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研究论文范文

【摘要题】国际体育博览

【英文……

1前言

随着全球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现代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在不断提高，由此带来了世界体育运动的大繁荣。当今，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社会体育的规模都在不断扩展，涉及的部门和人员不断增多，体育与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体育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1]体育运动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愈加需要靠体育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决。因此，体育社会学研究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视。了解、学习和借鉴国外研究者的经验，对提高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水平是很有必要的。

2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现状

从近年来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成果来看，研究的主要热点包括体育与社会关系、体育全球化和体育组织等方面的内容。

2.1体育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都在影响着体育运动发展的进程。因此，“整个社会和体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体育社会学中最时兴的研究中心”。[2]

2.1.1体育与政治的关系

曾有些人认为，体育就是体育，它与政治毫无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不少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者认为，体育经常也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服务，体现国家的意志，得到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3]体育的发展由此而得到了来自外部的强大的动力。因此，各国体育工作者在制定本国的体育政策和发展战略时，必须考虑到政治这一重要的因素。日本体育社会学家认为：“日本的体育已被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所渗透。虽然它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但是它却获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力量。”[4]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分崩离析，致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西方文化在这些国家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引起体育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突出地反映了体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些变化也引起全世界体育社会学家的兴趣，成了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一个热点。[5]长期以来，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竞技体育被国家垄断系统所推动，造成了大众体育因经费缺乏而未能得到发展。90年代初，这些国家的体育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政策就是在国民健康第一的前提下发展大众体育。然而，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一政策是难以奏效的。

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独立、自由思考的环境。因此，在开放的社会中，研究者选择课题经常是从个人偏爱出发的。然而，“近来，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在科学家的磋商下，执政当局显然已经建立了一些研究项目的次序，如果一个人希望他（她）的研究项目获得财政的支持，建议他（她）考虑那些政府优先的项目。”[2]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方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也不得不把政治作为选择研究课题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2.1.2体育与经济的关系

原来，相当一部分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大众体育主要为福利型。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体育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体育运动规模不断扩大，使得社会对体育设备、管理、指导的要求不断提高，对各种体育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经费投入。这些资源和经费主要是从体育“外部”社会获得的，除了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外，还要靠商业的运作，以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因而，多数西方国家的体育运动受商业主义、政治色彩和群众娱乐的影响。不久前，商业倡议几乎是不存在的，今天，它弥漫于全部的体育运动中。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如芬兰的冰球，非官办的体育俱乐部在国际联盟中像商店一样地被管理人员和作为专职雇员的运动员所运作。”[2]体育与商业的相互影响给体育运动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世界各国的体育组织需要有专业特长的商人介入，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商业运作的技巧，还带来了商业管理的观念和新的体育道德标准。商人的头脑是机灵的，在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开始研究体育与经济关系之前，国际上就有许多公司已经意识到体育是他们提高商业利润的新空间。学者们这一问题的研究总是落后于商人的实际行动。

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有经济作为基础，体育总是在经济的发展中而繁荣起来的。反之，体育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创造了无限的商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日本体育社会学家KazunoriMatsumura在“日本农村社区体育与社会变化”一文中指出，二战后日本的经济飞速发展，使日本的经济实力上升至世界第二。日本逐步进入了消费社会，体育也成为当今流行的主要合成文化，一系列体育活动在日本得以流行。随着日本人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对闲暇生活多样化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各种年龄、各个地区的人们对健康、创造性活动以及交往的需要在不断增长。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1987年日本政府通过了“开发和建设综合度假区行动草案”。度假区计划包括了建造高尔夫球场、滑雪场及宾馆。日本的城市化程度很高，城市人口密集。城市中的白领阶层整天在办公室里从事高负荷工作，但由于土地价格很高，他们往往连一间小房子也买不起。度假区计划的实施给广大职工提供了在乡村休息、娱乐和健身的机会。当然，实施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但反过来这一计划的实施又推动了日本第三产业的发展。“在过去20年里日本经济的基础从钢铁、轮船和石油化工转移到信息、高科技和服务业上。而且近年来转移到休闲业上，因此大大提高了日本可利用娱乐设备的范围和质量。日本的休闲市场是巨大的——1996年为84.4万亿日元。”[6]

奥运会作为人类参与面最大的社会活动之一，是当今体育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典型，也是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自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赢得了丰厚的收入以来，奥运会成了一笔有利可图的大生意。奥运会从此也告别了业余主义的“贵族式”宗旨。作为业已存在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商业化问题，引起了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的广泛兴趣。

人们发现，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经济的关系日益紧密，二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的机制、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2.1.3体育与新闻媒体的关系

在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当今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及互联网等传媒十分发达。新闻媒体看准了越来越多的体育观众、听众和读者，而体育也借助于先进的新闻传播技术扩大自己的影响，不断地推广体育运动。翻开世界上的各种报纸，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都设有体育专栏或报道体育新闻的版面。据调查，大约30%的美国人说他们是为看体育版面而买报纸的。在美国，甚至有些报纸用约50%的非广告版来报道体育。今天世界各国的电视台几乎都设有体育专用频道，不分昼夜地播放各种精彩的体育节目。[7]

在现代社会中，体育与新闻媒体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同样也引起全球体育社会学学者的兴趣。二者之间的频繁联系必然要产生许多社会学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就要靠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深入进行探讨。一些研究者还指出，当前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数量在不断增多，但是大多数都还停留在描述性的研究上，今后应当加强二者之间的联系机制和互动规律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2.1.4体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全球体育运动的发展，促使各国建设大量的体育场（馆）设施。体育场（馆）设施的大量建成，对体育运动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的。然而，体育场（馆）设施的大量建成，也引起了一些人对生态环境的担忧。对体育空间进行生态的评论也成了全球的一股浪潮。[8]欧洲的一些研究者从文化生态——社会学角度出发指出：当前大量的同一模式的、单调的场（馆）设施遍布全世界。这些场（馆）设施大多数是直线型和直角型，且造型和功能单一，破坏了文化生态的平衡。这些研究者建议，体育建筑应当像欧洲的匈牙利、丹麦等国家那样，向人们展示出一种选择身心或心理的社会卫生性，而不是注重体育纪录的创造。这些欧洲国家的体育建筑常常融合了当地的文化特点，比如一些体操馆和舞蹈房是木质结构、弧形的墙、旋转形的屋顶，由此形成了与当地文化和谐协调的人文景观。

体育场（馆）设施的大量修建，特别是一些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如滑雪场、高尔夫球球场、足球及棒球场的修建，破坏了一些国家的生态环境，引起了一些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的批评和反对，也引起了体育社会学者的关注。如日本学者KazunoriMatsumura撰文指出，在日本许多球场被建在山脚下森林区。开发商修建时砍掉了树木，用推土机把山坡推平并整平山谷。用这种方式修建的高尔夫球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另外，平时为了保养球场，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一个高尔夫球场每年就需要3～4吨的锄草剂、杀菌剂、杀虫剂、有机氯气和化肥。这些致癌的化学药品最终流入河流、池塘、沼泽、湖泊或海洋。日本的健康部门发现，许多地方的水质变坏与高尔夫球场的发展有关，日本的生态组织对已产生的环境破坏表示担忧。由于日本的土地资源有限，日本开始向东南亚一些国家投资修建高尔夫球场，以供日本游客享用。这些国家在出售廉价土地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牺牲了本国的生态环境。因此，这些国家的居民结成联盟，反对在他们的土地上修建高尔夫球场，由此引发了社会矛盾。自1988年以来，这些国家以民族电视网络（如马来西亚的亚洲太平洋环境网络）为手段进行反高尔夫球场的活动，并逐步形成了反高尔夫球场运动的全球网络，掀起全球反高尔夫运动。

2.2体育全球化问题的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迅速发展，现代通讯和交通更加快捷方便，人们之间的交往十分频繁，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往来更加频繁，大量跨国公司的出现，把世界的经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的体育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在电视等媒体的推动下，许多大型的体育赛事成了全球共同关注与参与的活动，世界性的体育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于是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们提出了体育全球化这一概念，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近年来，一部分体育社会学家开始对体育全球化的必然性、体育全球化的概念、体育全球化过程的阶段划分、体育全球化的模式、形式与内容等问题进行研究，大多数的研究是从增强世界性的交流的角度来探讨体育全球化的。英国社会学博士JoesphMagure借鉴了一些体育全球化研究的成果，于1999年出版了专著《GlobalSport》。他在书中指出，体育全球化过程包括体育资金的流动以及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流动等多种多样的流动，而这些流动之间又是互动的并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该书还涉及了全球化体育产业和跨国股份有限公司、对体育产业与环境保护等问题的思考，提出了把相互依存的诸如体育运动的组织、媒体宣传、社团服务、销售公司和专利推销等形成连锁的设想，阐述了体育运动对个体、城市、国家及全世界的影响，试图发现体育运动全球化对人们的思维定式和传统文化的影响，显示出全球化体育运动的价值、情感和理念。

在全球化浪潮中，也出现了反全球化的呼声，一些国家的反全球化组织指出，全球化实质上是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借口。对于体育全球化，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在体育文化交流过程中必然要产生冲突，正是这种冲突推动着体育运动的发展。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不是排斥或压制，而应当是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世界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而不需要霸权主义文化。日本在体育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体育，如相扑等，也对西方体育产生过抵制。日本学者JohnHorne指出：“体育全球化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现代化理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过程社会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文化。”[6]Donnelly认为，“在有关体育全球化的辩论中，议事日程围绕3个问题：我们是否正在经历文化帝国主义或用新名称的美国化；全球化对文化和民族同一产生了什么影响；过程是如何影响体育工作者的国际交流的。”[10]

2.3对体育组织的研究

对体育组织的研究属于体育系统内部结构的研究，是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体育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体育组织。随着体育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大众体育的兴起，世界各国的体育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1]体育的商业化和全球化使得对体育组织特性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近年来关于体育组织的各种研究有增加的趋势。

在奥地利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有不少课题是关于体育组织的。[12]研究者尤其热衷于对机构庞大的体育运动组织和体育运动俱乐部的研究，这一研究的结果揭示了奥地利这个国家的大型体育组织与政治党派之间的关系密切，并研究了这种关系的历史。体育社会学家Hasibeder和Kapustin还出版了关于奥地利体育运动俱乐部和团体的著作。西班牙学者也十分重视体育组织的研究，他们研究的主要3个领域中就包括了体育组织这一问题。他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体育组织同政府的关系，以及在欧盟这个大环境中体育俱乐部不同的文化根源。[13]

日本学者对体育运动组织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多。日本学者把体育组织定义为：一个具有相同的目标和任务的体育群体。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促进下，体育运动日益流动，体育组织产生的数量不断增多。日本的体育组织形式非常多样，如有：体育圈、爱好者俱乐部、体育队、运动队、体育教育团体、体育俱乐部、体育联合会和体育协会等。[14]日本的体育组织研究是从体育教育学习群体开始的，然后发展到社区体育组织研究。日本体育组织研究可分为3种类型：第1类是对小型体育组织的研究；第2类是对较大型体育组织的研究；第3类是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方法学的研究。对小型体育组织的研究又分为内、外部系统的研究，其中，内部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体育教育运动群体和体育俱乐部中学习群体的研究。这些研究多采用群体效应等社会心理学方法，对群体的功能、成就目标、群体团结、道德、内聚力等进行研究，同时还分析了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外部系统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体育队、体育圈、体育俱乐部与它们的外部环境之间关系，以及研究组织的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学条件及其社会功能。

一些研究还揭示出体育圈最近变得很流行的原因。研究者们都希望通过分析体育圈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来揭示体育组织的社会功能。日本对大型体育组织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是对各地区体育协会的研究。研究者希望通过分析某地方体育协会的组织管理过程来揭示体育组织的结构、功能与地方社区形式的社会特征之间的关系。

日本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大部分关于体育组织研究论文是通过调查当地的情况而写出来的，论文普遍缺乏理论解释体系。一些研究者还指出了对体育组织研究在方法学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在分析体育组织时应采用其它相关学科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以提高关于体育组织研究的水平。

3国际体育社会学发展趋势

3.1瞄准社会变化前沿

变化迅速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当今社会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而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内容和特征。因此，研究者将时刻把目光投向社会变化的前沿，及时捕捉社会变化的信息，探讨社会变化与体育运动发展的关系。今天，世界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甚至互联网的普及，基因技术和纳米技术的应用，都会给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因此，瞄准社会发展前沿，研究社会的种种变化与体育运动发展的关系，是今后发展的一个趋势。

3.2实证研究

随着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体育运动将面临着越来越多亟待解决的社会学问题。因此，研究者将更重视应用性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受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年轻一代的体育社会学学者更加务实，他们更愿意应用社会学原理去解决体育运动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3.3方法学的研究

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当前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较为零散，形不成主流，而且研究方法较单一，描述性研究居多，缺乏理论高度。[15]这是近年来人们重视应用性研究，忽视思辨性研究所造成的后果。因此，他们认为今后应当加强思辨性的理论研究，尤其要加强本学科的方法学研究。今后，来自母学科和其它分支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将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得到更多的应用，使研究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3.4休闲、娱乐体育的社会学研究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体育运动中去。体育成了现代人调节生活节奏、改善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因此，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如何组织开展闲暇时间的体育活动仍然是今后体育社会学的一个热点。

3.5老年人和特殊群体的体育社会学研究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如何开展好老年人体育活动，使大多数老年人保持健康和自理能力，是减轻家庭和社会负担，促进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必然会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这也是体育社会学应当加强研究的课题。[16]另外，体育对增进残疾人的健康、自理能力以及自信心也具有特殊的功能；对一些特殊人群，如有犯罪和吸毒倾向的人的教育和控制还有其独到的功能。对于这些特殊人群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已引起重视。

3.6合作研究

合作研究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一种趋势，体育社会学也不例外。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研究，单枪匹马都难以完成任务，只有加强合作，甚至多学科研究者之间的合作，才能达到研究的目的。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体育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体育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需要靠跨国合作研究。各国学者对本国的体育文化最为了解，但对本国体育文化的某些弊端却往往不知“庐山真面目”，而异国学者却能清楚地看出这些弊端。跨国之间的合作研究可以做到优势互补，确实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式。因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对跨国合作感兴趣，这种合作研究方式是今后发展的一个趋势。

【参考文献】

[1]吕树庭，卢元镇.体育社会学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

[2]KALEVIHEINILA.ImpressionsoftheState,TrendsandProspectsoftheSociologyofSport[J].IntRevSocSport,1990,25(1):33-40.

[3]ELENIITHEODORAKI,anizationalStructureandContextsinBritishNationalGoverningBodiesofSport[J].IntRevSocSport,1994,29(3):243-268.

[4]KAZUNORIMATSUMURA.SportandsocialChangeintheJapanruralComunity[J].IntRevSocSport,1993,28(2):135-144.

[5]GYONGYISFOLDESI.East-West:ThepractiseofRevealingAspectsofFrenchandHungarianSocieties[J].IntRevSocSport,1994,29(2):149-170.

[6]OHNHORNE.ThepoliticsofsportandleisureinJapan[J].IntRevSocSport,1998,33(2):171-181,

[7]黄汉升.美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发展概况[J].福建体育科技，1992,5(4):39-60.

[8]HENNINGEICHBERG.ProblemandFutureResearchinSportSociology:ARevolutionofBodyCulture[J].IntRevSocSport,1995,30(1):1-15.

[9]JOESPEMAGURE.GlobalSport-identities,societies,civilization[M].Landon:PolicyPress,1999.

[10]DONNELLYP.Thelocalandtheglobal:GlobalizationinthesociologyofSport[J].JSportsocIssue,1996,20(2):39-57.

[11]MICHELJAMET.Changingpatternsofsportpracticeinrance[J].IntRevSocSport,1998,33(2):183-188.

[12]GILBERTNORDEN,OTMARWEISS.SociologyofSportinustria[J].IntRevSocSport,1992,27(1):37-47.

[13]NURIAPUIG.ThesociologyofsportinSpain[J].IntRevSocSport,1995,30(2):123-140.

[14]TOSHIOSAEKI.Thecharacteristicsofsociologicalresearchonsport[J].IntRevSocSport,1990,25(2):109-123.

第2篇：社会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竞争优势关系竞争

纵观企业竞争方式演变的轨迹，不难发现，竞争的焦点正不断从价格竞争向非价格竞争转移、从产品本身向产品以外延伸。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正逐渐成为企业竞争优势新的增长点，从而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企业界的关注和重视。

市场竞争主导方式的演变及趋势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也在沿着“价格竞争—产品竞争—服务竞争—关系竞争”的轨迹发生转移。

（一）价格竞争

价格竞争是依靠低廉的价格或灵活的定价与其他企业展开竞争，获取竞争优势。在早期的市场竞争中，生产力水平低，产品同质性强，消费者对产品价格关注，其个性化需求还未得到显现，因此，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产品的价格上，价格竞争成为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然而，这是一种易为竞争对手所仿效的竞争方式；而且，太低的价格导致质量下降、顾客流失；随着消费者购买力的提升，其所关注的利益也不再局限于产品价格。因此，价格竞争逐渐为其他非价格竞争手段所取代。而今虽然灵活的价格策略仍然是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虽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价格战还时有发生，但价格竞争已不再是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

（二）产品竞争

产品竞争是通过产品的差异化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获得竞争优势。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竞争方式的转变首先体现为从同质产品的价格竞争转向产品差异化竞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产品差异化创新提供了条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变化，带来了市场需求的多样化，从而驱使企业不断在产品差异化方面进行创新。产品的差异化导致了市场的细分化，企业通过发现并占领一些细分市场，在满足顾客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单纯的价格竞争更大的利润空间。因而，这种以差异化为基础的产品竞争越来越受到更多企业的青睐，从而取代了价格竞争而一度成为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而且至今仍然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要方式之一。

（三）服务竞争

服务竞争是通过向顾客提品以外的一系列附加服务而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获取竞争优势。随着产品差异化竞争的日趋激烈，“创新—仿效—创新”的循环周而复始，而且循环周期逐渐缩短。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差异化创新必然从产品本身向产品以外延伸，服务竞争成为继产品竞争之后企业竞争的又一重要手段。根据顾客需求差异设计、提供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优质服务，成为现代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服务竞争已取代了产品竞争而成为当前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

（四）关系竞争

关系竞争是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构建竞争优势。随着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和升级，产品及服务的差异化程度越来越小，一些企业开始从产品及服务以外寻求新的差异。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企业可以更好地获得顾客的信任和忠诚，可以增强企业及其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建立良好的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提升品牌价值，可以建立有利的内外部竞争环境，而且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通过建立良好的关系网，使得竞争不再是在企业之间进行，而是在网络之间进行，一个建立了更好的关系网的企业将比竞争对手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目前这一竞争方式已初现端倪，而且可以断定，它必将成为未来市场竞争的主导方式。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新增长点

从企业竞争方式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关系竞争将逐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导形式，良好的关系网正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为此，企业越来越重视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OliverSheldon于1924年提出，其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和争论一直不休，到20世纪90年代，众多学者和企业对企业社会责任趋于认同和支持。但目前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表述，国内学者比较认可的是卢代富的观点，即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公益的义务，也就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要兼顾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些社会利益应该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会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利益等内容。

尽管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必要性的争论至今还未停止，但通过分析国内外众多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商业上成功的实践可以看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销售额和市场份额的增长；品牌定位得到巩固；企业形象和影响力得到提升；吸引、激励和保留员工的能力得到提高；运营成本降低；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大。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的实践证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利润的增长并不矛盾。

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转化为企业的竞争力：其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优化生存环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使其免受政府部门、公益团体、社会公众的谴责、惩罚与限制，使决策和经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而且还可能因此受到政府的奖励享受优惠政策等。其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改善公众形象，提高企业的知名度、美誉度，增强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度，吸引消费者，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其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跨越国际壁垒。当前，在国际上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对一流企业“高标准、严要求”的公认指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有助于企业获得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减少社会责任运动的冲击，提升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其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吸引人才。经常参与到社会责任事业中的企业更具知名度，当然也就更易招聘到并留住优秀人才。其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财务业绩，因为有责任感的企业永远是投资者青睐的目标。

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的策略建议

众多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竞争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企业要跟上国际社会发展的节奏，必须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及早做出应对策略。

（一）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企业必须提高对履行社会责任必要性的认识，增强承担社会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充分认识到，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企业的义务，而且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潜在的和长期的影响，切不可把企业盈利与企业社会责任对立起来，忽视或故意逃避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要认识到企业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企业必须与社会环境系统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社会大系统是企业利益的来源，是企业的生长环境，企业需要从社会环境中汲取营养，同时也必须反哺社会，在推动社会进步、关心环境和生态、维护市场秩序、扶助弱势群体、参与社区发展、保障员工权益、解决就业等方面承担一定的义务，企业只有与社会形成和谐互动的关系，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要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和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审视企业目标，不仅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还必须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把社会责任主动纳入企业目标体系。要从关注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和增强持续竞争优势的角度看待企业社会责任，眼光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本身眼前的利益，还应该考虑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关系，以谋求长久的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永续发展。

（二）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

企业必须在综合分析内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制定切实可行的社会责任战略，通过社会责任战略管理活动，将履行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并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首先，要做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定位。能力和优势源自于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源自于区别于竞争对手的“差异化”。因此，企业必须根据自身所处的环境、内部资源及所关注的重点，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定位。其次，要制定并实施社会责任战略计划。通过调研，列出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需求，据此规划企业社会责任的远景和目标，制定短期和长期战略，根据战略制定行动方案并组织实施。再次，要做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实施效果的反馈和评价。要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报告体系，加强战略执行过程的跟踪管理，用恰当的评价标准、科学的评价方法来衡量战略实施效果，如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要通过战略控制来进行适当调整。

（三）培育企业社会责任文化

要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必须培育优秀的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为此，企业必须从自身长久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目标出发，考虑本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提炼出适合本企业的经营理念，建设有特色的企业文化。要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切入点，将承担社会责任视为自身发展的一种内在需要，将社会责任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各项活动中，使其成为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企业的一种主导价值观。要围绕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核心理念来建立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体系，指引、约束、激励企业的每一位员工将企业社会责任付诸实践，并形成为制度守则、贯穿于行为举止、养成为习惯风气、内化为精神信念、彰显为形象特色。

（四）优化企业社会责任关系

要有效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并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竞争力，企业必须加强与各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妥善协调各方关系。要处理好与投资者的关系，在不损害其他相关者利益的前提下，保障投资者的收益权，促进资产保值增值，为投资者提供较高的回报；要处理好与内部员工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关心、理解、尊重员工，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切实维护员工的合法权益和正当利益，在不损害其他相关者利益的情况下努力实现员工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要处理好与消费者的关系，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满足消费者需求，保护消费者权益；要处理好与供应商、经销商、竞争者的关系，合作共赢，诚信经营，公平竞争，恪守商业道德，维护市场秩序；要处理好与社区、政府的关系，优化发展环境，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发展生产、促进就业、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积极参与和支持社区建设与公益事业，关心弱势群体，关注慈善事业；要处理好与舆论媒体、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关系，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全力打造、宣传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提高知名度、美誉度，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李文川，卢勇，张群祥.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对我国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7(2)

第3篇：社会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需要处理好企业的商业秘密和个人的隐私权问题。

社会信用体系也称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或国家信用体系。它是一种社会机制，具体作用于一国的市场规范，它旨在建立一个适合信用交易发展的市场环境，保证一国的市场经济向信用经济方向转变，即从以原始支付手段为主流的市场交易方式向以信用交易为主流的市场交易方式的健康转变。这种机制会建立一种新的市场规则，使社会资本得以形成，直接地保证一国的市场经济走向成熟，扩大一国的市场规模。

信用是社会文明的标志，缺乏和违背信用不仅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毒化社会风气，败坏社会公德。针对造假售假、坑蒙拐骗、商业欺诈、合同违约、恶意逃避债务等信用关系紊乱现象在中国的滋生蔓延，还有关于信用的价值、企业信用的内涵、政府信用之功能以及如何树立信用之途径、保障维护信用的方法等，总之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稳。

对于现代的市场交易环境而言，信用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能力，不用立即付款就可获取资金、物资、服务的能力。接受信任的一方在其应允的时间期限内为所获得的资金、物资、服务而付款，而上述时间期限也必须同时被授予信任的一方认可。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当前，信用状况差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已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因素。由于缺乏足够的信用，直接导致不少企业陷入危机。面对这种情况，建立和健全国民经济的信用体系就成为一项当务之急。

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比较健全，公正、权威的信用产品和信用服务已在全国普及，信用交易已成为其市场经济的主要交易手段，这样的国家通常被称为征信国家。在征信国家，信用管理行业的产品和服务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意识强烈，注重维护信用，有着明确的信用市场需求。因此，征信国家的对外信誉较好，信用交易的范围和规模很大，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福利

为什么社会信用如此重要呢？首先信用是和谐社会的道德和制度基础。信用是和谐社会的核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要明确：

一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当前，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逃骗偷税、商业欺诈、制假售假、非法集资等现象屡禁不止，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打击失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权益，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诚实守信是我国的传统美德，是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具有普遍的价值。但是由于我国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全社会的经济交换主要以行政手段根据国家计划进行，不需要也不存在专门的企业和个人社会信用体系。政府侵犯个人产权，个人侵吞公共财产的行为屡屡发生，无照经营、“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合同欺诈、上市公司造假账、企业三角债、银行呆坏账、信用卡诈骗、偷漏税、走私骗汇等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信用缺失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信用问题已经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2002年10月份，商务部、中国外经贸企业协会信用评估部组织专家对全国上万家企业进行了信用调研，结果让人触目惊心：中国企业因信用问题导致损失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二个百分点。具体来讲，中国每年因逃避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随着市场的发展，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必然产生并且程度越来越严重，于是对信用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然而我国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却远远落后于这种要求，因而欺诈、赖帐等失信行为广泛发生。

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基本原则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法制为基础，信用制度为核心，以健全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建立全国范围信贷征信机构与社会征信机构并存、服务各具特色的征信机构体系，最终形成体系完整、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结合我国实际，明确长远目标、阶段性目标和工作重点，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政策，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加大组织协调力度，促进信用信息共享，整合信用服务资源。要坚持从市场需求出发，积极培育和发展信用服务市场，改善外部环境，促进竞争和创新。要抓紧健全法律法规，理顺监管体制，明确监管责任，依法规范信用服务行为和市场秩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促进信用服务行业发展，满足市场需要，维护国家信息安全。

三、完善行业信用记录，推进行业信用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是社会信用关系发展的基础，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相适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我国市场经济秩序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推进行业信用建设。

行业信用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企业和个人自律，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具有重要作用。要依托“金税”、“金关”等管理系统，完善纳税人信用数据库，建立健全企业、个人偷逃骗税记录。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和实际工作需要，抓紧研究建立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实行内部信用分类管理，健全负面信息披露制度和守信激励制度，提高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水平。各部门要积极配合，及时沟通情况，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制度，逐步建设和完善以组织机构代码和身份证号码等为基础的实名制信息共享平台体系，形成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真正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

四、加快信贷征信体系建设，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是社会信用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和使用者。要以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切入点，进一步健全证券业、保险业及外汇管理的信用管理系统，加强金融部门的协调和合作，逐步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促进金融业信用信息整合和共享，稳步推进我国金融业信用体系建设。各地区、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信贷征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利用其信用信息资源，加强信用建设和管理。信贷征信机构要依法采集企业和个人信息，依法向政府部门、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提供方便、快捷、高效的征信服务。

五、培育信用服务市场，稳妥有序对外开放

要加大诚实守信的宣传教育力度，培育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风尚。要鼓励扩大信用产品使用范围，培育信用服务市场需求，支持信用服务市场发展。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依法自主收集、整理、加工、提供信用信息，鼓励信用产品的开发和创新，满足全社会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的信用服务需求。政府信息公开是信用服务市场发展的基础。各部门、各地区在保护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要依法公开在行政管理中掌握的信用信息。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本着节约高效、量力而行的原则，积极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方式和途径。

在严格监管、完善制度、维护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稳步适度地开放信用服务市场，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关于一般例外及安全例外的原则，基础信用信息数据库建设、信用服务中涉及信息保护要求高的领域不予开放。

六、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组织领导

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体系，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保障。要按照信息共享，公平竞争，有利于公共服务和监管，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要求，制定有关法律法规。要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的原则，促进信用服务行业健康发展。要严格区分公共信息和企业、个人的信用信息，妥善处理好信息公开与依法保护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信息安全的关系，切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要加快信用服务行业国家标准化建设，形成完整、科学的信用标准体系。

透明高效的监管体制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按照统一领导、综合监管的原则，根据具体业务范围和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分别指定有关部门具体负责日常监管，落实监管责任。有关部门要依法严格市场准入，监督和管理信用服务机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维护市场秩序，防止非法采集和滥用信用信息，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需要处理好企业的商业秘密和个人的隐私权问题。因此，现代信用体系必须以法律作基础，才能保证信用信息的有效披露和权威性。同时，现代信用体系建设，又十分有助于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促使企业和个人重视自己的信誉，避免出现不良记录，从而形成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良好社会风尚。建立、健全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初级阶段的核心任务是促进征信行业的发展，只有征信行业得到全面的和健康的发展，才能形成失信惩罚机制的基本条件。建议国务院尽快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鼓励、支持民间资金投资经营各类征信机构，通过市场化竞争的方式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政府不宜直接设立和经营征信机构，以避免政府企业垄断信用市场。

第二，加速制定《社会信用信息法》，为商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在开展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的搜集、保存、评级、服务等业务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改变目前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缺乏法律基础的状况。尽快出台用于界定征信数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和个人征信数据一览表》，以国家标准或者相应法规附件的形式颁布。依靠征信机构的利益驱动、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依法将分散在工商、税务、银行等不同部门的企业和个人信用及其他经营行为的记录收集整理，建立覆盖全国的网络化征信数据库。然后，逐渐扩大征信数据库的内容，由单纯的商业信用数据过渡到包括在公、检、法机构留下的记录。

第三，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加大对各类企业、个人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包括经济处罚、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同时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使不守诚信的企业和个人不仅名誉扫地，而且经济损失远大于不当所得。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同时，也要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的隐私权。

第四，要规范政府的行为，严格履行其对社会的承诺，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执法部门要公正、廉明，保证执法的公正、公平、公开，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成为社会诚信的表率。

一些市场经济相当成熟的发达国家用了100多年时间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至今仍不完善，严重的财务欺诈丑闻经常发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在加速经济建设的同时，以更大的决心把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树立起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气，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

引用文献：

《商场现代化》2006年第11期周建忠《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现实思考》

第一财经日报上海社科院市场信用研究所所长《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刍议》

第4篇：社会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SA8000国际标准

一、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受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外延非常广泛，内涵也越来越丰富，理论界争论了数十年，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除了要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也应该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和受影响于企业行为的各方的利益。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兴起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推广，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是世界范围的共同趋向。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背景

1、国际社会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及理论研究的推动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起，西方企业已逐渐认识到自身发展和社会的关系，开始了以捐赠的方式回馈社会，并逐步建立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使得企业传统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更加关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劳动者权益和商业伦理，更多地承担对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责任。国际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也开始突破企业各自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形成了履行社会责任的全球契约。第一个用于第三方认证的全球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也于2001年正式在全球范围实施，虽然这只是一个自愿选择而非强制执行的社会责任标准，但它已经对全球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是社会各个阶层和睦相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的社会。其中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尤其重要。企业作为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部分，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着上至政府、下至员工、消费者和社区的和谐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是企业对其自身经济行为的道德约束，强调在经营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注重企业活动中人的健康、安全和应该享有的权益，注重企业对社会的贡献。而这些正是和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福特说过：“一个好企业与一个伟大的企业是有区别的：一个好的企业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3、建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

科学的发展观不同于传统的发展观。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主张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简单地把经济主张等同于经济发展，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传统发展观使人类经济奇迹发展，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频频出现，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和弥补的损失。科学的发展观要求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兼顾与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的保护，采取“新发展模式”或“新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的“绿色清洁增长”，这是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4、跨国公司对中国出口加工业的社会责任要求

随着欧美等世界贸易大国越来越多地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增加进口，大量“血汗工厂”的事实被曝光。特别是1993年11月深圳致丽玩具厂火灾事故发生后，海外的劳工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对外资企业在中国违反劳工标准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评，并成立了“玩具安全生产联合会”，以促使劳工标准在这些企业实施。一些劳工组织和跨国公司还针对中国的劳工问题，制定了专门的“工厂守则”要求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遵守。跨国公司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中国出口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对常年单纯靠“低成本制胜”的中国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及其量化标准，已成为我们得以进入西方市场的新门槛。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1、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国际研究

（1）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当时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是通过企业主支配个人财富的方式来实现，而不以企业作为参与社会责任的主体。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社会责任的认识持消极的态度，反映在法律层面上，就是对企业使用公司的资金参与社会责任的行为给予限制。

（2）20世纪30至80年代，国际上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命题展开的。企业社会责任古典观的支持者，代表了传统的企业理论观点，认为企业管理者只是受股东委托，惟股东利益是从，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其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

与古典观对立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观，他们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第二位目标，而不是第一位目标。企业的第一位目标是保证自身的生存，支持“企业应当履行社会责任”之说。其代表人物包括安德鲁斯、罗宾斯、阿奇B.卡罗尔、格里芬等一大批经济与管理学家们。

（3）产生于1960年代，发展于1980年代以后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是由多个相关利益者所构成的“契约联合体”。认为企业的出资不仅仅来自于股东，而且也来自于企业的雇员、供应商和债权人等。企业已不再是简单的实物资本的“集合物”，而是一种“治理与管理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本质上是各种契约形式的集合。企业的风险不是由股东全部承担，其他的相关利益者也在承担着企业的风险。因此，企业的所有者不能仅仅局限于股东，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是企业的所有人。

（4）21世纪以来基于SA8000标准所做的研究。1997年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适合于企业实施的SA8000标准，它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制定的，主要内容包括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9个要素，其核心内容是针对劳工的保护标准，并配套有完善的管理体系的运行模式。

国际上对SA8000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企业实施SA8000标准是否会引起长期利润减少，最典型的研究是2002年美国DePaul大学的CurtisC.Verschoor教授和ElizabethMurphy副教授进行的一项专门针对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的研究。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最佳企业公民”的整体财务状况要远远优于标准普尔500强的其他企业，前者的平均得分要比后者的平均得分高出10个百分点。

实施SA8000标准对企业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所起作用的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人会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衡量企业是否合适的一把尺子，以及决定自己是否留任的标准。至少有一半的学生在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与所供职的公司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另谋高就。

2、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范围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定义方面和对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对象范围的界定方面缺乏统一的标准，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企业应该向谁承担社会责任以及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实际中就有可能泛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使社会责任承担超出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造成企业负担过重，持续发展困难的局面。四、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内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大体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早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名的著作是1990年袁家方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从纳税、自然资源、能源、环保、消费者等几个方面分析企业社会责任。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之一是杨瑞龙，他主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利益相关者理论；另一代表人物是刘俊海，从法学的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

2000年以来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卢代富的《企业社会择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谭深等的《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主编的《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陈宏辉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理论与实证》等。

此外，2000年以来另一个研究热点是围绕SA8000标准展开的。学界对SA8000标准的认识，从企业社会自然成本效益研究起始，逐渐深入到企业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和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丰富的领域，特别是沿海地区，对SA8000标准的研究一直处于前沿地位。我国对SA8000标准的研究主要是致力于SA8000标准本土化，首先，提出本土化过程中的立法支持，完善与SA8000标准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并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劳动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使公司的社会责任运作走上一条法制化的道路；其次，如何提高SA8000标准在我国的实际可操作性，认识到应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和考评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仅有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于2005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第一个《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志着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在引导行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行业自律确立可持续发展模式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运动中，不仅企业和政府要有所作为，也应重视研究以行业协会、工会、消费者协会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这些可以说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中缺乏的方面。

在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考评指标体系的建设方面，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利于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量化考评。我国学界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探索工作，李立清、李燕凌著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一书中，结合SA8000标准设计了相关的考评指标、考评权重和分值对应，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可以为建立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考评指标体系起一定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立清、李燕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2]徐二明、郑平：国际化经营中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3）．

[3]李艳花、凌文轩：世界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与实践概述[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

第5篇：社会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社会分层是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社会分层的定性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方向性，而且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对社会分层现象的制度选择。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分层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今天的人们都深信，要寻求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出现的原因，只能立足于这个世界本身，所以，所有关于人的事情的原因同样也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而且，归根结底要在人身上寻找。”[1]对于社会分层的正确认识同样也只有从人身上去探求。“人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因为其他各种疑问（关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甚至社会分层）只有在指向人自己的存在时才具有意义。社会分层是社会学里的一个基本概念。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地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一、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

人类源于自然，却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在人出生之时，自然只给予人最基本的生存前提，而将塑造人的任务交给了人自己。不同于其他完全由自然所引起和决定的生物，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创造者，人正是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促使自然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来满足自己需要。这样，“人类在与自然母体分离之后，凭借着自己所获得的能力，创建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文化的、日益文明的‘人的世界’，从此之后，人便开始成为一种追求理想、创造价值的属人世界的理性存在。”[2]也就是说，社会分层是人在塑造自己、塑造社会、塑造世界的过程中的自身能力的发挥和表达的客观结果。

从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社会分层的活动或形成显然最终有赖于人类共同体的成员所具有的能力。在人类共同体里，每一个人都具有某种使其成员适应其职责的独特的能力，而且这个共同体实质上存在于能力相互关联的活动之中，这种联系既是他们能力发挥的基础，也是他们形成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客观必然。因此，社会分层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好像是人们的资源占有量的描述。我们不应在此停止不前，而应继续探究这种概念的内涵。这样我们就会立刻看出其含义，即社会分层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充分表现自己的能力特性，以适应——实际上是促进——形成这个共同体的各种关系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分层都是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对整个社会的反映。一个健全的国家组织会通过某种必要的联系使个人的能力特性得到健全的平衡与调节。

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取决于他的能力、性格和行为，我们并不知道也不关心他是靠当矿工还是当教师表现自己能力。社会分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它是我们个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在社会分层中是无需重视社会分工的，除非你愿意这样做。所以，承认个体生产力的自由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层不再是一种有关社会分工的制度，在实践活动中，它实际上作为一种描述人的能力的发展的结果而存在，表明的是人们的能力和行为。任何正常的社会分层也无法使层级的差别依附于社会分工的差别。但是，虽然在由正常的社会分层所规定的层级差别的意义上，社会分工已不再决定社会层级，但是从较狭窄的意义上说却依然是并必然始终是测量正常的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

按我们探询的思路来说，以个人能力为一方和以社会分工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是与人在社会中的“自由”这个词有关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工这两个概念有很大的区别。从个人的自由开始，我们会发现社会分层是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的结果，个人处于一个主动的地位，具有自主性；而社会分工则是社会生产对个人的一种要求，个人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缺乏自由性。因此，一个人的社会层级，从表明他的职业涉及什么样的能力发挥的意义上说，非常接近于他的个性能力的核心。但从原则上说，社会分层是依据人的能力的分工，社会分工则是依据社会生产需要的分工。

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这是人类对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职业差别越发凸显。由于特定的职业（包括政府部门职业）要求在职者具备特定的能力，这样具有特定能力的个人与相应的职业自然地形成“门当户对”的配对。这样配对的结果是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形成职业、收入、声望、权力等资源分配不等的具有层次差别的阶层。社会上不同职业由于在重要程度、能力要求等方面存在不同，客观上需要各方面能力差别不等的人来做相应的工作。即所谓各就其位，各尽所能。这样社会才能协调运转。只有当劳动分工基于一种服务于人的能力发展的实践，在一个共同体中变得很明显时，才会进一步了解个人能力的独特地位，给个人的能力打上标记并塑造它。有组织的社会总是从职业中看出能力的一一合理的职业分工从独特的能力中心得到较深刻的反应，或在其中采取比较具体的形式。在个人被号召使他自己适应于为共同利益作出特殊贡献时，他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能力特性。这样，他就成为了“重要人物”，成为社会分层中的某一个阶层的因子。

重要的是注意到这一点：在这种社会分层形成过程中，一个人除非能够承认他所在的共同体，否则他就不能在其中随意地发现并发挥他自己的特长。这样社会分层会从社会分工中获得自身的发展，特别能适应为维持社会或国家的一般需要。当社会分层发展的结果是它“有意识地”采取社会整体的逻辑所要求的形式时，它的发展在原则上就是社会分工精神。如果社会分层脱离了社会分工的原则，自认为重于一切——要独立存在，或者说要为它本身而纯粹的存在——便会失去赋予它价值的那种社会联系，而成为纯粹的概念。

二、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化

我们一直认为，社会和国家在作为手段发挥人类的能力方面是有价值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社会和国家的一面是不可避免的条件（因为人的能力发展在与外界隔绝时是不完整的），但是，它们是由众多的人群形成的，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当数目众多的人的自由参与，即由许多自我的要求和关系直接影响人类的能力的情况消失时，社会分层并不会遭到破坏。人的能力在得到它们的支持而增强后，会沿着排除各种矛盾，形成自己的世界，使自己的能力沿着全面发展道路继续前进。社会或国家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分层的促进力量，但它们的形成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直接为了发展每一个个体的能力的需要，它们的目的也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社会的”。相反地，应当把它们看作为了实现某些人的利益而在国家范围内并以国家名义而进行的一种能力资源分配；看作“公共意志”以比较不确定的形式显示的部分阶层超级发展，而部分阶层受到限制的更充分的表达；并从全体的意识所固有的这个意义上把它们看作只要他们能够占有就会占有本不应属于他们的“他人能力”。这样，在社会或国家的干预下，人的能力发展或发挥程度就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再加上一些人占有了本不应属于他们的“他人能力”，社会分层就不再是其原本的发展状态了，而是表现为他的异化形态——社会分化了。

这样，我们已可大致概括地描绘出社会分化的内容，它蕴含于现实的社会分层中，但并不完全，而且是以异化的方式实现的。正是由于这种内涵，我们才会意识到社会分层——自由才能的发挥不受阻碍——在不给自我加上重担并“迫使我们自由”的一种制度中才能找到。在社会分化的情况下，一些人的个性能力被缩减到了最低限度。不同的社会时期，政治、经济这两种力量以社会制度的方式安排着社会的分化，而这两种力量的互动又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政治方面，集权社会的政治权力可谓是社会分化的主导力量。任何社会阶层的沉浮都是由这种权力决定的，并且也主要以权力为标准划分社会等级。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分化主要都是建立在各种政治权力的条件之上，并以等级制的形式出现；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近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和完善，经济对社会分化的影响逐渐上升，甚至成为主导力量，杜会分化则是以职业、收人和社会声望等“公平“的经济事实不平等的形式出现的。

“阶级”或“等级”是社会分化的最常见的形式。在这里，社会分层的异化被国家以一种强制力赋予了“合法”的外衣。“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阶级。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3]“阶级”或“等级”在失去或未获得能使其本身适应功能并使功能适应社会逻辑的能力时，会显得重于一切，好像是关于优先权和特权的一种绝对而不可动摇的准则。这种社会分层的异化，是对人的能力自由发展的否定，表现为混淆社会分层原则，甚至会与私有财产的原则相混淆，对其成员或社会，或者对二者都是一种压迫。但这种弊病的实质，是使社会分层的功能失去它在社会制度内自由地合乎逻辑地适应变化的特点。社会分化已经把社会分层僵化了，不是像一个活的有机体那样使自己适应客观存在的事实和需要，而是固守着一个异己的原则，从而变成了社会逻辑中的一个异化或社会机体中的一个毒瘤。

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分化表现为不同等级资源占有的差异。这种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不是基于个人能力的结果，去有效维持社会激励机制，而是差异的形成过程的不公平，破坏了公民的和谐正义感，加强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所以，要在社会或国家的制度层面上尽可能完善并符合正义的要求，排除由于制度缺位造成的社会分化。在我国，政府依靠行政权力调控经济资源、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问题还很严重，“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政府几乎成为了各种资源交换的中介，不但滋生官员的腐败行为，而且强化了社会分化的冲突。

现实的生活中，社会分化程度会由于社会流动的加速而得到缓解。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紧密相关的概念，指个人关系空间的变动，可能是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也可能是在同一阶层内的不同层次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往往伴随着人的能力的发挥和能力资源的再分配。社会流动打破了等级的凝固状态，抵消了社会分化引起的区隔化认同，给底层带来跻身中上阶层的希望，对于缓解由于社会分化引起的矛盾有积极的作用。通过提高社会流动的速率，通过不同等级之间的加速循环，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种虚幻的期望心理，从而缓和等级间蓄积的冲突能量，让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避免在社会中发生较大的冲突。这是因为，底层群体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向更高等级的迈进上，降低主观心理压力，与此同时也会在客观上积极促成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壮大。[4]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非法占有“他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当作向更高等级的迈进的捷径，社会腐败现象将会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三、社会分层与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分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联系与区别在现实生活中总是通过一种含混的表达法表现出来。这一事实会使人误解：觉得这三者只不过是同一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层进而带来社会分化——其本质的内涵是一样的。然而，正如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很明显，社会分层作为个体生产力的发展，与其说是一种模式或一个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事实。它意味着某些特性，这些特性既是由我们所认为的正常的社会分层所表现出来的，又包含着对社会和国家本身提出的各种的要求。对社会和国家的要求在社会分层特征的表现中是重要的。所以，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尊重实质上毕竟是维持一种生活方式的责任——不是一般的生活，而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生活，我们把这种生活称之为最人道的生活，并根据它来辨认和处理异己的个人和共同体所拥有的权利。这一概念是反对把所有的人都视为同一共同体中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和职业的成员的。这是遵循我们的这个一般信念：决定社会分层的价值的不是社会分工或职业，而是人的发展。当然，如果个人的发展不能满足社会和国家的合理需求，它们也会变得自相矛盾的。

这样，我们又回到社会分层的功能方面提出的一些想法。每个人通常似乎都能从自己的生活模式中得到满足。在我们看来，这和我们必须有社会分层来促进人的个性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看法不会发生矛盾。但是，这种情况会使我们审慎地对待关于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并乐于承认社会分层的某种模式不可能普遍适用于人类本性的种种可能性。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分层应当受我们所能理解的人类社会需要的指导，而这最终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生产力的全面释放。不过，我们是从纯理论的逻辑推演出发，认为我们的社会分层本身代表着进步的目标，这与承认必须有一种可普遍适用于人类本性的社会分层，是有区别的。而在普遍适用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和国家可能会走其他社会和国家已经走过的路，不会听任社会分层自然发展。此外，如果说社会和国家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不可批评的，那么，任何一种关于社会分层的观念亦复如此。而提到“人的全面发展”也只是提出了问题，即根据要加以实现的人类的全面发展来了解社会分层的本质是什么。

显然，这种美好的社会分层只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社会实践是达到一切满足的手段，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真正的方式。人类所产生的一切社会分层就每一特定的方面来说都依附于社会实践，并排斥依附于其“身体”上的强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没有哪一种社会分层带有强权的性质或实际上成为它的一部分。因此，正如我们已经充分理解的，很容易有这样的看法：社会和国家干预的基本危险在于使独特的个人能力发展受到来自“他者”的某种强力干扰，从而损害了这种能力发展的显著特点一一它的自由。那是否意味着要完全排除社会和国家的约束呢？应当消除这种偏见，这对我们的观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暴力还是自动的恶俗或强权的制度或文化思想与一个人的能力发展相对立，并非因为它们是来自“他者”，而是因为其干扰的性质与这种高度自我突出的能力发展的性质相对立，因为它们的“非法性”与后者的“合法性”可以说是势不两立的，它们经常从自己的强力立场出发，成为我们所说的“异己力量”，与高度自我突出的社会分层完全对立。问题在于它们的“性质”和倾向，个人发展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和隔离，而不是它们对社会分层的约束和调控。但是，在许多时候，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作用并不在于他们的“异己”，而在于使社会分层能够对社会和国家的共性作出独特贡献的调控行为或服务。

因此，只有当社会和国家行为有利于发挥个人能力的作用的一面毫无疑问地超过侵犯的一面时，它才会被认为是正当的。如果把这样做看成社会侵犯了个人，那就是把社会分层绝对化、理想化了，是不正确的。严重之处是，认为只要社会和国家在其中起作用，就是一种非法强权在干预社会分层健康的发展逻辑；也可以说是强迫作用在干扰自由的发展。社会分层健康的发展逻辑，即合乎逻辑发展的、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分层体现，决不仅仅是与社会行动相对立的个人行动，而是据以要求任何个人在争取自己生产力最大化时效忠于社会的总目标和总意志。每一次社会和国家对社会分层的调控，只要不是意味着个体生产力发展的退化和社会分化，而是能给个体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和动力，就必然会被认为是正当的。社会或国家对社会分层的调控，不应意味着去维护一种堕落的情况，而应意味着一种必须使弱者变强的具有普遍持久意义的要求；不应当把对处于最弱状态的人的关心和对处于最强状态的人种种可能性的关心一一不论是现存的可能性还是在那些不起作用的穷人的最不幸状况中至少成为象征的可能性一一分开；而应当使社会分层的目标和精神与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真正意义联系起来。

总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具有容观性和必要性。正如我们所说的，真正的社会分层并不在于使阶层差别缩小到不能再分的最小程度，而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体生产力扩大到最大程度，大到能够包括在一个不容侵犯的统一体内可能有的最大的存在。过去我们抵制社会分层（社会分化），提倡平均主义。其实我们真正应该拒绝的并不是社会分层，而是不合理的社会异化。合理的社会分层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如果说没有合理的社会分层，那就等于说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在我们的微妙而又复杂的社会中，对一种社会分层的承认是可以支持的，调整并重新唤醒社会分层的作用，保持这种作用是我们乐于看到的。如果我们的理智自身不能保持它来抵制即使是我们自己所愿意接受的社会异化的话，那就是社会调控的根源，而真实可靠的社会就是对一切异化的限制和消除。

[参考文献]

(1)(意)巴蒂斯塔·莫迪恩.哲学人类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36.

(2)李燕.文化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4)孙健,丁建定.从社会分层到社会冲突(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5(5):41.

第6篇：社会研究论文范文

微博最先出现于美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微博网站即是成立于2007年的Twitter。随着新浪微博的开通，2010年成为国内微博元年。自从微博诞生之日起，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对它做出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的路径不外乎两种，一种侧重于从具体微博的内容上进行分析，另一种侧重于宏观上的整体把握，也即微博用户结构上的研究。而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研究微博即是一种整体结构研究。

作为一种新媒体同时也是自媒体，它从博客中来，同时微博又有它自身的传播特点。首先，微博有140个字符的内容限制，这决定了它的短小精致，可读性强；其次，博客主要以网络为媒介而微博主要以手机等移动互联网为媒介，从而微博有它得天独厚的即时性；再次，微博的用户量大面宽，互动频繁，是一种典型的社交网络。

同时，微博打破了传统媒体一家独大的话语权垄断，并且与传统媒体形成了有效互动，使得广大草根阶层网民的声音也可以传出并得以放大。整体而言，微博与其他媒体平台间传播模式如图1所示[1]：

如图1所示，X代表微博平台，A、B、C、D、N代表各个微博用户。每个用户会有自己的其他传播平台，如：报刊、电视台、人人网、豆瓣、博客等，图中D1、D2、Dn即是微博用户D的其他传播平台。如图所示，其他传播平台和微博可能通过用户D建立起平台间的联系，从而使得信息得以跨平台的传播。如果聚焦到微博内用户之间的信息传播，微博的传播模型属于无标度网络模型[2]。如图2所示：

由以上两图可以看出，不管是微博系统中用户之间的相互传播还是微博与其他传统媒体的交互传播，现在社会的信息传播都是通过网状结构进行。因此，通过社会网络视角对微博进行结构上的分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社会网络分析在微博研究中的运用主要有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和图论法这三种方法。其中，中心性是社会网络结构研究的重要工具[3]，中心性分析方法占据学者研究的最大比重，而此方法又细分为点度中心性分析、中间中心性分析和接近中心性分析。

更具体的来讲，国内外学者通过社会网络视角对微博的研究可以分为两条主线：一条以关系群体为导向，另一条以微博应用功能为导向。

一、关系群体为导向的研究

关系群体为导向的研究把微博应用看作一个整体，并不细致对微博中的应用加以拆分讨论。平亮和宗利永通过“滚雪球”的采样方法对粉丝数超过10万的14个名人微博分别进行了点度、中间和接近中心性分析[4]。他们得出了如图3所示的微博名人社会网络关联图并且形成结论：即使同是意见领袖，由于他们的中心性不同，权力的形式会有所不同，在微博网络上对信息传播的影响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

解立群、颜清华等研究者选取50位粉丝超过10万的微博名人以及50位粉丝数少于10万的普通人作为样本，编号形成二值矩阵。运用中心性分析、凝聚子群分析和图论法这三种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其分析，提出“围观模型”(如图4所示)，同时也说明虽然理论上普通人能和名人直接交流，但现实中无法进入微博名人圈子内部，与名人交流的愿望实质上无法实现[5]。

Akshay Java等[6]通过对微博中信息源类用户结点的识别，并以用户结点之间联系的双向性为基准，利用图论法将网络社区从微博网络关联中分划表征出来。他们总结出微博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类网络社区，分别称之为：独立网络社区、多结点联结的网络社区以及单结点联结的多网络社区，对应如图5、图6、图7所示。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在独立网络社区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较多并分享彼此的经验经历等；而在多结点联结的网络社区和单结点联结的多网络社区中，不同网络社区之间的人们几乎没有情感交流。

二、微博应用功能为导向的研究

微博应用功能为导向的研究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微博不同应用功能上，研究者以微博中的关注、评论、转发、引用等不同应用功能为维度分别考量，虽也是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但很少关注甚至忽视微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划分。此类研究往往从具体的微博热点事件着手，根据不同的微博应用功能分模块进行。

华东师范大学的袁毅、杨成明[7]在新浪微博平台上，随机选择一用户发表的一条关于农民工生存状态的博文，内容包括文字和图片，利用自编程序，采集一段时间周期内，转发、评论或者引用该贴的2466个用户并编号。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别得出了关注网络(如图8)、评论网络(如图9)、转发网络(如图10)和引用网络(如图11)。他们进一步阐述了各种网络的不同特点，同时指出，用5W理论解读网络社区的信息交流，认为网络社区中的信息交流是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采用任何方式、对任何人去发表意见的结论是不准确的，现实中的微博传播同样具有信息的不对等性。

三、研究展望

现阶段，国内外研究者对社会网络和微博的研究都热火朝天，而以社会网络为视角对微博等新媒体的研究并不多见，此领域的研究前景仍然可观。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以关系群体为导向的研究仍缺乏普通人和普通人微博之间形成的社会网络的研究以及特定群体之间的微博社会网络的研究；以微博应用功能为导向的研究也很薄弱。同时，微博虚拟社会网络与现实社会网络有着怎样的关系和互动仍不得而知。另外，以社会网络为视角的微博研究作为一种结构研究与微博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也更具有全面性和深入性。这些，都需要后续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来源：《今传媒》杂志 文/罗文伯 编选：）

(作者简介：罗文伯，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媒体及社会网络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杨晓茹.传播学视域中的微博研究[J].当代传播，2010(2).

[2]刘智.网络社区危机信息传播与干预研究[D].中国科技大学，2010.

[3]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平亮，宗利永.基于社会网络中心性分析的微博信息传播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10(6).

[5]解立群，颜清华.从“围观模型”看交流困境[J].中国传媒科技，2011(8).

第7篇：社会研究论文范文

关键词：和谐社会；文学担当；精神家园；民族精神

“和谐社会”理念是继我国古代“大同社会”、“小康社会”和“小国寡民社会”等理想社会形态之后，我党在新时期基于国内现实和国际形势的诸多挑战所提出的应对策略，是我党对于理想社会形态的又一次伟大理论创新。自从“和谐社会”理念提出后，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就“和谐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背景、内涵、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展开了系列研究，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在众多研究成果当中，有关文学学科在和谐社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以及如何承担问题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与不足。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状况而展开的研究。

“和谐社会”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和谐社会”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等之间的协调；狭义的“和谐社会”主要是指社会本身各个环节、各种因素、各种组织、各个阶层以及各种机制之间的协调。

如果从和谐社会建设大的方面来讲，以人为中心，则可体现为四大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在这四大和谐关系中，人与自身的和谐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和根本。只有人与自身的关系和谐了，其它的三大和谐关系才能够充分实现。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是“人心”的建设，是“人的全面发展”，而这正是文学所关注和研究的范畴。在和谐社会构建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自然科学为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提供强大力量；社会科学为构建高度的社会政治文明提供理论与制度支撑；那么人文科学（文学、史学、哲学）则为社会构建高度的精神文明提供思想动力和辩证智慧。人文科学中的文学学科，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必须在场，应该有所承担。

在今天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文学不仅仅要有反映生活的功能，同时它更应该有批评、干预和引领生活的作用。如果文学不能干预社会或无所承担，那么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作为党领导下的一个精神产品生产部门，文学面对的是人的心灵、人的命运，作用于人的情感、思想和灵魂。它凭借其受众的广泛性和掀动情感的巨大力量，肩负着时代赋予的特殊使命。

构建和谐社会，文学必须有所承担。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文学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在今天这个消遣型、商业化的电子娱乐像沙尘暴似的覆盖国民精神天地的背景下，即使有很多的个体不关心文学、不阅读文学，也不足以证明社会可以没有文学。文学是关乎人的情感与审美的学问。它为人们构建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安顿一个精神的家园。文学的生命力到底在哪里？纵观人类文学发展史，我们很容易从中找到答案。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始终关心人的生存状况、人的前途命运。文学的魅力从产生之日起就把思想启蒙和精神关怀视为自己的主要责任。在人类历史上，每当人不能高扬尊严和价值时，文学就以自己的存在方式张扬人的主体性、自由性与个性。文学对于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创建良好和谐的健康心态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文学学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承担：

其一，建设人的心灵，呵护人的精神家园。

和谐社会是由和谐的人组成的，人与自身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原点。只有优先实现了个人的自身和谐，最终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和谐。文学作为研究人的学问，具有优化人的心理与人格，关注人的生存与价值，促进人的自由与幸福等功能。

自从人类摆脱原始自然的生存方式，而进入到现实的生存方式以来，由于受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压迫，其主体的自由性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人类总期待着在精神层面实现自由。文学的出现与存在，使这种愿望可以实现，这是文学存在的重要价值之一。如果从现象上看，文学好像是对生活现象的直接或间接的描摹，可实质上它是在追求“大于其自身”的意义上进行的。所以，文学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具有超越对象本身的特点，文学通过“物”的具体形态去传达人的信息，表现富有诗意的人生。正如丹麦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所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而言，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①这一表述深刻地揭示了文学的价值取向，说明了文学是为满足人类渴望自由和认识自身的精神需求而产生、发展和存在的。透过复杂、丰富的社会生活现象，文学在执著地寻找着、探索着和表现着人以及人生的价值。如果让文学在极端功利的社会生活中缺场，那么，必将加剧人自身的不和谐。

一个人的自身是否和谐主要包括心理和谐、思想和谐和人格和谐三个关键因素。所谓心理和谐，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要有一颗平常心、一个好心态。亦即是要始终保持乐观、旷达、健康的良好心态，做到在工作上积极进取，在生活的追求上知足常乐。所谓思想和谐，也就是指要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思想观念要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要能根据时展的新形势、新情况、新变化来思考问题，力争处理问题合情、合理、更合法。所谓人格和谐，主要是指个人言行与生活主流道德价值观相一致。在待人接物中，要尊重他人，遵纪守法，遵循社会的伦理规范，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良好道德规范而又人格和谐的人。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人们的精神世界并没有与物质文明一起呈正比例同步发展，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而提高。相反，作为人类更富有“人”的特征的情感世界正在不断地失落，人们的生存困惑却越来越多。在当代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等合理诉求的掩盖下，人受制于物，导致目标迷失、深度感缺乏、欲望横行、身心疲惫、人性扭曲。在金钱价值标准面前，情感显得是那么的苍白和无力。而文学的存在，却可以让人保持健全的理想，抚平内心的创伤，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由，聚集前行的力量，成就自己的价值。

笔者非常赞同黎鸣先生对社会人性场的三种划分：

世界上的人类赖以表现其人性的时、空、信息场可综合分解为官场、市场和情场。在官场，人类追求权力；在市场，人类追求利益；在情场，人类追求情感。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可由其人性场的中心所在判断出来：以官场为运转中心的社会，权力高于一切，必定是愚昧专制的；以市场为运转中心的社会，金钱高于一切，难免腐化堕落；惟有以情场为运转中心的社会，才可能是最文明的理想社会。②

对金钱和权力的过度追求，更多地反映了人的动物性本源，但它却更多地背离了人的本质特征——情感。

何谓情感？情感是指人在与神、自然、社会、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所获得的某种心灵的安抚，而信仰、知识、眷恋即是这种“安抚”的过程与特产，因而也是情感追求的自身。人类对情感的追求将会促使人性不断地得到提升与发展。而人的幸福感就是人自身的一种情感体验。人们要获得更多的幸福感，离不开情感的在场，更离不开文学的熏陶。如果情感与文学缺场，幸福感也将化为虚有。

人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主体，和谐社会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全社会每个人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离不开每个人和谐健康心态与和谐意识的养成。文学是把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作为自己的关照对象，并通过这些社会生活现象，去发现人，去表现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文学所描写和关照的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命运、人的个性、人的感情、人的灵魂。因此，就有“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作为一种人学的文学，它主要表现的是人类的心灵世界，倾吐的是人的主观情感，它可以达到沟通人性、陶冶情感的作用。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个性、情感与精神面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灵、思想、生活观念、道德判断和价值取向，有时甚至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学以它所表现的艺术世界，给人以第二次生活，第二个生命。它不是幻觉和想象中的生活，不是梦境中的满足，而是因人生经验的扩大与精神境界的升华给生命带来的充实与丰富。它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鼓舞人们以美的理想和美的规律去创造新的生活，启发人们去探索人生的意蕴，思考人生的意义。

在当今这个以电子传媒为主体的信息社会里，人民群众在物质的追求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对文学艺术等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已日益增加且多元化。尽管经典纸质文学文本的阅读不断下降，但由于电视的普及，影视文学艺术空前发展，影视文学作品的消费和接受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主要娱乐方式。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价值观念及情感的喜怒哀乐对广大观众和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和读者的价值取向、人格养成和心灵塑造影响巨大，对此不可小视。

文学以其反工具理性和反功利主义的独特价值观，通过对人们生活的本真状态的掲示，使人们能够明白和谐、安宁和亲情才是人们生活中最为基本的要义，让人们真正懂得应该“怎样生活”和“怎样做人”，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利益问题，向内寻找人生的生存意义。文学能够帮助人们理性地协调各种矛盾，实现人生的和谐，建立起呵护心灵的美好精神家园。

其二，培育国民的环保意识，守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其中也充满着各种利益冲突，诸如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而在人与自然的冲突方面，工业化社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如何正确地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学尤其是近些年兴起的生态文学已经开始考虑这一问题。生态文学在培养国民的环保意识、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减缓人与自然的冲突、维护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环境家园等方面，有所作为。

所谓生态文学是指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级尺度的文学。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或生态整体观为指导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以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和持续的自然存在作为对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生态文学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人类或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生态文学家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避免生态危机。而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

生态文学以生态责任、生态理想、生态预警、文明批判为突出特点，它把人类对自然的责任作为文本的主要价值取向。其核心内容是探讨人类的文明和发展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犯了什么大错，才导致如此严重、危及整个地球和所有生命的生态危机？人类到底应该怎样对待自然才能保持生态的持续存在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的持续生存？生态文学表达了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回归自然是其永恒的主题。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特点的文学，它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作家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中的必然反映，文学家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是生态文学得以发展的动力之所在。生态文学的崛起，拓宽了文学的审美领域，使文学获得了新的视角和价值标准，也使文学有了新的担当。

生态文学的意义在于通过掲示生态危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来达到培育国民的生态意识及健康的消费观、发展观，从而促进自然、社会、人的精神世界三重生态的和谐发展的目的。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作家通过生态文学作品去影响读者，培育读者的生态意识。领导者阅读了生态文学作品，就会把这种生态意识变成思想和行动，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护好人类安身立命的环境家园。如我国内地作家徐刚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品《拯救地球》、《伐木者，醒来》、《守望家园》和台湾作家马以工、韩韩创作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等作品，对于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遏制生态灾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台湾政府对红树林珍稀物种的保护，就是生态文学影响的结果。

其三，塑造国民的民族精神，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家园。

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先进的和谐文化作支撑，而和谐文化的建设又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根基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思想库和活水源头。而文学艺术在反映时代生活、高扬时代主旋律、团结鼓舞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牢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通过文学作品培养国民的民族精神，是文学在当前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承担。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民族文化的本质和灵魂。所谓民族精神，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固有传统，长期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种民族精神广泛地影响和熏陶了大多数人民，并为大多数人民所认同和接受，成为他们基本的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对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这种民族精神的主体内容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四大方面。这些精神都贯穿于文学发展的始终，作家通过不断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创作出蕴含民族精神的作品，来表现爱国主义精神，弘扬勤劳勇敢的传统，凝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鼓舞和激励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建设小康和谐社会。

上述民族精神在热播的电视文学作品《闯关东》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电视剧《闯关东》之所以深受观众的喜爱，是因为主人公朱开山身上所展现出的那种充分体现民族精神的荡气回肠的“天地正气”。该片以山东农民朱开山一家闯关东谋生的命运起伏为切入点，通过对淘金、种地、伐木、开矿、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等生活经历和历史片段的描写，展现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关东大地充满艰辛的奋斗历程，弘扬了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正是英雄人物身上的那种“天地正气”抓住并感染了亿万观众的心。主人公朱开山、朱传武、鲜儿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勤劳勇敢、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爱憎分明、诚信仁义、正直善良的“闯关东”精神，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生动而又具体的体现。它必将成为观众克服艰难险阻、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动力。作品正是通过一个“闯”字，塑造了一群生动感人的真善美形象。这种文学作品对观众所激发的精神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要让文学更好地完成上述承担，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面对当今这个精神价值比较混乱和文学精神有所流失的时代，作家必须有所承担，不承担就不是真正的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良知的代言人、生活的冷峻观察者和批评者，作家必须加强自身修养，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和谐人。作家要努力使自己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染力，具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体恤人民群众的疾苦，对弱势群体给予深切的同情与关爱；追求真善美，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人间正气，鞭挞社会黑暗。作家还要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昭示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为挽救文学精神的流失，凸显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文学批评家也必须肩负起真正的批评责任，力争最大限度地向人揭示文学本有的道德力量和审美力量。文学批评家必须有批判的勇气、质疑的精神、人道的情怀、执着的信仰、高贵的气质和自由的梦想，并以此推动文学朝着令人信服的真、令人感动的善和令人欣悦的美的方向发展。

二是作家必须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创作出真正被人民群众所喜爱的、具有时代气息的、生动活泼的好作品，来引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先进文化。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千载难逢的改革实践是作家创作的活水源头，是诞生伟大作品的沃土。只有贴近群众，潜心于生活，才能发现反映时代脉搏的主题，产生震撼人心的作品。

三是加强对新的文学形式、新的文学传播途径、传播方式的研究，努力让高高在上的经典文学作品走下神坛，并以通俗而又喜闻乐见的形式面向读者和观众。在当今这个电子传媒时代里，传播媒介对文学的传播影响巨大，必须加大力度进行研究。

四是倡导全民阅读，建立阅读型社会。阅读是获取知识和信息、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阅读有助于丰富知识，增长才干；阅读有助于激发国民的创造潜能；阅读有助于人们掌握信息，发现机会；阅读有助于提高个人修养，改善生活质量，形成国民良好的和谐心态。因此，人的一生，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生活都离不开阅读。必须加强经典阅读和深度阅读，克服快餐式阅读。在巴丹主编的《阅读改变人生》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道出了阅读之于人生的意义：

阅读是为了活得体面和高贵。阅读令人睿智豁达优雅美丽。阅读可以改变人生。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物相，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气象。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起点，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阅读让人生永不听任命运的摆布，把握自己，执着地走向梦想的极地。不论出身高贵与卑贱，阅读可以改变人生的坐标与轨迹，奏响人生的乐章。阅读的意义在于，它在超越世俗生活的层面上，建立起精神生活的世界。一个人的阅读史，也就是他的心灵发育史。阅读使人超越动物性，不致沦为活动木偶，行尸走肉。停止阅读就意味着切断了与世界的沟通，与心灵的沟通，人生也就进入了死循环。可以说，是阅读拯救了我们，要活着，就必须阅读。③

所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它是提高国民素质、提升民族精神境界、促进文化建设、推进社会和谐的重大举措和主要途径。

注释

①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页。②黎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39页。③巴丹主编《阅读改变人生》，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3页。

参考文献

［1］何西来.论社会的和谐与文艺的和谐［J］.文学评论，2006，（4）.

［2］黄建国，关锋，马遥.文学艺术与和谐社会［J］.长安大学学报，2007，（3）.

［3］姜桂华.生态文学大有可为［N］.人民日报，2004——06—29.

［4］李明德，张英芳.文学的职能担当［N］.光明日报，2005—04—08.

［5］黎鸣.中国人性分析报告［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6］刘鸣.文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特殊人文价值［J］.郑州大学学报，2006，（5）.

第8篇：社会研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公有制理论与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理论的统一。

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特点，理论界已经进行过深人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有创见、有意义的学术成果。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没有终结，需要随着实践的进展而继续研究。下面略述本人当前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后的几点新认识。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提出了世界历史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内容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由于国际市场、国际分工和人们普遍交往的形成，以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封闭的、分散发展的历史过程转变成为世界性的、整体联系的发展过程。这一理论的内容还包括，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单个民族、单个国家，不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只有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

可是，以后的历史并未完全按照理论所规定的路线展开。20世纪20年代初，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夺取并巩固了国家政权，使这个政权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鉴于这种局面，列宁提出了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内容是:俄国苏维埃政权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存在下去，它能够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经济联系，能够而且必须先于西方国家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具有特殊性。叹体小平实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在于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既强调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又强调中国走自己的道路的思想。

邓小平关于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即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融人世界历史潮流的思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与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自己发展生产所需要的全部科学技术，不可能拥有自己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资金。据此，邓小平在有关谈话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②“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3邓小平看到，近代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处于落后的状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不及于其他国家，原因也是闭关自守。他在总结了历史经验后深刻地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r’小平在世时，在他的领导下，我国的对外开放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邓小平关于中国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即中国改革的政策和措施同中国的实际相适应、不照搬别国模式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自然条件的原因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有其国情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表现在经济条件的优劣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上，可以表现在政权组织形式的差异上，可以表现在人民不同的生活习惯上和不同的信仰上。任何国家的执政者在考虑本国发展的道路时，都必须充分地认识到本国国情的特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种种失误，原因之一在于没有认真地研究本国的国情，没有正视本国国情的特点。所以，邓小平在有关谈话中强调指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就这个间题提出了下述著名论断:“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②

邓小平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着一致的内涵。其一，它们都主张消除闭关自守状态，各国间相互往来。其二，它们都主张各国的经济资源相互间可以利用。邓小平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同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有着一致的内涵。其一，它们都强调重视本国国情的特点。其二，它们都主张从本国国情出发确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和措施。

认为邓小平实现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列宁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会不会产生一种歧义:邓小平理论一方面主张世界历史过程转变成为世界性的、整体联系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主张落后国家即中国沿着有自己特色的道路独自发展，处于矛盾的状态。笔者认为，不会产生这种歧义，即邓小平理论内部不是矛盾的。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本身包含着上述两方面的内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虽然主张世界历史过程转变成为世界性的、整体联系的发展过程，但是马克思仍然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先在本民族或本国家内进行革命，先解决本民族或本国的革命与建设间题，在此基础上才有民族的消亡和国家的消亡。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特定条件下主张落后的俄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他始终期盼着世界革命，希望俄国能够同世界各国至少是同西方先进国家一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比较突出，各个国家进行革命与建设的理论相对弱化。在列宁的理论体系中，关于落后国家单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比较突出，世界历史理论相对弱化。邓小平在同一个时段内充分强调了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实现了这两个理论的高度统一。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马克思公有制理论与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理论的统一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即提出了实现公有制的理论。他写道:“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③他还写道:“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④这也是关于消灭私有制和实现公有制的思想。

可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在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列宁从苏俄的实际出发，阐述了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思想。1921年列宁指出，由于有自由贸易和商品交换，有小经济的发展，必然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原理所揭示的现象。对此，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是试图完全堵塞资本主义发展的通道，“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毖他说，在俄国，由小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通过一定的“中间环节”，这种“中间环节”就是资本主义。这就是他所说的:“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这是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最经典的论断。

邓小平实现了马克思公有制理论与列宁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理论的统一，在于他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既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思想，又强调利用资本主义作用的思想。

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1985年8月，他谈到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工同一时期，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Z在邓小平看来，以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经济制度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保证，是我国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保证，必须认真地做到这一点.〕如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③

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强调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1979年10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利用外资问题时指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支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在他看来，利用外资可以得到几个方面的好处，即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工人可以得到工资，还带动了其他服务行业的发展。可是，利用外资涉及到我国所有制形式的变动，即有可能在我国出现非公有制性质的企业。显然，邓小平对此持肯定的态度。同年11月，他在接见外宾时的谈话中，当外宾问及我国的所有制形式会不会变化时说:“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形式，……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5在这里，他肯定地指出我国国内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并且说它在中国有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1980年12月，他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对一些改革措施的看法时说:“继续广开门路，主要通过集体经济和个体劳动的多种形式，尽可能多地安排待业人员。要切实保障集体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合理利益”。U,在这里，他肯定地提出，我国出现了个体经济即私人占有制性质的经济，并且要求保障其合理的利益。随着改革的进展，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思想，“不争论”的思想。这些思想都体现出他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来促进改革开放。

第9篇：社会研究论文范文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研究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为契机，学术界在2006年度内将刑事政策的应有地位及其发展走向等问题作为普遍关注的理论课题。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及其定位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控制犯罪的基本政策，而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刑事政策所蕴涵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也就成了贯彻该政策的前提。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问题上，学界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不同的犯罪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宽而无严或者严而无宽。相反应当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防止和纠正畸轻畸重。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到注重严打政策再到强调宽严相济政策的起伏式变化过程。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定位问题，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以及严打政策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极度关注的重要课题。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关系问题，有论者主张，我国刑法曾经确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二者之间属一脉相承。④有论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一部分，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属于具体的刑事政策。⑤也有论者基于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述方式、侧重基点、司法倾向及关注重点等分析，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新形势下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变革。⑥换言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法治基础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继承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的同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新内容。⑦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是否与严打政策存在冲突的问题，有观点指出，严打政策既不利于公民权利保障，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严打政策只是对付犯罪的权宜之计，随着社会的转型，严打政策理论和实践暴露出局限性，作为一种刑事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⑧也有观点认为，提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缓的一面，但不能由此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是轻罪刑事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取代，更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否定，而应当将严打政策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⑨不过多数学者在分析严打政策存在弊端的同时，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旨在矫正严打政策所形成的非理性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体现的正是人们期盼已久的注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进步司法理念。⑩

对上述理论课题的讨论，直接关系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地位能否得以确立。较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以及严打政策而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手段性，也不忽视刑法防卫社会的积极功能；既强调应首先注意对犯罪人从宽处断的可能，也注重对少数凶恶犯罪人依法予以严厉制裁，因而更能体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应当说，我国当下的刑事政策已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重刑化”或“轻刑化”的单极化之争，在扬弃单极化的严打政策的同时吸收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合理内涵，顺应了世界范围内刑事政策“轻轻重重”的两极化趋势。(11)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路径

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路径问题，有学者指出，我国在刑法立法层面上的非犯罪化空间不大，相当长时间内刑法立法的重心不应是非犯罪化而应是犯罪化，因为我国刑法当前的实际保护范围与刑法调控社会的应然需要相比，可能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所以，在当前刑事法制的背景下，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主要应该关注的是司法层面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12)此外，刑法学界还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实现方式，诸如死刑适用以及社区矫正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建树的意见。(13)

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罚适用的影响

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适用问题，有学者指出，就中国国情民意以及抗制犯罪的需要来看，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废除死刑。目前中国死刑政策急需关注的应该是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死刑或者限制死刑，即通过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范围、利用法定刑可选择性减少死刑适用、充分发挥“死缓”制度的减刑功能、建立和完善赦免制度等方面减少死刑执行。(14)就死刑适用标准如何统一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在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之后，死刑的初审权和二审权仍然在地方法院。因此，在明确立法中死刑适用概括性标准的基础上，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死刑适用规则的方式，进一步将死刑适用的积极条件与消极条件具体化，并辅以典型的判例以供参考，就有可能达致死刑适用标准的严格统一。(15)此外，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老年人、未成年人刑罚适用制度如何完善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刑法增加对已满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对老年人从宽处罚的规定，放宽70周岁以上老年人的假释条件等。(16)为了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未成年犯适用刑罚需特别审慎的是，严格控制无期徒刑的适用，尽量使用非监禁刑，严格控制资格刑以及财产刑的适用。(17)

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应该关注司法层面的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在不突破我国现有法律框架的前提下，对轻微犯罪应尽可能地适用管制刑、单处罚金、缓刑等，以避免拘役、短期有期徒刑(1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短期自由刑的广泛适用带来的弊端。轻缓刑事政策不仅体现于刑事实体方面，而且也包括刑事程序方面。对此，有学者指出，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暂缓正是体现对轻微犯罪宽大处理的有效途径。(18)

2.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刑罚执行的影响

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刑罚执行的影响问题，有学者作了深入探讨，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自由刑执行的导向性蕴涵可从“严”和“宽”两个层面加以把握。行刑中，宽严相济政策之“严”，广义上指严格依法对罪犯执行自由刑，不仅包括对严重罪犯依法行刑，也包括对较轻的罪犯依法行刑。从狭义上说，“严”指的是从严，即对犯有严重罪刑的罪犯或者对具有从重情节的罪犯，在行刑法律规定的限度内予以更为严格的要求。行刑中，宽严相济政策之“宽”也有两层含义，广义是指对所有罪犯的惩办必须结合教育改造与矫正，贯彻人道主义，使其回归社会；狭义上是指对犯有较轻罪行的罪犯在行刑过程中给以更为宽松的待遇或者予以非监禁化。(19)

应当指出，监禁刑虽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刑种，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过量适用还会产生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副作用。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方式的研究中，另一个学术热点就是社区矫正问题。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有必要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所蕴涵的真正价值转换成制度性的选择与建构，学术界则为宽严相济政策的具体实现提供了一整套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社区矫正。有学者指出，我国试点经验已经表明：社区矫正是实现轻罪的非监禁化的必由之路，成效也是十分显著的。并建言立足我国国情，着眼于构建和谐社会，更新刑罚理念，改革和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建立健全社区矫正配套机制。(20)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联系，社区矫正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点，不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缓的一面，而且通过节约行刑资源还对国家集中力量打击和遏制严重刑事犯罪大有助益。

二、刑事政策调整与我国刑罚改革问题研究

刑事政策作为刑法的指导思想，其重新定位及发展走向必将影响未来刑罚结构调整。显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严打政策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对刑罚结构的指引作用上存在质的不同。虽然严打刑事政策的出台，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有其存在的相对合理性，对我国社会治安的稳定发挥过一定的重要作用。但是，严打政策本身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也是无可否认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迟而日益彰显。尤其在我国确立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后，对严打政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应进行深刻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负面效应之一就是导致社会对重刑的依赖，而刑罚并非越重越好，刑罚的严厉性超过一定限度，会发生边际效益递减。为此，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刑罚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缺陷，这就是死刑过重、生刑过轻。(21)关于死刑改革问题，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当前还不能废除死刑，但规定死刑的罪名过多，应当逐步予以减少。这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罪责刑相适应评价的要求。主张通过对死刑的立法限制与司法限制，将死刑适用率大幅度降低。(22)除此之外，学者们就限制甚至废止死刑以后采取何种替代措施以及我国刑罚体系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建议对某些不宜规定死刑的严重犯罪规定绝对监禁刑。如对那些造成国家或者人民群众极端严重损失的贪污贿赂犯罪、经济犯罪规定绝对无期徒刑，即不可假释、减刑，以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23)关于有期自由刑的改革问题，有学者指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死刑和生刑之间轻重过于悬殊，为了减少死刑，就应适当提高生刑。把有期徒刑的上限从现在的15年提高到20年，数罪并罚提高到25年。(24)提高生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对死刑的压力。关于资格刑问题，有论者认为，作为刑罚改革的一个方向，我国刑法应当对那些利用职务或业务上的便利实施犯罪的人规定资格刑，根据犯罪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剥夺或者限制其从事某些职业或者担任某些职务的资格。(25)

刑罚改革应当以轻刑化为切入点，这是我国未来刑罚改革的发展趋向，也是顺应国际刑罚改革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然不能通过压制性手段而是通过更为多元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纠纷。

三、刑事和解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又称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一般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即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一种协议和谅解，促使国家机关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或者从轻处罚的制度。(26)其目的是恢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27)刑事和解既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司法制度也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它所体现的恢复性司法理念是西方新兴的一种刑事处理方式，它对犯罪人不是简单地视为异类，而是在司法工作者的主持下，在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求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而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28)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加速和国内和谐社会建设升温的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也开始进入我国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的视野。

(一)我国引入刑事和解的必要性

第一，刑事和解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刑事和解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合意”、“共识”、“可接受性”这些理念和精神结合起来，使得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双方都能接受处理，可以尽量减少双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立，减少上诉、申诉和其他后遗症，使判决或案件的处理更加符合社会和谐的需要。(29)第二，刑事和解有助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回顾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关注热点，基本上都偏重于犯罪人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甚至不能享有犯罪人那样的保护。(30)但是，忽视对被害人问题的研究，不利于刑法理论体系的完善、不利于被害人人权的保障、不利于刑事法治的实现。(31)刑事和解以犯罪人的真心悔罪和有罪答辩为前提，这使得被害人能够在一个平和的环境中告诉犯罪人其行为对自己造成的身体、情绪和经济后果，了解犯罪人犯罪时的动机，接受犯罪人的道歉。这种交流有助于减轻被害人的焦虑与仇恨，尽快恢复心理与情绪的稳定，从被害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因此，应当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将刑事法律关系由“二元结构模式”改造为“三元结构模式”，赋予被害人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提高被害人在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一定的实体性权利，从而及时安抚其因犯罪行为及“冷漠司法”而受到的精神创伤，平息其报复犯罪的心理，弥补犯罪行为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从而充分实现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刑法保护机能。(32)第三，刑事和解有助于实现犯罪人的再社会化。通过被害人与犯罪人就犯罪影响进行的讨论，犯罪人能够深刻地体会自己的行为给他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从内心反思过错，真诚悔罪。(33)第四，刑事和解制度试图在刑罚制度之外探讨有回旋余地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刑法的命令性、工具性，有助于软化刑法的强制性。(34)最后，刑事和解有助于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在一定的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一方面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轻微刑事案件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大量司法资源被消耗在应对轻微犯罪上，影响了重大刑事案件的办理。司法公正面临严峻挑战。刑事和解能使轻微案件的处理不进入、审判程序，快速、合法、有效地解决大量轻微案件的责任归属，使司法机关合理配置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全面提高诉讼效率。(35)

(二)刑事和解引进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现实的政治基础。在中国社会经历了太多的历史磨难以后，当今的执政阶层对执政观念已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全面建设和谐型的社会，才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发展方向。第二，传统的文化基础。中国儒家“和为贵”的历史文化基因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第三，现有的法律基础。我国的刑事法律虽然还没有刑事和解的制度性规定，但并不等于说一点不存在与此相关的内容。我国刑事实体法中的“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规定，我国刑事程序法中的相对不的规定，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包含着一些与刑事和解相类似的成分。(36)第四，我国“宽严相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据。(37)第五，司法实践基础。目前，我国立法上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制度，但在刑事诉讼的部分程序和环节中已有间接的或近似性的表现，如刑事自诉案件的允许和解、撤诉，公诉案件中对轻微犯罪的不、暂缓、缓刑判决以及社区矫正等制度及司法改革措施。(38)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刑事法学者和立法者、司法者必将继续关注对刑事和解的研究。

(三)刑事和解适用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适用阶段问题。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将和解程序的适用限制在审查阶段或者审判阶段较为妥当。在审查阶段或者审判阶段，被害人、犯罪人或者其律师可以向检察官或者法官提出和解的要求，检察官或者法官也可以视案件的具体情况向当事人提出适用和解程序的建议。第二，适用对象问题。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育尚未完全成熟，多数未成年人犯罪偶发性比较大，且主观恶性小。所以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和解是各国通例。此外，成年犯罪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偶犯等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第三，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问题。比较合适的和解范围是：对于罪犯可能判处的主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传统上认为没有被害人的侵害社会善良风俗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除外)。如此限定刑事和解范围，既不会使得刑法的权威和强制性受到太大冲击，又有助于刑法宽容的实现。(39)第四，刑事和解中公权力机关的中立问题。刑事和解既然是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一种契约，那么，和解的主动权就应当掌握在被害人手中，只要被害人不同意进行和解的，司法人员不得强行进行刑事和解。(40)第五，和解协议的达成及履行问题。作为刑事和解基础的和解协议应“自愿达成，并只载列合理而相称的义务”。在刑事和解达成书面协议之后，调解人或者和解双方当事人应视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将此协议提交检察官或法官，由检察官或法官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对和解协议的履行进行监督。如果和解双方当事人未达成和解协议，应对案件依照法定刑事司法程序处理。(41)最后，应注意刑事和解过程中对公权力的约束问题。刑事和解协议如系双方当事人真诚意思表示，司法机关不得再随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予以干涉。(42)

(四)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前景展望

中国要从传统的“报复性司法”走向现代的“恢复性司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43)由传统诉讼模式向刑事诉讼与刑事和解并存模式的转化，意味着国家公诉机关及审判机关职能有所弱化。在理论层面上，从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角度出发，这种变革几乎是离经叛道的，因为它动摇了传统司法制度奉为圭臬的罪刑法定、罪刑相当、有罪必罚、刑罚平等基本价值理念。在实践层面上，与每一项制度变革以及相应的观念更新一样，这项改革产生了正负两种社会效应，同时也引发了对刑事和解正当性的激烈论争。尽管刑事和解存在一些问题，(44)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其避免，而不能一叶障目因小失大。刑事法具体规则的缺陷不应该动摇我们对其蕴涵的价值精神的崇尚和信仰。(45)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现阶段完全实现刑事和解的基本主张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现有的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之下，引入一些刑事和解的思想，则并不是不可能的。(46)总之，在我国现存的刑事法观念和司法体系下，如何为刑事和解找到实体法的根据和程序法的指导仍是一个亟待深入思考、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刑事法学》2006年第4—12期索引；《新华文摘》2006年1—24期报刊文章篇目辑览。

②主要会议有：“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北京市检察官协会主办)；“法治与和谐”(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主办)；“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主办)；“犯罪论体系研讨会”(北京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主办)；“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学术研讨会”(北京市法学会、重庆市法学会与西南政法大学主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与和谐社会：以检察实践为主要视角”(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主办)；“2006刑法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法学院与山东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等。

③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马克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刍议》，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

④高铭暄、彭凤莲：《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罚的完善——从未成年犯罪人的视觉》，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3页。

⑤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1期。

⑥黄京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⑦张远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

⑧刘强、武玉红：《“严打”政策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页。

⑨陈兴良：《解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载《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8日第9版。

⑩张远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夏勇：《和谐社会与“严打”转型》，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7页。

(11)梁根林：《欧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新走向》，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4页。

(12)黄京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13)刘家琛：《宽严相济逐步实现刑罚轻刑化》，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莫晓宇：《和谐社会视野下的中国刑事和解机制之建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0页；余松龄：《论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完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张远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适用》，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1页。

(14)谢望原：《联合国关于死刑的价值选择及其对中国死刑政策的启示》，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38页。

(15)高铭暄：《略论我国死刑制度改革中的两个问题》，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16)王勇、徐留成：《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老年人刑罚制度完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页。

(17)高铭暄、彭凤莲：《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罚的完善——从未成年犯罪人的视觉》，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73页。

(18)张智辉：《刑罚改革的切入点》，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张波：《论宽严相济政策之实现——法定刑立法与量刑过程之初步构建》，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页；樊凤林、刘东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立法的完善》，载《公安研究》2006年第10期。

(19)刘守芬、李瑞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导向下的自由刑执行》，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86页。

(20)马长生、刘小鸥：《构建和谐社会视觉下的我国监外行刑问题——略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6页。

(21)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罚规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22)高铭暄：《略论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两个问题》，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马克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死刑的完善》，载《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上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9页。

(23)谢望原：《欧陆刑罚改革成就与我国刑罚方法重构》，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24)陈兴良：《刑罚改革论纲》，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25)张智辉：《刑罚改革的切入点》，载《法学家》2006年第1期。

(26)陈光中：《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0期；赵琳琳：《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制度》，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

(27)参见刘守芬、李瑞生：《刑事和解机制建构根据简论》，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谢鹏：《浅析刑事和解理念对辩诉交易制度的启示——以被害人为视角》，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4期。

(28)参见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2期。

(29)杨兴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载《法学》2006年第8期。

(30)参见甄贞、陈静：《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31)参见高铭暄、张杰：《刑法学视野中被害人问题探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1期。

(32)石磊：《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根据》，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

(33)参见甄贞、陈静：《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34)周光权：《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5)参见甄贞、陈静：《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黄京平、甄贞、刘凤岭：《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刑事和解探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年第5期。

(36)参见杨兴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载《法学》2006年第8期。

(37)参见甄贞、陈静：《刑事和解的可行性理论分析》，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4期。

(38)白世平、纪丙学：《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实证研究》，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6期。

(39)周光权：《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40)周光权：《论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41)参见甄贞、陈静：《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4期。

(42)黄京平、张枚：《刑事和解的司法现状与制度构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43)李奋飞：《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建构》，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

(44)李洪江：《刑事和解应缓行》，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