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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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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研究

第1篇:新闻学研究范文

新新闻主义与精确新闻学都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应该说,它们诞生的社会背景是相似的,但这两种新闻报道思潮却表现出迥异的特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但对以后的新闻业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新闻活动更加开放、活跃的今天,新新闻主义和精确新闻学的影响是明显的,本文试图对二者进行一定的比较,揭示二者的异同,以期对当今的新闻活动有所裨益。

一、新新闻主义和精确新闻学的发展态势及原因探究

新新闻主义在突破传统时,采取的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反叛方式,过于偏激、极端,许多观念及方法严重违背了新闻学基本规律。比如它允许在作品中进行内心独白和“合理想象”,违背了新闻真实性与客观性原则。人们阅读新闻报道,所需的是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这是新闻赖以生存的基本前提。新新闻主义追求全面反映客观世界,在写作上重视对人物行为和事件发展的前因后果进行详尽的阐述,这并不适合日常新闻的报道。因为新闻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传播事物变动最新状态的信息,了解最新信息是受众对媒体的期望。而新新闻主义在采访、写作上,一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如卡波特撰写《冷血》就花去了六年时间调查。因此,它不可能成为新闻报道的主流。新新闻主义的作品还被称为“非虚构小说”或“真实生活的故事”,新新闻主义的记者希望突破传统新闻写作的局限,追求新闻与文学的最佳结合,并力图通过这种结合,让新闻报道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比如刻画典型人物,这本应属文学的职责范畴。新新闻主义作为一门特定独立的社会学科,它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但不可能替代其他学科全面承担起认识外部世界的任务。它在许多地方严重超出了新闻学社会功能的基本范围,因而无法在新闻实践中如愿以偿,反而加速了自身的衰落、消亡。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一批作家型记者,如西方的法拉奇、海明威、杰克・伦敦等的盛名再起,我国的魏巍、刘白羽等为代表的报告文学的风行,有人说新新闻主义在复活。不可否认这些作家型记者在采访写作中大量运用了新新闻主义的创作手法,但也只能说是对新新闻主义积极方面的借鉴。因为作为一种新闻思潮,新新闻主义由于在许多方面严重违背了新闻学基本规律,因而不可能在淡出了新闻的历史舞台后再次重现于前台。

而精确新闻学的发展则大不一样。民意调查研究是精确新闻学的最主要组成部分,随着民意调查在强调民主的美国日益发展与多样化、细化,以及新闻教育变革和新闻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话的普及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促成了精确新闻报道的相应成熟。精确新闻学之所以有风起云涌的发展,源自于它独特的品格。精确新闻报道使记者在采访时能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系统观察,这就使这种观察具有代表性,而且在内容上它是以严肃的数据为依据的,可以使新闻报道更显客观、公正。传统的新闻报道,是记者被动地报道或解释新闻事件,使新闻报道被狭隘地限制在“对新闻事件的报道与解释”上。精确新闻报道的出现,使记者能采用系统的科学方法,主动采集、加工资料,挖掘隐藏的真实。

精确新闻学改变了传统的新闻运作方式,要求记者有更大的主动性与科学精神,这种更强的挑战性使记者的报道由被动变为主动,也使“新闻”不再只是对“新闻事件”的被动报道与解读,更包括了对“新闻问题”的主动采访及分析。在现代的新闻报道中,精确新闻学正在日益受到重视,这也是它在遵循新闻学基本规律的前提下的必然发展趋势。

二、新新闻主义与精确新闻学对现代新闻活动的影响与启示

新新闻主义的出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它的迅速淡出,也是由于它自身的缺陷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新新闻主义在实践上的有益探索及对新闻事业发展的积极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在思想上,新新闻主义突破了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为新闻报道提供了新思路。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形成了基本稳定、成熟的体系。另一方面,这种成熟与稳定也使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僵化,缺乏新意,不但束缚了新闻工作者的创新意识,一成不变的报道形式也使读者反感。新新闻主义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进行大胆的创新与尝试,强调新闻报道中的主体性,打破以往新闻理论的思维定式,在新闻报道观念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实践上,它突破了新闻报道的固有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精确新闻学在今天的发展应该说是方兴未艾的。它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传统新闻报道技巧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可以产生出新的、精致的、更真实的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报道方式。精确新闻学的诞生,是新闻学者大胆尝试的一个成功范例,在思想上开拓了新闻观念的视野,为新闻报道方式的革新打开了一个广阔天空。精确新闻学与新新闻主义的不同发展历程也表明:新闻事业无论怎样改革与发展,都必须遵循新闻学基本规律,只有符合规律的改革与创新,才是有发展可能性的。

新新闻主义与精确新闻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新闻发展史上出现的两个引人注目的新事物。它们的出现与发展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必然,也经受着新闻学基本规律及社会变迁的考验。在今天看来,重要的不是它们所取得的历史地位与业绩,而是它们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来的务实的精神、创新的勇气、执著追求的热情和科学、严肃的治学态度。这是今天新闻事业发展中所急需的。

注释:

①王春泉:《现代新闻报道形式及其写作》,西安出版社,2001年10月。

参考资料:

第2篇:新闻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 新闻社会学 新闻生产

作为一个学科,社会学用精确、控制的方法科学地、系统地研究社会。社会学的研究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系统、社会活动、构成社会与社会系统的群体、机构以及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等等。社会学研究的基石是社会群体、社会群体之间及其内部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个人行为的控制。

社会学的研究目的使社会学研究自然地将新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进入新闻学研究领域。在美国,将新闻学研究正式纳入社会学研究范式发生于19世纪40、50年代。当时主要是把新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与选举过程相联系。

社会学家在那个时代所关注的并不是媒体本身,而是媒体对公众所产生的影响。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拉扎斯非尔德等学者提出新闻对政治选举的影响是通过二级传播的模式,由意见领袖来实现的。此后,社会学对新闻现象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也更加深入。

社会学对新闻活动的研究将新闻活动与社会组织联系起来,考察社会环境对新闻业整体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对新闻的研究,自早期拉扎斯非尔德的研究开始,到20世纪70、80年代进入繁盛期,出现了塔奇曼(tuchman)、甘斯(gans)、莫洛奇(molotch)、莱斯特(lester)、费斯曼(fishman)、舒德森(schudson)、吉特林(gitlin)等一大批优秀学者,产生了大量著述。近年来,其中有些学者又有新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问世,如甘斯的《民主与新闻》(2003),吉特林的《无限媒体》(2002)和《知识分子与旗帜》(2006)、舒德森的《新闻社会学》(2002)等。

新闻社会学对新闻生产的研究,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以及技术等五种视角展开。这些视角从研究媒介所处的政治体系、经济、社会组织、社会文化和技术的环境来解读新闻生产的过程。

政治视角主要是指政治结构对媒体的影响。萨尔伯特等学者在他们所著的《媒介的四种理论》中,将媒介体系归纳为四种理论体系:独裁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媒介的四种理论至今仍是认识媒介政治体系的经典文献。该著作提出,欲了解媒体与社会体系的关系。必须了解特定社会所持有的信念,了解这个社会对人的本质、社会与国家的本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知识与真理的本质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无疑是了解一定社会媒体与社会政治的出发点,也是此后学者们研究政治与媒体关系的基石。

然而,该著作虽然确定了研究的主要框架,却没有实际讨论各媒介体系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而且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美国、英国和苏联。此外,社会政治背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在世界各国的差异并不能完全以国有、私有、商业化或公共广播等大的框架来划分。

例如,在媒介四种理论所界定的自由主义的体系下,无论是公有媒体还是私有媒体都同样会为现存制度大唱赞歌,也会对现存制度的瑕疵提出批评。

西班牙私有制的报纸在福朗科政权下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放在报道首位。而同样的媒体在福朗科政权倒台后又为言论自由提供平台。在世界上的一些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国家不能有力地保护记者,记者的任何报道都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在哥伦比亚,自1978-1997年间,有133名记者被杀害。

由此可见。以国有、私有或商业、市场等大的概念来讨论媒介体系显然有不足之处。赫林(hallin)在考察了18个欧洲与北美国家的媒介体系后,提出了三种媒介体系:北大西洋或自由主义模式(north atlantic or liberal model)(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北欧或综合民主模式(northerneuropean or demorcratic corooratist modell(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地中海或多极复合模式(mediterranean or polarized pluralist model)(法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

包括美国在内的北大西洋模式的媒介体系的特点是市场主导,新闻职业化程度高,新闻报道以信息传递为主。北欧模式的媒介体系的特点是国家干预多,对媒体有经济资助,但保护新闻自由,新闻职业化程度高,历史上的政党媒体发达,现在则朝着中立的商业媒体方向发展。地中海模式的特点是国家干预多,对媒体有经济资助,甚至有阶段性的新闻检查制度。新闻职业化程度低。新闻报道有偏向。

在研究这些媒体体系时,赫林否认自由主义的模式是其他模式的发展终结。他认为在西方,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媒体与政治已经相互融合,其关系已达到了相对稳定状态。欧洲国家的媒体模式不可能发展成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然而,美国学者舒德森却认为各国的媒介体制受到美国模式的影响,向着商业化和职业化方向发展。而倡导信息中心、独立的职业主义的美国新闻教育也对各国产生着影响。

在研究新闻生产时,经济与政治是紧密关联的,在特定的社会政治体系下。经济因素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常常成为极为关键的因素。通过对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报纸的经济状况进行量化分析,汉密尔顿(hamilton)发现由于市场竞争。美国大多数报纸在这一时期为争取更多的读者而放弃了党派立场。而美国电视与平面媒体新的新闻“软化”的趋势也是为了吸引10-40岁之间女性的目光。

市场经济在美国的土壤中尤其发达,因此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在美国新闻史上,报纸的商业化与新闻职业化几乎同时发生。市场因素还促使美国媒体所有者积极使用最新的技术,互联网、卫星直播技术等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使得新闻报道更多地为重大事件所推动。

新闻社会学不仅考察政治和经济对新闻生产的影响,还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即通过考察组织内部、本组织之间以及本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来考察社会活动的过程。对于新闻生产来说,就是考察新闻机构内部,新闻机构之间以及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机构的关系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社会组织理论认为,社会组织的成员会根据组织的要求来调整个人的价值观,因此,欲研究组织产品,其关键在于研究一个组织维持其生存的基本要求。那么对于新闻媒体来说,这就意味着要将媒体视作一个商业机构,而不是由独立记者组成的集体。由此,新闻生产的过程便可以理解为新闻机构需要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经营下去。

社会组织理论有益于我们了解新闻组织的性质。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说,社会组织的影响还体现在新闻机构内部记者与编辑的关系,新闻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新闻机构与其他组织机构的关系上。

在这组关系中。引起最多关注的是新闻机构与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与政府机构的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记者与官方消息来源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的长期研究证明官方消息来源一直主导着美国的新闻。经过1964-1965和1973-1974年两个阶段通过对六位记者长达600多个小时的观察。菲什曼发现无论做何种报道,记者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或出席会议。或浏览文件。新闻记者与官僚机构的这种关系使记者得以在事件还未被公众知晓之前。获得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记者与编辑以及各新闻机构之间记者与记者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影响着新闻生产。在新闻机构内部。编辑作为把关人和新闻稿的改写者。直接影响着报纸的内容。在对越南战争的报道的研究中,赫林发现信息出现在新闻中的位置至关重要,在对越战的报道中,越是接近真理的信息,反而越是出现在新闻报道的最后。赫林将之归结为“倒转的倒金子塔”。在新闻机构之间,同行记者的之间的竞争也影响着新闻报道的过程。这有时意味着新闻报道质量的提高,有时刚好相反。美国出现的“群体新闻”(‘pack joumalism’)现象就是指不同新闻机构的记者在报道同样的事件时采用同样的视角。记者甚至对有可能与其他记者的视角不同而产生一种恐惧。

从文化视角考察新闻报道,新闻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文化视角不同,人类学认为文化先于人们,而社会学认为人们制造文化。因此,从社会学的文化视角来看,记者不仅作为信息的传递者存于文化中,在所处的文化中报道,而且还是文化的制造者。在这个意义上,是记者决定报道,记者或明示,或暗示着什么是好的或是不好的,什么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

文化视角有助于解释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视角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文化视角关注的不是政治,也不是新闻机构是否赢利、是否能在社会中生存,它所关注的是记者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置身于广阔的文化符号体系下的意义。在一定文化中运作的媒体难免使用其特有的文化符号,影响着报道的总体倾向。比如西方记者对耶路撒冷的报道总是集中在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世俗社会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甘斯在考查70年代美国主要媒体的外国报道时也发现美国媒体对前苏联以及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的报道完全集中在这些国家的各种问题上。即使这些国家取得了成就,也报道说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宣传。美国媒体的伊拉克战争报道也充满了爱国主义的话语。美国的国旗不仅出现在记者的领口上,还装饰着福克斯新闻和msnbc的新闻工作室。而记者任何不支持军队的活动都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出现了所谓的“福克斯效应”。

新闻社会学对技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凯瑞对电报的技术的研究。凯瑞认为电报技术的应用使得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脱离了传统的时间顺序的叙述方法,促成了新闻报道所特有的写作结构,倒金子塔的写作结构。更为重要的是电报还使信息的传送第一次与物体的运输区别开来。在电报产生之前,“传播”这个词不仅指信息的“传递”还指物体的“运输”。

谈到技术对于新闻生产的重大影响,麦克卢汉应当说是技术决定论的呐喊者。麦克卢汗认为媒介即讯息,技术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与行为的形式和范围,正如火车的使用带来了新型的城市、新的工作与娱乐方式。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与播出同步进行,技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无疑不可忽视。大量的现场直播节目使得新闻报道带上了浓重的“原生态”的特点。现代技术所带给人们的大量信息又使得受众无所适从。催生大量的解释性新闻报道、娱乐性新闻报道。

第3篇:新闻学研究范文

本文从8个方面回顾了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热点。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围绕变革与规范、总结与反思、深化与发展的主题和改革与创新的主线,思考理论创新、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其未来研究将凸显十报告的相关精神,更多关注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创新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关键词:

新闻学与传播学 研究热点 回望思考

变革与规范、总结与反思、深化与发展,是2012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所呈现的主题。面对社会转型期的诸多挑战和新兴网络媒体的不断冲击,学界和业界共同围绕改革与创新这一主线,思考理论创新、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中表现在围绕“走转改”活动涌现的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中。2012年全国新闻界的“走转改”工程,成效显著,收获颇丰,学界和业界贡献了几百篇文章,总结得失,深化认识。“走转改”是党的新闻工作在新时期的一大创新,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深化,也是新闻媒体转变观念重塑优势、创新新闻宣传方式、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良好机遇。尹韵公认为“走转改”是“改革开放30 余年来我国新闻界展示的最为壮观的传播图景”,是“新闻界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1]刘笑盈指出,“走转改”新闻是对传统新闻学的完善与发展,也是对当代西方新闻学的扬弃与修正,这一活动是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2]鲁炜认为“走转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3]9月30日,召开新闻战线“走转改”理论研讨会,高度评价了“走转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共十召开前,学界和业界共同回顾十年来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发展。[4]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用新闻传播客观规律来推进新闻改革,把新闻宣传作为党的执政资源,将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整合各类资源,促进媒介融合,形成宣传合力,提升了新闻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5]

二、学科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扩展和完善

学界注重梳理学科原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学科发展提出建议,以不断完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杨保军、涂凌波提出提升当前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需路径是“走出”与“走入”:“走出”新闻学,即以跨学科的视野进行学科融合;“走入”新闻学,即以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为基础,真正进入新闻学自身研究领域。[6]李文竹探讨了新闻学理论对新闻报道实践的影响和新闻学理论范式的实践导向,认为新闻学理论研究应密切结合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为媒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7]李晖将发展新闻学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和酝酿期、形成期、成长期、缓慢期、重构期五个时期,为发展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8]吴飞认为传播学可以划分为专业传播研究、批判传播研究、政策传播研究和公共传播研究等四种类型。[9]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共传播学值得提倡,传播学者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公众的社会活动。常江认为媒介批评学科体系的建构需在文化、权力分配与多元性的框架内展开,赋予该学科以真正的批评力量,切实推动社会变迁。[10]崔保国、李宜篷探讨了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问题,为传媒经济学的学科规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11][12]喻国明等利用共引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出了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对中国近十年来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状况与研究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归类,进而探究大陆传媒经济的研究范式和科学发展阶段。[13]

三、传媒改革与发展研究的深化和推进

2012年是贯彻实施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关键之年,“报纸或电视会消亡吗”之类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加速进行的出版传媒改革或许正是对这一疑问的回应。在构成传媒业的各种要素之中,平台、产业链、内容与技术是核心关键;传媒业资本运作中上市是趋势,资金是主流,重组、收购、融资、借壳是主要方式;传媒业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变革既充满了风险与挑战,又是一种机遇和机会。[14]宋建武探讨了传媒业规范改制的路径选择,并指出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及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多重未决问题,在实践中显得更为复杂,在理论上也需进一步明确和探讨一些深层次问题。[15]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基于当前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参与国际传媒集团竞争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现实需要,报业走全媒体发展之路是必然的选择。[16]殷琦对我国广电机构所形成的内生型与外延式两种不同治理结构改革模式及其成因予以分析,并提出广电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创新路径。[17]2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出版传媒集团在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出版传媒集团战略性改组,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科学管理,着力推动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实现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2012年也是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突破之年,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优势资源的进一步聚合,有助于主流媒体做大做强,尽快造就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

四、舆论引导研究的新机制新方法

2012年国内出现多起公共突发事件和,舆论引导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面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思考新媒体环境下舆论运行机制的不同特点,阐述媒体角色和政府转型对舆论引导的影响,积极为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建言献策。丁柏铨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触发的条件、因素和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18]赵振宇、焦俊波在系统论视野下尝试构建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传播系统;[19]薛可、陈在案例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网络论坛中的突发事件讨论网进行了分析;[20]钱晶晶、史安斌用内容分析法对乌坎事件中政府危机传播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探索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应采取的策略;[21]罗以澄、姚劲松考察了中国传媒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特殊角色,从宏观角度提出了舆论引导的深层次问题。[22]《新闻传播》开设了“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政府新闻问题”专题,探讨了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以及政府新闻学的未来学科建设和走向等问题。在当前的媒介化时代、围观时代以及危机常态化时代,传播领域中制度设计的关键性缺陷是意见表达的宽容度过于狭窄,政府角色转换以及关系资源的获得是走出当前舆情危机的关键。[23]

五、公共传播研究的新拓展新提升

学者们主动融入时代和社会发展进程,用学术研究服务于能源、环境、卫生、教育、外交等各项事业的社会需要,推动了公共外交、气候传播、健康传播、媒介素养教育等公共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化。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结合实际问题,探讨了奥运会与国家形象传播、国外政府和公共组织的公共外交、参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等话题。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启正院长与多国公共外交资深专家对谈的新书《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24]出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议题成为社会一大关注热点,健康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国际新闻界》第6期集中刊发了几位学者不同角度的研究。气候变化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美丽愿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乐施会共同组建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近年来在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开展气候传播研究,增强了政府对媒体和NGO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扩大了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问题在社会与公众中的影响,显示了学术研究在气候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2012年项目中心在以往跟踪研究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政府、媒体和NGO 的传播角色与影响力的基础上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向,即转向社会与公众,实现了“两路并进,双向实力”。项目中心先后开展了“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的活动,和《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了中英文版的《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12月初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应邀出席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并在多哈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中国角主持召开“公众参与,全民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边会,还与耶鲁大学联合举办了“中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状况比较”边会,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为祖国赢得了学术荣誉。

六、网络传播研究的新领域新特征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革命带来的挑战,是新闻传播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与思考,刺激了网络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无论从“质”还是“量”、从宏观还是微观,这方面的成果勾勒出了本年度新闻传播研究壮阔的学科“图景”。对社会化媒体、微博、媒介融合、全媒体转型、公民新闻方面的研究,涵盖了新闻专业主义、公共传播、政治传播、新闻政策研究等多个领域。李良荣等认为互联网是人类的第四次传播革命,它掀起的新传播革命为执政党形塑了全新的执政环境,争夺传播主导权成为国家的全新课题。[25]郑保卫认为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共生的新的媒体格局下,传统媒体要保持和发扬传统,并有新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同时适应新时期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和媒体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26]刘海龙指出社会化媒体导致的困境也为新闻工作在数字时代与时俱进提供了机会,可借此重新界定新闻工作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建立新闻组织的透明性、重申新闻为公众服务的基本原则[27]。陈力丹等指出微博问政的发展趋势有四:政府从断点式危机应对走向常规化运作、从被动等待关注走向主动自我推介、问政微博呈现集群化趋向、微博问政从单方信息转向关系的维护。[28]很多学者对微博意见领袖给予特别关注。韩运荣、高顺杰推演了微博舆论传播的底层结构,并根据微博事件的类型,探析了微博舆论的演化模式。[29]李彪通过微博数据挖掘和问卷调查,对这一群体的人格特质、微博行为特征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微博意见领袖表现出媒体属性强化、圈群化、权力结构集权化等新特点和新趋势。[30]王平、谢耘耕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分析了该事故中涌现出的微博意见领袖的特点及其影响力,并针对引导和管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意见领袖提出一些建议。[31]张涛甫等通过对微博意见领袖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指出其行动特征有:机会主义策略、事件导向、“极化”趋向。[32]

七、“西方化”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超越

学界在回顾学科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科范式进行总结和反思。2012年适逢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首访中国大陆30周年,姜飞撰文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需要经历一个蝉蜕和化蝶的过程,找到一个传播实践和学术理论的未来平衡点。[33]《新闻大学》第2期刊发了2011年底召开的“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学术对话会的一组笔谈文章,意在从传播与人类生存这一基点,反思和批判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一直以来主要遵循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出自己的宽广基础和理论空间,为其现实变化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启示。李彬、黄卫星认为当务之急是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34]胡正荣等反思了用西方传播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时的“水土不服”,并提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的融合范式,将中国的传播实践纳入世界结构和世界历史的视野中。[35]

八、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思路新目标

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与信息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年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较为丰富,影响也逐步增大。白润生、于凤静、李兴国、朱天等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少数民族信息传播的基本问题,郭建斌、金玉萍、孙信茹、杨星星、陈峻俊等学者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阐释。由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业的发展状况,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成绩和经验、问题与不足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报告由70多位专家历时2年撰写完成,是中国首部系统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状况的文献,对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与信息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11月底,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在广西大学召开,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覆盖了全国各个民族地区。如今,论坛已发展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并开始产生品牌效应。

除以上热点外,新闻传播研究多点开花,在新闻与传播立法、新闻与传播历史、新闻与传播教育、广告传播、公共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少亮点,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展开。

回顾2012年,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研究者的深刻思考和辛勤付出,使得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不断壮大,学科影响力不断加强,学界同业界和社会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得以改善和强化,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呈现出新的局面,从而使得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成为指导我国新闻与传播业,以及公共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之后,随着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研究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应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关注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扩展学科理论的系统性、适用性和前瞻性,在社会转型与历史变迁的现实基础上,发展多元走向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克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现实和理论脱钩、学界和业界隔阂等现象。

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思路,这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与理论。可以说党的十政治报告渗透着对新闻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为我国新闻与传播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路径,这方面的课题需要学界积极跟进并贡献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目标的提出,传媒改革将继续成为热点话题,如何发展新型新闻传播业态,提高新闻传媒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提升舆论影响力和引导力,增强新闻传媒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值得学界继续关注和思考。在对外增强影响力和争夺话语权,对内完善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公共属性和重要功能需要继续发掘,学界引导的公共传播研究领域需要继续拓宽,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需要不断拓展和深入。

可以说未来仍是新媒体的时代,新媒体引发的传播革命方兴未艾,仍将推动现有传播格局和传播观念的变革,并将继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研究主题也将表现得更为鲜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给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期待在这一舞台上,研究者们能够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理论成果,使得我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能够百花齐放,壮大繁荣,更好地服务于传媒改革,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学科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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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新闻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体育新闻;实践教学;学科化建设

进入21世纪后的我国体育新闻教育专业为适应媒体行业的需求,纷纷引入实践教学活动,并作为解决教育与行业脱节,落后于行业发展的有效办学路径,逐渐朝向“社会服务站”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亦有诸多问题不断涌现。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现在开展的体育新闻实践教学活动,大多处于一种零打碎敲式的状态,不成体系,没有规则;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框架、纲要等基础性建设尚无规则可循,缺乏规范化的组织、管理;在教学研究、教学效果、教材编撰等学科建设方面更是缺乏明确的指导意见、量化评价体系,使得实践教学活动如散兵游勇般毫无章法可依。由此产生的后果,实践教学成为理论教学的一个点缀品,实践教学成果得不到重视,实践教师受重视程度不够,发展受限等问题。本文从系统化、学科体系建设视角出发,以学科化标准构建体育新闻实践教学作为叙述重点,并探寻其发展路径、维度。

一、体育新闻实践教学开展的必要性、重要性

对于实践教学的理解,如果仍停留在是对理论知识的巩固、对理论知识的认识,那么显然已经过时。当代的实践教学观,更多的是指教学活动中的实验、实习、设计、实践等活动, 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和创造性精神的挖掘。

鉴于体育新闻专业的直观性、综合性、创新性等特点,通过实践教学把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素质的提高有机融为一体。其意义有两点:

1、实践教学解放了多年来国内体育高校教育的狭隘教育观,使得学生能够以更开放、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流、吸收知识;打破了以往单调的授—受讲课之道;摒弃了过往的填鸭式教学,学生以一种更自如、自主的方式投入到学习中;为充分发展大学生个性教育开辟了道路,提供了良好平台。

2、新闻实践教学是促使学生迈向社会的助推器、剂。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实践组合环节,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频率、机会,在拓展学生求职机会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求学目标、学习目的和方法的认识。有助于开拓学生视野、思维深度、生活体验、行业规则,形成更为开阔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我们知道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以实践为导向体育新闻实践课程并非停留于对简单技能的操作学习上,更多着眼于未来行业工作的要求,超越固化问题的解决,强调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对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旨在更好地帮助学生对未来工作任务中所需的综合能力培养。

二、实践教学学科化建设

目前,体育新闻实践教学的无序、零散状态既干扰了体育新闻教学的健康发展,亦阻碍了实践教学的进一步深入。学科的建设是具有严格系统化的一套知识体系,因此开展实践教学学科化建设以学科化建设为标准,通过推理、论证, 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密的逻辑系统。下面以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本科生培养方式为例,阐述实践教学学科化建设的几个重要层面。

1、课程建设

目前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系本科教学培养方案包括必修课程37门课程,总学时达到1664学时,其中实践学时422学时,专业基础课24门,总学时880学时,其中实践学时192学时;限制选修课程共有39门课程供学生选择,总学时为712学时,其中实践学时440学时。一个本科生要在四年中修满181学分方能准予毕业。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实践课程在体育新闻教育中所占比重近一半。但在这些课程的设置中我们遗憾的发现,课程设计特别是实践课程设置呈边缘化状态存在,如重点课程不突出、课程逻辑顺序、结构不够合理,知识体系内各门课程缺乏共同的逻辑基础,造成专业知识的内在不统一,知识点连续不上,从根本上导致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二元分化等问题。因此体育新闻实践教学课程的建设,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改变现在的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学科本位关系。现有课程纲要科目缺乏系统化,实践课程开课时间、授课年级与课程内容缺乏有机的联结。二是理顺现有新闻实践课程逻辑关系。调整和优化现有的实践课程,适当增加实践主干课程,遵照知识体系的逻辑关系进行划分,而不是完全按照学科体系的逻辑顺序划分,开课时间也以此为据,避免专业课程体系内的分化、零乱现象。如大力推进画面编辑、体育新闻报道、体育新闻采访、体育新闻策划、体育媒介宣传、实践、实训等课程的安排。另外需强化与专业相关的软件应用能力,机器操作能力,新闻实地采编能力等课程设置,还要有一定比重的校外实践课程如采风、实训课程等(要和本科生四年级的实习区分开),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避免由于划分过细造成知识的零散,难以成为一个体系,使得知识的传授和吸收建立在内在一致的以实践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内。总体说来,体育新闻实践教学课程建设原则应以学生为本,着重探索式学习方式,与行业岗位对接的实践课程建设。

2、内容建设

对教学内容的建设是实践教学学科化建设的重点,是解决现有实践教学内容落后,偏重理论化,学科内容交叉、重叠的有效方法。目前,主要开展的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基础层面的技能掌握训练、观察、分析方面训练;拓展层面的行业、专业知识、能力训练;综合全面素养训练三个层次的实践教学内容。

现有的实践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的编排、梳理,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即兴性。课程的难易程度,专业程度,实践程度没有凸显。这需要除了对实践教学内容的制定要做到严谨,依循章程,还要使得实践教学内容能够与时俱进,不能固守一方,一成不变。在具体内容的编制中,要密切联系当下行业现状、趋势,最好每2年编一次,甚至是1年编一次,充分体现当下媒体环境变化,改变课程内容繁、旧、偏,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最后注意实践教学内容编排要与理论教学相得益彰,相互补充。

3、学术研究建设

一门学科或一种理论的进步与发展,既来自于不断变化的实践推动,也得益于学科或理论自身的反思与批判。但长期以来实践教学被定位于理论课程的有益补充, 蛰伏于各院系的新闻专业理论学科之中,没能有效地在学科教育领域中提升其学术品位。加强体育新闻实践教学的学术、理论建设,既有助于实践知识的积累创新,也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1)加强体育新闻实践教学的各种交流会、报告会、学术论坛的召开,重大科研项目的申报,将教师的科研成果及时转化到实验教学中去,创造条件使学生较早的参加科研或创新活动。

(2)加强体育新闻实践教学研究水平,打造实践教学研究梯队,带动实践教学产业、科研工作的开发,达到提高实践教学学科的整体水平。通过科研养教学,以教学促科研,形成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良性循环。将教师的科研成果及时转化到学生实验教学内容中以及实验教学内容与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相结合, 实行开放式实验教学, 创造条件使学生较早地参加科研或创新活动

4、专业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实践教学顺利开展的保证——实践教师,其所具备的“实践性知识”,包括旨在问题解决而综合多种学术领域的知识所需要的知识;不仅作为显性知识,而且作为隐性知识发挥作用;是以每个教师的个人经验为基础的,即实践教师所讲授的实践知识与其自身的实践经历、行业知识储备、业态现状更新、教师的实践智慧、将经历转化为知识的能力等因素联系密切。

从这一层面来看,实践教师队伍的建设,应力求从有经验、有经历的专业人士中进行挑选,尽量挑选那些充满创造精神,并且勇于从自己的教育实践中找到探究实践,创造实践的道路。除此之外,一名合格的实践教师还需要从其日常教育实践中,发现和记录自己亲身体验,通过教育叙事探讨其经验的意义,用这种贴近生活的叙事反馈实践教学。坚决拒绝那些从学校到学校,从理论到理论的高材生;坚决拒绝那些墨守陈规,害怕改变,从不更新自己知识库的“名师、高师”。

5、评估体系建设

教学评估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广义的教学评估泛指影响教学活动的一切因素;狭义的教学评估则根据既定的教学目标,对教学进行系统检测,评出优良差,以便改进。

体育新闻实践教学引入学科化的评估方法来管理,规范实践教学,可使其逐渐步入可量化的轨道。评估举措很多,如五年一次的定期评估,或每年一次的短周期性的评估,不论何种形式都是为了建立起具有实践特色的体育新闻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体系。与此同时,要避免评估过程中的一些不良操作,如部门领导对实践评估工作认识不到位,存在一定的走过场,期望值过高,给实践教师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造成压力过大,偏离了评估工作宗旨等问题。

运用学科精神来构建体育新闻实践教学,用学科制度来支撑新闻实践教学,用学科建设来规范实践教学,才能与理论教学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才能吸引到高水平的实践教育者,研究者;才能避免“打游击”,用学科化建设方法去规范、梳理它。体育新闻实践教育的学科化建设进程需舒缓得当,持之以恒,并且坚持把这一举措作为当前体育新闻教育的基础性工作来推进,惟有如此才能有效地为新闻行业输送高素质的新生力量,才能使体育新闻实践教学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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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王鉴:《实践教学论》[M].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

第5篇:新闻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重构;进路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不断进步,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挑战与机遇,也为各个领域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给各个领域注入了新的灵魂,特别是对社科类领域的探究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许多的领域都运用大数据这一新时代的产物对老化的学科进行积极地改进,并且也出现了一个好的发展状况。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也顺应时展的变化,正确的利用大数据的优势,不断地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融合,扩展着自己的宽度与长度。以下,就是对大数据时代下,如何让新闻传播学进行更好的重新构建与拓展道路的探究。

一、大数据对新闻传播学内外部的重构

(一)大数据从外部促进新闻传播学与其他领域的融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不断进步,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也越来越迅速,但是对于目前来讲,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相较于其他学科是缓慢的。因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比较缓慢,相比于其他已经趋于饱和的行业来说,新闻传播学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在大数据时代下,其他的学科在进行创新发展的时候将新闻传播学当作参考物,吸取新闻传播学中的精华。也正因为各个学科的相互融合,互相吸取对方有营养的物质,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也就更大,这对新闻传播学的重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大数据的时代下,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对于大数据做出了迅速的反应,首先大数据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数据基础,其次,大数据为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视野。那么,新闻传播学也可以结合社会科学带来的信息,对需要传播的实际内容进行分析。并且,社会科学也可以借鉴传播学的优秀成果,加大两者的联系,传播学也就能更好更快的发展。从对大数据的探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各个学科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交流的次数也非常频繁。各学科都在自己原有的技能上再添色彩,但是,部分学科交融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新闻传播学这方面一定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其次,新闻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相融合的时候,有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深化。新闻传播学科在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传播的规律,并且要思考在研究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与现象。在各个学科不断交融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在发展的同时,一定要保持合理性、准确性,为大数据下一步的传递做基础。并且,在各个学科的交流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网络技术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想要更好更快的发展,就必须利用互联网的便捷来为自己谋福利。比如,在网络中,有许多的实时热事,这些内容就会快速的传播,那么人们的目光就会转向新闻传播方面。

(二)大数据从内部加深新闻传播学的探究变化

新闻传播学,其实是由新闻与传播两个方面构成的,新闻学主要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新闻事业与工作规律的一门学科,而传播学主要是研究人类传播行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一门学科。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相融合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文史类的学科,所以,在很多学校开设这个专业的时候都将新闻传播学放到中文系。但是当时研究本学科的教师较少,导致新闻传播学科在当时的学习上受文史类的影响就比较大,这对以后新闻传播学科研究人文做出了铺垫。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对于教育事业也比较重视,新闻传播类也逐渐地朝着传播这个方向进行发展,在研究的过程中,大部分的人员也都使用实证的方法进行调查,使用举证的方法进行探究。到目前,在大数据的影响下,新闻传播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于对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来说,相比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大数据带来的数据更为丰富与准确。大数据带来的优势,使新闻传播学提高了它的上升空间,利用大数据的方式分析数据,工作人员就可以更好的分析掌握规律,还可以将消息更好的散播出去,并得到有效的社会反映。这个时候,新闻传播学就由文史类的专业向社科类的学科方向进行延伸。

二、大数据时代下新闻传播学的进路

(一)包容思想和看不见的界线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各个学科都相互进行有力的交流,以此来更好发展完善自己。新闻传播学科也应该与其他的领域进行有机的结合,与各个领域进行交流互通,积极吸取各个领域的一些内涵与知识成果,以此不断来丰富自己的领域,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为今后更好地进行发展而努力。并且大数据的到来也打破了原有的研究新闻传播的研究的方式,扩大了传播的路径,利用了这个机遇与别的领域进行合作,更好地将新闻传播学科带向大众。在新闻传播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清楚明白,不同的学者对于学科的分界线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对于学科之间的界限也是有着不同的态度。但是,学科之间的位置需要划分得这么清楚吗?我们可以进行实践论证,在进行各个领域的学术交流会中,大家集思广益,头脑风暴,这些厉害的研究人员很容易想出来令人感慨的创造,获取优异的成绩,这就是通过与别的领域相结合,不断创新自己人的来的好处。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打破自己原先定位的学科之间的界限,才会出来一个更好的成绩。

(二)明确身份和找准中心

在大数据的时代下,各个领域的学科都与大数据存在着关系,所以,新闻学科必须在一些关于自身的重要问题上,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找准自己究竟需要探究的是什么,以此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大数据在不同的领域对于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的。我们就需要在这些不同中,明确自己身份,找准重心。在政治这门学科中,研究的重点都是非常经典的,像是制定制度,选拔这种,都是一些关于政治体系这方面的内容。对于经济管理,主要的就是关于市场这方面的研究,比如供给,需求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大数据的对于市场的走向,找寻能够利用的,以此来满足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在文史类的学科中,主要是运用大数据来阐述这个理论的演变过程,其中,它必须结合实际,一般是利用故事的形式,将所要阐述的理论进行解释,在新闻传播学与这融合时,在传播的过程中不能胡编乱造,要准确真实地描述事情的真相,在不同的学科里,保持着它们不同的重点,合理进行利用。保持新闻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特殊性,为以后的发展和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大部分的学科和新闻传播学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相互交融的关键点是不一样的。对于如何进行相关的探究,就会在注意点和疑问点上分析市场的建设和走势。在实施经济管理的时候,大数据就需要在市场的基础上,分析史学上的大数据支持和理论演变。在探究的基础上,分析消息的传播性,导致疑问的产生,而这些疑问的产生都是在事实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看问题的侧重点不一样,关注的中心不一样,那么交融的核心点也就不一样,未来的发展也就不一样。不管是哪种方式,都在向着精准化的方向实施延伸,为未来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弥补缺陷和方法锻炼

在大数据的时代下,它对社会的发展产生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对新闻传播学科提出了新的需要,并且,它对这些互联网技术的工作人员参加社会研究问题转为研究员提供了机会。但是,大数据在给新闻传播带来优势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仅需要积累对应的知识,还需要保持形势上的建设,为下一步的延伸带来较强的规划性。大数据的时代中,也可以使用新闻传播的优势,促进形式上的创新。大数据虽是新闻传播学科的践行者,但也需要在信息化基础上,找到新的困难,强化形式的建设路径。新闻传播想要在社会科学中占据较大的位置,那么就需要积极的锻炼保持良好的状态。大数据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新闻传播和其他社会学科之间的关系与界定,所以说新闻传播的进路探索需要在弥补缺陷时重点关注自身价值的提升,思考如何与其他社会学科之间重新建立关联和展现优势。大数据的诞生带来了信息技术专业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进步,新闻传播应当注意到这一关键性问题,在发展自身新闻传导性的同时提高相关技术应用效率和拓展智能领域,推动新闻传播突破传统人文学科的界定,从而促进其延伸发展,并确保在大数据时代下其发展进路探索的流畅性。与此同时,信息传播技术在大数据时代的进步下产生了新的变革,虚拟化、云技术、“互联网+”等概念势必引起新闻传播出现转折点,而这就需要新闻传播强化提升方法锻炼自我,以便于促进其在社会发展中提高自己的价值,从而保障自身社会地位稳定的同时强化技术应用。此外,加强自身技术训练弥补缺陷之时,新闻传播行业要注意审时度势,充分挖掘大数据的发展优势并利用到自身发展进程中,一来利用大数据提高自身技术的先进性,二来通过大数据加持提升新闻传播与时代进步之间的共融性,从而实现进步路径拓宽,以及实质性的实现缺陷弥补和优势互补。基于此,大数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的重构与进路探索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效。

三、结语

总的来说,大数据的应用渗透在了当今社会的很多行业,本文侧重论述了大数据对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大数据时代的引领下,使得新闻传播学与各个领域不断融合,也促进着新闻传播学的升级,也使我国的新闻产业得到了更好更快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它进行升级,使我国的新闻行业更加的繁荣,使得新闻行业具有更高的实效性,获得大众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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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新闻学研究范文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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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本雅明(Walter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Hall)、本尼特(TonyBennett)、沃勒考特(JanetWollacott)、费斯克(John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斯特(Mark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第7篇:新闻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2]韩炼.面向全球化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J].现代传播,2004(2).

第8篇:新闻学研究范文

【摘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以其独特的视角关照着整个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本文从新闻传播学传统的研究思路出发,结合2015 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实际,通过对女性传者、媒介内容和女性受众三方面进行分析,来考察女性主义在我国新闻传播中的应用现状,并针对问题探索社会性别传播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女性主义新闻传播应用现状

一、女性主义的兴起

女性主义也称“女权主义”,是指为结束性别歧视和压迫,促进男女阶层平等而兴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发轫于文艺复兴时代。这一时期部分学校放宽入学条件,学生无论贵贱、男女均可接受教育。随着受过教育的妇女越来越多,女性政治诉求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1791 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顾热发表了《女权宣言》,此事件成为女性主义运动真正开端。之后,女性主义共迎来了两次不同主题的运动高潮。

第一次运动高潮发生于18 至19 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主要要求获得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等政治权利。20 世纪中叶,女性进一步觉醒,推动第二次高潮的到来。运动从争取权利平等的浅层斗争转向抨击性别歧视和男权主义的深层次斗争,推动了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女性主义慢慢扭转单纯的反对男性霸权的传统政治腔调,作为专门的课题进入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此后,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和理论视野的研究渐成规模,其内容逐渐融入到社会学科的不同领域,走上了多元发展的道路。

二、女性主义与新闻传播学的“联姻”

1977 年,西方杂志《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将“女性”归入到了“少数群体”这一年度索引词汇,开启了“女性与传播”的话题讨论。次年由美国著名女传播学者Tuchman 与他人合著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面世,开创了“性别与传播”研究的先河,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正式诞生。

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我国,但它并没有在新闻传播学界成气候。直至1995 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人们才开始用女性主义的思维和眼光审视媒介传播。此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在我国遍地生花。

三、女性主义在我国新闻传播中的应用现状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既保留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又继承了女性主义的批判传统。我国学者从新闻传播学的“传者”“信息内容”“受众”三个领域出发,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关注点相应的聚焦在女性传者、媒介内容和女性受众这三个方面。

1、传者:女性从业人员在媒体中处弱势

长期以来,男性一直在我国媒体行业占据绝对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媒体中男性从业者的人数远远多于女性,二是媒介机构的决策权大都掌握在男性手中。

从从业人数上看,新时期以来,尽管投身传媒事业的女性人数日益增长,也只是占到总人数近四成的比例。据《中国女性新闻采编人员人力资源数据简况》显示,2007 年,中国新闻媒体女性从业人数占总数的37.8%,广播电视行业略高,占40%。①从决策层来看,媒体机构中的上层管理者也以男性为主,中高级决策人员分别占到了90.4%和95.6%,女性的领导权不到10%。以央视春晚导演为例,尽管哈文已经分别于2012 年、2013 年和2015 年三度担当总导演,但从春晚历年来的指导人次来看,男性仍然把持着春晚的操控权。

根据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男性从业人员在我国媒体中占大多数,控制着媒介视角和话语权,女性作为少数,在媒介产品生产过程中,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很少得到表达和认可。在有不同主张时,不得不屈从男性主流的看法或保持沉默,从而在无奈或集体无意识中丧失女性话语权。可见,在我国新闻传播机构中,女性普遍处于弱势地位。

2、媒介内容:局限的女性形象

解读媒介文本编码的女性形象,是研究女性主义媒介传播内容的主要方向。现实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忽略女性形象;二是扭曲、贬抑女性形象;三是将女性形象作为男性的附庸呈现。

(1)女性形象的缺失。在男性掌握着媒介核心资源的当下,女性通常被放逐在话语权力的边缘或被排斥在外,其形象得不到显示。以新闻报道为例,一项针对我国主流报刊的统计调查发现,男性新闻人物出现的频次、被引用的频度等都大大超过女性,是绝对多数的主角。在主要新闻人物中,男性占八成多,女性不到两成。央视2015 年春晚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由王丽坤等女演员呈现的“四大美女”节目在彩排最后一环被拿下,令演员和网友无不遗憾;而在除夕夜,《中华好儿孙》歌曲主唱的“硬汉形象”受足了媒体追捧。(2)女性形象普遍遭到“贬抑”。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持有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这种观念和印象称之为“刻板成见”,它通常伴随着人们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大众传播对“刻板成见”塑造的力量是强大的。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角度出发,当前,刻板成见困境中的女性形象普遍遭到贬抑。如今年的春晚小品中出现了“剩女”“卖女儿”“捐闺女给大学生”“女领导主要工作就是睡觉”等贬损女性形象的笑点,无形中给受众留下了女性“靠潜规则上位”“不务正业”等的印象。

(3)女性形象被定义为男性附庸。当前我国媒介传播的信息中,仍多把女性形象局限在家庭关系和环境中,按照传统的观念被定义为男性的附庸。如本届春晚总导演哈文因其女性身份而备受关注,在诸多报道中,不乏见到这些贴在哈文身上的标签:“春晚背后的女人③”“李咏妻子”“法图麦妈妈”等。再如节目《高手在民间》中出现了身着围裙和佩戴套袖的女性草根明星,其形象就被明显地框定在了家庭中。即使家庭主妇、全职妈妈等草根在春晚的演唱中展现了“女性化”的表面现象,背后却隐藏了“男性附庸”这样不平等的实质。

3、受众研究:女性新闻受众缺失

2000 年北师大艺术系影视专业的学生以“青年女性与娱乐节目的关系”为主题,对北京地区的年轻女性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我国新闻受众中存在女性受众缺失的现象。例如女性受众收看的内容集中在肥皂剧、电视购物、美食和居家生活技巧等节目上,注重媒介的娱乐功能;而男性则更多地关注社会新闻和实用信息,是新闻受众的主要部分。再如在2015 年春晚小品《喜乐街》中,当手拿遥控器的贾玲被问到“看什么”的时候,她的回答是“喜乐街”——一档即兴的娱乐节目;小品中被多次提到的“女汉子”参加的《爸爸去哪儿吃》《谢天谢地吃来了》《奔跑吧,吃货》》等都是娱乐节目。可见女性受众倾向的内容与男性聚焦的精英文化相去甚远。

四、走出女性主义传播的困境

1、增强女性话语权

数据显示,我国媒体机构中,女性从业者占少数且在领导决策层的人数也微乎其微。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为女性提供公平的就职机会。首先,媒体机构需要打破用人机制,平等地吸收女性工作者,增加传播女性传播主体的人数。其次,媒体机构也需构建科学的、可预期的晋升通道,以能力作为提拔依据,选取有能力、有思想、有胆识的女性作为管理者进入领导团队,从决策层强化女性话语权。

2、增强女性意识,破除刻板印象

当前,我国媒体传播的内容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媒介内容常常从同情女性、鼓励妇女等男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制作和传播,浓墨重彩的打造男性视角下的传统女性形象,甚至热衷于女性性感身体的叙事。这种传播环境下,很少有人能公正的看待性别问题,女性形象易被置于刻板成见和符号贬损的尴尬境地。因此,媒介传播主体必须增强女性意识,不再将女性作为欲望叙事、性感传播和消费对象④,向受众展现真实、全面客观的女性形象。

3、提升受众媒介素养,充分发挥媒介价值

媒介素养不高是致使我国女性受众在新闻受众中缺失的重要原因。长久以来,我国女性一直以家庭事务作为生活重心,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时间有限,因而在获取、理解和传输信息等方面的表现难以达到男性同等水平,所以更倾向选择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娱乐消闲节目,对新闻内容的热情度不高。为此,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大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女性享用新闻传播资源的能力,使她们能够充分利用媒介完善自身,共同参与社会的建设和进步。

结语

自1995 年北京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女性主义与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深度结合,开启了我国“凤眼看世界”的新纪元。但需要正视的是,现实媒介传播活动中,女性形象从传者到受众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相信通过增强女性意识、提升受众媒介素养等途径,我国的社会性别传播结构会逐步得到优化,女性形象得以真实客观的展现。

参考文献

①曾荔枝,《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电视文化:电视节目中的女性形象分析》[D].暨南大学,2008:38

②凤凰网,《微显关系:图解历届春晚导演》[N].ent.ifeng.com/idolnews/weixianguanxi/special/cwdy/.2014-10-30第069 期

③凤凰网,《哈文:春晚背后的女人》,http://ent.ifeng.com/a/20150216/42253092_0.shtml#p=1,2015-02-22

④周少四,《中国女性电视发展路径分析》[J]《. 新闻世界》,2014(5)

第9篇:新闻学研究范文

[关键词]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测度指标;模块化;主成分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2)02-0117-04

一 现状梳理

最近几年,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迅速膨胀,以安徽省为例,从2005年起,黄山学院、合肥学院、宿州学院等11家地方本科院校都相继开设了新闻学专业。为了突出新专业的技术性和应用型特征,这些院校新办的新闻学专业大多选择了网络新闻、广播电视等作为专业发展方向,同质化现象严重,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以下几个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传统院系及专业的转型。以上述地方本科院校为例,新办新闻学专业大都隶属于中文系,由于专业拓展、招生及就业等方面的考虑,中文系的传统专业进行全面转型并进行了一些重大拓展,重大举措就是上马了新闻学等一批应用性突出的新专业;同时,许多院校的中文系也改名为文化与传媒系、文学与传播系等,以示转型。

其次,由于申办院校自身的在专业开设上软、硬件上的提升所致,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到2008年6月底,在我国高等学校设立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达到了创纪录的877个,其中新闻学267个。在全国有267个新闻学点的高校中,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大多数都是近六、七年时间内申办成功的。

第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最近几年在吸纳人才上普遍的高要求:211高校甚至985院校,有的甚至需要硕士研究生学历。这对新办新闻专业地方院校的本科学生就业形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近几年,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新媒体却异军突起,对技术型、应用型、乃至全能型的新媒体人才需求与日俱增。据专家估计,2010年新媒体产业链人才需求超过200万,并势必以每年高达82%的幅度递增。新媒体产业链蕴藏着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岗位,其中网络、动漫等专业的新媒体人才和技术人才需求量较大。媒介的融合趋势使得复合型或全能型人才脱颖而出,因此,大多数新办新闻学专业发展方向都选择网络新闻、广播电视等方向;

最后,招生便利性及就业优势。新办新闻学专业,由于和社会人才需求上的紧密相连,受到学生和社会的双重欢迎,所以各校目前的新闻学专业生源都比较好。

然而,各校的新办新闻学专业在实践教学上却遇到了两大共同难题:

作为地方本科院校的新办专业,因其独特专业性质及新兴的专业发展方向,各校非常重视其实验教学,实验学时设置也是较高,平均都超过了30%以上,却遇到两大难题。

一方面是软件问题,即师资力量的薄弱,尤其是具有新闻从业背景、懂技术、能进行实验教学的复合型教师尤其缺乏;3-5个具有讲师职称的教师支撑一个新专业的发展已成为许多地方本科院校严酷的现实;

另一方面是硬件问题,即实验设备的严重匮乏,学生人均使用试验器材数、试验室占地过低、设备老套等诸多问题。以合肥学院中文系新闻传播多功能实验室为例,目前总投资达100余万元,基本建成了新闻摄影摄像实验室、报纸与电视编辑实验室和模拟演播厅,也只能保证每届50位学生的实验需求。

二 创新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1 课程设置创新:模块化设置

面对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人才需求特征,专家认为现行老化的课程体系难以应对融合新闻的挑战,因此必须进行组织再造、重新定位、观念革新、队伍涅、课程重构。模块化教学是德国应用型科技大学教改经验结晶,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和其有着许多相同的定位,比如地方性、应用型。

课程设置模块化是模块化教学的依据和体现,结合德国应用型科技大学模块化教学课程设置经验及新办新闻学专业实际,拟定下述九大模块组,并设置对应的课程群组和能力培养目标组,目的是实现模块组下辖的课程组培养出对应的学生技能(能力组),具体设置及其关系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模块设置和能力培养目标成正比,其函数关系为Y=KX。

2 实践教学过程实施创新

(1)实用性与案例鲜活的多体系教材选用

黄旦等在总结1956年复旦新闻系教材建设的意义时指出与其说为编几本教材,不如说是放眼世界,兼收并包,总结经验,从教材入手,以创建、推进新中国的新闻教育。因此,教材建设是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是长期以来,新闻学教材建设相对于高速发展的新闻事业及传媒产业明显滞后,现实大量鲜活案例没有及时融入到教材中去。因此,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教材不应盲从权威,而应实现教材选取的开放,注重实用性与案例鲜活的多体系教材。

(2)“应用型”课堂教学

“应用型”课堂教学注重的是在新办专业实验教学过程中突出以培养学生应用技能为目标,因此,这是一种“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应用为上”的教学模式,注重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甚至是合作完成项目式,通过此种实验教学方式可以有效开拓学生的思维,提升他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3)“全媒体型”专业技能实训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之下,传媒业的发展将越来越依靠技术规律、行业规律、市场规律和资本规律等内生力量。这同时,也将推动媒体用人标准的“技术化”、“市场化”、“专业化”及“复合型”。在此背景下,新办新闻学专业应围绕全媒体时代所需,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播、传等综合能力,强化学生审美、采写、设计、摄录播传、经营管理、策划创意及调查分析等专业技能实训,使其成为能适应全媒体所需的新型人才。

(4)开放课程考核

以合肥学院采用“N+2”课程考核模式为例,其目的增加课程应用性含量,提高课程实验学时所占的比重,并进而细化出课程论文、读书报告、实验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的所占的比重。例如,《新闻采访学》的“N+2”考核设计:

N,即平时成绩(50%),主要包括:期中考试(10%)+实验成绩(20%)+课程论文(10%)+出勤、提问、讨论等(10%):2包括:期末考试(40%)+课堂笔记(10%)

这一模式更加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平时积累,有效地改变了学生传统的学习方式,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由于这种模式执行过程中会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因此,该校便将N+2模式的N中的课程论文以及课程实验完成的次数、质量等计入教师的工作量,设立专门部门进行统计和监管,既调动了教师实验教学的积极性,又保障了工作的有序和规范。

3 多类型、多层次实习体系建设

(1)建立多类型媒体实践教学基地

正如前述,实践硬件设施不足是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的共性问题,最近几年许多地方本科院校摸索出来的

一个有效解决途径就是建立校外媒体实习基地,和地方媒体合作办学。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部分解决了院校自身软、硬件的短板;另一方面,媒体通过此途径也选拔和培养了其后备人才,实现了学校与媒体合作办学的共赢。同时,在实习基地建设过程中应覆盖了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广告等多类型媒体,并有配有专门人员进行相互规范化的管理。

(2)多层次专业实习设置

各大高校对新闻学专业实习都是非常重视,且模式多样,以“暨大准记者南方训练营”为例,其模式是从二年级本科生与一年级研究生中挑选进行专门的新闻实践训练。从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系列讲座;第二阶段是暑期实习。

因此,学校在实习时间安排应注重认识上的层次性,“初期实习”――“认知实习”――“毕业实习”三个阶段,分期分批进行专业实习。大一为“初期实习”,主要在校园媒体锻炼,充分利用校报、广播站、模拟电视台等校内媒体资源,了解新闻的基本流程;“认知实习”由第4学期后的暑期构成。学生进入正式媒体,锻炼独立采、写、编、评、播等业务能力,真实体验媒体,加深专业认知;大四设置为期半年的毕业专业实习,通过最后的综合强化训练,实现实习与就业的挂钩。

4 构建“双师型”师资队伍

实践教学必须有高素质教师才能得以保证实施。实践教学队伍方面,许多地方本科学校按照学院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方法构建自我“双师型”师资队伍。

首先,聘请传媒资深人士担任客座教授或兼职导师,定期为学生做学术报告。由于这些业界人士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素材及经验感受,在课堂上可以新闻现场情景再现,给予学生身临其境的新闻感觉,大大提升了学生们的新闻敏感;

其次,在学生的专业实习中,实行校内教师和媒体记者的双重指导。实习期间,校内教师负责学生的理论指导,校外媒体记者则最主要负责学生的新闻采写实训;

最后,选派新闻专业的青年教师轮流到合作媒体挂职锻炼或者技术部门进行系统的技术学习,以提升教师自身新闻业务能力和技术素养。

三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评价指标体系

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测度指标是对实践教学资源、潜力和结果的综合定量衡量,由于各个院校之间差异较大,因而相关测度指标的设立成为业界的难点。

下述指标体系是在结合了前述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基础上并结合实践教学整体流程进行提炼,重点关注了课程设置、实践教学过程、实习体系、师资队伍等四大块。

在指标选取过程中,本研究注意整个指标体系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又关注到单个指标的独立性、动态性和代表性,力求能真实、全面、客观地衡量和评价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本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含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体系,详见表2。

2  评价方法

本文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用借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进行因子分析法比较研究,其方法原理如下:

首先,对原始数据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这是因为各指标量纲不同,在对这些指标综合集成前,首先对指标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其中,X1为标准化后的数值;X1为原始数据;X为原始数据均值;б为标准差。

其次,确定因子变量。一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并根据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

第三,进行因子旋转,使每个变量尽可能少的因子上有比较高的载荷。一个因子变量就能成为某几个变量的典型代表,因子的实际含义就更容易解释。一般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因子旋转。

第四,计算因子值。将因子变量表示为观测变量的线性组合,据此计算因子值。有了因子值,后期的分析研究就可以不再针对原有变量,而以各因子值作为研究的基础,从而简化为对各因子变量的研究,起到降维的目的。

第五,计算各项指标的综合得分。以因子变量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新办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综合得分。

使用因子分析法,通过因子得分,既可以进行地方本科院校新办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总体实力的比较,又可以在通过二、三级指标体系的得分发现实践教学体系中一些和问题和规律,从而有助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四 结语

新闻学专业作为地方本科院校的一个新办专业,其软硬件的问题一定时期内仍较难克服。一方面,我们尝试着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实践教学体系,另一方面,又在这一体系之上建立一套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实现二者相互配套和校正,并最终推动地方本科院校的新办新闻学专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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