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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精选(九篇)

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

第1篇: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

会计环境与会计价值关系密切,会计环境分为文化会计环境和非文化会计环境,然而在对会计价值诸多研究中,人们更多的是研究会计价值与文化环境间的关联性,往往会忽视非文化环境因素对会计价值产生的影响。本文旨在探析非文化会计环境因素对会计价值的影响,进而丰富会计价值体系框架,促进国际会计协调和经济一体化。

【关键词】

非文化会计环境;会计价值;Gray(1988)模型

0 引言

会计环境指的是影响会计系统的外部因素,它主要分为文化会计环境和非文化会计环境。就对会计价值的影响而言,非文化环境是其重要的外在动因,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以及法律环境,这些环境通过相互作用影响着会计价值,而且一定意义上非文化环境因素决定着会计价值的发展路径。本文主要探究往往被人们忽视的非文化环境因素对会计价值的影响,进而丰富会计价值体系框架。

1 对Gary(1988)模型的认识

Gary(1988)模型为会计价值建构了基本理论模型,在随后的二十余年里得到了应用,为会计环境对会计价值影响的大量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虽然Gary(1988)模型是将Hofstede(1980)文化模型开创性的运用于会计价值研究中,但是在诸多的实际研究中,往往会忽视非文化会计环境对会计价值的影响,多是将焦点放在文化因素和一个或多个Gary(1988)模型会计价值的相关性考察方面。目前,仅有少数的学者对非文化会计环境因素对会计价值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实际上却难以形成系统性。鉴于此,本文尝试考察非文化环境因素与Gary(1988)会计价值的相关性,分别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法律渊源等方面探究非文化会计环境因素与Gary(1988)模型会计价值的相关性。借助这一次探究,进一步丰富Gary(1988)会计价值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为未来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更多指导依据。

2 会计环境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谈到:世界是发展着的世界,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地发展中,自然界是变化发展的,人类社会也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同样地,会计环境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的。在传统的会计中,会计环境主要指的是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和客观历史条件,然而当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时,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会计环境也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可将其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环境因素,正如事物的影响因素是多面的而并非一面的。其中内部因素包括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念和素质、会计工作手法、管理模式等会计系统内部的各种客观条件和状况;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法律因素等会计系统外部的各种条件和状况。

3 探析非文化会计环境因素对会计价值的具体影响

3.1政治环境因素对会计价值的影响

会计价值往往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目标,可以说会计价值的发展和运行实质上就是一个政治过程,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价值必然都是这个国家政治的要求和体现。政治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政治意识形态,一种是政治组织体制,它们对会计价值的影响都是比较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有三种,分别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其中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种相反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民族主义所代表的范围较广,本文主要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方面进行分析。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比较而言,社会主义更多的是对国家政权的强调,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对企业、市场等方面进行管理和监督。而自由主义恰恰与其相反,它更为强调国家的不干预政策,提倡自由的市场经济发展,在这种环境下的会计价值则比较倾向于少法律、多灵活的控制,而社会主义下的会计价值则偏向法律控制的价值取向。但是自由主义导致市场经济过高的灵活性,容易造成企业和个人对利益的追求,这并非是最好的。近几年,政治意识形态与会计的相关性受到了会计学者的相当关注,由于各国的政治环境有所区别,最终导致其会计价值也就有所不同。

3.2 法律环境因素对会计价值的影响

会计价值不仅会受到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也会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同,造成会计价值有着重大的差异。法律渊源包括两种,一种是成文法,一种则是普通法。普通法相较于成文法更为灵活,它是以会计实务为基础的,普通法所具有的灵活性与会计价值中的是相符合的。与此相反,成文法中法律条文所包含的要求不但数量多而且内容较为详细,在大陆法系中,会计原则及其相关制度都会被纳入法律的范畴,从而体现法律控制、统一性的价值,使得个人相对国家政府权力的优先权不足。相比较而言,普通法国家稳健性的程度要高于成文法,普通法的国家则相对透明。

3.3 经济环境因素对会计价值的影响

如果说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对会计价值有着重要且深远的影响,那么经济因素对会计价值的影响则是最直接的,因为经济环境中所包括的每一个因素都会作用于会计价值,社会经济对会计价值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本文主要探析经济因素中影响较为重要的经济体制和融资系统对会计价值的影响。

经济体制对会计价值的影响。

比较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资源配置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从而使以促进社会经济资源有效、合理分配未最终目标的会计系统必定会受到该国家经济体制的影响。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具体运行的过程是不同的,有些国家是以计划机制为主导,信息以指令为主要内容;而有些国家则是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信息以价格为主要内容,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信息接受者享有平等的权利,为投资者提供精确、可靠地会计信息是会计的主要功能,便于其做出更好的决策,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更适合稳健主义价值。

融资系统对会计价值的影响

融资系统可分为债权融资系统和股权融资系统,它也属于会计价值重要的经济因素。在股权融资系统下,处于主导地位的是个人投资以及机构投资,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持股数量随时地进行调整,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债券融资系统下,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银行、政府投资,他们无法对自己的持股数量进行随时调整,法律控制强度较大。由此带来的差异,对一个国家会计价值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影响。

4 结语

综上所述,非文化会计环境因素对会计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学者在对会计价值进行探究时应考虑全面,不断丰富会计价值体系框架,促进国际会计协调和经济一体化。

【参考文献】

[1]潘爱玲,李彬,林亚囡,宿伟娜,文化对会计的影响文献书评及未来研究展望[J].会计研究,2012

[2]徐伟航,王积田.影响会计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因素分析[J].华章.2011,22(17):41.

[3]刘文华.我国会计文化的特征及其重构策略[J].商业时代2010,27( 5): 96

第2篇: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性质特点表现形态 

一、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基本特点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对劳动生产、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并发挥作用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的、独特的属性。它既蕴涵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社会价值共性,又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特殊价值个性。

        1.依存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依存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及其程度,它随着人类社会主导类型经济形态的更替和特定国家中心任务的变迁而改变其自身作用的质与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呈逐渐上升的发展轨迹。循用潘懋元教授的观点①表述为:“农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工业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处于经济活动边缘;知识经济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被提高到经济活动的中心”。造成上述景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它们的生产要素分别为:土地和劳动力(以数量为主);资本、劳动力(数量和素质并重,以数量为主)和原材料;知识、科技和劳动力(以素质为主,包括思想政治等非技能性素质)。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社会占主导类型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形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①潘懋元教授原观点为:农业经济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工业经济时代,大学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被推向到经济社会的中心。参见潘懋元、刘振天:《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载《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6期。)资源与生产要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限度。由此不难瞥见,伴随着三种经济形态的更替,劳动者的素质、精神性因素在劳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呈线性攀升。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也逐渐彰显。

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之所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与我国正步入工业经济社会进程,少数行业进入了知识经济行列,而且知识经济还必将成为我国主导经济形态是紧密相连的。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可以预见,在一个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体现,也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在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技的知识经济时代,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对经济、科技的发展更为突出和重要。”①而提高人的素质(主要是非技能性素质),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精神转化为物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使命。这从一个视角说明了其经济价值的发挥程度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是紧密相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家中心任务由政治性任务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从1992年(此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人们开始重视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日益凸显,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也日趋深入。江泽民同志指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服务和保证这个中心任务的完成。经济建设要搞上去,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没有政治条件和政治保证,社会不稳定,经济就搞不上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发挥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保证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②

2.间接性

在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形态结构中,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归属于间接性价值之列,即与智能教育、科技教育等直接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往往是通过改变构成经济活动的中介环节或相关因素来实现的。“教育和经济效益并非是一种直接的线性关系,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和产生经济效益,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经济活动之后,才能产生经济效益。”③这种间接性具体表现在要素、环节和过程、机制等层面。

(1)要素、环节层面。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通过影响经济活动中的以下有关环节、因素为中介来发挥其经济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能够形成、培育的一定的经济文化、经济思想(思潮)、经济制度、经济道德、科技精神等,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劳动者与经济组织、劳动者和劳动者以及经济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劳动者除了智能技术以外的素质,特别是政治、思想、道德素质等和潜能发挥程度、劳动态度(含积极性与创造性)、动机水平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科技意识,效益观念与时间观念等等。

(2)过程、机制层面。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实现中的过程、机制的间接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潜能的发挥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个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内化阶段。教育者将社会要求的政治思想、道德规范等传递给受教育者(劳动者),影响受教育者(劳动者)的情感、意志和动机,激发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外化阶段。受教育者(劳动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发下,把与劳动、生产有关的精神性因素变为实际劳动行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聪明才智,提高劳动生产率,产生了物质价值(经济价值)。这个“价值”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活动的“物化”④。在这个阶段,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动者这个中间环节作用于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也就是以间接的途径参与了创造物质价值(经济价值)。马克思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⑤这个过程、机制示意图如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对象(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物质价值(①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6页。②《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0年,第8-9页。③范先左:《教育经济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8页。④项久雨:《论思想道德教育价值的表现形态》,载《江汉论坛》2003年第2期。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页。)

3.多端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多端性,即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既可以表现为宏观层次对整个国家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也可以表现为中观层次对某个经济组织、团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微观层次对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施加影响。

(1)宏观层次。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只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才能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提供强大动力与保证。”①

(2)中观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中观层次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一个经济单位、组织和团体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层次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价值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表现。而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管理理论”,则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中观层次的经济价值提供了学理支撑。“文化管理强调企业与员工、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信念、利益、目标远景等的协调一致性,通过共同的价值观、信仰、道德、习俗和礼仪等文化要素的作用,实现对人的规范作用……从而显示出较强的协调力和控制力。”②

(3)微观层次。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包含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只有全面教育,才会有劳动者全面素质的提高,否则,仅仅重视劳动者智能的培养,忽视对其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引导、培养。教育的经济价值就会降低,甚至是负数。”③就劳动者的主观世界而言,受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劳动价值观)、道德观、心理素质以及主体意识、竞争意识、效益观念和时间观念等制约。而培育、提高劳动者的上述观念、素质和品质等正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功能。

4.两面性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两面性具体表述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发挥影响既可以是维护性的,即维持和保存社会既定的经济态势;也可以是变革性的,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树立、孕育和发展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充当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思想先导。这种变革既可以发挥正面的积极功能,就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也可能是负面的消极功能:阻碍、束缚、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当前,使思想政治教育充分发挥其正面的积极功能,一方面要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承扬,使那些对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在这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变革功能,主动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二、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向度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方向保证、营造环境、参与管理、精神动力激发等四个方面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方向保证价值思想理论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对经济发展起(①载《人民日报》2000年6月29日。②吴松强:《“知识经济”视角下文化管理实施对策探讨》,载《江苏商论》2007年第11期。③王殿卿、李春玲:《新编大学德育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3页。)着导向和调节作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任何一种社会,在经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要以自己的思想体系影响社会生产、制约经济发展方向。我国以“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和衡量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价值标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先进的思想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灌输于人,成为经济建设的有力保证。

2.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进步的环境营造价值市场经济具有经济和道德的“两面性”,即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但同时也内含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利益驱动和效益最大化追求,不仅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的冲动,而且难以保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更难以确保人类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因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必要的社会规导和限制,它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不仅要有清晰的法律规范界定,而且要有明确的伦理道德约束。①

事实证明,市场经济一旦缺乏良好的道德环境、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往往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并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价值之一就是为其发展扫除精神障碍,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精神环境和社会风气。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认识、道德、社会心理环境。

3.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活动中参与管理的价值社会物质利益的激励、法律与规章制度的约束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管理的三块宝石。当代经营管理是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人、关心人、激励人和开发人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所在。②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员工的科学文化技能、敬业精神和劳动积极性等的充分发挥。传统的“见物不见人”的管理方式逐渐被冷落,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普遍重视。对于管理者来说,只有和员工形成精神的真正沟通,才能把管理者的思想、企业的目标变成员工的自觉行为。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劳动的主要形式成为脑力劳动,其劳动强度和质量均取决于人的自觉性、责任感和角色意识的强弱。创造性脑力劳动必须依靠劳动者自我控制和自主行为。因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更加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来提升员工的敬业精神,培养其对企业的忠诚意识,那种认为只有严格管理的规章制度才是有效的组织原则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管理,承担了管理职能,而且是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日益丰富了其经济价值。

4.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因素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主导性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对推动经济活动开展的精神动力价值在于:首先,激发人的活力。即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质和行为,联系生产力的内涵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一作用,可以具体理解为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和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加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次,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才能使人们投入到这一实践中去,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提供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等诸多的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教育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精神动力激发价值。

第3篇: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绿色领导;绿色领导素质

[中图分类号]D035-3;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087-06

[作者简介]王雪峰(1952—),男,上海人,管理学博士,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管理学科群首席教授,主要从事领导学、低碳经济研究。(江苏南京 211816)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服务低碳经济的领导模式研究”(12YJA630134)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低碳经济与绿色领导模式研究”(10GLB006)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Green Leadership: The Critical Path of Low-carbon Economy in China

Author: Wang Xuefeng

Abstract: The p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ow-carbon economy results from the inefficiency of economic operation, and the key factor of this predicament is the state-owned monopoly, so green leadership is the critical path to get out of the plight. Primary green leadership is the contrac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so that the objective laws of the various fields can dominate the operation of its own field. Senior green leadership is guiding the community into the low-carbon civilization with the general rule of the nature system. Green leadership qualities are the key support of green leadership, among which, the most critical quality of leaders are the character of dedic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plainness and bravery, and the ability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system planning.

Key words: low-carbon economy; green leadership; green leadership quality

最近两年,学术界研究低碳经济的文献呈现“井喷”趋势,这说明低碳经济已经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目前,对低碳经济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内容:实现低碳经济的技术手段,实现低碳经济的经济手段,实现低碳经济的法律与行政手段,低碳交通、低碳城市等建设的方案策划,低碳经济的总体发展对策,低碳经济理论的继续丰富,等等。①

中国学者对中国低碳经济之路的诸多研究,既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困境,如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总体技术水平落后、资源要素价格扭曲等等②;也提出了中国的应对策略,如国家层面的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加快低碳产业发展、加快低碳技术创新、加强金融与财政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法规体系、建设低碳经济试点与基地,企业层面的提高对低碳经济的认知水平、构建适应低碳经济的新发展战略、构建低碳技术创新联盟,公众层面的树立宣传低碳理念、践行低碳生活,等等。①所有这些研究,对中国深化低碳经济认识、启动低碳经济进程、解决阻碍低碳经济发展的问题都有价值与意义。然而,从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的角度看,任何系统都有一定的结构。只有在结构中找到具有关键影响的关键问题,才能顺利解开其他诸多问题纠结成的死结;只有在结构中发现具有重要杠杆作用的关键对策,才能有效启动其他诸多对策的实施。本文要探讨的正是在当今中国这个巨型系统中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问题和关键对策。

在中国现行体制中,政府对整个社会发挥着最重要的驾驭作用,而政府中的最高领导层又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发展低碳经济与其他许多命题一样,政府的领导方式、领导方略和领导过程是关键中的关键。本文将证明,中国政府的领导绿色化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路径。

一、国有垄断经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因素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之一,煤炭燃烧产生的碳排放明显高于石油与天然气。②而中国人口众多,又正处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能源消耗量极大,这就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要求中国碳减排的压力非常大。当然,这种压力中也包含着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遏制中国的因素。对于西方国家的做法,中国应该理智地进行分析,把环境问题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清晰地分开来,采取分类对待的应对策略,既不盲目地陷入西方国家的圈套,也不回避自身在碳减排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以此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另外,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状况都达到了自身的经济与社会难以继续承受的程度。即使不谈碳排放对大气的影响,如此高的能源消耗量本身就对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的隐患,为此,中央政府已经把节能降耗作为“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要战略性任务。

因此,尽管中国目前发展低碳经济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但国内外两方面的压力迫使中国不得不在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开始启动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然而,正因为条件不够充分,中国就面临着比其他绝大多数国家更严峻的挑战。中国面临的困境是:发展低碳经济需要技术等方面的巨大投入,能够为这种投入提供资金的唯一方法是进一步发展工业,但因此又将进一步增加碳排放。也就是说,不发展工业就无法发展低碳经济,发展工业又直接增加了碳排放、违背了低碳经济的要求。要开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大门,使中国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就必须从这个悖论式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在这个困境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中国当前的生产模式粗放、低效③,资源消耗量大,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强。经济低效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单位GDP的能耗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如果能够有效地提高整体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那么创造同样数量的财富所消耗的能源和产生的碳排放就会大大降低。影响经济运行效率的原因既有产业结构的因素,也有技术的因素,还有体制的因素。而对于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而言,体制因素同样具有较大的影响。如果能够运用体制改革等手段排除体制导致的低效性,那么即使在暂不进行产业结构转型的情况下,也能明显提高经济及社会的运行效率,这样一来,既能保持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财富增长量,又能明显降低碳排放总量,中国就可能从上述悖论式困境中解脱出来。

在体制方面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运行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经济领域中的国有垄断。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关系经济命脉的行业都被国有企业所垄断。这些使其所在行业成为垄断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是中国国有企业体系中的主干。垄断排除了竞争,扭曲了市场,价格、行业标准、服务质量等经济运行的关键指标都成为可以随意制定的东西,这为垄断企业提供了牟利的捷径。所以,垄断企业对垄断价格和霸王条款的兴趣总是比改善服务和更新技术高得多,这就使中国的交通、通信、金融、供电等方面的价格居高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极高,总体经济的效率低下。①除垄断行业之外的其他行业,面临如此高的运行成本,只能通过扩大规模或产品劣质化榨取利润,由此导致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消耗。也就是说,国有垄断行业通过提高全社会运行成本的方式来营利,它们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着扭曲经济规律、降低全社会经济效率的作用。为了抵消这种作用的影响,整个社会就不得不消耗更多的资源、破坏更大的环境。

另外,国有垄断扩大了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所有国有垄断行业从业者的人均收入都明显高于其他行业。②如果没有这种差距,在同样的社会财富总量下,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会明显提高。垄断产生的财富吸纳效应,把原来可以用于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和提高全社会医疗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水平的资金大量吸纳到垄断行业,这使整个社会不得不通过增加生产来弥补被垄断行业吸纳走的财富,碳排放也随之增加。

此外,垄断行业的高人均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上炫耀式的过度消费,这又扭曲了整个社会的消费心理,使名牌奢侈品消费的非理性攀比等不健康的消费行为明显增多,这些现象最终都会推高碳排放量。

由此可见,国有垄断具有把经济锁定在低效状态的巨大作用力。因此,国有垄断虽然不是造成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困境的唯一原因,但却对这种困境出现悖论式的结构具有较大的影响。如果取消国有垄断,消除其对整体经济的扭曲,即使产业结构暂不转型,也都可以明显降低碳排放总量,这样就使中国容易赢得向低碳经济转型所需的时间和条件。

二、领导绿色化:摆脱低碳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路径

解铃还需系铃人。国有垄断产生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也只能靠政府的行政权力去取消,因此摆脱困境的关键在于领导。

国有垄断的本质是以行政手段排斥经济规律,而任何违背客观规律的东西,都必定是非环境友好的,也就是非绿色的。低碳经济的本质正是强调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也就是强调绿色化。中国摆脱低碳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路径,就是绿色领导,即领导模式和领导活动的绿色化,也就是使领导模式和领导活动符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

破除国有垄断,恢复经济的客观规律,借助客观经济规律引导和调控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是中国政府领导绿色化的最重要的内涵。领导者为了增加碳汇而去种树,为了减少碳源而节约水电,这些做法固然很好,但比起绿色领导的真正内涵,领导者个人种几棵树、节约一些水电对低碳化的作用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绿色化的本质是合规律性,政府领导绿色化的本质是符合行政规律。低碳经济把自然界的环境容量极限纳入人类经济的视野,从而要求领导从更大的系统——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自然界的大系统视野去认识、判断、选择社会发展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行政规律放到自然界大系统的层面去认识、把握和运用,在符合整个自然界各种规律的基础上去实现对行政规律的符合。为此,中国的领导绿色化应该分为两个层次,即初级绿色化和高级绿色化。

领导的初级绿色化的主要内容是:把行政权力收缩到符合行政规律的范围中去,从而使经济领域和其他各个领域回复到按照各自的客观规律运行的正常状态。其中,首要的任务是消除经济领域中的国有垄断。

领导的高级绿色化的主要内容是:按照低碳经济的要求,用行政权力规导各个领域的运行,使社会各个领域的客观规律都服从自然界大系统的总体规律,把整个社会有效地带入以低碳经济为标志的新的文明(可称之为“低碳文明”)阶段。其中,关键的任务是以低碳文明的理念和规则有序地改造社会经济,在解决其中的市场失效问题的同时,引导全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低碳文明变革。

领导绿色化,就是政府领导按照低碳文明的理念(即绿色领导理念),借助系统性强、简洁高效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机制(即绿色领导体制和绿色领导机制),运用以人为本、系统筹划、理性引导为主的领导方法(即绿色领导方法),带领全社会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首先,领导绿色化要使社会各个领域回复到由客观规律来支配的正常状态,结束各个领域的低效运行局面。如果把因低效运行而产生出来的多于正常运行状态的碳排放称为“碳排放水份”的话,领导绿色化的首要任务就是在整个社会运行尤其是经济运行中挤干“碳排放水份”,这是初级绿色化的任务,其实质就是中国三十多年来进行的体制改革,这个改革目前进入了攻艰阶段。从低碳经济的视角看,进一步深化改革不仅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需要,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需要,因为社会各领域的低效运行产生了很大的“碳排放水份”。

与此同时,领导绿色化要为低碳经济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建立扶持低碳产业的法律、政策、财政金融体系,引导全社会建立低碳生活、低碳消费的理念与习惯,等等。要使全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积极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要求。

此外,领导绿色化要在社会理念和社会财富具备了全面推进低碳经济的条件(例如初步建立了“生态公民”的意识与习惯①、积累了大规模开发低碳经济技术的资金等)时,引导全社会从工业文明走向低碳文明。此时,应该深入探索低碳经济及整个后工业经济的特征乃至规律,深入探索低碳文明社会各个领域的特征乃至规律,在逐步认识和掌握这种规律的基础上,理性地建设低碳文明社会。

领导初级绿色化的行政权力收缩,不是要放弃政府对社会的领导,而是要使政府的领导正确化、有效化。当政府以行政手段直接进行社会运行的时候,政府就由“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而社会各领域的矛盾也就变成了政府内部各层级、各部门之间矛盾。领导初级绿色化就是要让政府回到“裁判员”的位置上去,从而为其正确、有效地领导社会奠定基础。

目前,政府的行政手段仍然程度不同地直接介入各个领域的运行,各领域自身的客观规律因此或多或少地受到行政权力的遏制乃至排斥。所以,那些得不到政府重视的领域几乎无法发展,而那些得到政府重视的领域虽然发展速度快,但发展效益差,总体呈现低效率、高消耗的状态,增加了许多“碳排放水份”。

对于低碳经济而言,政府的领导初级绿色化只是前提条件,领导高级绿色化才是真正的低碳经济领导。迄今为止对低碳经济的研究大量涉及政府行为的内容,①都是领导高级绿色化的具体措施。然而,从中国的国情看,虽然政府的领导高级绿色化体现了低碳经济领导的实质,但领导初级绿色化却是走向低碳经济领导的“瓶颈”。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不具有跳跃式进入低碳时代的条件,②领导初级绿色化的任务是绕不过去的。可以说,领导绿色化是中国摆脱低碳经济发展困境的关键路径,其中的初级绿色化则是关键路径中的关键措施,而关键措施中的关键任务则是消除经济领域中的国有垄断。

三、绿色领导素质:实现绿色领导的关键支撑

绿色领导是政府领导活动中的低碳经济策略。策略要靠人去制定、实施。要正确地制定领导策略,有效地实施领导策略,需要领导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因此,绿色领导需要领导者的绿色素质去支撑。

人的素质可分为身体素质和精神素质,其中精神素质又可分为人格素质和智力素质。人格素质包含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智力素质包含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对于政府领导者而言,最重要的素质是思想素质和能力素质,也就是通常说的“德”和“才”。思想素质主要包括“积极进取、适度索取”的绿色人生观和奉公负责、正直勇敢、明礼诚信、自敛自律的绿色品德,能力素质则主要包括辩证思维能力、系统筹划能力、沟通能力、引导能力、激励能力、强制能力。

“积极进取、适度索取”的人生观就是提倡积极为社会和人类作贡献、但适度减少个人索取的“做十分、取八分”的人生态度。奉公负责是指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为社会尽心尽责的品德。正直勇敢是指坚持正义、不畏艰险的品德。明礼诚信是指尊重他人、真诚守信的品德。自敛自律是指谦让、节约、自我约束的品德。辩证思维是指运用联系、发展和重点的思维方法认识、把握、影响各种事物的能力。系统筹划是指以系统思维和系统操作的方式策划与实施社会运行的能力。沟通、引导、激励和强制能力是指与社会民众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引领他们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纠正他们的不正确行为。

上述各种领导素质,在人类社会几千年的领导活动历史中都已被运用并研究,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不是新的东西。然而,发展低碳经济引出了一个新的人类文明阶段,在新的文明之下的各种人类行为都将呈现新的特征乃至新的性质,领导者的素质也不例外。用低碳文明的精神来规导上述思想素质和能力素质,这些素质就整合成适应并服务于低碳经济的绿色领导素质。规导领导素质的低碳文明精神,其核心理念是以自然界的系统容量(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各种能源、各种矿物、各种动植物等所有各种环境资源的容量)为限制条件,理性地测算、策划、调控、改变人类的生产行为和生活行为,以此追求人类利益的最佳实现。

有了绿色领导素质,领导者才能得到群众的尊敬与认可,才能在领导活动中激发群众发展低碳经济的积极性与生命力。同时,有了这些素质,领导者才能准确地认识客观规律、正确地推进改革,才能有效地提高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

从当前的中国国情看,在绿色领导素质中,最关键的思想素质是奉公负责和正直勇敢的品德,最关键的能力素质是辩证思维能力和系统筹划能力。奉公负责和正直勇敢的品德使领导者无私无畏,辩证思维能力和系统筹划能力使领导者有才有为。只有具备这样的领导素质,领导者才能实现领导绿色化,从而在推动中国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进行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之所以要把奉公负责、正直勇敢和辩证思维、系统筹划作为对当前中国领导者的最关键的素质要求,是为了能够有效地消除经济领域中的国有垄断,因为消除国有垄断需要极大的勇气、精深的思辨和高超的智慧。

首先,要消除国有垄断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因为国有垄断具有很强的自我保护倾向和能力。由于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与政府官员一样被纳入干部行列,所以只要在干部任命渠道中拥有人脉关系,即使不懂得相应行业的业务,甚至根本不具备经营企业的能力,也同样可以任职。要取消国有垄断,首先要冲破这种利益网,这就要求领导者自身廉洁奉公、不被利益网牵连,并且具有挑战利益网的魄力和勇气。

第4篇: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持续发展  社会机制  消费理念  消费结构   消费需求

前言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尤其是社会发展滞后问题,人们习惯偏至于批判经济发展方式的落后,进而质疑经济发展目标的失当,而人类在反思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似乎不太情愿反思自身的消费行为。经济发展饱受垢病,其实经济发展目标的失当根源于社会需求的非理性,而社会非理性需求则根源于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这实质上是社会整体理性的消极不作为,纵容个体非理性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误导。

一、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缺位误导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

    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或最终目标是满足社会的消费需求,既包括物质消费需求,也包括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只有满足社会需求,经济活动才被证明是合目的性的活动,只有满足了社会消费需求,经济活动才从社会得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也才会被证实为合规律性的活动。因此,经济活动必须接受社会需求的规定,否则就不能够持续进行,也不值得持续进行。可见,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这一关联集中体现为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即社会需求规定经济发展的合理目标。然而,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导向作用,尤其是社会需求通过规定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引导经济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即以人类整体理性为主导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建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是由国家计划安排的,缺少变化,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被僵化的计划管理阻断,消费需求对生产的引导作用被掩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种经济关系可以通过市场迅速而有效地联结起来,这就为消费引导生产、需求激励供给创造了条件。不过,目前我国的社会需求导向机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突出的特征是:第一,社会消费需求仍以个体消费需求为特征,缺少社会整体理性的引导与规范,往往带有非理性特点,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一书中列举了六种有违社会规范的消费行为,包括奢侈性消费、吝音、节俭、早熟消费、炫耀性消费以及消费陋俗等,[ 1 ] 136-153这些以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杂合而成的社会消费需求往往缺乏理性。第二,个体消费意识及行为是分散、互扰的,难以形成明确、一致的社会消费需求信号,对经济发展的指示含混不清,对经济活动产生扰动,引导作用被削弱。在此影响下,经济结构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结构优势、产业优势,制约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第三,个体消费较多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较多关注局部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较多关注自身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因而个体消费往往以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作为消费动力,较少考虑这一个体消费行为对他人、社会对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影响。第四,个体消费需求具有不稳定性,个体消费需求既受到宗教信仰、文化教育、风俗习惯、消费理念等“堕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同时个体消费需求又极易受到消费心理,如攀比心理、炫耀心理、时尚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使个体消费需求变化不拘,难以捉摸。随着现代市场供应的日益丰富以及消费文化、消费心理的日新月异,影响个体消费需求的活性因素的作用超过惰性因素,导致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更趋明显。

    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导向密切关联。马克思说:“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 }a7 zo因此,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误导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而对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严重制约。个体消费的非理性,尤其是过度消费引发经济不断扩张,加剧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紧张,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个体消费需求的散乱特性,使经济发展目标难以统一、明确,经济活动相互干扰、内耗,降低经济发展的效益;个体消费需求的不稳定性使经济发展面临更大不确定性,承担更多的风险,经济发展缺乏稳定的市场环境。

二、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构成要素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缺位致使各种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难以形成合力,消费需求难以社会整体理性消费需求的形式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个体非理性的消费需求。“消费是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或不良性循环的枢纽点”,〔’〕”因此,要使消费需求由非理性走向理性,由个体消费需求走向社会消费需求就必须把多种消费因素加以整合,形成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以理性因素约束非理性因素,把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行为整合成理性、科学、健康的社会消费行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目标更趋明确、科学、合理,引导经济实现持续发展。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由三个要素构成,即消费理念、消费结构与消费需求(如图1)a

其一,消费理念,即消费观,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持有的对待消费的一些根本原则和观念,如我国人民长期持有的节俭消费是一种传统的消费理念,而近年来从国外引进的超前消费、借贷消费或透支消费是一种新型消费理念。影响消费理念的因素大多是哲学层面的认知科学及认知理念,如生态文明、消费文明、消费伦理等。消费理念应为社会普遍认可并接受的科学、文明、合理的消费原则及观念,更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体现。

    其二,消费结构。消费结构是指消费对象的组成结构,可用各种消费对象之间的比例关系来表示。根据消费主体的不同,消费结构可以分为个体消费结构和社会消费结构。(a) ioa社会消费结构与个体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其形成、演化、变动规律存在一定差异。相对而言,社会消费结构受宏观因素的影响较大,如消费文化、消费理念、生产结构等,呈现出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稳定性等特点;而个体消费结构往往受消费心理等活性因素的影响,呈现多动性、个性化等特点。

    其三,消费需求。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购买力条件下的消费欲望。广义的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可以指有购买能力—即能通过购买得到满足的现实的消费欲望,也可以指纯粹的消费倾向或消费想象,但这种消费想象因缺乏购买力支撑,因而是不现实的,只是在购买力条件改善后,消费想象可能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由于受购买力条件的约束,现实消费需求必须有明确消费目标指向及消费数量的限度。消费需求的目标指向性及有限性是其重要特征。

    消费理念在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中居于最高层次,是社会整体消费理性的集中反映,体现一定时期内的消费文明,对社会消费具有重要引导、示范及规制作用,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形成较为稳定的消费结构。消费结构的形成与稳定是社会消费理念的载体,反应并折射消费理念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程度。

消费理念对消费者的消费目标选择的影响较为间接,其作用方式及效果也并不稳定。当然,消费理念对个体消费需求也有两种直接影响方式。一是消费理念直接引导与约束个体消费需求,这依赖个体消费者对消费理念的认识和接受程度。

二是国家和社会通过非市场手段将消费理念直接

内化到个体消费需求中,常见的方式是强制性消费,如政府为提高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以教育行政命令的方式统一、强制推行的“早餐奶”消费。

    与消费理念的作用方式及效果相比,消费结构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较为直接,效果更为明显,原因在于消费结构是社会群体消费需求的集中反映,也是经过长期的消费者群体的消费行为形成的客观结果,因而对消费者个人的消费选择有直接指导作用。消费者的个体消费行为往往受到从众消费心理的影响,使得他人的消费行为及习惯对自己的消费选择产生示范作用,一旦从众消费,便会以个体消费习惯的方式对个人的消费行为加以固化。

    当然,消费需求也会反过来对消费结构及消费理念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作用,三者之间的互动关联性较强。但从作用机制上看,消费理念体现消费文明,引导社会群体消费行为的理性形成稳定的消费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消费心理等影响个体消费行为的因素作用,进一步引导个体消费选择。这样从理念到集体行动再到个体行动,使得社会消费需求理性得到贯彻,使分散、互扰、不稳定的个体消费,趋于科学、合理、稳定,从而使社会消费需求目标明确而一致,这是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整个逻辑体系。这一内在逻辑严密机制的建立目的在于向经济发展发出明确的信号,即经济发展必须以满足理性的社会需求为目标,也从而为经济发展追逐不正当的发展目标划下红线。     三、社会需求导向机制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理性

    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目标是确保社会需求理性,以实现对经济持续发展目标的正确引导。因此,社会需求导向机制的作用可以分解为:保证社会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即倡导科学、文明、健康、适度的社会消费需求;尽可能消除个体消费观念及消费行为的分散、互扰,实现社会理性消费需求目标的明确、统一;向经济活动发出明确的社会需求信号,引导经济发展确立科学、合理的目标。

    第一,消费理念引导社会消费需求体现社会整体理性,从而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目标理性。体现社会整体理性的社会消费理念至少应具备四个特征,即科学、文明、健康、适度。消费理念的科学性是指消费行为要遵循科学规律。科学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基石。消费理念的文明,指消费理念是生态文明观、经济伦理观、经济哲学等科学认识论的重要载体,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经济一社会一自然”等重大关系的认知成果的集中反映。文明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健康的消费理念是指人们的消费行为必须以提高人的生存与发展质量为目标,也就是说,人们要生活得健康且有尊严。健康的消费理念是理性消费理念的根本旨归,是判断消费理念是否理性的根本标准。消费理念的适度是指社会消费行为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适度消费观念的提出对传统消费观提出了挑战,即人类消费的无度是有害的,人类消费的非理性欲望及行为是应该收敛或禁止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人类没有无限消费的权利。科学、文明、健康、适度的消费理念将保证社会需求保持理性状态,从而使经济发展确立理性目标。

    第二,消费结构引导分散的个体消费倾向统一到社会整体消费倾向,从而向经济发展传达明确、一致的信号,引导经济持续发展确立理性目标。实践证明,消费结构可以通过消费文化、消费时尚、消费潮流等确立消费标准与消费模式,引导消费者的模仿行为;或者通过攀比、从众、炫耀等消费心理,促使消费者进行从众消费;或通过消费反作用生产,引发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的调整,从而迫使没有确立消费目标的消费者进行强制性消费选择,即市场供给并不提供和满足消费者其他消费选择。

第5篇: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  主导生产要素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1]。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2]“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 [4]。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 [5]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 [6]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7] 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8]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9]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10]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性服务—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0.

[2]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

[3]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6.

[4]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

[5]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28.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1.

第6篇: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  主导生产要素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1]。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2]“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 [4]。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 [5]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 [6]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7] 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8]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9]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10]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性服务—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0.

[2]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

[3]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6.

[4]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

[5]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28.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1.

第7篇: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知识经济 领导干部 素质

党的事业要取得胜利,不但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还必须有一支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毛主席曾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他强调指出,“中国的事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江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讲话,他指出,“要保证我国改革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已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做了精辟的论述,是我们做好干部工作的指南。

    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是至关重要的时期,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们既面临良好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当前的形势,努力提高干部自身素质,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干部的素质提出新内容新要求。

    一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较强的竞争能力。首先是人才和素质的竞争,只有不断地提高自身,才能在优胜劣态中站住脚,也只有有竞争意识,才能在工作中不断取得成绩。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求利性,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和现代化管理水平,从而敢于、善于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财富。同时,又要防止可能产生的利益诱惑,导致党性、人格、良心的商品化、市场化,不择手段追名逐利.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性要求领导干部既要强化平等意识,又要强化真正奉献的观念,同时还要注意不能把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所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坚决防止以权谋私、钱权交易.

    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要求领导干部既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进取、勇于探索,又要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政治信念。

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主性,要求领导干部既要增强独立指挥能力,又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还要防止出现否定党的纪律和必要的集中的自由主义,不顾全局的分散主义。

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造性,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备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能够正确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又要防止置法律与脑后,违犯客观规律,不顾客观条件胡干蛮干.

    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i翔法制性,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学法、懂法、用法,具备很强的法律意识,又要防止一些人利用现阶段法律的不完善钻国家政策、法律的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在世纪之交,我们已经强烈地感到:知识经济时代大潮正滚滚而来。正如江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的时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竟争日趋激烈。”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知识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和核心力量,体现在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谁就能在21世纪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这种态势给高等院校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重挑战。

  高校能否抓住这一发展机遇,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关健在高等院校的领导干部。高等院校的领导者要适应这种形势.必须具备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能力素质。

    首先,高等院校领导干部要有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这一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学习掌握邓小平理论,提高政治坚定性、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知识经济宏观背景之下的高等教育,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怎样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求高等院校的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并能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知识经济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度信息化、网络化,人们通过“视窗”尽情浏览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这样“政治”不但不会“淡”出我们的现实生活,而且某种程度还要强化,任何所谓“淡”化政治的想法都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而已。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将在网络上激烈展开,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按照江总书记所要求的“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去做,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高等院校领导干部必须树立“大教育观”,更新教育观念,实现四个转变。即从一次性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观念的转变;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观念的转变;从传统校园式封闭教育向现代远程开放教育观念的转变;从以教师和课堂为中心向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的教育观念的转变,要全面认识高等教育的功能,为知识创新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第8篇: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

关键词:历史合力论;正合力;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035-02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是为了反驳19世纪末各资产阶级理论家和部分德国社会人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提出的,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但是合力理论科学性的光芒仍然照耀和指引着今天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引导我们不断前进的灯塔。

一、恩格斯历史合力理论的提出

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不可避免地遭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极力篡改和攻击。首先是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巴尔特在他1890年出版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一书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歪曲解读,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只承认积极因素单方面作用的“经济唯物主义”和“历史宿命论”。同时,德国社会内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也在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他们将马克思书中的只言片语当成僵硬的公式和套语,机械搬用,完全忽视上层建筑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造成很大的伤害。正是在这样斗争异常激烈的社会背景下恩格斯对历史合力理论做了详细阐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深刻内涵。

1886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到合力论思想,即:“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合力,就是历史。”[1]248恩格斯对历史合力理论更详尽地阐述是在1890年9月给柏林大学数学系学生约・布洛赫的信中完成的。1890年9月3日,约・布洛赫向恩格斯求教,信中说:“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这个原理应当如何理解?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关系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或者经济关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其他一切关系的固定基础――虽然这些关系本身然后也可以发生作用?……因此,我想请教您,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经济关系到处地、直接地、唯一地和完全不依靠于人地,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变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作用,或者说,其他的关系――当然它们归根结底决定于经济关系――本身能够加速或者阻止历史发展过程,实际情况是这样吗?”[2]694

信中涉及的问题可归纳为两点:第一,肯定现实中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是否意味着否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第二,承认个人创造历史的作用,那么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原理是否还成立?这封信也映射了各资产阶级理论家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事实。

二、恩格斯历史合力理论的主要内容

恩格斯在回信中对合力理论内容做了具体阐述。

一是“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结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1]695可以看出“历史合力论”是针对当时德国社会内教条主义者所宣扬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而阐述的,它将经济、政治、文化等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系统有机整体。

二是“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一定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结果,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1]696-697上述说明两个问题,即历史进程是在客观条件和主体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发展的,同时单个主体力量的发挥会受到客观条件和其他主体力量的双重影响。

在这种斗争尖锐的背景下,恩格斯详尽阐述历史合力论的具体内容,绝不仅仅是为了回答布洛赫的问题,合力的概念也不可能单纯指某一种历史因素(如经济因素)或某一个人的意志和行动;合力的概念既包含了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因素,又包含了其他诸如政治、文化、历史、思想、意识等综合交错的因素;历史发展的动力既包含了伟人突出的领导作用,也包含了其他普通人的综合作用。

具体可以从三方面理解:第一,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在肯定物质条件决定论基础上的补充和展开,而不是另找新起点,每个人的意志力量本身就属于意识方面的范畴,它服从和服务于物质条件的决定力量。第二,利用意志相互冲突导致的意外结果反向证实历史过程的非主观任意性。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是在既定历史条件的限定下进行的,因此各个阶段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必然会受到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状况的影响和限制,这也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所在。第三,单个人的意志和愿望是源自人们自身条件的特殊性所形成的,是经济条件不同、不平衡的体现。这种不同意志力量作用的发挥必然会受到彼此的影响产生最终的合力结果,而意志力量作用的发挥也会受到物质力量的束缚。历史的具体面貌和发展是所有历史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不忽视和否认任何一种历史参与因素的作用,才能真正理解平行四边形的合力的力量之所在。

三、恩格斯合力理论的现实启示

对于恩格斯历史合力理论的现实意义,学者们已经做了多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历史合力论”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启示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全面重视社会系统中所有因素协同并进的整合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既要强调经济动因的根本作用,又要发挥其他因素的积极作用,同时需要重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适宜结合;另一方面,“历史合力论”指导我们正确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并且启示人民树立民族问题的整体性观念,发挥社会动力系统的合力以实现和谐民族关系。

然而,对于利用合力理论正合力思想警示思想阵地意识形态安全性的问题却少有学者进行研究。从恩格斯的阐述中可以看到,当有很多个力作用于一个点时,最终的合力不一定是朝着同样的或者相近的方向进行,即所形成的合力并不都是与其最初愿望朝相同方向或相近方向发展的,如图(1)OF所展示的方向;很有可能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的,如图线段R所展示的方向,甚至即使抱着这个最初愿望的人数占了很大比例,也有可能因为某些特殊、隐蔽的原因而让最终的结果走向图(2)所示的方向。

当今社会,各种社会思潮泛滥,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更有甚者企图任意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舆论阵地的主导权面临着四面八方的挑战,各种思潮联合形成的负面力量警惕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各种思潮的本质和它们的伪面孔。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民主论和是对当前社会影响比较大的几种思潮。新自由主义,突出特点在于主张非调控化、私有化和全球自由化,这些主张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利的,是要割裂社会主义性质对市场经济的控制。从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的演进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分析,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激进经济学和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也有某些合理的思想颗粒,但总体上、本质上是保守和落后的。普世价值论所宣传的自由、民主、博爱,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而是为了鼓吹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自由和民主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在不同的社会范围内它呈现的方式和实现的方法都会不一样,西方国家所输出的普世价值论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斗争性,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这一点。以“民主是中国唯一出路”的政治思潮也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无论“西方观”还是“伪社会主义观”,都以直接或间接地方式鼓吹“社会主义导致集权和专制”,目的就是要摧毁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我国一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一些学者所鼓吹的“”并不是要强化法律权威、推进依法治国的发展,根本目的在于取消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进一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西方的实质是宪法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并不等于民主。思潮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引导人们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形成错误的认知以达到否定、扭曲我党的奋斗历史。苏联解体这种政治灾难性颠覆的前车之鉴,是值得我们时刻谨记和堤防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区的今天,依然需要在全民心中建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精神,把握方向的正确性。整个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力量还处于弱势地位,既要面对来自外部时刻想颠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力量的攻击,又要防止内部矛盾对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阻碍作用。因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更应该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通过增强主体的力量来提高正向力量的比值,时刻把握思想领域的主动权,减弱敌对势力的破坏力量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带来的冲击,避免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产生负合力的现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9篇:社会经济中的主导性因素范文

论文摘要:生产要素理论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但其没有阐明生产要素的主次和优劣,基于此,本文提出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并对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进行了考察,农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工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后工业社会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管理和知识。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 主导生产要素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 。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 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 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 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 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 ,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性服务—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 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