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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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体育 科学 哲学 互动

一、体育与科学的互动关系

体育与科学的互动关系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体育与科学的发展也是行影相随的，体育的发展需要科学的支撑，科学指导体育的发展，体育为科学提供了服务，体育与科学的关系既是互动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体育离不开科学，科学也少不了体育，体育是永恒时刻都发生着的。体育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活动，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科学家追求的普遍性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和总结，适用于所有的自然现象。体育追求的普遍真理性植根于整个人类，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尽管科学的普遍性和体育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

二、体育科学化、体育现代化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造现代化的奥林匹克、亚运会、全运会等体育中心，同时提高科学管理与组织好中心场馆的有效服务，发挥其建造的多功能作用，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我国一流的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等优秀选手和教练，取得国际水平的战绩，这一切都体现着体育科学化、体育现代化。

游泳训练的历史从游泳竞赛出现后就已经开始了。现代游泳训练到今天已经发展了100余年。100年来，游泳训练从无到有；从简单的技术改进，到多种训练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从单纯的追求运动量到注重强度与量的结合；从注重发展运动员的体能到强调技术和专项能力并重发展。简单的说，游泳训练的发展同人们对于游泳项目的本质的认识紧密联系。随着人们对于游泳运动本质的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游泳训练的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科学观念深刻性的提高，从而把游泳运动训练工作建立在科学的思维方式基础上，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三、体育与科学的哲学思考

体育和科学的互动关系，体育与科学的融合是已经成为21世纪体育发展的大趋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与体育的交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已成为当今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体育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体育的深层哲学思考也越来越深入。对于体育的哲学思考，我个人并没有太独到的见解，一直都在努力地探索着和追寻着，什么是体育，什么是哲学，这个概念非常的抽象，很难理解，体育与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到底里面有什么联系呢?这样的问题似乎也引起思考过，一直没形成系统的东西。

现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很难让人跟得上。体育的发展也呈现了非常繁华的局面，这让我发现了一些东西，看到体育和科学的跟紧密联系，工业化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创新，就是所谓的学科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也需要体育，他们之间就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形成一种彼此依赖关系，科学的进步，对体育就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科学是服务人类的，科学的产品也是一样，体育也是一样。体育是要人性化的，是和人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这样才能让人接受，体育运动动作需要根据人体的内在联系进行设计，而这个过程就恰恰是科学设计的过程，是科学思考的过程，是体育与科学互动的过程。

体育与科学除了有互动关系之外还有哲学关系。中国武术的发展，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非常之密切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太极拳。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经典的研究，以期增进大家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此处所选哲学著作，大部分都是先秦哲学著作，也适度的选取其它时代的作品。另外，也有部分对理解拳法有益的文章，也收录于此，如《棋经》等。

要提醒一点，就是这些书中所讲的东西，要有辨证的思维，要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另外，也不要断章取义，要联系整个文章的精神来看。朱熹说：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读完书后，是要认真思考才能有所得的。这些古籍中，本人最喜欢读的是《老子》，其次是《孙子》。《老子》包含许多哲学思想，令人久久玩味。其思维的精华是“天人合一”，可惜，能理解的人太少。更多的人都是退而求其次，以思辨的系统论而替代之。《孙子》是讲计谋的，但本人感悟最深的却是个“正”字。《庄子》分为内、外、杂三篇。一般认为内篇最能反映庄子思想，有可能是庄子所作，或其弟子所录。外篇可能是徒子徒孙们写的，杂篇则可能成书更晚一些，有些甚至是汉代的作品。感觉《庄子》尚未能完全领悟《老子》的思想，但已比历代以来各家对《老子》的注解要强得多。

由于《周易》被奉为经典，人们不敢对其再进行修改，因此，在其后的差不多一千多年中，哲学思想基本上没有太大进步，陷入机械论和辩证思想交错存在的一种状态。本来“易”讲的是变化，却被许多人生搬硬套其中的话语。直到北宋时期，太极学说异军突起，将周易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升华和总结，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辩证法。其后，经过宋、明两代人的努力，太极学说与周易学说融为一体，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哲学。其中太极学说就如同现在讲的哲学，而周易就如同现在说的方法论。但人们仍不敢去改经。只是在宋朝时部分文字的次序被儒学大师朱熹改过。

总之，体育与科学的互动关系运用哲学思考的方法是相互联系的，科学的进步促进体育的发展，体育的发展进一步服务于科学。体育、科学、哲学，这三者是连在一起的，思考起来三个都是要涉及到的。如果用哲学的眼光看待，用唯物辨证主义和方法论来认识，来思考。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必然推动了体育的进步与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逻辑思维，非常的通俗，虽然运用哲学思考，对上面所进行的论证也许不够能证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但我想应该也有一定的道理，哲学与体育、科学的关系也应该是紧密联系的，哲学思考得越深入就能更好地理解体育与科学的关系，同时科学与体育的进步、发展，也就越能促进哲学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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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系统科学；志愿者管理；信息反馈；信息传输；系统结构

大学生志愿者是大型体育赛事的重要人力资源，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成功举办的过程中，大学生志愿者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众多高校的参与为赛会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因此，总结实际操作和具体运行过程的经验，研究如何有效做好志愿者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系统的定义及系统科学的介绍

所谓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又称为整体或总体；要素又称为元素、部分、局部或零部件，在一定的意义上，又称为子系统。系统可以根据不同的要素和特点分为：自然系统和人造系统，实体系统和概念系统，动态系统和静态系统，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控制系统与行为系统。系统科学是一门从总体上研究（复杂）系统共同运动规律的科学。系统科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60年代形成了体系。从1944年，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提出《一般系统论》到《运筹学》、《信息论》、《控制论》、《自组织系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协同学》等理论的提出和应用，系统哲学、系统方法、系统技术和系统实践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系统思想已经广泛应用于传统科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管理的一切领域。

二、志愿者管理系统的特点

大型体育赛事的志愿者工作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一般包含志愿者招募、调配、培训、后勤保障、激励、宣传、总结表彰等子系统。这个系统的组成要素包含志愿者、高校管理人员、竞赛、赛事组委会、运动员、观众等。这个系统具有一般系统的特性。如：目的性；志愿者工作的目的是为大型赛事提供志愿服务，确保比赛的顺利进行。各个要素或子系统的功能都是指向这个目的。整体性；志愿者的招募、调配、培训、后勤保障、激励、宣传、总结表彰都属于志愿者管理的范畴，它们作为系统的要素围绕系统目标，相互联系，相互协作，其中的任何一环缺失都可能导致整个志愿者工作的失败。层次性；志愿者工作系统是大型体育赛事中是赛事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志愿者工作系统又包含了志愿者招募、调配、培训、后勤保障、激励、宣传、总结表彰等子系统。上层系统和下层系统之间，以及同一层次各组成要素之间存在既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

三、系统科学对于志愿者管理的借鉴

1．增加志愿者管理系统传输信息的明确性。控制论认为，管理即控制。一个控制系统一般由控制对象、控制器、执行机构、反馈装置四个要素组成。其中控制器是控制系统的核心部分，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接收作用，它接收外界输入的各种信息和反馈回来的信息，并对这些接收来的信息进行加工即分析、比较、论证。二是发出作用，它根据加工后的信息，向执行机构发出必要的指令。在志愿者管理系统中，控制器是管理者和管理机构。因此要对志愿者工作进行有效控制，就必须建立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在信息指令传输过程中由于介质造成的损耗会造成管理信息的衰减，所谓信息的衰减就是指信息由确定要变得不确定，直至解体。越是不确定的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越容易因衰减而解体，系统要素的作用发挥，影响系统目标的达成。因此，有必要增加志愿者管理系统中信息传递的明确性，减少因信息衰减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志愿者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信息传送途径的选择，尽量选择会议传达、书面文件的信息沟通形式，不要选择QQ群信息等易变的途径。

2．建立志愿者管理工作的信息反馈的纠偏机制。反馈在控制系统中非常重要，控制器正是根据反馈信息的量才能比较、纠正和调整它发出的控制信息的量，从而实现控制。一个良好运作的系统，必然是一个具有完善反馈功能的系统，系统对环境的适应性，主要靠反馈来实现。反馈有两种：一种是线性反馈，如物理系统、生物机体系统中的刺激――反应模式；另一种是非线性反馈，大部分社会系统中的反馈是非线性反馈，志愿者管理系统也是如此。志愿者管理者发出的管理信息，经信息通道由被志愿者接收。接收者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会加入自身的因素，同时受到噪音的干扰，反馈结果可能不是信息发出者所期望的。为此要建立信息反馈纠偏机制，形成有效地反馈回路，使系统朝着减少偏差的方向发展，即朝着人们预期的目标发展。志愿者管理者如果不深入基层，不了解志愿者第一线情况，就得不到反馈信息，于是对偏差心中无数，其决策或指挥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就会给工作带来损失。可以设立志愿者信息处理中心，由志愿者经理与志愿者骨干、志愿者党员作为信息处理的专门人员，建立投诉邮箱、留言板，收集志愿者的反馈信息，第一时间对反馈信息进行处理，并将处理意见反馈给意见提出者，这样一方面可以纠正志愿者管理乃至整个竞赛系统的偏差，以做出尽量正确的决策，及时解决涉及志愿者切身利益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激发作为系统的要素的每个志愿者群策群力，共同做好志愿者服务。志愿者信息处理中心的设立还提高志愿者的士气，提升志愿服务的质量。

3．构建开放的志愿者管理系统。开放性是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系统只有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互动，将环境中的物质和能量吸收、利用转化成自身有序化的动力和物质条件，从而增值和有序化，实现有效发展，否则就是无序化的系统。耗散结构理论也认为，系统的稳定是开放中的稳定，只有保持系统的开放性，通过输出熵，才能保证系统的有序。志愿者管理系统是大型赛事系统中的子系统，它涉及高校、场馆、学生素质、社会风尚等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要依赖与外部环境保持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这就决定了构建开放的志愿者管理系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是要充分利用网络、报纸等媒体宣传和报道志愿服务，用正确的思想、健康的舆论引导志愿者，形成有利于志愿者管理工作的良好环境。二是注重相关信息的收集和传递，消除信息障碍，做到畅通无阻。广州亚运会共面向高等院校及社会招募了赛事志愿者6万人，城市志愿者60万人。除此之外，还专门组织成立了代表性群体志愿者，招收了外籍人士、港澳台同胞、穗外人士、残疾人志愿者。代表性群体志愿者的加入，有助于加强跨文化交流、吸收借鉴国际志愿者管理经验，进一步展示广州形象，扩大亚运会的影响。

4．优化系统结构，提升志愿者服务功能。系统科学理论认为，当组成整体的各部分单独存在是，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功能和性质。而一旦将它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组合成整体，其性质和功能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好的组织结构，是一种科学的安排，一种优化的排列组合，而不是简单的罗列堆砌。系统科学告诉我们，每个单元只有通过系统的有序结构才能表现自己的性能，而且“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提升系统结构的方法：一是提升各要素的质量；二是系统要素结构的优化重组。要做好志愿者工作，除了要选拔素质优秀的志愿者人才，做好志愿者培训工作，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也尤为重要。要实现志愿者工作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必须要进行系统结构创新，从调整要素结构，协调要素关系，提升要素质量等方面着手，才能发挥系统的整体功能，体现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益。如根据志愿者的需要，可以通过建立志愿者信息处理中心提升志愿者的士气，修正志愿者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可以设立志愿者心理驿站，为志愿者提供压力释放、心理健康的加油站。也可以结合党员创先争优活动，激发志愿者党员的工作积极性，发挥他们模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工作的进行。

参考文献

第3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输血；感染；心脏手术；围术期

[中图分类号] R65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02（a）-0053-05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and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in patients of department of cardiac surgery

REN Yan-peng CAI Qian-qian QI Liang SONG Bi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amount and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in patients of department of cardiac surgery. Methods The method of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ases was used.637 patients treated by cardial surgery in department of cardiac surgery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August 2015 were selected.Single factor and multifactor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and the impact of confounding factors were corrected to jud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i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and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Results The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rate in patients with blood transfusion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having no blood transfusion （P

[Key words] Blood transfusion；Infection；Cardiac surgery；Perioperative period

目前，包括先天性心脏病、冠心病等在内的多种心脏疾病，主要在心脏外科通过手术的方法进行治疗，但术后会由于多种原因引起并发症，其中术后感染就是常见的一种，影响患者在术后的顺利恢复，严重者甚至可以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健康（其中人工瓣膜心内膜炎的死亡率高达33.3%～66.7%[1]），同时感染也会引起患者多个器官衰竭[2]，延长住院时间，增加医疗费用，加重家庭负担，导致医疗纠纷。据报道，心脏外科术后感染的发病率达5%～21%。心脏外科患者术后感染除了具有一般外科术后感染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其本身特定的特点。据文献报道，心脏外科术后感染类型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呼吸道感染，占所有心脏外科术后感染的50%以上[3]。对同期术后感染患者和术后未感染患者的对比研究是找出引起心脏外科术后感染因素的主要手段。本文将回顾性研究同期入住我院并接受心脏外科手术治疗的患者，对比研究输血与否患者的术后感染率，探讨心脏外科术后输血与患者术后感染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月～2015 年8月于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心外科行心外科手术的患者共1238例，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共637例，所入选的病例术式均为正中开胸，并在全身麻醉、体外循环下进行，选择其中无各种慢性病史如高血压、糖尿病、肝肾功能不全及肺功能减退患者，术前即有感染存在的患者及术后因神经系统并发症等原因而未能在常规时间内苏醒的病例均不入选。入选患者采用清洁灌肠、口服抗生素、温和缓释导泻剂进行术前准备，并根据我院的常规，预防性使用抗生素。

1.2 术后感染的诊断标准

术后感染的诊断标准为：从术后一直到出院前，或者在术后30 d内发生的感染。肺部感染：胸部正位片显示双肺有渗出性改变，伴或不伴发热（体温>38.4℃）。切口感染：手术切口发红、肿胀，或者切口出现分泌物，细菌培养阳性。脓毒血症：有活跃的细菌感染的确实证据，但血培养不一定为阳性；有全身炎症的临床表现，即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合并其他器官功能障碍。由于全身麻醉术后均放置导尿管，也是院内尿路感染的主要原因，故尿路感染不纳入本研究。

1.3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所选病患的病历资料，并由两位实验者进行收集，一位实验者根据实验室检查、病历中记载及患者自诉等来评估是否有术后感染，另一位实验者记录患者是否输血、输血量以及其他指标。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分析，对术后感染可能的危险因素采用单因素分析，再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以P

2 结果

2.1 患者发生感染的情况

637例患者中，其中输血患者共245例，其中48例（19.6%）发生感染，其中有31例（12.7%）发生肺部感染，11例（4.5%）发生切口感染，6例（2.4%）发生脓毒血症；未输血392例患者，其中17例（4.3%）发生感染，其中有9例（2.3%）发生肺部感染，6例（1.5%）发生切口感染，2例（0.5%）发生脓毒血症，可见围术期输血患者的感染率明显高于未输血患者（P

2.2 术后感染可能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对可能导致感染的其他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包括体重、年龄在内的8项因素与发生感染无显著关系（P>0.05）（表1）。

表1 术后感染可能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x±s）

2.3 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表1结果表明术后感染既与输血有关又与术前心功能分级有关，因而术前心功能分级是影响判断输血与术后感染关系的混杂因素。采用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的后删除法逐步选择变量，校正了混杂因素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后，围术期输血患者在术后发生感染的OR值为1.129，95%CI为1.057～1.205（表2），表明围术期输血与术后感染存在一定关联，且因果联系不强，由此可见围术期输血不是心外科患者术后发生感染的主要因素，而是一种助因，所得的回归预测方程为P（I）= 1/[1+e-（-2.134+0.114U）]，P（I）代表术后患者出现感染的概率，而U表示输血量，表明输血量越多，越容易出现感染。

表2 二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法（向后删减法）

3 讨论

心脏外科患者因为可能存在术前使用血小板抑制剂及抗血栓药物，组织损伤，缝合口增加，术中人工心肺循环机（CPB）中使用肝素、血小板和血清凝血因子都会导致严重的手术失血、术后出血及术后贫血，因此很多心外科患者在围术期都需输注血制品，但输血会导致与之相关的不良反应，如非溶血性发热反应、过敏性输注反应、输血相关性肺损害、传染性疾病的感染及细菌感染，其中细菌感染十分常见[4-6]。早在20世纪80年代，Tartter等[7]的研究指出，输入压积红细胞可能会增高患者的感染率。

3.1 输血导致感染的机制

输注血制品会使免疫力下降，即输血相关性免疫调节[8]，这种效应会显著降低人体免疫力，进而导致感染等不良反应的发生[9]。输血会使白细胞比例失调，并对自身的免疫细胞产生破坏作用[10]。血制品因为长期储存，其中的白细胞会释放如生物活性因子、HLA多肽等各种因子，这些因子可能会抑制白细胞的功能，从而使人体免疫力下降。血制品中白细胞、血小板活性物质等会促进创伤后败血症的发生[11]。若使用过滤技术，使血制品中白细胞含量减少，则会明显降低输血患者的感染率[12]。多项研究通过对感染率进行分析，发现增加输血量，会导致术后感染率升高[13]。

患者在术后接受血浆输入，会引起机体的免疫抑制，进而引起患者术后感染。有研究表明，术后输入血浆是引起患者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因素危险程度与患者输入血浆量有关，而与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无关[14]。此外，Grossi等[15]的研究表明，患者在术后一次输入血浆出现的免疫抑制作用是暂时的，而连续多次对患者输入血浆，会导致更加持久严重的免疫抑制反应，显示输入血浆的量与免疫抑制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患者术后输入血浆量是患者术后出现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16]。

3.2 减少出血和输血的措施

正是认识到了输血可能导致的上述不良反应，医疗管理部门、医学会及各级医院都已制订了相应的输血适应证指南，因此，应严格把握输血适应证，以减少输血传播感染的风险，减少输血相关免疫抑制反应及帮助维持血源供应。

3.2.1 减少出血和输血的术前措施 术前输血的主要原因是术前抗凝药物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阿司匹林等药物会导致输血需要的增加，但是通常不严重，而这类药物的使用能增加CABG患者的术后效果，因此CABG患者术前通常不停用阿司匹林，特别是ACS患者[17]，而氯吡格雷的使用能增加出血、输血、因出血导致的二次手术和其他并发症的风险，因此，如果可以，应该在术前4～6 d停用氯吡格雷[18-20]。

重组人促红素是刺激红细胞增加的药物，据报道，术前使用对准备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特别有效，特别是与自体红细胞术前储备联合应用[21-22]，但由于目前血液储存技术的安全性没有被很好地证实，因此使用此类药物增加红细胞的获益可能超过了一些未知风险[23-24]。

3.2.2 减少出血和输血术中措施 在心脏手术中，CPB替代了心脏和肺，提供了整个机体的灌注。这个体外循环由非内皮管道和人工肺组成，可激活血液系统，包括凝血、补体、纤维蛋白溶解作用、激肽释放酶、白细胞和血小板[25]。减少CPB副作用的措施：应用生物/血兼容的表面物质，主要是用肝素覆盖CPB循环系统表面物质[26]。对于体外循环，使用生物相容的表面物质能改善手术预后，包括减少出血和输血。部分心脏中心的研究建议减少肝素涂层管路的肝素用量，但是这种减弱抗凝的方案不能保证安全性[27-28]。实际上，在CBP中使用较多的肝素可能减少凝血因子和血小板的消耗，改善术后凝血，降低术后血制品的输注需求[29]。

减少CPB循环中预充液的容量能减少血液稀释的程度。除此之外，大多数的婴幼儿管道需要添加异体的血液到预充液中，防止使用CPB时出现严重的血液稀释和缺血。在成年人和年长的幼儿中，可能采用逆行自体血液预充。在插管后，把患者的血液倒回至基本循环中，从而移除基本晶体溶液，减少血液稀释的程度[30]。在成年人，通常500～750 ml的预充液容积会从患者自己的血液中移除。

术中自体输血，即急性血量正常的血液稀释，包括在使用CPB期间抽取患者的血液并储存，然后在使用鱼精蛋白后重新返回给患者。诱导麻醉并放置好监测通路后，通过中心静脉抽血（5～10 ml/kg），且加用抗凝剂冷藏。当患者脱离CPB和使用鱼精蛋白后，血液可重新回输。这种术中血液稀释的方法通常会减少输血，同时保留红细胞、血小板和凝血因子，但这种方法不能用于不稳定或贫血的患者。在使用CPB过程中，严重的血液稀释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增加脑卒中和肾衰竭的发生[30-32]。

在手术中，通常惯例是使用血液回收装置，能抽取患者心包和胸腔中流出的血液，然后重新输注洗涤后的红细胞。通过这个装置，凝血因子和血小板会被分离出去，但红细胞得到保留。另外，完成分离术和撤离患者动脉和静脉管道后，储留在管道和人工肺中的血液被细胞保留器处理后重新输注给患者。

3.2.3 减少出血和输血的药物应用 抑肽酶是天然血清蛋白酶抑制药物，过去在预防和减少心脏外科手术出血和输血中被广泛应用。1933年在美国用于CABG患者治疗中被证实是有效的，但是由于安全方面的原因，此药现在很少用于临床[33]。氨基己酸及氨甲环酸是赖氨酸类似物，能抑制赖氨酸与纤溶酶原的结合，因此能够阻止纤溶酶原从纤维蛋白转化为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即能够抑制纤维蛋白降解作用。在心脏外科手术中，使用CPB的患者均预防性地使用此类药物。氨基己酸及氨甲环酸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也反复证实了其疗效。不少研究表明[34-37]，这两种酸都能减少心脏外科手术使用CPB患者的出血和对输血的需要，其中氨甲环酸更有效，但并不能减少因术后出血而需再次手术的比率。对于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抗纤维蛋白溶解治疗在手术中的作用还不确定[38]，尽管抗纤维蛋白溶解治疗的有效性很明显。去氨加压素（DDAVP，精氨酸加压素同类药物）可能能增加血浆vov Willerbrand因子水平，且能减少术后血小板功能不全患者术后出血[39-40]，然而由于其可能存在的不良反应，不推荐常规使用。

综上所述，输血在心外科患者的围术期治疗中并非有益无害，选择输血治疗时需详细评估患者的临床情况，严格把握输血指征，并在术前、术中及术后护理中采用多种方式减少出血，尽量减少输血指标，以预防输血相关性不良反应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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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冠心病； 阿司匹林； 氯吡格雷； 可行性； 临床疗效

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是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的简称，是由于脂质代谢不正常，血液中的脂质沉着在动脉内膜上形成一些类似粥样的白色斑块，称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1]。它在临床很常见，且严重危害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及血液流变性等指标异常均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2]。目前，冠心病的治疗以扩血管、降血压及降血脂等为主，取得了不错的临床效果，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令人完全满意的治疗效果。冠心病常由于血小板活化、聚集导致冠状动脉狭窄、闭塞而引起心肌供血不足，有较高的病死率，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3]。抗血小板类药物作为冠心病治疗的主要药物之一，临床应用非常广泛，但是抗血小板药物也存在出血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因此选择安全有效的使用方法显得尤为重要[4]。阿司匹林与氯比格雷是治疗冠心病的常用抗血小板药物，两种药物的临床疗效均已获得了临床验证，但对两者联合用药能否延缓冠心病病情进展尚未达成共识。为了探讨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疗老年冠心病患者的可行性和安全性，笔者进行临床研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月-2013年6月本院收治的冠心病老年患者l00例，纳入标准：（1）符合WHO制定的关于冠心病的诊断标准；（2）有心绞痛或陈旧性心肌梗塞史，并且均经冠脉造影，心电图及超声心动图证实，造影结果：冠脉造影狭窄率≥50%；（3）治疗前均未给予特殊药物治疗，例如利尿剂、降脂药、促血尿酸排泄药、抗凝药等；（4）无肝肾功能障碍及内分泌系统疾病。按随机数字表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50例。观察组：男21例，女29例；年龄46～75岁，平均（73.34±5.55）岁；病程1～7年，平均（4.55±1.42）年。对照组：男24例，女26例；年龄45～76岁，平均（74.27±5.25）岁；病程2～6年，平均（4.38±1.38）年。两组患者均无氯吡格雷、阿司匹林用药禁忌证。排除患有出血性疾者；肝肾功能不全者；风湿性疾病者；胃或十二指肠溃疡者；需支架植入或血管造影者。两组在性别、年龄、合并症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冠心病常规药物治疗，应用阿司匹林、钙离子拮抗剂、硝酸酯类药、β受体阻滞剂等药物治疗。对照组给予阿司匹林口服，75 mg/次，1次/d。观察组：给予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口服，阿司匹林75 mg/次，1次/d，氯吡格雷50 mg/次，1次/d。两组患者用药时间均不短于1年。

1.3 观察指标 治疗后的1个月、6个月、12个月时抽取空腹静脉血，检测血小板计数、血小板聚集率、出血率和凝血三项等各项指标。随访观察记录心血管事件、出血事件（消化道出血、血尿、颅内出血）评估安全性。

1.4 统计学处理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小板计数比较 治疗后，两组血小板计数均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中后血小板聚集率比较 治疗前，两组血小板聚集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血小板聚集率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P

2.3 两组治疗前后出血率比较 两组的凝血三项治疗前后比较无明显变化，且两组间比较差异也无明显差异；治疗后两组出血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我国冠心病的发病率一直高居不下，糖尿病、冠心病家族史、肥胖、脂代谢紊乱、血流变异常等均是其危险因素[5]。临床上有不少的冠心病患者都可以出现血流变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也是一种影响疾病发生发展、转归预后的重要因素。现代研究认为，血流变对疾病的发病、诊断、治疗等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6]。另外，血流变异常还可以加重组织细胞的缺血缺氧状态，使组织细胞损伤加重，出现功能障碍。因此，血流变异常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病理意义，血小板的活化和聚集在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作用重大，因此在防治冠心病的方案中抗血小板药物显得尤为重要[7]。

临床上的抗血小板常用药物为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这两种药物的可行性和疗效均已被临床证实[8]。阿司匹林是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解热镇痛类药物，当然其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及抗血栓作用也被应用到临床上血管性相关疾病当中[9]。阿司匹林通过抑制血小板环氧化酶的生成以阻断TXA2生成从而达到抗血小板作用，且这种机制是不可逆的；氯吡格雷是一种噻吩并吡啶类药物，其抗血小板作用是通过选择性抑制ADP受体来实现的，另外其还具有保护血管内皮和稳定易损斑块的作用[10]。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具有协同作用，能阻止血栓的扩大，稳定斑块，从而缓解了病情，延缓或阻止其进展，效果肯定[11]。由于老年冠心病患者的抵抗力低下，为出血的高危人群，在长期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冠心病时，尤其要注意控制出血风险，有时出血造成的死亡风险甚至比冠心病本身的死亡风险都要高[12]。因此老年患者长期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治疗冠心病时既要考虑到使用药物的安全可行性，又要考虑到药物的临床疗效。采用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双联用药治疗冠心病，有效的抑制血小板聚集，而且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也较低[13-15]。

通过本临床研究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小板计数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血小板聚集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血小板聚集率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综上所述，对于老年冠心病患者采用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双联治疗，安全可靠，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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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糖尿病肾病；血液透析；低血压；低温；可调钠；超滤模式

血液透析相关性低血压(IDH)是透析过程中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率为20％～40％左右，糖尿病肾病患者更易发生。IDH不仅引起头痛、虚脱、恶心、呕吐、肌肉痉挛等不适，常常使透析治疗不能顺利进行，导致患者脱水及毒素清除不充分，直接影响患者透析的充分性。笔者采用低温可调钠与超滤模式对我院糖尿病肾病透析患者进行治疗，对预防IDH的发生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总结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2007年6月～2008年12月在我院规律透析6个月以上病情稳定，并反复发生IDH的糖尿病肾病患者18例，其中男11例，女7例，年龄38～72岁，透析时间6～38月。IDH的标准：与透析前血压相比，平均动脉压下降30mmHg或收缩压下降至90mmHg以下，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恶心、呕吐等低血压症状。治疗常用的药物剂量和服用次数不变。注射胰岛素纠正高血糖(空腹血糖控制在5～8mmol/L，餐后2h血糖控制在7～10mmol/L)。

1.2　方法：采用单盲法自身对照设计，每个患者交叉进行标准透析(CHD)治疗16次，作为对照组，低温+可调钠+超滤模式(LPHD)治疗16次作为实验组。均应用金宝AK-200透析机。F6透析器，碳酸氢盐透析液，血流量200～250ml/min，透析液流速500ml/min，每周透析2次，每次4～5h。CHD时透析液温度固定37℃，钠浓度为138mmol/L，均速超滤。透析过程钠浓度不变，超滤率不变。LPHD透析温度35～36℃，透析液开始Na+浓度145mmol/L，结束Na+浓度136mmol/L，平均Na+浓度为142mmol/L，超滤曲线采用线性递减模式。起始超滤率是匀速超滤的1.5倍，呈阶梯下降至透析结束。

1.3　观察指标：透析前、后各休息10min，以平卧位测血压并记录。透析过程中每30min测血压1次，观察并记录IDH发作的次数、伴随症状及所需的护理干预、查治疗前后电解质等。护理干预包括吸氧、输高渗溶液、减少超滤量、降低脱水速度和提早终止透析等。

2　结果

结果见表1、表2。两种透析模式对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的影响无明显差异(P＞0.05)，LPHD毒素的清除优于CHD(P＜0.05)；LPHD的IDH发生率和护士干预次数显著下降，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1)。

3　讨论

3.1　糖尿病肾病在透析中易发生IDH的原因：糖尿病肾病已成为慢性肾衰竭主要原因之一，与非糖尿病肾病患者相比，糖尿病肾病患者较早出现尿毒症症状。在病程进展中，肾小管功能障碍出现较早，尿蛋白的排泄量随病程呈指数增加，肾小球滤过率随之不断下降，水肿比较严重，且糖尿病肾病患者由于长期高胰岛素水平改变了钠钾离子的转运，增加远曲小管对钠的重吸收，使其钠潴留比其他原因的严重，对水的清除功能的丧失速度远远快于对溶质的清除，易出现严重水负荷过重，加重水肿。糖尿病肾病患者开始透析时间早，往往血肌酐水平不很高，而水肿明显，故设置脱水量大，随透析时间推移，血渗透压不足，未使组织间隙的水分回到血管，透析脱水过多过快，就会引起有效循环血量不足，心脏灌注及心输出量下降，导致IDH。据临床报道，糖尿病肾病患者在血液透析过程中比慢性肾炎尿毒症患者血压下降幅度大、下降速度快，在透析中发生IDH的几率高于非糖尿病组。

3.2　LPHD预防IDH压效果：低温透析液对血压的影响是通过提高血浆儿茶酚胺水平，使血管收缩和末梢血管阻力增加。防止热应激引起的不良反应，改善自主神经传出纤维的功能，增强心肌收缩力，增加心输出量。低温透析在35％以上一般能耐受，但过低可引起患者发抖而不能耐受。可透钠透析是指透析液钠浓度从透析开始至结束。从高到低，或从低到高，或高低反复变化而透析后血钠浓度恢复正常的透析方法。根据溶质扩散原理，透析液钠浓度高于血钠浓度时，钠由透析液侧进入血液，血钠浓度逐渐上升；低于血钠浓度时，血钠进入透析液，血钠逐渐恢复，透析时高钠透析可提高血浆晶体渗透压，增加血容量再充盈，并可能促进细胞内水分向细胞外转移，有利于血容量再充盈，所以可防止IDH的发生，随着透析结束，血钠逐渐恢复，不至于引起高钠血症。可变钠与超滤血线联合应用，在透析起始阶段，体内潴留的液体量较多，在高钠透析液支持血浆再灌注的情况下，快速超滤，在透析后半阶段透析液钠浓度随超滤率逐渐降低，既不增加钠负荷，又有利于心血管系统的稳定。

本组资料显示，在反复发生IDH的18例血透病人中，采用LPHD，IDH发生率、护理干预次数明显低于CHD(P＜0.01)，提示LPHD可有效预防IDH。本组资料还显示，采用LPHD，病人毒素的清除优于CHD(P＜0.05)，提示IDH发生率降低后，护理干预甚至提早终止透析的次数减少，病人透析充分性更好，能耐受更大的脱水量，有利于提高透析质量。

3.3　护理：对于血液透析过程中有IDH倾向的患者，在血液透析前，应充分了解患者各个器官的功能状态，制定个体化透析方案，透析中要加强巡视，定时测量血压、脉搏，及时发现IDH的先兆症状，如患者烦躁不安，视物模糊，恶心、呕吐、哈欠、抽搐、腹痛、出冷汗、面色苍白等提示低血压的发生。一旦发生IDH，立即将患者头部去枕平卧并偏向一侧，给予吸氧，降低血流量，根据病情减少超滤或停止超滤。按医嘱给予静滴生理盐水，必要时给予白蛋白、血浆等，若处理无效提早终止透析等。要加强卫生宣教，指导患者严格按医嘱控制体重的增加，增加蛋白质、氨基酸及维生素等的摄入，改善营养，透析间期体重增长应少于1kg/d，或少于干体重的5％，透析前不服降压药，避免在血液透析前或透析中进食和饮用含糖饮料，保证有效循环血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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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范文

1历史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历史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经历了以下阶段：

（1）古代时期，科学内含在哲学之中。古希腊哲学是第一科学，当哲学家得出自然界的最初认识时，哲学与科学是一同发生、互相掺和在一起的，它具有哲学思辨性和科学实践性的双重特征。面对自然现象，古代哲学家先有经验判断与实际观察，同时，他们又不满足于对事物表面的认识，力图通过理智的或理性的洞察力去认识它们的理由、原因或根据，认识它们必然如此的情况。正如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14］所言：“希腊科学家通过理智的或理性的洞察力寻求定义，他们相信那些描写普遍形式或结构的定义，而且他们并不把这种结构看作是一定现象变化不已的实际情况。”因此，古代所形成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几乎完全融于哲学之中，其既有经验科学的特征又有哲学的思辨特点。正因如此，现代科学的古代知识才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流传至今。

（2）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在自然哲学的名义下生存。近代自然科学诞生时，人们已经从经院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不再援引神力（天启）洞悟自然某种神秘的本质，而是凭借人本身固有的意识、理性能力（经验和思维）认识他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但仍被看作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仍从属于自然哲学。一方面，大的哲学家兼有科学家的身份，甚至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也是哲学家制订的。像哲学家笛卡尔和莱布尼兹，还是原创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康德也写过《宇宙发展史概论》，特别是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和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曾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伽利略、牛顿和拉马克的论著都是标着自然哲学题目的自然科学著作，他们还都把自然科学隶属于哲学或自然哲学之中。同时，自然科学中所体现的探索自然奥秘的求知精神、重视观察和实验的求实精神、通过精确量化而达到的确定性以及理解世界的机械图式都深受哲学精神的影响。另外，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也都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组织。

（3）启蒙运动后，哲学与科学开始分离。近代自然科学以观察方法、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为显著标志，逐步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分化出来。如果说17世纪笛卡尔与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还有某些积极的、实际的内容，如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他们都曾有过发现，那么18世纪的形而上学连这种仅有的世俗内容也消失了。因为实证科学已脱离了形而上学，有了单独的活动范围。自哥白尼开始，经过伽里略、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努力，以力学为中心的实验科学的成熟标志着自然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同时，包括力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也相继从包罗万象的自然哲学中独立分化出来。在15～18世纪这一历史阶段，经过斯涅尔、巴塞林和惠更斯等人的共同努力，光学得到了迅速发展；经过维萨利、塞尔维特和哈维等人的努力，生理学被确立为科学；经过波义耳、拉瓦锡等人的努力，化学逐步走向科学轨道。正如沃尔夫［15］所言：“科学和哲学这两个自然知识领域还是逐渐地分离了，尽管这种分离并非总是在这两种名义之下进行的，它把直接来自观察或经验事实的理论同离开这些材料较远的进一步理论分别开来。”

2近代科学与哲学分离的原因

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14］称：“在古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而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时，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文艺复兴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同时当代科学也就很快对形而上学不加理会了。”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是近代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哲学与科学研究对象和旨趣的区分是科学与哲学分离的主要原因。在研究对象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哲学研究的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即“存在”本身的一般性质，而其它科学则只研究“存在”的特殊方面和属性。同时，哲学与科学的旨趣的确并不相同。哲学作为思辨的知识，其首要目标是探索关于本原、实体和本质的原则，追思最普遍的原理，因此她可以把目光投向大千世界，但结果却是必须反求诸己，或者必须以思想自身为对象，揭示其构造和原则；或者必须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鹄的，探索人生幸福的道路。而近代科学自从走出哲学母体之后，便开始直面由经验和事实所构成的自然现象，寻找可靠的手段，以获得有效的结果。近代科学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范式和公认的原则，它的基本概念已经足够清晰，从而排斥了其它类型的科学，明确定义了知识的涵义，划定了知识的范围，以至于在科学之外的“知识”都不成其为知识，不再具有“真”这一属性。科学的统一预示着哲学的分裂，预示着科学与哲学以及哲学内部的紧张关系。

（2）科学与哲学活动中心的错位是哲学与科学分离的重要原因。据日本汤光浅朝统计，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发生了若干次转移。16世纪科学中心在意大利，17世纪在英国，18世纪在法国，20世纪在德国。而世界哲学中心16－17世纪在英国和法国，18－19世纪在德国，20世纪在美国。科学中心与哲学中心的这种错位，某种程度上使哲学脱离了科学的基础，也使科学远离了哲学的直接影响。如19世纪的德国哲学因建立在落后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所以它所得出的结论远远落后于当时世界上自然科学的实际发展过程，特别是黑格尔曾企图运用思辨理性建立关于存在和认识的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采取思辨方法研究自然，不但不能取得有意义的理论成果，还会自觉不自觉地束缚实证科学的发展，而他们却企图使自然科学服从于这样的哲学。当然，这些哲学家所构造的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可以囊括一切自然知识的自然哲学体系，被科学的进程所否定，他们的作为也产生了一种恶劣影响：从此使哲学成为一个被嘲笑的对象，普遍遭到科学家们的鄙视。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直截了当地把当时德国科学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原因，归咎于谢林和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流行。

（3）科学活动与哲学活动的职业化发展是科学哲学分离的客观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源于诧异，学习哲学的条件是闲暇和自由。近代以前，哲学家并未把哲学作为他们谋生的手段，而只是工作之余为享受精神上的快乐；近代之后，哲学家从事哲学已有了明确的功利目的，他们积极谋求经世济用的智慧，想借助哲学来解决学术界、思想界和社会中的重大问题。他们认为，个人思辨与建功立业、满足好奇心和对人类事业作贡献是一致的，把哲学当成一种职业，研究的东西越来越专业。同时，科学也由古典时期非专业科学家的业余爱好演变为近代以来职业科学家的一种谋生手段或一种事业，科学家有独立资产或可以依靠副业为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今天的科学家几乎完全和普通的公务员或企业行政人员一样是拿工资的人。社会上出现了专职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科学研究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在特定的圈子内进行。科学家逐渐对没有工具价值的东西失去兴趣，现在科学专业的细分使每一科学家都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不同“科学共同体”所形成的不同研究“范式”，使得自然科学领域内部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由于阅读书目和交流范围的不一致，导致互相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更不可能有哲学那种宏观的图景式思考。在哲学内部亦是如此，现代哲学也由于研究的细分，连哲学家之间都不可能再沟通，罗蒂曾批评哲学已成为专业圈子内的活动，谈不上对科学的影响。在知识学科化和知识分子专业化的要求下，哲学的地位越来越尴尬。至18世纪，自然科学在知识领域内赢得支配性地位，同时表现出它对哲学的挤压和吞噬。自然科学更是不满足于以往哲学对其合法性的论证，于是实证主义应运而生，从孔德、穆勒到斯宾塞，从马赫主义到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终于建立了科学的标准意识形态，打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响亮口号。至此，哲学与科学彻底分化。

（4）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的区分是科学与哲学分离的现实原因。自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以来，人类的整个知识体系被人为地划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类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知识被认为具有不受社会因素影响、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另一类是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受到社会因素影响和历史条件制约的知识，它不具有客观性、价值中立性和普遍一致性。在自然科学家眼里，一方是具有确实性的知识（科学），另一方是想象性的，甚至是虚假的知识（非科学的知识）。自然科学把与任何价值都无联系的事物和现象看作是自己的对象，其兴趣在于发现普遍有效的联系和规律。至于其它学科，除非能够满足经验科学的基本方法，否则不在考虑之列，便在吞并之列。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世界重要性的日益加强，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便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1663年，托马斯•虎克［16］在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章程时，为该学会确立的宗旨是：“通过实验手段增益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他尤其强调皇家学会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无涉，简言之，与哲学无涉。这种认识不仅导致了科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隔阂，还在20世纪演变为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

3现代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反思

“科学与哲学有过一段分离时期———一边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一边是多少有些玄妙的德国唯心主义。在这段分离时期过后，科学和哲学又重新携起手来，最先是在各种各样的进化论思想中携起手来，后来又通过更深刻的分析，依靠数学和物理学的新发展而共同迈进”［14］。因此，新的时代背景要求科学与哲学产生新的恰当关系。

3．1哲学包办科学失去效力

近代初期，科学继承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取得了巨大胜利。同时，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哲学家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用理性去发现那些最普遍的、绝对可靠的、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构造出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推演出全部知识和存在体系，它应当成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然而，由于这种哲学与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相脱节，哲学家无法根据客观事实进行研究，只好依靠理性的独断和思辨去思考自然科学问题，其结果是只能束缚自然科学的发展。从历史上看，科学是从哲学的母体中逐步脱离出来的，因此科学离不开哲学。但历史上的从属不代表未来也存在必然关系，新的实践催生新型的关系。近代以后的哲学对具体科学只起到宏观指导和监护的作用，一方面批判地考察诸科学所建立起来的前提、逻辑性和认识论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对科学的存在论和价值论基础进行督察，反思现代文明和科学所涌现的各种哲学问题，力图恢复古典哲学的本来意义。

3．2科学“拒斥形而上学”误入岐途

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是主流，科学发达了，哲学各个领域都让给其它领域，它的地盘越来越小，传统西方哲学的三大主题：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和灵魂（精神界）逐渐被宗教、自然科学和心理学侵入并占领。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有些哲学家试图使哲学也成为科学，特别关心哲学的科学化问题。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17］在其《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曾强调：“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而成为科学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研究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成立的，它将注意力转向科学本身，研究所应用的概念、所使用的方法、可能的结果、命题的形式以及运用的逻辑类型等。但哲学的科学化是不可能的，哲学科学化的结果可能是取消了科学本身。后来，科学哲学中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以库恩、费耶阿本德为首的历史学派肯定了形而上学的作用，各派都对形而上学有了一定范围的默认，他们“拒斥形而上学”的企图归于失败。

3．3科学与哲学同构人类文明

随着各种特殊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现代自然科学越来越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19世纪，“科学的研究，至少在这一时期里和哲学探讨分了家。许多物理学家在考虑科学的基本概念时，没有时间从哲学角度表示怀疑”［14］。仿佛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能够解决一切，它们不需要建立在某种绝对哲学原则的基础上，更不需要哲学代替行使其职能。但是，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18］指出：“一个对他的科学从不进行哲学思考的科学家，顶多也就是一个打下手的、只会模仿的、熟练工匠式的科学家。一个从未从事过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哲学家，不可能对之进行哲学思考，除非他自我欺骗。”同时，科学本身并不能自己确立独立价值，科学从属于社会系统，现代科学都是在国家名义下进行的，科学只有在哲学长久的拷问下，才能保持健康有序的发展状态。胡塞尔指出，近代科学忘记了它的基础和起源，忘记了它与人的理想和价值、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可供选择的对象原本是众多的生活世界，但自伽利略始，近代科学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模式仅仅选择了理想化的单一模式。通过考察近代科学的起源，他认为欧洲科学面临的危机是自然主义的科学不能面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把价值规范与自然规律等量齐观。已有现实“是怎样”的是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哲学在此基础上进而研究“究竟是怎样”的问题，而且要探寻“应怎样”的价值问题，并且要进而将“是怎样”和“应怎样”统一起来，解决“要怎样”的实践问题。由此，只有科学与哲学联合起来，才能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4结语

第7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范文

在传统的研究视域中，更多的是强调恩格斯对理论全面而系统的贡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恩格斯对理论体系的贡献中，更为突出的恐怕不是那些具体结论与设想，而是他所坚持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强调离开了历史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便无“科学性”可言。第二，强调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哲学(杜林)，也不是一种狭义的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道德哲学、爱的哲学(费尔巴哈)，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首先，晚年恩格斯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其科学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奠基于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机械论与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而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上。

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及其变种(不可知论)不可能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合乎常识的科学，但实际上是一种孤立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人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知性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出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很难赞同这种观点：只有英语国家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才是通向科学的康庄大道，起源于英法经验论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德国的理想主义走向英国的经验主义的过程。我们认为，的科学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总体的历史科学。我们如果要全面地把握今天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就必须依靠从总体联系出发的辩证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那种“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El常生活的常识出发”或“从专业知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其次，晚年恩格斯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是：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答案也很明确而简单，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从历史上来看，关于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先后被提出过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l9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西方进入一个以“反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为标志的“后黑格尔”的哲学时代，而则在这个时候蓬勃发展，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第二次则出现在2O世纪初第二国际的理论破产之际，以列宁为首的苏联为一方，以卢卡奇等人为首的西方为另一方，重新提出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遗忘的的“哲学向度”问题。第三次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直到今天，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瓦解之后，与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又成了一个基本问题。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20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做。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所提问题的原初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对理论体系进行创新的出发点。恩格斯实际上指出了，理解与哲学之关系的关键，就在于从本质上区别知识论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科学方法这两种哲学形态。哲学的革命意义与当代意义均在于此。在这一点上，恩格斯还提出过一个着名的说法：“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科学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我们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案，恩格斯的这个说法与黑格尔将哲学表述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具有相似性。黑格尔说每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而恩格斯则说要把哲学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要克服具体科学与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

第8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范文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关注大脑神经生物活动到关注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从关注部分层面到关注全脑层面;从关注脑活动与行为的关系开始到关注动态考察脑结构和功能的发育;从关注脑和外在行为开始到关注‘基因和环境———脑———行为’。”［2］因此，由于认知神经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复杂性，使得对其的哲学研究也从一开始表现出差异。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y)和神经科学哲学(PhilosophyofNeuroscience)就成为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的两类不同称谓，而这个领域中的工作也常常因为关注焦点和研究兴趣不同而被划分至两个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中。神经哲学，顾名思义，是以哲学的视野来审视神经科学学科内部的概念和主题，或者说对神经科学的研究内容给予哲学式的解读和讨论。按照这样的理解，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和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渗透进这种研究范式之中。比如一方面，它尝试使用来自神经科学中的信息来探讨宽泛的哲学问题，包括传统上属于心灵哲学研究视域下的身心(mind－body)问题等研究主题。另一方面，神经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也从客观上深化了哲学与神经科学二者研究之间的关联。基于神经哲学中的理论往往建立在神经科学的发现基础上，这些理论往往内在地表现出唯物的特征，也就是诉诸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去解释感觉、知觉、记忆等精神现象以及语言的脑机制问题。通过肯定身体与行为的联系就将思想、情感等精神现象与物理性质的身体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包括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以及脑损伤研究方法等实证研究就进一步地将认识论中的传统问题(如感觉、直觉、记忆、推理等)脑认知化，从而使神经哲学显现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这样一来，在研究基点上包括在观点和立场上自然地对立于试图依据心灵和思想去解释精神的唯心论、二元论以及功能论中的部分理论。当然，神经哲学的关注点仍然在于传统的主流哲学问题上，比如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愿望的本质、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构成了神经哲学的主要内容，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被赋予了更多的有关神经科学的经验发现，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受到了相关神经系统研究成果的支持与限制。神经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它更多地使用了源自于科学哲学的严格概念和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释神经科学的内容和成果，也因此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上相比神经哲学来说要更加集中和收敛。随着神经科学最近20年来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成就，特别是受到最近有关脑认知发现的显著增加的鼓励，神经科学哲学开始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当中凸显出来，并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的关注和介入。这一情景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过去的30年当中科学哲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局域性，关注点从科学行为的一般特征转换到具体的特定学科的概念、问题和难点上。”［3］另一方面，“认知和计算神经科学持续地关涉和影响了人文学科传统上所强调的问题，包括意识的本质、行为、知识和规范性，特别是有关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经验发现表明自然主义的方法可以在传统的哲学命题上得到详细的应用，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思考”［3］，这就为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打开了大门。由此，尽管传统的哲学包括心灵哲学的分析方法，相当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精神和主体自我存在的抽象思考之上，但新兴的神经科学哲学则更多地借鉴了来自于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从而表征出了自然主义的研究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自然化的哲学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神经科学哲学”与“神经哲学”之间的区分还可以由两个范式内探讨的问题加以区分。“如果说神经科学哲学关注了神经科学中的基本问题，那么神经哲学则关注了神经科学的概念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应用。这样，探索神经科学理论中使用的不同的表征概念就是前者的适用范围，而检查神经逻辑综合症的应用就是后者的例子。”［3］具体来看，与神经哲学主要关注于什么是情感和什么是愿望以及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相比，神经科学哲学则主要倾向于从有关神经科学内部提问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形而上学的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包括:什么是神经科学的发现与解释?什么是神经科学的表征和解释机制?对此，既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回答又可以用规范的方式给予分析。依照前者，神经科学哲学就演化为一种对认识机制的自然主义的说明，它将对传统的心理学研究给予支撑;依照后者，神经科学哲学就过渡为一种认识论的替代，尽管并非所有的认识机理都能够获得有效的建构。综上所述，当代神经科学与脑认知研究的蓬勃兴起在回答和解决人类认知功能机制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充实和支持了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以神经元和脑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神经科学就与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联系起来，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两种范式尽管在研究方法和关注问题上存在差异，但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点毫无疑问是相同的。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探讨人类认识机制的必然过程，毕竟相较于传统的拷问内心的心灵反思，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使得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直接看到大脑的认知活动，即大脑在进行各种认知加工时的功能定位和动态过程”［4］，而这显然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出现在哲学领域的直接推动力。这样，以心理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为基础、以思维和大脑结合的神经研究为目标、以心理和认知功能在大脑中实现为核心问题，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和繁盛就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关注问题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明显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鼓励和支持，而后者的出现则源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成功，正是在二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人类探索认知活动的脑机制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对智能信息系统越来越高的需求，认知科学的诸多核心学科分支，如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和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都意识到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出现的难点需要在统一的脑认知平台上加以解决。由此诞生出的认知神经科学在充分汲取认知科学营养的同时，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问题和理论，而对这些理论的形而上学思考就构筑起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1．认知功能定位。认知功能定位理论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凸显源自于最近20年来的神经影像技术的突飞猛进，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手段和方法就是fMRI和PET技术。但是与此前的脑损伤研究相类似，神经影像研究同样遇到了挑战和质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脑皮层中有许多不同的细胞群负责和控制不同的肌体，然而无论是脑损伤还是神经影像研究都暗含一种假设，即存在着单一的皮层区域和细胞结构控制和负责了有机体的某一种构成。但这一假设受到了诸多神经科学哲学家的质疑，认为其过分依赖于单一区域控制前提。他们认为脑处理过程行为应该是一个整体过程，大脑的绝大多数区域都涉及认知行为过程本身，而绝不仅仅只是局部区域，此前的定位理论不过是将功能与效果相混淆。应该说，这一解释实际上是符合复杂论和整体论原则的，大脑的复杂认知过程绝不仅仅是各部位的简单堆积和组合，因此从这一观点来看，定位理论确实先在地表现出了还原论和物理主义的思想，但是鉴于大脑研究的特殊性，在实际研究中确实又需要将大脑进行适当的还原和定位，因此有关认知功能定位理论的争论也将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中长期存在下去。2．意识解释。意识问题是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但最近开始频繁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和脑认知研究中，特别是有关意识的本质以及意识等同理论。一些哲学家认为意识经验是主观的，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客观的科学理解。但是这样一来，意识就成为一种无法得到解释的主观现象，而这显然就脱离了科学的讨论范围，甚至是哲学的。更多的哲学家则主张一种等同理论，即意识等同于一种可解释的神经物理属性，而心理状态可以被视为特殊的物理状态。但如此一来意识的大脑处理解释将在大脑处理和意识经验之间留下“解释鸿沟(Ex-planatoryGap)”。也就是说，尽管心物相互作用问题得到解释，但是将意识等同于物理状态，并不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大脑皮层的处理过程能够产生人的意识复杂性与意识经验问题。由此，如何看待意识的本质?是否意识来源于大脑中细胞分子的神经机制?意识仅仅是人的心灵产物还是一种综合神经反馈?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成为有关意识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关注。比如塞尔就指出，“意识问题研究首先需要探索与意识相关的神经活动，并去证实意识活动与神经事件间的必然因果关系，最后需要发展出包含若干法则的理论来说明神经活动与意识之间的因果转化。”［5］3．大脑的计算与表征。有关将大脑与计算机对比联系的思想实际上在神经科学研究当中早有出处，20世纪30年代起计算神经科学就与人工智能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沃尔特•皮茨(WalterPitts)和沃伦•麦卡鲁(WarrenMcChulloch)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则发展出了最初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皮茨和麦卡鲁的工作建立在神经元可以执行解释认知的逻辑计算的假设基础上，并使用神经元发展出用于计算的逻辑门(LogicGate)。其后，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范式成为科学哲学家研究和反思的对象。最近，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神经计算与表征的研究方式大多采纳了根据表征转换来假定计算定义的方式。因此，大多数关注计算与表征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有关表征分析与看待的问题。尽管在谈论问题上有所区别，但是可以将这些问题的关涉内容划分至三类:即，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以及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具体来看，“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就是指一个具有句法和语义学的神经系统如何得到建构?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就是指该系统中表征的形式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以其形式为基础各种表征如何相互作用?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就是指表征如何能够表征，表征如何具有内容及意义?”［6］4．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有关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问题目前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中逐渐引发了争议。通常来说，这一解释机制主要分为两类:机械论与还原论。神经科学的机械论解释往往具有因果性，其目的在于论述构成部分及其行为如何因果性地解释了某一特定现象。与机械论的解释机制相比，还原论的解释机制就是神经科学中的另一个主要解释模式。神经科学中的还原论主要体现在高低层次间的理论与实体解释上，例如，用低层次理论解释高层次理论，主张高层次的“实体”只不过是低层次实体的组合等等。与机械论的因果性相比，还原论则更加强调了层次性，特别是强调了在高层次与低层次之间的转换与递归。但无论是机械论抑或是还原论，本质上都具有无法回避的缺陷，前者过分地强调了因果关系，因而忽视了导致行为的其他事实上的复杂性与非决定性，而后者则突出了层次性和决定性，忽视了高层次与低层次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还原过程中的遗失现象，因此如何理解当代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如何定位机械论、还原论以及新兴的动态系统理论，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哲学趋待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论题。综上所述，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认知功能定位、意识解释、大脑的计算与表征以及解释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重点关注了包括感觉、知觉、记忆、语言、意识在内的一系列神经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相继运用了诸多来自认知心理学、计算建模、动物实验技术、脑损伤定位、神经病学中的实证方法，深入地分析了传统认识论所回避的“大脑－心灵”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关注问题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其他的研究议题。比如，有关“解释”所引发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现象可以在神经科学中得到解释?什么构成了神经科学的充分解释?)、有关“理论结构”所引发的问题(神经科学理论的结构是什么?神经科学理论如何表征?)、有关计算、模拟与神经网络问题(计算机多大程度上可以模拟大脑?模拟和解释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类似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讨论中不绝于耳，它们在丰富该学科的理论议题的同时也对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9篇：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观　哲学

[中图分类号]BO－0；A8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0－0001－09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哲学，实现了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一次重大革命。他们既关注唯物主义哲学自身的演进与变革，又非常关注人类总体哲学思维范式的历史性演进和时代性变革。他们既关注“哲学特殊”，又关注“哲学一般”。“哲学一般”，就是所谓“哲学观”，即“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做什么”。对此“问题”，恩格斯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恩格斯的哲学观的集中表达，体现在他晚年的代表性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一书上。

《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晚年撰写的一部“哲学总论”；这是一部哲学史的著作，又是一部展示唯物史观的“完成态”的著作，同时还是一部对时代哲学作总体性回顾与展望的经典文献。我们有必要从这种总体性的高度，从研究恩格斯的哲学观人手，对《费尔巴哈论》作新的解读。

贯穿于《费尔巴哈论》全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和由此而引申出的新哲学观：哲学既不是专门研究“存在”规律、也不是专门研究“思维”规律的具体科学，而是在概括总结具体科学的成果的基础上整体性回答、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学说。哲学以一般世界观方法论的性质、功能与具体科学相区别又相联系。哲学本身，无论是共时态还是历时态，又存在着“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人类哲学思维总体范式及其演变(从“知识总汇”的旧形态向一般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新形态的转变)，以及在这种总体范式框架下的哲学具体流派及其演变(唯物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哲学、形而上学、辩证法等)。提出新的哲学观，概括人类哲学思维范式的演进规律与过程，进而说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一般与哲学特殊的关系，批判分析哲学的具体形态，昭示哲学变革的出路与方向。这些，正是《费尔巴哈论》的时代高度和鲜明特色。

一、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理论与新哲学观

《费尔巴哈论》以十分肯定的、明确的语言，在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很明显，这里讲的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要从“完全的意义上”去理解。

(一)从“完全的意义”上把握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包括的实际内容有哪些?这就是“问题域”。恩格斯对这一“问题域”的概括相当明确。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思维、精神的来源问题，精神和自然界哪一个是本原的；第二方面，思维的能力、可靠性问题，即是否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否相信人类有能力认识外部世界、有能力正确地认识外部世界。这是一切哲学家、所有哲学派别都必须回答、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那么，人们能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问题域”作进一步的理解和解释呢?我们认为，列宁就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直接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并据此引出了“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第一，“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第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第三，“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这三个结论，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的一次概括。把这种概括从“特殊”上升到“一般”，那么，“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思维、精神和自然界、现实世界何者是本原的；第二方面，是否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第三方面，怎样达到、怎样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它所反映的存在的符合、一致、协调)。这三个方面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的“完全的意义”。

(二)如何在“完全的意义”上解决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的回答，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回答，即坚持一般唯物主义的传统的、正确的立场。但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它又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在坚持唯物主义的“一般立场”的前提下，新唯物主义在“完全的意义”上即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的“=三个方面”，科学地回答、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这就是上面所引述的列宁作出的“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

如何在“完全的意义”上解决哲学基本问题?

首先，诉诸实践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论》诉诸实践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诉诸实践去批驳那些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种种不可知论。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就承认人的认识可以具有真理性(思维与存在的相符合、相一致)，而人们只有通过实践即“现实的人”的活动来证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列宁正是从实践对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意义的角度，作出了关于“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重要结论的。列宁这里指的是“广义认识论”，即“哲学一般”。列宁还进一步从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来说明实践观点的重要性：首先，实践是证实我们感性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标准；其次，实践是证实和检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客观标准；再次，人类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深化和发展的，人类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地达到和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其次，诉诸唯物辩证法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十分重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辩

证法，并作过相当深刻的论述。他在批评黑格尔的“用头立地”的辩证法时指出：“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离开唯物辩证法，是不可能“在完全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新概念，并且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这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内涵的准确解释：“遵循同一些规律”和“必须彼此一致”。这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过去的哲学是怎么研究这个前提的呢?

“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其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是从内容方面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只有现代的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才又从形式方面研究了这个前提。”我们必须从唯物主义的“内容”和辩证法的“形式”两个方面去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必须从这二者的结合上去解决哲学基本问题。

再次，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从自然领域“前进到”社会历史领域。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完全的意义”上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突出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找到了正确的出发点和前提(现实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因而提出并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列宁指出：“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哲学中，决不可丢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列宁正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来说明“由一整块钢铸成的哲学”的。以现实的人、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为出发点，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哲学基本问题在适用范围上便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三)从哲学观的高度进一步把握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不仅在于如前所述的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的全面解释、新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面解决，而且还在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本身所昭示的新哲学观，即关于哲学的性质与功能的新解释范式，关于人类哲学思维范式的时代转换的方向与途径。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识别和划清不同哲学流派的最高的根本的标准，有利于厘清哲学流派纷争的实质、根源及其路向，因而有利于更加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主义、坚持可知论，克服唯心主义和形形的不可知论，使人们沿着正确的认识路线满怀信心地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发展真理。哲学基本问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根本的标准，使哲学路线之争简化、明晰，展现了战斗唯物主义的风格。这一点，人们已经作过了充分的说明。但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意义、价值，似乎不能停留在这么一种简单“解释”的层面之上，不能仅仅局限于“划成分、分派别”的最高标准这种狭隘的角度。我们需要有更广的视野。

首先，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提出，明确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解决了“哲学是什么、哲学应当做什么”的重大问题。在古代形态、近代形态中，哲学是包容一切“形而上”、“形而下”的知识的“百科全书”，它既研究“思维”，又研究“存在”，还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初期，它不能不这样。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从不同领域分别研究、说明“思维”或“存在”的科学门类陆续形成，陆续从旧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这就发生了哲学(旧哲学)同科学之间的矛盾：实证科学已经同哲学(旧哲学)分离，但哲学仍然要凌驾于实证科学之上并且仍然企图包容一切实证科学，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固守旧模式。这样，人们不得不反思“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恩格斯明确提出并阐明了哲学基本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哲学的对象和任务，既不是专门研究“思维”的规律(这方面的任务是由逻辑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思维科学分别承担的)，也不是专门研究“存在”的具体规律(这方面的任务分别归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不是提供包容思维和存在的一切领域的“知识总汇”式的“绝对真理”。哲学的对象和任务，是在一般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上，从总体上研究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探索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共同的“一般规律”。《费尔巴哈论》明确表述了这种新哲学观。恩格斯指出：新哲学应当引导人们“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辩证法可以“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哲学应当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共同的一般的运动规律，而不是代替具体科学去研究个别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哲学不能“越俎代庖”、“包打天下”：哲学应当研究和提供的，是正确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一般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样，也就进一步明确了哲学同科学的关系问题。就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而言，哲学不能代替、包办具体科学，去研究个别的特殊领域的具体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实证科学”)：但是哲学也是研究规律的，它研究如前所说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规律，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又是“科学”(或叫“一般科学”)。哲学在总体上提供“一般规律”的认识和“元世界观”、“元方法论”的指导。

其次，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向我们指明了人类哲学思维演进及其时代变革的路径和方向。如前所述，在近代，由于科学的发展，由于实证科学与传统旧哲学形态的不相容性，哲学必须变革，必须经历形态的蜕变，才能适应新时代。但是，旧哲学形态的思维范式还牢牢地禁锢着哲学家的头脑，连黑格尔这样伟大的辩证哲学家也未能走出旧哲学形态的迷宫，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黑格尔要构造一个无所不包的并且由他最终完成的“绝对真理”，“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黑格尔构造起来的哲学体系，就是“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范式的体系。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他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思想，事实上已经昭示了新哲学形态的雏形，已经指出了哲学变革的出路，但他没有自觉到这一点。“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

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如前所述，恩格斯则明确地提出并在“完全的意义”上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规定了哲学应当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以及用唯物的、辩证的、实践的、历史的观点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新思路，因而也就自觉地指出了“哲学一般”走出旧体系的“迷宫”的道路，指出了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殊”在新时代的发展前进的出路――从旧唯物主义转变到新唯物主义。

二、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矛盾”及其“终结”问题

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的直接意图之一，就是通过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总结性的分析，完成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总体性批判：从新哲学观的高度，从“哲学一般”与“哲学特殊”的统一上揭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同时又通过对这种“内在矛盾”的分析进一步阐释新哲学观，指出哲学的时代变革的路径与方向。

(一)对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该如何理解、评说

《费尔巴哈论》十分明确地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方面”，这个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是黑格尔并没有从他的辩证法得出革命的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黑格尔“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维劳动’倒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在此前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恩格斯已经指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既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体系，又是一个被自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而这是同他的辩证法，“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

通过以上的引证，可以了解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的实质。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这一点相当明确。那么，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是什么?这是一个二重性的体系：第一，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体系，“唯心主义的装饰”，而且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表现为唯心主义的三段论式的强制性结构；第二，这是一个“按照传统的要求”构建起来的旧哲学形态的体系，是被黑格尔自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知识体系”，是“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因而是“过分茂密的保守的”体系。这种二重性的“体系”，即唯心主义的强制性结构的体系和旧哲学形态的过分保守的体系，当然同它的革命的辩证的“方法”发生尖锐的矛盾，这是那个时代条件下人们的哲学思维不可能克服的“内在矛盾”。当然，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证和分析的，这种“内在矛盾”既说明了哲学变革的必然性，也昭示了哲学变革的路径和方向。

(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矛盾”该如何理解、评说

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者，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终结者。同黑格尔相类似，他也以自己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时也昭示着哲学革命的到来。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矛盾。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费尔巴哈打算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历史、解释社会，但他无法找到从他所憎恶的抽象王国(即唯心主义)迈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在于他的出发点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在于他离开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去观察人及人类社会。

第二，在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内容”和“形式”的矛盾。费尔巴哈只关注唯物主义的“内容”，而忽视辩证法的“形式”。他对于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都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他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的框架内。同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一样，费尔巴哈在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人类理论思维的前提时，他坚守的是唯物主义的“内容”和形而上学的“形式”；它的唯物主义的“内容”同辩证法的“形式”是相脱离的，故而“内容”也是贫乏的、片面的、并不完全真实的。

第三，费尔巴哈哲学的“体系”仍然是旧哲学形态的“体系”。在这一点上，费尔巴哈同黑格尔是一样的，也没有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没有摆脱旧哲学范式的“传统的要求”。“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费尔巴哈仍然要构造一个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绝对真理”的体系，他的这种传统的“哲学观”同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是相矛盾的、相背离的。

(三)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真实的具体含义如何理解与评说

从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书名来理解，顾名思义，是要研究、说明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问题的。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性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为德国古典哲学划上了句号。现在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说明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什么样的哲学思想“终结”了?这种“终结”的真实的、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在前面分析了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矛盾”，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全部唯心史观的“终结”。德国古典哲学以及以前的全部哲学，在历史观上都是贯彻唯心主义路线的。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者曾经真诚地努力把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但由于其直观性、形而上学性，因此与其初衷相反，反而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使它变成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无疑包含唯物主义的因素，是向唯物史观的前进，这种“唯心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总之，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这种“内在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实际进程使社会关系的本质、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因日益显露的事实，都向人们昭示：传统的唯心史观应该“终结”了，唯物主义地辩证地解释历史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其次，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旧唯物主义的“终结”。前面所归纳的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矛盾”，也是全部旧唯物主义的“内在矛盾”。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历史运动的现实进展，以及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体系的出现，都向人们昭示：旧唯物主义应该“终结”了，唯物主义的形态转变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

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从旧唯物主义转向新唯物主义，乃是历史的必然。

再次，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又是旧哲学形态、旧哲学观的“终结”。从《费尔巴哈论》的论述可以看出，恩格斯所讲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有这样一层含义：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全部以往的旧哲学“终结”了，人类哲学思维的形态、范式、方法必须进行时代的转换。恩格斯是从人类哲学思维与时展的关系这个总体性的高度来提出、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唯物主义这一个派别的变革与发展。这种广阔的视野，这种恢宏的气度，又一次体现了及其哲学的开放的性质和特征。

《德意志意识形态》比较早地表达了这种见解：“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将会失去生存环境的“独立的哲学”，当然是指在实证科学尚未真正形成的时代的那种充满关于“意识的空话”和被自封为“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的旧哲学形态。其后，恩格斯又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进一步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见解。恩格斯在概括了“现代唯物主义”在两个方面的新见解(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承认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之后，进一步指出：“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这里，恩格斯已经明确地指出了旧哲学形态(“以往的全部哲学”，“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形态)解体、终结的必然性。

《费尔巴哈论》继续提出和说明这种见解。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把建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绝对真理”体系作为自己哲学的任务的努力时，明确提出：一旦我们认识到，“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恩格斯在写完全书之后，又写下了一段类似总结性的话：马克思发现的“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些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通过以上引证，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时也意味者“以往的全部哲学”、“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的“终结”。包括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派别在内的“以往的全部哲学”，其共同的特征是：以说明全部存在和全部思维为己任，以构建无所不包的、知识总汇式的、百科全书式的、最终完成的所谓“绝对真理”体系为目标；以主观臆想、牵强附会的虚构、幻想的联系去填补实证知识的不足，往往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强制性的结构。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要求哲学形态和哲学观念的革命。哲学需要走向新形态，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需要新定位，但哲学家们(包括伟大的黑格尔和杰出的费尔巴哈)仍固守旧的哲学形态的思维定势，走不出旧哲学形态的“迷宫”，表现出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顽强的惰性。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矛盾”，必须在旧哲学的“终结”和新哲学的形成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总之，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上述三方面的含义，又可归纳为两个基本的层次：第一，从“哲学特殊”的层面看，是历史观领域的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唯物主义这一派别的旧形式的“终结”；第二，从“哲学一般”的层面看，则是全部人类哲学的旧形态、旧思维范式的“终结”。这两个层面融为一体，可以理解为旧的哲学观和哲学思维范式的“终结”。旧哲学的终结与新哲学的形成，乃是同一的过程。这是人类哲学观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应运而产生的新哲学观，人类哲学思维范式革命的主要标志。

三、从新哲学观看所实现的伟大哲学变革

通过以上对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内涵和功能的分析，对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矛盾”以及哲学变革的历史趋势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就所实现的伟大哲学变革的内容及实质这一问题作出一些新的理解和评说。

1、实现了唯物主义哲学自身的形态转变。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性的缺陷，一是直观性、形而上学性，即不了解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不了解自然、历史和思维的辩证法，因而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二是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不是从“现实的人”即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而是从“抽象的人”出发，从感觉、思想、动机出发，因而又是“半截”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和历史观的唯心主义)。这种唯物主义的最后的典型的代表是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辩证法放置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又从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的统一上说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因而彻底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的缺陷。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诉诸社会实践的观点，揭示人类社会辩证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观察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论，创立了唯物史观即“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而创立了覆盖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完整形态的“由一整块钢铸成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是辩证地、实践地、历史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现代唯物主义”。

2、实现了人类哲学思维总体范式的转变。关于人类哲学思维的总体范式的转变，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唯心主义和“改造”旧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所一直关注的问题。他们一直从哲学的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上分析和清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遗产。特别是恩格斯晚年所著的《费尔巴哈论》，不仅具体地剖析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这两个“特殊的”哲学体系的实质、特点及“内在矛盾”，而且从“特殊”上升到一般，进而思考人类哲学的总体范式，提出了“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理论。哲学基本问题，乃是思考哲学总体范式及其变革的“纲”。

以往一切哲学所共有的传统的思维范式，就是把哲学视为人类的“知识总汇”，视为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百科全书”，哲学的任务就是构建包罗万象的又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绝对真理”的体系。就是说，有限的哲学家个人要完成人类世代永续的无限过程中才能完成的对外部世界的总体的绝对认识的任务，而这实际上是每一个哲学家甚至每一代哲学家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旧的哲学的思维范式支配着哲学家

个人去孜孜不倦地企图完成这个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而不得不借助于空想、幻想，这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留下了活动和生长的思维空间与文化氛围。这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幼年阶段”和“混沌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人类实践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和科技的巨大进步，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的陆续形成，推动着人类哲学思维范式的革命，要求“终结”旧的、过时的、阻碍科学发展的传统哲学形态。过去的哲学家们并没有自觉地顺应哲学变革的这种历史趋势，例如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思维范式，因而陷入了他们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并解决了这一任务，明确地宣示旧哲学形态、旧哲学思维范式的“终结”，并且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以揭示哲学变革的方向。如前所述，新的哲学形态、新的哲学思维范式，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诉诸实践，在总结、概括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问题。他们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就是这种新的思维范式的哲学形态。只有确立这种新的哲学思维范式，唯物主义才能有充分的生长、发展空间，而唯心主义的生长、发展空间就会大大收窄，人类的哲学思维能力和水平才能够大大提高，才能迎来哲学发展的新时代。为我们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道路，使哲学发展跨入了新时代。

3、实现了一般与特殊“一体化”的哲学变革。所实现的这两个方面的哲学变革，实质上是“一体化”的哲学观与“一体化”的总体性的哲学思维范式的变革。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时代的新哲学观，并以这种新哲学观审视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历史，指出了哲学变革和发展的路径与方向。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是全面地、科学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新哲学，是以新唯物主义的形态所体现和贯彻的新哲学观。这种新哲学观与新唯物主义，是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哲学变革的标志性成果，二者构成了“一体化”的哲学形态。

四、从恩格斯的新哲学观的视野思考现代哲学发展的路径

恩格斯所提出的新哲学观，对于人类哲学的变革与发展具有总体性的时代价值，对于坚持和发展哲学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重读《费尔巴哈论》，重温恩格斯的新哲学观，用这种新哲学观思考现代哲学的发展问题，可以获得以下的思想启示。

1、要善于从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上思考哲学的任务和功能问题。如上所述，所实现的两个方面的哲学变革，实质上是“一体化”的哲学变革，是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总体性的哲学变革。对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哲学派别的关系及它们各自的演进，要善于结合人类哲学思维总体范式的变革趋势去进行统一的观察与思考。从这种总体性的角度思考哲学发展史和现代哲学，会真正拓宽我们的视野，而不至于仅仅停留在或局限于“分派别、划成分”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思维定势和研究框架之中。从这种总体性角度思考哲学的任务和功能，有助于在人类哲学发展问题上凝聚更多的共识。“哲学是什么、哲学应当做什么”，这个总体性的问题是向一切哲学流派提出来的。《费尔巴哈论》实际上已经清楚地提出和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生活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一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在哲学思维总体范式上不应该重犯旧哲学的老毛病，不应当只知固守“两极对立”的线性思维的传统批判方式。

2、牢牢把握哲学基本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哲学同科学的关系。从不同领域认识自然、社会、思维的具体规律，是关于“存在”或关于“思维”的具体科学的任务，而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是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应当吸纳、总结实证科学的成果，但不是要搞一个新的“知识总汇”，更不能越俎代庖。哲学的任务和功能，是在用唯物辩证法概括实证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从总体性上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解决提供一般的世界观、方法论，提供“元世界观”、“元方法论”。遵循恩格斯的新哲学观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与科学既能做到职能分司，又能做到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真正形成哲学与科学的“联盟”。我们既要走出旧哲学的“混沌状态”，又不能造成哲学与科学的分离或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