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水平精选(九篇)

第1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关键词：小流域 综合治理 治理模式 治理策略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honghe small watershed comprehensive control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work and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comprehensive harness of small watershed model: to the regional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planning as the basis, the small watershed as a separate unit, and according to the river the natural condition and the social economic status, arrange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proportion, and position of land area siz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from the planning ideas, management scale and measures configuration, basin operation mechanism, basin, valley resources products circulation degree of five aspects of management model for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this model can fundamentally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oil erosion, and increased hunger certain economic income. It also summariz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all small watershed control, puts forward to the development, scale, systematic and regional strong vitality of river basin management ideas and strategies of the economy.

Keywords: comprehensive harness of small watershed management model management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 S15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是一个边疆、山区、民族、贫困四位一体构成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辖区内13个县（市），总人口441.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49.8万人。境内以哈尼、彝族为主，汉、苗、壮、瑶、回、傣、拉祜等10多种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55.46%。生产总值514.7亿元，其中农林牧渔业149.55亿元，粮食总产133.73万吨，人均纯收入3023元。据2004年省水科所遥感调查，全州总面积32181.12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积13344.31km2，占总面积的41.47%，高于全国38%和全省35.04%的比率。全州土壤侵蚀模数1376t/km2•a，侵蚀量4428万t，侵蚀深1.02mm。严重的水土流失，已制约着全州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在西部大开发和拉动内需的前提下，我州开展了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小流域专项治理，至2009年全州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732.47km2，生态修复面积1844.63km2；完成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36个。然而大部分小流域属于自给自足的小流域商品经济，其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其流域内产品交换主要限于本地区域内，不具有市场商品性或市场含量低，它虽然可以解决温饱，但难于达到小康水平，更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稍好的小流域，在没有形成区域化经济的强大后盾支柱前提下，产品单一、无市场规模，仍然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为促进我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实现小流域经济与全州区域整体经济的协调统一，形成独特的水土保持新型产业，必须尽快由小流域的小商品经济状态向市场规模化经济状态过渡，是当前小流域治理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根据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方向，拓宽小流域治理规划的思路

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确定其规划的方向是小流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相协调的关键。目前的小流域规划是以小流域为独立单元，根据该流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安排农、林、牧各业用地位置、比例、面积大小，并配置治理措施。这种规划从治水和防护角度看是合理的，但从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市场经济要求看，就不大合理，甚至不合理，其根本原因是忽视自然集水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联系，忽视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的关系，造成在治理中广大群众积极性不高、参与性不强、治理效果低等现象，且小流域经济效益不受流域的区域限制，在经济和资源的开发上，小流域与周围地区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孤立对每条小流域治理，就会阻碍小流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仅以小流域为独立单元所作的规划无法满足小流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小流域治理的目的不仅仅是防护和治理，更重要的是结合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进行水土资源的综合治理和开发利用，在保障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小流域经济效益。具体工作程序及内容如下：

1.1 以区域总体规划为对象，统筹小流域治理方向

通过拓宽小流域治理规划的思路后，就必须以小流域所属的大、中型流域为规划单元对象，结合当地政府的社会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全面分析整个流域系统内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情况等制定区域水土保持总体规划，指导全区小流域治理规划布设，并为每个小流域综合治理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依据，明确其措施布置的目标和方向，使小流域经济与当地政府的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和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1）能协调配置小流域内外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实现大区域的整体优化；（2）能实行连片小流域规模顺序化治理，形成独具特色的水土保持生产基地；（3）便于组织区域内实施种、养、加工等相互促进和配套的项目，构成产品开发系列化，逐步形成以综合开发利用水土资源为龙头的“上连市场，下连基地”的新局面；（4）便于在区域内建立良好的综合服务机制，构成产、供、销一体化的总体性经营格局。

1.2 以区域总体规划为指导明确小流域治理措施配置原则

在区域水土保持总体规划的基础上，以小流域为单元配置治理措施：（1）在措施总体布局上，要满足总体平面布局规划和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划要求，并根据其自然资源状况、条件和开发利用方向，以治理水土流失为基础，极大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目标，合理安排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几项措施的比例和规模；（2）在总体规划的指导和要求下，合理布局小流域的植物措施，如要求重点是水源保护区和治理区的，在措施布置上必须是大力营造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如要求重点发展干、鲜果品的则在措施布设上，在防治水土流失的前提下，以种植经济果木林为主；如要求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在措施配套布置上就以大力营造用材林为主；（3）要根据该流域的自然特点，布设具有较强抗御自然灾害的防护措施，在规划中真正体现出以治理保开发，以开发促治理的目的。

1.3 选择适宜的种植方案，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小流域的治理措施布局上，总体上遵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水土保持总体规划，遵循工程措施为辅，植物措施为主的原则，选择适宜的种植方案，有效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才能保障流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由于种植方案直接影响养殖、加工项目的确定和经济效益的高低，因此，在植物措施配置上，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土地，保证种植结构在市场多变的情况下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慎重选择适宜的种植方案，即特性种植方案、立体种植方案及特色种植方案，并同时给予满足其发挥最大效益的配水工程。即：在产品杂乱、分散、无竞争能力的地区选择特性种植方案，可以形成一定的产品规模，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并逐步形成支柱性产业；在区位优势较好的地区选择立体种植方案，可以降低市场风险，实现产品的市场互补性，保证流域经济的发展；在市场条件好、产品多和竞争力强的地区选择特色种植方案，可保证产品富有市场竞争力，竞争包括品种竞争、产品品质竞争和价格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必须发展独具特色的名、优、特产品，才能有效抵御市场风险。

2 实施连片小流域治理，形成大样板、大示范的生产基地

目前，红河地区的小流域治理方式多属于以各个小流域为单元，且各个小流域之间相对分散、治理规模小，流域内没有形成治理后的支柱产业，而且经济管理上庞杂分散、粗放，不能充分发挥专业服务和科技作用，因而小流域治理必须由分散治理向规模治理转变。按总体规划要求，必须将各个小流域集中连片规划治理，使彼此接壤的小流域形成规模治理成为大样板、大示范的生产基地，这样有利于农业技术指导、培训和预防管护，又有利于治理经费的合理使用，另外，必须打破土地由集体组织内部成员（农户）平均分包、分散使用经营的经营格局，形成以公司和大经营户为主的经营模式，在区域内容易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经营局面。通过规模治理产生规模效益，即投入不变的情况下由调整经营规模而产生效益。因此，规模治理是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纽带和桥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如蒙自、石屏、河口、金平等县的石榴、杨梅、橡胶、龙须草、香蕉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地区性的支柱性产业，成为当地财政的主要收入。当前，蒙自县计划发展规模性的100万亩（66667hm2）石榴园生产基地，石屏县已形成10万亩（6667hm2）以上的杨梅生产基地，开远逐步开展实施5万亩（3333hm2）冬桃项目，金平正在实施20万亩（13333hm2）笋、材两用林项目等等。总之，全州各县（市）正在以各种形式的土地经营模式发展支柱性产业。因此，全州的小流域治理就必须紧跟这种趋势，在全面整体规划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发展流域经济为目的、治理水土流失为手段，实施跨流域的规模化和规范化治理。

3 建立小流域良性循环机制，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在总体规划基础上开展的单个小流域综合治理，发展小流域市场经济，不仅要和区域经济联系起来，而且要根据小流域自身的立地条件、自然环境状况、社会经济条件和交通地理位置等方面联系起来，选择适宜的综合治理模式，布设科学种植方案与措施，同时还需要与农、林、牧、渔业相互密切联系起来，通过农、林、牧、渔业间及内部能量的循环互补，有机结合和科学利用，建立起小流域良性循环机制，既可降低成本、节约劳力，又能改善生态环境，大大提高经济效益。如：个旧市乍甸小流域治理正是在这种治理思路的指导下开展治理的，即：合理布设林草的种植比例，首先，大力营造牧草种植面积，发展畜牧业，其经营模式是用种植业生产的产品牧草和农产品余渣加工制成饲料，发展畜禽饲养业；再将畜禽粪便返田还地，促进种植业的发展，其次，以畜牧业为支柱性产业，利用当地自然环境条件和交通区位优势，发展经济果木林（桔柑、梨、橙子），又增加了一条创收的途径，并形成了一套农、林、牧、果等生态农业循环机制。个旧市乍甸小流域“种―养”结合互促治理模式：

4 以搞好流域产品流通为目的,建立产供销一体化经营机制

从前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仅从防护治理的角度出发，把土不下山，水不出沟当作小流域治理的目的，着眼于治理程度，其结果是高治理低效益，只能生产自给性初级产品。因此，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保持水土是手段，发展流域经济是目的，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必然是小流域治理的根本目的。忽视小流域的商品开发，忽视市场商品交换和流通，必然会制约小流域经济的发展。小流域治理的经济效益，不仅取决于它能生产多少产品，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有多少产品转化为商品被卖出去，为此，必须将治理、开发、经营、效益统一起来，建立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机制。除搞好市场预测，研究市场供需关系外，还需重视如下两方面的工作。

4.1 为提高流域产品增值效益,发展一定规模的产品加工业

目前，我们红河地区的小流域治理生产的产品多属初级产品，直接进入市场波动反应剧烈，缺乏必要的缓冲体系和保护机制，往往造成效益低而不稳。产品加工业是初级产品转化为附加值高的商品的重要手段，是处于初级产品与市场之间的重要环节，可为初级产品提供贮藏、加工和增强市场竞争力，属于缓冲性、保护性、增值性体系。在小流域治理开发过程中，单纯依靠提高产量、品质，只注重产前、产中技术，已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奔小康的要求，产品加工业作为产后技术是小流域治理经济效益迅速增长的最具活力的生长点，因此，以小流域治理生产的产品为依托，建立加工龙头企业，形成开发系列，是小流域产品转化为市场商品的关键，加工业的发展必然推动小流域市场经济的发展。

例如2000年至2004年之间，蒙自县政府计划发展并已形成的高产、优质的10万亩（6667hm2）石榴园进入盛产期后，忽然发现每公斤不超过0.50～1.00元，甚至卖不出去，种植优质、高产的品种并不比种粮多赚钱，严重地挫伤了广大种植户的积极性，部分农户想砍树。县政府积极鼓励兴办冷藏保鲜库和纸箱厂，把一部分石榴冷藏起来进行保鲜，另一部分装箱出售。不但销入全国各地，而且出口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

4.2 建立培育市场经济体系，使小流域产品直接进入流通领域

随着小流域经济的不断扩大，产品不断增多，扩大产品销售，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可鼓励个体工商户和部分农户进入流通领域，从事农副产品购销活动，开办销售网点。通过这些不同的销售渠道和窗口，不仅把本地产品推销出去，还充分利用他们接触面广，市场信息灵通的优势，积极收集市场信息，传递给流域内的农户，促进流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能真正实现面向市场种植。如我州的河口、金平、绿春等县是云南省的橡胶、香蕉和草果大户。前几年由于渠道不畅，信息不灵，其经营情况是增产不增收，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后来，在当地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的鼓励下，有近2000个体工商户和农户开始从事农副产品的购销活动，并有部分人员在外地开办销售网点，专门销售橡胶、香蕉和草果等农副产品。经过他们的大力推销，这些农副产品打入了全国许多省市，并通过广交会和昆交会进入了国际市场。金平县就是通过这些渠道引进了广东大唐公司香蕉种植大户，从而打开了金平地区的窗口，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

5 合理分析资源优势，全方位开发小流域资源

小流域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资源。资源是支撑第一产业初级产品持续发展的根本，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开发全方位的小流域资源。由于小流域资源治理开发是一个资金、土地、劳力、技术、信息等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重新组合的过程，必须深入研究这些资源的开发与优化配置问题。对每条小流域都要研究流域内、外资源配置状况，并根据资源余缺采取相应对策及重新组合。一般来说，经济落后地区的小流域，应充分开发利用和合理配置土地、劳力资源，或采取合作治理的方式和形式，以充足、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吸引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共同开发小流域经济，保障其流域产品占有一席之地，在市场经济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小流域，必须充分利用该区域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和人才资源优势，在资源配置上实行立体或特色配置方式，保证其流域产品富有市场竞争力（即：品种竞争、品质竞争和价格竞争），降低市场风险，实现产品的市场互补性，在市场经济中求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5.1 开发与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建立劳动积累制度

5.1.1 开发劳动力资源，实施劳动积累制度

经济的发展是资源积累的过程，资金积累的初始是劳动积累。目前，我们开展的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仅靠国债和地方配套，区域经济落后，其水土流失治理工作是为治理而治理，加之以前的治理模式存在极限性，无法谈到资源积累，因此，当前的首要前提是劳动积累，必须通过开发劳动力资源，建立和完善劳动积累制度，以保证治理工作的劳务投入和弥补资金不足缺陷，是今后小流域治理开发工作中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

5.1.2 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实行人员分流

小流域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融生产、技术、信息为一体，要保证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搞好小流域的服务工作，如：治理前的市场预测，苗木、种子、水泥、钢材等生产资料的购买，农耕措施中的整地技术；经营期中水保林、经济果木林等的增产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产品的销售、贮藏、加工等多方面的密切配合、协作，要为生产经营者排忧解难，使其专心搞生产经营，逐步使治理开发工作走向专业化道路。如耕地逐步由种田能手集中经营；水土保持林和经济果木林逐渐由专业队或专业户管理；善长搞营销的人员专门从事营销工作，并建立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网点等。这些综合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即可保证治理开发工作按规划要求顺利实施，又使劳动力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必将对治理开发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5.2 改变土地使用制度，加快治理步伐

小流域的土地资源要进行其合理开发利用及优化配置，拍卖、出让和联合开发小流域土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变小流域土地使用制度，也是新一轮国家土地承包使用制度的主要内容。使物流形态的小流域转为货币形态的小流域，是加快治理步伐，发展小流域经济的有效办法。拍卖、出让和联合开发小流域者是土地所有者（经营者），购买、接收和联合开发小流域者可以是独户、联户，也可以是经济实力强的企业、机关等。实行这种土地使用制度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能使“责、权、利”紧密配合，增强治理者的责任感和安全感，使治理者通过拍卖、出让和联合开发等形式把小流域成为自己家业的一部分，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治理开发小流域的积极性。（2）通过拍卖、出让、联合开发等形式，开掘出一个巨大资金投入源，将这部分资金集中起来，投入到易开发、见效快、经济效益高的资源开发中去，可发挥最大最佳效果。

5.3 股份合作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形式

目前开展的小流域治理的方式，农户的“责、权、利”是分散的，治理效果较低，这样不利于促进小流域生产力的发展，也达不到发展流域经济的目的，因为综合治理要求的是众多农户“责、权、利”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实行股份合作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6 结论

综上所述，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作必须以治理为手段，采取多层次、多渠道地开发和培育小流域经济，要从规划思路、治理规模与措施配置、流域运行机制、流域产品流通、流域资源利用程度等五个方面，找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的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模式，在保障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获取最佳的经济效益，才是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最终目的，才能使我州的水土保持事业走向规模化、系统化和科学化的道路，为全州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奉献，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致谢：

本文撰写得到了红河州水利局、红河州国土资源局、红河州环境保护局、红河州林业局、红河州统计局和红河州十三个县（市）等相关部门和本单位领导、同事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李怀甫编著，小流域治理理论与方法.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3

2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6―1996

3 王礼先主编，水土保持学，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7

4 王礼先主编，流域管理学，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4

5 彭永刚主编，红河州水土保持总体规划，红河州水利局，2005.12

第2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一、总体要求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认真落实市区全面推进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部署要求，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开展全域无垃圾专项行动为突破口，按照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制度化的工作标准和“全民行动、全员下沉、整治环境、提质升级”的工作要求，从治理“脏、乱、差”入手，深入开展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完善提升区域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加大城市综合治理力度，持续改善区域环境面貌，全面建立全域无垃圾治理长效机制，逐步实现环境整治常规化、规范化、精细化、制度化，努力建设经济强街、生态大街、文化旅游名街，全力打造生态美、居民富的和谐新街道。

二、工作目标

按照“一年初见成效、两年重点突破、三年全面完成”的总体要求，通过扎实开展区域内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区域内市容市貌综合整治、区域内市场环境综合整治、区域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实现大街小巷、沿街沿路、居民住宅小区、各类市场、机关事业单位、工地空地、企业厂区及周边等场所视线范围内无垃圾、无污水、无异味的“三无”和有完备的处理设施，有稳定的保洁队伍，有科学的管理体制，有长效的资金保障，有完善的责任监管机制的“五有”目标，进一步提升街道社区人居环境质量、文明程度和城市群众的幸福指数。

三、主要任务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整体统筹、全面推进”，“标本兼治、长效管理”、“全民动员、全社会参与”四大原则，将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和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工作细化到靶场、东小井、仓巷、达府、雨亭巷五个片区的每一个网格当中，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严格落实街道领导包社区，社区两委班子和街道干部职工包网格的工作机制，以背街小巷、住宅小区、居民院落、单位庭院、建筑工地、便民市场视线内可见垃圾、污水、异味清理为重点，全民动员，全员行动，扎实开展区域内垃圾大清理、综合环境大整治、市民素养大提升行动。通过开展专项行动，实现“四个提升”目标（即广大群众环保意识显著提升，街道城市管理水平显著提升，街道整体形象显著提升，城市品位和宜居水平显著提升）。

（一）区域内环境卫生专项整治

1、广泛动员、全员参与，扎实开展区域环境卫生整治。按照网格化管理的要求和市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包片区责任制的安排，开展全民清扫活动，加大清扫保洁频次、落实“门前三包”、“门内达标”责任制度。及时清扫街巷、小区（包括独立楼院等无物业管理的住宅楼、住宅区）等区域内垃圾。各社区居委会要及时发动保洁员、低保户、志愿服务队伍、包抓责任路段的市区相关单位，分段包干，明确工作职责，坚持每月最后一周星期五开展规模化、集中式整治。在专项整治中遇到问题要及时向市区包抓领导和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及时汇报沟通、协调解决出现的问题。同时，要组织有劳动能力的低保户，以社区楼栋为单位，划分路段责任区，定人定路段，坚持环境卫生集中整治与轮流保洁相结合，对责任区域实行全天候无缝隙保洁。要结合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领岗承诺，引导辖区党员从我做起，做好自家门口及楼道卫生，管好辖区街面及绿化带卫生。楼院党支部要积极宣传发动居民党员和离退休老党员，参与到本次专项行动中来，开展“街面垃圾捡一捡，绿化带垃圾掏一掏，不文明行为劝一劝”的集中清理行动，对绿化带进行梳理式清洁，力争达到“无纸张杂物、无砖头石块、无异味臭味、无枯枝落叶、无灰尘积落”的整治标准。街道妇联作为群团组织，要结合自身职责，突出优势，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和广大妇女在家庭、楼院、单位改善人居环境中的独特作用，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行动。街道共青团要联系市区团委，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围绕环境保护、卫生整治、文明教育、植树护绿等方面，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街道工会也要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开展“全区无垃圾、工会在行动”的活动，动员更多志愿者、工会会员和职工参与活动中来，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吃苦精神，认真开展清洁卫生，带动和影响广大心甘情愿从我做起，共建宜居幸福家园。

责任单位：各社区居委会、各楼院党支部、各物业公司、街道共青团、工会、妇联。

配合单位：包抓责任路段的市区有关单位。

2、认真开展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及脏源死角卫生整治。

各社区居委会要认真摸排辖区内的脏源死角，通过召开小区居民会议、环境卫生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对小区居民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动员居民积极参与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工作，对辖区内背街小巷、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卫生死角垃圾进行集中彻底清理。要引导居民将垃圾投放在指定位置，严禁污水乱洒乱泼、房前屋后乱堆乱放，使辖区环境卫生整治无肓点，无死角。

要针对区域内三边两顶（即：路边、沟边、墙边、房顶、树顶）进行全面整治，对背街小巷道路两边的占道经营进行清理规范，对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办证广告进行清理和粉刷；对下水沟边、下水井边进行清理整治，对门店、居民楼道、平房区、巷道等墙体周边，清理乱涂乱画、乱张乱贴，对动物粪便和砖块、石头和堆放的煤堆、土堆、杂物等进行清理清除；对房顶的各类杂物进行集中清理，发动居民对太阳能等设施设备进行清洗；对树木上的塑料袋、布条等悬挂的杂物进行全面清理，确保三边两顶干净整洁。

针对有物业管理的小区，社区居委会要监督物业公司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改善提升小区形象，全面开展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一要完善公共服务，搞好亮化、美丽、文化“三化”治理，做到灯点亮、路铺平、墙刷白、文化上墙。二要组织保洁人员要对责任区域按时清扫，要达到“七无六净一通”要求（即无果皮纸屑、无污泥污水、无人畜粪便、无卫生死角、无垃圾堆积、无漏扫路段、无异味臭味；快慢车道路面净、人行道净、绿化带净、树坑净、墙根净、果皮箱周边净；下水井口干净畅通）；保洁员要对责任区域内保洁率达100%，对产生的果皮纸屑废弃物要及时清扫收集，下水井口无垃圾堆放、无结冰、无污渍，绿化带、人行道、路牙石、墙根达到“六无六净”要求。采取人力和机械力相结合的方式，彻底清理陈年垃圾、脏源死角、下水井口杂物，疏通下水井口，整理房前屋后堆放物品。

针对无物业管理的单栋楼宇和楼房院落。社区居委会要定期组织低保户、志愿者、居民群众进行定期清理整治。切实把房前屋后收集的废旧物品、煤堆、柴堆、杂物和房顶堆积的木料、杂物堆进行彻底清运处理，长期保持干净整洁。同时要，按照“因地制宜、先易后难、以点带面”的原则积极探索推进居民自治、物业托管体系。还要对巷道内的道路进行平整清洁，对区域内的旱厕进行清理清扫，在确保正常开放使用的前提下，全面做好周边和内外的环境卫生。要结合专项行动制定曝光、劝阻、处罚等整治不文明行为措施，疏堵结合，引导居民改掉恶习，还居民一个干净的居住环境。

靶场社区作为全市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的示范社区。必须率先行动，高标准开展专项活动。要在2017年底将区域内所有住宅小区和独立楼院实现物业全覆盖，切实解决部分老旧小区脏乱差和无人管理的问题。真正打造成管理有序、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舒适的物业管理示小区。

责任单位：各社区居委会、区房管局、各物业公司

3、沿街经营门店环境卫生整治。工商所、北城工商所要依据《个体工商户条例》负责对个体户进行日常管理、教育和处罚；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督促临街经营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落实“门前三包”“门内达标”责任制。督促落实每日清扫、全天候保洁，做到无垃圾、无痰迹污物、无污水;实行垃圾袋装化、容器密闭化管理，定时定点投递，垃圾不得随意出店，门窗、橱窗、门面招牌和灯饰及时擦洗粉新，保持整洁美观;建（构）筑物的屋檐、窗檐、顶棚无灰垢、无积存垃圾。“门前三包”责任区范围内无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吊挂、乱晾晒、乱设广告;沿街广告牌、店招和夜景灯饰应当批准后按照规定设置，并定期清洗粉新，保持整洁美观;门店卷帘门、阳台封闭、空调外机、防盗网（窗）等附属设施清洁干净，符合城市容貌标准。对不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的经营门店，要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进行曝光处理。城市管理所、食品药品监督所要加大对市场内噪音、油污进行查处。各社区居委会居委会要积极配合做好本区域内所有沿街门店环境卫生整治行动。

责任单位：工商所、北城工商所、食品药品所。

配合单位：各社区居委会。

4、市容市貌整治。工商所、北城工商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城市综合执法等部门，全面清除主次干道两侧的户外广告、门头牌匾，重点对未经批准擅自违规设置、行政许可期限已到期、不符合有关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空置、陈旧、破损、制作质量低劣、亮化效果差、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和招牌进行整治，整改不到位的一律。拆除影响市容的广告设施、交通设施、绿化设施，拆除影响市容、妨碍交通的各类棚亭、围栏、围墙、栅栏等临时设施。严厉打击张贴、涂写、散发小广告行为，及时清除本街区域内主要街道两侧墙体、电线杆、地面的非法小广告，合理增设公共信息栏，疏导便民信息规范张贴。全面清理清洁广告牌匾、灯箱、公厕、公共休闲座椅、果皮箱等设施，做到专人管理、美观整洁。各社区居委会居委会要积极配合做好百日市容整治专项行动。

责任单位：工商所、北城工商所、食品药品所。

配合单位：各社区居委会。

（二）区域内市场的专项整治

工商所、北城工商所、食品药品所、城市综合执法局等部门，要加大对天马市场、南关建材市场、南关五交化市场、花鸟市场、市场、北关市场及门口周边环境整治力度。针对市场路段内的各经营门店的“门前三包”“门内达标”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看是否做到门前无杂物、无污水、无污垢、无油渍或严重积尘，是否存在乱挂、乱晒、乱占道、乱堆放、乱张贴、店外经营等影响区容秩序的行为。引导、督促沿街门店认真履行“门前三包”、“门内达标”义务，并建立常态监管机制，发现问题，随时处置。同时，集中整治市场扰民问题，禁止市场摊区从业者在居民休息期间叫卖或KTV深夜唱歌，禁止产生噪音的车辆入内，还居民一个清静的生活环境。各社区居委会要积极配合做好本区域内所有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责任单位：工商所、北城工商所、食品药品所。

配合单位：各社区居委会。

（三）区域内建筑工地专项整治

环保局、综合执法局、住建局、建筑单位要督促区域内的建筑工地严格落实标准化工地有关规定，强化文明施工和规范管理，按照建筑施工工地文明施工“一长四员”、“六个百分之百”标准，治理施工现场噪音扰民、扬尘污染及渣土污染城市环境的突出问题。要组织开展创建文明工地和标准化工地活动，强化建筑工地管理，从严治理施工工地噪音扰民、扬尘污染问题。监督实施工地渣土车辆按规定行车路线，实行封闭运输，硬化工地出入口，及时清扫路面和洒水降尘，对不落实环保措施的，协调区综合执行局坚决予以处理。沿街装修及施工工地必须设置围墙、围挡，不得占用人行道堆放物料、现场加工，产生的垃圾做到“日产日清”，临时占道堆放砂石料、建筑材料要覆盖或装袋存放。已开工建设工地，必须采取安全防护和防尘降噪措施，做到文明施工；对尚未开工建设的工地现场和储备土地，要砌筑固定围墙，对场地内堆积的砂石、土地要采用绿色防尘网进行覆盖，并定时洒水降尘。各社区居委会要积极配合做好此项工作。

责任单位：环保局、综合执法局、住建局、建筑单位。

配合单位：各社区居委会。

（四）辖区企事单位专项整治

辖区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要按照市区安排部署，迅速行动，全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重点围绕“门前三包、门内达标”的原则。开展单位周边，办公区域的卫生整治，使单位、企业院内保持整洁美观，车辆停放有序，无违章建筑，办公场所环境优美，窗明几净，无垃圾污水、杂物堆放，下水道通畅，卫生间干净整洁无异味，设施完善，有禁烟标志的标准。本街区域内学校多，学校要发动师生对校园内外和周边环境开展集中整治，特别是校园内的学生教室、宿舍、食堂要高标准整治，厨房、餐厅各项设施、器具符合国家餐饮业卫生标准，既确保干净卫生又注重食品安全。各社区居委会要组织专项检查小组，进辖区单位办公场地、进企业生产厂房院落，深入查找影响环境卫生和生态环境的各类问题，通过积极对接、衔接，对住宅小区、平房院落、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进行告诫式督促，确保辖区环境卫生整治无遗漏零死角。

责任单位：辖区企事单位。

配合单位：各社区居委会。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7年9月15日前）

街道社区分别召开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工作和市容环境百日攻坚行动动员大会，全面安排部署整治工作各项任务。要采取设点宣传、发放传单、居民会议、标语条幅、电子屏、微信、QQ等网络平台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工作的重要意义和目标任务，动员全街广大干部职工和居民群众统一思想认识，积极主动参与，积极营造开展活动的浓厚氛围。各社区居委会根据本实施方案，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和实际情况，制定详细的落实方案和整治标准，确定整治责任区域，明确目标、细化任务、落实责任、强化措施，确保专项行动顺利开展。

（二）集中整治阶段（2017年9月16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各社区居委会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紧盯重点地段和问题，明确任务、靠实责任，大规模发动党员群众，形成街道社区率先、党员干部带头、辖区单位联动、全民动手整治”的良好态势，集中力量开展好垃圾清运整治，全面做好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工作，确保到年底陈年垃圾全部清理整治完毕，市容市貌有明显改观。

（三）巩固提升阶段（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31日）

各社区居委会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和整治标准要求，巩固集中整治取得的成绩，按照全面推进的要求，逐项落实专项行动目标，确保年度任务全面完成。力争至2019年8月底，实现全域视线范围内无垃圾、无污染、无异味的“三无”和有完备的处理设施、有稳定的保洁队伍、有科学的管理体制、有长效的资金保障、有完善的责任监管机制的“五有”目标。

（四）总结验收阶段（2019年7月—2019年12月）

对全街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工作进行总结，形成长效机制。在各社区居委会自验的基础上，街道组织全面验收，寻找差距，整体推进，然后召开经验交流大会，表彰先进。同时，做好市区验收准备工作。

（五）长效保障阶段（2019年1月—2020年）

着重制度建设，建立长效管理的各项措施，使区域内环境面貌达到清洁、优美、整齐，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文明卫生形象全面提升，群众个人思想道德素质、文明卫生素质显著提高。增加基础设施投入，重点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从硬件上加以保障，整治范围进一步拓宽，全面巩固和提升全域无垃圾管理水平。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领导带头、分级负责、以上率下”，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领导体系、组织体系、责任体系和监督体系。街道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各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社区党委书记、站所负责人为成员的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负责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工作的安排部署、协调组织、督导检查等工作。同时，全面负责对本区域内所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各大市场、沿街门店等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的监管和督查。各社区居委会成立由街道包抓领导为指导、社区党委书记为组长的专项行动小组，负责做好所在社区内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工作的安排部署、协调组织、督导检查等工作。各领导小组成员要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头作用，特别是领导小组组长和各社区居委会书记、主任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切实把专项行动作为“分内事”和“责任田”，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落实、亲自推动，深入一线抓整治作示范，以上率下传压力、见成效，为深入开展专项行动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2、深入宣传动员。要坚持“全民动员、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原则，各社区居委会要制定具体的宣传工作方案，采取更换宣传栏内容、悬挂横彩、电子屏宣传、定期召开居民会议、全域无垃圾推进会议、举办环境保护知识讲座等形式，大力宣传全面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行动工作的意义，教育居民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要不断扩大宣传教育动员工作覆盖面和渗透力，持续深入开展宣传教育进机关、进社区、进网格、进企业、进校园、进医院、进施工现场，大力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充分调动各辖区单位和个体门店和全社会力量，建立街道主导、辖区单位联动、社会参与、全民行动的创建格局，推进专项行动常态化、精细化、规范化。要广泛开展各类主题活动，采取舆论引导、示范带动和鼓励市民“随手拍”曝光问题等有效措施，宣传先进、曝光问题、鞭策后进，大力提升广大市民素质，引导群众提高环境卫生意识，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推动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第3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关键词：区域成人高校；社会治理创新；相关性；优势；策略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27-0047-05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目标要求。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昭示了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大变革。

社会学研究认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而在这三大系统中，目前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对社会治理创新来说，最值得挖掘的资源就是激发社会活力，关键是治理重心下移。社区是基本社会单位，如果每一个社区都治理好了，社会治理自然也就好了。目前，我国社区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类型丰富、结构复杂，既有传统的单位大院，也有新建的住宅小区，还有开发区、科技园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城市中心城区政府举办的独立设置成人高校，长期深耕于社区之中，其特殊的地位决定了它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区域成人高校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相关性分析

（一）社会治理创新的内涵揭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的必要性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是西方国家在现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内，在政府部分职能和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以后所采取的一种社会管理范式。在我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指导战略，并指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具体任务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2]。毫无疑问，社会治理创新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但是与之前社会管理不同的是，社会治理在强调政府主体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上下互动、政府主导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更加重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首创精神。

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内重要的终身教育机构，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很多地区将区域成人高校作为组建社区学院的重要基础，比如，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精神文明办《关于推进本市社区学院建设的指导意见》（沪教委终〔2007〕18号）提出，社区学院原则上应在整合本地区业余大学、电视大学分校、成人教育中心、成人中等教育机构以及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等基础上组建。近年来，区域成人高校作为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龙头，在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提升了城区的人文素养和社会和谐程度，成为区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区域成人高校发挥自身的优势，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形成在政府的主导下，与区域内政企单位和相关组织进行协同合作，探索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同时，其作为一所高校，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职能，它的协同与参与必将在社会治理创新领域做出比其他社会组织更大的贡献。

（二）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与区域成人高校属性具有一致性

社会治理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治理的基本职能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持社会稳定。实现这些职能的过程必须要有人文环境、信息环境、法律环境和知识环境。而这些环境是由社会事物与活动的参与者、治理者，在一致的制度与规则社会认知下构成的。

区域成人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办学机构形式，具有公共性、服务性、开放性、社会性等公共属性，而每一种公共属性则赋予区域成人高校的内涵又是不一样的，其中，公共性说明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服务性要求其必须树立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理念；社会性体现了其要顺应社会发展与变化的要求；开放性则要求其主动融入到社会中去。区域成人高校作为终身教育的平台，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各类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闲暇教育等多种教育服务，可以成为各类人群参与各种学习的立交桥和枢纽。随着学校改革的不断深入，其工作的触角不断向社区延伸，学校紧紧依托社区、服务社区，通过各类教育培训服务市民、改善民生，回应广大群众关切，成为区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是区域成人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

高等学校的职能反映着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作用关系。区域成人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从社会发展的实际意义来看，区域成人高校不仅承担着培养人才、创新知识和传承文明的任务，而且还肩负着促进现代化建设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责任。从社会功能角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区域成人高校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责任，其性质与作用定位又都可以归属于它的社会功能。如今，区域成人高校社会功能的实现程度，也体现为其在社会治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也是新时期对区域成成人高校提出的社会责任新要求。

与普通高校相比，区域成人高校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中更加突出的是社会服务职能，关键在于其通过什么途径、采用什么方式来体现这一服务职能。区域成人高校参与和服务社会发展，绝不是为参与而参与、为服务而服务，而是要紧密联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密切关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积极协助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化解突出的社会矛盾，以自身特有的方式促进社会公正。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21条明确指出，高校要牢固树立主动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全方位开展服务，只有全方位参与社会服务，才能赢得社会的支持。目前，推进学习型城区建设是区域成人高校重要的社会服务工作，我国社区教育从实验到示范，区域成人高校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龙头，这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区治理创新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区域成人高校只有通过主动性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工作，才能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体现突出作用。

二、参与的主要优势

（一）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具有良好的基础

区域成人高校通过长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的改革创新，已经具备参与社区治理创新的良好基础。有学者研究认为，高校服务社会管理创新，首先是创新自身内部的管理，保持和促进自身的稳定，防止或缓解由于自身的不稳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风险[3]。纵观区域成人高校5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从建立初期的补偿教育办学机构，到稳定发展时期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载体，再到终身教育理念下的区域市民终身学习平台，区域成人高校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目前基本形成了“一套班子，多块牌子”的运作机制，明确了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培训和区域市民终身教育的功能定位。同时，通过创新自身内部的管理，形成了有效的运行机制，为其自身稳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证，防止和缓解了由于自身的不稳定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区域成人高校以创新的方式加强自身的稳定，实际上也就是在直接参与社会治理创新，这无疑是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在基础。

同时，区域成人高校作为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在开展好高等学历教育、各类职业培训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以社区教育为主的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各项工作，逐步确立了自身在区域的重要地位。我国自2000年开展社区教育实验以来，以区域成人高校为龙头的三级网络逐步健全，形成了比较稳固的社区教育办学实体，成为一支不可替代的社区教育办学力量。区域成人高校面向各类人群开放办学，提升区域各类人员的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尤其是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弱势群体、老年人等开展各类教育，较好地满足了大家的需求。目前，我国城乡已形成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122个，实验区241个，社区教育的社会氛围基本形成。由此可见，区域成人高校已经具备参与社治理创新的扎实基础。

（二）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具有清晰的定位

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内为数不多由地方政府举办的高等院校，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与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立足并服务于所在区域是其重要的社会责任和价值取向。为此，区域成人高校要融入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强化“立足区域、融入区域、服务区域、回报区域”的办学方针，在政府的主导下，探索参与区域社会治理创新的途径，主要是教育的途径。首先，根据学校的区位优势及政府的相关要求，着力开展学习型城区建设的指导工作，深入社区第一线开展各类教育活动，成为服务学习型城区建设的指导中心；其次，依托其地域文化特色，将学习与文化紧密结合，通过学习型城区建设的组织网络以及各类机构、载体、活动等，提升并发扬优秀的区域文化；第三，依托学校的教学优势，与相关政府部门、行业联合，开发区域急需要的职业技能、社会服务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的教育培训服务[4]。

指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这说明区域成人高校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提高人的素养是区域成人高校追求的主要目标和基本定位。据此，区域成人高校通过开展社区教育，强化立德树人，提高人的基本素养和文明程度；通过社区教育架设起政府与市民广泛联系的桥梁，促进市民更加了解政府工作，政府工作也更加贴近基层和市民，从而有利于政府凝心聚力，形成区域发展的合力；社区教育的开展还有助于促进社区的文化建设、环境治理、养老、就业与创业等民生事业，这也是社会创新关注的重点工作。从上海“一号课题”对街镇机构设置来看，社区教育职能被整合到民生、社会发展等职能部门中，进一步强化了社区教育与社区发展的融合。因此，要不断强化区域成人高校在全民终身学习中的地位的作用，寓教于社会治理创新中。

（三）与社区的天然联系成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的便捷途径

区域成人高校是由地区政府主办、教育部备案、具有独立法人地位，从事成人高等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和市民终身学习指导工作的教育机构。近年来，随着学校社会服务工作的不断深化，与社区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随着学校社会工作的不断加强，与社区各项工作也形成了广泛的互动关系。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基层社区是社会的单元细胞，是感知社会需求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也是许多社会矛盾的源头。基层社区又是我们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与基层的天然联系使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具备了独特的优势，也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工作的突破口。

近年来，随着终身教育工作的不断推进，区域成人高校与区域内各级政府部门、群众组织等均形成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具有自然性和必然性。比如，学校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展了政府支持的各类岗位培训，与民政部门合作开展了弱势群体再就业培训，与文明建设部门合作开展了文明社区建设工作等等，而且，这些合作还在不断向文化、环保、科委等部门拓展与渗透。随着社区教育的不断深入，社区教育已成为区域成人高校与社区联系的重要渠道，在社区教育中，通过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拓展社区教育的辐射面，促进社区成员思想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人文素质、劳动素质及价值观念、劳动态度、合作精神、创业意识等都获得全面和谐发展，从而提升城区的和谐发展。这些，都为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通道。

三、参与的基本策略

（一）立足点在于服务区域民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内的成人高等教育机构，其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区域民生。因此，区域成人高校通过本职业务开展，满足区域内市民的各种学习需求。其中，学历教育仍然是其主要职能和生存基础，需要在成人高等教育领域有所作为、发挥重要作用并承担应有责任，学校的办学规模和教学管理需要保持一定的水平；同时，为适应人才培训和区域教育服务业的发展，学校应该成为人才培训的实体、继续教育的场所和教育服务的枢纽，培训项目需要进一步拓展，教育服务范围需要不断延伸、服务水平需要不断提高，教育培训和教育服务应该成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推进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区域成人高校要成为区域终身教育的重要载体，为市民终身学习搭建“学有所教”的公共服务平台。

（二）突破点在于创新服务方式

区域成人高校推进社会治理创的过程，是一个服务社区的过程，其服务方式直接影响到服务效果。鉴于社会治理创新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因此，服务方式也需要全面思考。有一种方法叫项目推动法，就是通过一定的教育服务项目，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如在开展白领培训进楼宇项目、企业员工网上阅读活动项目、社区居民读书会支持项目过程中，可以引导社会各方参与，从而有效凝聚各方力量，形成有效机制，促进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还可以运用事件驱动法，就是运用重大事件驱动的方法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推进，关键是促进人的思想转变，比如区域生态环境建设、智慧城区建设等，可以通过创新培训课程、建立培训基地等，深入社区开展相关培训，转变思维方法和认知水平。此外，还有典型案例法，就是通过好的案例分析研究，获得更多的推广经验，促进社会治理不断向纵深推进。因此，社会治理不仅是对社会管理的观念创新，也是对社会管理的手段创新，创新才是社区治理创新的不竭动力。

（三）关键点在于推进社区治理

基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是社会具体而微的缩影，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前沿，甚至被喻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5]。上海市委一号课题也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以街道、乡镇和居村为重点的基层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探索特大型城市社会基层治理的新路，目的是把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到城乡社区，尽可能将资源、服务和管理放到基层。区域成人高校的基层单位属性，以及与社区天然联系的优势使其在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时的重点在于推进基层社区治理。而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仍面临角色错位、资源匮乏、参与不足等难题。因此，区域成人高校首先要以社区公共需求为基本导向，创新社区公共服务，基本形成群众诉求表达――群众利益保障――群众权利实现――群众需要满足的良性循环[6]。其次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协同，共同缔造，开发社会潜力，激发居民动力、活力，形成社区居民通过民主协商等方式合作处理社区事务，使社区进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秩序的过程。再次以社区学校为沟通桥梁，打造政府和百姓对话交流、化解矛盾的平台。

（四）基本点在于把握角色定位

随着党和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战略部署的提出，以及上海市市委“一号课题”精神的落实，区域成人高校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把握好角色定位是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要点。

首先，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角色转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决定》中所提到一样，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首创精神。区域成人高校作为区域终身教育机构，过去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辅助者。与此同时，辅助者的角色往往也包含了被动者的成份，往往是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作为区域成人高校更多的是领会、落实、执行，这样就会容易造成缺乏活力的局面。而“活力”一词在《决定》中出现十次之多，“活力”的背后更多的是积极主动的体现。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区域成人高校应积极主动的参与到社会治理创新中来，从被动接受政府委托承担管理任务的人，转变成具备治理主体地位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对接社会治理创新的要求，将其融入到学校工作的各个块面，实现从被动辅助者到主动参与者的转型升级，充分体现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主体者角色。

其次，由单方投入到合作共治的角色转换。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更加强调为实现公共利益而相互合作，共担治理职责，资源共享，相互信任和平等协商。区域成人高校参与社会治理创新，需要从单方行政到合作共治的转型升级。在用好政府资源的同时，积极开发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资源整合优势。尤其是随着区域成人高校转型，学校被置身于“大教育”环境中，学校工作范畴已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或教育机构，需要在更大的范围、更多层面开展工作，需要政府、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区域成人高校在管理水平、教师资源、办学条件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和不足，仅靠自身力量来实现工作目标仍有较大困难。因此，学校必须依靠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全面联动的局面。

参考文献：

[1]肖文涛.社会治理创新：面临挑战与政策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7（10）：105-109.

[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

[3]袁贵仁.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深入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N].中国教育报，2011-02-26.

[4]宋亦芳.区域成人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特征及其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30）：39-43.

第4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软环境建设；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党的十提出的明确要求。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或公共利益的考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前提下，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和制度化渠道，按照法定组织程序有层次地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有了较大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他们愿意并能够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如今，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结构仍将发生变化，利益取向多元化和利益分配不均衡现象仍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将进一步促进公民利益意识觉醒，促进其政治参与的利益要求。

2015年4月30日，党中央审议通过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邢台、邯郸10地市协同发展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一规划事关重大，涉及复杂的消除行政壁垒、整合要素资源、统筹社会事业发展等多个层面，既包括产业、项目等“硬件”的一体化，也包括区域行政管理方式、公共服务等“软件”的一体化。一定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关键。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软环境建设首先包括教育、卫生、通讯、金融、户籍等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多个方面。这些软环境建设对京津冀区域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 提高群众生活水准，是京津冀区域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京津冀区域城市发展差距很大，河北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一方面，收入低，生活水准就低，生活状态相对较差；另一方面，收入低，消费水平就低，意味着市场狭小。京津冀地区人口超过1亿，其中河北省有七千多万人，但是这70%的人口收入水平低，生活水平低，市场需求小，必然对京津冀区域整体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公民只有在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良好心态去参与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参与政府政策制定，影响与监督公共权力的运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落后对公民参与政治形成刚性制约，人们如果连吃穿用住等生活层面的问题都没能彻底解决，也鲜有心情去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保证公民具备参与政治的条件和能力，是促使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首要基础。

提高京津冀区域70%人口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通过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和京津产业转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协同发展中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力争在转型升级中实现绿色崛起。同时，河北省与京津实现交通设施的全面对接，打造京津冀“一小时经济圈”，从而带动物流、金融等相关产业及人才的发展与转移，缩小与京津的贫富差距，缓解边缘化问题。

另外，在金融服务方面，京津冀区域内探索“异地同城业务”；在通讯方面，扩大固定电话区号010范围，使这种“软区划”设计拉近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实际；在户籍方面，探索优秀人力资源在近京津的河北省辖区内的小城市就业也能够享受京津优势资源的“软区划”政策，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区域要素在京津冀大范围内均等化布局的目标，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2 教科文卫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区域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关键环节

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步伐，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必须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公民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才能明确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和义务，才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不容忽视的重要现实问题是京津冀三地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极大地影响到协同发展的实质推进。

一直以来，北京对外来人口及周边区域形成巨大“虹吸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京津冀区域之间的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水平落差太大。在教育方面，北京和天津的高考一本录取率近三年平均值分别为24.42%和24.05%，河北省只有10.42%；医疗资源方面，河北省总人口是北京的3倍多，但三级医院的数量比北京少24家，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相对更少。据统计，北京三级医院的外地患者中来自河北的最多，占1/4。此外，河北省的社会保障标准和水平也比北京和天津低很多。在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的情况下，京津冀协同发展，乃至北京的人口疏解必然面临着户籍、高考、医保、社保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要在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方面下大力气，逐步缩小区域间的落差，着力解除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瓶颈约束，促进公共服务的均衡化、一体化发展。例如，在教育资源方面，京津的优势教育资源可以考虑向周边基础较好的小城市疏解，例如以建立分校的方式，提升京津周边的教育水平以实现教育的协调发展。

3 规范社会化媒体行为，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可靠平台

社会化媒体是指以web2.0技术为支持，允许用户创造、分享与传播信息的实时互动平台。最常见的社会化媒体形式如博客、微博、论坛、播客、QQ空间、微信等。社会化媒体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外界约束少、个人自由度高的领域，不妥言论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难以被追踪和控制的。这就会弱化个人在社会化媒体的自我约束，使其中的人们较少考虑行为后果，从而容易突破规范。

2015年12月28日，北京一高校某教授在参加媒体访谈节目谈到京津冀雾霾问题时，直言不讳河北省在京津雾霾问题上应承担绝对责任。视频一经传播，激起千层浪。某教授不够客观且情绪化的语言激起了河北人的强烈反感。于是，经由微信、微博展开骂战，相关视频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现实的例子，让我们认识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规范社会化媒体行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社会化媒体平台作为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为个人利益诉求提供了技术支持和表达氛围，但是社会的发展更需要的是协商基础上的“共识”，而不是多元化意见间的相互争执。

社会化媒体时代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要求是理性包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首要条件是公民应具备政治理性。在现代社会，政治文明必然是一种文明的政治，而文明的政治也必定是理性的政治。这种理性并不是哲学观念中的理性主义，而主要是源自于经验观察而积累起来的理性。理性的人想问题、办事情不冲动，理性的社会有利于降低社会关系的调节成本而达成和谐。同时，包容的心态是必须的。包容心、同理心是避免非对抗性矛盾演化为对抗性矛盾的关键。

毋庸讳言，社会化媒体的开放和自由，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责任完全缺失的地带。参与者恰恰应该自觉规范行为，对自己的社会化媒体行为承担责任，理性考虑自身行为可能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这样，社会化媒体才能成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可靠平台。

4 加强协同治理制度性建设，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机制保障

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京津冀协同治理也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京津冀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目标。

第一，制度的全面性。京津冀协同治理制度目标是指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包括涉及协同发展稳定、民主政治协商、公共服务一体化等各方面的治理体制。只有健全各种体制和制度，才能保障公民充分行使自己政治参与的权利，使其行为有章可循。

第二，制度的稳定性。京津冀协同发展治理水平是检验体制制度是否完善、定型的重要标志。这一目标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要通过改革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体制机制。

第三，治理的民主性。治理是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人大、政协等多元主体互动推进的治理，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协商民主是促成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途径。公民参与政治协商的过程，也是公民经历政治知识、规则和技能培训的过程。例如，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纳入协商范围，通过平等对话和酝酿求证，让基层民众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项上有发言权和决策权。用这样的方法处理问题，既突出政府作用，又密切干群关系，体现治理的民主化和现代化。

第四，制度建设的法制化。京津冀协同治理体现为不同主体之间互动的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化。因此，推进京津冀协同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各方成员应该首先做到摒弃门户之见，实现平等对话，做到应商尽商、阳光透明，避免主观臆断、事后告知，在关照公约利益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在结果实施上做到法定刚性，在监督制约上厉行奖优罚劣，在发展历程上力保长远持续。

京津冀协同发展，任重而道远。软环境建设的推进，涉及面广，内涵丰富，意义重大。软环境建设务求真实反映群众诉求和期待，加强调研，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因势利导，大胆尝试，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

【参考文献】

[1]李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协商民主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J].文教资料，2015（19）：78.

第5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关键词：城镇区域；地理要素；空间格局；演化；关中

一、引言

区域地理要素，是指构成区域地理系统的主要成分或部门，它由社会环境要素和自然环境要素组合形成。社会环境要素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自然环境要素包括地表和气候等。例如，地形地貌、自然资源、气候、水文、人口与文化、交通条件、经济的各部门、社会政治等等，都可以归为区域地理要素。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是自然基础、交通条件、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演变始终受到无意识的自然要素及有意识的人为控制的约束与引导，两者交替作用而促成城镇发展过程中多样性的发展阶段与空间格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理要素的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于不同演化阶段。

二、区域地理要素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一）自然地理和资源条件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座落在具有一定自然地理特征的地表上，其形成、建设和发展都与自然地理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地质、地形、地貌、气候、水文、资源等自然地理要素相互交叉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背景，从总体上影响区域城镇空间格局。［1］从区域城镇的分布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地形、河流、水资源、矿产资源等是城镇分布的基本因素。

城市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地形条件，有较大面积的平地来满足城市建设的用地要求和方便对外交通联系，扩大其腹地。河流等自然条件是城镇分布的基础，城市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水， 充足的水资源可以加速城市经济持续发展， 水资源缺乏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失衡条件和制约因素，水资源时空分布是区域城镇空间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矿产资源与农业发展则是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矿产资源开发一般为点状布局，集中在某些据点，当矿产资源储量大，且成片分布，有利于集中开发时，这些矿产资源开发点进而可能发展为城市。在早期依托资源，而交通条件不明显的情况下，随着矿产资源的点状布局，区域城镇空间格局往往表现为分散阶段。如西汉时期，关中的郑（华县）、夏阳（韩城）、雍（凤翔）、漆（彬县）等增设过铁官的城镇，仅依托资源，其城镇空间结构表征为分散阶段。

（二）交通条件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区域的基础设施（如交通、电力、通讯等）建设，对城镇的发展和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有明显的支撑作用。［1］城市间的距离直接关系到城市间的协作、城镇体系的发展等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区域交通条件对城镇网络的支撑性成为城镇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交通发达地区经济也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城镇吸引范围比较大，从而有可能改变城镇在空间上的分布。

伴随着交通的发展，可达性的改善，区位的变化，带动了沿线商贸业的发展，城镇空间格局则表征为点轴阶段。这一点在关中地区尤为明显，当陇海铁路通车，宝鸡、铜川、咸阳由小县城迅速发展成为陕西的重要工业城市，蔡家坡、虢镇等原来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这时也皆以陆运便利而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关中地区的城镇空间格局表征为点轴阶段。关中地区的重要城市，如西安、宝鸡、咸阳、兴平、铜川、渭南、华阴、韩城等都分布在铁路和公路干线上，而由这一地带中心向南向北，城市逐渐趋于稀疏，规模也开始变小。在交通因素明显的情况下，开发过程中新的资源开发型城市的生成、发展对于原有城镇产生促进作用，区域城镇空间格局往往表现为枝状阶段。例如，解放后，关中地区交通条件已有较大改善，伴随着对资源的开发利用，铜川市、韩城市、华阴市、蒲城、彬县、凤州、潼关、礼泉等一大批城市相继形成并迅速发展，促进了渭北区城镇发展。

（三）经济技术发展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商品经济促进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传输，加强了城市间的联系，推动了城镇密集区的形成。城镇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产业逐渐集中和发展的结果，城镇是各种产业集中的地方，随着产业的集中和发展，人口也随着集中起来，人口的集中又促进了城镇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大规模工业建设为先导，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在关中地区迅速兴起，户县余下、虢镇、蔡家坡、兴平、铜川矿区等地也因国家重点项目的布局和工业化的建设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城市。

知识经济的日益繁荣对区域空间格局的影响日益加深。更多的高科技产业和高级服务业开始向市场前景广大的地区迁移集聚，而区域中心城市则成为新兴产业的孵化地和跨国公司高级管理机构的集聚地。综合性交通走廊的形成和信息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城市要素在高密度集聚的同时，空间上也开始向相对松散的郊区和周边城镇扩散。从而使城市更趋向综合性、兼容性和多种产业交叉的状态发展，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区将会较快的发展和普及，使传统城镇布局的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1］在资源、综合交通、产业转移、社会分工、信息技术等复合作用下，城镇发展进入了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连共享嵌套体系，是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化为特征的高级演替形态——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四）社会政治因素对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

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延伸，社会政治因素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城市的生成、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社会政治交替作用的历史。［2］在以往的城市研究中，社会政治因素大多作为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看待，忽视了其对城市发展的主导作用。一般认为，城市发展源自经济增长，但如果细读城市发展的历史，便会发现，城市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后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政治体制，或依赖于社会政治制度、宏观发展政策等。国家宏观发展政策对区域内的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人口分布、生态环境维护、生产力布局等诸多方面，均有着决定性作用，其既可促进区域经济高速发展，也可以减缓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发展，均依赖于国家政策的主导作用。关中地区的城镇，2 000多年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兴衰和朝代更替，不同阶段不同的发展政策，加上自然环境的变迁，作为社会经济载体的城镇，经历了兴衰起伏的演变过程——从西周时期城镇的产生到今天的现代化城镇，从分散的城镇空间格局到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三、关中地区城镇空间格局演变解析

从关中地区城镇空间格局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其城镇的生成、发展以及空间格局的演变与该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尤其是地形、水资源）、交通的发展、主导城市在国家城市体系中的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密切相关。

渭河平原区位于陕西省中部，除秦岭北坡小部分地区外，绝大部分地势平坦。土地肥美，易于耕作，农业发达。地势南北高而中部低， 属暖热带半湿润气候带， 年平均气温为12-13.6 ℃，年平均降水为500-700毫米。加之本区属渭河流域， 渭河横贯关中中部，水资源条件较好。良好的自然地理要素为城镇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基础条件，故而，从历史上来看，渭河平原区的城镇密度与人口密度始终高于关中地区的平均水平（见图1、图2）。

反观作为二级阶地的渭北区，其位于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以南，渭河平原区以北，土地面积近2万平方公里。这一地区属于西北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高度800-1 200米，地势自南而北逐渐升高，塬沟的相对高度差一般在100米左右。受地形和水资源条件的限制，在历史上，其城镇密度和人口密度始终低于关中地区平均水平（见图1、图2）。

（一）从西周到西汉——关中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周代在今西安西郊沣河东西两岸建立统治中心——沣镐二京，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双子城。交通方面，关中为王畿之地，采邑、食邑很多。在镐京与各封国采邑间，在京城至六乡之间，修筑了可通行车马的贡道。集市与京城、采邑之间开辟了转输货品的道路。干道和支道纵横交织，形成了王畿内的城乡道路网。这对于镐京和各城邑间的联系，对农业及手工业的发展和剩余农产品交换，均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而也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繁荣。［4］加之周武王取得天下以后，“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纵为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施旅；示天下不复用也。”［5］的政治措施，关中地区除国都地区之外为团状外，其余大多沿河流呈离散的点状分布。

秦人进入今陕西境内后，在定都咸阳之前，秦为了取得良好的发展区位，426年中曾六迁其都，其中在雍城时间最长（250多年）。在秦国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定都咸阳具有“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战略条件。秦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改革，如在商鞅变法中，“采小乡、邑，聚为县，置令、拯”，消除了奴隶主贵族的割据势力，为社会经济及城市发展扫平了政治上的障碍。随着郑国渠的修通和渭河航运的开通，以及秦始皇时期大修驰道，并把战国时期的割据道路，沟通为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络，其沿线的雍、郿县、武功、美阳、咸阳、高陵邑、栎阳邑、频阳、郑邑等城镇取得较大发展。这些城镇主要集中在渭河两岸和关中东部，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核心地带。秦时期关中地区城镇数量有较大增加，关中地区有城镇39座。关中城镇空间格局具有了点轴阶段的雏形，并初步形成城镇等级结构。

西汉时期，鉴于关中地区有利的军事地理位置和良好的经济条件，都城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张骞通西域，打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极大的促进了关中城市发展，城市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汉长安人口达24万。西汉为了巩固政权，防止藩镇叛乱，把富豪权贵等30多万人迁入长安周围，以实京师。汉代的陵寝制度，以长安为中心，在东西长50公里、南北宽30公里的范围内，修建了茂陵、平陵、安陵、长陵、杜陵、阳陵、南陵、霸陵、奉明、高陵等10座陵城。此外，关中的郑（华县）、夏阳（韩城）、雍（凤翔）、漆（彬县）等城镇增设过铁官，陈仓（宝鸡）、船司空（潼关和华阴之间）等城镇还具有交通职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迁入人口“以实京师”的人口政策，寝陵制度，矿产资源的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关中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加（图1，图2）。

西汉时期关中城镇空间格局，呈现两个显著特点：（1）团状结构。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共有都城1座，县城44座，陵城10座。沿渭河谷地从西向东包括陈仓组团（5县）、武功组团（4县）、户县组团（3县3镇）、长安组团（渭河以南1都3县3陵）、六陵组团 （带状渭河北塬 6陵3县）、郑县组团 （4县）、 华阴组团（4县2镇）等七大城市组团，共计都城1座、县城26座、陵城10座。北塬之上，散点式分布，共17座县城。（2）城市主要聚集在渭河平原及黄土高原一级阶地。海拔小于500米的渭河平原共有城市34座，黄土高原一级阶地有城市12座，二级阶地的塬上城市仅8座。

（二）由东汉至西晋——关中城镇的缓慢发展

自东汉至西晋，由于国都的迁移，加之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和三国时期的战乱，关中地区城镇出现了缓慢甚至停滞发展。东汉建都洛阳，随着国都的迁徙，关中城镇数量锐减，其间渭河平原只有城镇26座，形成了以3座郡治和10座陵为主体的城镇组团，其余呈散点状分布。连年战乱是造成东汉末年关中城镇和人口锐减最重要的原因。自董卓迁都长安后，关中再次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因而也就成了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互相争夺和厮杀的战场，从而导致关中经济残破，关中地区的城镇数量和人口均下降至秦汉以来的最低点［6］（见图1、图2）。

曹魏统治时，战争比以前有所减少，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加之其为完成统一大业，长期与蜀汉争战，继续治理陇坂道和贯通秦岭的褒斜道、散关道、子午道、傥骆道等，使得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4］西晋统一后，社会秩序更趋安定，经济明显发展，少数民族大量迁入，晋武帝还推行了鼓励人口增殖政策，为人口增加和城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从三国初期至晋惠帝元康六年70余年间，关中地区的城镇和人口进入缓慢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见图1，图2）。

（三）由东晋到南北朝——关中城镇的低谷

自东晋、十六国至北魏末，是关中历史上的动荡期。其间尽管长安先后作过前赵、前秦、后秦等小王朝的国都，这对关中城镇的恢复发展无疑是个有利条件。然而正因为如此，也使得关中成为各种政治势力争夺的核心地带，战乱对关中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也不少，饥荒时有发生，人口大量外流。［6］在这连年杀伐攻战中，关中人口大减，社会经济日益脆弱，使得关中地区的城镇发展跌至了低谷。关中地区经过三国及南北朝战乱时期，城镇的生成与衰亡随社会政治的动荡而变化，关中城镇明显减少。至前秦末期，关中地区仅有城镇11座。

（四）隋唐时期——关中城镇的巅峰

经过汉以后的战乱与低谷，隋唐两朝又建都长安。此时，“丝绸之路”的作用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广泛频繁，加之隋、唐王朝为了对全国实施有效的统治，大力发展全国水陆交通，用驿路把各州、府、县连结起来，使中央的政令能直接迅速推行到各地，从而使得交通网络更为四通八达，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经济得到恢复并迅速繁荣达到了关中地区城镇发展的巅峰（见图1，图2）。

隋历时较短，关中地区虽为国都之地域，但城镇发展状况不如西汉时期，城镇空间格局仍呈团状分布。包括：扶风组团（1郡4县）、武功组团（5县）、 京师组团（1都12县）、凤翔组团（1郡5县），关中渭河谷地共1都2郡26县。

唐代国力强盛，唐长安规模宏大，城内商业十分繁荣，是我国古代，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关中城市发展史上继西周、秦、西汉之后出现的第4 个全国统一政权的都城。除长安外，东部有同州府的冯翊、朝邑、韩城，西部有凤翔府的武功、礼泉、周至、岐山、扶风等，这些城镇或地处交通要道，或位置优越、资源丰富，或农产品生产和贸易能力发达，城镇的经济职能日益加强。交通方面，唐朝在以前各代交通建设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在各地增辟驿路，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路网。特别是在唐玄宗、代宗、德宗执政年间，大兴工程，形成了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道路网体系。全国的主干驿路都由京都长安伸出，辐射到全国各地。长安位于关中中部，四通八达的驿道均匀地分布在关中，各条主干驿路都连接着众多条分支野路，覆盖全国各州县。每条驿路都呈羽状分出很多文路小径，遍布城乡各地。因此，唐代陕西境内，道路如网，路通九运。［4］当时关中地区有较大城49座、镇13座，城镇的发展进入了与区域整体发展相协调的新时期，关中地区城镇布局呈现出均匀的网络状的空间结构。

（五）宋元明清——关中城镇的萧条衰落

唐中晚期的安史之乱，使关中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国都长安屡遭战火，失去了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其它城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相继萧条衰落。关中地区在宋辽金夏时期也没能摆脱战乱厄运，初期作为宋朝的战略基地和物资供应地，后期作为宋金军事角逐的战场。因此各城镇难有发展，有的还遭到严重破坏。

元明清时期，关中地区城镇基本稳定，局部地区有所发展，元代关中地区著名城市有长安、同州、华州、耀州、乾州、凤翔和陇州等，城市分布结构呈散点状。清时期，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措施以巩固政权，并从江淮、山西向关中大量移民，开垦荒地，发展手工业，加之关中地区商业交换和其他经济活动都比较发达，因而出现了一批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工商业城镇，如三原、泾阳、大荔、朝邑等。另外在熟路交通要道上也恢复和产生了一些市镇，如潼关、大庆关（今大荔县境）等，城镇主要沿道路发展，尤其是关中经陇东到兰州、银川一线，城镇尤为密集。清时期关中地区共有城市41座，镇152座，从城镇数量上多于以前历代（见图1）。

（六）解放后——关中城镇发展的新篇章

建国后，随着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关中平原地区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经济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投资的重点，城市也获得长足发展。陇海铁路宝天段的修复，兰新线的建成通车和宝成铁路的建设，使宝鸡成为我国东部通往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及重要工业城市。除西安、咸阳、宝鸡之外，关中铁路沿线的户县、余下、虢镇、兴平、铜川矿区等地也因国家重点项目的布局和工业化的建设迅速发展成为新的工业城镇。“一五”和“二五”时期，国家156 项重点项目中，陕西占24 项，其中绝大部分在关中地区，另有50 余个大中型项目也在陇海铁路沿线城市建设， 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关中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西安、咸阳、宝鸡、兴平、蔡家坡、铜川和余下等城镇密集地带。而渭北区，则因为交通条件、水资源条件以及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鲜有项目布局，工业化发展缓慢。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由于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国家强调发挥城市中心作用并相应地放宽了城市设置标准，关中地区的城市数量有了较快的增加。1983年和1984年相继设置了渭北东部的煤炭、建材基地韩城市和新工业基地及地区中心渭南市，1990年在著名的旅游区华山所在地设立华阴市，1993年设立兴平市，1997年设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关中城市行政区划变动的同时，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比较快，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速度。［7］2005年，关中有城市8座，建制镇424座。

处于该阶段的关中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道路建设）日益完善，空间结构呈多核心和多轴状态，以西安为中心，形成包括咸阳、宝鸡、渭南、韩城和铜川等城市为核心，以陇海铁路线、西宝高速、210国道、310国道、312国道等为主轴线，以关中地区日益完善的省道、市道为次轴线，形成不同等级规模的“点-轴”型空间结构。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线两带”的建设将是推动关中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动力机制，将促使城市化模式、城市化地域形态和城市化体系向更高层面转化。在今后的20年里，它将是陕西省城镇体系发展的主轴。［8］在资源、综合交通、产业转移、社会分工、信息技术以及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等复合作用下，城镇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分工协作逐渐合理，关中城市群逐步成熟发展，整个关中地区将逐渐趋于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四、结语

区域城镇空间格局是自然基础、交通条件、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自然环境要素和社会环境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地理要素的变化，区域的城镇空间格局也会相应的处于不同演化阶段。对于关中地区的城镇，2 000多年来，在自然地理要素的基础上，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兴衰和朝代更替，不同阶段不同的发展政策，加上区域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作为社会经济载体的城镇，经历了兴衰起伏的演变过程——从西周时期城镇的产生到隋唐时的巅峰再到今天的现代化城镇，从分散的城镇空间格局到城市群的雏形再到组团式城镇群阶段。

参考文献

［1］郑国.关中地区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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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司马迁.史记周公本纪［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59.

［6］ 薛平拴.陕西历史人口地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7］ 景哲.关中城市群发展模式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学，2005.

第6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一、治水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中国是一个治水大国，治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传说中的大禹以来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长期与水旱灾害斗争的历史。治水在中国有大规模的性质，对于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早在春秋时代的管子已经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治水是立国之本，治水的好坏，直接关系王朝运祚。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利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利于水利建设及其成就。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民心稳，人心稳即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外敌不敢入侵，天下太平。相反，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至改朝换代。除水害，兴水利，历来是兴国安邦的大事。

治水在中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受地形和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降雨的时空变异性甚大，大部分地区最大四个月的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总量的70%，造成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北方水资源贫乏，长江以北水系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水资源量却只占全国的19%。河川径流的年际、年内分配极不均衡。年际之间最大与最小年径流的比值，北方河流可达到10倍以上。年内分配主要集中在汛期，汛期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比重，在华北平原等地区的部分河流达80%以上。水资源年际变化之大、年内分配之集中，以及丰、枯水年变异之无常，使中国水资源自然条件之复杂，为世界罕有，决定了中国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06－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较大洪水灾害1092次，较大的旱灾1056次，水害灾害几乎每年发生。

中国古代的治水，大体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防洪、农业灌溉和漕运。历史上，治水的首要任务是抵御水旱灾害。中国素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居世界首位，其中水旱灾害最为突出。从公元前180年至1949年，旱灾、洪涝灾、地震和海洋灾害的发生频率占同期全部自然灾害发生频数的90%，其中旱灾和洪涝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全部灾害死亡人数的51%，平均每年死亡14210人和1863人，相应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难以估算。为抵御水旱灾害的水利工程建设，在中国具有大规模和经常的性质。古代社会为保障大江大河的防洪安全，特别是黄河下游堤防的安全，国家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堤防的建设和维护。为了减轻干旱的侵袭，中国的农业高度依赖引水灌溉，发展的灌溉工程远远多于西方国家。1400年和1820年中国的灌溉面积大约占耕地面积的30%，而1850年的印度这一比例只有3.5%。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动员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水运在古代治水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水运之中，以联结中国南北交通的漕运作为重要。隋唐时期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工程，从钱塘江连接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历史上沟通南北的一条大动脉，是我国北方始终能保持政治文化中心的一条生命线。漕运历史绵延近千年，直到清朝末期，随着陆上交通和海运的发展，漕运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建国之后，抵御水旱灾害仍然是治水的主体内容。对1949－2000年水旱灾害的统计表明，无论是受灾面积、成灾面积还是成灾率，从50年代到90年代均呈上升趋势，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巨大，建国之后平均每年全国农田受旱面积3亿亩，减产粮食数百亿公斤，约占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总量的50%；七大江河流域平均3年发生一次洪水，每年平均受灾1.1亿亩，粮食减产约占总减产量的27.6%，经济损失上百亿至数百亿元。1991年的淮河大水和1998年的三江大水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强烈的社会冲击。为了抵御洪涝灾害，计划经济时代通过群众运动方式大兴水利，以很低的成本整治了大江大河，修建水库8万多座，堤防20万多公里，保障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用水需求。黄河更是岁岁安澜，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治水成就。灌溉事业也得到空前发展，灌溉面积从1952年的19960万公顷增长到2000年的53851万公顷，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重从18.5%增长到51.8%（1995年），而同期印度为29.5%，美国11.4%，俄罗斯仅4%。"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春秋时代管子的这句古训至今仍然适用。

当代中国的治水包含的内容已经非常丰富，涵盖了越来越多的方面。除了防洪和灌溉，还包含了水利发电、除涝治碱、水土保持、城镇供水、人畜饮水等内容，特别是随着人口增加和城镇化发展，缺水问题更加突出，城镇供水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水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目前每年排放的有机水污染物是美国、日本和印度三国的总和。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并直接威胁人民身体健康，水污染治理成为新的治水内容，与洪涝灾害和干旱缺水的治理同等重要。21世纪初期，部分流域水生态环境修复的工作逐步提到议事日程，目前塔里木河、黑河和黄河已经开展了为生态目的的水资源调度工作，海河流域的水生态环境恢复工作已经启动。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历代统治者虽然有治水的政治意愿，但受制于技术经济条件和治理能力，都没有能够实现水问题的"大治"。根据笔者的统计，唐朝贞观之治23年，黄河有8个年份决溢；清代康乾之治134年，黄河有47个年份决溢，说明即使在古代最为繁荣的时期，仍然没有足够的能力抗御黄河洪水。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有效遏制了水旱灾害的威胁，成功保障了黄河的洪水安全，而且以占全球6%的可更新水资源，支撑了占全球22%人口的温饱和经济发展。在取得前所未有成绩的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水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等新问题。与历代王朝相比，新时期的治水已经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转型期中国水危机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大为改善，总体上开始进入小康。与此同时，在急剧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造成人口与资源矛盾的空前尖锐，产生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和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危机"和"生态赤字"。在此发展背景下，中国的水问题日趋突出，水资源整体态势异常严峻和复杂，表现为多重相互交织的危机和挑战。

洪涝灾害的威胁依然长期存在。经过50余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国的主要江河初步形成了堤防、水库和蓄滞洪区等工程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一些洪涝灾害频繁的中小河流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常遇洪水已初步得到控制。但目前多数江河防洪工程体系标准不高，大江大河的防洪标准仅能抵御20－50年一遇的洪水，抗御较大洪水的能力依然不足。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之后，国家对防洪投入的力度非常大，防洪设施整体上的改善很，但由于经济密度的增加及洪泛区缺乏有效的综合管理等原因，洪水造成的损失也在同步加大，平均每年损失在100亿美元以上。

水资源短缺日趋突出。中国目前人均水资源量仅2200立方米，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只是美国的1/5、俄国的1/7，加拿大的1/50。目前我国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水资源量低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0立方米的标准，其中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低于1000立方米的最低限。海河、淮河和黄河流域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有350－750立方米，属严重缺水地区，并由于水污染和水土流失使情况更为恶化。目前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农业年缺水量达300亿立方米，近9亿农民中大多缺少水卫生设施。干旱缺水成为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水体污染危害严重。全国有近50%的河段、90%的城市水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北方河流有水皆污，南方河流由于污染守着河流无水喝的情形频频发生。近海海域局部污染加重，赤潮发生面积逐年增加。地下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90%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目前已经呈现由点向面的扩展趋势。资源型缺水与水质型缺水并存，已经危及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全国目前有3亿多人无法获取安全饮用水。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2004年的沱江污染事故，2005年接连不断发生松花江污染事件、广东北江污染事件、湖南资江污染事件等，表明水环境危机已经敲响了警钟。总体看来，水环境恶化趋势仍在继续发展，治理污染的速度赶不上污染增加的速度，污染负荷早已超过水环境容量。据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的绿色GDP核算成果，保守估计2004年因水污染导致的环境损失达2862.8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7％。

水土流失形势严峻。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共有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需治理的面积有200多万平方公里区。水土流失治理赶不上破坏，局部有改善，总体在扩大。目前，中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其中尤以长江上游、黄河中游、东北黑土地和珠江流域石漠化地区危害最为严重。导致水土流失既有自然的原因，更是人类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开发建设导致的植被破坏。

水生态迅速恶化。我国西北、华北和中部广大地区因水资源短缺造成水生态失衡，引发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湿地干涸、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土壤沙化、森林草原退化导致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华北地区因地下水超采而形成了约3万～5万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国际公认的流域水资源利用率警戒线为30％～40％，而我国大部分河流的水资源利用率均已经超过该警戒线，如淮河为60％、辽河65％、黄河62％、海河高达90％。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目前都已处于"不堪重负"的状态。河流系统在众多的水利工程的雕刻下，不断渠道化、破碎化，造成洪水调蓄能力、污染物净化能力、水生生物的生产能力等不断下降。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众多珍稀的水生生物数量锐减，如长江流域的白鱀豚、江豚、鲥鱼、胭脂鱼、银鱼等。城镇水生态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大多数城镇因工业、生活污水排放和农业面污染超过了当地水系生态自我修复的临界点，不仅引发了大量水生物种的消失，而且导致蓝藻爆发使水质不断恶化。城镇水系的生态一旦步入恶性循环之后，要恢复昔日的水生态的代价就十分高昂。

总的来看，当代中国面临的水问题，相对于以前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已经从区域性问题发展成为流域性和全局性问题，已经从单一问题演变成为复合性问题，且每一个问题均呈现高度的复杂性。特别是大规模的水短缺、水污染和水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其严重性已经不亚于洪涝灾害，水问题已经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转型。美国兰德公司提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因素之一就是缺水和污染，它们对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达到1.0-2.0%，高于能源价格上涨和外商投资下降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正在以最稀缺的水资源和最脆弱的水生态环境，支撑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同时使我们面临着历史上非常严峻的水危机，不仅对当代的人民健康和生活构成威胁，而且直接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

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水资源不安全、水环境不安全和水生态不安全还会越来越来越突出，有可能演化为未来几十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危机之一。本世纪上半叶，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使水资源短缺的基本矛盾更加突出。到2030年左右，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将从目前的2200立方米下降到1700立方米左右，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国民经济需水总量还将增加1400亿立方米，主要是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的增长；废污水排放量也将相应大幅增加，从1997年的584亿吨，增加到2030年的850亿－1060亿吨。缺水将导致生产、生活用水更多挤占生态用水，加之污水排放量的进一步增长，将使本来脆弱的水生态环境趋向更加恶化。

可以预见，中国在未来十几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及未来几十年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道路上，水问题将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大资源瓶颈，同时水问题将对中国的人类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水危机将始终是国家安全的心腹之患。如何保障水安全，特别是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和水生态安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治理问题之一。

三、当代中国的治水转型

水危机表面看似资源危机，实质是治理危机，是治水体制长期滞后于治水需求的累积结果。水的有效分配和利用，需要一个健全的管理体系，这需要国家为之付出很高的管理成本，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提高了这一成本。由于转型期国家难以持续大规模供给有效的管理制度，管理成本付出严重不足，也就是实践中大范围的"制度缺位"，由此导致水的开发利用在很多情况下缺少制度约束，处于自由放任状态，导致诸如上下游水冲突、生态水超采、水浪费和低效率利用等结果，这些后果的累积和叠加就是所谓的"水危机"。因此，水危机的根源是治水体制长期不能适应变化的社会条件，观念因袭陈旧，政策调整缓慢，制度建设滞后，治理能力低下，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治水环境。水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水资源的治道变革，必须寻求市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型治水模式，水治理模式必须转型。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寻求复杂水问题的解决对策的过程中，特别是长江洪水、黄河断流、南水北调实施方案的酝酿等治水实践的推动之下，政府部门有意识加快了水治理变革，提出了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在继续做好防洪抗旱、防灾减灾的同时，把解决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放到重要的地位，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治水思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新的治水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新的管理体制：统一管理水资源；（3）新的治水手段：水权和水市场。

第一，治水理念的转变。在反思传统治水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治水理念：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在治水中要坚持按自然规律办事，从人类向大自然无节制地索取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防止水对人的侵害的同时，特别注意防止人对水的侵害；从重点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治理转变为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治理的同时，要特别强调对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保护；重视生态与水的密切关系，把生态用水提到重要议程，防止水资源枯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从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转变为在重视工程建设的同时，要特别重视非工程措施，并强调科学管理；从以需定供转变为以供定需，按水资源状况确定国民经济发展布局和规划。

第二，管理体制的探索。新的治水思路深刻认识到：水以流域为单元，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转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的开发利用相互影响，水量与水质相互依存，水的开发利用，包括防洪、治涝、蓄水、供水、用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等各环节紧密联系，要科学合理配置水资源，必须对各个环节统筹兼顾、综合治理。传统水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端是"多龙治水"，新的治水思路提出，要坚持推进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积极探索城乡地表水与地下水、水量与水质统一管理，逐步实现流域的统一管理和区域水务一体化管理。

第三，治水手段的创新。新的治水思路认为：水是商品，是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拉动作用，积极探索建立水权制度和水权交易市场，推进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水价机制改革，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利用、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新的治水思路还非常重视法律手段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提出要完善水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水，重视水利信息化建设，以水利信息化带动和促进水利现代化。

新的治水思路在治水实践中不断丰富，并用于指导新的治水实践，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以下几例是治水新思路指导下的最新治水实践，这些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水治道变革已经从理论走向现实。

第一，构筑江河防洪体系。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促使防洪思路的转变，从无序、无节制的人与水争地，转变为有序、可持续的人与洪水和谐。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累计投资数百亿元开展了大规模的长江综合防洪体系建设，退田还江还湖就近移民242万人，恢复水面2900平方公里，增加蓄洪容积130亿立方米。这是中国历史上千百年以来第一次从围湖造地、人水争地，转变为主动地大规模退田还湖，给洪水以出路。2002年，长江流域中游及洞庭湖区发生较大洪水，江湖安澜无恙。

第二，缓解黄河断流。黄河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连年断流，最严重的1997年断流时间长达226天。从1999年开始，国务院授权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实施了全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和统一调度。黄河水利委员会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段，强化了水量统一调度管理，有效落实了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黄河分水方案，实现了流域各省区有序引水和规范用水。迄今已连续七年黄河在来水偏枯情况下不断流，不仅保障了沿黄城乡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而且使下游河道和河口的生态得到初步改善。

第三，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南水北调工程是促进中国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基础设施，是缓解北方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战略举措。按照"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中国政府对工程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科学的论证，形成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为了保证工程发挥预期的效益，规划引入了"水权、水价和水市场"的新机制，工程将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公司市场运作、用水户参与管理"的新体制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目前，南水北调工程已正式开工建设。

第四，颁行新水法。从2002年10月1日起，中国开始施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新水法吸收了治水的新经验和新理念，将近年来探索提出的治水方针、思路和目标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新水法与原水法相比有以下特点：（1）按照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改革水管理体制，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确立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2）把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放在突出位置，按照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以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为重点加强用水管理；（3）加强水资源的宏观管理，明确了水资源规划的法律地位，规定了一系列加强水资源配置管理的法律制度；（4）重视水资源与人口、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协调，重视了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第五，建设节水型社会。2000年，"十五"计划纲要将"建立节水型社会"正式作为国策。为了探索节水型社会的实践经验，2002年水利部选择甘肃张掖、辽宁大连、四川绵阳等地区进行节水型社会试点，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张掖市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区域性综合节水示范项目，通过明晰水权、调整产业结构，在连续数年大幅度削减用水量完成黑河分水任务的情况下，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使黑河的下游生态得到明显改善。2004年，水利部开始将节水型社会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新近完成的《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纲要》，确立了未来十五年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国家目标。建设节水型社会已经成为政府的优先行动和全社会的共识。

第六，维护河流生命健康。面对困扰中国河流的诸多生态问题，水利部、流域机构、研究团体、民间人士提出了将河流健康作为实现水资源和流域管理的目标。2005年，首届"长江论坛"通过了《保护与发展--长江宣言》，第二届"黄河国际论坛"发表了题为《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的宣言，这两个宣言均强调河流是有生命的，人与河流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呼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005年，"重建江湖联系、恢复生命之网"长江项目已经使天鹅洲长江故道、武汉涨渡湖、洪湖、安庆白荡湖等阻隔湖泊试行季节性开闸通江，探索了为确保长江的健康恢复阻隔湖泊与长江的季节性生态与水文联系。应对新一轮的水电开发热潮，水利部及时提出在水利建设中将继续高度重视生态问题，把改善和修复生态作为水利工作的重要任务，保护河流的健康生命，认真对待和科学处理水利工程对生态的影响问题。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互的新治水理念。

上述理论探索和治水实践表明，中国的治水已经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它不仅是几十年来中国从计划转向市场条件下的治水转型，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治水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革命。这场变革是对中国新的水问题挑战的响应，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水资源配置、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以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思路为指导，积极引入水权、水市场等新的治水手段，逐步建立流域统一管理和地域统一管理的新的水管理体制。

四、构建新时期中国治水新模式

水危机是治水变革的契机。中国的治水变革已经取得了可喜进展，但是必须看到，严峻的水危机态势、独特的国情条件、以及转型经济背景，决定了中国治水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国治水的转型核心是治理模式的转型，要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理念，以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为目标，从以"控制"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转向以"良治"（goodgovernance）为导向的现代治理模式，建立新型的水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

长远来看，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水治理模式，根本上是要正确处理水管理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立三者鼎足而立和有机结合的水治理结构（见图1）。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转型期的水治理结构中，政府仍然要发挥主导作用和基础性作用；社会参与是政府调控下的有限参与，并在政府引导之下逐渐扩大参与范围，逐渐形成广泛参与的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迅速扩大市场在水资源配置和管理中的作用，但市场要在政府调控之下发挥作用。

政府在转型期需要发挥主导作用。由于健全的水管理体系需要国家为之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在国家之外的力量（包括民间和市场的力量）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国家的作用之前，应对水危机挑战的根本出路，是国家大幅度增加管理成本支出，解决实践中严重的"制度缺位"问题，支付维持水管理体系必需的制度成本。这一策略的具体实施途径，是由国家主导开展大规模的制度建设，从工程建设为中心转向制度建设为中心。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管理，要求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从直接调配水资源转向实施水权管理调控水资源配置，从直接投资办水利转向大规模利用社会资本（包括民间资本和外资）办水利，从直接办水厂和污水处理厂转向制定标准和强化监管保障水安全，从全方位提供水利产品转向专注于提供贫困人口吃水、生态用水、灌区节水改造等公共物品。政府在水管理中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解除水务市场的垄断管制，促进各类水市场的发育，包括取水权市场、供水市场、废水处理市场和污水回用市场，特别是要全面开放供水市场和污水处理市场，政府从直接行政管制转向宏观调控，做好水市场的裁判员、服务员和信息员。我国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非常低下，主要制约因素是水权模糊和水价长期偏低。促进水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战略选择，一是根据水权管理的思路明晰水权，二是根据"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三是打破垄断、全面开放水务市场。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水管理，还要求重新审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要在水资源管理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引入民主管理和广泛参与。鼓励各种用水者协会的建立，使其成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组织桥梁，国家与社会达成共识的制度渠道。提高政策制定过程的开放度和信息透明度，建立水相关利益团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制度化表达机制和参与机制。建立水价听证会制度，形成水价管理的公共决策机制。建立地方之间分水和用水的民主协商制度，水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制度。充分发挥科技界在水管理中的技术支撑作用，扩大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决策制定中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建立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准确和全面向全社会各种用水信息。

第7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协调”的理念。强调河流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它的经济社会价值，还要体现它的生态环境价值，使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具体来说，体现在河流各相关方面之间的协调，首先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其次是河流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协调，第三是当代人之间以及上下代际之间的协调，最后是人类对河流的开发目标中供水、灌溉、发电、航运等各方面的协调，等等。

绿色治水对于珠江水利建设的意义

1珠江流域基本情况

珠江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流域总面积45.37万km2，其中中国境内面积44.21万km2。流域以山地、丘陵为主，面积占94.4%，平原仅占5.6%。流域河川水量丰水质好，流域多年平均径流量达3381亿m3，居全国第二位，单位面积产水量76万m3/km2，居全国大江大河之首位，全流域Ⅲ类水以上河长占评价河长的67.6%。流域河流生态系统优良，物种丰富多样，有鱼类450多种，是我国各大江河中物种最丰富的河流，生活了中华白暨豚、中华鲟、鼋等40余种珍稀水生动物。流域人文与自然景观荟萃，拥有名山、秀水、奇峰、异洞等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岭南水文化景观。流域经济发达但贫富差距大，流域总人口11723万人，城市人口占52.4%，地区生产总值(GDP)38954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0%，在全国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流域内所属地区贫富差距大，上下游不同区域发展前后差三四十年。

2面临的形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珠江水利建设全面展开，一座座闸坝不断建成，一段段堤防沿河而立，一条条河流焕然一新，流域水利建设对抗御水旱灾害、保障用水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是流域财富不断聚集，防洪风险加大。目前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尚不完善，郁江、柳江的防洪工程体系仍未形成，西江中下游缺乏控制性防洪工程。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上积累的资产和财富在不断地增加，这增加了发生洪涝灾害和山洪灾害时遭受损失的风险，尤其是当前全球正面临气候异常、洪涝灾害频繁以及海平面上升的威胁，防洪压力不断加大。

二是流域产业转移及经济发展加快，水污染风险加大。今后一段时期，是珠江流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阶段;是东部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西部经济崛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因此，下游地区一些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由于不同区域发展水平梯度较大，产业转移速度也比较快，将大大提高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压力，水污染风险进一步加大。

三是人类活动影响加剧，水生态环境保护任务更加艰巨。随着流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城市建设及其他人类活动越来越强烈，人们对河流的利用、开发、治理等活动强度越来越大，这些可能加剧了对河流环境破坏的强度，同时使水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未来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任务更加艰巨。

3重要意义

综观世界上不少国家治河经验，大多河流都经历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如何做到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实现珠江既能继续造福社会，又能永保珠江一江清水、生态良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绿色治水理念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对于珠江水利建设暴露的问题以及今后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树立新的治水理念，创新治江方式，在推进珠江治理和开发利用中，充分考虑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受能力，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节约、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协调上下游、左右岸、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统领全局、全面规划，促进人水和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营造良好的河流生物生境和水文化氛围，增强流域可持续支撑能力，努力走出一条珠江流域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特色之路。

珠江建设实现绿色治水的主要对策

1构建绿色格局

按照绿色治水理念，结合珠江特点，绿色珠江建设将着力构建“绿屏、绿廊、绿景”三大战略格局。“绿屏”即构建珠江河流系统的陆域屏障，维护河流水量、水质和物质流(泥沙、营养物和污染物)。通过加强水土流失与石漠化综合治理、水源涵养、水源保护等构建生态屏障;通过恢复湿地、城市透水面积、城市雨洪调蓄设施等增加洪水蓄滞空间;通过节约用水、污染源控制等进行污染源头控制，减少陆域系统对河流生态系统等影响，并保障河流物质循环与能量传递。

“绿廊”即构建“三江一网”(西江、北江、东江三大河流及珠江三角洲网河区沿岸)河湖健康廊道，维护河流系统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的良好功能。通过防洪工程体系、水系连通、河滩、洪泛河谷保护等措施构建洪水安澜通道，发挥河流泄洪和滞洪功能;通过水环境治理、滨水岸线建设等措施构建清水廊道，发挥河流环境服务功能;通过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及科学调度等措施构建功能合理的服务廊道，发挥河流供水、发电、航运等资源服务功能;通过维护河流形态稳定性和多样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措施构建良性发展的生态廊道，发挥河流生态功能。“绿景”即构建和谐优美的水景观。依托珠江这条秀美的中国南方大河，按照绿色治理开发和绿色生态保护的理念，推进流域工程水利风景、天然河流风景、人文水景观建设，形成具有流域特色的多个风景区。

2确定区域水利发展定位

珠江流域是一个复合性流域，基于不同区域的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未来发展需求，各区域绿色珠江建设各有侧重。流域的上游区域多为山地，系河流源头区域，水土流失严重，水环境容量较小，生态环境脆弱。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划》的定位，改区域大部分位于国家层面的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桂黔滇喀斯特石漠化防治生态功能区两个重点生态功能区(限制开发区)内，并分布着多个禁止开发区，水资源保护任务重，同时流域内云南、贵州一些的主要城市也分布于这一带，有黔中地区、滇中地区两个国家重点开发区，对水资源保障提出要求，因此上游地区功能定位是:流域水生态环境重点保护区域，按照国家主体功能要求，加强水源保护、高原湖泊治理、水土流失防治及生态建设，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水产业发展;适宜建设民生水利工程，提升重点区域水安全保障能力，促进水利与云南、贵州独特人文景观结合。

流域的中下游区域为低山丘陵与盆地，系河流主干，水量丰富，生态环境条件较好，耕地与人口比较集中，人类活动频繁，这里有北部湾国家重点开发区以及流域沿江经济带，也是华南农产品主产区。该区域功能定位是:流域水生态环境重点防护区域，要在合理开发利用的同时重视有关水生态问题的预防与保护，在保护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基础上，重点推进流域骨干防洪与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保障流域水安全，严格控制开发利用强度，控制高污染产业发展，强化排污控制，打造一江两岸生态廊道及具有少数民族文化和岭南水文化特色的水景观。

流域的河网地区为平原地带，系河流尾闾，河网密布，人口集中，经济发达，是珠江三角洲国家优化开发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高，局部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该区域功能定位是:流域水生态环境重点修复区域，要在水资源承载能力范围内，优化供水布局、加强咸潮治理，强化节水减污，加强网河区综合治理，维护珠江口门与珠江河口水域的连通，逐步修复水生态环境，结合南粤文化与外来多种文化打造人文水景观。

3加强薄弱环节建设

一是切实加强用水控制与水资源保护。建立流域及各省区用水总量控制指标，制定主要干支流水量分配方案，明确跨省界断面的流量控制要求。以源头控污、截污减污为工作方针，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减少废污水排放，优化流域排污口布局，有效降低污染风险。加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维护流域主要水源涵养区良好生态环境;推进水环境治理，有效改善水环境;推进水生态保护与修复，逐步恢复良好水生态。

二是完善防洪体系建设。结合水土保持与天保工程建设，提高流域中上游植被覆盖率，增加流域下垫面透水面积，提升陆域空间蓄滞洪水的能力，尽量延缓洪水进入河道的时间;加快干、支流防洪控制性工程、重要保护区堤防和滞洪区建设，建立河湖联通工程体系，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增强河湖调蓄能力;继续重视河道及河口泄洪能力建设，提高行洪能力;进一步提高水情站网监测密度和自动测报水平，加强流域洪水预警预报，完善超标准洪水防御方案及骨干水库防洪调度方案，降低洪水风险。

三是提高水资源调控能力，保供水安全。加强流域骨干水源和调水工程建设，完善流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体系，进一步提高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支持农民兴建小微型水利设施，显著提高雨洪资源利用和供水保障能力，基本解决缺水城镇、人口较集中乡村的供水问题。加快完成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加强产粮大县灌区建设，加强灌区末级渠系建设和田间工程配套，因地制宜兴建中小型水利设施，保障农业用水安全。

四是强化管理，营造和谐优美水景观。建立流域重要取用水户、取水口、省界断面、重点水源地、排污口等水量、水质动态监测体系，严格水资源管理;构建珠江流域的生态保护的大型数据库，实行流域河流健康评价，推进绿色管理考核，强化流域管理。倡导绿色设计与施工理念，因地制宜的建设沿江、湖库水利风景长廊，逐步形成流域上游多民族特色水文化，中下游“一河两岸”岭南特色山水文化共存格局，促进人水和谐相处，孕育发展。

4搭建流域综合管理机制与平台

第8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关键词：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域；水资源禀赋；水利发展；战略思路

1 基本情况

重庆是我国的直辖城市和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拥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发展优势。根据国家对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314”总体部署，重庆市制定了“一统三化两转变”和五大功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战略，作出了建成“三中心两集群一高地”、实现“三个领先”等战略部署，对水利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2 水利发展现状及面临的形势

直辖以来，重庆市切实转变治水思路，不断加大投入，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水利改革，一批重点水源工程和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建设相继启动，松溉、铜罐驿长江提水等重点城乡供水工程有序推进，地方性水法规体系初步形成。未来一段时间是重庆市加强五大功能区域建设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水利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条件、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生态安全的关键保障，事关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

但是，由于重庆特殊的自然地理特征以及水资源条件，加之水利工程基础薄弱，仍存在工程性缺水、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防洪减灾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随着“四化”同步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大，重庆水利面临的形势更趋严峻。破解水利新老问题，保障水安全，实现水利又好又快发展，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水资源合理配置体系尚未形成，供水安全保障程度不高。（2）农田水利建设滞后，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3）防洪减灾体系不完善，抗御重大洪涝灾害的能力不强。（4）水生态环境风险加大，水资源保护及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亟待加强。（5）水管理制度体系不健全，水利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3 水利发展总体战略思路

3.1 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方针，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加快建设五大功能区域总体部署和要求，以蓄引提骨干水源和水系连通工程建设为重点，构建分区互联互通水资源配置格局，保障城乡供水安全；以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为基础，建设现代灌区，促进现代特色农业发展；以山洪灾害防治和城镇防洪建设为着力点，完善防洪减灾体系，保障防洪安全；以水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为引导，大力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秀美山水城市；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抓手，深化水利改革，强化依法治水，构建现代水治理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水利现代化进程，为“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和重庆在西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3.2 基本原则

坚持节水优先、优化配置。把节约用水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全过程，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以水定地、以水定产，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格局。

坚持统筹兼顾、系统治理。树立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的思想，统筹均衡自然生态各要素，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地表地下、城市乡村、建设与管理、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系统解决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问题。

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针对五大功能区域自然地理状况、经济社会条件和水利发展水平，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为导向，因地制宜确定水利发展目标、治理保护任务，突出解决重点问题。

坚持两手发力、改革创新。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两手协调发力。结合地方实际，深化水利改革，创新发展体制机制，着力推进水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实现重点突破。

坚持依法治水、科技兴水。加快完善地方水法规体系，加强水行政执法监督，强化对水资源水环境依法管控，防治水土流失，依法保护江河湖库和水利工程设施。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推广水利科技应用。

3.3 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3.3.1 发展目标。围绕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用15～20年左右时间，加快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全面深化水利改革，强化水利社会管理，构建与五大功能区域发展相适应的水安全保障体系，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水利保障。努力实现“清澈三江渝水秀，苍翠五区巴山青”的美好愿景。到2020年，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基本建成水安全保障体系。到2030年，建成较为完善的水安全保障体系，水利保障经济社会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率先在西部实现水利现代化。

3.3.2 主要任务。要实现重庆水利发展的目标，需从六个方面系统全面地加强重庆水利发展的步伐。一是优化配置水资源，构建互联互通的供水安全保障体系；二是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建设水资源高效利用的现代灌溉体系；三是加强山洪灾害防治和城镇防洪建设，完善保障江河安澜的防洪减灾体系；四是加强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健全水资源保护与河湖健康保障体系；五是改革创新水管理体制机制，建立高效规范的水管理服务体系；六是打造山水城市，创建独具特色的水文化建设体系。

3.4 总体布局

绕重庆五大功能区域总体定位和战略布局，按照“核心优化、圈层拓展、两翼提升、生态文明”的发展路线要求，统筹水利发展和改革任务，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引领，遵循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合理确定区域水利发展重点，着力打造城乡统筹、空间均衡、配置合理、保障有力的重庆水利可持续发展总体格局。

（1）都市功能核心区：优化开发、精细管理。（2）都市功能拓展区：高效开发、水务一体。（3）城市发展新区：重点开发、均衡发展。（4）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适度开发、保护水源。

4 结束语

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域水利发展战略要立足重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统筹协调兴利与除害、开发与保护、整体与局部、近期与长远的关系，根据五大功能区域的定位，明确五大功能区域的供水、灌溉、防洪、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等重点任务，对保障五大功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重庆市城镇化及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域水利发展战略规划[Z].2014.

[2]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水资源综合规划[Z].2012.

[3]重庆市水利发展研究中心.重庆市水资源保障支撑研究[Z].2013.

[4]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2014年深化文本）[Z].2014.

第9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管理 (Management) 是社会组织中， 管理者为了实现预期的目标， 以人为中心进行的协调活动。治 理 ( Governanc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Put in order)， 一般是为着某种社会、 政治、 经济或生态目标而实行的行政化管理。 与治理概念相对 应 的 是 狭 义 的 管 理 ， 即 企 业 管 理 (Manage，Run)， 是为实现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实行的市场化管理， 其管理主体是企业， 而治理的主体则是政府或集体。 为便于比较概念，

所谓区域治理 (Regional Governance)， 根据百度百科， 是指政府、 非政府组织、 私人部门、公民及其他利益相关者， 为实现最大化区域公共利益， 通过谈判、 协商、 伙伴关系等方式， 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集体行动的过程。 区域治理是一个 “舶来” 概念， 它首先流行于欧美学界， 是治理理念或理论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具体运用。比如欧盟、 京津冀区域等。 区域治理， 往往是跨越行政界线而施行的综合行政化管理， 属管理学中的组织行为学范畴。 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进程坎坷， 而消除行政割据及地方本位主义壁垒， 是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理论上，区域治理可以实现对整个区域的整合规划、 管理和控制， 从而实现区域发展的整合放大效应，实行区域治理成为必然选择。

我国是个多山的国家， 山区占国土面积的 2/3以上。 山区， 作为自然区域， 与平原、 湖泊等相对应， 其显著特征是 “山多平地少， 可耕地少”;作为社会单元， 主要蕴含于农村集合， 除矿区和旅游区以外， 山区在农村是 “地形上的隆起， 经济上的低地”[1]。 山地是平原和城市的重要生态屏障， 是河流发源地和水源涵养区， 但是由于山区往往地处偏远、 地形复杂多变， 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和成本较高， 山区的共同生产条件差， 山区特有的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也难以转化为经济资源， 致使山区贫困成为普遍现象。 同时， 山地是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 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自然灾害对山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甚至生命安全， 也构成威胁; 反过来， 山区贫困也往往对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 所谓山区贫困循环怪圈[2]。

想要山川秀美、 生态良好， 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去改善和保护环境。 山区环境靠谁去改善和保护， 只能是当地人。 如果山区依然贫困， 就不可能生态良好， 就不会有和谐社会。 因此， “无论从我国山区的地域广度、 生态使命和资源地位出发， 还是从山区边缘化劣势和发展弱势以及对最贫困人群的人文和政治关怀出发， 都应该且必须对山区给予更大的关注。 ”[3]

河北省的土地面积占整个京津冀区域的 87%，河北省的山区占整个京津冀山区的 92%。 在河北省西部和北部边缘盘踞着太行山和燕山两大山脉，且两大山脉汇聚于冀西北张承地区。 河北省山区主要涉及 9 个设区市的 66 个县 (市、 区)， 占全省县 (市、 区) 总数的 38.37%; 面积 12.33 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65.68%; 人口2 496 万人， 占全省总人口的 35.72%①。 河北省西北部山区， 天然地构成了京津冀东南部平原地区，尤其是包括北京、 天津和石家庄在内的城市群的生态屏障

山区治理是面对京津冀区域的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诉求， 为了实现整个区域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对山脉自然延伸的区域 (模糊大的行政区划界限， 以县为基本单元)， 施行专门的整合的公共管理。 本文就是将京津冀区域中面积最大、 也最落后,目前而言对区域生态最重要的自然地理区域———山区作为切入点和实验田， 提出以网络信息化为引领， 以技术应用和制度创新的有机结合为手段， 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为核心机制的山区整合发展治理方案， 以寻求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区域性突破。

二、 关注京津冀山区治理的现实意义

本文探索山区一体化治理方案， 目的在于突破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治理。

选择关注的山区范围是主要分布于河北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 包括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的所有县 (市区) 及张承全部县 (市区)。 之所以关注这个区域， 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的贫困和落后需要关怀， 还有其他几方面的客观必然。

(一) 山区具有天然生态使命， 京津冀区域急需山区生态产品供给生态环境是区域发展的前提和依托。 “对京津冀而言， 环境已经成了稀有的奢侈品; 若是生态环境不能得以有效地恢复和建设， 那么首都圈的发展就必然是低质量的和不可持续的。 ”[4]城市群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因为这里直接创造着可以给人们带来物质享受的财富。 江河流域也是自然功能区域， 由于它与人类生存更加息息相关， 所以傍水而居的人们也会更多关注到江河流域的治理。 而山区， 一般处于经济区的边缘地带， 尽管它承担着放氧固氮、 防风固沙、 调节气候等与人类生存同样息息相关的生态功能，但历来都属于被遗忘的角落。众所周知， 京津冀区域雾霾笼罩、 河水断流、湖泊干涸， 几近不适宜生存境地。 要想改善和保护京津冀区域的生态环境， 就必须关注山区这个占区域国土总面积 62%的天然生态屏障。 如何关注? 仅仅依靠封山育林、 植树造林、 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和零打碎敲的扶贫政策， 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的生态困局和山区贫困， 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那么， 像有人提议的， 采取移民政策或等待策略， 让山区人被迫走出大山以减小人类活动的环境压力， 是否明智之举呢? 这个看似无为而治的策略， 实则为不负责任的托辞。 首先， 中国人口众多， 京津城市人口过度饱和， 山里人进城会给城市基础设施造成更大压力; 其次， 山区占区域面积近 2/3， 若不加以合理有效利用， 则是对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再次， 山里人世代传承靠山吃山， 缺乏应对外部社会的适应能力， 不能逼走山里人; 最后， 要想让山区担当好生态提供者和水源涵养区角色， 就需要有人为此工作， 山里人是首位人选。总之， 大自然赋予了山区天然的生态使命，京津冀区域急需山区生态产品供给， 决定了必须关注山区， 进行山区治理。

(二) 贫困山区陷入发展误区， 必须尽快扭转山区发展方向山区偏远闭塞， 交通、 通讯、 水利等生产条件较差， 农业生产经营成本高， 而且自然灾害频发， 山区经济长期陷入小农经济不能自拔。 穷则思变， 山区的地方政府和百姓都梦想着勤劳致富，但山区农业生产依然呈萎缩态势。据河北省科技厅提供的文献数据显示 (如表3)， 河北省山区县三次产业总体结构由 1997 年的27.04： 42.72： 32.24 调 整 到 了 2008 年 的 12.37：57.83： 29.80①。 这十年间， 适宜山区发展的第一产业 (林果业) 和第三产业 (旅游业)， 分别下降了 14.66 和 2.44 个百分点， 而不适宜山区发展的污染指数最高的第二产业 (工业制造业) 反而上升了 15.11 个百分点。 看来 “工业进山” 这样严重失误的产业布局已成事实， 如不尽快扭转， 必将给山区本身和大区域带来灾难性后果。 所以，从山区自身和区域的长远利益出发， 急需出台一个立足区域整体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山区治理规划，指引山区真正走上生态经济发展道路。

(三) 中国发展新阶段的福利， 大数据网络时代的机遇从 1994 年开始， 中国就已经成为资本不短缺的国家了。 经过改革开放后 35 年的高速发展， 迄今中国已进入经济宽裕和资本剩余的阶段。 这是校正区域发展过大差距， 实施注重公平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有利时机。我国山区集城乡发展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之劣势于一体， 成为贫困的 “重灾区”。 同样， 山区的贫困落后， 也是实现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难点和关键环节。 当前， 互联网技术手段已经十分成熟， 并且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和助手。 若是将互联网技术有益地运用于山区治理， 必将有效克服山区聚落分散性问题， 大大提升政府区域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从而大大提升山区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质量。随着以网络技术为引领的山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逐步完备起来， 加之现代城市病给人们带来的苦恼和威胁， 人才和资本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山区，进而可望将山区这块贫困洼地整体托起。 随着人们用脚投票进入山区参与山区建设和发展过程的推进， 不仅山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和质量得以不断改进， 而且山里人对环境的索取会越来越少， 从而使山区能够更好地履行对整个区域的生态屏障职能。 所以， 抓住时代契机， 率先着手山区治理， 可以成为实现京津冀区域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 山区治理作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区域性突破口， 其治理效果如何， 是对政府区域治理能力的一个有益地尝试和检验。

三、 京津冀山区治理创新方案

(一) 区域治理背景

河北省的国土面积远大于并包裹着京津两地;河北省的版图是北京市的 11.5 倍， 是天津市的15.8 倍。 河北省版图大且分散， 内部区域功能差异大， 从自然地理角度， 可进一步分为三个专业功能区： 山区生态功能区、 平原粮食主产区和沿海港口物流区。 河北省的山区由三个部分组成：太行山区、 燕山山区和张承地区。 尽管三个组成部分在纬度、 地形、 地势、 气候条件等方面均存在差异， 但由于三者的资源禀赋、 区位功能和发展基础相当近似， 若是对河北省边缘山区实行一体化整合治理， 会更有利于实现区域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出于生态要求而对山区经济发展的限制越来越严格， 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下降， 山区发展遭遇 “顶板”， 山区经济陷入小农经济陷阱不能自拔。 河北省山区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 就进行以水土保持为主要目标的小流域治理， 积累了不少治山经验; 林业部门陆续推出了封山育林、 植树造林、 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工程， 农业、 交通、 水利等行业部门为贫困山区提供了大量小型民生工程， 扶贫办系统持续多年的救济和产业扶贫政策， 民政部门的五保低保救济等各渠道资金和项目多管齐下， 以科技进山为主要内容的 “太行山道路” 等， 都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 但由于现行山区治理手段发力零散、 持续性差， 缺乏整合管理， 因而保存下来的成果不多， 山区面貌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今天， 互联网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可能性， 政府应遵循 “最落后地区优先发展” 原则， 率先对承担生态职能的贫困山区进行治理， 并运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信息化技术引领山区治理， 将分散的农户经济有机地组织调动起来， 用现代文明的力量整体托起贫困山区。 在山区治理互联网平台建立并运作完好之后， 再逐步纳入平原和滨海区域的互联网， 从而形成以专业功能区域为单元的全区域治理网络体系。 (二) 互联网一体化引领的山区治理方案

山区治理方案设计， 应秉承 “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有机结合” 和 “公平正义平等效率并举” 的总原则， 采取以互联网一体化平台建设为引领的 “(市场化运作+政策) +公共服务转移支付机制” 治理模式。我们处在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可以连接和正在连接越来越多的东西; 互联网可以在很大程度Ⅰ 27.04 12.37 -14.66Ⅱ 42.72 57.83 15.11上弥补道路漫长和交通不便的缺陷，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 可以增强智力、 延伸手臂、 开拓视域， 大幅提升人们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 所以， 要珍视现代文明的馈赠，充分而有益地利用地球文明的最新成果。在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水平就意味着区域的核心竞争力。 京津冀山区治理， 核心是建立一个沿太行山脉—张承地区—燕山山脉的条带状的集办公、 电商、 信息通讯为一体的区域性互联网系统， 并力求高品质定位： ①高起点： 采用目前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装备; 配套制度改革一步到位;配套保障措施比齐中等城市水平。 ②高标准： 区域中央总服务器设置 “安全保护膜”， 防范黑客攻击和暴力、 淫秽、 垃圾广告等不健康网络传播，保证健康干净上网; 追求山区生态环境管理秩序的高标准; 追求山区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在高层次上的相互吻合。 ③高效率： 网络利用高效率、行政服务高效率和生产经营高效率。 ④高收益：包括农民收入增长速度、 生态效益增长速度和公共福利增长速度。

所谓 “市场化运作+政策”， 是指中央专项政策先行， 并公开颁布山区治理规划蓝图引导民间力量进入， 因为山区治理靠的终究是市场化运作的民间力量; 也就是说， 政策引导到位但不依赖政策。 中央专项政策的重点主要有两个： 一是允许山区建设资金的来源多渠道及募集方式的灵活性， 即放活政策; 二是建立孵化和保护中小企业的制度， 即保护弱小的机制。山区治理资金的来源， 除了运营商 (由山区治理委员会公开招募) 自有资金， 还有机构资金、社会募集和政府转移支付。 募集方式可以由运营商发行山区互联网公债或者设立区域互联网共同基金 (公开发售， 企业和民间闲散资金自由认购)， 用于提供区域网络运营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参股商自由认购股份， 其中包括风投基金(用于高收益和短平快项目); 区域内本地居民配额购买山区治理基金原始股。 政府转移支付， 用于提供属于纯公共物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这部分主要由生态外部性补偿机制运作。

在开启山区治理的初期阶段， 农户和本土企业无疑是山区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但他们缺乏组织， 势单力薄， 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将他们有效地组织起来， 并孵化和培育成为能参与市场竞争的中小企业。 与此同时， 也需要配套中央有关政策和制度， 比如对专业户的小额贷款、 对进山投资者的激励政策等的适当支持。“公共服务转移支付” 是与互联网一体化配套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贫困山区最大、 最迫切的需求， 而货币形式的财政转移支付， 往往在用途上流于 “撒胡椒面”， 政策效果不明显， 那么我们选择公共服务建设型转移支付制度。 例如， 山区教育与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兴办远程教育： 成立若干所职业技校(混合所有制)， 定向培养专精技工; 政府兴办农民大学， 以提升山区人口素质。 政府转移支付补贴学校， 受教育者免费。

生态补偿机制是协调作为生态提供者的山区与作为生态消费者的城市和平原地区之间关系的机制。 京津冀山区治理必然涉及生态补偿机制，其中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机制设计的难点? “环首都贫困带” 的形成， 是北京需要生态和资源，就必须牺牲周边河北的经济来保护生态和留出资源的结果。 这个近 30 年的历史欠债所造成的后果， 是没法用计算成本或损失的办法来归还的。所以终极的补偿标准应为山区人的生活福利 (指山区的信息通讯、 公共交通、 饮水用水、 医疗卫生、 养老、 子女入托上学等公共服务水平和便利程度) 不低于北京的平均水平。 这也可以称为公共服务生态补偿。

(三) 山区治理的组织机构山区治理委员会是区域治理委员会的下属专业化治理组织。 山区治理委员会实行参与制管理体制， 最大限度地容纳各利益相关方的话语权席位， 侧重维护本土话语权地位。 所以， 该委员会实质上是个

“区域联合体”。“区域联合体” 是区域整合管理的领导组织，是以自然功能区域整体生产关系的调整来迎合外部发达生产力的要求， 打破行政界限而建立的，兼具政策性机构、 新型合作组织和企业集团三重身份的 “三位一体” 组织。 “区域联合体” 负责贫困山区的区域发展和市场运营管理。 它向上对大区域管理委员会负责， 向下对本区域内的会员企业和农户负责。“区域联合体” 的基本职能有： ①遵循当地的自然和人文规律， 科学制定适宜的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 全面整合和有效利用区域资源， 促进区域整体效益最大化和农民福利显著提高， 同时排除了对同一山区进行地方割据管理的可能性; ②在整体规划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进行区域生态建设和保护， 保证其他一切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不得超越自然承受能力， 从而避免由市场经济自然渗透而导致对山区自然条件的破坏; ③充分利用生产要素区际自由流动的可能性， 创造一切条件， 尽可能多地利用知识、 经验、 技术进步等无形要素， 让这些清洁要素在贫困山区可持续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④孵化、 培育企业，组织、 带动山区民力， 为区域开发建设准备生力军; ⑤代表区域统一面向大市场， 过滤市场风险，领航区域内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参与外部激烈的市场竞争。

由于管理上的整合性、 企业性、 智识化和规范化， 区域联合体制度不仅可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割据障碍， 实现自然功能区域的规模效应， 还可以让贫困山区迅速冲破小农经济束缚，跨入市场经济阶段。

(四) 组建京津冀区域治理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