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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中的系统理论精选(九篇)

社会工作中的系统理论

第1篇:社会工作中的系统理论范文

关键词:统一战线学;统战学科;统一战线;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6)01-0003-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离不开统一战线。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增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巩固和发展团结、奋进、开拓、活跃的局面,助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基点

学科构建的基础是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理论根基、相应的研究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研究要紧紧围绕重大课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现象及统一战线规律作为学科对象进行研究。要在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上逐步构建统一战线学这门新兴学科的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科学或其所属的各门学科要能单独成立,必须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现象、统一战线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于这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别的学科可能有所涉及,但不能替代。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必备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其研究对象主要涉及12个方面: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华侨、归侨及侨眷其他需要联系和团结的人员。[1],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理论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理论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理论,具体包括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它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构建提供了科学指导和根本遵循。1.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作的《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讲话,既是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的精华,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统一战线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和各主要领域统战工作的方针原则进行了系统阐述,在多党合作、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民族宗教工作、“一国两制”等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具有显著的时代性、科学性、实践性和战略性,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理论的基础。2.统一战线理论。统一战线理论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以及多党合作、知识分子、民族、宗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等多个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理论依据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总结统一战线的新鲜经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统一战线理论是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统战工作、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又一科学指南。3.统一战线理论。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工作,对统一战线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完善了多党合作、人民政协、党外干部、民族、宗教、港澳台侨等方面的政策和方针,形成了系统的“同心”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务实性和实践性,为有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4.统一战线理论。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就政协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定[2]位、履职原则和努力方向。2015年5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召开及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是指导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事业具有根本性、全局[3]性、长远性的指导作用。统一战线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理论的最新成果,凸显了大统战工作格局思维,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辩证性、战略性、前瞻性和实践性,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1.经验总结法。历史法、调查法、观察法、比较法、试点法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不可忽视的研究方法。历史法是运用文献史料对统一战线进行研究的方法。调查法、观察法和比较法从研究国内外的统一战线现象出发,以事实为依据总结经验、揭示本质,形成统一战线理论。试点法把握因果联系、普遍联系,抓住典型,以点带面,形成经验。这是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创新与理论创新值得重视的方法。2.学理提升法。一是理论提升法。要围绕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发展的长期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加强理论研究,做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群体研究与个体研究相结合,形成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政策成果。二是思维创新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工作面广线长,涉及众多领域和层面。思维创新法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等方式进行判断、推理、想象、创造的方法,能够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理论。3.系统研究法。系统研究法是现代科学方法发展的一个重大成果。其鲜明特点是重视研究的目的性、整体性、综合性和优化性。系统研究法在综合的过程中把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它从综合出发,在综合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再回到综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其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只有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及其所处的环境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才能对其进行科学把握和认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内核

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一般总是发生在时代需要和实践发展水平的结合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内核由其涵义、逻辑、规律构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内在涵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现象、统一战线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具有中国特质和中国气派的创新性、复合型社会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是一门科学。同任何一门新兴学科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时代的产物。1979年3月,李强调“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1985年2月,指出“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指出“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2015年5月,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内在逻辑

每一门学科都是由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组成的、有内在逻辑结构的学理系统,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和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有两个核心概念、两对基本范畴、三大基本规律。统筹利益、战斗联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两个核心概念。统筹利益是出发点、着眼点,即逻辑起点。战斗联盟是着力点、落脚点,即逻辑终点。同与异、和合与分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两对基本范畴。求同存异规律、统筹共赢规律、因势利导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三大基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逻辑具有客观性,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具有多样性,不同的著述各有体系;具有开放性,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逻辑包括总体论、战略论、共识论、契合论、态势论、载体论、代际论、保障论、规律论等9个方面。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总体论。总体论在揭示学科构建标志的基础上,依次论及形成过程、学科标志、学科内涵及逻辑体系、学科意义、理论支撑、知识参考等。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战略论。从思想发展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为统一战线提供战略方位。从现实需要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对统一战线提出战略要求。从学科演进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科学为统一战线提供战略支撑。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共识论。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最大共识。横向整合刚性资源、柔性资源、活性资源,是统一战线助力实现中国梦的基础。纵向广泛凝聚经济包容力、政治协商力、文化同心力、社会和谐力、生态平衡力,是统一战线助力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中传承复兴使命,是统一战线助力实现中国梦的保障。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契合论。基于长期目标、阶段目标、当前目标,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有着一致的愿景追求。基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主体的合作参与,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有着共同的实践主体。基于以制度化为基础需求、以系统化为关键希求、以成效化为核心诉求,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有着相通的实践要求。基于统一战线优化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巩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有着协同的实践路径。基于科学思维方法、务实调研方法、互动学用方法,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有着同样的实践方法。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态势论。在新常态下,统一战线要聚焦“升级版”的中国改革、“系统性”的中国发展、“驱动型”的中国创新,更加重视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建设,巩固思想基础、凝心汇智聚力,围绕发展中心、服务改革大局,推进战略布局、统筹城乡发展,融入“一带一路”、拓展国际统战,发挥鲜明优势、彰显独特作用。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载体论。新媒体是统一战线的新兴载体。要从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含义、特征和归属出发,明确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梳理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统战工作的经验。要以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统战工作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加强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统战工作的思考。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代际论。青年历来是各国政党争夺的重点对象。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中国共产党赢得青年的做法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统战机理:先进思想与远大理想互动引领,先进组织与优秀队伍互动培育,先进作风与党群关系互动联结,先进制度与创新创造互动发展,工作保障与环境优化互动前行。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保障论。法治是充分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坚实保障。法治能够使统一战线运行规范、功能优化、务实高效。要把良法作为统一战线工作法治化的前提,在宏观上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把效力作为统一战线工作法治化的核心,在中观上构建高效有序的体制机制;把善治作为统一战线工作法治化的目标,在微观上创新方式方法。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规律论(下文详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内在规律

规律是事物固有的稳定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基本规律包括求同存异规律、统筹共赢规律和因势利导规律。1.求同存异规律。求同存异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根本规律。它意味着统一战线是同与异的有机统一。求同存异规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就是要讲团结,做到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实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2.统筹共赢规律。统筹共赢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核心规律。它意味着统一战线是多元的开放性与鲜明的指向性的有机统一。统筹共赢规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就是要讲和合,坚持和谐共生、和睦相处,追求精诚合作、统筹融合。3.因势利导规律。因势利导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重要规律。它意味着统一战线是显著的社会性与永恒的发展性的有机统一。因势利导规律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就是要讲进取,坚持乘势而上、顺势而为,追求共同进步、齐驱并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意义

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目的性、价值性和意义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意义集中体现在学科定位和重要课题上。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学科定位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是一门综合叉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研究对象深刻揭示了统战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研究的是统一战线领域里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规律。其研究对象是政党规律与政治规律的有机结合,是在政党规律作用下的政治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研究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充实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综合性意味着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民族学、宗教学、党建学、领导学等学科紧密关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具有较强的整合力,能够充分吸收管理科学、治理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是一门前沿性战略科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涵盖广泛,事关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强调指出:“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4]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这揭示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理论研究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规律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工作的实践经验与知识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专门学科,能够起到科学的指导作用。它既要符合理性思维与学理思维,又要满足战略需要和实践需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重要课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丰富的研究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有5个重点研究领域——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其重要课题分布在如下3个方面。1.开放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研究要批判继承古今中外有关统一战线的宝贵精神遗产。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强比较式、扬弃式的课题研究。要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对古今中外有益的统一战线思想资源进行合理吸收、借鉴,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研究视野。2.应用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研究要树立问题导向,关注统一战线的实践状况,不断吸收新经验、新成果,丰富自身的知识体系。例如,经济统战、文化统战、社会统战、国际反恐统一战线等方兴未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如果不把这些新问题新情况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丧失生机活力。从当前工作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不少。它们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年轻一代引导问题、统一战线法规体系完善与实施问题、民族宗教事务依法管理问题、政商关系问题、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统一战线工作创新问题等。3.基础性课题。统一战线的客观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基础研究课题。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加强对统一战线规律的研究,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必然要求。统一战线工作具有实践性、复杂性,需要规律的指引。只有有效利用统一战线规律,才能准确把握统一战线中的重大关系,促进统一战线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它们正确与否要由实践检验,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创新。要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现实与未来有机结合,科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学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N].人民日报,2015-09-23(5).

[2]俞正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在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15-03-14(2).

[3]孙春兰.新形势下统一战线事业的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N].人民日报,2015-06-04(7).

第2篇:社会工作中的系统理论范文

[关键词]中央《纲要》;社会主义学院;学科体系;教材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96(2011)01―0008―02

以中央文件形式颁布的《2010―2020年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中央对2010―2020年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改革和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也是全国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建设发展和开展各项工作的基本纲领和行动指南。我们要以贯彻《纲要》为统领,掀起社会主义学院正规化建设高潮,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学院发展的历史性飞跃。

“坚持出成果与出人才相结合,建立科研创新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围绕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科研。要加强与派、工商联和有关部门的协作,广泛吸纳社会力量,推动学科建设,逐步形成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优势学科。切实发挥科研的支撑作用,为提高教学水平、推动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创新服务。”这“三句话”,是《纲要》对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工作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是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工作的总纲。我院根据《纲要》的要求,结合辽宁实际和本院的条件,进一步明晰了科研工作思路、明确了具体工作措施。

一、科研工作的基本思路

我院科研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以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与实践为中心,以统一战线理论、政党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民族宗教为重点,建立开放式的科研机制,开发、整合全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科研力量,吸纳社会力量,以调查研究为基础、课题研究为载体、加强管理和制度建设为保障,构建具有辽宁社院特色的学科体系,为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培训质量、推动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和工作创新服务。其要义主要有以下4点:

一是明确科研的方向,即要研究什么。《纲要》要求社会主义学院围绕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科研。根据这个要求和我院的实际条件,我们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科研工作的中心,引导和鼓励教职工特别是教学科研人员紧密围绕这个中心搞科研,并将我院科研的重点定位在统一战线理论、政党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民族、宗教等5个学科领域。这5个学科领域既是社会主义学院教育培训工作所需要的,也是我院有一定的成果积累和科研力量的。学拉萨其中也包含着我院承担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学科建设的基本任务,即国民经济学学科的非公有制经济、中共辽宁史学科的辽宁统战史、多党合作辽宁史和宗教学。我们努力在上述5个学科建设中,形成在省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学科建设力量和成果,积极追赶国内先进水平。

二是明确科研力量,即谁来搞科研。我院教学科研人员少,学科建设既要以“我”为主,又不能仅仅靠自己的有限力量。这就需要采用开放式的科研工作机制和协作机制,开发和整合全省社院系统的人力资源,吸纳社会力量,建设一支具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的教学科研队伍,实现“出成果与出人才相结合”。

三是明确抓科研的基本方法和措施,即具体抓什么、怎样抓。科研创新的基础在调研,建立开放的联合调研机制,为科研创新提供“源头活水”;把抓课题作为科研工作的着力点,科研投入主要面向具体课题项目投入,以科研项目为载体和支撑,推进科研创新;把加强管理和制度建设作为开展和推进科研工作的重要保障,推进科研管理的科学化和制度化。

四是科研工作的任务和目的,即明确科研“为了什么”。我们的具体任务和主要目的的定位是: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社会主义学院学科体系;为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培训质量服务;为推动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和工作创新服务。对于地方社院特别是基层社院而言,基础理论创新难度较大,因此,我们把科研工作的着力点、科研创新的着眼点主要放在应用研究层面,提出为统战工作创新服务的目标和任务。

二、推进科研工作的主要措施

一是完善教学布局,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社会主义学院学科体系。我院制定了《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科建设规划》。我院的教学布局和学科体系,初步拟定为基础理论、形势政策与能力培养、特色学科“三个板块”。基础理论板块的内容主要是:马列主义、思想基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势政策与能力培养板块的基本内容是:世情、国情、省情知识与时事;三支队伍必备的技能培养训练;特色学科板块的主要内容是:统战理论政策和统战工作、非公经济、统战史、多党合作史、政党与政党制度、民主与法治、民族与宗教理论政策。我院专职教学科研人员主要承担特色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形成各自的专业方向和专业特色。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加强学院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实施“人才强院”战略,通过公开招聘、人才引进等途径,壮大队伍、优化结构。通过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中央社院和名校进修培训,提高专业素质;通过选派教师到派和统战工作部门学习锻炼,增长见识,提高能力;通过举办“全省社院系统师资培训班”和“全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科研项目”,开发、整合全省社院系统人力资源;通过加强与社会有关方面的联系,建立项目协作机制,吸纳和运用社会力量攻关。

三是建立调研、科研投入和激励机制,以课题项目为支撑推进学科和教材建设。加强与统战系统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联系,建立长期联合调研机制;建立学院教学科研人员参与省委统战部重点调研项目和调研活动机制,推动相关制度建设。我院草拟了《课题研究资助办法》,拟对成功申报的国家课题、省部级课题、省统战理论研究重点立项课题和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委托课题、学院内设计划课题,给予必要的经费资助;我院草拟了《优秀科研成果奖励办法》,拟对国家和省内重要报刊、核心期刊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获得各类优秀科研成果奖项、国家和省级领导重要批示的调研科研成果予以奖励,激励教学科研人员积极创新。我们争取在2011年初编制《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学科建设十年规划》,组织全省社院系统的教学科研力量,组成专门学科组,推进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

四是加强科研管理,健全和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学院设立科研管理职能部门,拟将代行科研处职能的研究室变更为科研处,实现科研管理专门化。加强科研管理人员的业务知识学习培训,提高管理素质和能力,推动科研管理科学化。近年来,我院在科研管理及其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科学化、制度化管理的需要还有较大的差距,我们将根据科研工作发展的需要和科研工作提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科研管理工作和科研工作制度建设,不断提高科研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

注:本文系2010年10月9日,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汉洲教授在全国社会主义学院贯彻落实《纲要》研讨会上的大会交流发言。

第3篇:社会工作中的系统理论范文

治理理论应用于政府管理和公共管理部门,表明我国政府的管理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迈进。在充分探讨治理理论的前提下,紧密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人口管理问题,治理理论为当前我国人口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对于打破我国人口管理各部门相互孤立状况,实现部门协同工作,统筹全局解决人口管理新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我国当前由“小人口”管理向“大人口”综合治理体系的发展形势不谋而合,有助于精简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有效地解决“信息孤岛、应用孤岛、资源孤岛”三大问题。应当来说,人口治理是综合人口管理的升华和深化,其突出表现在多中心、多主体合作共治,倡导其他社会主体和公民社会平等积极参与人口治理过程,是一种统筹和协作的机制,目的在于打破传统格局,再造新时期、符合现代化的人口治理新模式。因此,人口治理同人口管理的基础地位一样,是国家在新时期制定各项政策的重要依据。另外,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更加重视人口治理,同时,治理理论是适合时代特征的理论,它反映了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我国人口管理活动出现的新问题,使传统的人口管理向现代化的人口治理平稳过渡,科学规划和构建人口治理体系,显得迫切而且必要。总的来看,人口治理的基础性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基础子系统。人口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基础性子系统,人口的行为活动渗透到社会经济、自然生态、文化制度等等各个领域。最基础、最普遍的管理活动是对人口的管理,那么,在新时期,要做好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治理,则首先需要从人口治理角度入手,厘清人口与其他社会系统、制度、文化方面的关系,这是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事实清晰地表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指向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经济巨大的结构性变迁正在部分甚至全部重塑人口增长、人口发展的社会经济机制和环境。正因为如此,人口治理工作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它能够从整体上统筹协调解决人口管理活动中产生的问题。

人口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政府人口管理是实施各项行政职能的基础。目前我国人口的管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通过区分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两类人口,依托单位制度和属地制度,对人口登记、人口统计、人口监测、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及其他涉及居民公共服务的事项进行管理。从中央政府层面看,在国务院的各个组成部门中,直接参与人口管理的部门有13个,可以看出,户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用工制度、劳保制度、分配制度、扶贫制度等社会经济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搭建在人口工作的机制和体制之上。应用现代化的治理理论,做好人口治理工作,有助于合理构建和实施政府的各项行政职能。

人口治理是统筹解决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人口调控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是经济转型时期制定宏观调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人口治理又是国家实现人口调控的基础。人口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是人口管理应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从传统的“管控型”人口管理模式现代化的人口治理转变,统筹把握,制定符合实际的人口发展战略。在这种局面下,治理理论在人口管理工作中彰显出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治理理论提倡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应通力合作,人口治理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形成互动关系,通过对相关人口发展事项进行参与、合作、互动,最终实现人口发展目标的人口管理模式。可见,人口治理工作的科学开展是制定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发展规划,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最重要的依据。

总之,人口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做好人口治理,就要从全局出发,顶层设计人口治理体系。人口治理体系应当是综合应用各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以科学先进的管理理论为指导,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了人口综合、全面的标准规范化管理,并与其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形成良性衔接和互联互动、多中心多主体共管共治的“大人口”管理体系;其包含了传统的基本人口内容和职能,使其能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适应升级,与时俱进,紧密结合当前人口管理工作;人口治理体系应当是人口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应当能够进行人口的宏观调控;应当包含基本人口管理系统、人口战略管理系统、人口监测和决策支持系统、人口管理工作评价系统,是能够进行人口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动态监测和及时预警的智慧化决策支持系统;人口治理体系同时也应当是部门协同的伙伴关系。人口治理体系必须符合市场化、法制化、智慧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能够做到信息共享、部门互动、管理协同、智慧决策的需要。

第4篇:社会工作中的系统理论范文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始终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大法宝。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统一战线仍是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法宝。

一、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方面具有的特殊优势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大法宝。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发挥的作用也更加明显。进入新世纪后,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和更加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统一战线对于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着更加突出的优势。

1、具有人才、知识、技术密集的优势。当今世界,科学和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中,汇集大批专家学者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具有人才荟萃、知识密集的优势,是四化建设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人才库和智力集团。这些同志不仅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更有强烈的爱国心和为祖国现代化出力的热切愿望。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现代化建设的直接参加者和组织者,是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一支生力军和重要力量。

2、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海外联系的优势。对外开放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统一战线的许多成员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海外联系,团结了一大批各方面的海内外有影响有声望的人士。这些社会关系和海外联系,是发展经济、进行经济建设的宝贵财富。发挥统一战线的这种优势,有利于进一步扩展我国同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交流,为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提高经济效益创造更好的条件。

3、统一战线在全国各种组织,包括各级人民政协、各派、工商联、侨联、、海外联谊会等人民团体,形成了健全的组织网络,可以在为四化建设、改革开放服务中发挥出集团和群体的功能。

4、统一战线工作具有协调关系的职能,可以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统战工作是做团结人的工作。它是通过正确协调和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政治的、思想的、心理的、文化的、道德的形式,服务于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呈现出复杂、多样的趋势。统一战线能够直接听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了解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不同声音,加上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诸如广交朋友、民主协商、安排人物、合作共事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得统一战线能够调节、沟通、疏导和处理各种关系和矛盾,为持续稳定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

可以看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基础上的大团结、大联合。它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在调节社会关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任务更为繁重和突出;同时它也成为党的群众工作特殊的组成部分。

二、创新始终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发展的灵魂

统一战线要发挥优势作用,统战工作要开拓进取,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加以指导和推动。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力量十分弱小,革命任务异常艰巨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建立包括全民族大多数在内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思想,并明确了革命和建设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实现了统一战线史上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对统一战线的性质、战略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出了新的回答,解决了有关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党同爱国信教群众和宗教界人士的团结得到发展;提出“一国两制”构想,团结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一切热爱祖国的中华儿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实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第二次飞跃。

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统一战线担负的艰巨任务出发,提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行动纲领。指出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统一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致性和多样性有着不同的内涵;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强调要实现党和国家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就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方针。而这也必须调动和依靠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统一战线最大最迫切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期统一战线各个方面,包括各派、民主人士、各族各界爱国人士,都必须以实际行动认真学习和坚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伟大战略方针,各尽所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既要当好党的亲密战友,又要当好党的忠诚诤友,参大政、议大事,敢于直言,为完成历史赋予我们作为新时期统一战线一员的光荣任务不懈努力。

三、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

在新时期,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要发展、要建设、要提高,就必须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与时俱进,勇于理论创新。就要求我们提高认识,拓展思路,切实做到:

1、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理论是对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且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呼唤着理论创新,也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而丰富的源泉。因此,理论创新要以实践为基础,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创新。我们要进行理论创新,就必须不断深入实践,调查研究,探索规律,把实践的经验总结出来,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观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范围、领域越来越广,对象越来越多,为统战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统战理论研究不能游离于现实生活和工作实际,而要把当代中国生动丰富的改革和建设

实践以及统战工作实践作为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和强大动力,将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围绕统一战线工作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研究和探讨,推动理论的创新和发展。2、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创新

解放思想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没有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和探索真理的执着精神,不可能开创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指导,理论创新就容易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正是这种理论品质,使它能够适应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国家的国情,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错误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有害的。理论创新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谱写新的理论篇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都是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而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开展新时期统战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指导思想。

3、理论创新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

时代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科学的飞跃,都要求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每一步前进,改革和建设的每一步发展,都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结果。新世纪、新形势给统一战线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也要求我们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根据时代的特点对统一战线的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从而在思想上不断有新的解放,在理论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在实践上不断有新的创造。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开展理论创新,才能使理论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更好地推动实践的发展。

4、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科学方法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新世纪科技发展的加速化、信息传递的即时化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迫切要求各项工作跟上时代步伐,理论研究必须充实内容,更新手段,改进方法,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研究,形成更加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综合学科,只有拓宽研究范围,加强研究深度,将它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结合起来研究,并吸收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才能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为政策的制定和指导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第5篇:社会工作中的系统理论范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2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中的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该理论体系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国家、党的智慧结晶。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承载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将其与我国传统的文化基础相结合,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观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的中国特色文化、风格体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爱上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我国经济水平逐渐提高,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的研究工作也逐渐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世界各国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我国在建立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时主要以独特的方向进行发展,并做到理论、制度相结合的形式发展下去,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一种全新形式的科学社会主义新形态,从而促进国家快速发展[1]。我国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仅将社会主义的共性体现出来,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还将我国社会主义的个性体现出来。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正因为这些不足才在一定程度上将我国原有的党建制度进行创新、完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体系的统文化特征的基础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国家发展的目标在一致,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方面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共同点,为了二者的结合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需要根据我国的发展现状、国情制定对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这样这样才能将其中的价值、意义真正的体现出来。另外,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工作不仅仅可以推动马克思在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同时还能促进我国快速发展,将现有的思想基础进行创新、完善[2]。

2.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特征

虽然说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同点,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很多的不足,这些不足不管通过多久的努力都不能进行统一实现。正因为有这些不同点,才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将这些影响合理的利用可以有效的形成一项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国相关工作人员在对其论证过程中,常常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将以盾贯彻到每一件事物的运行发展过程中去,并将其中的矛盾进行推移,而这些推移的现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使用的经世致用理论有着一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本质中,并将自然和社会活动进行创新、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价值体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理论与一些实践理论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的发生,颜元就提倡人们的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理论、知识,并从理论知识中获取觉悟[3]。到了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出现在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广大学者开展了“经世致用”的理论,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保障我国传统文化的地位。由此可见,“经世致用”理论的出现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人们的思想也造成了一定的改变。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的和谐思想有着一定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可以有效的对一些资产阶级为了获取自身利益对一些劳动人民的价值进行榨取的行为进行评判,并指出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将资本主义进行取得。而我国传统化的文化的和谐思想渊源较为已久,其中的思想就是“学而有礼之用,以和为贵”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理想的社会,并做到人人相爱、人人平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传统文化特形成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可以有效的将中国传统文化以现代化社会角度进行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社会主义中国化进程形成过程中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看做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将其设置成对应的文化成果。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基本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出现可以有效的让人们接受这一理论,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理论的创建打下良好的基础[4]。

1.科学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同r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生活工具之一。人们通过对文化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将其中价值的体现出来,并从广义与狭义的方面将其体现出来。文化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主要通过社会的发展,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发展而形成,这种文化是一种隐形的民族形态;文化在狭义的角度来来看,主要指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并将这种文化融入到各个民族思想中去,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一思想、文化。

传统文化是国家、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生存、发展的主要目的[5]。而传统文化是国家通过长时间的积累、沉淀而形成一种语言文化,是国家文化、思想、精神的主要思想成果。我国传统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而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特色、民族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可以有的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总之,我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根据自身的特使制定出一项科学、合理的发展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在社会、世界中站稳脚步。

2.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包括了精华部分,同时还包括了一些糟粕部分,而这些糟粕部分与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要想更好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就应该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糟粕的处理工作,本着批判继承的原则对其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进行弘扬。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传统文化在这个不断发展的时代创新、完善,这对于社会的生产、发展来说其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进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同时也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时代要求[6]。只有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并将其中价值体现出来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虽然说,我国传统文化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应该考虑到其中的负面作用,并以客观党、科学的角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3.从形式和内容上使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鲜明

早在很多年前,邓小平同时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并在强调在建设过程中要保证其中必须具有较强的中国特色,而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有效的将中国特色融入到社会主义体系理论中,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融入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顺利进行下去[7]。另外,在建O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该采用古代语言与现代语言结合的形式进行建设,并将其中的立场、观点、特点通过所能接受的形式体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特色、经典语录体现出来。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

1.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逐渐被人们接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间接的形式将马克思主义体现出来,并将其不断的升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有效的解决现代化社会在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品味、风格、气派体现出来[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聚集地,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奠定了邓小平理论中的三个思想与科学观、发展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传承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建设过程中将我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并将其以和谐、民为邦本的形式发展下去,从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创建现代化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统文化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由以下几种文化特征:(1)和谐特征:“和谐”是人们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信仰。但是在旧社会时期,“和谐”二字很难体现出来,最地层的人们过着被压迫、剥削的日子。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逐渐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特征,并以人民群众为基础建立了全新的和谐目标,而和谐目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2)自强不息特征: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应该时刻坚持以改革开放、艰苦创业等理论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将我国建设成一个自主、和谐、文明、富强对国家:(3)民本特征: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民本特征的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而这一特点对于各个朝代的发展来说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0]。因此,我国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应以民本为主进行建设,并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经济的利益。

五、结语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去除,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帮助人民群众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同时还包括了全新的创新理论,对于国家的发展,人民经济效益的保障来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本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特征进行了简单的研究,文中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希望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特征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曹晓冉,董永亮.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之源[J].黑龙江史志,2011,3:40-42.

[2]李贵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26-31.

[3]石书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法论中的传统智慧[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11-17+88.

[4]吴超,张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怎样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4:105-109.

[5]徐德莉,陈晓钢.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文化意蕴[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32-35.

[6]郭建宁.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1:4-8.

[7]高民,冯秀芹.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26-30.

[8]王锡伟,郭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国传统文化特色[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3-6.

[9]胡鞍钢,王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与目标[A]//国情报告(第十二卷2009年(下))[C].2012:46.

第6篇:社会工作中的系统理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学 视野 思想政治工作 机制 体系

就社会学自身而言,它对社会组织结构及其运作关系等进行描述性的考察,而在社会学视野中,不论是立于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角度,还是立足思想政治工作之外的社会人,均在潜意识中得到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有意或无意中已经受到了思想政治不同形态的影响和教育。

一、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学视野中的存在形态解析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陷入乏力困境的一个瓶颈问题,那就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凸显至关重要的意义的同时,也应对进入大学前的近二十年德育工作引起反思,而未进入体制内的思想政治工作更是应得到有效关注。

思想政治工作与人类其他活动一样,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持续而又系统的投入,在现实生活中,过多的将思想政治工作赋予大中专院校,尤其是高等学校显得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形态极为不衬,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影响,改革与开放程度逐渐提高,已经或即将出现的一系列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矛盾,都集中体现在道德底线的丧失殆尽或总体滑坡,比如古村落发展中保护变成了彻底的重建伪化,地沟油与食品添加剂甚至有毒物质的肆意猖獗使用,暴力强拆,黄赌毒之危害大有越打越重之势等等问题,是存在法律法规及监管惩治不够,其内在实质却是德育问题,说到底就是思想政治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极不适应和不平衡。

二、社会学视野中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探究

思想政治工作得以开展并实现其目标,正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单位再到个人思想的双向互动交流机制的确立,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反馈宏观,在这样的运行机制中,外化反映在社会到单位、再从单位到个人行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单位功能的有效实现,而中心在于党的系统的执行力。

由于不同领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不同的任务和目标,且要面对不同的服务对象,自然具有不同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征,但这都是在我们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立足新时期,面对新形势关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因此具有非常共同性和共同性。

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社会系统中宏观现象与微观现象之间如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关系一般,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创立的思想学说体系,也试图构建起个人行为与社会系统的关系,其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的构想,将社会进行了阶级划分和重新构建,而这正是基于对社会系统的总体审视与把握基础上提出的,实现的目标却是内化为每一个社会存在个体所应拥有的权力价值的体现,这如同思想政治工作将宏观的社会思想内化于个体的德育素养,这正是社会结构制约和影响而产生结果。

思想政治工作就像人类的其它活动一样,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但此一种社会性较之一般的诸如法律、社会自身等地活动,更加具有意识形态性,存在的形态是观念形式的,在我国体现的即是纲领的认同。而人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动主体,人因为关系、制度、方针、原则等要素构成了各自独特的特点,互相之间均处于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中,因为这种互动关系而构成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整体性的呈现,然而由于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组织自身缺乏强有力的资源供给,导致了思想政治工作无法完成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任务。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在广泛、深入、持久性上下功夫,变“封闭式”为“开放式”,变“静态”为“动态”,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到一个单位或组织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到总体规划,纳入到各项各类计划中去,使由过去的软指标、“独角戏”改变为多元化,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高效能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当前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思想政治工作高地的建设,通过与党及行政的保持高度一致的推行各大要素满足思想政治活动的需要,让人们了解思想政治工作系统的本质和社会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促使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一致,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产生实际效果。

三、社会学视域中思想政治工作功能实现如何可能

人除了工作、学习在特定区域和单位完成,她还要在社会中从事交友、购物、旅游、休闲等活动,处于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人产生联系、感受到特定的事物影响等都可能导致一个人产生具有个体性的反应和行动,故而在社会条件变化的同时,应当从社会全局来认识和评价及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确保思想政治工作的投入获得公共资源的对应匹配。

同时,人又时刻处于社会系统发展变化当中,社会变迁深刻的影响着思想政治工作的产生与发展,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得到完善并实现其目标和价值,然社会变迁诸多的意义界定中,实质上都触及到了社会系统各要素的变化,只是未能从结构意义上进行明晰的阐述,故此社会变迁基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社会系统中诸如理论(思想)系统、手段(技术)系统、制度系统、活动(行动)系统等要素的变化、变革、创新、进步甚至倒退等影响。

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需要建立起完备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不断更新工作观念,紧跟时代潮流,用新观念谋求新发展,使得方方面面贯彻先进性要求,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没有思想观念的先进性,就没有实际工作的创造性。

参考文献:

【1】孙其昂.《社会学视野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12月。

【2】 潘敏.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路径的新探索.教育与职业2010(8)。

【3】郝潞霞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加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 [期刊论文]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4)。

第7篇:社会工作中的系统理论范文

人口社科处党支部在支部书记江金生同志主持下,召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专题民主生活会,各位党员同志畅谈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感想,并结合工作实际,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认真分析查找自身差距,明确努力方向。通过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大家的思想进一步统一,人口社科统计服务科学发展的思路进一步清晰。

大家一致认为: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是顺应人民新期待、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步骤。

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既是统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也是促进统计更好服务科学发展、推动统计工作进一步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就人口社科统计工作而言,当前,人口社科统计工作在“深化统计改革、服务科学发展”方面尚有差距,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党政领导及宏观调控的需要,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统计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从统计管理体系来看,部门统计是政府统计的一部分,对部门统计的管理有待加强。从统计调查体系来看,对调查员队伍的责任意识要加强,补助也应到位。从统计工作体系来看,区县和乡镇统计工作负担较重,疲于应付。二是统计数据有待进一步搞实。社会环境不友好、法制不健全、基础不牢固、管理不科学都影响到统计数据的质量。三是资料开发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资料开发还停留在一般水平,综合性较差、政策水平不高,实践性也不够。四是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创新意识、业务技能、责任意识和整体素质都不能很好地适应人口社科统计事业发展的需要。

会上,大家认真分析了自身的不足,存在着理论学习缺乏系统化,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知识结构不合理,深入调研欠缺等问题。

为了使人口社科统计工作更好地服务科学发展,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强化创新意识,进一步完善人口社科统计制度和各项工作制度。通过制度建设促进工作的规范化开展,杜绝工作环节中管理出现“盲点”,监督出现“真空”;要认真钻研统计方法制度、抽样调查理论和抽样调查指标设置等问题,争取解决一些方法制度方面没有解决的问题,力争统计数据的真实可靠。

二是要确保数据质量。当前影响数据质量最核心的环节依然是调查源头,解决不好,原始数据质量就得不到根本保证。因此,要进一步完善调查员制度,夯实企业和部门统计基础。

第8篇:社会工作中的系统理论范文

[关键词]复杂性科学;马克思主义;钱学森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I)01-0014-05

一、系统科学与复杂性科学

在钱学森所创建的现代科学技术中,作为11大部门科学之一的是系统科学。系统科学是以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横贯性科学,是为一切研究领域提供运用系统观点考察对象的一般原理和方法。钱学森认为:“系统科学就是从局部与整体、局部与系统这样一个观点去研究客观世界的。”其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系统论,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是系统学。

复杂性科学,不是通常所指的一门科学,或者一门学科,它是一种新的科学范式,是一种科学类型。复杂性科学研究,即科学转型,有其历史必然性,是整个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

复杂性科学研究在我国兴起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伴随着思维科学、系统科学和人体科学研究而兴起。其主要标志有: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的提出,从定量到定性综合集成法及其研讨厅体系的形成和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大成智慧、大成智慧学和大成智慧工程的提出。

复杂性科学研究与系统科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一方而,系统科学统率复杂性探索。因为复杂性探索所探索的复杂性是系统的复杂性,是复杂系统、复杂适应系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复杂性。复杂性探索中要正确处理复杂性与统一性的关系,而这两者正是系统所要研究的内容,不仅如此,系统科学还注意从统一性的高度去研究复杂性。所以,系统科学可以统率复杂性探索。另一方面,复杂性探索可以丰富、深化、发展系统科学。复杂性探索的对象、内容、方法及其进行的哲学思考,可以大大地丰富、深化、发展系统科学。由此可见,复杂性探索与系统科学是交互作用、彼此协同、相互促进、辩证发展的关系。

系统科学研究为复杂性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和方法的支撑,复杂性科学研究深化、丰富和发展系统科学理论和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

本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所创立的思想体系。按照钱学森的理解和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源泉,是人类生活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它位于整个人类知识体系即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最高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属于部门哲学,是社会科学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

(一)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复杂系统本质和规律的发现者和科学阐释者,是社会复杂系统理论的奠基者

1975年,苏联《心理学问题》杂志刊载苏联罗莫夫题为“心理学的系统观点”的文章,他说:应当强调指出,系统研究方法的思想并不是新的。把它同控制论的产生联系起来是不完全正确的。在对社会的研究中,系统观点的原理是由马克思研究出来的(《资本论》是系统研究方法的光辉范例),在生物学中是达尔文;在化学中是门捷列夫。系统观点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中引申出来的。

苏联哲学家库慈明在1976年发表的《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性原则》一书引言中,明确指出:“研究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们理论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这特别是指这样一些科学领域,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对这些领域,马克思的学说具有永久的意义,因为在每一个领域里,他都是科学理论的奠基人。再现马克思的方法论体系的工作是由恩格斯开始并由列宁继续进行的。(这首先是在这样一些著作中,如《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等)……在研究马克思著作中的系统性问题时,我们绝不把它和现代方法论著作中的、特别是在‘一般系统理论’和实用系统知识范围内对系统方法所做到的研究加以任何类比。换句话说,我们有意识地拒绝一切把现代系统方法的结论、概念、观点从外部加到马克思的理论上的做法。为了强调马克思对制定系统性原则的科学贡献的特点和意义以及他所阐明的规律性的基本特点,这样做看来是必要的。……这种态度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证明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对制定系统性原则的贡献还将证明,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原理在今天是怎样仍然在“起作用”,而他的理论结论和方法论原理甚至在现代科学的那些最新的和“时髦的”问题(例如系统论)中,也仍然是有效的和基础性的理论。

1.《资本论》是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杰出典范和光辉结晶

恩格斯1868年3月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书评中说:“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能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察下面的山景那样。”

那么,马克思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些具有丰富内容的“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紧密联系起来的呢?马克思使用的方法,就是所谓整体和部分的辩证法,即今天通常称之为系统科学方法――系统论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4篇第11章“协作”中,写道:“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

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

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产品要多得多。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这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整体涌现性吗?不就是所谓的1+1>2吗?我们通过仔细阅读《资本论》的文本,可以发现多处马克思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阐述问题。在李建平教授所著的“《资本论》第一卷辩证法探索”一书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系统方法探索――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有着详纽论述。

2.恩格斯对社会系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的著述使社会系统理论进一步得以发展和完善,尤其是对社会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进行了科学地阐释。

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

在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中还写道:“……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视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

例如,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致约・布洛赫’的信以及其他著述中,进一步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合力说”以及偶然性由必然性支配的原理。通过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社会这个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与一般没有人类参与其中的,没有人们意识、意愿的所谓纯自然系统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特征。生硬地照搬自然系统的思想、学说,就难以避免错误和走入歧途。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是利用了系统科学的方法论和方法,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成为科学的。

(二)唯物史观既是系统论原则的具体运用,又是社会复杂系统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指导认识和掌握社会复杂系统的根本指导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是社会系统本质和规律的最早发现者和揭示者,是社会系统复杂性理论的开创者、奠基者。

首先,他们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系统,并且阐述了社会系统的产生、性质和特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共产主义原理》以及通信等著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系统(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类型的社会)的产生、特征和性质都有所阐述。

其次,马克思提出了社会形态的概念,并且认为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在德文版《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发展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列宁说:“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米海洛夫斯基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笔者加)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列宁接着说,《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现在可以看出,把马克思同达尔文相比是完全恰当的:《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性的、彼此紧密联系的思想”。如果谁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些概括性的思想,那就怪不得马克思了,因为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序言中就已指出这些思想。而且这种比较不仅从外表方面看是正确的,就是从内容方面看也是正确的。达尔文了那种把动植物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同样,马克思也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反正都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列宁说,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梳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

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列宁讽刺米海洛夫斯基说,他读了《资本论》,竟看不出这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于是他坐下来拼命思索这个深奥的问题:“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会系统的结构。首先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区分为经济基础与其决定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中包括了决定生产关系性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由其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分配制度。由经济基础所决定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设施、社会意识形态。

马克思写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社会系统发展的动力、规律和特征。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根本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而作为这对矛盾的集中反映和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恩格斯写道:“至于‘阶级斗争’,那么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各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所发生过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而在那时以前,相互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将照旧彼此进行斗争,而不管意大利半官方报纸怎么说。”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深刻地揭示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的、伟大的动力,并且科学地论证和系统地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经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同时,正确地指出,阶级对抗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基础,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和直接目的是国家政权。“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的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经济解放进行的。”

同时,他们还阐述和揭示了社会系统的一般特征,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不同于自然系统的。同时对于不同社会形态的个别特征,即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特征都有所揭示,但是他们重点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矛盾运动。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特征的阐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对于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特征,概括说来,一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必笔者赘述。二是对于整个经济,始终强调计划调控。

马克思在1872年曾经写道:“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恩格斯在1873年-1883年期间写道:“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后的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实行计划调节和管理设想的论述还有许多,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

复杂性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既是钱学森科学研究工作的切身体会、经验总结,也是他之所以作为世界级的、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战略科学家取得辉煌的科研成果和有重大思想、理论和方法创新的一个根本原因。

钱学森曾经在一封信中说:“您遗漏了最最重要的一点: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钱学森在领导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等的研究中,始终一贯的要求和反复突出强调的。

1979年10月,他在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体系的讲话中说:“我的总的想法是:我们搞科学技术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因此考虑问题一定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我国的实际出发,不能一味跟外国人走;他们搞不清的,我们应当努力搞清,他们不明确的,我们要讲明确,而且要力求符合大道理”。在1984年关于开展思维科学的讲话中,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要指导思维科学的研究,而思维科学的发展,也必然会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88年7月11日,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几千年的智慧结晶,是人类经验的最高概括,扔掉它就等于把最锐利的武器扔掉了,这是最蠢不过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的信念,用辩证唯物主义来

指导我们的人体科学研究。只有这样,才可以认清周围环境,采取对策。”

既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系统科学方法和社会复杂性研究的奠基者,那么,作为人类智慧结晶和源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三、复杂性科学研究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里仅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一下复杂性科学研究如何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第一,钱学森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框架的构思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具体运用和创新的体现。

根据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则,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9世纪末恩格斯曾经预言:随着自然科学系统地研究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变化的时候,自然科学将“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构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

1982年7月10日,钱学森讲,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整体,不是分割的。整体在研究对象是一个客观世界。各门科学的划分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去研究客观世界”。他说,这么一个思路,也是受启发于系统论。系统科学就是“从系统的观点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思维科学就是“从人怎么认识客观世界”,“角度就是从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思维的过程,这样一个角度去研究这门学问。”“人体科学怎么变成研究整个客观世界?这是因为人体科学的中心目的就是认识到人的存在与整个世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存在。这样一个认识,实际上在中国是很古老的。现在就是要吸取古老的这些正确的东西来加深我们对于人体科学的研究。所以,人体科学就是从研究人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这一点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包括人在内。”

1991年10月,钱学森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形势,进一步明确指出:“我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钱学森历经半个多世纪构建了一个层次清楚、体系结构基本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它是开放的: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技术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部门还会增加或重新整合;它是复杂的:各个部门、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1983年他说:“现代科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或者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只抱着自己的小地盘不放,没有希望,不行。”

这是知识分类学、科学学中的科学体系学的一个独创,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现、发展和创新。同时,这也是一项跨部门、跨学科、跨科学技术层次的科学探索工作的结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进行综合集成和创新的结果,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则的深化、具体化。

第二,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系统科学研究60多年以来,国外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简单系统和简单巨系统问题。直到美国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研究,只靠还原论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钱学森指出,实际上复杂性问题,就是指的复杂系统的问题。1980年,他与于景元、戴汝为联合署名的文章《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文中提出系统的新的分类,把系统分为简单系统、简单巨系统,复杂巨系统,特殊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并把生物体系统、人脑系统、人体系统、地理系统(包括生态系统)、社会系统、星系系统等称为开放复杂巨系统。把社会系统称作特殊复杂巨系统。

这是个重大的理论创新。美国圣菲研究所的复杂性研究。之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遇到“困惑”,其原因,一个是对于系统的分类没有进行下去,没有提出新的概念来;第二是研究的方法论发生问题,不是方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没有按照钱学森所说的“我们所倡导的系统论,既不是整体论,也非还原论,而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辩证统一”去进行研究。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论,利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才有可能研究和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问题。

第三,从定性到定量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集成法、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研讨厅体系,是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创新。

“整体涌现性”是系统科学的最核心概念,“辩证综合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基本要求,“集大成,得智慧”是中华民族经验和智慧的总结。钱学森提出的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的从定性到定量、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集成法、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研讨厅体系和总体设计部的构想,既是系统方法,又是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源于导弹总体设计部的成功的实践经验,钱学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构想,以及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他不但早就提出政治文明,而且他认为,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人民体质建设,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他明确强调,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这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学不了的!他说,总体设计部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课题,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他还认为,我们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对党和国家负责的,绝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思想库,那是为垄断资本家服务的。

钱学森始终一贯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并通过科学研究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引导我们前进的明灯,是随时用得着的,在探索未知时,一定要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已知部分。而一旦在某一方面有了发现,新发现又一定会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结构的其他部分。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切不可失去事物的全貌。并说,事物总是要变的,要发展的,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不变,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哲学一定要发展,也一定要始终指导我们的一切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知识包括他自己的整个客观世界的智慧的结晶;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一切科学技术及文艺活动的实践,还有古代的实践经验的概括,也要用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们各干各的,不就是坐井观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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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社会工作中的系统理论范文

关键词:合作治理;引导型职能;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8018602

1 治理理论概述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世界银行提出“治理危机”这一概念后,治理理论作为由西方国家首先提出来探寻治道变革、促进社会良善发展的新路径而备受学术界的关注。20世纪后半叶,在全球化浪潮不断涌进的大背景下,多国政府在处理与他国关系、化解国内公正问题、有效促进公共服务合理配置等方面越发力不从心,治理理论作为新时期化解危机之道的良方为多国政府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作为一种分析框架的治理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各国政府的变革起到了借鉴作用。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正式提上改革议程,这一举措让合作治理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1.1 概念之辩

治理一词在中西方均有其渊源,英文中的治理(governance)源于希腊语和拉丁文,本意为操纵,控制。汉语中的治理有控制、管理、整治之意。传统意义上的治理曾一度与统治交叉出现在国家管理的过程中,甚至不加区分。现代性话语体系下的治理已经完全跳出统治管理的窠臼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

在处理何为治理的问题上,作为治理理论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罗森瑙以及研究治理理论的著名学者罗茨、斯托克等人都对治理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国内的俞可平教授以及诸多学者也对治理的概念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本文借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定义,即治理是个人和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1.2 治理与统治

获得了现代性的治理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合作共治,通过灵活的方式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与传统的统治观大相径庭,并且进一步来讲,治理与统治的差别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享有权威的主体不同。在统治理论背景下,权威完全由政府垄断,其他公民与社会组织不具备与政府拥有相同权威进而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合法性身份。而在治理理论中,公民、社会组织、政府都是治理的主体。其次,权力的运行向度不同。在传统的统治背景下,权力运行严格遵循由上而下的单行线,而在治理条件下,权力运行向度变得丰富起来,不仅有自上而下的顺势,更有自下而上甚至是交叉多向的互动,公民、社会组织充分行使参与公共管理的权力。再次,实现管理目标的方式不同。统治理论中的政府管理是建立在政府是唯一合法性主体基础之上,政府管理可以用原始、人治、随意来概括;治理理论中的公共管理建立在政府与其他公民及社会组织合作共治的友好互动基础上,更加强调服务性。最后,两者的导向目标不同。传统的政府行政模式把善政作为其追求目标,并且从客观上来说善政一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然而从本质上讲,公民及社会组织由于缺乏独立的人格并未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善政并未从根本上促进公民精神的培育与发展。治理理论把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的合作共治作为理论要义,在价值取向上,它所追求的是让全体成员普遍受益的善治。善治有效克服了治理理论的不足,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完善。纵观专家学者对善治的研究,可以把善治的要素概括为一下六点: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责任性(accountability)、法治(rule of law)、回应性(responsiv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

然而,面对许多社会问题的不可治理性并且治理理论由于其自身缺乏相应的合法性论证,多元主体的责任界定不明等缺陷,治理理论曾一度遭受责难并显示出其不成熟性,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政府角色或行政改革的框架,治理理论无疑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并且善治理论的提出让治理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2 合作治理背景下政府角色的定位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治理理论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假如说先前国内对治理理论的研究更多地是基于理论研究层面的话,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治理研究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实践色彩,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目标,这一目标让合作治理从应然走向实然,也更让政府在合作治理层面下的角色扮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如果说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管理治理模式极大促进了工业社会的发展的话,那么在后工业社会,随着知识经济、网络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由政府担任决定性角色的传统管理模式已经陷入尴尬的境地。放眼全球,恐怖主义、环保问题、人权问题……此起彼伏的挑战俨然已经让风险社会悄然而至。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下的中国方方面面都在转型,社会所呈现出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更让当前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如何有效应对转型阶段的困境,学界以及政府都做了极大努力。结合现阶段理论研究成果,并且从我国实际出发,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进程中,需要继续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程,重新界定政府手中的权力,促进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合作共治局面的形成。

2.1 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在这一进程中更是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然而无论现实情况多么复杂,政府必须把“服务”二字作为核心要义。从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掌舵而不是划桨”再到新公共服务所要求的“服务而不是掌舵”,学界以及政府自身也越来越认识到在提供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政府应扮演的角色。当前的中国已经走过统治型与管理型政府的两种模式,正在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然而上两种模式的影子还残留在当前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进程中。如何最大限度的促进政府服务功能的实现,剔除统治型与管理型模式的糟粕,在治理背景下实现最好的服务角色扮演已经成为当前政府不得不慎重思考的问题。

2.2 完善政府引导型社会管理职能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见证了中国在经济、政治等多发面的腾飞,可以说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从主导向引导角色的转变为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供给了巨大的动力。在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中,政府要么沿用传统的管理型治理模式下政府主导的路径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要么重新厘定两者关系,将政府定位在服务与引导角色上。西方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构建了两类政府角色,一类是自由放任的“守夜人”,另一类则是积极干预的“划桨者”,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构建服务型政府与引导型社会管职能模式。引导型社会管理职能模式与主导型模式有重大区别,最为显著的是政府从主导、控制的角色转变为服务、引导的角色,并且伴随角色转变的是政府由垄断权力的集权模式向社会多主体平等享有权力的分权模式转变。“引导型社会管理职能中和了政府干预和社会自主等内容,这一职能不仅赋予干预以引导的形式而且在培育社会实现自主、自由方面既关注法律支持又包含对行动上的道德自由的保障。”在合作治理的话语体系下,政府必须继续坚持引导型社会管理职能的运用,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调动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共同应对后工业社会的挑战。

2.3 构建合作的治理体系

伴随着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再进一步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的,是人们的活动方式由互助向协作进一步转变为合作的变化。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基于血缘、亲缘关系,以家庭和家族为单位,开展一些不计得失的互助活动。然而到了工业社会,由于社会分工、专业化等因素,完成一项任务必须通过人与人开展的具体的协作才能得以顺利完成,以家庭与家族为单位的活动远不能满足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让协作向合作的转变。在后工业社会,高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这一社会的典型特征,要解决这一社会的发展难题,就必须通过社会多主体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因为“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从合作共治的角度看待治理理论与马克思的国家消亡说,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的契合性。在后工业社会中,治理的目标――善治追求的是还政于民,在追求善治的进程中必然要改变政府的家长角色,让促进合作的多主体充分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走向消亡。当然,在后工业社会下,政府以及国家的消亡是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在后工业社会的大门刚刚开启的当下,政府仍然在促进合作共治的进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工业社会由政府扮演元治理角色或家长角色的模式下,政府是主导者,社会组织处于治理的边缘地带,在这种中心――边缘模式下,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合法性身份没有得到确立,并且由于长期处于权力的边缘地带,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有效性在短期内也难以保证。作为弥补治理理论不足的善治理论从根本上撼动了政府包揽治理的地位,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从国家回归到社会,还政于民,还权于民。构建好合作共治的体系,政府就必须放弃传统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重新界定社会与政府的权力。政府要把以往过度集中的权力返还到社会多主体中去,一方面,政府要扮演积极的促进角色,调动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主导,而是政府通过引导性方式进行。另一方面,政府要自觉,不得多管,多做。合作共治的体系构建要求政府与社会组织、公民拥有平等的角色,否则就会有回到传统治理模式的危险。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北京: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25.

[2]俞可平.治理和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011.

[3]郑家昊.社会复杂性条件下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引导型定位[J].中国行政管理,2013,(9):6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