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扶贫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教育扶贫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扶贫；对象；思想政治；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对促进农村扶贫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有着指导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但是，目前农村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就对农村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展开分析。
一、农村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重视物质层面的扶贫，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理论性的事物十分注重，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不足。（3）教育形式过于单一，教育方法缺乏创新。（4）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整体水平还有待提升。这些因素较大的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存在问题
在进行农村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主体是扶贫对象，其也是教育的接受者，扶贫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扶贫对象这个主体还存在问题，比如，文化程度较低导致扶贫对象难以理解相关的致死。有的扶贫对象对物质生活十分注重，但在思想政治意识方面比较薄弱。
二、农村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问题的原因
1.不完善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新农村的建设不断推进，然而在农村扶贫工作中面临着新的问题，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相关的机制还无法跟上实际发展。具体表现在这几个方面：（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方案缺乏针对性；（2）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的整体水平存在滞后现象；（3）农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没有形成常态，相P的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
2.对扶贫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1）由于受到相关投入不足的因素，导致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存在影响。对于广大农民群众来说，由于相关投入的不足，极易导致有的群体享受不到相关的教育，这就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之前，应当大力投入经费，以此促进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存在不足，因此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以此使其综合素质得到提升。如果不重视教育队伍的建设，那么农村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面临更多问题。
（3）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十分单一，这直接影响了各项工作开展的效率。而采用现代化的教育方法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实施有着良好作用，其打破了传统的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实现了教育形式的创新，为促进农村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基础。
3.农村扶贫对象自身因素
当前有的扶贫对象由于自身素质不高，且自身主体意识不强，使其主体作用无法发挥出来。因此，农村扶贫对象因素也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原因之一。另外，由于经济基础较差导致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受到影响。
三、解决农村扶贫对象政治教育工作问题的对策
1.不断加大扶贫力度，提高扶贫对象的物质生活水平
物质经济问题是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问题。因此，首先应大力投入资金，并拓宽扶贫渠道，建立健全有关的扶贫对策，制定出科学有效的脱贫致富的途径，从本质上解决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问题。
2.健全农村扶贫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机制，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首先，针对农村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定科学有效的方案，为促进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其次，应加大财力、人力、物力的投入，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另外，还应创新教育形式，打破以往传统的教育方式，从各个方面拓宽教育渠道。
四、结语
总而言之，农村居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农村的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其对推动农村脱贫致富奠定基础。然而，当前农村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存在不足，因此，需要针对问题进行分析，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从各个方面加强农民知识水平，提升扶贫对象的综合素质，以此更好的促进农村发展。
参考文献：
[1]高艳. 浅析农村扶贫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J]. 新西部（理论版），2016，09：19+26.
[2]邱柏生. 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转型[J]. 理论探讨，2009，03：115-119.
第2篇：教育扶贫论文范文
[关键词]职业教育 扶贫开发 功能定位
[作者简介]侯长林（1962- ），男，苗族，贵州铜仁人，贵州师范大学，铜仁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贵州 贵阳 554000）游明伦（1969- ），男，仡佬族，贵州石阡人，铜仁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工作部部长，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贵州 铜仁 55430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资金项目“教育扶贫――职业教育与扶贫开发研究”（项目批准号：黔省专合字[2012]204号）和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贵州实施‘三化同步’战略人力资源需求与职业教育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2ZD00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6-0026-02
一、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及多元化扶贫功能
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是以侧重提升受教育者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以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为己任，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典型特征。
1.面向社会大众，社会服务面最广。《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指出，“职业教育为初、高中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显然，职业教育是以关注普通基层群众和社会弱势群体为重点的“大众教育”，既面向初、高中毕业生，又面向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可为不同层次的人群提供有差别的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服务，具有最广的社会服务面。基于此，发展职业教育就是服务社会大众，职业教育扶贫的社会功能更加凸显。
2.以技术知识为重，教育生产性特征凸显。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坚持以技术知识为重，是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与产业结合最为紧密的专业技术教育。它在办学方针上，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实行产学研结合；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以对接产业为切入点，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依据；在办学体制机制上，实行“政府主导、行业支持、企业参与”的合作办学体制机制；在办学模式上，推进产教结合，实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在人才培养特征上，体现“五个对接”，即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可见，职业教育的生产性特征及其校企合作培养模式，使得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成为“相生相伴、互利共赢”的双向互动关系。基于此，发展职业教育就是发展地方经济，职业教育扶贫的经济功能更加明显。
3.凸显“能力本位”，更加注重发展公平。随着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技术知识已从过去的依附于科学的“附属知识”地位中独立出来，成为与科学知识并列的一种知识形态。相应的，以技术知识为核心载体的职业教育，从传统的以学科知识为载体的普通教育中独立分化出来，成为与普通教育并列的一种教育类型。由于技术知识是关于如何行动以达到预期目标的知识，侧重于“How”（怎样做），应用性、实践性、复杂性、综合性、个体依附性特征突出，包含更多的操作经验、操作技巧和实际操作环境的要求，难以去情境化，需要学习者在真实的学习情境中体验和感悟，因此，以技术知识为载体的职业教育强调知识的实践与创新，是与岗位工作紧密相结合的教育类型，注重提高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基于此，职业教育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能力本位”教育，开展职业教育扶贫更加有利于促进贫困者的自身发展。
综上所述，相对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对消除贫困具有特殊的多元化功能，即消除绝对贫困（即绝对贫困者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就业能力和谋生本领，进而增加收入以摆脱绝对贫困）、缩小相对贫困（即相对贫困者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拓展发展空间，进而增加收入以缩小与社会其他人群之间的发展差距）、消解能力贫困（即贫困者通过接受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增强综合职业能力，特别是实践动手能力，改善个人能力结构，弥补个人能力缺陷，进而消解因个人能力缺失所产生的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消除文化贫困（即贫困者通过接受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个人职业素养，增强个人文化自信，进而转变文化观念，提升文化认知水平，以消除因文化认知落后所导致的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其中，消除绝对贫困和缩小相对贫困是从贫困产生的结果视角认识职业教育的扶贫功能；消解能力贫困和消除文化贫困是从贫困产生的原因视角认识职业教育扶贫的功能。总体来说，就是针对贫困者的受教育状况，采取个性化的分类分层教育方式，直接提升贫困者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使贫困者通过自身努力摆脱个体及家庭贫困。对此，职业教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的《修订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书》中，将技术和职业教育视为“有助于减轻贫困的一种方法”。
二、职业教育的扶贫功能定位研究
1.扶“智力”――消除绝对贫困：职业教育最基本的扶贫功能。绝对贫困是一种生存性贫困，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维持生存的最低物质条件得不到保障，生命的延续受到威胁所产生的物质贫困状态。这种贫困与人的生理特征密切相关，泛指温饱没解决，简单再生产不能或难以维持，主要是因贫困者所处的恶劣环境，如自然环境差、交通信息闭塞、技术文化落后、政策制度缺失、重大疾病困扰、身体素质羸弱、社会保障不足等，导致丧失个人发展机会或者个人发展空间受阻所产生的基于物质匮乏形成的生活贫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会危及社会的稳定。对于义务教育之后难以升入高一阶段学习的失学失业者，以及残疾人、下岗职工、低收入的个体劳动者等特殊困难群体，接受基于工作知识的职业教育及其培训，虽然不能解决贫困者因环境、疾病等原因所导致的贫困，但可以帮助贫困者提高职业能力，包括生活能力、就业能力、工作能力、职业转换及其创业能力，使贫困者转变发展思路，增加个人就业发展机会，提升个人发展能力，拓展个人发展空间，提高个人收入水平，进而从根本上摆脱绝对贫困，打破贫困和排斥的恶性循环，减少贫困的自然增长和经济增长。据“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体系的研究”课题组的调查，义务教育之后接受过职业教育和高中教育人员的，比没有接受过的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多11个百分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面向广泛的普通社会群体为重点的职业教育，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的功能作用，虽然与以培养社会精英为重点的普通高等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扶“智力”，但其覆盖面要广得多，可以说，它是一种普适性的教育扶贫开发策略。基于此，使扶“智力”成为职业教育扶贫开发功能的基点，是其他教育扶贫所不可替代的。
2.扶“发展”――缩小相对贫困：职业教育最重要的扶贫功能。相对贫困是一种发展性贫困，它是基于收入、财富、健康、机会、知识、能力、权力、幸福感等生活元素方面的比较差异而产生的“生活感受落差”。具体而言，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因收入贫困线不断提高、身体健康水平提升、社会生活质量改善、个人发展机会提升等原因而产生的生活心理贫困状态；另一方面则指在同一时期，因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及各阶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别，处于生活底层人群组的生活质量状况。这种贫困不同于绝对贫困，它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贫困”，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满足缺失，与人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它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永远存在、不能彻底消除的“生活心理贫困”，具有显著的长期性特征，会影响社会的和谐。这种贫困的存在，与贫困者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分配制度、行业发展程度、个人发展机遇，以及个体所从事的职业岗位类型及其技术水平差异密切相关，是基于特定的人群对象比较所产生的动态性贫困状态。基于此，要减少相对贫困，关键在于给相对贫困者提供公平的个人发展环境及个人发展机遇，增强个人发展的满足感。面向人人的职业教育，可以实现为广大有志青年提供在家门口就近上大学的机会，为社会弱势困难群体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服务，进而使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重点人群能够通过就近接受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和专业技术服务而提升自己的发展能力，拓展发展空间，既增强个人发展的成就感又可降低同等情况下与他人发展之间的比较差距，进而通过扶“发展”大力缩小相对贫困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此，使扶“发展”成为职业教育扶贫的重点，是职业教育扶贫最重要的任务。
3.扶“权利”――消解能力贫困：职业教育最直接的扶贫功能。能力贫困是一种结构性的能力缺失。依据波士顿大学乌德亚・瓦格尔博士的贫困理论研究，能力贫困层次基于收入贫困（或消费贫困）层次和社会排斥层次之间，与早期的贫困研究不同，它把个人能力和社会公平纳入其中。具体而言，就是指因个人的能力缺失所产生的贫困状态，它是形成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重要原因。具体包括三种状况：一是基本生存能力贫困，如因智障、弱智、身体残疾等智力和体力缺陷所导致的个体自主生活能力缺失从而产生生存困难；二是自主发展能力贫困，如因就业竞争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社会交往能力、职业转换能力等结构性能力缺失导致的个人发展障碍；三是个人权利能力贫困，即个人发展的基本权利和机会被剥夺而形成的个人发展瓶颈，如因缺乏受教育机会所产生的知识贫困、信息贫困等。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认为的，能力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capability），是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健康、教育和收入的差异性就是个人能力发展不平等的具体体现。为此，反贫困战略实施的重点在于保障个人发展的权利，特别是受教育的权利，提升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即扶“权利”。不难看出，能力贫困的显著特征是知识匮乏、技能丧失、权利剥夺。而以能力为本位的面向人人的职业教育（包括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恰好在这三个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即通过为残疾人提供特殊职业教育，开展个性化的职业培训，帮助残疾人提高基本生存能力；通过为有志青年和成人发展提供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别是以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为依托的专业技术教育及培训服务，提升“综合职业能力”，帮助他们解决发展中的结构性能力缺失问题，增强其自主发展能力；通过“降低门槛”，实现大众接受职业教育机会均等化，让义务教育之后的失业失学儿童、没有机会进入普通高等学校学习的青年学生以及需要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广大农民、工人和个体工商业者，都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帮助他们扫除知识性贫困，突破自我发展瓶颈。毋庸置疑，能力贫困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产生的直接根源，是职业教育扶贫开发的关键。
4.扶“精神”――消除文化贫困：职业教育扶贫的核心功能。文化贫困是一种精神性贫困，它是基于特定的贫困文化现象所形成的低水平、低层次的文化认知状态，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文化认知观念落后，即贫困者因受到贫困文化的羁绊和束缚而形成的听天由命、重农轻商、奢侈浪费、懒散怠惰等落后的人生价值观念；二是文化知识占有量贫乏，即贫困者因受教育权的缺失所导致的知识占有量奇缺，也就是所谓的知识贫困；三是文化品位粗俗化，即贫困者因文化知识、审美价值的缺失或思想道德素质的堕落所形成的缺乏艺术涵养的低级文化品位；四是文化学术层次低，即贫困者因文化认知水平低、文化学术研究能力匮乏所形成的缺乏文化内涵的初级文化学术形态；五是文化生活态度消极，即贫困者因文化环境设施不足、生活方式贫困等因素所产生的空虚、颓废、悲观、埋怨等不良的文化生活情绪。显然，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密切相关，文化贫困是贫困文化的重要基本特征。消除文化贫困，关键在于加强教育扶贫，传播先进文化，改造贫困文化，提升文化素质，消除文化认知偏见，即扶“精神”。对此，职业教育具有特殊的功效，即通过保障贫困者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权利，让更多的贫困者接受先进的职业文化教育，包括知识创新文化、技术创新文化、职业道德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产品质量文化、科学管理文化等，增加文化知识占有量，提升文化认知能力及学术水平，转变文化价值观念，增强文化自觉意识，消除庸俗低级文化的不良影响，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进而转变发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不难看出，文化贫困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产生的思想根源，是职业教育扶贫开发的核心功能。
[参考文献]
[1]（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蔡荣鑫.国外贫困理论发展述评[J].经济学家，2000（2）.
[3]胡鞍钢，常志霄.收入贫困、人类贫困与知识贫困：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综合反贫困战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郝克明.终身教育国际论坛报告集萃[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许飞琼.中国贫困问题研究[J].经济评论，2000（1）.
[6]谢君君.教育扶贫研究述评[J].复旦教育论坛，2012（10）.
[7]许良.技术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第3篇：教育扶贫论文范文
一、成人教育是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
根据研究贫困地区的现实和总结经验，文化水平偏低是造成地区民众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一些地方开办了“农村淘宝”项目，将本地山果作为商品进行线上销售，但是由于地方果农文化水平較低，不熟悉互联网和现代信息技术，不了解淘宝规则，在电商运作、客户沟通、产品调价、商品管理等方面容易出现失误、错误，既影响了商品的展现，又影响了顾客的采购体验，这正体现了文化水平不高对扶贫工作带来的不良影响。开展成人教育，是为了有效提升农民的文化水平，以保证农民在对接政府精准扶贫项目过程中进行有效配合，发挥扶贫项目的优势。
二、成人教育要以服务精准扶贫为目标
多年来，我国成人教育体系发展日渐成熟，成人教育涉及的科目内容、专业领域也越来越多。考虑到农村地区精准扶贫的现实需要，以及农民本身的生产生活需要，在规划成人教育内容时必须做到精准对接扶贫项目。
如在开发农村淘宝项目时，应当侧重对农民电商技能的培训和网络营销的培训。而对于一些侧重实体经济扶贫的地区，在开发“生态养殖”项目时，应当侧重养殖技术培养、国家养殖政策或生态环保政策培训，以及对牛、羊、鸭等养殖品种的防病治病和安全检疫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对市场形势、国家政策的把控和响应能力，确保养殖的规范化、专业化、生态化和产业化。
第一，实现成人教育和精准扶贫的组织协同。根据各地区开展精准扶贫的实际经验来看，精准扶贫项目和农民的成人教育活动不能孤立存在，要在精准扶贫项目正式落地实施之前，有针对性地组织和开展成人教育，加深农民对扶贫项目、国家政策等的理解，提高农民参与精准扶贫的热情和积极性。
第二，注意精准扶贫活动和成人教育活动的相辅相成。如在开展特色养殖产业，涉及养殖场地选建规划、养殖品种的生活习性和抗病防病、养殖品种的宰杀处理、养殖品种，以及物产的线上线下销售等方面时，要合理安排扶贫项目的进度，把握“理论联系实践”和“学有所成、学以致用”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成人教育活动，实现成人教育课程编排、内容编排与精准扶贫活动的有效对接。
三、成人教育要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开展
除了迎合精准扶贫的实际需要之外，我们还应注意将成人教育和地区实际有效结合起来。
第一，成人教育要符合农民的时间安排。如农村日常生产生活占用时间较多，导致农民自由支配的时间有限，这就要求成人教育的课程安排、课时设计要合理、灵活，避免农民因故缺席，影响成人教育的秩序和安排。
第二，成人教育要符合农村的风俗习惯。如一些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迥异，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多加注意，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体现出对农民的尊重，避免引起农民的误会和反感。
第三，成人教育要符合农民的文化水平。成人教育涉及的内容往往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深度，如果品的栽种培育或者养殖品种的病情防疫等。鉴于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接受知识存在一定困难，所以在成人教育活动中，无论是语言组织还是教材选用，都应该注意深入浅出，浅显易懂。
第四，成人教育要符合农民的经济状况。有些地区财政紧张，无法支撑专业机构提供系统性成人教育的全部经费开支，农民需要自行负担一部分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需要做好定价安排，或者实行灵活的付费策略，降低农民付费听课的学习负担。对需要收费的项目，要与农民多沟通，避免农民因付费而打消参与成人教育的积极性，保证成人教育如期开展。
第4篇：教育扶贫论文范文
关键词：职教扶贫；阶层合作；制度支撑
作者简介：雷明贵（1975-），女，湖南常德人，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1-0036-05
我国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由过度依赖外需拉动向更多依赖内需转化，这是一种时空压缩型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是支撑这一过程的重要因素：社会底层向上流动，从而优化社会结构，建立起与政治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相适应的社会阶层结构，这是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精准扶贫”是达成全面小康的重要战略，帮助贫困家庭子女提升人力资本，实现阶层流动的职教扶贫，是近年来职业教育在扶贫领域的有效探索。职业教育如何在服务于扶贫攻坚的同时，获得自身的长足发展，并真正发挥其促进社会流动优化社会分层的功能？本文以湖南省已成功实施3年多以来的教育扶贫项目“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以下简称“一家一”）为案例，来分析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复杂关系，探讨职教扶贫在促进社会流动、优化阶层结构方面的路径与方式。
一、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综述
“教育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社会学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拥墓叵翟谥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长久以来，“科举”制度既衡量着人们在教育阶梯中的等级地位，又与财产、权力等级发生叠加累积效应，共同影响我国古代社会阶级地位的划分。“士农工商”依次派位的文化传统与现有政策叠加，强化了职业教育这一以培养技术工人为主的教育类别倍受冷落的倾向，在经历了建国前发展的“三次高潮”之后[1]，目前职业教育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关于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关系，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的取向：其一，认为职业教育能提升受教育者人力资源状况，能够促进社会流动优化社会分层。谢治平、周德义肯定职业教育对于弥补高等教育不公平，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化的同时，特别指明了其在加速最低阶层向中层甚至高层流动的功能[2]。吕景城则认为职业教育是大众化与平民化的教育，既能够为不适合学术性学习的个体提供发展机会，又能适当保障底层群体受教育的基本权利[3]。
其二，认为职业教育是“弱势教育”，无力改善社会阶层结构[4]。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毕业后由于就业岗位薪水低、缺乏“专属性”职业地位、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与空间狭窄等原因，导致他们仍然处于社会分层的底部，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并未得到提升。有学者认为，在教育类别的筛选过程中，职业教育充当着“社会资源不平等分配合法化的工具”[5]。钟云华等的实证研究发现，特定的社会阶层某种程度上与特定的教育分层相对应。由于社会中上阶层掌握较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有能力为子女获取优势教育资源，而来自社会下层、底层家庭的子女则只能入读高职院校[6]。职业教育由于收费高而回报低，意味着穷人花高价钱去接受低质量的教育，从而形成逆向剥夺。出现的奇怪现象是：整个社会的教育选择空间看似在逐步扩大，但社会弱势阶层的选择余地却渐趋缩小，由以往对生计取向或地位取向教育选择的考量，退化到对求学还是辍学的抉择之中[7]。
作为调和上述两种观点的第三种观点认为，职业教育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但职业教育成为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流动的机制，尚需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那么，这种条件和机制是什么？在何种情形下发挥作用？本文试图以“一家一”项目在湖南的实践为例，来探讨职业教育服务精准扶贫，促进社会流动优化社会分层的可能路径。
二、案例介绍：湖南职教扶贫项目缘起与发展
湖南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总量大的八个省份之一，要达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存在起点低压力大的困难，亟须探索适合湖南特色的扶贫路径。自2012年起，湖南统战系统将教育扶贫作为服务“大湘西”板块为主体发展的重要途径。由湖南省委统战部、省教育厅、省扶贫办负责牵头，湖南中华职教社具体组织，各派、无党派人士、非公企业、职业院校等共同参与，共同启动了“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
项目最初的主要目标是计划在5年内筹措资金4000万元，资助10000个贫困家庭的子女入学就业。项目采取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公益资助：在大湘西地区选择10000个贫困家庭，每户资助1名学生就学就业，从而持续性地帮助贫困家庭摆脱贫困状态。在就学模式上，按照企业委托培养方式，资助学生完成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帮助其获得符合企业发展总体需要的一技之长。
从项目资助的提供方来看，以非公企业和有能力提供帮扶的统战人士和党外人士为主；而受助方则是大湘西地区贫困家庭的适龄子女。在精准扶贫中体现的是社会中间阶层与社会底层群体的互动：一方面，贫困家庭子女获得了接受职业教育、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及到合作企业就业的机会，实现了由“农”到“工”的转变。由于职业教育的学费由资助方提供，有效避免了贫困家庭无力出资的难题。不仅如此，企业还为培训对象提供就业机会，部分影响了贫困人口对子女教育的选择，改变了过去“不上学一辈子穷，一上学马上就穷”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更具针对性的职业教育为企业发展储备了更多优秀人才，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非公企业的竞争力。总体来看，项目有效聚合了底层群体和中间阶层的合力，赢得了很大的社会参与面。
由于项目实施对接了湖南省“大湘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极具精准有效性，湖南省扶贫办自2014年起介入此项目，并安排扶贫专项用于支持项目发展。目前，项目的覆盖范围已经从湖南武陵山区拓展到罗霄山区，由37个县增加到51个县，资助对象从国内延伸到海外，创办了“香港致公班”、“新加坡致公班”等。截止2015年底的3年时间内，共有13000余名贫困家庭的子女获得项目资助，参与该项目的非公企业、社会团体及公益伙伴达到70多家。2015年，项目首批受助学生600人走上了工作岗位。
三、优化职教政策的阶层视角，明确职教扶贫的定位
“职教扶贫”的提法有一个基本的预设：职业教育是参与扶贫促进脱贫的手段。这意味着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并不会因为参与国家精准扶贫的大战略就得以保证，恰恰相反，要审视职业教育相关政策，在职业教育扶贫出成效的同时，也要逐步探索职教规律，促进职业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真正实现其在促进社会流动优化社会分层方面的功能。
（一）职业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优化社会分层的重要途径
教育是现代社会中个体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和促进国家转型的重要支撑。教育影响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8]。虽然代际传承等“先赋性”因素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但“获致性因素”仍是影响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在诸多“获致性因素”当中，受教育程度与方式仍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教育也是国家转型的重要支撑，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工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来说，要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其关键之一就是提高教育（包括职业教育）成果的市场适应性，使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有效投入，另一方面要优化对各个教育门类的定位。“学历主义”伴随着文凭排斥封闭功能的强化，客观上使职业技术教育学历相对贬值，进而影响职业技术教育生源和教育教学质量，并逐渐在此三者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据此，要弱化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国家要调整职业人才发展战略、引导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技能人才的观念，消除阻滞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不平等机制”[9]。
（二）职业教育政策应以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为导向
职业教育的发展轨迹，与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相呼应。自新中国建立60多年以来，职业教育经历了几个发展高潮：建国初期，为服务经济建设这一头等大事，主导教育方针“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甚至被写入《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1951年政务院颁布新学制明确设立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这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大发展期。1977至1997年间，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职业教育迈入了恢复和发展期。新世纪以来，与我国工业化转型升级的需要及“创新”发展的基本要求相适应，职业教育领域又有一系列政策出台，与行业、地方结合自身特色进行的探索一起，形成了职教发展的良好势头。
职教领域社会政策的整体联动，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结构的优化，还将有助于社会结构的良性发展。目前职业教育体系“在宏观方面存在着政府、企业、学校及个人权利与义务分配之间的不合理性因素，微观方面存在着职业教育的发展缺少规范化和科学性”等问题[10]。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要使职业教育成为促进社会流动、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渠道，也成为提升受教育者（包括贫困人口）人力资源状况，促进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还需要社会政策的合力推进。而只有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分层和流动，职业教育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三）明确职业教育的实践取向，服务其他社会政策改革
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是教育本身的事，还需要与产业、行业、企业的发展合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职教扶贫需要将职教政策和扶贫政策的优势叠加。职教扶贫既把职业教育作为提升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源，实现家庭脱贫的方式，职教行业及职业院校也要抓住这一契机，调整发展思路，将参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作为职业教育回归其本源推进职教改革的重要机遇。在本文的“一家一”案例中，通过由企业、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捐资助学，一方面扫除了贫困家庭在对孩子职业教育选择上的经济障碍，另一方面通过资助方的社会网络，帮助学生找到满意的工作，解决了后顾之忧，实现了职业教育服务精准扶贫的机制创新。
四、加强职教制度改革，为精准扶贫提供制度支撑
如前所述，职教扶贫是职业教育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服务精准扶贫的有效探索，是职教政策与扶贫政策的良性互动。一段时间以来，职业教育的问题逐步显性化：一方面是职业院校生源不足、质量下降，另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合适的技能人才。要想回应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职业教育自身做起，将精准扶贫作为重要的政策机遇，深化职教领域的改革，为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职教扶贫要真正能够达到实效，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调整，以发挥其增进人力资本、促进阶层流动的基本功能。
（一）调整办学模式，促进行业企业合作
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长期以来是“学校模式”，即国家出资办学，这种模式下，职业院校与企业和行业无法形成很好的合作互动关系。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职高[2006]16号）中提出要加强校企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但实践中尽管有部分职业院校与行业、部门联合办学，但此种办学模式所占比例很小，无法形成规模，对我国经济发展和职业教育发展的贡献并不明显。在“一家一”项目实施过程中，普遍采用了企业与职业院校联合办学的方式，如由万婴幼教机构与湖南省宁乡师范学校合作创办“致公万婴班”，为万婴机构培养的首批100名幼儿教师目前已经走上工作岗位。
（二）调整教学模式，推动职教模式创新
对校企合作进行深度探索，将企业管理与教学管理紧密结合。职业教育办学目的和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不够准确是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很多院校注重理论学习而轻能力培养，在职业院校推行的实习制度也容易流于形式，职业院校将“岗位实用型人才”而非“复合应用型人才”作为现代社会人才的需求标准进行培养。在培养目标上与社会的需求发生错位，导致培养对象达不到社会需求。在“一家一”项目中，调整教学模式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增强专业设置的针对性。以市场需求、企业需求为专业设置的标准。“一家一”项目的专业设置均着眼于切合市场需求和企业发展需求，如张家界旅游职业学院开办了“旅游管理”专业，不仅契合了国家旅游服务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还能为大湘西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培养人才。在宁乡师范学校开办的“幼儿教育”专业，则着眼于填补幼教行业发展与现有政策的巨大需求空g。二是加强教学内容的实操性。通过采用“预备员工”制，学生具有身份双元（既是学校学生又是企业的预备员工）的特点，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学校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行共同招生、共同教学、共同管理、共同评价，定向就业，学校与企业形成了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机制。此外，针对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缺少职业教育特色的问题，在“一家一”项目中，企业派骨干员工担任班级教师或班主任，实现了理论学习和实操训练的有机结合。
通过办学模式和教学模式的改革，真正使接受培训的对象获得符合市场、符合企业需要的一技之长，有效提高了贫困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源水平，帮助其顺利就业，并进入较高层次的职业门类。这个过程不仅在制度上实现了企业与市场的对接、企业发展与人力资源需求的对接，还帮助贫困家庭切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如“一家一”项目的首批班次毕业生去年6月全面成功就业。
五、探索职教扶贫工作机制，完善阶层合作制度体系
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扶贫结合并达到职教扶贫的目的，就应当既遵循职业教育办学的内在规律，又要考虑到贫困治理的实际需要。由于贫困既是物质和资源欠缺的后果，也是精神和心灵贫困的必然结果，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之间还会形成恶性循环，因而贫困治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切断这种恶性循环的内在机制。职教扶贫在具体运作中（如“一家一”项目）旨在将阻止贫困代际传递作为重要考量因素，不仅注重从物质上帮助贫困学生，使其不会因贫困而失去获得职业教育的机会，而且还注重在精神和心灵方面为贫困学生赋能，帮助其增强自信，顺利地融入团队和社会。项目以“扶人自立”为根本目标，家庭脱贫只是其必然结果之一。如何将此种成功的实践变成职教扶贫中的普遍做法，还应当从政府制度供给和主体的制度化参与方面多做探索，特别注重从工作机制上找到落实之路。
（一）优化职教扶贫组织机制，丰富阶层合作主体来源
扶贫长期作为国家战略，政府作用占据主导地位，在制度供给方面也要注重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新世纪以来，国家在职业教育相关领域密集性地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文件，但在这些政策文件当中，为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职教扶贫预留的空间不多。在国家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的201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见[2013]86号文件），提出要发挥职业教育促进脱贫致富能力的作用，但对政府之外的其他主体参与职教扶贫着墨不多。
职教扶贫的组织过程中，除了发挥职业院校的作用之外，应广开门路，吸引其他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个人等参与。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一方面能为贫困学生提供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接触社会。[2013]86号文件“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协作计划”的相关条文，预设了“阶层合作”的空间。“一家一”项目也通过党派、工商联等组织体系，开展了东西部地区之间在教育资源、生源等方面的合作，开拓了阶层合作的新领域。
（二）优化职教扶贫协同机制，建构阶层合作的工作网络
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密切相关性，要求职教扶贫中不仅要建构起职教系统内部的网络（如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人才通道、教师培养协作体系等），还要求职教系统优化与社会的协作。一方面这种合作为受资助对象提供支持网络，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也能更好地接通地气，实现长远发展。
政府政策要为职教扶贫协同机制预留空间。地方政府特别是省一级政府要将职业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政府议事日程。立足本省，放眼全国技能性人才发展需求，并以此来布局省域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划。要适应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现实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学校布局，给予职业院校相应自，从而为其他主体参与职教扶贫提供制度空间。
注重发挥职教扶贫社会资助者的参与度。如“一家一”项目的社会资助主体大部分是统战成员，这些派无党派人士、非公企业代表人士及社会贤达对国家制度、现有体制都有较多的正面认同。职教扶贫既是党外人士贡献自身服务社会的方式，也是其了解社会接受教育的过程。如“民进・汪涵班”、“致公・万婴班”、“民建・益丰班”等，以企业和资助者姓名命名班级，不仅是对企业发展和个人成就的褒扬，对社会也能起一种正面示范效应，还是加强阶层认同，促进阶层合作的有效方式。
在职教扶贫操作中注重发挥资助对象的自主性，优化职教扶贫效果。注重发挥贫困家庭及资助对象对职教专业、学校等的选择权，特别是与学生的学业特长、对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使贫困学生认识到接受资助并非“接受施舍”，而是“因为优秀而值得被资助”。除此之外，扩大社会主体参与学生的求学过程，如“一家一”项目的校企合作班吸引了一大批术有专攻、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党外人士担任“爱心大使”，增加了阶层互动的机会，增强了贫困学生对外部社会环境的认知度，帮他们找到自信。
（三）优化职教扶贫评价机制，促进职业教育与社会的沟通
与其他教育门类不同的是，职业教育着重市场取向，企业和社会是职业教育成果的使用者。职业教育的对象只有真正进入工作岗位，才有可能实现脱贫。因此与对基础教育、高等学历教育的评价机制不同，职业教育评价当中应引入社会化机制，以促进职业教育与社会的深度沟通。一方面，要引入用人主体和受教育者参与职业教育评价。在指标设立上，“要多层面、多维度建构指标观测群，兼顾用人单位、学生、学校等利益相关方的需求”[11]。并通过科学赋值、做好分值转化等将职教扶贫的利益相关方纳入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要配合对精准扶贫的评价，优化职教扶贫评价流程控制与监督，使职教扶贫评价本身变成职业教育改革的指向标。在评价目标的建构上，不仅要考察职教扶贫对受助对象人力资源的提升状况，还要考察职教扶贫在阶层合作方面的成效；在评价方案商定中，要吸纳资助方、用人单位及受助对象的参与；确保评价渠道开放、评价信息向社会公开，避免自说自话、自弹自唱的现象发生。
参考文献：
[1]彭干梓，夏金星.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中的三次高潮[J].职教论坛，2009（10）：61-64.
[2]谢治平，周德义.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职业教育[J].教育与职业，2010（3）：5-7.
[3]吕景城.论职业教育在当代社会分层流动中的作用[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5（32）：30-31.
[4]罗明丽，聂伟.社会分层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影响探微[J].职教论坛，2012（25）：4-7.
[5][英]杰勒德・德兰迪.知识社会中的大学[M].黄建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9.
[6]钟云华，沈红.社会分层对高等教育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复旦教育论坛，2009（5）：51-61.
[7]周正.个体选择职业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91-94.
[8]庄西真.社分层和流动与职业教育发展[J].职教通讯，2005（2）：10-12，27.
[9]张力跃.中等职业教育困境：从农民为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的视角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09（34）：66-74.
第5篇：教育扶贫论文范文
一、成立专门机构。成立了以幼儿园董事长为组长，园长、副园长为副组长，其他相关负责人等为组员的精准扶贫政策宣传领导小组，落实了专职信息联络员，从而健全了扶贫宣传网络，拓宽了扶贫信息来源，壮大了扶贫宣传队伍，确保扶贫宣传工作落到实处。
二、具体工作措施
（一）我园及时召开教育精准扶宣传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精准扶贫宣传工作进程和措施。在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全园教职人员认真仔细学习**县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积极排查各班级精准扶贫幼儿名单，明确分工，落实责任，确保无遗漏。
（二）及时张贴了教育精准扶贫信息宣传栏，利用微信群向家长宣传精准扶贫相关知识，并向精准扶贫幼儿家长发放了相关资料（《**县教育精准扶贫政策一览表》），并组织召开了专门会议，使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真正做到让每一个建档立卡扶贫家庭成员都知及时张贴了教育精准扶贫信息宣传栏，利用微信群。
（一）兜底排查、建立建档立卡档案。为了确保教育精准
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落实教育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保障教育精准资金发放到位，我园组织班级老师向家长挨个统计确认建档立卡家庭，做到了统计无遗漏、政策不含糊的排查宣传工作。针对排查出来的38户建档立卡精准扶贫家庭和新增24户建档立卡家庭，我园精准扶贫信息联络员魏莹莹及时建立了资料档案，并将信息及时录入**省教育精准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三、今后工作开展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幼儿园将更加重视扶贫宣传工作，进一步强化对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坚持业务与宣传“两手抓”。着力发挥好宣传工作引领思想、舆论推动、精神激励、文化支撑“四个作用”。
（二）加强沟通，畅通信息来源。我园安排专职人员对上级联系对接，帮助和督促推进宣传工作。及时掌握相关教育精准扶贫相关信息，并向园所及建档立卡家庭宣传。
第6篇：教育扶贫论文范文
一、教育具有扶贫的重要功能
20世纪60年代，国内外学者陆续关注起教育扶贫的功能。美国学者舒尔茨(T．W．Schultz)(1960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上发表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演说，提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1］加强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力资本的形成、经济结构的转换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把扶贫开发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在扶贫开发的内涵上拓展了教育扶贫的功能。林乘东(1997年)提出教育扶贫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反贫困的功能，可以切断贫困的恶性循环链;应该把教育纳入扶贫的资源配置中，实现教育投资的多元化，使公共教育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严万跃(2006年)认为，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都是知识与能力贫困的表征和结果，发挥教育的扶贫功能不仅能增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能力，还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厦门大学杨能良教授(2002年)认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使之接受帮助其脱离贫困的教育，需要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保障体系，弥补贫困人口的收入缺口。20世纪中期以来，各国政府认识到教育贫困是制约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美国的“战胜贫困计划”(1964)、墨西哥的“机会工程”(1997)到我国“十三五”时期的“扶贫攻坚战”，教育扶贫逐渐成为反贫困的重要内容。［2］针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问题的实证研究也开始进行。
二、陕西贫困现状及特点
201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显示，陕西省有43个部级集中连片特困县(市)，主要分布在山区和农村地区。
(一)陕西经济贫困的特点
陕西省扶贫开发办公室调查数据显示:到2014年末，陕西省贫困人口为350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3．0%，陕西境内的秦巴山区贫困带，人均年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有558万。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之一，陕西山区和农村地区的贫困突出表现为:连片特困，山区自然灾害频繁，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落后，贫困程度深。以陕西境内的秦巴山区为代表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地理上分隔着我国南北方气候，山区容易因暴雨引发泥石流造成自然灾害;由于秦巴山区地跨南北方，生态环境独特，自然禀赋较低，不利于高品质的农作物大量产出;由于大山阻隔，造成交通与信息沟通阻隔，较少享有诸如文化、教育等社会公共服务产品，不利于建立长效机制巩固扶贫成果，造成山区脱贫后又返贫的现象。
(二)教育贫困是导致陕西农村地区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陕西贫困地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这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打工致残导致家庭越发贫困，留守儿童和老人现象普遍，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艰难和辛酸。其中，教育贫困是导致陕西农村地区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位于秦巴山区的安康市岚皋县，适龄儿童要上学，需要去十几公里外的镇上，因路途遥远，需要在镇上租房，而房租对贫困家庭来说是一笔无法承担的支出，迫使许多孩子很小就辍学。辍学的未成年人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大多选择去城市打工，放弃受教育机会出外打工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来源，然而由于缺少文化和技能，他们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工作，获取微薄的薪水，仅从眼下来看是能养活自己了，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经济上的匮乏是导致教育贫困的主要原因，而教育贫困则会使经济贫困代际相传，恶性循环，无法从根本上逃离贫困的宿命，教育贫困是产生经济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三、推进陕西精准扶贫的教育供给侧改革策略
推进陕西精准扶贫，亟待着手改革当前的教育供给结构，注重教育供给与需求的无缝对接。
(一)提高贫困地区的有效教育供给
现代经济社会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包括农业在内的任何生产经营性活动都需要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便于掌握相关生产和经营技能。掌握文化技能的劳动力资源，才能获取稳定的经济收入。马克思说:“要改变人的一般本性，使其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需要接受一定的教育或训练。”［3］贫困地区的有效教育供给重点在于提供生计教育和技能教育。目前我国实施的学校教育，难免存在重应试教育、轻技能培养的弱点，总体上不利于实现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教育终极目标。以消除贫困、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的教育产品或服务应包括经营管理技能为主的技能教育、消费方式改造为主的生计教育，实践证明，生活在陕西贫困地区的劳动人民得到了生计和技能的教育，就会自觉地提高谋生意识和技能，主动寻求脱贫机会，而不是一味地等靠要。在进行技能教育同时灌输生活观念改造:一是劳动观念的更新;二是生活方式观念更新;三是消除小富即安的财富观念的更新;四是消除安分守己意识，树立竞争观念。这些观念的更新对陕西贫困人口提高综合素质极其有用。
(二)优化贫困地区教育资源配置
广义上说，与教育相关的事物都可以称为教育资源，包括学校房屋校舍、黑板、多媒体课堂、运动器材设施、师资水平、生源多少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如何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各地区、各学校或各类教育之间进行分配，力图使投入的教育资源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充分有效地被利用。陕西贫困地区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首先需要实现优质教师资源补偿机制。陕西作为教育大省，以优秀教师为代表的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贫困地区和山区的教师数量少，教师质量相对较低。尽管通过征募志愿者支援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只限于小规模实施，对于优化师资资源，只是杯水车薪。因此，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政府最好根据实际需要确定贫困地区教师编制并保障教师薪资福利待遇，规范管理，让当地优秀的教师不为生计所困，甘愿留在贫困地区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指令与自主流动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优秀教师资源在山区与城区、学校与学校之间流动，从政策层面实现师资流动的长效性和持续性，有利于知识优化和信息传递，促进教育资源动态平衡。在引入优秀教师资源的同时，还应尽力优化落后农村地区已有的教师资源。因此，地方政府应拓宽渠道，为贫困地区教师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学历结构，更新知识体系，提高专业素养，增强教学能力。其次，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需实施教育弱势群体补偿机制，保障贫困地区适龄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优化教育供给结构是为了带动并满足教育需求。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政府应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尤其需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平等地获取接受教育公共服务的机会。所以，对经济困难、确实无力支付教育费用的家庭，政府应给予一定数额的教育补助和家庭生活补助金，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没有思想负担和后顾之忧地上学。补助的形式可以借鉴美国的“教育券”方式划拨经费，专款专用，避免中间环节。政府在统筹配置公共教育资源时，鼓励并表彰社会办学捐助，最大范围地募集教学资金。此外，设立流动农民工子女专项教育补助经费，不要让一个孩子因政策补助疏漏而失学。
(三)建设贫困山区寄宿制学校校园文化
贫困山区由于学生居住地分散，通常会选择就读寄宿制学校。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北京歌路营教育公益机构成立课题组，实地走访了西部地区的寄宿制学校，重点对四、五年级的农村寄宿生，他们的任课教师和班主任以及学生家长进行问卷调查，问卷从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校园人际关系和学业发展四个维度调查寄宿制在校生的成长发展，以便探索提高贫困地区学生综合素质的路径。课题组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了《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寄宿生在身体健康方面与城市学生相差无几，然而在心理方面，65．7%的被调查学生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抑郁的很大原因是在校园被欺凌，48．2%的学生明确表示自己在校园被欺负过。此外，有27．5%的学生看到同学被“严重欺负”，校园欺凌现象有损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有碍校园人际关系发展。被欺负的学生睡眠质量差，严重影响其学业发展。贫困山区寄宿制学校存在校园欺凌现象，欠缺有益学生身心的教育文化活动，缺乏针对留守儿童的关爱措施，这无疑是贫困地区教育供给的一块短板。改善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校园欺凌现象的有效措施是建立良好的校园文化，学校广泛开展文化艺术体育教育、道德教育，以此丰富校园生活，改善寄宿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
(四)实施贫困家庭就学子女精准资助
我国的扶贫方式从大水漫灌转为精准滴灌，强调的就是精准，重点是教育资助精准到户，精准到人。通过对符合补助条件的贫困家庭建档立卡的方法，实施贫困家庭就学子女精准资助，建档的贫困家庭除享受国家教育资助外，地方政府再给予分批分次的扶贫助学补助金，逐步分类推行中等技术职业教育减免学杂费政策。此外，鉴于山区贫困家庭有因病致贫返贫、因学返贫的因素，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因支付高昂的学费而使全家陷入经济困顿，对他们应实施在校大学生资助政策，完善教育精准资助，通过发放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实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补助全覆盖。通过教育精准帮扶，进一步做好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的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建立教育供给侧改革长效机制，鼓励和引导学有所成的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就业和服务，使教育扶贫得以传承。
四、结语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本文从供给侧改革视角出发，探索符合陕西实际的教育精准扶贫机制的路径，通过教育精准扶贫，贯彻由传统的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的方针，使我国的扶贫事业呈现出教育专项计划扶贫与惠农政策扶贫、社会各界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的“精准扶贫”新局面。
作者:李晶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婷婷．西部贫困农村地区教育与劳动力非农收入差距［J］．经济问题探索，2016，(8):142－146．
第7篇：教育扶贫论文范文
今年以来，我局紧紧围绕全县脱贫攻坚重点工作，结合教育扶贫专项方案，坚持以“提升思想、宣传政策、精准施策”为培训目标，制定培训计划，创新培训方法，注重培训质量，教育扶贫培训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助推专项扶贫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基本情况
2018年，我们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任务，以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促进社会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培养造就一支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为目标，精心组织实施脱贫攻坚干部学习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党章和扶贫系统业务知识教育培训。突出扶贫系统干部队伍、乡镇党政干部、致富带头人、驻村帮扶干部、村两委干部等培训，半年共参加完成各类培训9期，3044人次；其中：扶贫系统干部队伍培训1期1722人次；参加致富带头人培训16人次；党员教育培训6期1306人次。
二、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坚持思想领路，树立创新型的干部教育培训理念。按照在难点问题上求突破、在重点问题上创特色、在热点问题上出成果的目标要求，严格遵循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采取专题培训和以会代训等方式举办各类培训班；贫困村党支部书记参与上级部门举办的培训班学习；有针对性的组织安排“三支队伍”学习扶贫帮扶政策及措施。把干部培训的实效直接转化成了推动发展的能力。
（二）注重培训实效，创新多手段的干部教育培训方式。鉴于全县脱贫攻坚的工作实际，对“三支队伍”帮扶政策的业务知识培训，我们按照分批巡回培训的方式开展，学习研究相关理论及业务知识。此外，培训会后，针对各扶贫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差异，我们采用微信、电话、文件传达等多种载体进行个别指导，不断增强了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夯实工作基础，建立长效性的干部教育培训机制。全县高度重视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断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力度，把建立健全制度，强化考核作为加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基础。
三、存在问题
我县脱贫攻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县委组织部的悉心指导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与新形势、新任务相比较，仍然存在一些差距和问题：部分干部理论学习不深入，思想不够解放。部分干部不能持之以恒地坚持理论学习，学以致用不够。
四、下一步计划
（一）创新培训形式，提高培训实效。形式上要理论政策学习与实践技能学习并重，室内授课与现场教学结合，既锻造理想信念、统一思想认识，又要切实增强政策水平、开阔眼界认知、拓宽工作思路、丰富工作方法，切实提升参训干部对精准脱贫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带领群众稳定脱贫奔小康的决心和信心。
第8篇：教育扶贫论文范文
摘要：精准扶贫思想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六个精准”等为主要内容，精辟阐述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系统全面地回答了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持之以恒坚持精准扶贫思想，以“精准”为标尺，找准“扶持谁”，不落下任何一个真正贫困的人；以“精准”为标尺，明确“怎么扶”，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增强内生动力、提升脱贫软实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关键词：精准扶贫；主要内容；助力；脱贫攻坚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亲自部署、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以空前的力度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作为中国扶贫实践的指导思想应时而生，且在脱贫攻坚实战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充实，逐步成为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精华和新时代具有独创性、时代性的新思想，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一、精准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2013年11月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1]。随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做出决策部署，以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工、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为工作思路，以“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六个精准”等为主要内容[2]，精辟阐述了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系统全面地回答了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
在关于脱贫问题时多次强调要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并在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扶持谁”就是要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确定好扶贫对象，把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调查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谁来扶”就是要针对贫困现况确定扶贫工作的执行者，从基层到主管部门、个人到团队，层层签订脱贫攻坚责任书，建立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察制度，同时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自扶贫工作执行者到扶贫对象建立起勇担当、善作为的强大队伍；“怎么扶”就是要找准路子，制定针对性强的扶贫措施。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严格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如何退”就是确保精准脱贫，要建立贫困户脱贫和贫困县摘帽评估机制，明确退出标准、程序、核查办法和后续扶持政策，重点了解贫困人口识别和退出准确率、群众满意度等，确保脱贫结果真实。
（二）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
提出了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八个最新论述，其中之一就是“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内因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智和志其实就是内力、内因。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就讲“弱鸟先飞”，就是说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首先要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明确指出，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扶志”是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激发人的奋斗精神。在福建工作时就指出，要淡化“贫困县意识”，“人穷不能志短”，不能因为定为贫困县、贫困地区，就自暴自弃，要看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积极面对现状、改变现状；“扶智”是学习知识与技术，对教育欠发达地区，对缺少知识和技术的群体，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从根本上说是从“输血型”扶贫变为“造血型”脱贫。因此，做好“扶志、扶智”工作，要改进方式方法，改变简单的给钱、给物的做法，教育和引导贫困地区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其内在活力，培育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基本技能，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最终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三）六个精准
2015年6月，在贵州考察时，提出了扶贫开发工作“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扶持对象精准，不准违背程序、漏评错评。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是精准扶贫取得良好成效的前提。
项目安排精准，不准盲目决策、脱离实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把产业扶贫作为治本之策，深入调查研究，征求群众意愿，科学安排项目，着力破解“造血功能”不足难题，带动贫困地区群众走上经济内生增长、自主脱贫致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资金使用精准，不准贪污浪费、截留挪用。要加强财政涉农资金的整合，对存量资金进一步盘活，形成“多个渠道引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资金投入新格局。
措施到户精准，不准政策棚架、有失公平。要用足用活行业扶贫政策，紧密结合贫困户致贫原因，因户因人梳理制定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着力解决“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确保帮扶措施不偏离政策、不违背群众意愿。
因村派人精准，不准应付了事、形式主义。组织部门要加强指导调研，结合基层组织建设、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情况，围绕需求，因地制宜，把政治素质高、担当意识强、工作能力棒的优秀骨干选派为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员，不能滥竽充数，消极应付，走形式图过场，避免扶贫“中梗阻”。
脱贫成效精准，不准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要巩固精准扶贫成果，聚焦贫困家庭稳定脱贫，全面落实兜底保障，增强脱贫实效，严防数字脱贫和虚假脱贫，确保脱贫成效真实可靠。
二、精准扶贫思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根植于长期以来对中国扶贫伟大实践的思考，集历史高度、理论深度、实践维度于一体，它继承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国情[3]，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和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因此，在全面决胜脱贫攻坚时期，更要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根本遵循和指引,推动脱贫攻坚战取得最终胜利，达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坚持以精准为标尺，做好贫困村、贫困户清查摸底工作，找准“扶持谁”，做到扶脱真贫、真脱贫，防止脱贫成效反复化。十八大以来，全国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西宁市所属的湟中、湟源、大通等贫困县也有了极大程度的改善，但还存在个别贫困户未脱贫或贫困户去年脱贫了，今年又陷入贫困的现象，故必须得把好“精准”的标尺，再次进行清查摸底，精准识别扶持对象，抓住主要矛盾的“牛鼻子”，排查清楚谁是贫困人口、贫困程度如何、致贫原因是什么等基本要素，不落下任何一个真正贫困的人或户，坚决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坚持以精准为标尺，明确“怎么扶”，切实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一些贫困村的扶贫产业还存在盲目跟风现象，没有明确的发展思路，周边什么产业“火”就跟着做，造成扶贫产业脱离乡村特色，耗资耗力，收入不佳；同时贫困户自身基础不稳固、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放，“等靠要”思想严重，致使脱贫成效不稳定。故政府部门和扶贫工作执行者要依据各贫困村致贫原因、乡村地理气候环境、人文特色等科学指导、统筹规划本地的扶贫产业，确保扶贫产业稳固、快速向前发展。
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增强内生动力、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让贫困户有志气、有技能、能主动，才能达到真正的、永久的脱贫。没有志气、智力这些内生动力，仅靠外在帮扶，再多也富不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故要从内在的精气神开始脱离“贫困”，进而积极主动学习技能，达到自身乃至全家脱贫。政府部门和扶贫工作执行者要坚持“扶贫先扶志、扶贫先扶智”，总结推广脱贫致富成功经验，宣传脱贫致富先进典型，积极引导群众，帮助贫困群众摆脱思想贫困、意识贫困；完善基础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培训体系，让贫困地区处于义务教育年龄的孩子都能接受学习教育，进而靠知识改变命运；让超过义务教育年龄的青年，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掌握一门技能，成为脱贫致富的知识型劳动者。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让爱国敬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贫困地区真正落地生根，进而提升贫困地区脱贫软实力，调动扶贫工作团队积极性，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参考文献：
[1]《的“扶贫观”：因地制宜“真扶贫，扶真贫”》，人民网，2014年10月17日.
第9篇：教育扶贫论文范文
关键词：精准扶贫；思想贫困；内生动力
精准扶贫的外部投入是脱贫的辅助因素，贫困群众的自身参与是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需要政府主导，外力主推，更需要依靠贫困群众的主体力量。要把外力推进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实现“外”与“内”的良性互动。然而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过程中，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却明显不足，这成为了制约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精准扶贫的攻坚拔寨阶段，必须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解决贫困群众思想上的问题从而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更加科学，更有成效。
一、贫困群众的思想状况
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在精准扶贫中，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把扶贫工作做为一项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但在这一过程中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不足，部分群众的思想贫困成为了制约精准扶精准脱贫成效的主要障碍，表现为：一是群众对精准扶贫工作的徘徊观望。如有些贫困群众对扶贫政策认识不足，总是担心国家扶贫政策会变，抱着“先看看再说”的观望态度；有些群众对扶贫举措半信半疑，自己没有思路和想法，只是随波逐流跟着大众走；甚至有些群众把脱贫看成是党和政府的事，是政府行为，自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上面心切切、下面无期期”，“干部干、群众看”；二是群众的被动参与，部分贫困群众虽然有脱贫致富愿望，也具备一定条件，但他们或心存畏难、或不知从何处着手、或消极等待政府帮扶，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主动参与意识不强。三是群众的急于求成心理。部分贫困群众有比较强的致富愿望，但却急于求成，好高骛远，缺少从头做起、从小处做起的务实态度，经不起等待。四是部分群众依赖思想严重。有些群众思想观念保守，因循守旧等意识根深蒂固，商品意识、市场意识淡薄，不愿接受新事物，学习新技能，懒于自我发展，“等、靠、要”的思想严重、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往往茫然无措；有的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宁肯整天抽烟、打牌、搓麻将，也不愿自食其力干点事情，总指望政府救济和扶持，“守着老屋子，抽着老旱烟，蹲在墙根晒太阳”的现象略见不鲜；有的满足现状，温饱即安，进取精神不足，奋斗动力不强；有的没有财富积累观念，挣多少钱就花多少钱，往往是政府的帮扶计划处于一厢情愿的尴尬境地，等等。正是由于这种内在思想观念上的贫穷落后，使得一些贫困群众年年扶，年年贫，有的甚至越扶越贫，直接影响了扶贫工作的成效。
二、贫困群众思想贫困的成因分析
思想贫困不仅具有外在表现，更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一）劳动力素质较低
经济学家已反复证明，对经济增长绩效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是人力资本禀赋即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禀赋不仅是带来科技进步的研究与开发中的关键投入品，而且也决定了吸收新产品和新思想的能力与速度，从而对经济增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们通常用受教育程度为主要指标反映劳动力的素质。正如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结果所表明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与家庭收入的高低关系密切，文盲半文盲劳动力的贫困发生率最高，达到了21.3%；而中专以上的劳动力的贫困发生率只有7～8%。显然，在贫困地区，教育――这种通过科学知识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农民处于严重的知识贫困的状态，对农业实用技术反应迟钝或本能排斥，对农业市场化，产业化认识不清，农村劳动力中有95%以上的人基本上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的农民。其次，基础教育薄弱，职业技术教育滞后。一部分贫困县基础教育的实际状况尚不理想，初三学生实际辍学率较高。另外，在贫困县区，90%以上的初、高中学校没有推行3年基础教育完成后加1年农业适用技术教育（即3+1教育），或两年基础教育后从第3年开始加设农业适用技术教育课，或两年基础教育后分成升学教育、农业适用技术教育。因而教育与农村经济严重脱离。由于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贫困人口文化素质相对较差，思想相对保守，干事创业动力不足。正如西奥多・舒尔茨指出的：“土地本身不是使人贫困的重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困的关键”。
（二）贫困家庭对教育投资的意愿不高，投资的量不足
受贫困地区社会整体发育水平的限制，贫困家庭通过一定的投资获取的知识和能力，也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往往不能投入生产过程并转化为财富。他们在基础教育中所获得的有限知识，也因为“没有用”而逐渐丧失。这样，教育投入能为个人带来追加收入的经济现象在贫困地区没有充分体现。从而影响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意愿，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另外，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时滞效应，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取决于这一代人所受到的教育，但教育的提供与否决定于上一代人的收入与消费。这就是普遍存在的这一代的贫困人口对后代的教育投资意愿普遍较低的根源所在。而且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直接影响着对下一代的教育的重视程度。由于父母所受教育程度低，知识资源存量少，交流知识能力匮乏，从而衍生为轻视知识、不注重孩子的教育和学习，再加上窘迫的生活，就更难以将有限的资金投入教育之中。
（三）长期囿于贫困之中，形成的贫困文化具有巨大效力
特定的文化根源于经济生活，但是特定的文化体系、文化观念一旦形成，又具相对的独立性，并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深刻的影响着经济生活。如果贫困人口的贫困现状长时间得不到改善，那么贫困人口适应社会的主动性将降低。这部分人口在一个日益边缘化的自我封闭的空间系统中，在长期的贫困状态中，正逐渐与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远离，形成自我的一整套价值体系，甚至形成自己的消极的亚文化，并通过代际影响成为一个长期的文化现象，造成贫困行为的长期持续。正如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顾问，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约翰・梅尔所分析的那样，“如果农民完全满足于他们的所得，他们就不会改变现在的做法去增加生产和投入”，“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缺乏控制就会导致一种自暴自弃的心理，这种心理阻碍了创新”。 在这种文化体系下，面对贫困，他们或由于屡战屡败，丧失信心，不存希望；或是已经自愿地生活于这样一种环境中，害怕激烈的竞争，不愿作改变现状的尝试。根据在贫困地区的意向性抽样调查，对目前所处的贫困境况，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是“没有办法”的，经年累月，导致他们甘于贫困而无力自拔，在他们心目中，脱贫致富已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置身贫困地区封闭环境之中的人们，其社会经济关系也仍然较多地围于家庭、宗族、邻里、亲友、村落等血缘与狭小的地缘社区的范围。在生活方式上，节令岁时，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以及建屋乔迁等节庆礼仪，给单调贫困的生活带来了变动、期望和某种节奏感，但其间的无度浪费与非生产性超额支出，却直接阻滞着一些有限积累以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 经济贫困、文化滞后、观念保守陈旧，三者相互影响制约，互为因果条件，说明贫困实际上是一个范围更大，内涵也更为复杂的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因而，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扶助或减缓贫困的努力，不应只是帮助贫困者暂时增加一些收入，还应包括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和传统人格与行为的重塑。
因此，正是上述种种原因，导致部分贫困群众态度上的消极和行动上的被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成效，对此，我们必须通过对贫困群众进行切实有效的思想引导，改善其认知、唤醒其愿望、增强其主动、激励其行动，全面优化精准扶贫工作顺利开展的内因条件。
三、加强思想扶贫，激活精准扶贫的内生动力
显然，解决贫困人口思想认识上的“精准”成为精准扶贫中的当务之急。既要把思想引导作为扶贫攻坚的先导性工作加以落实，又要把思想扶贫置于扶贫攻坚全过程自始至终加以坚持。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维，通过不同扶贫手段的叠加和综合，解决群众思想意识中的困惑和问题，改善贫困群众的认识偏差和消极心态。
（一）思想扶贫要教育先行，改善精准脱贫的人口支撑条件
文化教育事业落后，人口素质低是贫困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对知识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对人口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仍处于落后状态，将会与其他地区差距越来越大，甚至形成新的文化贫困。毋庸置疑，既然知识的缺乏或不足能引发贫困，那么，知识或者教育以及由此而改变的人们的态度、价值观和心理状态等也就具有一定的反贫困功能。据国家统计局对农村贫困变动影响进行分析时发现，在各种因素中教育程度的提高对脱贫的效应最为明显。首先，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改变人们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改变贫困文化所具有的负面效力。其次，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先进技术的普及和扩展。贫困人口尤其是农牧民在接受更多的基础教育后，就可以在农牧业生产过程中采用新技术，使其生产率提高，从而增加农牧民的收入。因此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首先，调整教育结构，建立以基础教育为基础，职业教育为主体、化教育为辅助的新型教育结构，彻底打破农村教育沿用城市教育的模式。推动职业教育，让学生接受的教育与当地的经济相结合。要把教育作为精准扶贫的根本大计，不断提高人口素质，真正拔掉“穷根”，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相传”。同时，要本着“实用、实际、实效”原则，把就业创业培训作为扶贫开发的最直接途径，让贫困群众开阔眼界，更新观念，掌握技能，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真正转移到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依靠科技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上来。
（二）思想扶贫要加强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能力建设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首要因素是人，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的能力建设在精准扶贫战略中应该居首要地位。只有贫困群众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增强了，才能使他们有能力参加经济发展，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水平。贫困群众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首先要改变贫困群众的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从被动参与的动员型参与向主动参与的竞争型参与转变，建立贫困群众的主体意识。在参与具体生产、经营项目的过程中，即接受技术的培训，又进行参与能力的训练。在提高贫困群众参与经济发展能力的同时，增强竞争参与意识、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要大力向贫困群众宣传市场信息，宣传先富起来的典型经验和事迹，激发他们发展经济的主观能动性。只有贫困群众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增强了，才能使他们有愿望有能力参加经济发展。要把贫困群众从接受援助的被动脱贫者转变为自觉参与脱贫，自觉寻找脱贫机会的主动脱贫者，从被动参与的动员型参与向主动参与的竞争型参与转变，使贫困群众真正成为脱贫致富的主体。
（三）思想扶贫要激发群众志气，发扬群众的自强精神
贫困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文化意识锁定的精神上的麻木不仁。因此，扶贫必须先扶志，要大力转变群众观念，进一步发扬群众自身的自强自力精神，使贫困群众不仅吃饱穿暖，更要活出高质量和精气神。要引导群众转变传统的、保守的、僵化的旧观念，增强发展意识和进取精神。一是要引导群众打破其裹足不前的思想障碍，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理念。要引导群众打破扶贫是政府行为和干部责任的思想观念，自力更生，靠辛勤劳动来脱贫致富，而不是过度依赖政府扶持。二是破除群众的自卑思想，增强自信意识。要积极引导群众破除自卑思想，要鼓励他们看到自身优势，如生态优美、资源丰富等，从而使群众能调整心态，增强必胜信心。三是要引导群众破除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增强主动创造意识。要充分挖掘贫困群众自身优势和潜力，依靠群众自身的力量和智慧，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脱贫思路和致富办法。四是要以脱贫致富的实际效果促成群众的思想转变。群众思想的转化最有效的莫过于群众在脱贫致富道路上不断得到和扩大的利益。群众只有看到精准扶贫的实际成效，才会有最直观最切实的感受，才会受到激励，进而最大限度调动其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思想扶贫要加大对政策和典型的宣传与推广
思想扶贫要持续加大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力度，解决贫困群众因不熟悉政策而徘徊观望甚至无法参与的问题，切实提高贫困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晓率，使群众更好的了解政策、掌握政策、运用政策。可通过制作光盘、编印群众简明易懂的政策读本、宣传画册等多种方式，将精确识别扶贫对象、精确确定帮扶措施、精确配置扶贫资源等政策，及时传达到到群众身边，让群众充分理解实施精准扶贫的重大意义，为落实和推进好各项工作奠定思想基础和营造舆论氛围，从而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加快推进脱贫致富奔小康社会的热情和干劲。此外，思想扶贫还要抓好脱贫致富正面典型的宣传引导，及时发现典型、树立典型、推广典型，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要及时总结提炼各地各部门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可组织贫困群众和致富带头人到扶贫和致富效果好的乡村观摩交流，取长补短，使贫困群众从典型的致富实践中受到启发和感染。通过致富能人的带动、典型经验的推广，增强脱贫信心，提高脱贫实效，从而以点带面，在全省营造凝心聚力、攻坚克难、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浓厚氛围。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不是一个机械的推进过程，更不能把群众当“看客”，一定要激活群众的思想活力和主动参与性，积极引导群众摆脱思路和意识的贫困，从“人的思想本源”方面解决好问题，才能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原恿Α保也才能使群众真正成为脱贫致富的主体，共同为脱贫致富想办法、出实招，在“内力”和“外力”的共同推动下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展。
注释：
①叶普万.贫困经济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②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
③约翰・梅尔《农业发展经济》[M]，农村读物出版社1998年，第232、2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