩具吧/街上的声音是宇宙的声音。”这首诗中，前半部分出现的声音是具体的物理声音，后半部分的声音则是观念的声音，由具体的声音提升到观念的声音，这就是复辞在废名中产生的既同声相应，又回旋上升的情势的效能。■

参考文献

第2篇：现代诗歌散文范文

关键词：梁上泉 诗体 新绝句 微型诗 散文诗

一、对诗而言，诗体就是诗的形式

“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新诗面临的又一项重要美学使命，对诗而言，诗体就是诗的形式，“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诗体重建的缺失，不仅使诗人感到新诗诗体缺乏审美表现力，也使读者感到新诗诗体缺乏审美感染力。诗体问题是关涉到新诗文化身份和民族归属的大问题。”我们从闻一多的诗集《死水》，可以耳闻到新诗对格律探索的早期足音；从何其芳的诗集《寓言》可以看到新诗情感的语言选择和诗美建构的密切关联；从臧克家的诗歌我们可以感受到古典诗歌的余脉的跳动……在中国当代诗坛上，梁上泉的诗体探索也有着重要的诗学意义。

梁上泉早年是从写作旧体诗词开始的，现存有一百余首，大多是与山水题材相关的抒情诗，如《倚栏》、《晨望》、《夜望》等。这为他后来的诗歌写作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后来的新诗写作坚持以古典诗歌韵味为旨趣的诗风埋下了种子。新诗的发展，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标志，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梁上泉的诗歌写作也开始了新的探索，他写作了大量的军旅诗歌作品。足迹所到之处，他都要写下诗篇。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梁上泉或者说当时更多的诗人，艺术表现力的凝滞状态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后果，艺术的探索和创新受到了明显的冷落，诗歌变成了生活现象的平面罗列。“进入人民共和国阶段，传统的价值观进行了革命性的更新。诗歌要对革命的宣传有用则一度取代了诗歌的全部意义……政治的价值吸引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诗歌艺术的弱化，诗歌文体探索的冷落，都不可避免了。但梁上泉在默默的探索，从六行体的“新绝句”，到他的“微型诗”和散文诗，他的诗体探索显示了一位诗人对诗歌写作的不懈努力。

二、六行体新绝句：新诗格律形式的新经验

诗人在“新绝句”专集《六弦琴》的序曲《我的吉它》中唱道：“我的吉它――六弦琴，/声声伴我热诚的歌吟：/咏山水，咏风物，咏爱情，/咏时代，咏环境，咏人生愿每一曲都紧扣心弦，/振颤您呵，我的知音!”可见，六行体“新绝句”属于抒情诗体式，但诗人实践这种诗体的目的，首先在于积累六行体新诗格律形式的写作经验，希望用现代汉语诗歌的写作融合古典诗歌的形式美感。应该说，六行体形式的实践才是诗人特别用心的地方。然而，因为这种体式运用己久，似乎种种可能的形式设计都己得心应手，像熟悉的套子，里面的内容才是感兴趣的所在。“六弦琴续弹”中，好几首关于三峡题材的六行诗作品，因为富于生活实情，联系诗人的人生经历，都值得一读。如《大小三峡》之一：“大三峡，小三峡，大小三峡，/万首诗万支歌万幅图画，/最雄壮，最奇险，也最秀美，/是传说是神话还是童话?/问屈原，问昭君，再问李白，/一个个守奥秘笑而不答”这首六行体双调歌词，是诗人为新重庆所写的献词之一。结束以后，梁上泉多次游历长江大小三峡，心灵的历程从现实进入历史，又从历史回到现实；为壮美的大三峡喝彩，被灵秀的小三峡迷恋，倘徉在自然美中的诗人以歌诗特有的表现手法，将三峡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同时概括推出，歌谣式的说唱咏叹，真情实意，韵味很足。又如《三峡人家》“陡峭摩天的三峡，/偶见云中一两户人家，/它末望我，我却望它，/不禁涌出酸涩的泪花，/莫赞这家乡风景如画，/我也曾是山腹的娃娃!”三峡神女峰的山脊上，实地就有两户山民的房子。游轮上人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去欣赏巫山神女的仙姿美态去了，似乎都没在意农舍提示的生存意义。梁上泉是从大巴山腹地、闭塞的北山乡走出的诗人，大山与童年艰苦的生活记忆融为一体，诗人瞬问的情感触发，虽然表面离诗美有点距离，却成全了这首观照三峡风景的诗作个性。

三、微型诗：浓缩画面的古典形式

微型诗以前是被诗歌理论家纳入小诗的形式范畴的。小诗应该是一种诗体，小诗的一个突出特征就在它的“小”。一般都只有一行、二行，多则二、四、五行，因其小，历来以小诗名之。有的甚至“小”到只有一个字，如北岛的《生活》：“网”。20世纪20年代，宗白华和冰心是小诗派的代表诗人。著名学者吕进认为：“小诗往往表现的是一时的情调，一时的心灵感应，内心世界的一时的变迁……就诗的内蕴而言，小诗不堪负载过重，它是情绪的珍珠。”吕进先生进一步指出，如果从诗体重建着眼，小诗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梁上泉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这方面的尝试了，只是缺少文体意识的自觉。比较《不老草》各种新诗体式的创作实绩，首次推出的微型诗246首，大概更能显示梁上泉辑录于诗集的言外之意。

《不老草》的微型诗辑以“微型小诗”题名，是别有意味的。微型诗在3行以内，而小诗的篇幅通常可放松至10行，“微型小诗”介乎微型诗与小诗之间的形式约定，相对而言为扩大微型诗外形式的创造力，梁上泉擅长于诗的外形式的创造基础上白描出画面感逼真的生活场景，精炼朴素的语言运用借助于画面美的展现，将浓郁诗情的传达与画意的渲染精巧、优美地融合在一起，诗味隽永绵长，俏丽可人，深得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特别是唐诗宋词美学风格的熏陶生活场景的画面美创造，经常需要意象群的帮助，因为从生活到艺术的美的转换过程中，时空维度构成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满足的。微型诗可以浓缩地表现出画意，但是，因为不能诗意地描绘出画面的整体美来，诗情表现手段受到局限，其潜在的艺术感染力缺少具体抒情流程的实际支持，好像一开始就凝固在那儿。一首好诗单靠审美想象的提示、补充，是难以真正展示动人的诗美的，要靠读者的生活体验而加以具体展开。

四、散文诗：不以诗歌形式而成的现代诗歌文体

废名《谈新诗》一书中曾比较过中国旧诗和现代新诗，与“诗的内容”的关系，认为旧诗是用诗的语言写的散文，而新诗则是用散文语言写的诗。梁上泉50年代突破旧诗格律的约束创作新诗，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实质是在诗与散文两种文体联系的张力中，建构新诗的文体意识的。现代散文诗从鲁迅的《野草》开始，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自觉。鲁迅的《野草》可以看作现代诗歌文体探索的另一个初始源头。梁上泉的散文诗创作实践是选择鲁迅《野草》一样的，在日常生活自由、随意散文化的情绪、感觉中，有诗意的“小感触”，即梁上泉所说的“零碎的生活断片”。《献给母亲的石竹花》散文诗集中，诸如《红叶白雪》中车行神农架，深秋大雪中红叶的色感错觉；《窝棚野老》遇山中老人，战争时期游击队生活的闪念；《公主柳》汉藏情谊象征的感悟；《雾沱江》旅行途中漂浮而来的乡情思绪；《鸟魂》禽学家亚力山大、威尔逊遗憾引起的联想；《菠萝密》凹凸外形引发的瞬间联想与母爱的象征；《弹片》女战士战斗的一生与弹片生死之缘引发的感叹；《巴山水青钢》巴山植物顽强的生命力与诗人人格精神的自我观照等，都能代表梁上泉散文诗探索的成就。作为当代著名抒情诗人，梁上泉很清楚散文诗突破诗的约束，旨在诗意传达不受诗的格律形式的桎梏，能像散文那样行止自如，天然无忌。诗境创造作为散文诗创作物化诗意的基本方法，它的理想的美学效果是达成散文式的再现与诗的表现的统一。梁上泉收人诗集的散文诗作品，均以整体的诗情表现与局部(细节、景物与场面等)的具体描述结合，追求散文诗诗美规范的再现与表现的协调。

现代诗歌文体的建设一直牵动着诗人、诗歌理论家敏感而生动的神经，诗体或者说诗歌的形式的确立是现代诗歌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基石。就诗歌而言，诗人的文体自觉是一个诗人成熟的标志，也是诗人艺术的把握世界的智慧显现，没有文体意识的诗人，很难在文学史上站稳脚跟。梁上泉对当代诗歌艺术的探索为我们洞察他的诗心，评介他的文学史意义找到了一个切实的窗口。

[四川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梁上泉诗歌的文学史意义》(SB06088)系列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2].吕进：《对话语重建――中国现代诗学札记》，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第3篇：现代诗歌散文范文

19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方面社会实现了急剧的历史转型，中国进入了以商品经济为主导的大众消费文化时代。另一方面1990年代，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在实际上存在着地区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这样，正是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散文化现实使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呈现出一种包容、混杂的后现代性多元化情境，表现为一种暧昧、迷离的表意态势，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多元化的生活理念、多元化的文化价值取向。同时加之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的介入，更在实际中，在文化上加剧了这种复杂多元的后现代性情境。正是1990年代以来这种复杂多元共生的后现代性情境，使得意识形态弱化，文学失去了整合社会和时代的强大功能。这样就决定了传统单一意识形态的诗已不能表达多元复杂的散文化现实，诗歌要想不脱离现实，就必须更新既有的传统诗歌观念，才能对1990年代以来当代复杂的散文化的现实作出有力回应。于是面对1990年代以来这种多元化的后现代复杂现实情境，当代的女性诗人迅急的作出了断裂性的现代变革：这就是从单一意识形态的集体写作转向多元性的个人化抒写。

因此正是1990年代这种急剧的历史转型、迅速到来的大众消费文化时代，使整个社会弥漫着浓厚的商业化气息，而使精神和思想呈现严重的缩减趋势，同时加之西方后现代解构文化理论思潮的介入，更在客观上加剧了这种缩减的趋势，这样就使一向依赖精神思想写作的传统单一抒情型诗歌在一时间失去了时代精神向度力量和理论背景的支撑。并且由于时代处于一种转型过渡时期，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含混、迷离、暧昧、晦涩的弱化趋势，文学失去了整合社会和时代的强大功能，以往那种作为现代性宏大叙事话语的国家性、民族性、阶级性话语，在1990年代以来这个大众消费文化盛行的特殊时代里就转化为一种消费性的个人性话语。因此，如果说19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诗歌的崛起是这种个人性话语即将崛起的一种最早、最明显的征候，那么在1990年代以后，在这种特殊的后现代性社会文化语境下，19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歌那种高昂的单一向度的集体性别对抗话语，就转化为一种更具时代性的真正意义上——即去性化以后的个人性话语。这样种种合力促成的现代性结果就使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写作呈现出一种反对一切宏大叙事的个人化的转型倾向趋势。因此，如果说以往的诗歌写作是以时代为倾述对象和参照背景，个人性的感情、思想必须转化、融合在时代集体生活的宏大叙事中，那么，19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情形则恰好相反，它要求把时代公共性的共通化的情感、心态、经历转化成私人化个人性经验的表述。所以，如果说，以往的诗歌写作发现的是时代、国家，而1990年代以后的诗歌写作则是对个人的一次重大发现，个人开始突破时代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这样就对以往的那种宏大叙事的本质主义写作观念构成了反讽、颠覆和解构，从而在诗歌写作的方法上发生了一种从宏观集体讴歌到微观个人叙事的变异。这就是1990年代在诗歌写作观念方法上发生的重大变异之一。正是在这种大的诗歌写作观念发生变异的背景下，当代女性诗歌也一反过去意识形态性质的性别对抗写作，而在写作观念和方法上发生了一种明显的个人化转向。

二、个人化之表现

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女性诗歌这种多元性的个人化抒写，首先体现在诗歌观念的变革方面：也即女性诗歌写作为了适应多元化时代的要求，突破了传统以情感为核心的诗歌观念的束缚，使诗歌从单纯的情感的抒发、再现转入到复杂意识的综合表现与创造，这样诗歌在功能上就从抒情走向叙事，在外在形式上，就突破了传统诗歌统一的抒情韵律节奏形式，而发生了一种个性化的逆转、变奏，呈现出一种叙事性的非逻辑化、非理性化的个人化语言形式。因此由单一情感的抒发到复杂经验意识的综合叙事是1990年代以来当代女性诗歌写作个人化倾向转变的一个重要变革。其次，由于诗歌观念的变革，使叙事开始走进诗歌，进而必然导致了诗歌艺术手法也发生了相应的断裂性的现代性变革。这种现代性变革突出体现在诗歌中小说性、戏剧性因素的引入，它使诗歌不仅具有一种戏剧性的张力和小说所特有的意境美，而且使诗歌从传统的主观抒情走向现代的客观叙事，开始朝着戏剧性、小说性的散文化方向发展，从而使诗歌开始呈现出一种现代性的复义特征，为表达1990年代以来暧昧多元、散文化的复杂日常现实提供了有力手段。这样由于叙事化策略的采用不仅在诗歌写作观念上产生了一种断裂性的现代性变革，而且在艺术手法上可以将散文、小说、戏剧等综合性因素混杂地糅合在一起，使异质事物彼此进入成为可能，这样就使1990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写作不仅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与传统相断裂的现代性先锋写作特征，而且呈现了一种多元共存的综合性美学特征。这种戏剧性、小说性的散文化倾向突出表现在女诗人翟永明1990年代以后的诗歌中。

如女诗人翟永明在1990年代以来，正是通过个人化冷静、客观的叙事，成功的实现了个人风格的转变，使她摆脱了过去受普拉斯影响而形成的过于沉浸个人内心的自白性语调风格，而带来了一种新的个人化的细微而平淡的叙事风格。正是这种个人化的冷静、客观的叙事风格才使她在个体诗学上真正走向成熟。同时也正是这种叙事性的语言形式手段的采用，使她的诗歌有力地将小说、戏剧、散文等其他相关文体因素有效的综合进诗歌中，从而大大增加了诗歌表现生活的能力，在丰富了诗歌表现手段和加大诗歌语言陌生化的同时，增加了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文本的可读性，加速了传统诗歌向现代诗歌迈进的步伐，使诗歌创作趋于现代性的成熟境地。由此可见这种个人化的叙事性诗歌写作，在远离时代、远离中心，回到个人而疏离传统抒情为主要诗歌手段的同时，却在个人化诗歌写作艺术发展上，达到现代性的成熟境地，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个人诗歌写作艺术水平的提高，使诗人的个体诗歌风格最终趋于成熟。所以艺术上个人化的结果，是使诗歌真正回到了艺术。这样这种个人化的叙事，就使女性诗歌从1980年代的性别对抗的政治意识形态写作转入到了诗歌自身的词语修辞学。这就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女诗人们为什么纷纷从面向性别的写作转向面向词语的写作，并且在叙事性的词语修辞学上而各显其能，各有千秋，最终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如同是叙事，翟永明的叙事表现出明显的小说的复调性特征和戏剧化风格；而王小妮的叙事则以精练、冷静、富于克制、几近禅境而著称；尹丽川的叙事则表现一种作为行为艺术的彻底的非诗化的解构主义意图；而安琪的叙事则呈现一种词语挣脱规则锁链后的游戏性狂欢。所以在叙事的使用态度上，大体存在着现代主义的诗性深度叙事和后现代主义的平面非诗化叙事两种写作倾向。它们在写作上都呈现出一种个人化倾向的自由，但一种是艺术化的自由；一种则是非艺术化的自由。再次，由于当代女性诗歌自1990年代以来写作观念上叙事化的变革，就不仅导致了诗歌在艺术手法上可以将小说、戏剧性因素引入其中，而且它使口语大量走进诗歌。并且无论是自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女性诗歌写作，还是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写作在口语的运用上都表现了一种得心应手、运用纯熟的高度自由化状态。这种在诗歌中大量运用日常生活口语入诗的口语化诗歌语言方写作方式一方面拉近了诗歌和生活的距离，增加了诗歌和普通大众的亲和力；另一方面也在口语化的运用中，完成了诗歌语言自身现代性变革的要求，使诗歌写作在艺术上达到了一种自由的境地。如翟永明诗歌中的口语运用既显示了一种生活调子的亲切和自由，又不失艺术的简练、节制与张力。阅读翟永明1990年代以来的口语化诗歌，在其貌似简白、亲切的口语运用中，词语间充满了巨大的空白性间隙，并因这种空白间隙的存在，充满了戏剧性的反讽和小说结构所不能达到的张力、使诗歌文本的多重意义在其中自由穿行，如八面来风，彼此构成一种多声部的对话，从而将1990年代以后那种后现代性特有的混杂、暧昧的多元化时代情境，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在她的《咖啡馆之歌》《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脸谱生涯》《祖母时光》等诗中都有精粹的表现。

如在这些诗作中通过日常口语的貌似随意性的松散组合运用，使诗歌词语间因空白间隙的张力，充满了一种小说性和戏剧性的多声部对话性情境，使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世俗与神圣的对话、青春与爱情的对话、个人与时代的对话、当下瞬间与永恒彼岸的对话，在诗歌中都得到充分的展示与表现，从而让生活的各种意义在诗歌中自由穿行，彼此对话碰撞冲突，而最终使那种形而上的意义失去统一性、完整性而变得支离破碎，在艺术的最大限度上表现出了个人客观生活和主观命运意志之间的一种不可化解的矛盾和冲突。并在这种不可化解的矛盾与冲突中，使诗歌所具有的内在张力，达到了一种诗歌写作技术上的极限，诗歌的审美效果和蕴含的深刻奥义也就在这种极限中得到最大效果的发挥和无声的、不能诉诸单一语言的，而是多向度、多种可能的、多重意味的阐释。而当代另一位女诗人王小妮的口语叙事则在贴进生活的同时，将诗意的智性思索投射在词语的断裂空白处，让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的光芒照射穿行其中，伴随着读者的思索，将世俗形而下的琐屑、晦昧和尘污一扫而净，而让生活在诗歌阅读的智性思索中露出其本身平凡、光亮与纯洁、庄严的样态。如她九十年代以后的《我看见大风雪》《月光白得很》《十枝水仙》等等。这些诗歌中的口语词语的运用，都达到了一种艺术性的高度自由境地，在词语的空白裂隙处，不但闪现着形而上的精神光亮，而且达到了一种言说不尽、出神入化的禅境。而显示了一种独特性的个人化的口语写作风格。正是在这种独特的个人化口语写作风格使其虽生活在时代之内，又超然游离于时代和世俗之外，犹如一个文字的禅师，在1990年代以来这个世俗化的时代里，活在文字所制造的另一度精神空间里而气定神闲自成一家，看尽时代潮起潮落，声名富贵若柳絮烟花。如果说翟永明的口语诗歌写作令人在后现代性的间隙中睹见的是生活的多种样态和意义变异的多种可能性，也即体现出一种不断流动变化的现代性，让人看见的是一种意义间正在变异的过程；那么王小妮的口语叙事则让人在词语的间隙处瞥见缕缕神性的光亮，体悟到一种言说不尽的禅意，令人在不能述诸语言思维的顿悟中领悟到一种智慧花开的喜悦，以及打破正常语法规则后在语言中临风飞翔的感觉。因此如果说翟永明的口语运用使人感觉到词语间各种意义间的流动变异生长情形，宛若一条正在行进着的汩汩流动的河水，那么王小妮的口语运用情形则如风行水上，大化无痕。也就是说翟永明的口语运用体现的是一种诗歌写作的词语修辞技艺，而王小妮的口语运用体现的则是一种诗性的艺术，在这种艺术里语词因忘却了尘世的自我而生出翅膀，最终回归到心灵的故乡，并在归乡的途中放射出无限喜悦的光芒，将世俗现实里的种种缠缚着心灵的迷闷和晦暗照亮。

同样，如果说翟永明和王小妮的口语叙事是属于一种现代主义写作向度上的口语诗歌写作，因而这种口语是一种艺术意义上的自由化的口语写作；那么在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坛上还存在着一种非艺术化的非诗化的口语写作，这就是那种抹平一切界限、差异，解构任何深度和本质的后现代性的作为行为艺术的非诗化口语写作，这种口语写作不是为了制造一种诗性的陌生化效果，而是有意混淆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界限，是作为一种解构二元对立等级观念制度手段和策略的行为艺术。因此这种口语写作它不是艺术化的自由，没有经过艺术的提炼和加工的过程，而是一种解构主义的，作为一种反文化、反制度、的手段和策略的平面诗歌写作。当然这种消解一切差异、本质的解构性非诗化口语写作，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阶段（如思想高度禁锢时）和1990年代以来的特殊过渡性时期，有一定积极意义和其合理性因素存在，但是超出一定界限，则走向消极的反面而造成自身的解构性自杀。从口语诗到口水诗的发展泛滥就恰好在客观上证明着这个道理。所以口语化的真正目的是通过一种个人化的方式，实现一种艺术上的自由，而不是艺术行为的放纵和泛滥。当然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坛乘着后现代主义的西风，同时由于个人理解的偏差，就导致了一种庸俗思想和艺术行为暂时同流合污、混淆是非、迷惑大众的现象。但只要沉住气，站稳脚跟，擦亮眼睛，假象终会烟消云散的。如尹丽川一些典型诗作的口语化就属于这种后现代的平面性写作，但它在更大的意义上是作为一种解构性的策略和手段，它不只在破，而在立；如果我们就此认为她就是口语化般的浅薄和庸俗则是不恰当的，至少只是对她的一种片面性的理解，因为她除了故意制造出那些口语般肤浅的身体诗歌外，还有写得相当漂亮、含蕴、优美而诗意无穷的口语诗，一如我们在她的《老》中所见那青春仓促的惊艳。可以说尹丽川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文本的写作中，她都显出了惊人、极致的“个人化”，这在1990年代以来的女诗人中是不多见的，而且起笔出手不凡，写诗的诗龄又不长，堪称诗歌奇才。在她写作时间不长、且为数不多的文学创作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她向各个方向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或说蕴含着各种潜在的艺术素质。她是真正将精英与大众、学院与民间、高雅与媚俗、先锋与颓废完好结合一身的后现代性文本，她的后现代性个人化口语诗歌文本充分、恰当地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的夹生、杂半、混杂、拼凑的多元共生的特点，一如我们看到的在其诗歌中反讽、戏拟、拼贴、口语、叙事无所不用其极的表现。

艺术在她那里通过极端个人化的方式而无限地趋近于普遍性的大众，它们是那么完好的又是那么矛盾的结合在一起，她仿佛生就是一个矛盾的特殊体。在艺术写作上她好像没经过起跑的锻炼就已经烂熟了，没经过先锋的激进就直接腐朽颓废了。因此她是这个时代快餐文化的一个产儿，或说典型文本。另外，1990年代以来中国特定的后现代文化背景，又必然使拼贴、戏拟、反讽等其他后现代性手法开始大量进入诗歌，使1990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在以叙事为主要表达手段而兼有小说、戏剧、散文等现代性风格的同时，又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后现代性特征。也即呈现出现代与后现代亦庄亦谐的两种不同风格的写作模式，而进入鱼龙混杂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双重写作时期。但是,以上这些写作变异基本上是属于在诗歌写作观念上和艺术手法上的个人化变异的倾向,它基本上体现的是“怎么写、如何写”的问题，实际上当代女性诗歌的个人化倾向还不仅体现在“怎么写，如何写”的艺术技巧层面上,它更体现在“写什么”的层面上,也即体现在诗歌写作思想内容题材的个人化变异上，这种思想内容题材方面的个人化变异主要体现自1990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已告别了1980年代中后期高昂、单调的性别对抗而进入了一个激情和词语磨合的时期，并在激情和词语的磨合过程中，转入对日常生活的散文化抒写和个体内在生命的沉思。同时，在日常生活的散文化抒写和个体内在生命的沉思中展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共存的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美学写作态势。正是由于这种内容层面上的多元性个人化抒写展示，于是在1990年代以来的女性诗歌写作中，我们既会看到翟永明、王小妮和陆忆敏等充满哲理深度的现代性诗作，也会看到安琪、尹丽川等的充满游戏消遣的后现代性平面诗作。既会在安琪的《诞生》中看到“爱情的碎片”，也会在郑玲的《渴望麒麟》中看到爱情的神圣；既会看到陆平的《烦恼细细密密》，也会看到唐亚平的《形而上的风景》；既会看到扶桑的《乡土戏》，也会看到徐久梅的《阵痛的城市》；既会在陆平的《城市歌谣》中体会城市的喧嚣与浮躁，也会在蓝蓝的始终充满神性的写作中领略乡村的宁静和幽美。

由于1990年代以来女性诗歌在内容层面上的多元性个人化抒写展示，使得无论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生命沉思，还是形而下的具体微观日常生活的细小角落都在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女性诗歌中得到了巨细无遗的展示。因此，个人化抒写的结果必然造成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多样性表现。同时，这种内容上多样性的个人化展示中自然也就带来的良莠并存的诗歌写作现象，使得一些不合时宜的、平庸、不健康的内容也混杂的走进诗歌中。如“我是个平和的女子/能吃开心的食物/我的手指上有绿色的斑点/那是一个日子变的/那是日子好看/并纪念一个杰出的人//我在大街上穿着大摆裙/腰肢纤细/动不动说一句漂亮的英语”(邵薇《过日子》)，这样的诗呈现的是大俗大媚的人间烟火的凡俗取向，它几乎就是日常生活的复制。还有的诗歌甚至直接就以日常平庸的心态来命名诗歌，如蓝蓝的《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此外，象海男的《翻开今天的报纸》，林珂《酒这东西》，路也《两个女子谈论法国香水》也都是表现平庸的日常生活俗事。这样由于时代转型和诗歌写作自身变革合力促成的现代性结果，就使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女性诗歌写作，无论在思想内容层面，还是在艺术写作形式、手法、样态、审美选择上，都呈现出一种反对一切宏大叙事的个人化的转型态势和倾向。以往那种作为现代性宏大叙事话语的国家性、民族性、阶级性话语，在1990年代以来这个大众消费文化盛行的特殊时代里就自然转化为一种更具时代性的个人性话语。如果说，19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诗歌的崛起是这种个人性话语即将崛起的一种最早、最明显的征候，那么只有在1990年代以后，在这种特殊的后现代性社会文化语境下所造成的真正个人化时代，女性诗歌那种高昂的单一向度的性别对抗话语，才能真正转化为一种更具时代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也即去性化以后的个人性话语。

三、结语

第4篇：现代诗歌散文范文

本文旨在剖析这些问题并尝试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一、对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有效性的界定

即然文章就是围绕“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进行探究，那么我们首先就对“有效性”进行一个界定。而这个有效性又必须从中国的教育现状出发，那就是既要考虑到应试教育的一面，但同时又不能脱离素质教育这一我们的教育事业所追寻的理想目标。

“名句默写”和“诗歌鉴赏”是高考必考的两个模块，所以，能否在高考中答好这两道题，能否经得起高考这块“试金石”的检验，是衡量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而理想的诗歌教育又不仅仅是帮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诗歌这一部分的分数，同时它更肩负着培养学生的审美品位、加深学生的文化底蕴、传承民族传统文化这一重要责任。对此，《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也有明确阐释：

1.培养鉴赏诗歌和散文作品的浓厚兴趣，丰富自己的情感世界，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文学修养。

2.阅读古今中外优秀的诗歌、散文作品，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探索作品的丰富意蕴，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用历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3.借助工具书和有关资料，读懂不太艰深的古代诗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古代诗文名篇。学习古代诗词格律基础知识，了解相关的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丰富文化积累，为形成传统文化的底蕴打下扎实基础。

4.学习鉴赏诗歌、散文的基本方法，初步把握中外诗歌、散文各自的艺术特性，注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发现作品意蕴，不断获得新的阅读体验。

5.尝试诗歌、散文的创作，组织文学社团，展示成果，交流体会。

所以，这里的“有效性”就包含着两层基本要求：一是不与高考相冲突，并且要有助于得分：二是有助于丰富学生的情感世界，帮助养成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文学修养，形成传统文化底蕴，进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者。

二、当前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中存在的误区

当前诗歌教学中的误区可以简单概括为“走向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唯考试论”、“唯实用论”，在诗歌教学中紧密围绕着高考诗歌题目这一中心，不谈“美”，只谈“分”，结果就是一首首千古传唱的名篇佳作、一朵朵精神之花被肢解为各种题目，诸如“炼字题”、“分析意象题”、“分析表达技巧题”等等，从而使诗歌毫无美感可言，使诗歌教学毫无心灵体验，将感性的东西彻底物化了。

另一个极端就是高举“新课标”、“新课改”的旗帜，对高考、对分数讳莫如深，觉得谈分数、谈答题技巧就是玷污了新课标、亵渎了素质教育。于是，丰富多彩的教学环节、教学活动在课堂上纷纷呈现，老师对答题技巧缄口不言，整个课堂就沦为了学生热烈讨论、展示的舞台。但热闹过后，当学生面对考试题目时却一筹莫展，毫无头绪。

三、高中语文中国古代诗歌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探究

1.如何确保高考时，在“名句默写”和“诗歌鉴赏”两个必考的模块能够拿到较为理想的分数？首先，必须抓好学生的背诵，因为通过背诵就可以解决“名句默写”的问题，而同时，背诵又是诗歌鉴赏的基础和写作素材获取的重要途径。其次，老师还应针对高考中诗歌鉴赏的常见题型，比如“炼字型”、“分析意象型”、“分析表现手法型”、“对比鉴赏型”等，对学生进行专项训练，从而使学生答题时游刃有余，取得较为理想的成绩。

2.如何帮助学生获取审美体验，加深学生的文化底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中关于诗歌的五项要求作为衡量自己课堂环节、课堂行为的重要依据，比照自己的诗歌教学与新课标的吻合度。甚至，我们可以将五项要求中的内容直接转化为我们的具体操作。比如第二条中的“用历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诗文的思想内容，并给予恰当的评价”，以及第五条中的“尝试诗歌、散文的创作，组织文学社团，展示成果，交流体会”，如果我们能在课堂教学中加以采用，必将拉近学生与中国传统诗歌、传统文化的精神距离，激发学生学习传统诗歌、品味传统文化的极大兴趣。

第5篇：现代诗歌散文范文

摘要：隋唐以来，由于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文学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收到重视，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北齐根本就没有文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齐文学逐步走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学术界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方面对北齐文学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道路。同时，北齐文学的研究依然存在着许多空白，需要后来者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北齐；文学；综述

北齐是一个战乱中的短命王朝，但是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诗歌、散文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但是就北齐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学术界有着一定的分歧。有些人认为北朝是没有文学的，南北朝的文学也就是南朝文学。有些人给予了北朝文学积极的评价，认为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时期以后，随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北齐文学也逐渐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其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北齐文学兴盛的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北齐文学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展开了对北齐文学的研究，下面我就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简单综述，以期有利于研究者的研究之用。

北齐文学兴盛原因综述

吉定在《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中指出，北齐文学的主要成就在诗歌、骈文、辞赋、民歌等方面，而北齐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文林馆的创办；北齐文风的“南化”；南北文士的交流。他认为北齐文学在模仿南朝文学的同时，保持北方文学的贞刚之气、开阔境界是北齐文学的一大特点，在哀婉之情的抒发中,包蕴了一份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 ,折射出南北分裂 、融合时期动乱现实给士人心态造成的精神失落和特殊人生的深悲沉恨 ,这一点部分地继承了汉魏风骨 ,是北齐文学的又一特点。

陈娟、徐中原在《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中也指出，东魏、北齐的散文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一方面是受到北魏的影响，另一方面，北齐统治者的重视和文士自身审美意识的增强也是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东魏北齐不管是在作家、作品数量还是在作品题材、艺术性方面都比前代有了一个重要的发展，并且开始出现了散文的文学流派，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文林馆的设立，是北齐统治者重视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多篇单篇研究论文。如宋燕鹏在论文《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中就考证了文林馆设立的时间、执掌与成员人数、成就与撤销时间等一系列问题。他认为文林馆设立于武平三年（572年），颜之推、李德林、张景仁执掌文林馆，经过考证得出文林馆实际有68人，并且整理和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集子，随着北齐政权的灭亡而消失。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也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时间应当在武平三年（572年），待诏文林馆的人大都富有才华，待诏文林馆的大都是北方的汉族士人，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年龄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预示着北方文学新的创作高峰的到来。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经过研究史料认为北齐文林馆的真正建立时间应当在武平四年（573年），建立之后主要由颜之推、李德林负责，文林馆的主要职责是编纂书籍，编辑了大批类书，文林馆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歌。文林馆的建立在南北方文学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对以后朝代相应官职的设置产生了一定影响。石美莹在论文《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中着重论述了文林馆设立的意义，她认为文林馆的设立标志着北齐文坛实现了“文学的自觉”，北朝文学开始追赶南朝文学，对南北文风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还培育了一大批新锐作家。

北齐主要文学成就研究

由于文献资料的散失，北齐文学一直为学术界所忽略，直到近些年，收集到一些散佚的作品，例如严可均辑佚的《全北齐文》，逯立钦编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等，基本上反映了现存的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随着这些辑佚作品的出现，学术界也逐渐开始重视北齐文学的发展，逐步肯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85年，张皓在论文《北朝诗风刍议》中肯定了北朝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北朝诗歌的进一步分析，他认为北朝诗歌应当分为三种：汉魏遗响，燕赵悲歌；民族交融，乐府新声；南北初融，寒木春华。

曹道衡先生在论文《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中肯定了北齐的诗歌创作，虽然现存数量不多，但是却代表了北朝文学比较繁荣的一个阶段，与北魏、北周相比，诗歌创作在数量上明显要多，就创作技巧而言，相比北魏时期也是比较成熟的。由于地理、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北齐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南朝的特色，数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但总体来说，北齐诗歌是代表着上升的趋势。当然，北齐也是在借鉴南朝诗歌的经验，体现了南北文风的大融合。

刘怀荣在《北齐、北周及隋代的歌诗艺术考论》中看到了歌诗在三代中的繁荣发展，王室、贵族和文人们阶层对歌诗艺术的喜爱，极大地促进了歌诗艺术的发展，而这些喜爱歌诗艺术的文人大多都是歌诗的创作者。胡汉音乐交融，南北歌诗融合，使得歌诗艺术的创作和消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胡大雷的论文《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论述了南北朝诗人在外交场景中的诗歌创作。因为外交使者的形象、口辩、风度、才学都与国家的形象、威严紧密相连，所以才学俱佳的诗人就成为了外交场景中的常客。文学作品也承担起了外交往来的重任，双方有往来必有赋诗，这也成为一种定例，包括使者的以诗相会，对自己使节生涯的吟诵等等，这也表明，南北统一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

北齐诗歌与同时期的陈朝相比，有着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上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没有对北齐文学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还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开掘。

北齐具体作家研究

由于大量文学作品的散佚，北齐的作家也有不见于史料者，现在学术界所见的大都是《北史》，《北齐书》等所记载的，也逐步开展了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就。

孔毅在《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一文中指出，在东魏北齐活跃着一个文士集团，在两朝政治、文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隋唐人对这个文士集团有高度评价，但是近些年又受到忽视。他们编修了大批书籍，如《魏书》、《修文殿御览》、《文林馆诗赋》等，对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文士大都才华卓著，富于辩才，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外交领域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李少雍的论文《史传文学家魏收》对魏收的文学和史学创作进行了总结。他通过研究的出，魏收的诗作目前现存16首，大多是模拟南朝诗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诗歌体现了北朝浑厚的诗风。魏收推崇并模拟南朝梁，并以散文创作见长，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了魏收13篇散文。魏收最著名的是他编写的《魏书》，尽管颇受争议，但仍然代表了魏收创作的高度。

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一文集中论述了邢邵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他的散文现存28篇，风格不同，以文采见称，其思想内容涉及佛学、文学思想等等。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被南朝人成为“北间第一才士”。

钟素梅在论文《颜之推入北后的文化反思》中阐述了颜之推在出使北朝后的思想变化。她指出颜之推出身南朝高门，曾受南朝皇帝大恩，所以入北之后对故国怀有依恋之情，加之北方文化的变化和政局的动荡，使得他不得不小心从事，在北方儒家讲耕读的质朴刚直的文化氛围中，颜之推重新审视自己所依恋的南方文化时，发现了腐化堕落的一面，又反过来批判南方文化。

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一文，指出了颜之推在南北文学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涉及到南北方文学风貌的不同以及他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些深邃见解。颜之推的文学创作受到家世影响，有着浓厚的儒家气息，入北之后对于推动南北文学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颜之推还将南北方的典籍、文风、士风等进行对比研究，促使他对文学创作提出了许多切实的见解。他比较重视文学功利性的一面，认为文章应该“不失体裁，辞意可观”，同时还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具体作家，所以研究一个朝代的文学就必须要研究这个朝代的作家。北齐的作家载于典籍的并不多，对于北齐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尚有许多作家没有人进行研究，还期待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做出更多研究，以完善研究资料。

北齐文学影响研究

北齐文学创作虽然不如南朝各代丰富，但是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

杜晓勤在论文《北齐文学传统与唐初诗歌革新之关系》中指出，活跃在北齐，活跃在周隋易代之际的卢思道、薛道衡等人，对唐初的革新派诗人的诗风和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南北朝向唐朝诗歌艺术的转变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卢思道、薛道衡等人的文学创作已经表现出地域特色和艺术个性，这些对初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子昂、王绩、初唐四杰、魏征等人在改革初唐绮靡诗风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收到了卢思道等人的影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北齐文学发展的时代背景、具体原因、北齐文学作品、北齐作家以及北齐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做了具体阐述，并且进一步朝着深入方向发展，让我们对北齐文学的整体状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但是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对于北齐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北齐整体文学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许多作家的研究还呈现出空白的状态，北齐文学的辑佚工作做得还不够，对于具体作家的研究只限于影响较大的几位，对北齐文学的地位和影响的研究也不够深入。这些问题都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北齐文学的研究当中，使得北齐文学的研究取得更为深广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吉定.北齐文学兴盛及其原因初探.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2】陈娟、徐中原.东魏北齐散文发展的动因及其表现.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3】宋燕鹏.北齐的文化著述机构――文林馆.兰台世界，2006,24.

【4】魏宏利.北齐文林馆的设立、构成及其历史意义.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5】王允亮.北齐文林馆考论.长沙大学学报，2006,6.

【6】石美莹.试论北齐文林馆设立的意义与作用.宿州学院学报，2010,12.【7】张皓.北朝诗风刍议.江汉论坛，1985,8.

【8】曹道衡.论北齐诗歌的历史地位.社会科学战线,19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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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大雷.南北朝外交场景中的诗人诗作.文学评论,2008,5.

【11】孔毅.东魏北齐的文士及其命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

【12】李少雍.史传文学家魏收.古典文学知识，1999,3.

【13】徐中原.邢邵散文略论.五邑大学学报，2008,4.

【14】王允亮.颜之推与南北文学交流.中州学刊，2010,3.

第6篇：现代诗歌散文范文

关键词：唐代诗文；佛经；佛偈；典故

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既继承了前朝历代的精华，又揭开了后代诗歌艺术的序幕，在我国诗歌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代诗歌博采众长，对大量的文化形式和体裁都有借鉴，民歌、歌赋、经文等在唐诗中都能找到影子。唐代作为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文化极度发达，大量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互相融合，发展很快。而整个有唐一代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也都推行了兼容并包的政策，因而唐代文化的融合性很强，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大量外来文化经过融合之后得到了很大发展，同时也对唐诗这一展现唐代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学体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佛经自汉代译入，渐渐地在汉地扎根，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汉人的思想言行。汉地本土诗文作为“人”的诗文，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表现出这种影响。在唐代，佛教十分兴盛，全国僧侣、寺庙的数量远超前朝历代，在唐朝后期，因为寺庙和僧侣人数太多，政府还推行了“会昌灭佛”，可见唐代佛教规模已十分庞大，对社会生活已有十分巨大的影响。

汉译佛经与中国唐代诗文均叙述情节完整的故事，均论说事理，佛偈与汉地诗、颂、赞等的语言形式有很大相同之处：均有四言等形式；而汉译佛经因果报应、空义、神通、地狱、化城等思想内容、套子式行文等形式体制为纯汉地诗文（非佛经及受佛经影响者，下同）所无。两者的相同之处奠定了前者影响后者的基础，两者的不同使前者影响后者有了必要可能。正是具备了这种基础和可能，中国唐代本土诗文受到了汉译佛经的较大影响，相关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诗文与佛经

中国唐代诗文所受汉译佛经影响是很大的，在佛经的影响之下，唐代诗文不仅出现了新的思想内容，其形式体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搞清中国唐代诗文所受佛经影响，可更加透彻地认识中国诗文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佛经对汉地本土诗文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对当今吸收外来文学、文化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外来的佛教文化与我国本土文化是如何相互融合的。

佛经产生于南亚次大陆的天竺，有独特的思想内容，汉人对此颇感兴趣。到了唐代这一现象日渐成熟，许多文人墨客以诗、赋、颂、赞、诏、敕、启、疏、论、序、小说、史传、子书、愿文、仟文、变文及道经等比较多地引述、阐释、评价、讨论佛经的思想内容，如唐张读《宣室志》卷八《杨叟》引用《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又如萧梁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述梁武帝命人“日往屠肆，食切鼎俎，即时救赎，济免亿数”，其思想基础便是《楞枷经》、《大般涅姥经》等处断食肉的主张等。由此来看，根据佛经内容进行述说、或者将佛经教义作为行文的思想基础在唐代诗文中是比较常见的。

二、唐代诗文外在形式和佛经意象

1.创作素材的扩充和形式的变化

唐代诗文取材广泛，单就诗歌而言，就有行别诗、咏物诗、抒情诗、边塞诗等多种形式，而佛经的引入又极大地扩充了唐代诗文的取材范围，因而创作素材便是唐代诗文中重要的意象。唐代佛教文化已十分普及，各地寺庙林立，僧侣众多，而大量的佛教经典也开始广泛流传，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佛经便成为文人们诗文创作的源泉。诗如鸠摩罗什的《十喻诗》、萧梁萧纲《十空诗》、《琴诗》等都是典型的以佛经为主题的诗文，而《降魔变文》等则是以佛教经典或传说为主题创作的诗文。

除内容外，唐代诗文中佛经意象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形式。佛经的某些形式远比汉地本土诗文同类者突出、集中，汉地一些人对此颇感兴趣，将之汲取融入自己诗文中，如佛偈之大量议论为东晋玄言诗、陶渊明等人的诗汲取，佛经倡颂与长行杂错的方式为道经、变文汲取，齐梁文人非乐府体五言四旬小诗体制与佛偈中大量存在的五言四句的体制有一定关系，汉地小说虚构故事的事件链很长是受到佛经中同类现象的影响等。

2.议论和散文化

在佛教经典中，佛经教义中有大量议论，句式绝大部分是散文化；五言四句一首的体制极常见，后者无佛义，议论不多，散文化的句式不多，五言四句一首的体制齐梁之前不多见，而在唐代则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唐代诗文中，议论性的内容和形式十分常见，尤其是标准的律诗，通常通过前半段的论述在后半段予以升华，论述一定的道理，单纯描述景物的诗文并不多见，用字数相等的整齐句子议论佛教义理，同议论佛义的佛偈殊无二致。当然，汉地诗歌本来就有议论，虽不多，上述诗歌颇多议论自然与此有关。

除了议论化，散文化也是唐代诗文中重要的现象，汉译佛偈实质上是散文形式，是装在五字句（五言佛偈）、四字句（四言佛偈）、七字句（七言佛倡）等“框架”中的散文，这恰好与唐代诗文的表现形式很好地结合起来，例如如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三《授记品第六》中云“为佛智蕙净修梵行，供养无上二足尊”，这就是典型的对佛偈翻译的诗文化处理，当中散文意象十分明显，其原文是“告诸比丘我以佛眼见是迦叶子未来世过无数劫 当得做佛 而于来世供养奉觐三百万亿诸佛世尊为佛智葸净修梵行供养无上二足尊已修习一切无上之葱 于最后身得成为佛”。诗歌句式散文化，使诗歌别具一种古朴风格，值得肯定，同时汉译佛偈促使诗歌内部更多地注入了散文的因素，促进了诗歌体貌的多样化，增强了其活力。

第7篇：现代诗歌散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石川啄木，周作人，目的论

 

石川啄木在日本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诗人，被称为“国民诗人[1]”。其短歌一改从古至今的一行书写形式，以独特的三行书写，自由地表现了口语定型诗的魅力，对日本近代新和歌的改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其一生的重要创作都收录在歌集《一握沙》《悲伤的玩具》中。

“周作人是最早翻译日本近代和歌的翻译家[2]”，“也是最早译介石川啄木诗歌的翻译者[3]”。他以白话散文体的形式翻译日本的和歌被朱自清称为“实在是创作[4]”，尤其是20年代译出的作品，以崭新的散文体形式及白话文的语体对当时的诗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并且促进了一个新的诗体“小诗”的诞生，对此后的中国白话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文以石川啄木的歌集《一握砂》《悲伤的玩具》，周作人的译本为中心，从目的论角度，把周作人翻译歌集的“目的性”做为切入点，对目的论在近代和歌汉译过程中的接受及应用进行探讨。

一．目的论

目的论，它打破了传统翻译理论对翻译文本的研究模式，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目的性的选择上，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人类的一种行为英语专业毕业论文，而人类一切行为都是有意图、有目的的，因此，翻译行为的实施也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译者都会选择特定的文本和运用特定的翻译策略，以期达到自己的特定目的。目的论的提出者弗梅尔将翻译目的分为三类:一类是译者所要达到的一般性目的，比如说赚钱：二是译文在目的文化语境中要达到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第三类是使用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

所有翻译行为所要遵循的第一法则就是目的法则，即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的全过程，从翻译材料的选用到翻译策略的采用，都必须遵循翻译目的。

二．周作人的翻译策略

1.形式：

周作人认为日本诗歌的特征是“用了简练含蓄的字句暗示一种情景，为别国所不能及的……”“但因此却使翻译更觉为难了。”[5]

原文：病みてあれば心も弱るらむ！

さまざまの

泣きたきことが胸にあつまる。[6]　「一握の砂

译文：生了病心也会弱了吧！

各式各样的

要哭的事情都聚到心中来了。[7]

用简洁的语言，运用句子的长短度，以散文式的节奏变化来让读者感受到了和歌的魅力。初看译文看似平板，其实却充满了趣味。啄木的和歌不拘泥于韵律和定型，打破以往不分行的书写的惯例而分了三行，非常自由。周作人用散文体来翻译，不拘泥于韵律和语法，“实在是创作[8]”。

2.语体：

啄木的和歌用的是近口语体的语体，周作人用白话文来翻译，传达了白话潜在的表现力，同时也准确传达了和歌近口语体的趣味。

原文： 茶まで断ちて、　 わが平復を祈りたまふ　 母の今日また何か怒れる。

译文： 连茶都戒了

祈祷我的病愈的

母亲今天又为了什么发怒了。

周作人用近似于翻译腔的定语句型，表示词语的关系，用长定语来修饰“母亲”，用“了”表示动词的过去时态。并用了结构助词“的”，这是白话特有的。

原文：かなしきは我が父！　 　今日も新聞を読みあきて、　 　 庭に小蟻と遊べり。

訳文：悲哀的是我的父亲！

今天又看厌了报纸，

在院子里同蚂蚁玩耍去了。

文言文中的单音节单词很多，每个单词都很独立，周作人则充分发挥白话文的表现力尽量用双音节的单词，音节数增加的同时也缓和了句子的节奏。如“悲哀”“玩耍”的双音节单词使译文更加流畅。

原文：鏡屋の前に来て ふと驚きぬ 見すぼらしげに歩むものかも

訳文：来到镜子店的前面，

突然的吃惊了，

我走路的样子显得多么寒伧啊。

译文加上了原文中没有的人称代词“我”，这对几乎没有人称代词的中国古典诗歌简直是一种挑战，怪不对朱自清称赞其“简直是创作”。

周作人的白话可以说，是把中国古代的白话、民间口语和外语溶合在一起的新式的现代语。很重视句子成分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主谓定状语交错在一起，甚至有几重修饰，注重营造和歌整体的意义，而且少了中国古典诗歌式的晦涩。

由此可以得出，周作人是采用了白话散文体这一翻译策略来翻译啄木的短歌的。

三．周作人的翻译目的

1917年到1921年，这个时期我国文坛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已经完成，在诗歌方面也是白话体诗歌独占鳌头。但是，到了1921年，中国新诗坛却有了个暂时性的沉默，为了打破这个沉默，1921年5月，周作人写了《新诗》，刊于6月9日《晨报副刊》，他在文章写到“现在的新诗坛，真是可以说消沉极了。……新诗提倡已经五六年了，论理至少应该有一个会，或有一种杂志，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了。现在不但没有，反日见消沉下去……”[9]。

他其实是想用外国的思想和手法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关于新诗他这样说道“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外国诗歌）来的，他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10]”。1921年8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杂译日本诗三十首》，12月翻译《日本俗歌四十首》，又陆续发表《日本的诗歌》，《日本的小诗》等。啄木的短歌也是在1922年翻译的。

啄木在近代文学史上，“用恰当的表现方式体现了近代诗精神，树立了新诗歌[11]”受到瞩目。他用三行书写的方式，打破了传统和歌不分行的惯例，被视为是一种变革。啄木的这种叛逆、革新、独创的歌风，正好与当时周作人心涌现的突破旧框框的期望形成共鸣。

由此得出，周作人翻译啄木的短歌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取日本近代和歌中的新要素 ，进而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

四．翻译策略的有效性

1.散文体

汉语为独立语，每个单词都有丰富的含义，语法变化也很少，即使是和日语有相同的字数，相对应的内容也不同。“三十一个音大抵只能当得十个汉字，如俳句的十七音英语专业毕业论文，不过六七个汉字罢了[12]”。如果用10个或7个汉字来翻译和歌和俳句，音节过于紧迫，加快了节奏感，就会失去原作的情趣。语法变化少，就无法表现原文复杂的语法和“特有的助词[13]”。当翻译啄木的近口语体和歌时，这种语言的差异就成为很大的障碍。

周作人提出用散文体来表现和歌原有的趣味。他在《日本的诗歌》中关于日本诗歌的翻译说道“如将他译成两句五言或一句七言，固然如……嚼饭哺人一样；就只用散文说明大意，……但此外别无适当的方法”[14]。在《日本俗歌六十首》中他说“我的翻译，重在忠实的传达原文的意思, ……但一方面在形式也并不忽视，仍然期望保存本来的若干风格。这两面的顾忌是我不得不抛弃做成中国式歌谣的妄想，只能以这样的散文暂自满足。[15]”

周作人正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反复考量最后才采用了散文体。

2.白话文

周作人用白话文来翻译啄木的短歌，不得不提到其把翻译作为工具，改革新文学的这一思想。他在《谈翻译》中曾说道“自从严几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则为译书不刊的典则，……但仔细加以分析，达雅重在本国文方面，信则是与外国文有密切关系的。……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信达最为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文言文译书不很费力而容易讨好，所以于译者有利，称曰为自己而翻译，即为此故，不过若是因为译者喜欢这本原书，心想介绍给大家去看，那么这是为译书而翻译了，虽然用文言译最有利益，而于读者究不方便，只好用白话文译去[16]”。他把翻译目的分为为书而翻和为自己而翻，提出如果是为读者介绍的话最好用白话文翻译这一主张。

目的论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对策和具体翻译方法。如上所述，周作人翻译的目的是吸取日本近代和歌的新要素促进中国新诗的发展。正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周作人选了啄木的歌集，采用白话散文体的翻译策略。

3.小诗的诞生

从1921年到1924年，中国诗坛兴起了一股小诗的风潮，大量的小诗在报刊上刊登。朱自清对此这样总结：“现在短诗底流行，可算盛极！……这种短诗底来源英语专业毕业论文，据我所知，有以下两种：（1）周启明君翻译的日本诗歌，（2）泰戈尔《飞鸟集》里的短诗。前一种影响甚大。[17]”指出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诗歌对小诗的巨大影响。而当时的小诗也确实和周翻译的短歌很相似。比如：

从堤边，水面

远近的杨柳掩映里，

我认识了西湖了！应修人《我认识了西湖了》[18]

这首小诗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和周的译文极为相似。用简单而又意味深长的语句，表现了作者一时的感想。

五．结语

翻译和创作是不可分离的。翻译为周提供了一种创作新诗的尝试，而周又在次基础上创作了自己的新诗。1929年他发表了自己的新诗集《过去的生命》，收纳了36首新诗，其中的一首《小河》，被胡适称为是“中国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19]”。

周作人萃取了日本诗歌的精华，使中国诗坛从创作的苦闷期中摆脱出来，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促进小诗的诞生，可以说是达到了其翻译目的。但是其有效性也是有限的。1924年以后革命的硝烟浓起，小诗的形式和格调却与时代不相适应，其内容短小，无法承载复杂而深刻的内涵，小诗的作者们也纷纷停止了小诗的创作，转而寻觅其他的形式来符合时代的要求。

但是，正是因为周作人的翻译，为中国新诗坛开辟了一条虽不开阔但与众不同的途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诗坛的一大收获。

参考文献：

[1].李艳霞.从目的论看梁实秋与鲁迅翻译官的异同[J].郑州：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4

[2].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C].香港:香港城市人大学出版社，2000

第8篇：现代诗歌散文范文

关键词：古小说；文言小说；存诗

中图分类号：I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005-02

一、古小说的存诗情况

程毅中在《古小说简目》中说“古小说相对于近古的通俗小说而言，称为子部小说或笔记小说”。根据鲁迅的《古小说钩沉》来看，古小说是指唐前的小说。而黄霖《古小说论概观》中认为古小说等同于古代小说。相对白话小说，古小说时代较早，文体较古。本文将以鲁迅先生的定义为准则，以唐前的文言小说为研究对象。在这个小说发展的初级阶段，诗歌这个重要的文学载体，它在小说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小说的存诗上接《诗经》《楚辞》之遗韵，下启盛唐诗风之先端，为小说增添了许多美感，也推动了古小说的发展。

古小说被保存下来的不多，参看了程毅中的《古小说简目》，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和袁行霈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以及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唐前的文言小说有《山海经》、《穆天子传》、《燕丹子》、《博物志》、《小说》、《列异传》、《鬻子》、《世说新语》、《异苑》、《拾遗记》、《汉武帝洞冥记》、《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海内十洲记》、《神异经》、《西京杂记》、《旌异记》、《集灵记》、《冤魂记》、《因果记》、《冥祥记》、《补续冥祥记》、《感应传》、《齐谐记》、《续齐谐记》、《幽冥录》、《搜神记》、《荀氏灵鬼记》、《孔氏志怪》、《志怪》（祖台之）、《研神记》、《神录》、《近异录》、《述异记》、《古异传》、《启颜录》。虽然有些小说的原本已亡佚，但在后人的辑佚中仍然可以看到。在这些古小说中，依然有一些诗歌被保存下来。

根据诗歌总集对古小说中存诗的辑录，我们得知古小说存诗的一个大致情况。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具体情况如下：《穆天子传》存诗5首，《搜神记》存诗8首，《汉武帝内传》存诗3首，《世说新语》存诗8首，《拾遗记》存诗6首，《异苑》存诗4首，《周氏冥通记》存诗6首，《山海经》《燕丹子》《博物志》《汉武故事》《西京杂记》《续齐谐记》《幽明录》《述异记》中也散存着一些诗，只是数量不多，每部古小说中存诗一首。而且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还收录了一些古小说中歌、谣、杂辞，虽然它们不是完整的诗，但都具有一些诗的特征。

二、古小说存诗的具体分析

古小说中的存诗具有多种体裁。《穆天子传》、《燕丹子》、《山海经》中的存诗创作时是明显受《诗经》影响的，通常都是四言诗，而且有重叠递进的句式。而汉代文言小说的存诗又多受骚体赋影响，常使用带有“兮”的语句，而且抒情性很强。魏晋时期文言小说的存诗既有受《离骚》《楚辞》影响而创作的骚体诗，也有受《诗经》影响的四言诗，还有受《古诗十九首》影响的五言诗，但《拾遗记》中的存诗却是七言诗，这也是唐前文言小说存诗中仅有的七言诗。早在曹魏时期我国的七言诗就已经成熟，这也是文人七言诗对文言小说存诗的一个重要影响。而南北朝时期的存诗也多为四言和五言诗。古小说中存诗体制多样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发展很活跃。

古小说中的存诗题裁也是具有多样化的。有仙道色彩的诗歌，在《汉武帝内传》中这类诗歌居多，小说使用了大量的赋文来描写求仙问道的玄幻物象，铺张扬厉，用丰富炫彩的语言营造了仙界之盛境。而文本中的存诗也有此特点，诗赋文的结合使文言小说的故事性和审美艺术性融为了一体。也有抒发爱情的诗歌，《搜神记》中的《崔少府女赠卢充诗》则是借助诗歌描摹人物风貌，来增强抒发的情感的。吴志达说它“文字朴素清俊，而情深义真”是“魏晋时代极好的五言诗”。也有写民生时政的诗歌，《黄竹诗》，这完全是一组哀民诗，穆天子以诗言志抒情，寄希望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也是作者要表达的意向。虽然古小说中存诗的题材没有文人诗那么发达，但是也足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迅速发展对古小说引诗具有促进作用。

古小说中引入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增强小说的抒情性。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和审美特点。中国古代的小说在描写人物风貌，自然景观时不像西方小说那样刻画得很详细，而是往往以诗歌的形式粗略地临摹状貌以获取神韵。在唐前文言小说中借助诗歌粗略地描摹自然景观，以增强故事情节抒情性和读者想象的存诗很多，如《拾遗记》中的《娥皇歌》，《汉武帝故事》中的《秋风辞》，《拾遗记》中的《招商歌》等。《穆天子传》中就借助诗歌描摹自然景观，以便增强所要抒发的情感，从西王母与穆天子之间的一组对答诗来看看《穆天子传》中的存诗特点。《白云谣》前四句都在描写景物，苍茫的大地间，高耸的山峰与白云相交融，层层叠叠的山峦中隐现出悠长的道路，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寥廓的意境。最后一句则倒出了殷切的希望，虽然世事无常，但仍希望能再会。这些存在于古小说中的诗歌内容很简单但很纯然，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

在古小说存诗中也有一些叙事性强的诗歌，它们平铺直叙，有些甚至是很口水话，但是依旧为文言小说深化了主题，增添了审美艺术。这类口语化很强的诗歌在《异苑》中较多，大概与小说文本内容是记录怪异之事，而且篇幅都很短小有关。《搜神记》中的《紫玉歌》叙事简练，却能把诗歌与故事情节融合在一起，增强了小说本身的故事性。因此，无论是借助诗歌描写人物风貌，自然景观，还是述说故事，都是为了增强古小说的抒情性和叙事的艺术性。

古小说的存诗依附于小说文本，它既向着文人诗发展，但又具有自己的特征。

三、诗歌与文言小说的关系

闻一多的《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由此可见，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也正是受到《诗经》《离骚》和楚辞的影响，在文言小说的叙事中开始出现了一些诗歌，使叙事增加了抒情化。

古小说受诗骚和史传文学影响很深。陈平原认为中国小说是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的产物。而吴士余也认为“中国小说文体的产生和演变，始终受着史传叙事文体与抒情文体的影响。”古小说的产生与史传文学有密切联系，因此古小说中出现诗歌也正是受此影响，这也是小说文体和诗歌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首先，小说中诗歌的运用就是直接受诗骚这个抒情文体影响的，而且文言小说中诗歌的产生也是对我国诗歌这一主流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穆天子传》中的五首歌谣和《燕丹子》中的《琴女操》就是深受《诗经》影响的，这些诗歌引述小说本身的故事情节，作者再对语言进行加工，使小说的情节更具有韵味和诗味。此外还有《搜神记》里的《淮南操》，《西京杂记》里的《黄鹄歌》都是受《离骚》的影响。此外，我国的小说在《汉书・艺文志》中就被列入了“诸子略”中，此后小说在目录学中一直都在子部和史部中，而《四库全书总目》中，小说依然在子部中。由此也可以看出文言小说与先秦诸子散文关系密切，特别是先秦叙事散文对文言小说的影响很大。受到先秦叙事散文的影响，文言小说和小说中存诗呈现出一种韵散结合的特征，诗歌的抒情性和韵文化也经常在文言小说中使用。而且唐前文言小说中的韵文和骈文是很发达的，语句措辞精美，多用对偶，在先秦诸子散文中也经常使用，由此也可以看到先秦诸子散文中语言的押韵，节奏还有抒情性对古小说语言的诗化是影响很大的。古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骈文和韵文，把小说的语言赋予了诗话的特征，而且文言小说的散文化语言也为诗歌渲染了诗意的氛围。

古小说中引入诗歌是受了史传文学借《诗经》成句而歌的影响，只是到了汉代，又受到乐府诗和辞赋影响，因《诗经》成句而歌就走向了文人诗的转变。小说中的诗歌是受小说的具体情节制约的，它依附于小说；而文人诗的引经据典是为作者的抒怀寄情服务的，也就是说小说中的诗歌是以作品人物出发的，而不是从作者的角度。尽管文言小说中的存诗与文人诗有差异，但是小说存诗不仅展示了诗歌的意境和韵味，而且使文言小说的内容雅化了。

在《燕丹子》中还有两句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两句诗虽然是小说中的诗句，为小说渲染了一个很悲壮的离别画面，这两句诗还为故事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诗化的环境，在秋风萧瑟的清晨或是黄昏中，荆轲在易水边与太子丹告别。在这个画面中，一个“寒”，为离别的场面渲染了悲凉，表达出了离人的痛楚和决绝。这个环境的描写也为整个小说奠定了一个凄凉的氛围，似乎使读者能隐约感觉到这个故事的悲剧结局。无论是人物的刻画还是环境的描写，都是为推动故事发展的。而文人诗引用历史典故是诗人寄托情怀所需，例如，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昔日太子丹在易水边送别荆轲，今日骆宾王亦在此处送别友人，虽然都是送别，但两首诗的侧重是不同的。《燕丹子》中的两句诗是为了渲染故事情节，是为小说的具体情节而服务的。而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是诗人借这个典故来抒发自己苦闷情怀的。

但古小说存诗又受到文人诗的影响，而有些文言小说的作者又是很有名的文学家，例如《续齐谐记》的作者吴均就在诗文上很有才华，他的诗文清拔有古气，自成一体，形成受当时世人模仿的“吴均体”，他的诗是文人诗，但在小说中也有存诗“日暮风吹，叶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晓幕。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第1009页）委婉的表达出男女主人公之间那种无法表达的情感，使小说本身增加了无尽的抒情性，这就使文言小说存诗具有了文人诗的特征，大大提升了文言小说的艺术性，也使文言小说达到了作者所要表达的审美诉求。作者使文人诗进入文言小说，就是为了使小说诗化。甚至有些文言小说的存诗跟文人诗是相通的，在《世说新语》文学篇中“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徐震《世说新语校笺》第134页》）这首诗在《世说新语》中出现，是作者刘义庆直接借鉴了曹植的《七步诗》，这正是小说存诗对文人诗的直接引用。

总之，古小说存诗虽然与文人诗有所差别，但是受到史传文学和诗骚影响的小说存诗在唐前文言小说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把诗歌和小说相结合，发挥出了诗歌的极大功效，也让小说这种通俗文学得以审美艺术的提升，使文言小说诗化和雅化。

参考文献：

[1]程毅中.古小说简目.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页.

[2]吴志达.中国文言小说史.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第154页.

[3]王运熙.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46页.

[4]吴士余.中国小说思维的文化机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3页.

[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6]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山东：齐鲁书社.1996年.

[7]朱一玄等.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8]王根林等校.汉魏六朝笔记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第9篇：现代诗歌散文范文

    文学体裁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分类的标准不同,对文学作品体裁的分类也就不同。我国古代有人曾根据语句有否押韵,把文学作品分为韵文与散文两个大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一般采用“三分法”或“四分法”分类。

    所谓“三分法”,就是依据文学作品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把它分为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三大类。叙事文学包括神话、史诗、小说、叙事诗、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叙述故事,并塑造人物形象。抒情文学包括抒情诗和抒情散文,它们以抒发作者的感情为主要特色。戏剧文学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它通过角色的对话和动作反映社会生活、塑造艺术形象。

    所谓“四分法”,就是根据文学作品在形象塑造、体制结构、语言运用、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把文学作品分成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大类。其中诗歌类包括抒情诗和叙事诗;散文类除了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外,范围很广,游记、小品、杂记、杂文、报告文学等,都归于此类;而小说则成为独立的一类,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这是我国文学理论界较多采用的分类法。

    最古老的文学体裁——诗歌

    诗歌是伴随劳动而产生的,是最古老的文学体裁。在欧洲,早在公元前9世纪时,古希腊就有了大诗人荷马,他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优秀史诗。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作品,大致是周朝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作品,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对后世文学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究音韵的和谐,饱含丰富的想象和热烈的感情,是诗歌的最基本特征。情感是诗的直接表现对象,也是诗的灵魂。想象是诗的翅膀,没有想象,诗的感情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表现。

    诗歌不像小说、戏剧那样要对生活作全面的、细致的、具体的描写,而只通过某个最富有特征意义的生活片断作集中、概括。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反映的是唐玄宗重色倾国的历史事实。它从杨贵妃在宫廷生活中的纵情声色,写到战火纷飞的动乱年月;从君王的无比宠爱,写到她的死无葬身之地;从皇上的崇高权威,写到唐玄宗救不了杨贵妃,这些复杂的内容,《长恨歌》只用了很少的篇幅就把它高度概括出来。

    诗歌的语言比其他文体更精炼,甚至每一个字都必须反复推敲,才能最贴切、最充分地把思想感情和生活内容表现出来。有人讲,诗必须从几千吨语言的矿藏中,提炼出足以表达内容的词句,也就是这个道理。诗歌要表现强烈的感情,还要有鲜明的节奏与和谐的韵律。

    诗歌分类如果是根据押韵,一般有有韵诗与无韵诗之分;根据语言格式,有格律诗和自由诗之别;根据表达内容的方式,又可以分为抒情与叙事两大类。有的诗如果兼有散文的特点,还可以叫作散文诗。

    读者最多的文学体裁——小说

    19世纪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什么书传诵得最多,销得最广呢?”他认为是小说。小说是表现人的艺术,它竭力写出那些“熟悉的陌生人”,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是时代的画卷,能从各个方面反映社会面貌,成为生活的“百科全书”,因而拥有最多的读者。

    小说一般具有三个基本的要素:一是人物;二是故事情节;三是环境描写。人们通常把这些称为“小说三要素”。

    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小说也要描绘人物形象,塑造典型人物。但它不像诗歌那样要讲究音节格律,也不像散文那样偏于抒写内心的感受,更不像戏剧那样受到舞台演出的时空限制,它可以通过人物对话、行动、外貌和心理活动,来细致地刻画人物性格;可以通过人物的意识流动,揭示心灵的奥秘;也可以通过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来显示人物的个性特征;有时还可以发挥想象、运用虚构,来揭示人物性格的发展或表现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多角度、多方面地来描写人物、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典型形象。小说人物描写方法的多样性,是任何文学体裁无法比拟的。

    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所以能赢得最多的读者,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能够表现复杂、完整的故事情节。人们常说小说的使命就是叙述人的故事。没有恰当的故事情节,人物的性格就难以得到充分而生动的显现。惊心动魄的故事,曲折离奇的情节,往往会产生扣人心弦的力量和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小说人物为追求美好的理想而进行艰苦的斗争,在人生道路上的兴衰际遇、悲欢离合,不仅令读者深感兴趣,而且能激起他们的同情和共鸣,有的还产生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小说是表现人的艺术。人离不开环境,小说在环境描写上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它更为自由、更为灵活。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都在描写的范围之内;社会的历史风貌,自然的奇丽景色等等都可以得到最充分、最具体的反映,都可以用来烘托人物性格,使环境描写真正为刻划人物形象服务。

    小说按照篇幅的长短和容量的大小可以分为长、中、短三类。如果按题材内容可分为历史小说和现代小说;按语言分类,有白话小说、文言小说。但最常见的是以篇幅长短来分类。

    最灵活自由的文学体裁——散文

    散文是一种自由灵活、文情并茂的文学体裁。它与小说、戏剧相比,更能迅速、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而在写法上,有的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有的可以任意挥洒,轻快活泼。在篇幅上,它可长可短。长的数千字以上,读来不厌其长;短的百来个字,读后也不觉其短。用它写景状物、表情达意,都很相宜。

    散文的历史悠久。中国古代把文学作品中除韵文以外的全部文章都称为散文。五四运动以后,比较明确地把文学作品中除小说、诗歌、戏剧以外的全部文体,都称作散文。如杂文、小品文、随笔、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游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