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研究全文(5篇)
第1篇：科学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行为科学理论；学生管理；应用
1当前院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管理现状
1.1当前院校学生管理制度不完善
近年来，随着国家教育部对学校教学制度的重视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提出，不少院校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逐渐完善院校自身的管理工作。不少院校为了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提高学校的毕业率和就业率，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管理措施，立足于自身实际的教学情况，对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学习等行为制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然而，这些行为规范的提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一些改善，但是大部分还是照搬重点院校以及知名度较高的院校对本校学生制定的行为管理规范，没有真正做到立足自身院校的实际情况，未考虑到学生的适应能力以及接受能力而提出一系列的行为管理制度，这不仅会容易增加学生自身的压力，甚至还会使学生产生叛逆情绪，更加不服从学校的管理工作，起到本末倒置的作用。因此，在当前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制度不完善、不符合当前现状等问题仍是阻碍学校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院校应当健全相关管理制度，根据学院自身的情况，立足于学院学生自身的管理。
1.2学生管理制度形式单一化，适应性不全面
以人为本是行为科学理论的理论核心，学院的学生管理工作也应立足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学院应根据学生的自身特点，立足于学生自身，促进学生的全面化、多样化发展，建立特色化的学生管理制度，开展具有针对性、特色性的管理工作，学院自身独树一帜的学生管理风格。但是，从当前院校学生管理工作现状来看，大多数的院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的管理形式过于单一，更有甚者在管理模式上已经难以适应不断的发展变化的新时代潮流。这些院校的学生管理方式难以培养出全面型人才，也就难以适应新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此外，长此以往的单一化学生管理模式难免会容易令学生产生模式化、机械化的学习思想，使学生产生一种厌倦情绪。而且，学生自身的行为思想在长期的单一化管理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固有模式，也就逐渐失去了灵活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长此以往，不但会增加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还会对学生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1.3院校学生管理人员自身素质参差不齐
学生管理人员是影响学生管理工作是否真正落实到位的重要因素，院校要想使管理工作落实到位，完善学生的管理制度就要对管理人员提出严格要求。众所周知，教师是院校工作中的重要一员，在新时代下，教育部门对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学生管理工作主要由教育学专业教师、心理学以及思想政治学专业教师来负责。但是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不少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者都不符合要求，不是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较低就是非相关专业人员，这也就是为什么院校学生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原因。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及自身水平直接影响到了学生管理工作质量的提高。
2行为科学理论对学生管理工作的影响
2.1完善相关学生管理制度，树立适当的学生管理目标
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梅奥曾经针对工厂公认的工作效率做过的霍桑实验证明，人是社会人，是需要情感交流的。行为科学理论也这么认为，人是一种有需要的动物，这种需要就是人自身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反映，是单个个体对需求自身缺少的某种东西的一种心理状态。马斯洛也曾对此提出了需求理论。在长期的不断实践和探索张，我国的管理学者提出人的需求的多样性和层次性，人在生活中不但要满足自然需要、社会需要、还要能满足人的情感需要。也正是这些需要，才使得人的行为有了目的性，而针对这些目的才能更好地找到恰当的管理方法，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这些目的。学院在管理过程中应该深刻理解行为管理理论的深刻内涵，将行为管理理论应用到学生管理中。学院在管理工作中应该充分了解到学生的真实需求，针对这些需求来制定相应的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将学生的需求与学校的目标相结合，寻求两者的共同之处，找到相契合的地方。制定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秉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管理过程中不但要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还能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过程中实现学校的教学目标，实现二者的双向进步。此外，虽然行为管理理论为院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上提供了理论指导，但根据行为管理理论而制定的相关学生管理制度也只是为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搭建了一个发展的基础平台。要想有效实现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的落实还需要完善的管理制度来进行约束。为此，学院要准确把握学校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学生真实需要和特点。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和办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不断成长，使其管理制度更加契合学校的教学目标。
2.2以行为管理理论为依据，开展多元化的学生管理模式
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是否落实到位不仅关系着学生个人素质的完善和能力的提高，还影响着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各个院校长期以来的学生管理制度中，不少都是照搬优秀院校或是重点院校的管理制度。例如以学生管理制度性最高的高中教学为例，从衡水中学的学生管理制度对河北省中学学生管理的影响中就可以看出，衡水中学根据自身的教学目标和学校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严谨的学生管理制度，极大的提高了学校的教学质量，相较于制度实施之前，招收学生的质量和学生的素质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然而，该种教学制度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学校，根据学校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素质的不同，该种学生制度的完全照搬不仅不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甚至还会引发出一些其他的教学问题和管理问题。此外，该种学生管理制度虽然提高了学校的升学率和学生的学习成绩，但是也无形中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具有特色性的高等院校来说，学生管理模式过于单一，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至此，院校要深刻理解行为管理理论的内涵，针对学生的特色需求开展多样化的管理模式。如可以根据学生学习阶段的不同和专业的不同制定适应的管理制度，实现不同学生的特色发展。此外，学生在与外界环境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地成长发展，其需求和思想行为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学校的学生管理模式也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与时俱进，紧跟时展的潮流，根据学生的需求和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改进对学生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从而提高院校的学生管理水平。
3结语
行为管理理论不仅是对人们思想行为的一种管理，更是对人们心理行为的一种管理。该理论学科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不仅涉及了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众多与人相关的理论研究知识，还将作为一种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础为今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以行为科学理论为依据，以此在工作、学习甚至生活中对人类进行管理，不但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还能极大地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促进人类社会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虽然当前我们对于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的应用时间还处于探索阶段，但是，相信经过我们的不断尝试和努力，终会实现行为科学理论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成功实践，该理论的实践也将会应用于各个领域，为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婷婷.基于行为科学管理下大学生手机依赖行为的研究[J].现代职业教育，2018(25)：34-35.
[2]朱旭英.行为科学理论在学生管理中的运用[J].今日财富：中国知识产权，2018(007)：183-183.
[3]李海涛.正确解读小学生行为，科学实施小学生教育管理之探讨[J].赤子，2017(14)：259.
第2篇：科学理论研究范文
关键词: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科学体系
1环境科学概述
环境科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在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发展与环境的激烈冲突中产生。因此环境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就是人类为了缓解乃至解决这种激烈冲突而进行的科学探索，它集中反映了人类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解决环境冲突的各种理论、观点、手段与方法。［1］随着人类加速，环境问题也不断发生，人们逐渐致力于环境科学的研究来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1．1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
环境，即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作为中心事物的对立面而存在的。随着中心事物的改变而变化，环境与中心事物之间即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两者存在对立统一关系［1］。在环境科学研究中，中心事物为我们人类，因此其相对的环境即除人以为的相关事物，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经过漫长的自然演化而形成的，不受人类直接干预的产物。某种意义上人也是自然环境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物，因此人与自然环境间是相互依存的。社会环境是指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为自己创造的新的生存环境。在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环境的同时，环境也会反作用于人类。
1．2环境科学的内容
环境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应对人类发展与环境的冲突，环境科学的内容自然是如何解决这种冲突。从应对角度的不同，环境科学的内容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直接运用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阐明环境污染的程度、危害、机理;探索相应的治理措施与方法。第二个层次是直接从总体上研究人与环境系统的协调、环境冲突、生态危机等各种不同总体概念所反映的问题探究其根本原因，寻求根本解决途径。
2环境科学理论研究
无数科学发展的实例都证明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持，环境科学作为一门近现代以来才发展起来的多学科交叉的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新兴学科更加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支持。环境污染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是多种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环境系统”。这个系统十分复杂，但它内部蕴藏着其特有的运动规律，不发掘和掌握这些规律，环境科学的研究就无法从盲目、被动的局面中解脱出来［2］。环境科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这些蕴藏着的规律。
2．1环境科学分支学科理论研究
大部分的环境研究学者认为环境科学是从一系列的其他相关学科中转变过来的，依据原有的学科背景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由于环境科学的发展涉及到的理论发展是相对完善，所以对环境科学的分支学科也有着良好的理论基础，因此环境科学分支学科也就具备了完善的理论基础［3］。因此原有学科的相关理论也就成为了环境科学理论的一部分。在现阶段，环境科学主要是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关学科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来研究环境问题，形成与有关学科相互渗透、交叉的许多分支学科。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有环境地学、环境生物学、环境化学、环境物理学、环境医学等;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有环境管理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法学等。
2．2环境科学基础理论
环境科学的研究是从其他相关学科转变过来，按照原有的学科背景进行环境问题研究，形成众多环境科学的分支学科，分支学科是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与环境问题的结合。相关学科的理论是比较完善，故分支学科的理论也相对比较完善。但是，环境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自身独特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尚未达成普遍共识。昝廷全等［4］认为，极限协同原理是环境科学的一条基本原理。李长生［2］认为，环境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就是要揭示蕴藏在环境系统内部的客观规律，即环境系统内部结构及其运动变化规律。杨志峰等［5］认为环境各个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即组成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左玉辉［6］认为:环境多样性原理、人与环境协调原理、规律规则原理和五律协同原理构成了环境学的基本原理。但一般来说，有以下几个理论被基本认同:1)环境系统性原理。环境系统内部包括众多的子系统，不论什么级别的环境系统，都具有的相同性质和原理，此即环境系统性原理。2)环境容量原理。环境的容量定义是在环境系统不发生突变的条件下，为外界提供供应物或者承受外界排放物的最大能力。3)人与环境共生原理。环境是人类发展的重要基础，人是自然环境的重要产物。人与环境的共生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环境与人的共生发展是环境和人类共同发展的必要前提、人类和环境的共同发展是人与环境共生的最终目的。
3结论
1)环境科学应以研究人类活动引起的任何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结构和状态的变化为己任，研究对象是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由近地面自然成分组成的“环境系统”。2)根据环境系统运动变化特点，以及人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将环境系统的基本原理概括为环境系统性原理、环境容量原理和人与环境共生原理等三个方面。
参考文献:
［1］刘培桐．环境科学的对象、任务和分科［J］．环境科学，1978(5):47－51．
［2］李长生．环境科学理论研究的兴起［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3):49－50．
［3］葛玉泉．关于环境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若干思考［J］．低碳世界，2015(24):7－8．
［4］昝廷全，艾南山．环境科学的一个新原理———极限协同原理初探［J］．环境研究与监测，1985(2):8－10．
［5］杨志峰，刘静玲．环境科学概论．第2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第3篇：科学理论研究范文
文化产业是凭什么样的根本性功能使其获得惊人的成就和持续性壮大的动力呢?目前最为流行的一个阐释词汇，是借用了美国人所创造的“软实力”概念，而这一阐释仅只是立于资本和国家的经济、政治需求的基点所作出的表层解说。深度理论思考的缺失，将把我们引向对“文化”概念的再理解，进而也才能深刻理解文化产业多重性功能的来源与走向。然而，讨论民族文化产业基本理论就必然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文化”，因其在学术研究领域具有的复杂性和日常生活表达的歧义性，迄今为止人们都难以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从个体存在的层面看，我们常常用“举止文雅”、“素质高”等表达来描述一个人的特征，于是，文化在这里暗含了某人具有的优越性和良好的文化背景，其背后蕴含的更深刻寓意，则是个体获得了符合社会主导价值体系认可与尊崇性的存在。在社会事务的层面上，文化和“项目”相关，在“文化”这一概念的统合之下，文学艺术等满足着人们必不可少的精神层面的需求。而站在群体存在的层面看，“文化”一词表征的则是特定群体的生活模式和理念。人作为类的存在预示着人的社会性关联，正是基于人与人关系性的创造，“文化”得以产生，从而“文化”与“社会”重合。由此，特定群体所创造出来的观念和符号构成了人们重要的文化来源。我们可以把前两个层面的文化存在，视为文化在生活表层的直接表象;而在最后一个层面上，文化就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并且表达出制度性规范的要求。当人们以“文化”来表达其社会存在时，就形成了文化类型的概念。不论是在衣食住行等最日常事物中存在的较大的文化差异，还是那些深藏于人们信仰、理想和道德中的观念所体现出的更广泛和深刻的差别，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不同文化类型带给人们的震撼。正是得益于不同群体之间文化的接触和互动，不同的文化类型或是逐渐取代其他文化继而占据主流地位;或是因自身文化的弱势被完全的边缘化;或是以主题、旋律、神话等等的方式融合到其他文化类型中;或是在新的生存条件下，使原有的文化要素以新的方式进行再生产……这样，文化并非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流变的过程。民族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领域之一，是对物质生产进行文化的解说，这一关注使得作为“表意”和“象征”体系存在的文化，转变为涵盖了人类社会整体生活的基本概念。在文化所形成的一整套生存机制和模式的导引下，人们的个体活动和总体生活被规定和提供着特定的含义或规范。由此，我们也就不难解释，为何由人建构起来的文化总是有着多重性的表达:权威的制定者和规则的参与者，包含、融合和排斥、贬低。从连续性的历史中沉淀而来的文化同时还是变化和不稳定的，因此，文化不仅可以生产和被生产，同时文化还可以归属于不同的个人和群体。
从这样的研究基点出发，文化就不仅仅是人工制品的静态呈现，更是人们活生生的实践与行为。从直观的层面理解，与活生生的实践相对应的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客体，就表现为文化产品。换言之，那些来源于人们最简单和最普遍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产物和结晶，往往通过各类文化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普遍的事实存在以至于使得我们忘掉了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然而却早已内化于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基础:我们总是通过自己建构起来的文化对物进行选择和使用的。正是在这种选择和使用过程中，物品和商品的意义由人来决定，它们与人的关系也因人而展现。由此，人的特定社会关系常常并不是直接性表达，而是由某种物质承担者来体现的。因此，即便是相同的物质产品，不同的民族群体和个人对其的使用也必然会表达出不同的文化意义;而不同的民族群体依据其不同的文化结构，也在生产着不同的物质产品。人类社会中的物质产品，无论是其生产还是使用，都紧密地与其特定的深层文化结构相关联，都表达着不同的文化意义。也就是说，所有的物质产品都具有文化的要素。立于这种新的视角基点，“整个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图的领域。”①也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独立于人的自然客体，社会现实也因人对其意义的赋予和精神的想象而存在。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就是这一现实的理论表达。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使用的活动，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实在的，又是意象的。如果说:“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的物质结构)中发现交换价值”，②那么，正是社会的价值体系赋予了人们对物的自然属性的使用。客观存在的物质要素被赋予某种文化象征价值的同时，文化范畴和关系的象征性，同时也就具有了物质性。不同文化类型中存在不同的“人为”文化逻辑，由此建构起人们眼中截然不同的客观实体。当现代社会所谓的纯经济、可测度的、明确化的和宗教淡化、神圣性消失的特点，使得所有东西都被转化为商品形式时，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就成了最好的注解:商品自身呈现着某种物神的因素。这一分析揭示出了商品的使用总是和某种精神状态关联。当人们购买某种商品的时候，他们买的不仅仅是“物”本身，更是在购买某种意义和快感。人们从自然中获得的物质力量及一切需求、满足等，都是由文化经过建构并通过符号象征系统而建立起来的。例如，19世纪英国，正是在亿万华人翘首以待英国的毛料、棉纺织品、钢制刀叉等商品的臆想推动下，对华发动了鸦片战争，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门再度打开后，依然一度产生了对这个消费市场无限大的美好憧憬，经济理论中对这一问题长期忽视而生成的内在缺陷在当时展露无遗。可以说，人们建立起来的对异文化市场的种种憧憬和期望，虽屡试屡败而依然流行不衰。历来被视为文化象征的长城，从未有效地把所谓“蛮夷”的外来之物拒之门外，却成功地把国人囿于其中，这种把一切外来之物收编进自己逻辑严密的关系中的文化整合，使得进入中国的外来物进入了“中国特色”的再生产过程。
可见，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借以表现的物质基础，影响着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在此意义上，使用价值“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①关注于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就是关注经济所蕴含着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内容，经济的研究以此整合成为一个整体。这一分析的启发意义在于可以突破经济学家眼中“价值”通常只表示“价格”的局限，从而迈向总体性的分析基点上，也就是说，“价值”认识必须依凭于对物质要素进行社会性使用的基本事实和深层文化背景。在文化的赋予下，使用价值的自然属性也获得了“社会属性”的存在，这便是“文化产品”普遍存在的根本性基础。文化作为融凝聚力和张力于一体的共享系统，既可以提供给人们能够相互认可的规约，又能够让不同文化规则之下的人们顺利协商，最终达成共同目的。而无论是对明确可见的外显事物，还是深层和内在的精神诉求，文化凭借其对“意义”的寻求和展现等核心议题，成为社会生活实践层面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必然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同时，也为文化产业奠定了最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问题
首先使用“文化产业”一词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利益群体总喜欢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文化产业。”②这就无助于我们来深刻理解“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产业的过滤”这一文化产业的“总体性”事实。③文化产业的实体内容，让我们注意到，产业形式必须依据资本原则组织文化产品的生产、分配、消费。因此，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问题，成为我们把握文化产业总体性存在的枢纽。然而，长期以来，文化产品的分析主要以两种流行的模式为主导:一是从美学规范的起点出发，将其做艺术准则的阐发;二是以经济学所假设的解释为基点，关注商品可交换性中的效率和预期收益问题。无论何种解释，似乎并未触及到文化产品的根本，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要回答文化产品如何产生、何时产生、在什么条件下以何种形式产生。
从民族学的视野出发可以看到，文化产品既展现着文化要素向一般经济物品渗透，又体现着文化要素凭借产品形式而获得表达。因此，文化产品社会性转换的基础就深植于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基本需要中，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由此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在共同体内部，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取决于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确认。也就是说，只要该产品的使用仅仅只囿于某个个体的使用，它就无法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资格。换言之，只有当这项产品获得了特定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成为特定共同体保存的集体记忆和内在文化要素时，该产品才能转化为文化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不同社会机制和民族特有的生活和传统，没有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象征体系，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则成了无根之源。因而，文化产品彰显出极为鲜明而强烈的社会公共性质。在共同体外部，文化产品的社会性转换则基于他者的文化认可或认同。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体系之间，许多物品是在外部的文化共同体中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资格的，而这些物品又并非必然或随时都可以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资格。我们不妨面对一个基本事实:19世纪以来的中国，因整体经济的沦落成为和“先进”、“强大”等观念话语相对立的另一种文化存在，凡被冠以“中国制造”和“中国产品”标识的商品势必被看作是“土”、“贫穷”和“落后”的。在不同文化系统的排斥和对立之下，中国众多极富文化意蕴和特点的文化产品，如少数民族手工纺织和蓝靛蜡染等往往代表的是“落后”的象征。以至于“洋纱取代土纱，洋布排挤土布”的过程，一直延续至20世纪70年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现代化”的崭新姿态重新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蓝靛土布依凭的正是其“土得掉渣”的意味而获得了文化产品的资格，并在价格上远远超越了一般机制布的价格。当然，并非每一种文化实践活动的结晶都可获得文化产品的存在形式，能否超越个人使用的局限，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并成为特定共同体存在的结构性要素等条件，直接决定了文化实践的产物能否转换成为文化产品。而这些日常生活用品之所以变身为艺术品或文化产品，并非基于它们的特殊性，而恰恰在于它们内在的、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的彰显，并且这种“普遍性”被纳入到了当下主导的文化价值体系之中，从而获得了文化产品形式的存在。由此，文化产品转换的重要动力来源，就在于一个共同体中人们对共同体制度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往往又是隐含着的。在此基础上，文化产品的转换表现出三种功能:在最深的层面上，无论真实还是虚假的共同体都凭借文化产品来确立起它的社会凝聚力，共同体成员的资格也以此获得象征化的表达;在制度运行的层面，文化产品运作的实质，是在确立着一些特大的身份和权利关系并使之合法化;在社会日常生活的层面，则是在灌输该社会的主流信仰和核心价值体系，并把个体的行为准则纳入社会化的规训过程。可见，对文化产品的转换进行分析不能仅仅止于单纯的经济考量，更要挖掘其内蕴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当然，文化产品得以转换的条件，根本上源于隐含在共同体内部的主导价值观念和人们共同认可的社会标准。但在具体的时空当中，必定会有不同的主导价值体系和文化标准，而这种文化价值体系，与其对从属群体精英的自我改进与成就等价值观的影响等多种要素密不可分。正是这种变换性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弱势或从属的社会共同体可以获得改变自身地位的机会。尤其要注意的是，这种参与不仅仅局限在工艺品、服饰、饮食等一般性的文化产品中，而应扩展到社会总体性的变化，继而逐渐覆盖所有的经济产品。物品从来不是自然的存在或被生产的物品，而是被深深打上了某种文化烙印的东西。正是在人们的文化选择和对物品内涵、价值的建构过程中，物品具有了“文化产品”的存在意义。现代社会依凭资本的原则和要求，迅速将人们的文化实践活动商品化，而这种生活实践现实条件的主要特征就是“经济支配了社会”。而资本又恰恰是这一经济主导性的“一种社会力量”，从而，资本的生存条件被“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①将资本原则作为社会的一个规范和标准，并依据资本的原则行事，也开启了其他各种社会存在转化为商品化存在并获得资本化运用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在当代社会，很多时候符号象征意义的获得，似乎比商品交换本身变得更有意义。对于任何个人和群体来说，要获得进入社会的通行证，得到物质和精神利益的保障，都要凭借对符号的结构性控制来实现;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存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正是奠基于符号的结构性控制基础上的。对文化产品社会性转换问题的民族学分析，反过来使我们再次面对民族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文化究竟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还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深切理解文化边界的模糊与重叠、文化内容与模式的互渗与交融、尤其是在当今多元文化在全球化差序系统共存中的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附属的地位转换问题时，才能看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国力和国家地位、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等多要素和多维度的交织，产生了所谓的“文化影响力”;也才能对文化安全等迫切的现实政治经济诸问题做出深刻的理解。
文化产业理论中的二元对应与总体性分析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在一种二元对应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社会分析的，诸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等等。这种理论框架在文化产业的理论建构中，集中化和具体化为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应问题。当我们把文化产业视为现代经济体系的一个构成内容时，经济学的分析似乎便首当其选。聚焦于“物流层面”的经济学在以“财富”构建其分析基点时，财富与经济货物的重叠、财富不同形式载体存在的差异等问题的交织，使经济“分析的不成熟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②当古典经济学把分析的基点聚焦于商品———这一财富的特殊形式载体或经济货物的一种具体的运行与表现形式上时，把经济学引入了明晰化和确定性的分析过程，并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联结中，深化扩展出生产要素、市场结构与运行等诸多范畴的分析———如土地、劳动与资本、商品与货币、价值与价格、供给与需求……等等。但是，这一分析对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客观事实的认定，基本上仍然囿于经济的物流层面。最为致命的是，在二元对应的理论预设下，单纯的经济学分析，无法看到文化产业既是现实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特殊构成，更是一个总体性的存在。由此而显现出分析的局限性。例如，无论把文化产品归于物质还是归于精神，我们都无法全面把握文化产品的根本性质。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这一问题甚至直接挑战着作为经济学核心的价值决定理论:价值究竟是经济直观中的实体存在，还是在总体性文化体系中的一种关系表达?而从强调总体性和透视性的民族学视野出发，我们就会看到，经济总是沉浸在文化的大海中，民族学视野所能做出的核心贡献，就是聚焦于关系基点实现二元的有机合成，把文化产业的理论建构，引向对经济过程的文化分析和对文化事项的经济分析的道路。从生命的生产“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③这一双重关系出发，就确立了所有社会再生产，都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命题。这便把对经济客观事实的认定从物流层面扩展到了关系层面，从而进入到对经济进行总体性分析的广阔的空间。一方面，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法的关系、家庭关系等要素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当作为分析基点的商品，以其“具有交换价值的一切东西”的形式表达，取代了“以有用的、能转让的和耗费劳动去获取或生产的物品”的实体表达，就使经济货物的概念不再局限于物质实体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心理与行为、经济的社会文化基础或背景等等，也成为同样的关注点或侧重面。
第4篇：科学理论研究范文
1.1课程设置探索
生态学课程主要分为基础生态学和应用生态学两个部分。基础部分主要包括有机体与环境、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生态学；应用生态学主要介绍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污染、人口与资源、农业生态、生态系统服务及生物防治等内容。由于受课时数限制，故课程安排应做到精选教学内容，根据学生专业知识掌握情况进行统筹规划。例如本专业学生在大一及大二时进行过动植物学野外实习，对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且通过近两年的专业知识学习，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动物学、植物学及微生物学等相关知识，因此涉及环境、个体的内容仅作简要介绍；而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应用生态学的内容和知识点较多，需进行深入、具体地讲解。课程设置的原则依据学生对本专业相关知识掌握的具体情况，以教材为基础，结合当前国内和国际研究的热点问题和最新研究现状，做到精选、精讲教学内容，突出教学重点及难点，拓宽学生的学习视野。
1.2教学方法探索
对生态学课程的教学，以往多以课堂板书教学的方式进行，且仅限于理论知识的介绍，授课效果往往受到制约。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采用多样化、灵活化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鉴于生态学本身课程的特点，课程中配合多媒体影音资料，如图片、视频、动画等方式将一些生态现象、过程、机制等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生动、形象地将一些专业理论知识直接地呈现，极大提高学生对生态学学习的感性认识以及学习积极性。当前生态学研究突飞猛进，在很多方面都有优秀的专业视频，例如在进行生物与各种无机及有机环境间关系讲解时，可配合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植物之歌”系列视频，能够将地球环境的演变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相联系，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环境变化如何决定生物的分布以及多度，生物的生存又可以改变环境，生物与环境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视频放映过程中教师可结合影片中的一些现象进行及时补充和分析，帮助学生对抽象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2实验课程
生态学实验教学是生态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验课对一些生态现象的过程及机制的验证、探讨，一方面可对理论课程的知识点进行理解和验证，另一方面通过实验课程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动手实践能力。
2.1实验内容改革
调整实验内容结构，合并部分实验，变验证性实验为验证-设计相结合实验，增加创新性实验。验证性实验是深入开展生态学研究的基础，单纯的验证性实验会降低学生实验的积极性和探索性。通过对部分验证性实验进行改进，引入一些研究型实验，使学生在掌握基础实验技能的基础上，拓展学生的研究思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实验的能力。例如“土壤水分的测定”实验仅涉及水分测定，内容较简单，同学们能够掌握土壤水分测定方法但不能深刻理解土壤水分含量变化与植被类型以及植株生理活动的关系。通过调整实验内容，鼓励学生在完成土壤水分测定的基础上，通过室内实验探讨土壤水分变化对一些植株生长、色素、光合以及呼吸等生理、生化过程的影响，以此能够加深学生对土壤水分的生态学意义的理解。创新性实验开设可由老师根据当前的研究前沿，结合教师的课题内容以及当前可用实验仪器资源进行拟定。分别设立了各项部级、省级大学生创新项目，因此通过生态学实验课的开展，鼓励、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实验并进行相关研究课题的申报，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科研热情和科研兴趣。尤其是在一些尚无研究生招生资质的二本院校，通过实验课程，培养、引导本科生从事科学研究，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培养学生思维创新与动手操作能力。
2.2实验设计及流程控制
生态学实验往往都是建立在团队合作的基础之上，尤其是一些野外实验，更是需要集体的力量。因此生态学实验的设计需充分考虑这一特点，注意培养学生的协同合作能力。例如，在进行水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调查实验中，对不同采样点进行取样的同时，需要对水体其他理化参数进行测定。可根据班级人数以及实验的规模，建立小组制度。每个小组的实验内容可根据情况进行不同程度的调整，保证每个小组的实验内容都不同。指导教师明确每个小组的实验目的及实验内容，小组组长及成员对该小组实验流程进行规划，组长在实验过程中统筹安排该小组的实验内容以及每位组员的实验任务。实验设计完成后由小组组长与指导老师进行沟通，对实验方案进行修改和补充。实验过程中指导教师全程跟踪，并要求每个小组组长及时汇报实验结果，并根据实验结果情况对实验方案进行调整。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充分发挥每位学生的能动作用，使他们都能在实验过程中充分锻炼其动手操作、协同合作能力，增强学生实验的积极性以及创新能力。
2.3实验报告撰写及成绩评定规则
规范实验报告写作，提高写作质量。实验报告撰写涉及较多内容，要求学生掌握多项技能，例如实验数据的处理、统计分析、图表制作、实验结果描述以及讨论等，因此可在实验开展之前对学生进行提前培训。通过实验报告的撰写培养学生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为以后更好地从事科学研究、论文写作等奠定基础。改革考核方式，加强监督。分组实验能够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以及协调沟通能力，然而也容易使部分学生养成偷懒的习惯，把实验任务交给小组组长或其他成员。因此进行分组实验，需要改革考核方式，加强监督，同时要求每位小组成员结合实验设计、实验操作、实验数据等，能够独立对该实验中出现的问题、现象进行解释，并提出对应的解决办法，严禁抄袭、雷同等。改革实验成绩评定方式。以往实验成绩都是以教师直接进行评定，通过改革，在公平、公正原则基础上，将学生实验成绩分成两个模块，即小组组长评议和教师评分两个部分。小组组长需严格按照实验规范及评分细则（具体制定加、减分条目）对小组各成员的操作规范和实际贡献打出分数（具体排名），教师结合课堂提问、实验报告质量（格式、内容、结果、分析讨论等）进行综合评定。
3生态学理论教学与实验设计互补
生态学的理论课教学应注意把具体的生态学知识融合到整体的生态思想和理论中，突出对学生系统观、动态观、时空尺度观等生态思维方式的培养；实践课程教学中应注意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理论教学中的重点内容，应予以突出，并在实验课时，对该理论进行回顾、强化，通过实验加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实现理论教学与实验内容互补。
4小结
第5篇：科学理论研究范文
1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概念
辩论式案例教学的历史悠久，其雏形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精神接生法”，苏格拉底从现实中的案例开始，通过提问和回答的方式与学生展开辩论，将真理蕴含在辩论中，通过在辩论中取胜让学生信服，将所辩论的问题及其真理传授给学生。通过这种方式，苏格拉底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批判思维及辩论能力，也使得自己成为赫赫有名的雄辩家。本文所研究的辩论式案例教学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辩论教学，更具有系统性与教学针对性。“当人们使用一个含义过于宽泛、内容没有精确界定的术语却未对其中包含的不同意思加以区分时，混淆就产生了，大多数争论皆源于此。”［4］需要界定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概念，同时将其与传统教学和一般案例教学区分开来。笔者认为，辩论式案例教学是在一般性案例教学的基础上采用辩论的方式，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用所学专业知识去辩析案例中的问题，通过教师、正方学生与反方学生的互动来提升能力的教学方式。在辩论式案例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都是参与者，围绕着案例展开活动，教师担任主持人，学生分为正方和反方，三个主体以案例为基础形成互动关系。辩论式案例教学活动中三者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的互动关系使其独特于一般案例教学，通过教师主持与总结、学生展开辩论的方式，增强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系统性思考的能力和辩论能力，其效果超越传统教学与一般案例教学。现将传统教学、一般案例教学和辩论式案例教学进行比较分析，如表1。根据对比分析可以总结出，辩论式案例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和一般案例教学，学生的参与度增大，参与主体增多;课堂的教学及学习方式变得多样化，更加具有灵活性;学生以案例为基础展开辩论，提高了思辩能力。辩论式案例教学在辩论与案例教学的基础之上，将其二者相结合，很好地发挥出了各自的优势，达到了“1+1＞2”的效果。“案例辩论式教学法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研究，不断补充完善，可以说在大多数经管类专业课程中能够正常应用，而且反应效果非常好。”［5］贵州大学伍国勇将辩论式案例教学法应用到经管类课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笔者相信辩论式案例教学应用到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也能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2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分析
辩论式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相对于传统教学与一般案例教学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笔者将从教学目标、教师能力、学科特性和课程教学4个维度探讨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1)教学目标:有助于提高学生积极性和综合能力。在辩论开始前告知赛后评出优胜队一个和最佳辩手一名，以此调动辩论队和选手的积极性，并对辩论赛全程多角度录像，以提高学生的兴奋度和参与精神。在课堂辩论中，学生之间的论辩唇枪舌剑、针锋相对，锻炼了学生的睿智、思辩能力，能在紧张的环境中快速应变是公共管理型人才的应有之义。
2)教师能力:有助于丰富教师的教学经验、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扮演着教学活动设计者、主持人、仲裁者三种角色。教师策划整个教学活动的能力，主持整个辩论、控制辩论进程与场面的能力，驾驭辩论、应对学生提问的能力都能够在案例教学中得到提升。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多维度传输，辩论中没有唯一的答案，而是知识、观点的多元化融合。在辩论中产生的思想扩展了教师的思想视野，丰富了教师的教学经验，辩论式案例教学成为了教师授课的一张“王牌”。
3)学科特性: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公共管理学强调的实践性、应用性和它相关理论来源的外来性，要求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的创新必须满足这些特点。辩论式案例教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公共管理需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概括出公共管理理论，同时也要用公共管理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罗伯特•达尔说过:“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够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先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之后才可以判定。”［6］因此，对于公共管理学也要本土化，辩论式案例教学要着眼于我国实际本土案例，通过案例辩论概括、总结出管理经验，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4)课程教学:优化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模式与教学文化。辩论式案例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加强学生之间的协作，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团队精神。“使用案例教学法不只是对教育模式的改变，更是对大学校园中教与学文化的优化。”［7］“教学文化可以理解为在教学情境中，师生基于教与学的接触、交流、对话等活动过程而呈现出来的文化形态，如师生地位、师生互动的文化意蕴，学习方式、思维范式的文化透视等。”［8］辩论式案例教学改善了公共管理学科中的教学文化。从师生地位角度看，将师生对立文化变为参与伙伴文化;从师生互动角度看，将师生孤立文化变为师生合作文化;从学习方式上看，将应试教育文化变为学生思辩文化;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都是教学活动的参与者，教师扮演着主持人与仲裁者的角色，与学生共同参与到辩论中，形成伙伴交流关系。
3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辩论式案例教学将辩论法引入到了案例教学中，结合了辩论与案例教学的优势，让学生成为正反两方，基于案例展开辩论。近3年笔者在燕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和行政管理本科生的课堂中进行了试点教学，选择的题目有“高薪是否养廉”、“小岗村土地的分与合”(本案例为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入库案例，案例编号201512520050)、“‘周口平坟’奈若何?”(本案例为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首批直接入库案例，案例编号201412520226)、“南街村与华西村的发展之路”等，根据笔者个人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经验，从教师与学生两个横向维度，从准备、总结、反馈三个纵向阶段论述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过程。
3．1准备阶段
首先是做好教学准备。教学准备就是教与学的准备，教师与学生都要做好准备。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要选择一个好的案例，并结合所讲课程为学生确定一个辩题。“哈佛人认为，一个好的教学案例有五大因素:在教学上的用处;引发冲突;强制性的决定;案例的综合性;教学案例要简洁。”［9］教师在选择案例之前还必须对学生进行需求调查分析。教师应该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点和知识的掌握程度，来确定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次数以及重点。教师应该在学生感兴趣和知识掌握较差的范围实施辩论式案例教学，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其次做好配套措施。不应当把辩论式案例教学当做一个小的教学活动，而应当做一种教学方式制度化，要有一定的配套措施给予支持、提供条件与环境，包括学校政策、教师评分以及教学环境。在学校政策方面，主要体现在教务处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价，应当结合学生的平时成绩，提高学生参加辩论式案例教学积极性。辩论式案例教学除了在相关政策，即“软”的条件上准备外，还需要一些“硬”件设施的辅助。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发现需要以下几个辅助设施:(1)宽敞的教室及可移动的桌椅，学生在进行辩论时可以挪动桌椅分成正反两方;(2)一个清楚的投影仪。播放案例，进行电子记录，学生也可播放文件、视频、图片帮助其展开论证;(3)小卡片，方便学生记录语言、陈述观点。
3．2实施阶段
辩论式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颖的案例教学方式，改变了传统教学中师生的单一角色，教师既是参与者，又是展开辩论的主席，学生不仅听教师讲授理论，还担任正反方辩论的角色。因此，在辩论活动实施时必须研究参与人员的角色扮演问题。
1)人员角色。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教师不再是课堂的操纵者，而是案例讨论的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和仲裁者”［10］。因此，任课教师充当着活动设计者、主持人、仲裁者三种角色。(1)活动设计者是任课教师从宏观上把握整个课程教学，并对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整体流程进行设计;(2)主持人主要体现在控制和引导两个方面。任课教师主持辩论的整体活动，控制时间;从内容上掌握方向，引导学生朝着所讨论问题的方向辩论;(3)仲裁者是任课教师在辩论结束时对辩论的整体情况进行评价，并对正反双方的观点在方向上有一个引导，得出一个结论。任课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着这三种角色，学生也相对应地充当着活动主要参与者、辩论的正反方辩手、活动效果的反馈者。(1)活动主要参与者是指在任课教师的活动设计下，学生积极参与到辩论式案例教学中来，选择辩题，展开辩论;(2)正反方辩手是指学生在辩论式案例教学中充当对阵双方辩手的角色，在实施中为自己所赞同的观点积极辩论，试图说服对方;(3)活动效果的反馈者。任何一个教学活动的开展，其效果如何都是从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在活动的实施中，只有明确了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才能根据参与者的情况开展教学活动。
2)课堂辩论。(1)辩论首先选定正反辩手各4名，采取报名方式，由于思想工作准备到位，学生积极性很高;正反辩手入座后，其他同学自由选择支持的辩论队，并坐在自己支持辩论队的后方，以示支持。主持人(任课教师)介绍辩题相关背景资料，简单介绍比赛流程和规则;(2)开篇陈词，正反方代表先后发言，并在3分钟之内做完本方的立论陈词;(3)双方展开攻辩:正方二辩对反方二辩或三辩提问;正方三辩针对反方二辩或三辩提问;反方二辩针对正方二辩或三辩提问;反方三辩针对正方二辩或三辩提问。每一阶段时间为2分钟，提问时间不超过30秒;(4)双方进入攻辩小结环节，限时2分钟。小结结束后进入小组讨论或休息环节，小组在此时可以商量剩余环节的对策，教师分别对正反双方进行指导，对前几阶段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并提出自己对两方辩论策略的建议，指导学生用专业理论知识去辩论说服对方;(5)自由辩论环节，双方轮流站起来自主发言，既可以陈述本方观点，也可以指出对方辩手观点上的错误，或者提出问题让对方辩手回答。每一方限时5分钟，时间用完则不能辩论，双方共计10分钟。自由辩论环节是最能锻炼和体现学生反应能力、辩论能力的，教师也可以在此环节向学生抛出更有价值的问题，由学生回答，此环节教师的参与有利于引导双方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为自由辩环节学生辩论很容易偏题;(6)总结环节，双方代表综合各自意见做此次案例辩论的最终结论陈述，时间限制为5分钟。这一环节是学生总结能力、概括能力的体现，教师应当认真听取双方的总结，对学生能力的改进进行指导。
3)总结反馈。在总结陈词结束之后，辩论式案例教学并未结束，而是进入了总结反馈阶段，包括三个方面:(1)活动总结。在辩论结束后学生应当做总结，一是对自己所持观点的总结，二是对本团队以及个人在辩论中的表现做总结，为自己的表现打分。教师也应当进行案例本身总结和学生表现情况总结;(2)效果反馈。教师应当听取学生关于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意见，学生谈自己的感悟和能力的增长，通过学生的话语来判定其效果如何;(3)成果体现。每一次的辩论式案例教学都应有一定的成果体现，教师应将辩论的整个过程及学生陈述的总结记录在案，形成一份案例教学报告，并将学生的感悟也纳入其中，形成辩论式案例教学的教学案例，为之后案例教学的开展提供参考。辩论式案例教学的开展离不开教师与学生的双向配合，教师需要调查需求、选择案例、确定辩题、主持辩论、总结评价，学生需要熟悉案例、选择辩题、确定团队、展开辩论、感受反馈，最终通过教师的指导、学生的配合，二者都能从中有所得，如图1。综上所述，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中的应用结合了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实践性、案例性的特点，针对其关注社会管理、公共问题的特征，将现实社会中的真实案例结合辩论的方式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有效地改善了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质量。
4辩论式案例教学在公共管理学科教学应用中的策略优化
成功的辩论式案例教学离不开一个好的、适合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离不开明确的教学目的和围绕公共管理案例展开的辩论，同时还要规避辩论式案例教学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要使得辩论式案例教学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必须在选择案例、辩论环节以及规避问题三个方面实现最优。
4．1案例选择:坚持争辩性、针对性、全面性、本土性
从教学应用性上来看，小劳伦斯认为教学的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从中有所收获”［11］。教师在做案例选择的时候必须明白什么是一个好的、适合公共管理学科的案例。笔者结合教学实践认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因素:(1)案例中问题的争辩性。从两个方面辩论都各有道理，这样才易于引发学生的争辩，要让学生像在进行军事战争的敌我双方一样用自己的思想去“战斗”;(2)案例有针对性。案例的选择应针对所学课程的专业知识;(3)案例论述的全面性。这样学生在展开辩论的时候就能有所依据，利用案例提供的线索展开辩论;(4)案例并不只是故事，而是以现实为基础。“案例反映的情况要与中国行政管理改革及实践紧密结合，使其具有中国特色，易于理解和分析。”［12］用案例对学生进行培训，目的是使学生能够解决现实中的公共管理问题。
4．2案例辩论:坚持专业化、理论化、开放性、效果性
学生在课堂辩论过程中经常出现偏离主题、生活化语言辩论、混合辩论甚至争论的情况。因此，在课堂辩论中教师要向学生们明确案例辩论专业化、理论化、开放性、效果性的原则。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课堂中更强调的是公共性和管理性的问题，所以，学生在课堂中应当更多地用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管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去理解案例、参与辩论，辩论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公共管理专业知识与能力。在课堂辩论中不仅要保证专业化，还要使得辩论观点上升到理论分析的高度，既要用理论去分析案例，又要将案例中总结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
4．3规避问题:坚持效率性、控制性、协调性、重点评价性
在笔者实施辩论式案例教学过程中，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有效率低、时间耗费较长，课堂辩论秩序混乱、过于开放，辩论双方僵持不下、无法得出案例问题解决结论。因此辩论过程中要在教师的指挥下坚持效率最大化原则，学生尽可能地简化语言。教师需要按照辩论规则在时间节点上有效地去控制辩论秩序，指挥正反双方进行辩论，对于辩论混乱的情况要及时制止，让辩论有序进行。对于正反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教师要发挥仲裁者的角色，协调好双方。教师在评价时由于所评学生较多、标准也是多样的，很难给出准确的评价，因此，教师要坚持重点评价原则，对于所考核项目中重点的项目给予评分，突出学生优势和长处。
5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