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范文

关 键 词：体育管理；体育智库；体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体育强国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1-0019-04

Sports think bank construction vs.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

LIU Pan-pa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 Sports think bank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servers sports public policies and public decisions dedicatedly and develops sports public policy and public decision research and consultation. The production of sports think bank is the result of social labor division refinement and decision scientific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and also the need of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 Strengthening sports think bank construction is conducive to spor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modernization， deepening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sport area， and realizing sports scienc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orts management；sports think tank；sports governance systems；governance capacity；sports power

在刚刚结束的仁川亚运会上，尽管中国体育代表团续写了辉煌，但亚运会36年来首次零金牌的“三大球”继续让国人惆怅。这种情况不得不引起人们思考：首先，体育发展模式的僵化在强化金牌价值取向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固化部门利益，使得体育改革举步维艰。总理[1]强调：“改革是促发展的关键之举，可以激发千千万万人的创造活力。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简政放权大有文章可做。”其次，这种结构性减速为我国体育发展方式和调整项目结构增加了新的压力，提供了动力、机遇和空间，推进体育结构调整是加快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首要任务。第三，数十年围绕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形成的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链条只有和惠及民生结合起来才能加固。“从大众视角看，打动人心的体育精神和多姿多彩的项目文化能否真正进入生活，是亚运和大众产生‘化学反应’的深层推动力”[2]。发展体育旨在顺民意、解民忧、惠民生。体育只有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才能多接地气，也才能化民力为推动体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持久动力。当我国体育正处于发展速度减缓、结构调整、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叠加的阶段时，“智库要坚持自己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提高向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3]。2014年10月27日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强调：“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因此，加强体育智库的研究和建设，有利于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 体育智库的特点和表现形式

“智库也称智囊团、思想库，是创造和提供思想产品的机构。当今世界，各国各类智库在影响国家决策、引导社会舆论、服务公共外交、体现国家软实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体育智库应是一种专门为体育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服务，开展体育公共政策和公共决策研究和咨询的组织。它的主要功能包括提供思想产品（体育政策、建议、公共知识等）、搭建体育交流平台（举办论坛、报告会、研讨会等） 、培养体育公共人才（培养专业体育智库研究人员，提供政府、企业、大学等各方面体育精英人士的流动平台） 、引导社会舆论（为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提供思想素材和政策观点等）。体育智库的产生既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更是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1.1 体育智库的特点

1）从功能定位上看，体育智库应有别于咨询公司和学术机构。咨询公司“为了商业”而受雇于委任方，绝对为其尽力，运作模式完全商业化，而体育智库“为了政策”而成为社会公器，为决策者提供咨询，但未必同决策者亦步亦趋。体育学术机构“为了学术”而注重学理创新，偏于基础研究，而体育智库注重政策研判，长于应用研究。体育智库要有基于现实议题的思想生产、组装、销售与反馈的复合功能以及相关架构。在这个架构设计中，引入体育市场竞争机制、增加体育政策研究的活力，显得非常重要。

2）从价值立场上看，体育智库必须独立。“衡量一个智库的水平高低，首先要看独立性，包括资费的独立性、政治的独立性和思想的独立性。没有资金的独立性，就很难有政治和思想的独立性。中国大多数智库机构，是用皇粮养活的，是依附于政府的，正是由于独立性的缺失，而使其影响力大打折扣”[5]。但要防止因追求独立性而产生与决策层对立的趋势，也要避免局限在仅为政策出台做迎合注脚。

1.2 体育智库的表现形式

1）咨政。在现阶段，“政府应当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作为体育公共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精力在体育公共服务的立法、基本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体育公共服务的监管、体育公共服务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样才能不断地完善我国的体育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6]。体育智库与决策层要有良好的互动。体育智库要能够置身于政策制定的调研、意见征集、方案设计等前端程序，通过咨询、研究报告等形式设计政策框架的中期建言，以及包括评估、完善及应对社会舆论后期完善等所有过程。在这些过程中能以专业、客观和独立的方式，帮助决策者对体育政策进行充分的论证与评估，进而体现决策机制的公开化、社会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2）导向。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大环境下，体育智库的功能定位不仅能建言献策，还要起到决策层与社会舆论之间矛盾化解与协商沟通的桥梁作用。体育智库学者应善于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语言，贴近大众的沟通技巧，通过出版论著、发表评论、接受采访等各种方式，对社会公众进行体育政策的解读、普及，也可以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向决策者反映其诉求。“今天我们对体育问题的应对，其成效并不仅限于体育，也自然会产生跨界的和整体的影响。这不仅有利于改变我国体育管理在整个体制中的边缘化状态，而且可充分发挥体育发展的带动作用和辐射力，成为促进诸如教育等相关领域改革的助推器，使体育承担起它应有的社会使命，进入社会建设的主战场”[7]。

3）善谋。由于国际体育竞争日益激烈，体育智库既要从事体育政策研究，还应力争介入到全球体育事务中，如涉猎体育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体育对外战略，将本国体育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中国体育智库要通过举办高端的国际体育论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体育研究报告，抢夺国际体育话语权，提升本国体育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体育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

4）聚才。仅靠政府部门控编严格的专职人员为满足广大群众对体育多样化的需求，那只能是杯水车薪。社会体育组织理应成为建设体育强国的主力军。体育智库能为社会体育组织“正名”、“松绑”，设计好积极培育、有序引导的规划图，拓展民间体育活力增长释放的更大空间，促使体育发展模式与大众需求有效对接。“目前，总局对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的管理，从数量、级别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在审批程序上要求较高，按照程序，秘书长以上人选，原则上须经党组会审批。这一点与其他部委存在较大区别”[8]。体育智库只有为推进体育改革的顶层设计，重构发展格局，重塑发展模式出谋划策，才能真正激发全社会体育活力。

2 体育智库在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

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体育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不断构建新的体育体制机制，实现体育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体育治理体系不同于行政和管理治理体系，表现在它掌舵而不划桨。体育治理体系的特点是：（1）体育治理的主体可以是公共权力机构，也可以是市场和社会组织。（2）体育治理的权力来自公众认可及社会契约，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公民直接行使权力，达到自治的效果。（3）体育治理是更宽泛的概念，适用于全社会。（4）体育治理强调对话、协商、长期合作，强调权力的自上而下或平行运行。（5）体育治理强调民主观、社会观和法治观。（6）体育治理更注重体育事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结合，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体育治理能力的提高要实现：（1）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公民社会机制的互相支撑与平衡；（2）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统一，体育法律成为体育治理的最高权威，社会契约和价值认同成为体育治理的社会土壤；（3）公平与效益的相互补充与协调，所有体育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主体地位，且有利于提高社会与经济效益。

衡量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至少有5个标准。一是体育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即体育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在民或人民当家做主，所有体育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体育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体育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四是效率，即体育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有利于提高体育效率和经济效益；五是协调，现代体育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体育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要充分发挥体育智库在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深入研究建设体育强国的机遇与挑战，凝聚体育求新求变所积聚的社会动力，挖掘体育改革创新释放的红利，还要研究协调体育改革所必然触动的利益搏弈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

体育智库还要解“当局者迷”。建设体育强国的困惑和纠结，源头在于体育界自身的某些职能错位、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奥运争光无可非议，但以奥运金牌捆绑财政投入和社会支持情况下的急功近利会使人质疑；全运会功不可没，但如果对积重难返的赛风赛纪问题根除无望，越讲功成名遂就越难以服众；至于组队权和办赛权，如果早日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既有利于重塑体育形象，更有利于体育发展。简言之，以奥运奖牌和大型赛事简单愉悦公众的时代已渐行渐远，随之而来的是以服务体系建设和亲民活动直接服务公众的社会。如果依然以坚持维护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的正当性而抱残守缺，更猛烈的质疑、诘问还会纷至沓来。体育智库不仅要帮助政府敞开心胸办体育的大门，而且，还要探讨制定推进体育工作开展群众体育是否满意的标准。还可以通过研究体育部门职能设置与责任的一致、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的一致、向公众承诺与兑现的一致、体育部门取信于民的管理途径与民众信任体育部门预期的一致，将服务作为体育部门改革的价值取向，促进体育部门公信力不断提升。

体育智库在研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权力，严格限制权力寻租；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大力培育体育非营利组织，推动运动项目实体化改革；积极拓展体育市场，深入推进体育职业化改革；切实提高“依法治体”和“科教兴体”的能力以及扩大体育服务业等都能发挥作用。“国家体育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体育理念、体育竞技、体育组织制度、职业体育赛事等方面对国际体育组织、他国和国内民众的感召力、影响力和整合力”[9]。体育智库要成为国家体育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如何建设中国体育智库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期。无论是体育改革方案还是重大体育政策制定与社会利益相关性、复杂性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以及决策正确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历史赋予体育智库的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但我国体育智库发展还相对滞后。一是体育智库的数量严重不足，对中国体育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的探索刚刚起步，把体育智库作为体育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缺乏制度性保障，也未能得到系统性体现。二是由于体育智库缺乏独立性，包括资金、政治和思想的独立性，使体育智库对决策的影响多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在国家体育治理民主决策体系中缺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安排。三是我国体育智库多以官方、半官方为主，体育智库本身难以平衡体制属性与政策研究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四是体育智库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社会效益转化的渠道不够畅通，效率有待提高。五是体育智库成果的水平和影响力不够，体育智库站位高端的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能力不足，政策研究质量和水平有限，尚不能完全满足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我国体育智库要真正承担起建设体育强国的重任，必须从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更加重视自身建设的路径选择。

1）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呼吁创造有利于体育智库健康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为了确保体育智库的公正性和影响力，除了对国有的体育智库机构松绑、放权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民办公助的体育智库。各类体育智库要想自强自立、有声有为，积极参与决策，正确影响决策，体育智库研究，一定要关注广大百姓对健康渴求的情怀，要特别关注草根阶层，关注普通民众。在体育实践中，不公平、不正义的承受者往往都是普通人。体育智库讲公平、正义，就是要使普通人走出不公平、不正义的阴影。体育智库发展既需要领导人才、研究人才，更需要综合型人才。体育智库研究不同于专业学术研究，体育智库发展需要有丰富阅历的人、有政府经验的人，更需要有对历史、人文、哲学、经济涉猎广泛的人。更需要关注的是体育智库的研究和建言，尤其是今天的体育改革常常遇到话语权较大的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时，避免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中国体育智库的建设和研究，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增强服务人民大众的责任感、使命感，树立敢于直言、公正建言的决心和胆识。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体育智库成果的影响力，才能为建设体育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一是强化全局意识和统筹观念，在做好建设体育强国的前瞻性、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重大问题研究的同时，着力加强对当前体育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

二是加强体育政策研究，要贯穿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着力提高政策建议对决策的实际应用价值。

三是打牢智库建言献策的根基，依托高水平的专家队伍，面向公众和国际社会解读国家重大体育公共政策，着力提高体育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影响力和社会效果。

四是发挥体育智库的客观性和专业性优势，探索做好体育社会发展有关改革方案、重大政策及实施效果的第三方评估工作，着力提升评估的规范性、正确性和专业化水平。

2）要持之以恒加强中国体育智库能力建设。根据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相对独立的体育智库建设要求，要强化4个方面能力建设。

一是要从建言献策的真情实意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的能力。在世界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体育智库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研究方法去把握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及时发现体育发展中具有苗头性、趋势性的重大问题，前瞻性地作出战略谋划。

二是要从建言献策的真实可靠提高科学可行的体育政策建议的能力。体育政策的正确程度与政策制定者的综合能力成正比，而体育智库政策咨询能力正是这一综合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体育智库的这一能力，其一要夯实学术理论基础；其二要提高自身政策水平；其三要深入社会实践；其四要实现前三者紧密结合、相互支撑。

三是要从建言献策的真知灼见推动体育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能力。体育智库的作用，就是力求掌握充分的信息、数据，以令人信服的分析、推理和研究结论，把应对建设体育强国问题和矛盾的政策建议提供给决策层，对体育政策设计的实现目标、实现动机、现实条件等作出透彻且合乎实际的阐述，积极推动有关体育政策的形成与实施。这也是体育智库决策影响力的直接表现。

四是要从建言献策的真凭实据增强重大体育政策解读传播的能力。不仅要在国内提升体育政策解读的准确性、影响力，而且要加强国际体育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国际体育智库对话，开展政策对外解读，广泛传播中国体育的实践经验和政策主张，增强在全球主流媒体和国际体育组织平台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使经济发展行稳致远[EB/OL]. 新华网，http：///politics/

2014-03/28/c_126325577.htm.

薛原. 三个视角看亚运变迁[N]. 人民日报，2014-10-03（06）.

傅莹. 中国智库的时代责任[J]. 世界知识，2013（16）：26-28.

魏礼群. 建设智库之路[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任玉岭. 加强智库建设 促进科学发展[EB/OL]. 中国经济新闻网，http：//.cn.

周爱光. 从体育公共服务的概念审视政府的地位和作用[J]. 体育科学，2012，32（5）：64-70.

杨桦，任海. 我国体育发展新视野：整体思维下的跨界整合[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7（1）：1-8.

第2篇：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范文

智库建设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智库，也称“思想库”，即智囊机构、智囊团，是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进步，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和经济秩序持续发生重大变化，各国面临形势和环境的复杂性不断增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以个体形式为主的谋士、幕僚的能力已远远不能适应决策者应对挑战的需要，迫切需要团队形式的智库为决策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专业咨询和政策方案。各类智库由此得到快速发展，决策咨询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策影响力日益扩大，决策层与智库的关系愈加紧密，智库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智库由众多国内外知名的研究学者组成，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进行研究与分析，并相应地利用新视角，运用新方法，提出新举措。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无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还是服务国家战略决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参与全球治理、扩大国际影响力，都越来越需要智库的思想支撑，发挥智库“咨政启民”的作用。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时期，新问题、新事物、新挑战不断涌现，层出不穷，如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金融领域潜在风险问题，环境污染和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等等，都迫切需要智库予以破解。可以说，建设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建设一批高水平智库，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在聚焦社会重大问题、提供高质量的解决方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智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智库作为政府的“外脑”，作用日益凸显，影响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据有关资料显示，至2013年，全球智库总数达到6826家，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美国家的智库建设比较发达，作用突出，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均产生重大影响，有时西方国家政府或政党甚至直接采用智库的建议方案，如英国的查塔姆研究所、美国的兰德公司等。其作用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专业分工，对公共问题进行前瞻性和系统化研究，产生新的政策思想和主张，提出政策设计和建议，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决策和发挥作用，充当决策者的“外脑”和社会“意见领袖”。为发挥上述作用，国外智库主要开展以下活动：开展前瞻性课题研究争夺话语权，通过为政府决策层输送人才影响国家政策，通过各类会议和公共关系活动推广思想主张等，如近年来严重影响中美关系的“中国”，便是滥觞于1992年美国保守主义智库一传统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当年，美国兰德公司对苏联第一颗卫星发射时间、越战撤军、中美建交、古巴导弹危机、德国统一等国际重大事件的成功预测和战略研判，奠定了其在美国政府决策中的地位，也为自己赢得了世界著名智库的声誉。可以说，二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每一项重大战略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智库的影子。大多数大型智库都出版自己的刊物，作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方式，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于1922年创办的《外交》杂志。一些智库的人员经常接受媒体采访，发表评论，或者在电视上亮相露面，或成为报纸的专栏作者。智库经常举办各类专题会议，邀请国内外的政界名流和著名专家学者到会发表演讲，交流思想观点，形成主导性的意见和建议，作用非常突出和独特。如西方国家的议员们在立法机构就各类公共政策发言或辩论，背后往往是不同智库主张之间的交锋。以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为代表的数十家官办智库，为韩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出谋划策，作出了社会公认的贡献。目前，我国的智库建设在数量上已排到世界第二位，但受诸多因素影响，其影响力还远远不够，作用的发挥也比较有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2013年1月24日的《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智库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进入全球前150名智库排名，而最靠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仅名列第17位。

要努力建设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新型智库

第3篇：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范文

智库（think tank），也称思想库、智囊团，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公共政策、政治策略、经济、军事、技术、外交和文化等领域提供战略思想、理论和方法等政策支持的组织或研究机构[1]。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智库均已经成为各国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目前，智库按主体主要分为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和高校智库三大类，其中高校智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国智库兴起于改革开放，迄今已经初步形成官方、半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等多元互补的智库体系[2]。近年来，高校智库发展较快，尤其自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2014）、《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5）以来，高校智库建设更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特别突出的是依据“2011协同创新计划”重点建设了一批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和重点研究基地，正在“以服?站霾呶?导向，以提升能力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依托，努力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高端智库”[3]。当前，对高校智库建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组织架构、资金支持、制度设计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也有从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知识逻辑等层面的探讨[4]，为我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是，目前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建设方面，似乎均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忽略了高校智库作为一个特殊的“共同体”所应具有的伦理维度，尚未从伦理逻辑层面分析和解决高校智库建设亟需关注的问题。其实，高校智库作为在公共决策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囊机构，伦理道德必然是其题中之义。如果忽视伦理道德层面的建设，将难以培育出定位明确、符合规范、高效运作、切实服务社会的新型智库。因此，本文拟从伦理逻辑角度探讨高校智库建设中所应重视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以期为当前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对策建议。

二、高校智库的功能定位及伦理逻辑诠释

高校智库，即各个大学主办的各种研究院、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是一种学术型智库研究机构，广泛存在于国内研究型大学中[5]。相较于官方智库和民营智库，高校智库虽起步较晚却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如实力雄厚的基础研究，门类齐全、综合交叉的学科体系以及大量高水平的人才支撑，等等。不过，应该明确的是，这些优势的有效发挥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和基础之上，即高校智库本身是一个伦理健全、符合道德要求的组织。所以毋庸置疑，作为从事科学研究和提供决策咨询的机构，除了关涉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知识逻辑之外，高校智库还应具有自身的伦理逻辑维度。

第一，从核心功能来看，高校智库应提供客观、诚实的科学知识和负责任的政策咨询，这是智库所共有的伦理精神诉求。高校智库主要是以高校为依托，汇聚不同学科领域研究人才组成跨学科研究团队，进行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研究，提供诸如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环境保护等社会重大问题的决策咨询服务，其研究工作与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紧密相关，承担着极为重要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高校智库不仅应具有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更要有诚实、负责的伦理精神。从认识论角度来看，高校智库是新型知识生产模式的产物，其目标在于促进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吉本斯在分析知识生产新模式时曾指出：“社会问责已经渗透到知识生产的整个进程之中。这不仅反映在对于研究结果的阐释和传播中，还体现在对于问题的定义以及对于研究的优先次序的设置上。”[6]只有执着于诚实负责的伦理精神，高校智库才能真正成为“科学良心的团体”[7]，不仅能够有效进行科学知识生产和政策建议，而且能够抵御各种功利因素和行政权力对智库工作的干扰，从而真正发挥其服务社会的功能。

第二，从组织建制来看，高校智库是由高校中不同学科领域专家组成的、遵循共同价值标准和伦理规范的“共同体”。高校智库是不同学科领域专家通过相对稳定的联系而形成的科学研究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科学共同体”，具有特定的研究目标和社会功能，更具有独特的规范架构和“科学气质”。高校智库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除了涉及科学问题和政策问题，同时也必然涉及极为复杂的利益权衡和伦理问题，势必要受到伦理道德规约，否则难以真正履行智库所应担负的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无法成为具有伦理正当性的智库组织。具体说来，高校智库作为一个组织实体，其伦理规范要求是：在科学目标的确定、研究课题的选择以及政策建议的提出，都应是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在组织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协调各种利益冲突，避免个人偏见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抵御行政权力、市场规则等对科学研究的干扰，保持高校智库自身内部场域的运行逻辑，从而“使科学能继续发展而且能向人类普遍提供更丰硕的好处”[8]。只有这样，高校智库才能成为一个具有道德合法性的科学研究共同体。

第三，从社会运行来看，高校智库是非营利组织，以服务社会的“祛私利性”作为其伦理基础。“智库是指那些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取向的非营利组织，它们生产专业知识和思想观念，并借此获得支持和影响政策制定过程。”[9]“非营利性”使智库工作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尤其是高校智库更以服务社会为其重大责任和使命，研究人员不属于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其研究活动遵循学术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原则，研究成果主要是科学的政策思想，侧重于国家战略和地方建设的应用对策型研究，所以责任应为智库影响力的要素之一[10]。“新型智库不仅要进行应用对策研究，而且要提供新思想、新知识、新战略，促使学术研究经世致用、为民造福。”[11]因此，高校智库应在科学自由与服务社会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社会责任意识为价值指引，围绕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目标进行知识生产和决策咨询，在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促进科学与伦理、理性与价值的融合，不仅指向以客观性和实在性为目标的真理探索，还包含着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道德诉求，从而给社会系统良序运行带来积极动力。

总之，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智库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肩负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其内在的伦理逻辑特质表明：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高校智库应站在科学研判的立场上提出客观、独立的见解，将求真的科学责任拓展至求善的社会责任，以构筑科学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理想图景。

三、高校智库的伦理建设缺位及其负面影响

如前所述，高校智库具有内在的伦理逻辑和道德诉求，这是其有效发挥功能、提升影响力的伦理基础。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智库进行的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基础研究和紧迫的公共政策咨询，在促进科学知识服务社会和推进政府治理转型等方面被赋予了较高期待，已经成为智库体系建设的重点方向。然而，当前对于如何建设高校智库依然处于摸索阶段，其运作能力和影响力尚待进一步提高，伦理层面的建设则更显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智库运行背离伦理逻辑，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第一，在政治逻辑干扰下，充当权力“代言人”。从生成理路来看，高校智库建设是国家治理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在政府“自上而下”外力支配下的产物。“高校天然地拥有国家治理转型所需的各种知识资源和人才力量，能够为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源流。高校智库的建立正是政府意图实现治理转型而实行的一种知识采集活动。”[12]毫无疑问，高校智库作用的发挥必然要依赖智库成员对科学事实的尊重和对社会价值问题的合理考量。然而，“这种在‘国家行动’下建设起来的高校智库蕴含着实用主义倾向，其价值更多地体现为外在的政治价值，即满足政府有效发挥其职能的政治诉求”[13]，当某些政治意图与公众利益和欲求相冲突时，有的智库专家被政治偏好所左右，丧失价值判断的中立、无视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在进行项目研究和政策咨询过程中，以完成某些政治权威所提出的任务和目标为首要责任，而不是以社会公众利益为标准来为政策选择提供合理方案，从而可能沦为某些利益集团“符号化”的代言人，极易导致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和公共决策偏离社会公众需求的合理方向。

第二，在市场逻辑裹挟中，完全受制于经济利益“驱动”。从智库运行与市场环境的关系来看，“市场逻辑在科学领域内的贯穿渗透，已经从外部的供需关系，深入到科学知识生产关系的内部，即科研组织已经从学术组织转化为盈利单位”[14]，围绕知识的生产、传递和应用，高校与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保证获得被外部的经济和政治主体所控制的行动资源，研究活动也被特定形式的研究管理和规划所安排”[15]。这种情况利弊兼而有之：一方面高校可以结合社会实际需求和市场的需要提供知识服务，另一方面却可能存在听命于市场力量、忽视伦理价值的风险。如果以经济利益为鹄的的市场逻辑成为高校智库的基本运行逻辑，将会从根本上侵蚀其价值根基。例如，有的智库专家将市场规则渗透进科学研究之中，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惜进行学术欺骗活动，出现一些科研越轨现象，如捏造事实、伪造数据等，更有一些学术腐败、制造“垃圾科学”等行为发生。在此情况下，智库专家所提供的科学知识和决策建议往往偏离社会整体利益和伦理道德价值，导致科学场域内在运行逻辑的失衡和蜕变，引发高校智库的社会信任危机。

第三，在知识逻辑转换时，进行科学解释的任意“建构”。在传统的“小科学”时代，科学知识生产的驱动力主要以认知为核心，科学实践活动的理性秩序主要是通过科学场域内部相对稳定的规范和价值得以维系。然而，随着“大科学”时代的来临，知识生产模式2是指“非建制性的团队以跨学科合作的方式对现存知识针对新情境进行改造的生产模式，这一模式的显著特征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知识生产与应用的整合”[16]。而智库就是高校创新知识生产模式来生产“跨学科”治理知识的专业学术组织。在此情境下，从高校智库专家个体来看，他们的知识可能是有限的、不足的，但是“由于科学知识的不?_定性以及科学家的‘经济人’属性，又使得他们可能会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解读科学知识”[17]。所以往往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些专家不愿意承认自身知识的不足和不确定性，不愿意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自身专业知识可能存在的局限，对自己是否能够为政策发展贡献有效的知识缺乏客观、合理的判断，有时甚至滥用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在特定政治或经济利益影响下任意“建构”或者“解构”科学结论和科学解释。在此情况下，高校智库显然无法履行作为政策抉择的“人”而应具有的职责，无法承担起服务社会的道德责任。

四、基于伦理逻辑的高校智库建设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处于战略机遇期，且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但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伦理逻辑层面的认识和推进较为滞后。因此，必须在体制机制、人才培养等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伦理逻辑视角，通过多种途径为高校智库发展提供动力，从而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影响力。

第一，通过创新工作机制，给予高校智库更大的独立发展空间。从政治逻辑干扰的角度考虑，应进行智库机制管理创新，最大程度上打破高校智库的体制性依附状态，保持科学研究和决策参与活动的公开性和独立性。“独立性不仅是推动高校教育智库产生高质量研究成果、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前提，而且是保证其健康发展的根本。在发展中，教育智库不应沦为政府行政部门的附庸，而应以独立发展为导向，维护自身立场的客观性，做到不唯上、不唯利、只唯实。”[18]近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形成一套成熟的科学咨询制度，例如美国智库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独立性，包括资金、议程设置和财政上的独立[19]，但我国高校智库的独立运行机制尚待完善。因此，必须确保高校智库的组织独立性。“在决策的过程中，政府只有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势，才能为不同的利益要求与价值取向提供平等协商的机会。政府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在伦理上负有回应公共需要的义务。”[20]通过健全和完善高校智库相关制度和规范，“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健全统分结合、规范有序、科学高效、富有活力的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21]，为智库科研人员创造宽松、自由的工作氛围，确保他们独立开展政策研究，保障决策参与行为的公开化、透明化和程序化。

第二，健全经费保障制度和评价机制，为高校智库的“非营利性”提供“经济基础”和制度支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变革，高校的生存竞争压力日益加大，高校智库有时会因为经费及自身科研发展问题而将经济利益视为智库研究行为的研判标准和主要尺度，进而导致科研和决策咨询受经济利益羁绊和控制。因此，应适度加大科研经费支持力度，探索以社会公益捐助基金等形式弥补政府经费的不足，积极探索通过出版物收入、基金会、公司、研究机构及个人捐款等渠道筹集智库运作经费，同时健全经费捐赠和使用制度，使出资者无法干扰智库项目研究，从而避免市场逻辑对智库“机体”的干扰和渗透。同时，应针对高校智库的特点，健全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如建立以政府、社会团体、经济组织、公众等参与的多元评价机制，“构建灵活高效的智库运行模式，探索建立第三方遴选、协议制管理、后期赎买式资助、实际用户评价、动态流动等新机制，引导智库科学发展”[22]。另外，还应构建良好的激励机制，重视组织奖酬所蕴含的重要价值。“针对高校智库奖酬存在的现实问题，需要尽快优化智库奖酬结构配置，保证奖酬分配公平性，加强研究人员对奖酬的价值认同感”[23]，激发他们参与智库研究的积极性和增强服务社会的自觉性。

第三，构建政府、高校、公众多元主体决策参与制度，平衡高校智库的学术权威。从对高校智库的制衡结构来看，应进一步搭建政府、高校智库和公众多元主体咨询平台，推进专业知识的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建设，沟通政府与社会的交流渠道，使高校智库专家角色得到合理安排，“只授予专家一种在特定条件下的有限的权力，在需要专业知识的事务上为公众代言”[24]。应该注意的是，高校智库服务对象不应仅限于政府部门，还应广泛服务于政府之外的组织机构、媒体和社会公众等，可以通过出版物、研讨会、网络媒体等媒介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理念，并利用媒体的传播渠道提升政策反馈的效率与传播范围，形成“科学家与其他广泛社会角色之间的动态的、合作的关系局面，它有助于共同确定需要通过研究来解决的难题，有助于共同推动解决方案的形成”[25]。通过这种途径，可以对高校智库的政策参与活动进行有效的社会监督和绩效评价，避免专家凭借其社会地位和权威角色而可能进行的“建构”科学和“独断”决策。

第四，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高校智库的科研诚信机制。除了外部的体制环境等因素外，高校智库自身的诚信氛围对负责任的科学行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高校智库建设必须内外兼修。应立足学科优势，围绕改革开放当中的热点、难点，甚至是痛点问题进行精准把脉，并着眼于宏观价值理念与切实执行操作的有机结合，让‘为民’的理念真正取得‘善治’的实效。”[26]因此，应进一步健全科研诚信的政策和措施，对智库专家的决策意见进行“道德过滤”，对智库科研人员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和职责予以规范化，加强对科学咨询过程中的利益冲突管理，积极营造倡导负责任科学咨询的环境和氛围，使智库专家以能够赢得公众信任的作风参与政府决策。具体说来，高校智库应该有到位和明确的（而不是含蓄的或根本不存在的）程序和体系来公平地监控和评估科研工作表现，分配研究工作所需的资源，奖励所取得的成果[27]。同时，应进一步细化制约学术不端行为的制度框架，对智库专家参与决策的角色和职责予以规范化，提升其在参与决策过程中的“抗干扰”能力，激发高校智库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4篇：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范文

1、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决定》指出全而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上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

尽管近有20年的信息化发展历程，但目前建设成众多的独立信息应用系统，这种模式无法实现政府的管理与服务体系制度的改革。

智慧城市时代，信息技术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平台，实现城市管理与服务体系的制度创新整体设计，向社会提供一体化的管理与服务。

2、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决定》指出：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土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智慧城市工程，要全而改革思维模式，从制度上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辅助规范政府的管理工作与服务工作，这是治理城市的基础工作。

3、改进行政审批工作

《决定》指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

我国近年各城市发展起来的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工作，较好地改进与优化了政府管理与服务工作。但目前行政审批大厅工作，仍有三个方而需要从制度上尽快改进创新：一是大厅各项工作尽快实现管理与服务业务标准化；二是技术体系尽快实现标准化；三是尽快实现横向与各委办局内网系统一体化。

4、对加强对社会管理与服务方面

《决定》要求：“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责。”

尽快从制度上标准规范城市服务管理系统各项工作行为，并与政府各委办局内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行政审批服务系统实现一体化，之后再与各娄政务职能业务系统实现整合，产生城市整体的智慧体系。

5、关于机构改革方面要求

《决定》提出：“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

在智慧体系设计时形成“独立的机构人员体系”、“独立的信息分类体系”、“独立的权限分配策略体系”；目标是在信息系统中每项工作均在不同部门、人员问任意组合。为持续的机构改革做好充分的技术准备，即无论机构如何改革，新研发的智慧系统不再做任何修改。

6、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决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

在智慧城市总体设计工作中，在实现政府对社会管理与服务改革创新措施，在逻辑领域内，用2-5年一步到位实现城乡一体化，各类行政管理、审批与服务事项全部在网上下延到社区/行政村，实现农民办事不出村。

7、关于智慧城市投融资模式

《决定》提出：“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

智慧城市在总体设计工作中，创新投融资模式，重点解决还款模式与可持续运营模式，确保智慧城市工程可持续发展。需避免政府大包大揽或把项H全部推向社会等弊端。

8、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决定》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了的根本之策。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

技术实现核心问题是将政府所有管理与服务工作、各种决策工作，从制度上创新实现标准规范化、 一体化，并利用信息技术崮化到应用程序中，并向社会公丌，使政府工作人员在程序上难有腐败的机会。

9、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

《决定》提出：“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决定》各项要求，均可以在智慧城市总体设计工作中一并考虑。针对长期以来各委办局自建信息系统的现状，智慧城市重点创新抓一体化的整体设计，分期、分批整合升级，或新扩建。

10、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决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而各层次利益诉求”。

长期以来，各委办局在利益集团的推动下，习惯于独立上马信息系统工程，不善于城市的一体化规划与设计，因此智慧城市工程应由党委负责牵头创新改革，政府负责具体系统治理设计与实施，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参与。

11、关于维护社会稳定

《决定》提出：“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

一方而政府的管理与服务工作从制度上保证全部实现标准规范，向社会公开，减少产生矛盾的可能：另一方而以多种方式向公众提供反映问题的渠道，落实专人逐步负责详细办理、反馈，让公众满意。

12、关于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决定》提出：“完善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构。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大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

在智慧城市总体设计工作中，要全而考虑并落实《决定》提出的要求，着重规划设计出综合解决方案。

13、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

第5篇：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范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总的方向。

“治理”背后的战略意义

“治理”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社会公共管理的新术语，相对于“管理”而言，更富有社会进步的时代内涵。有国际知名人士于1992年成立的全球治理委员会曾对治理的内涵予以界定：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式的总和。除此之外，我认为，管理，通常多是指上对下、主对从，而国家治理则更具有社会各类成员共治之意。其实，“治理”在中国古已有之，我国浩如烟海的政治典籍里有太多诸如“治国安邦”、“资治通鉴”、“治大国，如烹小鲜”的表述，指对国家事务的管理。纲举目张，我们党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指我们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方式和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研判现代政治文明发展阶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的时代宣言。可以说，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又增添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部署。

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其中国家治理体系发挥着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作用；但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治理体系也只是个空架子。那么，如何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顺应时代改革发展要求，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按程序加快完善和构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要增强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的理念，要切实保证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将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应严格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该由政府管的，要切实管住管好，管出效率；该由市场做的，要放手交给市场，激发市场的活力和潜力。对于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要建立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立健康有序的市场运行机制。

要建立完善的社会参与机制。群众在改革中的参与度，直接关乎改革成败。正如总理所说：“改革不能只讲大道理，要弄清楚群众真正希望改什么、怎样改。”要以群众路线为依托，建立完善的群众参与机制，不断扩大公众对改革决策的参与度，寻找改革的最大公约数，增强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进一步改进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现阶段，碎片化、多头管理、短期行为、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条块”冲突，以及“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甚至不作为等现象，已经影响了国家治理体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影响了党和政府管理国家的效能。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改进国家治理的方式方法，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

要进一步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准确把握各项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力度和节奏，激发改革的“联动效益”和“乘数效应”。对那些有共识但尚不具备全面推开条件的改革，以及涉及面广、利益关系复杂、意见分歧较大的改革事项，应试点先行；对于地方改革创新的成熟做法和先进经验，应进行及时总结和推广，使其上升为国家政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分别于去年和今年先后两次对智库建设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要紧紧围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任务，关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增强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提高决策咨询服务质量和水平。这充分表明，我国智库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从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情况看，智库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的质量与水平也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第6篇：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范文

一、多元文化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1.多元文化给大学生的思想带来了深刻影响。一元与多元的社会文化矛盾，对于思想尚未成熟的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既有利又有弊。多元文化在促进文化、社会和人本身发展的同时，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多元文化导致多元价值观，使大学生无所适从，缺乏分析、判断和选择的统一标准，从而引起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混乱和错位。二是多元文化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树立了多种价值标准，增加了价值选择和价值比较的机会，使大学生们失去了明确的文化权威和价值评判标准。大学生在文化冲突中处于被动境地，既缺乏对世界文化的判断、选择和认同，也缺乏对民族文化的理解、接纳，还缺乏对丰富文化资源进行选择的能力和跨文化的交流能力，常常陷入道德评价和道德选择的困境之中。特别是个体本位思想对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冲击，在促使他们摆脱依附性、从众性、趋同性的同时，也导致他们的整体和全局观念淡化，甚至导致了各行其是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本位主义、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滋生；也导致大学生思想的独立性、自主性、分化性逐渐增强，进而表现为个体选择性的逐渐增强。如果再与市场经济的趋利性相结合，又容易导致他们在利益选择上偏重物质利益而忽视政治、道德利益；在思想道德目标和内容选择上，注重个体目标忽视社会目标，注重多样性内容，忽视主导性内容。

2.多元文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复杂性。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复杂的，工作内容和过程也是复杂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据社会要求与大学生需求，提升和发展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从内容上看，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从过程看，它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又是一个文化过程。教育者把教育内容传输给大学生，大学生通过思考、鉴别形成认识，相信并接受教育者的观点这一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完全在思想领域内进行，通过思维发生作用，由外化到内化，由他律到自律；同时，受到各种现象和思想理论的影响，大学生要经过长时间的比较、分析、选择之后，才能形成稳定的思想意识，并指导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大学生的思想活动呈现出多变性、动态性，思想变化的结果呈现出更加突出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反复性。这为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把握和解决他们的思想认识问题加大了难度，也为我们及时、准确地把握和引导这些变化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增强的个体选择性强化了大学生的自我认知、自我评价的意识，导致他们对来自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容易产生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必然削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权威性和主导性。多元文化并存，使大学生价值取向的选择空间非常广阔，思想道德状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参差不齐，相互差别不断扩大，认识问题的起点、角度和标准也多种多样，甚至大相径庭。另外，在单一文化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围绕着主流文化来组织，成为传承单一主流文化的工具。而在多元文化社会，多种文化和道德价值观都是合理性存在，若继续进行单一主流文化的传承，既不符合多元文化社会的要求，也没有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那么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取得真正的实效。因此，多元文化背景下，是坚持只传承单一主流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将其他文化和价值观剔除在外，还是改革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提倡多样化，取代“统一性”，思想政治教育感到无所适从。

二、多元智力理论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多元文化对大学生智力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大学生因对文化的选择不同而造成智力特点不同、认知模式不同，都以自己的方式来认识、理解事物和发展自我，因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法、途径的自觉选择和认可的特点不同，使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也能够做出多种选择、因材施教，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具有启发意义。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教授，1999年在《智力的重构》（Intelligence Reframed，1999）一书中，提出智力是“在一种文化环境中个体处理信息的生理和心理潜能，这种潜能可以被文化环境激活以解决实际问题和创造该文化所珍视的产品”。强调智力具有文化性，即智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可以跨越不同文化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的某种特质，而是随着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的为特定文化和社会所珍视的能力。加德纳教授特别强调文化环境及文化价值标准与智力的关系，认为智力是与一定的文化环境有关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的能力。在多元智力理论那里，文化被提升到了讨论智力问题的核心要素：文化不仅是人类多元智力发展的背景和源泉，而且不同文化珍视不同的智力模式并促进不同智力的发展――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其智力组成和智力特色不尽相同，其智力模式和智力发展方向有着鲜明的区别。指出智力的实质是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从而将“智力”从无形的东西发展成为有形的东西，并将“智力”从学校教育的领域拉回到了现实生活中，避免了学校教育与现实生活的脱节，智力具有实践性；指出个体身上的与特定的认知领域和知识范畴相联系的多元智力，在个体的生活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智力结构具有差异性；指出智力的发展方式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建构起来的，智力是可塑的，具有发展性；指出智力的潜能有对后天文化环境进行选择的作用，智力具有选择性。

三、多元智力理论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的启示

针对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状况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求相适应的载体，创新是根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过程中，借鉴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把握以下原则。

1.目的性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建设必须紧紧围绕这个中心任务来开展，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为目的，注重载体建设的思想性和选择性，使载体能够适应和承载得起先进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能够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在要求。

2.实践性原则。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性活动，其载体创新也必须坚持实践性原则。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载体建设决不能从概念、意义出发，而必须立足于现实，从客观实际出发。我们既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思想政治工作的得失，又要结合当前的新形势新任务大胆实践，大胆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新问题，探索新方法，取得新成效。二是可操作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应是能为教育主体所操作的，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和主体性的突出表现。载体必须能为教育主题所把握和操作，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能将教育主题的要求转化为教育客体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从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自觉、有为的要素。

3.相容性原则。大学生是受教育的对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应具有相容性，与受教育者的兴趣、爱好、心理需要、发展和完善人格、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相一致。因此，载体建设必须立足于面向广大学生，尊重差异，促进载体的丰富多彩，使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参与，有一个展现自己才能的舞台。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兴趣、能力以及学习方式的大学生，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以自己的方式来认识事物、理解事物并发展自我，以能够启发和增强大学生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出发点，注意培养和增强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引导他们自己去探索和发现真理。

4.合作性原则。学校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创设体现不同文化特色的学校环境，使学生对人类文化的差异与多样性有正确、全面的了解。学校环境创设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而每个教师和学生都是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智力的个体。因此，在学校环境的创设过程中，学校应该充分发挥教师以及学生各自的爱好与特长，把学校作为教师与学生展现自己个人能力（智力强项）的场所，使所有教师和学生都积极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和活动中。教师、学生平等地参与学校建设与活动，在丰富的差异与多样性中进行合作，这样的环境创设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进行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契机，而这样创设出来的学校环境也必然是一个体现多元文化的环境。

第7篇：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范文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新型城市，这种新型城市包括五个模块的结构：处在最高端的是智慧政府，下面依次是智慧民生、智慧经济，以及最底层的智能化基础设施支撑和智慧化布局。从结构上来看，处于最高端的智慧政府将会对整个智慧城市的发展起到规划和引领的作用。而从智慧政务的方面来理解，智慧化治理和智慧化服务可能是智慧政务最本质、最显著的特征。对于这方面，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进行理解。

智慧政府就是基于公共属性和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现代化政府。智慧政府的公共属性集中体现在治理和服务两个方面。具体来说，体现在代表公共利益、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承担公共责任等六个方面。

从智慧政府的本质看。智慧政府的本质体现在五位一体的政务治理和服务两大层面，也可以概括为感知、融合、共享、协同、智能五个方面。因为，我国的智慧城市是通过互联网增加各种基础设施来感知的。

从智慧政府的目标看。从根本上来看，智慧政府是通过智能的治理、智慧化的服务来打造公平正义、廉洁有为的现代化政府。这包括两个目标，也就是双结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提高民众的便捷感、安全感、获得感、公正感和幸福感。因为无论是智慧城市的建设还是智慧政府的建设，都离不开人，都是为人而建设。第二个目标就是提升政府的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民生服务、自身约束和促进经济增长等五种能力。只有这五种能力得以提升，才能更好的为公众提供服务。

从智慧政府建设的路径看。要通过现代化的信息网络技术应用，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技术应用，打造整体政府、开放政府、协同政府三种新的网络政府形态，最终建成智慧政府。整体政府就是说要用新的网络形态，创建法制政府、服务政府、廉洁政府，用信息网络政府打造无缝对接的政府。开放政府则包含信息开放和数据开放两个方面，同时开放政府也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方面政府部门的职责数据应该开放、共享，否则无法协同；另一方面，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是因为民众的权威信息都汇总沉淀到了政府各部门，政府是最大的公共信息源。如果这些数据不向社会开放的话，大数据无法被使用，相关的大数据公司也就无法开发出多种多样的应用。因此，政府很有必要定期开放数据，让社会进行挖掘再利用。只有开放政府构建起来，才有可能构建出协同政府。协同政府通过流程再造、优化，提高效率，最后才可能达到智能化的治理、智慧化的服务。

智慧民生是智慧政府的核心

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强调民生。他说只要人民群众向往的，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基于的治国理念与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依法治国、服务利民、公平公正、特行独立这四个治国理念和重塑中国执政形象、重建中国官场、重构中国秩序、重构中国价值和重构中国发展方向等五大治国使命。而现在，要构建人民满意的政府，对绝大部分人民来讲，就要看民生服务能不能服务到位，能不能关注民生。因此，我认为，构建智慧政府，核心是要大力发展智慧民生。

民生问题突出，是中国社会矛盾尖锐的根源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每个老百姓都从中得到了实惠，但民众对现在的民生服务并不满意，当前的民生问题非常突出。一方面，体现在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就业难这五大民生问题，这群众五难是绝大多数底层老百姓关注的焦点。另外一方面，体现在企业、民众在政府办事难、负担重。现在仍有“门难进、脸难看”，甚至不给钱办不了事的情况发生。而民生问题突出则容易造成大量社会矛盾尖锐，增加，使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带来很大的危险。

民生问题突出的原因分析

从社会结构上来看，有两个结构性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普通百姓对政府的民生服务诉求。第一个是中国社会正从生存性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第二个变化是中国正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转换。

从生存性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有四个标志。一是恩格尔系数。发展型社会的恩格尔系数会降到50%以下，而我国城市和农村现在的恩格尔系数在34%-40%之间。二是第三产业。发展型社会中，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15%，第三产业则不能低于40%。我国去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50.5%。三是中产阶级人数占比相对要高，最穷和最富的人则是少数。据美国有关研究表明，我国已有4|中产阶级，随后几年，这一人数可能达到7至8亿。四是城镇化率。发展型社会的城镇化率不能低于40%，而我国去年城镇化率达到55%。这四个数据指标能表明是否完全跨入发展型社会，而发展型社会将深刻影响到老百姓对政府提供服务的诉求。

联合国曾提出医疗指数、教育指数、生活质量指数等三大指数来衡量人类发展指数。利用这三大指数，联合国衡量了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三大指数加起来平均值在0.5以下的，定义为低生活质量国家；平均值处于0.5-0.8的，定义为中等发展国家；平均值达到0.8以上的，定义为高发展水平国家。目前，我国的这个平均值大体处于0.78左右，正由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变化，处于临界点的状态。而人类高发展水平的到来将深刻影响到老百姓的公共服务需求，进而影响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我国民生问题突出，矛盾越来越尖锐？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我国政府在公共服务的投入方面不足，并且相当不够。我国现在对民生的投入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大概是30%，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其次改革成果不能被全民共享，贫富差距过大。最后，我国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突出，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陈旧、落后。比如计划经济时代，虽然经济贫困，但食品药品安全能得到保障。而如今，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可是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没有了很好的保障，大量个人信息被泄露，给电信诈骗提供方便，房价虚高导致老百姓买不起房等等。因此，如果不能为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提供更好的基本民生服务的话，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政务信息化发展面临的问题突出

政务信息化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很快的，现在县级以上的各级政府，如果离开了信息化，就几乎“玩不转”了。这说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对信息化的依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但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我国政务信息化还存在着三方面问题。

一是电子政务在解决经济社会中面临的问题方面，特别是解决民生服务方面，作用明显不足，体制障碍、应用滞后、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的问题相对突出。二是以电子政务为依托的民生服务，滞后于电子商务发展以及信息社会的快速到来。究其原因，我认为，十年前是政务信息化带动企业信息化，电子政务带动电子商务，带动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而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变成了电子商务“陪着”电子政务走，社会信息化“陪着”政务信息化走。因为电子商务和社会信息化完全是靠市场的力量、市场机制来推动的，而电子政务则完全靠行政驱动，需要主要领导人强力推动。三是政府信息能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能力与强大的公众诉求有明显的落差。其中包括企业、民众在政府办事的便捷性，政府公共信息的提供和服务，保障个人隐私等公众的安全感，社会的广泛参与与互联网内容管理的冲突等方面。

通过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造政务服务新模式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提出，为构建智慧城市，加快政府信息化步伐提供了非常多的抓手。

互联网+政务服务，为打造政务服务新模式提供契机

首先消费互联网异军突起、产业互联网构建、社会信息化水平快速提升，这些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为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奠定了基础。其次，以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改革为重点的政府改革，为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扫清体制机制障碍。总理对改革提出了三句话――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本轮行政改革最显著的特征。而审批、监管体制改革，将为大数据应用提供制度保障，其中审批和监管分离，最重要的是体制不变，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同时，我们要大力推进城市综合执法改革，特别是县域综合执法探索，打破每个部门都有执法队伍，在执法过程中形成交叉的情况。这个改革将深刻影响到网络化治理和社会治理。最后要构建“五张清单一张网”，为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用创造条件。五张清单包括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公共服务项目清单、财政专项资金清单，一张网则是指打造一体化的公共服务网。在这方面，全国只有广东和浙江两个省做到了，其中浙江省做得最彻底。我相信，如果全国能普遍做到“五张清单一张网”，将为我们下一步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奠定非常重要的条件。

借助互联网+政务服务，创新政务服务新模式

如何准确把握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内涵。一是这个政务服务决不是单一的公共服务，也包括监管服务和治理等。当然，管理也是服务，是最大的服务。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核心是管理智能化、服务智慧化，就是智能化管理、智慧化服务。其主要发展逻辑主要突出“三个一”――一号申请、一口受理、一网通办。这“三个一”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而“三个一”后面的逻辑是一号申请，就必须要有强大的数据量支撑。只有一号申请，一口受理，有数据库和共享平台的支撑，才能够支撑一网通办。所以这“三个一”的核心寓意是单一号，小窗口，大网络。其基本逻辑是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资源共享，政府协同运作，构建全新的政务服务体系，打造新的政务服务模式。

在此基础上构建统一的智能化治理和智慧化服务三大系统。一是构建民生服务系统，提高政府民生服务能力，其中包括医疗等各个方面。第二是监管电子服务系统，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第三个是约束型电子服务系统，提高政府对公权利的制约能力。

第8篇：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范文

XXX深入学习贯彻关于平安中国建设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委部署要求，坚持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社会稳定，全力推进平安下马塘建设，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平安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保障。现将进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统筹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将社会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重点；抓好统筹结合，注重将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制度安排、决策部署和市域社会治理相结合,注重将社会治理工作与平安创建、文明创建、精准扶贫、“放管服”改革、民生工程建设等中心工作相结合。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各项工作进行系统部署,推动社会治理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大力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

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推动建立各类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重大不稳定问题清单制度,使大量社会稳定风险得到有效预防、大量矛盾纠纷得到源头化解。健全多元主体参与平台,为群众提供“一站式”调处服务。鼓励和引导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公共利益、救助困难群众、化解矛盾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心理氛围,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防范治安风险。

三、 坚持以大数据应用为抓手,加快推进政法综治工作智能化。

推进社会治安基础大数据建设。依托综治组织统筹协调的职能优势,网格化平台等各类政法综治维稳专业数据资源，加快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据联网应用,利用监控探头,基本实现对交通要道、重点地区、复杂场所、居民聚居区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全覆盖，有效预防了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

第9篇：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范文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地。皇帝总揽军政大权，乾纲独断。中央政权得到空前巩固，职官制度也更加完备，官僚均由朝廷任命，都是朝廷命官，从官制而言已经没有幕职的性质。

传统的幕府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由于明清独特的政治社会环境，幕主私人设置的幕府成为地方不可或缺的辅佐机构。明清时期，选拔官吏沿用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削弱了官员对国计民生的了解，治国理政能力明显不足。由于地方官僚制度不完善，编制稀少，各级长官难以事事躬亲。“夫督抚司道郡县，即有杰出之材，不能不待助于襄赞之人，故幕宾之不可无者，势也。”（《澄怀园文存》）因此，设置幕府、延请幕友（俗称“师爷”），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迫在眉睫的。随着明朝督抚发展成为地方长官，明清幕府兴起，直至辟幕成风。“上自督抚，下至州县，凡官署皆有此席”，以至当时有“无幕不成衙”的说法。由此可见清朝幕府的规模之庞大、发展之鼎盛。

与传统幕府制度相比，明清幕府制度有属于自身的特点，在清朝恢复了隋唐之远的辟幕之风，完成了幕僚制与正官制的分离，实现了幕僚的专业化，“开始走向职业化”。入幕者不拘于功名德行出身，非官非吏，协助幕主处理具体琐碎的政务公事。幕友与幕主是平等的私人雇佣关系，“常处于师友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

正如学者张纯明所言：“元明以后幕职和以前迥然不同。法定的佐治人员形同虚设，位卑禄微，不足轻重，人以杂流目之。地方官吏办事不能无人，法定的人员既然不中用，只好在法定以外谋补救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晚清幕府也超越了传统幕府”，随着清王朝内忧外患的不断加剧，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晚清幕府实现了对传统幕府的回归，幕府规模大，幕僚拥有正式职衔，地位高，权力大。同时，晚清幕府呈现出许多独特特点：史无前例的事权扩张，前所未有的洋务外交运动，以及无法想象的以幕主为中心的派系割据之祸。

此外，民国时期，幕府制度“非但没有遭到根除，反而与时俱进，仍然活跃在民国政坛上”，不过是以现代行政机构的面孔出现，但仍然没有改变为一人（幕主）效劳的本质。孙中山为保护革命果实，无奈采用幕府制度；袁世凯为实现个人独裁统治，实施霸府政治，“当选”皇帝；充实完善侍从室，独揽党政军大权，建立了专制独裁的蒋家王朝。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国幕府制度迅速消亡，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

现代智库与古代智囊的比较

现代智库起源于古代智囊，却与古代智囊有最大的区别。

古代智囊是依附帝王、重臣，具有强烈的“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传统观念。虽然那代表着某个时代士大夫、读书人的功名进取之心，算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某种力量，但古代“智囊”们是否成功完全牵系于君王的兴败。中国古代有记载的皇帝数量400多位，但真正被决策者招揽账中名垂青史的智囊人物只有几十位，根本原因在于英明圣主并不多。《史记》中曾以“丧家之狗”“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来形容鲁国智囊孔子、越国智囊范蠡后期的凄凉状态或心境，可见古代智囊的不易与艰辛。

相比之下，现代“智库”更具有独立性和职业性，通过其专业性、科学性来影响现代政府决策者。一般来讲，现代智库是需要由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组成，为政府或企业等组织和决策者处理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公共事务和应对突发事件出谋划策，提供处理事务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方案、战略策略、理论思想等智力产品的公共研究机构。

另一方面，古代“智囊”所参与决策分析的范围通常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所说的政治、军事等“高政治”领域，而现代“智库”所涉及的领域则更为广泛。

虽然在清末的智囊或者幕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外文、科技等以往不太关注的领域的专家，例如辜鸿铭、李善兰等等。但那主要还是由于自太平天国起义和洋务运动兴起以来，地方大吏的权力逐渐膨胀，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办洋务外交的需要，地方督抚纷纷新设各种非官僚系统的幕府机构所致，并非把这些专业性的智囊视为社会治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现代智库从功能分化论来看，是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的产物；从理性选择角度来看，智库正是为了满足社会组织实现内部“帕累托最优”理性选择的需要而产生的；从文化资本理论来看，智库作为文化资本的重要载体，其对社会组织或国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

已故著名学者成思危曾强调，智库的责任一是要支持决策，具体体现为探讨理论基础、评鉴国外经验、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实施难点；二是要对决策可行性进行评估。而智库需要具备的素质有四方面，分别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合理的方法、兼容并蓄的精神、人才合理的结构。这些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不可少的。

现代智库建设不能忘“根”

虽然古代智库的独立性与专业化程度与当代智库不可同日而语，但这并不是说，探讨古代智囊变得没有意义，相反，防范古代智囊的这两点不足之处，本身就是对现代智库的最好借鉴。毕竟，独立性与专业化，是现代智库的必要条件，而这恰恰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所述“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所指之意。

除了杜绝古代智囊限于时代的缺陷，古代智囊并非没有可取之处。在笔者看来，在浩如烟海的《四库全书》中，很容易发现古代辅佐君王、抗御外敌、治国理政的伟大智慧。现代智库学者很容易在《战国策》《吕氏春秋》《过秦论》《隆中对》《推背图》等古代政论经典中，得到破解目前国内社会症结与中外关系博弈的方法依据与思想启发。

正如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与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的：“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所以，现代智库的发展切不可忘“根”，必须挖掘和阐发古代智囊留下来的思想财富，把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基因与现代社会治理结合起来，进而发挥出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永恒魅力。

除此之外，古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也应值得现代智库学者借鉴。《论语・子路》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对古代智囊提出了“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至上要求。古代智囊有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气概，有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有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高洁品格，有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名，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忧患意识，这些都不得不令今人肃然起敬、高山仰止。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如火如荼，几乎所有人都在强调制度完善和机制改善的重要性。这自然是没有错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要强调文人的“气”、智囊的“义”与士大夫的“情怀”等文化层面的重建。只有将传统文化的优点与现代制度的实践结合起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才能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本文系2016年度中国外文局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课题“智库与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5WWJB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