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调研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调研中，大家认为，理念是指信念、思想和观念。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律的功能、作用和法律的实施所持有的内心信念和观念，是指导一国法律制度设计和司法、执法、守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和主导价值追求。一定的法治理念由一定的社会历史制度、法律文化和价值观所决定，一旦形成，便固化于人们的思想中，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另一方面，法治理念与立法、执法和守法等法治行为是内因与外部表现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法治理想、信念和观念，就会表现为什么样的立法、执法及守法行为。法治理念是灵魂，引导、统摄、支配和决定着法治活动，决定着法治行为及法治效果。法治理念的树立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劳永逸，需要循序渐进，不断深化，与时俱进。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指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理想、信念和观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反映。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永葆司法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西方国家法治理念的根本的区别。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当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相适应，符合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深化，其中也包括对世界现代法治文明成果的吸收和融合，借鉴符合法治国家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先进的、科学的法治思想和理念，但决不能盲目移植和照搬西方国家法治理念和民主政治模式。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当前关键是要坚持我们的国体和政体，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战略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一、当前政法工作在理念层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鉴于我国几千年封建法律思想观念的承传和建国后长期“左倾思潮”的影响，现阶段我国社会法治理念中存在许多问题与偏差，制约和阻滞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尤其在执法层面，执法不公、执法不文明、执法不严格、执法不规范的背后总是可以从深层次理念的视角找到原因。据调查，当前司法机关在执法理念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

即在价值观念上，重视刑事法律的惩治功能，忽视其保护人权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功能。政法机关被简单地视为“刀把子”和工具，国家本位主义倾向严重，甚至认为打击是第一位的，保护是第二位的，强调保障人权会对犯罪打击不力，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集体的安全与稳定，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被害人的利益是一种必要的代价，出现错案在所难免。在执法中人权意识淡薄，特权思想浓厚，随意抓人、捕人。习惯有罪推定，先入为主，重口供，轻其他证据。在案件有罪无罪证据并存或“一对一”时，对被告人定罪牵强却仍按疑罪从有、疑罪从挂处理；在一些超期羁押案件中，久查无果，定罪无据，却仍然对犯罪嫌疑人久押不决。重从重从严，忽视按照宽严相济的形势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案件从宽从缓处理。

（二）重实体，轻程序

即在执法观念上，程序工具主义、虚无主义还有很深的影响。不少执法人员认为，只要查清实体问题，案件没有搞错，就是依法办案了，程序违法不算违法。有的办案手续不全，文书不规范；有的不能按照法律规定全面把握逮捕条件，以捕代侦，认为抓起来保险。有的为了查清事实，原创：获取证据，不惜违反程序，变相延长讯问羁押时间，甚至刑讯逼供；有的超范围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在证据问题上，对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违反程序规定获取的证据，仍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在审判活动中，内部请示使二审终审制成为摆设。“重实体，轻程序”是造成司法不公、执法不文明的重要原因。从近年来处理的涉法上访问题看，很多执法过错都是出在程序不完善和不严格遵守程序上。

（三）重办案数量，轻案件质量即片面追求办案效率的政绩观，忽视了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与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执法理念一脉相承，并受工作评价标准、激励机制和利益驱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片面强调办案数量轻视执法质量，办案下指标，搞攀比，不该立案的立案，立凑数案，有的将经济纠纷当作刑事案件立案，为实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理想，把破案率、批捕率、有罪判决率等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甚至制定“命案必破”、“末位淘汰”等过激政策，个别地方为完成指标任务居然不惜制造假案。

（四）重配合，轻监督制约

法律规定，办理刑事案件，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在执法办案的实践中，强调配合的多，认为这是关系到与犯罪作斗争的立场、态度问题，强调形成合力，不愿意接受制约监督，认为是找茬子，过不去，有的检察机关不敢监督，怕影响关系，照顾面子，搞迁就，放弃法律赋予的把关、监督、纠错的职责。配合有余，监督不足，有的导致错案的发生。

（五）重就案办案，轻运用司法职能维护和谐稳定服务大局

在执法中，存在单纯的办案思想，就案办案，机械执法，简单地对号入座，不善于运用刑事政策指导办案，围绕经济建设、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的大局观念比较淡薄。重打击轻教育预防，重判决轻调解，重监管轻教育改造，重法律效果，轻政治社会效果，重办案环节本身，轻视向前、向后、向外延伸，综合运用司法手段和职能解决冲突，化解矛盾纠纷，减少消极因素。有的办案中不讲方式方法，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经济发展，有的执法缺乏文明作风和人文关怀精神，导致滋生怨恨情绪，有的案件办结，引发新的矛盾，引起涉法上访。

（六）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

即本位主义的执法观，损害了法制的统一。由于执法机关现行的人、财、物管理体制受制于地方，一些执法机关往往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为重，在涉及重大经济利益的案件中争取管辖权，对一些执法难度大、无经济利益的案件又相互推诿，或者为“保护”本地企业及本系统部门不顾司法公正，偏袒一方当事人。

二、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调研座谈中，检察干警普遍反映，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领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法律文化和法治思想的冲击，导致一些政法干警的执法思想、执法观念产生混乱，执法工作出现偏差，中政委决定对全体政法干警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十分必要，非常及时和具有针对性，把握住了源头和根本，完全符合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的实际。

（一）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政法工作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更好地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和在此指导下的“十一五”规划建议的提出，反映出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必将对置身于其中的政法工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变革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法治经济，随着以法治国进程的推进，法律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和公正执法的期望日益增强。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围绕党中央在新时期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来思考、改进和加强政法工作，推动政法工作的与时俱进，为实现党的执政理念和“十一五”规划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服务，是政法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当前政法机关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要自觉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政法工作全局，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工作的前进方向，牢牢掌握司法领域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确保各项执法活动充分体现党和人民的意志，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政法机关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就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需要，坚持把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政法机关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的一项根本性和长远性的措施来抓，对广大政法干警进行持续深入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教育干警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不断增强党的观念、大局观念，坚决摒弃传统陈旧的执法观念和习惯做法，牢固树立与依法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政法机关职能作用的重要保障

政法机关肩负着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使命，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协调发展方面，负有重大责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法机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大。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指导政法工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政法机关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理念，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关心人、尊重人、爱护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正确处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牢牢把握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树立“党的第一要务就是政法工作第一要务”的观念，平等保护一切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牢牢把握“公正执法是政法工作生命线”、“执法为民就是政法工作宗旨”的观念，依法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坚持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公平促和谐，以稳定促和谐。因此政法机关只有坚持扎实有效地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有效地发挥政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努力完成新世纪新阶段的使命。

（三）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切实解决政法队伍中的突出问题，提高整体素质的客观需要

近年来，全国各级政法机关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此应当充分肯定。但也确有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者滥用手中的权力，侵犯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与一些检察人员的执法理念落后有关。没有正确的执法理念，再好的制度设计和程序规范在执法实践中也会被扭曲。

从检察机关的情况看，高检院连续两年组织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教育，今年围绕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继续深化主题教育，对于提高干警的法治理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仍有少数检察人员的法治理念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要求。在中央政法委组织的专项整改活动中，高检院组织各地检察机关对佘祥林、孙万刚、黄亚全等典型错案进行了剖析，总体上看，执法观念上的偏差是导致错案的根本性因素。“有罪推定，先入为主”的观念根深蒂固，办案中一味追求有罪、罪重的证据，忽视无罪、罪轻的证据，没有从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综合全面地审查判断各种证据。如在佘祥林案件的侦查中，公安机关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佘祥林采取了强制措施，在佘口供前后矛盾时先入为主，选择有罪供述。在存在法医鉴定有误等疑点、证据不到位、犯罪嫌疑人屡屡翻供和辩解的情况下，公诉人员和审判人员片面采信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从而未能避免该起错案的发生。佘祥林等错案充分表明，执法思想不端正、执法观念不正确，理想的法律制度也难以转换成执法者自觉的执法行动，就必然执不好法，办不好案，甚至办错案、办冤案。如何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走入执法者头脑，让他们在深刻理解、共同感受、真切内化这些法律理念的基础上，引导和自律执法办案行为，应当成为政法队伍建设共同面临、必须正视和认真对待的一项重要而极有现实意义的任务。教育和引导广大政法干警彻底摒弃那些过时的、错误的、不符合法治进步要求的思想和观念，牢固树立公开、公平、公正、人权、文明、廉洁的执法理念，并自觉以之指导检察执法实践，从根本上改变政法机关的执法状况，提升执法形象，确保类似佘祥林错案不再重演已是当务之急。

三、政法机关应当着重提倡的法治理念

在调研中，大家一致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一系列信念、观念和理想的集合体。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须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精神实质和基本规律，系统地反映符合中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的核心观念、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在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中，政法干警要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法律权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机制保证。

根据调研的情况，我们认为政法机关在执法中应当着重提倡的法治理念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树立正确接受党的领导的理念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是宪法赋予执政党的历史使命。首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原则。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政法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的前提，是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根本保证。党的方针、政策集中反映了党对司法工作的基本政治主张，蕴含着先进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深刻的政治内涵，是制定法律的根据，是执行法律的灵魂，对司法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同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一致的，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自觉地把执行党和国家的刑事政策和策略与执行法律统一于司法工作的全过程，既要防止搞法律虚无主义，用政策代替法律，又要坚持以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要政策、策略为指导，坚定不移地依靠和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决不能倡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坚决抵制非党化、非政治化、绝对独立等错误思想。其次，要正确处理具体工作中独立行使司法权与接受党的领导的关系。要充分认识党的领导是对司法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司法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进行的监督和制约。坚持把党的领导与严格依法办事，把执行法律与执行党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再次，要树立大局观念，坚持执法工作自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把打击刑事犯罪、惩治、调停民事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等各项具体工作，纳入党和国家整体工作部署来通盘考虑。防止用陈旧过时的思想观念对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有效克服狭隘的局部本位执法观，树立全方位的大局执法观。只有这样，政法工作才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掌握工作的主动权；才能与党的中心工作同步进行，与时俱进；才能顺党心，合民意，最大限度地发挥职能作用。

（二）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这不仅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源头。司法机关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产生的，这个权力归根到底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执法的根本目的和要求。做好执法工作，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真心实意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政法干警应当牢固树立“公正执法、一心为民”的宗旨，始终不渝地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司法工作永恒的价值追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执法为民，服务社会，必须认真分清和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执法人员要学会善于和正确运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努力做到及时化解矛盾、消除纠纷、息讼宁人，努力减少和消除社会对抗，促进社会稳定。

在政法工作中，要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执法，从人民群众最希望做的事情做起；带着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办案，从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办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一个案件；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要坚决克服执法中的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

（三）树立严格执法的理念

依法治国，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前提必须是树立宪法权威，遵循宪法原则，一切执法行为都不得与宪法相违背。只要执法理念中充分渗透了宪法原则，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公正执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法律的适用和对法律的解释都不得擅自超越宪法。

严格执法的前提是依照基本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开展执法活动。一是要通过理论学习，加深对基本法律原则的理解和把握。例如，认定罪与非罪不得与罪行法定原则相违背；量刑不得违背罪行相适应原则重罪轻判或者轻罪重判；诉讼活动中不得以任何理由剥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辩护权等。二是遵循法定程序和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必须严格区分执法、司法活动与行政活动的界限，保证法律程序的正当性，努力避免行政化倾向。三是要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旗帜鲜明地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维护法治的统一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内容之一。要坚决反对执法、司法过程中基于地方或部门利益的需要，破坏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要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必须增强法律监督意识。要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不仅要加强法律监督，还要有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被监督对象要自觉接受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法律监督机关也要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同时坚持自觉接受其他司法执法机关的制约，接受人大、人民群众和其他方面的监督。

（四）树立公正执法的理念

公正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活动的期待和对法制社会的信心之所在，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特征和目标追求。树立公正执法理念，至少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原则。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执法、司法实践中因为违反程序法而发生的许多错案、冤案已经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教训，彻底扭转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已刻不容缓。程序不仅是实现实体公正的手段，更是防止、限制司法权被滥用，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并提供救济途径的重要机制，重视程序的价值，维护程序正义是法制进步、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

二是要兼顾公正与效率的辨证统一。公正和效率是执法活动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公正离不开效率，因为迟到的公正就可能丧失公正的应有含义；而离开公正的效率是盲目的效率，这种效率产生的后果是对社会的有害无益。要正确处理办案数量和办案质量之间的关系，坚持质量第一，数量第二，把办案质量视为执法工作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在强调办案质量的基础上讲求办案数量，努力做到数量和质量齐驱并进。要充分考虑在当前改革深化、利益格局调整、矛盾纠纷增多、政法机关受理案件上升的趋势，充分运用多种司法手段，创新制度、机制，在保证质量效果的前提下繁简分流，提高司法工作的效率。

三是要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协调。要发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重作用，做到既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原创：又要立足于稳定社会，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正确处理和合理兼顾国家、社会和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树立多元平衡的价值观，摈弃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要坚持区别对待、宽严相济的政策，突出打击重点，把打击的锋芒对准严重刑事犯罪，该严则严，该宽则宽。既要克服就案办案、关门办案、不注意发挥办案的社会效果的作法，也要克服放弃办案、离开政法机关职能搞服务的作法。坚持正确处理打击和预防、治标和治本的报辩证关系，防止因强调治本而不敢打击，也不能只顾打击而忽视抓源头治理，自觉地寓打击于预防之中，寓保护于打击之中。

（五）树立司法民主的理念

司法民主与司法专横是相对立的。当前倡导司法民主，着重要克服司法神秘主义。实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是促使政法工作走向民主化的很好形式，对于吸纳来自社会各界对执法工作的监督，培育执法人员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以及媒体监督的意识，保证司法权的运行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积极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努力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体制，促进司法民主的法制化走出了一条新路，为扩大司法民主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全新模式。近年来，检察机关正在积极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对增强检察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监督，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排除干扰和阻力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六）树立人权保障的理念

从总体上看，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加强人权保障的基本法律体系，并且从组织形式上也建立了相应的人权保障机制。但是，重义务、轻权利观念对人权保障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修订后的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政法工作涉及到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生命、财产等基本人权的限制与剥夺，更应当牢固树立打击犯罪、维护稳定与保障人权并重的观念。

加强刑事诉讼中对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保障，一是要严禁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以及体罚虐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加强对司法工作中侵犯人权的违法犯罪的查处和责任追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二是要从根本上消除部分执法、司法人员头脑中固存的“有罪推定”观念，防止随意抓人、伤害无辜。严格贯彻《刑事诉讼法》第12条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三是要完善健全律师辩护、制度，充分发挥律师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维护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坚决纠正违法限制或剥夺律师履行职责的权利的做法。四是要确立和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坚决把以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排除在指控犯罪和定案的证据之外。五是要在执法中切实尊重当事人的主体地位，尊重当事人及其家属的人格尊严，体现人文关怀，文明执法，防止扰民害民行为。

四、加强领导，精心筹划，扎实开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

如何把这次教育活动搞扎实，确实抓出实实在在的成效，在调研中大家认为，应当遵循教育活动的一般规律、借鉴以往教育活动好的做法的同时，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突出理论武装和正面教育。这次教育活动，一定要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着眼于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干警、激励队伍，着眼于对广大政法干警进行正面教育，立足建设，重在疏导，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建议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出版“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作为此次教育活动的主要读物。在开展教育活动中要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容、本质和内涵是什么？如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个中心议题，采取集中学、分系统学、个人自学与座谈讨论相结合等形式，分层次、分专题、有针对性地组织政法干警紧贴业务、紧贴实际深入学习讨论，真正把“执法公正，一心为民”作为根本指导方针，牢固树立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二是要紧密联系政法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解决执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开展这次教育活动，必须确立明确的主题思想，使当前政法工作和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可采取专题辅导、组织执法思想研讨、走出去请进来广泛听取意见等多种形式，增强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引导各级政法机关注意发挥正反两方面典型的教育警示作用，以案释理，用身边鲜活的案例教育警示干警。同时要严肃执法纪律，对查摆出来的违法违纪现象，有针对性地进行专项治理。

第2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年月日）

×××镇长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针对×××本地特点，采取有力措施，紧紧围绕法治×××、平安×××建设的总要求，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基层社会治理结合起来，重点打击群众反响强烈、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和各领域突出乱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强调指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治本之策、关键之举，务必把这个基础夯实筑牢”。为开展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镇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上下了大力气。但在工作开展中，我们也发现由于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人员流动等各种不稳定因素使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基层社会治理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点。

一、×××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下辖1个社区、11个行政村、68个自然屯，面积237平方公里，在册人口2.21万人。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推进过程中，发现主要有以下四个难题需要着力破解:

1.人员队伍建设难。就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看，存在干部队伍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年轻干部、工作积极性和能力素质不足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也损害了基层干部队伍的形象。

2.治理方式创新不足。部分村屯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方式方法缺乏有效创新，硬性的规定办法过多，服务机制没有完全跟上，缺乏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的载体和机制。

3.提供服务能力相对不足。由于受资金、人员、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服务水平较低，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提供给人民群众的社会服务还存在数量不足、方式落后等诸多问题，亟需加以解决。

4.社会矛盾多发。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矛盾纠纷调处难度大、激化因素多，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刑事、治安、群体性上访案件，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

二、×××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是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充分利用“三会一课”、干部集中学习、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等方式，加强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社会基层治理重点知识的学习，进一步提升村干部和群众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定义以及表现形式熟悉和了解，指导全镇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不断迈进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二是强化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中，始终贯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安排部署，始终坚持争取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原则。注重发挥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单等有效宣传教育形式，结合扫黑除恶、脱贫攻坚等工作，逐渐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治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

三是深入开展农村社会综合治理。继续依法严厉打击“争当贫困户、争要扶贫政策”、无理缠访、闹访、阻工、教唆、组织群体上访等影响文明乡风的不良行为。开展矛盾纠纷大化解，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作用，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明确化解时限及责任人，及时化解；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利用“七·五”普法、“送法进村、送法入户”等宣传载体，着力培育人人懂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四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和机制。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在突出党委领导作用的同时，引导和鼓励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确保基层社会治理能够凝聚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强化依法治理理念，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办事，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充分发挥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进行自我管理、监督、教育和服务，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开放性，确保了乡镇社会政治的稳定大局，有力保障了全镇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

三、今后如何开展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既能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基础性保障，又能为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源头活水。如果基层治理缺乏足够的政治指引、组织保障和社会支持，黑恶势力就可能乘虚而入。一些黑恶势力起于基层，长于村社，和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息息相关。今后我们要强化源头治理，坚持边打边治边建，从根本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要下大力气抓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筑牢防黑防恶堤坝，彻底肃清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的歪风邪气。

一要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筑牢基层“战斗堡垒”，首先要彻底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严防黑恶势力侵蚀基层政权。要推进农村党建工作与专项斗争的深度融合，对各级基层党组织要加强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特别是要选优配强居委村委党支部班子，发挥居委村委党组织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要压实政治责任，对认识不到位、发现不及时、打击不主动、整治不彻底的，进行责任倒查并严肃追责，使基层党组织成为肃清黑恶势力的强有力战斗堡垒。

第3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综治委的正确领导下，保险业认真贯彻落实《中国保监会中央综治办关于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的指导意见》，加强与综治成员部门协调配合，建立互动机制和合作平台，将保险创新与服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机结合，协助解决社会治安领域的突出问题，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带来的新挑战，进一步推动保险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一、充分认识当前形势下保险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效显著。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在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形势和挑战，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更加艰巨。这对保险业进一步发挥保险功能作用，全方位、深层次参与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行业要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紧密围绕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战略部署，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观念，在坚持“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工作方针，全力推动行业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

二、继续深入推进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

开展平安建设是新形势下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保险业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平安建设，预防和减少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支持参与灾后重建，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协助化解社会矛盾和加强社会管理，对于促进生产、生活和社会平安起到了明显推动作用。今后一段时期，要继续贯彻《中国保监会中央综治办关于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明确工作目标，把握工作重点，深入推动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工作。

积极发展责任保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扎实做好落实保监会与有关部门联合发文贯彻落实工作，积极推动火灾、安全生产、校方责任、环境污染、产品质量、旅游、医疗等领域责任保险发展。继续完善交强险配套制度，改进完善交强险互碰自赔快速处理机制，保障城乡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依托“三农”保险业务，广泛参与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在试点基础上，推动农房保险、农民工意外保险发展。积极发展农村小额保险，探索建立农业保险、农村小额保险与农村信贷的联动机制，为缓解农民“贷款难”服务。加强“三农”保险机构和网点建设，建立健全“三农”保险服务网络。加强与气象、水利、畜牧等部门合作，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农业防灾防损水平。

大力发展商业养老和健康保险。结合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个人、团体养老等保险业务。积极探索保险业参与和服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新途径和有效模式，为完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服务。

加强警保合作。认真总结推广部分地区开展“治安保险”的做法，把居民财产保险与治安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协助解决社会治安管理问题，切实提高社区治安防范水平。

健全重大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的快速反应机制和协同工作机制，妥善处理各类重大风险事件。发生重大灾害事故，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查勘理赔，在切实履行保险赔付责任的同时，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帮助受灾企业和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通过认真总结奥运保险保障工作经验，积极为上海世博会等国内、国际重大活动提供有力风险保障。

三、建立完善流动人口保险保障体系，服务流动人口管理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是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重点工作。保险业要紧密结合实际，将流动人口保险保障体系建设作为保险业进一步发挥社会管理功能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因地制宜，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开展多种模式的农民工保险试点，取得成功后推广。积极开发适合农民工和用工单位投保的农民工补充养老、补充医疗等险种。加强管理和服务，以意外伤害、补充医疗等为重点，全面推动农民工保险发展。要积极配合国家稳定和促进流动人口就业政策，吸纳具备条件的流动人员进入保险业工作，缓解流动人口就业压力。

第4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中图分类号：X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75-05

Study on Haz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Social Capital Embeddedness

PENG Benhonga，b， TU Yub

（a.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 Public Policy；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paper divides social capital into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non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to analyze different effects of dual social capitals. Meanwhile， it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e equations modeling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ual social capitals，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of haze governance. Conclusions show that dual social capital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the performances and both governance practices play intermediary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s. Specificall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ervice， haze governance need force to keep behaviors going. So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ust and incentives are limite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at haze governance must be launched from the norms， valu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so on： enacting laws and policies to make up the loopholes in the system； promoting trus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s and encouraging supervises from the market； leading the tend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develop green economy； coordinating multilateral behaviors and encouraging capitals to interact.

Key words：haze governance； dual social capital； coordination； incentive

中??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关注，雾霾治理更是近年来各方关注的焦点。2010年，北京、广州、上海三地因PM2.5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2349人、1715人、2980人，经济损失总计逾60亿元。因此，探索有效的雾霾治理机制在改善民众居住环境、保障社会安定和谐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各国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多分为“政府管制”与“市场主导”两种模式，而政策失效或市场失灵均会造成治理效率低下与成本增加，所以，结合政府与市场的第三方力量――社会资本驱动的多主体联动环境保护行为为解决雾霾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资本作为行动主体在行动过程中获得并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各类资源[1]，近年来在中国“人情文化”环境中被广泛用于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组织学习[2]、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要素[3]、多元化战略与业务绩效[4]、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5]等问题，而在环境治理方面，Pretty在理论上研究了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间的关联，指出雄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环保措施的实施效果[6]。刘晓峰则分析了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分歧、社会能力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指出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能力具有正面作用，社会分歧具有负面作用，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则无明显作用[7]。祁毓等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上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二者呈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积累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才能实现治理绩效的最优[8]。由此可知，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运用于企业发展、创新绩效等个体或组织层面，同时对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从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研究中国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被广泛应用于创新绩效提高、环境资源保护、社会问题解决等，学者在定性或定量分析、以社会资本为直接或间接变量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而现有研究成果在环境问题治理方面较匮乏，且现有研究多倾向于宏观分析，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我国日趋严重的雾霾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雾霾治理的双主体特征，将社会资本细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并实证分析二者与雾霾治理绩效的相关关系；同时，引入双中间变量――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具体研究双重社会资本的作用路径，为解决我国雾霾治理问题提供更具可执行性的启示。

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雾霾治理与双重社会资本

倡导绿色经济、开展雾霾治理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一直积极倡导并开展的行动，但各国在雾霾治理上所取得的成效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影响雾霾治理绩效的因素（包括政务考核方式、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主体等）纷繁复杂。首先，发展中国家多追求GDP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导致部分经济带动力强但空气污染?乐氐牟?业优先发展，因此，雾霾治理绩效的提高需要政府转变工作考核方式，不以GDP为唯一标准；其次，提高治理绩效需要企业追求低碳发展，将环保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从而带动相关产业、企业以及员工关注并投身雾霾治理；同时，Dulal等指出，依靠多主体的参与，由公民、公益组织、企业、专家和政府组成的多主体联盟，对提升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9]。因此，仅靠政府单一主体不能解决复杂的雾霾问题，必须吸引公众、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参与其中，更要从政策强制力、舆论引导力、文化感染力等多方面协同解决雾霾问题。

现有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一是以Brown为代表的微观、中观与宏观分类[10]；二是以Ostrom为代表的狭义、过渡和扩展分类[11]；三是以Coleman为代表的个体与集体分类[12]；四是以Nahapie为代表的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分类[13]。而关注制度因素，Krishna等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制度型”与“关系型”两种[14]。“制度型社会资本”强调制度特征，以可见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关系型社会资本”则强调非制度特征，以内在形式嵌入在群体之中并影响群体中个体的行为。而雾霾治理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民众等多个主体，必须统筹包含政府与市场双方力量的社会资本，既要调动二者加强互动合作，又要激励民众与社会公知等参与过程监督，最终提高雾霾治理实效。因此，本文结合雾霾协同治理的要求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分别探讨二者的不同影响。同时，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公共服务特征，企业组织较少甚至不参与其中，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不能通过政策强制力指导社会群体，而是通过补助等引导方式促使市场组织、民众等主体参与治理。因此，本文引入社会资本作用于雾霾治理过程的两个中介因素――协调与激励。

1.2 研究假设

1.2.1 政府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Putnam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中规则、愿景和关系等要素的存在，有助于行动者更高效地开展协作行动[15]。因为雾霾治理属于公共服务范围，其主体是具有管理者性质的政府，而政府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强制行动者执行相关政策，通过信任机制以及社会关系给予行动者行动空间，因此，本文细分政府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规范与信任。具体地，要实现雾霾治理绩效的最优，就需要每一次治理行为都有法可依，要通过法律、政策等规范避免行动者只追求个人利益而忽略整体利益，要通过完备的制度保障不断降低管理与监督成本，而这些依赖于规范的建设。同时，雾霾治理涉及政府、市场组织、公众等多个主体，彼此以一个共同愿景为目标而行动，必然要形成稳定而深入的联系，而联系的形成则依赖于信任的产生[14]。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1b：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2 民间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民间社会资本作为政府社会资本失效时的补充，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Lichterman认为民间社会资本具体包括个人与组织[16]，这与雾霾治理需要公众的过程监督以及企业等组织的广泛参与相适应，因此，本文细分民间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公众层面的价值观与组织层面的组织文化。具体地，雾霾治理效果显现缓慢，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正确的价值观可以使公众形成开展雾霾治理必要性的共识，并积极投身实际治理过程中，进而降低雾霾治理的宣传与监督等成本，提高治理绩效。在组织层面，不论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与时俱进地将雾霾治理的环保理念融入其组织文化，都会受到政府或市场的青睐，而关注度的提升则意味着企业利润或社会认可度的提升，进而促使组织更有意愿参与雾霾治理。因而，组织文化越关注雾霾治理，就越容易对提高治理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2b：民间社会资本中的组织文化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3 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Talbot等指出网络治理以参与者间的协调与维护为基础[17]，而双重社会资本必须通过引导方式促使不同主体参与雾霾治理过程，因此，本文引入协调与激励双中间因素分析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影响。一方面，雾霾治理需要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问题，而各主体在经济实力、治理水平等存在的差异要求分清两种社会资本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政府社会资本需要制定、实施规范并获得其他主体的信任，民间社会资本则需要引导公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组织形成绿色发展的组织文化，而当这些做到协调统筹，治理过程中的各类矛盾才能有效化解，雾霾治理绩效水平才能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因为雾霾治理缺乏直接、及时的反馈，因此，公众和组织需要必要的物质或虚拟激励才能形成雾霾治理的意愿，即要提高雾霾治理绩效不能只寄希望于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要通过激励机制引导主体积极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治理行为中的协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3b：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4 双重社会资本对治理行为的影响

双重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均有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为直接影响，也表现为对两种治理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Porter认为社会网络中的规范、信任、价值观等因素在为个体或组织带来收益的同时，可以影响对象的观念与行为[18]，因此，本文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对两种治理行为均有正向影响。具体地，个体或组织的行为主要受正式规范的短期影响，但当规范所强制的行为固化为日常行为时，即使规范的执行力降低，个体或组织也会继续执行规范[6]。而Fishbein等也指出，个体或组织的决策行为必然是在考量所处环境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的，而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以及为了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动机对个体或组织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19]。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P关系。

H4b：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H4c：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关关系。

H4d：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2 实证研究

2.1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用7分制Likert量表并依据研究目标进行初始调整，在广泛听取专家意见、采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变量及其测量口径进行统筹调整；最后，在大规模发放问卷前，选定部分目标企业及人员开展问卷预调研，并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内容进行最终修订。具体地，需要测量的4个变量，包括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根据Knack等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口径[20]，本文选取规范（X11）与信任（X12）2个因素测量政府社会资本，选取价值观（X21）与组织文化（X22）2个因素测量民间社会资本；其次，考虑Talbot等提出的“网络治理以参与者的协调为基础”结论[17]，鉴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本文对治理行为的测量通过协调与激励2个因素展开，并利用“主管部门指导治理主体的行为（X31）”和“治理主体间发生冲突时主管部门进行协调管理（X32）”2个题项对协调行为进行衡量，利用“主管部门给予治理主体经济补助（X41）”“主管部门在政策扶持上帮助治理主体行动（X42）”和“主管部门在治理过程中对治理主体进行宣传（X43）”3个题项对激励行为进行衡量；最后，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关于雾霾主要组成成分的说明，用PM2.5水平、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与氮氧化物含量表示雾霾水平，并由此构成问卷调查中的“雾霾状况改善程度等级评判（X51）”指标，根据问卷填写者关于雾霾改善程度的评价数据对雾霾治理绩效进行等级评估。

为保证问卷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问卷发放对象包括政府环保部门、民间环保组织及个人、高校、科研院所中从事环境治理研究的教师或学生等，主要通过纸质及邮件等问卷留置方式发放问卷，向问卷填写者介绍问卷调查目的及填写方法，同时采用匿名形式消除填写者顾虑。另外，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降低随机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2月至7月结束，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3份，回收有效率为76.6%。样本关键特征如表1所示。

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的Cronbach’s a系数均较高，分别达到0.80、0.78、0.75、0.84，均大于标准值。因此，问卷调查数据具有较高信度。然后，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模型收敛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因素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显著性符合要求（P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首先运用回归分析分别对4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初步判别双重社会资本、治理行为、雾霾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再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及其各因素间彼此影响的整体关系。

3.1 回归分析

首先，分别以规范、信任、价值观、组织文化、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为自变量，雾霾治理绩效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方程1。由表4可知，规范、价值观、组织文化和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86、0.810、0.772和0.786，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信任和激励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23、0.293，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因此，验证假设H1a、H2a、H2b、H3a成立。回归分析后，修正假设H1b’为：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修正假设H3b’为：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其次，前面对各变量及因素间信效度的实证检验均达到较好水平，因此，针对假设H4a、H4b、H4c和H4d，本文拟采用单一变量指标代替多重因素指标。具体地，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协调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2，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794，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呈正相关，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则具有较弱正面影响（相关系数0.478）。回归分析后，假设H4a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c需加以修正，修正假设H4c’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最后，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激励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3。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69），民间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的正相关关系较弱（相关系数为0.587）。回归分析后，假设H4b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d’需加以修正，即修正后的H4d’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3.2 结构方程分析

回归分析已初步验证并修正了各变量及因素间的关系。本文将运用结构方程对模型进行路径拟合。模型的拟合指标中，Chi-square/df值为2.963（小于3），拟合优度值（GFI）为0.810（大于0.7），模型适合度（CFI）为0.821（大于0.7），近似误差均方根（RMESA）为0.078（小于0.1），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结构方程的整体模型及部分参数如图2所示。

结构方程各指标的数值如表5所示。修正后的各假设均得到验证。

（1）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711，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社会资本中信任的路径系数为0.186（P=0.013），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1a、H1b’成立。

（2）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85、0.702，且显著性水平符合要求，说明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2a、H2b成立。

（3）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相差较大：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69（P=0.001）、0.413（P=0.005），说明协调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激励行为的正向影响则较弱。验证假设H3a、H3b’成立。

（4）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775、0.714（P值均为零），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245（P=0.053）、0.383（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橛爰だ?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均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4a、H4b、H4c’和H4d’成立。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与回归分析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相关研究假设。而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协调与激励两种治理行为为中介因素的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的雾霾治理研究，具有区别于以往结论的特别之处：

第一，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以往研究多认为二者呈较强的正向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区别于其他问题的公共服务特征。在我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公众对于雾霾治理等公共服务的关注尚有欠缺，企业等盈利性组织仍多关注业务收入而忽略社会责任。因此，建立在高度环保意识基础上的协同治理行为难以实施，进而直接制约信任因素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的作用。

第二，激励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有限（以往研究多认为激励等号召性行为有助于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政策强制力在解决公共服务问题时更高效。本文前面已经说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易导致民众与组织的“不作为”心理。因此，基于社会资本的治理行为必须更倾向于行政命令或政策规定等强制力，避免出现“一人偷懒，人人偷懒”的局面。

4 结论与启示

第5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学术研究； 创新性品格

一、学术研究对培养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的意义

开展学术研究是提高研究者创新能力、辨别能力和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通过学术研究，研究者可以确立自己的研究方向、培养学术思想、提高学术报告书写能力和表达能力以及交流能力，在科学思想和科研方法、研究课题等方面相互借鉴，拓宽视野，开拓思路，启迪创新性思维，使研究生充分了解思想政治教育本学科的研究成果，促进学术繁荣创新和研究生的健康全面成长。

开展学术研究是激励研究者进行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培养具有创新性品格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开展学术可以为研究生提供良好的学术氛围的、规范学习和交流的空间，拓展研究生开展研究所需要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及科研探索思路，是提升其创新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也有利于培养研究生的求真务实科学精神、团结协作的合作精神，有良好的学术规范意识和提升自己学术道德水平。

开展学术研究是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专门性人才，促进新形势下新课题新任务的解决，保障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正确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生是面对新形势下解决新课题新任务而准备的后备军，通过大力开展和倡导学术研究可以促使他们加强自身理论素养，并了解和掌握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通过密切联系自身的专业去关注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等重大时事问题，关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的重大问题、关键问题和前沿问题，寻求学术发展的空间，增强责任意识，立 足现实，解决事关民生的问题。

二、当前学术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的影响

1983年中共中央关于转批《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纲要（实行）》通知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强调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2000年“七一”前夕，中共中央召开了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生命线”论断的新发展是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做了高度的概况，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理论建设的重要战线。思想政治教育事关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在改革发展至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为我国输送了许多建设性的人才，对于保障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研究生这个群体来说，开展学术研究，不仅要“学习已有的知识，还要探索知识，发现知识，创新知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快速进步，日益加剧的商业化，我国当今的学术问题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不利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学术创新、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等方面的问题。

学术创新能力不够。主要表现在理论学习严重脱离实际，缺乏科研能力和理论素养，对本学科的前沿动态缺乏了解，却急于求成，思想浮躁，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不够，导致自身的创新能力有限，许多人在围墙内进行研究，创新性思维比较狭隘，不能进行大胆的突破和创新。

学术研究规范意识不强。在论文的写作上，不能遵循共同的规则和技术约定，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以及规范意识问题突出，研究生在开展学术研究时不能联系自身的实际去关注现实，关注时事，提炼热点问题；研究上缺乏方法意识，而导致了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研究方法缺失、堆砌、误用、虚设等影响学术质量的问题；同时缺少学术规范的意识，论文的格式、书写、引文的不规范，参考文献标准不统一或排列无序等比较低级的错误。这些较低级的错误影响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和能力，不利于培养高水平的研究生。

学术道德问题凸出。学术论文抄袭、校园学术论文、篡改实验数据、搭车等学术的消极因素和不道德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的发展，影响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剽窃和抄袭的涉及道德的问题的现象十分严重，学术上重复信息充斥，低信息作品泛滥，研究成果质量低，水平有限。

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我国科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影响了研究生质量，威胁和影响着“生命线”建设，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所要求的保证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削减了研究生对社会责任的意识，导致其对社会关注不够，道德素质低下，这迫切需要我们消灭这种学术不端和学术不规范的行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发展，提升学术能力。

三、大力开展学术研究，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靠接班人

（一）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关注现实，大胆创新，敢于

提问

开展学术研究要求我们既要立足于现实又要有理论的意义，具备大胆的学术创新精神，扎实的理论基础并且不断地参加社会实践是研究生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

1.开展学术研究，我们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扎实的理论基础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只有不断积累新知识，发现新问题，立足于自身专业的性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经典，阅读有关的学术史论著，瞄准主流，关注与本学科有关的最新前沿动态，才能开展学术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开展学术研究不是介绍别人的发现，不能低水平重复和剽窃，而是利用他们的发现和创新点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培养研究性思维，站在巨人的肩膀，才能看得高望得远。

2.开展学术研究，我们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问题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声音，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问题分为两种类型，一不是问题的问题，即是认知上的问题，不需要研究，只要通过学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二是问题的问题，即是真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才能解决。选择什么样问题作为科学的研究问题，如何做到提出问题和善于提出问题，我们需要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提出问题的前提。研究问题的来源是对社会的担当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关注、观察、体验，并不是主观意向和想象，是我们在关注时事和评论时事，参加实践中对现实的思考提出的问题。

3.开展学术研究，要求我们积极参加实践活动

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我们要将理论知识和实际联系起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只有参加社会实践，近距离甚至零距离地参与观察对象的活动或行动，研究者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的科学认知，才能做出具有社会价值的研究。同时，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是发展的，社会实践的发展，必然要求理论发展，并与之相适应。因而，我们要对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和创造，形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再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4.大胆进行学术创新，敢于突破

在学术研究中，我们要勇于探索，敢于突破“”，只要我们真正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脚踏实地，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就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取得丰硕的成果。开展学术研究，我们要具有创新精神，破旧立新、推陈出新、追求独到。学术的本质是求新求异，这我们需要深入学习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马克思主义，广泛吸取人类文化精神，从而提升我们的学术能力。在学术上培养创新性品格，成为学术狂热，充满学术的自信，要注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同时必须遵循学术研究的范式，具有批判的精神，敢于质疑，敢于提问，敢于反思，留心社会的关注点，这样我们才能做出具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5.开展学术研究，我们必须坚持学术原则和求实诚信的原则

开展学术研究我们要坚持科学性的原则，从科学的态度出发，结合科学自身需要的发展，不能违背科学发展的规律，更不能靠自己的主观愿望进行把握；坚持创新性的原则，把握科学研究的前言性，进行创新性研究；坚持科学研究要围绕经济发展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坚持可行性原则，充分考虑现有的科研设备、科研环境和科研条件，以及前期科研的积累。同时，在开展学术研究过程中，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抵制学术上不道德行为，坚持求实诚信的原则。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方法强调了科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通过科学的方式来研究社会的，主张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性，强调了实践和行动的作用，通过批判构建方式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掌握和运用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实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基础，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是参加社会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也能更好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建立在整个社会复杂大系统下的学科，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开展学术研究中必须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研究方法是以社会生产实践为基础，形成对社会系统的构成要素、社会系统形态历史演变、社会系统的优化等一系列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原则，为我们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把事实与价值、科学认知与价值评价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注重客观事实性，又注重价值的内容。此外，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我们还要学习和掌握世界历史理论，确立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对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各种重大关系，推动人类进步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充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规范和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更加符合专业发展的要求和促进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

（三）培养基本的科研能力

1.文献综述能力

文献综述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基本环节，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项基本能力，掌握文献综述可以形成研究性思维、加强归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文献综述是通过收集大量的情报资料，经过综合分析而形成的专题科学论文，是对某一学术问题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方法的整理，通过站在巨人的肩上，来提出和证明自己的理论观点。掌握文献综述的写法和步骤是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究的一项技能要求。通过对文献的查阅和检索，对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分析，把一定价值的资料通过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加以收集和保存，以此了解前人研究的理论和观点，掌握本专业和本学术领域的前沿动态，为接下来的学术研究做充分的准备。

2.社会调查能力

社会调查是开展学术研究的数据来源之一，通过社会调查获得数据能力既是一种基本的研究能力，也是未来从事实际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开展调查研究如实验方法、调查方法、实地研究方法、非介入性研究方法等途径来获取经验资料；掌握进行社会调查的调查方法，如个案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普查、访问调查、邮寄问卷、电话调查等获得数据和第一手资料的调查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方法论中的资料分析方法，如洞察、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也即统计分析等方法，对获取的原始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同时在开展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掌握和拿捏好实证研究中的伦理问题和政治性问题，在研究活动中的注意调查对象的自愿、知情、欺骗、蒙蔽问题，隐私权，如匿名与保密等伦理性问题以及避免出现伤害性的问题，从而使得我们的调查得以顺利开展。

3.写作训练能力

较强的学术写作或理论写作能力、表达的精确性、准确性、分析的准确性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这需要我们进行经常的写作训练，提高学术研究问题意识、方法意识、规范意识，提高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

4.掌握SPSS统计和分析软件

掌握SPSS统计和分析软件是我们开展学术研究对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所要求的一项重要技能。通过掌握SPSS统计和分析软件运用来进行统计和分析对对象的调查数据，提高数据分析的效率和质量，提高数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只有扎实掌握学术研究的能力，才能帮助我们完成学术研究，才能不断促进我们研究生学术能力的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给我们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我们要不断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学习发现新问题和新知识，进行新的探索，解决新问题。

四、结束语

开展学术研究对培养具有创新性品格的研究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培养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研究生的要求，加大对研究生学术研究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学校在努力创造条件的同时，研究生自身也要约束自己、鼓励自己进行不断的学术研究。

参考文献：

[1]张积玉，学术规范体系轮略[J]，文史哲，2011（1）.

[2] 林震.方然，加强研究方法训练，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兼谈[J]，中国高教研究，2011（9）.

[3]《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方法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5）.

第6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关键词 城市社区治理 国家力量 社会力量 市场力量 协作治理 善治

中图分类号：F299 文献标识码：A

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是最早使用“社区”概念的人。在腾尼斯（1999）看来，社区是由具有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是一种关系密切、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及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社区是最基层的治理单元，社区治理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创新进入党和政府的视野，同时也掀起了学术界对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新热潮。笔者试就学界近两年来关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

一、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国家力量

我国传统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主要是“行政型社区治理模式”（孟媛媛，2012），政府部门是社区治理的唯一主体，其治理的基本方式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型社区治理模式是否发生了转变？城市社区治理中国家力量扮演了何种角色？近两年来，许多学者对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国家力量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谢金林（2011）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对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街居制度建构了城市基层权力体系，解决了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的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秩序建构能力。随着治理难题的增加，社区制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适度的调试，社区自治程度获得了提高，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过程相互合作、良性互动格局并未真正实现。余泽卫（2012）以治理理论为框架，以社区治理为视角，对呼和浩特市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余（2012）指出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行为主导性过强，干预了社区自治的实现。

张勇（2012）认为，我国的社区建设模式是“外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外生型社区建设模式”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是国家力量。政府根据需要在社区治理单元进行社区建设，这种国家建构的社区建设内容以硬件设施为主，而忽略了社区居民的需要，忽视了居民“生活共同体”的建设，忽视了市场、社会和社区成员在社区建设中角色的发挥，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外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国家力量主导的“外生型社区建设模式”是一种刚性的社区管理，借助政治权力和行政管控实现刚性稳定，居民参与不足导致社区治理困难，供给主体单一导致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失衡。

唐文玉（2013）基于T社区的个案研究，揭示了存在于城市社区中的“权威效能治理”模式。张勇（2012）构造的“外生型社区建设模式”，是从国家力量在社区建设中扮演的根本性作用角度进行定义的。然则唐所构造的模式是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渗透与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生长相互遭遇所塑造出来的治理模式。“权威效能治理”展现了社区中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权威―服从”关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是一种“中心―边缘”模式的合作，国家权力始终居于中心地位，扮演主导性的角色，而社会力量则只能扮演一种辅助国家权力、支持国家权力、为国家权力服务的角色。社会力量充当了国家渗透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基础设施”，并由此而拓展国家的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增进社区民众对国家权威的合法性认同，建构服从国家的社会秩序。

这些研究揭示了当前我国社区治理模式仍然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模式。国家力量在社区治理中自始至终发挥着主导型的作用，但是随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增加，国家力量的发挥要注重方法和限度问题。国家力量适度降低了社区治理的行政化，社区自治程度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得到介入的空间，社区治理模式开始呈现出向“强国家―强社会”发展的态势。

二、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力量

社区作为最基层的治理单元，同时也是一个生活共同体。社区居委会作为联接国家管控与社区自治的桥梁，是国家在社区的人，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同时又是由民主选举产生、代表基层群众利益的社区自治组织，具有强烈的自治色彩。张珍（2012）将城市社区治理中居委会的角色界定为“自治、管理、服务、动员”，然后以太原市X社区为实证研究对象，认为该社区居委会自治角色弱化、管理角色依然强势、服务角色空缺、动员角色较强，居委会角色发生了偏差，社区居委会角色的矫正，要充分还原社区的自治角色。

近期的研究中，除了关注社区居委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扮演外，相当一部分研究将焦点聚集到社区的业主组织。李莹（2011）对广州市住宅小区业主组织（业主大会以及业主委员会）成立运作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业主组织成立运作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徐道稳（2011）将业主委员会看成是以财产关系为纽带的“财合”组织，而非基于地缘和情感的“人合”组织，它的产生对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对业主大会内部的治理结构都提出了新要求，对社区内部的组织关系和社区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业主委员会将成为社区管理创新的下一个切入口。

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多元的利益纠纷，人民调解制度凸显了其重要性。现有基层自治人民调解委员会发挥的作用有限，裘晓音、付永雄（2012）提出构建专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想，并使之与基层自治人民调解委员会形成平行并存互补、范围略有差别、协调有机运行的人民调解纠纷解决体系。

对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力量研究表明，社区居委会的角色定位应该是社会自治组织，社区治理的社会力量不仅包括社区居委会，还应包括社区内的业主组织、治安保卫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将社区范围内各种社会力量吸纳到国家主导型的社区治理结构中，能够有效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俞可平，2000），增强党和政府政治的合法性，实现社区的参与式治理（陈剩勇、徐，2013）。

三、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市场力量

城市社区治理的力量，除了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市场力量。市场力量主要是指社区范围内一些市场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进而有效提高社区治理绩效的力量。社区范围内典型的市场组织有物业管理公司和保安服务公司，这些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功能的发挥程度将决定基层社会管理的绩效。保安服务公司是向社会提供安全防范服务、满足公共安全和群众人身财产安全需求的公司。物业管理是指，建设单位或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黄闯（2013）的研究表明，社区物业管理的行政化倾向成了当前社区物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直接影响了社区纠纷和冲突的解决，影响了社区治理的绩效。为了维护社区居民利益、社区和谐，促进社区物业的良性发展，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社区物业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社区物业管理去行政化是否意味着社区物业管理完全脱离现行的国家主导型社区治理结构呢？黄安心（2013）给出了另一个回答。黄安心（2013）认为，当前的小区物业管理项目被冷落，通过将物业管理服务融入社区公共管理服务体系，发挥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和多方资源的功能作用，并改变单纯从企业经营角度进行项目运营的物业管理模式，才能使物业管理行业企业回归正轨，健康发展。

和上述两位学者观点有所不同，卢银燕（2012）从物业管理的双重属性角度讨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的溢出效应。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具有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实现了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优化，这是社区物业管理市场属性的溢出效应；而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在参与社区事务管理过程中，通过提供各种公共服务提升了社区的管理水平，这是社区物业管理公共属性的溢出效应。卢银燕（2012）的研究落脚点在于处理好小区物业管理的市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旨在将社区物业管理纳入到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

四、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国家―社会―市场三种力量的冲突与协调

现代城市社区场域里，国家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三者交叉并存。组织的属性决定了组织所追求得目标，国家组织、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在市场性和公共性抉择上所做的选择是不同的，但是三者所追求的目标又有着共同合作的空间。徐琴（2010）曾认为，持续向下延伸的行政权力、不断介入的市场力量和逐步生长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空间相互交织，使得社区“共治”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状态。但在“共治”格局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利益取向、权力位阶以及治理逻辑差异明显，政府的行政权、居民的自治权、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韦晓蓓（2012）也认为政府的行政权与居民的自治权之间存在着冲突，社区治理的弱自治性和强行政化构成了我国社区治理的难题。快速城市化导致许多新建社区的崛起，徐丙奎（2013）认为，新建社区管理者出现“权力困境”，对社区草根组织（主要指业主委员会）的管理缺少工作抓手，对社区内市场主体（主要指物业公司）行为的规范缺乏抓手。

既然社区治理中的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之间常发生冲突，如何解决组织间的冲突？如何实现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三者的有机平衡？许多学者开出了大致相同的药方：为实现社区治理的善治，构建一种由政府主导、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等多元行动主体协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伍，2012；余泽卫，2012；沈茜，2012）。然而，王星（2012）将城市基层社会的参与者分为生计型参与者和权责型参与者两类。在基层社会管理实践中，代表国家的权责型参与者与代表社会的生计型参与者内部均存在着利益分化。王星（2012）将不同行动主体间的利益分化作为影响基层社会秩序建构的核心变量，达成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共识是城市基层社会有效管理的根本出路。

五、结论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城市社区欲实现善治，构建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合作模式将是必然选择。社区居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公共物品需求内在规定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也应该多元化。转型期的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给社区带来的诸多挑战，而国家力量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所具备的资源有限，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有限，这给市场力量介入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社会力量有效参与社区治理构筑了空间。为实现社区的有效治理，社区的管理创新需重新调整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规划、资源投放、监督跟进、调整整合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协调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各种治理资源（朱天培，2012）。

从学界近两年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研究来看，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化主体实现协同治理、多中心的社区治理结构的形成是学界达成的共识。中共十工作报告指出，“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可见，协同治理已经开始从理论探讨走向实践操作，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协同治理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

第7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第8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关键词：政治学学科；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088-02

收稿日期：2013-08-19

基金项目：许昌学院教研项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学科建设研究”（02011006）

作者简介：魏惠萍（1976-），女，河南许昌人，教师，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在社会科学中，政治学是最重要的基础学科之一。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倾向；而社会体制的深度变革，也引发了部分潜在的社会问题。这些都值得学界对其进行理论探讨，也为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课题。而普通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多是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高校扩招的现实需要才开始的，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因此，如何科学地加强政治学学科建设，培养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学人才，已成为政治学专业共同关注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原则

政治学学科建设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理论指导原则。在政治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指导上，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社会政治实践发展的要求，对于社会政治现象展开深入的探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共产党领导的理论、政治发展的理论，都是我们构建政治学理论体系、进行政治学学科建设的理论依据所在。

2.科学性原则。政治学是按照学术活动固有的规律来开展研究活动，从而揭示国家政治活动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政治学学科建设的科学性，就是要强调政治学学科建设必须遵守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就是要坚决抛弃那种把政治学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实事求是，坚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性要求，形成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学科体系。

3.结合国情原则。政治学在中国的恢复、重建与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毕竟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要研究国外的政治学，借鉴和吸收国外政治学的优秀研究成果，特别是要将中国政治学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政治学相联系进行研究。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要从中国政治现实出发，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和提炼中国的政治学理论和知识，并进行对策研究。那种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把外国的政治学理论，教条式地拿来应用，把具有中国国情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概念化、公式化的做法，是不可能搞好政治学学科建设，更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

4.实践性原则。任何一门理论如果不与现实紧密地相联系，它就会失去生命力。而政治学本身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就最为密切，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因此，社会实践性原则也是构建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看，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政治学进行科学研究、并纳入学科体系的。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政治学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分离，促进他们之间应有的沟通与合作，推动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发展与人才的培养。

二、政治学学科建设的内容

就普通高校政治学学科建设来说，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设：

1.从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特点进行建设。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特点主要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将有所转换，逐步形成具有原创性、独特性和本土性特征的政治理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逐步丰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导下，分析、批判、借鉴吸收西方政治分析的角度，并逐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分析方法体系；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得到更大的重视，政治学的基础性研究将会继续取得进展；在此基础上，政治哲学的研究成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政治哲学中对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效率的专题研究将成为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2.从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新变化进行建设。当代政治学学科体系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政治规则、政治责任、权利政治、选举政治、政府基础、社会利益群体、政治社团、非政府公共组织、社区政治、全球化、公共政策、公共组织变迁等会成为新的分支研究领域。政治学的学科领域与其他学科发生交叉融合，产生了一些交叉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伦理学、地缘政治学等；而经济政治学、数量政治学、治理政治学、制度政治学等交叉学科也逐渐形成。

3.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进行建设。全球化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影响涉及政治稳定、政治合法性、人权和公民政治权利、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变化调整，及其所产生的政治效应，社会利益群体的政治协调，社会体制结构性调整和政治管理，权力结构的调整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政治学学科建设中，必须重视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变化和发展，必须实现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的相互促进，在理论研究中寻求新的空间，在现实研究中寻求新的发展资源和理论支持。

4.建构完整的政治学课程体系。当前，政治学学科存在专业定位不明确、教材内容陈旧、课程设置不科学等诸多问题，而政治学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学科建设中没有得到体现。因此，政治学教育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科学的课程体系与评估体系，科学设置专业课和专业必修课，在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要不断更新、变革。除了重视基础教育，突出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的培养，还要在课程设置上注重专业素质教育和其他综合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特别是要加强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熟悉从事国家、政府实际管理活动的理论、方法与操作规程。

5.提高政治学学科队伍的水平。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需要大量的现代政治管理人才，作为政治人才资源的支撑，这对普通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普通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既要注重学术型，也要注重教育型。学术研究和教学要突出对现实问题的回答。不仅在教学中把对热点问题研究的成果引进课堂，还要重视地方性、区域性研究成果的课堂化。在教育方面，突出现代政治管理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应用人才的培养，关键要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学科研队伍。这要求我们首先围绕做强学科，提高队伍水平，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深度。大胆地开展学术交流与争鸣，制订教师培训计划，提升教师层次。

三、政治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政治学学科建设对于政治学人才培养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治学人才的培养目标，应着眼于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学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能在党政机关、高中等学校、新闻出版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从事、政务管理、政策调研和教学科研等工作的政治学高级专业人才。为此，政治学学科建设应围绕这一目标，为学生提供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政务管理和政策制定所需要的现代化知识和技能，以及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素质。

1.政治学人才培养质量是衡量政治学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准。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有效性能够通过政治学人才培养的水平得以体现。政治学学科建设通过依靠自身的师资力量，加大科研力度，努力争取在本学科内占据较为前沿的研究地位，进而将这种学科知识的领先性转化为课堂的具体教育资源，把先进的学科理念传授给学生，并引导学生参与到这一学科中。因此，高水平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是政治学学科建设水平的最终体现，而所培养政治学人才的知识储备及业务水平的高低，更是能够直接反映政治学学科建设的有效性。

2.政治学学科建设是政治学人才质量的重要保证。尽管高校能够培养出高水平的具备综合性知识储备的人才，但这些人才能否快速适应社会则成为检验高校教育成果的试金石，而这种对社会的适应性，却能够从政治学学科建设当中得到保证。此外，政治学学科建设能够确保高校所培养的政治学人才在知识储备及综合素质方面满足社会的需求。知识的储备状况及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离不开高水平的学科建设工作。有效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体系，不仅可以确保高校在该学科的理论发展当中具备前沿性的能力，而且也能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培育出适应环境的政治学人才，最终确保人才价值的顺利体现，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3.完善政治学学科建设，促进政治学人才培养。高校要采取多种措施来完善政治学学科建设，促进人才培养。总的来说这些措施有：首先，构建较为完善的政治学学科管理体制。高校应对政治学学科师资队伍的建设进行有效的规划，不仅要在师资队伍当中按学历、职称、年龄等形成一定的层次，而且应推选出学科带头人，建立以学科为依托，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学术梯队；同时，建立适应人才培养的教学科研组织模式。其次，创新高校政治学人才培养机制。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新的教育环境，因此要对人才培养机制进行适时的创新，要对师资队伍进行相应的改革，以推进政治学学科建设及人才的培养。最后，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在培养政治学人才时，要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又要加强操作技能与方法的培养，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培养与教育。开发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拓宽学生的社会视野，为以后顺利步入社会提供相关的经验。因此，高校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应将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课相联系，从而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

参考文献：

[1] 查索霞.高校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

[2] 张英魁，朱晓梅.当代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面临的主要任务[J].中州学刊，2008，（1）.

第9篇：社会治理调研范文

[关键词]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19-02

建构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以来，已日渐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已趋成熟。但对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通常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即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就社会科学范畴中的国际政治学而言，主要是指相对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后实证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二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即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在建构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本文将围绕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方法论分歧的本体论根源：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

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方法论的分歧本质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实际上，国际政治学者在面对所有的研究问题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先在的本体论假定。国际政治研究的客体不外两种类别：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自然事实，其本质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这一点在国际政治理论界，除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外，几乎是不存在争议的。但至于社会事实，在本质上究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还是一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主观建构，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这种分歧，正是物质主义本体论与理念主义本体论分歧，或称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分歧。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是持物质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它把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在内的社会世界理解为同自然世界一样的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是独立于人类的话语和观念、独立于人类的互动行为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任务，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在于因果问题研究，在于发现客观规律或者像华尔兹所说的对客观规律的解释。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及其规律加以把握和认识。这种观点，是理性主义学派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和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根据。

然而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温和建构主义还是非主流的激进建构主义，都是持社会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它认为社会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话语和观念的客观实在，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观念和言语行为不断创造和再造的。这种理念主义的本体论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强调物质因素是通过观念和话语的作用而产生意义的，社会实在只是一种主观的外化。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类别，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体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所以国际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注重因果问题研究，还应该重视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重新设定决定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那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应当受到成有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的“中间道路”：方法论多元主义

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质本体论的观念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将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说明(explanadon)，侧重于实证性方法；而社会本体论的观念则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后实证主义倾向，将理解社会意义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诠释”(intcrpreta-tion)。在国际政治学界。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学派属于前者，作为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则属于后者。

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则力图调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条新的“中间道路”。建构主义尽管在本体论上和反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认同反思主义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单一主义观念，而是持一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实证性方法与诠释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因果问题研究(why的问题)离不开实证性方法，而建构问题研究(what和how的问题)则需要诠释性方法。因此建构主义在研究实践中超越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无谓的方法论争议，综合运用两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类方法。

这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建构主义在保留了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被理性主义所忽视和否定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包括符号学、谱系学、叙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认知图谱法等，这些方法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

虽然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持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立场，但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在两类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匀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侧重的：温特的理论以科学实在沦为认识论基础，所以较多地采用了实证性方法；而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的建构主义文本都是实证性和诠释性方法同时使用，既有说明变量关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会意义的内容；鲁杰、奥努夫和克拉托齐维尔则更多地是从理解意义的角度人手，较多地采用了诠释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齐维尔为代表的德国建构主义学派，大量地使用了语言学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强烈的后实证主义色彩。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这种语言学方法曾经长期为中国学界所忽视，它是建构主义多元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应用，也是由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它不仅描述社会事实，而且还建构社会事实，话语是观念扩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言语行为来完成。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诠释社会建构问题，是当代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建构主义学派之中，在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建构主义学派之外)应用并

不广泛。

三、方法论的社会学转向：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建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对理性主义有两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对单一方法论的超越，还有就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对个体主义方法的超越。个体主义方法强调个体的作用，并以个体特征解释整体特征；而整体主义方法则强调整体的作用，根据整体特征解释个体特征。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常用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是社会学偏爱的方法。¨’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深受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和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其中新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华尔兹就曾经以市场结构来类比国际政治结构，以公司来类比国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要借鉴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基欧汉就曾经以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考察国际制度。理性主义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国家视为“经济人”，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并经常使用博弈论、系统论甚至数理统计等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虑被假定为理性利己者的国际行为体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只注重单元层面的利益权衡和战略选择，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更不用说它忽视了主体间性的存在和社会意义的观念建构问题。但世界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市场体系而存在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是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借鉴自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缺陷，使整体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引人国际政治研究成为必要。这个方法论革命的任务，就是由建构主义完成的。

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所以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论上也是采用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体主义所强调的因果作用，还包括个体主义所忽略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仅像华尔兹所认为的那样决定国家行为，还有建构国家行为的意义。同时，整体主义将个体属性视为整体结构的社会建构，而不是像个体主义那样将这些个体属性视为与整体结构无关的外生的给定变量。也就是说，国际结构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研究重心放在建构理论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论研究上。它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作用，分析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分析文化、规范和认同的形成与作用。它把包括权力、利益和无政府状态在内的所有被理性主义视为先验的给定的概念都变成了研究的课题，并分析其社会建构的过程，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建构主义以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底，因此不仅关注因果问题研究，而且更加强调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特点决定了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在保留了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大量借鉴了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也正是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和对建构问题研究的强调，决定了建构主义只能采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属性与行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建构主义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重新解读世界的新话语、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这正是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29，37。

[2]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

[3]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国际政治研究，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