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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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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

第1篇: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范文

一、以德治校 势在必行

1.“以德治校”,是对“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落实

江泽民同志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条件下,于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首先使用了德治的概念,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以德治国”的思想,并明确赋予德治以新的内容,把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①这是对治国理论的全面总结和阐述,也是对我国古代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和中国共产党治国学说的理论创新。宣传落实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思想,对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以德治国,其核心是德治。德治,即用德去治理,其有两层意思:一是要确立社会主体道德规范;二是要用它们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以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实行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用体现共产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去教育全体社会成员,提高其道德觉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德治国,落实到学校就是以德治校。所谓以德治校,就是贯彻“以德治国”的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来全面规范学校的教育教学行为。这是在学校里贯彻“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体现。

2.“以德治校”,是学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对完成党的十五大制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目标和任务,提高我国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特殊的基础性地位与作用。以德治校的提出与加强,不仅是学校贯彻执行党的十五大精神的基本要求,也是学校教育如何更好地坚持依法治校,加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内在要求。所以,在学校实行以德治校,符合学校客观实际,符合教育本质与规律。

3.“以德治校”,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呼唤

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摆在重要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削弱。要说素质,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不断增强学生和群众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②实行以德治校,就是要在素质教育中,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加大德育力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所以,实行以德治校,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实践的呼唤,势在必行。

二、以德治校,系统施工

实行以德治校,涉及组织领导、内容构建、活动载体、督导评估和保障机制等正位、正德、正行方面因素的重组、建设与管理,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系统工程,重在规划好、建设好和管理好。在加强学习、树立以德治校理念的基础上,应加强六大体系的建设,做到系统组织,科学运作,精心施工,整体建设。

1.构建以德治校的领导体系

这是实行以德治校、摆正德育位置,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组织保证。以德治校的决策与实施涉及学校的人、财、物、时、空的统一调动与管理,必须实行学校一把手工程责任制,即学校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党政工青妇研等有关部门配合抓,校、系、班(队)层层落实。学校领导组织体系主要负责学校德育改革与发展规划与德育目标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的检查、指导、总结、表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学校德治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和创新性。

2.构建以德治校的内容体系

实行德治,必须先行治德,即正德。依据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构建学校道德规范体系。一是通盘考虑学校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法制教育和心理教育,坚持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结合,坚持分层次、分系列,向综合运作要整体效益。二是构建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学校道德规范细则,应包括学校公德、干部道德、教师道德、学生道德等方面的规定。具体内容应体现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提出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体系和框架。学校公德,既要体现社会道德关于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守纪律等方面的要求,又要体现学校教育的实际需要;干部教师道德,既要体现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等统一职业道德的要求,又要具有学校职业道德的特点。

制定学校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及具体安排实施细则,要体现并解决市场经济提出的道德问题,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要体现正确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良的德治传统与传统美德,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要体现积极吸收全世界各民族的优秀道德成果,做到以我为主,中西融合。

3.构建以德治校的活动体系

德育活动就是以道德规范为内容开展具体有效的活动。德育活动是实行以德治校的重要的有效载体。德育活动的过程,既是抵制批判腐朽道德思想,实行德治的过程,也是师生、生生之间与德育目标要求和目标到达度之间的关系调整、内化、提高的实践过程。构建德育活动体系,既有各项活动连续的整体设计和总体规划,又有每项活动目的、内容、方法与条件等环节的有效设计与实施。

学校德育活动体系的建设很重要。一般来讲,学校德育活动主要包括:学校思想品德政治伦理课及其学科课外德育活动;结合学生实际有针对性开展的多层次、多形式的丰富多彩的专题德育活动;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文体美教育活动;根据政治教育需要设计开展的社会调查以及深入工厂、农村的德育实践活动;校园的绿化、美化、文化、香化、亮化等建设方面的公益劳动活动以及科研部门、学术团体举办的德育科研活动,等等。

关于校内外结合,中小学、幼儿园主要是设计搞好学校德育与家庭德育有机结合的活动;大学主要是设计搞好学校德育与社会德育的有机联系活动。

4.构建以德治校的保障机制体系

建设德行机制是实行德治的重要保障,可包括导向机制、宣誓机制、奖惩机制、养成机制、督评机制等等。

导向机制。追求崇高,渴望圆满,向往幸福,仰慕伟大,这是人的普遍心理倾向与远大理想追求。建立导向机制,要站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高度,根据人们仰慕高尚的心理倾向,制定远大的、高尚的具有吸引力、凝聚力的道德目标与规范,以激励先进,鼓舞高尚。要注意运用那些道德楷模、英雄志士的崇高理想、高尚道德和奉献精神去鼓舞、提升每一个人的道德实践的信心与决心。

宣誓机制。就是用宣誓的方法推进道德诚信的实践。对待诚实守信的态度以及诚信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与民族道德水准高低的标志。借鉴古往今来的经验,实行德治,应建立宣誓机制,即通过一定形式,让个人发誓、宣誓,切实做到不说谎、不欺骗、不造假,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而有信。如宣誓就职、宣誓入党入团,宣誓承诺、宣誓决心书,宣誓志愿某种活动,就是一些比较有效的举措。宣誓是自律机制,强调道德素质的内化,唤起人们的自觉,具有民主性、实效性、长效性,有普遍应用价值。

养成机制。这是实行德治,实现德育内化的重要机制。自我养成,包括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控制。建立自我养成机制,关键在于把道德养成作为追求道德圆满的内在理念,作为道德自我完善的内需目标,作为高尚道德人格建构的内化情愫。

5.构建以德治校的目标与评估指标体系

这是实行德治,培养学生具有高尚道德素质的有效机制。以德治校的目标体系与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学校的目标与评价指标体系、干部与教师的目标与评价指标体系、学生的品德目标与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学生守则)。有了道德目标与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对象就可依据评价标准评判检查自己达成目标的程度,可使评判者依据道德评价指标,判断对象到达道德目标的状况,从而推进道德素质的提高。关于道德评价测量方法,应根据评价目的与对象的特点及道德发展的需要,坚持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

6.建设以德治校的教育队伍体系

学校能否坚持以德治校,实行德治与法治并举,始终将德育放在首位,获得总体实效,关键要有一支政治坚定、思想过硬、知识渊博、品格高尚,能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的干部队伍与教师队伍。要提高学校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广大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用领导干部的高尚道德素质去带动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用教师高尚的道德素质去培养高质量的学生。中小学还应重视家长德育队伍及社区德育队伍的建设,齐抓共管,搞好学校、家庭、社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三、以德治校 重在驱动

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应体现德治思想,坚持以德治校,依法治校,就要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以德治校,依改促教、依法治校,科研兴校同属学校发展与建设的动力系统的策略,实行以德治校,离不开依改促教、依法治校和科研兴校的有机结合与驱动。

1.实行以德治校,必须依改促教,坚持综合改革

实行以德治校是学校教育的重大改革,涉及办学指导思想、德育定位、德治理念、德治内容、道德规范、德行制度、德育方法等等因素,对这些因素的陈旧观念及传统做法,不进行清理、改革与创新,就不可能实现德治。所以,实行以德治校应处理好德治与改革的关系。笔者认为,正确方法应是依靠综合改革,以改革为动力,以德治为内容,对学校教育进行有效的系统的改革。

2.实行以德治校,必须依法治校,坚持德与法的结合

“法制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实行以德治校,学校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达到学校总体效益不断提高。目前有些校长对德治忽视,对法制重视,花很多钱安装闭路监控系统,坐在办公室里监控学校员工,动辙以炒鱿鱼或下岗去“法治”教师,把校长与教师关系搞成老板与打工仔之间的雇佣关系。法治不是人治,人治也不是德治。没有了尊重、民主、宽松、和谐的良好的氛围就无法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

3.实行以德治校,必须坚持科研兴校发展战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以德治校,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有很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探索与解决,所以,应将德治难题作为科研课题,通过对德治难题的研究,去解决德育如何提高针对性与实效性的问题。目前,由于市场经济成分多样化,带来了价值观与道德观取向多元化。

干部、教师道德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德治实效的高低问题。特别是学校领导干部是“执政者”,其道德影响力非常重要。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③所以,在干部、教师队伍中亟待开展“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的教育和有效机制的建设,以规范干部教师的教育道德,树立良好的教育形象。当前,教育科研兴校(教)已经成为众多学校走内涵发展之路和托起名学校、名校长、名教师的重要对策与实践,所以,实行以德治校需要教育法制与科研来加盟。以教育科研为先导,用法治、德治研究成果去推进与提高以德治校的质量与水平。

实行以德治校,坚持德治与法治并举,是新形势下的新理念,是世界科学、民主与法治发展的潮流,其实践经验尚待探索与总结。相信只要我们勇于去实行、去实践,在以德治国思想的指导下,落实以德治校,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就能不断前进,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就会不断提高。

注释:

①《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1年1月11日。

第2篇: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范文

〔论文摘要〕以德治校是对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落实,是高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女性创新人才的首要任务,是高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实行以德治校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做到精心组织、科学运作、整体建设。

以德治校是对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落实。所谓以德治校,就是贯彻“以德治国”的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来全面规范学校的教育教学行为。这是在学校贯彻“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落实和体现。

以德治校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女性创新人才的首要任务。实行以德治校,就是要在素质教育中,把思想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加大德育力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对于女子高校来说,还应该进行“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的教育。从我国统计人口情况来看,我国拥有13亿人口,其中一半为女性,而一个民族,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根本是要做到女性综合素质的提高。由于妇女素质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整体素质,因此,以德治校,培养更多的适应当代和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女性人才,是新世纪女校面临的首要任务。

以德治校是学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学校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阵地,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对完成党的十五大制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目标和任务具有特殊作用。

以德治校的提出与加强,不仅是学校贯彻执行党的十五大精神的基本要求,也是学校教育如何更好地坚持依法治校,加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更好地为社会、为学生服务的内在要求。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由于青年学生中不少人缺乏对我国历史和现状的全面了解,缺少艰苦环境和艰苦生活的磨练,在社会处于重大的变革时,面对各式各样的思潮的影响,往往显得无所适从。拜金主义、享受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倾向也有一定的市场,如果不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些错误观念和模糊认识,就会影响学校教学任务的完成,所以,在学校实行以德治校,符合学校的客观实际,符合教学本质和规律,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全面推进素质教学,培养德才兼备优秀女性人才的重要思想和措施。

以德治校涉及到思想观念的转变,组织领导、德治内容、活动载体、检查评估和保障机制等各方面因素的整合建设与管理,是学校建设的综合系统工程。应做到精心组织、科学运作、整体建设。

1.树立以德治校的思想观念。这是实行以德治校的思想保证。要使全体教职工认识到以德治校的重大意义,形成事事处处都关乎育人,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的共识。我院自1987年建院以来,逐步建立起包括院领导、系主任、教师、行政管理干部、后勤职工在内的全员参与的工作机制,形成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活动育人、劳动育人等全方位育人工作模式,常年坚持召开经验交流会,推广先进经验,p昌响“三育人”的主旋律,从而形成了一个涵盖全校各部门各层面的宏大的德育工作网络。

2.确立以德治校的领导体制。这是实行以德治校,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的重要组织保证。以德治校的决策与实施涉及学校的人、财、物的统一调动和管理,必须列人学校党委的议事日程,实行学校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党政工青妇等有关部门配合抓,院、系、班层层落实。学校领导组织体系主要负责学校德育改革、发展规划及德育目标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的检查、指导、总结、表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学校德治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和创新性。

3.建立以德治校的内容体系。以德治校,应先行治德,依据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构建学校道德规范体系。一是通盘考虑学校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教育,同时结合女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增加女性“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教育,坚持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结合,坚持分层次,分系列,向综合运作要整体效益。二是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个字变为全院师生行动准则。三是构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学校道德规范细则,包括学校公德、干部道德、教师道德、学生道德等方面的规定。

4.构建以德治校的活动体系。德育活动就是以道德规范为内容开展具体有效的活动。德育活动是实行以德治校的重要的有效载体。德育活动的过程,既是抵制批判腐朽道德思想,实行德治的过程,也是师生、学生之间与德育目标要求和目标到达度之间的关系调整、内化、提高的实践过程。构建德育活动体系,既有各项活动连续的整体设计和总体规划,又有每项活动目的、内容、方法与条件等环节的有效设计与实施。

学校德育活动体系的建设很重要。我院德育活动主要包括:学校思想品德政治理论课及学科课外德育活动;结合学生实际针对性开展的多层次、多形式的丰富多彩的专题德育活动;结合重大节日、纪念日开展的各种各样的事件等教育活动;根据政治教育需要开展的社会调查以及深人工厂、农村的德育实践活动;校园的绿化、美化、文化、亮化等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等。这些活动的开展,繁荣了校园文化,营造了良好的育人氛围,体现了环境育人和活动育人。

5.构建以德治校的保障机制体系。建设德育机制是实行德治的重要保障,包括导向机制、宣誓机制、奖惩机制、自我养成机制、督评机制等等。

导向机制。追求崇高、向往幸福、仰慕伟大,这是人的普遍心理倾向与远大理想。建立导向机制,重点要抓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既传业又授道。要站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高度,根据学生仰慕高尚的心理倾向,制定远大的、高尚的具有吸引力、凝聚力的道德目标与规范,要激励先进,注意运用那些道德楷模、英雄志士的崇高理想、高尚道德和奉献精神去鼓舞、提升每一个人的道德实践的信心与决心。

宣誓机制。就是用宣誓的方法推进道德诚信的实践。对待诚信守信的态度以及诚信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与民族道德水准高低的标志。借鉴古往今来的经验,实行德治,应建立宣誓机制,即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每一个人发誓、宣誓。切实做到不说谎,不蒙骗,不造假,言行一致,言而有信。

自我养成机制。这是实行德治、实现德育内化的重要机制。自我养成,包括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控制。建立自我养成机制,关键在于把道德养成作为追求道德圆满的内在理念,作为道德自我完善的内在目标,作为高尚道德人格建构的内在情惊。

6.构建以德治校的目标与评价指标体系。这是实行德治,培养学生高尚道德素质的有效机制,以德治校的目标体系与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学校的目标与目标评价体系,干部与教师的目标与评价指标体系,学生的品德目标与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是学生守则),有了道德目标与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对象就可依据评价标准评判检查自己达成目标的程度,从而推进道德素质提高。关于道德评价测量方法,应根据评价目的与对象的特点及道德发展的需要,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

7.建设以德治校的教学队伍体系。学校能否坚持以德治校,实行德治与法治并举,始终将德育放在首位,获得总体实效,关键要有一支政治坚定、爱岗敬业、知识渊博、品格高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干部队伍与教师队伍,这是育人的根本,要提高学校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广大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用领导干部的高尚道德素质去推动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设,用教师高尚的道德素质去培养高素质的学生,发挥好教师人格魅力的作用。

德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应体现德治思想,坚持以德治校,依法治校,就要做到德治与法治并举。

1.实行以德治校,必须依法治校,坚持综合改革。实行以德治校是学校教育的重大改革,涉及办学指导思想、德育定位、德治理念、德治内容、道德规范、德育制度、德育方法等等因素,对这些因素的陈旧观念及传统做法不进行清理、改革与创新,就不可能实现德治。所以,实行以德治校应以转变道德观念为指导,以改革为动力,以德治为内容,对学校教育进行有效的综合的系统的改革。

2.实行以德治校,必须依法治校,坚持德治与法治结合。实行以德治校,学校应始终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在整个民族思想道德水平极大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法制化,再完善、完备的法律也是由人去制定、去执行、去遵守的,如果守法、执法的人不具备相当的道德水准、道德觉悟和道德自觉性,那么,执法、守法、用法就会大打折扣,况且道德所调整的行为规范远远超出法律所调整的行为规范。所以,学校在重视以德治校,制定各项规章制度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创造一个民主、宽松、和谐的良好氛围来调动教职工工作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增加凝聚力和亲合力。

第3篇: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范文

摘要:本文通过简要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德治国”主要思想,并结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探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者内在联系,为十以来深化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些许现代价值。

关键词:德治;法治;文化理念;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在功能上相辅相成。法律的特点是强调强制和他律。道德的特点是强调教育和自律。法律通过运用强制手段着力约束人的行为,道德通过运用教育的手段着力约束人的动机。法律着重要求的是人的外部行为的合法性,单纯的思想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而道德所要求的不仅仅是人的外部行为,它还要求人们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对人们行为的“内在”影响,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机制。动机与行为,教育与强制,是道德和法律的不同功能,但又是相互补充、不可分割的。

一、“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内容解读

国家治理模式不仅仅是调整一国社会秩序的一系列规范体系,更是一种表现社会结构的文化形态、一种人生活意义的选择。因此,一个国家政府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在根本上受其社会结构样态、社会发展状况、社会成员素质、社会动员能力以及国际发展态势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和左右。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既是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状况的理性认知,也是对中华民族生存意义的合理选择。

与法治相结合的德治不仅仅是调整社会生活的一系列规范体系,还是一种文化形态、一种人的生活意义,更是一种道德价值的实现方式。作为一种文化,“以德治国”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必须融入于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并凝聚中华民族之向心力。德治也就是人生社会道德理想的实现过程及其自然形成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德治还是一种强化道德价值的实现方式,它使具有认知、激励、评价等功能的道德获得了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的政治功能,在深层次上对“有序化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做出合理的阐释,对政治权力提出价值理性评判的要求。

从道德的状态进入德治状态需要各种主客观条件,其中道德的正义性与正当性是核心因素。在人治社会结构中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德治,即道德统治并不一定带来德治的良好状态,“德”存在于多元领域,不同的领域存在着不同的道德。道德由私人道德、道德规范和道德信仰等部分组成。私德仅仅发生道德的一部分,两者是不同的,“要具有一种美德,就应该能够和愿意按照原则行事,并遵守与某方面的道德相关的各种规则而不管相反的诱惑是什么。”除了作为私人道德的个体美德,还有公共道德的存在,它的价值在于调节人际关系,实现社会正义,形成社会秩序。德治是通过良好道德而实施合理管理的一种治理国家生活的方式或者通过道德的合理运作实施社会控制的原理与制度。

法治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并不排除人在法治中的积极作用。西方法治思想特别是近现代法治思想表明,职业化法律家与法律程序一样决定着近现代西方法治化进程。当然,西方强调的职业化法律家主要是指具有一定法律技术素养的人。法律家及其技术素养显然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的因素,后者泛指一切统治者及其官吏,强调他们的道德训练和修养。以治理者的道德素养保障治理的正义性与以法律程序和法律家的职业素养保障法治的正义性是中西方法治实践对人的因素之于法治作用的认知区别。

二、双管齐下,德治与法治创新结合

在2001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治、德治是中外历史上古已有之的治国理念,总书记的创新之处在于倡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这种“结合”涉及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能否结合,即两者结合的可能性问题;二是如何结合,即结合的路径和方式问题。

关于德治与法治的结合何以可能,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肯定性分析:

首先,德治与法治的差异互补性构成了两者结合的逻辑前提。在逻辑上蕴涵着一个前提,即德治与法治不是一个东西,它们之间因有差异而能互补,因能互补而需要结合。正是这种差异互补性构成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我们已经在上面探讨过了,这里就不多提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法治与德治的差异性不仅仅是法律与道德的不同,更始观念、规范或制度以及秩序的不同。

其次,德治与法治的价值互补或重叠使两者的结合具有了实践的合理性。基于对法治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法治”不仅仅是“依法治国”,它更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同时要求法律必须遵循一定原则、规范或理想,也就是说法治既要求法律的实施过程,更要求法律本身的原则,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和”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等必须体现在法律当中。法律的运作不可能避免或拒绝应当的指引,法律的构成包括规则、原则和政策等因素,法律原则本身就是道德原则,两者的价值旨归是一致和重叠的。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域,人们给予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实现需要民主程序的完善和公民的自由的存然性前提条件,民主和自由是德治与法治结合的政治基础。以建设法治国家为政治取向的治国方略不可忽视德法结合与民主自由的内在关系。自由、民主、法治是现代文明的追求,而这皆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德治的提出就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发展为目的,人的自由不仅仅表现在不受外部压迫,更表现为人的内在价值的自由全面的展现。法治与德治的结合只有通过民主程序,才能真正实现善治。德法结合与民主自由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在我国,治国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实现的,人民群众既是“治”的客体又是“治”的主体。因此,治国所“以”和“依”的德与法,应当在充分发扬民主自由的基础上确定,进而取得“治”的有效性。(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1998:5同志理论论述大事纪要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列宁选集6,1995,人民出版社。

第4篇: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范文

论文关键词:德治;法治 

 

中国古代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朝代更迭中,其治国方略一步步完善。使得社会由乱到治,多次实现“尧天舜日”之治,最终经历了“为政识德”到“任法而治”再到“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过渡到德礼刑并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这既体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精神文明的自然传承。 

一、我国历史上的德治和法治思想 

(一)上古时期的为政识德 

德治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远古的氏族社会,没有阶级,也没有政治故也没有法治概念,大家以公认的习俗来维持良好的人际和氏族关系,随着氏族的扩大与合并,形成了民族,在当时部落内部主要靠风俗习惯及部落首领的才智和德政来服务人民。 

在《韩非子·五蠹》中写到,“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有巢氏。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称燧人氏。”在共同抵御灾害、获取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以群的方式结成最有效的生存方式,而群的首领不仅与普通人一样劳作,还要以德治国。于是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于是有尧舜让国,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尧秉公办事,体恤人民,严于律己,勤俭朴素。而舜不仅能以德垂范,任人唯贤唯德,而且舜又制定刑法,划分疆界,敬敷五教,推广诗乐。舜德唯善政,政在养民。从以上看,在舜禹时就已经出现了德治和法治的结合。但秦以前主要畅言“德治”,为政以德是德治的根本纲领。为政以德主要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政治的手段,仁政、德治、仁民爱物,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以德治仁政去获取民众的认可和拥护。所以从《黄帝》这本书来看,上古之时,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大同之世,主要是以古代圣王“德治”为主的政治。古代圣王在道德上起表率作用,君主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罚、武力的方式威服天下。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二)孔孟“为政以德”与荀子的“隆礼”“重法” 

“德主刑辅”的主张起始与西周统治者“明德慎罚”(《尚书·康诰》)的主张。西周时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礼”和“刑”共同构成了社会法律体系的基础,“礼”发挥了积极主动的教化功能,“刑”则发挥了消极被动的制裁功能。在实际中“礼治”在指导国家运行中起着指导作用,周朝主要在礼治的基础上强调以伦理教化来实行仁政,通过道德感化实现王权与族权统一。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德治主张。主张君主要做到师以教化人民,君主行使权力要“怀保小民”、“师以教化”。在立法上,西周统治者吸取了夏桀、商纣等无德暴君“不敬厥德”致使其国家“早坠厥命”的教训,主张在政治上实行“以德配天” “明德慎罚”,强调“德主刑辅”的治国主张。从而为孔孟的德治治国方略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周朝德政的基础上,提出德教观。曾提出施“仁政”,复“周礼”。并明确提出“为政以德”的政治见解。他认为道德能起到政治、刑罚所不能起的作用。在他看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仅仅是治标的办法,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治本。他认为德治乃是治国的最佳方式。当然孔子也并非不要刑罚。他曾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主张德法并用,宽猛相济。他指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就是说:君主一方面应以道德感化民众积极向善,让百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另外必须辅以法律制裁,纠正那些越轨行为,维护正常秩序。执政者必须将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政通人和,天下太平。 

孟子与孔子相同,主张对民要重视道德感化,力主施行仁政。《孟子·尽心上》说:“善政不如善教之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当然,孔孟都有重德治,轻法治的一面。与孔孟略有不同的荀子则提出“隆礼”“重法”的思想,认为法与礼都是“治之经”(《荀子·成相》)。但“隆礼”“重法”的作用又是有区别的,即所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由次可见,先秦儒家都主张德治,以仁德为维系人际关系,巩固社会的粘和剂。他们大多实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 

(三)法家的任法而治 

与儒家德教为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家的严刑峻法思想。其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他们主张变法革新,加强君权,用地主阶级“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治理国家和处理人际关系,反对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和血缘宗法制。管子首先提出“以法治国”。韩非则及法家之大成,他建立了一个以维护中央集权国家为目的,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反对儒家的仁爱学说,认为“圣人之治国也,国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韩非·奸劫弑臣》)。他认为圣人治国不在乎老百姓是否有德,只要守法就行。靠善、靠德不能拢住人心,只有法方能“使齐”、“用众”,明主之国必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韩非法治思想中,包含着赏罚并用的二柄思想。他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佞者也。”(《韩非子·定法》)他主张君主必须将“法术势”紧密结合才能实行法治。他旗帜鲜明提出“不务德而务法”的理念,认为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之道。 

总之,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治思想在适应新地主阶级的需要,为其夺取和巩固政器权,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秦等后世中央集权帝国的需要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四)“德主刑辅”与“礼法并用” 

随着秦严刑峻法的政权灭亡,西汉统治者在认真总结了先秦各家的治国经验,汲取秦灭亡的教训后提出“文武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实现了从崇奉道家无为而治到独尊儒术的转变。其代表人物有董仲舒、贾谊、陆贾等。董仲舒提出“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的主张。对后汉王朝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摈弃了秦王朝的“专任刑罚”的统治手段,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惩治结合起来。首先“定五经,明六艺”令人民“晓于礼义而耻于犯上”。如果道德教化达不到效果,再采取刑罚惩治手段。董仲舒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整合,以“德阳刑阴”来论述的与刑关系。“刑者德之辅,阴者,刑之助也”。董仲舒还提出“圣人多其变而少其严,后其德而简其刑”。从而成为汉以后立法的指导思想。“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基本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促进汉代封建经济文化发展,保护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出现了“文景之治”“光武中兴”的圣世。 

(五)唐朝“德主刑辅”“以礼入法”与“约法省刑” 

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礼法融合,以礼率律的形式在立法中固定下来。“以礼入法” “约法省刑”“礼刑选相为用”等成为政治家、思想家所倡导和坚持的原则。唐代一方面搞“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道德体系,以“正家”“定天下”。一方面又制定法律,形成我国历史上最严密的法典—《唐律疏议》。不仅把统治阶级意志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以法律的强制力推行其道德观念。从而标志着礼治的法律化已告成功。在处理德礼与刑罚的关系上,则明显表现出“德主刑辅”的倾向。经过一批政治思想家探索,唐朝认同“古之圣人为人之父母,莫不制礼而崇敬,立刑以明威”(《旧唐书·刑法制》)的思想,系统将封建礼教法典化,并经儒家经典解释补充,从而完成自汉以来“引礼入法”到“礼法合流”的嬗变过程。同时唐在立法上采取“约法省刑”的政策。唐高宗李渊提出“务在宽简,取便于时“的立法思想,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提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思想。当然“宽”与“简”都是相对的,对于直接威胁专制君主的统治及封建国家的行为,一律“杀无赦”。 

总之,自汉确立“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治国思想以来,到唐时期全面、系统将礼与刑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贞观之制“及“开元盛世”的局面,封建集权制进一步强化。 

宋代以后,“德主刑辅”的思想日益稳固,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如王安石提出的“任德、任察、任刑”与“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刑”;丘睿提出的“礼教刑辟交相为用”及康熙提出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思想都反映完善了“德主刑辅”的法治思想。 

二、古代德治法治思想给我们的历史启示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都认为道德教化与法律惩罚作为治理国家的两种手段,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偏废。只有德法互补、礼法兼用,方能长治久安,因此都贯穿着“德主刑辅”的精神。这是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的治国理念与实践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我读《黄帝》这本书的感悟。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古代的“德治”、“法治”其实质都是人治。与我们今天提倡的德治与法治有着根本区别。古代的“礼”也与今天的道德有着本质区别。不管“法治”也好“德治”也罢,都是皇帝意下的法治、德治。都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古代的“德治”“法治”思想对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启示。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共同作为现阶段基本治国方略。当然,我们今天所实施的法,是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其核心在于维护工人阶级及以之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我们今天所提倡的德,则是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社会主义的集体精神。只是在不同时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在我国治国方略中侧重点是不同的。 

(一)坚持以德治国,防止走向人治 

我国古代道德往往注重于忠孝仁义,传统道德对新时期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及家庭美德建设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这些传统道德往往带有封建制度色彩,过分强调统治者个人道德在社会稳定中的作用。这样的德治必然导致人治,导致权力终身制与世袭制。所以我们在以德治国的前提下必须坚持依法治国。 

(二)坚持依法治国,防止法律工具主义 

过去的法治是为维护君主专制服务的,是帝王君临天下工具。而我国当代提出的依法治国首先承认广大人民是治国的主体。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务是治国的客体。社会各项工作要依法而行、依法办事,宪法与法律是依法治国的依据,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是依法治国的实质所在。 

第5篇: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孟子 政治伦理思想 精髓 启示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孟子的思想具有丰富的伦理、政治底蕴,是政治与伦理结合在一起的思想。政治与伦理本为社会生活中较为独立的两大范畴,政治更多关注建构在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公共权利活动、发展规律等方面的问题,而伦理则关心道德的起源、发展以及个体的行为规范等问题,政治与伦理虽然独立,但其也相互交融,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注重将伦理贯穿在整个过程中,形成了伦理政治型文化。社会发展到今天,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孟子倡导的在依法治国基础上,为构建政治道德与实现道德从政提供了价值参考①。

孟子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儒学传承

动荡的春秋时代呼唤新社会秩序与百家争鸣的时代需要。动荡的春秋时代呼唤新社会秩序。孟子生活在政治大动荡的春秋时期,是历史文化全面转型时期,这个时期道德衰落、经济凋敝,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时也应看到,春秋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深处大动乱时期的人们对秩序充满渴望,这体现了人类本质。社会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只有处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存在与发展,所以,社会与个人、群体与个体间的关系成为人们的基本矛盾,而君臣关系成为衡量天下“道”存在的标准。孔子因为忧患当时的时代,创作了《春秋》,希望恢复周礼的社会秩序,通过正名法来恢复君臣、父子间的政治、道德与社会秩序,但是社会依旧处在无序混乱状态中,社会呼唤出现新的社会秩序②。

百家争鸣的时代需要。春秋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时,各个诸侯国也积极争取生存与发展,这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用武之地,去追求秩序与社会稳定,这样形成了思想的多元化,出现了不同的平定天下之策,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等都不同层面探索政治理想,而孟子主张性善论,阐述了以仁德治理国家的理念,并认为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天命渐渐向内心的凝结,在伦理中,强调个体自觉的倾向差异。因此,百家争鸣的环境,为孟子提出政治伦理思想提供了宽松的言论环境,更能从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中,去探索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理论。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国以理”的思想来实现社会稳定发展,并建构合理的秩序,但这些是普遍性要求,对于解决根本性问题的作用不大。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传承者则从内部来探寻社会秩序以获得有序的根基,提出“性善论”,从人本性开始从内向外来阐释其政治伦理思想,是用系统的“仁政”理论来恢复社会的政治秩序,这是对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儒家思想的新局面,让儒家思想更好为推动社会发展服务③。

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精髓

民本理念。《孟子・尽心下》中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全面阐述了民本思想―“仁政”。一是将“民为贵”与“君为轻”对传统理念中的“君”、“民”进行了重新定位,否定了君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民众中才孕育着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④。君与民间主要矛盾从君转向民。孟子既强调顺从民意、民愿,又强调与民同乐,以民意为本,这本身是民意政治,在削弱君权的同时,也突出了民的地位与作用。孟子的民本思想不仅包含人民情怀,也展示了孟子倡导的为民请命的意识,其看到民众是国家的根基,并对君民间的关系开展深入的探索,进行了重新定位。

王道政治。孟子的王道政治是将德治作为治国之道的原则与价值导向。通过“仁政”的方式来实现王道政治是其一生追求。同时,孟子也勾勒了理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统治者实行公开分配,也就是将土地分配给每家,百姓能实现在自家的土地上耕种;因为群众受到国君较为系统、组织的教化,建立了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以及朋友间的秩序,这是政治清廉的社会,当政者有仁德,既能做到尊贤使能,也能与民同乐、忧民之忧,社会充满与民同乐的良好氛围,再者,除了提升百姓的生活水平外,也对孤独等特殊群体予以照顾。孟子的王道政治是政治清明、百姓无饥寒之忧并守五伦规范,社会氛围融洽和谐的社会⑤。

仁政之策。构建稳定的经济基础。孟子强调将仁爱之心推广至政治范畴,施展仁政要做的就是要探索将百姓的物质生活放在首位,将土地、田宅分配给民众,这样百姓就能有稳定的物质生活保障。二是遵循自然规律。孟子在关注经济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孟子已经认识到人与自然间的协调对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同时作为统治者来讲,也要根据时令来正确引导人民开展农事活动,尊重自然规律,确保自然资源实现循环利用,确保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三是构建和谐的赋税制度。孟子强调使用单一税制,只征收一种税,做到轻徭薄赋,做到合理利用。四是保护商业。孟子倡导的“仁政”中也积极发展商业,在关口、市场中进行稽查,但是不征收税,确保商业的顺利发展⑥。

注重实行道德教化。孟子重视道德教育,强调通过设立学校让百姓做到“明人伦”,做到“孝亲敬长”,通过教化让百姓学会礼教,再将伦理推广到政治生活中。从这里看出,孟子倡导的“仁政”注重道德教化,强调政教合一,政治教化不仅关系到个人素养,也能有效缓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的政治伦理关系。

构建科学的用人制度与司法制度。首先,孟子在用人方面强调选贤与能制度。在用人上强调贤人政治,这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要使贤良之人得到尊敬与重用,使其各得其位,这样天下的贤人就都愿意为君主服务,使国家强盛,反之,则会使国家衰弱,因此,孟子强调不拘一格降人才。在使用人才的过程中,要做到礼贤下士并给予其职务与俸禄。其次,在司法制度上注重宽刑省罚的司法制度。孟子反对严酷刑法,刑罚只是用在罪犯自己,不能牵连其他亲属。

注重内省的修身之法。孟子认为由于人受到人文、社会、经济条件等外部因素的制约,使其道德行为出现变化,因此,必须通过一系列方法让个体学会“做人”,之后才能“圣化”,认为修身需要修养心性,扩充一个人所有的善端,并用理智的力量抵制外界的物质诱惑⑦。再者,孟子也强调通过内身的修养方式,认为为人处世难免会犯错,君子通过自检的方式来发现过失,这样才能去正得失,做到“日日新,又日新”,同时,也通过“慎独”来进行修身,就是在无外人在场的情况下,能通过社会道德要求来不断约束个体的行为,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样人格完善和社会现世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

孟子政治伦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民本思想与执政为民。孟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将人民作为中心来予以考虑的,就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作为首要任务。这种博爱大众的理念、为民请命的精神展示了民生关怀,这在当前仍旧展示出强大的活力。时下的“三农问题”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为此国家出台了扶持农民的一批政策,比如2015年国家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全面推动农民增收,采取了种粮直补政策、农资综合补贴政策、良种补贴政策、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小麦、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就是要继续减轻农民负担,积极扶持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自,确保农民自利的顺利实施。孟子谈仁义,关注王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把统治者作为出发点,并将其作为归结点的方向,成为为人民的政治,通过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衡量政治措施的得失,并将儒家的礼义放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下,将礼义作为人民的生活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了孟子倡导的民本思想不仅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也有效制约了君主专制的发展,这对君权政治的修正与改良,将起到重要的作用⑧。

在当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的今天,对社会性质正确认知,不仅借鉴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中的精华内容,也扬弃了其为封建君主服务有害成分,提倡执政为民的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执政为民是检验党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依托广大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进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所有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全面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注意将执政为民的理念全面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去。

王道政治与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孟子提出的仁政理念启示人们,在强调法治背景下,需要将道德作为重要的辅措施。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不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将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孟子强调“君正国定”,就是要道德高尚之人来统治国家,这对当前加强广大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有的官员开始受到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侵蚀,并渐渐腐化变质。这要求党在加强领导干部选拔中,要将德作为重要标准,做到以德为先。党员干部要采用慎独之法来严格要求自己,做到自律、节欲,修养心性,将道德实践用于政治活动中,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建设。

在对孟子的德治思想开展批判继承中,需要全面估量道德作用,当前大力倡导以德治国,将德治运用到“官德”培养中,通过加强广大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使其在公德、私德上都能做出表率,这样在履行执政为民的理念中,能发挥较大作用。领导干部个人的官德将关系到党的作风建设。所以,我党强调修身养性,不断加强道德建设,将其作为道德建设的重点。“官德”缺失将会败坏社会风气,出现一些不良后果。最近几年来,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将大大改善党内风气,铲除腐败毒瘤,为政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同时,孟子的“德治”理念中存在跨越历史的一些积极因素,但是也存在落后的方面,比如孟子“王道政治”不能得到落实的原因是过于关注道德力量,将实现仁政完全寄托于君主个人,提高君主个体道德,实现政治清明,以此为基础开展的政治秩序、政治治理都归功于道德主体的德行铺展上,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属于空想。因此,在治理国家与社会的整体活动中,我党全面认识到法治与德治相互结合的价值,明确提出要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全面结合起来,这是在国内外新形势下作出的经验总结⑨。

义利关系与义利观。孟子在“王道政治”中将政治理想的仁政学说体现了义利关系。在治理的具体措施上,孟子提出了义利关系,他本人不赞成单纯以利作为目的的政治,依靠“义”来实现王道。同时,在义利关系上还展示人的行为价值标准,通过内心怀有“仁”,以此为基点去侍奉君主、父兄,才能称得上是行义。实际上,孟子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利,强调先义后利,以义来统利,其仁政学说的内容是利,而制民恒产等经济方面的措施是围绕百姓谋利来开展的,其并不反对君主获得物质利益,只要能做到与民同乐这一前提,就可以。义不能离开利而单独存在,但是义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利。孟子对义利关系的阐发,有助于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义利观,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唯利是图、个人本位主义等行为,使得义利关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义与利间探寻平衡,科学处置道义和功利间的关系,做到义利并重,义字当先才是首要任务。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确立道德的地位,也要关注广大社会民众的切身利益,将其统一于社会主义义利观中,科学破解生活中存在的难题,将有利于构筑良好的社会伦理关系。

道德教化与精神文明建设。孟子在强调实施有利于稳固经济基础的一些政策,如“制民恒产”、“使民以时”,同时,也注意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教化,达到满足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实际需要。也就是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做好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是相辅相成、一同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物质文明的经济保障,在人们的生活方面获得满足后,人们就会产生道德诉求;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发展也能为推动物质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推动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能全面推动科技转化成生产力,也能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好的社会条件。没有好的经济基础社会不能实现进步,但是如果只关注经济增长速度,不关注精神文明建设,就不能推动社会实现协调发展。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重要的是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实现和谐发展,这需要在借鉴前人基础上,能做到与时俱进,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来经济的短期发展,这为社会发展指明未来之路。

总之,孟子政治伦理思想作为政治伦理基础,来关注政治秩序安排,这一理念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今天,其强调政治道德、道德从政等理念,对当下仍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孟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产生于动荡的春秋时代,那个时期呼唤新社会秩序,在评定天下的理念指引下,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环境的孕育再加上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理论,为其提出政治伦理思想打下了基础。孟子政治伦理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民本理念、王道政治与仁政措施,为此,将孟子政治伦理思想放在当下,仍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执政中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同时还要做到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形成正确的义利观,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和谐统一,提升社会发展水平,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单位:成都师范学院政教系;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红色路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CKS049)

【注释】

①顾文兵:“孟子道德修养理论的价值意蕴”,《江汉学术》,2015年第2期。

②柯卫,马作武:“孟子‘民贵君轻’说的非民主性”,《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③胡发贵:“论孟子伦理思想的务实精神”,《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4期。

④周海春:“从康德和孟子看中西伦理的超越精神”,《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⑤李卓文:“孟子伦理思想及其价值的现代透视”,《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⑥郑臣:“内圣外王之道―孟子实践哲学思想初探”,《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10期。

⑦黄忠晶:“简析孟子仁政思想的实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⑧王保国:“孟子民本思想渊源考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第4期。

第6篇: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法治教育;内涵;关系

中图分类号:D41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5-0138-01

党的十胜利召开,预示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迈向了一个新的征程。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其法治观的培养。法治观念的淡薄容易造成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的滋长,近年来频发的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增多表明,当前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亟待加强法治教育的投入力度。

一、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内涵

大学生法治教育,指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对大学生进行常规法律传授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领会社会主义法律精神,具备较高法律素养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根据教育部、司法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坚持法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针对现代青少年群体教育环境的变化,在培养目标上,更加注重人才的全面素质。在教育内容上,已经由单纯的品德教育发展到思想政治、法治教育、心理教育等多学科,多门类的综合教育体系。因此,大学生法治教育是作为现代大学生宏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只有加强大学生法治教育,才能保证宏观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和内容的完整。

二、从外部关系看,二者互相联系, 缺一不可

法律与道德,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用来进行社会治理和管理的两种职能手段,本身没有阶级性之分。法律在现代社会是通过法治教育来体现的,而道德在现代社会起作用则是通过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来完成的。人的法治观念需要自身思想政治教育的提高才成自觉遵守,而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又需要强有力的法制来保障。法律作为社会道德的最底线,高校法治教育必须发挥其德育功能,包括通过法治教育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观念。而我国进行的法治教育又必须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通过对社会成员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其明白社会主义法律区别于资本主义法律的不同之处,明白我国进行的法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是以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的法制教育。在接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法律产生认同感,进而达到遵守法律,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让大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华民族传统的民俗法的起源以及与生活紧密结合的道德法的成长历程,比如中华民族所倡导的在经商中的诚实守信、童叟无欺本身就蕴涵着守法的精神实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向广大学生描绘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的重要特征民主法治、是公平正义、安定有序。这本身就蕴涵着法治的精神和要求。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是依赖于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是先导,法制教育是保障,二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三、从内部关系看,二者互相补充,不可偏废

当前对大学生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就包含了法治教育。一个文明发达的社会,其治理手段绝对不会单一依赖法律或者是道德,必将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和补充。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培养大学生正确的荣辱观、公正观和法制观。法治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是相互补充,不可偏废的。要让大学生树立“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的意识,遇见社会上的违法事件,首先想到的是违反了道德。正所谓法治教育中包含着必然和应然的道德,道德教育中包含着潜在和根本的法律。要让学生树立用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来看待社会上出现的种种违法现象。比如某人欠钱不还而被告上法庭,这必定是自身违背了欠债还钱的道德习俗在先;童叟无欺既是美德又是守法,重婚与第三者插足既是缺德又是违法。

作为当代大学生,要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必须在提升自身思想道德的同时,培养正确的法治观念,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基地,在重视学生道德教育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学生的法治教育,培养道德素质高、法治观念强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

参考文献:

[1]刘俊.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优化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14.

[2]谭来兴.将“中国梦”的宣传教育融入大学思想政治教育[J].教育探索,2015(01):88-91.

[3]卢霖.基于多元文化下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中国校外教育,2016(06):1.

第7篇: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大众化;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模范

当前,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效果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社会利益追求多样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成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对此,本文以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为范例,对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的内涵及要素特征进行探讨。

一、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的内涵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的内涵,这方面的专门论述相对较少。学者蓝江等人曾经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都必须从参与社会实践的普遍大众出发,以培养参与社会实践的公民为目的,采用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来有效地开展思想宣传和教育”。李轩航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断适应生活在社会有机体里的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价值取向的最普遍的全体大众的认知并与之相匹配的过程”。陈志勇立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是“对主流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有效补充,是通过在课余活动、日常生活中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方式”。卢岚则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草根性这一概念,指出“草根”一词具有“群众的”、“基础的”、“平民百姓的”含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化是其草根性存在的现实根基”。

另一方面,自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推动当代

二、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要素解析

思想政治教育是要素、过程、结果有机联系、复杂动态的完整运行系统。其中,要素是构成有机系统的基本要件和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实施和结果实现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各基本要素的大众化。只有充分发挥各基本要素的大众化效能,并且通过各基本要素紧密关联和互动作用,才能最终取得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的结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应当从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要素着手,在分析、总结其各自特征的基础之上,在具体实践中加以整合,发挥其应用功效。

1.教育者

教育者是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教育对象施加有目的教育影响的个人或群体。教育者的大众化意味着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者、传授者的角色不仅来自传统精英化色彩浓厚的专家、学者、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部门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可以来自社会基层的普通民众,体现出教育者的平民化。

“‘平民’的根本含义应当指那些普通的民众,即最平凡的公民”。由普通民众担当思想政治教育者,并不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否定与取代,相反,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化视野下的教育主体拓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者精 英化的一些缺陷与不足。

首先,教育者的平民化有助于优化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基本、最微妙也是最难处理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和效果。通常而言,具有较高的学历背景和较深的理论功底,以理性的思维进行系统的传道授业解惑是精英化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重要特点和优点。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精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受众之间的身份差距、居高临下的权威姿态和训导式灌输又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教育对象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使之产生心理上的疏离,妨碍了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实现。事实上,“平等,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处理两者关系的基本准则”,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不光取决于教育者对教育对象是否进行真理的阐释、知识的传授,还取决于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否平等和谐,取决于教育者能否真正为教育对象所认可和接纳。

平民化的教育者所具有的平实亲切的平民身份极大地淡化了教育者高高在上的权威角色,拉近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使双方建立起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对于教育对象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以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为例,全国道德模范是思想品德方面的楷模,是思想道德规范的引导者、教育者。但与传统精英型思想政治教育者不同的是,他们来自群众,而且绝大多数是来自基层,他们是群众评选出的教育者,是群众身边看得见、过得硬、学得到的平民英雄。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关系的优化,无疑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

其次,教育者的平民化有助于激发教育对象的积极情感。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由知到行的最终转化,离不开情感的积极参与和配合。情感是个体内在或外显的主观情绪体验,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促使认知内化和行动外化必不可少的非智力因素。马克思曾说过:“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列宁也认为,“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积极的情感对于个体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催化、推动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以理服人,还要以情感人。传统精英型思想政治教育者常为人诟病之处就在于偏重于理性的灌输和抽象的说教,却缺乏与教育对象之间真情实感的沟通与交流。而普通民众能够胜任教育者之角色,则往往不以理论见长,而重在以情取胜。一方面,与教育对象相同、相近的生活环境或状态使他们更易对教育对象予以自觉的情感关注;另一方面,其自身的人格魅力又使他们具备了能够激发他人积极情感、“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感化力量。人格魅力是指个体高尚的人格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的一种自然的、非强制性的影响力,这种内在、持久的影响力可以促成教育对象心悦诚服的情感认同和共鸣。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之所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不仅在于教育者极具亲和力的平民身份、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语言,更重要的在于教育者以其感人的事迹、高尚的人格魅力激发起人们由衷的尊敬、钦佩、景仰、赞赏之情,其身体力行的表率、表里如一的言行具有更为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正是在情感力量的作用之下,人们接受心灵的洗礼,自觉提升思想道德水准,激发学习、效仿热情,从而顺利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2.教育对象

教育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进行教育、施加影响的对象。教育对象大众化是指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辐射领域和受众范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直接面向大众,面向全体社会成员,所以又可称为教育对象的全民化。教育对象全民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也是时代、社会变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于人的思想意识的教育,是对人的生命的自觉关怀,本质上体现了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传输科学、正确的思想理念、价值准则、行为规范,思想政治教育在建构人的意义世界、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促进入的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与进步。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针对统治阶级内部的教育,它还应当是针对社会大众的全民教育。实现教育对象的全民化,最大范围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

从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时代背景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很多社会成员逐渐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不再隶属于某一具体的单位,具有很强的独立活动性;而另一方面,很多单位由于性质所限,也并无党政部门的实际领导。因此,以具体的单位为依托,由单位党委部门集中组织领导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形势,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的整体需求。要想将游离的社会成员重新吸纳、聚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力度和广度,必须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单位化、部门化的封闭性局限,以全体社会公众为直接教育对象,实现教育对象的全民化。

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恰恰是全民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因为它面向基层,面向全体大众,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群均纳入教育对象,实现了广泛的全民学习和参与。这不仅极大地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而且对于全体民众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对于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均有重要的意义。

3.教育目标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一定时期内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统领作用,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前提和动力。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大众化要求正视社会发展现状和人们的思想状况实际,使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现实化。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现实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得以实现的有效途径。思想政治教育根本目标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是不同社会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彼此区别的标志所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了鲜明的共产主义方向,规定其根本目标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激励人们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根本目标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因此,要想实现根本目标,就应当有步骤、分层次,使其与社会发展现状、与人们的思想状况实际紧密结合,使教育目标阶段化、现实化。

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现实化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要求与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之间保持适度张力的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规律之一。该规律指出,“教育者所提出的教育要求要适当超越受教育者目前的思想品德基础,有提升其思想品德水平的可能,同时这一超越又不能高到受教育者经过努力也难以达到 的高度”,两者之间应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对象从低层次、不自觉的“实然自我”向高层次、符合社会期望的“应然自我”的转变过程。教育对象在此过程中能否认可、赞同教育目标并愿意为之而努力至关重要。如果教育目标不看对象、不分层次、要求过高、跨度过大,忽视人们的认知水平和思想觉悟差异,必然会脱离教育对象思想状况现实,使其“实然自我”与“应然自我”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从而导致教育对象丧失学习兴趣,放弃自我追求,难以取得良好的教育实效。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缺乏现实性,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风范作为对普通群众的道德要求,因而显得过于“远”、“大”,过于理想。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应当具有不同的层次,应当是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对于共产党员、先进分子,应当要求他们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体现先进性;而对于普通群众,则首先应以基本的道德规范加以要求,循序渐进,体现广泛性。如果忽视教育对象思想道德水平的差异现实,强行“齐步走”、“一刀切”,必然会从根本上损害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

应当说,教育目标现实化是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的重要特点。因为它旨在“激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深入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道德保障”。而这一目标既与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紧密关联,又十分符合广大群众的思想品德状况实际,具有努力、超越的现实可能,有助于群众提升现有思想道德水准,进而向先进目标迈进。

4.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是教育目标实现的具体化,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开展的客观依据。教育内容大众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回归生活世界,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实际,呈现生活化样态。

“生活世界”是西方学者胡塞尔提出的概念,标志着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重要转向。胡塞尔批判了理性与价值分离的科学世界导致的危机,提出日常的“生活世界”是人生目的、意义和价值的源泉,主张回归生活世界,重新寻求人的本性存在和价值。将“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生活化,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疏离生活世界造成的困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活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本质的要求与反映。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明显地存在着泛政治化、抽象化、理想化的弊端,表现为过多地着眼于国家、政党、社会的政治性需求,着力于抽象理论的论述、阐释,沉迷于高不可攀的道德宣讲、说教,却从根本上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实践根基,忽视了对生活世界的人文关照。事实上,“是生活决定教育”,“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是现实生活世界中主体性存在的生命个体,本质上是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当源自生活、关注生活、融人生活,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际紧密结合,满足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

不仅如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活化还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和建设功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既要从生活中来,还要到生活中去,最终是为了生活的向前向上。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活化不是对自在生活形态的简单描画和消极适应,而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之中自觉体现社会主导价值追求,建构主体精神世界,通过引导人们的生活实践,帮助改善其现有生存状态、提升生活品质,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幸福。

显而易见,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是教育内容生活化的生动体现。它将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诚实守信作为评定道德模范的标准,其实质是以此作为教育内容,对群众进行深入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而社会公德是现实社会中人人都需遵守的公共生活准则,职业道德是道德原则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家庭美德是维系幸福家庭生活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它们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作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典范,全国道德模范的感人事迹、崇高品质孕育、体现于平凡、真实的社会生活。通过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引领、示范作用,可以激励、带动更多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提升道德水准、实践道德生活、充分感悟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5.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是教育者为实现教育目的对教育对象采用的手段和方式。科学、正确的教育方法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的条件和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大众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形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真正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和效果”。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充分实现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大众化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的人性化关怀,实现教育方法的人性化。

人性化是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思想理念,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教育方法人性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实现“向合乎人性要求的性质或状态的转变”,最终促进人的价值提升和人性完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中榜样示范法的充分运用,较好地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人性化的特点,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人性化要求教育方法关注人的合理需要的满足,契合人的心理需求。需求是价值实现的动力,思想政治教育是知、情、意、信、行等心理要素共同作用、均衡发展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只有关注人的心理变化,满足人的心理需求,才能取得深入人心的教育实效。以往的榜样要求重在突出阶级立场、革命精神、共产主义道德风范等方面,因此,榜样的塑造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拔高倾向。而在社会大众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今天,如果还继续沿用以往的榜样塑造模式,显然无法适应时展的新形势,无法取得应有的教育效果。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契合了人们把握时代、关注生活、求真求实的心理需求,在榜样的塑造模式上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径。活动评选出的道德模范是当今社会我们身边生活着的普通民众,他们没有以往榜样“高、大、全”式的遥不可及,却如邻里朋友般真实可亲。他们的凡人善举使人们的心灵为之感动和震撼,他们的榜样示范也因此更为切实和有力。

(2)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人性化要求教育方法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是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主体存在,人的类特性在于其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主体间性的关系表达,因此,教育方法既要有利于教育者主体的积极施教,也要有利于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发挥,使其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能动地开展自我教育。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运用的榜样示范法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直接确立宣传榜样的传统模式,而是采取了中央发起组织和民众自下而上推荐评选相结合的做法,重在社会大众的参与和互动。人们可以选择报纸、网络和手机投票任一方式参与评选,还可以将周围的“身边好人”优先推荐。经过推荐、投票、评议、监督等环节,不仅评选出了广大群众心目中可敬、可信、可亲、可学的道德模范,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群众的教育主体地位,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使群众在平等、互动的教育氛围中受到感染和启发,成为自己主动教育自己的主体,最终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和人性的完善。

第8篇: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物质性;精神性;实践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秩序和社会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及维系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进程中,我们仍有必要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发掘它的当前价值意蕴。

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能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创造的能促进社会生产力进步,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效应。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特别是对生产力所发生的作用,只能是一种以政治为中介的作用,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用。“以往在效率源泉问题的研究中,通常只看重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而忽略非经济因素与非技术因素,只注意利益的影响而不注意社会责任感与公共目标的作用,只强调物的价值实现而忽视人的价值实现。”[1](第50页)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人的思想水平、道德面貌、劳动态度以及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不仅直接影响生产力及其要素的作用方式和人自身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人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性质和方向,影响人的智力和体力发挥的程度,影响劳动者技术水平、劳动能力和创造性的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价值的创造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

这一命题的确立是基于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生产力,归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而思想政治教育则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根据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起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而且,从生产力诸要素中最主要的因素劳动者来看,劳动者是指有一定体力和智力的人,是首要的生产力,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发展。此外,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来看,生产力由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构成。其中,人的因素是生产力最活跃、最具潜能的主导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我们应该从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主要因素劳动者的作用去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着眼点首先在于培养人们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加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还体现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必要性,从而使人们投入到变革生产关系的实践中去,最终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第9页)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理论说服人,讲的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展开来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对物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保证价值。这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导向和调节的作用。首先,它保证我国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产生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其次,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我国经济基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定向导航作用正是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保值上。再次,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运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着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大的政治优势的市场经济,这个政治优势既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又是使经济沿着正确方向有序运行的有力保证。

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环境营造价值。毋庸置疑,任何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都要受到思想意识的支配,而思想意识又有先进与后进之分,那么要促使物质生产及经济建设的提高和发展,就必须破除落后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之一,就在于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精神环境。具体地说,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使人们全面地、辩证地看待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使人们的眼光从片面的、狭隘的纯经济增长的旧框框中解放出来,代之以全面的、系统的和发展的观念,为经济的全面进步提供总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

确立“思想政治教育也出物质生产力”的新观念,要求我们在思想认识上应该注意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等同于发展生产力,搞“空头政治”;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同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和生产力发展的“两张皮”现象。应当承认,思想政治教育与生产力的发展就其工作性质而言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生产力与物质生产部门产生生产力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但不能据此把思想政治教育和经济工作简单地分割开来。相反,我们要看到思想政治教育

产生生产力的长效性和持续性,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物质生产力发展价值的潜在性。

一言以蔽之,思想政治教育对物质生产力的作用是间接的,同时又是客观存在的。在物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人是主体性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从本质上说,它就是提高劳动者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工作,就是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工作。虽然这种工作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它可以通过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间接地创造物质财富,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道德精神资源的开发价值

道德精神资源作为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人的情感、意志、观念、信仰等各种主体性因素。而道德精神资源的开发就是要通过引导人们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激发人的上进心和积极性,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并最终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道德精神资源的开发程度不仅关系到个人,也关系到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水平。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与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3](第1版)

当前,在开发道德精神资源上,思想政治教育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面对新的精神环境生态,开发人的道德精神资源,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势在必行。

从宏观层面看,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凸现其人文道德关怀价值。以人为本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和思维原点。强调尊重人的道德存在价值、道德需求价值和道德发展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道德发展理论的重要特征。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精神资源开发价值明确指向以人为本,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目标高度结合的必然结果。

就微观层面讲,思想政治教育者以理服人,从而满足人的内在道德精神需求。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植根于生命体的内在道德精神需要,人的这种内在道德精神需要是通过与思想政治教育接触的外化过程而表征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道德自律精神,它的价值创造要靠人的内在道德精神需要来保证,这种保证使人的内在道德精神需要获得自我要求水平和社会规定范畴上的提升。随着道德社会化的发展,人的生理需求会向道德精神需求自觉过渡。换言之,人类社会越是进步,就越是需要物质需求与道德精神需求的匹配和融合。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道德精神资源开发价值的体现。

当今条件下,受教育者是有思想、有情感、有精神需求的活生生的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现代化传

媒,引导现代人的道德精神走向。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使命就是关心他们的道德精神生活,关怀他们的道德精神发展,关注他们的道德生命的自由成长。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创造的着眼点就是在观念层面上引导中国实现传统道德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为其与世界现代道德文明相融合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者鼓励人们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锻炼中,运用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去分析社会问题及自身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自觉把正确的个体意识外化为良好的个人道德行为,从而形成稳定的道德行为习惯。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道德精神资源的开发价值“可以被当作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4](第27页)。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价值

从哲学上说,和谐是协调一致的统一,是对立统一的高层境界。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体间行动关联及其模式化结构的最佳状态,这种状态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而社会关系的和谐,其实质是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不仅包括人与人的和谐,即适当处理利益关系,合理分配社会利益,使每个人各得其所,各得其利,还包括人与政治关系的和谐、人与经济关系的和谐、人与文化关系的和谐等等。思想政治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主要是通过社会政治的整合、人际关系的改善及利益矛盾的协调而实现的。从政治功能来看,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和谐社会的构建价值是通过思想政治理论的宣传和灌输,统一社会成员的思想,从而增强社会凝聚力而实现的。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特殊的育人功能,能够培育人们的合作意识,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法律素质,帮助人们遵守各种调节人际关系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从而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倡导诚信友爱、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促进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再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沟通、说服、宣传等方式引导人们正确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必要性,形成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更好发展的共识,使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能够从全局角度、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克服人们的心理偏差和模糊认识,从而使利益矛盾得到适当缓和乃至最终解决。

在当今知识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大小,直接关系到我国精神生产力的进步、社会主义三大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等重大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大的当前价值。具体来讲,思想政治教育能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人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活动和利益关系。在现代社会,除了用法律维系利益关系的公平与和谐,思想政治教育对于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缓和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消除矛盾激化的潜在因素,从而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聚力量、协调行动,形成谅解宽容、和睦相处、友爱向善的人际关系,构筑良好的人际环境。只有人际关系融洽,才能实现社会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最需要关注的是利益与道德的冲突问题。道德与利益之间,既有内在的结合点,又存在一定的张力。就个体层面而言,如何协调好利与义,统一好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在社会层面,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既激发个体的创造力,大力发展生产力,注重经济效益,又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等,这些都是新时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当前价值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正视人的利益和提升人的境界结合起来,将发展先进生产力和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以科学的价值追求为实践指向,以“善”的行为规范为基本形式,为人们的思想道德和行为选择提供价值支撑和价值导向,从而增强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使全社会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合力。

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2](第56页)马克思的这段话至少给我们讨论思想政治教育当前价值的生成作出这样的启示: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品格,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实践中生成,实践是其价值的真正源泉。

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品格要求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如此,思想政治教育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依据客观实践的发展而变化自身的内容与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与时俱进中产生和发展的,也必须在与时俱进中创造并实现其价值。

生活是伦理道德的生长点和作用点,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很大程度上是主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及在解决一系列道德冲突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当前价值还体现在其生活化上。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直面现实生活的挑战,走开放式教育的发展道路。借此,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使精神中最深刻的东西成为可以观照和领会的对象”[5](第297页)。

[参考文献]

[1]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7年5月2日。

第9篇: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 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现状

当我们追溯思想史时,就会发现在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那里,已具有了交往理论的初始形态,而后经过18世纪法国哲学家和19世纪德国哲学家,到马克思时已演化出多种形态的交往理论,但国外没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而是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国民精神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旗帜下悄无声息地进行,所以笔者以“德育交往”为主线,着力挖掘教育交往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

1.1 德育交往的理论研究

美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在其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提出了如何在实用主义教学体系中处理交往活动与道德教育的关系;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指出“协作交往活动是道德发生的前提”,在《儿童的道德判断》一书中他一再强调从交往中去寻找道德起因以此抓住道德作为人类意识活动的根本性起源;美国现代道德认知理论的创立者劳伦斯・科尔伯格强调,个体的道德成长是一种在其自身与社会交往环境相互作用下不断建构的过程,是个体道德经验的不断同化、调整、平衡的过程。

1.2 德育交往的实践研究

就德育教学而言,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编写的德育教材以“协助个人发展潜能、实现自我、适应环境并进而改善环境的个体社会化历程”为一以贯之的主线,学生得以在与自身、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交往中实现其德育目标。教师在授课时善用澄清法、讨论法、公正团体法等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乐于与学生一起思考讨论,在沟通交流中提升学生的道德观念。

就德育活动而言,国外的高校生活更侧重于以情景和活动为中心,营造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学生在群体交往中实现主体意识的培养。如美国的康奈尔大学除了提供学生活动的六百多个俱乐部、学会和协会以外,还提倡学生参加具有社会发展和政治意义的社会活动或者参加公益活动,这些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有效体现了思想道德主体性教育的特点。

2 国内研究现状

2.1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理论研究

教育交往的研究概述。近几年,先是在教育研究中,一些学者触及到了交往这一视角,相关论著及论文的发表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其中以张天宝的《走向交往实践的主体性教育》(2005年)为代表。同期发表的有:蔡春、扈中平的《从“独白”到“对话”――论教育交往中的对话》(2002年),岳伟、王坤庆的《主体间性:当代主体教育的价值追求》等,学者们在具体论述德育与交往时,多数集中在德育对交往运用这一层次,主要着眼于两方面:一是把交往作为与“活动”并列的手段,强调它对学生的道德发展价值;二是把交往作为对旧式、传统师生关系的挑战,强调交往中的民主和平等。2005年彭未名在其论著《交往德育论》中系统提出了“交往德育”这一新概念,并构建其理论体系,是对我国大学德育理论建设的一个有益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研究概述。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首次明确谈及交往的应是在张耀灿和郑永廷等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第一版)中。此后,在一些博士论文中也有学者论及交往,认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人类求善的精神交往互动过程。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就交往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探讨和分析,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诸多问题。此外,一些散见的论文更着重于从主体间性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创新进行研究,而忽视了交往理论的依托,使得目前的研究显得残缺不全。2011年8月由闫艳著述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交往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实现的新跨越,作者不仅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交往视角进行了深度剖析,还对交往性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系统构建,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推进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

2.2 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实证研究

(1)调查研究的方法。国内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为数不多,所谓的实证研究也仅仅是对问卷进行的简单处理分析,得出支撑论文写作的数据。杨鲜鲜在其论文《交往-发展理论下的高校课堂教学及评价实证研究》、赵飞在其论文《广东高校德育课基本状况实证分析》中均采用问卷测量法,简单地利用EXCEL统计软件进行问卷分析。这些研究是对学生德育交往的一般特征的归纳,或者得出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批评与建议。

(2)叙事探究的方法。李醒东在其《事件・场景・交往》一书所呈现的德育研究方法实现了相对意义上的创新,他着力以叙事探究的方式来呈现学生社会生活的内容,教育理论在呈现和解释学生社会生活中建构,在进入现场中实现方法与思路的摸索和调整。这是一种生活范式的研究,从具体的事件中引发对学生交往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的思考,进而得出对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反思和理解。

3 国内外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