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精选(九篇)

第1篇：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范文

论文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异化消费

本·阿格尔是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典型代表，他在《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可，并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系化。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出现的生态问题以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从霍克海默、阿多诺到阿格尔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早期的表现形式是以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为开端．而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则是以霍克海默、阿多诺，特别是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为起点的，当中经威廉·莱斯。最后在阿格尔那里形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从而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当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虽然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危害还没有表现完全出来，但是他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阐述了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支配者。同时资本主义专制也得到更加完善。正如他们所指出的．“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生活的安逸，统治也可以更加沉稳的压榨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当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在启蒙运动的背景下否定科学技术，并没有从正面的角度直接阐述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危机的作用，但是他们关于启蒙文化对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统治的崩溃，为对马尔库塞和威廉·莱斯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分析人对自然的控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后．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述。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进步不但没有使人得到解放．反而创造了社会控制的更有效形式．资本主义用越来越多的商品来转移人们在异化劳动中的失落感．从而控制人的需求。同时，他也意识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实质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因为资本主义在造成人的异化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的异化，而被异化的自然则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在之后出版的《反革命与造反》中．马尔库塞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把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反思由科学技术领域转向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直接结果．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高生产高消费来剥削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利用科学技术使自然界屈服于商业目的，破坏生态平衡．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对于生态危机的出路，马尔库塞认为必须把自然的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手段．落实到具体的方面就是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并重建生活环境．使自然得到自由发展。

威廉·莱斯在继承马尔库塞的观点的同时．并对其做了新的发展。在《自然的控制》中．威廉·莱斯指出．生态危机最深层的根源是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即控制自然的观念．其目标是把全部自然当成满足人的欲望的材料来占有．导致生产无限扩张，最终引起人的自我毁灭因此他主张把控制自然重新解释为控制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控制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人对自然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在之后的《满足的极限》中，威廉·莱斯认为人的满足不是在于消费活动而是在于生产活动，因此走出生态危机的途径是建立一种“稳态经济”，缩减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减少人的物质需求．改变人的消费方式．环节人与自然对立的关系。

阿格尔借鉴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成就，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威廉·莱斯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出较系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的危机和异化劳动理论作了进一步思考，认为异化消费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试图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重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从而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阿格尔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90年代作为一种指导社会变革的流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二、阿格尔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

(一)重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必要性

阿格尔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为出发点，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过程中．针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发生的生态危机问题，得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已经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生态危机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认为，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使工人失业、贫困化，从而引起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陷于崩溃。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爆发经济危机．从而引发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政策和对工人实行福利政策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且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又焕发了生命活力。

阿格尔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包括三个方面：(1)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2)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的规律的理论；(3)使内在矛盾的逻辑向经验方面发展的危机模式。从此出发，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危机理论大量的考察．得出在新的情况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将被生态危机理论所代替．正如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指出，“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韵经济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曲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阿格尔的意思实际上是指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已经不能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更不能为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指导．必须根据当代资本主义新危机对资本主义作出批判．而这种新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二)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一一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路向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的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节里。阿格尔把生态危机与异化消费结合起来，探讨了生态危机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1．生态危机的原因～异化消费

最早系统地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领域中出现的异化问题做出分析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通过“虚假的需求”使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得到强制性的消费。他的“虚假的需求”指的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按广告宣传的消费和休息等都是虚假的需求。一旦人们把社会的需要当成自己的需要之后，必然会出现把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导致人们为了商品而生活的现象。阿格尔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和分析，指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之所以失效，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只局限于生产领域忽视了消费领域的新变化，因此他主张要仔细研究消费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并主张用异化消费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创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研究路向。

在系统地吸收和发展前人理论的基础上，阿格尔对异化消费做了系统的阐述。“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异化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解经济危机，通过广告以及其他一些媒介手段，促使人们把追求消费当作最大的需要和真正的满足，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出现的必然结果。而这种现象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曾遇到的，要么是因为广告的出现需求与商品之间关系变得十分复杂，要么把人的满足完全几乎等于消费。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不仅表现为人们对生产领域的不满，还表现为对消费领域的不满，马克思只重视前者的分析忽视了对后者的注意。事实上，这是他对马克思的误读，马克思从来没有只关注生产领域．而是把它与消费、流通等结合在一起考虑的。异化消费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这种消费是在外部的诱导下而进行的，是一种虚假需要的消费。第二，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由于生产过程高度的集中化使人们觉得缺乏自由和自我．促使人们在消费的过程中去找人生的意义。异化消费这种特征为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论证的依据。异化消费表面上消除了人们对异化劳动的不满。掩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这种异化消费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由于异化消费导致过度生产。从而浪费自然资源、污染了环境．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与阿格尔不同的是．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虽然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异化消费现象很严重，但是并不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是资本主义积累导致生态危机。阿格尔与奥康纳之所以得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同是因为两者研究的路径不同：阿格尔注重于消费危机引起的生态问题。而奥康纳注重于全球问题引发的自然异化现象。

2．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

既然异化消费是引起生态危机的根源，那么怎么能消除异化消费、解决生态危机．从而实现社会变革?在如何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上的问题上．马尔库塞认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而威廉·莱斯认为必须实行一种新的“稳态经济”．从而缩小资本主义生产规模，改变人们的现行消费方式，调整人与自然紧张的关系。阿格尔在对以上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做出了论述。

(1)宏观方面：阿格尔提出了一种“期望破灭的辩证法”的社会变革模式。这种“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指的是人们对生产的无限增长的追逐。由于有限的生态系统，而导致人们对获取商品的期望破灭。这个社会变革过程就是：地球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决定提供商品的工业生产必须缩诚规模．导致供应商品的不足。从而使人们对获取商品的期望破灭．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需求方式，在思考需求方式的过程中．使人们从以往的异化消费转向在劳动创造过程中实现自由和幸福的观念．最终引发人们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阿格尔认为正是由于“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使人们消除了建立在异化消费基础上的价值观．使人们对西方社会变革充满了希望。

(2)微观方面：阿格尔认为要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落实到具体方面就是要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而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根据舒马赫的思想，通过对韦伯的科层制的批判，阿格尔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小的稳态的经济模式，主张控制过度生产，放弃原来规模大的、集中程度高的技术．转而利用小规模的技术。使庞大的工业体系得到缩减，最终使生产过程民主化和分散化取代原来的官僚化和集中化。工人只有在生产过程的分散化和民主化的环境下．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创造的积极性，从而使工人在劳动中真正体会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这种稳态的经济模式的目的是限制住目前无限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使生产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稳定下来，从而摆脱严重的生态危机。由于奥康纳与阿格尔的研究路径不同，所以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也必然不同，他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的反生态的本性，所以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解决生态危机，主张把社会主义与生态运动结合起来。阿格尔认为只有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民粹主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美国的民粹主义反对高度集权政府和高度分权和集中的企业管理方式．这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分散化、非官僚化的观点相契合，阿格尔认为两者相结合可能导致一场社会主义变革。

三、对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阿格尔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并从异化消费着手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出路作了探讨。

(一)可取之处

首先，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当代的生态危机，把社会主义和生态危机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这种尝试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它展现了马克思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意义，把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当前人们比较关心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特别是生态危机问题，通过对生态危机问题的研究，寻求新的社会方案，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虽然他并不完全同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结合当代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端加以批判和分析．同时他把社会主义与生态危机结合起来，走生态生态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尝试，是十分值得肯定。

其次．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论证建立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探索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面对当前新的历史环境，仍然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它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为模板，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了深刻的反思，批评片面追求生产高增长，忽视生态可能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

最后，从西方生态危机中汲取教训，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阿格尔认为由于西方国家采取异化消费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度，带来过度生产，污染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遭到破坏的结果．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所以他主张建立小的稳态的经济模式，控制过度生产，减少人们的过度物质追求，从而达到减轻对生态的迫害．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和谐发展。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来说，必然会面对生态危机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我们要汲取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不足之处

第2篇：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范文

关键词：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危机；异化

一、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危机--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通过研究认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严重，生态环境对工业生产的制约作用也不明显。因此，马克思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指出只有生产领域中的危机趋势，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但是，随着科技革命和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而必然崩溃的预言并没有出现，当代资本主义通过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造成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态系统严重失衡。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

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每一个过程都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都是消极的。一方面进行生产的原材料来源于自然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对自然界的开发和索取也就更加疯狂。

另一方面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要强行排放到自然界。这样，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生态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直接制约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问题。毫无疑问，这个世界的生态问题在今天看来可谓是比比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全球化石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2000年代早期呈现明显的上升情形。其增长率明显大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于1990年代末所预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此外，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平均浓度正在逐步递增，每十年的增长率都有显著的变化。碳排放的迅速增加在一些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内尤为明显，比如，中国，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它自己的能源供应量。全球的生态系统都在衰退中，人为的全球变暖，至少导致了十种以上的环境恶果产生：地表温度变化、湿度变化、海洋环流、大气压力、降水量、森林火灾、植物与动物物种的改变、水土流失、高空大气温度改变，以及世界洋流温度的改变。[1]生态社会主义者高兹曾具体分析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三种主要危机的表现形式及其之间的关系。它们分别是，过度积累危机、再生产危机和生态危机，他认为过度积累危机来源于再生产危机，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取决于再生产危机，而再生产危机又是以消耗和破坏大量自然资源为前提的。因此，再生产危机又可追溯到生态危机。高兹在归纳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我们所面临的是典型的过度积累危机，这种危机被再生产危机所加剧，而说到底再生产危机最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由此高兹得出结论：\"毫无疑问，生态因素在当今经济危机中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2]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危机都根源于生态危机，都被生态危机所激化。另一位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也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是，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变为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和重要特征。

（二）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直接导致了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具体来说，生态危机不只是一个纯粹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运用科学技术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等危机的集中表现。

关于世界性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西方的绿色运动理论一般将其归于科学技术、工业化、人的自私品性以及传统观念等。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决不仅仅是人的观念落后，或工业主义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化扩张的必然结果。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是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生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对自然必然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把自然看成掠夺和获取利润的对象。在不断加强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这种过度生产势必引起能源短缺、地球自然界的\"不断萎缩\"，并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还存在着一种\"成本外在化\"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家不可能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必然想方设法地把一部分生产成本推向企业外部。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使这部分成本外在化，或者把它转嫁给社会，如把废气排入大气层，让废水流入江河湖泊或者是转移给后代，让后代去支付这笔费用。

因此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部分。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逻辑也必定要不断提高消费水平，实现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这就导致了资本家操纵社会消费，制造永远都不可能满足每个人需要的虚假需求。极力宣扬以消费为荣，诱导人们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程度标准，使人们把享受无休止的消费当作真正的满足，从而造成了\"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又反过来刺激\"异化劳动\"，这样就形成了从工业无限生产到\"异化消费\"，从\"异化消费\"再到无限增长的恶性循环。在这一循环的过程中，自然资源被大量地浪费，污染物被大量地排放，最终超过了自然界所能负荷的程度，从而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引发生态危机。美国学者维克托·沃尔斯指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有限资源实行生态帝国主义的掠夺，并将一些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发展中国家当成垃圾场，从而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向生态社会主义过渡如何解决生态危机，资产阶级环保学者主张在资本主义现有制度的框架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某些改良，以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从而达到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而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要求是不相容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剥夺和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蕴含的生态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态危机就不可避免。既然，导致生态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那么，

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所有的生态马克思主者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既是他们的理想社会目标，同时又是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然而，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都存在着不顾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无条件推进工业化的倾向，同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单纯计划经济的盲目性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从而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它既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更无法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体制，承担起解决生态危机的重任。生态社会主义者构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的社会。它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使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矛盾得到历史性解决，从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全新关系。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物质与社会自由充分实现同时又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社会。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政治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新型民主政体，在这种新型的民主中，基层民主最为重要。所谓基层民主，就是把国家主要权力交给基层组织，实行基层自治和权力分散化，通过民主自治、民主参与，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在经济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人与自然都能承受的生态经济体系，社会生产即可满足人的需要，又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在文化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彻底摈弃了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摆脱了贪欲无限、消费无度的文化观念，建立兼顾人类长远利益，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生活范式。倡导一切生产和消费都要符合绿色社会的道德规范，鼓励人们从创造性劳动而非异化劳动中寻求快乐和满足，从而保证人自身的和谐发展。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将根据需要而不是利润分配资源。在这种根据需要分配资源的社会中，生产不再是建立在工资奴隶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上，大多数人将希望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才能并能与别人相处。虽然很多环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比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更为严重。依据以上这些基本的环境原则建立起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人们将不再体验到一种环境危机。

参考文献

[1](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韩立新，张桂权，刘荣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69.

[2]Andre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1980·[3]陈学明.苏联东欧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趋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96.

[4]俞吾今，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5]王雨辰.度批判、技术批判、消费批判与生态政治哲学--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J].国外社会科学，2007（，2）：2-7.

第3篇：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范文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第4篇：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范文

关键词:产品危机;态度改变;态度重塑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一、正确认识产品危机的危害

(一)产品危机对企业的危害。任何一个产品都无法保证自己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不发生波动乃至危机。2008年石家庄三鹿集团三聚氰胺污染事件,直接导致三鹿集团的破产;随后抽检的22家企业69批次产品检出三聚氰胺,乳品企业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在后期市场表现中,这些企业的品牌美誉度和市场销售量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产品,尤其核心产品是满足消费者利益的根本所在,当这个基本点垮塌后,品牌、企业形象都失去了依附,企业大厦随时可能倒塌。

(二)产品危机对行业的危害。2001年9月南京冠生园“黑心月饼”被媒体曝光,不仅使全国20多家冠以“冠生园”名称的食品企业深受其害,也使并不景气的月饼市场遭受重创。2005年7月国产啤酒惹上的“甲醛门”事件激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引起全国消费者的严重关切,其影响也迅速波及到我国啤酒的出口,引发了整个啤酒行业的公关危机;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被揭露,对国内乳制品行业和饲料行业造成强烈冲击,一时间,消费者对国产乳品的市场信心急剧下滑。由此可见,个别产品的质量危机、个别企业的信誉危机,可以影响整个行业的形象,使整个行业陷入危机。

(三)产品危机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对一个以买方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而言,任何企业都想拥有自己忠实的顾客群体。忠诚是消费者在不断的购买、实践中得出的态度总结。如果消费者亲身实践发现产品存在着质量性问题,并严重影响其利益时,无论以前产品如何,此时态度都会发生转变。消费者态度的改变,对个体而言,会造成原购买行为弱化,而新行为产生又伴随风险的上升,情感上的改变,会使内心的不协调感增强,消费者不得不重建行为平衡点。危机后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改变会造成企业顾客群体变化,企业社会地位下降,这将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甚至攸关企业的生死存亡。

二、产品危机中影响消费者态度改变的因素

(一)产品因素。产品是企业的立市之本,是企业与消费者联系的纽带。消费者对企业形成某种认知和态度,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产品。因为购买是要解决某种需求问题,而产品正是满足需求的根本元素。产品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核心产品、有形产品、附加产品。核心产品是这个整体之本,他直接关系到消费者核心利益的满足状态,撇开核心产品去装饰有形和附加产品,只能是舍本逐末。而我们的很多企业现在过分强调有形和附加两个层面,反而让最重要的核心产品一而再,再而三的出问题。“三聚氰胺”还让人们心有余悸,霸王旗下产品又验出致癌成分,如果产品连最基本的身体健康都不能保证,那包装、品牌等有形产品,服务等附加产品又有什么价值呢?当产品发生危机,尤其核心产品出现危机后,消费者与企业联系的纽带就已扭曲变形,随之而来二者的关系将发生改变。

(二)信息沟通因素。企业形象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树立,却有可能由于危机爆发后未能与公众进行及时有效地沟通而导致短时间内一落千丈。危机中信息沟通的时间、速度、及时性和公开性直接关系到危机的损害后果。有效的信息沟通能使事态发展趋于好的方向,而沟通不畅只能引起公众更多的猜疑和愤怒。当企业发生危机事件时,往往会引起广大公众和媒介的关注,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此时,事件中的公众想要合理的解释,事件外的公众想了解事情的真相,所有这些心理需要都要求企业必须提出一定的传播对策,向外界传递有关信息。满足了相关公众的心理要求,才能确保危机处理顺利进行。如果企业在这时刻意回避、隐瞒事实、封锁消息,反而会引起猜疑和反感,导致失实和不利的言论出现,从而给企业的危机处理带来更多麻烦,造成不利的社会影响。所以,公布事实真相,填补公众的信息空白,让其接受客观真实的信息是一种极其明智的做法。2000年康泰克“PPA”公关危机发生后,中美史克公司立即组织危机管理领导小组,制定应对危机的立场基调,统一口径,并协调各小组工作;沟通小组迅速发出了《给医院的信》、《给客户的信》,专门开通了15条消费者热线,专门培训了数十名专职接线员,负责接听来自消费者的问讯电话,做出准确的专业回答并打消其疑虑。

(三)企业处理危机的态度因素。如果企业没有一个自律的机制、没有对消费者负责的勇气,而是唯利润至上,这种市场态度必会让企业遭遇“滑铁卢”。在前几年的婴儿奶粉“碘超标”事件中,雀巢就曾因回避和不积极受到消费者和媒体的批评;在“问题奶粉”事件中,雀巢在公关上的初始表现依然十分消极,在接到“中消协”通知的15天时间里,居然没有任何公关动作,而是等到媒体高度关注,危机扩展到全国范围,“问题奶粉”纷纷下架的时候,才站出来发表声明,最后引起了消费者的不满。其实消费者的要求并不高,只要企业态度积极一点,主动一点,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谅解和解决。肯德基在“苏丹红事件”中就聪明多了,它主动说明新奥尔良烤翅和新奥尔良烤鸡腿堡调料中发现了苏丹红(1号)成分,并及时向消费者道歉,同时公布了解决方案。肯德基的主动、诚恳和不掩盖、不逃避的态度,在第一时间赢得了消费者和媒体的认可。

事实上,企业家的态度代表企业的态度,企业家的姿态代表企业的姿态,企业家对危机的看法,对市场的理解直接影响企业行为。企业家既然充当着企业代表的角色,危机中自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此时顺应民意,就应该有消费者期望的作为。“三聚氰胺”事件中,牵连其中的十几家乳品企业负责人集体亮相,向公众道歉,并表明决心,这都是符合舆论要求的举动;“蒙牛”老总牛根生“危机处理不好,我辞职”的表态更代表企业表明了处理事件的决心。而此时,如果负责人们避而不见,言辞闪烁,公众会认为企业在回避,在躲避,这对危机的后势发展极为不利。

三、消费者态度重塑对策

三鹿奶粉事件让企业和市场再一次看到了态度的力量。消费者态度的改变对企业而言是一种危机,对行业而言也是一场劫难。危机中的企业和行业都期待消费者态度的快速回归。

(一)企业处理危机的姿态要积极

1、产品召回。主动、迅速召回有问题的产品是防止产品危机进一步蔓延的有效措施。它有助于企业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负责任的形象,使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不但不会“憎恨”,反而能增添一分信任。在进行产品召回的同时,有必要在召回地点贴上召回原因等告示,让消费者看到企业的歉意和解决问题的诚意,这样才能在第一时间取得消费者的谅解。尤其在行业产品出现危机时,谁先一步动作,就比竞争对手多了一些谅解分。

2、及时主动抚慰受害者,增强沟通理解。企业出现危机,特别是重大责任事故,导致社会公众利益受损时,必须承担起责任,给予公众一定的物质和精神补偿。面对受害者,企业应诚恳而谨慎地表明歉意,同时必须做好受害者的救治与善后处理工作,冷静倾听其意见,耐心听取受害者关于赔偿损失的要求,及时确定赔偿标准,以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和信任。“三聚氰胺”事件后,曾有消费者怀疑“雅培”致婴儿结石,雅培负责人第一时间表态,无论何情况,先为有疑虑消费者买单体检,如果检出确实是产品问题,企业将积极赔偿。虽然后检验产品没有问题,但雅培企业敢于负责的态度和勇气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3、畅通信息渠道,有效传播信息。危机发生后,最关心事件的除了企业、受害者之外,还有新闻界和竞争对手。因此,危机发生后,应尽快调查事情原因,弄清真相,及早建立信息平台,召开事件说明会或新闻会,开诚布公地向大家进行事件讲解与分析,争取媒体的配合,建议其在没有得到确定结果前,中肯地对事件发展的本身进行报道。通过主动消息,企业掌握了报道的主动权,让公众了解了危机发生的具体情况及企业解决问题的措施等,避免了不必要的猜疑和误解。信息应该具体、准确,随时接受媒体和有关公众的访问,以公众利益至上的原则解决问题。有效传播信息,必须坚持迅速及时、统一口径、真诚传播,避免争论和多方位思考原则,诚心诚意才是企业面对危机,重塑态度的最好策略。

(二)发展体验营销。体验营销是指企业通过采用让目标消费者观摩、聆听、尝试、试用等方式,使其亲身体验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让消费者实际感知产品或服务的品质和性能,从而促使消费者认知、喜好并购买的一种营销方式。这种方式以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为目标,以服务产品为平台,以有形产品为载体,拉近企业和消费者间的距离。当危机发生后,不仅要处理危机,更重要的是让消费者重拾对企业和市场的信心。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对国内乳制品造成强烈冲击,牵扯出很多知名品牌,一时间市场对民族乳品信心大减。为了挽救乳制品市场,伊利率先采取了工业旅游的方法,从消费者中抽取1,000名,到工厂进行参观,从筛选原材料到产品生产、包装等一系列工序对消费者实行透明化,打消其猜疑。此方法实施后,消费者对伊利的产品逐渐恢复信心,不久产品市场占有率就有所回升。危机后,要想稳住消费者,就要先打消其疑虑,让他能有一种途径近距离接触企业,感受到企业的努力和变化。体验营销在此种情况下优势尤为突出。

(三)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政府的作用。行业协会应推进从业者诚信建设,培养自律精神;定期组织会员学习,组织会员互相检查、参观、评议,相互监督;努力推进行业的技术进步;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安全预警系统,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指导。

重大危机,尤其是行业危机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取代。一方面政府应监督和协助企业做好危机的处理工作,同时帮助企业协调信息沟通渠道;另一方面政府应利用其独有的公众号召力帮助行业恢复市场信心。此时,除了加大政府对行业的监管力度,还应表明政府对市场的信心。“三聚氰胺”事件后,政府在全国范围为疑似患儿免费体检,政府官员在公共场合当众食用民族乳制产品,这些都是我国政府在产品危机处理中的积极姿态,这些作为对市场信心的恢复,消费者态度的重建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Heath.R.危机管理[M].中信出版社,2001.1.

[2]诺曼・R・奥古斯丁等著.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1.

[3]Barton.L.组织危机管理[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5.

第5篇：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范文

关键词：生态危机；生态革命；资本主义制度

生态危机是一个现时代的命题，在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对资源、财富的不断掠夺的过程中，我们的行为对整个的地球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理性的支配下，对生态危机的产生进行思考。

一、正确认识当前的生态危机

对于生态危机，很多人存在的疑虑，那就是我们真的面临着生态危机吗？这些问题真的会造成我们无法估计的后果吗？如果是，它又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在这些问题的引导下，福斯特对现有的生态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他的一本书中，这样阐述生态危机，“人口过剩、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基因多样性缺失、酸雨、核污染、热带森林砍伐、顶级森林消失、湿地破坏、土壤侵蚀、沙漠化、洪灾、饥荒、湖泊溪流江河的破坏、地下水抽取和污染、海岸水和河口水污染、珊瑚礁破坏、石油泄漏、过度捕鱼、垃圾填埋场扩张、有毒废物、杀虫剂和除草剂毒害效应、职业暴露危险、城市拥挤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这一部分主要是福斯特列举的当今世界上所存在的一些环境或生态问题，这些问题之间相互影响，危害着我们生活的家园，同时也就构成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

根据福斯特对生态危机的论述，我们可以对生态危机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方便透彻的探析生态危机。第一是环境问题的规模与世界经济发展并行，在经济不断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在日趋的多样和严峻，经济的发展需要我们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就是环境问题的出现。第二是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和生态问题层出不穷，出现了太多我们从未遇见的情况，随着社会的进步，问题的复杂性也在加剧，给我们带来了大大的困扰。第三是环境治理治本不治标，环境问题的出现，是人们意识到必须要采取措施进行治理，但是只是看到的表面的现象，没有深入挖掘真正的原因。第四是各类环境问题相互影响、相互强化，陆地、海洋和大气层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一个部分出了问题，导致其他都受到影响，原本可能一个小小的环境问题，就可能带出更多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

二、生态危机的根源

在明确当下存在着生态危机的情况下，需要我们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找出其根源，从而对根源采取措施，缓解生态危机对我们及子孙后代的影响。

在福斯特的研究中，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最独特的部分，通过揭示生态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透过各种表面现象，得出结论：生态危机全部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联系在一起。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是导致环境和生态问题出现的主要和根本的原因。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不可以持续发展的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非正义性的。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有四个反生态的特性，注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第一个是金钱至上，资本主义一直坚持的是资本积累，不断的扩张，不断的积累，而忽视了环境和生态的问题，不肯在损失资本的情况下进行环境保护和防治环境破坏。第二是资本循环，资本家在生产中唯一关心的就是利润，强调资本循环，此外一切都与资本无关。第三个是市场万能，资本主义不承认生态法则，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才是最好的，依据市场的自发性和灵活性，可以发挥市场自主调配的能力，发挥资源优势，更好的发展。第四个是无偿索取，生态学和经济学一样，每一次的获取都是要有代价的，但是在资本主义中却忽视了这一条普遍的真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任意掠夺，对环境的肆意污染，从来没有真正的支付发展的费用，其结果就是导致生态系统的恶化和危机人类生存的挑战。

三、应对生态危机的策略

在清楚的了解所面对的生态危机，探索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后，福斯特提出了他一个比较重要的命题一一生态革命，他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主要的途径就是进行生态革命。任何企图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技术革新、市场延伸和政策改革的方法解决生态危机的努力都是徒劳，强烈主张通过生态革命摒弃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自由的生产者联合的社会主义社会，解决生态可接续性问题，从而解决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

第6篇：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

一、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从理论上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就是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一般的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或人性的普遍弱点。这样的一种研究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在进行生产、运用科学技术和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看法，克服危机的出路有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种态度。悲观主义态度主张通过缩减或停止生产、放弃或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约束等措施来解决生态危机。而乐观主义态度则认为通过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调整生产过程、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并规范其应用来解决生态问题。在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后者是真正的主流。实质上，这两种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都指出了生态危机在人类社会上的普遍性。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在讨论生态危机时都考察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生态问题和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对自然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状况制约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况有着不同的特征。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侧重于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来分析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因此，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当代生态危机的联系，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分析生态危机的原因，指明克服危机的出路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视野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突出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在这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运动的最初反应就是对解释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进行了批判，揭示忽略生态危机的社会关系纬度以及藏在其解决方式之后的政治利益和特殊的意识形态性质。

德国学者爱森伯格对生态运动的批判是最早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回应。他指出：“生态运动体现着特定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往往被其研究生态问题的方法论缺陷和理论的混乱所掩盖。生态学在当代己经变成了研究人类生物学的分支学科”。事实上，人类生态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的趋向已涉及到越来越多的学科，而这一趋势的合理性并不是被它的实践者在科学基础上所证明，而是在生态目标的紧迫性基础上所证明。因此，当人们已经在运用这一学科预测人类未来的时候，它从全球增长的趋势来预测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也就仅有戏剧性的含义，其合法性尚未得到证明。可以说，生态文化的固有缺陷就是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它提供解决问题的手段相应地也就幼稚、不现实和自私。另外，根据在现实生态运动中的三种人群划分，爱森伯格进一步指出，作为第一种人的技术统治论者，是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可以被看作是乐观主义的代表。只要对解决当前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有用，他们就总是如此去做。因此，他们对生态问题没有正确的意识，只有当他们属于生态运动的操纵者并能从中获益时，他们才加入生态运动。

实际上，生态运动为了争取一个清洁的环境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常常包含反对资本主义的因素，但它最终还是变成了为资本利益服务的工具。对环境问题和生态运动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其本质就是揭示生态运动的背后所隐藏的特殊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真正的全球生态危机意识，事实上并没系统的确立起来。因此，解决危机就难以达到协调一致性，其原因就正在于研究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缺少历史的和社会政治的内容。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中表现得极其明显。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主流方法及局限性。

技术统治论者作为生态运动中最强大的团体，所采取的措施占据着当前解决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主流，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的理论应用。然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往往只重视技术进步和经济手段的作用。

所以在解决生态和环境问题的时，往往导致理论上的偏颇和实践中的失败。

例如，经济学家作为西方社会中技术统治论者的主要代表，在初始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时候，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和资源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大，甚至是可以忽略的。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索洛把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忽视自然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个世界可以没有自然资源而有效地进展，因此耗竭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灾难。”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也表明环境破坏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大。从以上两位经济学家的阐述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在刚刚关注资源、环境等问题时，对资源和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并不充分。这种理论上的偏颇一方面是因为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倾向于根据消费者的主观偏好和市场交换来确定商品的价格，而把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排除在外，从而使经济学家往往忽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经济学家做为技术统治论的代表，出于维持社会稳定的需要，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而采取了“快速技术修理”的方法来掩盖问题。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西方经济学家越来越从正面来关注环境和资源问题，并通过发展原来的经济学理论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环境经济学就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环境经济学通过赋予环境和资源的货币化，以此衡量和评估环境和资源的价值，从而把环境和资源计入生产成本中，这样就可以通过税收或其他经济手段来调节企业生产，从而控制企业的污染物排放量和对非再生资源的无节制使用。然而，如此解决问题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根据现实情况，大型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往往可以在市场上购买更多的污染许可证，从而比其他企业更多地享受了污染的权利。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后代人无法参与目前的政策制定，政府对环境或资源的定价往往过低。因此，正如澳大利亚学者阿兰·加利在其《后现代主义与环境危机》一书中所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经济学家们呼吁的措施己经被商业组织和政府以极大的热情所接受，但在实践中，对付生态危机的主流建议已经失败了，这反映了市场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局限和不足，这种策略并不顾及社会和政治方面。”

当代的生态危机不仅涉及到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而且涉及到社会关系和政治问题。西方学者看待生态危机的主流范式比较重视技术和经济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和政治问题，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生态危机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就在于它和在当今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探索克服危机的出路必须首先考察这种联系。

三、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自18世纪年代以来，伴随着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日益严重和生态运动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关系，出现了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已经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的矛或生态危机。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在建立之初就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对当代工业社会进行批判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将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的异化状态做出了考察。他们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是人对人统治的基础，自然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凭借科技进步把自然作为征服、掠夺的对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要避免生态危机，只能是在未来的自由社会中。这些观点构成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问题讨论的先导。马尔库塞继承和发挥了霍克海默关于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人对人统治基础的论点，认为人类运用有效的科学方法，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异化，导致了人类自由的丧失。在现存社会中，无节制的控制自然已经成为扩大对人类控制以及政权统治的一个因素。

生态危机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是一种政治危机。

对于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马尔库塞认为，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密切相关的。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或前提。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使科学技术倒退，而是把它向前推，通过新的方式来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只能在自由社会形式，即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多有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解决经济增长方面是十分有效的，但它无法克服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生态系统吸收污染能力的局限性。除非资本主义社会放弃其组织原则，否则，就无法将增长控制在一定的界限内。因此，资本主义必然破坏外部自然的生态平衡。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它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它认为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双重危机，即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是双重的。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莱斯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手段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自然的统治逐渐演变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掩盖了科学技术发展同持久的社会冲突和政治统治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从而造成过度生产，严重浪费了生产力和资源，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要消除危机就要缩减资本主义生产，创立稳态经济。这种稳态经济是一种较分散的、放慢增长速度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本·阿格尔明确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上的弱点使人们不得不通过个人的高消费来寻求“幸福”，从而加速工业增长，对业已脆弱的生态系统进一步造成压力。消除危机的模式不能是原本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而是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去进行的变革模式。即生态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丰裕的消费品的期望破灭，因此不得不对自己寻求自我满足的方式，即异化消费从根本上进行评价，并最终放弃原有的满足方式，而转向生产领域去寻找快乐和满足。为此，就需要工业生产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以使工人从事创造性生产并参与生产的管理，来获得满足。

（三）生态危机理论的缺陷。

从总体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把当前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相联系，而把危机的出路同社会主义的未来相联系。他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加强了对自然的统治和掠夺，而且强化了对人本身的统治和压抑。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危机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第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特别重视现代的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常常不自觉地以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和批判代替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批判。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对人和自然的压抑和破坏，却很少看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看不到它们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准备着条件。第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自然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时，往往忽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己经使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己经过时，主张用生态危机理论来代替经济危机理论。第四，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仅限于从理论上来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却未能在革命措施和步骤方面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东西。因此，不少评论家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是一种“缺少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在于批判性而非建构性。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最终克服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决，而这只能是用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从这一立场出发来分析当代的生态危机，可以使我们克服技术统治论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生态危机时的理论偏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依然来自于资本运行的唯一目的，即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然而，私人资本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发展趋势是根本冲突的，这必然将抑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的本性同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绿色科技更是相冲突，私人资本主义对于绿色科技的发展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抑制性的力量。试图对绿色科技进行长期垄断，也妨碍了作为克服全球生态危机之手段的绿色科技的扩散，从而使绿色科技的应有价值不能得到充分实现。概括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都受到资本的选择，资本由于其目的的狭隘性必然抑制科学技术应有的发展潜力和价值无法实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非常重视消费领域的危机，认为通过“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可以克服危机。但是，消费领域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的本性。

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政治统治，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刺激消费需求。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把整个社会的人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展开了对自然的无止境掠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它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终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力量。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向全世界范围的不断扩张，使得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扩张到全球范围，这是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了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过程的基础上，具体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世界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导致的不合理状态，提出了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建构。

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必然将克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不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被克服，当代的生态危机也将被克服，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资本主义无法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来根本解决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就不得不通过生产领域的扩张来提高社会整体的物质生活水平，以掩盖和缓和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不断扩张，除了满足经济上追求利润的需要以外，还具有维持社会稳定、巩固政治统治的意义。然而资本主义缓和社会矛盾和巩固其政治统治的这种方式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手段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因此，从根源上来看，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所引起、推动和加速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约束，直接影响着人类克服生态危机的实际能力发展，而这一切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的本性。就资本的本性而言，对资本的追求是可持续的增殖，而不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克服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曹光章。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J].哲学动态，2002,（06）.

[2]陈中立等。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徐篙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王克敏。经济伦理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A].工业社会与新左派[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萨克塞。生态哲学[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1.

第7篇：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范文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两类环境危机 两类可持续发展观 生态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3-0042-10

在生态危机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面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环境陷阱”，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而言，比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华民族如何对自身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达到自觉领会？换言之，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化自觉何以可能？这是对中华民族命运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深入的研究启示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深藏于马克思关于“环境危机”的理论之中。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却没有引起理论界的充分重视，而对这一理论的种种误解，又使人们迟迟未能认清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的生态逻辑及其重大的实践价值。本文试图借助美国学者保罗·柏克特对马克思“两类环境危机”理论的阐发，澄清马克思“环境危机”思想的原初要义，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的生态逻辑，从而阐明其对中国生态文化自觉的根本性指导意义。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生态维度

生态批评家们虽然可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潜在的生态视野，但都不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有一种内在的生态逻辑。柏克特认为，他们的问题之关键在于没有领会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生态维度。“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揭开资本主义历史危机之谜的钥匙。传统马克思主义及左翼生态批评家都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价于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并进一步将其归结为资本积累的利润率下降的危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内在关系就被生硬地割断了。于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否具有内在的生态维度”的问题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具有内在生态逻辑的关键。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原则性的问题：第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否可以被简单地归结为积累危机？第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否包含生态矛盾？

柏克特首先考察了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般表达方式是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的突出表现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是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只具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呢？柏克特对此持否定态度。柏克特分析了威斯科普夫（weiskopf）特别看重的一段引文：“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威斯科普夫对此的理解是，积累危机是资本的真正限制。柏克特则认为，马克思在这段话里实际上指出了处于更基本层次的矛盾，即以私人利润为目的和动机的生产和以人的需要、以生产者的社会生活过程为目的和动机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柏克特的解释的进一步的论据是，与上述这段话相隔几页之外，有一些相似的论述：“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柏克特认为，资本主义作为“对生产者冷漠的生产的特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俯拾皆是”，充分说明了为利润和为需要的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基础性。换言之，这一矛盾从根本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其他两种形式——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生产条件与生产者及其共同体的分离。理由是，资本主义生产对利润的追逐虽然会催生社会化大生产的强大生产力，但由于生产以利润为目的和动机，这种生产的力量不但不会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反而会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方式，变成一种在劳动和生产条件之外的异化力量，造成生产者共同体与生产条件的分离，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真正障碍”。正如柏克特所言：“生产的目的和动机与人类社会需要的分离，必然导向利益驱动下（私人）占有和必要的生产条件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生产者与生产条件的社会化分离。”

在上述考察的基础上，柏克特得出结论：“为利润和为需要的生产的冲突，生产条件与生产者和他们的共同体的分离，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在马克思看来，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等价表述。无论使用哪一种表述，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明显地包含了资本在追逐利润基础上对自然条件的占有，包含了与此相随的这些条件对生产者的需要和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过程的异化。”柏克特认为，由上述三种等价形式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可以转化为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衍生现象，奥康纳的“两重矛盾”无非就是这些现象中的两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同侧面”。因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包含了生态矛盾的，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内在的生态逻辑的。

二、马克思的“两类环境危机”思想要义

柏克特的进一步研究成果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内生出两类环境危机：一是“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二是“人类一社会发展的质中的一种更普遍的危机，这来自于资本主义城乡产业分工造成的物质和生命力的循环的障碍”。柏克特认为，虽然“就其中包含的自然财富的质与量的下降而言，这两种危机相当程度上是重碴的”，但“马克思广义的环境危机概念更加关注的是作为人类发展条件的自然财富的下降，而不是作为资本积累危机根源的自然条件的短缺”，换言之，后者更为根本，因为后者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应有之义，前者则是后者的表现。

（一）第一类环境危机一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

资本积累危机在何种意义上被理解为环境危机呢？生态批评家们的普遍回答是资本主义过度生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将最终导致资本积累的中断，但这仪仅表明了资本积累与环境危机的外在因果关系，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积累作为环境危机的内在本质，即资本积累危机是资本的物质需要与原材料生产的自然条件之间的失衡导致的。

马克思指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维持人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二是维持社会再生产过程需要的基本原材料。这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无论是作为人最基本生活资料的食物供应，还是基本工业原料，都是由农业生产提供的。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资本主义积累的“真正危机”，尤其对那些发达国家来说，是农业的短缺。根据这个思想，马克思在1853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从农业的歉收引发的材料短缺的角度，成功地预见并分析了1857-1858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在此基础上，柏克特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关于第一种危机发生时机的论断。马克思认为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危机会由于生产资料短缺而引发：（1）在货币转换为生产资本的过程中；（2）生产材料尤其是原材料的价值上升，比如由棉花歉收而导致棉花的价值上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章第Ⅲ节专门举出“一般的例证：1861-1865年的棉业危机”，尤其把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棉荒作为“生产过程由于原料缺乏和昂贵而中断的最明显的例子”。生产材料价格对整个生产过程的影响，说明资本依然依赖自然条件。然而，生产材料数量的限制与价值上升之间的必然关联意味着自然条件的不可控性，这意味着以此为基础和条件的资本积累也是不可控制的。正如柏克特所言：“马克思强调的材料供应的有限性对资本积累的障碍，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和投资的加速发展与自然法则和材料生产的管理节奏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还是企图超越自然的边界以实现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并采取了三种干预方案来试图解决上述矛盾：（1）从偏远地区远程运输低价原料；（2）以高价引发积极的原料供应反馈；（3）废品再利用或其他原料替代品的应用。但马克思认为，这些方案（由于运费、竞争扩大、生产周期和研发技术费用等原因）更可能会使材料价格的不稳定状态恶化，从而加深这一矛盾。并且，这种紧张关系的高度发展，必然进入信用系统和世界市场竞争，“因为一般来说，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马克思的这一结论不仅预示了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而且超越时代地隐喻了金融危机的必然性。

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材料无限供应的需要和自然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究竟该如何解决呢？在马克思看来，“一种理性农业（即生态理性主导的农业一引者注）与资本主义运作系统是不相容或对立的”，资本主义将面临由材料供应问题而导致的“历史的终结”。最终的出路是通过革命，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控制下转变生产的根本动机，超越资本主义导致的失衡，重建社会生产和材料供应之间的本原关系。

（二）第二类环境危机——人类社会发展的环境危机

柏克特指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不仅看作生产资料短缺的危机，更是一种人类发展危机”，即“人类

社会发展的质中的一种更普遍的危机，这来自于资本主义城乡产业分工造成的物质和生命力的循环的障碍”。换言之，马克思认为第二类环境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组织方式——城乡产业分工一

所引发的，因为城乡产业分离割裂了物质与生命力之间的循环，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代谢裂缝”，从而造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质的下降的普遍危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多部著作与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何以加深城乡分离的强制性关系及其矛盾。他认为，城乡分离不仅是各种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的基础，甚至人类社会的文明史都可以归结为城乡对立运动。这种矛盾在今天不仅没有缓和，反而被资本主义社会推向顶点，资本逻辑最终促成了农业与工业城市的产业分离。这一深刻的历史分析所面临的生态学问题是，城乡产业分离何以引发环境危机呢？柏克特引证了马克思的许多论述，用以说明资本的集中运动所引发的城乡分离如何割裂了生产的物质循环过程，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代谢裂缝”，从而爆发出资本集中与自然和人类和谐发展的内在冲突。要言之，柏克特从两个方面阐发了这一思想：一方面，工业和人口的集中必然受有限的空间等自然条件的限制。正如马克思所言：“事实是：与手工劳动相比，大规模的工业把大量的生产集中于一个小范围。但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生产力总是要求一定量的空间，建造高楼大厦也有其实际的限制。”另一方面，城市：工业的集中也会破坏当地的自然条件，反过来降低工业化程度和影响生产过程。比如，消费排放不仅必然对城市健康造成影响，而且城市垃圾排放剧增也会影响土地肥力，这是工业集中对土地原有循环的破坏。总之，工业集中无所顾忌的趋利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反生态本质。资本主义企业就像对劳动者的剥削一样，大肆剥夺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生产潜力，完全不顾及与生产持续增长所需的资料和人口相关的生态系统与作为人类发展终极基础的自然条件相对立。

本顿（Benton）等生态批评家指责马克思对环境危机的分析只局限于农村或农业，柏克特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马克思的第二类环境危机作为人类社会的质的“普遍下降”，意味着包括城乡整体在内的全球生态退化。首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对物质可持续循环的自然条件的破坏的分析，既包括农业也包括城市工业地区。比如他一再重申城市工业与土壤肥力之间的密切关联，目的是要说明，城乡差异下的物质循环正在毁灭的，不仅是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更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基础。其次，马克思把现代工业与农业看作一个相互连接的社会整体，他的环境分析不可能单指向农村或者城市一方。一方面，城市在向农村和边远地区寻求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把城市的废物排放、大量的物质产出带入农村，破坏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在阶级剥削和反生态的工厂式农场的技术条件下，农业生产也服从工业的定量指标，纳入城市工业体系之中。通过工业和农业相连接的整体化过程，资本在根基上腐蚀了人类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壤和劳动者。最后，柏克特还引用了罗莎·卢森堡在世界历史视角下对马克思环境危机的分析，说明马克思对城乡产业分离造成的环境危机走向全球化趋势的预见。温带国家从工业欠发达的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输入原料和劳动力的同时又反向输出工业制品等，实际是世界范围内的城乡对立，是工业生产国向原料生产国和地区投射的“生态阴影”。今天，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尤其是转移高污染产业，使得“从污染中受益的污染者以及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如今都成为了发达国家不可持续发展的牺牲品”这一现实，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环境危机的天才预见。

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两类环境危机的分析都没有否认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限制。不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供应失调的分析，还是对城乡对立造成的对自然条件的掠夺的分析，都表明：作为人类发展条件却被资本主义占用的自然条件的有限性，与资本积累对利润追求的无限性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正是当代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

综上所述，柏克特对“两类环境危机”思想的阐发表明，马克思的生态危机或环境危机理论已经有了完整的轮廓，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内在的生态逻辑。

（三）马克思的两类可持续发展观念

柏克特认为，生态批评家们的环境危机理论之所以普遍缺乏思想深度和实际的政治效应，是因为他们对环境危机的探讨实际上都停留于“资本积累危机”，未能深入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危机”的高度。而这一问题背后的深刻根源在于，生态批评家们没有领会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的生态逻辑，混淆了马克思提到的两种可持续发展观——“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柏克特提出。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应当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要素或维度：（1）作为人类现在和未来发展条件的自然资源的“公共”特征；（2）个人、社会和自然“共同进化”的视角；（3）在自然资源领域，需要发挥“公共财产”的作用。三者相互联系、共为一体，并且第一要素是后两者共同的根基。柏克特认为，生态批评家们虽然也声称秉持“共同进化论”，但实质上是“亲市场论”的余音。因为他们从未把上述三大要素看作一个整体，而是以“非整体论”和“非进化论”的方式对公共财产进行一般的分析，从而缺失了对人类发展中心地位的考虑，并且忽略了生产关系一特别是对公共财产的管理——在可持续发展中潜在的作用。因此，尽管生态批评家们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对于缓解当前的环境危机具有一定的效果，但从根本上讲，他们的“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不仅不能真正解决环境危机，最终反而会恶化全球环境危机。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一观念主要解决的是全球化资本主义何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对于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而言，这是一种“破坏性的理性”；真正的当代生态文化自觉应当是一种“支撑和培育人的内在生命力的可持续的理性”（维尔纳茨基语），即从马克思的全人类（而不是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生态危机和人类自身生存状况的自觉领会。

在深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之文本的基础上，柏克特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整体论”方法对待可持续发展三大基本要素的，并且他们对作为“物质一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的关注和剖析加强了这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现实性。正如柏克特所指出的，不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_共产主义的财产与规划，还是非市场化资源配置的设计，都是以人类发展为中心的；同时，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人类发展也具有明显的（个人、社会与自然）共同进化的特征。具体来说，共产主义“最基本的特征”是“反异化”，即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条件与生产者分离的异化状态。这一历史变革不仅会引发劳动力的“去商品化”，而且会带来生产条件领域一套新的财产权利体系，即“共产主义财产权”，主要指以对“公共财产”的“公共所有权”、“公共管理权”和“非市场化分配”的方式，把含自然条件在内的所有生产条件从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利润、统治工人及其共同体的力量，转化为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类发展的条件和（个人、社会与自然）共同进化的条件。一个突出的例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土地作为公共资源，但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们以“社会资本”的名义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而是在承诺保障子孙后代利益以及人类多样化的需要和能力的前提下对土地实行“绿色管理”。这一理念超越资产阶级生态批评的根本之处在于，人类对土地的关注不只是出于“物质一能量”的紧张，而是更多地从自然的、科学的和审美的视角领会土地的价值和管理方式。

柏克特的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超越资产阶级生态批评的原则高度在于，它不是源自对资本主义如何突破其生态限度的经济学关注，而是源自对生态经济学前提的追问，即对人与自然何以共同发展的终极关怀。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内在本质并预示了其前景，从而通达并引导着人类对当代生态危机与文明进程的自觉领会。

三、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涵与可能路径

中国首部环境绿皮书——《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已进入高危状态和事故高发期，未来15年将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最新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1）》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城市环境危机的凸显加剧了我国面临的环境挑战。各种迹象表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出现的污染公害已在我国普遍出现，我国已没有继续支持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容量。面对“环境陷阱”，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化自觉何以可能？这是当代中国人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又包括两个根本的方面：一是什么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二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可能路径何在？如前所述，马克思虽然没有关于“生态文化”的直接论述和现成结论，但他关于“环境危机”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隐喻了“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含义和可能性。

（一）“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基本内涵

“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第一，“中国当代”概念，这里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即1978年至目前这个阶段。第二，“生态文化”概念。这个概念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国内学者余谋昌从意大利《生态学》杂志同时代引进的。“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可以有几百种定义，但正如俞吾金先生所说，我们没必要纠缠于这些定义之中，在此不妨区分出两个不同的“生态文化”概念：一是“广义的生态文化”概念，凡是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存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一切都可以称为生态文化，主要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不同的层面；二是“狭义的生态文化”概念，主要指观念形态上的生态文化，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科技、生态教育、生态美学、生态宗教等多重维度的耦合。这里涉及的是“狭义的生态文化”概念，所以我们主要是在观念的层面上来讨论生态文化问题。第三，“文化自觉”概念。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文化自觉”的要求，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境界。其实，西方学者一直在不自觉地使用这个概念，比如博厄斯、哈贝马斯、罗蒂、亨廷顿等。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也都撰文论述过这个概念，比如许苏民、赞孝通、邴正等。目前被学界广泛认可的是费孝通的提法，即“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综上所述。学界对“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化自觉”的一般理解是中国人从观念层面对改革开放至目前这个阶段的生态环境的根本状况达到自觉领会。

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什么才是对当代生态根本状况的“自觉领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生态研究热潮是否引领了人类的生态文化自觉呢？面对“生态热”，柏克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冷思考”——如果人类对生态危机的关注依然只是出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那么生态观念和各种实证数据数量的增多并不意味着人类对生态危机的“自觉领会”。柏克特对马克思的“环境危机”思想的阐发隐喻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基本含义，即当代中国人能够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之生态批判的思想境域和基本方法，从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当代中国生态危机的真实状况、本质来历、解决出路及与之相关的人类文明进程与前景达到自觉领会。

（二）“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可能路径

柏克特所阐发的马克思的环境危机思想隐喻了当代中国生态文化自觉的可能路径。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这一路径主要包括如下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第一，重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基础，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根基。价值观是生态文化的基础和灵魂。从1978年环境立法到2003年“以人为本”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再到十七大明确把“生态文明”列入四位一体的社会发展目标，表明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在当前阶段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性制约因素。然而，政策和制度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一个民族文化价值观基础的真正确立。当前存在的多种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冲撞依然是当代中国生态文化之无根基性的内在渊源。

从观念层面考察，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在结构上由四种语境构成。一是西方现代性的语境。在西方的生态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原则下，生态和文化处于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二元对立结构之中，其逻辑后果是导向把生态和文化作为一对矛盾的普遍看法，这在实质上消解了生态文化的现实可能性。二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语境。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勾连生态与文化的关系，但由于其理论固有的机械决定论内核，结果往往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的泥沼。三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以“天人合一”为共同原则的儒、道、释思想的融合，在民间尤其是农村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为我国生态文化的自觉提供了资源和沃土，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适宜生态文化生长的因素。比如，中国人重伦理、讲面子的性格遭遇西方消费社会价值观所诞生的“炫富”的社会心理，引发铺张浪费等生态破坏行为。四是在改革开放以来被更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语境。在中西理论对话中，思想比较解放的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观作了不同解读，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内涵的彰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中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实际上主要是立足于西方生态主义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境域。上述复杂的生态文化价值观格局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基础，是导致中国生态文化之无根基性现状的深层思想根源。因此，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首要前提乃是完成对混乱的生态文化价值观的清算，重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价值观基础。

马克思虽未明确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但柏克特所阐发的马克思“两类可持续发展”观念提示了当代生态文化发展的性质和基本方向，这对于清理当下中国混乱的生态文化格局、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基础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首先，马克思对两类不同性质的可持续发展观——“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区分，揭示了中国当前环境危机的深层根源，即以“经济社会可持续性优先”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误解为“普罗米修斯主义”，并将其践行为单向线性的传统发展模式。正如潘岳所指出的，“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源是扭曲的发展观”，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以及由此带来的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民间经济行为主体（个人、企业和市场等）则更多地追随西方消费社会的生态文化价值观——把自然环境作为（可以用货币补偿的）获取经济利益的条件和筹码。实践证明，上述以“经济社会可持续性优先”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不仅对于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而言是一种“破坏性的理性”，而且仅就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而言，抽取其自然基础和物质条件的片面发展模式，最终也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马克思对两类不同性质的可持续发展观——“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区分，澄清了社会主义与上述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生态价值观基础的根本不同，表明了社会主义生态文化范式的可能性。与资本主义单纯追逐剩余价值增殖的核心价值不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具有生产力发展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维度，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历史发展，并且社会主义在不否认经济发展重要性的前提下，承认并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对经济发展的优先性和根本性。恰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文化本身是为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这意味着，当既有的工业文化范式使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过程陷入更深的生存困境时，必将有一种新的生态文化范式取而代之。然而，文化作为解释系统的实际指向功能并不是人的主观意向所决定的，而是由文化的核心价值所规定的。资本积累的核心价值决定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无法超越工业文化范式，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使代表人类文化发展新方向的生态文化范式成为可能。

最后，上述两个方面提示了重建中国生态文化价值观基础的基本方向，即中国要通达生态文化自觉，首要的任务不仅是官方政策层面的建构，更为根本的是中国人生态文化价值观基础的当代重建，即既不受旧思维模式的束缚，也不盲目追随西方发达国家消费社会的价值观；既不搞以牺牲生存家园为代价单向发展经济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也不陷入离开生产力发展谈论人的全面发展的“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挖掘传统文化中对于当代生态文明发展的有利资源，把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内涵的当代创新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以自然、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从而真正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自由关系。

第二，深层次、普遍化的公民生态意识的培育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载体。尽管近年来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目标的提出都为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化自觉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但官方指导思想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化结构体系的实际形成。中国公民生态意识或环境意识的普遍缺乏是导致三十多年来的政策导向和环境立法对于解决生态危机收效甚微的文化根源。深层次、普遍化的公民生态意识的培育才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真正载体。对此，马克思的环境危机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和谐的社会生态是公民生态意识滋生的根基和土壤。马克思提到的两类环境危机，无论是由农业短缺所引发的资本积累危机，还是城乡产业分离所造成的人类社会发展危机，都表明环境危机的根源不在于思想、文化或意识层面，而在于其背后深层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这意味着深层次、普遍化的公民生态意识的培育，要以和谐的社会生态为根基和土壤。现在的问题是，和谐的社会生态需要什么？这个问题的前提性问题是，中国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强权力弱市场、缺乏制衡的社会格局导致公民或企业主体的社会责任感极为缺乏，这是导致中国当前环境危机的直接原因。正如中国学者李檐所言：“我们从来不缺乏好的政策……有了好政策为什么不能做？我们改革面对机制性、体制，我们有着难以突破的深层次阻障。不管是我们旧有的思维模式，还是我们这30年形成的利益格局，都是阻碍，很难突破。”尽管从国家社会本位到以人为本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但如何真正在以人为本的高度上实现公民普遍的生态文化自觉，还需要在协调利益、化解冲突的深层社会机制和体制上下苦功夫，这是中国公民生态意识生成的社会性前提。

其次，环境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的基本支柱。大体来看，中国的环境教育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高校和中职院校开始设置环境专业和学位；90年代末，创办“绿色大学”；新世纪以来，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推动下转变绿色教育模式。尽管目前我国环境教育已经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但实质上仍然没有超越传统环境教育的灌输模式。中国人迫切需要一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文化启蒙。环境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这场生态文化启蒙的基本支柱。马克思对当代环境危机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表明，环境教育不只是环境保护思想的灌输，更是对当代环境危机的系统的、实践的批判。绿色大学作为环境教育的主阵地，应当率先实现环境教育模式的转变，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大环境教育”的系统理念和实践模式。这一理念和模式包含两个相互结合的要求。一是要求树立系统性和整体性原则，构建普遍认同的涵盖物质、精神、制度等层面的多层次的生态文化体系，引导人们洞察当代生态问题的社会结构性根源，从而能超越现代性语境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观，唤起人类心灵深处对人与自然之本原关系的领会，滋养人与自然共呼吸的情感，孕育深层次生态意识。二是要求在传统教育媒介的基础上，注重利用新传媒的绿色宣传渠道，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绿色教育的长效机制。

最后，90后的崛起即将带来的消费社会转型是中国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的重要契机。马克思所强调的农业滞后和城乡产业分离必将引发环境危机的论断，在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再次得到印证。近几年城市奢侈性消费导致的环境危机尤其凸显，已成为“十二五”期间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今，我国面临从第二次消费升级向第三次消费升级的转型，即从小康型向享受型消费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80后乃至90后的崛起带来新的消费观念与消费倾向，是公民生态意识培育的重要契机，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化的走向具有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分析环境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于我国当前消费社会转型的重要启示在于：绿色消费不只是环保观念的养成，更是从价值取向到生活习惯的重大变革。这不仅需要学校绿色教育的普及与创新，更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社会系统工程。并且，这个社会工程的根基与核心依然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看似与绿色消费无直接关联的三农问题和城乡统筹等社会结构性问题，实则都是推动绿色消费转型的重中之重。

第三，建立中国生态文明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权力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保障。近年来，西方国家利用生态话语霸权，不仅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强行推行严苛的生态标准，并且把环境问题作为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武器。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当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理性地审视这一问题。

一方面，马克思对生态危机之根源的揭示表明，当代环境危机的真正根源不是生态意识、环保制度和技术的缺失，更为根本的是资本逻辑或日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运动逻辑的必然结果。不可否认，西方学者列举的一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环境状况恶化的事实，但我们更应当清楚地看到，发展中国家只是资本全球扩张所引发的环境危机的牺牲品。据英国《卫报》2000年5月15日的报道，英国基督教援助组织公布的一份题为《非自然灾害》的报告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造成成千上万人丧生的与气候有关的灾害大多数是由于西方工业国污染环境造成的。西方国家不仅掩盖并扭曲环境危机的真正根源，转嫁环境危机责任，而且不顾东西方发展情况的差异，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同样的生态标准，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因此，我们要反对国际舞台上的生态话语霸权，争取我国正当的生态话语权力。

另一方面，我们也真的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在世界上生态话语权的缺失问题。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所指出的，我国在生态问题上长期“缺乏全球视野，参与国际计划能力不足”，由此引发的理论、政策漏洞和制度缺失是造成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生态话语权力缺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建立中国生态文明的话语体系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必要步骤和重要保障。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逻辑提示了中国生态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维度和实践方向。从理论维度上讲，中国生态话语体系倡导的环境正义原则作为对现代性的叫生态批判，不仅是一个生态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代际平等的伦理问题，更是一个从属于更广大的社会主义规划的政治问题。因此，应当贯通多学科，发扬中同智慧，创建兼具理论内涵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实践中，中国生态话语体系倡导的环境正义原则应当包括三个维度的统一：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统一，发展观与境界观的统一，人类利益与民族利益的统一。这要求我们以实际的物质基础、文化建构和制度支持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处理好人类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在全球环境保护中既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也要坚持“有差别责任”的原则，切实维护我国的发展权。

第四，在中国与西方的生态理论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化自觉的要求。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深厚的生态内涵，但从当代历史进程上看，中国的生态研究状况总体上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环保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中国的“国内舆论还未形成环境保护概念”；80年代西方掀起创办绿色大学的高潮，而中国在90年代末才出现第一个绿色大学；新世纪以来，西方生态运动的新浪潮和生态研究的热潮再次表明，西方依然站在生态理论探索的前沿。这是不是说，西方具有比中国更先进、更优越的生态文化呢？

第8篇：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范文

【关键词】危机　危机意识　危机应对素质　危机应对能力　自我培养　途径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1-0253-02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猛速发展、地区冲突的不断加剧、人类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和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新构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引发各种危机的因素也日趋复杂。高职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以及未来发展中面临比过去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将面临各种危机的严峻考验。他们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国家培养的高技能专门人才，是国家未来经济建设的生力军，因此，提高自身的危机应对素质与危机管理能力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一、危机应对素质与危机应对能力

危机是当人们面对重要生活目标的阻碍时产生的一种状态。危机应对素质是指应对危机应具备的意识、心理、知识和技能等方面的统称。他包括危机意识、危机知识、危机技能、危机行为、危机心理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危机意识是危机知识与技能、危机行为、危机心理的前提，危机知识是危机意识、危机行为的理论基础，危机行为是危机心理的外在表现，危机心理反过来影响危机行为、危机意识。危机应对能力是指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对不确定性事件或者突发事件的潜在应对和处理的综合能力。

二、危机应对素质和能力自我培养的重要性

高职大学生加强自身的危机应对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对于增强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提高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与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促进自身事业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危机意识，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当今社会充满了竞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学生将会面临更多的潜在风险和危机，如工作危机、人际关系危机、家庭危机和个人的成长危机等，学生在学校期间加强危机应对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将会大大提升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

（二）有助于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提升生活生命的质量。现实生活中，我们随时面临各种危及自身生活与生命的危机事件，如海啸、火灾、暴力伤害、诈骗、交通事故等等，加强自身对危机的应对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就会提高危机意识，增强应对危机的意志和技能力，面对突然的事件，就会做到胸有成竹，从容处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提升生活生命的质量。

（三）有利于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自身事业的发展。学生在学校期间加强危机应对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具备了相应的处理人际关系危机的意识、技巧和能力，有利于处理好同学之间、同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等关系，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和学校形象，减少工作中人际之间的内耗和家庭之间的矛盾，促进自身事业的发展。

三、高职大学生危机应对素质和能力的现状及成因

我国大学生危机应对素质和能力在不断地提高，但总体上讲现状很不乐观，还存在不少问题，造成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危机意识较薄弱。危机意识是指在危机没发生以前对环境和局势持有的忧患意识并做好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事件的心理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繁荣稳定，致使人们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日渐淡薄。主要表现为对危机的认识不足，对于危机征兆的反应不敏锐，感受力弱，重视不够，总是抱有侥幸心理，防范意识低。二是大学生自己对危机意识培养重视不够。在对大学生学习危机知识的主动性的调查中，“会”主动学习的仅占19.7%，而“不太会”主动学习的占20.7%，“偶尔会”学习的占了59.6%。充分说明大学生自己对危机意识培养重视不足。三是学校学校缺乏系统的“有意识”的危机意识教育。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地方，环境相对封闭，接触社会极少，也相对安全，就造成了学校忽视对学生进行危机意识的教育，即使有这样的教育，往往是发生某个事件后抓一下。同时，内容往往只涉及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上面，对于防范技巧和技能等方面的知识都比较少，甚至没有。

（二）危机知识较缺乏。目前，我国高等校的危机事件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火灾、交通事故等人为灾害事件；二是地震、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事件；三是传染病流行、食物中毒等卫生性灾害事件；四是集体骚乱等群体性聚集事件；五是校园暴力伤害事故、群体斗殴事故。六是损害学校声誉、形象的危机事故等。七是大学生个体危机，如自杀已经成为我国各高校频繁出现的事件。面对这些危机事件，学生有关这些方面的预防或应对知识很少。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学校重视不够，一是缺乏系统的危机知识教育，学科教学中涉及危机教育的内容不多，也未引起足够重视；二是缺乏危机知识教育的长效机制，没有把危机知识教育作为学校危机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使得危机知识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出了问题就抓一下，缺乏对危机处理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也缺乏危机知识教育的长效机制。

（三）危机应对能力低。高职大学生由于危机意识淡薄、自身的社会阅历不够，缺乏危机应对、处理的知识与经验。同时，他们也缺乏提升危机应对能力的意识和主动性。他们生活环境多数都是在校园里，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对危机的发生，自觉防范意识差；有的学生面对如同学之间的冲突或将来的择业和就业压力不是积极应对反而选择封闭自我，逃避现实，缺乏危机处理的主动性、积极性，也丧失了应对危机的实际体验和提升危机应对能力的机会。面对突发事件，他们往往惊慌失措，控制力普遍较差，以至于让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2012年7月陕西科技大学同学捅死班长事件，遇到地震时不知如何躲避或逃生就是明显的例证。究其原因就缺乏应对危机的实际操作能力。

（四）危机应对心态差。危机心态是指人们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不同的人对危机事件的反应和态度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差异，给人带来的影响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说明具备良好的应对危机的心态，对于危机处理极为重要。目前由于大学生学生危机意识淡薄，危机知识较缺乏，应对危机的技能较低，学校在心理健康方面的引导、教育还欠缺，当面临危机时心理比较脆弱，心理承受能力差。由于没有良好的心态面对危机，也就无法处理好危机。

四、高职大学生危机应对素质和能力自我培养的途径

（一）培养应对危机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面对困境或危机时，精神会高度紧张，他对危机的识别能力就会增强，对危机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就比较敏感；相反，当一个人在生活中有安全感时，精神就会处于一种松弛状态，他对危机的识别能力就会减弱，对危机所做出的反应就会比较缓慢。由此可见，危机意识对于预防危机、减少损失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高职大学生要“居安思危”，自觉树立忧患意识，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二是要在社会现实中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危机防范意识。如在家教、打工、求职和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中，训练自己对于潜在危险的预知和判断能力，自觉而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危机意识。

（二）加强危机知识学习。在大学生活中，不仅要学好专业课程知识，而且还要参加各种形式的应对危机的知识讲座。同时，在重要的活动中有意识地积累和学习危机防范与处理的经验。比如在世界禁毒日，参观“珍爱生命，远离”禁毒展览，了解危害，学习禁毒知识；参加心理问题专家的专业心理问题咨询活动，积累学习心理方面的知识，培养自身良好的应对危机的心态，也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自己的危机意识。

（三）训练应对危机心态。危机是一个普遍现象，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危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同时，有人认为危机是指事物在总体上既充满危险又孕育生机的状态。由此可见，我们要敢于正视危机、面对危机，培养自己应对危机的良好心态，要化“危”为“机”，看到新的希望和未来，正如总理在5.12汶川大地震时说“大难兴邦”。人的成长离不开挫折与危机，德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与教育学家鲍勒诺夫也认为：“危机是一种打断日常生活的因果链而直面人生的突发事件和精神状态……每当危机出现时，人将直面自己的处境，并深切地面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疑，这是教育应该抓紧时机的‘节点’”。这也是大学生在各种危机灾难案例中学会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己，形成良好应对危机心态的重要方法。

（四）增强应对危机技能。高职大学生在自觉培养自己危机意识、增强危机知识、训练良好危机心态的同时，要加强危机技能的训练。如自觉参加学校防洪、防火、防风暴的演练，还学习一些遇险求生急救技能以及自身防卫技能等等，从而增强自身应对危机的能力，也提升了自身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魏彤儒，齐秀强.危机教育研究述评[J].求实，2009（10）.

[2]魏林.对大学生进行危机意识教育刻不容缓[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0（1）.

第9篇：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范文

论文关键词 危险驾驶罪 犯罪构成 主观认定

一、危险驾驶罪概述

（一）危险驾驶罪的概念

《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可见，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对于本罪的概念，在修正案出台前后，学者的观点并不统一。有部分学者认为危险驾驶罪不应仅限于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行为，建议拓宽一些，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至少应将吸食毒品、吸食能够产生辨认控制能力减弱或者丧失的其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行为、明知自己无驾驶技能而故意驾驶机动车的行为纳入危险驾驶罪的调整范围。”笔者认为，从语言学角度看，危险驾驶行为的确包括吸食毒品后驾驶车辆、无证驾驶等行为，但从立法意图看，立法者主要是基于民意针对近年来发生频率较高，危险性较大的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行为进行考量，予以入罪，而其他危险驾驶行为发生率相对较低，且一旦发生多数情况下都会造成严重的实害结果，可以通过其他法律法规进行规制。所以在界定本罪的概念时，应该以修正案的规定为依据，不宜将其他行为纳入本罪的调整范围。

（二）危险驾驶罪的性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在享受科技革命带来的文明成果的同时，面临的各种危险源也日益增多，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面对各种危险，刑法有必要对那些使法律所保护的重要社会关系处于严重危险下的危险行为提前介入，予以刑罚处罚。对这些危险行为提前介入所规定的犯罪，理论上称为危险犯，即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了法定的危险状态，但实害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危险驾驶罪就是刑法面对危险驾驶这种高危行为予以提前介入而设置的，根据修正案的规定，本罪的成立也不要求实害结果发生即构成犯罪既遂，其为典型的危险犯。

危险犯，根据危险状态之引起的程度，又把危险犯划分为抽象的危险犯与具体的危险犯。行为自身没有发生现实性危险结果的必要，只要显露出一定的危险性就可认定可罚性的犯罪就叫做抽象的危险犯；具体的危险作为行为结果被包含在构成要件中，而且在构成要件上明示在具体情况下需要引起其危险的犯罪就叫做具体的危险犯。对于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判定：一是两者对法益侵害的可能性程度不同。具体危险犯对法益的侵害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而抽象危险犯对法益只是具有接近侵害的可能。它们对法益的侵害不是质的差异，而是量的差异；二是两者危险判断的根据不同。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而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认定行为具有发生侵害结果的危险；三是两者危险判断的起点不同。具体危险犯以发生危险时的时间为起点，属于事后判断，而抽象危险犯以实施实行行为的当时为起点，属于事前判断。显然，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

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构成

（一）客体

修正案将危险驾驶罪置于《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之后，也即设置于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下，其同类客体为公共安全。所谓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具体而言，从修正案对行为具体表现形式的描述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的直接客体为公路交通运输安全及行人人身、财产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安全。司法实践中，在认定危险驾驶罪时，应注意把握其同类客体和直接客体的内涵。

（二）客观方面

危险驾驶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或者是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首先，追逐竞驶，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以同行的其他车辆为目标，高速、超速行驶，随意追逐、超越其他车辆，近距离驶入其他车辆之前等严重扰乱或危及正常交通秩序、交通安全或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在认定追逐竞驶是否构成本罪时，应注意一下几点：第一，追逐竞驶包括超过限定时速的追逐竞驶，也包括未超过限定时速的追逐竞驶。第二，追逐竞驶既可能是二人以上基于意思联络而实施，也可能是单个人以不知者为其追逐竞驶的目标而实施，所以单车也可以构成本罪。第三，根据修正案的规定，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才构成本罪。情节恶劣的基本判断标准，是追逐竞驶行为的公共危险性，即应从追逐竞驶造成的危害程度以及危害后果等方面进行认定。

其次，醉酒驾驶，俗称“醉驾”，是指行为人在醉酒状态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吸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属于醉酒驾驶。可见，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醉酒驾驶，其标准是客观的，即使实务中不同的人因饮酒达到醉酒程度，完全丧失驾驶能力有不同的表现，也只能以上述规定为标准。此外，本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不需要司法人员具体判断醉酒行为是否具有公共危险，只要行为实施了醉酒驾驶的行为，无论是否发生严重结果即构成犯罪。当然，如果因此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则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或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主体

从修正案的规定来看，危险驾驶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对此，在司法实务中，法官在对具体的案件量刑时，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由于驾驶机动车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那么对无驾照者的危险驾驶行是否需要苛以较有驾照者更重的刑罚？笔者认为，无驾照驾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无驾照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或酒后驾驶机动车，其主观恶性更重，对公共安全威胁更大，为了预防犯罪，有必要予以严惩，相同情况下，可以比有驾照者处以更重的刑罚。

（四）主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包括犯罪故意、犯罪过失（这两种形式合称罪过）以及犯罪目的和动机几种因素。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的心理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其中犯罪故意或过失是一切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犯罪目的只是某些犯罪构成所需的要件，而犯罪动机一般不影响定罪，只影响量刑。本文主要探讨危险驾驶罪的罪过，即危险驾驶罪的主观心理是故意还是过失。这也是目前学界和实务界针对危险驾驶罪讨论的热点之一。对此，笔者将在下一部分予以专项探讨。

三、危险驾驶罪的主观认定

（一）观点争鸣

在修正案出台前后，关于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各种观点、见解可谓纷繁林立。纵观这些观点，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1.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表现为故意。如有观点认为：“作为一个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若行为人打算实施危险驾驶行为，即对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有了预见，而有了这种预见之后仍然实施这种危害行为，就是一种放任。当然应该承认行为人在实施危险驾驶的行为时，存在轻信自己不会造成危害结果的心态这种情况，但因为危险驾驶行为本身具有高度的危险性，不能轻易认为可以避免，而且这种行为是一种对公共道路安全和不特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均构成严重威胁的行为，是应该以刑法严厉的规定来规范公民不可实施的一种行为，因此严格限制行为人以过失为借口逃避刑事责任，必须将过失的心态排除在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其主观方面应为故意”。

2.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表现为过失。如有观点认为：“可以分析出，如果行为人具有不希望结果发生的意志，那么发生危害结果并不违背行为人的意愿；而行为人具有希望结果不要发生的意志时，危害结果的发生则违背了行为人的意愿。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绝大多数高危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对实际危害结果的发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而危险驾驶罪在主观上应该是过失。”

3.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形式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如有观点认为：“危险驾驶行为很难全部认定为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结果犯的故意的成立，要求行为人对行为引起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持希望或放任态度，即对结果有故意。其中，间接故意是以行为人放任撞死撞伤人的事故后果发生为成立条件的，仅仅只是对行为的危险性有认识而又故意实施的明显不够，如果没有放任危害结果发生，而只是轻信不会发生，无疑不能认定为有间接故意。以飙车行为为例，行为人认识到在车辆众多的公共交通区域飙车有可能撞死撞伤人的后果，但认为自己车技好、反应快、车辆性能好，不容易出问题，结果由于控制不住而使他人重伤或死亡，应认定为行为人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

（二）笔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形式表现为过失，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应明确故意与过失的区别。犯罪故意对行为致危害社会的结果是明知故犯的心理态度，而犯罪过失则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谨慎导致危害社会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故意所表明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明显大于犯罪过失。两者实质上的区别在于故意是计划的实现，而有意识过失仅仅是轻率。对于危险驾驶罪而言，行为人追逐竞驶或醉酒后驾驶，在通常情况下都不会是故意的，而仅仅是有意识的过失。毕竟，如果出现危险状态乃至实害结果，行为人自己也是受害者，而且可能是受伤害最严重的，在人类趋利避害的心理状态下，其通常不会“希望或放任”自己也处于危险状态之中。虽然行为人有一定的风险意识，或者说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谨慎或轻率而导致了危险状态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