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现代化概念精选(九篇)

第1篇：农业农村现代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职业教育　发展策略

“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当时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依靠自力更生，通过合作化的方式，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发展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保障基本需求。这个阶段新农村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该纲要由同志亲自主持起草，1956年1月以草案形式颁布。1957年10月，正式颁布。该纲要制定了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开展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建设的规划，向全国农民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改变我国农村面貌的伟大目标，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述。

1.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法的由来与演变。

改革开放期初，我党顺应时代要求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文明村(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1984年1月1日颁发了《中共中央关十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该文件在两处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84年1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座谈会纪要》，使用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词。1991年11月中共十二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十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文件在第一部分两处提出建设新农村：一处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一处称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十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文件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阶段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思想。

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十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主要是考虑：一方面，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体现了农村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各方面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这样才能较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党在新世纪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我们以往的“三农”发展目标和农村改革目标，在战略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促进农业农村的发展、改善农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但是，与以往的提法相比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在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提下提出的。首先。改变了过去单纯发展经济的观点；其次，改变了过去单纯地、片面地强调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观念；第二，更加重视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如何让广大农民参与进来，如何让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得到实惠、得到好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新农村的‘新’，就‘新’在农村的发展，既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能够体现和谐社会的要求。”

1.2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解读。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符合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总目标，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个字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这既是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也是其总体目标。

第一，生产发展一一新农村的物质基础。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生产发展。农业是农村的产业基础，生产发展首先指的是农业的现代化，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要达到生产发展的目的，就要激活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一一劳动力。

第二，生活宽裕一一新农村建设的核心目标。生活宽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具体体现。生活宽裕是指农民的收入逐步提高，衣食住行条件不断改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上升，生活条件更加富裕。

第二，乡风文明一一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乡风文明本质上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内容包括文化、风俗、法制、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

第四，村容整洁一一改善农民生存状态。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要求，最主要的是为农村地区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

第五，管理民主一一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冶制度。从全国来看，各地具体情况差别比较大，但基本制度已经确立起来。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

1.3　农村职业教育概述。

1.3.1　职业教育概述。

长期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和国际职教界对职业教育的概念和内涵一直争论不休，各持己见。一些国家称“职业技术教育”：另一些国家叫“职业教育”教科文组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使用“技术与职业教育(TVE)”概念；国际劳工组织则使用“职业教育与培训”概念；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开始使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的概念。1999年4月26至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汉城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对这大会上提出了“技术与职业教育”，解释为包括“职业培训”的概念。在大会的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概念。

1.3.2　农村职业教育的界定。

对农村职业教育的界定，首先对农村进行界定。权威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没有对农村的直接解释，认为和乡村是异名同义词，它是这样定义乡村的：“居民以农业为经济活动基本内容的一类聚落的总称，也称农村。”其实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个定义己经不能准确概括反映当今变化后的中国农村现实了。许多农民从事的经济活动并非以农业为基本内容，但他们在户籍上还是农业人口。许多人把农村和农民不恰当地等于起来，认为住在农村的就是农民，其实农民是个职业概念、户籍概念，农村是个地域概念。这里，我们采用宽泛意义上的农村，就是指县及县以下的广大地区。

按照上述概念，农村职业教育承担着县及县以下的广大地区的人群的职业技术教育任务，包括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但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对职业教育提出了四个任务：一要为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服务；--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三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四要为提高劳动者素质特别是职业能力服务。而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应当承担三重任务：一是直接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二是积极开展各类培训，为农村培养实用人才，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培训，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服务。三是为高一级职业院校输送新生，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的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

2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现状。

2.1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历程。

第2篇：农业农村现代化概念范文

【内容提要】乡村地理学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中发展比较薄弱，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理论体系的欠缺最为突出。本文试图从多重角度（职业的、生态的、社会文化的）对乡村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剖析，认为乡村界定的困难在于乡村本身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及相对性，以及城乡连续体这一背景，最后，笔者提出了以乡村性定义乡村的设想。

【英文摘要】Rural Geography is a weak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somebasic concepts.First of all,this paper analyses rural definit-ions systematically from a multi-dimention point of view (occupational、ecological、socio-cul-tural).As an occupational de-finition,"rural"means an area where farming is the main mode ofproduction.As far as ecological definitions are concerned,it means a settlement whose population scale is smaller,outside urban area,with rural landscapes showing unmistakable signs of being dominated by extensive use of land,and with discrete s-patial units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Socio-cultural definitions are in terms of clear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and attitude between peopl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uch as ways of life,spatial behavior and aspiratio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all the definitions are lack of delimitations of rural totally and essentially.Rural can not be summarized by a simple definition,because it is a complicated and indistinct conception.Difficulties of defining rural lie in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whole rural,unconformity among rural elements,relativ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and relevant rural-urban continuum,which makes the boundar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more indefinite.To a certain extent rural is regarded as areas differing from urban greatly and the difference can be compar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roduction activities,ways of life,etc.The close ext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presents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suggests rurality should take place of rural defini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today.Rurality refers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rural characters which take urban as criteria of reference within a specified area.The author draws his conclusions.First,every region can be looked on as a unity of urbanity and rurality.The more urbanity a region is,the less rurality it will have.Urban and rural are continuous and there is not any broken locality between them.Second,the size of rurality index takes urban as unit of reference.Using different urban criteria can reflect difference of rurality and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Finally,rurality is concerned with scale,index and method which are used in our research.

We can weaken some r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 regi-onal urbanity in practice such as village-town plann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 by estimating rurality index of different aresa.In order to be favourable to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e also need to put forward rural countermeasures concerned correctly.

【关 键 词】乡村/城乡连续体/乡村性rural urban-rural continuum rurality

【 正 文】

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地域的诸多特征，在当今城市化潮流下，乡村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乡村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清楚但不明晰，人们往往理解不一致，致使乡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受到影响，也困扰着乡村政策的制定，虽然在有关文献资料中已有大量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看法，但仍然缺乏一个足以说明乡村的总体性、本质性的概念。本文尝试从多重侧面剖析乡村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期对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1 乡村概念的多重侧面

1.1 职业的定义与功能属性

乡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场所就是农村聚落。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把农业产业作为农村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的存在，农村就不成其为农村，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从界定农村的角度分析，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严密性。

首先，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决定，还是以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或者是以农业生产用地在整个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重来确立呢？这个主体的含义是模糊的，没有明确说明以什么为主体。不管是以人，还是以经济、用地来确立主体都难以正确地把握当今的农村与非农村。

其次，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而言，农业人口＝农民＝农村人，也许在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个等式是存在的，但农业人口兼业化的发展，使这一性质日趋复杂，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活动，这些农户可以根据其兼业的行业分为一兼农户（主要就业于农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二兼农户（主要就业于非农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经营），还不包括农业内部的兼业活动，或者已经有固定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户。

第三，从场所和地域的角度来看，农村聚落往往是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并存，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杂。而且在某些非农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不管是从非农化水平还是从总量上看，都超过了中心城区，出现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这样就更难以对该地方或地域进行归类。

1.2 生态的定义

乡村作为生态的概念加以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视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来指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指的是单个聚落人口规模较小的地方，这些聚落之间则是较大的开敞地带。该定义抓住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人口集聚规模差异这一特征，最为接近于人们对乡村的理解，而且便于操作，许多国家都把乡村与城市的分界线以聚落人口规模加以确定。

(2)乡村用来指一种地域的概念。乡村指的是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严格地讲是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地区，这样，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与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农业有本质的差异。

(3)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也就是乡村型的景观。维伯莱(G.P.Wibberley)认为：“乡村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它们显示出目前或最近的过去中为土地的粗放利用所支配的清楚迹象。”[1]

(4)从生态构成上看，乡村不但用来指居民少的地方，而且也指与人口多的地方来往较少的隔离开的定居区。在当代社会里，绝对的隔离很少见到，但只要联系上不方便、交通上成本较高这种情况还存在，那么相对隔离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乡村就是受城市影响较小的地方。从城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乡村，考察乡村的相对隔离程度，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隔离，是用物理性距离、交通费大小，还是有无交通工具、时间等来说明[2]。二是在确定是否易于接近时应该用哪一个人口中心作为参考点。如英国诺福克郡规划局(Norfolk County Planning Dept)就采用了距离2万人口城镇8.045km和距离10万人口城镇16.09km这一指标。

乡村的生态学定义建立的假设是：社会形态(Social form)可看作是人类文化适应环境特征的产物，并为人类的适应所修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景观、土地利用特征、相对隔离程度等生态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引起城乡差异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生态定义乡村，避开了经济职能上专门化的" 问题，尽管粗放的土地利用、开敞的乡村、小规模的聚落、人口密度较低等特征隐含着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特性，但更多的是从城市的影响程度来考虑的，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内涵。

以生态环境状况来定义乡村地域，虽然是当今最为广泛采用的标准，但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这一定义的最大的不足就是分级界限的相对性、可变性，不同国家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国际可比性较差；其次，从人口密度较小来理解乡村，由于人口密度只是一个静态的、容易产生误解的统计指标，它大多依赖于计算密度单元的大小；第三，社会学者对生态定义的质疑是：城乡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社会经济的特征与乡村的问题更为相关，如高女性比例，较低的收入，更多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状态，劳动力中妇女就业率低，受教育的人口少，年长者受到过多的重视等。尽管人口分布状况对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对应的。

1.3 社会－文化的定义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社会文化构成这一角度来定义乡村，着眼于城乡居民之间行为与态度上的差异性。主要特征有：

(1)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

(2)乡村社会行为的标准比较单一，风俗、道德的习惯势力较大。

(3)乡村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要比城市为重，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经济活动简单。

(4)乡村地域辽阔，人口数量少、密度低、变动慢，因而人们具有保守心理。

(5)乡村的物质文化设施较城市差，乡村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般较城市低。

(6)从政治标准上看，农民在国家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

乡村的社会化定义抓住了乡村居民、乡村社会的最本质属性，而且在它与城市的比较中理解其相对性。但问题在于：

首先，用极端化的方式来定义乡村，大量的过渡型、中间型地区就是不确定的。随着城乡关系的演变，不仅大量的乡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迁往乡村，乡村本身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劳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社会严格地划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时代最终将为城乡结合或城乡融合发展所代替。

其次，认定乡村地区是同质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从个人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不能划分为纯粹的某种文化类型（如乡村人或城市人），传统的农民逐渐从封闭、半封闭、半自给性的小生产者向开放性、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者转变，由质朴、纯厚的传统型向开拓进取的新型农民转化，农民内部发生着阶层、职业的社会分化。米勒(Miller)等人在考察美国人时，认为88%的美国人都可归入乡城混合类型[1]。弗林(Flinn)也把乡村地区的价值体系分成三种类型，即小城镇理想(Small-Town Ideology)、平均地权论(agrarianism)和乡村主义(ruralism)[3]。可见从乡村社会角度看，乡村并不是单一化的。

第三，用生活方式、空间行为、抱负等来定义乡村，在实际应用于具体的空间地域划分时非常困难。在城乡隔绝发展的态势下，也许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或相近似的，而在城乡作用日益加强的当代社会里，城市里包含着诸多的乡村特性，乡村里也纳入了诸多的城市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绝大多数的聚落都可归入乡城、城乡混合体之中。

2 乡村界定的困难

从多重角度对乡村进行剖析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见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涵盖的，它是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界定乡村的困难在于乡村整体发展的动态性演变、乡村各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对性，以及由于这三大特性形成的城乡连续体。

2.1 动态性

乡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部门转移，乡村地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历史上的乡村与当代的乡村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乡村演化过程也不一样，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乡村居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格局、乡村严重落后于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除了城乡之间地理景观的明显差异外（景观界限随着城市的蔓延而不断变化）无论是经济职能还是社会文化上，当代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正在日趋向城市靠拢。因此，乡村的概念与内涵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农民、农村来定义当代的农民、乡村。动态性特征使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二分法也日趋不适应。

2.2 不整合性

传统格局下城乡界限非常明晰，乡村的职业、生态和社会文化特征相吻合，农民未走向分化，乡村的单一性、同质性显著。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日益加强，乡村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职业、生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之间不相吻合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相等的格局愈加不相适应了。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工人、商人、教师等，从职业角度讲，他们已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或农民。有一些劳动力并未实现就业的完全转移，出现了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半工半农等形式。有的人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进了城市，一些人采取了外出打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形式，还有一些人则在本地实现了职业的转化。这样，城市里有了乡村的人、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乡村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甚至于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乡村等。这种社会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生态特征三者之间在城乡的相互重叠，带来了复杂的不整合性。

2.3 相对性

城和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乡村是与城市相比较而存在，也只有在与城市的比较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与把握，因此，所谓的乡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与城市之间差异较大的地区。这种差异可以从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要素进行比较，城市与乡村之间接近程度的高低代表了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

乡村的相对性还体现在不同的人研究尺度的差异上。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研究农民的行为和抱负、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大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等考察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可以从不同的聚落来加以研究，从小的村落到小城镇到大城市等不同的乡村特性表现程度。也可以从一个小的区域到较大的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解剖。

乡村定义的相对性是依据选择的指标而有差异的，以人口密度差异、职业的不同、距城远近等相关指标来描述定义乡村，或者以复合的综合性指标来对乡村属性加以概括，更可以反映出乡村类型的多样化。

2.4 城乡连续体

我们通常用两分法把人类聚落划分为城市与乡村，从乡村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和相对性来分析，不论是聚落还是文化、经济活动，城乡都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区分两个极端是很容易的，而众多的中间类型则是难以确定其断裂点的。

2.4.1 聚落连续体 从聚落的规模来看，从巨大的城市集聚体到小的聚落甚至分散的住宅，其间没有明显的断裂点，城市消失的地方就是乡村的开始点，聚落连续体是沿着一条线从极点的一端——农村向另一端逐渐演变，因此城乡聚落的规模划分必然是人为的。

事实上，从聚落的职能上也存在着连续性，从纯粹的单一化农业村落、农副业村落、兼业性村落一直到非农业聚落，都代表着城乡职能上的差异性。

2.4.2 乡村—城市连续体 与地理学者对聚落连续体的关注不同，社会学者从社区、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这种连续体现象。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社区类型既不是完全的乡村也非完全的城市，可以从典型乡村到典型城市排成一个连续谱，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问题，许多城市郊区和" 城乡交错区就处于这个连续体中间的位置。特定社区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社区人口多少、社区人口密度及社区内乡村与城市之间规范的强度。社会学研究还揭示出，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仍然存在着乡村的文化。

3 乡村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特征逐渐在转化，表现在经济上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社会构成上农民的分化（农民—非农民或新式农民），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的转型等，这些要素的变动带动了地域的转型，出现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城地区，这种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的演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城乡连续体的现实态势下构建乡村概念的新思维？大多数研究人员尝试着在城乡之间划分一个过渡区，如在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之间再分出一个似城聚落类型，在城市地域与周围乡村地域之间的交接地带划出一个城市边缘区，甚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着眼，划分出乡村城镇化区域。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地域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来加以研究，部分地解决了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的问题，但就象区划中划分过渡区出现的问题一样，过渡区本身，城市、乡村与过渡区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现象，因此就出现了乡村、准乡村、准城市区、城市化地区等多种多样的过渡类型。

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每一个侧面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诸多的因素。因此从单个方面来定义乡村不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寻求综合方面的界定更为人们响应。而且，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我们不应受某种概念的束缚。用极端化的传统乡村作为参照来套用当今的实际，这种理念支配下的归一法陷入困境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定义应让位于乡村性这一概念，在一定地域内考察乡村性质的强弱（从对立面来看，就是城市性的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的做法更可操作，更具有可比性。确定一个地区的乡村性：

首先，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乡村性与城市性合计为1），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弱的地区，城市性弱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强的地区，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地域，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地域，两者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之间是连续的。

其次，乡村性指标的高低应以城市为参照单元，用城市的标准（如市区、市域、不同规模的城市）来衡量乡村性的高低，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反映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也许会出现有的我们认为是乡村的地域（行政上的），其乡村性指数低于有些城市地域，这样我们对城乡的认识会有新的本质性理解。采用不同的城市实体为标准，可以反映城市性、乡村性的质量差异。

第三，乡村性除了与选择的参照标准有关，还与研究的尺度大小（如个人、单个聚落到不同大小的地域单元）、选择的指标与采用的方法有关，社会学家可以从社会发展指标来定义乡村性，经济学者可以从经济结构状况来分析，地理学者可以综合社会、经济、地理特征加以选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四，由于乡村性概念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定义，依据的是更为广泛的地理类型，而不是专门化的单一聚落特征，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因此，某些与土地面积广大相关的密度指标很难与城市同步发展，但某些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则有可能超过城市，如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等等，对此应区别对待，合理安排。不能一刀切，各项指标均要求与城市同样考虑。

据此，乡村性指数可以用下式粗略计算：

式中：R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乡村性指数；UI[st]表示t年份s区域的城市性指数；R[st,i]表示t年份s区域城市性的第i个特征比值，可以用下式计算：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乡村性这一概念，作为推论，笔者认为可以在实践中（如村镇规划、区域规划等）通过削弱某些乡村特征，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在城乡规划和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贯彻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在当今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贯彻这一理念，提高城市性与削弱乡村性并举，进一步推动空间地域城市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Guy M.Robinson.Conflict and Change in the Countryside.USA:Belhavan press,1990.

2 Edited by Rodefield R D et al.Translated by An Ziping,Chen Shuhua et al.Change in Rural America—Causes,Consequences,and alternatives.Beijing:Agricultural Press,1978.(In Chinese)［罗德菲尔德等编。安子平，陈淑华等译。美国的农业与农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第3篇：农业农村现代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农户人力资本；非农性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9-0026-2

实际上自从新农村战略实施以来，关于新农村建设各方面的讨论和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和探讨的热点问题。无论研究者们站的角度如何不同，但在塑造新型农民或形成农村人力资本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上却取得了共识。首先，关于什么是新型农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就方向性的指出：“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这是新农村建设中培育新型农民的指导性意见。显而易见，该指导意见中的新型农民在某种意义上有人力资本的形态和建设要求。学者们也一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建设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更是十几亿中国农民共同的梦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实现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在这一系列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实现所有转变的经济和物质基础，而最根本的是通过农业的根本转变，实现传统农民由数量型简单劳动力向现代人力资本形态转变。这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使命。

1 农户人力资本形成问题的基本观点

在此共识下，学者们从几个不同方面探讨了新农村建设中农户人力资本的相关问题。梳理学者们从人力资本视角来研究新农村问题的相关文献，基本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新农村建设中农户人力资本培育的重要性方面，研究者共同强调完成人力资本提升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并分别从我国农户人力资本的现状、农户人力资本培育与农户收入增长、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等角度论证这一问题。研究表明，我国农户人力资本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农户的文化程度较低。根据2008年农民发展报告的研究，农业从业人员的学历情况基本如下：文盲、小学程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人员的比例分别如下：9.5%、41.1%、45.1%、4.1%及0.2%。高中和初中学历人员占到了农业人员的大部分。技术素质低下。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户仅占9.1%，受过农业科技培训的人员不足5%。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属于体力型和经验型农民，离现代农业的要求相距甚远。（张雅丽，瞿艳萍，2007）。这方面的研究能充分表明，加强我国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和意义。

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方面进行：第一，把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放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二元经济视野中进行考量，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资金反哺与资金和要素反哺并重，并指出反哺的重点在于农村的人力资本培育（郭家虎，崔文娟，2006）；第二，从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来看，强调国家在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基础作用，这一观点基本上得到了所有该方面研究者的认同。第三，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内容和相关重点，包括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扩大和完善职业教育（李强，薛兴利，2007）；除过加强教育和职业投资外，还应该重视劳动力迁移和健康投资（侯永平，张霖，2007）；李海绒（2007）强调了国家财政投资的主体作用及完善农民的职业培训体系等。

从加强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制度建设方面，李永宁（2008）认为，我国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生产制度即政府在农户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制度上存在职能偏差和缺位、农村教育和培训制度偏离农村发展的方向；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欠缺和农村非正式制度上存在缺陷，导致农户人力资本生产缺少制度保障和支持。因此要进行制度以上方面的创新；王勇（2008）认为，应该积极推进人力资本形成的在教育制度、户籍制度、培训制度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制度开发。

还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农户人力资本的评价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指出应该从人力资源的配置状况，农村人力资源保障程度、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方式三方面构建农村人力资源的评价体系。（熊会兵，肖文韬，毛德智，2008）

值得一提的是，极个别的学者开始初步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型农业经济组织在农户人力资本形成中的重大作用（林岩，2008）。这些作用包括：一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和互助精神；二帮助农民从分散的小农生产经营中的相对孤立和封闭状态下解脱出来，提高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市场化程度，成为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社会资源；三对农民进行直接的教育培训，是提高农民素质增力资本的最有效最方便的载体。这一研究给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更深入的研究值得进一步进行。

以上学者的研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背景，运用了多种分析工具和方法对中国农村人力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推动了中国社会对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的关注，提供了关于农村人力资本研究的多个角度和视野，为进一步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相关研究的缺陷

尽管以上研究为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初步的分析框架，但结合当前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实际，尚有如下几个基本问题尚待研究者厘清。

第一，以上研究存在概念使用模糊、内涵不清并由此而导致研究对象模糊。梳理100份和该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献，研究者分别使用了农村人力资本、新型农民等相关概念。其中89份使用了农村人力在资本、11份使用了新型农民。笔者认为，中国当前还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状态下，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劳动力必然面临着非农领域的职业选择即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和留在农业领域内就业两种选择。很显然，两类劳动力职业区别明显，因此对其的投资、培训等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很显然，农村人力资本，农村是一个地域性概念，相对于城镇而言的，是以居住地划分而形成的。这一地域性概念会混淆和抹杀两类人力资本的职业和专业特性，从而带来投资、培训等定位的不明确。同样新型农民是一个与新农村相对应的概念，它的内涵更为宽泛，除了包含与人力资本相重合的部分经济意义上的内涵之外，更多的是涵盖了政治、社会文化概念。因此作为专门研究人力资本这一经济学意义明显的概念时使用新型农民这一概念是不合适的。

第二，由概念模糊导致的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培训的导向不明、培训投资的针对性缺乏。以上研究指出，国家是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但关键问题是，国家是投资于农业农户人力资本还是非农性人力资本，两者如何来平衡和操作。这涉及到国家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导向、投资额度的分配、培训的操作等一系列问题。人力资本和非农业性人力资本的问题同样适应于教育培训当中。因为农业性技能的特性，即一些技能并不是可以通过教育领悟到的。由此可见，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性，而对这一环节的研究目前尚属空白。

第三，对农户专业化人力资本形成及途径的研究尚属空白。拥有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是人力资本的显著特征。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而农户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才是农村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以上研究内容来看，就如何形成专业化的农户人力资本，研究者尚未提及。

第四，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研究视角过于狭窄。拘泥于现有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重视国家的主体作用，重视基础教育、学校教育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忽视了对蓬勃发展的现实的关注，忽视了除过国家之外的其他经济组织对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蓬勃兴起的各种农业经济组织为农户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在龙头企业各种农业合作社带动下，农户在不断增收基础上，科学种养能力大大提高，科技素养不断提升，市场意识逐步增强，逐步由靠天吃饭的传统农民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现代农民转变，人力资本的形态初步显现。

很显然，加强对这些经济组织在农户人力资本形成方面作用和相关机制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现有的研究就这一问题尚未起步。

第五，关于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制度方面的研究也有如下缺陷。就制度本身而言，它的内涵决定对其的研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从宏观来看，在国家政府层面，制度包含政策、法律、基本制度、行政规章、法令等。从微观来看，组织中的结构及形态、组织规章、制度、条例及规范等。现有的研究多是局限于政府层面宏观制度的研究，而在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微观环境和制度的研究上也属于空白。

3 农户人力资本研究的方向与研究建议

第一，非农性人力资本和农业性人力资本应该区别研究。区别研究两类人力资本的基本特征、需要等相关要求，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组织人力资本培训和进行人力资本评价等行为的基础。

第二，必须重视和加强农户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的研究，并把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一般人力资本的形成相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组织载体、功能、作用及其具体运作；

第三，农户专业化人力在资本形成应该重点研究新型经济组织的投资和培训行为，以及如何为农业新型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并构建农业新型经济组织对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的良好运行机制。

第四，重视研究和区分国家和相关农业经济组织在人力资本行程中的不同功能，探索农户人力资本形成的完善链条和途径，形成投资、培训、职业认证一体化的培训体系和制度，合理分工政府、经济组织和农户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功能和作用。

第4篇：农业农村现代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职业教育　现代农民　教育观

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赋予了“农民”这个概念新的内涵。培养称职合格的现代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一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如果没有一支能够胜任建设现代农业的称职合格的现代农民队伍，我国就很难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根本转变。为了这个根本转变，在客观上就要求职业教育把培养称职合格的新型农民，作为担负起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来抓。

一、现代农业需要职业教育的参与

现代农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以资本和科技投入为主，生产工具完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投入产品科技含量高(例如，良种、全价配合饲料等)。农民需要许多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否则，他们就不会操作农业机械，也难知道种什么品种，如何种；施什么肥，施多少，何时施；如何销售自己的产品，等等。换言之，发展现代农业需要一批“职业化”的农民，他们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专门劳动技能，还懂得市场的经营管理。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如何把那些只适应于经营传统农业的传统农民，培育成适应于经营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是职业教育担负起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新型农民必须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化农民。怎样培育这样的职业化农民，那就是“教育”和“培训”。不过，“教育”应该包括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文化教育是基础教育，是针对整个农民群体的，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整体农民的文化素质。职业教育是专业知识教育，是针对农民中的不同群体的(例如，针对种玉米的、针对种植西瓜的、针对栽培蔬菜的、针对饲养生猪的，等等)，其目的是为了培育专业化、职业化农民。至于培训，主要是专业技能和新技术培训。

在如何开展教育和培训的操作层面上，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要素，当首推培育专业化、职业化农民。但它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若各地能将有限的公益性经费用在“刀刃上”，把传统农民培育成称职合格的新型农民，则是对我国的农业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上去了，一批批称职合格的现代新农民则指日可待。

二、培养现代农民离不开职业教育

高科技要转化为产品，必须依托技术工人高超的工艺和技能，没有技术工人体能、智能的付出，再多的管理人才和设计图纸也只是“纸上谈兵”。

从初中、高中毕业回到农村的适龄青年，他们既没有学会祖辈务农致富的本领，也缺乏专业的职业技术培训，要把他们转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只有依靠职业教育。

目前，社会上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存在着只重视普通教育、学历教育而轻视职业教育的倾向，“唯学历教育至上”、“一考定终身”的传统思想在社会上相当普遍。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一方面，许多大学生毕业后由于专业不对口，理论多、技能差，毕业就面临着失业，找不到工作；而另一方面，社会上许多技术岗位高薪也找不到人来做，社会上出现了钳工身价超过了硕士生、技校生比大学生好就业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职业教育就势在必行。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解决新农村建设急需人才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要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就需要培养大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可以说，“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笔者所在的桑植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联系县，全县45万人口，农民人口占总人数的94%。当前，我县农民存在综合文化素质偏低，科学技术知识偏低，技能较差的特点，要把广大农民培养成新型农民就离不开职业教育。据统计，桑植县每年有近9000名初中毕业生，考入高中的有3500多人，高中毕业考入大学的近千人。这样每年就有近5000名因无法接受普通教育而从初中、高中毕业回到农村的适龄青年，他们既没有学会祖辈务农致富的本领，也缺乏专业的职业技术培训，要把他们转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只有依靠职业教育。

前不久，人事部发表的人才报告称：目前我国四类人才奇缺，其中受过职业教育有一技之长的人才需求量最大。承受着我国高新技术和一些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很多企业，尤其是一些新办企业对技工的需求量很大，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农民工过剩，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工人紧缺的现象。事实上，高科技要转变化为产品，必须依托技术工人高超的工艺和技能，没有技术工人体能、智能的付出，再多的管理人才和设施图纸也只是“纸上谈兵”。

三、目前农民文化的现状与发展职业教育的距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此，大力提高农民素质，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农民就是能够胜任建设现代农业这一时代重任的新型农民。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阶段。传统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以劳动力投入为主，生产工具非常简单(例如，犁、锄、镰)，投入品的科技含量低(例如，传统的种子、传统的肥料、简单的混合饲料等)，农民不需要有多少专业知识和技术就可以完成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但是，由于投入的生产要素科技含量低和生产者又缺乏相应的科学技术知识，致使他们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也难提高。

农民是现代农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当前，绝大多数农民缺乏实用技术，缺少必要的致富技能。大部分人文化程度偏低，增收致富的能力和素质较弱。据我对部分乡镇农村劳动力抽样调查统计，农村劳动力中37%的人文化程度为小学、文盲和半文盲，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3%。这种情况如不及时解决，将直接影响现代农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因此，提高农民素质应成为各级政府加强“三农”建设的重中之重。只有农民的素质增强了，科技文化水平提高了，增收才有保障，致富才有基础，生活才能提高，农业才能发展，新农村建设才能推进，社会才能稳定。这就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发展职业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投入和长期的发展，需要有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我县明确提出今后五年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规划，提出了“做强做大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计划利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对全县的18到45岁的农民培训一遍，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造就一代新型农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为此，我县建立完善了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机构，形成了就业安置网络，建立了以北京、广东、上海、长株潭为中心的四大就业基地，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每年都在98%以上。就业带动战略的实施，打破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打通了出口，拉动了入口，带动了职业学校内部的一系列改革，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四、新时期职业教育应树立的三种观念

(一)树立大农民教育观。目前我县农业和农村的概念和内涵均发生了变化。农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概念，而是“农、工、贸”结合，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大农业概念；农村这个概念也不是专指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人们聚居地，而是人们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物质交换市场。因此，农民教育就应根据已经变化的新形势，树立大农民教育观，适应不同规格人才需求的要求，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把农民教育作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类教育相互衔接、相互沟通、互为补充的灵活的现代教育体系，修建人才成长的“立交桥”，走多层次、多类别、多规模办学的路子。

第5篇：农业农村现代化概念范文

【关 键 词】农村教育研究；逻辑起点；问题意识；研究路径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2）03-0119-04

相对于其他教育研究而言，农村教育研究起步比较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内忧外患，关注农村、发展农村教育成为部分先贤救国保民开启民智的路径选择。在革命立新的历史浪潮中，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农村教育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乡村教育运动”。农村教育及其相关的研究成为中国教育学界研究的新领域。时至今日，我国农村教育研究已有90余年的历史。

然而，量化的历史并不能代表农村教育研究在质上的数值，曾经的辉煌并不能昭示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情景。总结农村教育研究的过去及当下种种状况，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农村教育研究处于一种失范或者“同质性”的困境，缺乏研究主题与对话理论在学术研究路线上的源流关系和逻辑体系。简而言之，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缺乏自身的学理逻辑和学术话语。

作为对问题的回应和寻求解决之道，我们自应回归问题本身，从农村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理中找到关键所在，并加以分析。

一、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农村社会的文化道统和政治生态在断断续续的革命和运动中遭到破坏。农村教育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亦随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而变化，农村教育实践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问题背景下的农村教育研究获得了全面且深层次地发展。当然，问题与发展并存。

（一）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农村教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农村教育研究围绕农村教育实践中的问题，结合理论，描述、分析及解释教育现象和问题，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了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建构，提升了农村教育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且有效地推动了政府关于农村教育的政策制定。

在研究实践和构建理论的过程中，农村教育研究的组织机构先后在各个高校建立，如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盐城师范学院农村教育研究所、江苏农村教育研究中心、江汉大学农村教育与教师研究所等，农村教育研究有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研究学者群体。在此基础上，2010年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成立。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的成立表明农村教育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品位。事实上，回顾30年来的农村教育研究，可以看到农村教育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1. 研究视野的拓展。农村教育研究初始，关注的是农村教育基本问题，如农村小学普及和农村中等教育结构调整。这些基本性的问题也很容易通过相对简单的研究方法和学理分析总结出来，研究机构和学者也容易获得研究成果。关于此类的研究，能很好地呼应社会需求，有效地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当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也是时下农村教育研究的焦点。

然而，农村教育形态及发展主题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改变。农村小学普及问题研究并不能帮助解决农村教育所有的问题，农村义务教育并不代表农村教育整体。其中即是涉及到农村教育研究基本概念的界定，如“农村”、“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研究”。关注基本概念表明农村教育研究从一种研究的初始状态转向研究理论的建构，对概念的不同界定也丰富和拓展了农村教育研究的主题和范围。

在研究主题上，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问题，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农村课程改革的适切性问题，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以至近年来关注农村教育深层次问题、教育质量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在研究范围上，农村职业教育、农村高中教育、农村学前教育，注意与城乡的教育比较。关注农村中小学外的教育现象和问题是对“农村教育及其研究”内涵的衍化。

此外，农村教育研究并没有束缚于教育研究的单一领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文明慢慢兴起，农村教育的载体与过去单一同质的乡镇公社有了很大的差别，简单地从教育学视角已无法深刻分析农村教育所出现的问题。学者也自觉地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来描述和解释农村教育问题。尤其是近几年，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已成为农村教育研究的主流。可以说，农村教育问题的突出和农村教育研究的兴起，引导学者尝试从横纵两个维度拓展农村教育研究的视野。

2. 研究方法的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前，教育研究方法论意识初步觉醒，研究者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教育研究中的价值以及如何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进行教育研究作了思考。[1]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走向深入。[2]尽管我国农村教育研究有着深厚社会背景和精神支撑，但当前的农村教育研究作为教育研究的一种类型研究，其研究方法并没有体现时代或学科的先行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的工具选择越来越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比较研究、历史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等研究方法成为教育研究的经典方法。农村教育研究学者群体遵从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自觉地把教育研究方法所包含的方法运用到农村教育研究领域。

针对农村教育问题研究，学者善于使用传统“实验”、“调查”、“统计”等注重量化的研究范式，习惯性地采用调查研究来描述分析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本身包含诸多学科因素，其研究方法也相对灵活。当然，与教育研究一样，缺乏学科性研究方法必然随着研究问题和对象的复杂化而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近年，针对不同的研究主题，学者也自觉地采用适切的研究方法，或族志法，或个案研究法，或行动研究，并取得很好的成果，如《村落中的‘国家’》（李书磊，1999）、《中国农村教师发展研究》（唐松林，2005）、《弹性与韧性》（魏峰，2009）、《嵌入村庄的学校》（司洪昌，2009）。这些农村教育研究成果所采用的方法跨学科性和综合性，总体上更多地采用质性的研究范式，强调“农村社会”这一文化载体，凸显农村教育的主体性。

（二）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农村教育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研究组织和团体越来越活跃，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也越来越有时代感。无论怎样，若抛开农村教育问题严重性带来的农村教育研究的紧迫性和社会对其的期待性，农村教育研究自身是存在问题的。研究主题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并没有促使农村教育研究形成逻辑体系。

1. 基本概念界定模糊。基本概念清晰，才能找到主题的研究脉络。农村教育研究必然要对基本概念进行学理分析。农村教育研究，不管是描述问题，还是解释问题，亦或是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亦或是探求农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前提性的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是什么。对很多人而言，这可能不是个问题，但它却关系到研究者与问题之间的主客体定位问题。

在过去的30年，农村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并没有得到鞭辟入里的分析，学者在研究相应问题时，往往忽略在农村教育研究框架内论述问题，而是基于找出研究问题的策略回答，从上位概念中选择性地对“农村”、“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研究”进行界定。除此之外，基于“教育普及”、“教育公平”、“教育质量”等一些教育概念，我们亦是缺乏研究，缺乏针对一些规定性概念基于农村教育实际的批判和分析，而往往使用通行的界定。

概念是理论建构的基本单位。[3]正是对一些基本概念缺乏系统研究，农村教育研究者很难拥有自己的学术表达空间，使得农村教育研究很难构建起自己的研究体系，未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

2. 研究的问题意识错位。研究，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是也。要研究，得有问题，以问题为切入口，循序渐进，最终把问题分析好。问题是贯穿研究全过程的核心因素，做好研究就应有问题意识，对关注的领域所出现的现象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时刻保持一种专业敏感性。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教育研究相同，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仍有着自己的时代命题和研究主题。但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教育研究学者的研究取向不同，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学者群体研究基于问题研究，而非一种使命研究。然而，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是从农村教育现象及其政策表征显现的问题，如农村中小学普及问题、辍学问题、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等。有学者坦言：农村教育研究往往就是对策研究，而这首先就要求应认识某一具体的农村教育现实问题及其根源所在，然后才可能提出可行的破解之道。[4]农村教育研究的对策取向是时下研究的主流。

对策研究是一种工具性路径选择，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忽略问题机理分析，简单地进行现象描述、经验汇编，追求问题对策的达成，有问题但欠缺研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村教育是一种相对于城市教育的教育形态，是一种区域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在对策研究视角下，农村教育问题是在城市教育发展比较视野下得到的，研究者也是在城市教育发展的理论视角下来理解和解释农村教育实践，而罔顾农村教育内在发展逻辑。

二、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回顾农村教育研究的30年，辉煌与问题并存。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农村教育研究已成为教育研究领域最为被世人关注和尊敬。这种社会荣耀是基于农村教育问题紧迫性，而非农村教育研究实际给农村教育或社会做出了相匹配的贡献。

在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境况下，若当局实施有效的政策，农村教育表征的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那农村教育研究的价值何在？寻求农村教育研究在困境中突围，提升其研究品位既是农村教育研究者当前所面对的困难，也是时代使命，但要很好地找到解决困境之道，就应回到研究的起始范畴——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逻辑起点

要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或体系，必须有一个逻辑起点……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及其性质，不论理论层次高低与否，都来源于一定的逻辑起点。[5]逻辑起点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逻辑起点与科学或学科理论紧密联系；第二，是科学或学科间区别的最基本单元；第三，决定学科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逻辑起点与科学和学科理论体系联系在一起，起着最为基础的规定性作用。农村教育研究并不是科学，也不是学科，但是在科学指导下，属于学科内的问题研究。农村教育研究亦存在科学和学科理论体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采用、研究的基本矛盾。可见，逻辑起点同样可以帮助农村教育研究解释研究的起始范畴。

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是规定研究起始。（黑格尔：科学应以什么开端）。具体包含：农村教育研究的前提或先在条件；农村教育最基本的矛盾；农村教育基本概念关系的规定。

（二）逻辑起点的应用

农村教育研究并非研究者简单地运用研究方法纯粹地对客观的农村教育现象进行描述或分析，而是研究者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运用研究方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农村教育中存在的现象放在农村社会及农村教育基本矛盾中进行分析和解读。

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向并不是要求农村教育研究者简单地回归到对量化还是质性研究方法取舍的讨论上。农村教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针对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困境，研究者应自觉回归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的研究上，实现从“农村到农村”、从“农村教育到农村教育”，在多学科理论的借鉴和对话过程中建构自己的核心概念，并试图摆脱现有的城市教育发展视野下关于教育研究的逻辑框架、理论预设乃至意识形态的判断。

三、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

毋庸置疑，农村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凸显农村教育研究的紧迫性。社会区域结构发展失衡，这直接导致广大的农村地区及中西部地区社会发展问题突出，解决好这些问题已成为时代要务。作为其中的关键，教育问题是这些地区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发展契机所在。相应社会情境下的农村教育也存在诸多问题，并被世人所关注。正如最近几年社会上对教育的质量、公平、教学方法、教师水平等的批评不绝于耳，其中原因除了教育关系国计民生，与每个人和家庭利益相关外，最为关键的是每个人都有经历教育的生命体验。因此，每个人都可能对教育问题加以评述，而目前农村教育境况令人堪忧。研究者应自觉地区分开对农村教育的关注或者有生命体验这种相对松散的经验性的评述和研究现象的学理分析。

或许，以“经验性”来替代“学理性”，其意义可能更加宽泛，研究更具包容性，更能提升农村教育的研究品质（时下，教育界积极向一线教师推广叙事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即是强调研究者的经验性体验）。作为一种研究，“经验性”东西很难形成“病理学”、“医理学”理论形态。当然，农村教育研究不应排斥“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但问题是“经验性”研究在于通过对描述展开、组织、逻辑再构研究对象，以实现对理论的再构与提升。

农村教育研究不仅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研究领域，而且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农村教育研究不仅仅需要现实的关怀，也应有学术立场，站在问题研究和理论建构的角度观察、认识、阐明研究的问题。中国农村教育，纵向来讲，农村社会和农业文明发展的历史悠久，农村教育承接的载体有如此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横向来讲，农村教育包含的内容丰富和多样。不同学者、不同研究组织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其研究主旨和取向会有不同，但都应努力适应各自的研究对象与内容，自觉地呼应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当前农村教育研究实践和理论积淀不足，缺乏理论体系和话语。社会转型下中国教育问题丛生，主政者为急于解决农村教育问题以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农村教育研究群体往往采取呼应当局的研究策略。这并不与农村教育研究相悖，但农村教育研究应从这种藩篱中逃离出来，寻找独立的研究路径。

注 释：

[1]胡克英.革新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浅谈引进系统方法研究教育科学[J].教育研究,1984.8.

[2]胡红梅.近十年我国教育研究方法论之研究特征[J].广东教育,2007.2.

[3]陈桂生.教育学的建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

[4]葛新兵.农村教育研究:意义、立场与方法之思[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第6篇：农业农村现代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农村教育；小康社会

在我国，农村教育（本文主要指农村基础教育）就总体来讲是低水平教育的同义词。而农村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体系中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发展状况自然直接关乎整个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虽然我国农村得改革之先机，农村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却越拉越大。这不能不使人对现行发展农村教育的理念、目标、模式等进行认真的反思。

一、农村教育的释义及评析

在传统的教育学语境中，农村教育是指发生在农村、以农村人口为对象并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显然，这一指谓明确界定了三个问题：教育发生的地域是农村；教育的对象是农村人口；教育的服务面向是农村经济社会。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此种含义的农村教育既是一个与城市教育相对应的概念，又主要是区别于城市教育的教育类型，具有明显体制区分的意味。由于长期以来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在教育水平和发展程度上差距的客观存在（这种存在是社会制度安排而非自然的结果，它体现着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和利益原则），因而当我们谈及农村教育时，实际上也是在一个已经预设的前提下展开的；它区别于城市教育或允许落后于城市教育。例如，暗含“城市优先”倾向的有步骤地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允许城乡教育在成就指标上存在差距等即是证明。实际上，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以户口划分农村教育与非农村教育缺乏典型意义。这是因为，首先，根据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情，发展经济实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地方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是农村教育，但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若就这样界定的农村教育整体而言，其共性就不够突出或缺乏共性，相应的外部支持系统就缺乏同一性和相关性。其次，我国以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两极划分的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教育资源公民分配的重要法律依据之一，但这样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义务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常会造成公民在乙地纳税而其子女却必须在甲地才享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不合理现象，它不仅阻碍着我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而且也进一步强化着城乡差别和城里与乡里“人”的差别。显然，这样的制度已无法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源的配置体系运行方式的需要。最后，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引起了我国社会当前存在大规模、跨地区发展型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现象，这些迁移和流动人口具有比较强烈的教育需求，其中不仅成人希望通过接受教育增强对新工作和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且他们还有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教育以便将来在流入地扎根谋生和获得发展的强烈渴求。流动和迁移可能带来的收益能够使他们的愿望变成现实。于是，在一些城市中便出现了“棚户学校”、“民工子弟学校”。按照以上农村教育的释义，这样的学校教育不在农村教育之列，但恐怕也不能因此将其视为城市教育，至少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未享受与城市学校平等的待遇。

由于我国农村教育中的一些问题长期以来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导致农村教育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因而近年来一些研究农村教育的学者在对农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认真检思时，对农村教育概念本身也进行了深入探讨。田小红把农村教育概念中的农村限定为乡村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城市劳动生产率意义上的农村，在此基础上，她认为，农村教育是指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出现农村与城市二元社会、农民处于不利条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旨在使农村人口获取知识与劳动技能、现代公民意识与创业能力的教育。这一界定除了把只具有地域意义的农村用劳动生产率特意予以刻画外，在其他方面则是把传统教育语境中的农村教育进一步明晰化了。很明显，这一界定与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紧密联系。由于教育对政治经济结构的依附性，使人们很自然地便以城乡二元分割的结构认识教育系统内部的城乡教育关系，从而形成稳固的城乡教育二元分割结构。在这一界定中，对农村的限定是以经济学中城乡二元结构比率（城市劳动生产率／乡村劳动生产率）大于1为标尺的，它不包括劳动生产率与城市相比相差无几的农村地区。这一概念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当经济高度发达、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消失、社会全面进入工业文明后，农村就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城乡二元社会的农村就不复存在，从而由二元经济结构衍生出来的二元教育结构中的农村教育也就随之消失，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就真正融为了一体。但是，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融为一体，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我国教育中就没有了农村教育，相反，农村教育在我国是始终存在的。显然，对农村教育的这种认识没有突破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下那种僵化的思维模式的束缚，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它无法说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中的问题；把农村教育的对象仅限定为农村人口，其眼光过于狭隘；把在城市里实施的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排除在了农村教育范畴之外，不利于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多元化发展和整体推进。

现代化发展是以人力资本积累为先导的。这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给予人类最重要的启示。因此，我国农村的现代化发展，首要的是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然而，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需要全社会的教育共同承当，而决非仅仅可以通过农村中的教育就可以达成。据此，张乐天认为，农村教育的区位概念应该转化为功能概念，即农村教育应该定义为：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农村教育的这一定义，打破了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所形成的僵化的城市与农村二分的“二元论”思维的束缚，把城乡教育共同置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关注二者的差异而未将它们直接混沌合一，又把农村教育的含义作了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自身发展要求的扩展，从而架起了一道城乡教育相通的桥梁，把凡是接受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的人口都作为农村教育的目标人口。由于长期以来对农村人口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人才，因而扩展后的农村教育的目标人口当然包含农村人口。虽然这种扩展没有仅仅局限于把农村人口作为农村教育的目标人口而似乎与国际社会不相一致，因而未突出乡村教育实践与研究的时代特征，但它更符合我国农村中的教育所面临的实际，或许较之只把眼光局限在农村的教育视野更能有效地寻求解决我国当今农村教育中的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然而，遗憾的是农村教育的这一功能概念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农村教育批评的反思

长期以来，对农村教育的批评虽然涉及不同方面，但其实质却是指向培养目标：农村教育照搬城市教育模式，脱离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实际，培养的是单一的脱离农村、脱离农业的人才。由于课程决定人才培养目标，因而对农村教育的批评就主要集中在它的课程设置上。例如，有研究者在探究农村教育面临困境的原因时，认为“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其目标的单一应试性、唯城市性和离农性”，为此，要“调整农村教育的内容，重整教育目标”，“不论是农村基础教育还是农村成人教育，其目标都应紧紧锁定在服务于农村当地建设这一方向上。应该明确，农村教育主要是为农村培养现代化建设者，而不是培养可以进城、上大学的各类应试者，同时，还应该向学生传播现代农业观念，使他们树立起热爱农村、建设农村、在农村可以大有作为的良好观念”。这是一种在农村教育批评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论者则直接对新基础教育理论的许多观点提出了质疑，批评基础教育的升学问题是“强调基础文化知识，歧视基本劳动技能”；认为农村教育“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培养农村初级人才的现实地位重视不够”，从而提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能否拉近‘农民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距离，继而谋求使‘农民教育’融入‘基础教育’之中，使‘农村教育’能体现‘农民教育’的特色，而不是简单照搬‘城市化模式’”，并在此认识基础上给出了农村学校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定位：主导价值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并为“三农”服务，兼顾为学科教育服务，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升学人才；同时指出农村学校校本课程开发要克服当前农村课程改革中的城市化、学科化、校本化的危险倾向。农村教育同城市教育一样，其发展应该具有鲜明的目标导向，但农村教育的目标究竟该如何确定，需要我们在全面考察农村教育发展历程和现实境遇的基础上科学地认识与探讨。鲍传友研究认为，我国文明演进的历程改变了惯常的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后工业文明的依次更替的历时性路径，表现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交互作用、共时推进的特征。所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其实质而言乃是现代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对抗过程。这种过程也决定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城市取向和农村取向的共时性，而绝非两者相继发生。那种认为当前农村基础教育要面向农村，无疑是在潜在地告诉我们，只有在农村完全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以后，才可能对农村教育进行现代化改造。这种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历时性思维，显然已背离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两种文明交互作用、共时推进的历史情境。把基础教育的本质和小康社会的目标相结合，他提出了确立农村基础教育大众化取向的主张，即培养具有现代文明素质、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将农村教育的目标锁定在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的认识，至少是褊狭的，它从一个单一矫枉向另一个单一，看似贴近了农村实际，实质上却封闭了农村教育，阻隔了城乡教育的融通，强化了城乡教育的二元分割关系，阻碍了农村教育的多样化发展。这种农村教育观体现的是不平等的等级性价值取向，是想通过教育复制社会的等级性，固化农村人的心态，让农村人安心做农民。这明显违背公共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基本伦理精神。我们认为，在农村城市化的建设过程中，农村教育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即农村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应该承担积极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这份责任，但对农村转移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同样责无旁贷。至于农村基础教育，针对过于注重知识教学而严重轻视与实际生活之关联的现实，当前需要强调的是应结合农村实际，因地制宜，切实落实劳动技术教育。但这里的劳动技术教育只是素质教育的要素之一，或者说只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占一定课时数的课程之一，而不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劳动技术教育注重的是学生劳动技术意识的培养、劳动技术悟性和创新精神的养成，为学生对未来人生路线的选择提供更理性和更宽阔的知识领域和思想境界。因此，在农村基础教育中实施劳动技术教育，决不就是要在农村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农业技术的专业化教育，从而也决不是为了要把学生培养成安于农村、建设农村的人才。以强调在农村教育中实施劳动技术教育为由而主张在农村教育中融入“农民教育”，体现“农民教育”特色，是一种极为有害的农村教育观。用这种观念指导实践，不仅不能使农村教育摆脱长期以来所处的困境，反而会更加恶化农村教育的生存状态。“文革”中“教育革命”将正规化农村教育体系改变成“贴合农村生活”的非正规化教育形式所造成的农村教育濒于崩溃的严重后果，便是极好的例证。 转贴于

对于农村教育的课程内容，不能一味强调贴近当前农村实际和农民的生活以体现乡土化，更不能用所谓的“农村课程”做支撑。脱离对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最广泛人群的经验的借鉴，仅仅在自身和周围人群生活过程或直接经验中学习，学生的全面发展就会囿于自身实际活动水平和经验获得范围的局限，不能达成一种继承性和累积性的发展，从而无法达到人类已有的发展水平，更无法产生对前人和他人发展的超越。教育本身具有超前性，这决定了农村教育必须与现代文明趋同。因此，基础文化教育仍应是农村教育主要和重要的内容，农村也同样需要高层次的基础文化教育。

如果把农村教育的教学内容囿于与农村经济社会和人们生活有密切联系的范围，则不利于形成农村学生全面的知识结构和整体性社会视野，从而人为设置了他们融入城市化潮流的障碍。这样的教育，其价值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要谋求全体学生共同发展，而不仅仅是城市学生的发展，农村教育就必须同城市教育一样，要保持多类知识的合理比例，并加强它们之间的关联和渗透。

强调农村基础教育的教学内容要紧密结合农村生活实际，是基于人们对知识的重新认识，顺应人类知识从“现代知识”（科学知识）到“后现代知识”（文化知识）的转型，清除知识问题上的“科学主义”，将地方性知识、个体的知识以及不能言明的知识这些对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却长期遭受知识霸权压制的知识引入到学校的知识世界里，纳入基础教育的课程内容。在传统教学中，大量的理性知识充斥教材，而与人类生活至关密切的经验性知识、个体知识则无足轻重，理性知识几乎成了教学知识的代名词。教学知识的理性至上导致了“知识的异化”，使知识与人分裂，成为一种外在的统治力量，压抑着学生的个性，影响学生创造精神的养成。很显然，新知识观主张平衡的教学知识，目的就是要关照学生的生活世界，使学生在系统掌握“完整”知识的过程中获得关于世界的认识，形成相应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就是呼唤感性的、个体的和本土的知识价值的回归，赋予它们在学校课程内容中的合法位置，主张在学校的课程内容中既保持多类知识的合理比例和各类课程的适当张力，又加强它们之间的关联和渗透，建立各种知识能够功能互补、相互促进、正向迁移的平衡、整合的课程结构，以利于学生个性化知识体系的建立，而决不是为了施行以培养安于农村、安于农业的人才为目标的农业领域的专业教育。

三、农村教育城市化：农村教育发展的战略突破

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市化推动现代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已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农村与城市在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一向封闭的、处于社会边缘的农村教育也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断受到城市化的影响。于此同时，农村教育作为一项以促进区域发展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公共事业，在城市化进程中也并非只是被动地受其影响和一味适应。也具有推动和引领其发展的作用和责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心系农村教育的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通过对我国农村教育历史变迁的系统考察和现实发展的客观分析，明确提出了农村教育城市化的发展模式。这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农村教育发展的目标。它顺应了农村城市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预示着我国农村教育将逐步摆脱长期以来的困境而真正实现与城市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突破。

农村教育城市化的含义，主要是指通过调整农村学校布局，减少村办中小学，扩大农村镇所在地中小学的规模和改善其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发挥学校的规模效益。农村教育城市化的动力源自于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一方面，随着城镇户籍制度、农民进城政策的进一步放开和农民传统教育文化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愿意把子女送往城镇学校接受优质教育，从而出现了生源相对向城镇学校汇集的现象，加大了城镇学校教育的供求矛盾。另一方面，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发展型迁移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显著成效，使农村学校的学生逐年递减，加剧了农村学校的生存危机，也造成了有限教育资源的浪费。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当务之急就是要调整农村学校的布局，合理撤并现有村办中小学校，使它们逐步向城镇汇集，并因地制宜地推进学校的标准化建设，形成农村教育的城市化格局。此外，也有研究者认为，“以县为主”教育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和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全面实施，也是推动农村教育城市化的两股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1]田小红。农村教师实施新课程的问题与困难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8)：40-43.

[2]张乐天。重新解读农村教育[J].教育发展研究，2003，(11)：19- 22.

[3]陈敬朴。农村教育概念的探讨[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11)： 39-43.

[4]广少奎。试论农村教育的问题及其对策[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3，(11)：38-41.

[5]覃章成。农村实施素质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的博弈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1)：24-29.

[6]覃章成。农村学校校本课程开发的背景、价值与策略初探[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9)：54-58.

[7]鲍传友。论现代视阈中的农村基础教育取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2)：28-31.

第7篇：农业农村现代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农村； 体育； 研究

一、农村体育研究现况

（一）概念界定

相关农村体育的基本概念主要体现于对"农村"、"农村体育"、"农民"、"农民体育"及"村落体育"的认识上。

1.村落及村落体育概念的界定

村落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最主要的自然聚落，具有社区的社会关系、秩序以及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村落的边缘清楚，由固定的农业人群长期聚居和生活所组成的空间和社会单元。

村落体育是指在村落环境中以村民为主体，以健康、娱乐、休闲等为目的而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锻炼活动，属于社区活动概念，具有文化层次含义，包括各种现代体育活动和传统体育活动。

2.农村、农民及农村体育的界定

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居民聚居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载体和主要场所。

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是一种身份的表征，是以农业为主要生计，以村庄为长期居住地的人群才能称为真正的农民。

农村体育是以增强体质，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为主要目的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在农村地理范围内，以农村人口为参与主体所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包括在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体育。

（二）农村体育组织研究

当前村落体育组织结构松散，缺乏稳定性。有学者从自组织理论出发，分析农村体育的历史变革与农村体育组织演绎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组织演进是当前农村体育组织发展的必然路径，在农村体育组织体系中，政府和体育职能部门应明确自身角色并合理定位。

（三）农村体育现状研究

现状研究主要涉及体育人口、农民体育意识和态度、体育价值观念、健身场所、锻炼时间及地点、活动内容等方面。现状反映出农村体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农村体育发展受城乡二元体制制约，农村体育管理上存在以"城市体育"衡量农村体育的惯性思维，发展理念上与本土体育及乡土实际的背离；地域范围内农村体育发展不平衡；农村体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农村体育组织不健全等。制约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理念、文化等方面。

（四）关于农村体育对策的研究

在农村体育发展的对策上，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相应的建议。朱勇从村落体育的善本再造角度强调"原生态"价值取向对村落体育和农村体育的重要性，指出在继承、发扬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发掘传统体育的同时，推动农村体育的多元和文化和谐发展。郭修金从小康社会的建设为视角，认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战略应向下进行转移，县城是农村体育的龙头，乡镇是农村体育发展的纽带，村落是农村体育的根基和落脚点，强化政府职能，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的合理发挥。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一）概念界定不清

由于社会的飞速变迁，对农村、农民、农村体育的界定存在模糊，给相关研究带来瓶颈。由于关于农村体育理论研究的复杂性以及概念界定的必要性，在进行研究时应根据研究的实际需要对农村体育范围进行界定。

（二）农村体育研究边缘化

我国对体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竞技体育，虽然近年来全面健身运动的兴起促进了社会体育研究的进展，但从国家社科基金和体育总局软科学理想资助情况看，农村体育只占3.67%。此外，对农村体育的研究容易站在现代体育的视角来审视，忽略了农村社会变迁发展的现实，与农村体育发展的现实渐行渐远。

（三）研究对象不清

当前农村体育研究对象中的"农村"范围过大，对所辖行政村即自然村落社区的体育活动缺乏应有的、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村落是地缘和血缘关系醇厚农村的主体，较多地存在着依靠农耕的完全意义上农民，传统的农村体育项目也正是起源于村落以及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而这些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亦可作为文化遗产进行挖掘和保护，并对与现代体育的结合和推广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四）研究方法偏失

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共时性问卷调查法，虽然可以经济、有效地获得研究者所需的调查资料，但由于农村人口流动频繁，村民文化程度较低，容易影响到问卷效度和信度，一个时点的共时性问卷调查不能反映出农村体育发展全貌。

三、结语

我国农村体育发展对农村体育研究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但城市体育与农村体育两者结合脱节。农村体育的研究应把握"农村"的实质，与当地的民俗、地貌特征、经济发展、文化习惯、传统体育等结合，不能追求公式化；应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研究相结合；运用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尤其是社会学理论来研究农村体育，站在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农村体育。

参考文献：

何肇发．社区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

罗湘林.村落体育研究.北京体育大学，2005.2005.罗湘林.对一个村落体育的考察与分析.体育科学,2006(4):86-95.

郭修金,虞重干.村落体育的主要特征与社会功能探析--山东临沂沈泉庄的实地研究.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7,27(3):33-36.

韩明谟.农村社会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吴振华,田雨普.关于中国农村体育若干问题的断想.体育文化导刊,2005,36(5):5-6.

卢元镇.社会体育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卢元镇.社会体育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3.

陈安槐,陈萌生.体育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张红坚,段黔冰.农村体育组织方式选择与农村体育组织建设--基于自组织理论视角.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32（2）：20－22.

韩军,王斌,马红宇.我国农村体育发展思考.体育文化导刊, 2009(6): 16-20.

奚凤兰.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我国农村体育.体育文化导刊, 2006(9): 8-10

第8篇：农业农村现代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农村;农民;现代农业;农业现代化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业问题,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最难的是农业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目标,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把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把农业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技术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来管理农业。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曾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2007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同志在十届五次人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意味着给农业注入更多的现念和方式,将更多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什么是现代农业?简而言之,现代农业是指处于一个时期和一定范围内具有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形态,具体就是指用现代工业力量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以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的,生产效率达到现代先进水平的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的核心是科学化,特征是商品化,方向是集约化,目标是产业化。它具有四大特点:一是突破了传统农业仅仅或主要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实现了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生产,使得农工商的结合更加紧密;二是突破了传统农业远离城市或城乡界限明显的局限性,实现了城乡经济社会一元化发展、城市中有农业、农村中有工业的协调布局,科学合理地进行资源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组合;三是突破了传统农业部门分割、管理交叉、服务落后的局限性,实现了按照市场经济体制和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全方位的、权责一致、上下贯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四是突破了传统农业封闭低效、自给半自给的局限性,发挥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了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农产品贸易国内外流通。

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传统农业和不发达农业转变到现达农业的过程。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装备和较高的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二是高效能的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部门的支撑和效益相对较高的非农产业需求的支撑,并采用现代营销方式提高农产品商品率;三是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水平如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等,有一定科学文化素质和经营管理才能的农业劳动者,农民的收入水平接近城市居民水平,生活、居住方式城乡一体化;四是农民组织结构的改善与优化,尤其是通过农业产业化,形成较高的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五是有良好的农业资源生态环境并有较高的资源转化率。

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发展现代农业,是科学发展观在农业农村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落实。通过建设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优化农业农村经济结构,集约使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业竞争力,实现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要通过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促进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为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第三,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根本途径。实现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是“三农”工作的根本目标和中心任务。只有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才能全面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从根本上夯实增粮增收的基础。

第四,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资源与市场双重制约,资源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将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我国农业的内在基础正逐渐强化。目前,农业科技进步率已达到48%,农业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物质装备支撑能力明显增强。已具备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条件。那么,建设现代农业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建设现代农业的目标应该是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能力明显加强,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明显提升,生态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建设现代农业的任务主要是抓住薄弱环节,突出重点,采取综合措施,整体推进。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广泛应用农业机械,推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提高农业抵御灾害的能力和生产效率;要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农业科技应用水平,强化科技对农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要开发农业

多种功能,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要将农业产业化经营贯穿于现代农业建设全过程,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规模化和标准化水平;要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农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持;要树立和运用大资源、大农业、大食物、大市场和大生态的理念,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将贯穿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全过程。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扎实推进,确保现代农业建设稳步健康推进。

农业现代化这个主题是一个包括多方面的运动过程。这个过程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要求。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及发展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并把农业现代化概括为“四化”,即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20世纪70年代末,又以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和商品化代替了原来的“四化”,用现代科技、现代装备、现代管理来概括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同时还把生产区域化、专业化以及农村工业化、小城镇建设等内容同农业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说明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是不断完善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农业现代化呢?农业现代化是指农业由原来落后的传统形态向先进的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指农业要达到的现代水平,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历史概念。它与现代农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现代化”一词的本意而言是指使某一事物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因此,农业的现代化当指使农业发展达到最近的国际水平。然而事物总是不断地发展和变化,“现代化”的内容不可能一成不变。因此,仅就概念而言,“现代化”所指十分宽泛,它在时间上没有确定的外延,空间上也无确定的内涵,所以“现代化”不是严格的科学范畴,也不是什么理论性的概念。农业现代化就是把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把农业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技术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来管理农业。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综合性、历史性的概念。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不能把本国已经达到的技术、经济水平同本国过去的情况相比,而应该同当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比。只有在经济上、技术上赶上、接近或超过当时先进国家的水平,才算实现了和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人们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从历史的角度,把农业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发展形态。农业现代化则是指农业由原来落后的传统形态向先进的现代形态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指农业要达到的现代水平程度。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发展目标之一,对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增收,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从目前世界农业发展的大趋势和社会环境来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至少应具备以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生产过程机械化,是指运用先进设备代替人力的手工劳动,在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中大面积采用机械化作业。

生产技术科学化,其涵义是指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从而收到提高产品产量、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保证食用安全的效果。

增长方式集约化,是指摒弃传统的粗耕简作,推广现代的精耕细作,在化 肥、农药、灌溉等方面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外延扩大生产余地变小的情况下,把增产的基点转到挖掘内部潜力,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档次,提高综合效益,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经营循环市场化,就是指投入—产出—消费的经营循环都要在市场上得以实现。

生产组织社会化,它意味着农业生产与流通活动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必须和社会上的有关部门、市场主体有机地联系起来,以达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劳动者智能化,在这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或经营的人,一定要具备现代化水平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 总的来说,实现农业现代化是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下得以实现的。离开人,现代化是不复存在的。农业现代化意味着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只是使用现代物质投入,不能“见物不见人”,必须认识到使用现代物质投入品的只能是具有现代技能的农民。

各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虽然不尽相同,前进的速度也有差异,但它们都希望到达同一个目的地;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奋斗与成功,预想与结果会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不妨碍人们朝共同的方向努力。 什么是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这应当包括三个方面,即发达的农业、富庶的农村和良好的环境。(1)发达的农业就是要努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将目前低产低效的农业建设成高产高效的农业,使社会对农产品的需要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从而为整个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奠定稳固的基础。(2)富庶的农村就是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稳步提高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的差距。(3)良好的环境就是要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避免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经营,注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为农业的稳定发展、资源的持续利用创造良好的条件,为人民工作与生活创造美好的环境。

总而言之,农业的现代化应当建立在经济上可行、生态上适应、社会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利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广度和深度来改进和协调农业生态、技术与经济这三个系统,使之在和谐中发展,在互动中前进。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就没有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并加快发展我国的现代农业,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宣杏云、王春法等:《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透视》[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2]康芸、李晓鸣:《试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政策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9期。

[3] 丁长清、慈鸿飞:《国农业现代化之路》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第9篇：农业农村现代化概念范文

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民间金融；地下金融市场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3-0008-05

中图分类号：F830.6

文献标识码：A

在美国学者麦金农(1973)的金融发展理论中，曾把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划分为二元式金融结构，即一部分是以商业银行等为代表的有组织的现代化金融组织及金融市场，另一部分则是以私人借贷、合会、钱庄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组织和金融市场。对于麦金农所说的传统金融市场部分，许多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也相应地提出了不同的概念，尤其国内研究更是如此。称谓亦是多种多样，如有非正规金融市场(Informal Financial Market)、灰黑色金融市场(Gray and Black Finance)、地下金融市场(Underground Finance)、民间金融(Folk Finance)等。这些概念的研究对象大体一致，但其侧重点和观察的角度又有所不同。其中国内普遍使用的是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两个概念，为了避免这两个概念的混淆及研究的需要，在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相应区分。

一、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概念辨析

非正规金融概念与正规金融相对应，在国外文献中使用的较普遍，有时也将二者称为非正式金融和正式金融，而民间金融概念在国内学术界以及媒体中使用得较为普遍。事实上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因经济交易的需要，由下而上自发形成，即都具有内生性。而区别则表现在对其概念界定的角度不同。首先，从相关的文献上看，正规与非正规金融主要是从法律或者政府监管的角度进行分析，即某一金融组织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国有(官方)金融与民间金融则主要从所有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即由某一金融组织的产权主体归谁所有进行界定。其次，两者的差异与国内外的习惯用语有关，在国外主要是从“法”的意识上界定；而在国内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原有的意识形态成分即“所有制色彩”，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意识中国有(官方)与民间是一个鲜明对立的概念，非国有的则就是民间的，如我们在经济体中有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称谓，因此相对应地在金融领域就使用了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的概念。

因此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的概念实际上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界定，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具体的金融组织形式上看，两者在大部分情况下是重合的，如私人借贷、钱背、合会、互助会、私人典当、私人钱庄等既属于非正规金融又属于民间金融。但两者又存在不一致之处，如民生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从所有制或产权角度上属于民间金融，但是它们已被官方承认，并纳入了官方的监管范畴，因此它们又属于正规金融组织；而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商业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形成之初的行为，初期并没有纳入官方的监管范围，属于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范畴，但是它们又不属于民间金融，因为其行为主体本身是以国有形式存在(如四大国有银行)。

按照以上思路，我们认为非正规金融并不代表就是民间金融，同时正规金融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国有金融，两者之间概念不存在等价关系。为了保持与国际上的学术惯例相一致，以及避免公有或私有等国内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我们运用非正规金融这一概念。在本文中我们把非正规金融理解为由于市场主体交易需要，在经济体内部由下而上自发形成，但不被监管当局所认可，并以隐蔽的方式进行经营活动来取得收益的金融中介组织及其行为活动。对于参与、贩毒、洗钱等地下违法交易活动的黑色金融活动既不能得到现行制度规则的许可，更不具有经济合理性，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演变分析

我国非正规金融活动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依据各种形式出现的历史时间先后顺序，相对应的组织化程度，以及与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功能演变，农村中非正规金融经历了民间自由借贷、各种合会、钱背、钱庄等由简单组织到复杂组织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过程中，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两种功能属性即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民间私人借贷阶段，其起源于农村乡土社会，主要表现为亲戚、朋友之间的交情借贷，这种借贷方式几乎没有利息。可以认为在私人借贷方式中，交情借贷是源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最原始意义，这个阶段的借贷需求基本上是以平滑生活需求为主，生存性借贷是其基本要义。因此这个阶段，刚从农村乡土社会中脱胎而产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其社会属性远远高于它在高利贷所表现出的经济属性，其社会属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但伴随着农村经济逐渐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开始以合会形式出现时，其经济属性日益突出，而且开始超过原有的社会。在这个阶段，合会分成了两种不同模式，一种是互质如轮会等，这实际上是从民间私人借贷中的社会属性发展而来。另一种是以赢利性为主要目的抬会等形式，这种形式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其规模影响越大，如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这意味着随着市场规模扩大，农村非正规金融逐渐脱离了原来“乡土气息”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日益重要。

当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大多数交易者将倾向于节约人情成本，更愿意通过支付利息的商业行为来完成交易，于是原先的友情无息借贷逐渐向有息方向发展。因此当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到钱庄形式时，原有的社会性属性已基本上不存在，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性组织。所以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的历程是其从乡土社会中产生，由最初的社会属性为主导，然后从其社会属性中衍生出经济属性，最终又脱离原始的社会属性演变成为具有经济属性的金融组织。

同时伴随这一过程，也是信用类型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起初，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中所表现的只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交易基本以口头协议为主，我们可以把这种信用类型理解为简单的关系型信用。当农村非正规金融以合会的形式出现时，由于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和其经济功能逐渐增强，原来依托于社会属性的“简单关系型信用”将难以保证交易任务的完成。于是出现了一些简单、松散的章程安排，原来的口头协议也逐渐转变为签字协议，与原来的相比，可以理解为“复杂的关系型信用”。当其进一步发展到钱庄等形式时，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属性已经主要表现为经济意义上的属性，在这一

属性下形成的信用实际上已经具备了今天金融现代信用所具有的功能，可以认为是“准契约型信用”。因此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化的进程中，实际上是其属性由以社会属性为主，发展到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并存，最后转变为以经济属性为主；信用类型从简单的关系型信用，到复杂的关系型信用，再到准契约型信用的过程，具体如表1所示。

三、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模分析

由于非正规金融交易活动具有隐蔽性等特征，使得对其资料和数据的搜集十分困难，因此其真正的市场规模也就难以确定，目前大部分数据主要是通过调研获得。表2显示了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在1990年的一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各国农村金融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非正规金融主要存在于农村和中小城市，尤其在沿海地区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更为普遍，国内学者大部分通过案例调查的方式进行，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推算，近年来部分学者的调查情况如表3所示。

此外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2003)对全国20个省份的实地调查，发现全国地下信贷的绝对规模在7450-8300亿元之间；若按照郭沛(2004)年估计，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从1997年到2002年，按窄口径计算大致在1802亿元至2001亿元之间，按宽口径计算规模大概在2238亿元至2750亿元之间。我们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可以得到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的一个更为长期发展状况，如图1所示，从中可以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在不断加强。

上图中反映了自1986年以来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趋势，从地区差异上看，可以发现非正规金融在农户整个借款比重中，东部地区的比重最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而且从1989年开始东中西部各地区所占比都已超过了一半。从全国趋势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充分反映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在平滑农户的消费与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显示出其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分散化的农村金融市场中，非正规金融基于在信息和履约机制上的相对优势，使得它与正规金融相比更能节约交易费用，降低违约率。在一定程度上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有利于农村社会资本的形成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正如IFAD(2001)指出，在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市场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信贷机构的四倍，对于农民来说，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正规金融市场。

四、政策选择分析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三种可能方向

从各个国家和地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经验来看，大致有三个可能的演化方向(姜旭朝，2004)。第一种方向是一部分非正规金融组织继续保持其互助合作的“原始形态”，如以轮转会等形式，作为一种临时性松散组织，只在约定的时期内存在。这主要是由于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主流正规金融组织不愿进入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而国家实施的政策性金融尚不完善，使得这些具有传统互质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得以存在。

第二种方向是由互组织演变为非法的地下金融，以诈骗或洗钱等为目的的各种合会，则其形成机制和背景较为复杂。这种形式在经济发展较快而政府金融监管缺乏效率的地区比较普遍。严格地讲，这种形式属于本文定义中的广义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已经脱离了经典意义上的非正规金融，属于非法范畴，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

第三种方向是从具有合作性质的非正规金融逐渐演变为带有商业性质的正规金融组织。其运作机制在转变过程中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如从轮转模式(Rotating)转变为非轮转模式(Non-rotating)；从短期金融组织转变为永久性金融机构；从只存不贷变为存贷结合；从定期运营转变为每日运营等(Seibel，1999)，这种存在形式有如日本的“无尽”、韩国的“契”、中国台湾地区的合会公司等。

(二)政策选择

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历程已经告诉我们，其并不是简单的遵循节约交易费用和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路径，而是与按照政府的偏好密切相关。显然政府的介入要么推动金融制度向更为有效率的方向演进，要么阻碍这种进程(官兵，2005)。因此，政府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变迁方向。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变迁的三种方向相对应，政府亦有三种政策性选择。

第一种是政府采取放任自由政策，在农村非正规金融演进中充当无为之手，无所作为。在这种政策下，政府完全不干预，任其自由发展。但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基于特殊信任基础上的，当其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存在社会资本“失灵”现象，如发生的各种倒会风潮，都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这种形式长期得不到法律认可，交易契约又不能受到政府有效保护，这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很可能被一些食利者或金融诈骗分子所利用，偏离其原有的发展轨道，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

第二种政策选择是采取强行干预政策，无所不为。事实上，这种强行“拔高”做法亦会中断农村非正规金融原本正常的演进方向。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农村中兴起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合作基金会曾在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等方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在1990-1996年间全国农村基金合作会的支农资金合计达63.2％，远远高于农行、农信社同期支农的比重，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强行行政干预导致了其最终失败(温铁军，2000)。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地方政府强行介入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行为，打断了农村非正规金融演进的正常路径，正是这种不正当干预造成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最终衰弱。

第三种是政府采取有所作为的政策。前面分析了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变迁，政府采取“不作为”或“无所不为”的政策都不能使其从“关系型信用”演变成“契约型信用”。因此，政府应当意识到既然执意打压非正规金融和任其自由发展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可考虑根据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状况，适当降低市场准入条件，引导并扶持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各种不同形式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交易给予法律上的有效保护。将其信用关系纳入到正式制度的调节范围，使其最终成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论性评语

农村金融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的脱节。现在农村金融组织机构中遇到的问题是：已有的正规金融组织由于产权的模糊性，难以有效行使所有权、控制权与监督权；同时非正规金融组织的产权虽是独立完整的，但却得不到法律应有的保护，而正是因为这种不被认同使得这种组织只能以非正规或地下的形式进行隐蔽活动，这种不规范的交易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中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