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评论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评论范文
英文名称：Management and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
国内刊号：11-3968/C
邮发代号：80-180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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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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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社会评论范文
第二、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文艺评判标准是文艺评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当前,要继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运用到文艺评论实践中,加强文学、艺术学学科和教材建设。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确立文艺评判标准的基本要求,大力开展积极向上的文艺评论活动,着力推出准确鲜明、见解深刻、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生动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鼓舞,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启迪,在心灵的震撼中获得教益。要从当代文艺实践出发,结合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认真研究国际通行的文艺规则,建立和完善既具有优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以增强我国文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切实保障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
第三、文艺评论要始终坚持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人民群众是文艺欣赏的主体,也是文艺评论接受的主体。这些年我们大力倡导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不仅仅是对作家艺术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文艺评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应当双脚站在土地上,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到文艺创作者中间去,积极主动地融入当代群众和作家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在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中实现文艺评论的大众化、通俗化。要不断研究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特点新趋向,密切追踪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新变化新规律,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吸收和补充营养,听取人民群众对文艺创作、文艺活动的意见和建议,真正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接受群众的检验。各级各类媒体要为广大基层群众开展文艺评论提供园地,多发表来自基层的评论作品,多刊登短小精悍、简洁明快的评论文章,多使用来自普通群众的质朴生动、率真中肯的评论语言。各类文艺评论组织要改进方式方法,扎实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影评、剧评、书评、乐评等活动,不断提高基层群众的鉴赏和评论水平。
第四、不断增强文艺评论的创造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创新是文艺评论的生命之魂、魅力之本、动力之源。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放眼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认真研究文艺创作的新动态、文艺活动的新变化,对社会生活和人类本质始终保持深刻独到的理解把握,从广阔的创作实践中选取评论题材,从丰富的文艺现象中提炼真知灼见,用逻辑的魅力和理论的说服力打造时代的评论精品。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广泛吸收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长,改进研究方法,提高评论水平,努力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时代审美特征的概念与范畴,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风貌的评论文体和语言,创造出体现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评论风格,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流畅,让群众爱读、爱听、爱看。
第五、大力拓展文艺评论阵地。这是繁荣文艺评论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进一步打开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搭建评论平台,拓宽传播渠道。要充分发挥报刊阵地的骨干作用。中央和省级党报要开辟版面,对重要文艺作品、文艺活动和现象进行深入评析,注意发挥好优秀文艺评论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专业文艺报刊要突出自身特点,树立品牌意识,着力提高文艺评论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对作家艺术家的影响力。都市生活类报刊要加大对优秀作品的宣传评介力度,注重思想内涵,提高文化品位。要加强电视文艺评论。中央电视台和有条件的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要开办文艺评论节目,精心组织、精心编排,办出质量、办出品牌。要适应现代传播发展的新特点,重视抓好网络文艺评论,鼓励和扶持一批重点文艺评论网站,支持文艺评论家开展公开、平等、善意、理性的网上评论,增强优秀文艺评论对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感染力和覆盖面。总之,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为文艺评论搭建更大的展示平台,为健康说理的文艺评论提供更大的传播空间。
第六、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文艺评论队伍。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关键在队伍,根本在人才。要加强文艺评论人才培养工作,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中增加文艺评论人才的数量,着力培养中青年文艺评论领军人物。要把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文艺评论培训班制度化、经常化,充实和强化文艺评论专业教育,探索文艺界人民团体、文艺媒体、高校以及社科研究机构共同培养的新路子,努力造就一大批文学、影视、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等各领域的评论专门人才。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对在文艺评论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文艺评论家予以表彰奖励。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树立文艺评论家的威信,使优秀文艺评论家社会上受尊重、专业上有权威,并进一步提高文艺评论家的待遇,增加文艺评论的报酬。要加强行业自律和职业规范建设,倡导学术自由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倡导为文与为人的统一,秉笔直书、客观公正,以理服人、与人为善,对群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各级文艺管理部门和人民团体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用民主协商、平等讨论的办法解决艺术上的问题,允许艺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不求全责备,不以行政命令代替文艺评论。要多为文艺评论家办实事、办好事,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努力形成团结融洽、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
第二、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文艺评判标准是文艺评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当前,要继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运用到文艺评论实践中,加强文学、艺术学学科和教材建设。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确立文艺评判标准的基本要求,大力开展积极向上的文艺评论活动,着力推出准确鲜明、见解深刻、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生动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鼓舞,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启迪,在心灵的震撼中获得教益。要从当代文艺实践出发,结合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认真研究国际通行的文艺规则,建立和完善既具有优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以增强我国文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切实保障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
第三、文艺评论要始终坚持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人民群众是文艺欣赏的主体,也是文艺评论接受的主体。这些年我们大力倡导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不仅仅是对作家艺术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文艺评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应当双脚站在土地上,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到文艺创作者中间去,积极主动地融入当代群众和作家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在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中实现文艺评论的大众化、通俗化。要不断研究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特点新趋向,密切追踪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新变化新规律,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吸收和补充营养,听取人民群众对文艺创作、文艺活动的意见和建议,真正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接受群众的检验。各级各类媒体要为广大基层群众开展文艺评论提供园地,多发表来自基层的评论作品,多刊登短小精悍、简洁明快的评论文章,多使用来自普通群众的质朴生动、率真中肯的评论语言。各类文艺评论组织要改进方式方法,扎实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影评、剧评、书评、乐评等活动,不断提高基层群众的鉴赏和评论水平。
第四、不断增强文艺评论的创造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创新是文艺评论的生命之魂、魅力之本、动力之源。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放眼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认真研究文艺创作的新动态、文艺活动的新变化,对社会生活和人类本质始终保持深刻独到的理解把握,从广阔的创作实践中选取评论题材,从丰富的文艺现象中提炼真知灼见,用逻辑的魅力和理论的说服力打造时代的评论精品。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广泛吸收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长,改进研究方法,提高评论水平,努力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时代审美特征的概念与范畴,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风貌的评论文体和语言,创造出体现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评论风格,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流畅,让群众爱读、爱听、爱看。
第五、大力拓展文艺评论阵地。这是繁荣文艺评论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进一步打开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搭建评论平台,拓宽传播渠道。要充分发挥报刊阵地的骨干作用。中央和省级党报要开辟版面,对重要文艺作品、文艺活动和现象进行深入评析,注意发挥好优秀文艺评论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专业文艺报刊要突出自身特点,树立品牌意识,着力提高文艺评论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对作家艺术家的影响力。都市生活类报刊要加大对优秀作品的宣传评介力度,注重思想内涵,提高文化品位。要加强电视文艺评论。中央电视台和有条件的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要开办文艺评论节目,精心组织、精心编排,办出质量、办出品牌。要适应现代传播发展的新特点,重视抓好网络文艺评论,鼓励和扶持一批重点文艺评论网站,支持文艺评论家开展公开、平等、善意、理性的网上评论,增强优秀文艺评论对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感染力和覆盖面。总之,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为文艺评论搭建更大的展示平台,为健康说理的文艺评论提供更大的传播空间。
第六、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文艺评论队伍。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关键在队伍,根本在人才。要加强文艺评论人才培养工作,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中增加文艺评论人才的数量,着力培养中青年文艺评论领军人物。要把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文艺评论培训班制度化、经常化,充实和强化文艺评论专业教育,探索文艺界人民团体、文艺媒体、高校以及社科研究机构共同培养的新路子,努力造就一大批文学、影视、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等各领域的评论专门人才。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对在文艺评论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文艺评论家予以表彰奖励。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树立文艺评论家的威信,使优秀文艺评论家社会上受尊重、专业上有权威,并进一步提高文艺评论家的待遇,增加文艺评论的报酬。要加强行业自律和职业规范建设,倡导学术自由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倡导为文与为人的统一,秉笔直书、客观公正,以理服人、与人为善,对群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各级文艺管理部门和人民团体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用民主协商、平等讨论的办法解决艺术上的问题,允许艺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不求全责备,不以行政命令代替文艺评论。要多为文艺评论家办实事、办好事,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努力形成团结融洽、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项事业欣欣向荣,文艺发展形势很好。文艺创作积极活跃,文艺氛围融洽和谐,文艺队伍意气风发,文艺园地生机勃勃,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发生可喜变化。文艺理论建设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深入推进,在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积极关注文艺思潮发展,紧密联系创作实际,正确把握文艺现象,认真分析文艺作品,发现和推介了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在重大节庆期间,丰富多彩的文艺评论唱响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文艺评论界积极借鉴国外文艺创作与评论的有益经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文艺评论的观念、文体、载体和手段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可贵探索,推出一批创新性成果。文艺评论自身建设逐渐加强、品位不断提高,实事求是、重在建设的评论理念逐步成为共识,心平气和、健康理性的评论态度得到尊重,观点鲜明、言之有物、说服力强的评论作品得到推崇,文坛公案和笔墨官司减少,网络恶搞和谩骂遭到抵制,科学说理的评论风气逐步形成,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
第3篇：社会评论范文
在我国社会学界，大凡接触过城市社会学的人基本上都知道卡斯特尔这个名字。人们通常把他称为城市社会学家，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城市社会学的旗手。但是，人们却较少知道卡斯特尔是一位造诣高深、影响广泛的信息社会学家，网络社会理论的建构者和当代社会结构变迁与当代社会系统重塑之逻辑的揭示者。这并不是因为卡斯特尔的信息社会学研究成果不多，也不是因为卡斯特尔的名气不大，而是因为我国对卡斯特尔其人其书介绍甚少。本文的目的就是介绍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以飨读者。
一、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的形成过程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西班牙人，1942年出生于巴塞罗那市的一个贵族家庭。他青少年时期聪敏过人，踌躇满志，政治态度非常积极。在就读于巴塞罗那大学期间，曾与其姐姐一同断绝家庭关系而投身于反抗佛郎哥***政权的社会运动中。因为这种原因他曾被放逐，以致未能取得巴塞罗那大学的学位。后来他流亡到巴黎，于1965-1967年就读于巴黎大学，师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并兼任巴黎大学高等实践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室研究人员。1967年，他毕业于巴黎大学，获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继而留任巴黎大学南特校区社会学助理教授。1968年的"五月风暴"，年轻气盛的卡斯特尔再度卷入运动之中。这次他再度被放逐，只得转赴加拿大。1969-1970年，卡斯特尔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1970年卡斯特尔又转回到巴黎，尔后在巴黎大学高等社会科学院担任副教授暨城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达10年之久。1979年，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之盛情聘请，卡斯特尔离法赴美，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的社会学教授。此外，卡斯特尔还曾客座讲学和学术访问过马德里、蒙特利尔、哥本哈根、威斯康星、波士顿、南加州、香港、新加坡、台湾、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新西伯利亚、东京、巴塞罗那、日内瓦、墨西哥、智利等地的著名大学，担任过国际社会学协会城市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人、加利福尼亚大学西欧研究中心主任，是伯克利国际经济圆桌会议的资深研究人员，古根汉(Guggenheim)会员。他还获得过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罗伯和海伦林德奖以及马德里地区政府颁发的都市计划最佳论文弗兰德斯奖。
卡斯特尔勤奋刻苦，在学术领域耕耘不止，即使在重病之中也不放弃学术研究。他发表过许多论著，仅著作就达20多部。主要的著作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1972)、《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1973)、《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1980)、《城市与市民：城市运动的跨文化理论》(1983)、《高技术、空间与社会》(1985)、《西班牙的新技术、经济与社会》(1986)、《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发展》(1988)、《信息城市：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区域化过程》(1989)、《世界的科技城：21世纪工业复杂性的构成》(与斯科特合着，1994)、《地区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与博雅合着，1996)，以及《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即《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千年的终结》(1998)，等等。
卡斯特尔的学术经历了两个转变过程。首先是他的研究范式的转变。卡斯特尔的国际声誉起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实际上是他的研究范式转变的时期。在此之前，卡斯特尔主要置身于欧洲社会的土壤成长，其所接受的教育和所观察的情况都是欧洲的，因而其所遵循的社会学范式主要是欧洲的经典社会学范式。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世界性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社会历史变迁和学术理论反思等多重力量相互交织的影响，卡斯特尔集中精力，认真分析了当时欧美和世界的情势，对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思索。这时，他沿着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批判理论思路，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城市社会学的认识论以及社会学领域流行的经验论和形式主义认识论方法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确立了唯物认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模型，从而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并创立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城市社会学流派和空间/都市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他在《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一书中谈到，他已实现了理论上的转向(梁栋，2001)。后来，他在其《认识论实践与社会科学》一文中，则更明确地表达了他所持的唯物认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范式(Castells and Ipola，1976)。卡斯特尔研究范式的转变，使他形成了注重现实问题、开阔学术视野、创新社会理论、解释现实社会的研究风格。这不仅是他在城市社会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前提，而且也是他后来有可能转向信息社会学研究，建构网络社会理论，深刻揭示当代社会变迁的技术逻辑的重要基础。
卡斯特尔学术的第二个转变是发生于1980年代初期的研究方向的转变。在1980年代初期，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风暴席卷全球，迅速地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引起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变革，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由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风暴首先在城市生发，城市便成了这场革命的首当其冲的承载者和承受者，因此，城市的信息化及信息化的城市社会变迁也是首当其冲的，并且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注重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而且反应十分敏捷的城市社会学家的卡斯特尔，很快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迅即开始了他的信息城市理论研究和信息技术的社会学研究。又由于后来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迅速，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及其由此导致的全球化所导出的信息社会学课题越来越多，特别需要社会学家对其进行超越传统社会学意义和视角的理论解释，因而卡斯特尔进一步抓住机遇，大胆探索，进而突破了他的信息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开展了涉及范围更广、研究难度更大的网络社会理论研究。他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克服了病魔缠身的困难，并以提前退休而求专事信息社会学研究工作，就网络社会所涉及的诸种信息社会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于1990年代末期出版了他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形成了他的网络社会理论的基本体系。卡斯特尔在其1996年出版的《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序言的开头一句便说："本书的写作已达12年之久"(Castells，1996)。由此，我们可知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建构的艰辛历程。
二、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的主要观点
如上所述，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是卡斯特尔自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末期诸多信息社会学理论成果的集成，是卡斯特尔诸多信息社会学思想观点的结晶。
这些理论成果和思想观点首先体现在他自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所撰写发表的诸多论著之中，后来则通过他撰写《信息时代》三部曲得以集结于《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的终结》三卷书中，尤其是《网络社会的兴起》这卷书中。这里，笔者根据所及数据扼要介绍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的若干重要观点。
1.网络社会的基本性质
网络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这是作为网络社会理论必然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卡斯特尔作了这方面的回答：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Castells，1996：469)。
关于网络社会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卡斯特尔认为，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就是信息技术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信息技术就象工业革命时期的能源一样重要，它重组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根植于信息技术的网络，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它使社会再结构化，改变着我们社会的形态。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信息时代，或者说网络时代。"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趋势，信息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功能和过程均是围绕网络逐渐构成的"。"网络构成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形态"(Castells，1996：469)。
卡斯特尔给网络下了一个定义，他这样说："网络由一组相互连接的接点构成。"而接点到底是什么，卡斯特尔说："具体地讲，依赖于我们所讲的具体网络的类别"(Castells，1996：470)。比如说，在全球金融流网络中，它们是股票交易市场及其附属的先进服务中心；在欧盟管制的政治网络中，它们是国家的内阁和欧洲的官员；在信息时代的全球媒体网络中，它们是电视系统、新闻报导组以及产生、传输、接收信号的装置等。卡斯特尔还说，由网络所界定的地志学所决定的两点(或社会地位)之间的距离(或互动的频繁度)，如果两点是在同一个网络中的接点，就会比不属于同一网络中的接点要小。另一方面，在一个特定的网络内，接点之间的流动没有任何距离，或是相同的距离。这样，对于特定点或特定地位来说，其距离(物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将在零(对于在同一网络中的接点)和无穷大(对于任何网络外部的点)之间变化。由以光速运行的信息技术所规定的网络中内在的和外在的以及网络间的关系的建构，构成我们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过程和功能。网络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展的系统。在网络中，所有的接点，只要它们有共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从现在开始的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接点通过网络联接成的网络社会。
自互联网出现以来，尤其是全球信息网络出现以来，人们对此亦喜亦忧。喜的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便利，提高了人类生产的效率和效益，提高了人类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忧的是社会的信息化、网络化也会给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带来冲击。事实上，人们的喜是有道理的，忧也是有道理的。卡斯特尔指出，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在以网络为基础而构成的网络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不再是一种实际存在，资本进入了单纯循环的多维空间，劳动力则由一个集中的实体变为差别极大的个体存在，网络社会的社会变革过程超出了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围。从更广阔的历史前景看，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上会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在网络中的现身和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它网络的动态关系。网络社会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网络社会实际上也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我们必须直面这种新型的网络社会。
2.网络社会的构成模式
我们知道，工业社会的构成模式不同于农业社会的构成模式，这已是一种定论。那么，网络社会的构成模式如何呢？卡斯特尔认为，网络社会的结构不同于工业同的信息编码(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成就目标)，就能实现联通，构成网络社会。卡斯特尔认为，从现在开始的社会就是一个由各种接点通过网络联接成的网络社会。
卡斯特尔在其1997年出版的《认同的力量》一书中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已催生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即网络社会。从现实的情况看，这种社会模式有其特征，这就是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Castells，1997：354)。用目前流行的术语来讲，这种社会模式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信息化模式。
关于经济行为的全球化，卡斯特尔指出，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社会里，其经济形态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相比将发生转变，这时将会出现一种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其核心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及对获利能力的强调，脱离了工业经济单一的生产力增长方式。所谓信息化是指一种"生产和管理的社会和技术组织的特殊形式，它通过对新的信息技术的运用而使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效率得以实现"(Castells and Yuko Aoyama，1994)。信息化不只是指信息产品本身生产的大量扩展，更是指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适应信息技术的变化而产生的变革，这种变革能够提高经济中各个生产领域的生产力。信息化因其以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形成新的技术范式，这将使得成熟工业经济所蕴藏的生产力得以全面释放。网络化使信息技术产业逐步围绕着互联网组织起来，成为整个经济新技术与管理专业知识的来源，生产力增长主要依赖于网络的发展和运用。全球化则使得金融、贸易、生产、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专有劳动的强调使得劳动也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梁栋，2001)。
关于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卡斯特尔认为，由于技术具有相互依存、不断累积和不可逆转的特征，从而会影响生产过程的性质、结构和组织。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比较已经表明了这一规律。在网络社会里，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的企业组织改变了其组织形式，以适应快速的经济技术变化(Castells，1996：164)。网络企业组织对传统的科层组织形式的改造，使企业组织由工厂化时期的大量生产转变为弹性生产，或者说从"福特式"生产转变为"后福特式"生产也即根据客户的需求来从事生产(Castells，1996：154)。尤其是信息产业或网络产业，是更具弹性的一种产业，它的生产弹性更大。新的管理方式则更强调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的各种联系、协作和合作关系。企业组织在管理流程上呈现出水平化，同时向下拓展出企业网络，所有这些都建构着某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正因为如此，在网络社会的新经济中，传统的大型企业由于制度僵化而面临许多危机和挑战，而一些中小型企业则由于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广泛的关系网络而更加具有活力。可以说，中小型企业是更能适应国际经济弹性生产体制的组织形式(Castells，1996：156)。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卡斯特尔的这种分析是非常到位的。
有关工作方式的灵活化，卡斯特尔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网络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必然引起产业内部明显的技术和社会劳动分工，这种技术和社会劳动分工必然导致产业内部的生产分割，这就带来了劳动空间的分工以及不同生产工序的分割式分散化。同时由于以信息为基础的生产是注重过程的产品的生产，因而生产工序不受制约，而且信息处理设备的使用又允许生产过程的分离，这样，劳动空间的分工以及不同生产工序的分割式分散化也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非常灵活，而且也允许人们的工作方式非常灵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网络社会中的人们更多的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参与生产和工作的，因此，他们在什么地方工作，在什么时候工作，为几家企业工作等，都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劳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的核心(Castells，1996：201)。卡斯特尔对劳动就业与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视，他研究了信息化范式中的劳动过程，并预计了网络社会就业结构的两极化分化问题。他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就业结构将发生新的变化，农业、制造业中的就业人口将日益减少，社会服务行业将日益兴起，对高级人才与简单劳动者的需求必定同时增加，社会的职业结构将会呈两极化发展。在信息技术范式的劳动过程中，就业者将会被区分为网络工作者、被网络联接者、网络之外的劳工(Castells，1996：244)。此外，还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在信息化或者网络化的社会中，信息技术将变成劳动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Castells，1996：243)。它会导致出现这样一种新的分工，这就是人类本身主要从事知识和信息的生产，而实际产品的生产则通过生产的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由"工具"来完成。这时，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似乎对上述情况不再起多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当代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标准来划分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层。否则，我们很难真正认识和把握当今和未来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
3.网络社会的特殊功能网络社会是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大为不同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它是基于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网络而联接成的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具有着其它社会系统所不具有的特殊功能。卡斯特尔自1980年代初期起即开始考察这种特殊社会系统的特殊功能。他所论及的网络社会的特殊功能主要是：
(1)网络社会产生信息主义精神。笔者认为，所谓信息主义，是指以崇尚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它各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把知识和信息视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它各方面发展和变革的基础，把社会的信息化看作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和基本动力的思想观念。卡斯特尔在与博雅合着的《地区化与全球化》一书中说：20多年以来，一种新的技术范式已经出现，我们称之为信息化范式。(Borja and Castells，1996：8)卡斯特尔是一个信息主义者，他试图超越"通常"的社会研究，发掘新兴社会秩序的完美主题和形式(安迪生，2001)。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他依据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信息主义与信息主义精神的问题，建立了信息资本主义理论。卡斯特尔认为，网络根植于信息和信息技术，而信息和信息技术衍生信息主义。信息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范式，它使资本主义社会重构，形成信息资本主义。
作为当代社会普遍范式的信息主义，在卡斯特尔看来，它不仅理所当然地存在，而且由于信息技术在当代新技术革命中的核心地位，使信息主义范式在这一社会中泛化了，熔铸在具体的社会系统中。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一范式归纳为五个方面的特征，即：信息就是原材料；新技术的影响具有普遍性；任何采用这些新的信息技术的系统或关系集都具有网络化逻辑；信息主义范式以弹性为基础；特定技术将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由此可以看出，信息主义范式实际上就是全面性、复杂性、灵活性与网络化等特性综合而成的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
对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卡斯特尔认为，它在工业社会中是有解释力的，但在网络社会中就有其局限性了。他说，在信息化条件下，社会由独立个体追求金钱、权力、幸福或效益而推动的旧秩序，正在为新秩序所取代。无所不在的网络使决心、行为和积极性都变得空前活跃，已成为新秩序的焦点。他进一步表示，如果社会网络开始控制交易和生产，如果网络质量决定人们彼此信任和相互协作的程度，那么人机结合就会具有全新的意义。他预示，21世纪正是一个由网络构建的具有全新意义的社会，21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空间，21世纪的资本主义应该是信息资本主义。基于此，卡斯特尔还对信息资本主义进行了研究(Castells，1996；1997；1998)。
(2)网络社会构成新的社会时空。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的物质层面。卡斯特尔对社会时空问题一向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早年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就对社会时空多有涉及和讨论。他在《信息城市》一书中认为，与历史相适应的技术变革正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基本范围：时间和空间，也就是增加了人们工作时间中的生产力，并且消除了空间上的距离。在信息技术范式的综合影响下，时间和空间两者都在发生转变。时间和空间的这种变化，不是别的事物在起作用，而是信息技术在起作用。在城市的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信息技术是有力的工具。卡斯特尔强调，新的信息技术的确"对社会"有着"某种基本的影响，并因而对城市和地区有着基本的影响"(Castells，1989；斯特尔，1998)。
在对网络社会的研究中，卡斯特尔从先进服务、信息流动与全球城市，新的产业空间，城市的终结，信息城市，空间社会理论与流的空间理论，流的空间与地方未来的一种否定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空间和时间在较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流的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转变着和组织着的。
(3)网络社会促成信息城市出现。卡斯特尔一贯致力于"建立一个好城市的理论与一个城市的好理论"(Castells，1983)。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使他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城市社会学家，一个好城市的理论与一个城市的好理论的建构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卡斯特尔对信息化与现代城市的课题十分感兴趣，他提出了信息城市的概念，建立了信息城市理论。这一理论后来成为他的网络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写入到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中。
卡斯特尔说："信息时代正在展现一种新的城市形式，即信息城市"(Castells，1996：398)。信息城市是信息经济的集聚地(Castells，1989)。信息城市的兴起不是通过某种模仿就能形成的，信息城市的出现有其特殊的规律。正如工业城市不是曼彻斯特在世界范围的复制一样，正在出现的信息城市也将不是"硅谷"的复制，洛杉矶还只是洛杉矶。卡斯特尔认为，由于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围绕网络组织起来和部分地由流的空间组成的特性，使信息城市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个过程，一个以流的空间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过程。信息城市是社会信息化的体现。
卡斯特尔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力量基础，构造了所谓"发展的信息模式(Information mode of development)"，并认为所谓的世界城市就是他所说的信息城市(邓静、孟庆民，2001)。他指出，在信息时代开始时，作为我们生活的物质基础的技术、社会和空间的相互作用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城市-区域"过程，信息城市的兴起成为一种必然。在这个"城市-区域"过程中，信息流空间正逐渐取代城市空间。信息流空间也具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即网络。在信息流空间中，新的产业和新的服务性经济根据信息部门带来的动力运行，然后借由信息交流系统来重新组合。由于信息没有空间特征，信息技术也使得地理摩擦几乎为零，因此，世界经济当然会由地方空间转向流的空间。这时，新的专业管理阶层控制着城市、乡村与世界相互联系的专用空间，生产与消费、劳动与资本、管理与信息之间发生着新的联系，从而创造出新的国际经济。这就是信息技术使得信息空间成为不可逆转的经济和实用组织的空间逻辑，也就是网络社会信息城市得以出现的技术逻辑。
(4)网络社会形成新的社会认同。卡斯特尔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探讨了社会认同的问题，尤其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更是集中讨论了社会认同从瓦解到新生的分化与整合过程。他指出，进入信息时代，工业时代的社会机制开始失去其意义和功能，财富、生产及金融的国际化使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他们无法适应企业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况且又受到就业压力的挑战；大教堂逐步的世俗化使其失去大部分的功能，它们不再能提供心灵的慰藉和真实而神圣的东西；家长制家庭的危机也使文化的传承失去了有序性。这时，个人不再有安全感，因而人们只有另选途径去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认同感普遍缺乏，他们不再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
卡斯特尔在比较工业社会与网络社会的社会认同感形成和变化的过程和机理后说，在工业化时期，合法性的认同感构成了一个社会，后来这种认同感的瓦解又导致了个体主义的产生。所以，在网络社会里，对认同感的抵制同个体主义一样深深地浸入在社会机体之中。但是，由于人们抵制这种认同感，反对被剥夺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却趋向于形成一种新的小区认同感。因此，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国家机制、全球网络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还有在抵制认同感基础上所形成的小区。
卡斯特尔表示相信，虽然网络社会中的人们缺乏认同感，但是，网络化却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这是因为，网络是一种偏离中心的组织和干预形式，它不只是为了组织活动和分享信息，它还是文化代码的真正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很少来源于步调一致的战略和整齐划一的行动，很少由一个中心来决策，但通过多种形式的网络处理后，社会将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认同感(崔国保，1999：234)。卡斯特尔的上述观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认真思考的。
三、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的简要评说
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对网络社会进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的思考，是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正因为如此，卡斯特尔不仅对网络社会的形成和崛起的过程作了描述，而且从更高的层次上揭示了网络社会之结构、网络社会之变迁的技术逻辑。卡斯特尔对信息社会的研究涉及领域比较宽泛，研究课题非常新颖。尤其是他对网络社会的理论研究，更是令人钦羡不已。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自1996年开始出版以来，就一直受到许多社会学家的关注和重视，许多社会学家通过在学术刊物上、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对其进行了广泛的介绍和高度的评价。这些评介对我们深入地研读卡斯特尔的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同时也对我们进一步地了解卡斯特尔的学术成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概括地讲，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具有如下方面的特色：
1.注重现实问题。卡斯特尔自1970年代初期研究范式发生转变以来，一直遵循唯物认识论的理论范式从事社会学的研究，因而，注重研究现实社会问题成为他学术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一特色也同样体现在他的网络社会理论的研究之中。如果我们不了解西方信息化、网络化在目前的实际发展状况，也许我们并不能作出如此结论，甚至可能认为卡斯特尔是在不着边际、想入非非地胡诌一气。事实上，当代西方的信息化、网络化进程已远比我们根据对我国信息化、网络化进程的了解的推测要发达得多。象卡斯特尔所提到的一些重要问题，在西方都可以找到具体的事实依据。况且卡斯特尔是通过大量的调查，包括许多的亲自观察而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的。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的写作，其基础就是196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的许多具体的事实。美国依利诺斯大学教授安东尼奥鲁姆(Anthony M. Orum)认为："他的一般讨论可以粗略地概括如下：世界在1960年代后期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信息时代。由于三个独立的历史事件的'巧合'，它偶然地出现了。这三个独立的历史事件是：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的衰落，尤其是苏联东欧的解体；一整套社会运动的兴起，从女权运动到环境运动，都基本上是为它的参加者和听众寻求认同和创造新的认同。这三个独立的历史事件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当然它们或多或少是同时发生的。"奥鲁姆具体介绍说："三部曲第一卷讨论网络社会，并试图说明借由网络媒介的资本主义信息化的资本主义劳动的新时代和新类型如何。""第二卷研究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和大的变化，最后讨论了许多不同的文化运动。""第三卷考察了大的民族国家或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问题，以及在它们的主权中的衰落问题。"奥鲁姆还提示："我相信，这部书，这个三部曲，应该为任何想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并可能最终把我们带入另一个世界的全球剧变的社会学家阅读，为我们每一个人阅读"(Orum，1999)。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这是社会与经济方面十分重要的作品，或许是迄今还未有人写过的针对当前社会世界中正在进行的不寻常转化之最有意义的尝试"(Giddens，2001)。我国专文评析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的作者梁栋先生指出："本书并不是追崇时尚的应景之作，其所要分析的正是日渐明显的新社会结构。在书中，卡斯特尔教授勾勒了网络社会的内在结构、逻辑关系，显示出网络社会的一幅完整图解"(梁栋，2001)。由此可见，卡斯特尔确确实实是非常注重对当前现实问题的研究的。
2.超越已有理论。对信息化、网络化及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的研究，在卡斯特尔之前，已有不少学者为之。象美国的丹尼尔贝尔、阿温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日本的森田米津、山界屋太一，法国的西蒙诺拉与阿兰孟克，加拿大的尼科斯特尔，英国的威约马丁等，都对此作过研究。其中丹尼尔贝尔建立了"后工业社会理论"；阿温托夫勒提出了"超工业社会理论"；约翰奈斯比特提出了"信息社会理论"；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提出了"数字化生存理论"；森田米津首提"信息社会"一词，并对信息社会的特征进行过讨论；山界屋太一建立了"知识价值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大都早于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了信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象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山界屋太一的"知识价值理论"等，还真真实实是一种信息社会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大多是属于未来主义的信息社会理论，是对他们当时所处时期之未来信息社会的一些预测，而不是对现实的、具体的信息社会的一种解释。而卡斯特尔的"网络社会理论"不同，他的研究对象是现实具体的信息社会和现实具体的网络社会。卡斯特尔真正在著述之先具体看到了社会信息化和社会网络化的具体过程，看到了社会信息化和社会网络化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它各方面的具体影响，因此，他对已有理论的超越首先在于他的现实的社会理论对预测性社会理论的超越。另一方面，卡斯特尔还提出了理论色彩十分浓重的学术概念和理论范式，如信息主义、信息主义精神、信息资本主义等概念和网络社会的信息技术范式，揭示了当代社会文明和社会变迁的信息技术逻辑及网络逻辑。他还依据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信息主义与信息主义精神、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正因为如此，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评价卡斯特尔的《信息时代》三部曲时说："我们正处于剧烈、迷惑的转变时期，或许代表着在整个工业年代之后已经前进移动的信号，然而在此却充斥着对信息社会软弱无力的描述，以及对后现代主义和大量社会诠释的空虚描述。
由此可知，曼纽尔卡斯特尔的三卷作品试图描绘出信息时代社会与经济的动力重要性，他绝对可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媲美"(Giddens，2001)。卡斯特尔的导师、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教授阿兰杜罕认为："卡斯特尔之杰作重新发现了现代社会科学最高的野心，发现以新技术与经济文明所产生的社会、文化与心理转化来替代对人性的研究"(Touraine，2001)。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教授戈斯达埃思平安迪生指出："被称为'当代的马克斯韦伯'的卡斯特尔，其关于网络社会的著作引起极大反响。无疑他试图超越'通常'社会研究，发掘新兴社会秩序的完美形式和主题"(安迪生，2000)。
第4篇：社会评论范文
民间谣谚的界定及其本质
这里的民间谣谚，并不针对社会上无足轻重的个人私生活或个人事件，而是关于社会某些公共事务和突出问题的舆论和评价，它反映的是普通民众对转型期社会政治现象的评价和态度。其内容往往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热点”、“焦点”问题密切相关，并能迅速触及人们敏感的神经。
这些谣谚短小精悍，幽默诙谐，调侃味十足，语言通俗质朴，朗朗上口，非常便于传播和扩散。其内容有褒有贬，有的较为夸张，甚至片面、偏激。它或反映焦点、热点，或批评官僚主义，抨击腐败现象，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色彩。因此，内容多以讽喻和暴露性为主，其本质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评价，反映的是社会转型期民众对社会政治现象的基本态度。如“喝白酒一斤两斤不醉，下舞池三步四步都会，搓麻将五夜六夜不睡，玩女人七个八个不累，收礼物成千上万不退！”是对某些干部作风腐败、耽于女色的辛辣讽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父子室，夫妻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孙子开车爷爷坐，亲家办公桌对桌”是对一些地方选干任人唯亲的不满；“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是对司法腐败的揭露；“决策前拍胸脯，决策时拍脑袋，决策后拍屁股”的“三拍’则是对某些领导工作极不负责任的愤激与批判。
民间谣谚的创作主体多为普通民众，其流传范围也多在基层、民间，它是民众政治情感、舆论倾向的流露与宣泄，是民众对政治的一种特殊的参与形式。尖刻的讽刺话语背后是一颗颗热切期盼的心灵，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形式对现实政治生活施加某种影响。
因此，民间谣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民政治素质与参政意识的提高。这种参与形式使得民谚成为一定的民众群体协调一致的有效媒介，也使得民谚具有了社会舆论的实际功能。
社会舆论是一定社会群体内相当数量的成员对于社会现象所发表的较为一致的议论。社会舆论通过诸多个体的评价意见，在表达人们不同的见解、偏好与要求的同时，也表达了共同的倾向、愿望与心声，反映了一定社会群体的共同需要与利益。因此，社会舆论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评价活动。民间谣谚本质上也是群众性的社会评价，它与社会舆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但民间谣谚并不等同于社会舆论，前者是后者的非体制性产物，是后者的否定形式。也就是说，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社会舆论就转化为民间谣谚。
言论形态是社会舆论的外在形式。作为议论形态也就是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与社会舆论有关的“公开”，主要有两层含义：首先是个人公开，即个人把话讲给别人听，别人听到后形成传播与交流。这同时也是社会舆论取得社会肯定与认同，扩大声势与影响的过程。其次是社会公开，即社会允许个人合法地利用某些表达和传播方式，公开地表达和交流评价意见。具备这两点，社会舆论才得以形成。当社会舆论对社会当局不利，当局可能采取专政手段，不允许人们公开发表意见。然而，一旦某社会事件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相关，且公众业已认识到这种利害关系时，要想让公众不发表意见实际上已不可能，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时，社会舆论就会转而利用非官方的、民间的甚至非法的渠道与形式。这从“公开”的第一层含义讲，仍然具备“公开”的特征，因而社会舆论能够形成。只不过因社会的挤压而使其非常态生长，转化为民谚等变态形式。“大道不传，小道流传”，民间谣谚正是以民间化的议论形态表达了人们的倾向较为一致的评价性意见。因此，民间谣谚也是社会舆论，只不过它是社会舆论受到社会挤压后的非体制性产物。
民间谣谚就其来源而言，是非官方性的，就其传播渠道而言是非大众传播性的。它是无邀请的自发性的匿名评价，具有反权力、反权威的某些特点。它蕴涵有特定的情感倾向，体现人们复杂的社会心态，因而也极易为人们接受和传播，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对现实国家政治生活的评价。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网络时代，民间谣谚也借助互联网这一传播媒介，大大加快了其传播速度，增强了其影响与威力，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现代民谚的成因机制
以辛辣、尖刻的话语针砭时弊、警醒世人，反映社会政治现象的谣谚的历史源远流长。东汉时就有“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小民从来不可欺”的民谣。从明朝的“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到清代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三元里抗英时的“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想中央，盼中央，盼来中央更遭殃”，每一历史时期都有特定的民谚。这些谣谚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中不少深刻反映了当时环境下的政治现象。
民间谣谚在阶级社会里是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产物，反映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其中大多体现了民间社会对当时社会政治现象的否定性评价。流行于当代的民间谣谚虽已没有阶级矛盾与对立的性质，但它本质上属于社会政治文化范畴，是社会中某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因此，它的产生与传播也与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紧密相联。
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方面来说，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它在创造经济腾飞、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发展奇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和引发了各种矛盾与问题。正如一些发达国家一样，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未完全获得抵抗腐败侵扰的免疫能力，加之体制不健全、监督机制匮乏，政治领域出现了以腐败为特征的严重病态现象。腐败，本质上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就是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其实质是对社会和人民利益的肆意侵犯。腐败使得社会利益分配极其不公，使公民（尤其是下岗职工和贫苦农民）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引发和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等社会痼弊。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必然引发民众的警醒与思考。一方面，民众关心国家的发展，关心政治，对党和政府寄予厚望，希望公共权力机关为政清廉；另一方面对腐败等现象深恶痛绝，对官员自律和反腐败成效表示失望与不满。这就是现代民谚产生和流传的现实政治土壤。 从体制方面来说，相对于经济体制获得较大程度的改革与开放，政治体制相对封闭，面对日益开放的外部环境，尚不能充分与社会环境进行能量变换和物质循环，实现政治与社会的动态平衡。体现在社会政治文化上，其问题主要有：政治参与渠道不畅；政治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政治透明度不高，缺乏公开性。我国的政治信息沟通渠道均隶属于各级党政机关，它在信息的取舍与传递上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和自我保护意识，有的地方非正常渠道所反映的信息有时很难如实向上传递反映。对于民众来说，正式渠道不能如实表达对政治的看法，只有付诸自由无拘的现代民谣。由于政治透明度不高，民众只能根据部分公共权力机关和官员的作为与表现来进行评价，因此不免带有片面与某种偏差。
从社会心理方面来说，当社会经济、政治急剧转型时，人们的心理往往会失去平衡，从而产生社会挫折感，并试图寻找发泄的机会。谣谚就是可能利用的形式之一，并且极易得到民众群体的认同。如果人们对某一政治现象、突出问题具有同一的认同或厌恶感，也会通过制造与传播反映其好恶的谣谚而得到心理上的平衡与满足。谣谚实际上是“在民间流布的一种社会抵抗”。
从思想文化背景来说，进入转型期后社会主导价值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结构出现分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利益日益多元，民众个体的主体意识开始增强。在相对宽松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下，民众对政治的认同也呈现多元化。民众开始用自己的头脑理性地来观察和思考现实政治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判断与评价。再用不着像“文革”时期那样违背良心说话，也用不着担心背后有人整黑材料打击报复。于是，作为最能自由表达的民间谣谚便应运而生。
民间谣谚的社会影响及其调适
现代民谚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其内容有高雅、庸俗之分，其社会效果有积极、消极之别，对政治现象的评价既有客观公正的一面，也有片面偏激的成分。因此，必须一分为二，科学分析，正确对待。
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政治信息传递功能。作为来自民间的政治信息，谣谚反映了民众对某些政治现象的看法，揭露了某些社会问题与矛盾。社会问题和矛盾越多，暴露性的民谚就越多；反之，就越少。因此，注意研究宣泄、暴露、牢骚类民谚的多少，就可知道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多少，就可明了某地党风、社会风气的好坏。所以，民谚是社会政治的一面镜子，通过它可以及时发现问题，预感社会危机，从而对症下药，予以整治。
（二）舆论监督与道德评价功能。民间谣谚实际上是民众对政治实施民间舆论监督的工具，它激浊扬清，通过对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批评，造成全民道德评判的环境，从而形成较强的道德约束力，有利于官员的自律与警醒。
其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削弱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一般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某种价值信仰而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表示认可。这种社会主导价值信仰，不仅影响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该国行使“软权力”的关键性因素。但大部分消极性民谚以普遍的怀疑主义为其价值基础，改变主导价值信仰体系，使人们的政治情感、态度、思想立场发生改变，导致一种不合作态度，左右人们的政治行为。而民谚的网络传播更是强化了这一社会效用。
（二）影响社会稳定与政府权威。现代民谚大部分是发泄民众的不满，不可避免地带有片面和偏激的成分。所以，当其快速大面积传播时就会强化和扩大这种不满与负面影响，结果影响干群关系。处理不当还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可见，民谚对于现实社会政治而言是一柄双刃剑，既有利，又有弊。所以，我们对待流行于当代的民谚应当采取明智、务实的态度，既不可一棍子打死，也不可听之任之，不采取任何应对措施。春秋时期“子产不毁乡校”的遗训，为我们处理民谚提供了借鉴。古代的贤君明主尚能派使者赴民间采风访谣，通过民谚分析民情政弊，调整政策；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待现代民谚更应有宽阔的胸襟，把它视为考察政治得失的一面镜子。对民谚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查和分析，有之，则知弊而改；无之，则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同时，也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大反腐力度，强化新闻舆论监督，努力消除消极性民谚产生的现实基础。
参考文献：
①【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张成福：《大变革——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与行为选择》，改革出版社1993年版
③戚珩：《政治意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5篇：社会评论范文
关键词：语言批评;语言性;超语言性;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得以存身于其中的物质性媒介。这一说法早已成为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的常识性观念。不过，在对这一关系的具体理解和研究上，传统与现代却有根本区别，它们分别从工具论、本体性层面来看待语言之于文学的价值和意义。[1]对于这一区别，当下常见的解释是：前者的理论重心在于文学的“超语言性”，强调及物因素或“内容”的他律判断;后者则主要关注文学不及物的“语言性”，因而侧重审美形式的自主性分析。事实上，如此这般理解，不仅没有摆脱内容与形式、文本内部与外部间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维，也从实质上忽略了现代性的文论形态――语言批评是如何理解文学的语言性与超语言性的，进而也模糊了它在文学研究上的问题架构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历史向度。
一
正如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回应那些认为解构修辞研究隔绝社会历史语境、无视文学与文化/政治间关系的指责时所强调的，“情形恰恰相反。……他们（德里达、德曼等――笔者注）都把人文研究和文学理论视作对历史和政治的积极干预。他们与人之所争，唯在于语言在这一介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2]140米勒的这一反驳措辞虽然有其具体的现实针对性，但却有切中要害的普遍意义，使我们清楚意识到：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上述割裂语言性与超语言性之间有机关联的误解的生成，与持论者对于语言批评及其问题涵盖的理论预设直接关联。因为，这一预设实际上已经规定了其提问的具体方式及其可能的答案，即认为当代的文学语言研究是一种关注“词与词之间关系的研究”。 由此，不仅将作为文学本体的“语言”局限于索绪尔意义上的抽象形式系统，也将以俄国形式主义为肇始的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等同于语言批评的全部面貌。继而，人为地把20世纪后期侧重“词与事物或主观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3]69的文化批评视为对文学语言研究的颠覆性扭转，或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卷土重来。
就表面来看，这一解释似乎不无道理。可从深层而言，它只是肯定了双方表层的理论诉求，但在实质上却否定了二者并非是在同一平台上来探讨文学语言及其多重属性、功用的发展事实。也恰恰由于此，是否直接与指称物相对应或“及物”也往往成为某些观点判断关注文学的语言性与超语言性的主要依据。其实，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在内的种种语言批评流派，并没有简单地回绝在历史语境、社会文化体制中剖析文学的方式，其对于文学语言问题的探询也并非始终围绕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的路线方向来进行。
从前者而言，即便是坚持“内部研究”立场的“新批评家确实也考察了文本的历史内容和作家生平、社会和文化关切，但是他们的文本分析方法强调的是对文本本身的细读。俄国形式主义者和新批评家相信，每个文本和所有文学作为一个复杂的且有法则控制的形式（文学手法）系统，都是可以分析的，这种分析能揭示文本意义方面大量的客观性。”[4]69换句话说，大多数强调语言分析的理论批评家们都并不否定文学与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反对的主要是那种无视语言媒介的规约影响，以为用自然化的背景解释、作者心灵就能把握文学方方面面的旧习。因为，这种从属于历史文献学的“外部研究”，不仅不能从社会历史层面加深人们对于文学审美活动的认识和把握，而且还会导致几个不容回避的偏离后果：其一，在研究的实际对象层面，仅仅把文学看做讨论宗教、政治、社会和哲学观念的载体，而“诗歌本身本应当成为批评判断的特别对象，现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5]53;其二，会把文学研究的类型区别仅仅看成批评方法、主题对象上的差异分类，由此忽略了关注语言问题的文学研究与传统诗学在问题架构上的根本分歧。
虽然在传统文论那里也不乏对于语言的研究或分析――譬如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关注体裁、语式、修辞格等文学常态，也认为它是隐藏于具体作品之后的一般或普遍范畴，但是，在他们那里这种关注却是从属于德里达所说的“在场”之物，即“认为概念和观念很重要，而认为语言不重要，因为他们把语言只是看成用以表达概念和观念（它们被当作某种精神实体，完全与用来表示它们的符号无关）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6]25换言之，传统的理论观念认为作者意图对于描写作品意义具有决定性作用，文学之美外在于艺术或从属于自然美，在文本中寻找、复原作者想表达的意图乃是解释文本的主要乃至唯一的追求和标准。因而，文学语言研究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独立的价值，只是作为指涉自然、“心声（内容）”的修饰性工具，其意义源自它所描述、摹仿与表现的对象本身。
相较而言，语言批评虽然是一个体现了多种批评立场的集合名词，但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立场都把语言维度置于文学理论研究的中心位置，认为文学的特殊的审美属性和意义源自于语言的构造并由此得以呈现，这种显著标识使其成为与其它的书写形式相区别的艺术种类。因而，语言批评以对文学与语言关系的问题研讨作为其理论批评得以生发的基石。从理论实践来看，它也的确是以此为依据阐述其有关艺术的性质和价值的理论、原则和宗旨，并将这些理论原则应用到作品的分析之中。
但就后者来说，语言批评的各个分支对于“语言”或文学的语言性质之理解和实践，实际上是朝着不同方面发展的，并非滞留于语言本身的形式领域。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在此之前的理论派别主要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为方法论基础，关注语言本身的自然属性对文学艺术自律的规定性，从形式、词义和结构层面来读解文本相对于历史与心理的独立性，认为文学文本的价值即“文学性”。而在此之后的解构/后结构批评思潮则强烈意识到前者视域的狭隘，从语言哲学尤其是言语行为理论中汲取灵感，以之作为平台来探讨文学的语言活动与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之间的共谋互塑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构成对文学和文学活动的多维制约。
事实上，仅仅在古典美学的镜像认识论、方法论范畴之中，我们不仅难以真正理解语言批评相较于传统诗学而言的理论超越性，也无法科学思考文学语言问题的立体存在与中心位置。譬如说，在时下诸多的大学文论教材中，语言批评往往被描述为一种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读解文本的形式构造及其内部联系的固态化方法，其据以对文学展开语言分析的问题架构却被有意无意的省略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不仅误读或曲解文学语言研究话语的发展态势和理论构成，无法理解所谓的文化批评为何将文学艺术置于社会、经济或政治语境分析中，对其进行更为宽泛的和跨学科的研究。同时，也使得语言批评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历史向度被遮蔽。这一点，在学界将其转译为服庸于“文本形而上学”的各种流行命名――诸如“语言学批评”、“形式主义批评”、“西方形式美学”与“文体批评”――之中亦得到了清晰展现。
二
结合上述两个层面来看，当代文学理论对于“语言”的走入与走出，恰恰是建立于语言观念的不断深化之上的。由此，它对文学/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的把握超越了“内容/及物”与“形式/不及物”的简化窠臼。相应的，20世纪后期的文学研究虽然批评操作上使用林林总总的批评方法，呈现出关注“语言之外”诸多事物的理论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诉求于机械因果论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复辟，反而是因为认识了文学作为语言实践活动的属。
这一点，恰如本维尼斯特在反思、质疑索绪尔式的理论模式及其局限时所指出的，语言研究完整的核心话题“一边是语言，所有的形式符号，遵循着严格的程序，分成各个种类，组合为结构和系统;另一边是语言在鲜活的交流中的显现”[7]197。换言之，语言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语言的历时性繁衍或共时性结构，而且是社会交流和价值交换过程中活生生的集体性言语行为，即福柯所说的“话语”。同样，文学文本没有任何先验所指，它的意义取决于文本、读者以及文本与读者那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因而，文学理论应当兼容所谓的“语言性”和“超语言性”，既要追问一个既定的文本究竟说了什么、想说什么“对象”，亦要注意到它怎样为语言文化所建构以及因之所生成的全部可能性影响。
在具体的批评实践层面，二者的现实兼容往往是通过有着先后秩序的分析步骤来实现的。这一自我调适或变革的过程，从后殖民主义批评家萨义德对西方文学经典中所存在的“东方学”话语的分析中即可窥见。在萨义德看来，文学艺术与现实虽然并非一回事，但不等同于二者毫无关系。事实上，文本并非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的语词和符号，艺术的自主自立也并不能意味着它能同文化脉络脱离关联。因为，即便是雨果、福楼拜、简・奥斯丁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于所谓“东方”的审美描述，也根本不是对一个作为自然地理或历史实证范畴的东方现实的客观指称，而是一种被西方/种族中心主义传统或话语杜撰的能指符号。
对于那些创作主体而言，恰如福柯、拉康的观点所强调的，是语言最终塑造和建构了他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心理，进而塑造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而在这些经典文本的文体选择、题材处理之中，其实也充满了以书面的语言形式所呈现的话语构成原则，即“那些与个体和社会的本质、权力和性相关的种种问题、对于过去历史的种种解释、对于现在的种种理解和对于未来的种种瞻望有关的信念及其所涉及到的种种权力关系”。[8]197因此，要想弄清其运作机制、过程与影响，就要首先要解析其带来审美愉悦的空间叙事、风格、技巧等艺术化手段。然后，经由此种分析分析文本深层的隐蔽意识形态蕴含，揭露文学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语言文化形式，是凭借与何种主导意识形态因素相合谋来生产虚构的文本世界的，并使自身成为“现实”或“传统”的一部分来发挥政治功能的;种种文化政治因素、权力网络又是怎样通过文学貌似逼真的修辞规训、陈述来使自身自然化和合法化的，所谓的美或审美在这种行为其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起着何种作用 。[9]17
即便与前者理论路径或某些原则上存在着不尽相同之处，女性主义的批评实践也从“性态”（sexuality）角度充分例证了这一共性。其中的诸多案例将男权话语和权力关系所主宰女性书写作为中心主题，致力分析女性在文学中被表述、被读解的常规方式，阐明经典文本、文体是如何以其语言运作对女性进行客体化、制造“沉默”的女性类别――即在字面上把女性变成供男人繁殖、管制、享乐、虐待的客体――的行为及其文化政治关系，从而揭露“真实的她们”只是文学所构建的对象，文本实际上是男权文化构建女性的聚同化异方式，身在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只是按照男性给她们填好的台词进行表演，由此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此外，其它激进的文化批评形式――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不论视角如何不同，都承认语言问题是其理论的核心所在。它们也分别从“历史”、“种属”和“阶级”等层面出发读解文本，对符号形式的表象展开语言分析，追问背后的意识形态意蕴，澄清所谓“自我”、“他者”或“事物”其实并非是真实世界在语言中的匹配镜像，而是在文学语言的话语实践中被阐释、构建的文化制品和象征景观。
由上述盘点不难看出，语言批评根本不是以传统的语言观、认识论来看待文学活动，也不是以是否“指涉”（符合或反映客体本身）来对“语言性”与“超语言性”进行模式化的分割，更不是基于此来提出自己的理论对象与解决文学基本问题的。具体来说，随着对于语言本体的认识深化，它对文学的语言言说及其与文化脉络之间的语境关系作出了革新解答：文学文本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进程、政治经济语境，文学对于世界的认知或言说其实总是受到充斥着文化政治因素的虚构和想象的语境化组织，因而文学“语言所言说的‘对象’并不是外在于语言的‘真实事物’，而是完全内在于语言的‘观念性对象’。……虽然语言赋予现实以意义和特定的概念机体，但它仍然不断制造其反映现实而非意指现实的幻觉。”[10]4新的审视现实和语言的方式促使语言批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超越了早期批评传统所提出的形式/内容、文学/非文学、内部/外部等范畴级别及其文学语言问题讨论的局限与约束，由此与那些传统诗学关注的美学成规清晰区分开来。
正是基于此，后结构主义认为某个能指并不一定必然指向某个所指并成为其永恒意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其实既是任意的又是约定俗成的，所指常常像能指一样运作。从文论的角度而言，文学语言与用来分析这些虚构写作的科学语言相比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对于他们来说，语言就是话语。在文学分析中使用的话语或文化语言观念有助于塑造和形成我们正在分析的文本。他们强调，我们无法将文本和用来评论文本的语言截然分开。而这则恰恰构成了语言批评话语在步入成熟阶段之后进行文学阐释和文本读解的理论特征和问题架构，由此亦形成其进行政治性批判的社会历史向度。这种维度使得语言批评在具体的文本读解和研究之中，一方面依然强调感性的特定结构形式、注重形式的审美分析与文本“细读”，另一方面却不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把目光到审美作品的每一个细节，在语言形式中透视文学的意识形态蕴含，“展示文本宣称它之所言和它实际所言之间的显著差别”，[4]131并对由此导致的种种病理症候进行揭露与批判。
三
如果说以上所述只是呈现了语言批评的社会历史向度在西方语境的形成梗概，那么，在当今的时代境遇下，我们自身正面临着文学活动与新兴大众传媒的重组、全球化文化经济实践的冲击相纠缠所产生的诸种新的符号表征与意指形式，文学的语言虚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其它文化仿像间的传统界限日趋消融，文类、文体的跨界特征日益凸显。在这种复杂的情势下，本土的文学理论如果不再阐明为何以及如何研究文学，不再点出什么是文学研究当下的相关性与危险性，就很可能会失去持续发展的盎然生机。鉴于此，我们对于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文学”类别的文本的关注与考察，不应当非此即彼的选择某一种现成的理论框架、批评模式来讨论其抽象的意义、功能与自律/他律性质，或是仅从文本实体得以产生的具体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中单向探讨其“超语言”的现实内涵，或只是对文学内在的共有形式特征及其审美效应作超语境的平面考察，而是应当在不同理论话语对语言的理解与阐释之中对话，探询这些不同的“语言”观念是如何在其作为组成部分的批评话语和文本批评实践中运行或运用的，以此追问那些支撑它们对艺术、文化、美学和意识形态的理解的潜在假设。
如此，我们方能辩证地意识到：“正是由于文学具有历史性，文学才成为强烈显示着语言的社会性发展的特定形式。也正是在这种前提范围内，杰出的和具有永久重要地位的文学才能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学关系中建成。”[11]56也只有这样做，方能科学探究语言批评话语是如何基于不同的语言特性来构建研究对象、将某种写作行为或文本语料压缩为“文学”的过程，分析哪些被其它理论框架认可了，哪些又受到了忽视、排斥乃至剥离，进而按照其展开的思路和方向去评估它们，从而寻求到它与本土文学/文化特点交叠重合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发挥其立体介入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活动中的理论效力。
注：该文系本人主持的教育部、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文中使用了本人博士论文《语言意识与语言批评的演变》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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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王尔勃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第6篇：社会评论范文
关键词：报刊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评价模型
中图分类号：D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4-0109-02
对媒体来说，秉持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2010年10月出席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时特别提到“媒体的社会责任”。但理论研究明显滞后，基本没有对其社会责任治理和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强调媒体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并不能解决其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对于媒体来说，相比各种利益的诱惑，研究者和社会的道义呼声显得十分苍白。关键在于如何治理，因此，构建科学的中国报刊社会责任治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显得迫在眉睫。
AHP（AnalyticHierarchyProcess）法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Thomas.L.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该文运用AHP法确定旅游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问卷调查法”由Maignan，Ferrell（2000）和Maignanetal（1999）提出。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访谈约100名知名报刊企业负责人，确定报刊企业评价指标，并通过专家打分法确定各自权重。然后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数据，提出报刊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表1），据此提出分析公式及模型。
首先，如表一本文从舆论导向、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法律法规、社会伦理、健康文化、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创富能力、内部员工满意度等9个维度设置指标体系，在每个维度进行代表指标选取，明确9大维度下的19个二级指标，构建完整的指标体系总体结构和具体评估内容，即9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然后，通过专家打分法（“问卷调查法”）来构造判断矩阵。对20位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及10位传媒研究领域的资深专业人士发放“重要性调查表”，要求其对每个影响指标的因素来给出适当的分数，以“1”为满分制，并对回收的打分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报刊企业社会责任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数据表。同时采用专家评分法来确定各指标的得分值，即要求专家根据报刊具体情况，给各个指标分别评分。评分标准为：Fi=1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差；Fi=2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较差；Fi=3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一般；Fi=4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较好；Fi=5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好（如表2）。
以上9大体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是密不可分的，其权重各有不同，但他们互相作用，互相制约，所以报刊企业社会责任是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等内容在内的一个综合责任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软件计算出各指标值的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出本评价体系各层指标构成的判断矩阵都有CR
其中，i=1,2,…,22；R为报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高低的综合评价值，R值的变化区间为0～5，R值表示报刊承担社会责任水平情况，0～1、1～2、2～3、3～4、4～5分别表示履行社会责任水平差、较差、一般、较好、好。R值愈大，说明该报刊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越高；Wi为各个指标的相应权重；Fi为各个指标的得分值。
第7篇：社会评论范文
对高职教育进行社会评价，能够从根本上深化素质教育改革。随着职业化教育的日益推进，高职的教育也要与社会建立起广泛地连接，以不断地满足高职教育社会发展的要求。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一个合格的人才必将能够学以致用，将自己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不断地实现个人的成长和进步。这正是高职教育的重点内容，实现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深化素质教育改革，不断地促进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提高高职教育的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率。
2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现状分析
（1）建立社会评价制度得到国家倡导和鼓励。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制度得到了国家的倡导和鼓励，比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对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要采取领导、专家和用人部门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质量评估和检查”。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求高职教育要面向社会，要求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要求学校培养更多创新型、实践型、应用性人才，以便服务社会。由此可见，社会评价制度已经从国家体制层面得到了广泛认可，国家的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职教育的根本走向，这对高职教育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因此，高等职业教育院校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通过社会评价制度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2）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建立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确立是大势所趋，建立科学化的评价方法，能够从根本上帮助高职院校解决既存问题，帮助高职院校更好地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只有通过社会市场的评价来衡量。高职院校的最终使命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企业岗位需要的优秀人才，人才的质量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得到最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从根本上说，不管是高等院校还是高职院校，培养出来的人才都要进入企业，融入社会，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才是最终目的。所以，进行高职教育的社会评价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所有高等院校都无法回避的，也正是由于社会评价制度的存在，才反作用于高职院校，督促学校改革教育方法和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率。
3高等职业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研究
（1）努力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建立高等职业教育规范的社会评价制度，首先要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努力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在评价方法、评价主体等多个角度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比较，一方面，要立足于多元化的立场，打破单一评价方法，从多个维度进行评价，以使评价更加准确合理。另外在评价主体上，根据学生专业以及就业情况，进行必要的反馈和分析，综合听取各个方面的见解，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多元的评价，这对于提高学生本身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努力地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力求为高职评价提供更多的思路，实现高职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从根本上说，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高职教育社会评价制度的完善与否，这对于学生本身素质的提高和高职的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2）实现评价方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提高高职院校社会评价方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是促进高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所在。评价过程中，要善于借助客观、规范的评价工具和评价方法，以学生服务社会的程度作为最终指标进行相关的量化，确定相应的参数，不断提高评价的准确性。要善于借用可以量化、数字化的分析方法来进行评价，不能仅凭主观臆断，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合理性。要采用多种评价方法，比如专家评价法、学生问卷调查评价、家长评价、企业评价、第三方评价等等，将不同的评价结果加以权衡和分析，综合得出全面的评价结果。总之，对于高职的社会评价制度来说，只有有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评价方法作为支撑，才能够让高职院校在以后的发展中更有发展前景，从根本上提高办学效率，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创新型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社会竞争力。（3）建立专业、稳定的评价机构。实现高职院校社会评价制度的准确性，要建立专业的、稳定的评价机构，可以在行业企业、学校等多个场合建立这样的评价机构，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个人素质，同时评价机构也可以作为高职院校教学的反馈资源，将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学校，认识自己教学上的误区和存在的问题，以便学校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提高教学质量。通过建立专业、稳定的评价机构，即通过将专业的评估人才引入评价系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提高实践能力和应用性。总之，专业、稳定的评价机构能够从客观上约束和督促学校教学，有效的人才评估能够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为学生就业奠定坚实的基础。（4）社会评价制度要以提高学生的能力为宗旨。提高学生本身的内在自觉性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要想从根本上完善社会评价制度，必须要从学生本身出发，提高学生本身的内在自觉性。学生作为社会评价制度的主体和核心，只有不断地提高个人的能力，提升个人的素质，才能够让社会评价制度具有现实意义。必须要强化学生的个人能力训练，在高职教学过程中要做到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将所学的知识转化为个人的能力，只有以学生能力为核心的评价体制，才是最合理、最符合时代要求的。因此，在高职社会评价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增加学生个人能力的评价比重，只有这样才能够培养出高素质、创新性的优秀人才，不断地促进高职素质教学的进步，促进素质教学的改革。只有不断地实现学生能力的提高，才能够不断地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创造条件和原动力。这同时也是高职教育评价制度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在这方面讲，高职教育的教学目标与社会评价制度的最终归宿是相同的。
4结语
第8篇：社会评论范文
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对社会选择理论的发展，本文旨在介绍阿玛蒂亚·森在这一方面的贡献。
关键词：阿玛蒂亚·森；社会选择理论
我们社会中的每个人对各种事物都有自己的偏好。由于各人的社会经历、文化水平、信息获取的差别及利益的矛盾，我们每个人的偏好一般不是完全相同的。如何把这些有差别的个人偏好集结成一个最终的社会偏好，就是社会选择理论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就理解社会选择理论而言，首要的就是要理解何谓社会选择。所谓社会选择，就是将社会各成员的个体偏好集结成为群的偏好，是典型的群决策问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先后采用过传统、独裁、投票表决和市场机制等社会选择方式[1]。在现代社会选择理论的创始人阿罗看来，社会选择的方法主要有四种，“在资本主义民主下，社会选择基本上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投票，通常用于作‘政治’决策；一种是市场机制，通常用于作‘经济’决策。……但在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在民主国家的较小社会团体中，社会决策有时采用另外两种方法：一种是独裁———社会决策由单个人或者小团体来作出；一种是传统———社会决策是由那些在任意特定的环境都能做出社会选择的、包罗万象的传统规则来确定。
根据森的解释，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将个人利益、个人判断集结为社会判断或社会选择的某种总和概念”。对于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揭示出如果将个人的偏好加总成社会的偏好，不存在一种理想的规则，即不存在集体决策的完美规则。在推进社会选择理论的实质性发展的同时，他一直致力于从宏观层面澄清社会选择理论的问题边界，界分出不同类型的社会选择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所需的不同方式，使我们能清晰地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选择理论内部的多元化特征。具体而言，阿马蒂亚·森向我们指出，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选择也即人际聚合的问题：1、委员会决策：在这种环境下由一个委员会在众多备选对象中进行选择，而对于这些备选对象的价值，委员会成员持有的观点各不相同。2、社会福利判断：即一个人对某种特定的变化是否有利于社会给出自己的判断，这种变化将会导致某些人受益而其他人受损。3、规范上的标准：这主要是由阿马蒂亚·森开辟出的新方向，已经大大超越了由阿罗开创的传统社会选择理论，其处理的主题包括贫困、不平等等诸多涉及伦理而非单纯的福利范畴就能解决的问题。
森的以需求理论演变而成的社会选择函数框架同阿罗的社会福利函数框架一起构成了社会选择理论的主要研究框架，前者是实证社会选择，研究各种投票机制和选举规则；后者是规范社会选择，主要讨论各种规则的前提假设的合理性，森的贡献就在于社会选择的规范分析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森对阿罗定理的基础命题作出了规范性诠释。指出阿罗的社会福利函数必须满足若干合理的条件，森将这些条件修正为四个公理性条件：条件1：无限制域。对所有的备选方案，任何人可以拥有任何偏好，只要符合逻辑性；条件2：帕累托原则。如果全体人员偏好X胜于Y，则社会偏好也应是X胜于Y；条件3：独立性。社会对于任何两个备选方案的偏好，只依赖个人对这两个方案的偏好，而不受其他不相干方案的影响；条件4：非独裁性。决定社会偏好的规则必须不是独裁的，独裁是指对任何一个备选方案，只要独裁者有偏好，则社会偏好必须和他一样。
当然，无论是个人或社会的偏好次序还必须满足两个相当弱的公理：完备性公理，对所有X和Y，要么X胜于或无差异于Y，要么Y胜于或无差异于X，二者必居其一；传递性公理，对所有X，Y和Z，如果X胜过或无差异于Y，Y胜过或无差异于Z，那么X必胜过或无差异于Z。阿罗定理表明不存在同时满足上述四个公理性条件和完备性与传递性公理。即不存在一个理想的规则使社会或任何一个集体，从个人的序数偏好得出社会的偏好与选择。基于此，森通过逐一放宽上述公理性条件的一部分，并考察放宽的后果。具体概括为：
1.关于价值限制理论。森通过对个人偏好和社会偏好完全性和可传递性公理性条件的分析，提出价值限制理论。该理论认为，当存在三种社会选择状态时，如果所有个人都认为其中的一种状态不是最优的，或者其中的一种状态不是次优的，或者其中的一种状态不是最差的。森认为，如果对个人偏好施加一种价值限制条件，那么，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就可以得到解决，并通过数学逻辑证明了多数人投票原则得到的社会选择结果就会具有传递性。此外，森还和其他学者论证了价值限制条件是多数票获胜规则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价值限制理论将解决“投票悖论”中的投票循环问题，从而使得按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规则总能达成惟一的结果。
2.关于人不可能性定理。森通过对非独裁性条件的修正，扩展了个人权利范围，将自由与权利纳入社会选择函数中，提出森个人不可能性定理。他认为非独裁性条件没有明确规定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权力，因而应该修改为在对一组状态进行选择时，社会偏好应该反映至少两人的个人偏好。这一修改后的条件被他称之为“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并进一步论证指出，如果该公理性假设修改为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的条件，那么，也不可能找到一个社会选择规则同时满足于这一条件和帕累托原则。这就是被一些学者称为森的著名的帕累托自由悖论。
3.关于个人效用的人际可比性分析。通过对个人偏好的可传递性条件的分析，森提出了个人效用的人际可比性分析。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公理性条件，个人只能在方案间排序,在不同人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所以个人间的所有福利比较都被排除在外。同时，这一假设还排除了任何关于不平等的价值性的讨论。森则放宽了公理中关于个人偏好的假设，提出不变性分析，阐明了个人之间可比性的假设是如何影响集体决定的一致的非独裁规则的可能性。
森在对社会选择理论的发展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主要是对其理论作了概括性的述评，对于其函数方面的推理、证明与扩展，由于自己专业知识的欠缺未能加以述评，在以后进一步的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上会对森的社会选择理论作出更全面的述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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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社会评论范文
【关键词】原理和方法 平衡 实务社工 优化
一、快速和缓慢
凡是讲求效率，却也不是只要速度。完成迅速或者完成及时，不能说这样的就是一个好项目。项目评估时必须关注一个项目是否完成及时，是否在事前准备时就制定了周全的计划和预案措施，这是在事前评估是必须做好的，绝对不能使得项目故意拖沓，从而浪费政府和社会资源，这是一个首要的条件。
然所谓“路遥知马力”。同理，很多项目它的绩效可能没有办法在项目结项时就完全显露，必须通过后续的观察和跟进才能了解项目进行是否有效。项目结束后，需要真正切实地做好跟进评估工作，所以安排周期进行跟进和不要过早地给项目下结论，同时成立项目申诉机构，对于那些不满自己结项评定的机构，给予他们一个平台进行合理的评定。此外，简化项目延期申诉的程序，衔接合理，减少资源的浪费。
项目延期，这是一个在实际项目进行中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很多项目在中期检查时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没有项目可以说在初期设计时就考虑到种种因素，并且，实务社会工作是与人打交道的人性化福利服务，在活动进行中为了进一步贴合受众的愿望，常常需要顺应实际而对项目进行较大幅度的改动，从而造成的和原来的项目申请书的不相同。在项目中期评估时，不少服务机构为项目整改和延期申请而大为头疼，并且为了中期过关而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这个过程的缓慢造成的人力时间的浪费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快速地解决整合问题，留有余地，会使得项目进行更加灵活。
二、专业和广泛
目前社会工作评估基本由专家评估而“一锤定音”，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专业性，但是，就社会实务服务活动的受众以及社会大众而言，他们的观点和想法可能就因为专家的“做主”而被掩盖。
媒体是大众了解的一个重要和基本途径。目前有一些杂志，上面会刊登一些对于项目的介绍，但是就其影响性而言并不大，并且就其内容而言，要是对于一个项目比较宏观的总结和介绍，而并没有体现媒体人包括社会对其的评估和看法，所以这也是很多时候社会工作服务无法得到大众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社会工作服务评估可以建立在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平面上，由大众来评价是否有效，是不是比只是有专家来评定来的更为客观？并且就助残公益服务项目这样一个小点而言，受服务者往往不能独自来到项目活动的地点，往往是由家人陪同的，很多时候后期导致服务对象减少等等情况，和他们的家人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如果项目服务不是得到家人的真心支持，而是只停留在，有个活动挺好玩去参加看看，或者说是举办活动不容易去帮个忙凑个人数卖个面子这样子的情况，那么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是设计失败的。
邀请社会人士表达他们的观点和看法，还有就是项目活动的间接参与人和影响人，比如说项目服务对象的家属亲人等等。他们表达的意见和看法，如果融入进了项目评估，那么项目评估不会再成为“几个人”的事，而是大家共同关注的对象。杂志报道成为项目评估的的动力时完全可能的，在其他情况情况下，人们可能不会对项目进行评估，媒体人通过自己的观点来观察和揭示问题，往往会引起公众关注，而这反过来也会招致正式的评估，这是相互的。无形的监督也让机构会把项目服务做的更好，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项目评估的难度。
但是社会工作评估毕竟带有其专业性，评估方式和原理途径绝不可“泛泛而谈”。
一家照料设施是否被认为符合认证标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很多机构由于刚刚兴起或者对评估流程的不熟悉，完全任用一线社工，或者是完全熟悉社会工作项目的“局外人”来担任项目服务成果资料的填写，而使得项目顾问或者是机构的负责人除了当时申请项目时的参与，项目活动完全放权不参与的情况出现。如果这样“懒散”的项目服务机构长期地参与项目的实施和服务，这样子机构自身无法获得成长，并且这对于项目服务和活动参与者而言，也是不负责任的。对于服务机构的定期培训和认证程序，也就是没有项目做时的评估，培养一批真正有高质量的社工机构，使得公益创投项目或者是政府购买项目被“放心做”。专业性同样体现在专家评审制度上，根据不同类型的项目，应当邀请不同类别的专家进行评审和研究。
三、创新和有效的守旧
服务项目的评估不是为了评估而评估，评估是为了改善服务方式，改进政策设计水平，更好地提高服务水平。评估的价值也不是评估完了就终结，其价值一定要用它的实用性来决定。
项目申请结束后，拿到项目，所办的活动是否是贴近于服务者本身的，如果只是服务放觉得这个活动适合于服务或者是顺应于社会发展而受服务者感到了不适或者是不满，这样这个项目就是是继续了下去，却依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结果的产生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态度上或者说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犯的错误。
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我们可以采用教育机构时常会采用到的方法，类似于一种“试听”制度，也就是说，项目被采用后试运行一些活动，此时运用需求评估或者是满意度调查的方式，来检验项目是否适合按照这样的轨道而进行下去，从而若不适合，项目调整也是合理和无可厚非的。等到中期评估的时候，很多项目开始“拼凑”或者说是作假，因为很多项目本身就是来不及办的，所以一味地强调多，去没有质量，也不会真正地得到什么效益。同时，给予尝试费用，鼓励一批新的，有想法的机构来进行项目的实施，而不是依赖于赞助一些平庸的机构进行项目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