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全文(5篇)

第1篇：农业技术范文

(一)投入不足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也在迅速增加，但仍然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在项目资金方面:由于部级推广项目资金重点支持设备及基础设施投入，项目的运行费用需要通过地方配套来解决。但是，由于地方财政状况不好，难以保障在项目期内，100%项目实现匹配，导致推广项目越多，配套资金越多，反而加大了地方财政的压力。在基础设施方面:榆树市在29个乡镇级别的农业推广站中，只有6个站有所有权办公用房，其他站是采用租借方式或者依靠地方政府安排，大部分都无法满足基本的“三室一厅”，即办公室、培训室、检验检测室和咨询服务大厅的标准。还有试验示范基地，交通工具、办公桌椅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仍然跟不上推广工作需要，最终影响的是对农户的服务质量和推广效果。

(二)推广体系活力不足

1．待遇偏低

2000年，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职称工资为200－400元/月。2013年高级农艺师工资涨到4000元/月，助理农艺师工涨到2700元/月。但实发工资却低于这个应发工资的标准，晋级工资不能及时的兑现，导致部分专业技术人员的实发职称工资与应发工资相差两个职级，严重挫伤了农业科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导致部分农技推广人员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创收上，对公益性的农技推广工作热情不高。

2．梯队结构断层

在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当中，29岁周岁以下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所占比例为0%，而50周岁以上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占14．46%，随着这部分人员退休，加之年轻力量缺失，推广队伍必定面临结构断层，而不具有农学专业背景人员比例达到35．23%，根据《农业技术推广法》中规定专业技术人员比例应当不少于80%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3．工作经费短缺

榆树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同样面临着“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局面。在由财政全额拨款的经费中，人员经费支出所占比重接近100%，而用于机构日常办公、业务活动方面的经常性开支的事业业务运行经费所占比重几乎为0%。2000年之前农技中心事下设企业，经营创收的盈利部分作为平时的推广费用。2000年之后，政府不再允许事业单位人员从事经营活动，也不允许事业单位下设企业，所以经费问题又重新摆在了农业技术推广部门的面前。

(三)超编严重，职称、学历结构失衡

一个适度规模的农技推广队伍既保证推广效率又能增加农业收益。榆树市人员超编现象也很严重，23个推广站超编共计407人，超编比达到105%。同时职称、学历结构比例不平衡，我国规定专业技术岗位高、中、初级的结构比例为1:3:6，而榆树市农业推广人员职称结构比为1:4:12，相当于中级及初级人员增加了2倍，高级人员没有增加。据相关文献研究，中、高级农业推广人员仍在主动或被动地持续流失。虽然农业推广人员的素质不能凭借学历水平高低判断，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农技推广人才匮乏。

(四)满足推广工作需要的应用型人才严重短缺

农业推广硕士的招生比例都在逐年增加，这无疑给现有的农业技术推广队伍带来生机，然而调查中机构领导认为应用型人才短缺。尽管年轻推广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但工作能力方面与实地工作情况差距较大，专业知识的应用不够灵活，操作能力弱，不能很快的进入工作状态，吃苦精神不够等等，解决这一现实问题迫在眉睫。

二、建议对策

(一)适当增加投入，保障推广工作有序进行

物质保障是推广工作能够稳定有序开展的前提条件。当务之急是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速度，开展以政府投资为主、社会力量为辅的多元化投资形式，对县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区域站、重点乡镇站建设和农业科技示范场建设等予以重点支持。要建立推广项目的基金管理制度，实行人员经费和业务经费分开管理。按照填平补齐原则，完善推广设施，给予推广人员良好的办公环境和工作条件，为农业推广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二)优化推广队伍，提升队伍素质

农技推广队伍结构不合理是全国农技推广体系的共性问题。着力解决推广队伍后继无人和农技员岗位编制的问题，要建立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为主体，中青年为主体的人员体系，逐步形成老中青合理搭配的梯次结构。按需制定用人计划，严格执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和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对进入推广体系人员严格把关，按规定对不合格人员予以调岗或解聘，以工作需要、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为依据来保证农技推广人员岗位的流动合理有序。建立一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人员精干，正常发挥职能的农技推广队伍。

(三)提高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激发队伍活力

第2篇：农业技术范文

面对现代农业发展背景下，农业技术培训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相关部门一定要完善农业培训机制，优化相关制度，提高农民的生产技术，保证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

1.1对农业培训机制构成要素实施优化

现代农业发展背景下的农业技术具有多元化特征，其构成的要素也较为多元，只有优化其中的各个环节，才能保证机制的良好运行。

1.1.1对农业培训层次进行优化农业技术培训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广大农民，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再加上从事的农业生产项目不同，导致培训对象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对农民实施技术培训的时候，一定要分层次进行培训，针对不同人群开展不同的技术讲解方法。

1.1.2培训的内容要具有实用性农业技术培训要根据当地的地方产业特色和农产品生产实际，对不同的农业生产者实施不同的技术培训内容，宣传创业技能、最新技术、经营理念等内容，从而保证现代农业技术的有效推广。

1.1.3师资力量要具有多元化特征开展培训的教师不仅要具有扎实的农业基础功底，还应该具备完善的实践经验，能够跨专业实施技术培训，优化教师综合素质。

1.2形成上下联动的组织机制

一个健全完善的组织机制是确保农民技术培训全面开展的基础，各地区应加快构建完善的组织机制，构建三级技术培训网络。具体而言，在技术培训过程中要明确条线分工，实施制定系统的组织计划，建立从上到下的三级联动技术培训体系。与此同时，还要加强横向联合，在对广大农民实施技术培训的同时，调动全省各单位参与其中，发挥不同单位的巨大作用，组织各级部门全面协调、积极配合，从而提高技术宣传的有效性。

1.3打造多举并行的动力机制

现代农业发展的速度异常快速，技术更新频繁，农业技术的培训工作也要适应实际情况，采取动力机制实施管理、优化培训技术制度。因此，政府必须出台有效的政策引导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表彰激励规范，鼓励农民实施农业技术，并给予政策上的优惠支持。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好舆论宣传工作，营造一个有利于农民学习技术的良好氛围，帮助农民明确技术培训的积极意义，从而帮助他们实现农业增收，繁荣农村经济。

1.4建立科学健全的评价机制

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对农民的培训具有引导作用和总结作用，它可以通过精准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明确农民学习科学技术的实际情况，并健全科学的评价机制。因此，在培训机制优化的过程中要量化培训指标，明确培训的次数和内容，确定生产实践的学时，设置组织领导、培训条件、管理模式、绩效考核等多种内容。细化通用的培训准则，并在此基础上实行管、培分离体制，分清农民生产的主要方向，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进行分离培训，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技术的高效传播。

2结束语

第3篇：农业技术范文

农业研究所及高校科研骨干等下乡下户，结合当地农时农事调查取证，慎重选择适合当地的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建立示范田及样板场地，让农民对农业科技有切身感受，在现场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指导。结合农业产品销售以及农业物资现实情况，基层农技推广部门适时调整农业技术的推广方向。民间互助交流带动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同地区农民之间一般有相同种植项目，经常交流切磋种植经验。各种形式的农业专业协会、农业合作经济体在农村成立迅速。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以农民为主题，以承包经营为基础模式，聘用科研机构人员作为技术顾问，结合农村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培训，成为新型农村生产的发展模式。每年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呈上升趋势发展，参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民也在逐年增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生产发展方式适合众多农民的现实要求。因地制宜的选择新型农业科技项目、快速有效的向农民推广技术要点有效弥补了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扶持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加快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步伐。农村供销合作社依然是农产品流通的主要渠道，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的经营和农产品的收购。供销合作社是市场与农民之间的桥梁，及时掌握市场行情把握市场动态，向农民提供产品销售情况和市场发展方向，跟随市场导向提高农产品生产的科技含量。

2.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存在的问题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根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计划经济下由政府主导的传统农业生产也逐渐被以农民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所代替。在政府扶持和财政支持下农村的基层农技推广工作取得一定的发展，过去政府设定技术项目财政负担所有经费，现在是农民自己找项目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虽然农技推广的模式有所增多，但新型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推广效果远低于预期水平。根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农村对高效多产的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应该是巨大的，但总体上接受新型农业技术并用于生产实践的农民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造成这些问题除了农技推广工作没有做到位外，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对科技成果的应用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农业是受地理条件、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行业，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存在着技术风险和自然条件影响风险等多种不可控因素。传统农业生产时根据经验耕种，农民用经验推断可能需要采取的耕种措施。对待农业新技术农民只是根据程序按部就班的耕种，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无法预测更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修正和补救。从根本上说农作物的生产离不开光照、土地、水源等自然因素的相互配合，新型科技成果的生产流程是否能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也给农产品的生产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多种不确定因素和可能出现的失败让农民对新技术更加小心翼翼，时常持观望态度。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生产投入能力有限，分散到户的小块儿土地作业给新技术推广造成障碍。许多新型农业技术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减轻作业者劳动强度等特点，这也是农民选择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原因。当前农村主要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模式，独门独户的生产使种植规模受到局限，达不到新技术要求的高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效果，没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产出比。新技术的效果没有显现出来并且生产效益没有明显提高，影响农民的期望和对新技术的后续采纳。另一方面，我国农民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也限制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全国农民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占不到十分之一，小学及初中文化的占到百分之八十，剩下多为文盲和半文盲，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文化水平更是低于这个比例。农民在生产中技术接受能力较差，达不到增产增收的效果，也限制了农业技术的再推广。

3.基层农业推广体系建设的建议

第4篇：农业技术范文

中国农业实质上属于灌溉农业，灌溉工具的优劣对这种农业的影响至大。高邮地区曾经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车口不住敲，家里不住烧，路上不住挑，心里不住焦，打点粮食跟水漂。”足见灌溉农具对农业生产乃至农民生活的重要性。但长期以来中国的灌溉农具几乎没有什么改进。就江苏而言，农村传统灌溉农具主要是龙骨水车，动力有人力、畜力、风力三种，习惯分别称脚踏车、牛车、风车。这些灌溉农具与西方机械化灌溉相比，已经落后很多。有鉴于此，江苏不少士绅组织了灌溉公司，大力引进和推广灌溉机械，促进了灌溉技术的提高和发展。可以说，近代江苏农业机械推广比较成功的也主要就是灌溉机械，尤其是在苏南地区，其应用范围最为广泛，超过了其它任何农业机械。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灌溉公司的组建，因为正是它们的财力、设备和组织，才能使灌溉机械得以普及推广。早在清末，镇江就有士绅办起灌溉公司，投资购置西方新式灌溉机器为田主灌田，收取费用，“窃照泰西取水灌田不劳人力，永无旱涸之虞，今深悉其装造之法，业已禀明道府县，蒙道府宪允准，出示照办，谨将章程明议于左。……议镇邑七乡，每乡设大机器两座，小机器十余具，共需大机器十四座，小机器一百余具。其机器入地，装深二十余丈，不等。总以得水多为度，水由地脉贯注，故取之不竭。灌田不劳人力，永无旱涸之忧”。可见机械灌溉远比人工灌溉要优越得多，不仅省时省力，而且还可以解决旱涝之忧的问题。1907年，《申报》又报道镇江有士绅购置吸水等机器进行排灌，并准备加以推广，“巨绅李维之观察有志实业，特在某洲置地一区，商准宗能述大令，先行购运吸水等机器到镇，试验种植，俟有成效再为推广云”。这样的报道在清末报刊上屡见不鲜。民国时期，使用灌溉机械的区域更加广泛，其中最典型的地区就是无锡。无锡是素以水稻生产为主的水网地区，对农田灌溉一向十分重视。早在清末，无锡就有使用抽水机进行农田灌溉的。辛亥革命后，无锡城市中工厂日增，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集中，对农业机械的需求有所增加，特别是排灌能力较强的新式抽水机，更受农村的欢迎。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无锡有些灌溉公司开始使用机器戽水船。如l927年，杨愚如筹建机器戽水船同业公会。经过不到十年的发展，仅无锡一地就拥有委员九百多名，这说明，用内燃机带动的抽水机在农村中已经较为普遍使用。这些机灌商人把抽水机装在船上，运行到各抽水地点戽水，以充分发挥抽水机的效用。机灌商人为能得到当地绅董的支持，大多和绅董合伙经营。他们采用“包打水”的办法，即把约定区域内的水田，从插秧到成熟全包下来。在插秧之前，机灌商就和所包区域内的农民订立合同，先收二至三成戽水费，其余在稻谷登场后结算。机灌商因有地方绅董为后台，农民不敢拖欠戽水费。这一灌溉技术的应用对无锡而言可谓意义重大，正如黄宗智所言:“工业发展与农业商品化的结合使这个县(无锡)比中国任何其他的地方都更为农业现代化。机灌船活跃在天然和人工的河网，灌溉着田地。……这一技术一旦出现，马上为农村所接收，因为一个人操纵20匹马力的马达一天能灌溉整整50亩稻田，而两个男人用桶挑一天才1．0至1．5亩，两个男人用传统的脚踏水车一天也不过2至3亩”。这种机船的灌溉方式，主要是通过内燃机带动船上的小型龙骨水车进行灌溉，实际上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机械灌溉，只不过是一种土洋结合的过渡型的灌溉方式。尽管如此，它还是比传统灌溉工具要先进一些。除以内燃机为动力的灌溉公司外，无锡还有士绅创办了以电为动力的灌田公司。如无锡开原乡荣鄂生、富安乡乡董汪某、扬名乡乡董陈某等仿照武进电力灌田方法，组织电力灌田公司，承包农田戽水，准备从开原、富安、扬名等乡试办，将来逐渐推广。电力的应用，更加提高了农田的灌溉效率，使灌溉技术又有了质的飞跃。显然，这与士绅们的推动不无关系。总之，在近代江苏引进和推广的农业机械中，灌溉机械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占有较大的比重，而灌溉公司在普及推广这种农业机械的过程中，则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家庭难以办到的。

二、肥料生产技术

清末，江苏已经有士绅创办了生产和销售化肥的农业肥料公司，这在全国来说，也算是比较早的。1906年，苏州绅商张惟一等人认为，“吾吴农业甲于他省，迩年以来日渐凋敝，收成短歉，良由粪壅不足，致地力硗瘠也。各国农政，皆专设肥料厂，收集各种肥料，研究性质、物土之宜，以售农民，诚为善政。吾吴街衙粪秽充斥，行者厌恶，亟宜设法屏除”。于是他们决定集股创办农业肥料有限公司，“先就苏城内外分区筹办，将为农业肥料屯积厂地，以资研究，并禀请商务局准予专卖”。设立这样的公司大有好处，“非第于农务大有深益，而街道洁清，庶几警政可举矣。事虽猥琐，而利用无穷，度亦商民所乐从焉”。为此，他们还专门制定了招股简章，其内容如下:“一、本公司招股商办，每股洋五元，招足二千股，计共洋一万元。二、本公司先由商会提议，允许代禀商务局及警察局立案办理。三、本公司招股，每股分两期缴足，第一期于某月、日起，某月、日止，缴洋两元;第二期于某月、日起，某月、日止，缴洋三元。每期掣付收条，俟缴足后换给股单息折。四、后入股者，本公司酌定常年一分起息，息银自每年正月结帐后凭折支付。五、本公司除分给官利外，每年赢余分作二十股，以五股提作公积，三股作办事人花红，十二股派作各股东余利。六、本公司如有认百股以上者，即为本公司议董。七、本公司拟就城外设立总厂一所，以存储肥料，城内按区分设办事所，以资就近督收。八、本公司自第一期股银缴齐后，再行开会集议详细章程，布发公众。”股份制在当时已经是最先进的企业组织形式，可以很好地解决该公司的资金来源问题，为其顺利开办奠定有利条件。制定完章程后，张惟一请苏州总商会代呈商务局和巡警局立案办理。但巡警局以事关卫生，且该商所拟章程过于简单而生猜忌，希望商会再“悉心体察，妥议章程”。苏商总会一方面当即复函，指出“苏城街道向不清洁，卫生有碍，殊于警务攸关，张绅拟办肥料公司，以尽人厌恶之粪秽为培壅谷木之资料，清洁街道而益农业，一举两得，莫善于此，舆情断无不洽，一切亦无窒碍”，恳请警务局先允许该公司开办;另一方面要求该公司酌拟详细章程。因此，1907年，张惟一等重新拟定了更为详细而完整的开办章程:一界限城内外坑厕各有业主，应由该业主自行清洁。所有人家拉(垃)圾、柴灰、以及路头尿溺、马粪等，概归肥料公司收取。街道一律责成打扫洁净。一招股粪业各有地段，于段中人家收粪情形极熟，收取肥料办法亦与收粪相似，公司股本应由各粪业承认一半，荐举办事一、二人，以资熟手，一半另行招集。一津贴拉(垃)圾、柴灰等类卖与农家，所值无几，公司创办，势必亏耗，而街道则已一律清洁，旧设之清道局可裁，应以该局额支酌予津贴，俟将来肥料制成，公司获有利益，即行停止。一分区城内分为五区，须就出城河道之远近为断。择地设立总公司于适中之地，设总公司以便统辖。城外按五门分隶，胥门无水城，划归盘、闾两门。一储所储料所于闾、盘、葑、娄、齐五门外各设一处，须沿河旷地二、三亩，围以竹篱，结草屋数椽，雇人看守。一运载每储料所设摊船数只，多寡视事之繁简酌定，参用清道人夫。每所立一夫头，由该夫头督令各船人夫黎明进城，各就画定区域挑运肥料下船，满载出城，归入储所。街道如有不洁，惟该夫头是问。一给价收料人夫除酌给工食外，每日所收肥料，由储料所办事人过磅，按磅酌给价值，以资鼓励，收料自勤。人家柴灰向本卖钱，由该人夫自给，公司不再发价。一制造外国讲求肥料须以化学制造，公司应聘精于理化之人，指授工人造成各种有用肥料，发卖农家。一实验各储料所旁各购田地若干，俟肥料造成，即辨土性、物性之宜，讲求种植，非特以资实验，且为各乡农倡，俾农业日有起色。一余则公司应给常年利息，以及日后得有余利如何分派，一切未尽事宜，俟公司成立时自行酌核。该章程中的内容确实比之前的章程要详尽得多，涉及到肥料公司的资本、生产、收益、分配等方方面面。最终，在苏州总商会的协助下该肥料公司得以顺利创办。该公司是一个生产部门，相当于一个化工厂，而不是单纯做生意的销售公司。肥料公司的创办，有力地促进了农业肥料生产技术在江苏的普及推广。在当时国家的电力、化学与化工基础还很薄弱的条件下，能够开办这样的农业肥料公司，开办人的勇气着实令人钦佩。

三、林业技术

因植树造林、发展林业有诸多好处，所以近代江苏的士绅们纷纷投资于林业，特别是组织了很多林业公司，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在植树造林的实践中，一些先进的造林技术得以借鉴和应用，并且还引种了国外优良树种。士绅们经营的林业公司，有的纯以新法种树为主。如清末海州士绅宋治基等创设了云台树艺公司，招募农民开垦云台山一带的官荒，这样，“地方饥民，藉此工作糊口，不致流离失所”。该公司先后共种植各种树木1400余万株，成效显著。可见植树造林既为士绅们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又解决了部分流民的生活问题，可谓一举两得。1906年，丹徒士绅黄鼎和袁仁茂等集股5万元创办利用树艺公司，购买荒地千亩，用新法遍种桕树。次年，扬州士绅周震筹集资金10万元创办崇实树苗公司，于甘泉、仪征两县买地开荒，种植树木。镇江士绅汪凤瀛纠集股本创办茂达公司，就镇郡城外购置荒地，用新法试种竹木果树，并兼营畜牧业。1908年，翟炳焘等在句容县创办句容浮麓公司，集股1万元，经营近代化的林业和畜牧业。句容县士绅以县属各乡荒地甚多，决定与政府官员合筹资本开设森林公司，用新法种植树木，以兴实业。这类林业公司，有的是士绅集资创办的，有的是士绅与政府合作创办的，主要以植树为主，但大都应用近代化的造林方法，推动了江苏近代林业的发展。有的公司除用新法造林外，还推广近代化的作物种植技术。如江宁府属荒地甚多，历任督抚都饬令各属设局督垦，劝民分别地质，或种禾稼，或种瓜果及一切材木，以开辟利源。于是，省垣绅富决定仿效云台树艺公司，集股在元武湖及钟山等处设立林业公司，用新法试办树艺，兼种禾稼、瓜果。有的林业公司或试验场专门运用近代技术种植果树。如民国初年，无锡士绅杨寿楣在太湖边南独山禜头渚创办禝实植果试验场，占地六十余亩，专种水蜜桃、大正桃、美种梨、杏等果树，共有八千余棵。因种植技术先进，“浇灌得宜，颇易长发”。1918年，如东绅商袁镜波在掘港创办复记公司，占地233．80公顷。四周围堤，中心大路旁及河边两岸栽白杨和柳树，公司办事处门口外有2公顷果园，以桃、梨为主。1925年，川沙士绅顾济伯租用三王庙六亩庙产，建立南洋公司，运用近代技术种植桃树。因种植精良，出品推销甚广。这些林业公司对推广近代化的果树栽培技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有些士绅还很重视引进国外优良树种。江苏的林木引种工作历史较早。早在1368年，朱元璋建都南京时，下令在京师朝阳门外的紫金山南坡，营造油桐、棕榈、漆树三园，造林50余万株，这实际上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树木引种工作。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驻日本副使张斯佳从日本带回刺槐种子在南京试种成功。这是近代江苏从国外引进树种的开始。此后，江苏不少士绅便开始引种国外树种。民国初年，张謇从德国购买刺槐种子136余公斤，分发给包括江苏在内的16省，江苏分得种子约在4．5－9．1公斤左右，主要是分给南京义农会于紫金山育苗造林。1916年，林学留学生陈嵘引进刺槐和日本黑松种植于江浦老山林场。30年代初，如东士绅王庭松在掘港创办试验农场，之后在掘港北郊栽培苗木，占地1．33公顷，从掘港北洋桥向北3公里复记公司大道两旁开始种植德国槐和梧桐树。引进优良树种，是近代化的林业技术在植树造林中的应用，江苏士绅对此也非常重视。这对促进江苏林业技术的提高和林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有利的。由于江苏士绅以及他们所创办的林业公司或农场，能够将先进的林业技术应用到植树造林的实践中，因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江苏高等学堂毕业生杨星房纠合同志开办了溧阳吉金树畜公司，“购置丫髻、瓦屋两山麓荒芜田山二万亩，招工开垦已近半载，现在种植松、茶、桑、杉等秧千万余株。据该处土人云，该公司种植之际，适值春雨缠绵，各木植都已欣欣向荣，将来必成南方森林荟萃之区云”。1906年，士绅徐在滋与徐翰淦、李逢广等人，在宜兴湖口乡均山永丰区之分水岭一带，创办了阳羡垦牧树艺公司。该公司共占地六万余亩，除种植稻谷、竹、茶、芝麻、山芋及各项杂粮外，还饲养猪、牛、羊。巴拿马赛会举办时，该公司出品的茶叶还获得过金色奖牌。据民国初年统计，仅就种植松树一项而言，成活在十年以上者，已有五十万株，成活在八年以上者，已有七十万株，其他杂树共有二十万余株，堪称造林巨观。又如，清末句容士绅创办的种植、浮麓、暨南和明志等林业公司，各有地数千亩不等，先后种树七八十万株，至民初，四五十万株树均已成林，成效非常显著。再如，金坛士绅冯煦于清末所创办的坛溧树艺公司，及至民国时期已逾十年，资本一万五千元，占地三千余亩，植松树五十余万株，业经成林。其他杂树也很茂密。该公司植树造林的成绩也非常优异。这都要归功于士绅们对近代化林业认识的深入，逐步形成了近代化的林业科学思想，从而能够指导他们在植树造林中应用近代化的林业技术。这正体现了近代科技的巨大功效。

四、结语

第5篇：农业技术范文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集体化时期，我国采取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工业的国家发展战略，农村变成了城市工业发展的大后方。另外，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导致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了土地上。当时，国家以“定购价”对农副产品实行强制性收购，并限制市场性交易。与此同时，集权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政府也以其特有的权力成为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的主体，现代农业技术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传播，农产品产量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国家对化肥等农用生产资料实行低价薄利的价格政策，这可视为对低价收购农副产品的一种回报。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各类化肥的供应价基本趋势是“稳中有降”，这与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稳中有升”一样，曾被宣传为“政府对农民群众的关怀”［1］。经过二十年的集体化时期国家总共从农村获取了6000亿元的发展资金，由此奠定了我国城市工业发展的基础［1］，而农村和农民则被严重地边缘化。农村在这个过程中成了国家视角的现代化建设［2］的牺牲品，农民作为技术使用的主体却不能得到应得的利益，变成了城市的“雇佣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了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政府对市场的限制性影响逐渐减弱。集体化时期，作为现代农业技术主要供应主体的供销社等逐渐转归私人所有，这些个人也通过不同的途径进入了市场，和市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市场也就取代政府成为现代农业技术的供应主体，作为市场细胞的企业也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于现代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农业生产获得了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劳动力组织方式的变革促使农业生产获得了奇迹般的增长。黄宗智在上海市松江县（现为松江区）的调查及其研究和分析证明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转向农业生产家庭责任制并未带来松江地区产量的显著上升，农业产量在集体化生产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已经达到顶峰，20世纪80年生的巨大变化是通过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全国其他地区与松江的差异不在其实质，而在时间上的先后。先进地区较快地从新的投入和技术突破中得到好处，而后进地区则相对较慢。如果松江的经验确实代表了全国发展趋势的预演，那么，我们在分析1979年至1984年全国性的进展中应多看技术因素［3］。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农户不得不通过大量增加生产性资本的投入来提高粮食产量，因此，现代农业技术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众所周知，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随着种子、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技术使用量的增加，其市场供应价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的成本，而此时农产品的价格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提高，导致农民增产不增收。与此同时，政府税收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的畸形发展，让农民苦不堪言。农村在经过了短暂发展之后，再次陷入发展的困境。农民在现代农业技术方面的投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利润被市场无情地攫取了。2006年，我国税费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税，与此同时，国家也开始实行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农业方面的惠民政策，希望稳定农业的发展。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补贴政策并没有真正起到“稳定剂”的作用，因为它们根本应付不了现代农业技术市场价格提升带来的影响，国家的补贴被市场以提价的方式剥夺了。另外，虽然政府给科研机构提供了很多科研资金，但实际上，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中有一部分却以商品的形式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企业赚取利润的工具，根本没有真正起到惠农的作用。另外，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企业就成了主要的税收对象，国家对企业税收的增加必将使企业将一部分税收以提价的方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样，农民无形中就成了被征收对象。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成了现代农业技术的主要受益者，而农村则依然被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农村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牺牲品，农民成为市场的“雇佣工”，依然得不到应得的利益。

二、城市和市场对农民的控制作用分析

通过以上研究和分析发现，农民始终处于“雇佣工”的地位，被城市和市场控制住了，而现代农业技术则成了控制农民的工具。农民虽然是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主体，但却被排除在受益群体之外。农业生产增产不增收，导致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弱，进而导致土地的资本性质逐步降低。从实际调查发现，土地已经由发展资本变成了一种简单的生存资本，农民现在种地更多的是为了获取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口粮，而不是为了获取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农业已经彻彻底底地变成了农民眼中的“副业”。从农民的视角来看，土地的资本性质逐渐降低的原因是货币的资本性质正在逐步增强，而他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和依赖性也越来越大。计划经济时期，农民的需求层次比较低，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当时，农业生产既能够满足农民对食物的需求，也可以换取一定量的货币，满足其对货币的基本需求。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农村则继续被边缘化，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农民对城市生活也产生了向往，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这是农民需求层次提高的表现，也是城市的高层次需求引诱的结果，但是，他们并没有充分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实地调查发现，许多农民开始模仿城市人的生活，建造楼房，购买高档次的生活用品、衣服等，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但是，满足这些需求却需要越来越多的货币的支持，因此，农民对货币的需求和依赖性必将越来越强。另外，农民生活方面的支出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这些都导致农民对货币需求的增加。而此时，仅靠农业生产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了，货币成为农民追逐的目标。尽管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变弱了，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并没有抛弃土地，因为土地依然是他们生活的一项重要资本。为了能让土地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他们只能继续选择使用现代农业技术，而面对现代农业技术价格的不断攀升，农民只能选择少用或者使用价格相对低廉的技术，但是，这样又会影响农产品产量的提高，由此可见，农民根本摆脱不了现代农业技术的控制，他们已经对现代农业技术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而且他们的实际反抗能力很弱。

三、农民工的“雇佣工”地位的产生

面对现实困境，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用弱者的武器来反抗现实社会。而外部世界对他们来说又是陌生的，他们每走一步，都充满了风险。但是，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铤而走险，自谋出路，选择了进城务工，以获取生活所需要的货币。农民进城务工也对农村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民生计模式的改变，他们的身份也从一维的“农民”变成了二维的“工人—农民”。农民进城务工主要是为了改善其生计状况，这也说明原先的生计模式已经不具有可持续性或者继续发展的希望了，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说明了他们对现有生计模式的否定。由于农民进城务工是被迫的，所以，农民生计模式也是被迫转变的。虽然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现如今，农民工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其实，农民进城务工是为了获取生活和发展所需要的货币，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有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简单地说，就是成为一个“城里人”。但是，实际情况却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实际上成了城市的“雇佣工”，他们依然是很多人眼里的“贱民”。

农民之所以能够进城务工，从某种程度上说，“受益”于现代农业技术的作用。现代农业技术可以分为“节约劳动型”和“节约土地型”两类［4］，其中，现代农业机械和农药属于第一类，种子和化肥属于第二类，而农田灌溉既属于第一类也属于第二类。“节约劳动型”技术具有省时省力的作用，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的效率，就能够有时间外出打工；“节约土地型”技术能够提高土地的投入产出率，这样，农民就能够获得充足的口粮，不用为粮食问题而担心，这样，农民就能够放心地外出打工。另外，随着现代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时对农民的限制也在逐渐降低，例如：以前，除草剂必须在种子发芽之前打，而新品种的除草剂则可以随时打，这样，农时对农民的束缚作用就减小了。由此可见，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为农民外出打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总体来看，现在的农民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农村务农的“雇佣工”，另一类是在城市务工的“雇佣工”。城市和市场通过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把农民控制住了，农民已经被纳入到了市场体系中来，他们已经不能继续维持他们以前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了。由于作为农村发展主体的农民正在经历着改变，所以，农业文明也必将受到严重的冲击，技术文明正在从各个方面包围着农业文明，技术进步和经济进步的要求最终必将宣告农业文明的消亡［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