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哲学全文(5篇)

第1篇：思想哲学范文

关键词:本雅明;翻译哲学;纯语言;理论价值;实践价值

瓦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翻译界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翻译家，对翻译理论发展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1923年为波德莱尔的诗集《巴黎风貌》所撰写的序言《译者的任务》一文对翻译的实质、标准、方法等方面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其观点高屋建瓴，神秘独特，将译者从幕后推到了前台，从边缘推到了中心，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翻译的地位，一度被奉为“翻译的圣经”。国外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了对本雅明的关注和研究。美国女作家汉娜?阿伦特，英国翻译家保罗?德曼，法国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以及美国诗人、翻译家威利斯?巴恩斯等人均对本雅明及其翻译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德里达的名篇《巴别塔之旅》就是在他认真研究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之后的成果。国外学者对本雅明翻译思想的研究注重从哲学及语言学角度的挖掘，认为本雅明的翻译思想重点是从语言的角度揭示翻译的哲学本质，即翻译行为所具有的形而上的本质与使命。然而，受长期以来的实用主义影响，我国译界对交际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翻译目的论、文化翻译理论等研究比较深入，对本雅明翻译理论的价值认识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文拟从本雅明翻译哲学的各个层面对其翻译哲学思想进行再探讨，并着力分析本雅明的翻译观对一系列翻译问题的启示，特别是对历来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的启示，从而进一步揭示其翻译哲学思想的理论及实践价值。

一、本雅明翻译思想概要解读

(一)“纯语言”观

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一种追求“纯语言”的方式，这一思想与他的语言宗教观密不可分。本雅明理论的卓越与非凡正是基于这个包括一切的语言概念:大千世界是由语言构成的，最终的目标是理解世界的构成，在不完整的人的语言和上帝的语言间达成和谐。这种思想受犹太教神秘哲学思想影响很大，并在格尔肖姆?肖勒姆的宣传下，被广泛接受。为了体现翻译的重要意义，一个前提便是首先要考虑语言理论，这是任何翻译和可译性概念的必要基础。在《译者的任务》发表七年前，本雅明曾发表了一篇更加形而上学的文章《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在此文中，本雅明提出了人类语言中思想实体和语言实体的区别。本雅明假定了一个普遍的概念范围，将其命名为“思想实体”，完全脱离且区别于“语言实体”。人的思想实体和语言实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但语言实体永不能包含整个概念范围。因此，一种语言根本无法表达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因为各种语言都是不完整的。依据圣经的观点，在天堂中曾经存在一种完整的语言，在人类企图建造巴别塔通往天堂之后，上帝便将这种语言分裂成不同的语言。因此，特定的单一语言便是起初纯语言的一部分，是不完整的，而翻译就是要使语言完整，要将分解的“意图模式”拼凑起来完善被认为是不完整的源语言。由此可见，“纯语言”是本雅明语言哲学和翻译思想的出发点和根基，它拥有超越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终极语言”。在此意义上，译者的任务就是把具有亲缘性的各种纯语言的碎片拼接粘合起来，在目的语语言中把流放在原语语言中的“纯语言”的可能性释放出来，从而使各种语言相互补充、相互融合而趋于圆满。

(二)可译性与后续生命说

在纯语言这个形而上的框架内，翻译于是也被提高到了语言的层面来理解。翻译将在对原作的再创造中把被囚禁在原作中的纯语言解放出来，从语言的流动中获得完全成熟的圆满的纯语言，因而，语言哲学中“不可译”的悖论在本雅明的翻译理论中并不存在。本雅明认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

1.在原作的读者中有称职的译者;

2.源语言需要翻译，而可译性是其固有的特性及内在法则。因为艺术作品不属于任何特定时期;相反，它的生命是短暂的。艺术作品具有“时间效应”，而这一效应以“语境”的形式渗透在作品中。这一“语境”无法复制，它必须重新建立，译者的任务就是利用语言转换的形式去重新塑造原文本的生命。换言之，每一个作品涉及到它的翻译时，都是一种新作品的诞生，可译性因而成为原作与译作之间至关重要的生命纽带，作品的被翻译则标志着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获得了最新的、完整的展现，从而使原作进入了后续生命的阶段。由此看来，翻译是由原作的可译性召唤出来的后代，原作必须仰仗译作来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因此，译作不是服务于原作，而是因原作而获得自己的存在。这一观点为经典作品的复译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译者只有在翻译中不断寻找“纯语言”，原作才能重获新生，原作语言与译作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才可被意指(表达)出来。

(三)意指方式与精英读者观

既然翻译是挖掘原语与译入语之间的“亲缘性”、“互补性”从而达到“纯语言”境界，那么寻求原语与译入语之间意指方式的互补交融则成为翻译的关键所在，因为“纯语言”只有借助语言间互补的总体意图才能实现，而译者正是要“从译入语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方式，以便用那种语言创造出原作的回声”［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响应原作的要求，将它的意指方式带入译入语中，因为译入语需要这种外部力量来释放自身被隐藏的发展进化的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译者要传达“如何表达”的，而不仅仅是“表达了什么”。归根结底，翻译就是对纯语言的救赎。意指方式的提出也印证了本雅明可译性论述中对合格译者的选择问题。因为翻译对象不是一般的信息类作品，而是具有高度文学性与文学内涵的经典之作，所以译者必定是精英读者，否则译作必定是对原作内容与内涵的不精确的表述，从而成为劣质译作。因此，作为精英读者的译者，不能迁就一般读者的接受习惯与认知水平，而应该勇敢地传达新颖的意指方式，把原作带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语言层次，用高标准引领读者，拓展其认知视野与鉴赏水平，这是翻译语言具有价值的先在条件之一。

二、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探析

(一)“形而上”意义

不同于传统观念，本雅明给翻译“赋予了某种本体的地位”［2］。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概念，从语言哲学的层面追问并回答了“翻译何以可能”这样一个翻译的本质问题，这十分类似于康德哲学三大批判的研究方式，追问的是翻译的前提条件、翻译的限度以及从什么意义上来讲翻译是可能的问题，从而深刻揭示了翻译的哲学本质。正如本雅明所说，“翻译最终达到表现语言间深层关系的目的，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达到表现语言间内部关系的目的”［3］。翻译的本质不在于交流沟通，不在于其传达的信息，而在于翻译就是人类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使用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翻译就是我们的思维本身，是寻找种语言源头的工作。这一思想揭示了翻译这项极具实践经验的人类行为的本质、价值和基本方法，围绕翻译自身构建了一个理论研究的框架体系，并为其提供了相应的视域和立场界定，可以说囊括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所有基本问题。因此，本雅明一直被译界公认为是解构学派的奠基人。

(二)“翻译主体”意义

在历来的传统翻译观中，译者与译本是从属于原作者与原作之下的，向来都处于“奴隶”与“从属”的地位。译者甚至被要求隐形，最多只是被视为原作与译作之间的中介，这样，在翻译行为中译者对行为结果———译作至关重要的影响与作用就被忽略了。而本雅明却认为译作其实就是译者用译入语的意指方式所创造出的原作的回声，这样一来，译者与译作的地位就被提高到了与作者和原作相同的高度，从理论上极大提高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另外，精英读者观的提出，颠覆了接受理论的“读者中心论”观点。首先，在《译者的任务》一文开篇，本雅明就指出“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或一种艺术形式时，考虑接受者从来都证明是无益的”［4］346。因而，本雅明把译者的任务定位在了引导读者而非迁就读者的主动地位上。换言之，翻译不应该为了迎合普通读者的需要而存在，译作的优劣不以读者的喜好或可读性的高低为标准，一味迁就读者的认知和对市场的妥协，往往是劣势译作形成的根源。这种对译者主体性的确认、对读者需要的“无视”恰恰反映出了本雅明一贯对艺术作品翻译的严肃态度，也是其作为译者在精神上对艺术价值和职业操守的尊重和坚守，是翻译通往最高境界的努力，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三、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的实践价值探析

本雅明不仅从哲学高度上对翻译的本质进行了追问式的思考，其生前还有大量的翻译实践作品。他的翻译实践为其理论建构打下了坚实基础，因此他的翻译思想不仅具有理论启迪意义，而且对于文学翻译实践同样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比如，困扰译界多年的许多纷争都可在本雅明的思想中得到较为明确的答案和启示。

(一)对翻译立场选择的启示

翻译立场即直译与意译或异化与归化，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对翻译结果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之一，而立场的选择则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回答密切相关。本雅明认为翻译的本质不在于信息的传递，而在于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是伟大作品的基础，伟大作品又是语言的艺术，因此要保持对原作价值的尊重，直译是必然的选择。只有直译，才能达到译作的“透明”，即从译作中清晰的看到原作的所有风貌;只有直译，才能充分揭示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才能使语言间的意指方式交融互补。也只有直译，才能最大限度的保留译作中“异”的因素，保留原作的结构、句法、节奏以及独特的语言韵味和魅力，以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学意蕴。本雅明认为，翻译是一种追求“纯语言”的过程。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存在差异，这就需要在翻译中找到合适的意指方式。也正是这种差异本身丰富了目标语言的来源。那些外来的、不可译的概念和结构的引入，便参与到目标语言的持续补充之中，最终达到“纯语言”的顶峰。路德直译《圣经》，直接影响了德语的形态发展和变化，丰富了德语的表达，使其形式更加多样，音韵更加优美，表达更加丰富。因此，站在本雅明的翻译立场上，追求意义的传达与归化观念的译者必定是一个低层次拙劣的译者，他对自己语言惯用法的尊重远远胜过对外国作品精神的尊重，他错误地“保持了本国语言偶然所处的状态，不让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有力影响”［4］358，从而忽视和限制了借助外来语拓展和深化自己语言的可能性，因而也无法完成作为一个译者的真正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本雅明与鲁迅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答曹聚仁先生信》中，鲁迅说:“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5］。翻译要突显语言之间的差异性，新的表达方法便可由此催生。本雅明的直译观虽有一定的局限性，却提醒译者防止以本国语读者为中心的过分归化意译的做法。

(二)对“形意之争”的启示

长期以来，在翻译研究或实践中，无论是语言学派还是文化学派，历来都提倡以交际目的为准绳，力求译文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的精神和内容，即语言服务于内容。而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第三节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是一种形式。他的意指方式的概念囊括了通常意义上的语言形式概念所包含的绝大部分因素，如词语特征、句法结构、章节构成和修辞方法等等，因此，精心细致的融汇原作的意指方式，“从译入语中找出那特殊的意指，以便用那种语言创造出原作的回声。”［4］354。本雅明使我们意识到，文学作品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文学是纯语言在世间的载体，译者的任务在于在原著当中找出互补的意指方式，把原著带到一个更高、更完美的语言层次。因此，译作的价值不仅在于传递了原作的内容意义，更在于用译入语语言再现了原作匠心独具的独特表达方式，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译作不把经典的原作翻译成为只传达了内容意义而忽略了原作形式的拙劣译作。也就是说，对文学翻译来说，怎么说的比说了什么更重要———“传意”必须“传形”，“以形传意”才是对原作最佳的翻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优秀译作。这使我们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对“形”与“意”的辩证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对我国译界长期以来以追求“神似”向往翻译的“化境”、过分强调“功能对等”、“目的论”等为主流的翻译思想无疑是一种反动，值得翻译界深思。

(三)对经典作品复译的启示

关于复译，我们以往是从文本需要、读者要求、出版市场、译者主体性、翻译质量等方面的因素加以研究与剖析，而本雅明的翻译哲学思想对复译现象做出了语言层面的解释，合理新颖而又独特，颇具启发性，使我们对复译的认识有了新的视角。首先，本雅明指出，原作的可译性取决于原作的语言品质，只有极具特色的高品质语言，才能为翻译提供丰饶的土壤，其可译性才越高。而这些特点正是古今中外伟大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其次，译作是原作的后续生命，越是伟大的作品其生命力越是强大，而“生命的范围是从历史的观点而不是自然的观点来决定的，……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历史向人们讲述了这些作品的渊源，他们在艺术家的时代问世，以及在以后的世代里原则上应有的永恒的后续生命。……那些不仅仅传达原作内容的译作便应运而生，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获得最新的、不断更新的、最为完整的展现。”［4］349这清晰地阐释了伟大作品何以超越时代，不断被翻译不断被传颂，生命力如此强大的原因。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也在不断的进化发展，过去的意指方式在新的语言中不再适用，必将产生更新，而伟大文学作品的永恒的生命力仍在呼唤着翻译，这必然将产生源源不断的复译行为。本雅明的这一观点为文学经典、艺术经典及文化经典的复译、传承和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结语

本雅明从本体论层面对翻译的本质做出了精辟的论述，他独特的翻译哲学思想引发了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界对翻译理论的重新思考，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将其从翻译实践的研究延伸到了语言层次和哲学高度。他对翻译标准、翻译立场、译者的天职、以及原文和译文的关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使译界重新认识到文学翻译中语言神圣的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文学翻译的世俗观点。虽然译界对本雅明的翻译观点莫衷一是，有褒有贬，但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思潮，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依然耐人寻味，发人深省。深入挖掘本雅明翻译哲学思想，必将引发我国译学界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新的思考，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袁筱一，邹东来.文学翻译基本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54.

［2］袁伟.本雅明说的是啥［J］.国外文学，2007(4):47－58.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

［4］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第2篇：思想哲学范文

关键词：书法；哲学思想；稳定结构

一、我国书法艺术中哲学思想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道家、佛教思想，对我国书法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也正是在儒道释三种哲学文化影响下形成的书法艺术，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总起来说，在我国书法艺术之中主要体现着以下三种思想：阴阳、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接下来就对这三种思想进行一一分析。

1）阴阳思想的体现。物体由太阳光照射下，向阳的一面为阳，背阳的一面为阴，这是阴阳二字的本意。中国古人将此二字引入哲学之中，指代一件有形或者无形事物互为相反的两方面，也代表着事物的两级对立，代表着矛盾的存在，代表着世间万物的成长与消亡。阴阳二字也渗透到书法之中，一个字写出来，写作者必须把握好字虚实、大小、方圆、刚柔、奇正、疏密，一个字的阴阳要恰到好处，才能阴阳互通，达到美观和谐的境界。一个字的虚实、大小、方圆、刚柔、奇正、疏密，又能让书法形成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白纸黑字，代表着阴阳相生，有道是“黑处是字，白处也是字”，写好一个字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白与黑的比例。

2）中庸之道思想的体现。中庸本意是儒家的重要道德标准之一，是指待人接物要保证中正平和，要做到因时制宜、因物制宜、因事制宜、因地制宜。中庸之道在书法之中体现在对艺术表达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能准确地表达创造者的情感思想，而且风格不会太过，也不会不足。笔力刚劲之时不能太过霸气，笔力柔美之刻亦不能太过娇媚；精巧之时万不可哗众取宠，中拙之时也不能过于平淡。过大或过小、过疏或过密、过淡或过浓都不能叫做美。书法也要讲求那个度，那个能准确而又完整地表达艺术和谐的度。在《兰亭序》之中，王羲之潇洒自如，挥毫泼墨，“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他仰望广阔的天空，俯瞰苍茫的大地，不禁沉思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尺与度，只有中庸之道才能让一个人安然驰骋在这苍茫天地之间，没有度，就无法生存，更无法达到“信可乐”的快慰。

3）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天”是指自然界，“人”是指人类和人类社会，人类和人类社会从自然界中形成，与自然界肯定存在各种各样的影响和联系。中国的书法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艺术，天是指自然界的运动，人是指写作者的思想和情绪，书法融合了自然界生命的节奏，只有天人合一，把自然界的运动和写作者的思想相结合，才能写出真正美的书法。宋代书法沉着痛快，是因为那时的书法家面临一种＂国家多难而文韵不衰＂的局面，文人墨客将自身融入到国家命运之中，以书法抒发自身情怀，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境界。要写出一篇优秀的书法作品，一方面要创作者全身心得投入进去，表达出真正的感情，另一方面随意涂鸦不是真性情，优秀的书法作品还要求创作者有深厚的书法功底。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就是因为该作品中做到了“天人合一”，既有王羲之书法功夫的沉淀，又有其真性情的流露，只有这样的书法作品，才具有真正的美学价值，才能流传千年。

二、书法艺术中哲学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1）哲学思想在现代创作中的重大意义。中国书法产生于生产力低下的奴隶制时代，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至今仍保留着其本原，保留着中国书法独特的精髓和韵味，根本因素就在那些蕴含在书法身处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正式因为阴阳思想、中庸之道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才造就了我国先辈这种朦胧却实际存在的美学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可能难以表达更复杂的语言意思，并根据文字的构造规律创造出一个个新的字形。如何在这一代代文字的传承中保持我国书法艺术的精髓，就是靠着保持书法内哲学思想的不动摇。在阴阳思想、中庸之道和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我国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早已超出文字的本身，更加追求意境美和情趣美。我国书法艺术因其独特的哲学内涵而形成了一种艺术美感，并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追求和价值观念。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以求得一墨宝而痴狂，唐太宗据说下葬也要带着王羲之的《兰亭序》，可见书法艺术对中国人的影响。

2）稳定结构与现代创作的关系。我国书法文字自从出现到现在，有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并形成了行书、楷书、草书等几大字体流派，由此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结构，这个稳定结构自唐代以来到现代，其根据各朝代的审美标准和情趣有所调整，但本质上保持着我国书法的稳定结构持续发展到现在。这个稳定结构存在的根本是天人合一、阴阳和中庸之道等哲学思想，书法之“法”千变万化，但书法之“道”历久弥新。书法的稳定结构是我国书法发展的根基，没有了稳定结构，那将会丢失我国书法的精髓和哲学思想。但是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各种文化相互交融，我国书法艺术也受着来自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影响。艺术商业化程度的加深、现代美术思潮的激荡和各种新型书法用具的使用，使得现代书法出现各种风格流派。1985年“中国现代书法首展”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其代表着我国书法现代创作时代的来临，汉字的、非汉字的、观念的、行为的、用具的方法手段全都和书法挂上关系，书法进入了现代创作的时代。现代许多美术作品被标上高昂的价格进入拍卖行之中，也不断促进书法艺术的商业化发展。由此可见，稳定书法结构和保持传统哲学思想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根基，而现代创作是书法乃至全部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势，如果一味的追求传统稳定结构，书法艺术就会被现代市场机制所淘汰，如果只追求现代创作的发展，那就会丢失书法艺术的精髓而失去了韵味。

三、结语

阴阳思想、中庸之道思想和天人合一思想是我国书法艺术的“软件”，是我国传统书法艺术的精髓。我国书法艺术传承至今，必然会受到商业化和国外其他文化艺术的影响，但蕴含在书法艺术内的哲学思想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根基，只有把握住书法里的阴阳、中庸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才能保持我国书法艺术的特色，才能有更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钱定志.书法传统与创新之可能性浅探[D].武汉理工大学,2008.

[2]章剑华.中国书法的现代构建[D].南京艺术学院,2010.

[3]张宝倩.论明代书家对楷书的继承与发展[D].山西师范大学,2014.

[4]霖.“超稳定结构”与中国书法美学现代转型的境遇[J].东南学术,2015,04:166-173.

第3篇：思想哲学范文

关键词：生态文明思想;哲学特征;当代价值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立足时展的新方位和现实之困境，相继提出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到“美丽中国”建设，再到2018年“生态文明思想”诞生。我国对于生态文明思想这一人类共同目标的认知和建设实践不断更新，并达到新高度。作为事物特性的抽象结果，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并对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生态文明思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形成和发展均是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中。现实中的生态困境日益严峻，这促使生态哲学的产生，使得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当生态环境退化以及生态系统失衡，便产生了生态危机，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空间，进而引发一系列不可收拾的局面。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又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避免重蹈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成为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二)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环境逐渐恶化，这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背道而驰。我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众多媒体、社会公益组织以及民众纷纷开始行动，出现了诸如“绿色政治”“环保风暴”等环保运动，环境保护意识不断觉醒。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后又于十八大对其进行了详尽阐述，使得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和强度达到空前。

(三)生态科学繁荣发展伴随着世界重大社会生态问题的频繁出现，生态科学亦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得生态危机进一步加重，众多流域水质恶化、围海造陆工程的大批上马、工厂污水的肆意排放……这些都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存安全，逐渐引起人们的反思。人们开始探索生态危机的源头及治理之道，在确保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同时保障其他生命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以此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特征

(一)世界性和民族性统一生态哲学已经成为世界的哲学。面对世界严峻的社会生态困境，作为逐步实现国际化发展的中国而言，也需基于世界全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思索和考量人类文明的走向。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也是世界的生态危机。基于此，生态文明思想从宏观生态的角度出发，立足世界性生态危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发展之道，为解决世界生态危机提供“中国样本”［1］，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呈现出世界性格局。同时，生态文明思想亦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面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差异性，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民族生态文化的精华，以中国独有的智慧和方案去建设生态文明，彰显出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因此，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二)预见性和现实性统一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中国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以及来自大自然的报复，人们对于人类命运前途的忧患意识亦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思想着力于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强有力的姿态去承担和弥补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后果。这是国人生态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带有明显的预见性。与此同时，环境保护已成为当下人们最为关切的民生问题。曾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面对恶化的环境状况和人们对于美好生活期许之间的矛盾，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最广大人民所关心的民生问题，解决人民之所需、所盼和所急，凸显了思想的现实性。因此，生态文明思想是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三)继承性和创造性统一生态文明思想能够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就，显示出巨大的当代价值，其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是融入时代背景和民族特色创造性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及其关系的认知给予了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源泉，也继承了当下诸多生态思想中所彰显的“生态关怀”;同时，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需对自然表现出道德关爱等思想。中国国情不同，走向生态文明的方式和路径也不同，因此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具体国情，从国家建设总布局的顶层设计出发，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径，创造性地发展了生态文明思想。可见，生态文明思想是创造性和继承性的统一。

(四)整体性和区域性统一整体与部分、普遍联系等哲学观点是生态文明思想中所体现的。生态文明是包含人类、自然和社会这三部分有机联系的整体，内部各要素之间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作用于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将人类、自然和社会置身于生态文明这一整体中，才能更加明晰彼此之间的联系。同时，生态文明思想亦是包含着美丽中国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愿景的整体，在美丽中国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凸显着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生态文明思想突出强调人类、自然和社会多样性的存在，注重部分发展，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同时，我国生态文明追求区域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从每个区域的自然和历史的多维视角出发，立足每个区域的实际状况，尊重区域生态差异，建设符合该区域的人类、自然和社会的生态文明。因此，生态文明思想是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

三、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价值

伴随着众多有识之士不断反思过去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人们开始重新去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寻求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而生态文明思想就是立足中国独特的民族性和国情，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指导下，生态文明思想充分结合新时代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并指导着中国朝向更加高级的文明形态演进，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态文明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人与自然及其关系的认知是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源泉。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认为人类、自然和社会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即命运共同体，自然中的每一个个体及其依赖环境的恶化都会对这一命运共同体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最终导致人类遭受灾难性报复。因此，生态文明思想在认可自然对于人类积极作用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友好相处，并强调人类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只有充分调动人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类才能走向更高形态的生态文明。

(二)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梦”实现的重要指导思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立足时展的新方位和现实困境，相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美丽中国”建设，再到2018年“生态文明思想”诞生，这使得人们对于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不断提升到新境界，达到新高度。目前国际上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尚不完善，认识也并不清晰，生态文明思想则立足新的文明形态，创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路径。

(三)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散发出巨大的生命与活力［2］，生态文明思想更是如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辉煌成绩，为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方案。从全民生态意识的不断觉醒，到环保法律法规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每一个喜人的成绩背后都是生态文明思想对于应对生态危机，应对自然环境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探索和思考，从而促进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佳绩。

(四)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对于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而言，中国的就是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不可或缺。在应对世界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以完美的答卷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并且为世界环境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中国的积极作为和创新做法将吸引更多的国际社会的目光，引领更多的国家和组织积极投身于环境治理这场硬仗中，不断促进全球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罗贤宇．改革开放40周年: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样本”［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4):50－58．

第4篇：思想哲学范文

将已有概念与定理整理、建构成一项完整的建筑工程，离不开系统性的思维与全面的眼光，同时，也离不开较强的学术能力。对于这一问题，哲学发挥出了自身所独有的特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并非分析某些细小事物的哲学派，而是一种广阔思维的世界观。要想实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研究，就必须了解教育，同时，还要了解基本的政治与哲学，这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体系的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把握好运用哲学思维特别是哲学概念的度

(一)哲学思维应用不足

站在哲学思维应用不足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就存在不少问题。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例，它拥有诸多相似的概念，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等，但是，这些概念的具体含义、具体边界以及理论定位等问题都十分模糊。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中，广义与狭义共存，不仅如此，还有更广义与更狭义的范畴。因此，必须设立过渡与转换的临界点，在两个甚至多个层次中随意转换是不被允许的。就拿对“思想政治教育”下定义来说，很多研究学者都称其为“一定的阶级和社会集团所具有的东西”，由此可见，这是一种广义的定义。然而，在之后的研究与表述中，研究学者未经任何过渡地声称:“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显然，这种说法并没有考虑到其他阶级与社会集团对培养目标所给出的定义。

(二)哲学思维的运用缺少原则性

正如以上所说，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时不能缺少哲学思维，并且需要注意的是，运用哲学思维时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有些学者在提炼关键论题时，并没有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当作源头，更没有以历史经验为探寻对象，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中生搬硬套，并冠之以“思想政治教育”，以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关键提要。［4］从浅层次上来看，这一现象是由学术繁荣造成的，然而，实际上却是毫无意义的争论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与需求而构成的经院哲学。这种行为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的建构做出贡献，甚至还加大了原理建构与教材编写的难度。

(三)哲学思维应用过多

由上述内容可知，对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论题的提取不能在哲学原理中生搬硬套，还要注意哲学概念的运用，应尽可能地遵循“少即是好”的重要原则。哲学思维与哲学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不能将两者等同。在运用哲学思维的过程中借助哲学概念是可行的，但要尽量降低哲学概念的使用频率。专业的哲学研究往往会非常频繁地使用哲学概念，但是，当哲学运用到其他领域时，如果运用过量，就是不妥当的。不仅如此，过度依赖于哲学概念，从某一角度来说，就显示出了哲学思维的愚昧。精细、系统的哲学思维应该是运用于无形的，同时，还是在解决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不可或缺的分支学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涉及到多领域的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学科群。因此，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理应分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即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尽管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学科，但是，它们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一)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区别

实际上，正是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理论抽象层次更高，我们才说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研究重点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中的哲学问题，还包括实践中遇到的哲学问题，尤其是基本概念问题，通常情况下，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依据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问题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等。在发达国家的教育哲学发展过程中，值得一提的就是道德教育哲学，它提出了非常多的具有价值的论题与观点。

(二)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的联系

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而非完全背离的。原理的阐释必然会涉及到相应的“元问题”，也会依赖于“元理论”的某些研究成果。所以说，上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是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内提取出来的。其次，当思想政治教育哲学的哲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尤其是比较成熟的结论，将被“名正言顺”地归纳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有时也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教材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之间的相对分离与互动，会将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推向高峰。

四、总结

第5篇：思想哲学范文

1哲学知识管理

哲学"知识"的研究最早可能起步于古希腊罗马时期，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以及现代马克思主义，这些都已经是现在作为现代哲学研究发展史上主要研究的三大重点哲学主题之一。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辩证唯物主义，它都要经过回答"什么是知识"这一问题的过程[1]。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详细论述哲学中讨论的"知识管理"，但从哲学的角度对"知识"的讨论有助于理解知识管理中涉及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哲学中，对知识的追求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思考方式密切相关。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柏拉图把知识定义为"经过验证的准确理解"，并认为知识和观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冲突[2]。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的本质来自实践，社会实践是所有知识的基础，也是检验知识的标准。无论哪种知识被证明可以科学地反映客观知识，它都是准确可靠的知识。由于从知识划分的不同哲学观点中获得结果也不尽相同。把知识划分为显性和隐性的知识这两个知识，强调了认知论在哲学领域中的重要性。知识可以分为显隐性，按照是否可以直观看到与理解来分别。如果能够直接说明介绍，并进行储存记录的就是显性，而较为抽象隐晦的就是隐性知识，二者在表达房间有较大区别，因此应用与知识管理也应该不同，一般来说显性知识便于管理控制，知识类型的区别在于，必须对不同类型的知识进行不同的对待[3]。

2知识管理是管理科学的哲学发展

知识经济时期我国企业管理和其他传统的管理不同，它更多地注重对知识的管理。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知识管理工作在知识经济的大环境中也变得愈加重要。所谓的知识管理既是由于知识经济驱动的，又是推进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虽然知识经济刚刚起步开始就已经实现，但是企业知识管理的生命力却可以用其背景和实际应用价值作为判断。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体现了管理行业的发展历程，首先是最初的古典管理模式，之后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教育管理，之后是丛林教育管理阶段，之后来到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这种发展过程体现了企业管理过程中重心的转移，也就是由生产能力追求转化为员工综合发展的追求，从追求能力到重视人权，由较强硬的管理模式转化为软管理与知识管理。工业经济时代管理职能是一种以企业和生产者为导向的流水线管理功能，其管理的目标和主题应该是合理，高效地分配和有序利用劳动力，资本和自然原料资源，以适应企业和生产者为导向的各种大规模、多渠道的流水线管理。在现代工业经济时期，利润模型的重点就是通过降低成本、扩大规模，管理战略主要包括产能管理、质量管理。在此期间，以企业生产计划与质量控制体系为技术核心的cims和erp，以企业交货及时与零库存为技术核心的企业精益化生产，以企业质量与控制体系为技术核心的iso标准和6sigma方法都取得了空前的突破性进步[4]。在知识快速发展传播的知识经济体系下，以用户体验为中心，实现产品导向化发展与大规模智能化自动化生产。企业资源中最重要的就是企业的知识管理，知识重于企业的资本，成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在当前的企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资本的利用与分配，而是知识的理解、整合、分配与利用。并对拥有的知识进行管理储存，共享转化，实现群体知识管理应用，提高企业员工的知识应用能力，提高员工专业技能。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传播与使用能够促进员工的技能提升与交流的促进。在新时代，管理的过程主要是为了实现劳动生产效率，增加企业收益，同时要重视员工的培养与个人发展，传统的管理模式往往无法将这些方面全部兼顾，但是知识管理能够实现员工技能的提升，也就是说，知识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模式既实现了对于生产力的提高，也促进了员工的培养与个人发展。管理可以转化成对于知识的创建，发展，共享及其他技术的培训。知识生产率的改善与提高，附加值比率，知识资源的共享性和创新能力将会成为企业管理的重点和核心，而企业的知识经营管理也会是促进我国知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3知识管理的具体方法与哲学理念

知识管理的过程基于传统管理模式，但是重点在于知识的发展与传播，因此有创新与突破，哲学理念融入其中。知识管理体系既有基础体系与基础思想，同时还有应用于不同知识的技术理论。在理论知识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分析其中的的重点理念，通过哲学内涵分析本质得到知识管理的具体应用模式。

3.1方法论概述

知识管理也是一种管理系统，为了实现系统化的管理就需要对于系统的运作模式进行研究。对于系统的分析一般要分析系统的基本建立思路，系统知识传递的方法以及促进系统运行的技术。知识管理系统的与传统系统的不同之处就是能够实现知识的融入，知识的多样化能够打开系统的方法体系，实现多样化的方法，进行创新方法论。与此同时，管理系统内部的体系与知识结合，使得管理过程更加专业严谨，近年来关于知识管理方法论的研究也不断进行。

3.2知识管理方法论的定义

知识管理方法和工具，它们的特征，内部关系以及用于系统研究的知识的发展，也是知识管理实践领域中的理论系统。在知识与管理这一领域，"知识"主要是用来指一种抽象的过程(包括感知知识)和一种理论的过程(包括合理知识)，而"实践"主要是用来指进行系统设计的过程。为了实现知识管理中哲学理念的研究，必须从知识管理的模式体系进行研究。主要从框架分析，全过程管理以及具体实施监管三方面进行研究，从这三方面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可以实现知识管理内在含义的分析，实现管理效果的提升。从框架来看，知识管理的框架应该根据知识的应用范围进行构建，框架构建时需要研究企业的发展目标，通过方法发展与研究实现知识框架。在进行全过程知识体系的管理过程中，管理方法需要与框架的控制一致，系统的框架合理，还需要后续的实施，同时全过程管理实施也是对于框架的一种检验。，因为它充分考虑了整个获取知识的过程，并且有效地促进了知识管理计划和组织战略目标之间的关联，这些都是通过采用组织后形成的一种组织整体观念来制定和实现的。本研究方法应该是一个具体的实际可执行细节或者是一个步骤。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如何在一个宏观层面上实施对于知识管理的一个详细的步骤，以及怎样才能实现对于知识管理的前景和预期。它被划分为决策建模行为，协调和先前阶段，称为smartvision。

3.3方法论应用模式

知识管理的应该包括企业管理过程中的各种知识资源，通过是要构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知识交流平台，并进行平台管理。在企业进行知识管理的过程中，整体流程包括了知识的组织收集，辨别与分类，应用推广，创新发展。同时知识的管理过程也应该与企业发展结合，也就是说，要与企业发展目标，内部组织模式与评价模式结合。知识管理的方法论需要根据知识的发展与知识应用的方法不同实现改进，这在系统化管理中称为系统反馈。也就是系统的输出结果会对知识的应用与管理产生作用，进行循环作用，最终实现良性发展，实现稳定优化。作者为每个宏观知识管理步骤提供了特定的过程和结果，并描述了每个步骤要执行的工作。规划阶段反映出知识管理应与战略目标联系在一起。结合部门优化，企业组织建设和相互促进，共同营造企业文化，大致列出了每个步骤的过程和子过程。知识管理过程中的和重任务都设计到各种知识，显性与隐性知识的分辨与收集，共享与应用创新，可以说知识管理是一个涉及到信息技术来实现平台显性知识与信息化知识管理相结合的动态流程。

4结语

知识管理过程中能够体现哲学的思想理念，哲学作为知识发展传播的内在本质，需要进行研究来实现更好的知识管理。综上所述，在知识管理过程中，是哲学思想与先进管理的融合，是社会进步的直接体现，能够促进知识的研究应用与发展，增强了管理的有效性。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经过研究发现，知识管理需要有效的方法论，这与知识的发展与知识的覆盖范围有关，同时也与企业的知识管理和应用情况直接相关。因此，对于将要进行知识管理体系改革的企业，实现知识管理效果进一步提升的企业，应该重视知识管理的方法论研究，将企业发展目标与知识管理结合，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同时，有关的研究还需要继续进行。本文建议的方法是对前一种方法的改进，但仍然有局限性。例如，知识评估和执行策略的方法和程序仍然不足。本文完成的工作为将来的研究和工程实践提供了基础。

注释：

[1]《孙子兵法》管理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8.

[2]刘晓喆.管理哲学的学科属性、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研究[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8:13-14.

[3]任鑫博，张君怡.基于面向对象思想的知识本体及其管理的研究[J].价值工程，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