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信息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

1　信息与情报

1.1　“信息链”

信息与情报是情报学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情报？对这些基本概念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就不可能获得对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科学理解。“信息”和“情报”，英语都是“Information”。英语的Information是一个连续体的概念，“信息链”由事实（Facts）数据（Data）信息（Information）知识（Knowledge）“情报”、“智能”（Intelligence）五个链环构成。简单地说，“事实”是人类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客观映射。“数据”是事实的数字化、编码化、序列化、结构化。“信息”是数据在信息媒介上的映射。“知识”是对信息的加工、吸收、提取、评价的结果。“情报”、“智能”则是运用知识的能力。换句话说，“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五个链环组成“信息链”（Information Chain）。在“信息链”中，“信息”的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面向认知属性的。作为中心链环的“信息”既有物理属性也有认知属性，因此成为“信息链”的代表称谓。

1.2　“三个世界”模型

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从哲学高度阐述了信息的属性。波普尔认为，信息有“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物理领域，第二世界是主观现实领域，第三世界是客观知识领域。根据这个理论，信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有关客观物理世界的信息，即本体论意义上的信息，它反映事物运动的状态及其变化的方式；第二类是有关人类主观精神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隐性信息，它反映人类能感受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处于意识、思维状态；第三类是有关客观意义上概念世界的信息，即主体论或认识论意义上的显性信息，它反映人类所表述的事物运动状态及其变化方式，用语言、文字、图像、影视、数据等各种载体来表示，汇成一个实在的自主的“信息世界”。以“三个世界”的理论来研究信息、知识、情报，它们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并列关系。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

转化关系。数据不会自动变成信息，信息也不会自动变成知识，数据、信息、知识同样也不会自动变成情报。实现从数据到情报的关键要素是人。是人通过信息组织与管理，知识组织与管理来实现信息、知识、情报相互转化。知识本身也是一种信息，情报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但是，知识、情报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体现人的认知因素而且在运用中能改变人的行为的特殊信息。

包含关系。信息存在于全部的三个世界中（主观世界、客观的物理世界、客观的概念世界），知识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但不存在于客观物理世界中，因此知识包含于信息之中。情报也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的概念世界中，是活化了的知识信息，包含于知识、信息之中。

层次关系。从数据提升到信息，主要是对数据之间建立相关性，使其有序化和结构化。从信息提升到知识，主要根据信息的相关性、有序性，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从中发现问题的本质。从数据、信息、知识提升到情报，主要是采取各种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激活它们。

2　情报学研究范式

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正是由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决定的。围绕情报学理论研究，可归纳为以下研究范式。

2.1　机构范式（Institution Paradigm）

机构范式是一种视图书馆和情报中心为社会机构的一组思想和观念，以社会学和教育学观点研究图书馆，从图书馆实践出发，研究资料（采集文献）、组织（行政机构和人员管理）、知识属性（分类、编目、采编政策等），从而驱动资料和组织的有效管理以发挥机构的社会功能。我国20世纪60—70年代情报学以及所探讨的文献合理布局，情报所的地位、作用以及情报政策、管理等都是从机构范式出发，对本行业的问题进行研究。

2.2　信息运动范式（Information Movement Paradigm）

该范式起始于申农和维纳《通信数学理论》一书的通信数学模式：即信息源—传输器—噪音—接受器—信息端。信息运动范式关注的是信息运动的过程——反馈和控制。它构成了当代情报检索系统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显然，通信数学模式的概念不适合应用在信息语义上，情报用户被视为情报检索系统以外的被动接受者，要去适应检索系统，利用现有的信息。因此，该范式只是从系统角度去对待情报用户，而不是从情报用户角度了解用户的情报需求。

2.3　解释学范式（Hermeneutics Paradigm）

伽尔默尔提出解释学的依据是人对信息、情报的解读、解释因人的知识与经验的不同而取舍，因此要研究传播、语言、文字、知识、理解及解释。如果说卡尔·波普尔偏向把情报作为静态的客观知识来加以纯技术性的分析和处理，伽尔默尔的解释学认为，社会文化以及情报消费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状态在查询、解读和利用情报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关注情报流动过程中情报客体与情报消费主体的交融。

2.4　技术主导范式（IT-centered Paradigm）

V.布什关于实现情报检索自动化的构想，使情报学研究的主流向着利用技术解决问题的范式演变，技术范式对情报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计算机技术突破了人类生产、处理和存贮信息的能力在数量、时间和智力等方面的限制，通信技术的进步，突破了人类传递信息的能力在距离和时间两方面的限制，信息内容开发从点（字、词）、线（字符串、全文文本）、面（数据库、关系数据库）、立体（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结合）、三维空间（A/V、数据挖掘）到万象空间（虚拟真实）不断向纵深发展。 情报学研究致力于发展各种先进、高效的情报系统和信息技术应用，但是，情报技术的应用并不是情报学的全部内容，不但如此，由于过分夸大技术的作用，反而导致了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忽略情报学的整体研究。

2.5　认知范式（Cognitive Paradigm）

由于认知科学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从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语言等，来观察信息和情报现象。认知范式强调入的知识结构，研究人的信息处理原理，关注情报的利用和吸收，目的是支持和改善情报系统的设计和情报服务。认知观的变迁意味着情报学研究主体从情报检索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扩大到强调情报用户的知识结构、认知过程、情报行为和人机交互等认知范围。

2.6　知识主导范式（Knowledge-based Paradigm）

传统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单元而不是知识内容。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1980年提出了著名的布鲁克斯基本方程式，明确地指出情报学的任务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情报学要对客观知识进行分析和组织，以便绘制出知识的“认识地图”并最终按“认识地图”来组织知识。情报学从文献层次向知识层次的深化、演进与发展是情报学研究的新趋势。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分。显性知识存在于信息载体上，通常经过符号化、编码化或结构化等文献处理，内容是固定的，外在的。隐性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行为上及概念里，是个人的，没有经过文献化、内部化的，以经验为基础的。隐性知识比显性知识更能激活灵感和启发创新，是一种更有价值的知识，但以往这类知识只能靠个人交流获取，无法收集和加工利用。情报学要超越显性知识，研究收集、筛选、加工、整理隐性知识的理论和规律。当前知识经济、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发现、数据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情报学界研究热点和学科体系成长的标志，最终将使情报学成为研究知识与知识活动包括知识的激活、扩散、转移、组织、增值、吸收、利用等规律性的一门学科。

2.7　经济学范式（Economics Paradigm）

情报学与经济学的联系早期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等基本方法，借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模式来评价情报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的价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等也成为情报经济学的主要议题。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国际情报经济学年会，内容主要围绕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面向21世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网络革命掀起的全球信息化所提出的众多理论课题与实践课题正在推动情报经济学开拓新的领域。例如，信息（情报）经纪业、竞争情报、博弈论、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等，都成为情报经济学研究热点。

2.8　人文范式（Culture Paradigm）

以人为本的思想必然要同人文科学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进行整合，从而研究信息民主与信息专制、信息自由与信息保护、信息平等与信息歧视、信息富裕与信息贫穷、信息共享与信息垄断以及信息污染、信息灾害、信息伦理、信息法律、信息政策、信息文化等以人为主体的信息环境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突出人文因素的研究，提高人的信息素养，将使情报学更加符合信息化时代特征和情报学自身的发展要求。

3　国内外情报学发展现状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拓展了情报学研究视野和研究内容，使情报学研究带有时代特征，同信息科学群的其他学科协调、融合、互补，进入了一个情报学整体更新的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是情报学创新的原动力，但国外情报学研究迅速改变“技术至上”的倾向，技术与理论并重，技术与人文并重，技术与经济并重，不断探索情报与技术最佳匹配模式。情报学研究从强调信息需求和信息利用，重视以用户为中心来设计信息系统和情报检索开始，逐步引入解释学、认知观、人文因素等新成分，现在关注的焦点移向知识管理和利用、以人为本、用户/信息/技术/社会和谐共处的生态平衡。情报学不断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与时代的要求俱进，与技术的发展俱进，与社会的进步俱进，不断拓宽情报学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目前已形成为一门多范式交叉、多学科集成的全方位情报学。

我国情报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两个高潮。一个高潮是引进国外情报理论，开始学习和探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布鲁克斯的知识方程式以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等，为我国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打下基础，一些有影响的情报学专著如《情报学概论》、《情报数学》等相继问世。另一个高潮是开始计算机情报检索的试验、应用和研究，出现了计算机编制主题表、汉字切分、中文全文检索、自动标引等应用研究。我国情报学关注领域和研究重点开始从文献转向技术，从理论转向应用。截止1998年统计，新中国成立50年来情报学领域计18369篇，按11个论文主题分类，论文数排名分别是情报组织管理、情报基础理论、情报检索、情报分析研究、情报服务、情报搜集、情报技术、情报事业、国外情报事业、情报整理、情报教育。关于理论研究方面，情报学界出版了《现代情报学理论》等专著，近年来在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情报学研究的定量化、情报学认知观、经济情报学、知识组织和管理、竞争情报、内容开发等广泛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论文，说明我国情报学研究有新的发展。据2000年9月统计，我国目前培养情报学硕士的高等院校和情报中心有22个；培养情报学博士的单位有4个；情报学作为一级学科单位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2个。

4　情报学与相关学科

4.1　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文献学

美国学者S.Hemer 1984年在“JASIS”上发表的《情报学简史》认为，情报学是在图书馆学、计算机和穿孔卡片、研究与发展、文献学、文献与索引技术、传播学、行为科学、微观与宏观出版、视频与光学等学科领域相互整合的结果。情报学与图书馆、文献学在学科性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都要研究编目与分类、存档与索引、检索与获取等技术。图书馆学和文献学是情报学的基础之一。图书馆学是以图书期刊为对象，以馆藏、出纳、阅览等为工作重点；文献学以文献为对象，以揭示报道、加工、研究、提供每篇文献以至每个数据的内容为重点。情报学以信息和知识为对象，以内容开发利用为重点，广泛采用情报技术产生、搜集、整理、检索、传递、分析、利用情报。情报学对信息加工组织有质的飞跃，对组织信息是由线性组织（字符串、全文文本）、平面组织（数据库、关系数据库）到立体组织（A/V数据），进而到虚拟组织（虚拟真实、时空信息）。

4.2　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群

信息科学群的崛起，是信息现象日趋复杂化、信息爆炸性增长、知识重要性增加、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领域对信息现象的共同探索，形成了信息科学群。信息科学群是以信息为基本研究对象，以信息运动规律和应用方法为主要研究内容，以扩展 人类信息功能为中心研究目标而形成的一个横断性、综合性学科群体。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起着重要作用，为信息科学群各个范畴提供新思路、新概念和新方法。综合有关研究，信息科学群的研究范围包括：哲学范畴、认知范畴、计算机科学范畴、信息交流与管理范畴、社会科学范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有关信息范畴等。

4.3　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

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具有血缘关系和学科延续性，信息管理学在广度上超过了情报学，而在深度上则逊于情报学。二者之间不是一种取代关系，而是一种衔接关系。从发展趋势看，两者将形成互补互动的学科关系。情报学50多年的发展形成的研究方法体系可为信息管理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信息管理学开发和利用当代信息资源的新技术和方法可为情报学弥补学科空缺领域提供借鉴。对于情报学和信息管理学来说，一方的研究向另一方研究领域发展会给双方学科带来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向。

5　情报学核心研究内容

情报学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研究内容。情报学作为信息科学群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阐述信息现象并回答有关信息查寻过程中的智力行为问题，而且这种回答必须是科学的并基于在一定程度上是本领域独有的调研方法。ASIS主席萨拉塞维克（T.Saracevic）认为，情报学科分为两大块：情报分析和情报检索。情报分析是指：情报学家对文献和文献结构的分析研究，研究作为内容载体的文本；研究不同群体中的信息传播，尤其是科学传播；情报的社会背景；情报利用；情报搜寻和情报行为；关于情报和相关论题的各种理论。现在情报分析与情报检索之间存在鸿沟，情报学的任务就是填平这道鸿沟。他认为，“待这两端成功相连之际，便是情报学这门学科羽翼丰满之时”。综合萨拉塞维克等学者的观点并从现实出发，情报学的核心研究领域可包括理论方法、信息管理和服务、情报分析、信息检索、知识管理、信息技术应用等6个组成部分。核心领域涉及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理论方法。主要探讨和研究情报的性质、现象和过程、各种理论范式、情报学与相邻科学的关系等学科建设方向。当前尤其需要关注信息与社会进步、信息与经济活动、信息与大众传媒、信息与教育、信息与人文、信息构筑、信息生态、信息政策法规、信息伦理、知识产权、行为科学等课题。

2）研究方法。需要关注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以及情报的量化分析、引文分析、文献知识发现等课题。

3）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存储、传播、分析和服务活动；信息资源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的分类、信息资源管理体系、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等；信息生产者与用户的关系；信息系统质量评价等；有关信息格式、内容加工和传输的各种标准和规范等。

4）信息检索。以信息处理和情报内容加工为主的研究。包括：元数据、界面设计、可视化、主题词表、分类表、概念分类、Web网站构筑、多媒体检索、跨语言检索、检索策略、搜索引擎等。

5）知识管理。知识单元、知识存储和管理、知识获取、知识提取、知识发现、知识表述和分类、知识挖掘、自然语言理解、语料库、知识工程应用研究、知识管理与统计学、机器学习、自动推理、问题求解、人类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分析研究、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和实践团体 （Community of Practice，COP）、协同网等。

6）情报分析研究。从信息挖掘、抽取，对信息进行分析、加工，提供情报咨询服务，以及其相应的信息系统，如竞争情报（CI）、电子数据处理系统（EDPS）、决策支持系统（DSS）、群体决策支持系统（GDSS）、在线分析处理（OLAP）系统、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CSCW）等。

7）应用和服务。应用范围包括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在线教育、在线学习、在线保健、在线娱乐、在线金融等。服务范围包括网络接入商（LAP）、网络服务商（ISP）、网络内容商（ICP）、应用服务商（ASP）、网络培训商（ITP）、系统集成商（SI）、网络咨询等。

8）技术应用。技术对情报学发展的影响。信息内容技术：信息数字化、全文检索、搜索引擎、多媒体内容检索、自动标引、自动翻译、自动摘要、数据挖掘、文本挖掘、信息提取等。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支持的知识内容加工和知识吸收、转换等。数字图书馆技术。

9）信息教育与人才培养。包括数字鸿沟、计算机文明、信息技能、专业结构、人才素质、教育制度、在职培训、继续教育、网络教育、网络学习等课题。

6　情报学研究方法

1）社会调查法。情报调查法是指人们在社会情报实践活动中对客观情报情况的调查了解与分析研究方法，是搜索、跟踪、获取和开发利用情报资源的一种基本的、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又可分作直接方法与间接方法两大类，前者主要是用现场观察法，后者又分作访问调查与调查表调查。

2）引文分析法。研究文献的被使用和被引用，也就是研究质量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由于《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办，引文分析法已成为一个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情报学分支。对引文这一线索进行研究，可以了解某项发明或技术的应用范围、现状、著作水平、学科发展趋势等。

3）系统科学方法。从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出发，主要研究科技情报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最优设计，以及解决科技情报系统的最佳运行、实现最优服务等问题。

4）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是情报学与数学、统计学等相互交叉和结合而产生的研究方法。文献计量研究方法包括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引文规律、文献老化规律、文献增长与冗余等已形成的理论体系。文献计量法开始向其他学科输出、扩散、渗透，利用文献计量统计方法，可以描述和解释许多分布机制相似的社会现象，如收入分布、利润分布、人口分布、不合格元件分布、通信间隔分布等。

5）科学计量法。科学计量试图通过定量方法寻找科学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准规律，并为更有效率地开展科研提供指导。20世纪60年代初，D.普赖斯等人倡导并采用定量方法来研究科学自身，E.加菲尔德创建了“SCI”大型数据库，视为科学计量学的肇端。30多年来，许多情报学研究人员在该领域作出了许多重要成果，此外社会学和政策研究人员也投入这一新领域，使其研究对象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学研究的生产率问题、科研资金投入的最优化、预测学科发展趋势、识别不同学科之间以至科学活动同技术活动之间的联系、科研绩效评估、描述科学活动规律和准规律、研究科技人才和科技教育问题等等，形成蔚为大观之势。

6）信息计量法。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和他的学生埃格希（L.Egghe）1988年主张用信息计量学代替文献计量学，提出了如下信息计量的发展逻辑过程：书目统计学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的提出表明情报学定量化研究已由文献单元深入到文献中的各个信息单元、知识单元；已由文献计量分析发展到信息计量分析，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终将真正实现“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的这一飞跃。

7）网络计量法。1997年Almind和Ingwersen首次提出网络环境下引文分析的概念和“网络计量学”（Webomet-rics），将传统信息计量方法使用在Web分析上，对诸如语言、单词、词汇、频次、作者特征、作者合作的能力和程度，以及对作者的引文分析，学科或数据库增长的测量，新概念、新定义的增长，信息的测量，检索措施的形式与特征进行了研究。网络计量法可用于研究因特网的知识结构、学科性质、信息组织特征，研究网络环境下的科学信息交流规律，探讨学科、机构、国家、地区的科学发展趋势，研究网络用户的信息需求和网络查寻行为，指导网络建设和网站管理。

8）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由于科技文献和知识的爆炸 增长，科学分工越来越细，跨学科的信息传递变得更加困难，就会产生知识的分裂，并且随着知识的持续增长，分裂现象会更加严重，尽管现代每个人懂得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必定有许多未被人们发现的知识点、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假设某学科发现医学状况A与症状B相联系，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发现某营养成分缺乏C与症状B相联系，则A与C也发生了关系。但是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学科隔行如隔山，A与C的联系则长期蛰伏着，未被发现。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情报学专家K.Swanson博士创立了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并开发了Arrowsmith系统。

7　情报学前沿领域

情报学的发展将通过与不同学科的碰撞交叉而产生前沿研究领域，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和扩大研究范围。据有关研究，前沿领域有：

1）“数据库知识发现”（KDD）研究。数据库知识发现是目前十分活跃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情报学家利用“基于文献的知识发现法”，开发出各种软件系统，揭示数据库中不同领域知识的联系和问题的答案，找到了知识发现的新途径。

2）语义网研究。语义网实际上是一种智能网络技术，能理解人类语言，并能推理，不仅可以理解词和概念的涵义，而且还能理出其间的逻辑关系。语义网技术一夜之间得出的组合方式将比一个人穷尽一辈子心力想得到的还要多，有助于人们提高自身的直觉和分析能力，促进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合作。美国互联网之父伯纳斯·李希望到2005年用“语义互联网”取代目前的万维网。他将互联网变成一个巨型大脑，每一台接入互联网的电脑都能享受人类自5000年以来的全部知识。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语义网问题，也是情报学将有很大作为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项目有：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语法、语义计算机模式的研究，潜在的语义索引，复合词的分析模型研究，自动构成多语种词库，存取多语种信息，用户自适应集合分类法研究，知识共生现象研究，网络知识搜寻等。

3）3G（Great Global Grid）研究。欧洲各国正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3G技术，主要目的是将各种网络信息资源连接起来，像今天的电力网格一样，方便地送到每个用户那里。目前在因特网上，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网络站点，将来，可以通过网格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对用户提供各种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基础设施，也就是将分布于全世界的计算机、数据、信息、知识等组织成一个逻辑整体，用户可通过网格门户透明地使用整个网格资源。核心技术包括：信息优化使用技术，网格资源管理技术，网格中的作业调度技术，网格安全技术。

4）信息构建（Information Architecture）。美国建筑师R. S.Wurman于1976年在美国建筑师协会年会上首次提出IA的概念。1989年，他在《信息悬念》（Information Anxiety）一书中对IA作了定义，就是如何组织信息，把复杂的信息变成明晰，以帮助人们有效地实现其信息需求。随后，随着因特网的发展，IA的理念和应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情报学界和信息管理学界。IA是把传统图书馆学情报学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组织信息和构建信息环境，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已引起国际情报学界重视和关注，成为情报学的核心问题，并把它的理念合理地运用到情报学研究领域上来。

5）知识管理研究。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本身的管理，还包括对知识有关的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等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目前的研究热点在于：知识组织、知识链、知识发现、自然语言理解、知识管理工具、知识转换模式和4力场（4Ba’s）研究、实践社区、最佳实践库、智能、知识网络化研究等。

6）数字图书馆研究。数字图书馆正引发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媒介迁移运动。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一些文化机构将进入经济开发的中心地带，传统文化资源将被开发成经济资源，导致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数字图书馆需要跨行业、跨学科、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共同解决技术问题、管理问题、运营问题和法律等问题，不同学科将从不同领域对发展数字图书馆作出贡献。情报学的理论、方法、技术是建设数字图书馆的重要支柱，同时情报学也将吸收数字图书馆集成的各个学科的养分进一步实现现代化。

7）信息技术应用。技术方面前沿课题很多，包括：元数据技术、语料库技术、海量信息存储与压缩技术、信息可视化技术、图像检索技术、语言检索技术、人机界面技术、多语言浏览器、跨语言信息检索、自然语言理解、人工智能、大规模真实文本处理、自动抽词、自动索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概念分类（Ontology）、信息安全和保护技术等。当前要着重内容和知识开发利用的新技术和新应用的研究和探索，以及实现这些技术和应用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基础建设和标准规范的采用。

8）小世界现象。从很大的人口中任意挑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彼此认识的概率有多大？任意挑出的两个人当中要达到彼此认识的最短链条是多长？1967年，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Milgram）做了一个实验。他给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随意选择的300多人发信，要求他们把他的这封信寄到波士顿市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人，分别由每个人独自联系。米尔格拉姆告诉每个发信人有关目标人的信息，包括姓名、所在地、职业，如果发信人不认识这个目标人，他们把这封信寄给他们认为与目标人比较近的，而且是他们认识的一个人。于是开始了发信人的链条，链上的每个成员都力图把这封信寄给他们的朋友、家庭成员、商业同事或偶然熟人，以便很快到达目标人。米尔格拉姆发现，有60个链条最终到达目标人，链条中平均步骤大约为6，这个结果说成“六度分离”（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广为传播。“六度分离”在学术上称为“小世界现象”或“小世界问题”。近年来，小世界现象引起了数学家、情报学家、物理学家、计算科学家、行为科学家、数理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出广阔的应用领域。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的世界中，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是我们情报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而且统计表明，尽管互联网上信息数以亿计，但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L最多达到19，因此互联网连接具有小世界现象。可以运用小世界网络理论来改善因特网中的信息流。“小世界现象”对于情报工作者如何快捷、准确获取网上信息提供新思路。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了曾民族教授等的大力协助，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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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信息技术；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替代计量学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02.006

〔中图分类号〕G250.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6）02-0032-06

〔Abstract〕Bibliometrics is finding wider and wider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beca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gress.This article explained the impa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methods and contents of bibliometrics.The conclusions were that as being outcomes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vances，scientometrics，informetrics，webometrics and altmetrics inheri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methods and enrich the subject system of bibliometrics，and form their own unique branch characteristics.Bibliometrics in China was also deeply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especially in measuring methods，studying objects，research contents and applications which have followed the international trend.However，theoretical studying was still needed to be improved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in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remains to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information technology；bibliometrics；scientometrics；informetrics；webometrics；altmetrics

由于人为因素，很多文献难以定量化，特别是文献系统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使得有效信息难以得到足够获取，也就无法揭示文献的宏观规律。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推动了数学计算工具和统计学的应用与发展，依赖数学工具和统计学技术的文献计量学顺势得到更快的发展与应用。因此，信息技术进步是文献计量学发展的保障。本研究以信息技术发展脉络为序，对文献计量学在不同时期和技术条件下的发展进行文献梳理和观点总结，以期理清两者的关系，并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1 文献计量学的提出

1911年，俄国化学家、院士瓦尔金使用引文分析研究化学家对化学的贡献[1]，被认为是文献计量学的开端。1917年文献学家科尔（Cole F.T.）和伊尔斯（Eales N.B.）使用“比较解剖学的历史――对文献的统计分析”，介绍了目前仍在沿用的书目计量技术――对出版物按出版国家和学科进行计量与分类[2]。1923年英国图书馆学家霍姆（Hulme E.W.）在科尔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书目统计学”[3]。1926年美国洛特卡（Lotka A.J.）论述了科学生产率的经验规律，旨在通过对发表论著的统计来探明科技工作者的生产能力及对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贡献[4]，称为“洛特卡定律”。1934年英国著名文献学家布拉德福（Bradford B.C.）率先提出描述文献分散规律的经验定律[5]。194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齐普夫（Zipf G.K.）提出词频分布定律[6]；1955年，加菲尔德（Gaifield E.）系统提出引文索引和引文技术的概念，以及检索科技文献的方法，打破分类法和主题法在检索中的垄断地位[7]。

直到1969年，英国情报学家阿伦・普里查德（Alan Britchard）才正式提出“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这一术语[8]，标志着文献计量学的正式诞生，开始从学科角度来研究文献计量问题，并将其定义为“把数学和统计学用于图书和其他文字通讯载体的科学”[9]。随着信息技术在文献检索中的应用，以及1963年《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创刊，以及《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和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相继在1973年和1978年出版，为文献计量研究在图书馆和情报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阶段，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文献计量学的大部分工作为人工统计，研究者无法同时处理过多的数据，文献计量学的应用不太普遍。文献计量学的发展基本围绕以上几个著名的定律展开，一方面是检验、修正这些经验规律并使之完善和更加具有普遍性（即理论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是将这些规律应用于图书馆、情报机构文献管理的具体工作（即实践发展方向）。为了加速文献计量学的普及进程，1980年，国际文献联合会（FID）设立情报计量学委员会并制定近期计划，198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会议研究文献计量学的课程设置。

2 现代信息技术是文献计量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文献计量学是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来定量分析一切知识载体的交叉学科。计算机的发展促进了统计方法的普遍有效应用，也使数学计算方法和手段取得突破性进展。实践证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直接推动了文献计量学的发展，许多有用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成为文献计量学创新的核心动力。信息技术进步对文献计量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献计量学研究基础支撑的变化、研究方法的改进，以及文献计量学科体系的完善上。

2.1 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文献计量研究基础支撑的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文献计量学已经突破对篇、册、本为单位的文献计量，深入到文献内部知识单元和相关信息上，基础数据和技术支撑越来越丰富和多样：

2.1.1 文献资源建设

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文献载体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文献资源建设促进了文献信息的收集整理以及文献数据的开发利用。在现代信息技术面前，文献资源的地域分布和院校机构的馆藏多少不是问题的关键，文献数据资源的存取利用与服务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

2.1.2 检索语言与检索系统

文献计量的检索语言从文献分类发展到主题法、引文索引、内容分析等，检索效率和效果的提高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在机器语言上的应用。从信息技术出发，网络搜索引擎提高了检索的时效性；人工语言与机器语言的结合，提高了查全率和查准率[10]。

2.1.3 软件工具与技术实现

随着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改进，从数据的收集、整理到统计分析，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分析软件与工具的出现，包括MATLAB、SAS、SPSS、EViews、Incites、JCR、DA等，使得文献计量分析的内容越来越广泛。

2.2 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文献计量研究方法的改进

从最初的资料收集到数据的分析处理，现代信息技术为文献计量研究的每一阶段都提供了研究方法上完善改进的机会：从最初的文献统计扩展到数学模型分析、链接分析、系统分析、矩阵分析、网络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使得文献计量学与计算机科学、系统学、广义信息科学等紧密联系，使得文献计量学向个性化、集成化、模型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其应用也从原来的核心期刊评价、信息收藏管理与利用，扩大到研究科学发展特点、评价学科竞争力、预测学科发展等方面，从而迅速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应用学科。

2.3 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文献计量学科体系的完善

在现代信息技术影响下，文献信息呈现多种状态与存在形式，其计量分析的研究领域和途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献计量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发生重心的转移，一些新领域、新分支开始出现：科学文献评价的出现，催生了科学计量学；依托信息测度和信息论，信息计量学应时而生；网络信息资源的即时利用，产生了网络计量学；在线科研环境的出现，促进了替代计量学的出现。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和替代计量学等分支学科的出现，丰富和完善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体系（如图1所示）。

3 信息技术催生文献计量学出现众多新分支

由于文献计量学家来自情报学、图书馆学、科学学、社会学、化学、心理学、物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信息技术进步促使“文献”概念不断扩展，国际文献计量分析迅速发展并成为图书情报领域最活跃的分支学科。“引文关系”既是文献、科学，又是情报，对引文关系的计量分析，使得利用相似信息技术的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和情报计量学等成为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近亲，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相近甚至完全重合的地方。作为文献计量学的新发展，它们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等方面各有特色[11]。为此，本研究对信息技术发展催生的文献计量学各分支进行了阐释。

3.1 科学计量学

科学文献的迅速增长，使得研究者对科学进行定量研究，开创了科学计量学。1968年，苏联学者纳利莫夫和穆利钦科首次提出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s）术语。1978年匈牙利学者布劳温（Braun T.）创办《科学计量学》杂志，主要发表有关科学学、科学交流和科学政策的定量研究成果，探讨科学计量学的各种方法，并为科学计量学研究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2001年温克勒（Vinkler P.）给出基础的科学计量及其学术领域的专业术语[12]。

科学计量学主要用于学术期刊影响研究、学科或机构的论文与引文分析、国家和地区研究与发展状况计量及科技政策研究、各种定律与分布的揭示等，以及对新数据库建构和数据处理方法的创新、新描述性和解释性模型建立、科研绩效评估等方面[13]。一般来说，它与文献计量学的方法非常相似，有时完全一致，但在研究对象和目的上仍有所区别。文献计量学把图书、期刊等视为正规的有形文献，主要目的是定量分析图书馆等藏书和文献服务活动，增进科学文献、科学情报和科学交流的影响力；科学计量学则分析科学情报（信息）产生、传播和利用的量的规律性，以更好地理解科学研究（作为一项社会活动）的机制[14]。科学计量学不仅可用于学科评价，也可用于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评价研究[15]。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Internet和Intranet上的超文本链接和应用链接产生了知识地图，突破了以往只是对地理分布的知识地图界限的描述，逐渐演化为知识图谱。知识图谱理论与方法是近年来科学计量学最前沿，将应用数学、图形学、信息可视化技术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理论方法与传统科学计量学引文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用可视化图谱形象展示科学学科的结构与发展。因此，科学知识图谱是在信息技术推动下，新近发展出来的科学计量学新领域。主要用途是学术共同体及其网络研究，学科领域发展研究，研究课题的衍生、渗透与扩散，作者、机构、出版物与期刊等之间的关系等[16]。

3.2 信息计量学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信息论研究出现了回归为信息的量和质、语法和语义、传输和使用相统一的变化趋势，不仅克服了申农信息论（即狭义信息论）的局限，而且推动广义信息论的形成与发展，这为信息计量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详尽的计量方法。信息计量学最早由德国学者昂托・纳克（Otto Nacke）在1979年提出，他呼吁将数学方法用于测度信息现象，提出信息计量学是与信息科学有关的信息测度科学，并不断宣传术语Informetrics。同时，信息科学家说服国际文献联合会设立“信息计量学委员会”，拟定一个长期的信息计量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计划。1988年布鲁克斯提出用信息计量学（Informetrics）代替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原因是文献计量学仅拘泥于“数目的计量”，已不适用于现代电子化载体文献的计量。我国最初在1981年将Informetrics译为情报计量学，1992年才将其改译为“信息计量学”。

信息计量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信息计量学”主要探讨以广义信息论为基础的广义信息的计量问题，“狭义信息计量学”主要研究情报信息或文献情报的计量问题，即应用数学、统计学等定量方法来分析和处理信息过程中的矛盾，从定量角度分析和研究信息的动态特性并找出内在规模[17]。但目前对信息计量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狭义信息计量学”，还带有较浓厚的基于文献情报的文献计量学色彩。在未来的发展中，信息计量学将更加依赖现代计算技术和更深层次的数学分析，探索信息的本质以及信息计量的基本模式、方法技术、模拟验证等方面[18]。

3.3 网络计量学

随着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技术如数据挖掘、信息可视化、Web2.0、云计算等发展，网络学术信息传播体系得到快速发展与完善，国内外学术期刊和专著以网络为媒介的信息传递已经成为信息交流的重要形式，使得文献计量学的测度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又发生了巨大变化。1997年阿尔明（Almind T.C.）和英沃森（Ingwersen P.）描述了一系列进行Web信息分析的方法和参数，以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为案例，提出信息计量方法完全可用于万维网，只不过将万维网看作引文网络，传统引文由Web页面取代，首次使用“Webometrics”并将其定义为包括所有使用信息计量和其他计量方法对网络通信有关问题的研究[19]。1998年英沃森（Ingwersen P.）提出将期刊影响因子用于网页评价，为文献计量学的经典概念和研究方法成功用于网络信息分析开创了新的研究思路[20]。2004年本杰伯恩（Bjrneborn L.）和英沃森（Ingwersen P.）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网络计量学概念体系，标志着网络计量学开始进入发展的成熟阶段[21]。2004年，《美国信息科学技术学会学报》专门出版网络计量学专刊，2005年，《信息科学技术年评》出版了“Webometrics”专题。英国、比利时、加拿大、新西兰、荷兰等国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推动了网络计量学的发展[22]。

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计量学是信息计量学在网络上应用的一门学科，信息计量学构成了网络计量学的学科基础。网络计量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主要是网络信息分布的集中与离散规律、著者规律、词频规律、增长和老化规律、引证规律、多媒体信息规律，以及这些规律的理论解释和数学模型研究等。其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网上信息本身，还包括网上文献、文献信息及其相关特征信息，以及网络结构单元的信息计量问题，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网络计量学已经引起了足够重视，且与文献计量学传统领域的联系很强，未来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23]。

3.4 替代计量学

随着学术出版数量和方式的增加，发现和选择最相关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基于文献计量学的传统同行评议和引文检索，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研究者的需要。利用社会媒体、追踪学术产出的在线科研环境，促进替代计量学的产生。2010年，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图书情报博士生普里姆（Priem J.）首次在Twitter上使用Altmetrics，随后在网站上发表宣言[24]，正式提出“Altmetrics”术语。2011年起不仅召开研讨会，而且在社交网站上建立讨论组和发表博文，充分讨论替代计量学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以及论文层面计量、科研成果计量、科研发现计量等相关研究内容。2013年，皮沃瓦（Piwowar H.）认为替代计量学会给科研影响力带来全新的变化[25]，Elsevier等机构也对替代计量学表示公开支持。到目前为止，不仅理论上对众多指标进行了有效性及关系分析，而且对Mendeley、PLOS、Peer Evaluation、CiteULike、Twitter等网站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开发了ImpactFactory、TotalImpact、Altmetrics等应用平台用于搜集和分析网上各大社交网站和开放存取平台的数据，提供替代计量学指标。

替代计量学研究处在良好的开放存取和开放科学的大环境中，通过建立“研究对象”、“科学发现”等新的计量单元，采用复用率、解答问题程度、使用频率、CoRank-LinkCount、基于点击流数据知识图谱等新型计量指标，充分利用Twitter等在线科研交流网站来收集数据和分析，为替代计量提供坚实的数据源和基础，因此，替代计量的数据并不缺乏。但是，要从政策、过程、技术整体来控制数据质量仍有很大的难度。同时，尽管替代计量学有着很好的前景，仍然会受到学者遵循小数定律和注意力空间限制规律的影响，增加同行评议的复杂性[26]。替代计量的研究和发展框架已初步形成，随着新一代学者在网络环境下的成长，在线科研交流将超越线下科研交流成为主体，替代计量学的地位将日益凸显，在图书馆文献服务中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强大[27]。

4 信息技术进步与中国文献计量学的发展

中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相对较晚，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介绍国外文献计量学的论文。1964年，《综合科技动态・第二分册?"情报工作》的两篇文章翻译介绍了美国的“科学引文索引”[28-29]，这是国内最早介绍文献计量学研究[30]。1979年，沈中和再次介绍了“科学引文索引”，大力提倡使用的种种好处[31]；赵红州提出科学家最佳年龄定律和科学劳动智力常数，其著作《科学能力学引论》为我国科学计量学的杰出代表作品[32]。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介绍性和应用性论文，如刘植惠1980年撰文向国人介绍了文献计量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利用的各种文献）和具体应用（即估测某一学科或知识领域的发展动向及其前景；探索文献资料的增长率；确定核心期刊等）[33]；王崇德将文献计量与情报预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34]。1983年胡昌平和邱均平对科技文献的分析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35]，并以化学文献为例进行了分析与推断[36]。邱均平对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方法及应用、发展过程及术语界定[37]给出了自己的认识，并编辑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教材《文献计量学》。

同时，为推动学科建设发展，《情报科学》和《情报学刊》在1980年创刊，1982年《情报学报》问世，1983年以专门介绍国外情报科学动态的《国外情报科学》编辑出版，带动了国内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总之，这一时期主要是相关专家学者向国内介绍文献计量学的相关知识和学科内容，论文数量比较少（1979-1989年有关文献计量学研究的文章仅有547篇），研究基础相当薄弱，缺乏自主性系统研究和综合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紧跟国外研究前沿与发展趋势，开始了相关基础理论的研究。王崇德等人在《情报理论与实践》上连续发文，对文献计量学的演变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邱均平等人对文献计量学、科学计量学、情报计量学的发展进行了介绍[38]。1995年梁立明的《科学计量学――指标・模型・应用》，1999年庞景安的《科学计量研究方法论》、罗式胜的《科学技术指标与评价方法――科学计量学应用》和娄策群的《社会科学评价的文献计量理论与方法》，以及2000年蒋国华的《科研指标与指标》是科学计量学的重要理论研究成果。1999年，徐久龄等最早向国内介绍网络计量学[39]，2000年邱均平对网络计量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同时，对分析方法和应用领域的研究越来越侧重，邱均平等2008年对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进行了探讨[40]，2013年蒋颖对人文社科领域的文献计量学发展进行了解读[41]。

随着信息技术主要是计算机利用及其广泛普及，我国自主开发的计算机应用系统及软硬件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计算机辅助的文献计量分析发展加速，文献计量学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学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进行计算机辅助文献计量软件的设计与开发，特别是大批数据库数字化的研究与出版，也为文献信息的自动化统计和分析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条件。目前在国内的应用与发展，主要是期刊评价、数据库的建设等。北京大学图书馆第一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1992年启动编制，是期刊定量评价在国内全面推进的重要标志，全面拉开国内大规模期刊定量统计与评价工作的序幕。此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推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出版“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推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出版“中国引文数据库”等等。期刊评价是信息“膨胀”的结果和必然，随着文献计量学的发展，期刊评价更加具有国际化、信息化、网络化和自动化等特点[42]。另一重要方向是将文献计量学指标用于评价科学生产率，评价科技人才、成果质量、科研机构乃至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影响力等，使得决策者能够进行有效的定量管理和分析[43]。

伴随着数据挖掘、可视化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内文献计量学学者更加重视可视化研究与应用。陈定权、李运景等人对可视化技术与工具进行介绍[44-45]，周萍等人利用国外软件和国内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使用可视化方法揭示深层内容[46]。科学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与结构关系的图形，大连理工大学对知识图谱与可视化方法进行系统研究，并出版《科学计量学知识图谱》、《科学学知识图谱》、《管理学知识图谱》、《隐性知识计量与管理》和《专利计量与专利制度》等专著。CiteSpace、Pajek等免费开放的可视化软件的广泛应用，使得文献计量分析应用越来越普遍。在高校，为了定量衡量学校教师、学生和科研人员的学术成果影响，机构知识库也在不断改进计量方法，借助替代计量学等指标进行更广范围的影响力评价。

从对1991-2000年我国文献计量学的研究论文（共2 069篇）分析来看，研究论文主要是文献或引文的统计与分析等应用领域，对于基础理论、经典定律的讨论相对较少。尽管文献计量学研究出现了新领域，如网络计量学、科学计量学等，但大量研究是对已有理论、方法的检验或简单套用，创新较少[47]。从2001-2014年的期刊论文来看，使用“篇名”或“关键词”检索出含有“文献计量”或“计量分析”的论文共1 713篇，发文量较上世纪90年代有所减少。但其新的研究领域，如科学计量学、网络计量学、信息计量学、替代计量学的文章则呈现大幅增长的趋势。

5 结 语

随着计算机与网络等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文献统计逐渐摒弃枯燥、繁琐、低效的人工统计方法，开始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文献计量学得以快速发展，并在信息服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和替代计量学是在特定信息环境和技术条件下，由文献计量学逐步演进而来，它们继承了文献计量学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丰富了文献计量学的学科体系，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支学科特征。

在网络信息技术环境下，我国的文献计量学发展在短短50年时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文献计量学的测度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应用范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理论研究仍有待深化，对网络环境下的计量分析有待加强。可以预见，信息化和网络化是文献计量学未来发展的新趋势。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全球视野下的学术合作与资源共享，必将推动我国文献计量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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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

1　地理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钱学森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完成了总结全人类研究的科学体系。概括起来分11个门类、5大巨系统、4项建设（图1、图2、图3、表1），下面分别表述原著与解解的内容。

附图

图1　钱学森论人类的知识体系

fig.1 the statement of human knowledge system by qian xuesen

钱学森将当今人类对科学知识的体系，分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地理科学、社会科学、建筑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与美学11个体系。对上述人类知识体系解读，可以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地理科学作为客体世界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和行为科学作为人类主体的主要研究对象；建筑科学界于客体与主体科学之间；军事科学实际上是指谋略科学（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是在掌握所有科学基础上的智慧较量；美学是纵贯于各个学科的；数学科学与系统科学是横贯于各个学科的。因此有以下的科学分类网络系统（图2）。

附图

图2　科学分类的网络体系

fig.2 the network system of science classification

在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图3），地理系统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其中的物理、地理、事理、人理、脑理中的“理”都是指研究的“规律”。

钱学森提出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表1）中，除了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外，特别提出地理建设，笔者将其修改为地理系统工程，并增加了人口、科教、城镇、资源、灾害、产业。

表1　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略有修改）

tablel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socialism construction

附图

2　地理信息科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来自外层空间的遥感、遥测、定位、通讯信息海量地增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处理与解决这些海量数据的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专家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辅助决策系统应运而生，使得地理信息科学首先获得发展的机会。正是地理信息科学这门用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技术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理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附图

图3　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fig.3 five open complex giant system

地理信息科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包括航天信息网络系统（外层空间卫星之间的信息网络）、地面的网络系统、天地之间的网络系统三部分，是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连通的一体化网络系统。1998年笔者发表了“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的论文[5]，2002年又发表了“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6]一文。两篇论文基本上代表了地理信息科学的创始与发展，当前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或信息化的建设，实际上都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中的部分子网络或子系统。地理信息科学中最重要的原创性的成果是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信息编码模型。

随着遥感信息的大量获取，数学家以模式识别为工具对遥感信息进行图像处理与分类，使用的数学工具主要是数理统计的方法，把遥感信息看成是没有成因关系的随机变量；物理学家则把获取遥感的物理过程视为遥感信息的成因，因此采用反演的方法，使用辐射传输方程为主的数学工具，事实上不承认地理现象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地理学家将遥感信息当成系列成图的基础信息，快速、准确地制作系列地图。地图是符号系统，其信息量远不可与遥感信息量比较，地图学家把遥感信息转化成符号系统的系列图谱。遥感信息模型则是将地理复杂现象中的非遥感信息转变为归一化的影像信息，与遥感信息一起用方程、统计与相似准则结合，也即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与类比逻辑结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包括随机的不确定性、模糊的不确定性、灰色的不确定性、分形的不确定性）辩证统一；图像与方程（一个像元或一个图斑、一个方程）耦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地理复杂信息模型[7-9]。这种信息模型只有在遥感技术的推动下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信息模型是遥感信息与地理信息连接的纽带。

地理信息系统本来就是为了制作地图而创建的，因此地图学家将从遥感中提取的系列地图存入地理信息系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种地理信息系统无论空间分析功能多么强大，也不可能进行模型计算，外挂、内嵌种种方式都不可能解决直接进行模型计算问题。系列地图存入计算机的图形库时，信息又是冗余的，因此带来一系列与计算机技术发展格格不入的疑难，最为典型的是数据挖掘，数据挖掘说明存在数据库中的信息有冗余。遥感信息模型的运算要求地理信息系统可以直接进行模型计算，由此地理信息编码模型应运而生[10,11]。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以图形的叠合(overlay)为主；而能够进行遥感信息模型运算的地理信息系统则以像元或图斑中的多位编码的抽取(extract)为主。这又是完全相反的途径。地理信息编码模型还是地理定量信息与定性信息转化的纽带，也是地理信息系统中属性库与地理专家系统中知识库联系的桥梁。

总之，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这个巨系统的地理信息科学的内容远远超过了3s(remote sensing,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的范围，而是以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为核心的天—地—人—机系统。地理信息科学虽然是从属于地理科学的技术科学，但是地理信息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引领地理科学成长的核心力量，因此本刊更名时，将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理科学相提并论，突出了地理信息科学的重要性。

3　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系统工程当前尚未被广泛认识，已经认识到的也仅仅是系统工程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当地理信息科学中的模型在实践中应用时，必然会涉及地理系统工程的可操作性。地理遥感复杂信息模型的建立，可以进行定量预报和回溯，因此为地理系统工程打下了工程的基础。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8个方面，这8个方面是互动的。

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复杂的地理系统工程就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地理系统工程的实践指日可待。

4　理论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为地理系统工程提供研究方法与手段；另一方面又为理论地理科学提供技术基础。从遥感信息模型发展到地理复杂信息模型再到地理数学[8]，为理论地理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地理科学中首要的是建立开放的复杂巨地理系统的理论；其次是地理类比的广义相似理论[13]；第三是一般地理复杂模型理论与地理数学；第四是地理数学在部门地理—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与区域地理—区域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应用。理论地理科学如果不能指导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那么就失去了理论意义。

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理论地理科学也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理论地理科学的建立指日可待。

5　地理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

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类中心主义”，然后达到了地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地球上人类消耗的资源、能源是极其不平衡的，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地球是满足不了全人类的需求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信息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类一方面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开发资源，如太阳能的利用，靠基因工程使绿色植被更多地利用太阳辐射，靠纳米技术直接转化太阳能为电能；另一方面是靠信息技术节省资源、能源，如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就是信息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靠航天技术获取外层空间信息源，靠计算机技术建立信息网络。由此可见，地理信息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14]。随着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将为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做出重要的贡献。

由上分析，可见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已经被广泛共识，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尚不够充分，因此本刊更名为“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是适时的，是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性的；是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性的。在这里我们希望地理科学界的同仁，切不要轻视技术，高新技术恰恰是新理论、新应用的强大推动力。

【参考文献】

[1]　钱学森，等.论地理科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1-325.

[2]　钱学森.发展地理科学的建议[j].大自然探索，1987,6(19):36-46

[3]　钱学森.就“地理科学”答《地理知识》记者问[j].地理知识，1990,(1):90-93.

[4]　马蔼乃.论地理科学的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32(1):120-129.

[5]　马蔼乃.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8,34(4):533-541.

[6]　马蔼乃，等.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18(1):1-8.

[7]　马蔼乃.遥感信息模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65.

[8]　马蔼乃.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数学[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7(4):521-529.

[9]　马蔼乃.遥感地理信息模型[j].地理学报，1996,51(3):266-271.

[10]　马蔼乃.地理信息编码模型[a].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论[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83-302.

[11]　马蔼乃.地理知识的形式化[a].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论[c].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261-274.

[12]　马蔼乃.21世纪黄河系统工程方略（首届黄河论坛暨王化云治黄思想研讨会）[n].黄河报（转载），2002.

第4篇：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

一、背景

l、全新的社会信息环境

2l世纪的社会信息环境已经发生，而且还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真正地步入了信息社会，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全新的时代。这也是一个丰富多采的社会，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从三个特点就可以素描出当今社会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全球化信息化社会，信息存贮数字化、信息传播网络化。

全球化信息社会。不管你喜欢与否，我们已经步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现时代的又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预测的“地球村”已经实现。

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但全球化水平取决于信息化，信息化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最后十年，以Internet为标志的通讯和信息技术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强大驱动力，加速推进了全球化的进程。与此同时，跨国资本和贸易的交流与合作为全球市场铺平了道路。高新技术与跨国资本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使经济全球化长驱直入，大举占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地球的每个角落。

全球化信息社会也带来许多问题，如信息贫富差距导致的数字鸿沟，利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优势实施的信息霸权、信息殖民主义，信息资源泛滥导致的信息超载，以及信息安全和信息伦理的巨大压力。

档案工作系统是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要融入全球信息化社会，它应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必须面对所面临的问题。

信息存贮数字化。数字化技术是信息技术核心之一，通俗地讲就是用数字0和l来表达和传输信息，数字化信息的一个基本单位就是一个0或一个l，称为一个比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葛洛庞帝在他所著《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称之为“比特的时代”。在此书的前言中，作者道明了贯穿全书的核心思想是，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①。数字化技术的多媒体数据技术、数据压缩技术等，实现了信息的海量存贮，同时为网络传输提供前提条件。

一方面，数字化信息成爆炸式增长，同时过去大量的信息资源又要进行数字化处理，以保证历史的连续性。据统计，中国现在的信息资源中的90％没有数字化，中国的数据库的数量占全世界的12％，而数据的内容仅占全球的2％②。而我国收藏丰富的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处理更是任重道远，这将是档案界要为之奋斗多年的重大课题和任务。数字档案馆将是档案馆建设的目标。

信息传播网络化。因特网的发展开辟了信息传播的新时代，建立了传播新模式，改变了信息利用的方式。网络传播的优势被总结为“速度更快、信息量更大、交互性更强”。不仅如此，网络作为新的传播工具，还代表着特别的传播、组织方式和新的信息形态。③

但是，网络是一个双刃剑，必须把自由传播与有效控制结合起来，才能发挥网络传播的巨大效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中占据主动地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档案信息的有效开发利用必须借助网络传播工具，档案信息上网也是必然趋势。但是，档案又是特殊的信息资源，必须解决网络传播的安全问题。

2、全面的素质教育理念

推进素质教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一项主要目标，国家教育部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如：《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培养2l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修订本科专业教育计划的原则意见》、《关于积极推进“高等教育面向2l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实施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教育部又于1998年7月公布了作了较大调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国务院批转了《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6月13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决定》为深化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实现素质教育必须实现教育信息化。教育信息化就是在开放教育观的指导下，依托现代信息科学与技术对知识载体及知识传播方式带来的革命，它将使整个教育系统从宏观教育规划、战略、管理，到微观学习环境、学习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质量评价模式，全面实现信息化改革。

3、全方位的档案工作变革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计算机环境下的非传统载体文件日益增多，导致了档案载体的变迁。新型载体档案必然导致档案工作内容与工作方法的变革，档案工作者所面对的电子档案的管理将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因此，档案管理的理论原则与方法必须适应管理对象的变化，以满足管理活动和生产的过程控制功能的要求，从而确保自身职能的实现。

社会信息需求的日益增长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档案信息化建设已成为必然趋势。

档案工作的变革，对已有的档案学思想、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档案学应用理论和基础理论必须实现理论体系的重构。

基于档案工作内容与工作方法变革，社会信息需求不断增长，学科体系的综合集成等客观现实，档案学学科建设应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根据信息化社会环境下档案工作发展与社会信息共享的客观实际，寻求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开放

开放的档案学教育是建立在档案学的开放基础之上的。在现代环境下，开放的档案学应广泛吸收相关学科理论与技术，发展档案学经典理论，开拓档案学新领域，丰富档案学内涵。

档案学是一门由档案管理活动实际决定的基本理论与管理程序高度统一的学科体系。因此，应把作为部分管理活动的档案管理融入整体管理活动之中，从管理活动的基本方式出发去建构档案学。

档案与档案工作的自身特点、信息化社会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需求是档案学学科独立存在与不断发展的基石。应根据档案工作内容与工作方法变革的实际，在继承档案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广泛吸收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先进理论，丰富发展档案学，使档案学走向更加成熟。

档案学学科建设应坚持继承与创新、借鉴与独创的辩证统一。档案学学科内涵的发展应在继承档案学基本原理、原则合理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档案、档案工作变化发展的实际，赋予档案学基本原理具有时代特色的内涵，使档案学基础理论，诸如馆藏建设理论、全宗理论、价值理论、鉴定理论、利用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开放原则等焕发出时代活力。

档案学的发展应根据档案工作对象与工作方法变革的现实，以传统档案学理论为出发点，借助相关学科理论阐明档案工作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档案信息学、档案法学、档案统计学、企业档案管理学、档案事业管理、档案馆管理、档案检索的理论与方法、电子文件管理、档案标准化管理、数字档案馆技术、档案信息化建设等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已有的档案学学科体系。

档案学专业教育应根据变化了的(或正在变化中的)档案工作实际，延伸和扩展档案学教学内容，以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国民经济信息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活信息化为契机，以办公自动化系统、文书档案一体化系统等的应用为突破口，拓展档案管理的功能范畴，实现对文件的前端控制、全程管理以及档案信息资源的社会共享。

三、融合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是三个不同的学科，但又是联系非常密切，学科属性比较接近的三个学科领域。

本来，图书、情报和档案都源于一体，它们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一体走向独立，又从独立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分化独立的纵向发展缺乏横向联系，封闭守旧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如今的信息社会，世界经济都走向了—体的大趋势下，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信息数字化技术推动着图书馆、信息和档案事业走出地域的限制，走向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负责世界科技情报系统(UNISIST)的科技文献与情报处，和推动国家情报系统(NATIS)计划的文献馆、图书馆与档案馆处合并为综合情报计划处(PGI)，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专业情报系统、文献、图书馆方面的工作，促进有用的专业信息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传播。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早在1979年就撰文指出：“从系统工程的技术角度看，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都是一种信息，这种系统工程的目的就是信息的存储、信息的检索和提取，信息的传输和信息的显示，所以这整个技术可以称为信息系统工程。”④

1996年，第62届IFLA大会和第13次国际档案大会均在北京召开，当年12月，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王刚和国际图联主席罗伯特·怀吉沃斯联合发表了《北京宣言》，提出“我们两个专业在道德价值观方面具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无论从道义抑或法律意义上讲，都肩负着共同的责任，那就是保护人类社会的文化、知识和社会存在延绵繁衍而不被割裂，并为其产物的免费利用提供服务。”宣言更明确地表述了两个国际组织在今后四年在多个项目和领域进行合作。这也表明了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的紧密的相关性。

1993年7月，原国家教委修订颁布了《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将情报学改为信息学，并将图书馆学、信息学、档案学和图书出版发行学合并为一个学科群，称“图书信息档案学类”，归属历史学门下，从而正式将图书馆学、信息学和档案学确认为一个学科群。于同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将三个学科集于一卷也是对它们作为一个学科群的确认。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7年颁布了《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其中在管理学门类下，设置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辖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3个二级学科，毕业研究生可授予管理学或工学学位。这又一次调整了这一学科群的归属，相比归于历史学门下更加科学合理。

教育部于1998年7月公布的调整后的《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原来504种专业减少至249种，调减幅度为50.6％。在这个目录的管理学门类下设立了图书档案学类，再分设图书馆学、档案学2个二级学科。

由上可见，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之间的交融渗透已展示了两个学科的整体化趋势，这为建立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一体化的教育模式奠定了科学基础。

鉴于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在学科研究、学科发展、学科教学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研究领域，为进一步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其综合能力，应努力实现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等的多学科融合，促进学科的优势互补，发挥学科群体的作用，丰富教学资源。

四、探索

学科发展的一体化，使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教学完全可以走整体化的教学模式，这在国外如此，在我国也是必然。事实上在我国已出现多种综合化模式，有人总结了4种典型的模式⑤：

(1)加法模式。即将几门学科知识并列地提供给学生，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图书馆学+信息学+档案学+外语+计算机技术……的拼盘模式。

(2)抽样模式。即将各学科中有利于达到某个目标的部分抽取出来，提供给学生。

(3)关联模式。即在寻求图书馆学、信息学、档案学等学科之间的相似性基础上，找出共同的原理和思维方式，由此引导出跨学科课程，从而使图书信息档案统一起来。

(4)整体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的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那些为实现教育目标而选择的各学科知识单元，都必须在与其他学科和整体的关系中加以把握和理解。

近年来，各档案学院系都进行了积极的教学改革，取得了许多改革成果，使我国档案学专业教育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提出走出传统模式，在信息革命的“凤凰涅槃”中实现自我更新。认为本科教育作为学科全面更新的基础部分，应该及时体现本学科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特点，努力吸纳前沿学科知识、拓展专业教育口径，提高学生在新世纪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中的实战能力。为此对本科专业设置、教学方案将作较大调整。在“档案学”专业下设置“文件与档案管理”、“电子政务管理”两个专业方向。“文件与档案管理”方向培养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需要的文件信息处理与管理、档案管理专门人才；“电子政务管理”方向培养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需要的网络管理、电子政务管理专门人才。同时成立了政务信息管理系，统筹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情报学、图书馆学和中外政治制度等专业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工作。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根据图书馆学、情报学(本科专业现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档案学都以知识信息的获取、组织、传递和利用为核心内容，优化了教学资源配置，在分流的基础上搞共建，各专业相同或相近的七类课打通组织教学，包括计算机类、信息网络类、知识组织类、信息检索类、信息服务与用户研究类、信息法学类、专业英语类等，同时共建了专业实习室，共同开发教学辅助系统等，从而使各学科达到了共同发展的目标。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将图书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档案学专业实施统一招生，按需分流，课程设置包括公共课、专业课两大部分，一、二年级上公共基础课，三、四年级按不同专业上专业方向课⑥。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信息管理系自1986年建系以来，就不断寻求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建立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先后于1987、1994和1997年进行了3次较大规模的教学改革。其中1997年的教学改革是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实现了档案学与图书馆 学的一体化教学。⑦⑧

教学改革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应用、高素质的教学方针。加大基础课的份量，突出外语和计算机的教学力度；以信息管理为主体，打破图书馆学和档案学专业界限，拓宽专业口径，扩充专业内涵，优化课程体系，加大课程的技术和信息含量；使所培养的学员成为整体素质高，适应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复合型信息管理应用人才。

结合学科和事业发展实际，以更新教育观念为先导，正确把握和处理知识、能力、素质三者关系，不断探索，不断改革，优化人才培养目标，优化教学内容体系，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构建起“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构建“复合知识、综合能力、全面素质”三位一体的复合创新型人才目标模式。要求用素质要求统揽对知识、能力的架构，统一用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军事专业素质、身体心理素质概括和表述培养规格。

构建“厚基础、宽口径、综合化”三位一体的课程新体系。突破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体系设计原则，适应人才培养目标新要求，对课程体系进行综合设计，实现整体优化。加厚基础课，拓宽选修课和专业课口径，加强综合化。

构建“学导式、实践式、研究式”三位一体的人才培训新方式。在坚持传统有效教学方法的同时，以培养创新能力为重点，大力推进学导式、实践式、研究式教学，以强化对人才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改革着重体现在“三新”，即新目标、新体系、新模式。

人才培养的新目标：高素质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适应高技术条件下信息管理人才，其目标就是高素质复合型信息管理应用人才。高素质就是在军人素质、科技文化素质、专业素质方面都必须要起点高、标准严。

复合型就是实施宽口径、厚基础教学，实行多学科的综合教学，使培养的人才有较宽的适应面，具有可塑性和进一步发展的后劲。应用型注重对实用技术的掌握，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贴近实际。

办学新体系：二位一体的多层次的办学体系。为了适应图书情报信息、档案信息和办公信息、网络信息管理的需要，建立图书馆学、档案学二位一体的新的教学体系，根据学科群的特点实行综合教育，向全军图书情报机构、保密档案部门，具有现代办公条件的机关、各种网络管理站和信息中心输送信息管理人才。

教学新模式：模块式分段教学法。所谓模块式设计，就是根据信息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来设计其知识模块。其知识模块主要包括：政治理论、军事、科技文化、信息管理理论、信息加工和处理、信息技术、信息利用和服务7个模块。就信息管理的本质而言，总体上是相通的，有利于实行跨学科的综合教学。

图书馆学专业和档案学专业实施按系招生，按“2＋l＋l”方案教学，即在大学一、二年级统一实施政治理论课、军事课和科学文化基础课综合教学，大学三年级共同实施信息管理专业课教学。大学四年级按图书馆学专业和档案学专业实施各自专业教学，组织毕业实习和完成毕业论文(设计)。“2＋l＋l”模式对于多学科一体的学科群组织教学是比较理想的，这有利于厚基础、宽口径，也有利于打破学科界限，培养复合型人才。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推动了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不断变革与发展，档案学专业教育要为这种变革与发展服务就必须率先改革，才能适应对新型人才的需求，档案学专业教育才有生存价值，不断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①[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6，12。

②高志前：《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科技发展》，《文汇报》200l.11.9(11)。

③严俊杰：《对等传播的时代》，《网络传播与新闻媒体》，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l。

④钱学森：《情报资料、图书、文献和档案工作现代化及其影响》，《科技情报工作》，1979，7。

⑤陆汉荣，秦健民：《关于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思路》，《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3。

⑥詹德优：《图书馆学教育发展概述》，《中国图书馆年鉴(199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第5篇：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

1地理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钱学森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完成了总结全人类研究的科学体系。概括起来分11个门类、5大巨系统、4项建设（图1、图2、图3、表1），下面分别表述原著与解解的内容。

附图

图1钱学森论人类的知识体系

Fig.1ThestatementofhumanknowledgesystembyQianXuesen

钱学森将当今人类对科学知识的体系，分为数学科学、自然科学、地理科学、社会科学、建筑科学、军事科学、人体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系统科学与美学11个体系。对上述人类知识体系解读，可以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地理科学作为客体世界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人体科学、思维科学和行为科学作为人类主体的主要研究对象；建筑科学界于客体与主体科学之间；军事科学实际上是指谋略科学（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是在掌握所有科学基础上的智慧较量；美学是纵贯于各个学科的；数学科学与系统科学是横贯于各个学科的。因此有以下的科学分类网络系统（图2）。

附图

图2科学分类的网络体系

Fig.2Thenetworksystemofscienceclassification

在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图3），地理系统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其中的物理、地理、事理、人理、脑理中的“理”都是指研究的“规律”。

钱学森提出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表1）中，除了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外，特别提出地理建设，笔者将其修改为地理系统工程，并增加了人口、科教、城镇、资源、灾害、产业。

表1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略有修改）

TablelThesystemstructureofsocialismconstruction

附图

2地理信息科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航天技术的迅猛发展，来自外层空间的遥感、遥测、定位、通讯信息海量地增加；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处理与解决这些海量数据的能力大幅度地提高。地理信息系统、地理专家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辅助决策系统应运而生，使得地理信息科学首先获得发展的机会。正是地理信息科学这门用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技术科学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地理科学的建立与发展。

附图

图3五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Fig.3Fiveopencomplexgiantsystem

地理信息科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包括航天信息网络系统（外层空间卫星之间的信息网络）、地面的网络系统、天地之间的网络系统三部分，是有线网络与无线网络连通的一体化网络系统。1998年笔者发表了“航天信息与地理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及其应用”的论文[5]，2002年又发表了“论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6]一文。两篇论文基本上代表了地理信息科学的创始与发展，当前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数字化或信息化的建设，实际上都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中的部分子网络或子系统。地理信息科学中最重要的原创性的成果是遥感信息模型与地理信息编码模型。

随着遥感信息的大量获取，数学家以模式识别为工具对遥感信息进行图像处理与分类，使用的数学工具主要是数理统计的方法，把遥感信息看成是没有成因关系的随机变量；物理学家则把获取遥感的物理过程视为遥感信息的成因，因此采用反演的方法，使用辐射传输方程为主的数学工具，事实上不承认地理现象的不确定性；大多数地理学家将遥感信息当成系列成图的基础信息，快速、准确地制作系列地图。地图是符号系统，其信息量远不可与遥感信息量比较，地图学家把遥感信息转化成符号系统的系列图谱。遥感信息模型则是将地理复杂现象中的非遥感信息转变为归一化的影像信息，与遥感信息一起用方程、统计与相似准则结合，也即演绎逻辑、归纳逻辑与类比逻辑结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包括随机的不确定性、模糊的不确定性、灰色的不确定性、分形的不确定性）辩证统一；图像与方程（一个像元或一个图斑、一个方程）耦合；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互动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地理复杂信息模型[7-9]。这种信息模型只有在遥感技术的推动下才有可能产生。这种信息模型是遥感信息与地理信息连接的纽带。地理信息系统本来就是为了制作地图而创建的，因此地图学家将从遥感中提取的系列地图存入地理信息系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这种地理信息系统无论空间分析功能多么强大，也不可能进行模型计算，外挂、内嵌种种方式都不可能解决直接进行模型计算问题。系列地图存入计算机的图形库时，信息又是冗余的，因此带来一系列与计算机技术发展格格不入的疑难，最为典型的是数据挖掘，数据挖掘说明存在数据库中的信息有冗余。遥感信息模型的运算要求地理信息系统可以直接进行模型计算，由此地理信息编码模型应运而生[10,11]。传统的地理信息系统以图形的叠合(Overlay)为主；而能够进行遥感信息模型运算的地理信息系统则以像元或图斑中的多位编码的抽取(Extract)为主。这又是完全相反的途径。地理信息编码模型还是地理定量信息与定性信息转化的纽带，也是地理信息系统中属性库与地理专家系统中知识库联系的桥梁。

总之，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这个巨系统的地理信息科学的内容远远超过了3S(RemoteSensing,GlobalPositioningSystem,GeographicalInformationSystem)的范围，而是以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为核心的天—地—人—机系统。地理信息科学虽然是从属于地理科学的技术科学，但是地理信息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是引领地理科学成长的核心力量，因此本刊更名时，将地理信息科学与地理科学相提并论，突出了地理信息科学的重要性。

3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系统工程当前尚未被广泛认识，已经认识到的也仅仅是系统工程在地理学中的应用。当地理信息科学中的模型在实践中应用时，必然会涉及地理系统工程的可操作性。地理遥感复杂信息模型的建立，可以进行定量预报和回溯，因此为地理系统工程打下了工程的基础。国民经济的主战场主要包括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8个方面，这8个方面是互动的。中国的人口问题、西部开发问题、21世纪水资源问题、能源问题、洪旱灾害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农业问题、城镇体系问题、基建布局问题、产业结构动态调整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无不属于地理系统工程。

地理现象是复杂现象，地理系统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当研究西部开发时，如果国家各个部门各行其是，石油开发只考虑石油开采与输送管道；交通只考虑公路建设；铁路只考虑铁路建设；水利只考虑南水北调问题；城镇建设只考虑城市规划等，那么整体的西部地区有可能产生许多事倍功半的现象，例如修了公路没有物资运输；城市居民结构不尽合理；劳动力与产业结构不配套等。钱学森的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就是要把地理系统工程与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系统地结合起来，地理系统工程仅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而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是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子系统。人口中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是人口系统中的要素；资源中的矿产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土资源、大气资源等又是资源系统中的子系统；大气环境、水环境、土环境、生物环境、地质环境是环境系统的子系统；交通、铁路、航运、航空、供排水、供电、供气、供暖、电讯、电视、计算机网络是基础建设系统的子系统等。系统嵌套系统，分层次子系统与交叉子系统，构成完整的、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

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方法，首先是将系统分解为多层次的子系统，明确其中的交叉子系统；其次是从定性到定量地确定子系统中各个要素与指标体系；第三是根据指标（相似准则）建立模型进行预测预报；最后是检验该巨系统的效益与效率。当前大多数是分别研究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子系统，在一个地区全面研究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有效实例不多，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还远远够不上地理系统工程。笔者曾在2000年底提出中国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生产用水、生活用水统一解决的洪水充分利用，全国水系网络化与渤海淡化的地理系统工程，中国科技报曾进行报道，之后笔者在“21世纪黄河系统工程方略”一文中进行阐述，首先所能进行的研究是虚拟地理系统工程。全国水系网络化与渤海淡化是21世纪的世纪工程，尚需有识之士共识，广泛地深入研究，进一步的论证。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复杂的地理系统工程就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地理系统工程的实践指日可待。

4理论地理科学

地理信息科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为地理系统工程提供研究方法与手段；另一方面又为理论地理科学提供技术基础。从遥感信息模型发展到地理复杂信息模型再到地理数学[8]，为理论地理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论地理科学中首要的是建立开放的复杂巨地理系统的理论；其次是地理类比的广义相似理论[13]；第三是一般地理复杂模型理论与地理数学；第四是地理数学在部门地理—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与区域地理—区域地理系统工程中的应用。理论地理科学如果不能指导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的研究，那么就失去了理论意义。

如果没有以高新技术武装起来的地理信息科学的支撑，研究理论地理科学也是空想，然而所幸的是人们已经掌握了地理信息科学的许多关键技术，理论地理科学的建立指日可待。

5地理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

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类中心主义”，然后达到了地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地球上人类消耗的资源、能源是极其不平衡的，按照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地球是满足不了全人类的需求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信息社会中才能实现，人类一方面需要依靠科学技术开发资源，如太阳能的利用，靠基因工程使绿色植被更多地利用太阳辐射，靠纳米技术直接转化太阳能为电能；另一方面是靠信息技术节省资源、能源，如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就是信息社会的重要支柱之一，靠航天技术获取外层空间信息源，靠计算机技术建立信息网络。由此可见，地理信息科学在可持续发展信息社会中的作用[14]。随着地理信息科学的发展，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将为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做出重要的贡献。

由上分析，可见地理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已经被广泛共识，地理系统工程与理论地理科学的发展尚不够充分，因此本刊更名为“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是适时的，是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性的；是既有前瞻性又有现实性的。在这里我们希望地理科学界的同仁，切不要轻视技术，高新技术恰恰是新理论、新应用的强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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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蔼乃.21世纪黄河系统工程方略（首届黄河论坛暨王化云治黄思想研讨会）[N].黄河报（转载），2002.

第6篇：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

【摘要题】信息化与网络化建设

【关键词】内容分析法/学科信息门户/信息选择/信息组织/信息导航/信息服务

【正文】

1内容分析法概况

1.1发展历史

内容分析法(ContentAnalysis)是发源于新闻传播领域的一种方法，通过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有效描述传播内容特征和检验传播研究假设。其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等人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了一项名为“战时通讯研究”的工作，以德国公开出版的报纸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法获取重要的军政机密情报，取得重大成就。这项工作不仅显现出内容分析法的强大作用，而且总结出了一套内容分析法的工作模式，战后，内容分析法在传播领域得到更多研究，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贝雷尔森(BernardBerelson)发表著作《内容分析：传播研究的一种工具》，奠定了内容分析法的地位，其对内容分析法的定义也被广泛引用。目前，内容分析法已经被广泛运用到新闻传播、图书情报、政治军事决策、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随着网络的发展，它开始成为网络信息组织、描述和利用的重要方法和研究热点。

1.2定义

按照贝雷尔森的经典定义，内容分析法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定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1]。在运用到图书情报领域时，内容分析法依然遵循客观、系统和定量原则，通过对各种类型文献信息的数据计量、比较、分析和推理，描述学科发展特点和趋势、发现学科空白实现学术创新、实现信息的有效组织和利用以及分析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按照使用的方法模式不同，内容分析法可以分为：(1)解读式内容分析法，通过精读、理解并阐释文本内容来传达作者的意图；(2)实验室式内容分析法，主要是定量和定性内容分析相结合；(3)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法，运用计算机来辅助数据搜集、编辑、整序和分析[2]。

1.3特点

内容分析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定性、定量相结合。内容分析法首先要提出研究意图和假设，对分析单元和程序进行质的规定。以定性为基础，再采用统计、计量等定量方法和数字、图表等描述方法对信息内容进行揭示，最终还将回归到内容的解释和深化的定性层面。(2)客观性。内容分析法得以实现的前提在于文献的内容特征可以通过符号群（包括语词、图像、音频、视频和多媒体元素等，其中语词是最常用的符号群）来体现，而且同一符号群在同一文献中具有相同的意义[3]。人们是通过对符号群出现的频次、位置等外在客观信息的计量来了解文献的信息内容特征的，这就保证了内容分析的客观性，它不会因为实施者的不同而出现巨大差异。(3)系统性。这主要体现在样本选择和分析框架建构上。内容分析法一般是对一段时间的（通常是5年-10年）、连续稳定的、内容体例基本一致的大量文献信息进行分析，从时间跨度、数量要求、稳定程度等多方面对研究样本进行了限定。在分析单元和框架体系上要求尽可能全面反映样本的所有信息特征，具有互斥、完备、可信的特征。(4)统一性。内容分析强调统一的标准和规则，选择样本上必须按照统一的程序，保证每个项目接受分析的机会相同，而且所有的研究内容应以完全相同的方法进行处理，编码和分析过程必须一致，保证长时期分析效果的一致性。

2学科信息门户概况

2.1定义

学科信息门户（SubjectBasedInformationGateways，简称SBIGs）是用户访问某学科资源与服务的一个单一入口或通道。它是一种网络服务，用以完成本学科网络资源内容的高度组织集成和网络应用程序的聚集，并将这些资源与应用集成在一个可定制个性化的界面中来满足每个最终用户的需要。它还提供一个统一协作的学术交流环境。从用户角度来看，它是某学科用户访问该学科网络资源和服务的起始站点或称入口[4]。目前，国外都开展了各种学科信息门户项目，例如：欧洲的Desire项目、美国的Infomine项目、英国的RDN(ResourceDiscoverNetwork)项目、SOSIG(SocialScienceInformationGaterway)项目等等，国内近年来开始发展的上海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资源项目、中科院“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CSDL)”项目建立的数字图书馆中心门户和生命科学、化学、数学物理、资源环境和图书情报5个学科信息门户、武汉理工大学图书馆建立的“材料复合新技术信息门户”等。

2.2特点

学科信息门户主要针对特定学科领域，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专业研究人员。这一主要特征决定了学科信息门户建构的要求：(1)专业化，在资源选择上要选取学科研究中可靠的信息源，资源描述和组织上要依据专业词表和分类法，对门户要经常更新和专业测评；(2)集成化，将专业领域里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资源，包括网站、图书情报系统、文摘索引、电子期刊、科技报告、学位与会议论文、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教育机构、学术会议、工具书、专业服务系统以及与学科科研紧密相关的其他资源系统集成到一个网络平台上提供服务；(3)知识化，信息资源强调专而精，根据对知识内容及其关系来选择、描述和组织资源与服务；(4)智能化，要能提供符合专业领域的检索浏览方式及资源导航模式，并能在用户使用过程中提供智能化的服务帮助[5]。

2.3研究内容

目前学科信息门户研究也主要围绕上述要求来开展，内容有：(1)信息资源的选择研究，包括对学科信息门户需要涵盖的资源广度和深度进行界定，制定选取标准、流程规范和搜寻控制策略；(2)信息资源的组织研究，包括资源的整合策略、资源的描述方式和深度、资源的组织方式、知识挖掘；(3)信息服务研究，包括异构数据库的统一平台检索研究、信息导航研究和个性化推送服务；(4)技术研究，对建构学科信息门户的各种智能技术研究。

3内容分析法在学科信息门户构建中的应用

3.1应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学科信息门户是一种在网上获取高质量信息资源的重要工具，面向专业研究人员，因此在信息资源选择、组织和服务上都要求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在内容选择上不仅强调完备性，而且更强调一定的指导性，要能够反映学科热点和前沿，在信息服务上，要能够针对个人研究情况的转移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当前出现的各种资源选择和评价标准还主要停留在定性描述上，虽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但因为缺少量的规定而在实际操作中难以避免人为差异，而且定性描述难以准确反映学科研究的中心内容，内容分析法结合定性与定量描述，能够科学地反映学科核心资源、基本资源和边缘资源，还能够分析出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所在，保证资源组织内容全面、重心突出。在服务方面尤其是个性化服务方面，目前的发展还远未完善：信息导航还主要依据专家意见，不够客观；推送服务主要是依据用户提供的要求来进行自动检索和发送，用户潜在的信息需求无法满足，也无法跟上用户的动态研究状况。内容分析法的优势就是从公开资料中提取秘密信息，信息服务人员可以通过对用户使用习惯、查询内容等的深度分析，了解用户的使用偏好、研究内容，从而提供针对性的指导、资料推送等个性化的服务。

(2)可行性。首先，内容分析法与学科信息门户具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特征和要求。学科信息门户要求信息资源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系统性，在选择范围和质量以及组织方面要求统一性和标准化，在信息服务方面也特别强调内容挖掘和知识内涵。而连续性、系统性、标准化也正是内容分析法的实施要求，并且内容分析法就是要从数据的分析中提炼内容主题，能够满足学科信息门户建设的知识要求，还能够弥补现存资源标准定性多、定量少的缺点，使学科门户资源提供更加科学合理。其次，目前已经有部分研究者将内容分析与信息建设和服务结合分析，取得了一定成果，这些可以作为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学科信息门户的基础。如李敏等人研究了基于内容分析的信息导航建设框架和技术[6]，朱少强等研究了内容分析运用于文献群隐含信息的挖掘的理论和方法[7]，毕达天研究了内容分析法在网络数字信息分析中的应用[8]，缪其浩利用内容分析考察了国际图书馆学术前沿及其发展[9]，张蕊、王曰芬等人研究了计算机辅助内容分析软件[10-11]等。这些研究表明内容分析法能够运用于学科信息门户的信息选择、导航和知识挖掘，并且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

.2具体应用内容

(1)信息资源选择。严格的资源选择是学科信息门户专业性、知识性的重要保障，目前国内外对资源选择都制订了各种标准，例如SOSIG从内容、形式和选择过程确定筛选标准，包括有效性、权威性、准确性、全面性、唯一性、有组织和时效性[12]。但这些标准还局限在质的规定上，结合内容分析法可以达到量的限定。在进行全方位信息选择之前可以先选取消范围的文献资源进行内容分析，从而制订可量化的信息选择标准。仅以确定信息选择的相关性标准为例，首先，选取某些体系完备、发展稳定、信息含量大的主要信息源，对其中的文章或网页里出现的专业词汇进行切分和索引，并依据专业词表进行规范和合并，然后对索引词汇进行词频统计、语义分析和特征提取，从而确定学科研究的核心词汇、基本词汇和边缘词汇。反过来，这三种类型词汇在各个信息源中出现的频次可用于确定某一资源与门户建设目的的相关性。按照样本结果，可以订立便于计量和操作和全面资源搜寻标准和策略。

(2)信息资源描述和组织。

内容分析法在信息描述方面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第一，内容分析与数据挖掘、语义结构和知识发现技术相结合，能够从大量不完全的、模糊的外显信息中发掘其隐含的有用知识信息，这种隐含信息可能信息创造者自身也未意识到，这就使信息描述更加完备、深入。第二，内容分析法在创建分析类目时，要将意义相同、相近和相关的分析单元进行归类整合，因而分析类目可用于描述资源之间的参照关系，并建立符合网络资源特点的动态词表。

目前主流的资源组织方式是分类浏览和主题检索，这两种方式的缺点在于作为受控语言，需要依据分类法或主题词表，而分类法和主题词表更新往往滞后于动态的学科发展形势。如前所述，运用内容分析法能够反映学科的核心词汇、基本词汇和边缘词汇，体现学科发展的热点和重点，再通过分析单元的归类整合，可以形成学科研究词库。而且词库产生的分析结果能进行迅速、有效的更新，更新一次内容分析只需下载最近一段时间内的信息文本并用原来开发的编码程序执行分析，研究趋势、重点分析可以每年、每季甚至每周更新，即使发生突况，也能及时反映。每当加入一个新问题，内容分析也能延伸到之前研究开展的时期再次分析，不受时间限制[13]。可见，采用内容分析能够提供一种更加适应网络和学术研究特点的、半受控的知识元组织方式。

(3)信息服务。信息服务是学科信息门户价值实现的关键所在，是资源创建者和使用者之间沟通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信息导航服务、检索服务和用户个性化服务等层面，运用内容分析法能够提高这三个层面服务的质量。

信息导航可以帮助用户迅速、准确地定位到所需信息，但目前的导航系统还多是基于语词的静态物理链接，要达到用户满意就必须在用户导航路径的选择上给予内容提示与知识指导。通过信息的内容分析，抽取信息资源的核心领域和相关领域的含量、质量及相似度，从而实现资源的动态聚类，根据查询目的不同从多角度切入导航路径，并且不断转入相关导航节点，优化导航过程[14]。在日常维护中，通过对用户查找和点击情况的内容分析加以不断调整导航项目和设计，满足用户要求。信息导航除了门户内信息的快速定位，还包括外部相关网站的合理链接。选择独立网站作为分析单元，对其规模、内容、访问人数、学科信息内容的和用户使用评价情况做内容分析，确立关联程度、内容质量和使用频率较高的网站进行外部链接导航。

由于内容分析提供了信息的半受控的知识元组织方式，相应地，这种知识元索引库可以作为知识元检索方式的基础。运用一定的智能技术，在信息选择和组织过程中构建索引数据库，库中的内容都是专业领域的知识单元，是最小的知识组分。当用户查找某个关键词时，通过知识组分的逻辑组配合运算，包含该关键词的信息源将被作为知识元索引结果被检索出来提供给用户。还可将用户的检索要求和对检索结果的选择情况进行分析和积累，作为备用索引库，不断完善学科信息门户检索的专业化和知识化。

个性化信息服务离不开对用户个人使用情况的跟踪分析，内容分析法的应用主要是对网络使用记录的挖掘。显在的用户信息包括用户注册信息、发表评论等，隐性的用户信息要通过Web服务器日志、Cookie记录、动态跟踪软件、网络调查等方式来获取[15]。分析显在和隐含的用户信息，可以提取有关的用户行为特征，对用户的资源使用行为、频度、关注内容、使用偏好进行了解，总结其信息利用特点和规律，从而提供个别化的使用帮助和个性化的推送服务。

3.3实施步骤

内容分析法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独立的阶段执行：

(1)提出研究问题，确定研究范围。在研究开始阶段就要明确表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假设，并且依据研究主题划定研究范围，详细说明所分析内容的界限以便给出可操作的主题领域和时间段。

(2)抽取样本。样本选择的标准是符合研究目的、信息含量大、具有连续性、内容体例基本一致，简言之就是能从样本的性质中推断与总体性质有关的结论[16]。

(3)选择分析单元。即寻找内容分析所需考察的各项因素，这些因素要符合研究目的，且便于抽取操作。分析单元可以是数据库或网页中的特定语词、符号、主题、人物或者句子、段落乃至全文或网站，也可以是声音、视频信息或用户行为。

(4)建立类目体系。即确定分析单元的类目归属，有效的类目体系应保证所有的分析单元具有唯一的分类指归，各个类目界限明晰，并且分类标准一致，不同的编码者对分析单元的归属意见相同。

(5)内容编码和计量。将分析单元分配到类目系统中并对各个类目出现频次、空间数额等进行计量，这个过程可以采用计算机和相关软件来完成。

(6)解释与检验。通过数据的分析，进行合理的分析与阐释，并与研究假设相互印证，发现研究目的与结论之间的异同，得出对某一现象或理论的科学认识。分析结果还要通过信度和效度的进一步检验，信度包括对文献编码一致性、分类准确性和方法稳定性的检验，效度包括结论与事实的相符程度、理论研究结果的适用性检验[17]。

3.4应用内容分析法的优势与不足

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学科信息门户的优势是由它的性质决定的。作为一种通过信息记录的数量分析来间接研究资源和用户行为的科学方法，内容分析法具有客观性，方法的运用者不与研究对象发生直接联系，研究者的主观态度和偏好不会对分析的数量结果造成影响，而且分析过程是按照规定的程序、方法和选择评价规则来执行，分析结果表现为一系列的量化数据，这些都保证了内容分析的客观性和统一性，使分析者能够从模糊、虚假的显在信息中抽取真实信息和有用知识，并能较深刻、精确地反映资源的知识含量和用户的个性化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目前学科信息门户信息资源选择、描述、组织和服务标准定性化、主观化（依据专家意见）带来的不确定、易变的缺点。

内容分析法应用于学科信息门户构建也存在不足：一方面体现在内容分析法系统性要求与网络资源分散性特点的冲突。内容分析法要求选取比较稳定、连续、体例基本一致的大量信息作为样本，而学科信息门户作为对资源的二次整合，既包括数据库等比较稳定的资源，也包括互联网上比较零散的、形式多样的易逝信息，后者难以达到内容分析的要求，但对于学科信息门户资源建设又是十分必要的。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对暂时的、分散的用户使用情况的分析过程中，因而如何对这些即时性的、零碎的信息进行可靠的内容分析成为需要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表现在内容分析法评价判断的不确定性。内容分析法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定量建立在定性基础之上，这就使得任何信息在被统计分析处理之前，必定要划分到一定的类目体系中，而任何类目体系都是高度人工选择性的，不可避免的主观判断却成为客观定量分析的前提，这是内容分析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当然，目前已有学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引入概率论、数理统计方法、模糊数学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方法、贝叶斯定理来尽量减少内容分析法的不确定性[18]，达到最大化的科学性。

4结语

内容分析法具有客观性、系统性、统一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特点，在实际运作中具有灵活性、易操作性，这些特点使它能够广泛地运用到学科信息门户资源建设和用户服务领域中，为信息资源选择、描述、组织和服务提供量化数据和规范基础，优化学科信息门户资源和服务质量。当然，内容分析法也还存在不足，需要结合其它方法和深入发展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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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研究综述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2.10.042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10-0174-04

十年来，我国一大批专科院校经过调整相继升格为本科院校，适应了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发展趋势，从此为我国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增添了新的力量。新升本高校办学思路与办学模式的变化给图书馆的改革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探索出既适应本科院校发展方向又具有自身特色的建设与发展思路，是升本高校图书馆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十年，关于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研究论文不断出现，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新升本科院校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问题。本文通过对十年来国内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研究论文进行统计、整理、分析，从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服务、图书馆管理、馆员队伍建设、信息素质培养研究等方面进行梳理与总结，以便有助于了解国内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研究进展，为其今后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现实经验。

1 近十年我国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研究论文统计概况 据相关统计表明，截至到2010年3月，全国新建普通本科高校有261所，占全国同期792所普通本科高校的32.95%[1]。本文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统计源，分别以“新升本院校图书馆”、“升本院校图书馆”、“升本高校图书馆”、“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新建本科高校图书馆”为检索词，检索了2002-2012年关于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研究论文。统计时间截止到2012年4月，除去重复文章，共检索出202篇相关文献，统计结果见表1。依据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2011版），整理、统计出发表在图书馆、档案类核心期刊上的研究论文共15篇，统计结果见表2。

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研究论文总体呈持续增长趋势。通过检索过程可以看出，2002-2006年是起步阶段，每年发文不多。从2007年开始，关于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研究论文持续增多。截止到目前，初步统计出202篇相关文献。由此表明，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出路问题已成为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并逐渐提上日程。虽然目前发文数量较多，但是大多数文章分散在综合性期刊上，尤其是学院类的学报上。在这202篇相关研究文献中，初步统计出仅有15篇发表在图书馆类的核心期刊上，占所发总数的0.74%，由此反映出所发文章的质量、选题及内容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2 我国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研究综述

通过对国内关于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研究论文进行分析，总结出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关于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研究

新建本科高校一般由几所学校合并，由专科升格而成，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很难满足本科教学及科研的信息需求，加大力量建设馆藏资源成为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莫振轩[2]针对专升本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存在资金短缺、时间紧迫、馆藏质量有待提高等特点，提出制定馆藏发展政策；建立高素质信息资源建设队伍和质量评估机构；提高重点信息资源的质量和层次，形成学科资源优势；开发电子信息资源，加强信息资源保障能力等建设策略。马启花[3]分析了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重点学科文献资源建设的现状：总量较少、基础薄弱、质量有待提高。提出加强对重点学科文献资源经费投入、收集多载体重点学科文献资源、加快重点学科数据库建设、加强重点学科导航系统建设、加强灰色文献资源的收集力度、加强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等建设思路。

史宁[4]提出升本院校图书馆在馆藏资源数字化建设中应抓住自身特点，进行特色化建设，数字化内容应突出本馆特色、本地区特色与本系统特色。赵景明、肖检蓉[5]针对新升本高校图书馆的发展环境问题，确立了特色馆藏建立的原则：历史特色、办学特色、在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并提出了特色馆藏的建设内容。王任阁[6]探讨了专升本院校图书馆期刊资源建设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办学规模扩大，期刊资源保证能力下降；期刊资料缺乏连续性；馆藏核心期刊及专业期刊采购率偏低等。提出完善经费投入与管理机制、针对学科建设，调整印刷期刊发展目标、加强电子期刊资源建设等解决对策。

多数研究成果都表明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面临文献资源基础薄弱、馆藏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新升本高校图书馆必须首先重视馆藏资源建设，将纸质文献资源与电子资源结合起来，同时搞好地方文献特色馆藏的建设，突出学校特色、地区特色，以更好的满足本区域的信息需求。

2.2 关于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的探讨

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由于存在经费短缺、人员素质整体较低、专业人才匮乏、工作理念落后和经验不足等缺陷，所以很难满足网络环境下读者的个性化信息需求。如何尽快为本校的教学及科研提供优质的、特色化的服务，已成为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冯琼[7]分析了新升本院校图书馆在信息服务对象、信息需求范围、信息需求数量、信息需求载体等方面的变化，提出加强数字化建设，提供数字化信息服务；加大导读力度，提高读者获取数字信息的能力等举措。高磊、李旭红[8]提出网络环境下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模式：①开展多种形式的信息用户教育，提高读者利用信息能力的教育服务模式。②根据读者的不同层次，实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层次模式。③拓宽服务领域，开展开放式服务，实现多功能参考咨询虚拟服务模式。吴剑霞[9]在分析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现状的基础上，从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项目、制订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实施方案两个角度构建了适合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思路。

王文娜、陈丽君[10]等分析了专升本院校图书馆服务于教学科研的现状、问题与不足：重教学，轻科研；信息服务手段落后，服务内容单一；个性化信息服务意识淡薄、基础薄弱；信息服务人员思想观念传统、落后，综合素质不高，服务效率低；读者信息素养教育基础薄弱等。提出开展重点专业的学科导航服务；积极开发网络免费学术信息资源；提高馆员的思想、业务技术综合素质，鼓励馆员积极主动地参与科研活动；提供针对教学、科研的个性化信息服务；推行学科馆员制，架起图书馆与院校间的桥梁等发展策略。李贤[11]提出新升本院校图书馆开展考研信息服务的对策：设立专门的考研信息资料室；利用文献检索课指导学生查阅考研信息；开展考研咨询服务，举办考研信息专题讲座等。新建本科院校的学生大多数都有考研的意愿，图书馆专门为考研学生提供咨询服务，是一条可行的信息服务对策。

2.3 关于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管理问题的思考

合并升本院校的图书馆必须要把各校区、各部门和个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起，要有统一的明确的发展目标及管理理念，建立一种系统的协调管理结构。升本后随着服务对象的增加，服务范围的扩大，读者需求呈现多元化与个性化的趋势，这就给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

贾光[12]论述了升本院校图书馆定位的必要性，指出在图书馆的管理中应进行图书馆和馆员的角色定位、发展目标定位、馆舍馆藏定位、人员定位及服务定位等。明确了新建本科高校图书馆的定位问题，有利于确立正确的发展目标，选择合理的发展空间与方向，制订科学的建设规划。陈建敏[13]指出专升本院校图书馆必须从领导观念、服务观念、人才观念、管理观念等几方面进行更新。在资源重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规章制度、奖金分配等各方面，都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管理观念要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要及时吸收新的管理理念。

王耀先[14]针对合并后专升本高校图书馆在人事上存在的人员思想不统一、“铁饭碗”、“大锅饭”思想等问题，提出建立一套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确立人本管理思想、转变观念、统一思想；改革和理顺图书馆内部的管理制度；实行聘任制，竞争上岗等，促进图书馆人才队伍的建设。胡可东[15]提出团队管理在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中的实行策略。孟照凯[16]分析了目前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面临的馆内、馆外危机问题，提出实施危机管理的新举措，如建立危机管理系统、危机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等。实施危机管理能够防患于未然，及时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发生。

2.4 关于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的思路

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要在变革中求得发展，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馆员队伍，然而新升本时的馆员素质与本科院校的要求还难以适应需要。

陆莉[17]分析了新升本院校图书馆馆员素质的现状：学历层次较低、专业技术职称不高、专业知识结构不合理、科研能力较差等。提出领导重视，转变观念；完善用人机制；加强继续教育；提高科研水平等提高馆员素质的措施。杜新中[18]在分析专升本高校图书馆专业队伍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完善管理机制，实行人力资源管理；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人才积极性等加强专业队伍建设的思路。

渠彩霞[19]指出新建本科院校应结合自身特点，从思想认识、方式方法、措施与人才选拔等方面积极探索适合新建本科院校办学特色的学科化服务模式。即实施学科馆员制度，以推动新建本科院校教育的长远发展。李伟东[20]探讨了学科馆员在新升本科院校图书馆知识管理中的作用与地位、提出了学科馆员所具备的素质与要求及在知识管理中的主要职责。

建立健全学科馆员制度，是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实现知识管理的迫切要求，是实现知识创新和提供知识服务的基本保证，也是加强馆员队伍建设，提高馆员素质，实现自身提升与发展的必要途径。

2.5 关于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信息素质培养研究

在适应专升本院校教学改革中，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充分发挥其教育职能与自身优势，利用创新服务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培养大学生的信息意识与技能，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刘迎清[21]指出目前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通过建立健全校级管理体制、改革文献检索课教学、提高信息资源使用率、提升馆员队伍素质等创新措施来提高信息素养教育的整体水平。吴晓英[22]提出加强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对学生信息素养培养的途径：提高认识，主动参与；增加硬件建设投入；加强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加强读者培训与教育等。梁爱香、陈婧[23]分析了目前新建本科院校文献检索课程建设普遍存在的问题：意识淡薄、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经验不足、课程设置不尽合理。以此提出积极做好宣传推广工作、抓好教材建设、加强师资培训，成立教研室、合理安排课程设置、选择适当的教学模式等加强文献检索课建设的建议，以提高大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

3 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研究现状评析

本文对国内近十年关于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一些研究观点值得新升本高校图书馆借鉴与采纳，但是笔者认为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3.1 发文数量较多，但多为现象描述与经验总结

大量的相关文献中，作者将重点放在目前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面临的主要问题等现象描述方面，提出的许多措施与对策都是经验性的总结与概括，没有为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找到更新的、更多的理论支撑与依据。这也是核心期刊载文数量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3.2 研究深度不够，重复性研究居多

有些论文仅将一般高校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模式挪用到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发展中，虽然两者有一定的联系，可以相互借鉴，但是新升本高校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必须突出特色，结合自身实际。探索一条既符合本校办学模式又各具特色的适应本区域发展的建设之路，才能适应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因此，在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特色化建设与服务方面，有必要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与思考，以寻求新升本院校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振国，计雪荣.新建本科院校面临夹生困局 重学还是重术？[N].光明日报，2011-04-13.

[2]莫振轩.试论专升本院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建设[J].图书馆论坛，2004，24（1）：84-86，115.

[3]马启花.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加强重点学科文献资源建设之思考[J].兰台世界，2009，（10）：73-74.

[4]史宁.合并专升本院校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探讨[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8，20（5）：20-22，78.

[5]赵景明，肖检蓉.新升本高校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研究[J].图书馆，2010，（3）：125-126.

[6]王任阁.专升本院校图书馆期刊资源建设策略[J].图书与情报，2005，（4）：88-91.

[7]冯琼.论专升本院校图书馆的数字化信息服务[J].图书馆论坛，2005，25（3）：185-187，169.

[8]高磊，李旭红.论网络环境下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信息服务模式[J].现代情报，2007，（7）：131-132.

[9]吴剑霞.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05，（5）：66-69.

[10]王文娜，陈丽君.专升本院校图书馆服务于教学科研的研究[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9，29（1）：89-91.

[11]李贤.新升本院校图书馆应加强考研信息服务[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6，16（20）：23-24.

[12]贾光.专升本院校图书馆定位问题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2，（5）：12-16.

[13]陈建敏.观念更新——专升本院校图书馆的关键所在[J].河南图书馆学刊，2002，22（5）：34-36.

[14]王耀先.合并后专升本高校图书馆人事改革探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6，18（6）：91-94.

[15]胡可东.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的团队管理[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5，25（3）：56-58.

[16]孟照凯.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危机管理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27（6）：125-127.

[17]陆莉.专升本院校图书馆人员专业素质的分析与对策[J].情报探索，2008，（8）：39-40.

[18]杜新中.合并专升本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与管理[J].现代情报，2005，（11）：92-94.

[19]渠彩霞.新建本科院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服务模式探索[J].衡水学院学报，2009，11（6）：91-94.

[20]李伟东.论“专升本”院校图书馆知识管理中的学科馆员[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1，23（2）：219-221.

[21]刘迎清.论专升本院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创新[J].长沙大学学报，2005，19（3）：125-127.

第8篇：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

本文认为，超循环理论是系统科学从有机整体论走向生成整体论的开始，超循环，分形与混沌揭示的是世界生成演化的规律。生成规律本质上是信息规律，生成的“单元”是信息载体，生成过程是两种相反相成力量或趋势相互作用，并形成反馈和多层次回环，层层涌现的过程。本文提出以“复元论”或“归源论”超越“还原论”，认为超循环理论揭示了超稳定系统生成的内在机制，生成的逻辑除了形式逻辑，还需借助辨证与类比推理。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是，超循环理论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科学，证明选择价值是生成进化得以实现的必然性依据，第一次展示了内涵价值的世界图景，为人类建构基于信息的生成论科学开辟了方向。沿此方向发展的科学不仅需要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数学，而且需要新的方法论和形而上学基础。在科学的这一发展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当可提供重要的启示与资源。

关键词：自选择 自组织 生成 信息 载体 “复元论” 价值

贝塔朗菲创立系统论的初衷本是要开创一种机体论的新科学，但由于仍然不能超越构成论 —— 即整体由部分构成的预设，其后的发展几乎仍然向着制造“更复杂的机器”前进，以致许多人认为系统科学并非科学革命，因为它并未逃脱机械的逻辑和“还原论”的“如来佛”掌心。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系统科学后又一轮重大突破是从超循环理论开始的，超循环直接探究生命发生的奥秘，终于冲破了机械论的遮蔽，揭示了生成的逻辑及由之生长起来的整体的规律。由此，它不仅推动了系统科学从有机整体论走向生成整体论，而且展示出内涵价值的自然界生成演化的世界图景，为人类建构基于信息、内涵价值的新科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自选择与自组织——整体生成的内在机制

艾根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超循环理论，与达尔文进化论不同，超循环研究的不是宏观个体的物种进化规律，而是分子水平上微观整体——“拟种”*的进化规律。根据超循环理论，作为“拟种”的一个自复制单元（即一个催化剂）不仅能催化生成一个类似的循环，这些循环还会耦合成一个更大的循环，这更大的循环又能进一步成为新的更大循环的单元而催生出更高层次的循环。超循环即指二级或二级以上的催化循环系统。如此类推，理论上可生成无穷层次自相嵌套的循环生长系统。

根据超循环机制，从无生命到生命的进化实质上是一种生成的过程，即生命发生及其完成的过程。这是系统在远离平衡条件下，从不稳定到重建新的整体稳定的过程。与构成性整体不同，生成不是从实体到实体，从部分到整体的既成“原子”之组合，而是信息不断选择和组织质料（信息载体），而质料不断生灭的过程，由此生成的整体在原则上不仅不可逆转，也是不可还原的（或不具有经典意义上的可还原性）。为明确整体生成与构成的差别，笔者将超循环机制或过程概括为自选择、自组织与自稳定三个主要阶段：

1、自选择：即具有进化优势的突变体作为偶然涨落而出现，并通过自复制实现自我选择。这种自复制机制相当于“正反馈”放大作用。通过自复制，信息选择质料，功能相似的突变体越“生”越多，它们逐渐聚集起来，使进化信息得以积累。

这里，突变体的出现及其自复制作为总体现象乃发生于远离平衡的不稳定状态下，或者说，突变体的发生和生长本身就是一种远离平衡态下打破系统原有稳定的行为。

2、自组织：经选择生成的突变体通过自组织进行功能整合。选择出来的众多突变体经相互竞争、相互协同，功能慢慢耦合起来，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负反馈机制，最终生成总体稳定的封闭环。显然，若干自复制单元组成的总体的功能整合，必然要求在所有成员中建立催化联系，这样，突变体通过自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作为更大循环功能整合的单元进入更高层次的进化过程。

3、自稳定：在高度关联的组织中，由突变体组织成的循环逐步地自我稳定。突变体能够在新的稳定序中复制、保存、转换、传送进化信息，经过因果的多重反馈循环、自我选择和组织，在新的稳定序中，系统的整体功能不断完善，信息不断积累，并层层转换传送，形成具有“长程相干”的多层回环，最终使系统整体得以稳定生长，实现向高度有序的宏观组织进化。

艾根指出：催化超循环的作用，不仅是选择，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整合功能，由此它才能推动系统迅速越过不稳定点，建立新的整体稳定，它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①为保存信息而竞争。②允许不同单元竞争协同，自己组织起来。③建立某种稳定的共存。

我们看到：正是在超循环这样的生成系统中，携带进化信息的突变体不断被创生并自己组织起来，并通过竞争和筛选联结在一起，从而使每一个体的优势都能够被所有成员加以利用，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协同进化。艾根指出：这就是一切系统能在没有“外部选择者”的情况下，自己有选择地组织自己，完成进化的奥秘。

笔者认为，生成整体的不可还原性正是由以上超循环的生成机制所决定的，或者说，是超循环过程的必然结果。与构成性整体不同，超循环起源于某种达尔文拟种的突变体分布中，它是从自复制单元出发的，这种自复制单元不是还原论意义上的“原子”、“分子”，它从一开始就是整体，不是部分，更重要的，它是信息载体，具有某种排列序，而非单纯物质。信息（而非形式）赋予质料方为载体，载体离开信息即成死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超循环机制的关键是自选择和自组织。这种自选择和自组织乃是信息对质料的选择和组织。载体所携带的信息将指导生成发育的全过程。这里，信息是主动的，质料是被动的。信息规定了选择和组织的基本法则和标准，根据这一法则，质料与能量不断被选择、组织和协调。由此，超循环生成的过程必然是一远离平衡的过程，即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只有信息相对稳定，而作为信息载体的质料则是不断生灭的。

正如艾根所说：信息是生物学的典型性质，信息的物质载体（核酸分子），同别的化学物质一样不稳定。…… 但蕴含在核酸分子中的遗传信息却是稳定的，经过自我复制而生生不息，大约3、5到4万亿年前，即核酸开始贮存和传递信息，连续地改变信息，并以修改过的形式转录信息的时候，贮存在我们基因中的信息原理上就被产生。在这些过程期间，材料载体仅有有限的生命，只有非材质的信息幸存。[1]

因此，笔者认为：生成规律本质上是信息规律，是信息选择、组织物质和能量的规律。生成的过程是从整体到整体，而不是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生成是信息的创生、保存、传送、翻译和转换，而不是物质的运动，也不仅是能量的传递与转换，或者说后者只是表面现象。

二、 “复源论”—— 关于生成的方法论原则

根据超循环机制，我们可以逻辑地推出：

1、超循环生成的系统原则上是不可还原的。因为一个通过超循环机制生成的整体，不仅相同层次各单元间具有功能耦合的非线性反馈关系，而且不同层次间亦存在不可割断的功能偶联和信息回环关系。这里，被生成者反过来生成自己的生成者，回环即指不同层次间对自我进行组织、生产的反馈整体。显然，与构成系统不同，生成整体在小尺度与大尺度之间存在“长程相干”的“强相互作用。” 由于生成过程中贯彻始终及一切层次的信息规律之一致性和时间绵延性，决定了生成的整体不仅不可逆转，也是不可还原的。此外，根据超循环生长机制，可以推出一切生成系统必然具有蝴蝶效应。因为微观尺度上的微小变化——如基因变异必然会被放大为宏观的整体突变。

2、超循环生成的系统必然是超稳定系统。由于通过自复制自组织生成的每一部分（如突变体）都携带着某种整体信息。因此，一旦系统的物质结构被破坏，乃至毁灭的情况下，只要信息尚存，其每一部分或“单元”皆有可能成为“种子”或“生成元”，被破坏的系统便可能通过超循环机制再次生长起来，重新修复系统。但注意：可修复决不意味着原系统可逆或可还原。这里，修复是再生，是信息对质料的重新选择和组织，修复的系统乃由新的载体实现，它虽与原系统结构相同，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质料。

笔者认为，超循环理论揭示了超稳定现象的内在机制或原因。可以推测，经由超循环机制生成的系统，只有在信息本身被破坏，或其生长信息不能再适应环境变化时，才面临真正的灭绝或淘汰。同时，也只有在信息“进化”时，系统才可能有真正的进化。总之，在宇宙长期的进化过程中，“经常性再生的无序则是对组织有序不断进行再生建构的必要部分。”“一切存在。一切生命，它们都靠不平衡和不稳定得以长存。”[2] 而系统进化的差别在于这种不平衡、不稳定表现的方式，因为系统突变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3、超循环是一种层层涌现的整体性生长过程。如果说，涌现是（emerge）是一个“无中生有”产生新秩序的过程，或“可变结构的受限生成过程”那么，涌现本身就是一种生成现象。注意到哈肯曾将序参量称为“信息子”，并指出序参量的功能乃是作为宏观信息的信源，向子系统发出如何组织和行动的命令。[3] 那么，一旦组织成整体的循环作为“单元”在宏观层次上出现，它就相当于一个序参量。“涌现”使生成过程充满不稳定的突变点，这是超循环论与“自然界无飞跃”的达尔文渐变进化论之又一显著差异。

综上所述，超循环理论不仅揭示了从无生命到生命的机制，揭示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前提，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系统整体或群体生成演化的普遍规律，为我们研究自然界生成进化及一切生成性组织现象奠定了新的科学基础。它本身蕴含着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原则。笔者以下试提出以生成论为基础的“复元论” 或“归源论”，以图超越以构成论为基础的还原论：

首先，探索世界生成演化的科学方法应建立在信息及生成论的基础上，肯定生成整体原则上的不可还原性。尽管它也需从某种“单元”出发，但它所需观察和研究的是如何从这种“单元”生长为新的整体之过程，而非将整体静态分解为基本物质实体。因此，它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研究，而不是静态的结构研究。

其次，作为新的科学方法之基础或逻辑起点的“单元”是整体，不是部分；它本身亦是生成进化的产物或过程。“种子”或“生成元”是信息载体，而非“死物”原子，区分二者的关键在于：1、是以信息为基础还是以质料为基础，前者具有复杂性，因为它携带或蕴藏着整体生成信息， 2、是生成整体的信息源，还是构成整体的“本原”。信息源是“时间最初”，而非“空间最小”，更非层次最低。3、关键是破译和掌握载体所携带的信息及其生成法则，还是分析物体的运动或物质成分。如果说整体是“质”，部分是量，那么，生成整体论的方法乃是“以质还质”，而不是“以量控质”的。

进而，如果科学必遵循某种因果律，那么，由此出发可以开出两条路：一条是遵循构成因果律，还原到最小物质实体，这是众所周知的传统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另一条则是遵循生成因果律，复归（恢复、回归）到最初生命之“信源”或“生成元”，笔者将后者称为“复元论” 或“归源论”，以区别于还原论。迄今，此二者分别引领了科学发展的两大主流，以前者为范导，科学找到的是分子、原子、基本粒子、夸克及由之构成的世界；以后者为范导，科学发现的则是宇宙大爆炸奇点、奇怪吸引子、各种信息载体或“生成元”——基因、细胞、胚胎、种子及由之生成的世界。

笔者认为，“复元论”和还原论展示的是两种不同的世界图景，研究“生成”抑或“构成”需要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论。也可以说，两者对“分”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显然，对于一颗“种子”，我们不能同时既观察其内部结构，又观察其生成过程，为全面理解和探索世界生成演化的规律，“复元论”与还原论这两种不同的科学方法应是互斥互补的。在一定情况下，“复元论”可将还原论作为静态的特例包容在内。

三、辩证与类比——生成进化的逻辑与数学

透过超循环机制，我们进一步看到，以信息为基础的生命性活动，从一开始就涵有与物质构成及机械运动不同的逻辑。

艾根的研究表明：在进化过程中，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充当信息载体，那就是：代谢作用，自复制与阈值范围内的突变。与这些条件对应的正是载体实现或完成进化的三种必要能力：即保持系统远离平衡态——与外界交换的能力，积累和保存信息的能力以及自我否定、自我革新或超越的能力。

显然，这些条件从一开始就已将两种相反相成的因素统一在信息载体之中。为进一步研究遗传的保守性与变异的革新性的关系，艾根提出了最大信息量的阈值关系。该关系表明，复制错误是进化的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错误导致进化”，但复制错误是有限定的，当突变率处于某种阈值时，进化最快，但突变率不能超过阈值。否则，只要一次错误突变，就会使进化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信息丧失殆尽。这里，误差阈保证了内稳定性的需要，但它也限定了拟种进化的能力，规定了生成进化只能是“遗传变异”。

从自选择、自组织过程看，进化信息诞生于不稳定，却完成于稳定。可以说，生命起源于两种相反相成力量的相遇和作用。或者说，自选择、自组织、自稳定本身就是平衡与不平衡，稳定与不稳定，正反馈与负反馈两种相反相成的过程。生成意味着：“在起源、生存和常态上，时间之存在都以复杂的方式（即在对立中合作的方式）在自己体内包含了反组织活动的形式，也就是说，它把解体的基本因素统合为组织的基本因素。”[4] 如果我们将这种相反相成的力量或因素归结为生与灭两种作用或过程，那么，一切生成系统都必然内涵生与灭两种循环。由此，笔者认为：生成进化，特别是生命的逻辑必然需要能涵容互补、互含、互根或互生关系的辩证思维。显然，在超循环理论等非线性科学观念与方法论中，蕴涵着当代辨证逻辑深化发展的重要契机。

其次，对于不可还原的生成整体，量的守恒律不再适用。但以遗传变异为基础的进化，在其不同进化阶段或不同层次间必然具有某种相似性。由此，以质的相似性为基础的“类比逻辑”亦日益引人关注。令人鼓舞的是，随后分形理论的创立为超循环的生成提供了相应的数学形式。分形通过简单的几何变换法则的重复，或方程迭代，或直接应用迭代方程，揭示了超循环生长的普遍规律，并可以利用多媒体计算机技术，生动而形象地展示出具有非线性自催化特征的生长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生长的整体性表现在变换并非是一部分一部分完成的，而是每变换一次，所有相应部位便一起变换，也就是说，所有相关部位是同时生长的。这里，我们看到贯穿所有层次的信息或规律的一致性与自相似性，这决定了生成性整体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与构成性整体的又一明显差异。此外，如果说一个方程代表一个系统，解方程意味着对系统的静态分析，那么，迭代方程便意味着系统整体随时间的演化。注意到迭代将反馈回环表现为数学上的递归，而递归在逻辑上则意味着自生产或再生的过程，由此可以说，分形提供了关于生成的逻辑基础和数学形式，

混沌学作为生成动力学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生成的普遍规律。我们知道，混沌的关键在找到奇怪吸引子，而奇怪吸引子具有分形特征。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形所表示的既非物质结构，亦非运动轨迹，而恰恰是信息传输的通道——即信息从小尺度传向大尺度的通路。混沌学通过各个不同学科，以各种不同方式证明了，生命性的发生与完成实质上是信息的创生、储存、传送与转换，这种独特的信息活动方式和生成发展规律，不仅决定了系统生长的基本形态，而且决定了系统整体生成进化的基本道路。笔者以为：奇怪吸引子的涡流正是一种超循环的螺旋，它源于稳定与不稳定两种作用的相遇，它生成旋涡，又每时每刻孕育着旋涡得以再生的组织，并由此维系着整体的动态稳定，正是这种涡流的形式“不仅是发生学性质的，总体性质的，也是生成性的。”[5] 而进化的限度与超循环生成的非线性、反馈与回环特性，决定了分叉、S形，螺旋与网络才是生成性系统的基本形态。 进一步追问下去，辩证的逻辑亦可能找到合适的数学表达吗？“一阴一阳之谓道”，其中蕴含的是某种二进制推演方法。那么，从目前的二进制数学中有可能发展出更复杂的能涵容互含、互生辩证关系的数学吗？

迄今，从不同角度研究生成进化的数学尚有突变论、拓扑学、群论等，而复杂网络方面的研究更令人关注，或许，其进展可望为艾根提出的超循环化学反应网络及其数学处理方法带来新的发现。

总之，超循环所开创的研究世界生成进化的科学方向，需要新的时空观（另文详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因果描述与时空描述，它的发展正有待逻辑与数学方面的新的突破。

四、价值与“一旦——永恒”——生成进化的必然性依据

西方经典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基于主客二分，以追求客观性为主旨，将价值排除在科学的殿堂之外，而超循环理论对科学发展最重要、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它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科学。并根据选择价值，证明了生成进化是大自然的一种非决定，但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为科学建构以信息为基础、内涵价值的生成论研究纲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启示。

作为科学，超循环理论必须证明生成进化实现的可能性或普遍必然性。艾根指出：在分子进化中，信息如果不能保持到被读出，它就没有价值。而信息只有通过选择，才可能获得价值（语义）。超循环机制表明：系统自选择、自组织的过程就是信息创生、保存、传递和转换的过程，这一切都是通过信息载体来实现的，与普通物质不同，可以说，信息载体是集信息、物质、能量“三位一体”的整体。而要证明生成进化的必然性，就必须确定载体实现或完成进化信息所赋使命的能力或性质。

由此，艾根引入了选择价值，他指出：对选择有决定意义的是选择价值，为了定量刻划选择价值，艾根根据载体必备的三个条件，建立了选择进化方程，并以具有最大选择价值的函数来表征在选择约束下幸存的系统，该函数包括三个价值参数，即速率参数：包括生成速率参数——表征信息复制的速度；分解速率参数——表征信息寿命长短，以及品质参数——表征信息转移的精确性。显然，它们是对载体在有限的寿命内保存、表达并准确转移信息的能力或“素质”的度量。对于最优选择，要求价值参数尽可能大，三者的组合则决定选择价值。

根据选择价值和选择原理，艾根规定了进化的选择原则 —一简言之，即携带最大信息量的载体，具有最高选择价值。 由此，进化便意味着提高选择价值和利用更大的信息量。而自选择、自组织便都成为由价值引导的合目的性的行为，其目的就是生成本身。

选择价值的至关重要性在于：它让“上帝的骰子灌了铅”！ 艾根证明了：选择价值使超循环具有一种特殊的“once—— forever” 即 “一旦——永恒”发展趋势，它使得超循环虽然根源于随机性，而且在生成过程中还会包含大量随机事件，但只要条件具备，超循环组织的出现就会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要自然选择有了偏好，它就可能超越统计平均值，从而保证具有选择优势的突变体只要一旦出生，就会继续生长，并最终将微观的不确定性通过不可避免的放大过程在宏观上映射出来。这样，通过超循环的进化不但在原则上不可避免，而且在现实的时间间隔内也是完全可能的。艾根指出：这种“一旦——永恒”之势乃是大自然的一种统计必然性。一种非决定，但不可避免的规律。

近代以来，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西方科学，一直将价值中立奉为最基本的原则与信念。笔者认为，超循环理论作为科学革命的最深刻之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价值引入了我们对自然的基本理解之中，科学地证明了自然界的进化乃源于有价值的选择，并将事实的生成与价值的实现统一在自然进化的同一过程之中。科学的建构基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超循环的提出为人类建构某种价值内在的科学带来了希望。至此，贝塔朗菲所提出的科学转向亦终于有了进一步明确的内涵：那就是：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从探究物质实体转向解读信息载体；从还原论转向“复元论”；从机械的逻辑转向生命的逻辑；从价值中立转向价值内在。显然，沿此方向发展的科学，与目前科学的基础是矛盾的，它需要新的自然哲学或形而上学为其开路。

值得注意的是，10年前，朱葆伟在《机体与价值》[6] 一文中已以超循环理论为案例，深入讨论了科学世界图景中的价值学蕴涵及其意义，并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哲学问题，本文仅从建构未来科学的角度出发，引述如下（有删改）：

1、假定价值在人和人类社会形成之前有一个自然的起源并由此与我们的生命存在形式密切相关是否合理？

2、宇宙中是否有一种“可以追溯到被理性所发现，但仍然是根源于自然的普遍的善的原则”？或是否可能概括出一条适用于整个宇宙进化的标准或价值倾向，以此作为“普遍的善”？并进而成为所有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循的普遍规范？

3、用机体乃至生命的隐喻取代机器的隐喻，把生命有机体看作理解世界的模型和代表水平对自然界来说是否更为本质？

4、生命活动有着与机械运动不同的逻辑，通过与超循环类似的“活动－实践的逻辑”，我们能否找到认知与价值统一之路？建构某种价值内涵的科学？

“光明来自东方，法则来自西方。”[7] 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追问，笔者蓦然回首，转向中国文化。

五、“天地之大德曰生”——探索内涵价值的科学

中国古代的自然哲学与科学，恰恰是一种以价值为基础的整体论与生成论，它对我们今天与未来试图建构内涵价值的科学，将提供重要的形而上学基础与智慧启迪。

追根寻源，亚里斯多德从‘存在’（‘to be’）的探究开始，创立了“四因说”，他以形式加诸质料成为一物，外部动力推动物体运动以恢复其自然位置来理解存在及过程。实质上，这是一种机械论或构成论的制造原则，由此出发奠定了西方近代科学之方法论基础。

而牟宗三先生指出：“中国人了解‘存在’不从‘to be’（是什么）讲，中国人从‘生之谓性’的‘生’讲存在。” [8] 笔者发现，中国古代亦有关于存在的“四因说”，那就是老子道德经中所深刻揭示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五十二）[9] 这是一种生成论“四因说”。

老子以道、德、物、势为万物生成的四大原因。其中，“道生之”：道为生命之本源，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代表宇宙生命的创始，或原始动因；“德畜之”：德为生命之载体，所谓“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德载物，可谓保存生命，使生命得以诞生之质料。一开始，“道”“德”便为生命创造之源，或者说，万物生成皆源于内涵价值的“乾”“坤”；“物形之”：物使生命有形，须注意，中国人以“气”为物质基础，生成是“气”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气一旦凝聚成物，自然有形；故形与物不分开讲。“势成之”：生命既已诞生，便必有自然而然生长之势，以实现和最终完成自身之生命，“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复之。……是谓玄德”，（五十二）这种自然而然的生长本身就是自然本体的道德目的。

根据老子之四因说，显然存在一个人类诞生以前，根源于自然的普遍之善的创造性原则，“天地之大德曰生” (系辞下，一)，整个宇宙的价值倾向就是“生”，而这种本然的价值乃是今天我们与万物得以生成的根本依据。

显然，老子的生成论四因说与亚氏构成论的四因说是大异其趣的。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我们可将老子四因说中的“之”理解为信息，以此解释超循环理论，则“道”可释为信息创生，“德”可释为信息载体，“物”释为突变体，“势”恰为“一旦——永恒”。

循此新径，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中国文化与哲学中对变化及其规律的理解。

“生生之谓易”，[10] 易经中讲变易即指生成，如果说自然有选择，那么其偏好就是“好生”。“生”就是宇宙价值，“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五）继承生成之根本法则，维护万物之“生生不已”就是天地之大德。

就生成过程看，周易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上，十一）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这里，道为无，为终极因，而太极即宇宙万物生成之起点或“信源”。值得注意的是，太极一开始便是将阴阳两种相反相成力量或趋势统一为“一”的整体，太极图生动表达了阴与阳互含、互根、互生的动态关系。故“万物得一以生，”（三十九）太极既为生成万物之本源，又为万物生成之普遍规律而内在于万物之中。万物通过气，使对立的因素和谐共存：“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

就生成之最基本法则：“一阴一阳之谓道”，或“反者道之动”（四十）显然遵循辩证的逻辑，中国人讲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笔者认为，这一法则是人类最早提出的具有信息内涵的生成法则，[11] 此不详论。有趣的是，中西科学皆推崇简单性，而西方科学的简单性指逻辑或形式之简单，而中国则指“易知”“易从”，西方以简单性为美，中国却以简单性为善，所谓“易简之善配至德”。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二），中国的认识论是沿着以价值为本的实践（践履）与直观的“感应论”路线发展的。“外师造化，内得心源”，首先强调的是人内心之“德“与天地之”“德”的相通、相应，实以价值取向统摄认知取向，并大量采用了类比推演的方法。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开不出西方近代机械论式的科学，由此可说易经“阻碍”了近代西方式科学在中国之诞生；但易经却哺育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源于价值的生成论式的科学。

机体乃至生命的隐喻与机器的隐喻，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模型，何者更合理？更本质？这一问题牵涉到中西科学的又一重大区别，进而，西方科学之隐喻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隐喻，是否有研究层次上的差异？自然之“真”是否可有不同层次？如果有，怎样认识世界才能更本质或更合理？

众所周知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以最基本、最低层次的物质和机械运动为隐喻，将机器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而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则以宇宙进化之最高产物——人为隐喻，将人的生命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它们基于两种不同的宇宙论、本体论以及认识论、方法论原则，千秋功罪，谁人评说？

如果我们将所谓“真”分为不同层次，西方近代科学所讲之自然，乃人所认识之自然，故其“真”乃为感性与概念之“真”，主要依靠实验与形式逻辑。但20世纪后，其真理性已不断受到质疑。问题在于，低层次的“真“对更高层次之真”往往是“瞎”的，机械的隐喻及其模型显然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目前，以之解释生命现象已显困难，解释人类社会则更有危险，故以基本物质或机械为理解世界之模型，若试图覆盖一切，必导致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目前已引发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危机。

而中国传统文化所讲自然，乃自然而然之“物之在其自己”，自然不仅是善的，而且“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此为真善美统一之本体。实乃人之最高境界或理想。中国文化与科学以人之生命为隐喻，将人体作为理解世界之模型，所谓“天地万物，犹一人之身也”（《吕氏春秋有始》）。其形式逻辑不发达，主要依靠辩证与类比推理。值得注意的是：以人为隐喻或模型，必最全面而具有最大包容性。因为人是宇宙进化序列中最高、最全面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 邵雍说：“举凡动植之偏，莫若其（人）气质秉受之全也”“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13]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周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能“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五）“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系辞上，六）笔者以为，“生成论”与“人之隐喻”才是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和持久性的根本原因。但其弊或在于，一旦由此“据高临下”蔑视、忽略甚至取代最基本之物质需求与知性框架的建构，则必因缺少基本层面的支撑，最终导致虚伪而带来文化衰落。

与以上两者不同，超循环理论是介于无生命与有生命之间的理论。应该说它是一种以原始生命为隐喻，将生命发生及生成过程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型。沿此方向发展的人类未来科学，有可能综合中西文化与科学之长，开辟出既内涵价值又有实证基础的科学之路吗？

总之，对以上三种不同的隐喻与模型值得作进一步的深入比较研究。

笔者以为，科学的发展亦遵循生成演化之规律，未来科学的发展必将继承当今科学发展的成果，同时吸收中国整体论、生成论的自然哲学，并将这种哲学转化为现代型的关于世界生成演化的科学。而中国文化只有在对世界文明及科学作出自己贡献的过程中，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获得现代生命，走出自己的创新之路。

[1] 参见艾根 (M.Eigen )： 《相跃——生命的未来基础》潘涛译 引自《走向混沌》 新学科研究第一辑

北京、上海 1995年 P123-4

[2] 莫兰（Edgar. Morin）：《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渺 冯学俊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P227、226

[3] 参见李曙华：《从系统论到混沌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P164

[4] 同[2]，P227

[5] 同[2]，P186

[6] 参见朱葆伟：《机体与价值》 《自然哲学》1994年第一期 P151-179

[7]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 刘珺珺译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第143页

[8] 页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 P2

[9] 老子引文，皆引自《老子道德经》辜正坤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 以下同

[10] 易经引文皆引自《周易》 马恒君注释 华夏出版社 2001年，以下同

[11] 参见李曙华：《非线性科学视野中的易经》 《系统辩证学学报》 2002年第4期 P16－17

第9篇：科学与信息化论文范文

一、高职院校科研管理信息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对高职院校的重视，很多高职院校得到蓬勃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高职院校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的成绩也不断得到突破和发展。但还有一部分高职院校由于处在发展的初期，科研能力低，在科研成果的研发与信息技术的结合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科研成果研发周期长

在高职院校当中，虽然各个学科都有专门的科研小组和实验室，学校也投入了大量的设备和资源，但教师在科研上存在态度不端正，对科研不重视，小组合作探究能力差，对相关课题研究的资料搜集少，对于科研探索的分工不明确等问题。甚至有些课题研究从课题报告到科研成果的形成要好几年，使各级拨给的课题研究的专项资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长此以往，导致高职院校的科研成果研发周期长，工作效率低。

（二）忽视了对信息技术资源的充分运用

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创新的根本目的是结合人们的实际生活和思想实际，能够创造出更多指导人们生活的先进理论。所以，科学研究必须以社会实践为基础，重视对信息资源的了解与掌握。而当前高职院校在科研方面忽视了对网络资源的利用，对课题研究的现状缺乏认识，对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缺乏了解。高职院校的教师在课题研究中忽略了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借鉴和已有理论的创新，这都是由于他们没有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没有最大限度地获取丰富的科研材料。

（三）高职院校科研信息化管理效率低下

高职院校的科研信息化管理方式陈旧，工作效率低下。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依靠传统的人工完成。从科研项目的确立、中期的资料整理到成果的鉴定，包括科研成果的登记、汇总，整个科研过程中资料的搜集、文件的上传下达等都是以书面表达的形式完成的。材料的采集、问卷调查的收集和资料整理大多是依赖人工来完成的，造成高职院校的科研管理人员任务繁重，办事效率低下。

二、关于当前高职院校信息化管理的调查研究

（一）调查对象：某省20所高职院校。

（二）调查目的：通过对选取的高职院校科研信息化管理的现状调查，并对这些学校实施完整的信息化管理，跟踪调查学校的科研情况。通过实验证明在高校进行科研信息化管理创新的意义。

（三）调查时间：2013年1月12日—2013年7月12日。

（四）调查方法：综合使用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实践研究法。

（五）调查内容：

抽取某省20所高职院校，对它们在科研上的资料下载、网络资源共享、科研成果电子化管理的情况进行调查。

通过为期半年的跟踪调查及实践研究，发现科研信息化能够极大地促进科研成果的产生，通过网络资源的下载、共享和科研的电子化管理，能够缩短科研成果的研发周期，也证明了在高职院校推进科研的信息化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三、高职院校科研信息化管理方式的创新

当前各高职院校越来越重视科研成果的研发，它不仅代表着一个学校的科研水平，也直接关系到教师职称的评定。但高职院校的科研在发展的早期还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结合当前高职院校的发展实际和信息技术的时代背景，对高职院校的科研信息化管理进行创新。

（一）增强教师的科学研究意识

在高职院校当中，无论是对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还是对学校的升格来讲，教师的科研意识都至关重要。但当前高职院校教师的科研意识比较薄弱。通过科研信息化管理方式的创新，可以将各个类别的科研课题进行分类整理，方便资料的查阅和整理。把相关的管理规定、申报要求发表到网站上，提供与课题相关的有效的信息资源，使教师能够及时地了解、搜集和鉴别国际国内相关课题的研究成果和最新动态，开阔教师的视野，树立科研的意识，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并且能够把获得的信息吸收消化，有选择地进行深加工，使其真正运用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去。

（二）创新科研管理的信息化管理机制

传统的高校科研管理，从课题的筛选到资料的搜集，包括成果的登记、查阅和汇总都是采取传统的人工完成的。这样不仅大大降低了高校科研的效率，而且使很多科研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资源遭到了浪费。所以必须建立完善的科研信息管理体系，高职院校应设置专门的电子阅览室，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免费的信息查询资源，实现资源的共享，建立科研成果展示的档案管理系统，通过网络关键词的搜索找到与课题相关的理论成果，从而为现阶段的课题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和帮助。

（三）建立完整的电子信息管理系统

要实现高职院校科研信息化管理，就必须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重视资源整合过程中的共享，使科研的审批制度更加公开透明，使信息交流更加方便快捷。注重数据资料的完整性和高效率，不仅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也方便了科研人员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使他们能够通过网络在线，探讨课题研究中的问题和课题研究的最新动态，提高高职院校管理人员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使他们摆脱过去资料搜集与整理的繁琐工作，能够真正把时间和精力用在科研的分析与成果的促成上。

四、小结

高职院校科研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学校的科研水平，也关系到高职院校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因此加快高职院校的科研信息化管理建设至关重要，必须不断提升我国高职院校的科研信息化管理水平。但当前我国高职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 一论 文 网专业写作教育教学论文和毕业论文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院校在科研的信息化管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科研成果研发周期长，忽视了对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的充分运用，高职院校科研信息化管理效率低下等，本文根据实践调查和研究，提出了创新高职院校科研信息化管理的方式。具体来讲，包括：增强教师的科研意识；创新科研的信息化 管理机制；建立完整的电子信息管理系统等。希望通过这些方式的改革创新，能够真正改革高职院校在科研管理上的陈旧方式，从而不断提高高职院校的科研效率和研发水平。

参考文献：

[1] 薛萍.高职院校科研管理信息化建设探讨[J].淮海工学院学报，2011（22）.

[2] 田晓芳，袁志芳，李桂宝.高校科研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研发[J].中国教育信息化，20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