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责任

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很多社会主体都开始意识到企业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只是作为一个经济团体。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中不单单要求企业需要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应该承担部分社会责任。经济法视野下，应该保证企业创造经济利益的基础上不会对社会其他主体利益造成损害。为此下面笔者针对经济法的相关法律法规作为讨论准绳，全面、深入分析经济法规制的企业社会责任。

一、经济法规制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内容

（一）内部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的内部社会责任也就是企业对于员工的责任，员工是企业中活跃度最高的劳动力因素，是支持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企业最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而且，员工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中流砥柱，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为企业发展奉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因此企业也应该自觉承担为员工进行职业规划，促进员工自身发展的社会责任。比如，企业应该为员工提供一些专业技术能力培训，为员工多提供一些发展平台和机会促进员工的全面发展。

（二）外部社会责任。经济法视域下，企业外部社会责任通常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对消费群体的社会责任。企业发展和消费群体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消费群体是现代企业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体，同时也是最终接受企业服务或者企业产品的人，是企业最终的经济效益来源。然而因为个体的力量较为薄弱，而且分布较为分散，因此在社会经济链条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②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一般企业对债权人的责任通常包括恪守诚实信用、确保交易安全以及履行债务责任等方面。不管是企业，还是债权人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都是平等地位。交易相对方或者银行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不单单会直接关系到自身效益，同时对于经济市场的稳定以及诚实信用都会造成很大影响。

（三）泛社会责任。企业在实际生产经营的过程中会不断消耗各种社会公共环境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会破坏环境资源，因此企业一定要承担起保护环境资源的社会责任。因为保护自然环境及资源会直接关系到炎黄子孙后代的事业，企业一定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关规范及标准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切实保护自然环境，不断提高企业环保水平，将企业发展对于环境资源带来的额外负担尽量降至最低。

二、经济法和企业社会责任的统一性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充分体现了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及其本质特征，也就是说企业社会责任和经济法的实质价值其实是相同的。法的基本价值定义就是满足人们对于法律客观属性的需要，法的价值是研究法的重要基础，法的价值目标是人的需求，而法律是重要载体。因此价值具备一定的主观色彩。同时，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理念和企业社会责任保持相同，经济法主要是立足于经济发展角度上调整、干预、管理各种社会公共性经济活动的所有法律法规总称。经济法中凡事都立足于公众利益，以社会本位为主要核心思想，最大限度的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进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企业作为一个营利组织，虽然最先考虑的是自身的生存以及发展，然而如果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一定要站在社会本位的角度上来思考。其次，经济法是企业落实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途径，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道德义务以及法律义务，经济法作为法律义务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企业社会责任兴起的重要基础，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依据。

三、经济法下不断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的建议

（一）制定健全的诚信体系，鼓励企业自觉、主动承担责任。不管是制定什么政策，一定要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尽可能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和谐、稳定发展，而且应该加强企业的监督、管理，尽量做到将微观经济管理理念转变成宏观经济管理理念，引导企业社会责任慢慢朝着法制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其次，相关的经济立法应该进一步整合市场监督管理体制，适当提高企业做出违规、违纪等行为的法律成本，而且应该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如果企业能够自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给予减税、优惠贷款等相关奖励政策，进而营造出一种有序、诚信的市场运行环境。

（二）将政府职能具体化，大力推广信息披露机制。政府部门、立法部门是督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部门。在《经济法》立法原则下，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一定要积极制定一套科学、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而且应该严格按照标准化评价模式来监督、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而且应该严格按照《经济法》指导合理利用政府部门完善市场经济缺陷，进而促进国内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制政策，督促企业严格根据相关法律发挥执行。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是督促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有效手段，为此国家应该尽快出台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明确规定企业的法律义务及道德义务，对企业进行社会道德约束以及法律约束。企业应该严格监督企业各种违法行为，鼓励群众参与监督，杜绝违法企业，从而树立法律权威。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非常有必要立足于经济法视角下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从法律途径不断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督促企业认真落实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第2篇：社会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经济社会学；经济法；社会性

一、什么是经济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是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需要明确的是，虽然他和经济挂钩，但是经济社会学内在的理论进路和分析理路仍然遵循了社会学模式，它不会将经济现象独立于社会结构去看待。这门学科特色在于，它是社会学家以社会研究的视角对经济学领域进行的介入，而这种介入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是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熊彼特被认为是最早倡导“经济社会学”的人物之一，在《经济分析史》中他提出了“经济社会学”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经济制度”的科学。但需要指出的是，熊彼特倡导的“经济社会学”更多着眼于“经济”，这就与现今我们所言的经济社会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是最早对经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认定作出贡献的人，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中，他对社会学进行了三大类的划分，分别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形态学和社会生理学，经济社会学就被他划分在了社会生理学之下，成为了社会生理学的一个分支。诚如前文所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思路和分析框架仍然是社会学式的，重点关注经济过程中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学则偏重于研究这一过程中的经济因素。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尚无定论，一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包括：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等。经济社会学对消费的研究主要沿着三个方向展开，一是侧重于研究消费者内在的购买行为以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二是侧重于分析消费行为方式发生所依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环境；三是对于消费文化的关注侧重于研究符号的意义、消费文化的形成以及行为感受过程。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纳入消费经济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较早时期对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作出贡献的学者就有韦伯、涂尔干、凡勃伦等，当代较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则有帕森斯、斯梅尔塞、熊彼特、杜森贝利、西美尔、布迪厄、理斯曼和鲍德里亚和富永健一等。

二、主要研究方法与理论

作为一门以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阐释经济现象与经济制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的本身理论体系其实还尚无定论。有的学者将其理论体系概括为经济行动论、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经济变迁论、社会经济战略论几大组成部分。其中的经济行动是社会人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并且这些行动的目的也并非仅仅着眼于最大利润的获得，而是一种对多层次需求的满足。社会经济结构论就主张作为社会系统子系统之一的经济系统需要同其他社会内部的子系统达到互助的满足效用，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同社会结构相适应。社会经济变迁论是当代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它主要研究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变迁所具备的心理特质、发展的指标体系、发展中的协调与失调等问题。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论则是社会经济变迁论的理论延伸，主要是运用长远的目光去分析一国经济发展应有的道路，以便在联系本国实际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出谋献策。

从具体内容来看，各国关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其实是各不相同的，但依据其内在共性，可将其大致分为五个研究方面：（1）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一般认为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起着决定作用，不同的群体结构、活动会对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造成差异很大的作用。（2）经济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发生这些影响的诸多社会条件，具体就是社会当中政治、文化、人口、地域等与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3）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主要研究支配人们开展一定经济行为的社会因素。（4）经济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经济活动各环节的社会学分析，还会分析不同经济集团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5）研究经济政策的实施，主要是着眼于实施经济政策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基础理论有如下几种：（1）理性选择理论，即认为最大化的实现私利是决策者行为选择的标准，纯粹的理性在于人是为了目的理性的最大化而实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2）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成本和时候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3）谈判理论，以传统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认为自愿合作可以使得一项资源从股价低的主体转移到股价高的注意中，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也提高了合作双方的福利水平。

三、对经济法研究的助益所在

1、有助于揭示经济法的社会性本质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它的首要价值目标是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而非个人或某一团体的利益。这种社会性是对普遍而非特殊的强调，也是对全局而非局部的强调，它突出的是一种大众性而非个体性。可以说社会性在经济法领域的凸显，既回应了现实经济生活的实际需要，又满足了法律本身不断分化和完善的要求。作为一门以社会学视角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交叉性质学科，经济社会学主张经济法研究中运用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对于经济法社会性本质有着很好的揭示作用。

2、有助于为经济法研究提供多种科学视角

经济社会学主要依托的还是社会学视角，这种实证的学科手段对于经济法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文中所提出的理性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为经济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般法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可以说这些经济社会学基础理论为经济法研究积累了不少的理论基础与创新方法。

3、有助于经济法之经济目的的体现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其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对于以研究经济现象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学来说，在经济法研究过程中加以运用其理论与方法，对于经济法其本身经济目的的实现，是有着很大的助推作用的。

参考文献：

[1]周长城，吴淑凤.经济社会学：理论、方法与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1）.

[2]王保树，邱本.经济法与社会公共性论纲[J].法律科学.2000，（3）.

[3]周庭芳，汪炜.经济法概论[M].湖北：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第3篇：社会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金融行为　金融社会学　新经济社会学　建构性　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C91；F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0－0047－06

一、重返经典社会学的研究主题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时代，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拥有共同的研究主题。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分别从阶级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社会分工和职业行为以及经济制度和行为方式三个层面共同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经济行为。然而，在韦伯之后的60年间(1920-1980年)，社会学家却将研究兴趣转向了诸如公司和工会等经济制度方面，从而忽视了这些组织中的经济行为。自1980年代以来，在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中，以格兰诺维特等人进行的社会网络研究，又重新将经济行为带回了社会学的中心。此外，泽利泽(Viviana Zelizer)从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经济活动中的文化意义，进而强调了各种市场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性。新经济社会学的崛起，意味着作为“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的全面复兴。从而呈现出新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在基本原则和理论话题上的相同性，淡化了经济学同社会学的理论界限，使两种学科在此找到了结合点。

新经济社会学家面向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经济社会学家主要从制度和关系的角度研究与生产、消费和社会分配相关的经济行为，而忽视了作为经济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的金融活动。经济社会学对金融行为研究的滞后性，明显落后于现实中金融活动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金融系统已成为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系统的其他部门。经济呈现出经济金融化的趋势。自1980年以来由23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所有股票的金融资产增长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并且货币、债券和股票的成交量增加了五倍，目前早已超过这个数目。不仅如此，金融市场中逐渐发展出包括货币市场、证券市场、黄金市场、保险市场以及票据市场在内的多种形式，而且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日益丰富。由此，金融市场中也衍生出种类繁多的金融行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金融行为在社会经济领域中不断增强的重要性相反，作为经济行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金融行为，却很少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究其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学主要关注经济的生产方面，并将企业视为经济生产的核心部门。因此当经济社会学家研究市场时，他们倾向于研究工业生产和非金融服务的生产市场，而非金融市场。

毫无疑问，新经济社会学对生产市场中经济行为的研究，抓住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但是当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时，再次表明金融行为已成为当前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因此，金融行为更应当成为当前社会学家积极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主题。社会学对金融行为的研究，不仅是作为“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学重新回归经典社会学主题的理论自觉，意味着社会学理论视野的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

二、关于金融行为的金融理论及其局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金融学理论以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逐渐形成了投资者最优投资组合决策和资本市场均衡状态下各种证券定价的理论体系。有效市场假说已成为现代经典金融学的前提，并成为近30年来金融学理论的核心命题。所谓有效金融市场就是指，证券价格总是可以充分体现可获得信息变化的影响的市场。它奠基于三个假定之上：首先，投资者被认为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能够对证券作出合理的价值评估；其次，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投资者并非理性，但由于他们之间的证券交易是随机进行的，他们的非理的作用会相互抵消，所以证券价格并不会受到影响；最后，在某些情况下，非理性的投资者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他们在市场中会遇到理性的套利者，后者会消除前者对价格的影响。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提出以后，逐渐成为一套看待证券市场的思维理念和分析框架，并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迈克尔・詹森(M.C.Jensen)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经济学中没有其他命题能够像有效市场假说一样得到如此多的且坚实的经验证据的支持。

但是作为现代经典金融学理论核心的有效市场假说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为在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三个假定中，无论是证券价格的形成还是有效市场的实现，都是建立在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基础之上的。到20世纪80年代有效市场假说的理性基础，已经面临着理论的困境和实践异象的双重挑战。就理论方面的挑战而言，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遭到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经常依据的不是信息而是“噪音”(noise)来做购买决定。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关于前景理论的研究也了有效市场假说的第二个假设，人们的金融行为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而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偏离。最后，有效市场的实现还依赖于套利机制，但现实中的套利不仅充满风险，而且其作用也存在局限性。来自经验研究的质疑主要表现为有效市场的经验检验与理论要求之间的“差异”(如股票价格的形成、变动的机制)和“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无法解释的典型“异象”(如股权溢价之谜与波动之谜)。

作为对经典金融理论的挑战，行为金融学广泛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金融行为者的认知、情感、态度等角度解释金融市场的非有效性问题，进而对经典金融理论主张的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设进行了修正。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金融行为者的经济行为不仅是经济利益刺激的直接映射，而且其中也反映着行为者的价值观念、期望、认知方式以及收集信息的能力等。因此，行为金融学不仅讨论人们应该如何决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一套模型分别讨论投资者实际上如何决策和金融市场的价格实际上如何确立。同时，行为金融学根据西蒙有限理性的论述，认为出于行为者认识过程中的偏差、情感、偏好等心理因素的影响，金融行为者无法以理性的方式对市场作出无偏估计。行为金融学对经典金融理论的修正，将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这被认为是经济学本来面目的复归。但这并非意味着行为金融学能够替代经典金融学理论，进而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这是因为行为金融学自身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如行为金融学理论缺乏逻辑严密和边界清晰的理论体系，难以对金融行为作出整体性的解释。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行为金融学，虽然批判了经典金融理论的理性基础，却又陷入了惟非理性心理的极端；它忽视了这些非理性心理背后的社会机制的作用，从而限制了对金融行为丰富内涵的解释。

在社会学家看来，任何金融行为都发生在具体的社会场域之中，并受到蕴含在该场域之中的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塑造。因此，行为金融学对经典金融理论的批判和反省，其主要的问题是忽视了制度、文化和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正如行为金融学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泰勒(Richard H.Thaler)认为的那样，行为金融学与制度的结合将是行为金融学下一个研究领域，尽管这项工作非常困难，但值得去做。这说明行为金融学在反省经典金融理论的同时，也为金融行为的研究进一步突破学科界限奠定了学源基础，而拥有丰富理论资源的社会学将为金融行为的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论视野。

三、经济社会学对金融理论视野的扩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现代金融理论固守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理论，逐渐形成了经典金融理论体系。此后的行为金融学通过引入行为者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实现了对经典金融理论的修正，但它尚未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与此同时，金融学家已开始将制度因素嵌入到对金融行为的分析之中，认为制度与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有密切关联，能直接导致其心理和行为的偏差。行为者的心理因素、社会制度等非经济因素的引入，其实质是在逐步突破经典金融理论固守的学科界限，这意味着现代金融理论也在逐步深化对金融行为的理解。但是作为经济行为重要形式的金融行为，其复杂性和多变性早已超越了金融领域，仅仅从金融行为者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方面难以对金融行为者复杂的选择行为作出深刻的解释。

金融学对金融市场和价格进行了批判与反省，借助于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学同样对该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史登斯和密苏奇对西方社会学家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韦恩・贝克(Wayne E.Baker)在对美国证券市场的挑战性研究中，发现股票期权的交易行为、交易者的微观网络结构、宏观网络结构以及期权交易价格都是由社会构建的，交易者之间不同规模的网络结构影响着期权价格的变动。马修・海沃德(Mathew Hayward)和沃伦・伯克尔(Warren Boeker)对证券分析师等级评定的研究，揭示了股票市场中的信息可能像其他正式的专业建议一样都是建立在模棱两可、不确定的基础之上，其效用也是有限的。埃兹拉・朱克曼(Ezra Zuckerman)论述了证券分析师扮演的产品批评者角色对美国公司股票价格造成的影响，并批评了有效市场理论主张的市场信息是充分的观点。詹姆斯・韦斯特法尔(Jamse Westphal)和爱德华・扎贾克(Edward J.zajac)则研究了公司但并不真正实施针对CEO的长期激励计划这一虚假信息对股价造成的影响。社会学家的这些研究虽然都是围绕着金融市场中股票价格的形成机制而展开的，其实质却是对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批判和反省，并揭示了金融市场中社会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机制。由此可见金融学与社会学在理论视野方面的差异，而社会学对金融行为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对金融学理论视野的拓展。

作为金融学理论前提性假设的市场，却是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与经济理论相比，尽管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研究的历史较短，但经济社会学研究市场的优势之一在于社会学家善于揭示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结构，并使用社会学的术语使市场的运作概念化。马克思和韦伯从市场和社会的统一性角度对市场问题作了直接论述。马克思将市场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市场不只是物物交换的场所，在物的关系背后折射出人的关系。韦伯认为市场是人们为取得交换机会而展开的“物理性会集”，是充满权力和利益斗争的角斗场。到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斯梅尔瑟、波兰尼等人又重新掀起了市场社会学研究的高潮。社会学家在此阶段对经济问题形成的理论，被熊彼特称之为“原始经济学”。

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经济社会学的全面复兴，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研究的主题发生了重要转变。在与经济学家展开对话和交流的前提下，经济社会学家不仅继续深化了对“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的理解，而且更为关注具体市场的运作机制。在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经怀特和格兰诺维特等人的努力，作为“网络的市场”成为比较流行的分析视角，其中格兰诺维特的《求职》一书被认为是对市场网络研究的典范。韦恩・贝克将市场网络区分为小而关系紧密型和大而关系松散、异质性强型两种类型，考察不同类型的市场网络对自由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进而揭示市场的社会结构对市场运行的影响。布莱恩・伍兹的研究也表明，任何公司市场行为的成功既不能仅依赖于经济学家所阐述的市场关系，也不能仅依赖于社会学家所阐述的嵌入关系，而是由市场关系与嵌入关系结合所形成的“整合的网络”。

在布迪厄看来，网络市场理论忽视了场域结构对市场的影响。尼尔・费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也认为用网络的方法研究市场并不尽如人意，因为网络分析法仅仅关注社会互动，未能考虑政治在市场中的作用、行动者自身的观点以及市场作为社会制度所具备的特征。布迪厄和费雷格斯坦分别论述了另一种市场运行的理论：作为场域的市场。布迪厄认为经济生活主要是行动者及其所属资本与经济惯习在经济场域的结合，市场具有场域属性并深受其影响。费雷格斯坦论述了与布迪厄相类似的观点，市场是一个这样的地位等级系统，即既存的主导销售商在其中得以持续进行自身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场域的市场的运行建立在以法律、理念或者惯例等形式出现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

在经济社会学中，市场被视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其实质是分别将网络、制度、意识形态等社会结构因素纳入到对市场的理解中，从而扩展了现代金融学关于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视野。同时，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假设，也被经济社会学视为社会建构实体的行动者，他们被称为“互动中的行动者”或者“社会中的行动者”。即使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韦伯也认为，经济行动总是以他人为取向的行动，行动者必须“考虑他人的在场和行为”。所以经济行动者就不能被认为总是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的经济理性行动者，还可能是“实质理性”的实践者。不仅如此，经济行为还受到除偏好、稀缺资源等之外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作为社会行动表现形式的经济行动就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理性”的结果，相学家将“理性”视为一个需要解释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既定的“假设”。如韦伯根据人类行为的依据对其行动进行了类型学研究，着重强调人类工具理性行动实现的具体社会条件；帕森斯将人的理性行动放置在手段、目的和情境制约中予以考察：格兰诺维特在社会网络关系中研究个人的求职行为等等。总之，经济社会学家总是在具体社会结构的制约与影响中研究人类的“理性”行动，注重对人们理过程的研究，以此揭示人类“理性”的社会建构性。

四、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尽管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等人开创了研究金融行为的传统，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涵盖：(1)银行的角色和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2)资本市场中风险资本的投资选择、股票价格

形成的社会机制以及金融投机中的集体行动与金融危机；(3)社会结构和制度对金融公司合并行为的影响；(4)资本市场的管制与政府角色。当社会学家持续地对金融行为开展全方位的研究时，正是新经济社会学复兴之时，两者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并非完全巧合。这是因为金融行为是经济行为的重要表现形式，对金融行为的社会学研究既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社会学不断走向深化的标志。因此经济社会学的复兴为金融社会学研究的兴起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两者拥有共同的研究视角。

新经济社会学的复兴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观点和网络分析紧密相关。“经济行动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该观点被视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假设，并被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至于国内有些经济社会学家将嵌入理论和生活网络分析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的核心问题与核心理论。以约翰・迈耶、保罗・迪玛吉奥、沃尔特・鲍威尔、理查德・斯科特等人为代表对组织开展的新制度主义研究，深入讨论了组织的制度化结构、组织与所处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除此之外，泽利泽和迪玛吉奥则从文化的角度批评了当代经济社会学把一切还原为社会关系和网络的“社会结构绝对主义”的倾向，他们将符号、意义结构、规范性文化等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从而开创了文化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路向。经济社会学的以上三种研究路径，在具体的研究中并非彼此完全独立，而是一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交叉的关系，从而为金融行为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在当代金融行为的社会学研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卡林・诺尔・塞蒂纳和尤尔斯・布鲁格(Urs Bragger)研究了全球金融市场中大型投资银行交易员互动实践中的知识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问题。他们认为金融市场主要关注的是涉及金钱、权利、风险、债务等方面的交易行为。在全球性的金融市场中，交易员的交易活动是一种相互分离的背对背互动秩序，全球性市场交易的完成主要是通过交易员全球性的沟通和交流实现的，它具有谈话语言的全球性、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以及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等特征。这反映了全球性金融市场是一种知识的架构，即以知识为基础的数字描述和解释着由屏幕介质表达的全球市场现实。这种现实既是价格信息持续变化的过程，又是市场细节不断被更新和解释的过程，它们受到各自地方文化、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影响。因此全球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嵌入，也是一种关系嵌入，即全球金融市场活动嵌入在市场参与者之间持续的信息交换关系之中。总之，这种知识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对于全球金融市场来说，又是建构性的和构成性的。

马克・米兹鲁奇(Mark S.Mizruchi)和杰拉德・戴维斯(Gerald F.Davis)借助于社会网络和新制度理论研究了在金融资本全球性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下，美国商业银行在1962－1981年间通过成立海外分行实现扩张的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银行的海外扩张行为能够增加国家的金融资本的力量，但也带来了收入和财富从社会群体向资本控制机构大规模系统性再分配的转移。从20世纪60－80年代，美国银行由以区域和地方业务为主的小规模，发展为共有150家银行拥有国外分行的国际性产业。对此，他们认为银行走向全球化是一种由组织及其决策者所推动的组织现象。美国银行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是由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和来自地方产业中的显要人物组成的董事会制定的，因此当这种决策被广泛视为“合理”的行动方式时，就会通过企业问的网络扩散开来。这样借助于董事会间的关系网络，那些占据企业网络中心位置的银行会成为引导或者直接模仿其他行为主体的新行为而开办海外分行的银行。

米歇尔・阿伯蕾菲亚(Michel Y.Abolafia)将市场理解为文化的系统，结合自己对华尔街证券、股票和期货市场的人类学研究，揭示了作为经济交换的交易行为是社会性嵌入在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性嵌入在由规则、规范和认知脚本构成的意义系统中的。在他看来，交易过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双向交换，交易的结果反映着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意义，并由它们塑造着。同时，这些因素还决定着谁与谁交易、出价和要价的协调、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商品的界定以及影响买者和卖者交易的其他条件。作为文化系统的市场，意味着不断重复的交易行为展示了一套独特的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既促使又制约着人们的选择行为。同时，在交易行为中产生的相互理解会被制度化，并成为市场参与者行为的依据。但市场文化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交易关系中它也不断变化并持续地再生产。

上述社会学学者对金融行为的研究，既显示了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野及其研究路径对金融现象和金融行为展开分析的可行性，又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进一步扩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相对经济社会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如市场研究、组织研究等)，社会学家对金融行为的研究稍显滞后与不足，但这只能说明它是一个尚待社会学研究者开发的知识宝藏。随着当代社会学家对该领域持续性研究的增加，在诸如股票价格形成的机制、证券市场中的羊群行为等领域已产生了一批富有挑战性和解释力的社会学观点，这些成果将为金融社会学的建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4篇：社会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科技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1]。作为科学家簇的一大组成成员，不仅自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在一些特殊的时间和特殊地区，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生产，而且还是第一生产力。

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一个基础理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多数人的心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指自然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没有将人文社会科学当成第一生产力。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认为自然科学是“硬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是“软科学”。实际上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就笔者的认识而言，科学没有“软”、“硬”之分，如果说科学也有“软”科学和“硬科学”之说，那么，我们认为，不仅自然科学是“硬科学”，而且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硬科学”。最早明确提出社会科学也是“硬科学”的是西方未来学家贝尔。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社会科学》一书中，通过对从1900年到1965年的5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的分析后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早期主要是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改革、是由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这样人文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那么，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硬”科学，它“硬”在哪里呢？贝尔认为：第一，人文社会科学同技术成就和发明一样有其明确的定义和行之有效，第二，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也能像现代自然科学一样，在较短的时期内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或者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社会科学之所是“硬科学”，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一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发展态势和特征，二是人文社会科学具有与自然科学相似的结构性，三是人文社会科学逐步引进数学方法，与自然科学一样，越来越表现出精确性和可测量性，四是人文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可操作性[2]。

一般地，自然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认识和变革“物”，实现物质变换，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是研究人和社会，实现行为变换。随着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演进，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层次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大。团队行动、互相依赖活动的普遍化、社会化、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在生产实践、社会管理和决策中，以科学决策、科学管理来代替经验的成规，使社会活动过程受到科学的控制并按照科学的原则加以改造，合理配置和协调生产力中的各种要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作为基础，更需要发挥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例如，管理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人文社会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的典型例证。历史上，“泰罗制”在美国的推行，使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倍，工人收入普遍翻了一番，资本家的利润则增加了两倍[3]。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人文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人文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4]。

正因为这样，我们说，人文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人文社会科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一些特殊的时期，人文社会科学所起的作用比自然科学更大、更有力。例如，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改革开放”，并以此推动的农村改革，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理论领域中一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创新，正是因为农村改革使中国能够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 %的人口，解决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转化生产力，尤其是不少改革方案的设计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体现，多数改革方案的实施无疑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随着现代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需求的不断增加，作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精神力量的“精神生产力”的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生产力，而且必然上升为“第一生产力”[5]。既然人文社会科学不第一生产力，我们就必然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便更好的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6]。

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一个描述性分析

实事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经济增长快慢决定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能够用多少资源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之中；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又直接或者间接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增长，可以说，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能力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较大作用。在这里，我们用数量来代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能力，用人均GDP表示经济实力。图1 是中国1979-2011年期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人均GDP之间关系变化图，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人文社会科学或者创新与经济增长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性。

图1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与人均GDP的关系

就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进行观察。如果从横向看，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表1给出了20个省市区2000年和2011年人文社科研究或者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从表1中可以看出，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较好的对应性，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较强的省区，一般也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例如，北京市2000年人均GDP在全国排第2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全国排第1位；江苏人均GDP在全国排第4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全国排第2位；贵州人均GDP在全国排第31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全国排第27位，等等。2011年情况也大致如此，北京市2011年人均GDP在全国排第3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全国排第1位；上海市人均GDP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排第2位，江苏人均GDP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排第11位，吉林人均GDP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均排第11位，等等。 从纵向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图2给出了贵州、四川两省1979年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GDP关系的变化情况，从图2可以看出，四川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一强于贵州，人均财富水平也高于贵州。

表1 人文社科研究与经济增长

单位：元、篇

图2 四川、贵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与人均GDP的关系

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一个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主要取决同志土地和劳动力，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经济增长除土地和劳动力之外，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资，资本对于经济增长来讲是更为稀缺的要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情况看，其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科技和知识。对此，新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社会中，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中，知识是更为关键的要素，因为在OECD国家，经济增长50%以上主以知识为基础的[7]。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不管是从知识的层面上看，还是从科学技术的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是人类社会知识的核心内容。所以，我们才说，人文社会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或者创新对于经济增长来讲就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因此，我们在研究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来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创新应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和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全面的考察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基于此，可以得到一个研究假设：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经济增长的基石之一。

（二）研究模型

按照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多少，而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仅有此是不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创新对于经济增长来讲，具有重要作用。

如果经济增长用GDP表示，劳动投入量用L表示，资本投入量用K表示，土地投入用R表示，则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为

GDP=f（L，K，R）（1）

如果我们考虑文社会科学研究或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变转化为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这样，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1）式便转变化2式。

GDP=f（L，K，R，P）（2）

为了检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用每个省区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发展的论文数来代表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水平或能力的高低，用P表示。

AGDP=AKαLβPλ（3）

其中AGDP主要表示各省区人均GDP，K表示各省区的资本投入，L表示各省区的劳动投入，α、β、λ表示资本、劳动和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的产出弹性。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所使用的计量模型是经过对数化的生产函数，其具体模型为：

LnGDPI=a0+a1LnL+ a2LnK+a1LnP（4）

式中GDPI表示经济增长指数，L表示劳动力投入，K表示资本投入，P表示科技投入。

（三）样本及资料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区间为1979-2011年，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来度量，资本投入用固定资产投资来代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创新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来度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各省市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文社会科学发表数据来自于CNKI（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于青海省缺少部分年份资料，因此，在分析研究中及统计检验中不包括青海省。

表3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

（四）计量结果

我们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的结果列于表3中，从表3可以看出，劳动、资本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15449、0.306140和0.099474，在对经济增长的三个解释变量中，劳动的贡献是最大，说明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走了一条劳动密集之路，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次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经济增长也呈正的贡献，模型估计结果均通过了相应水平的显显性检验，同时模型还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我们运用1979年至2011年30个省区经济增长、劳动力、资本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贡献，凡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能力强的省区，一般多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省区。这启示我们，推进经济持续增长，必须大力繁荣人文社会科学，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为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增长提供更的智力支撑。

参考文献：

[1]洪名勇.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实力差异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03（5）：60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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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瑞萍.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J].理论前沿，2008（23）：35-36。

[5]林坚.人文社会科学地位、功能及其评价[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1）；19-25。

[6]尹书博.发挥社会科学研究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5-29。

[7]洪名勇.知识经济挑战传统理论[J].财经科学，1998（5）：14-16。

第5篇：社会经济研究范文

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 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来源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对于“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发了7个“一号文件”；失业问题，社会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观决策机构于2002年12月，颁布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中小企业问题，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02年6月29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样，对它们进行科学抽象和综合研究，就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把这些群体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共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来进行综合研究，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对象及来源。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同。第一，前者具体是指农民、失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后者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劳动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为了发现、发明或创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 我们之所以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弱势群体区别开来，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会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区别开来。版权所有 2、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 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来自历史的思想材料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重建社会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社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叫《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但内容却是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共产党宣言》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理也在这里。 第二，现实的社会实践。除了宗教，实证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都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即便科学史上没有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创造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出来。因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社会为转化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规，作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面对，必须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科学解释和系统说明。 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我们研究方向的定位是“边缘学派”。“边缘学派”与“福利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是发现或设计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群体有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公平机会；“边缘学派”与“帝国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分析解剖妨碍人们“清休”、影响人们安全的各种社会现象，而是要对形成物欲横流、以强凌弱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反思。

第6篇：社会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和谐社会 行为经济学 公平 互惠

问题的提出

人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生活是传统经济学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人类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生存。资源的稀缺性是传统经济学的另一个假设，结合这个基本假设，人类要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生存，理性经济就为人类生存下去提出重要的课题。此时自利也成为人类经济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在资源稀缺性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的自由经济就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选择。

基于科学主义的基础，传统经济学舍弃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和社会性等方面的特征，抽象出人类行为的经济性和理性，形成了理性经济学人假设，从而建立对人类行为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并使得运用数量方法对人的经济行为进行确定性的分析成为可能，也使得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其自身框架下日益趋于完美和精确，这充分显示了理性经济人假定的科学主义哲学特性。

换个角度来重新审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在利己的动机驱使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可以理解为经济活动中存在唯利是图的现象，也就为经济研究提供了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理论基础。尽管斯密指出，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看不见的手”会引导理性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从而促进社会福利，但是在这种制度安排尚未完善的条件下，理性经济人的这种自利行为并不能全面增进社会利益，这样会导致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将导致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矛盾和冲突。

例如个人和个人之间、个人和团体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追求各自的利益肯定会出现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矛盾。自利的经济人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导致了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所有这些利益争夺导致了传统经济下理性经济人假设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比如拆迁过程中开发商和拆迁户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同类型竞争企业之间的利益竞争，同一公司不同地区开发商的窜货行为，这些活生生的案例都充分体现了个人和团队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出现的矛盾。

传统的经济活动中也存在着合作，但是双方是为了共赢，这种合作是被动的消极的，是为了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前提才合作的。所以在合作过程中道德规范提上日程，人类潜意识中的道德规范是迫于舆论和压力才产生的，无可否认舆论的监督为推动当代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不道德的行为一定程度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推进社会的进步，规范不文明乃至不道德的行为，特别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完善的法律制度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但是法律的惩罚是事后行为，虽然对不轨行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在目前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依靠法律来促进社会经济活动的规范并不现实。

在上述的矛盾和冲突中完全实现社会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有一定的影响和局限。以博弈论的观点，经济博弈中的纳什均衡都是非合作均衡或者说是低效率均衡，合作被解释为是被迫的，而不合作则是自然的常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并支持了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在理性经济人假定下，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式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进而影响行为主体在竞争市场中的经济活动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公平互惠偏好的思想

行为经济学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以现实为基础，以心理分析和经济运行规律相结合，通过观察与试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研究。其实，行为经济学的思想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斯密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

在行为经济学的萌芽阶段，Katona（1951）在广泛研究了消费者行为的心理基础，提出了通货膨胀心理预期假说。Allais（1953）通过一系列可控试验，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这个悖论说明：“现实中的人们在面临风险时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行为选择也不是完全依据概率行事”。它揭示了人们的行为决策存在着同效用最大化相背离的非理性情况。

Simon（1955）认为经济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进行选择时，其心理过程是个不容忽视的环节，因此，应该把心理学的内容纳入到经济行为分析中。心理学中的理性选择注重过程而非结果，据此，他指出经济行为主体的真实选择不可能具备传统经济学假定中的完全理性，只能是有限理性而已，因为人们在决策时不仅面临复杂环境的约束，而且还面临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

随后，通过Kahneman和Tversky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研究，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基础，行为经济学由此步入成长阶段。Kahneman和Tversky （1979）指出：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到利益的驱使，而且还受到多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本能、偏见、歧视和嫉妒等。他们通过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提出了经济行为主体有限理性决策的理论模型即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Thaler（1985）提出了心理账户理论（Mental Accounting Theory），这种心理账户以非预期的方式影响着行为主体的经济决策，使其违背最简单的经济法则。这为进一步研究现实中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消费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而Shiller（1985）和Kahneman （1986）等以垄断价格现象为例分析了公平问题，揭示了人们追求公平的偏好。他们发现，消费者一般认为垄断价格一般是不公平的，因而即使是在物有所值的价格水平下，他们也会拒绝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垄断厂商也会顾及人们追求公平的意识，将价格定在传统经济学所预期的水平之下。Shiller和Dawes（1988）证实了人们的“社会动机”和“公平意识”。

Matthew Rabin（1993，1998，）认为追求公平的心理已经在很多市场，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了作用。人类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表明，利他主义、社会意识以及公正追求的品质和观念是广泛存在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

David Laibson（2000）通过把经济运行规律和心理分析有机结合起来，研究了市场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认为人性中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引导的成分。Camerer et al.（2001，2003）将心理学解释应用于博弈行为的分析，由此出现了行为博弈论。

综上所述，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表明，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不会停留在完全理性的阶段，会由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由完全自利到有限自利的转变和提升，从而使经济学研究进入更现实和更深入的领域。也正是建立在有限理性和有限自利基础上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经济行为主体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从而为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经济形态正常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公平互惠偏好的理论

社会经济活动需要合作，合作就必须考虑行为人的公平、互惠等社会偏好。为此，行为经济学家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Becker（1974），Arrow（1981），North（1990），Samuelson（1993）和Sen（1995）相继发现行为人关注他人福利的社会偏好可能会导致重要的经济结果。Fischbacher，Gachter和Fehr（1997）以及Fehr和Gachter（1999）所进行的公共品贡献水平试验表明，如果在提供公共品的参与者中存在被公平偏好和互惠偏好等内在动机引导的贡献者，那么由于这些具有公平偏好和互惠偏好的参与者自愿惩罚不合作者，从而有利于提高这种集体行动中成员之间的合作水平。

Meidinger et al.（2001）通过单个委托人－多个人的委托关系的重复试验观察到，委托人的公平契约报价有利于团队合作，可以降低搭便车水平，而在标准委托分析框架中的重复动态博弈，由于没有考虑到参与者的公平偏好和互惠偏好等社会偏好，从而则不能改善团队合作。

Fehr和Fischbache（2002）认为，传统经济学毫无例外地假定所有经济主体仅仅被物质自利所驱动，忽视个体显示出来的社会偏好，因而不能确定物质激励效果和决定因素。Schmidt（2003）指出：这种关注他人福利的社会偏好是传统经济学自利人假设的系统偏离。

基于这些试验现象，Camerer和Thaler（1997），Camerer（2003）提出，应以这些试验证据为基础，把行为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的成果结合起来，发展新的理论模型，这种模型应该把诸如公平和互惠等社会偏好纳入效用最大化分析框架中。Englmaier（2004）、Itoh（2004）将此发展为一种分析问题的新范式即行为契约理论。

按照行为经济学的观点，公平互惠偏好是一种条件合作行为倾向，关键在于对对方意图的信念或判断，对善意的行为进行回报，而对恶意的行为进行惩罚。在标准博弈模型中，参与者的最优反应函数是一阶信念或对方战略选择的函数，无法描述意图因素。

Geanakoplos，Pearce和Stacchetti（GPS，1989）首先提出了一个心理博弈模型，用于分析参与者的意图对博弈均衡的影响。在心理博弈模型中，参与者的最优反应函数不仅取决于对方的战略选择，而且取决于自己的二阶信念，参与者根据自己的信念结构判断对方的意图，进而决定反应战略。

公平互惠偏好的模型

（一）Rabin模型

对于公平互惠理论的经典研究应当是Rabin（1993）所建立的博弈分析模型。他在GPS心理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构造了一个引入公平偏好的博弈论体系。其关键性的工作是通过对“公平（fairness）”加以严密定义来改造传统博弈论中的支付函数，从而得到除传统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之外的新的均衡即“公平均衡”。这项研究还发现了许多合作性均衡，但并不要求传统博弈论中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或者信息不对称条件，这种结果对利他行为与合作现象的解释是强有力的。他的一个独特贡献是把公平定义为：“当别人对你友善时你也对别人友善，当别人对你不友善时你也对别人不友善”，并且将这种概念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心理学的诸多试验证据表明，人的行为在许多情形下是遵循这样定义的公平规则的，特别是当按照这种规则作出反应时所可能造成的潜在物质利益损失不太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给出了公平的定义之后，Rabin（1993）以双人博弈为例，构造了一个“友善函数（kindness function）”来测度一个局中人对另一个局中人的友善程度，并由此构造局中人的效用函数，进而对其进行最大化分析。

在Rabin模型中，局中人i的期望效用函数依赖于下列三个变量：他自己所选择的策略ai；他的信念中对方所选择的策略bj；他的信念中对方认为他所选择的策略ci。在局中人i相信局中人j所选择的策略为bj的情况下，令πhj(bj)为pareto有效下局中人j可能得到的最高收益，πlj(bj)为pareto有效下局中人j可能得到的最低收益，那么，对局中人j来说局中人i所采取的策略给他带来的公平收益（equitable payoff）为：。

再令πminj(bj)为局中人j可能得到的最低收益，那么，局中人i对于局中人j的友善函数为：

若，则fi(ai ,bj)=0

友善函数衡量了局中人i对局中人j的友善程度。另外，用函数(bj ,ci)表示局中人i关于局中人j对局中人的友善程度的信念，也就是说函数(bj ,ci)衡量了局中人i认为的局中人j对局中人i的友善程度。则有：

若，则(bj ,ci)=0

因为友善函数是标准化了的（normalized），fi(.)和(.)必定位于区间上。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得出局中人i的效用函数：

通过分析这个效用函数可以看出：

若(bj ,ci)

若(bj ,ci)>0，也就是说局中人i认为局中人j对他是友善的，则局中人的效用最大化策略为fi(ai ,bj)>0，即以德报德。

当πi(ai ,bj)较大时，在效用函数中的权数减小，说明当物质回报较高时，人们对公平的关心会有所减少。

（二）Bolton模型

Bolton模型又称为ERC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人不仅为绝对收益所驱使，也为相对利益所激励。Bolton提出了激励函数（motivation function）的概念，这是一种特殊的期望效用函数，每个人的决策就是最大化他的激励函数。激励函数表示为：vi=vi( yi ,σi )。其中，yi为局中人i的绝对收益，σi为局中人的相对收益，且：

，n为局中人的个数。

同时，Bolton对激励函数做了几个假定：

vi连续并在( yi ,σi )上二阶可导；vi1≥0，vi11≤0，且如果vi( y1i ,σ )=vi( y2i ,σ )，y1i >y2i，则局中人选择( y1i ,σ )；当σi ( c, yi , n)=1/n时，vi2( yi ,σi )=0，vi22( yi ,σi )

上述三个假定保证了存在唯一的si∈[0,1/n]和ri∈[1/n,1]，因而对于c>0有：

f r(r|c)>0，r∈[1/n,1] f s(s|c)>0，s∈[0,1/n]。f r, f s为密度函数。

通过这四个假定，Bolton利用激励函数验证了最后通谍博弈及独裁者博弈的试验结果。

相比之下，Rabin模型更强调意图公平，而Bolton模型则更强调结果公平。

公平互惠理论与社会经济

从思想到理论再到具体的模型，公平互惠理论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并逐渐成为经济学特别是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这一理论从人的内在的公平互惠偏好出发，深入研究了经济关系中人们对公平的追求以及人们的互惠动机。人们出于内在的公平互惠偏好，通过对公平的追求产生互惠的行为，进而在经济关系中形成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会进一步增进社会福利，并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由此促进社会经济平稳发展。因而，本文认为公平、互惠、合作是构建健康社会经济的关键要素。

在这三者的关系中，公平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公平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公平是包括经济行为的动机公平和结果公平的行为人的一种内在偏好和追求。互惠是实现合作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途径和手段，行为人出于内在激励，通过在经济关系中的互惠行为实现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对于构建现代意义的社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是必需的。合作是公平与互惠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经济活动所必需的，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意义的社会经济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合作双赢。

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公平互惠理论为构建现代意义的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同时，社会经济活动也为公平互惠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结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辨证统一的。社会经济活动需要活动的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合作共赢，共同利用有限资源，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公平互惠理论对构建现代社会经济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结论

本文从思想到理论，再到具体的模型，阐述了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公平互惠理论，得出了如下基本观点：公平、互惠与合作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公平互惠理论是构建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公平互惠理论为构建现代社会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构建现代意义的社会经济又为公平互惠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以公平互惠理论为基点，深入开展现代社会经济的微观经济机制研究，并对现代社会经济活动设计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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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蒲勇健.植入“公平博弈”的委托－模型：来自行为经济学的一个贡献[J].当代财经，2007（3）

第7篇：社会经济研究范文

内容摘要：关于生活质量、生活富裕程度等社会经济生活评价指标的研究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世界各国政府和学者之间盛行。学者们研究用来代替GNP或者补充完善GNP，以便更好的反映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可是制定的指标缺少理论的支持和计算方法，并且指标选择的随意性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指标制定的研究出现衰退。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稳步发展，其研究又开始兴起。本文首先对美国学者对反映市场经济指标的GNP、GDP和生活水平的关系进行探讨，其次对近些年制定的生活评价指标进行探讨，最后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制度化的思考。

关键词：社会经济生活水平 GNP GDP 指标体系

制度学派和国民经济统计

20世纪70年代开始生活质量评价指标被开发，其重要原因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最优先发展政策的影响，导致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被大量破坏，带来严重的公害。这让人们深刻理解到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一定会给人们带来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反映市场经济指标的GNP、GDP已经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进步。

Pigou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妇人们在工厂的劳动以货币的方式表现出来，可是家务中的无偿劳动就没有统计到GNP当中，再比如，如果妇女和一般人结婚，从事专业家庭主妇就会减少国民分配。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以外生产出来的货币没有记入到国民经济统计当中。所以，国民经济的统计和实际经济生活的统计不能完全一致。

Myrdal指出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随意性问题。他举例说明，闲暇时间没有记入到所得和消费项目里。还有他也指出主妇的家务劳动没有统计在所得之中。并且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也没有记入到国民经济统计当中。

Galbraith指出，从生产的观点看，GNP统计当中，只把当年生产出来的财富总值表现出来，而没有办法对于种类和生产者进行分类。也就是说，财富的生产包括政府和民间企业。所以，政府为主的教育关系的投资和电话生产的投资在GNP统计当中没有分类。

综上所述，制度学派经济学者Myrdal和Galbraith指出国民生产总产值的计算问题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现代派学者Clark和Kavanagh认为社会进步（progress）是社会公共政策的评价本质，并从社会进步的目标及社会发展的将来性来分析，对于GDP提出了批评。GDP反映货币交换量，货币的大量交换不能满足社会进步的本质。换句话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货币交换而大量增加，可是生活成本（犯罪、离婚、公害）也随着增加。也就是说，GDP的增加不能说明生活水平的提高。进而需要开发反映生活水平的指标。

综上所述，制度学派的学者在很早的时期就指出了国民经济统计中的问题。并且指出GDP是不能完全反映国家的进步。所以需要制定新的指标。

本文从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进步包括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和社会进步（social progress）的两个概念。经济进步意味着所得增加，采用现行的GDP来统计。社会进步意味着生活水平的上升。下文就对若干生活评价指标进行探讨。

社会生活评价指标和问题点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人类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国民生产总值、收入、财富的增长，而是需要更多方面的提高，包括健康、教育、资源、自由、人权等。并且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评价指标。它的具体评价指标包括：寿命（平均寿命），知识（成人识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学率），GDP指数（人均实质GDP）的增长等指标。

Miringoff认为，以GDP为代表的指数是把握经济景气短期动向为目的的经济指标，很难把握人类的社会发展问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提出了能够和社会问题有效结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社会健全指数”（Index of Social Health：ISH）。这个指数的特点是体现了社会经济进步产生的风险和负担，结合了反映个体生活质量的社会经济指标。并且，从年龄层次进行分类，由健康、就业、所得、教育、安全等16项指标构成。具体来说，儿童层面上看，包括婴儿死亡率、幼儿虐待率、幼儿贫困率3个指标。青年层面上看，包括10岁20岁之间的青年的自杀率、药物乱用率、高中辍学率等3指标。成人层面看，包括失业率、一周平均工资、医疗保险加入率等3指标，老龄层面上看，包括医疗负担率、高龄贫困率等2指标。并从全体年龄段上看，包括刑事案件被害者数、饮酒引起交通事故被害数、食品印花保障率、贫富层间的所得差异、流浪者数等指标。ISH的分析结果显示，美国的生活水平到1970年为止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但是，1977年以后却是反比例，呈下降趋势。

经济学家Cobb，Halsted and Rowe（1998 ）指出，经济学家认为衡量国家进步的标准应当有自由的资本，可是实际上在国民经济统计当中忽略了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并且家庭不睦、犯罪、居住地的荒废化、闲暇时间的损失等没有计算其中。还指出新指标的制定的迫切性，提出了“真正进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这个指标体系的特点是，计算中所得分配被调整，家务劳动被添加，还有公害成本被扣除。GPI由家务劳动和志愿者经济、犯罪、额外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s)、所得分配、资源枯竭和居住地荒废、闲暇时间的损失等6项目构成。GPI的计算结果显示与ISH有同样的趋势，美国的GPI指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持续增加，可是那以后表现出下降趋势。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GPI的增加，有赖于将来的资源消耗，家庭收支和社区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换。

日本经济企划厅从1991年开始每年发表“国民生活指标指数”（People's Life Indicators：PLI），为了区别从1952开始的“新社会指标”（NSI），称为“新国民生活指标”又被称为“富裕指数”。它的目的是有效把握生活水准的富裕程度，特点是对关于生活的人们主观感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强调了经济指标以外，还需要表现出“空闲”、“安心”等非经济的指标。所以它包含了：所得、消费、日常行动等152个指标，包括：住、成长环境、收入、玩和学、交流、就业、医疗和福利等8个项目。它的1991年的计算结果显示：49个省级地区的排序中，长野县、富山县等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排名靠前，大阪（33位），东京（43位）等大城市排名靠后。

上述的评价体系的问题如下：最先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的缺点是它在评价发达国家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初、中、高等教育就学率已经非常高了。所以，发达国家的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用“人类发展指数”评价有它的局限性。所以，HDI评价发展中国家还比较贴切，用来评价和分析先进国家的细微进步还是有它的局限性。ISH的缺点是指标选择的随意性和权重的不明确。虽然在是年龄层次划分上还有它的进步性，可是没有明确指标选择的理论根据，再者综合化的方法没有明确。GPI也存在指标选择的随意性上，再者提出的额外支出指标非常模糊。日本经济企划厅的PLI指数的问题是大量引用了连续量变数据，可是缺少如大都市魅力等质变指标，没有能很好的反映大城市的聚积效果。所以导致大都市排名靠后。

指标的方向性和制度化

经济指标容易大量收集，并且有经济理论的概念支撑，可是犯罪、健康、教育、环境等范围广而且复杂的社会生活经济指标的构筑是非常困难的。理由如下：理论建设的困难。社会经济指标的困难在于涉及的学问面广，不仅有环境方面，还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以上学问的融合是困难的。但是国内学者周长城等（2001）进行很好的尝试。他们撰写了《建立人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依据》一文，具体内容包括：人本社会发展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系统工程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正确的社会指标的统计困难。在指标评价中缺少共同的评价体系，这也是在实践中最大的困难。比如，经济指标可以用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可是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健康、犯罪、住房等没有统一的单位可以衡量。虽有很多代替指标，可是缺少理论依托的还原是非常困难。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难外，今后社会经济指标的制定应该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政策评价手段经常利用个别的指标，对于社会指标的利用，对于政府政策的立案者和学者们的观点有时有偏差。社会生活评价指标的利用有时候导致政策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有利于政策制定者的结果，所以利用上比较消极。而学者们更关心因果关系的探讨。而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有选择的利用指标。可是政策评价和社会经济指标利用不是对立的。只要很好的利用社会评价指标更有利于下一步政策的制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政策的制定就可以。其次，统计指标的多样化和细密化。随着专家们对社会指标研究的兴起，世界各国已经从单一的经济指标转向了包含如寿命、教育等非经济指标来衡量社会的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也积累了很多相关的数据。如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质量指标（WHOOL），Veenhoven的幸福生命预期指数（HLE）。所以，在统计的时候需要按地区、年龄、男女、职业进行分类。如果是权重的指标最好定期的进行跟踪调查。不断改进指标的实践性和完整性。再次，所制定指标体系的目的性不同，选择指标的重点和涵盖的内容应该不同。社会瞬息万变，单一的指标不容易能完全反映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体系。那么也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开发社会指标。比如教育、健康、犯罪、收入等特定的分类指标也需要努力开发。

除了克服以上的困难和遵守原则外，还必须有以下的考虑：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者或者政府都定期对社会的进步情况和生活水平做报告，为了能够与社会发展同步制定相应的政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上，而是放在了对于社会动态的把握上。然而，有影响力的指标制定和政策的目的是调节社会矛盾，融合社会。这样就需要相关的政治家和部委进行共同制定和意见统一。所以，如J.I.de Neufville指出，指标的制定必须跟相关部委的意见统一。并且也需要让媒体和市民了解指标的存在和意义。还有指标的制定需要与相应的政策计划相统一。

结论

社会经济生活评价体系的研究目的在于能够从各个方面综合反映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明确存在的问题。以便制定相应的政策，更好的解决问题。然而，现在还需要更多努力，才能更好地让社会经济指标体系研究的成果反映到政策制定上。不仅是单一的数字排序，而是要找到什么是影响排序的根本原因，这样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因此，在今后的社会生活质量体系研究中，除需要包含主观意思的调查外，需要更广范围的调查和收集资料。并且，分析影响生活水平的原因。同时，还需要对于特定指标的研究。如：犯罪指标、健康指标、福利指标、高龄化指标。这样才能有利于今后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评价。

参考文献：

1.Andrews,F.M.,“The Evoltuion of a Movement”,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9, no.4,1989

2.Bulmer,M.,“The Methodology of Early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 WilliamFielding Ogburn and Recent Social Trends,1983”,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13,1983

3.Bulmer,M.,“Problems of Theory and Measurement”,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9,no.4,1989

4.Carley,M.,Social Measuremennt and Social Indicators,George Allen &Unwin,1981

5.Clark,C.M.A and C.Kavanagh,“How are we Doing?:An Analysis of Recent Attempts atAlternative Measur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Well-being”,in Fayazmanesh,S.and Tool,R.M,ed.,Institutionalis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vol.2,Edward Elgar,1998

6.Cobb,C,T.Halstead and J.Rowe,“If GDP is Up.Why is America Down?”,The Atlantic Monthly,no.276,1995

7.de Neufville,J.I., Social Indicators and Public Policy ,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1975

8.de Neufville,J.I.,“Disappointments and Legacies of Social Indicator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vol.9,no.4,1989

第8篇：社会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土地利用；协调度；协调度模型；咸宁市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5-0005-04

引言

土地利用已成为人类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最直接方式。我国人多地少，且土地资源质量分布不均。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就需要在协调土地资源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实现土地资源、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学界对于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行了相关研究，通过对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的评价，明晰土地利用是否处于协调状态，为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为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发展做出科学指导。

随着咸宁市城市规模的扩展，用地需求也越来越大。以2004―2013年为研究时间段，以土地利用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个因素，建立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对咸宁市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协调度分析，提出咸宁市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调控对策。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咸宁市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来源于2005―2014年《咸宁市统计年鉴》和《咸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2004―2013年咸宁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和《咸宁市统计年鉴》。

（二）研究方法

协调度是度量系统内部要素和系统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是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定量指标。协调度低说明系统内部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协调无序；反之，则表示系统内部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协调有序。协调度是反映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社会协调程度的重要指标。为更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社会协调程度或整体功能的大小，有学者还引入协调发展度的概念，协调发展度是度量和评价区域内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协调状况好坏与发展程度的定量指标。

二、评价模型的构建

（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分别从土地利用结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方面选取相关指标。土地利用结构指标包括人均土地占有量、耕地比例、林地比例、园地比例、其他农用地比例、居民点工矿用地比例、水利设施用地比例；经济效益指标包括地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地均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会效益指标包括人口密度、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居民消费水平、市区人均绿地面积、农民纯收入。

（二）数据标准化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指数化处理方法，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即当X为正效应时：

Sj为第j项指标原数据值，Smax为原数据指标最大值，Smin为原数据指标最小值。

（三）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有多种，如德尔斐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等，这里采用熵值法进行指标权重确定。

（四）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评价函数构建

设{x1，x2，x3...xm}描述土地利用结构，{y1，y2，y3...ym}描述经济效益，{z1，z2，z3...zm}描述社会效益的指标。

那么，土地利用结构函数为：f（x）=Wix′i

式中，Wi为土地利用结构指标的权重；x′i为土地利用结构指标标准化值。

同理可知经济效益函数：g（y）=Wjy′j，社会效益函数 h（z）=Wzz′k。

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C为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λ为调节系数（λ≥2），本研究中选取λ=2。

（五）协调度等级评价标准

城市土地利用与经济协调发展过程就是城市自然社会经济综合协调、交互胁迫的发展过程，其实质就是两者相互作用、相互胁迫，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一个演化周期内，整个系统将经历低级协调共生、协调发展、极限发展、螺旋式上升4个阶段，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拟定协调度的等级及划分标准（如表1所示）。

基于此，引入协调发展度模型：D=C×T （3）

式中：T为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度的综合评价指数，反映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计算公式为：

T=α×f（x）+β×g（y）+χ×h（z）（α，β，χ为权重） （4）

三、实证研究

（一）研究区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咸宁市地处长江中游南岸，湖北省东南部，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是南下北上的主要通道。

根据《咸宁统计年鉴》和咸宁市土地变更资料，2013年咸宁全市土地总面积975 149.92公顷，其中农用地为830 954.14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的85.22%；建设用地70 437.54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7.22%；其他用地190 543.3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7.56%。农用地中耕地和林地比例较大，耕地199 247.38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的20.43%；林地543 860.45公顷，约占土地总面积的55.77%。

近年来，咸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较快发展的趋势。2013年，咸宁市生产总值为872.11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0.6%。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8.7∶48.5∶32.8。全年固定资产投资953亿元，增长28.9%。常住人口248.5万人，城镇化率47.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 581元，增长9.9%。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 480元，增长1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二）协调度评价结果与分析

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权重确定

（1）数据标准化，运用公式（1）将土地利用结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三个指标里各个指标数据标准化，除了居民点工矿用地和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为负效应外，其余皆为正效应。

（2）根据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如表 2所示）。

2.协调度评价结果分析

（1）结果

采用表2 的数据，根据公式（2）至（4）测算得出咸宁市2004―2013年的土地利用结构评价分值、经济效益评价分值、社会效益评价分值和总协调度C 值，综合评价指数体系T、协调发展度D，确定每年度的协调度结果（如表3和下页图所示）。

（2）分析

第一，从总体状况来看，2004―2013年咸宁市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度D值总体呈增长趋势，这是由于咸宁市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土地利用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结构不断优化，从而使得土地利用结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发展逐步协调。2005―2006年从严重失调到濒临失调，这是由于2005年开始咸宁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建设用地效益提高；2007―2013年一直保持平稳上升，从濒临协调到良好协调。这说明随着咸宁市城市化发展，土地利用结构处于越来越合理的阶段，加之咸宁市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三者互动效应逐渐加强，使得协调程度越来越稳定。

第二，2004―2013年咸宁市土地利用结构评价分值呈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总体从2004年的0.4781增长到2013年的0.6251，其中2004―2008年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随着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用地的结构和布局随之发生变化，咸宁市的人均耕地比例从2004年的0.21259%下降到2008年的0.1982%。园地从0.0306%下降到2008年的0.0303%；其他农用地比例从0.0692%下降到2008年0.0687%；居民点工矿用地比例则从2004年的0.0366%提高到2008年的0.0378%；林地比例从2004年的0.4276%提高到2008年的0.443%；说明这一阶段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改变，建设用地过快增长导致耕地等农用地面积下降过快，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因而其评价分值从2004年的0.4781直接下降到了2008年的0.1714。2009―2013年土地利用结构评价分值则一直平稳上升，说明随着咸宁市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土地利用结构中的各个指标逐渐达到相应的平衡，土地利用结构逐步趋向合理。

第三，2004―2013 年咸宁市经济效益发展水平一直逐年稳步增长，其评价分值从 2004 年的0.0151增长到2013年的1.000，呈快速增长趋势，这是因为咸宁一直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其地均GDP从2004年的2.1 万元/ hm2提高到2013年的8.94万元/hm2；人均GDP从2004年的7 402元/hm2提高到 2013 年的29 408元/km2；地均财政收入从2004年的1 505元/ hm2提高到2013年的8 399元/hm2；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2004 年的2 360元提高到2013年的10 812元，提高幅度非常大；人均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从2004年的0.38万元/人提高到2013年的1.51万元/人。可以看出，地均GDP、人均GDP、地均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城乡居民储蓄余额等指标都在逐年增长，经济结构发展逐步变得合理，因此从2004―2013年咸宁市经济效益评价分值一直持续增长。其中，2010年土地经济效益评价分值快速上涨，是由于借助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试点工作的开展和鄂南经济强市建设重大战略的实施，使得整体水平大幅上升。

第四，2004―2013年咸宁市社会效益评价分值总体呈明显增长趋势，其评价分值总体上从2004年的0.1282快速增长到2013年的0.8582。虽然其中也有小幅波动变化，但增长趋势明朗。2004―2010年，社会效益评价分值一直处于0～0.3的低值区，但2010―2013年社会效益评价分值持续上升，到2013年达到了0.8582，这是由于自2011年以来，咸宁市致力于建设生态宜居城市，使得社会生态总体水平大幅上升，因而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四、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2004―2013 年，咸宁市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度D值从2004年的0.0474增长到2013年的0.8605，总体处于平稳上升的趋势。这是由于城市化的持续发展，咸宁市强化土地管理力度，实现工业进园的制度，大力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改外延式扩张为内涵式发展，控制了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变的速度，加上招商引资的效应，GDP增速较快，社会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并逐渐趋于合理，土地利用效益逐步提高。

（二）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调控建议

第9篇：社会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法、经济法、比较研究

一、产生背景比较

1.社会保障法产生背景

社会保障法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的。社会保障（ Social Security）一词起源于美国，《社会保障公约》规定了社会保障的基本准则，自公约的建立以后社会保障一词便被世界各国普遍使用。

2.经济法产生背景

经济法的产生，是法国在20世纪为了其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是法学界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实施的，为了解决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政府行政部门便建立的经济法这一保障权益的法律，经济法的诞生是国家机器保障经济有效运行的有理手段，同时也是法对经济关系调整的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

二、立法理念比较

所谓理念，指的是人们的一种信仰、期待和追求，人们对于某种理想的实现的方式和模式的。理念和价值是有区别的，因此，对于社会保障法和经济法的立法理念就值得学者进行分析比较。

1.社会保障法的立法理念

社会保障法的立法理念从三个角度看，首先，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的任务是发现社会财富的分配，提出不同的分配方式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给人类创造福利。在其理论基础上还对实施社会保障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措施如下：第一，福利措施应当以不损害资本增值和资本积累为宗旨；第二，将富人的收入以间接和直接两种形式转移给穷人，降低必需品的商品价格；第三，反对无条件、普通的不贴制度，促进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第四，在不损害国民收入的前提下增加科教卫生事业的投入，改善公民的健康和子女的文化教育水平。

其次，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虽然凯恩斯并没有单独地提出社会保障理论这一学说的，但是在其理论是从需求和就业的角度去论述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市场经济的均衡效应提供方法这一思想。他的理论中指出，政府的干预方针是由国家通过改变租税体系、控制税率以及其他的指导思想去引导消费倾向来控制财政政策，与此同时通过财政政策的转移，实现个人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政府对贫困者和失业者给予救济，实现对需求的刺激，从而实现社会保障。

最后，杜尔克姆等人提出的社会连带思想。社会保障在社会连带思想中是体现出一种社会练得的公共责任，给社会保障法制度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其核心观点是将社会成全在宏观上要有相互援助相互依靠的意识。社会公民在生存上遇到了困难，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有意愿和义务去帮助其解决困难，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乐于助人的精神，照顾社会成员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因此，照顾社会成员不仅仅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而且每一个公民都有照顾他人的责任和义务。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就是连带责任思想的核心理念。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出台之后，国家和社会是社会保障责任的主体，国家利用其政治权力制定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法律，去实现对公民的社会保障行为，而社会成员将接纳国家给予的社会保障基金和福利，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遭遇疾病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开销的时候就可以降低其支出，大部分的支出由社会承担，这也能够体现出传统的社会来带思想。

2.经济法的立法理念

我国的经济法是建国之后诞生的，是适应社会的生产和发展应运而生的，它是我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开始转变经济发展方向，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法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便营运而生，经济法的建立就要求国家在行使其行政手段的时候要对整体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方向都要做出合理的安排和组织。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社会经济的有效是运行依靠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强制实现平衡。因而各国均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因此，自由竞争的经济市场就应运而生了经济法，目的就是规范社会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是靠计划作为资源分配的主要手段，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自由市场的“无形的手”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利用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将资源有效的分配，但是，市场机制的弊端就是要求国家要担当起管理社会经济的管理者。而同时，国家的行政职能又对社会保障起到管理与监护的作用，经济法的目的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合理和公平的分配，也就是说，经济法要从全社会整理利益的角度去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的运行，从而保障经济健康稳步的发展，实现全社会共同发展。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保障法和经济法的产生背景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社会的矛盾的产生是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而要想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缓和矛盾的产生以及维护经济体制社会的公共利益，国家政府部门就必须以立法的模式，运用“无形的手”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管理与干预。

此外，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保障法中涵盖经济发的属性。社会保障是依赖经济的发展去提高国民的收入和福利，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达到均衡状态；而经济法是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中建立起来的，是促进经济有序发展的法律法规。社会保障法与经济法不管事从其产生的背景，还是立法的理念，二者都是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的两部分部分。（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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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林嘉.社会保障法的理念、实践与创新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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