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与人类健康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动物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生态有机性；生态创生；人类生态系统；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Q988；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4-0005-08

[作者简介]盖 光（1956—），男，山东烟台人，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软科学研究基地、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文化及文艺学、美学研究。（山东淄博 255049）

Title： Ecological Organicity and Man's Existence of Health

Author： Gai Guang

Abstract： Ecological organicity presents organic relevance among lives in the ecological system established by material exchange， energy exchange and information transfer， and continuously promotes the relevance of life creation. The Role of ecological organicity to man's existence of health， is actually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and symbiotic healthy relation through man's activities， which may help to bring the efficiency of ecological system into full play so as to benefit human beings.

Key words： ecological organicity； ecological creation； human ecological system； ecological culture

生态有机性本质上是由生态系统内部生命体间的物质转换、能量交换及信息传递来呈现的，以此而成就系统的健康。所谓有机必然是交互转换性的，是协调、有序化的，且是循环性的，同时也呈现复杂性结构；所谓健康，表明任何生命肌体间都会完备“你我”彼此的交换节律，且呈现互惠互利性。对人的生存来说，生态有机性需要自然生态状况流向人类活动，呈现资源、能源及环境状况对人类活动的服务与支持，同时，人的活动也需要回馈于自然生态，而表现有机性与循环性。对于人的健康性生存来说，生态有机性实际上是通过人的活动构建人类生态系统内部协调、共生的健康性关系。其基本指向是：建立人与自然生态互为你我的健康发展机制；积极而主动地创制朝向人类未来发展的和谐生境；通过人的生命机能的能动运行，主动地维持自然要素及环境状况的再生能力和自净化能力；强化人的生态责任，维护生态系统结构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从而达到最佳发挥生态系统效能的目的，以惠益人类并影响人类福祉。对于“人类福祉”有如是说：“人类福祉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包括维持高质量生活的物质条件、自由与选择、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安全保障……在所有的环境中，通过提供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和支持服务，生态系统都是人类福祉所不可或缺的。”①“人类福祉”既是健康生存的基础条件，也是其主要表现，其中多种要素的构成及多种服务、多种调节机能的前提则必须是生态系统健康，而系统健康的必要条件则是系统内部生命能力互换的有效性、节律运行的有序化及协调机制。人类活动的过度性不仅影响生态系统健康及对人类健康性生存的支持机能，还必然深度影响人类自体存在的健康性及永续发展。

一、生态有机性与人的生态创生性

人的生命有机体作为生态性存在，活动于复合生态系统（自然—社会—经济—精神/文化）的有机运行中，这必须是一个不断蕴聚创生性的系统。在活动着的复合生态系统中，不论是人类自体的生命有机体验，还是与地球诸多生命种群共有的有机性关联，人的一切活动方式及成果理应蕴聚生态创生性。人类的文化所累积的一切活动成果必然体现创生性，我们可称之为文化的创生，或曰创生的文化。较之其他任何生物种群，人类的生态创生是一个十分特殊、个性色彩非常明显且表现文化活动方式的系统结构，而促生人所活动的复合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具有特殊创生性能力的生态文化系统。人类的这种创生性本质，不仅使生态文化系统的存在合理性趋向和谐与有机，而且人类的和谐性存在也理应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与和谐，并不断规复有机性。生态有机性本质上是生态系统内部诸生命有机体间的互为支持，是以生命存在关系作为根本条件，由物质转换、能量交换机及信息传递呈现生命支持系统（亦是生态创生系统）。创生并不限于人类自体，而必然要有天地、万物之生的共同参与，要有天的浩渺无垠，有地的繁育功能及生生不息，或者说人的创生活动的根本条件必须得自于天地万物的支持。

所谓“生”，既有万物之生，也有人之自生，更有万物与人的互生、共生。任何的“生”，必然成就且跃动于古代中国人所言的那种“生生”之链及运行过程中。“生生”不只是一个词语的组合，更表征着创生性结构，是系统整体且有机—过程性的创生结构。在古代中国人那里，“生生”结构的机能与活力，以“生之又生”、“生生不已”、“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铸就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家族繁盛，体现天地自然的生态价值本性。这实际上蕴含着“生生”韵律的易变与多样，其运演状态、形态、姿态、态势均富含生命“自由”之态。生态有机性之创生，促进了亘古不变的“生”，亦即“常生”，而“生”之自由，亦通过不断地变与易而形成“生生”运演的序列。故《周易·系辞上》言：“生生之谓易。”孔颖达疏：“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②《周易·系辞下》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孔颖达疏：“正义曰：自此己下，欲明圣人同天地之德，广生万物之意也。言天地之盛德，在乎无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则德之不大。以其常生万物，故云大德也。”③汉代的扬雄《太玄·大玄文》曰：“天地之所贵曰生。”④天地的“道行”及“德”与“贵”在于促生、化生，在于创生万物运演的永无止境。《管子》云：“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管子·心术上》）《黄帝内经》有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①由此看来，所谓生生之“易”，实际上就是天地自然的这种“生”与“创”；所谓“易”之变，则在于“生”与“创”而发生的变，由此而呈现的“生生不已”的运化节律，使自然天地的运行之道韵律化地呈现其德性与尊贵。这使天地之“德”不仅力在创生万物，而且也并生万物的德性。这应该是“德”的始发意及原生意。

人生成在天地之“德”中，并永远无法别离“德”之列，而人的德性与德能理应与这种创生的有机状态及节律运演相辉映。笔者所言的“德能”，不仅在于人类维系自身“生生”运演及永续生存的能力（包括人的自然社会、精神及文化的整体性构建），更在于人如何与自然在生态有机关系中创生以“生—生生”为脉系的生存机制，而我们要有机地完善这两个层面，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呵护自然，融入生态。《中庸》有言：“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龟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②天之高明为天之“德”，地之博厚为地之“德”，其成就天地、万物之生的“悠也，久也”亦为天地之“德”。由人类活动而参与的生态之创生，必然是天地人之共融、共生的“德性”与“德行”的汇聚，这必然推进天地之生与人之生的互创及互构，必得自于生态系统内部及人的社会结构内部各个生命角色的有机互动，得自于相互间进行的能量交换，且互惠互利，形成健康性活动机制。事实上，生命所体现的健康性意味，生命存在的意义及价值，是在永久的创生中彰显其魅力的。

人类的自为性存在首先就是肯定了自我的存在，是自我认同、自我体验、自我创生的生命运演的过程，并会沉淀为生态文化形态，由此而推进的人的生存系统必然是有机性及健康性的。用自然生态系统能量运行的传递与变化的原理解析，人类的存在同样是以能量的获取与输出的方式，来呈现自身在系统中的家族身份，以此确立自身的位置，并行使自身的职能。人类的终极追寻是自由的，对自由的彼岸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就成为人类不懈的动力，这也是人类追寻健康生存的表征。如果我们将人类的这种健康生存的追寻转换为能量的指数，那么其自由度就必然使能量的转化不断地减少消散，同时不断地增加能量利用率。人类自由疆域的划定是有限度的，人类活动要保持永久的生态创生，就不可能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自由想象，这不是超验的、神性的、虚幻的，也不是人类对自然生态之能量的随意攫取，而必然表现为自然存在和人类自由的有限与无限的统一。

人的生态有机性存在作为文化存在的表现，还使人能够主动创生能量，不仅可以将物质能量转化为精神能量，而且能够将生命躯体活动的能量转换为精神活动的能量，还可以将精神活动作为推进生命躯体的生成及优化的重要因素。人能够不断地体验生命存在的特殊性，同时还能够通过展示生命精神的方式解决人们对精神文化活动的追求，进而构建以人的生命价值而形成的人格结构的能量，并不断地将精神能量转换为物质能量，进而向自然生态输出及回馈。从这种意义上看，人类的生存活动对能量的可控性，还表现在可以主动地提高和增加多样化能量的利用率。但在现实生存活动中，人类欲望性生存的无限性，对能量获取的最大化欲求，同自然资源供给的时限性、阶段性乃至有限性往往会产生矛盾，会使人们排解在焦灼与困惑的状态中，使人类对能量利用的这种主动性与可控性发生变异，这不仅难以有效地调节生态平衡态，而且对人在生态条件下的健康生存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生态有机性与生命活动的多重互构

人在生态系统中作为独特的生命存在形式，其生命体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形态，与其他任何生命的种群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不仅因为人能够进行物质及精神能量的互为转化，还因为人能够主动地从事实践活动，能够理智、意志性地揭示事物的本质，构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目的、意义与价值，并且在生命的创生过程中，在生命有机体的机能交换中，人还能够借助情感、想象的“魔力”，开掘人类潜在意识层次的底蕴，活化生命存在的魅力及人的文化存在的组织性作用，同时人类生态系统所形成的有机的、生命一体化的、自组织性的动力结构，必须是开放的结构。

开放性表明人类生态系统必然在生命多样性机能的交互转换中，形成自生与互生、共生的能量流动结构。德国学者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称：“开放就是让生产和转化获得它所必需的能量交流。”①在生存论的条件下，开放也是“互构性”的，而“互构”的前提必须有生命体及生命种群“自体”之生命能量的创构，而“自体”之能量的创构又得自于能量交流及转化并走向系统整体性的创构，这种双重创构不仅得自而且必须促成系统健康。“自体”之构是系统自身以“自生”、“自创”、自我认同、自我发展、自我体验而形成演替的逻辑脉络，其所依据的是生态系统健康，是其复杂性结构及自组织性的动力结构。我们从生态有机性性的意义上考察互构性，进而认识人的健康性生存问题，需要探讨“互构”的多样形态，以呈现健康系统的自组织性及综合的“力”的结构。

首先是互动与互变。生命的机能在于动，动的永久性、循环往复性成就了生命的永恒。互构性的内在机制是生命的“动”，并且是多样生命体间的“互动”。生命机能外射及吸收、接纳外部能量，进而形成的“互动”，就表现为生命体之间的互为支持，同时形式系统的支持机能。“动”意味着“变”，“互动”也生成“互变”。对生命的机能而言，变就意味着升华，不仅促动机能的完善，还提升生命的精神。“变”是绝对的、永恒的，只有“变”，才有万物之间的“通”，才有阴阳化育万物，万物才能永续性地生存与发展。生存于系统中的生命体的互动、互变，就意味着生命的存在不是平面性的、静止性的，而是生成性的，是“化性”之动②，是经由生命力的动与变而不断完备生命的机能，升华生命的精神。

其次是互化与互换。从转化、转换意义上看，“动”意味着“变”与“化”，“互动”也意味着“互变”与“互化”。“化”就是经由化育而化生，由互动与互变而显现互化，呈现生命体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漫长历程中，人们的种种活动方式不断超越着本身的自然存在，构建起了自身不同的活动形态及掌握世界的方式。各种形态与方式互为补充，并在相互支持中不断完备着人的生存体验。但人类活动形式及掌握世界的方式不论样数多么繁复，品质多么“齐全”，最终都必然要归复人的自然存在，并力主打造人类健康的肌体，构建愉悦、恬适的生存情境，以呈现人与自然生态之“化”。互换就是指生命体之间、生命多样性之间的机能交换，以能量的流动与信息的传递为主要方式。从生态有机性结构的流向中看这种互换，其中还有超越躯体能量的成分，对人来说不仅是躯体能量的互换，还是精神能量的互换。就后者而言，一方面，人可以将自然物的物质能量转换为精神能量，另一方面，人也可以直接以自然物的物性特征和品质，形成人生命活动方式和人所应该具有的品质的参照。人向自然生态转换这种精神能量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精神能量互换的间接性更为重要的方面，还在于人的精神活动及创构人的精神品质，是通过特定的人格体验来推进这种互换的。

第三是互渗、互通与互生。构建生态有机性系统，使生命多样性之间进行能量交换与信息传递，并不需要完全改变物的形态和生命存在形态，或者是进行物理变形，对人的活动而言，更重要的是机能的渗透。物理性改造是一次性的，有时是不可逆及不可恢复的，对能量的获取也是单体的、暂时的，而互为渗透性必然要强调能量互换的持续性、永久性，这必然是非物理性的，要有非物质形态的改变与改造。人的活动能量的渗透，必然伴随着情意性的渗透。在互通与互生的关系中，互通是表层的，互生才是内在的、根本的。互生不仅要求生命体的互为存在，更要求生命能量的互为增长。只有能量的增长，只有完善生命多样性中各种生命体“自体”之构形式的多样化及生命的生存机能的多面性，才可能显示“互构”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在同生共长、互惠互利中展示生命的价值。

生命能量之“互构”的多层次及复杂性，使多样生命体从中互惠互利，都能得到实惠，其产生的“双嬴”及“多嬴”的效果就表现为生态系统健康。人类生态系统健康是多向多面之“力”的结构组合，不论是反向力还是同向力，不论是外向力还是内向力，不论是向心力还是离心力，不论是人力还是物力，不论是肌体的力还是精神—心灵之力，不论是情感—想象之力还是理智—意志之力，都必然是以生命力为凝聚点及连接点，形成多重“力”的结构融合，以此“合力”构筑生态健康，从而推进人的健康性生存。

三、人的健康生存及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性

人的健康性生存的基础在于生态系统健康的支持，其本义应该指人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状况。关系的和谐程度实际上就表现着健康程度，最简单的意义在于由生命能量之“互构”而呈现的机能更新、代谢程度及交换渠道的顺畅，其中系统肌体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尤为重要。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曾讲到：“一个有机体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内部的能够自我更新的能力，这种能力被认为是健康水平。”①生态系统健康主要是一个功能性概念，它显示稳定、活力、自调节及更新能力。它对人的活动的支持，一方面要呈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多重关系的生态和谐程度以及功能展示程度，另一方面则促成自然、经济、社会、精神文化之复杂生态系统的有机合成性及协调综合能力。

就人何以守持生态化的生存本性而言，其健康性并不限于躯体性生存的健康，主要还是以人的生命体验的有机性及生态化的程度来体现，或者是以这种综合性的健康指数来体现。其中，生态化及生命自由化程度越高，其健康性就越高，这实际上是由自我更新及自我调节能力的高下所决定的。如果人们能够从这种健康体验中获得更高层次的愉悦与，那么所呈现的人的生态化生存的程度就越高，对自身肌体生存能力及质量的反馈程度也就越高。因为这种综合性生态化程度决定了人类生态系统的能流状态，也决定了系统生命活力的指数。生命活力强的生态系统必然具有强的抗干扰能力，因之就有较强的能力抵抗“疾病”，保证生态安全，用生态学的术语说，这就是系统弹性。弹性越大，系统就越健康，就越具备系统适应性，就越能够克服系统的脆弱性。美国生态学家西蒙·A·莱文（Simon A. Levin）在分析复杂适应系统时就说：“有充分理由认为，自然系统并不那么脆弱，起码它们是复杂适应系统，在面临环境压力的时候，或许能够改变并且形成新系统。然而，什么是脆弱的？维持人类所依赖的服务是脆弱的。没有理由指望系统在保护这些服务方面是稳健有利的——回想一下，它们允许我们生存，但并不因为允许我们生存而存在，所以我们应该问的是自然的服务是何等脆弱，而不是自然如何脆弱。”①

人类生态健康也多方展示了系统弹性的强度，具有较强的能力平衡人的精神生态和不断地创生充满活力的生命体，且具有较强的反馈能力，指示人们不断地活化生态化的生存机能。这种强弹性机能，使生态系统健康起码铸就了两重意旨：一是生态系统本身的健康，二是系统为自然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和谐交融提供的健康指数（或者是生态有机性性指数及福祉呈现）。这同时证明，自然生态系统需要且有能力为人类生态系统输送无数平衡、完整、生态力强的生命体，同时也需要人类生态系统为其提供完备的接纳机制及良好的生态氛围。生态健康所提供的人的健康性机能，不仅在于活化那种创制人的生存必需品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还应该有维护生态系统完善、保持系统平衡、构建永续发展能力的健康的人。

人类生态系统的运行一般有三个基本要件，即自然生态系统、人的生命肌体系统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系统。前两者是基础要件，后者则是前两者“化性”生成及保证。就健康性生存而言，人的肌体健康看似一种自然性的存在，但当人作为“类”存在时，人的社会机能及文化存在就起到了决定作用，使得人的健康性的深层机制更在于社会—经济—文化—精神系统健康。这种健康性不仅为人们的健康生存提供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及精神支持，还要不断地生成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的保护机能。事实上，对社会—经济—文化—精神的职能构成来讲，建立自由、和谐的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的职能系统，是其健康性的最大体现，也是促成人类生态系统健康的最大体现。事实上，人类的健康性存在之根应该在自然生态系统，人需要在自然生态系统健康中生成自身的健康。对人的生态健康来说，健康性的实现不仅需要外在的自然生态有机性，更需要内在精神—灵魂的生态协调与平衡。这种意义说明，尽管人类健康性生存的基础在于自然生态系统健康，但其保障机制却是人类自体的健康，主要是在健康的精神—灵魂以及由此而疏通的人类自体存在向自然生态能量流动与转换的反馈渠道，这可以称为精神生态的补偿机制。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指数来认识。

首先是活力指数。充满生命的活力和不断迸发生命的激情是健康肌体的重要标志，人的生态健康也使系统充满了活力。人的健康肌体的活力包含多重内容，有自然躯体的健康，即肌体的运动、进食、营养、代谢以及精神的愉悦；有精神的健康，即对生命存在的生态性关爱为核心的精神—心灵的平衡态；还有健康性的能流互动与信息互换。这要求健康肌体必须建立与外界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流交往机制，并进而体现系统整体意识。就健康的生命体本身来说，自然肉体健康是外显的，社会生态健康是基本的运行机制及平台，精神生态健康是内隐的。后者既是根本性的，也是反馈性的。三者既可以相互转化，也可以相互支持。自然躯体健康可以使精神健康具有感性存在的支持，使之拥有生命体的支撑；精神的健康可以为自然躯体健康提供内在的动力，使生命的躯体始终处于充裕、勃发的状态，使健康的肌体总会发散着生命的能量，进而强化生命肌体的外化机能，使生命的存在总是处于价值增殖的状态中。

其次是组织指数。人的生态健康也是组织结构性的，它主要体现为运动、进食、营养等能量生成的基本健康状况。尽管精神健康是“属人”性的，但对人的健康性系统结构而言，精神健康应该是重要的健康指数，因为人类生态系统构建的活性机理除了自然生态机理外，主要是由人的活动中的活化系统机能来决定的。人的活化机能不仅体现在精神健康方面，并且精神健康还是其主要支配因素，其基本的组织能力就在于主动地作用系统的有机性及构建协调的系统结构。精神健康的最大特征体现在由内而外的功能运作上，其基本职能总是作用于人的内在活动机制，其基本的组织结构也是通过这种内在的作用力来实现的。这种内在的作用力表现在通过人的精神—心灵结构的平衡态方面，通过完备人的知识、观念、信仰、道德，乃至审美等精神体验方式，以此合成特殊意义上的人格结构，进而实施精神健康的组织职能。

第三是反馈指数。反馈性实际上体现了相互支持性。也就是说，人类健康性的生存既得自于生态系统健康性的支持，同时人类生存的健康性也必然为生态系统的健康提供支持。事实上，人类健康性生存的最大作用力在于精神—灵魂的健康及其为物质肌体性健康存在提供生态有机性，但这种支持有直接性和间接性两重表现。在直接性方面，精神—灵魂的健康直接作用于人的肌体，并保持人的肉身躯体能够始终处在活力无穷的状态中。在间接性方面，精神—灵魂的健康对自然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意识，对资源、能源的节约意识，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的建立，在构建自由和谐的生存环境条件下作用于人的自然躯体的健康。

四、人的健康生存弹性机理的评价机制

鉴于对精神生态健康的反映指数的分析，我们还可以从自组织性的结构特征、功能性的系统活力以及对人类生态系统的适应力而表现的弹性机理等方面，设定一个基本的评价机制。

首先是结构的适度性。任何生物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必须与其他物种建立生态关联，其中，既体现系统的共有本性，也展示物种自体的存在特性，进而表现群结构的自组织特性。人类作为生态系统存在物的一切活动方式，也必须体现出系统的特性。人类生态自体存在的重要特性及自组织特性，会由精神健康指数及精神生态平衡机能来展现。也就是说，人类生态的自组织结构必然是独特性与适度性的统一，既具有自身的特征，也必须在生态系统中进行机能的适度发挥，或者必须是依据生态系统的需要而发挥系统的效能。这种适度性的保证机制及其基础的组织特征，并不仅仅由人外在的活动方式来表现，而实际上是由内在的精神健康以及精神生态的平衡机制来保证的。

其次是主体能量的转换性。从生态主体性的角度来说，主体既是中介，也是过程，因为主体禀赋着将外在能量转化为内在能量，又将内在能量向外在输出的职责。但主体能量的这种转换不同于物质生产过程，不是直接以物质形态转换方式来进行的，而主要是利用物的能量。或者说，它不仅是形态的变异，更是能量转换，是将物流与能流转换为价值流，并且以生命能量存在的形式而成为生态的内在因素。作为主体性的动态转换，这里还需要将生成性的主体存在（生产、劳动、实践）转换为活动性的主体存在（消费、实现），即将静态性的主体存在形式转换为动态产品消费的主体存在形式。这里，产品物的形态只是中介，它只是搭建机能转换与流动的桥梁，其中流动的主要是主体的生命能量机能。

第三是弹性应对性。弹性表现为系统的适应力，生态健康的弹性也蕴聚在对人类生态系统的适应力上。生态对于人类生态系统来说，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源状态而存在，因而其物化形态及功能效力发挥也是有限的，这就使生态弹性必然是在有限性存在中，并含有脆弱性。在时代、历史、地域、群落等接受境域中，生态、环境及资源有循环再生性的能力及补偿能力，其弹性应对性主要是指这种再“生”的能力。人类解决物质资源短缺的途径可能有很多，科学技术、经济运行方式虽然是重要途径，但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态健康性生存问题。显然，这更需要道德关怀及人文性的注入，即需要道德、精神及人文性的补偿。英国生态主义学者布赖恩·巴克斯特（Brian Baxter）就说：“如果自然界能够尽可能的多样化，对人类来说，他们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之间紧密联系的选择机会就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增进人类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就要培育某种重要的道德关怀，以最为广泛、最大程度地保护自然的多样性。不过，这是一个人类对于多样性拥有道德责任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按照多样性在于它本身而进行独立的道德权衡的问题。”①

在人类生态系统的结构与节律运中，“精神/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精神与维护交融起到互构、交流与组织的作用。莫兰说：“文化处在人的精神中，活在人的精神中；人的精神处在文化中，活在文化中。我的精神通过我的文化去认识，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文化也通过我的精神去认识。”②从精神文化的生态健康角度解决人类对生态与环境、对资源与再生、对现实与未来生存等问题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提升这种认识需要深度认识人类现有生产方式的可行性，需要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而这又不是个体性的行为，而必须是人类的共同行为。“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能把有益于环境的生活方式只作为个人的道德问题，停留在个人行为的框架内，而是要形成新的共同的生活方式、扩大共同生活圈。在共同协作中进行交流是环境问题理解为我们自己的问题的一个关键。”③时下，我们应该清理我们的发展理念，理性地思考我们的经济运行方式、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合理性。如果我们要提升生态功能的呈示和价值流向，就必须寻求系统效力发挥的最大值，需要促生生态功能的最大弹性，并通过人的精神生态运行，去完成科学技术、资本运行以及政治、哲学、伦理等无法实现的事情。

①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概念框架工作组：《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张永民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周易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页。

③（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周易正义》，第86页。

④（汉）扬雄：《太玄》，郭万耕校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页。

①（清）张志聪集注：《黄帝内经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方春阳等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33页。

①（法）埃德加·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吴泓渺、冯学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②参见盖光：《文化生态“化性”构成的多样性与全息性——兼及文艺生态的透视》，《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①（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①（美）西蒙·A·莱文：《脆弱的领地：复杂性与公有域》，吴彤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

①（英）布赖恩·巴克斯特：《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第2篇：动物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范文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但长期以来，受到自然和人类非理性活动（例如：海洋灾害、过度捕捞、海洋资源开采、污染物大量排放、滨海城市人口剧增等）的影响，使得近海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需求难以保障，近海本身的循环与自净也得不到保证，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生物栖息地变更，生物群落结构异常，赤潮，海岸、堤坝的侵蚀、倒塌等［1－4］危害，从而引发了全球范围近海生态系统的退化与服务功能的减弱。有关近海生态系统健康问题受到各国政府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已成为海洋学、环境学、生态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虽河流、湖泊等淡水水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研究已开展的较多，相关的理论体系已较为完善［5－7］，但关于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目前还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尚无比较完善且成熟的理论体系出现，尤其是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研究尺度方面。目前为数不多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研究主要集中在分区或区域［8－14］这一单一空间尺度上，时间尺度的选取由于资料收集、监测条件等限制也较为单一，但就近海评估本身而言，一个完整的近海生态系统评估体系应覆盖多个时空尺度，而且影响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胁迫因子、决策者的总体目标、管理方式等都与时空尺度有关，对近海的评价、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方式都是在不同尺度集成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对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首先要明确的核心问题就是尺度问题［15］。但在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还未见相关时空尺度的研究报导，故本文在借鉴河流［16］、湿地［17］等时空尺度分级的基础上，界定了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时空研究尺度，以期为正在开展或将要开展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研究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1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空间尺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等级系统理论在生态学的多个领域广为应用，为理解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动态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为解释尺度效应及发展新途径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基础［17］。根据等级系统理论，并在借鉴河流、湿地等空间尺度分级的基础上，将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的空间尺度划分为微观尺度（点位、断面）、中观尺度（分区、区域）、宏观尺度（全近海海域、全球）3个等级。 1．1微观尺度：点位、断面 点位、断面具有功能统一的特点以及均质的特征，代表着近海生态系统的微生境，能较细致、具体的表征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的状况，便于进行不同点位、断面间的对比分析。由于点位、断面的空间尺度较小，以点位、断面为单元收集数据，可为近海管理提供更详实的资料，是诊断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的基础，同时也为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深入研究近海生态系统健康提供基本保障。目前水质理化参数、生物指标以及沉积物环境指标等评价指标是这类尺度近海生态系统健康关注的焦点。人类对水质污染的研究始于对水质理化参数的监测和评估，也是长期用来反映人类活动对近海生态系统影响的传统手段之一，水体中营养盐和污染物质的含量、pH值、水温、透明度、SS等参数均可被用来表征某一点位、断面的水质污染状况。而生物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诸如近海生态系统中物理、化学等多途径、多方面的综合影响，也可用于研究生物体对人类活动的响应，探究近海退化的原因，现已逐渐成为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的主要手段之一，其中海獭［18］、海牛［19］、海豚［20］、海鸟［21］、海龟［22］等常用来作为评价近海健康的警示物种。另外，在近海健康多指标综合评价中，浮游生物、底栖生物的丰富度、优势度、生物量等指标也经常用来反映目标海域的健康状况。由于近海水质长期受到污染，使得沉积物中蓄积了各种各样的污染物，同时底泥的受污染程度也是影响底栖生物的重要因子。在水域环境中探讨的沉积物指标主要包括有机碳、硫化物、重金属含量以及底泥污染指数等。因此，以点或断面等微观尺度评价近海生态系统健康具有较好的对比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有利于近海生态系统的管理和修复措施的具体实施。 1．2中观尺度：分区、区域 在对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进行评价时，往往可把一个区域海域分成几个区进行研究，每个分区中又可包含数个点位或断面。区域是某个地区或特定地域的一种泛称，面积可大可小。在评估近海生态系统健康时，可选自然地理单位或社会政治经济单元（即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作为区域中观尺度。在分区、区域尺度上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可有效监测和评估大面积海域所处的健康状况，识别分区、区域尺度上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的约束因素。与微观尺度上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监测与评估不同，中观尺度评价不仅要考虑单个点位或断面上的评估指标，还需关注人类活动对大面积海域的胁迫（如分区、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活动、城市化规模和人口分布状态等），并结合水文和水质等资料判别近海的生态特征，从更大尺度上识别自然和人类活动对近海及其周边环境和其余邻近生态系统的影响。分区、区域中尺度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以点位或断面的详细数据为基础，再结合近海生态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以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等因子具体的表征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的状况，并可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 1．3宏观尺度：全近海海域、全球 全近海海域是以水为媒介融合起来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综合体。全近海海域面积上的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状态直接决定着近海结构和各项功能的健康。海洋是全球水循环系统中重要的一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人类对全球水循环系统的干扰能力也越来越大，温室效应、酸雨等全球范围的影响作用都会影响到近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因此，随着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监测技术和手段的不断成熟，开展大尺度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分析全近海甚至全球海域健康质量的变化趋势，并为从源头上对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进行维护和管理提供依据，是该领域的一大发展趋势。全近海海域、全球尺度上近海健康研究能从宏观尺度上把握近海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规律，可为大尺度的海域规划、管理和保护提供决策依据，但其评价指标、评估方法和评估模型也将更为多样和复杂，且资料的收集也需借助3S等技术以及跨区域、多国家、多学科的协同与合作。总之，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对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进行研究的特点也各不相同，所选取的评估因子也会有所区别（表1），具体针对实际的研究问题可选用一种或多种尺度。#p#分页标题#e# 2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时间尺度 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时间尺度，随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的不同，选择也将不同。短时间的干扰主要体现在对点位、断面等小尺度微生境单元的影响，而区域、全近海海域等大尺度空间仅对长时间大范围的干扰产生响应。因此，近海生态系统管理与修复对象的空间尺度越大，相应的开展评估活动时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与河流、湖泊相比，近海生态系统范围更广，组成部分也更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活动干扰响应也更具稳定性，故在结合近海生态系统本身特性的基础上，对应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空间尺度，将时间尺度分为短（小时、天、季节）、中（一年或几年）、长（十年到百年）、极长（数百年及以上）4个尺度。 2．1短时间尺度：小时、天、季节 短时间尺度是指相对较短的时间段，在这一较短的时间段内，近海生态系统所受到的外部环境作用相对保持稳定，如“一年中的某一季”、“一季中的某几天”、“一天中的某几时”等。在短时间尺度上研究近海生态系统健康问题，可以反映近海在某个时刻受人为干扰的程度，要求所选择的指标易于量测，具有敏感性、诊断性和针对性。其优点就在于它能快速评价近海生态系统的现状和特征，及时提供必需的管理信息，但缺陷是忽略了需要在更大时间尺度上研究的近海的自然变量及动力学过程，难以反映近海生态系统健康长期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对其修复效果也大为局限。此外，短时间尺度特征下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标准的确定也较为困难，常常需要借助国家标准，特别是水质标准和相近区域同类型受人为影响较小或无人为干扰状态下的近海中相应指标值作为参照状态等。Hua等［23］选取春、夏、秋、冬四季作为时间段，评价了江苏省近海海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就是对开展短时间尺度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有益探索。 2．2中时间尺度：一年或几年 中时间尺度主要是指一年或几年的时间段，其结果可用于评价人类对近海开发的规划、实施以及后评估过程中近海生态系统状况的变化，比较管理行为实施前后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特征，分析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的动态变化过程及其长期发展趋势，更易于近海生态修复措施的实施。这一尺度上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有助于更好的提出近海生态系统管理和修复措施或识别人类活动对近海生态系统的干扰影响因子，其主要特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周期性。 2．3长时间尺度：十年到百年 长时间尺度主要是指十多年、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段，在这一时间尺度上往往更关注的是宏观层面上的近海土地利用、景观过程与格局、水文周期、完整的水生食物链等因子，只有对其进行系统持续的监测与评估才能辨明作用于近海生态系统的长期人为或自然的干扰。这一时间段特征下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指标选取的标准常以历史时期的数值为参照，同时考虑理想水平下要素的取值范围，通常以要素的变化率或各种指数来表示。长时间尺度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估不仅可在掌握历史时期大量数据及其相关演变趋势的基础上，系统分析近海系统特性及其生态变化规律和其内在变化机制，也可识别不同干扰程度下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关键影响因子以制定相应的管理和修复对策。Xu等［8］选取10年为一时间段，比较了20世纪70－90年代的香港吐露港附近海域的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就是对开展长时间尺度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有益尝试。 2．4极长时间尺度：数百年及以上 极长时间尺度是指数百年、上千年甚至几万年的时间段。地质地貌、土壤、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因素是这一尺度的近海健康评估考虑的重点，而这些因子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演进过程。此外，极长时间尺度本身也意味着该研究领域内的那些概念或因子通常不一定以现有的观测和实验为基础，而更倾向于通过对久远事件的解释来研究，如地学专家会关注几万年前发生的地壳运动、全球性气候变化等所引起的海洋演变。大时间尺度的缺点或不足在于许多要素的历史资料没有记载或不完全，收集或模拟也相当困难，会给评价结果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在综合考虑近海生态系统管理的要求、空间尺度的大小、修复效果的有效性等基础上，有时需要将不同的时间尺度结合起来评估近海生态系统健康。不同时间尺度的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关注内容见表2． 3结语 尺度是景观生态学或群落生态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16］。同样，根据所研究的对象、目的与内容，明确近海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时空尺度也极为关键。在借鉴河流、湿地等时空尺度分级的基础上，可将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的空间尺度概括为微观尺度（点位、断面）、中观尺度（分区、区域）和宏观尺度（全近海海域、全球）3个等级；结合近海系统的本身特性，对应近海健康评价的空间尺度，可将时间尺度划分为短（小时、天、季节）、中（一年或几年）、长（十年到百年）和极长（数百年及以上）4个尺度。

第3篇：动物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范文

人类在生活中不断地接受机体内外环境中的各类信息。从信息对人的健康的影响来分，可分为良性信息和恶性信息。与人类健康相关的信息依人类接收信息的方式大致可分为有物质外壳的信息（非语言文字）和无物质外壳的信息（语言文字）两大类。

人类要学会充分吸收对健康有益的良性信息并处理“心灵的垃圾”，才能有利于自己的健康。

健康形态学

1．健康态的基本要素：

生理功能、心理状态、营养状态、体能状态、体质特征、思想意识形态完美程度

2．健康态的基本分类：

健康常态指符合目前健康标准的人的生存状态。生存状态是用系统健康学的一些参数（代表着生命过程中的具体现象）来描述的。随着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认识的不断深化，健康标准也会随之修正或补充完善的。

超健康态超健康态有两层含义，其一即目前少数人能够达到的近乎“天年”。所谓“天年”，就是天赋的年寿，即天然寿命，一个人理论上应该活到的岁数。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寿过百岁的健康之星越来越多。在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中对养生与健康长寿的关系及何谓“终其天年”有精辟的论述。“延缓人的衰老，提高人的寿命”就是系统健康学所要追求的、人类想要达到的境界，也有人称之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其二是主动的智慧的“开悟”状态，能使人达到最高的生存境界，其三是潜能迸发的状态，人的智能和体能在某种状态下可以超极限发挥，多与被动的应激状态有关。

次健康态就是所谓第三状态或慢性疲劳综合征。简单说就是非疾病状态，也非健康状态，处于两者之间，可能向健康或恶化两个方面发展。若长期处于次健康状态，将对人的生命质量造成负面影响。

对健康态基本不影响正常代谢和寿命的机体完整性的轻微损伤。

偏离健康态主要指疾病恢复期和一些慢性病迁延状态。心理上的轻度异常也属此类。

非健康态疾病活动或发作期。

个体生命过程不同阶段的健康问题――健康过程论孕育健康学，发育健康学，普通健康学，老年健康学

完美健康态的六大要素――健康；道德；安宁；智慧；潇洒；长寿

健康是指身体、心理的健康，是完美健康态最基本的条件，是另外五项的基础。

道德即其人的道德意识符合其人所处社会之道德规范，正确分辨真伪善恶美丑荣辱也是人类健康的内容。孔子的“仁者寿”已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安宁即是佛经中所说的正受，是一种没有忧虑、没有恐惧、没有私欲、没有攀缘、没有矛盾、离开一切执着，相对调和、统一的心境。这是东方文化及养生学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对人类实现完美健康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所谓“静神以摄生防病”之意。

智慧佛经中的“般若”一词就是智慧，是说人类应该把自己从各种贪婪和执着中解脱出来，达到恬悦、闲适和睿智的理想境界，通过适当的修为，把平凡单调的人生与生活变为一种充满喜悦、真实与创造性的人生艺术。

潇洒是一种人生态度，潇洒之人通常被认为是位于生活最高层次的人，他们能够让思想游曳于无穷的境地。

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目标、也是健康的重要外在表现。随着科学和文明的进步，人类的平均年龄已经大为提高，“终其天年”经过不懈的努力终究会变成现实。正如《内经》中所描述的：“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阴阳，调於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淡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内经》上古天真论篇第一）。这里也反映了古代人以“自我内在操作方式”进行的养生实践活动及其对人的生命质量有益的影响。

健康测量学

健康测量学是对可观察到的生命的外在现象甄选、参数化并进行测评，取得关于健康状况的量化指标。

健商（HQ）即生活质量参数。在生理、心理和对社会适应能力、健康的基础上，健商代表一个人的健康意识、健康智慧、健康知识和技能。像智商、情商一样，健商也是一个人的特征之一。其与智商的特点不同的是，健商不是先天决定的，教育、认识、毅力和情商都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健商”。

心理学参数的测定焦虑、抑郁、生活质量和疾病自评量表。

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水平的参数基因与癌；分子疾病；端粒与端粒酶测定与人的生物年龄；激素水平测定；维生素与微量元素测定；蛋白质、脂肪、醣类、核酸四大物质代谢。

细胞水平参数细胞形态学的改变；线粒体改变与人的衰老；微循环状态检测。

器官水平参数CT、B超、骨密度测定等器官形态学；踏车试验、心输出量测定、肺功能测定、肾功能测定等器官功能学。

整体水平参数心率、呼吸、体能测定、体质测定、代谢速率等。

心理健康水平评估

社会学参数包括国家健康方面的政策、家庭、爱情与婚姻、工作与收入、社会安定与治安稳定、生存压力、教育背景等。个体健康态的确定是多个参数加权综合的结果。

疾病风险预测

健康常态的维持和发生跃迁的要素

生命的内在自作与生命状态的跃迁

中国生命科学的实践表明，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对生命的存在形式通过比如瑜伽修炼等进行操作，的确能达到相当高深的生命境界，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健康心理学研究心理健康的维护和心理因素与健康的关系

健康体质学健康体质学是个性化养生保健方案的理论依据。体质学涉及个体生命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体质是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表现出的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这种特质反映在生命过程中的某些形态特征和生理功能特性方面，对自然、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力方面，以及发病过程中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病理过程中疾病发展的倾向性等方面。每个人的体质各有特点。这就决定了保健养生的具体方案必须是依据个人的体质来确定的个性化的才可能是比较科学和实用有效的。

健康动力学研究各类具体的保健养生技术与方法。包括饮食与健康的理论与实践、运动与健康的理论与实践、瑜伽与健康、刮痧与健康、自然养生法（植物精油、SPA等与健康）、体质养生等。

健康教育与传播学健康知识与健康理念的传播。

健康行为学研究健康意识转化为健康的行为与生活方式；不利于健康的行为的纠正。

健康社会学研究社会因素与人类健康的影响。

健康的本体论认识与健康哲学关于健康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指导性研究，包括对人类生存与健康的本质的理论研究及认识论和方法论等。

第4篇：动物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人类健康；经济发展；辩证逻辑

一、引　言

市场经济制度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明，其对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贡献举世瞩目。然而，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信仰缺失等问题也在以不容小觑的速度持续恶化，并逐步侵蚀着全人类的身心健康。据统计，2012年全球约有1260万人的死因是“在不健康环境中生活或工作”，约占全球死亡总数的1/4；①每年全球有1/10的人因食用受污染的食品而患病，并导致42万人死亡；②1990年到2013年期间，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数上升了近50%，全世界近10%的人口受到影响，精神疾患占全球非致命疾病负担的30%。③可见，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关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学分析，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演讲，他指出健康的改善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并认为健康和教育是最核心的两类人力资本形式。④此后，关于人类健康的经济学研究不断丰富，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从主流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人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部分学者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引入经济增长模型，继而通过模型和实证得出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①二是分析经济增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类分析大多认为经济增长会带来收入和健康投资进而提高健康水平。②三是研究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部分学者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经济增长与健康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③也有部分学者认识到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陷阱”，阐明了健康—污染—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④与主流经济学普遍认为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则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必然性。沿着这一思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从诸多视角探讨了人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从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与经济的矛盾关系、摆脱生态危机的路径等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

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因此必须重构传统社会主义；⑤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将资本积累与生态的矛盾引入分析框架，试图探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结构演变方向；⑥法国调节学派则指出资本和自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粮食、能源和环境的危机，并认为要摆脱生态危机就必须转变调节方式。⑦在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问题上，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部分学者从劳动异化、人的异化、生态异化、科技异化等方面剖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的负面效应；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观进行了系统剖析，并认为这一思想能够为解决生态问题、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方向；⑨还有部分学者探讨了促进人与经济和谐发展、实现“全面而自由”的人的设想及实现路径。⑩综上可见，目前关于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十分丰富，但仍存在拓展空间。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大多讨论人类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于经济增长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则论证较为简单，对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辩证剖析则更为鲜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相关分析大多聚焦于“人的发展”，并未对人类健康进行具体分析，因此也就无法深入探讨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此外，现有研究对人类健康内涵的界定仍相对狭隘，大多将其与身体健康等同，这一界定已不再符合当前“大健康”的时代背景。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位为“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本文所讨论的人类健康正是以这一定义为基础，并从经济学视角予以扩展和解读，也即人类健康的内涵包括如下四个层次：一是躯体健康，即指机体处于正常运作、没有疾病的状态，这是人类健康最为直观和基础的层面，目前对健康的经济学分析大多局限于这一层含义。

二是精神健康，即“每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能力，能够应付正常的生活压力，能够有成效地从事工作，并能够对其社区做出贡献”①的状态，可进一步区分为心理健康（没有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病态和疾病）和灵魂健康（积极乐观、心胸开阔、全面发展的人）；三是环境健康，包括生态环境（即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以自然事物为主体的所有外部空间事物是否遭到破坏）和社会环境（即人类有计划和有目的地创造的以人文要素为主体的所有外部客观事物是否良好）两个层面②；四是经济健康，即经济运行模式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若经济运行完全以资本为核心，则经济主体往往只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此时经济运行相对扭曲；反之，若经济运行能够“以人为本”，则经济主体在行动时会将他人利益纳入思考的范围，此时经济运行与人的发展是统一的。躯体、精神、环境、经济的健康构成了人类健康的四重内涵，且四个层次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作用和内在逻辑。首先，经济健康是其他三种健康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且直接决定了环境健康；其次，环境健康是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重要支撑，其直接影响到躯体健康；最后，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是狭义人类健康的两个层次，其中躯体健康是人类健康的较低层次，精神健康则是较高层次。四个层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大健康”视角下的人类健康内涵。如图1所示。基于上述人类健康的基本内涵，本研究旨在系统剖析现实经济中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关系，探讨理想状态下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继而深入挖掘促进人类与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因素，即健康的经济观，并提出重构健康经济观的政策建议。

二、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的悖论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获得极大发展，在人均寿命、平均营养水平、健康理念等方面均显著提高，因此不少学者直观地认为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从现实来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便开始逐渐显露其缺陷，全球相继出现的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等严重环境破坏现象，已经开始威胁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而食品安全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压力、信仰缺失等问题也在日益侵蚀着人类健康。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关系日渐凸显，且这种悖论有着其自身的必然性和内在逻辑。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一种经济的不健康状态。对于市场经济以资本为核心的性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已进行了严密的论证。他指出，“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货币便得以转化为资本，成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且价值增值的部分由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绝对的致富欲”和“价值追逐狂”①必然会促使资本所有者“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②而实现无休止的价值增值。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运动和增值是经济运行中最核心、最凸显的内容，而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则反而成为隐在资本之下的微不足道的影子。经济运行以资本为核心的必然结果是，经济观念、劳动行为、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日益扭曲和异化，也即一种不健康状态。（1）经济观念上的不健康状态。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运行使得“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③成为绝大多数经济主体的唯一动机，导致社会中拜金主义、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等现象屡见不鲜，人性的冷漠和丑恶显露无遗。对此马克思也曾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这实质上是人的经济观念的一种扭曲和异化。（2）劳动行为的不健康状态。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精细化、生产过程日趋智能化，人类劳动的扭曲和异化程度也不断加深。一方面，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日益畸形，真正沦为由机器构成的“死机构”中的“活的附属物”。另一方面，劳动进一步成为纯粹的谋生工具，成为高生活成本下不得已、不情愿、不自觉的被动行为。据调查显示，中国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8.66小时，其中47.3%的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30.3%的劳动者平均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而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加班现象并不是劳动者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在企业压力下的消极被动行为。④（3）技术进步的不健康状态。以资本为核心意味着技术进步的创新和使用纯粹由利益所主导，因此其代价往往是牺牲大部分人的长远利益。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⑤例如，1931年美国杜邦公司将二氟二氯甲烷（也即氟利昂）进行工业化生产，引致长达50年大规模使用氟利昂的时期，导致南极上空出现日益扩大的臭氧层空洞；再如，1993年美国市场率先推出转基因食品之后，转基因食品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进入全球市场，成为人们生活中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安全因素。相反，那些对生态有利、对人类发展有益的诸多进步技术则往往由于缺乏利益驱动而进展缓慢或无法推进。其次，经济的不健康状态必会导致环境的不健康状态，进而通过多种途径侵蚀人类的躯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不健康状态必然导致环境的不健康。（1）生态环境的不健康。对自身利益的无限追逐总是促使资本所有者采取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过度排放污染物等行为，且利益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也常常是污染加强型的。尽管这些行为也会损害资本所有者自身的长远利益，但扭曲的经济观念使人们经济活动的眼光相对短视和狭隘。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面临的十大生态问题，包括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物种灭绝、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森林锐减、大气污染、海洋污染以及固体废物污染，均与人类破坏资源环境的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2）社会环境的不健康。以资本为核心、唯利是图的经济观念必然导致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劳动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高强度、高负荷的生存压力，无时无刻不体验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甚至仇视，继而也逐渐沦为缺乏同情心、正义感、道德底线的“理性人”。以中国经济为例，2000年以后“地沟油”、“黑作坊”、“毒大米”、“毒奶粉”、“人造鸡蛋”等恶性社会事件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发生着，使社会生存环境变得充满怀疑和不安全。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健康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人类的躯体和精神健康。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不健康会直接损害躯体健康。这一点在医学、环境学等领域已有充分研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的环境公害事件则是这一问题的集中体现。如日本发生的使近万人受害、上千人死亡的水俣病事件，美国洛杉矶市发生的致使几百名老年人超常死亡的光化学烟雾事件，英国伦敦发生的仅在4天之内就造成4000多人异常死亡的烟雾事件，等等。①另一方面，社会环境的不健康是造成精神不健康的重要原因。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每年有约4亿人患有抑郁症，超过2100万人受到精神分裂症的影响，每年约有80多万人自杀身亡。

②精神不健康是社会、心理和生理因素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国家政策、社会保护、生活标准、工作条件、社会支持、社会压力等，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最后，人类健康必然会陷入“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并最终成为遏制经济发展的致命枷锁。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作为狭义人类健康的两个层次，彼此也有着密切的相互影响。有研究显示，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密不可分，两者的不健康状态会相互恶化。此外，躯体和心理的不健康还会使灵魂健康更加难以企及。躯体与精神不健康状态的相互恶化，会反过来加剧环境的不健康，使人类健康陷入“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躯体的不健康会加重社会医疗成本，普遍降低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从而压缩资本所有者的利润空间，这会促使资本所有者采取更加不可持续、缺乏底线的生产方式，以挽回其利润的损失；精神的不健康常常使人更加偏激和冲动，倾向采取暴力、报复，这会加剧社会环境的不健康；而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健康又会进一步恶化躯体和精神的不健康，使三者陷入恶性循环的深渊。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这种恶性循环逐步形成，外部的调控措施将难以取得成效，即使对某一方面有所改善，但趋利性必将促进资本所有者寻求其他路径，因而无法从本质上解决人类健康受损问题。“躯体—精神—环境”不健康的恶性循环必将导致人类健康水平持续下降，并最终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遏制力。资本得以价值增值的秘密就在于，劳动力商品能够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这一特殊性，因此劳动力能否得到及时并充分的补充是这一增值体系的根本，也即“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且“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③也即在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当前劳动力健康以及未来劳动力健康是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伴随人类健康的持续恶化，很可能成为影响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继而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关键因素。综上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悖论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这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继而促进人类健康的改善；另一方面，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又必然会导致经济、环境、躯体、精神各方面的不健康状态，并使之陷入恶性循环，人类健康的持续损失最终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反作用。这一悖论关系如图2所示。

三、人类健康与“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知，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并不能与人类健康形成良性循环，既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取向。因此，如何推进和实现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关系是当前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对此，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论述中得到启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及其对人的束缚之后，也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构想，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特征：一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人对人的剥削关系。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所在，是造成阶级对立和无政府状态的根本原因，因此未来社会必须“废除私有财产，代之以财产公有”。①二是消灭商品生产，对全部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在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因此不再需要为了交换而生产商品，所有个人组成的联合体劳动的总产品就是社会产品，并且“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②社会生产不再呈现无政府状态。三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③同时，社会发展还须以“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④也即促进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四是自由人联合体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社会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那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这意味着“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⑥不难看出，所谓“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本身的全面和谐状态，其与本文所探讨的人类健康概念有着一致的内涵，是最高层次的人类健康状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扭曲和异化”，因此在“未来社会”构想中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其最终目标和夙愿，可见这一“未来社会”归根结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于是便可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所构想的“自由联合体”完美地实现了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关系。一方面，“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人类健康为代价，而是与“人的发展”协同提高。在马克思经典作家构想的“未来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不再受到私利的驱使，而是自发地采取对全社会有益的行动，“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

①这实际上是一种健康的经济观念，其决定了经济的健康，继而保障了环境的健康，最终促进了人类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另一方面，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健康状态能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意味着更加高效和自觉的劳动、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行为、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以及更加丰富的社会文明。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述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②。恩格斯还从新型社会分工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分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会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③相比纯粹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显然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状态。基于以上对“未来社会”的剖析，不难发现，要形成人与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关系，其核心所在就是要构建“以人为本”的经济运行模式，而关键环节则是要转变经济观念，也即促使经济主体在行为决策时不再为私利所驱使，而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人类长远利益为行为准则。④

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健康经济观的重构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程度均呈现跨越式发展，但这一发展很大程度上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代价，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与人类健康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缓和当前经济发展对人类健康的损害，并促进人类健康与经济发展从悖论关系向良性关系转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2016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标志着我国的“健康中国”战略正式形成，该纲要也将成为今后15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在会议上强调了“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四大原则：一是健康优先，即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二是改革创新，即加快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三是科学发展，即依托中医药科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健康信息服务体系等科学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四是公平公正，即促进健康中国全民共建共享，加大健康扶贫以及弱势群体健康保障工作力度。可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为建设健康中国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初步蓝图，其中也不乏诸多可操作性的措施，但要真正落实这些政策并取得显著成效，仍任重而道远。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健康与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悖论关系，如果不能对经济的不健康状态有所改变，政府的外部调控政策很难真正得以落实。对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却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在这种条件下，要逐步实现人与经济从悖论关系向良性关系的转变，一个十分关键且具有能动性的途径就是，对经济观念进行重构，大力推进“健康经济观”，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

“健康经济观”，与当前的逐利经济观相对应，其核心在于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不再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单一目标，而是自觉自发地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健康经济观作为经济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环境健康、躯体健康、精神健康有着逻辑的一致性和正向的互促性，是缓和人与经济悖论关系的有效措施，也是构建人与经济良性关系的重要基础。要构建“健康经济观”，需对“发展”、“公平”、“效率”、“技术”等含义进行重新理解。首先，应倡导“健康经济发展观”，其核心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健康不断损失，“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方有可能实现与人类健康的良性互动。健康经济发展观是对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微观层面的扩展，它不仅要求政府作为制度创新主导者将人类健康置于重要地位，还要求每一位社会经济主体逐渐转变其经济发展观念，从原有的逐利发展理念向人类整体发展理念转变。其次，应倡导“健康经济公平观”。其核心是：谁在生产或社会交往过程中损害了他人的健康利益，谁就必须付出同等或更多的健康利益补偿。健康经济公平观包括起点、过程、结果公平三个层面：健康起点公平，意味着同代人之间、代际人之间应享有同等数量和质量的健康环境和健康服务；健康过程公平，则意味着对于任何损害了他人健康的行为，行动者须对受损者提供足量的健康利益补偿；健康结果公平，即指在起点和过程公平的条件下，若部分群体的健康利益仍显著低于其他群体，政府须发挥作用，以尽量保证所有经济主体获得大体相当的健康水平。再次，应倡导“健康经济效率观”。

其核心是：健康补偿的成本须纳入经济效率核算。传统的经济效率观通常只追求生产性效率的提高，也即资源投入与产品产出之比。健康经济效率观则强调应将健康利益补偿及保障成本纳入经济效率来考量，包括对过去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害的追加补偿、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失的即时补偿以及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健康利益损失的保障性支出。最后，应倡导“健康经济技术观”。其核心是：技术进步应以推进人类整体利益和促进人类全面发展为导向。与当前私利驱动下的技术进步不同，健康经济技术观要求技术进步须以促进人类健康为目标和导向。一方面，技术进步必须满足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而不是通过牺牲人类健康的方式使技术创新者获利。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一味地用机器替代人，导致劳动者能力不断扭曲且愈发隶属于机器设备。基于以上对健康经济观的解读，本文提出如下重构健康经济观的对策建议，以推进和保障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效实施。第一，促进健康经济发展观的对策建议。一是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转变经济主体现有的行为方式，促使健康发展成为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选择；二是增强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路径依赖，也即加大经济主体放弃健康发展并转为传统发展的成本和代价；三是加强健康经济发展观的宣传和教育，逐步扭转社会中极端逐利的风气。第二，推进健康经济公平观的对策建议。

第5篇：动物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传统；保健；哲学；探讨

文章编号：1005-619X（2007）05-0279-04

1 “精、气、神”三位一体的生命观

中国传统生理学认为，“气”是人类生命体的物质元素，也是维持生命运动的物质基础。“失气则死，有气则生。”……“气”是维持、保证生命存在与延续的基本前提。中国传统生理学又将“气”分为“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当男、女交媾，男子之“精气”与女子之“血气”交融而合为一气的瞬间，一个新的生命体就诞生了。男、女精血形成的生命原生物质，称之为“精元之气”，简称为“精气”或“元气”。因其是生命体与生俱在的物质，故称之为“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指从机体之外吸收的营养物质，主要又是从水、谷物等食物中获得，所以，又叫“水谷之气”，简称“谷气”。人的生、老、病、死取决于“气”的营运代谢。杨泉在其《物理论》中指出：“谷气胜元气，其人肥而不寿；元气胜谷气，其人瘦而寿。”“后天之气”只是负责营卫机体、补充代谢，保证人正常生命运动所需的能量物质，并不决定一个人的寿诞。“先天之气”决定着生命存在的状况，才是决定一个人生死的物质基础。故古人称“先天之气”是“生命之本”，“后天之气”为“生命之用”。生命衰竭的根本原因在于“先天之气”不断被耗竭的结果。保持“先天之气”的充盈，尽可能地减少其外泻，就成为长寿的基本前提。

按照中国传统生理学说的看法，生命运动的营卫代谢存在一个主宰，负责操纵或协调各脏腑器官的功能作用，使机体各组织协调一致地完成生命运动所需要的各种能量代谢，保证正常的生理、心理状态。《太平经》曾用驾车来比喻物质能量代谢，指出：身体健康与生命的安危，关键在于“精神”的状况。“精神”好比驾车的驭手，是马稳车平还是马颠车倾，完全取决于驭手的水平。认为生命活动的主宰是“精神”（一般都称之为“神”）。“精神”不是机体之外的“来客”，而是对“元气”及其功能的概括。“精”一般是“精元之气”的简称，是对人类生命元素的命名，是对物质实体的指称；“神”则是对物质实体所蕴涵或具有的功能的一般概括，两者合称为“精神”。故古人说：“凡事人，神者；皆受之于天气，天气者受之于元气，神者乘气而行。故人有气则有神，有神则有气；神去则气绝，气绝则神去。”没有无功能的生命体，也没有无生命体的功能，即荀况提出的“形具而神生”的命题。“精”是“神”的物质基础，“神”是“精”的功能作用，其具体表现为“气”的物质代谢运动。这就是“神者乘气而行，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为治”，决定生命运动的盛衰。公元前1世纪，刘安聚集其门客编撰的《淮南鸿烈》中就指出：“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形（精）、气、神三位一体。当“精元之气”一形成（即“形”的产生），其生理功能“神”也就存在了，生命运动的代谢形式也产生。形、气、神以同一物质为基础。具体表现为不同的生理职能而“相助以为治”，任何一方受到损害，都会导致整个生命体的瓦解。

2 “阴阳和谐”的健康机理

任何生命的产生和存在，都需要一定条件的生存环境，如果基本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或瓦解，生命运动也难以为继。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阴阳和而万物生”的命题，认为阴阳矛盾运动的统一，是生命起源的条件，也是生命存在的条件。指出，人作为生命体，其结构方式是“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人是由精微的“天气”（属阳）与沉浊的“地气” （属阴）相融合而生成，二者的分离意味着生命运动的终结。也就是《周易》所讲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故独阴不生，独阳不长。只有阴阳运动相结合，才符合宇宙生成与演进的法则。就人的个体生命来讲，主宰生命运动的生命物质“元气”本身，就是阴阳矛盾运动的统一体。按传统的说法，男像天属阳，女像地属阴。男、女精血交融，是“天出其精，地出其形”的具体表现。元气（生命体）生成过程本身，就是一阴一阳运动结合的过程。而这个阴阳结合体的生存与发育，也需要一个由阴阳运动结构的生存环境，提供与生成类似的生存条件。“阴阳”只是构成生存环境相辅相成的不同方面。阴阳运动形成的“和谐”，才是生命生成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即“和谐”，主要指阴阳矛盾运动相统一的生态环境。它既是万物生成的基本前提，也是万物生长发育的基本保证。遵循这一基本思想，我国传统生理学将人的机体结构分成若干对立统一的阴阳关系。《内经》指出，正常的生命状态在于机体本身的阴阳矛盾运动处于一定条件下的稳态。因此，处理阴阳关系的大要，在于使阴阳运动趋于协调统一，即“冲气以为和”，并将此种状态称之为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圣度”。如果阴阳不和，或是阴胜阳，或是阳胜阴，都会造成稳定的破坏，导致阴阳离决。这样就会引起机体功能紊乱，或是造成情绪躁动，或是降低自身抵抗能力使机体发生病变，而任何情绪的躁动或机体的病变，都是“先天之气”的耗损或泄漏。因此，能否保持一个阴阳和谐的内部生态环境，就成为衡定机体健康状况的首要条件。换言之，健康或不健康的生理基础，决定于机体本身的阴阳状态，“和”则是健康的标志，“离”则是不健康的标志。

应当指出，“阴阳和谐”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阴阳平衡，不是阴阳比例的算术平均。“阴阳和谐”是一种最佳化合结构和一个互补动态过程，它依据内外生态环境的变化来决定阴阳的比重，而不是阴阳的绝对平均。《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阴阳之要在于“阴平阳秘”，根据节候变化与代谢营运状况，调整阴阳比例，使阴阳矛盾运动始终处于一种互补的最佳状态，以求得整体的优化。

3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保健思想

中国传统医学将影响身心健康的有害因素分为“内伤”与“外邪”两类。“内伤”主要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等社会心理因素对个人正常生活节奏的破坏而造成的不良影响；“外邪”主要指风、寒、暑、湿、燥、热“六淫”等自然因素对正常生命运动带来的不良影响。中国传统保健哲学在处理“外邪”与“内伤”对生命运动造成危害的关系上认为，“外邪”能否导致机体发生病变，取决于机体本身的状态。《内经》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气所奏，其气必虚。”“外邪”使机体产生病变，主要因“内伤”降低了机体自身的抵抗能力，“外邪”才乘虚而入，导致生病。反之，机体有效地防止了“内伤”的发生，“外邪”也就无隙可乘了。因此，对“七情”所引起的“内伤”的防治，在中国传统保健哲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任何派别都视为炼养的前提。“七情”的心理实质，是人对客观事物不同情感体验的主观反映，是受人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决定的，主要又是由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决定的。社会生存环境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中国古人早有论述。《论语》、《庄子》、《内经》等文献中都曾明确指出，无规律的社会生活和动乱的社会环境会对人类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魏晋时期著名思想家嵇康于是提出了“富人多残，伐之者重；野人多寿，伤之者寡”的命题。他指出，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状态与他所持的主观态度，决定着他所承受的生理、心理负担和压力。生活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们，影响或破坏其正常生命活动的不利因素，其程度也有差别。一般地讲，多欲者身心负担较重，健康受到损害的可能性比少思寡欲、身心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就大得多，强调了社会生活在人类保健活动中不可等闲视之的重要意义。

我国传统保健哲学不仅仅指出社会生活影响身心健康的现象，同时，还探讨了社会生活影响身心健康的生理机制。传统病理学认为，引起正常生活节奏瓦解的主要原因是“七情”，即由各种各样欲望导致的情绪波动。按中医理论，“七情”是“神”处在不同反常状态下的具体表现，称之为“失神”。“神”为“君主之官”，是五脏六腑功能的主宰。《灵枢》说：“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七情”所动伤心，心伤则引起五脏六腑功能失调，从而破坏机体自身“内环境”的动态平衡。故有“神躁于中，则形丧于外”之说，最后导致整个机体的瓦解。因此，身心健康状况与人的行为特征息息相关。一个人的健康长寿与否，取决于其对社会生活的主观态度与生活习惯，即荀子指出的：“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使之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强调了人的主观努力对维护身心健康的积极意义。

4 “节阴阳，调刚柔”的动静法则

我国传统医学理论认为，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源泉。人从头到脚，从内到外所发生的病变，无不与气血的运行息息相关。古人运用阴阳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阐释气血运营的生理、生化过程，指出人体发病机制；主要有阴阳失调引起的代谢功能障碍。因此，机体自身的相对稳定和机体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相对稳定，是维持“阴阳和谐”的基本保证，从而提出了“节阴阳，调刚柔”的动静原则。其原则包括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要求调节机体自身的阴阳矛盾运动，维护内部生态环境的稳定。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哲就指出了生命运动本质上是一个“新陈代谢”过程。只有保持适度的代谢水平，促进机体营卫代谢的协调与顺畅，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状态，获得健康的体魄。提出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蛀”的思想，要求机体保持一定的自然运动，防止气血的淤积，保证营卫代谢的畅通。先哲们还指出，人的精力和体力都有一定的负荷极限，任何类型的运动或活动都必须张弛适度，决不能超过机体的负荷能力。在理论上提出“中和”为动静的“圣度”。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三国时代名医华佗明确提出了“人体欲得劳动（运动），但不当使极耳”的身体练习原则，确定了用“汗出为度”的生理反映来把握每次练习运动量的思想。“节阴阳，调刚柔”，就是要求通过适度的机体运动，调节或改善脏腑功能，使其动而有序，保持机体内部生态环境的相对稳定。

另一方面，是要求调节机体与生存环境的关系。首先是处理好与社会环境的关系。通过行为规范和心理调节，防止社会生态环境诱发“内伤”破坏机体“内环境”的有序运动。要求从居处、饮食、劳作、衣着、娱乐等方面人手，节制个人日常生活，保持一个张弛有度的生活节奏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加强专门的心理训练，增强控制情绪和调节心境的能力，从而抵御外界的干扰，保持良好的心境和安定的情绪；其次是采取各种措施，调节机体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促使机体尽快适应物候的变迁。公元前3世纪左右，中国养生家就分析了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气候特点对生命运动的不同影响，分别设计了不同季节条件下的生活节律与活动特点，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中国古代还根据阴阳五行运动规律，比照机体组织的五行生克关系，精心设计了身体锻炼与训练“模式”，就练习时间、方位、方法、任务作出了相应明确的规定，企图将身体锻炼或身体训练纳人与宇宙同步运行的轨道中去，以获得最佳锻炼或训练效果。

5 中国传统保健哲学是在长期保健实践经验基础上抽象出来的保健理论

过去、现在的实践都证实了其基本原则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它不仅可以为现代体育保健运动提供有效的理论指导，也可以为现代体育科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审视视角。 西方传统的健康以强壮的体格与旺盛的代谢功能为标准，着重从人的生物属性方面把握和界定健康。现代社会对人类生命运动提出的挑战，促使人类重新考虑18世纪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健康标准。奈斯比特曾在其《大趋势》一书中建议改变没有病就是健康的传统观念。提出“健康则意味着整个人的身心处于一种积极的健康状态”。但“积极的健康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理、心理状态，他未作进一步解释。另有人认为，健康应包括科学的生活方式，愉快的心理状态，正常的社交生活，积极的人生态度与良好的身体状况。这也仅仅是扩展了对健康内容的理解。中国传统的保健哲学用机体内外生态环境的“阴阳和谐”作为把握健康的尺度，认为在阴阳对称的机体组织系统中，任何发展都是以对方发展为基础，任何单方面的过分发展，都会影响对方的发展乃至造成损伤，降低机体整体健康水平，引起机体运营代谢失调。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保持健康的要求：首先，是机体组织系统的优化结构状态，要求机体各部发展和谐统一，生理与心理状态的和谐统一，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部生态环境；其次，是机体与生存环境的动态平衡，要求保持一个稳定而有规律的社会生活节奏和稳定恬和的心理状态，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外在生态环境；其三，是保健运动的相对平衡，要求身心互动的平衡和练习量与机体承受力的平衡，以维持或调节相对稳定的内外生态环境。中国传统保健哲学对健康的界定与对其机理的认识，扩展了人们对健康的理解，有助于对健康机理的深入研究，提高人们对人类生命本质的认识，对建立新的健康理论体系，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

第6篇：动物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范文

心理健康是心理学关注的一个主要内容，多年来在心理健康标准的问题上，不同学派从不同侧面对心理健康的标准进行了不同的界定。20世纪初期，帕森斯在《心理咨询的实践中》提出，通过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而获得的知识可为心理咨询提供满意的解释，这种观点被视为生态心理健康概念的最早来源。当今，随着生态心理学的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试图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去解释心理健康，因此，“生态心理健康”概念的提出，不仅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野,反映出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更会推进对心理健康研究的发展。

二、生态心理健康的内容

1.自我的平衡。

个体心理过程是由知、情、意三方面组成的，这三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统一体，只有当三者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互动并保持平衡状态时,才能认为个体的心理可能是健康的。

2.自我与环境的平衡。

该平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体通过自我调整来主动适应环境；二是个体通过改变环境来使环境适合自己的需要。就目前人类的生存环境的而言，人类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已经导致人类的生存家园受到严重破坏，因此，人类应重新审视自身的心理和行为，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模式，实现自我与环境和谐统一。

三、生态心理健康观与传统心理健康观的区别

传统的评价心理是否健康的做法是罗列几条标准，看自己是否符合，符合标准者就是“心理健康者”，不符合者则是“心理不健康者”，但无论提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评定标准，都只是一个暂时的、静止的状态，一个人现在心理健康，并不意味着他以后都心理健康，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会随着时间和空间变化。因此，生态心理健康不仅包括人自身内部的平衡,更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将传统是“生理—心理—社会”模式修订为“生理—心理—环境”模式，不仅关注到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关注到与人类关系更为密切的自然环境。这使得心理健康所包含的内容更加全面。

四、生态疗法

研究者们将自然环境因素纳入到心理健康的标准之后，又把生态心理学的思想与心理治疗相结合，创设生态疗法，进一步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1.森林疗法

利用森林所散发的植物精气作为主要治疗手段，被称之为森林疗法。植物的油性细胞不断分泌出来的一种“气”，散发在空气中，通过呼吸道和人体皮肤表皮进入体内，最后为人体所吸收。森林植物的绿色，对人类的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皮层、视网膜神经组织具有调节作用，可减少对人体有害的紫外线的强度，消除杂乱纷繁的色彩对眼睛的刺激。绿色还能维持血压，减缓血流速度和心跳频率，平静情绪，消除疲劳，焕发精神。而树林又有减少噪声对人的干扰的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心绪平静，神情安宁，自然有益于身心的康复。

2.荒野疗法

荒野疗法是心理医生带领人们备以最简单的物品走进荒野体验自然。所谓荒野是指受人类干扰最小或未经开发的地域和生态系统。在深层生态主义者看来,只有荒野才是真正的、自在的自然。因此,荒野在培养人与自然的认同意识中，具有重大的价值。生态心理学的第一个步骤是了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而走进自然是体验大我的最直接方式。

3.园艺疗法

第7篇：动物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森林健康；有害生物；健康

中图分类号：D92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森林健康的“森林”是指以林木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包括乔、灌、草、藓、林地及其中的动物，“健康”是指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合理，功能最佳。生态健康是指生态系统具有稳定和谐的组织结构、较强的活力和恢复力、畅通的生态流，对相邻的系统没有侵害作用。由于人工林面积大，树种单一，中幼林多，纯林比重偏高，影响了森林健康，从而影响了森林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发挥因此，下一步重点应是搞好现有森林的经营，提高林分质量，促进森林健康。

1森林健康

森林健康是指森林生态系统具有稳定和谐的森林结构，较强的抗灾能力，并能为人类提供较多的生态服务功能和森林物质产品。

1.1森林健康管理

森林健康管理，就是为了维护 促进或恢复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而采取的措施；森林

健康管理的目的是提高森林生态系统抗逆能力，增强维持森林系统稳定性与和谐性，除去

或避免系统中或系统外危害森林健康的因素，创建有利于森林生态健康的良好环境条

件，使森林提供更多的服务功能。

1.2森林健康管理目标与措施

森林健康管理的目标，就是通过森林健康管理，让不健康的森林逐步恢复健康，让健康的森林持续健康，让新培育的森林从开始就保持健康 健康的森林应在森林经营管理的过程中，一些生物和非生物的因素不会威胁和影响到现在或将来森林经营管理的目标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能够在维持其多样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又能持续满足人类对森林的生态社会和经济需求。

森林健康经营要点是健康经营规划，把健康的思想贯穿到森林生态系统经营全过程：火险管理，包括可燃物处理火险分级杜绝野火，控制火烧等内容；林业有害生物管理；森林健康系统监测与评价，在全国建立森林健康监测计划，为国家制订政策提供森林状况和变化趋势的信息资料；人为促进的生态系统自然修复方法，即天然林以自然修复为主，人工林以近自然经营为主，注重游憩功能公众参与和环保意识教育。

1.3森林健康的重要性

森林健康正在或已经成为林业科技中的一个新方向,并得到越来越广泛地承认; 同时,它又作为众多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平台,服务于森林可持续经营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按照生态学基本原理,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决定其功能,而系统的最优结构和潜在功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森林立地质量,并和经营管理措施密切相关。要构建健康森林和获得最好功能,必须借助合理经营措施,使森林结构适应立地潜力和功能要求,达到立地环境、系统结构、系统功能、经营管理的统一。影响森林健康的因素非常多,不健康的形式各异,且随地区和森林类型变化,问题非常复杂。然而,关于森林健康的基本概念还是相对一致的,认为健康森林能够维持其本身的结构复杂性和系统稳定性,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病虫害、环境污染、营林、林产品收获)不能威胁其当前和未来的经营目标,即充分满足人类对其价值、产品和生态服务功能等的需求。森林健康经营的实质就是使森林具有较好的自我调节并保持系统稳定的能力,对不健康或亚健康的森林针对主要问题采取相应措施恢复健康。森林健康不仅是森林管理的一个目标,更重要的是作为森林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森林管理中.

2林业有害生物管理策略

人类在管理有害生物的漫长过程中,逐渐懂得了有害生物的有害性不是绝对的道理,管理理论由“斗争”逐渐转变为科学管理,管理策略逐步完善,走过一条由有害生物的单一防治到综合防治,由综合防治再到综合治理的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标志着人类对有害生物的认识和对有害生物防治理论的探索和提高。但是,这些理论都没有突破“被动”防治的框框,局限在“防灾救灾”的范围内。林业有害生物管理应该以森林健康理论为基础,采取“营林为主,适当干预,精密监测,精确管理”的管理策略,对林业有害生物实施有效管理。

2. 1营林为主,培育健康的森林

将林业有害生物管理工作贯穿于营林工作始终,也就是说,从种苗开始,一直到抚育管理、采伐更新,将培育健康森林作为营林主要目标:科学划分立地类型,实施标准化造林;以地带性植被为主,建立多类型植被;因地制宜,乔灌草结合,合理搭配;加强种子繁育和苗木培育工作,促进遗传多样性;加大现有林扶育力度,及时伐除病弱木,增强森林抗逆能力;提高低产林改造强度,更新老虫源地森林,提高森林生态系统活力;改善现有林木采伐方式,禁止皆伐和“拔大毛”式采伐方式;对天然林减少人为干扰,以防止外来物种入侵为主,保护原生植被;加强检疫执法,防止林业有害生物扩散和外来有害生物入侵。

2.2 生态调控，干预有害生物

对已经造成灾害的林业有害生物, 采取生态学调控手段, 进行必要的防治; 暴发成灾的, 有必要时, 选用针对性强的、不伤害非靶标生物的无公害药剂, 采取先进的施药措施,进行人工防治, 禁止使用杀虫( 菌、草) 广的药剂, 尽量不要采用全面布撒的施药方式, 以免伤害非靶标生物, 并造成面源污染; 对一些危险性有害生物, 加强监管力度, 及时发现,及时根除。

2.3 精密监测, 精确管理

精密监测、精确管理的目的就是对生态系统实行实时监测, 及时发现非健康生态系统, 采取先进的生物管理措施,及时、快速地恢复“患病”生态系统的健康; 或者对处在健康、亚健康状态的生态系统, 采取一定的、合理的措施, 维护生态系统保持在比较稳定的健康状态。也就是说, 有害生物的“双精”管理( 精密监测, 精确管理) , 不仅仅是要克服被动防治和单种防治带来的弊端, 更重要的是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3未来森林健康监测与评价

未来森林健康监测与评价的发展要求为:1) 加强森林健康维持机理基础研究,完善森林健康的定义,推动高新技术应用,分区、分类提出健康森林的量化指标; 2) 加强森林健康评价技术研究,基于机理性的过程研究和监测数据的深度分析,确定森林健康评价指标及不同指标间的关系,推动森林健康的定量评价; 3) 提高森林健康的预测能力,深入认识森林健康的多因多果关系,结合森林生态系统过程研究成果,建立森林健康预测模型; 4) 提高指导森林健康经营的能力,强化森林环境、结构、功能的同步监测和研究,深入理解森林的环境健康、结构健康、功能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森林经营措施对森林健康的作用,为森林健康经营和多功能利用提供坚实的理论和技术支持; 5) 促进与现有的相关环境监测项目的密切结合,提高森林环境监测的水平和完整性,不断完善森林健康监测理论和技术。6) 针对我国的情况,制定长期的森林健康监测、评价、调控的国家计划,促进跨部门、跨学科、跨区域的合作,提高我国的森林健康水平,并促进全球森林健康研究的深入发展。

4结束语

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建立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森林健康评估标准，以实现对林业有害生物的有效控制和对森林健康的监测，提高森林健康水平，推进林业可持续发展。 森林健康思想符合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今后森林经营管理、林业有害生物管理工作的方向。为此，要加强学习和宣传森林健康理论，使之逐步成为广大林业工作者的一种共识。

参考文献

第8篇：动物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范文

减油，准确地说是减少脂肪类食物的摄入。脂肪类物质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胆固醇。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即所谓坏胆固醇）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元凶，而动脉粥样硬化可导致各类心脑血管病。关于“减油”，我国民众还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去年曾一度出现“无须再限胆固醇”的错误观点，幸而目前已被澄清。还有些人认为，植物油多食用无妨，但事实上，植物油中也含饱和脂肪酸，食用过多也可е露脉粥样硬化，而且在高温条件下，植物油中的脂肪酸可形成影响人体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故植物油的摄入也应加以限制。烹调用油每人、每日摄入量应少于25克。

减盐，就是要减少盐的摄入量。我国民众口味素重，多以为“淡即无味”。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伤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亦有关系，甚至胃癌、食管癌的高发亦与进食腌制食品过多有关。每人、每天摄入盐量要低于6克（我国居民每日实际食盐量多在10克以上）。

减糖，首先要控制甜食与含糖饮料的食用。其次，淀粉类“主食”的控制也不能疏忽，因为淀粉类食品也会在体内转化为脂肪。如今人们体力消耗减少，饭量过大可导致肥胖等一系列问题，最终损害健康。提倡吃饭“七分饱”是有道理的。

健康口腔，是指要重视口腔保健，因为口腔是消化道的起点，食物的消化自口腔开始。人体的许多疾病在口腔会有反映，而许多口腔疾病也会影响人体健康。关注口腔健康应该持续终身。新生儿时期即需关注鹅口疮问题，儿童青少年时期应关注龋齿的预防、牙列的整齐，而成人的牙周病、牙龈炎问题，老人的缺牙、义齿问题等皆须给予足够重视。

健康体重，是指要保持合理的体重，而超重与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究其原因，不外乎“多吃少动”。所以，要保持健康体重，必须注意控制饮食、多做运动。

第9篇：动物与人类健康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健康传播 畜牧兽医实践 应用研究

[中图分类号] S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6）02-0258-01

1 目前健康传播在畜牧兽医领域中的现状

1.1 健康传播的内容

健康传播作为畜牧兽医工作中一项重要研究内容，它要求以人类健康作为重要目标，通过多种途径对于人类的健康加以保护。

健康传播内涵较为丰富，包含知识较为广泛。目前的健康传播学主要通过健康学和传播学两个课题进行研究，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来供人们学习。由于其涉及学科内容比较广泛，所以在研究过程中也会面临诸多问题，涉及多种多样性的环境。这就要求研究人员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以便得到科学的理论。

1.2 目前健康传播在兽医领域存在的问题

健康传播在兽医工作领域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健康传播的研究在较短时期内很难得到较大的进展。就目前健康传播工作而言，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较深入研究的问题上，还缺乏良好的环境。虽然传播理念已经开始融入到人们日常禽流感意识，但是还不够被人们所重视，这种意识仅仅存留于表面。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对于健康的标准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在饮食方面更加注重营养的搭配，健康问题也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然而，现阶段在畜牧兽医领域对于健康传播的概念还不够重视，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也较为缺乏。作为一个初步涉及的问题，也没有引起人们和相关部门的充分认识，导致相关的知识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使得人们对于这方面的知识认识还不够充分，不利于健康知识的大范围传播。

2 健康传播在畜牧兽医领域的作用

2.1 降低生活中食品的危害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对于关注点开始不仅仅局限于物质上，而对于自身健康有了更大程度上的要求，也对于食品的安全问题有了更多思考。相关部门加强监督机制，兽医领域保证食品源头的安全性，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健康传播在畜牧兽医领域中应用，对于未来发展有着更为远大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降低食品的健康危害性问题起着重要作用。

2.2 提高卫生部门工作的效率

由于动物禽流感作为一种多发性疾病，给予养殖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对于人们自身的健康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禽类疾病也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极大重视。推广健康传播理念，可以在各地区设立动物卫生监督部门，实行规范化管理模式，加快兽医事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动物卫生部门的工作效率。

2.3 实行动物健康饲养模式

畜牧业作为人们肉蛋食品的重要来源，其安全性与人们自身的健康息息相关。因此，在禽类的饲养过程中，要注重健康饲养模式，尽量保证喂养动物肉质的无毒害性。如在饲养过程中，饲养人员习惯性对于养殖动物注射疫苗，以此来增强动物的免疫力，避免动物患病。但是，疫苗自身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对于动物注射过程中会将一定量的毒素注射到动物体内，而这些毒素也会融入到动物身上。当人们食用这些动物的肉质品后，其中所含有的有害物质也会被人体所吸收，对人类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危害。因此，对于兽医从业者而言，动物体内有害物质的控制也非常重要。这就需要相关工作人员提高自身素质，在加强自身知识水平的同时，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来适合新时展的需要。

3 健康传播在畜牧兽医实践领域的应用

3.1 加强健康传播宣传力度

由于人们对于兽医实践领域宣传力度不够，导致人们对于这项领域认识不够充分。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强重视度，加大健康传播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使健康传播切实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健康理念深刻融入人们内心，而不是一味停留于表面，对人们健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善。

3.2 对于该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定期的培训工作

由于目前对于该领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相关专业的技术人才也相对匮乏。面对这种情况，在大学可以设立相关的专业知识，以求的该领域知识的拓展，并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同时，在这门学科中，可以将健康传播作为一门必修学科，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学科探讨，提高学生对于健康传播知识的认知力，在就业后能够将这些知识切实运用实际工作中，为人类的健康做出更大努力。

4 结论

畜牧兽医领域的工作，紧密的与人们日常健康联系在一起。肉蛋类食品作为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须品，因此，动物的健康与否也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自身健康状况。同时，确保动物的健康，减少动物体内有害物质的残留，也成为畜牧兽医部门急需关注的一项内容。健康传播理念的传播，也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视的一项工作。经过不断的生活实践，可以深刻认识到健康传播在畜牧兽医领域的重要作用，它研究的力度和水平，也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程度。在现有基础上要加大该领域的研究力度，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保证人们自身健康。

参考文献

[1]王连忠，王贵，战长虹，等.浅议健康传播在畜牧兽医实践中的应用[J].当代畜牧，2014（11）：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