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与文化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摘 要] 跨文化广告是跨国界、跨文化的商品营销的宣传形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体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价值 观念、消费观念等。广告的定位、创意是广告成败的关键。文化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论文关键词】 文化因素;广告;定位;创意 一、广告定位与文化因素 美国广告学者艾·里斯等在《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中指出:“定位并不是要你对产品做什么事,定位是你对潜在的顾客心智所下的功夫。定位并不是不牵涉到改变,它确实在改变。但改变的是名称、价格及包装,实际上对产品则完全没有改变。所有的改变,基本上是在作着修饰而已,其目的是在潜在顾客心中得到有利的地位。”广告定位主要有两大类:实体定位和观念定位。实体定位强调的是:在广告宣传中突出产品的新价值,与同类产品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及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更大利益。观念定位是在广告中突出宣传品牌产品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取向,诱导消费者的心理定势,树立新的价值观念,从而引导市场消费的变化或发展。影响广告定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民族文化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它的作用是在广告中突出、渲染一种具有个性的、独特的、与受众文化和谐的气氛,它的目的是吸引潜在的消费者,在公众中树立起自己企业的形象。 从日本三家汽车公司在中国销售所做的宣传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有朋远方来,喜乘三菱牌”;“古有千里马,今有日产车”,我们知道,它们都是由中国的谚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和“千里马易寻,而伯乐难求也”演绎而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广告的创作者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做了深入的研究、分析。这样做,不但求得了在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认同感,使潜在的顾客对其产品产生一种亲切感,同时也增强了广告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说明他们的产品畅销各地,深受用户喜爱,使得它们在中国的销售有比较好的业绩。 由于人们在文化语境和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差异,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对广告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美国著名运动品牌耐克通过以“just do it”为主题的系列广告,和篮球明星乔丹的明星效应,迅速成为体育用品的第一品牌,而这句广告语正符合崇尚个性、提倡自由的美国青少年一代的心态:要做就做,只要与众不同,只要行动起来。但在香港电视上播放时,“just do it”译成“想做就去做”。许多消费者认为该广告有诱导青少年干坏事的嫌疑,纷纷投诉,在将广告词改成“应做就去做”后,才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尽管只是一字之差,意思却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在华人占主流的香港特区,尽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原因,造就其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城市,但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依然深深地根植于老百姓的心中,自律具有传统的心理优势,它要求人们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一定的行为规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同一广告内容会有不同感受和理解,同样的广告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宣传效果。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各具特色,其表达方式与文化习惯也存在一定差异。这是由于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民族历史、社会制度、道德信仰、文学艺术、心理特点、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地域风貌等等差别而造成的。 美国一家汽车公司把它生产的“Matador”汽车销往波多黎各,“Matador”的英文意思是“斗牛士”,借此比喻该车的敏捷和威风。可是创作者忽视了“Matador”一词在波多黎各当地语言中是“杀手”意思。在一个交通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地方,“杀手”牌汽车怎么卖得出去?再如,许多国产护肤品在说明书中将“增白”译为“whiten the skin”。在汉文化里,“增白”是褒义词,汉语中“一白遮百丑”的说法反映了汉民族的审美心理。而西方国家的有钱人追求的是黑里透红的健康美,苍白在他们看来代表着贫困和疾病,并非美的象征。基于这样的审美期待,谁愿意花钱买“难看”呢?熊猫在世界多数国家受到欢迎,“熊猫”这一品牌译成各种语言,大多能产生美好的联想,但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用熊猫来做品牌广告,却遭到攻击和抵制。因为熊猫外形像肥猪,也被认为是忌物。跨文化广告创作必须充分了解并尊重与受众国的文化差异,不符合受众文化的消费心理、有悖于他们的审美标准的广告,结果都无法赢得市场。 广告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求异,广告宣传必然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一些传统文化,推动文化的发展。因此,跨文化广告定位时必须充分了解并尊重与受众国的文化差异。美国通俗文化,风行世界,麦当劳快餐店广告总是裹携着美国文化,遍布全球。麦当劳的多种汉堡包都以牛肉为主要原料,其原因是美国是

第2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2010年4月27日，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和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了《新商业文明研究报告》的研究成果，来自政府主管部门、学界、互联网企业等方面的代表共同探讨了推动新商业文明的必要性，以及未来商业变革的趋势。

危机催化新商业文明

所谓商业文明，是以商业或工商业为发展中心的文明。中国的商业已经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也孕育了悠久的商业文明。

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商业文明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它曾经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但是在互联网和信息革命的背景下，旧的商业文明日益显露出它的历史局限性。全球金融危机昭示了其价值观的危机――过分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忽略、伤害、践踏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经济必然要改变商业价值观。《新商业文明研究报告》指出，新商业文明，是在互联网条件下，由电子商务引领，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式变革实现的一种新的人类进步状态。由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推动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文明范式和进步状态。简而言之，新商业文明是信息时代的商业文明。

“新商业文明”最早由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提出。马云认为，旧的商业文明的时代是企业以自己为中心，以利润为中心，而不是以社会为中心。二十一世纪，将是新商业文明的时代。“开放、分享、责任、全球化”是新商业文明的重要内涵，“信息时代的商业文明”将是它的演进方向。

这样一种新的商业文明，对每一家企业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它需要企业去重新思考与客户、员工、股东、合作伙伴、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等的关系，并为此做出实质性的转变。

新商业文明加速中国崛起

旧商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经营粗放，大量不合理的交易费用沉淀在流通中间环节之中，从中滋生了暴利的土壤，导致对商业基本原则的系统偏离。而新商业文明，让人们回到商业本身。网上销售，完成同样工作，可能六七折、甚至四五折仍有利可图。削除暴利后，人们将通过差异化服务实现增值。既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利于生产者。

新商业文明将显著增进社会资本，促进人们的关系与信任。例如，阿里巴巴未来十年的愿景就是带给上千万企业以创业生存机会、创造上亿的新就业机会，为全球10亿人提供价廉物美的消费平台，并且通过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人的相互和谐与个性化发展。

在上一代商业文明中，英美取代中国成为进步的引领者；在下一代商业文明中，中国有可能再一次成为进步的引领者。新商业文明是属于全球的，中国如果领先一步，将为人类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迎接变革就在此刻。如何实现和加速新商业文明普及，已经被社会各界多次讨论。支持新商业文明的新技术如云计算正逐步成熟，现在需要的是社会的关注、各阶层的通力合作和资源的协调整合。

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具备新商业文明特质的先行者已经在信息时代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并以开放、分享的精神带领他们身边的人共同进步。这将是一场带来巨大经济能量的核聚变。

附件：浮现中的新商业文明(摘要)

1、背景

对全世界的企业来说，正处在思考新的商业游戏规则，凝聚商业普世价值共识的十字路口。利用互联网去重塑商业文明，让企业回到商业原则的基础，是人类面向未来，走出危机的一次很好的机会。

2、什么是新商业文明?

新商业文明，是在互联网条件下，由电子商务引领，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式变革实现的一种新的人类进步状态。由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推动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文明范式和进步状态。

3、新商业文明的核心范式

从人与自然关系特点看，新商业文明带来新的生产力，实现从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升级的技术进步，形成了以网商为主体、网货为客体的新财富体系；

从人与人关系特点看，新商业文明带来新的生产关系，推动以诚信为标志的社会资本所有制变革、以分享为标志的分配制度变革、以责任为标志的管理制度变革，形成以网规为核心的新制度文明体系：

第3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儒商精神；文化体征；经典；责任

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儒家文化为首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儒商精神的形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儒家文化体系中，仁爱、礼制、中庸、责任等思想的广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全方位的发展和进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要想从根本上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步进行，就必须要秉承儒商精神，实现企业进步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本文将重点围绕儒商精神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并为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提供良好的思路。

一、儒商精神的理论基础及核心内涵

儒商精神的形成脱胎于以孔子为首的儒家精神。在儒家文化精神中，既有君子品格的塑造，又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化，同时还包含着对于经济、政治、文化、国民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商品经济的到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构建，让儒家文化在新时期与时俱进，放射出夺目的光芒。通过与时代商业的结合，从根本上促进了现代商业义、利共存，既能够促进时代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抵制经济朝着负面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以儒家为本的商业风貌

儒商精神展现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时代商业风貌。所谓的儒商精神，是指儒家思想与商贾精神的结合，在进行商业活动以及企业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将儒家文化运用到其中，以此来加深企业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培育企业精神，以此来实现企业的进步。儒商精神是儒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结合，将儒商精神运用到企业的发展中去，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企业文化观、价值观的塑造，培育良好的企业精神，不断地提升企业员工的素质和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文化体征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结合，塑造出企业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文化体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义与利的权衡，让企业经营与社会进步同步进行，从而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然而目前企业发展中出现了过分追求利益的畸形发展态势，影响了企业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遵循儒商精神中的以义取利观念，能够有效地制约不合理竞争的出现，从而维护良好的企业发展秩序，促进企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共同进行。其次，企业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权衡，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突出“以利济世”的文化精神，用企业的经营成果来回报社会，担当社会发展的重任。

（三）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

儒商精神的实现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精神作为国家政治统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导精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这种精神内涵则更多地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利益与文化的融合。儒商精神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仅仅要实现传统文化与商业精神的融合，同时还要将其成功运用到企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去，从而实现社会和企业的稳定前进。这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是儒家精神与商业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体系的革新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民精神、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发展都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二、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相互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是相互促进、互为表里的关系。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是儒商精神的基础，为之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和题材形式。其次，由于儒商精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时展的见证，儒商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使其在新时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发展。第三，儒商精神与时代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儒家文化与商业文化碰撞的又一结晶，对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华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注重精神与道德，排斥纯粹的物质主义。传统儒家文化在古代被统治者视为统治的工具，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铸就君子人格，实现国民精神的塑造，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到了商品经济时代，儒商文化的形成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原始精髓，并结合时代的特征实现了精神内涵的进一步延伸，这极大地增加了儒商精神在新时期的适应性，对于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这对于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态势的增强。

（二）儒商精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儒商精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文化精神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商业精神与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使之更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纵观当今的企业发展，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脱离文化精神及企业文化而存在，而儒商精神是企业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其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总体说来，正是儒商精神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延伸到了现代企业的发展中去，使之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创新性，进一步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从而保证了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步实现。所以对于现代企业发展来说，应该注重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统一性，从而保证我国经济朝着良性的发展方向来进行。

（三）促进了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是相位表里、互相促进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儒商精神也在新时期散发出夺目的光芒。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不仅仅为企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指引，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掀起了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文明社会的构建。正如香港金鹰集团陈仲尼所理解的新儒商精神，应该是修身、治企、兴业、社会多方面的结合，不仅仅要提升本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能够肩负起自我成长、员工素质提升、社会发展与进步等多样化的责任，以此来不断地发挥企业的最大优势，为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

三、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是相互统一的关系。要想实现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就要广泛地借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为儒商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创造基础。深入经典，不断丰富儒商精神的文化内涵，准确地权衡义利之间的关系，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从而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精神，才能够为企业文化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机遇，同时进一步地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在新时期的发展。下面将重点来谈一谈新时期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

（一）深入经典，促进儒商精神的形成

深入经典，促进儒商精神的形成。儒家文化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同时也分成不少派别。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它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的总之，强调内心修炼与事业成功的并重，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伦理关系，实现政治实践。因此，在企业的发展以及儒商精神的构建过程中，要善于从儒家的经典中来汲取力量，广泛地借助于《春秋》、《论语》、《孟子》等诸多文化经典，从而来实现现代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无论是企业文化的构建、企业员工关系的处理、企业管理决策方案的制定，还是企业的总体发展规划等，都要以儒商精神作为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文化的力量，以此从根本上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

（二）以义取利，实现自我职业道德约束

以义取利，实现自我职业道德约束。以义取利是儒商精神的重要精神内容，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要时刻秉承这种思想，来切实实现企业的发展与转型。第一，确立企业的发展宗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并重，遵循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核心观念，来制定企业的发展策略和战略规划。第二，在企业开展业务的时候，也应该以儒商精神作为有效的参考依据，学会以正当的方式解决各类业务问题，在实现有效沟通、良好合作的基础之上，来最大化地维护企业利益，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保证企业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第三，以儒商精神作为企业文化的精髓，教导员工严格地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以正当的方式来取得属于自己的利益，从而不断实现个人的长远发展，为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明确责任，开拓“以儒带商”新思路

明确责任，开拓“以儒带商”新思路。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在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该时刻明确其社会责任意识，为实现社会长远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首先，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以“儒文化”作为一切行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企业的发展宗旨和核心理念，必须要以促进社会良性的发展为依据，从而实现与社会发展的同步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即是很好的证明。要想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经营效果，就必须要努力地践行儒家精神，拥有不屈不饶的勇气和毅力，来克服企业发展道路中的困难，从而为企业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第二，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商业的发展，商业在社会所有行业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必须要充分地发挥企业的优势，大力倡导“以儒带商”模式，从而让企业自觉地肩负起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

（四）和谐发展，掌握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

和谐发展，掌握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追求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同时也是企业经营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中庸思想，还是贵中尚和的理念，都在强调和谐的重要性。因此，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和谐发展的要求，掌握有效的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首先，对于企业而言，要秉承“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追求企业发展与自然和谐的有机统一。比如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应该实现环境保护、绿色生产、节约成本等，从而实现和谐经营。其次，遵循贵中尚和的思想，构建其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仅要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在企业对外发展过程中，也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实现企业交际中的和谐。

（五）强化道德，树立现代儒商新规范

强化道德，树立现代儒商新规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企业来说，要想实现企业发展的进步，就必须要遵循起码的道德规范。首先，将道德观念融汇到企业文化构建中去，号召领导者、企业员工都要不断提升自觉性，实现道德水平的提升。其次，要多开展各种各样的企业公益活动，比如社会救济活动的开展、成立基金会等方式，都是提升企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证明。总之，只有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实现儒商精神在企业发展中的融合，才能够不断地实现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实现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从而保证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结语

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儒商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企业中的重要文化基础，对于塑造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之道提供了有效的基础。特别是新儒商精神的提出，更加凸显出这种文化精神的深层次内涵，必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儒商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新时期背景下，必须要借助于传统文化来丰富儒商精神的内涵，通过深入经典、以义取利、明确责任、和谐发展、强化道德等几个方面来对新儒商精神进行重塑，以此来为现代企业进步提供有效的文化动力，同时实现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文化格局的形成，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参考文献：

[1]袁张帆.现代儒商企业的伦理审视[D].华侨大学，2006

[2]张英杰.论儒商精神及其当代价值[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6

[3]王静玉.汲取儒家文化精华，构建中国特色企业文化[D].河北经贸大学，2013

[4]林锐.儒商之道与现代企业经营理念[D].华中科技大学，2006

第4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商务英语 翻译 文化适应性

商务英语翻译问题概述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间、地区间经济交往的实质是国家文化、地区文化的互动、交流与接触。在不同文化的交互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弱化和消除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和交流。英语作为国家间、地区间经济交往和商务往来的有效工具,具有存在形式的多样性与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等特点,这些特征不仅反映着国家、地区间文化的差异性,也影响着商务英语翻译的准确性。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必须注重国外企业与本国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文化环境是一个不同区域、行业、特征和性质的文化交织影响、能动渗透的有机能动场,尤其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较强的波及力和辐射力,会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造成影响效应,商务英语翻译也不例外。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产物,是社会文化在企业组织管理实践中的折射,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文化价值、经营理念、管理过程和未来经营业绩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企业文化渗透于企业的一切活动中,又流溢于企业的一切活动之上,既是企业组织的基因和灵魂,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潜在动力和重要保障;既是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批判性和继承性、稳定性和动态性的有机结合。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应关注和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重视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

密切关注国外企业文化的最新成果,充分考虑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化、国内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渗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学习市场经济国家先进的企业文化逐渐成为培育和创新我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但实事求是地分析,对如何借鉴、学习、吸收和内化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可移植性等关键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学术上加以明确描述和科学阐明。目前,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对待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

局限和满足于介绍和翻译,而忽视根据本土社会特殊的文化背景、文化特征进行商务英语翻译,以及对国外先进企业文化的吸收、修正和创造性地应用。

忽视文化盘点,即忽视国外先进企业文化的制约性,不注重原产地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差异性与共同性分析,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未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其来龙去脉,缺乏对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深层次的文化学透视。

缺乏对我国本土文化独特性的准确认识,未经系统科学地分析就直接从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中演绎出各种关于商务英语翻译的手段、设想、方式与模式,企图在较短的时期内来完成商务英语翻译工作。实践证明,单纯考虑国外企业文化,不会产生与国内企业商务交往活动的英语翻译理论及实践操作方式,也不会促进国内企业商务活动的持续、深入和有效地开展,反而给企业商务交往与活动的有效开展带来很大障碍,造成企业生存力、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巨大破坏。

把握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

事实上,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往往被忽视的环节就是文化的适应性。当然,文化适应性的观点决不是否认不同商务英语翻译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但国外先进企业文化不能原封不动地渗透到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商务英语翻译必须注意文化适应性问题。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东西方管理文化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彼此各有优势,很难找到一条客观、有效的商务英语翻译标准。对于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究其本质是由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所致。因此,在我国企业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文化适应性问题,注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反映国外企业文化特性,才能更好的造就企业商务英语翻译在企业商务创新实践中实现实质性转变和历史性飞跃。本文认为,商务英语翻译的首要前提应该是注重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有效体现国内外企业商务活动交往之间的文化适应性。

全面构建商务英语翻译的内部环境

文化适应性作为商务英语翻译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要素,说明商务英语翻译要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相一致。商务英语翻译是体现企业亚文化的一种手段,是社会宏观的大文化在企业中的投射,因而商务英语翻译必须体现出社会的宏观大文化。所以,中国企业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基础就应该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是人类的一种本原文化,是在与各种文化、思想、观念不断碰撞、借鉴和融合的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与表征。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可道,非常道”的真理追求意识,“无为而治”的管理意识和“有生于无”的创造观以及孙子的“五事七计”以道为首的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培育和建构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的重要基石。

长期以来,我国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缺乏中国特色,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借鉴和应用到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中。实践表明,只有建立扎根于现实土壤、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才能使企业发展具备永续的原动力和发展的持久力。例如,海尔的“In Good Faith Forever”,集中反映了德、信、人尊、人与人之间亲和的传统精神在企业文化中的延续,也正是由于海尔把传统文化作为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来认识,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体系,从体系到高度,从高度到延伸,将诸多竞争对手远远抛于身后。

综上所述,商务英语翻译应置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去深入探讨。研究商务英语翻译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文化的关系,商务英语翻译与企业管理、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体系和模式,加强商务英语翻译理论应用、测量、评估、诊断和追踪的实证性研究,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管理模式,推动经济组织交往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1.赵雪涛,王明辉.浅谈商务英语翻译与文化关联[J].商场现代化,2008(24)

第5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系在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即供应链中的“弱连接”强度，并基于此研究了构建并利用“弱连接”供应链结构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法和供应链“弱连接”关系管理方法。

关键词：弱连接；突发事件；供应链风险；信息共享

一、 引言

供应链某个企业中的“弱连接”企业是指那些与本企业或者本企业的上游供应商或下游订货商处于相同或相似行业，暂时没有发生供需关系或者供需关系非常微弱的那些企业。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这些“弱连接”的企业或许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让供应链免于中断造成的损失。本文针对这种特殊的现象展开研究。

二、 供应链中的“弱连接”企业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它不仅是一条连接供应商到用户的物流链、信息链、资金链，而且是一条增值链，物料在供应链上因加工、包装、运输等过程而增加其价值，给相关企业带来收益。

供应链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用它们之间的交易量和交易频率来衡量的，主要包括上下游企业之间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供需交易量、交易次数以及它们在企业总的交易量和交易次数中所占的比率。本文据此将供应链中企业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强连接”、“弱连接”和“无连接”。“强连接”企业就是指那些与某企业发生供需关系非常多的企业，也是传统供应链管理理论中所强调的那些十分重要的供应商或者订货商；“无连接”企业就是没有任何供需关系的、将来也不大可能会发生供需关系的企业，在本文中暂时不做研究；而本文着重研究的“弱连接”企业就是指那些供需关系较弱的企业，在这里主要是指以下三种企业：

（1）与某企业有间接供需关系但是处于同一条供应链的企业，如某企业的后备供应商；

（2）与某企业有较弱供需关系的企业，这些企业与某企业的交易量在各自的总交易量中所占比例较小，如同时处于多条不同供应链上的企业；

（3）与某企业目前没有供需关系但未来有可能发生供需关系的企业，如属于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但是处于两条不同供应链上的企业。

弱连接企业的供应链结构图如图1所示。

三、 “弱连接”企业的强度

通常企业都通过交易量等指标来衡量供应商或者订货商对于本企业的重要程度，从而忽视了某些“弱连接”企业的潜在作用。实际上，这些“弱连接”的企业在供应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忽视它们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低效率，尤其在面对供应链突发事件时，忽视“弱连接”企业的作用就意味着失去了很多阻止供应链中断的机会。我们先看图1（a），企业1是制造商，企业2是供应商，企业3是与企业2生产同种产品的后备供应商，当企业2的生产不足以满足企业1的订货时，企业2便会向企业3购买后备产品用于满足企业1的需求。这里企业2是企业1的“强连接”企业，而企业3则是企业2的“强连接”企业。根据格拉诺维特的理论，在网络中，任何三角关系，若其拥有两条强连接关系，则第三条必然是强连接或者弱连接，而不可能是无连接关系。在这里，也就是说，企业3一定会是企业1的“弱连接”企业。如图2所示。这个结论看上去很奇怪，两个本来没有直接关系的企业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实际上，随着供应链的运行，供应商会逐步对其后备供应商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会逐渐降低自己应对突况的能力以减少运作成本，尤其在JIT生产和敏捷制造等日益盛行的今天，这种降低会变得更加明显。这样一来，这个供应商的后备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便会产生直接的联系，后备供应商的生产中断也会对制造商的正常生产产生影响。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而另一方面，上游供应商的后备供应商对于制造商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当供应商由于突发事件不能生产而使制造商的供应链产生中断时，制造商可以直接转向后备供应商提品，从表面上看这是显而易见并且容易实施的，但实际上，如果制造商不能在正常运作时提前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弱连接”关系，那么制造商的需求信息和发生中断时的订货意愿不能被后备供应商提前获取，这样后备供应商便不可能在产能和库存上做好一定准备，这样的话在发生突发事件供应商不能及时满足制造商的需求时，其后备供应商对于制造商的作用也将十分有限。

我们再来看图1（b）中的“弱连接”关系。企业2是制造商企业1 的主要供应商，而企业3则是和企业2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与企业1发生供应关系规模较小、同时为多个制造商供应同一种产品的企业，它是制造商1的“弱连接”供应商。通常都认为企业3的作用要远低于企业2，而实际上，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企业3作为制造商的“弱连接”供应商，其作用甚至要大于“强连接”供应商企业2。当企业2因为突发事件其生产发生中断时，企业3因为身处多个供应链之中，其生产一般并不会被影响，此时制造商反而可以依靠这个“弱连接”供应商供应原材料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行，“弱连接”供应商转化为“强连接”供应商，如图3所示。“弱连接”供应商的可靠性反而超过了“强连接”供应商，这就是“弱连接”企业的强度。

最后来看一下图1（c）中的“弱连接”关系。企业1、2、3、4和企业5、6、7、8分属同一行业的两条供应链，这两条供应链之间由于地域或者文化的限制没有供需关系，企业5和企业1是“无连接”关系。企业3是制造商企业1的供应商，而企业5则与企业3生产相同的产品，因此企业5未来有可能成为制造商1的供应商，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弱连接”关系。两个企业分处不同的供应链，它们的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信息互补关系。“强连接”关系通常代表企业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互动，在某些已经存在的信息传递渠道上较亲密，因此，通过强连接所产生的信息通常是重复的，容易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供应链网络内的企业由于具有相似的外部环境和供应链文化，高度的信息沟通频率通常会强化原本供需信息的认知而降低了与其它多元文化的融合以及其他信息的接收，故也认为“强连接”供应链网络并不是一个可以提供创新环境的组织形态。相对于“强连接”关系，“弱连接”则较能够在不同的企业间传递非重复性的信息，使得网络中的企业能够增加修正已有供需信息的机会。“弱连接”供应链关系有助于在信息传递和修正方面增强供应链的鲁棒性。

最好的供应链应对满足以下三种要求：高效率、快速反应和促进创新。“强连接”的供应链关系能够满足高效率的要求，而“弱连接”供应链关系则能够为供应链带来快速反应和促进创新。

“弱连接”企业一般都是很容易获得的，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愿意作为那些原本彼此供应关系较弱的需求企业的后备供应商，这是一种相互的“弱连接”关系，彼此都是对方的后备关系企业。因此，“弱连接”企业关系是低成本且高效率的。供应链中“弱连接”企业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弱连接”企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供应路径。“强连接”企业为制造商提供了主要的供应路径，但是如果只有这一种供应来源，供应链就会显得十分脆弱。制造商可以低成本地获取更多的“弱连接”供应商，这些企业能够为制造商构造多条潜在的供应路径，以备主要路径中断时能够为制造商提供所需要的生产原材料。

（2）“弱连接”企业有利于供应链信息共享和传播。同一行业中的每一条供应链都有自己的供应链文化，都有它们自己的供应链组织方式，“弱连接”关系能够在这两个供应链中架起一座信息共享和传播的桥梁，使得供应链中的企业能够真正身处开放的信息环境之中。

（3）“弱连接”企业有助于供应链及时转化和分散风险。外部突发事件对供应链造成的损害可以通过“弱连接”企业来分散。另外，“弱连接”关系使得以前较小的供应链规模成倍增加，根据复杂网络中的无标度理论，供应链网络中的每一个企业其度分布趋于均匀化，这样一来，整个网络面对突发事件时将会变得非常“鲁棒”。另一方面，对于供应链不确定性累积所造成的供应中断风险来说，多元化的“弱连接”企业能够使得这些不确定性在产生之时就能够及时的消除，使得供应链风险得到转化和分散。

四、 借助“弱连接”企业应对突发事件

本文已经详细分析了“弱连接”企业对于供应链的重要作用。“弱连接”的供应商或者订货商一方面能够及时转化或分散供应链风险，减少供应链发生中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能够为制造企业面对供应链突发事件提供更多的应急供应源和供应路径。另外，“弱连接”供应关系所带来的信息共享能够使得企业能够更为准确及时地接收供应链风险信息。总之，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弱连接”供应商所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认识到“弱连接”供应商在供应链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企业又应该怎样构建并利用这些“弱连接”供应关系呢？

供应链中的企业应当积极构建“弱连接”供应关系，加强与非直接联系的上游供应商的联系，加强与后备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另外还要重视同行业的其他供应链中的企业，加强与它们的联系，积极向这些“弱连接”企业传递突发事件发生时的订货意愿，积极与这些“弱连接”的供应商或者需求企业互通企业产能、需求等相关信息。通过这些措施，供应链发生中断时，这些“弱连接”的企业便能够及时转化成“强连接”的应急供应商或者制造商，从而成功应对突发事件。

参考文献：

1. 季建华.运营管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2. 何大韧，刘宗华，汪秉宏.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 Tomlin Brian T. On the value of mitigation and contingency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risks.Management Science,2006,52（5）:639-657.

4. 何明珂,董天胜.供应链中信用缺失的形成机理研究.管理世界,2007,（10）:166-16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应急运作管理与鲁棒计划”（项目号：70732003）；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项目号：2010047694）；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基金项目。

第6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兴国之魂。在“文化制胜”的时代里，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应对激烈交锋的思想文化态势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民族文化纽带和振奋时代民族精神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理念，需要通过包括工商行政管理在内的国家具体治理行为来实践。工商行政管理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面向现代、面向治理的转型与突破对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工商行政管理文化的论争

 

西方虽然没有工商行政管理文化这一概念，但西方对行政伦理和行政文化的研究积累对理解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内涵很重要的启示意义。自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政治行政两分法以来，行政文化成为研究者的关怀对象。1926年，怀特提出行政管理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科学问题，它应该维持价值中立，以追求经济与效率为目标，这就是著名的“行政原则”。1948年，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在《行政国家》一书中对怀特的行政中立原则进行挑战，他认为公共行政不应该为了寻求效率而只关心技术与科学问题而回避价值和道德问题，公共行政既是一种伦理道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这是“为更广泛的全体居民而不是为自我、家庭、小集团或一帮人的利益服务”的公共管理。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认为，(政治道德)内在于所有政策之中，这些政策的决定明显影响着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价值观，公共道德是公共政策的道德。[1]罗伯特·登哈特(Robert B.Denhardt)也认为，行政管理对组织内制定的决策和决策依据的道德标准负有个人和专业的责任。阿尔蒙德(Almond)等人研究发现，各国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是影响并塑造该国的公共行政的重要因素。 Clyde Kluckhohn 和 E. Adamson Hoebel 研究发现，行政问题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文化问题，解决行政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解决文化的冲突。oseph G. Jabbra 和 O. P. Dwivedi 在南亚和中东政治考察中发现，要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后发型国家出现的饥饿、暴力、文化冲突等问题，实现善治和民族发展，就必须改变固有的价值系统。

 

新世纪以来，我国一些实践工作者从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建设路径等角度对工商行政管理文化进行探讨。戴宝德、赵大兴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分为外显文化、制度文化和内隐文化三个层次。[2]闫光舰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是存在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这一特定的组织中，由工商行政管理干部所创造的以特定主体(工商行政管理干部)为载体的文化总和。[3]王时泽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具有政治性、历史继承性、基础一致性、管理两重性、内容综合性等特征。[4]郑方认为对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物质与精神满足程度、工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程度、领导者的才能与艺术、对人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的基本因素。[5]刘玉亭认为工商行政管理在新时期面临新的机遇挑战，建设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必须建设科学、健康、开放的先进文化;必须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必须立足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体现部门特色;信用、法治和信息科技观念，是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必须充分尊重基层。[6]乔俊智认为新时期的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要立足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体现时代性;要根植于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交易环境，注重实践性;要注力于创新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富有创新性。

 

工商行政管理文化是工商行政管理主体在履行国家赋予的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职权过程中，逐步形成、积淀、培育起来的，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工商行政管理的价值理念、职业精神、思维方式、行为准则、执法习惯的总和，工商行政管理文化是中华文化生态、政治意识形态、行政职业道德、行政执法效应共同酿造而成的特殊文化形态，因此它具有政治性、科层性、使命性、职业性、社会性等特征。工商行政管理文化是行政治理工商的文化，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在引导、约束、规范、评价工商执法过程中对执法对象乃至整个社会有着重要的引导规训作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工商行政管理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它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动力，体现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要求，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利益和共同愿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工商行政管理文化的关系既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是价值与路径的关系。

 

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建构的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占主导和引领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的先进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反映着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国家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是民族凝聚团结的精神纽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工商行政管理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外，工商行政管理文化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为依托，以刚性的工商法定职责为载体，通过职业价值、执法理念以及社会形象展示等，以无形的文化力量对职业对象以及社会形成强大的感召力、说服力和影响力，使职业对象受感染、受启发，主动修正自身行为趋合工商行政管理目标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对内，工商行政管理文化也以一种示范、催奋、警醒的柔性感染力凝聚人、激励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塑造的共同信念和共同价值观，有时能够比刚性的行政指令更能协调工商工作者的行为习惯，如同无声的命令，使工商工作在柔性压力感下迸发出超强的积极性、承受性与创造力。它能为所有的工商工作者明确奋斗目标和行为准则，增强全体工商人的凝聚力、归属感和使命感;它具有超强的潜移默化特性，能使工商工作者自我塑造心理认同和行为习惯，自觉朝着同一目标迈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培育和发展。在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7]工商行政管理是党和国家治理工作的重要方面，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自觉贯穿于工商行政管理的各项工作，对内通过加强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的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职业荣誉和职业习惯养成，对外加强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信用建设、行业自律，在维护市场竞争环境中向社会弘扬文明和谐、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理念，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就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文化软实力建设增砖添瓦。

 

三、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政务院之下成立了中央私营企业局，以制定工商政策法令和调整公私关系。1952年11月，中央私营企业局与外资企业局合并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专门负责调整公私关系、工商企业登记、商标注册、发明审查、矿业管理、度量衡管理等，工商行政管理文化随着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而萌生。“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被撤销，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也几乎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重新成立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恢复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局。1982年，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更名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其下设有企业登记司、市场管理司、经济合同管理司、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个体和私营经济管理司、商标局、经济检查司、广告管理司等11个职能机构。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面向市场、面向现代化不断推进职能转型，在履行办理个体和企业登记、管理经济合同、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商标管理、广告管理、查处假冒伪劣商品、反不正当竞争、维护消费者权益等职能同时，也创造出符合国情、符合市场、符合工商行政管理特点的现代工商行政管理文化。虽然如此，由于工商行政管理转型尚未完全到位，建设时间不长，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仍存在官本位主义、部门主义、行政中心主义、社会化作用有限等问题。

 

1.官本位主义。“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尊、以官为贵、以官为本的价值观。官本位主义在工商行政管理中对外常常表现为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给 “好处”别办事，对内则表现为等级分明、官样十足，上级颐指气使、下级阿谀奉承。这不仅严重毁坏国家形象和损害群众利益，还严重诋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社会造成恶劣的负面影响。清除官本位主义，除了深化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推动行政管理的治理转型外，还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推进面向服务、面向治理的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

 

2.部门主义。 部门主义又被称为部门本位主义，它是指行政部门在行政思维和行政行为上表现出强烈的“部门本位”或“部门中心”倾向，看问题、办事情更多从部门利益角度而不是从全局或整体高度出发，导致部门与整体缺少协同性与系统性。当前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普遍存在“为工商而工商”的趋向，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缺少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协同，致使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在缺少社会主义文化大系统支持下严重边缘化、碎片化，这既严重影响其社会化功能的发挥，也使其难于适应时代与现实发展。

 

3.行政中心主义。这里的行政中心主义是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把行政职能的履行看作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重心甚至全部，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对完成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意义不大，不必花大力气推进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实践中，个别部门、个别工作者认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无关紧要，他们在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中敷衍塞责、搪塞了事，殊不知它与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完成密切相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密切相关，对重要性与必要性重视不足将会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

 

4.工商行政管理文化的社会化作用有限。文化一旦成为文化，就会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与环境，会成为一种制约或激励的力量，制约或推动人们某种行为活动。工商行政管理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文化，在工商行政管理执法活动中对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社会发展、公共管理、文化教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工商行政管理文化的社会功能主要分为向社会塑造公平正义、文明执法、服务为民的工商行政管理形象，向社会辐射传播奉公守法、公正廉洁、程序正义的清风正气，向社会建构民主平等、公平公正、文明和谐、爱国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但是从目前来看，由于种种原因工商行政管理文化“红盾”品牌效应还不是很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影响社会的方式方法需要进一步改善。

 

四、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的转型与突破

 

党的十八大高瞻远瞩，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高度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宏伟战略任务。谆谆告诫，我国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党和国家的这一战略要求落实到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上，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必须立足局部、观瞻整体与长远，切实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推进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实现面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转型与突破。

 

1.加强政治学习，坚定理想信念。在新常态下，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要抓住有利政治学习契机，以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按照服务型政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导向，争取利用三到五年时间建立起体现时代主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工商行政管理发展要求，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商行政文化。

 

2.领会核心价值，打造工商精神。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要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要以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理念打造“秉公执法、廉洁高效、团结奋进”的时代工商精神，移除职业陋习、改造落后文化，以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增强工商行政管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要立足小局、服从大局，既要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高度推进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也要进一步增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3.加强道德教育、提升职业修为。工商行政管理职业道德是以工商行政管理职业为基础、在工商行政管理职业生活中形成的职业理想、职业信念、职业技能、职业态度、职业作风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商行政管理职业规范的总称。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工商行政管理人员职业道德规范》要求狠抓工商行政管理的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提升工商行政管理工作者的职业修为，打造一支“政治坚定、忠于职守;执法为民、高效服务;依法监管、公正维权;严守禁令、廉洁勤政”的工商行政管理队伍。

 

4.展示红盾风采，增强社会正能量。加强工商行政管理文化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推动工商行政管理范式从传统的官僚管理主义、权变管理主义、工具管理主义向人本主义、法治主义、治理主义跃升，努力打造并以各种方式向社会展示忠于职守、严于守法、公正公平、廉洁高效、服务为民、文明礼貌的红盾形象，以工商行政管理人的高尚的品格、可亲的人格、可敬的事业感染和引领社会，增强正能量，推动社会形成自觉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高潮。

第7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行业界限与企业边界日益模糊。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取得长期效益。环境约束会阻碍企业生态位的发展，相交生态位上的企业也会起到限制作用。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打破了传统企业之间“单赢”的竞争观念，强调企业的经营大环境是一个联系紧密、互为依赖的共生系统，零售企业需要在这个环境中与其他企业共同发展。

关键词：商业生态系统 零售业 特征 战略构建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环境越来越复杂，对企业的要求日益严格。没有明确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下生存困难。大而全的企业无论从响应速度还是从成本控制都无法达到使企业度过一系列危机的高度，因而越来越多的零售企业注重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企业间相互联系的方式也由以前近似线性的关系变为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从而发展成商业生态系统。

商业生态系统，从狭义上讲，它包括客户、供应商、生产者、流通者、市场中介（包括商、销售渠道、销售补充产品及其提供服务的人、各种协会等）；从广义上讲，它除以上经济联合体外，还包括自然资源、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科技环境等生态环境，是经济联合体与其所处生态环境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整体。

商业生态系统的特征

商业生态系统建立在企业生态位分离的基础之上。如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每个生物体各占有一定的生态位。当两个生物利用同一资源或共同占有其他环境变量时，就会出现生态位重叠现象。由此，竞争就出现了，其结果是这两个生物不能占领相同的生态位，即产生生态位分离。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也一样，企业组织越相似，对资源的需求越相似，经营的产品和市场基础越相近，它们之间生态位的重叠程度就越大，竞争就越趋于激烈。为了减少正面冲突，企业必须发展与其他企业不尽相同的生存能力和技巧，找到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位置，实现企业生态位的分离。

商业生态系统强调系统成员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如果系统的复杂性越来越低，以至由原来非线性特征退化为线性特征，系统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整体功能。因此，保持成员的多样性也是保证商业生态系统存活的必要条件：首先，多样性对于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环境扮演着缓冲的作用；其次，多样性是商业生态系统实现自组织的先决条件；再次，多样性有利于商业生态系统价值的创造。

商业生态系统横跨了许多行业，各个成员致力于寻找新思想，发掘潜在的需要，并把它们创造性地结合到新的经济活动范式中，去创造系统的新价值，并通过分享新价值提升每个成员各自的价值。

商业生态系统的主导企业对于系统保持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商业生态系统能为顾客所贡献的是一个结合各种资源和能力的协作体系。如同生态学上的优势种对整个群落具有控制性影响一样，商业生态系统的主导企业控制和影响着该系统内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所以，对于一个商业生态系统而言，共生企业群可以发生变化，但保留主导企业却是该商业生态系统存在的前提。

商业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的特征，并通过自组织不断进化。对于商业生态系统而言，根据环境的变化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结构、决策过程、操作过程甚至产品和服务尤为必要。只要条件满足，随环境不断进化，自组织就不会停息。

商业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对环境的反应比较迅速。商业生态系统的组成是消费者需求驱动型的，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聚集一群相关企业完成构思、设计、生产、分销和服务等工作。

商业生态系统具有模糊的边界，呈现网络状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每一个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包含着众多的小商业生态系统，同时它本身又是更大的一个商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次是某一企业可同时存在于多个商业生态系统中。传统商业系统和商业生态系统的区别如表1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以往管理零售行业运作体系的思想还是将视野锁定在企业自身。本文提出的零售业商业生态系统，从系统化的角度分析零售行业的运行规律，为管理零售行业的稳定发展与运行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一个企业要生存和发展，需要与对手竞争，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共同进化的思想。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生物群体的相互依赖性一样，每个成员在自我改善与改造的同时，必须与其他群体成员予以共生和配合。强调企业生态位的思想，其本质是系统成员的协同进化，即成员们在合作与竞争中协同发展。这也是商业生态系统区别于其它企业网络的根本特征。

基于商业生态系统视角的零售业发展战略构建

（一）巩固发展与制造商、批发商的共生关系

自然生态系统中，食物链上每个物种相互依存又相互争夺资源。商业生态系统中，在商品价值增值链上的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的关系也是如此。而传统的流通系统往往被分割成一些封闭的环节，比较松散，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长期互不信任、讨价还价，为了抵抗市场风险，各个环节孤立地建立库存，交易成本大增。随着市场制度变迁的加速，传统的价值链已不能适应商业的发展。零售企业应以消费者需求为目标导向，努力巩固、发展与制造商、批发商的共生关系， 共同进行市场调查、设计、开发，认真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和需求态势，使信息存取、处理由孤立变为互动，由封闭变为开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商品流通各环节（生产商、供应商、服务商）有机联结起来，促使信息、运输、包装实现标准化管理。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紧密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做好销前、销中、销后的一系列工作， 达成与之利益共享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对整个系统的有效管理，实现相互协调合作，消除“进场费”和各种“摊派”挤压上游供应商的现象，向消费者提供更高价值服务，实现双赢和多赢型关系。

（二）零售业应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并通过错位经营适应竞争环境

事实上，在复杂的生态网络中，很难再界定一个零售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是纯粹的竞争或纯粹的合作，更多的是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由于零售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竞争的空间越来越小。从国内零售企业价格战来看，价格战中大部分商品均低于市场正常的供应生产成本，这种“价格战”实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生态系统思想认为零售业的行业特征及外部环境决定了零售企业不能停留在简单的“价格战”表面，而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能力，针对商圈内居民的收入水平、共同生活习惯、消费倾向研究自己的目标顾客，进行有差别错位经营，实施低成本和差异化战略，理性地进行价格竞争，建立一种有序的竞争环境，避免恶性竞争的同时扩大市场。

（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并构建、创新商业生态系统

有效竞争机制是商业生态系统的基础。相对而言，零售业的进入壁垒较低， 经营规模普遍偏小，缺乏全国性大型零售企业。各企业间为了争夺有限顾客，不可避免发生低水平过度竞争，各种类型的价格战、促销战此起彼伏。目前，我国政府在制定行业组织政策时，应以避免恶性竞争，追求规模经济为主要目标。一方面，通过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 ，提高市场集中度，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实施联合与重组，组建跨地区的大型零售公司，减少内部磨擦，实现有效竞争。在优化市场组织结构的基础上，要规范零售企业的市场行为，在企业间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增强对外资零售企业的竞争合力。

（四）建立立体式业态结构

立体式业态结构是指由零售商品、环境、服务等要素组合成的经营形态。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数量越是稀少，系统越是容易失去平衡。在商业生态系统中，业态越单一，商业生态圈越是经受不起外界的挑战“变则通，通则久”，零售业应不断进行业态创新，以立体式的结构适应多层次的需求机构。城市消费群体已由崇尚“物美价廉”转向注重“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认真研究自身的目标顾客群体，判断其消费行为是倾向实用、节约，还是时尚、新潮，不断创新“商品组合”，创新超值服务项目，创新业态，建立起零售业和消费者间的良性循环。

（五）规制零售业商业生态系统运行

政府规制与制度安排是规制零售业商业生态系统运行至关重要的两个层面。一方面零售业政策要以促进集中为导向，弱化企业扩大规模的行政障碍，发展连锁经营，以优惠政策促进企业之间的兼并联合。另一方面，在流通产业组织政策制定上，要规范大型流通企业的经营规范，通过相关立法规范大型零售企业的经营行为，完善以反对垄断和促进市场充分竞争为核心、内外贸统一的市场流通法律体系，实现监测准确、反应敏捷、调控及时的市场运行监测调控，防止用垄断地位进行价格的控制。

（六）完善企业文化制度并进行管理创新

在运行的机制上，应确立完善的制度和企业文化支撑企业战略的思想，通过管理创新实现组织结构与业务流程的有效控制。以改制为契机，在产权制度、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方面有所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员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法人治理机制，完善竞聘选拔、培养干部和经营者制度，打破固定用工制度，实行双向选择，能进能出。零售企业文化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创造性，能够支撑与竞争对手完全不同风格的服务模式，不仅能够有效地避免恶性竞争，更能凸显自身优势，走更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同时，完善商业信用体系，这也是保证商业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的重要保障。

（七）保持适当的民族零售企业比例

在大力引进外资零售业的前提下，必须保持适当的民族零售企业比例。把引进外资和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当地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结合起来考虑。防止外资企业垄断某些业态，通过掠夺性定价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同时选择核心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管理基础好的民族流通企业，通过兼并联合、资产重组、参股控股扩大企业的规模，实现国内流通企业的整合，培育我国拥有自主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零售企业集团。

（八）电子商务下的零售企业应构建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

开展电子商务的零售企业，应将伙伴企业各个业务环节孤岛连接在一起，使电子商务运营商与商家认证、中央监控和诚信评价系统等构成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提供有力的支持。尤其要融合企业电子商务与物流配送，降低货物在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与损耗，使得各种资源得到优化整合，建立起高效、低耗的商业生态环境。

管理零售企业和其价值链，以及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环境是一项复杂和繁琐的工作，零售行业的特殊性导致了与零售企业具有相关利益的对象是复杂的。因此，有必要对其利益相关者进行确定、分析、监测、调控，以维护体系的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1.垄英.虚拟供应链的商业生态圈.工业技术经济，2005，24（2）

2.庄尚文.论零售商主导下的供应链联盟―基于合作竞争视角的分析.南京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6

第8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经济发展市场化；电子商务发展；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关系检验；极值边界模型检验

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与电子商务发展

（一）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1978年，我国开始了市场化进程，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经历了近40年的锤炼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初始阶段（1978-1984年）。该阶段未改变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总格局，计划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发育刚刚起步，市场机制的引入基本上都于“体制外”展开，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体制外市场化阶段”。展开阶段（1984-1992年）。该阶段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基本特征，市场体系的框架慢慢浮现，市场力量开始与计划力量相抗衡，出现了“双轨制”并存的体制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为我国经济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市场化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也导致了“寻租”与腐败等现象的出现，阻碍了市场化进程，使改革进入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深化阶段（1992年至今）。此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化进程便转向“快车道”行使。要素市场开始同时发展资本与劳动力，成立了股票交易所，实现了劳动力的全国性流动；企业化市场由“放权让利”转向“制度创新”，不断推进股份制改革，加快资产重组、资本运营、结构调整的步伐，将民营经济推上了经济舞台；政府逐渐与市场相适应，由原始型的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增大了与国内外市场接轨的压力。在深化阶段，市场化实现了广度与深度上的突破，市场机制在经济体制中的绝对优势愈发明显。（二）电子商务发展与前景电子商务的出现与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新经济”时代，其将传统的商务活动形式予以改进，从全球化层面将市场造就得更广阔、更灵活、更迅捷，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经济社会发展。19世纪40年代，人们通过电报对贸易信息进行传输，之后电话与传真逐渐发展起来。EDI（ElectronicDateInterchange）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电子商务效率，大幅度降低成本。现代意义上的电子商务以互联网为基础，开展各项电子化商业活动。互联网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贸易形态发生了变化，通过自身载体与媒介作用进行信息传递与商业贸易开展，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依托。我国电子商务起步比较晚，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交换为其起步的标志。1993年以来，我国政府对电子商务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与推动作用，“三金工程”、“金贸工程”、国务院国家信息化小组等的成立，不断地指导着国家电子商务的工作进程。2009年，以B2B为主体的电子商务进入了可持续发展时期。在此之后，电子商务不断进行创新，通过提供新服务、开辟新市场、成立新的组织方式推动我国传统经济的升级与转型，未来的电子商务必定会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经济发展市场化与电子商务的关系

本文选取各地区电子商务人均增长率反映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市场化指数衡量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技术进步率以及上网人数增长率作为衡量电子商务发展的辅助指标。样本空间为2005-2014年，数据部分来源于我国统计年鉴与我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报告，部分来源于文献查阅。（一）平稳性检验由于序列一般都有着程度不同的相关性，因此本文通过单位根（ADF）检验，对上文提到的变量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此处将各地区电子商务人均增长率用ECG来表示，MI、IP以及GOP分别表示市场化指数、技术进步率以及上网人数增长率，D表示对原变量进行了一阶差分，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表1可以看出，各序列均不平稳，但是由于各序列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值均比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要小，故可以认为各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因此能够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以及协整检验来对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长期均衡关系进行验证。（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的可信度受到检验结果对滞后阶数敏感性的影响，当敏感性比较低时，其可信度会比较高，故而为了对检验结果的敏感性进行考察，需要检验不同的滞后阶数。本文所选择的是滞后1期与2期的阶数，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的变动与电子商务的发展变动互为因果关系，技术进步率与上网人数增长率是经济发展市场化变动的原因。（三）协整关系检验本文的分析属于多变量协整问题，故采用Johansen-Juselius的极大似然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与电子商务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以及上网人数增长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显著性分析

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是否仍然十分显著，市场化程度的扩大是否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采用Leamer的极值边界分析模型进行分析。（一）模型设置Leamer、Levine以及Renelt提出了如下的极值边界分析模型，用来评价不同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关系的“强显著”性：Y=α+βiI+βmM+βzZ+μ在该式中，Y通常指某国或某一地区人均GDP增长率，本文将其用来表示电子商务增长率。I为核心变量信息集，通常用其来表示与经济增长产生直接关系的解释变量，此处将其用来表示与电子商务直接相关的解释变量。M为将要研究或者感兴趣的目标变量，多用于代表经济政策性或制度性等变量，本文用其表示市场化指数。Z为一组条件变量集，多将其设为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潜在重要解释变量，当然，本文将其设置为与电子商务潜在相关的解释变量。条件集Z的目的为从最大限度对目标变量M系数βm的范围予以确认。I与Z中解释变量的选择依据为文献资料以及相关实证研究结果。μ代表随机误差项。通过Levine以及Renelt的研究可知，当I与Z发生变化之时，模型分析结果不受影响。（二）模型估计与检验模型估计。在对EBA模型进行估计之时需要分两步进行：首先，通过核心变量集I以及目标变量M对Y进行基本回归：Y=α+βiI+βmM+μ此时对βm进行观察，若其统计显著，便可直接进入下一步；而若不显著，便无需进入下一步，因为这可能存在模型设置有误、各变量并无“强显著”关系等问题。其次，对模型Y=α+βiI+βmM+βzZ+μ进行多次遍历式估计，并尽可能对Z变量的线性组合进行回归分析，并发现最大与最小βm，将其分别记为βm-max与βm-min。模型检验。在对EBA模型进行估计时同样需要分两步进行：首先，计算极限边界的上下边界，有：β_=βm-max+2δmaxβ_=βm-min-2δmin其中，δmax与δmin代表的分别是系数βm-max与βm-min的标准差，2为95%置信区间的近似概率值。其次，假设Y与目标变量的关系是“不显著”的，本文即假设电子商务增长率与市场化指数是不显著的，以下三个条件必须同时予以满足才能够拒绝此原假设：第一，βm∈[β_，β-]；第二，，即最大边界与最小边界必须同为正或者同为负，符号必须相同；第三，βm、βm-max与βm-min在回归模型中必须都统计显著。若这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条件没有满足，那便需要接受原假设。相反，若这三个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原假设便会遭到拒绝，这时便会接受备择假设，即Y与目标变量的关系是“强显著”的，亦即电子商务增长率与市场化指数是“强显著”的。（三）数据说明以EBA模型的设置要求为依据，定义Y为2005-2014年我国各地区人均电子商务平均增长率，目标变量M为2005-2014年我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核心变量信息集I包含：2014年各地区人均电子商务产业增加值（EC2014）、技术进步率以及上网人数增长率。考虑到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潜在变量很多，综合考虑各变量的意义，并计算其与电子商务发展的相关系数，本文决定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潜在的重要解释变量集（条件集Z）：政府干预度、网络安全程度、通讯发展水平以及组织规模，将其依次记为GOV、NS、TL以及OC。（四）EBA核模型估计通过I与M对Y进行基本回归，可以得到如下的EBA核估计模型：Y=0.29821-0.5153EC2014+0.2574TP（2.067）（－3.113）（2.265）+0.05727GOP+0.4312M+ε（3）（1.815）（3.473）R2=0.748DW=1.84F=12.24其中，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检验量的值，从该核估计模型可以看出，目标变量市场化指数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于市场化指数M的t值显著，便可以进行βm的“强显著”性检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若市场化指数M的t值不显著，βm的“强显著”性检验便没有进行的必要。（五）目标变量系数βm的“强显著”性检验如表4所示，β满足了EBA模型的三个检验，因此可以说明目标变量M对电子商务变量的影响是“强显著”的，即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对电子商务发展的影响是显著的、抗干扰的，这也可以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加快电子商务的发展。

基于经济发展市场化的电子商务发展对策

（一）加快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对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撑，加大信息基础设施支出，并合理引导资金投入，通过对高速传输骨干网络以及宽带互联网的工程建设，提高上网速度与效率，降低上网成本。引入与开发电子信息化的软硬件，缩短我国与互联网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对于一些投资比较困难的重要发展项目，政府可以进行直接投资，或者通过政府主导对电子商务建设给予支持。总而言之，政府与企业需要借助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信息化建设投入，整合企业内部信息与资源，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二）保障网络安全并建设社会信用体系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安全问题尤以网络安全为主日益引发关注，为了使电子商务发展得到有力保障，各级部门及相关企业需组建起专业性队伍，研发包括防火墙技术、密码技术、认证技术等在内的网络安全技术，营造出安全的网络运行环境，以使网民网上交易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真实性与不可抵赖性得到有力保障。电子商务企业需提高自身整体防范能力，对网站进行严格的安全管理与配置，切实做好重要信息的保密工作。为了使电子商务健康发展，需要建设电子商务信用认证中心、电子商务信用等级数据库等社会信用体系，通过信用评价及数字等级证书发放等措施，解决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商业信用问题，使之适应经济自由化的发展。（三）完善电子支付结算体系由于我国各大商业银行拥有不统一的网络通信平台，因此应该将标准统一，加强银行、企业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作，鼓励其运用银行卡、电子支票、电子现金等进行支付与结算。各大银行应不断完善自身网银业务，通过健全电子支付与结算系统，推动我国电子支付水平的提高。（四）建设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体系为了向电子商务提供良好的支持与服务，各类物流企业需优化自身物流流程，建立健全物流配送体系，加强信息化管理，在物流成本得到降低的同时提高配送效率。通过第三方物流体系的建设，提高专业化程度。此外，各物流企业还要积极引进外部先进的设备与技术，通过企业间资源的整合与国内外物流企业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在国内建立起现代物流配送体系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五）制定各项法律法规外部环境会对电子商务的发展产生影响，我国政府应制定并出台更多行之有效的电子商务法律法规，例如电子商务贸易、税收、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通过法律法规的建设，保护信息安全、网络管理等内容，使电子商务法律法规在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符的同时实现与国际的接轨，以保障电子商务健康有序的发展。（六）宣传电子商务并培养高素质人才电子商务宣传能够提高全民电子商务意识，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通过宣传，人们会更加具有网上交易积极性，消费环境也会得到优化。对于政府来说，不仅需要建设外部环境，还要培养与引进电子商务专业型人才。通过在高校开设电子商务专业讲授相关课程或者采取远程教育与在职培训等方式，提高电子商务人才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能力素养。综上，我国经济发展市场化水平与电子商务之间具有“强显著”关系。经济发展市场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未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任重道远。在这一背景下，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现阶段，我国电子商务理论体系还不够成熟，还没有完成对电子商务发展的理论创新，因而需要更加科学、客观、深刻地理论与阐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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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范玉贞，卓德保.我国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10（8）

第9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人类生存环境都受到威胁，又谈何发展。因此，生态发展已成为当今各学科关注的焦点，广告设计也不例外。然而，由于经济利益驱使，以促销为目标的商业广告设计大肆渲染物欲享乐，催生今天的消费时代，造成资源浪费、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失衡等生态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强烈批评。这些批评大多从伦理学的角度抨击其存在的道德失范和审美庸俗化等社会与文化问题。可是，对广告这一已全方位深度渗透于大众生活的设计行为，仅靠道德约束、伦理拷问、制度规范是无法真正解决主导人类设计行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认识问题。因为道德与伦理是立足于人类自身价值观的理论范式，只有从生态学的角度来审视现代商业广告设计，人类才能进行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思考，从生态整体的宏阔视阈去探讨设计与人、设计与社会、设计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才能实现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理想境界。 商业广告是广告设计最重要的形式领域，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艺术，因此，对商业广告设计的生态思考，必须从生态整体的高度向内考量设计本体，向外考量设计作品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外部性特征。 一、生态视野下的商业广告设计本体 所谓广告设计的本体，是指广告设计的真正价值，广告的终极存在意义，广告设计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设计根本原则。李砚祖在他的《从功利到伦理———设计艺术的境界与哲学之道》一文中讲到设计的三种境界［1］，也同样适用于商业广告设计。只有三种境界相辅相成，并把握适当的“度”，才能实现广告设计本体的生态平衡。 (一)商业广告设计的功利境界 功利性是所有设计的根本存在，是功能的形式外化。但商业广告设计的功利性已从原有的传递产品功能信息演变为“激发欲望”。为了资本的无限扩大，源于商业促销的广告设计被绑架为资本的工具，失范的广告设计提供给受众的往往是不切实际的虚幻与承诺，是永不满足的物质欲望与感官享乐。这样的功利导向，必然导致人类暴掠资源，是不健康、不生态、不合理的设计存在。卢梭说:“真实的世界是有限的，想象的世界则没有止境;我们既不能扩大一个世界，就必须限制另一个世界。”［2］因此，生态设计是功利境界的一把尺度，是对设计功利与度的把握。只有适度的设计才能达到设计的功利境界。商业广告设计只能将人的欲望控制在自然条件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内心和谐作为设计的根本，才能达到商业广告设计的功利境界。 (二)商业广告设计的审美境界 商业广告设计虽然是一种营销手段，但必定渗透着所处时代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反映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广告内容的内在结构因素的外在形式表现凝聚着设计师的审美创造，应和着大众对广告的审美需求。设计师如何利用审美语言，传递怎样的审美信息是设计的关键。今天，由于商业广告设计行为受唯功利性的驱使，常常夸大其词，竭力营造出幻象化的图景，就像当今大量的美容美体和地产广告一样，带给消费者的是不切实际的审美联想和体验，不但误导消费，也给审美文化带来负面影响，破坏了视觉生态环境。其次，由于广告的时空限制和工具属性，致使广告设计放弃了具有时空稳定本质的审美理想追求，而转向追求当下、即时的审美体验。更因为视觉文化大环境所催生的娱乐经济，使广告设计为了吸引眼球，强调“以乐趣导向消费”，导致广告审美向娱乐化甚至庸俗化趣味发展。再者，现代复制技术的大量应用，类似的成功模式被不断重复，无论是女性形象还是精英人士已趋向概念化、公式化和脸谱化，设计失去了独特的审美个性，同时也使人失去审美选择的自由，这与追求生命自在，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统一的生态美学观相悖。因此，商业广告设计因功利而存在，但必须因审美而超越，走出工具理性，关照人类精神领地，才能达到设计的“审美”境界。 (三)商业广告设计的“伦理”境界 所谓的商业广告设计“伦理”境界是指对广告设计的合理性要求。这个合理性既包括广告设计要处理好与人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因此，广告设计伦理不仅局限在人类社会的伦理范畴还应该延伸到整个自然环境的伦理范畴，它是生态广告设计的最高境界。商业广告设计不管手段如何，目的怎样，其终极目标必然是为了符合人性化的需求，体现对人性的尊重和关怀的伦理。但就人性而言有善恶两面，广告设计必须着眼于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特别要以人的社会属性中的理想和信念为诉求点，才能扼制人性中不断膨胀的欲望，才能唤醒人们对理性价值的追求，建立可持续的消费观念。广告设计除了处理好与人的关系外，还要处理好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但后者关系处理得好坏是由前者决定的。因为，广告的基本功能是引导消费，在提供真实的产品信息的前提下，使消费者能够进行理性的选择。如果设计的目的不是本着正确引导而是诱导时，人性中对物质的贪婪和虚荣便成为广告最好的诱因，所以设计伦理的根本是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和规范。广告设计的功利与审美目的性、合理性统一成为广告的伦理，伦理存在于功利和审美之中，是广告设计的最高境界，只有三者的共存，并和谐于人的设计行为，广告设计的本体才可能是生态的。 二、生态视野下商业广告设计的外部性 商业广告设计不是广告运作的终端，而是广告活动的开始，它要为商业信息传播服务，所以探讨广告设计的生态问题，不能只从广告设计的本体来考量，还应该从广告设计的外部性特征去分析。广告设计的外部性主要指广告设计作品在传播过程中所具有的“商业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特征，它们构成了商业广告设计外部性的三大重要维度。 (一)生态视野下商业广告设计的商业性 #p#分页标题#e#

商业性是商业广告设计外部性的第一特征，这是由商业广告功利性决定的。商业广告设计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有效传递商品和服务信息，达到树立品牌和企业形象的作用。但生态的广告设计商业性必须是有限度的，不应是资本逻辑的独断专行，也不能使符号价值成为消费的绝对意义。 1．协调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关系 商业广告设计既要服务于资本利益，又要以人们生活得更好为设计宗旨，如何协调好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关系便成为广告设计实现商业性目标的重要课题。今天，资本逻辑作为主流价值观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逻辑，以追求物质财富为人生意义与生活目标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所造成的全球性生态灾难，使我们不能不反思广告设计在为资本逻辑推波助澜的时候，如何将大众一步步引向不健康不可持续的生活轨道。所谓生活逻辑是指在劳动与消费的各个方面关注人的生活态度，以实现最佳的生存价值。因此，设计为人类生活得更好，并非以消费量的多少，生活水平的高低来衡量，而是以能否保证人类更好地生存为标准。当地球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连生存都难以持续，还怎么谈得上生活的美好。可见，生活逻辑倡导的是生活方式而非生活水平。生态的商业广告设计应该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协调好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关系，维护人类生存系统的和谐与平衡，这样的广告设计所创造的商业价值才真正是有意义的。 2．平衡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的关系 在产品越来越同质化的情况下，广告往往夸大其虚构的符号价值和意义宣传，以创造本不存在的差异化。虽然符号价值能赋予产品使用价值之外的文化意义，但是，一旦文化附加值远离人们的真实文化需求时，虚构的“体验”消费将引发攀比和虚荣，形成非理性的不可持续的消费观。符号价值在建构身份强调差异化时，加剧物质财富拥有权的两极分化，使人深陷身份焦虑当中，带来的是精神生态的不和谐。因此，要赋予广告设计商业性以生态学意义，就应该对产品符号价值宣传做有效的抑制，平衡使用价值与符号价值的关系，也既平衡设计中理性价值与感性价值的关系，引领人类形成合理、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才是其核心价值的体现。 (二)生态视野下商业广告设计的社会性 生态视野下广告设计的社会性应该体现为对社会伦理的遵守，对社会和谐的维护，体现对人的尊重，实现人的精神和谐。 1．关注人的身心健康与和谐发展 我们不但要重视自然生态问题，更要重视人的精神生态问题，只有人的生态和谐，社会才能和谐。商业广告设计对人的生态性的负面影响不能说不是今天社会不和谐的重要诱因。商业广告设计已经从宣传正当的、合理的需求满足，演变为对过度膨胀的欲望的诱导和激发，在广告的视觉暴力下，人成为广告的被动接受者，丧失了自主意识。广告设计制造的差异化符号，使我们深陷社会身份认同的焦虑，沦为欲望的奴隶，对欲望的无节制追求，不但造成自然生态危机，也带来了自身的精神困惑，无穷尽的占有和消费变为人生的目标和合乎人性的生活。人性的异化，最终使人身心失衡，导致物质欲望的永不满足与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出现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摧残了身心健康，阻碍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2．构建可持续的生态整体的社会价值观 商业广告设计不仅引领人们的消费行为，而且通过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渗透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构建可持续的生态整体的社会价值观，是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关键。黑格尔说:“需要并不是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它倒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的。”［3］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商业广告设计借助创意技巧与传播策略，一方面迎合当今社会不断膨胀的欲望需求;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制造欲望、诱导欲望、传播欲望，不遗余力地鼓动欲望消费，造就了当今人的“炫耀”、“符号”与“景观”的消费方式，从而使消费主义逐渐成为主导社会的价值观，这与倡导适度消费的生态文明相背离。因此，要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对立正确的价值观至关重要，必须从生态整体的高度，对人们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生态意识教育，把人与人、人与自然是否和谐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指导人们的设计实践活动，并最终达到规范设计行为的目的。 3．遵守诚信，维护社会的和谐秩序 今天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现实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已被广告设计出的虚拟关系所代替。为了商业利益，许多商业广告提供非完全性的产品信息或有意识地夸大产品信息，曾由众多明星代言的“三鹿奶粉”、“亿霖造林”、“藏秘排油减肥茶”、“蚁力神”、“霸王”等商业广告甚至以虚假信息混淆、干扰受众对广告的接受、使用和价值判断。由于广告信息传播的不对称性，不但造成广告信息传播的生态失衡，对社会诚信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伤害，特别是对社会公信力起着极坏的示范作用。诚信是重要的社会价值观，是商家从业的根本，也是维护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重要纽带。社会诚信一旦被摧毁，当不守诚信成为一种生存手段时，必然会导致社会的信任危机，人类精神家园的真正失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将不复存在，诚信的缺失将直接危及到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因此，广告设计必须要有诚信意识，设计应该成为一种使社会诚信有序化的手段。 (三)生态视野下商业广告设计的文化性 广告传播过程是非线性的，它涉及了社会文化的众多体系，体现了强烈的文化性，富有文化的品质与文化意义，是广告设计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向度与核心导向。 1．脱离消费文化束缚，传播可持续的设计文化 随着实用性功利需求的满足，人们对广告有了越来越多的精神需求，这也是今天商业广告设计中的文化因素正逐步增强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广告设计商业性本质特征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的文化特征的相对弱势，这种弱势体现为商业功利掩饰下的视觉文化的体验性、技术性、娱乐性和当下性的文化属性，文化的深度被消解，时尚娱乐性的消费文化盛行，对当前社会的文化生态环境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对社会文化的建设，具有较大的消极作用和潜在的危害。广告设计要发挥其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就必须摆脱消费文化的束缚，树立可持续的设计观念，为传播可持续的设计文化进行有意义的设计实践。#p#分页标题#e# 2．摆脱技术话语霸权，维护视觉的生态平衡 以影像传播方式为主导的广告设计有着强烈的技术性特征。技术本是实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却成就了技术的话语霸权。技术提供给广告设计以高效、快捷，适应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的视觉感观需求，带来了今天的视觉繁荣。然而，由于影像的大量复制与传播，不但削弱了广告设计的原创性，而且无处不在的广告使我们承受着无法躲避的视觉暴力。另一方面，随着虚拟技术的发展，大量人为的、刻意策划的符号形象在降低广告说服力的同时，也使我们产生视觉形象的“匮乏”感，一种对未经人化的自然形象的向往，以摆脱人为符号化广告形象的追踪与簇迫感的产生，揭示了当代广告设计中存在的视觉生态危机。因此，设计必须摆脱技术话语霸权，平衡简单复制与创造性的关系，平衡真实与虚拟的关系，还视觉生态以和谐至关重要。［4］ 3．拒绝审美庸俗化，塑造主体的生态审美观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中，社会的文化价值充分体现为以物质利益为主导，致使作为商品经济衍生物的广告设计过分强调消费的物质性，使广告丧失了蓬勃的生命内涵与精神力量，塑造了今天主体审美意识结构的肤浅与庸俗，导致主体的审美水平停留在感官刺激的满足上。广告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广泛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对大众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有着直接的导向性作用。所以广告设计必须有它积极的审美价值判断，必须以真为基础，以善为前提，在满足功利需求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审美问题，拒绝审美庸俗化，引导健康的精神生活，塑造主体的生态审美观。 总之，用生态学的视野考量商业广告设计，使我们真正认识到商业广告设计的本质不应该是单纯的工具，广告设计是促进消费的手段，这种思维定势已严重阻碍了可持续设计观的建立和推广。今天，当“生态问题”已成为关键词时，呼吁生态商业广告设计便是一种必然。人类的设计活动是有意识的活动，只有我们将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目标，将功利、审美和伦理协同为整体“度”的把握，将“商业性”、“社会性”和“文化性”调整到最适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可持续发展时，商业广告设计才能体现出它的自觉性与生态性。［5］好在人是具有批判性的，今天已经有许多企业将设计的生态责任内化为企业存在的根本。比如，日本的“无印良品”就极少做广告，即使有，传递的也是“这样就好”的满足感，期望这样有良知的企业和广告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