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比较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3-0037-02

市场社会主义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兰格模式的形成为标志。它自诞生以来，在两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压制下，一直在夹缝中生存。一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市场经济才能有效运行；二是，经典作家所预测的未来社会也是没有市场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左翼学者积极站出来为社会主义辩护，他们相继提出一些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来论证社会主义与市场二者之间能够“联姻”，由此再次掀起重建社会主义的浪潮。由于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的名称相近，也有某些相通的地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常被一些西方学者误以为是“西为中用”，所以对这两个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弄清楚二者的本质区别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不唯一，模式也都多种，总结其理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资源配置方式同社会制度相分离

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戈里等人提出的“中性机制”（neutral mechanism）指出：“经济体制机制可以从某一经济环境转移到另一环境中去的。” [1]英国理论家在“中性机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联姻论”即市场并不是非资本主义不可，市场可以和社会主义相结合。英国的学者埃斯特林也指出：“资本主义是绝不会完全没有市场因素的，但市场却可能彻底离开资本主x。”[2]从这几位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论述中可见，他们是反对将计划和市场与社会制度相关联的。

（二）强调市场对经济运行的主导作用

倡导“主导机制论”。这是在前一项内容基础上的进一步突破。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指出，市场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有效路径，市场机制不但要运用好，还要把它当作是资源配置的主导。[3]正如埃斯特林所说的，“应把市场当成主要的交易机制来对待，只有在必要之时才引入非市场机制作为补充。”[4][5][2]也就是说，要坚持市场主导，只有当市场机制失灵时才需由政府来补救。

（三）主张资本社会化，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

市场社会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均衡是财产占有的不平等造成的。例如英国学者皮尔森则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主张是消灭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制，代之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4]

（四）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取向

市场社会主义者呼唤平等、民主、自由。当然这里所谓的民主，不单单是经济意义上的，更重要的体现在政治上。美国经济学家施威卡特称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他在论述中假设存在一个维护公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然后通过层层的选举方式选出民主机构，以此来确保公民的自由、平等和民主。在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被看作是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代替。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

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共同成果，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它不具备制度属性，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或手段，而采取哪种经济手段，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来选择，不应以经济手段来区分一个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资源配置方式，它拥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经济基础，还存在着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政府调节领域和方式，因此它在彰显价值规律的引导作用的同时，还可以防止价值规律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

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十七大报告将“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宝贵经验。在中国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要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工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弥补了市场经济自利性和牟利性弱点，是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结合。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共同富裕目标相统一的市场经济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力图纠正市场机制造成的收入悬殊以及贫富的两极分化问题。其次，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促进和维护公平竞争。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相通之处

（一）打破传统，赞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可以有效结合

从兰格模式开始，市场社会主义就倡导将市场机制引进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来，积极寻求一条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有效的路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较之而言虽晚一些，但也是立足国情，打破了教条的计划经济藩篱，从市场经济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二）重视市场，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有共识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即是对市场地位不断突出的一个过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市场因素也是从无至有，将市场的地位逐渐科学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强调市场作用的同时也都注意到了市场自身的盲目、自发与滞后，因而，他们否认市场是万能的，指出在重视市场的同时要辅以国家的宏观调控。

（三）追求公平，在价值取向上二者相通

市场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证公平与正义。即便是到了后来出现了不同的模式，但它们仍然以公正、平等为目标，且这种追求的经济前提依然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这就为达到共同富裕建立起了制度保障。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与平等、公正的价值追求是异曲同工的。

四、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本质差异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有各自理论的侧重点的。只有弄清楚二者的区别才能更好地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一）理论来源及现实条件存在差异

首先，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它立足资本主义现实，虽倡导公有制，但自始至终未能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思想来源可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商品经济思想。其次，市场社会主义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多党制、代议制民主制度基础上想要采取改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因素，企图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彻底社会主义”。因此，这种理论仅仅是一张蓝图，并不具备现实的实践主体。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上和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保o中，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来解放发展生产力，丰富物质基础。

（二）制度主张存在不同

首先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者仅仅将公有制认为是实现公平与公正的手段，而非制度。他们甚至把公有制分解为集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全民股份制等。其次是在宏观调控上，两种理论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上有异见。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从补充“市场失灵”角度入手来看待政府宏观调控的，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挽救市场造成的不良后果，这种宏观调控主要集中在社会投资、利润分配等方面。再次是在收入分配上，市场社会主义不是从制度方面去保障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而是代之以具体的策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上述三个方面都已经上升到了制度层面，并且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相对应。

（三）发展目标存在差别

市场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平等与公正，主要体现在公共利益以及社会福利层面。他们想通过社会主义的平等特性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以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他们只是想以此为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问题，将重点和落脚点放在结果上，谋求的是公共利益方面及社会福利上公正与平等。而我国并不是仅仅注重发展结果，在建设发展的进程中就体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不单注重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更注重过程，强调共享发展。

参考文献：

[1]余文烈，刘向阳.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六大特征[J].国外社会科学，2000（5）.

[2]索尔・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第2篇：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

尽管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实行市场经济，但实行的方式却不尽一致。从亚当·斯密开始，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自由经济思潮一直占统治地位。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经济放任，由市场的力量来组织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而国家只能为此提供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条件，承担某些不适合由市场来组织的经济活动，市场应该由“看不见的手”——价值规律自发调节。大危机之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凯恩斯革命”，提出了必须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上加上一只“看得见的手”，即实行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控，并限制私人经济活动，由政府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的本质特征。即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其他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方面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宏观调控方面把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在政治制度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因此，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体制既要吸收西方资本主义运行体制中成功的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又不能照抄照搬，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建立适合本国特点的市场经济运行体系。

一、现代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心脏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因原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外部原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经济的发展同样如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作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创新与产出能力与水平，这是内因，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卡尔文·柯立芝曾经说过：美国人的事就是搞企业。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心脏，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力。企业的活力对国民经济运行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企业既是供给的创造者，也是需求的产生者。从国际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我国加入WTO之后，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外国的商品价格低廉以及某些商品质量较好，我们如何同他们竞争？外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较好，服务项目较多，我们如何同他们争夺客户？外国企业以高工资吸引人才，我们如何把人才留住？在外国商品涌入后，国内的就业压力在一段时间内会加剧，我们如何应对？从国内看，目前我们存在的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等一些列问题，使经济快速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惟有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经营管理改善了，成本降低了，技术创新了，生产出价廉物美、适销对路的商品到国内外市场中去竞争，才能解决目前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那么企业的活力的源泉是什么？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没有现代企业，没有现代企业制度，市场经济就无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是政企分开、产权明晰、管理科学、权责明确。客观地说我国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具体表现是产权不清晰，投资主体不明确，企业盈亏责任无人承担，部分行业和企业垄断地位没有打破。虽然某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改制成为上市公司，但没有形成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董事会是清一色的，都是由政府派出，监事会同样是政府部门派出的，基本上是一种摆设，连公司的经理都由政府提名任命。使企业无法真正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形象地将这比成“带着枷的林冲”。国有垄断企业的存在，严重地损害市场经济的环境，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在同一条件下竞争，别的企业的成本远远大于垄断企业，有的连这一领域都不让进入，因而无法与其竞争，挫伤这些企业的积极性。垄断企业因为处于垄断地位，其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也越来越差，广大消费者不满的程度越来越强烈。其他所有制的企业也因起步晚，大部分还尚未完成或刚刚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再加上思想认识和环境的原因，离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很大差距。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我们要从明晰投资主体入手，探索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具体途径和形式，实行政府社会职能与管理国有资产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与运营职能的分开，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要进行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战略调整，特别是要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加快实施破产、兼并、重组的步伐，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要大力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解脱企业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债务负担，增加企业资本金；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妥善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在未来的几年内，要加速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赢利性领域中退出，还企业自由人的地位，还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为此，必须突破几个观念：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见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小平同志要我们不要在姓“社”还是姓“资”上争论，我们也不要在姓“公”姓“私”上去争论，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就大胆去做。二是掌握“控制力”。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绝不是对行业与企业的直接控制，绝不是直接对某些行业和产业进行直接投资，而是应通过市场，即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调节市场来调控企业、调控经济。特别是要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如财政手段、货币手段等。三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以前讲国有就是全民所有，而事实是人人所有，人人没有，全民负责，没人负责。从国有资产的形成过程看，大部分是广大职工自己创造出来的，应该让企业的职工拥有产权，可以用低价售卖的方式，也可以用赠予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比放在那里烂掉好。

二、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脑。

政府究竟应该做什么？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写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他在阐述这四项职能时，特别提醒人们，要警惕政府权力的滥用，他说：“要把政府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让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他变成我们的主人。”显然他是继承了亚当·斯密和萨伊的衣钵，主张削减政府权力。自凯恩斯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一直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比着“看得见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并列，且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增强。近年来，随着自由经济学派的再度兴起，对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颇多微词，建立无为政府的呼声渐起。我们既不应该忘记自由经济学思想统治时期，资本主义出现的周期性萧条，也不应该忘记过分的国家干预所带来的“滞胀”局面。在处理有为与无为的问题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度干预的原则。

政府对经济运行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障作用，指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二是参与调节作用，指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对经济运行进行间接的调节和干预；三是间接的资源配置作用，指通过规划、政策、总量调控以及适度的直接参与，来对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但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对市场引导来实施的。因此政府高于市场，政府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调节经济。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大脑，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体系实施监督和调控。但这种监督与调控必须是间接的，即只有在下列情况出现时政府才能发出调节指令：（1）市场调节、社会调节失灵；（2）经济总量严重失衡；（3）市场主体显失平等；（4）市场竞争显失公平；（5）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外部性为负。从这一意义上说，政府是消极的大脑，而不是积极的大脑。就连一直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也说：“政府的当务之急，不是去做那些人们已经在做的事，无论结果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而是要去做那些迄今为止还根本不曾为人们付诸行动的事情”。政府要在市场经济大海中畅游，更要跳出大海看大海。有人曾形象地将市场经济比着搅拌机，政府就是搅拌机的管理者。搅拌机的操作规则是由管理者制定的；发生故障时，管理者要排除故障保证其正常运转；管理者还根据需要对搅拌机的运作进行微调。

因此，加快职能转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政府的主要精力与工作放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要在强化、弱化、转化上做文章。所谓“强化”，就是要强化政府对市场机制失灵的调控作用。市场机制存在着自发性、滞后性、分化性和盲目性，会导致如经济外部性、垄断等负面效应。政府的职能就是要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强化服务、监管，突出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为企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优质的服务。特别是对当前市场上出现的不讲信用、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直接危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市场机制的行为，政府绝对不能坐视不管；所谓“弱化”，就是凡是市场能发挥积极作用的地方，政府的影响越小越好。政府要实现两个“远离”，即远离直接配置资源，远离企业的微观运行，要从社会资源的分配者变为监管者；所谓“转化”，就是变政府管理部门为社会服务部门，还要加速向社会组织转化政府的社会职能，将目前政府所承担的技术性、服务性、协调性工作，交给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

三、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手

当我们走进商场或市场时，会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于内，人们选择自己需要的商品并付款后，就可以带回去美美地享用。世上还有什么事比这更简单的呢？然而稍想一想并仔细观察一下就不是这么简单。这些商品在提供给市场之前，可能已经经历过好多人手，很多生产、流通环节，穿越过不同的地区，甚至经过几个国家。但真正的魅力在于：整个体系运行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进行统一指导或强制运作，没有任何人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些商品运向哪里、卖给谁，而成千上万个企业和消费者却自发而有序地进行交易。

市场经济是一部精良而复杂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成千上万的各种不相同的个人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一个连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并没有人去刻意地加以管理，但市场却相当成功地运行着。这就是市场的神奇之处，市场将买者和卖者汇集在一起，共同决定商品的价格和成交的数量。

人们经常认为，没有人为干预的经济其秩序必然是混乱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大部分情况下没有干预的经济照样有序进行。市场经济的有序性最早为亚当·斯密所揭示。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该原理表明：当个体自私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或她好象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而去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斯密认为所以可能出现的结果中，这是最好的；政府对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理论和实践都进一步表明，这只看不见的手确实有神奇的作用，它能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自动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客观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强制实行优胜劣汰。因此，市场机制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是调节的第一手段，是调节的基础手段，是调节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如果说把它比喻成人的一只手的话，那它也是右手（左撇子除外）。

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迄今人类发现和运用的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但另一方面，市场又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也有失灵的地方。市场必然导致经济上的垄断，不能消除有害的外部性，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要，不能保证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自动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这些统称为“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对此，西方经济学界一些流派主张用政府的干预作为“看得见的手”进行调节，笔者在上面已经论述了政府高于市场，它不能也不应该与市场平行。政府要做的事是通过采取一些列措施，对市场体系进行医治和修补，使之重新恢复生机与活力。但是当市场体系中的一些问题非政府能予医治与修补时怎么办？这就要求市场体系中另一只手左手——社会机制予以辅助。社会机制就是社会组织通过一定的行为，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以此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机制的主体包括社会经济组织、社会政治组织、社会法律组织、社会文化组织等等，这些组织通过制定一些行业规范与标准，通过对企业之间经济摩擦、纠纷的调解与处理，通过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来实施自己的影响。社会道德协调则通过爱国导向、守法导向、诚信导向、公正导向、敬业导向、互利互惠导向等对经济主体进行影响。社会协调机制的基础是企业与民众的公认。这一机制有利于消除“市场偶像化”，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打破“政府全能化”，约束政府行为，减轻政府压力；沟通和协调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沟通、协调市场、政府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四、供给与需求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双足

商品经济是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体，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说：神为了让人看见需求与供给，给了两只眼睛。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供给与需求就象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在货币诞生之后，供给与需求相对分离，因而产生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但供给与需求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始终存在并贯穿于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之中，两者既相互排斥、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相互转化。一段时期，供给处于支配地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一段时期，需求处于支配地位，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就好象人的左右脚一样，时而左脚迈在前面，时而右脚迈在前面。当一只脚迈在前面时，另一只脚就应该主动跟上，并跨到另一只脚的前面，否则就无法前进。但这只是前和后的关系，不是长与短的关系，一长一短，便成为跛足。因此，供给与需求的暂时不平衡并不可怕，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表现。但作为大脑的政府，要善于发现问题，当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时，也就是经济出现跛足现象时，要及时采取方法，予以医治，使经济健康运行。

判断经济生活中的供给与需求状况，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宏观经济的核心变量，是宏观经济活动的轴心。在宏观经济的现实运行过程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变化状态及趋势，以及国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容及走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为中心的，并且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互关系的协调为目的。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当需求明显大于供给时，就叫短缺经济，当供给明显大于需求时，就叫过剩经济。由于我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才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1997年之前，我国始终受到短缺经济的困扰，在解决供需矛盾的过程中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生产，增加供给上，这时的经济就是短缺经济，这一判断无论在理论界，还是政府都没有异议。1997年之后，供求关系的变化使我们始料不及，商品零售价格持续走低，需求不足，供给相对过剩。中央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每年发行1500亿左右的国债，刺激经济，拉动需求。但结果并不理想，相反还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对民间资本的挤压。中央采取的政策显然是基于过剩经济这一判断作出的。我认为，从总体水平来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供给与需求还是平衡的，如果说需求相对不足，那只是供给这只脚暂时迈在前面。在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0美元的国家里，出现过剩经济从理论到实践都无法解释，如果有所谓的过剩，那也是暂时过剩，或者是劣质过剩。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经济的体系建设还面临着巨大任务，多年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仍然到处可见。政府始终无法从调节经济的微观运行中解放出来，对微观经济主体束缚太多、干预太多，加上多年积累的债务、社会保障欠帐等问题，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成为“自由人”，活力得不到发挥，私营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市场微观主体的不平等，公平的市场环境、秩序没有完全建立，市场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历史上政府的包办，社会中介组织不健全，行为不够规范，社会协调机制基本没有发挥效能。长期致力于解决“短缺经济”，使我们的供给结构得不到优化，由此造成供给的相对过剩。这些都是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不利因素，必须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出版社1997年版。

[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改革出版社2000年版。

[3]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4] 斯蒂格里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6] 罗伊·哈罗德，《动态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 罗伯特·M·索洛，《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 刘厚俊，《现代西方经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3篇：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信用；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经济制度

诚实守信是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同时，也是一个人的最基本的道德体现，是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之一。同理，一个信用缺失、道德沦丧的社会或者国家，也必然影响其文明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因此，公民的诚信守信是关乎社会主义市场能否快速发展的关键问题。“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在200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同志特别强调。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问题的重要是因为它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可以通过经济活动产生生产力，转为为可看可量的现实财富。所以，诚实守信作为现代文明的基石，是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也关系着个人的现实生活和国家的发展前景，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1.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就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信用经济又是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那么市场经济和信用经济有何区别于联系呢？为什么说信用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呢？

1.1 什么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也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众多经济体系中的一种。这种经济体系的最大特点就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进行，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的调节着市场整体的经济结构，从而达到资源最优化和目标利益最大化。

1.2 什么是信用经济

信用经济是以信用为核心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一种经济活动，主要的经济交易方式是建立在诚信的原则基础上的信用交易。人类社会的交易方式经过了漫长的变化：由社会交易最初的物物交换的自然经济时代，到后来的以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钱货交易的货币经济时代，到了今天，大量的货币交易已为信用交易所取代，也就是信用经济时代。

1.3 市场经济与信用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和信用经济是紧密相联，缺一不可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最开始的商品交换，还是后来演变到市场交易，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以信用为基本原则。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信用交易范围扩大的过程，如果说在同一个小区范围内的信用交易，要顾虑到时常见面，脸面重要的问题，那么发生在国家范围内或是全球范围内的现代信用交易就必须有良好的信用作为沟通的桥梁。一旦失去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交易就无法运行。因此，诚实守信这一行为是交易顺利进行，经济正常运转的根本保证。可以这样说，在一个经济体中，信用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水平和前景。

没有良好的信用，就没有交易秩序，就没有交易市场，经济活动就无法正常的开展和进行。这是因为，现代的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两者不可分开来进行，信用经济的积极作用极大的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化的程度越高，信用经济发展也就越快，反过来，信用经济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要。

同时，信用经济也存在这风险：如果授信人即债权人授信不当，或者是守信人即债务人逃避自己的偿付责任时，信用风险就出现了。要想控制风险出现的概率，就需要有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来进行规范和约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用关系才是可靠的，市场经济才能正常发展。纵观中国社会的信用风险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企业可承受的信用经营风险，另一类是承受不了的道德风险。

2.中国信用经济现状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体系日趋完善。但是经济活动中信用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社会信用体系受到严重冲击，极大的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在现实社会中，信用缺失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有毒有害的药品和食品频频挑战着人们的心理防线，假冒伪劣产品更是充斥着市场的角角落落，造价文凭，考试舞弊，盗窃抄袭，山寨侵权和法律白条等情况层出不穷，失信如瘟疫一般蔓延到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西方市场经济起步比较早，管理体系也较为成熟完善，与之相比，我国商业信用的发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具体体现在：信用环境较差，货款拖欠情况时有发生；数以亿计的不良贷款现状；信用销售风险和防范机制相当缺乏；传统文化导致居民消费的支付形式仍然是现金交易。在美国的信用销售消费占总消费额的90%以上，反观我国的信用销售比例还不到20%。巨大的差距揭示了一个问题：我国信用经济现状不容乐观，信用经济管理体系有待尽快完善和规范。

3.我国信用经济现状成因分析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信”曾经是中华名族的第一要义，直至现在，在人们心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所以经济领域频频发生的失信事件也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重塑信用已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话题。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信用缺失的原因，为重建信用体系出谋划策。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其中信用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信用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谓不大，但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显现出的信用缺失现象十分严重，具体表现出的问题多为政府干预、司法制度、社会心态和信用服务等多种因素。

3.1 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

传统信用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冲突是信用秩序混乱的思想根源。作为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的名族，我国从不缺少信用文化资源和信用历史的底蕴。在我国的历史上也曾有无数的仁人志士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着“信义”，“人无信不立”、“言必行，行必果”的古训依然被今天的人们所推崇。但是传统的“信”和“义”是捆绑在一起的，“义”指向哪里，“信”就实践到哪里。当今中国人“信”的缺失，就要从“义”字这一根源来开始探求，所谓追本溯源，这是一个逆推的过程。由于我国历代都是重农轻商，导致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是实行计划经济，调节和控制人们生活的不是现在的商品流通和和商品交换，而是政府的计划调拨和统购统销。

因此，以往的“轻商”的经济体系导致了“重义轻利”，并且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义利观的理解和界定。中国传统的信用观中，“信”随“义”走，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利”字当头的时代，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的发展，导致文化观念也随之改变，“利”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之后，传统和现实中对于“义”的观念也随之变化，当人们的心中缺少了“义”的有力支撑，信也就更加苍白无力，这就引发了信用文化和信用秩序的混乱。曾有人用传统的义利观来定义经济市场中的利义关系，不可否认作为微观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和人们开展商业活动的出发点，这是利己利人的行为，但是在某些人眼中，利益成为指导行为的准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进行损人利己的卑鄙行径，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也使得某些践踏信义观念，钻法律空子，进行假冒伪劣行为的人有恃无恐，以“发展市场经济”的名义大张旗鼓的开展其所谓的交易。

3.2 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

市场机制的引入，激发了许多人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是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存在许多法律空白和规范盲区的现象，导致了体制的不统一和机会资源的不均等，一些企业和个人看到了这一盈利暴富的“商机”。如此看来，信用危机的出现，是由于信用文化的扭曲、非信用文化的利用空间以及不规则的利益导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规范制度来加以解决。计划经济是当前市场经济的前身，信用基础远不如西方国家稳固。在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宏观调控，市场体制、经济目标和金融制度都在国家的监管之下进行。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但是因为传统体制和信用观念的惯性作用，仍有不少人和企业把从发行债券和从银行借款当做筹集资金的主要方法，其本质依然是国家资金，而政府部门对干预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行为乐此不疲，对资金偿还却不积极，从现实经验来看，这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许多企业都把从银行贷款当作生财的门路。随着市场经济规范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发展对信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的建设却拖了市场经济的后退。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制度的建设着手，只有统一了经济制度，才能政令统一，把信用经济的发展规划落实到实处。

4.重建中国信用经济的对策建议

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经济的支撑，经济建设的发展要从现代文明的建设开始，重建信义这一理论规范，构造与世贸组织规则相适应的符合我国自身利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是我国经济长久发展的前提保证。所以说信用问题也是法治问题，是道德问题，只有综合运用学校教育、道德监督、法律约束等方法进行全面的规范和治理，才能使信用经济的现状有所改变。

4.1 普及发展信用文化

信用文化源自于信用观念。塑造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对于信用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不论采取什么手段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还是满足个人私欲，如果漠视人的道德诉求，忽略信用对于开展合作关系的必要性，都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人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利益相通的，对于面对个人利益和个人信用时，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规范。从本质方面来说，信用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意识观念，要让信用意识深入人心，就要加强信用教育，把信用至上的观念普及到人心深处；此外，还要运用舆论的导向作用，形成信用光荣的道德认知。在这一环节，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加强全面的信用观念的教育。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传媒网络、广播电视等途径进行宣传和教育。在教育的同时也要严打那些顶风作案的失信、盗窃事件。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警戒作用，信用文化的普及才能收到成效。

4.2 加强制度建设，实行信用监督

制度是引导人们行为方向的规则，建设完整的制度，是重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所在。利用制度的完善性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把法律制度的严格性作为威慑失信人的依据，并广泛宣传法律对于失信类的违法犯罪的严打性质，以求彻底铲除非信用、反信用方式获利的经济现象滋生的社会土壤。同时，要以入世为契机，使不同行业和部门之间机制统一、机会均等，使政府的管理对于各行各业都规范透明，为信用经济的发展打基础。

信用建设除了制定法律还仅仅不够，要想收到实效，让法律深入人心，就要建立健全社会的信用机制，让具有良好信誉历史的企业个人享有相应的方便和优惠，使不守信用，违背法律的人收到严格的惩处。所以，法律是规范信用建设的武器，但执行是整个过程的关键，只有有法必依才能保护守信者的利益。

4.3 建立健全全国信用体系

在信用体系建设较为完善的西方国家，社会信用制度都十分健全，对于企业有信用评级体系，对于社会公民也都有社会安全号与之一一对应，社会安全号存有公民的学历、就业、信用记录等诸多信息。当与企业或个人发生业务联系时，可以对社会安全号进行调用查看。一旦记录有不良信用，不仅银行在进行金融业务的时候进行限制，在与其生活方方面面相关的机构组织都会对其“另眼相看”，阻力将无处不在，在这样的国家，信用甚至可以说是一张“通行证”。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这样的信用体系，主要是以行政查办和政治教育为主来规范市场秩序，提升商业信用，但是这种“强迫式”的做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建成类似西方国家那种由个人、企业和政府有机组成的国民信用体系是当务之急。

建立这样庞大的体系，政府的主导作用不可忽视，政府要在这个过程中承担巨大的责任，也事关体系建设的成败，政府首先要起到榜样的作用，树立信用的旗帜，调动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相互配合，建成统一的，唯一的个人或企业信息记录，促成建立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除了政府的领头羊作用之外，民间信用评价机构也要起到辅助的作用，这样才能建成信息完整，全面覆盖的信用体系。

4.4 完善信用担保机制

中国的法制建设尚不完善，许多法律、法令尚处于空白状态，而健全的信用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探索、完善和不断修改的过程，甚至需要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因此，信用担保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国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用担保最初发生在银行信贷业务中，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信用担保也逐渐向其他领域过度，例如工程担保、履约担保、住房置业担保和保险担保等等。信用担保体系从中小企业中产生，现在有些担保机构已近发展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信用评级机构，对我国的业务开展和经济发展都有巨大的意义，在我国信用体系尚未建成之前，信用担保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履行信用体系的职能。

5.结束语

总之，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信用经济的薄弱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之一。要想发展信用经济，就要建立起有道德作为支撑，有法律作为约束，有信用体系全面服务信用经济的信用经济管理制度。同时，我国相关部门应从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战略高度出发，借鉴信用体系成熟的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备完善，促使信用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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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新庚.信用机制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意义[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63-65.

第4篇：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

论文摘要:阐述了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探索和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新规律和新方法，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

如何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由经济市场化走向经济现代化的步伐，是当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探索和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新规律和新办法，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在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方面，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论断，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的思想进一步具体化和理念化了，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更加科学、完备的理论依据。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定位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明确强调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指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关键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十五大报告科学总结了实践经验，从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这一新的理论概括，既坚持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地位，又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坚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分析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光辉典范。十五大报告还提出了“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努力寻找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一系列崭新的观点，从根本上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教条式理解.突破了传统所有制模式的束缚，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为在制度创新的层面上推进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方面，确立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主攻方向。以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阶段。党的十四大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玫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创造性地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十五大重申了上述观点，强调“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是这些年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取得的新认识，是完善国有企业的一条重要途径。《公司法》又把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法律化、制度化。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又积极进行了财政、税收、金融、外汇、外贸、价格、投资等体制改革，推进了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机构改革，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外部配套条件。党的十五大郑重要求全党:要坚定信心丁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

在经济改革的依靠力量方面，江泽民同志多次明确指出。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改革和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改革和建设的最基本受益者。他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时，再次要求全党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为改革和建设增强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这是我们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最终成功的根本保证。

在经济改革的宏观环境方面，党的十四大以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宏观经济环境的创造，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作为宏观调控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前已初步形成，可供选择的调控手段逐渐齐备，货币、财政政策传递机制日臻完善，宏观管理体制和政策日趋成熟，特别是1998年，中央及时采取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等积极财政措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水的考验。充分反映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稳定局势、推进改革的思想理论水平和高超领导能力。

在农业、农村、农民方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研究和部署农村改革，1993年1998年先后两次召开中央全会，集中研究农村改革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十五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我国农村20年改革的基本经验，高度评价了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地位，从经济、政治、文化上提出了从现在起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方针和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党对农村改革发展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发展。关于农村改革，《决定》一方面强调要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特别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另一方面又结合当前的实际与改革进程的发展提出了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任务和方针。对农村改革的稳步推进，农村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对经济改革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思想.将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创性地推向前进，关键在于这个领导集体是一个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领导集体，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领导集体。党的十四大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形成的一系列比较成熟、完备的思想理论，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结晶。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改革思想，是以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为基础的。在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能固守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也不能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只能一切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倩出发。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表明，对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的程度，直接决定普改革实际进展的程度。十四大以来，我们党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创新的思想理论正是在不断地对国情认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全党经过3D多年正反两方面建设经验的反复比较才开始认识，经过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后成为全党共识的。历经十年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重申了这一理论，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基本纲领、基本经济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理论问题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地阐述，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我们党对基本国情的认识达到一个新水平。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是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改革攻坚的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解决种种矛盾，橙清各种疑虑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我们正确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十四大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创建，改革实践的逐步拓展和推进，生动体现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精神。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作为庄严的历史责任，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在新的实践中对现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创造性的探索。1992年2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阐述了这一“新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这次重要讲话是对邓小平南方重要讲话的深入学习的理解。为党的十四大科学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了趋势的理论依据。十四大报告首次明确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现阶段经济改革的目标.同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点、运行规则作出了理论概括。十四大确立的市场导向改革战略。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五大报告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跨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进一步指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了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新突破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从十四大到十五大，从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方向，生动体现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经济改革实践和理论上的创新精神。

从全局着眼，从规律层面把握和解决问题，整体推进配套改革，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改革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面对改革从单一农村、单纯经济领域拓展到城市综合改革.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各个层面的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依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深人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在党的十四大之后明确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实践证明，这一基本方针对于推动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发表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这个全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规律的纲领性文件中，江泽民同志总揽全局，高屋建瓶地阐明了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的关系全局的十二大关系，并把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为必须处理好的第一个重大关系向全党郑重提了出来。号召全党在指导事业发展时.必须从大局出发，把改革、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相结合，将改革进度、发展速度与社会的承受能力协调统一起来。根据这一基本方针的要求，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了以促进和推动经济发展为目的，以稳定为前提，抓紧推进而又不急于求成，渐进式、少震动、小步快跑、整体配套的持续发展之路。

第5篇：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未来社会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在经典作家设想的未来社会里，直接社会劳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由于劳动已经成为直接社会劳动，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料如何在各种用途上分配就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十月革命之前，列宁设想: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实行直接的生产和分配。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在苏维埃经济中引入商品交换( 不同于产品兑换) ，对商品、货币、私有制经济和物质利益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但是，对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列宁的看法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只是通向直接生产和分配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是一种战略上的退却。而且，到了1921 年11 月，列宁就认为，现在已经有一些迹象可以使人看到退却的终点了，可以使人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停止这种退却的可能性了。正因为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根本看法没有变化，才使得在列宁之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很快得以建立起来。

在西方主流经济思想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一直被尖锐对立起来。米塞斯在1922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分析》中就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不相容性进行了系统论证，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不可能把市场及其价格形成机制同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功能分离开。这是因为，公有制与生产要素市场不可能并存，公有制下不可能形成合理的价格，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核算。选择只能是: 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与之相应地，在所有制问题上，米塞斯也认为只存在互不相容的两种选择，不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二者必居其一。哈耶克也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这是因为，没有私有制就不可能有市场运转所需要的动力和信息。兰格等人虽然反驳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模拟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但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仍然是两张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其精髓是: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可以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发挥二者的优势，并生成新的制度优势和体制优势。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突破、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过程，主线是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和科学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主要体现在邓小平的相关重要论断上。1985 年，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同年又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1992 年，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从这种新的实践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跳出传统思想的桎梏，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就不存在矛盾。因为，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来看，市场经济通过调动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来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能够极大限度地释放社会生产力发展空间。已经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 瑏瑠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来看，市场经济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投资、激励创新，源源不断地生成新的就业岗位，保障大多数人获取收入的机会; 同时通过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构筑公平竞争的起点、校正市场竞争的结果，帮助处于不利地位和面临风险的人。即使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具有相容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一些重要目标是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如麦克米兰就指出: 市场并非天生与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对市场认识的不断深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鲜明的理论特色。开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中共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市场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始形成。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的认识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论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一次质的飞跃。这一论断是对我国改革开放近40 年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反映了世界各国在谋求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必将对全面深化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蕴含的重要原则和观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凝练出许多重要理论原则和观点，主要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基本经济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对外开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 一)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经济学中历久弥新的问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是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演变，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认识以及对政府与市场角色的重新定位。我国改革开放是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出发点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了这一理论和实践原则，勾画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清晰线索。

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改革初期的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到十二大报告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四大的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的认识一直向纵深推进，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则。

科学理解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首先，需要认真领会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绝大多数经济资源，无论是消费品( 包括重要消费品) 还是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等，都需要经由市场机制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和环节上去。市场的优势源自于它能够合成错综复杂的社会偏好，将它们转化为简单的价格信号，引导企业、消费者等市场主体作出合理的选择; 能够有效地传递和利用无数分散而隐匿的知识和信息，使资源的配置动态优化; 能够充分利用人们的内在激励驱动资源不停地流动，使整个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 能够不断激励创新和创业，成为不断获取新知识、淘汰旧知识的有机体，从而也是创造新经济和开拓新生产力的有机体。总之，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能够调动潜藏在千百万人中的智慧和力量，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当然，市场不是万能的，更不能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市场原则无限制地扩大到公共产品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市场设计并不是要么市场、要么政府的问题，而是市场加上政府才能解决的问题。 其次，科学界定政府作用。资源的配置活动基本交给市场，政府就应该从纷繁复杂的资源配置活动中退出来而专注于自己的应尽职能。政府职能内生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性，可以概括为构建四大框架。一是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包括良好的法治秩序、有效的产权制度、公正透明的竞争规则和权威的监管制度。二是总体生产力框架，包括资源、能源、交通、通信、信息、数据、生态等领域的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和骨干网络，形成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骨架。三是宏观经济稳定框架，通过营造均衡、平稳的经济运行环境，形成稳定的市场和公众生活预期。四是社会福利框架，通过养老、医疗、教育、失业等制度防范社会风险，保障基本民生。当然，政府在建构这四大框架的过程中，也可以引进和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资源动员和效率提升

( 二) 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所有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居于核心地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理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核心是对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科学化，并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出于缓解就业压力和活跃城乡市场，先允许个体经济、继而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把它们定位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同时允许外资的进入，以弥补资金缺口和引进先进生产、管理技术，从而开启了中国所有制结构发展演变的序幕。党的十五大实现了所有制理论质的飞跃，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论断，围绕这一论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一些重要原理和原则，主要包括: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发展了所有制理论，首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随后两个毫不动摇一再被重申，从来没有动摇过，并相继制订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十八大以来，基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的新历史条件，所有制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等等。2016 年3 月4 日，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原则，澄清了有关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模糊认识，指出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巩固和发展了已有理论成果。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了线条较为清晰的所有制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所有制理论基础。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各种所有制经济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下降了，但主体地位没有变，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重要环节和优质资产; 非公有制经济在产值、投资、就业、税收总量中的比重大幅度提升，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更加复杂、不确定性增加、创新重要性凸现、消费个性化增强。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动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奠定所有制基础。

第一，科学认识和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从产值、就业、税收等指标看，公有制经济已经不占数量优势，人们因此担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为我们科学认识公有制主体地位提供了历史机遇。我们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来科学把握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时俱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需要有量的规定性，但更重要的是质的规定性，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应主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构成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基本框架上。具体来说，就是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主要分布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基本民生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上，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骨架，再通过市场经济的渗透、放大和影响作用，成为覆盖整个经济社会生活的普照的光。

第二，科学认识非公有制经济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飞跃发展，不能再将非公有制经济以及中小企业与落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规模的扩大往往构成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不再是向生产大型化的单一方向，而是向大、中、小型化多方向并进。灵活运用现代技术，中、小型企业，甚至微型企业完全可以成为容纳和利用现代生产力的企业组织形式。不仅如此，中小企业甚至成为创新的重要源泉。需要基于多样性来理解非公有经济存在的理由。多样性是适应经济复杂性、克服不确定性、激发创新活力和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基础条件。现代经济依靠社会的多样性实现繁荣。经济活力还取决于企业家的多样性。因为，一个社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都与多样性密切相关，金融家、企业家、生产者、消费者和企业组织形式、社会财产形式的多样性，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

第三，进一步认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各种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成为我国经济运行的基础，而股份制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存在形式。科学认识股份制的性质对于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非常重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对股份资本的论述可以给我们重要的理论启迪。马克思认为，股份公司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 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 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 恩格斯则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尚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股份资本带有社会资本和联合生产的性质，那么，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股份资本必然会在更大程度上体现社会资本和联合生产的性质，而成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实现形式或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相融合。

( 三) 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一系列有关收入分配的重要理论原则，涉及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公平与效率关系、共同富裕等诸多重要方面。

确立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强调按劳分配原则，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了收入分配理论和制度的质的飞跃。在随后的发展中，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逐步明晰多种分配方式的内涵，引入按生产要素分配。十五大报告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十六大报告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居民的收入渠道多元化了，财产收入等非劳动收入快速增长，为市场机制运转提供了强劲动力。

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内在一致性，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的一般原理，即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它激发了亿万人民创造财富、获取收入和改善自身经济地位的积极性，驱动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不停地流动和重新配置，从而奠定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相契合的分配制度基础。

收入分配理论和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2003 年之前，我们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与我国分配制度改革的起点是平均主义大锅饭，同时经济严重缺乏效率和活力密切相关。2004 年开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原则发生了重要变化，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全体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等已纳入到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原则之中。同时，对公平的理解也趋于其本质。十八大报告把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主要内容。这种公平观不仅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相一致，也与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相一致，为确立科学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奠定了基础。

从公平实现的全过程来看，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它们依次继起，相互影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如果起点和过程都是公平的，那么由此而带来的竞争结果就可以视为符合公平原则，人们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认可和接受这种结果。所以，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在构筑公平社会的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不过，这种结果可能包含着公平竞争本身所造成的收入和财富的差别，而这正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所在。结果公平需要从两个方面把握: 一方面，形成结果的起点和过程必须是公平的，否则它们所带来的结果就不会被社会所认可; 另一方面，这种结果所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不能过于悬殊，不会造成两极分化。结果公平除了依赖于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而获得自身价值之外，它本身还具有独立的价值。这是因为: 第一，结果的公平性接下来会影响新起点和新过程的公平。具体而言，上一轮竞争或上一辈人竞争的结果往往构成下一轮竞争或下一辈人竞争的条件，从而决定着新一轮竞争的起点和利用机会的能力; 第二，相对平等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更利于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特别是消费( 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消费) 对生产反作用的发挥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影响着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人性的解放。但是，校正公平竞争结果的行为是有限度的，那就是，它不能损害经济发展和市场运转的原动力。因此，在追求公平的努力中，首要任务是构建公平竞争的条件和环境，以充分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潜能，然后对竞争的结果进行适当修正，把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控制在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内。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是实现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的关键，也是实现结果公平的关键。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同时促进经济效率，首先需要保障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对于起点公平，要确保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子女获得公平教育的机会。对于政府来说，为使国家走上分配较为平等的道路，教育政策是最为可靠的办法，教育是而且永远是穷人家庭孩子逃出贫困的一条主要出路。低收入家庭孩子的营养状况、劳动力健康状况、家庭居住条件等也会对起点公平产生重要影响。对于过程公平，则要求竞争规则公正、透明，竞争机会开放，人们有迁徙、择业、投资、交易的自由，拥有平等获取和利用生产要素的权力。因此，开放户籍制度、消除各类进入和退出障碍、发展金融市场和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等等，都是增进过程公平的重要因素。如果实现了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我们就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实现社会认可的结果公平。以此为基础，通过社会保障、低收入群体补贴、消除贫困等措施对竞争结果加以适当校正，实现更高程度的结果公平。同时，为了缓解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造成的消费差距，我们还需要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和发展金融市场等措施，激励富裕群体把大部分收入和财富转化为再生产过程中的投资，在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和收入机会的同时，缩小社会成员实际消费的差距，缓解由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所造成的消费差距，实现更高程度的消费公平和福利公平。

( 四)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时间的分配，生产要素的配置主要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来实现的，个人收入分配也要受到价值规律的重大影响。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进行了论述，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启迪。例如，马克思认为，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一条自然规律，而这一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是通过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这与我们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有理论上的内在一致性; 马克思强调商品交换中所有权、自由、平等的重要性，他认为，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 具有决定作用的) 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 自愿的交易; 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是处在平等的关系中，除了平等的规定以外，还要加上自由的规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有许多重要的论述。第一，强调培育完备的市场体系。马克思指出: 市场采取总体的形态。只有完备的市场体系才足以支撑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体系的完备性不仅指各类市场齐全和发育良好，还指它们之间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相互作用而趋向动态一般均衡。1993 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提出要重点培育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2003 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发展期货市场。迄今，各类市场业已存在，许多资源都是通过市场来进行配置的。第二，强调市场体系的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向市场主体开放机会，赋予他们自由选择、公平竞争的权利，同时又让他们承担决策的风险，硬化预算约束; 市场规则公开透明，商品和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第三，实施有效市场监管。监管是政府最为重要的微观经济职能，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消除垄断，保障食品、药品、环境和生产场所安全等。

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今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一个着力点就是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增强要素的流动性，以激发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马克思在谈到利润的平均化，也就是资源动态配置过程时，强调以下两个条件的重要性: 一是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 二是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这就要求: 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这些经典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市场经济运行理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五) 对外开放理论

在马克思所构想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无论是五篇结构计划还是六册结构计划，都包含国际贸易、国际市场等国际经济关系的内容，说明经典作家当时已经充分意识到生产力发展国际化、资源配置国际化和利益分配国际化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础，也是资本国际流动的基础。它们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国际分工向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和更高层次发展。在谈到国际贸易和国际市场的作用时，马克思指出: 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 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 价值规律同样在国际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调节着生产国际化所生成的利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其中技术先进、劳动复杂程度高、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占据较大利益份额，从而导致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马克思同时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经济国际化的性质，他说: 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分工迅速发展，不仅传统的产业间、产品间分工程度加深，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也在不断出现和深化，产业链条越拉越长，劳动生产率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通信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品、服务、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规模日趋扩大，速度越来越快，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链条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占据有利位置，是各国谋求竞争优势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6篇：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改革；根本区别

中共中央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一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有科学的正确的理解；二要善于识别和抵制那种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所谓“改革”。在这里，前者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后者是指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两者存在着根本区别。经初步思考，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区别和各自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改革的性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前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目的是通过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部分，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下简称“后者”）的性质，是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目的是企图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

首先，必须牢牢把握认识中国改革的性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对此作过一系列深刻的表述：“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1]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改变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也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叶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2]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阐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出现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割裂开来的新自由主义偏向，严重妨碍改革的健康发展。

新自由主义以利己的“理性经济人”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假设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崇尚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反对政府宏观调控，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然采取敌视态度，竭力主张并推行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是一种极其鲜明的具有私有制意识形态性质的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在原苏联、东欧、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付诸实施，造成了严重危害。

比如俄罗斯1992年开始实施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所倡导的“休克疗法”。当年市场零售价格上涨近30倍，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超过30倍，通货膨胀率达到220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44％。为了制止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金融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企业的资金周转，导致生产下降；生产下降，造成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又引起物价上涨。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就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尽管紧缩政策对缓和通货膨胀带来了一些好处，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新的社会问题又不断出现。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实际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进而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院士t·奥西波夫在《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中指出：“激进改革的社会代价最为沉重。居民生活水平大致降低了三分之二。居民在财产方面被强制性地造成差别。从前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当今我们的社会本质上已经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富翁集团（约占10％），与它相对立的是贫穷居民。”[3]

如果中国的改革也采用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办法，后果必将与俄罗斯相同，这是没有疑问的。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经济比重急剧下降、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等严重现象，新自由主义的片面强调“私有化、自由化”的危害性在我国开始明显暴露。

二、改革的理论基础的区别。前者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后者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新自由主义的产权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改革的理论基础出现了偏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大行其道，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化”和“私有化”三个方面。

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是万能的，市场经济是一部能自动运转的配置社会资源的万能的机器。一切生产要素、产品、劳务都商品化，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

所谓“自由化”就是非调控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在认为市场机制作用能形成一种“自然秩序”的同时，还认为个人自由是市场制度的保证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只有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才能使经济效率达到最高。新自由主义将市场规律的自发作用和个人自由主义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因此，新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推行无政府主义经济模式。

所谓“私有化”就是极力主张全面的私有制，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视为唯一合理的永恒的经济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全都是极力主张和推销彻底的私有化的。他们认为，实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就不能对私人的经济行为加以限制，从而可以使个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实行私有制能够自动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他们认为私有制比公有制有太多的优越性，因而总是竭力反对公有制，视公有制为万恶之源。他们的目标，总要使全世界的国家都实行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永恒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无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存在，不了解其核心观点和科学内涵。我们的回答非常明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决不能用来指导我国的改革。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石和理论指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命题或范畴，包括以下三层涵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是现代市场经济；二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或计划市场经济；三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内涵，就是这样三层涵义的综合。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性。

从第一层涵义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选择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而不能选择古代市场经济或近代市场经济类型。这是时代的要求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二战后至当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类型，它是一个中性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属于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类型。通常把我国的经济改革称为“市场取向改革”，就是指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例如，关于强化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开放市场，使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放开价格，由市场来决定价格，由价格引导要素流动，提高经济效率，等等。

从第二层涵义看，在处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我们的观点是与新自由主义直接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是“自由化”和“非调控化”，不要任何政府的调控和干预，不要任何计划。改革以来，我们始终清醒地坚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不是要削弱而是要改善。取消政府的宏观调控，等于走向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经济，使改革走入歧途。

从第三层涵义看，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决不能搞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的导向，是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为历史业已证明了的公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将不断再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和不断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

三、改革目标的区别。前者的目标，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富民强国共同富裕。后者的目标是通过“改革”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全面建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两极分化和殖民地化，导致民穷国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基本制度上则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而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作用，无视市场机制所存在的根本缺陷，把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抛在一边。

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他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可分为四步曲：第一步就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就是腐败化。当地领导人往往用世行的要求去压制对他们的批评以推行私有化。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会达到10%，而这些资产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私有化之后，第二步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拯救经济计划”———资本市场自由化。理论上讲，就是对资本市场解除管制，即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不幸的是，投机的“热钱”只是单方向地不断流出。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就蒸发干净。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为了吸引资金以恢复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要求这些国家把利率提至30%、50%，甚至80%。结果可想而知：如此高的利率扭曲了资本的价值，打击了工业生产并耗光了国家财富。在这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这些国家拖入第三步：价格市场化，从而进入一个粮食、水、燃气价格飞涨的时期。这又可预见地走到了第三步半：斯氏称之为骚乱。像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骚乱。这些骚乱和动荡又引起了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的崩溃。当然，这种经济“纵火案”也有它光明的一面：对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可以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最后就轮到第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这一步叫做“消灭贫困计划”：自由贸易。作为一个内幕参与者，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用金融和财政手段所进行的鸦片战争。 [4]

拉美地区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其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gdp曾居于世界第九的阿根廷已经沦为该地区贫穷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至今处于停滞之中。

中国的经济改革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误导，目前经济的“拉美化”特征已有所显现，如不明确坚持和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危机的爆发。

四、改革对象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产品经济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不是要改掉公有制，而是要完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后者的改革对象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要改掉、消灭公有制。所以，俗称为“改制”，“制”者，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我国的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前提下完善生产关系，是通过理顺公有产权关系来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将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而按照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去搞国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使公有财产私有化。在新自由主义者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下，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 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

而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产权关系，就是要使公有制产权关系有机地融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市场经济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只能通过交换间接地实现为前提，只承认市场交换和市场竞争中的平等权利，经济主体利益相互独立，自主经营，这是一种横向的自发的社会分工制度。这种社会分工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体的发展，调动分散、独立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因而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在社会生产的组织上天然具有滞后性和自发性。公有制经济由自主联合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具有共同的利益，贯彻按劳分配的利益平等原则。公有制经济必须具有协作劳动的本质要求，就是要使生产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服从一个中心的指挥和调节，因而其内部分工具有自上而下组织安排的特征。这是一种纵向的自觉的分工制度，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但是，这种纵向分工在社会历史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也会产生脱离实际的主观性，压抑社会主体个性的积极性，因而导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后果，计划产品经济体制的弊病正在于此。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的优点而克服计划产品经济体制和市场分工制度的弱点，促进形成既不同于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下那种具有主观性的公有制产权制度，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权制度，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

五、改革的依靠力量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充分调动他们在改革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改革作为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社会实践。后者的改革，只依靠少数“精英”，同时依靠外国人的力量来推动。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广大工人、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不仅不能参与改革的决策，反倒是需要他们这些“精英”人物来教训和开导的。他们对下岗工人不仅不报以同情，反而说他们是在温水里面被煮熟的青蛙，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活该受穷。农民太多，又懒惰，只能一直穷下去。而那些靠投机倒把、以权谋私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则是社会的“精英”、时代的宠儿。一些新自由主义者赤裸裸地主张弱肉强食，宣扬早已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宣称：“要鼓励剥削，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腐败来消解旧体制，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有的甚至建议取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因为这样才能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他们甚至认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国企老工人。这些说法已完全失去良知和道义，失去了为人的起码常识，就连海外的一些新自由主义者也觉得不堪入耳，感叹道这些人“给别人做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

其实，新自由主义者所宣扬的同历来的统治者没有两样。那就是统治者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却总是宣传自己是高贵的、智慧的和善良的。而广大老百姓辛辛苦苦、逆来顺受，却被贬斥为低下的、愚蠢的和卑劣的。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有钱，存在着许多偶然的因素，有时候只是他运气比别人好，存在着能力方面的因素，但是与能力并非完全相关的，可见有钱的人未必比没钱的人高明。特别是在目前的中国，一些有钱的人发的都是不义之财，靠的是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根本扯不上什么企业家才能。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曾撰文指出，那些早已拥有“别墅、轿车、美女、叭儿狗”的90年代四大件的暴发户，不过是全身披挂着现代物质的野蛮人而已。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这样一些人手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中国的改革，必须彻底摆脱由少数权贵及其新自由主义者代言人为主导的局面，彻底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更多地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的力量。否则的话，只能越改越糟，越改两极分化越严重。

六、改革方式上的区别。前者的改革，遵循的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一切经过试验，加以总结提高，然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后者的改革，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由少数精英出方案，依靠行政力量，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动，大搞一刀切。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践表明，在具体改革上，凡是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就能比较顺利地达到目的。反之，就会受到挫折。例如，农村联产承包制改革，首先在安徽凤阳作试点，再向全国推广。同时，对于像华西村、南街村那样集体经济较发达的地方，也允许不搞联产承包制，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但是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却走了弯路。一些地区没有遵循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而是照搬照套在国外理论界也存有争议的“管理层收购”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中，依靠的是少数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的管理层，结果把全体人民共有的财产，变成了少数企业管理层的私人财产。导致劳资对立，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引起社会上的强烈不满。

体制的变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众多人的利益，因而需要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广泛参与。缺少群众参与的改革，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降低改革的交易成本，改革的步伐似乎很快。但这样一种改革，首先无公平、公正性可言，彻底摧毁人们道德的根基，必然会影响一个长远、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导致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配而偏离正确的方向。

七、改革原则的区别。前者的改革原则，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实惠。后者的改革原则，以资本为主宰，为富人的利益着想，搞劫贫济富，大肆损害广大群众的利益，失去社会公正。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要依靠的并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积极性，而是全体国民的努力。阿马蒂亚·森就认为，经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自由权利的拓展过程。这些自由权利包括公民政治参与的自由、公民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公民受医疗保障的权利、公民自由交易的权利等等。总之，人民有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整个社会有更高的参与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就越快、越健康。比如印度，由于它在历史上长期实行种姓式的等级制度，忽视了绝大多数人的自由权利，结果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尽管在今天的印度，种姓制度在法律上已被废除，但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下层社会中的影响还在，这严重阻碍了印度的发展。而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部分使用权，获得了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支配自己部分劳动成果的权利。再比如在计划产品经济时代所建立的免费公共医疗保障和免费公共义务教育体系，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也功不可没。

要实现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现代化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发展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要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试图依靠少数富人和代表他们利益的精英分子来主导社会发展，无视几千万工人和几亿农民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边缘化、弱势化，只会把中国引入歧途，是注定不能成功的。

八、改革效果的区别。前者改革的效果，必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后者改革的效果，必是不断产生新的少量暴富阶层和新的大量弱势群体，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动荡。

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人民普遍得到实惠，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改革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邓小平在评论1989年时，曾经指出：“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5]所以，即使在那个群情激奋的时候，人民对于改革也是没有质疑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获益最大的是少数人，特别是少数权贵阶层。而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甚至有所下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

前期、后期改革的效果差异很大。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欣欣向荣，整个国家一幅生机勃勃的气象。今天的中国，居然有12项令人痛心的世界排名。[6]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公平性程度排第188位；大学学费与居民收入比重世界第一；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居民税务负担世界第一；政府清廉指数第71名；在144个国家当中环境可持续性指数排第133位；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矿难死亡人数占全球的80％，世界第一；自杀人数世界第一；行政成本世界第一；死刑罪名数量世界第一；文盲或半文盲人数世界第一。面对这样的排名，不知道那些新自由主义者还如何能够侈谈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美妙蓝图”。在这些排名当中，当然有许多是历史遗留问题，与我们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不无关系。但医疗、教育等方面排名的急剧恶化，与新自由主义者所倡行的市场化改革脱不了干系。

九、两种改革的两种前途。前者的改革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实现富民强国。后者的改革前途是走向权贵市场经济和沦为外国垄断资本的殖民地经济。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前苏联等其他国家通过“改革”达到了这种目的。为了避免这种前途，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曾尖锐地指出：“西方各发达国家在国内甚至在国际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7]因此，所谓新自由主义，在实际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攻和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而这新自由主义一旦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就必将更加有利于新殖民主义的推行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自1830年以后，从古典学派的阶段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批判精神越来越弱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8]在今天的中国，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对改革中利益受到损害的劳动群众麻木不仁，却甘当国际垄断资本的应声虫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在改革中付出代价的恰恰不是那些在改革中依靠不法手段致富的人，而是生产价值、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新自由主义者总认为，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代价会在改革中所得到的收益增量中加以弥补，即所谓“帕累托改进”。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他们更注重效率，说什么“当你把蛋糕切的更均匀时，你会发现到手的蛋糕已经变小了。”其实，这都是些骗人的鬼话。由新自由主义者所主导的一些政策只是加剧了不平等，却未能提高效率。比如，搞所谓“以高薪养廉”，贪污腐败现象又减少了多少呢？给国有企业的经营层以各种激励，什么高额年薪制、股权期权制度，企业经营绩效又提高了多少呢？上大学要收费，更让许多贫寒子弟雪上加霜。

今天，中国的改革已处在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从上述九个方面系统地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走向改革的正确前途，才能避免权贵市场经济和外国垄断资本殖民地的前途。新自由主义者打着“改革”的幌子，妄图开历史倒车，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为，中央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那就是要更“社会主义”，更“市场经济”；就是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人民也开始觉醒，新自由主义者欺世盗名的言论行为，也日益受到不屑与唾弃。孙中山曾说过：“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无论是改革理论的探索者，还是改革实践的决策者，都应当顺应历史潮流，这样才有可能成功。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

[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

[3]〔俄〕t·奥西波夫主编.俄罗斯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分析和预测[c].莫斯科：1995.81-83.

[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j].国外理论动态，2001，(12).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6－297.

[6]中国搜狐网根据不同媒体的报导，选出十二项特殊情况在世界的排名，并称这些排名“让人沉痛”.

第7篇：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

一、 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淵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

（一）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 [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八大前后在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大跃进”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 [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 [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 [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 [5]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 [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正在逐步消失。” [7]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重要代表。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 [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 [9] 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 [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 [12]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 [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统治地位，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 [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 [16] （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 [17]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 [18]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禁区。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 [19]

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二、关于流通在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 [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 [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 [23]董辅礽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 [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胡平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 [25]柳随年提出：“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27]。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胡平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 [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 [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流通决定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 [32]。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 [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 [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35]刘国光提出，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 [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 [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 [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三、资料整理的进展 [39]

主义市场的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其中主要有：由社会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对于研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注释

[1]了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张闻天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 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 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 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第8篇：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开始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有其明显的优越性，但由于没有市场调节，也有其明显的缺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陈云思考和探索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今天，研究我国领导人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展轨迹，对当前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一)历史的理论难题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重大的理论难题。

在空想社会主义史上，在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财产公有，没有商品生产，没有商品交换，没有货币，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尽管后来有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理想社会中不同程度地保留了私有制和剥削收入，然而，在长达三百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史上，主流是莫尔和康帕内拉式的理想社会。

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多次论述了未来社会。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消灭私有制”[1]的原则。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提出了未来社会“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1](p．409)的社会公有制思想。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提出了未来社会“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2]的思想。在1867年的《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设想，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社会中，联合体“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设，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3]这里隐含的命题是：“自由人联合体”中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恩格斯1878年的《反杜林论》以明确的语言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4]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就是后来斯大林和所说的“恩格斯的公式”。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根据当时特定历史条件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以及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提出了原则性的科学预见。他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提出更为具体的设想，比如没有具体设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没有设想过渡时期结束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后人也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他们提出这些具体设想。

列宁生活到苏联十月革命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是消除商品和货币，还是保留商品和货币，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求他作出正确的回答。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经打算废除货币，但是在实践中遭遇到困难。列宁在1919年就指出：过渡时期内“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5]“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要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5](p．340)列宁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过渡时期要保留商品和货币的问题，而且通过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上解决了利用商品和货币、利用市场的问题。但是，列宁未能生活到过渡时期结束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未能提出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生产的历史难题，留给了斯大林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初步解决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难题。认真研读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难题。

(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区别

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他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作了科学的说明。

无论是在苏联或是在中国，都曾有过不少人由于分不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而犯了主张立即取消商品生产的错误。

在苏联，有人断言，在取得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后，就应当取消商品生产，而不应保存商品生产。这些人的理论根据，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证的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这句话。斯大林批评了这样的人。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中说：“我们也有(这)样的人”。[6]

在我国，在1958年刮“共产风”期间，主张消灭商品生产的既有经济工作者，更有经济理论工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些人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7]

斯大林当时面临苏联国内在商品生产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感到非常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而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首先就必须对恩格斯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么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这一论断作出正确解释。斯大林分析了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指出：“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了解成这样，也可以了解成那样。”[8]恩格斯的这个公式究竟应当怎样了解呢?斯大林仔细研究了《反杜林论》，发现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说明，恩格斯的公式指的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可是，苏联的情况不是一切生产资料都收归国有，而只是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因此，斯大林指出：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8](p．546)

当时也面临我国国内在商品生产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也非常有必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他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6](p．4)有的人急于要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废除商业，实行调拨；有的人主张搞自然经济，不要进行商品生产。

研究了恩格斯的公式，研究了斯大林对恩格斯的公式的解释，认为斯大林分析得对。他说：“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的分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7](p．438)联系我国实践说：“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7](p．438)

人们最容易感到困惑的问题是商品生产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问题。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7](p．439)他结合我国当时的情况，指出我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本质差别，提出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任务。他说：“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6](p．48)

还肯定了斯大林说的“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这一论断，进一步提出判断商品生产的性质的标准。这个判断标准就是：“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7](p．439)

运用判断商品生产性质的标准，确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则界限。这个原则界限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7](p．439)的这个公式，从本质上把握住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

资本主义生产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生产。当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时，有些只从现象上观察事物的人，就误认为这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另一些只从现象上观察事物的人，又误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没有本质区别。与这些人不同，没有停留在商品生产的现象上，没有只看到商品生产的外部联系，而是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抓住了不同商品生产的本质，找到了不同商品生产的内部联系，从而区别了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

的公式一方面澄清了混同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错误，另一方面澄清了否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原则区别的错误。前一错误是“左”的错误，这一错误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生产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后一错误是右的错误，这种错误认为商品生产就是商品生产，否认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原则区别。

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难题，至此得到全面解决。

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的区分，对我们认识和区分不同性质的事物，特别是当前对我们认识和区分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

斯大林认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他说：“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仍是必要的东西。”又说：“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8](p.550)

同意斯大林的观点。他认为，可以用斯大林这一理论来说服我国那些主张立即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说：“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如果你们不同意，你们就来驳斯大林吧!”[6](p．57)

赞成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的条件所做的分析。但是，没有局限于斯大林所说的条件，而是发展了斯大林的理论。斯大林认为废除商业的条件只有一个，这就是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即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全民所有。与此不同，认为“只有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才有可能废除商业”。[6](p．40)这就是说，他认为废除商业的条件有两个：“国家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是第一条件，“社会的产品十分丰富了”是第二条件。

随后，十分清楚地全面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两个条件。他说：“(斯大林——引者注)这段里关于商品存在的条件，阐述得不完整。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6](p．58)在这里，明确指出，两种所有制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主要前提，社会生产力尚未高度发展和产品还不很丰富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第二前提。据此，提出的科学预言是：当主要前提已经不再存在时，只要第二前提还存在，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反过来说，“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6](p．56)的这些论述，把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条件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范围

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之后，接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范围。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8](p．551)这样，斯大林把商品生产的范围只限于消费品，而把全部生产资料都排除在商品生产的范围之外。

不同意斯大林把全部生产资料都排除在商品生产的范围之外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不妥。他指出：“斯大林说，苏联的‘特种的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这看来很不妥当。它的活动范围不限于个人消费品，在我国，有些生产资料，例如拖拉机等生产资料是属于商品的。”[6](p.59)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品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和斯大林没有分歧，他们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消费品都是商品。然而，在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的问题上，和斯大林存在着重大分歧。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全部生产资料都不是商品。则认为，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正确的看法应当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只有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都是商品，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相互转让的生产资料也全都是商品。针对斯大林的说法，说：“‘生产资料是不是商品’，我们是，又不是。生产资料在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商品。”[6](p．40)在另一个场合，又说：“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7](p．435)

斯大林按照所有权没有转让的理由，断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都不是商品。不同意这个推断。恰恰相反，正是根据所有权转让的理由，论证了全民所有制企业卖给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商品，并且论证了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相互转让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说：“斯大林根据商品是一种可以转让所有权的产品这个理由，说苏联的生产资料不能列入商品的范畴，这值得研究。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也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不仅把拖拉机等农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而且为了公社办工业，把一部分工业生产资料卖给公社。这些产品，都是商品。国家卖给以后，它的所有权转让了，而且在公社与公社之间，还可以转让这些产品的所有权。”[6](p．63)不仅认为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有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认为这种实践大有问题。他说：“斯大林最后这封信(指《答阿·弗·萨宁那和弗·格·文热尔两同志》——引者)关于不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的意见，彻底错误。”[6](P.68)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的问题，和斯大林一样，都认为不是。不同的是，不仅指出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已经根本改变，而且指出随着这种社会条件的根本改变，社会的雇佣观点也根本改变了。他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把劳动力当作商品买卖的社会条件已经改变了……很多人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劳动力不是商品，不是为人民币服务，而是为人民服务。”[6](p.59)

(五)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

在商品生产的作用问题上，苏联当时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反驳了这一说法。在这方面，斯大林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肯定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可以具有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积极作用；一是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决定性的经济条件”下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这些条件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8](p．549)

在商品生产的作用问题上，同意斯大林的有关论述。针对我国一些人害怕商品生产，他一针见血地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pp·58～49)在这里，明确地把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规定为我国发展商品生产的目的。不仅认为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积极作用”，而且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他说：“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7](p．436、440)

关于我国是否具备发展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的经济条件”问题，说：“斯大林所说的‘决定性的经济条件’，在我国也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这句话很重要。利用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讲了很多理由。”[6](P.51)

把我国同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国际比较，他发现，“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7](p．435)强调我国发展商品生产的必要性，他说：“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说，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6](P.44)

从多方面论证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他指出，社会的需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需要，都要求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要求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商品交换。他说：“应该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从两方面发展生产，既要大大发展直接满足本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为国家、为其他公社所需要的商品性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6](p.38)又说：“社会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社员的需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公社的生产不可太单调，不能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多搞商品生产，要尽可能多地生产能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6](p.39)他还指出，发展商品生产是走向富裕之路。他说：“京、津、沪郊区农村之所以比较富裕，是因为这些地方商品生产比较发展，商品交换比较发达。”[6](p．39)

主张“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要逐步推广合同制度”，他认为，“合同就是计划”。[6](pp．39、593)

总是辩证地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除了积极作用，有没有消极作用呢?不回避这个问题。他说：“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作用呢?有，就限制它，否定它，过去的资本主义的‘鬼’已经吃掉了，将来再出现资本主义的‘鬼’，就再吃掉它。怕这个‘鬼’干什么?不要怕。”[6](p.51)他援引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规定的各项有关政策，并说：“我们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容许其存在和发展，但是，我们又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6](p.51)

(六)研究和运用价值规律

规律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任何科学都要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政治经济学当然也要研究和反映客观经济规律，揭示外在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提倡认真研究和学会运用经济规律。他说：“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客观的必然性，要研究它。”并说：“必须认真研究客观经济规律，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客观经济规律”。[6](pp．28、33)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客观经济规律，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客观经济规律。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的价值规律。

在当时刮否定商品生产的“共产风”的情况下，经济学家耻于谈价值规律。说：“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谈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7](p．434)在这种情况下，力主研究价值规律。要研究价值规律，首先必须回答，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还起不起调节作用，并说明起调节作用的含义。如果不起调节作用，还必须回答，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还起不起作用。对于这些问题，是这样回答的：“斯大林这里说，价值规律在苏联‘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这说得很对。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6](p．61)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计划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概括为：“计划第一，价格第二。”[6](p.494)在这里所说的“计划第一，价格第二”这种关系，实际上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的作用，他说：“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9]提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7](p．435)

要求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6](pp.59—60)

等价交换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客观趋势，但不是每一次交换都是商品价格和商品价值相一致。考虑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同时考虑了农民提出的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他提出：“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9](P.122)而要做到相当地等价，就必须逐步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考虑这个问题，他说：“调整价格，就是调整工人和农民之间、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问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6](p．490)

苏联重工业产品的批发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低于价值。这种情况引起的关注和思考。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两种可能性：“可能有它的经济原因，这就是他们的重工业机械化水平高，工人用得少，产品成本低”；“可能是重工业是在命令主义的方法下建设起来的，大家不那么关心，不那么积极，又不提高觉悟”。还分析了这种情况会导致的后果：“结果使搞重工业的人感到横竖是国家的事情，谁也不愿意、不用心去搞经济核算，结果使重工业不能赢利，需要国家补贴。”[6](p.560)

苏联轻工业产品价格高，这种情况也引起的关注和思考。分析了这种情况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会不会使这种产品的市场不能迅速扩大?如果不能迅速扩大，那么，这样总的算起来，积累的资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反过来，妨碍重工业的发展”。[6](pp.560～561)

承认价值规律的客观性，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不同意夸大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价值规律作用的典型例子是苏联教科书所说：“由于掌握了价值规律，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就不会带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危机的那种毁灭性后果。”对此，批评说：“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6](pp.497～498)

(七)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历史范畴

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绝对的生产方式，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生产方式。相应地，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看作是永恒的范畴。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从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到西方现代经济学家，是一脉相承的，鲜有例外。与此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同样，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经济范畴也不是永恒的范畴，而是历史的范畴。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不是永恒的范畴，而是历史的范畴。他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9](p.137)他又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难道是永生不灭吗?难道它们只有生长、发展而没有变化、死亡吗?难道不是像其他的历史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6](p．258)

当然，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历史范畴，决不意味着那种企图超越历史的、主张立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本文前面引述的关于“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的条件的论述，关于“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的论断[6](p.8)，就是对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生产是否存在的问题所作的全面的、合乎客观规律的科学回答。

二、陈云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所说的“计划第一，价格第二”，实际上说的是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继之后，在中央长期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进一步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社会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发展了思想。

(一)苏联和中国计划经济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市场调节部分

陈云在1979年3月8日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这一著名提纲中，总结了1917年后苏联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经济计划的经验和教训，认为苏联和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办事的，当时这样做是完全对的。问题在于，苏联和中国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苏联和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对于这一重大问题，陈云作了十分明确的回答。他说：“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现在的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结果必然出现缺少市场自动调节的部分。”[10]

(二)忽视市场调节的后果

陈云对市场调节作了明确解释：“所谓市场调节，就是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10](p．245)

陈云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忽视市场调节的后果：一个后果是，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另一个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

(三)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这个著名提纲中，陈云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10](p．245)陈云预言：“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10](p．247)

陈云的著名提纲在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全面地论述了计划和市场的作用，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除了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而且必须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第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二者同时并存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而不是只同时并存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不是只同时并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二者的关系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四，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居重要地位，但二者的绝对数额都将增加。

这样，陈云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既指出了“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又指出了“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10](p.245)

三、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论述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问题，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指导思想。

这里顺便说一下，邓小平在谈话中通常把“市场经济”、“市场调节”和“市场”作为同义语，把“计划经济”、“计划调节”和“计划”作为同义语。知道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有时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有时说“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有时又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一)“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之初起就一直在思考的重大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1]

关于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内外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另一种解释是，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按照前一种解释，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经济；按照后一种解释，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同样，在什么是计划经济的问题上，国内外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计划经济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通过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另一种解释是，计划经济是通过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按照前一种解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经济；按照后一种解释，计划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邓小平明确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基本经济制度。因此，不应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应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1](p．203)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1](p.367)

(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

如果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基本经济制度，而不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就必然会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反之，如果认为市场经济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一种基本经济制度，就必然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不存在矛盾。

1986年10月23日，邓小平接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在回答该公司总编辑格龙瓦尔德提出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这个问题时，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11](p．148)

(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既然市场经济是一种方法，或者说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既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矛盾，那么，由此必然会逻辑地得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结论。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著名论断。他说：“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2]

(四)“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在解决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重大问题之后，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邓小平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他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1](pp.148～149)

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的思想既有始终不变的部分，又有不断发展变化的部分。

邓小平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不断发展变化的部分是关于要不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问题。在1979年11月26日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一著名论断时，他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2](p．236)与此相一致，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他的提法是“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3]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些提法，与“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提法相一致，也与陈云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相一致。在1987年2月6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在要不要以计划经济为主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他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11](p.203)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上，从讲以计划经济为主，到不要再讲以计划经济为主，这是一次重大变化，也是一个重大突破。与这一思想变化相适应，《邓小平文选》第2卷1983年第1版中的“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个提法，在1994年第2版中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2](p.247)

邓小平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始终不变的部分是，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强调这个不能改，并且强调今后仍要继续坚持。他说：“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1](p.306)

(四)“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得到了最系统的论述。在谈话中，邓小平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11](p.373)

(五)“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当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市场经济时，有些只从现象上观察事物的人，误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从而就误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另一些只从现象上观察事物的人，则误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断言“市场经济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断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本质区别。他们模糊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的原则界限，实质是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区分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2](p.236)这一段话，既讲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又讲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邓小平明确地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方法，不同之处是所有制。他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问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12](p.236)

邓小平关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区分，与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分，实质是一样的。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而要看它与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同样，邓小平实际上也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市场经济，而要看它与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或相结合。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或相结合，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或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那种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实行“国际接轨”的主张，是错误的。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是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的共同之处，但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基本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不能接轨的。

(六)坚持“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发展市场经济就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搞市场经济，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会不会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这是国内外舆论谈论很多的问题，也是邓小平想得最多和讲得最多的重大问题。

邓小平注意研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反应，强调坚持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不仅是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是世界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说：“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11](pp.157～158)又说：“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11](p.346)

邓小平不仅指出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且指出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1](p.138)对于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邓小平做了充分的估计：“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1](p.111)

邓小平相信，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会导致两极分化，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1](PP．138～139)在这里，邓小平正确地把握住了保证改革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的两个根本条件：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一是不导致两极分化。邓小平对这两个根本条件的另一种表述是：“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1](p.142)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改革必须坚持这两个根本原则，他说：“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1](p.149)

在邓小平指出的坚持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条件中，最根本的是第一条，即“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这是保证实现第二条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的先决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1](p.149)

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同向共产主义过渡联系起来，强调必须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强调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下一代下两代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11](p.111)

在新中国不同的发展阶段，、陈云和邓小平对计划和市场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历史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他们的理论，不仅在过去指导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而且今天仍然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今天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更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然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只有逐步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上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逐渐接近于科学真理。说得对：“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6](p．663)

参引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Ⅰ，人民出版社l975年版，第l05、10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96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5] 《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0～91页。

[6] ：《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第11页。

[7] 《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7～438页。

[8]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页。

[9] 《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10]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7页。

第9篇：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范文

一、《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有实践需要，而且有理论来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商品交换不是私有制而是原始公有制的产物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6页）这一历史表明，是先有商品交换，后有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由此可以推断，在消灭私有制以后，公有企业之间以及公有经济内部的经济主体之间，仍然可以进行商品交换。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形式，更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

2、市场经济是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有效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章中讲过，在商品交换中“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所有者而存在，”而不问生产该商品的要素归谁所有。（同上，第102―103页）这一事实说明，经过市场实现的商品交换，对不同所有者都是公平的。这一规律表明，市场经济既可以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结合，又可以与生产要素的公有制结合。这就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正是从实践中认识到这一规律，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这就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上的本质区别及联系

大家经常要问，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搞市场经济，二者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有的人甚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经济，二者没有区别。这实际上是不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和必然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这就是说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所有制变化有一个辩证否定的扬弃过程。第一次否定，从小生产市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扬的是私有制，弃的是小生产;第二次否定，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扬的是大生产，弃的是私有制。通过两次否定，使市场经济在大生产和公有制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资本论》帮助我们理解了市场经济从本源、变异到复归的历史演变，解决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必然联系的问题。这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本源在更高层面上的复归，为我们理直气壮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和外在矛盾

关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到底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二者能否有机结合的问题，分歧很大，争论很多，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正确认识和揭示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外在矛盾。

1、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三种理论

第一种是对立论，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完全对立的，不能相容的。搞社会主义就要否定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就是恢复资本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我们摒弃了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不具有基本制度的性质，它可以与不同的经济制度相结合，因而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至今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实质是挂“社会主义”招牌走资本主义道路，说明对立论还有市场，仍在延续。

第二种是中性论，认为市场经济没有基本制度的特性，而是一种经济手段和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形式，因而是中性的。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邓小平用战争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跟打仗的武器一样，本身没有基本制度特性。市场经济只是手段和方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而且用了以后效果更好，使生产力显著提高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第三种是内在联系论，这是在中性论基础上进行的深化和发展。实践证明，我们既不能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看成是对立的，也不能把市场经济仅仅看成是中性的，而要看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以及使它们有机结合的必然性。而对于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产生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甚至出现的尔虞我诈等问题，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运动形式造成的，而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2、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本质上的一致性

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具有一致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满足需要。商品首先必须有使用价值，如果商品没有用，就不会有人去买，其价值就不能实现。所以市场经济第一个本质要求是商品有用，其使用价值能满足社会需要。而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是满足需要，要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满足人民需要，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式。

第二，劳动平等。商品除了有使用价值外，还要有价值，并通过交换来实现，所以市场经济第二个本质要求是劳动平等。商品交换本质上是等价交换，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等价交换实质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平等的生产关系。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实现劳动平等和共同富裕。因此，劳动平等是发展市场经济和健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共同要求。

第三，发展生产力。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形式。价值规律和价值增值规律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实践表明，有了市场经济，生产力就发展;否定了市场经济，生产力就衰退。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生产满足不了需要，样样都要凭票供应。而搞了市场经济以后，人们满足需要的程度显著提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示出来了。可见，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需要的有效途径和可靠方法。

3、消除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的消极影响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存在着内在一致性，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所以这一阶段市场经济的实现形式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还有矛盾的方面。市场经济实现形式的最大特点，是人与人的关系要通过物与物的形式来实现。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所有商品的交换，实质是人们在交换劳动，但是“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这就产生了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思想觉悟不高和法制管理不严的情况下，使人们产生了对物的盲目崇拜，导致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对经济社会形成消极破坏作用。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需要特别重视和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党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深化改革排除障碍。有些人依靠过去的改革获得不少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现在要深化改革他们就不愿意了。因此，要使全体人民都能分享改革的成果，就必须冲破这些人的利益藩篱，为改革清除障碍、铺平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资本论》所揭示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原理，对我们清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力拜物教等腐败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强法制建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相互关系

《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在解决要素收入问题时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经济学只从现象出发来解决问题，因而割裂了劳动价值论和要素分配论之间的必然联系。而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就在于，他在解决了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又解决了按要素分配的问题，并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主义要搞按劳分配，市场经济要实行按要素分配，二者能否结合？我们知道价值是劳动创造的，按劳分配是符合劳动价值论的，但是为什么还要按要素分配呢？这就是马克思比西方经济学高明的地方。马克思指出，商品有两个因素：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是多要素共同创造的，使用价值又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如果不承认其他要素也要参与价值分配，那么其他要素的所有者就不愿意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劳动价值也就没有了物质前提。所以按劳分配只能分掉劳动价值的一部分，剩余部分要按其他要素的贡献分配，这就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西方经济学没有价值概念，更没有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思想，因此只能从现象出发，强调单一的按要素分配，并把所有要素都看成是价值的来源，从而混淆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可见，西方经济学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价值理论，它所谓的“价值”实际是由商品使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西方经济学否定劳动价值论，就像是高楼大厦没有坚实的地基一样，非常容易倒塌。

四、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资本论》的生命力不仅表现在其基本原理上，而且体现在其研究方法上。《资本论》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和价值增值规律的产物和结晶。特别是关于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成为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石和贯穿全书的枢纽，使《资本论》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由于马克思只能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预测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因而不可能对其从未经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出先知先觉的描述。因此，我们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学习和运用《资本论》的科学方法，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两重性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以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首先，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上，要发展和创新“两个毫不动摇”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可以同时并存和平等竞争，而且可以相互促进和有机结合。一方面，公有经济对非公经济具有支持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非公经济对公有经济具有促进和协调作用。因此，要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混合经济等形式，充分发挥各种经济的优势和特点，使它们取长补短和有机结合。

其次，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要发展和创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思想。

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和有机结合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都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收入分配途径。从当前来看，一方面要按照按劳分配的要求，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按照按要素分配的要求，提高普通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使改革开放的成果能更加公平、合理地惠及全体人民，以克服两极分化和促进共同富裕。

再次，在调节机制上，要发展和创新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措施和方法。

要全面深化改革，就要进一步解决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时的积极作用。这就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是市场能发挥作用的，政府就要简政放权;凡是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就要积极干预，以弥补市场的缺陷。

最后，在经济理论上，要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和指导作用，并不否定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注重本质的、历史的、规范的和质的分析;西方经济学更注重现象的、现状的、实证的和量的分析。因此，二者可以取长补短，有机结合，并在不同层面上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