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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金融监管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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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金融监管论文

第1篇:银行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银行主要面临以下几种风险:

(1)信用风险:即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

(2)市场风险:是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银行的表内和表外头寸所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3)利率风险:指银行的财务状况在利率出现不利的波动时所面对的风险;

(4)流动性风险:指银行无力为负债的减少或资产的增加提供融资,即当银行流动性不足时,它无法以合理的成本迅速增加负债或变现资产获得足够的资金,从而影响了其盈利水平的情况;

(5)操作风险:主要在于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

(6)法律风险:包括因不完善、不正确的法律意见、文件而造成同预计情况相比资产价值下降或负债加大的风险;

(7)声誉风险:该风险产生于操作上的失误、违反有关法规和其他问题。

银行不能不发放信贷,可是,只要资金出了银行的大门就有收不回来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绝对避免坏帐是不可能的。坏帐是银行经营的风险成本。在正常情况下,银行应当用自身的利润来冲销坏帐损失。只要银行能够保持资金的流动性,资金流通链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麻烦。可是,如果银行的呆帐、坏帐越来越多,甚至资不抵债,总有一天这个问题会被揭露出来。一旦有一家银行失去了资金流动性,就会导发金融危机。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这家银行储蓄的老百姓往往最后得到消息。当老百姓得知他们的血汗钱有可能被银行给赔掉了,他们的反应非常简单干脆:尽快把自己的钱取回来。由于任何银行都必然把相当一部分资金发放中期或长期贷款。没有一家银行能够立即全部返回所吸收的存款。如果众多的储户一涌而上挤兑,马上就把这家银行搞垮了。银行关门势必拖跨许多相关的企业。由于银行之间存在着各种业务联系,一家银行出现的挤兑风潮很快就会影响到其他金融机构。结果,金融风暴的冲击一波连着一波,最终酿成一场社会风暴。

由于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的可能,一旦某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即使政府出面干预也未必能够挽救这个机构破产(例如英国的巴林银行)。当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即使国际力量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够制止危机的蔓延(例如墨西哥和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由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非常复杂,一家金融机构出现的危机会牵连到其他金融机构,例如,1974年英国由于房地产景气消失而出现银行业危机。日本在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而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危机。一家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会损害公众对整个金融体制的信心,发生挤兑。例如,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危机。这种负的外部性在区域金融危机中表现得非常严重。[2]

银行业务的本质决定了它需要承担各种类型的风险,因此了解这些风险并确保银行能妥善地计量和管理风险是银行监管的重头戏。

(二)金融监管的目的

银行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银行的自有资金在其全部资产中只占很小的一个比重。当银行放贷、投资的时候,主要是在拿别人的钱做生意。按照国际标准,银行的自有资金应当不少于8%。也就是说,银行中92%营运资金都来自于存款和借入资金。如果银行的坏帐超过了资本金,以后再赔钱的话实际上是在亏损别人的钱。因此,一旦储户知道银行坏帐很高,为了保护自己的产权,他们势必会尽快提出自己的存款。如果大量客户挤提存款,将使银行迅速丧失资金流动性。

一般企业亏损倒闭只不过影响与这个企业相关的员工,可是,银行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相当多的民众,甚至破坏社会稳定。危机蔓延的程度在金融服务领域的不同部门是有差异的,但以银行领域最为严重,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Fama认为,如果单单从事资产管理,货币兑换和支付的话,根本不需要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监管。但是,由于银行还进行着把非流动资产转化成流动负债,通过监督贷款和信号传递来降低交易成本,所以对银行业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否则,金融市场失灵可能会让银行面临恐慌性挤兑。[3]为了平息动荡,中央银行不得不扮演最终支付者的角色,动用国库来稳定局势。一家或者几家银行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最后势必要全体纳税人来负担,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也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进步。因此应当防患于未然,严格实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

(1)维持金融业健康运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的风险,保障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促进银行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

(2)确保公平而有效地发放贷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资金的乱拨乱划,制止欺诈活动或者不恰当的风险转嫁。

(3)金融监管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贷款发放过度集中于某一行业。

(4)银行倒闭不仅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而且会波及国民经济的其它领域。金融监管可以确保金融服务达到一定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5)中央银行通过货币储备和资产分配来向国民经济的其他领域传递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可以保证实现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的传导机制。

(6)金融监管可以提供交易帐户,向金融市场传递违约风险信息。

许多文献一致认为,金融监管可以通过解决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一定要对金融机构实行比其他企业更为严格的监督管理。

美国联邦储备法明确规定,美国的银行监管制度的目标是: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系统的信心;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和有竞争的银行系统服务;保护消费者;允许银行体系适应经济的变化而变化。

《日本国普通银行法》规定金融监管是以银行业务的公正性为前提,以维护信用确保存款人的权益,谋求金融活动的顺利进行,并为银行业务的健全而妥善地运营,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全发展为目的。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法》规定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在政府一般经济政策范围内促进货币稳定及信用,有助于经济成长。在金融管理局认为公共利益所必要时可随时对金融机构提供咨询或对该金融机构提供建议,并要为确保该要求或建议的效力发出指示。

比较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可见,美国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目标比较具体,切实。美国金融监管强调对存款者的保护,稳定金融体系,维护有效的金融体系内的公平竞争和保护消费者。如果从条文上来讲,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基本上都差不多,关键问题在于能不能保证所规定的监管目标顺利达成。

(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及时关闭那些资不抵债的银行是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的主要理由如下:

(1)银行是一种特殊的企业。银行危机具有一般企业危机所不具有的蔓延性或传染性,如果某一家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出现挤兑,储蓄者会同时怀疑其他银行的信誉,有可能导致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崩溃,造成整个金融体制的大混乱。

(2)商业银行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货币供给。大量资不抵债银行的存在是货币流通体系的一大隐患,因为一旦商业银行信用危机蔓延,部分准备金制度下的倍数放大效应将使得大量货币突然退出流通,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萧条。

(3)及时关闭资不抵债银行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向现有银行发出信号:政府的确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对待,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由于政府隐性补贴导致的呆坏帐进一步积累,有利于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效率。

(4)只有及时关闭资不抵债的银行才能维系储蓄者对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

银行的自有资本代表了银行股东的金融权益。它可以用来缓冲可能出现的损失。应当以现有风险为基础来计算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的经营必然会遭遇到各种风险。如果发放的贷款不能收回,那么就难免出现资产损失。银行应当用日常的收益进行抵付。如果日常收益还不能支付资产损失,那么就必须动用银行自有资产。如果银行的损失超过了自有资本总量,那么就会损害存款人的利益。因此,不能允许银行出现资不抵债的状况。

在银行监管过程中,最怕的就是银行的经理们说假话。由于种种原因,明明他们放出的贷款已经不可能收回,成为坏帐,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法在银行帐目上做成正常。明明是已经资不抵债,在帐目上却看不出来,似乎一切正常。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银行自有资本10亿元,吸收存款100亿。税后营业收入3亿,坏帐1亿。那么扣掉坏帐损失,该银行的利润还有2亿。银行处于正常盈利状况。如果该银行的坏帐达到3亿,那么该银行就没有任何利润了。如果坏帐达到13亿,实际上,这家银行已经把它的本钱加上利润统统赔光了,那么这家银行就应当关门了。无论如何,也不应当把民众储蓄的资金也亏掉。假若金融监管机构发现银行的坏帐总额已经接近它们的自有资本,那么,及时让这家银行关门破产,不会对整个金融体制构成任何威胁。银行损失的是股东们的自有资本,储户的钱并没有损失。

怕就怕银行不说真话。通过造假帐,一直亏到20亿、30亿才被发现。就是叫这家银行破产,把它的经理都抓起来,它的自有资金只有10亿,赔光了之后还差几十个亿。怎么办?老百姓把他们的血汗钱放在银行里,如果不明不白地就不见了,当然不会答应。如果政府不出面解决问题,就难免影响局势安定。所以,一旦金融监管失误,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局面。所以,在金融学中,中央银行被称为“最后贷款者”。所以,及时搞清楚银行的坏帐状况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如果银行已经出现了较高的坏帐率,为了避免破产的命运,该银行的经理人员有可能掩盖真相。通常他们希望再争取一些时间,也许能够在今后的投资中赚取更高的利润来补上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就象输了的赌徒一样,产生了一种激励,为了能够再赌一把,他们必然会产生报假帐的动机。同时,他们会更热衷于那些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如果赢了自然好,如果再输了,就要闯大祸了。

因此,必须提高金融机构运作的透明度,要求金融机构能够按照统一的会计准则,向监管当局报告真实数据。在亚洲金融风暴当中,韩国、日本的许多金融机构掩盖了大量不良资产,直到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危机时监管当局才发现问题,但是已经无可挽救了。我国中央银行的知情权、金融机构报表的质量、统计制度等方面都不如韩国和日本。各类金融机构做假账、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从表面看来国有银行的各项指标都不错,但是各级金融机构的谎言掩盖了系统性风险。幸亏我们的金融系统还有较高的资本流动性,否则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为了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就一定要对违规行为有非常清楚的惩罚措施。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警告,直到出示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罚下。在足球比赛中,出示黄牌或红牌的都是一个裁判员。在金融监管体系中,负责出示黄牌的应当是信息非常灵通的民营的存款审计公司和存款保险公司,而最后出示红牌的应当是中央银行。若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处理那些经营不当的银行必须要及时、果断。一旦银行资不抵债,立即清理出场。否则,越拖毛病越大。

(四)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和多元化

金融监管的要害是信息的真实性。如果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够保持其独立性,那么在各级政府机构的干预下就很难保证在监管过程中取得真实信息。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公布的25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第一条原则强调:“在一个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下,参与银行组织监管的每个机构要有明确的责任和目标,并且享有工作上的自和充分资源”。这是国际上有关监管机构独立性的权威表述。

依照现行法律,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行使职能,其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须“在国务院领导下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有关货币政策情况和金融监督管理情况的工作报告”。第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杜绝各级地方和部门政府对中国人民银行业务的干涉,保证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银行监管时享有必要的独立性或摆脱政治方面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已改变分支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状况,在全国设立了9个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级分行,重点加强对辖区内金融业监管。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央银行一直在强调真实性监管。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各级银行的报表的真实性。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因此,必须改进现有的法定监管主体的权责制度,塑造真正具有独立和自主执法权的监管主体,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干预。

因为金融监管是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很复杂的工作,如果不是独立性很强的专门机构,就很难有效地承担和进行这种工作。

因为金融监管涉及社会各方面利益,如果监管机构没有独立性,其监管过程和目标易受各种利益集团的干扰,那就很难做到公正、公平。

因为金融监管机构是政府系列或政府授权的机构,如果它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其监管行为及其目标就难以摆脱政治上的干预和压力而单纯化,其监管对象即金融机构也很难按商业化原则经营。

金融监管体系必须多元化。反腐倡廉的监察机制就是这样,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外,还要有反贪局、检察院等多种监督管理机构。单一的监管机制既不可靠,又缺乏效率。如果只有一个监管体系很容易出现信息渠道堵塞的问题。当前,风气甚坏,一旦负责监管的官员无能或者受贿,就很难取得准确的信息。不法奸商、贪官污吏们塞几个红包就“搞定”了。只有金融监管多元化才能够防范在金融监管领域出现行贿、受贿,从而保证金融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我们必须建立强制的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等级,哪些信息应当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告,哪些信息必须向公众报告,从而保证金融监管当局和民众的知情权。

从国际经验来看,许多国家都竭力避免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美国金融监管系统内属于联邦政府一级的机构有四家: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银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储蓄机构监理室。克林顿政府为了精简机构,在1993年计划成立一个新的“联邦银行委员会”以取代四家监管机构的功能。按照这个计划,联邦储备银行将只负责货币政策,不再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坚决反对这一合并,他的理由并不复杂,“单一机构的设立将使权力过分集中,容易出现失误。”直到今天,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仍然是多头分立,互相监督。由此可见,即使在美国这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金融监管也不能只依靠单一途径。由此可见,多元化监管是取得准确信息、维护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

(五)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上的主要问题

我国金融监管的主要毛病有:监管方式单一,监管部门缺乏独立性,缺乏监管的激励机制,由于缺乏有效的处罚手段,监管力度不够。

第一,目前,商业银行的监管职能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尽管负责监管的人数不少,各种监管制度和规定的条文也很清楚,但是,由于监管渠道单一必然带来信息不畅通的弊病,监管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由于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着金融监管的任务还负责执行货币政策。在中央银行的宗旨上把促进经济发展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央银行的多重目标常常相互冲突,货币政策目标与监管目标相混淆。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在多重目标中举措不定,缺乏独立执行监管政策的条件。

第三,靠什么激励机制来实行有效的监管呢?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说假话的成本很低,说真话的代价却很高。在当前说假话成风的环境中,法不治众,央行监管局以及下属的各分行、支行监管处的人为什么要在监管过程中得罪人呢?

第四,在1998年金融监管的重点是违规监管,1999年监管重点是真实性监管。这些都很必要。关键问题是即使查出来违规事实,发现了假话又能怎么样?就是明知某个银行坏帐逐渐增多,能够采取什么措施呢?前不久,规定银行贷款负责人要对贷款终身负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假若银行真的出现了坏帐,拿这个行长怎么办?他就是这么点工资,难道杀了他不成?

由于国家承担了应由银行承担的风险,银行又承担了企业的风险,因此,银行利益并不取决于对风险的检测、评估等一系列财务指标,而是受监管标准和程度的左右。这种非量化的监管方式给监管部门甚至监管人员留有极大的弹性发挥余地,使其可以凭借人为的裁度相机处理国家和银行、银行和企业的矛盾,并使之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

目前,无论是哪一级的金融机构,只要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营业的,最后,出了问题统统由中央银行来负责。其结果是,一方面,中央银行轻易不会发给金融机构营业许可,弄得在许多地方融资渠道不畅通,另一方面,背在中央银行身上的包袱越来越重。

金融监管体系的问题由来已久。每当有学术讨论会,总有许多学者严肃地指出上述问题,但是,大多数批评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下文。正是由于对金融监管体制本身没有进行认真的改革,使得金融监管的效果并不理想。金融系统大大小小的危机层出不穷,“四面起火,八方冒烟”。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司就象救火队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再不重视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只怕等到金融风险积累在了一定程度,有朝一日集中爆发出来,就要吃大亏,闯大祸了。

[1]本章综合了《民营银行二百问》中有关章节。参加这些章节写作的有陆军、史晋川、董辅仍、杨再平等人。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第2篇:银行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一、影响县级人民银行监管效率的主要因素

1.监管目标模糊。对县级人民银行的监管目标问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有的把货币政策目标等同于金融监管目标,有的把监管目标局限于保护存款人利益,有的则超前地把转轨时期的监管目标等同于市场经济时期的监管目标。由于认识上的模糊,没有把转轨时期县级人民银行的监管目标界定在维护金融业的安全稳健、防止金融风险这一核心上来,导致县支行在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左右为难。

2.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中监管职能分散、力量分散的缺陷,导致监管合力难以形成。县级人民银行内部监管部门按上级的要求必须对口设置后,由于县级支行人员编制有限,在保证基础业务科室基本规章制度执行的前提下,监管部门的一个科室只有1至2个工作人员,导致监管力量分散,职责分散,多头监管,各监管部门工作不协调,不能形成监管合力,无法全面解决问题,严重影响到县级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效率和监管质量。如金融管理科作为对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的主要监督管理部门,农村合作金融管理科作为对农村信用社的主要监督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对分管金融企业的市场准人和退出、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和离任审核及其经营活动的监管。但计划、会计、国库等部门作为现金、利率、开户结算、国库业务的监督管理部门,货币金银科作为金融市场的监管部门,与机构监管部门在职责分工上形成交叉重复。这样,既导致了人民银行监管力量分散、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又造成重复检查而加大了被监管对象的接待负担,极不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这还与上级行在监管任务的安排上,缺乏统筹协调有关。

3.监管手段落后。监管上的现场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缺乏必要的设备和程序,监管检查以手工为主,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信息核实效率低。金融监管中的技术手段落后,已不适应有效监管的需要,制约着监管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4.监管人员素质低。监管效率的高低直接取决于监管人员的素质。由于中央银行本身不经营商业性金融业务,不少监管人员缺乏实际金融业务经验,部分监管人员素质偏低,有相当一部分监管工作人员不具备监管工作的资格和能力,这样不仅很难做到及时发现金融机构存在的高风险和违规操作,而且在金融机构面前也难以树立中央银行的监管威信。

二、提高县级人民银行监管效率的对策措施

1.明晰监管目标。要提高监管效率,关键是树立全新的监管理念,把“维护金融业的稳健、防止金融风险’作为当前转轨时期的监管目标,避免监管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一方面,要采取断然措施妥善化解已经出现的风险和处理已面临支付困难的金融机构,最大限度减少震荡,维护金融业整体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必须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充分的信息披露,正确分析和判断金融创新趋势及其风险领域,建立起风险的早期识别和预警系统,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措施,防止风险的积累、扩大和突然爆发。

在监管的内容和方法上也要进一步更新观念,鼓励金融创新,提高金融监管效力。我们的金融监管要逐步向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当前在金融监管中要逐步实现四个转变:一是由单纯的业务合规性监管,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性监管并重、以风险性监管为主的方向发展;二是由单一的现场检查向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的方向发展;三是由传统的手工检查,向传统的手工检查和现代的计算机检查互补、以计算机检查为主的方向发展;四是由对金融违法“创新”的事后管制,向事前防范、正确引导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将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方向发展。

选准金融监管的着力点。根据不同时期监管政策的要求和金融企业的自身特点,努力寻找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内控的最佳结合点和结合方式,切实将金融监管政策融入金融企业完善内控、加强管理的工作之中,以此寻求金融监管与金融企业内控的最大合力,避免监管的无效劳动,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2.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改革县级支行的科室设置,完善央行监管前沿阵地——县级人民银行的监管体系。要克服治标不治本的短期监管行为,建立以金融稳健运行、金融整体有效性和金融中长期风险预测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监管体系。一是合并县支行的所有监管科室,集中力量、集中职责。对县级支行的现有机构进行改革,按“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现有的科室进行撤并,由现在的6-8个科室撤并为两部一室,即:撤销金管科、计划科、农村合作金融监管科成立金融监管部;撤销会计科、国库科、货币金银科成立营业部;撤销人秘科、保卫科成立办公室。二是将原会计、国库、货币发行等部门的监管职能全部移交金融监管部,一个窗口对外实施金融监管。这样改革后有三大优越性:其一,可以解决县级人民银行监管职能和监管力量过度分散的问题。将原来各监管科室的力量进行了集中,有利于监管工作的统筹协调、组织和指挥,如利率、结算、现金等季度性检查就无需对同一家机构分别组织三次甚至若干次的检查,只需一次性检查即可完成,能有效地避免重复检查和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可大大减轻被监管机构的接待负担。其二,有利于基础业务科室集中精力搞好业务核算,提高基础工作质量,严格执行基本规章制度,确保资金的安全。其三,可以实现“两个结合”:一是实现监管与调研的有机结合。由于将计划统计、非现场监管、调查研究等职能全部交由监管部负责,在工作安排上就可解决“单打一”问题,在对金融机构进行某项检查时,就可同时对其它情况和问题进行调查和检查,工作人员回行后再按工作分工进行分类汇总处理,分别上报。这种办法能有效地解决县级支行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在组织专项调查时发现可能出现的风险性、苗头性问题,能及时有效地采取监管措施,有利风险的及时化解。二是实现服务与监督的有机结合。既可提供全方位的政策咨询服务,又可在服务中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为更好地搞好金融监管奠定基础。

3.落实监管责任,改进监管手段。

(1)依据监管职责,建立监管目标责任制和监管内控制度。要保证监管目标的实现,提高监管效率,必须建立监管目标责任制和内控制度,对监管部门及人员所承担的工作职责和目标作出明确规定。为保证监管工作的协调配合,建立责任制时,可实行监管职责AB制,即每个监管人员既承担一部分主要监管职责,还要承担一部分协助监管职责,避免出现监管工作空档等问题的发生。同时,对于涉及区域金融秩序和金融风险等重大工作,实行统一制定方案、统一调配力量、统一组织实施等做法,有效地发挥监管部门的整体功能。

(2)强化督促落实,严格监管约束。制定实施工作考评制度、工作情况汇报制度,监管人员要根据本岗位工作要求,主动制定计划,落实任务,汇报工作。同时,规定工作纪律,要求监管人员不以管谋私。对监管人员中出现的监管责任事故和发生的违反工作制度、工作纪律的问题进行记载,并根据所犯错误的程度和工作责任的大小,给予必要的处分,以进一步树立人民银行的良好形象。

(3)改善监管手段。一是要加快电子化建设步伐,尽快改变人民银行主要依靠手工作业进行监管的现状,提高监管效率和质量。加大计算机在金融监管工作中的作用,全面推行非现场监管报表资料电脑化管理,实现金融监管指标电算化,把监管人员从复杂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力量,做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工作,调查和处置金融服务中出现的新问题、难问题。二是要建立监管信息系统,充分利用已有资源信息。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档案信息系统,是提高监管效率的重要环节。金融监管信息系统要全面记录辖内每个金融机构业务发展、高级管理人员、金融风险、违规经营等情况,做到金融监管有效资源丰富,记录全面、真实、准确,并实现信息共享。同时,建立金融政策法规档案,通过掌握金融政策法规的历史沿革,理清监管思路,杜绝金融执法中的误解和偏差。要对金融机构档案、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档案、非现场监管档案进行整理、规范和完善。机构档案要分系统按行别建立,档案内容分机构设立、业务范围、业务变更、违规查处、机构年检、市场退出等六大类;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监管档案分系统按人员建立,档案内容包括任职审查、任职考核、离任稽核、任职资格取消等四大项;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档案按行别收集,包括各机构报表资料、自查报告、非现场监管报告和报表等内容。

4.完善监管工作规程,提高监管效率。推行程序管理,实现监管工作的规范操作。为适应新形势下监管工作的需要,必须实行程序化管理,即对目前的监管任务,依据操作的先后步骤,进行科学设计,优化筛取,组合出最优工作程序,并用以操作的一种管理方式。要涵盖金融监管的全部内容,使各项监管工作都做到有章可循,易于操作,统一规范,运作有序。程序化管理的实施,不仅可以规范监管工作的实际操作,而且可促使监管职责AB制落到实处。

5.加强业务培训,提高监管人员素质。金融改革的日益深化,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金融创新的空前活跃以及电脑网络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对县级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金融监管队伍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新业务和金融创新显得严重滞后。金融监管人员监管能力的增强和水平的提高与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步伐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必须加大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尽快提高监管队伍素质。

(1)充分利用现有监管人力资源,按现有人员的专业特长,合理配置人力,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同时,要选拔综合业务素质强,能够公正执法、廉洁敢管的年轻干部充实到监管部门。”

第3篇:银行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行为支付矩阵金融监管部门概率

一、引言:研究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商业银行经理行为的必要性

1998年10月,官方报道日本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达到6000亿美元,部分分析家认为日本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达到10000亿美元,占未回收贷款的20%。

国务院总理于2003年1月24日在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深化金融改革,有步骤地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改进和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强金融队伍建设,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原中国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在2002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宣布,2001年末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为贷款余额的25.37%。

截至2002年底,按五级分类口径,建行不良贷款率15.36%,比年初下降3.99个百分点;中银集团不良资产率22.37%,比2001年末下降5.14个百分点;工行不良贷款率25.52%,比年初下降4.26个百分点。与其它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农行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尽管如此,去年农行不良贷款占比在连续两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4.72个百分点,三年下降十几个百分点。

银行不良贷款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文献也较多。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把资本充足率、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纪律列为三大支柱。

其中资本充足率=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12.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和市场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正确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汇率、证券和商品价格发生变动导致损失的风险。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既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其风险数量相匹配,也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以鼓励银行开发和采用更好的风险管理技术来监测和管理它们的风险,是对银行全面风险进行的行业监管。市场纪律对银行的公开信息披露提出了一整套强制规定要求和建议,是对银行全面风险进行的社会监管。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强调如何测算贷款风险,缺少对银行不良贷款生成机理的分析。

国外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文献一部分是在研究银行危机的文献中同时讨论,如:BrendaGonzales-Hermosillo(1999),HesnaGenay(1998),JENNYCORBETT;JANETMITCHELL;AndrewWinton(2000),JoePeek;EricS.Rosengren(1999)JoePeek;EricS.Rosengren(1999)、《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等。另一部分是在研究金融脆弱性的文献中讨论,如:Minsky,HymanP.(1964,1982,1986,1995)等。国内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文献一部分是专门以“银行不良贷款”为题目的,如:于为群(2001),李玲(1999),林永平、袁桂祥、蔡友才(1998),刘桃生、徐长生、方先明(1998),刘文庆(2001),毛瑞宁(2002),孟猛(2000),彭歆(2000),史建平(1997),薛峰(1997),中央银行天水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2),周银华(2000)等。另一部分是在研究金融与信贷风险时、企业的高负债时作为研究的组成部分,如:余永定(2000),谢平(1992)、易纲(1996),袁钢明(2000),林毅夫(2000),樊会文(1998),杜佳(2001),韩平(2001),苏同华(1999),张陶伟(2001),陈学彬(1997),张亦春、余运九(1998)等。

上述文献对金融监管部门(代表政府,属于委托人)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人)行为的研究不够。除了上述文献外,还有众多的文章,其特点大多与上述文献相似。所以完全有必要进一步地研究,特别是研究金融监管部门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的行为。

由于金融监管部门代表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监督检查,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属于委托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企业借款选择贷款与不贷款,金融监管部门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选择检查还是不检查,取决于委托人与人间的利益冲突。

这种利益冲突可用便士博弈模型的变种(监管模型)去研究,即用扩展的监管模型进一步地研究金融监管部门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的行为参数,他们的行为参数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企业借款选择贷款与不贷款、金融监管部门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选择检查还是不检查的概率的大小。

二、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经理博弈的监管模型并且分析模型

1、假设与模型的支付矩阵

A.假设有一个企业向一国有商业银行申请贷款万元,信贷部的经理人员决定是否发放这一笔贷款,经调查,这个企业不具备还款的能力,这一笔万元的贷款将成为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

B.这个企业向信贷部的经理人表示,如果这一笔万元的贷款到帐后将用万元作为回扣,为每一元贷款的回扣,即回扣率。

如果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合作,共同分配万元回扣。如果回扣率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收益的关系是万元,为金融监管部门所分配的回扣万元的倍数(分配的含义是上缴国库),即金融监管部门可获得万元,万元来自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回扣RL万元,这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实际得回扣-=(1-)万元,C.若金融监管部门检查这一笔万元的违规贷款,则检查成本为万元,为每一元贷款的检查成本。金融监管部门可以挽回(L-)万元的违规贷款损失。并且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以万元的罚款,为每一元贷款的罚款,即罚款率,罚款万元全部上缴金融监管部门。

D.当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不发放贷款给这个企业,同时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检查,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得到万元的负效用,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

E.参数、、、、可以大于等于零,也可以小于零,假定。

显然从上面的假定可知,上述博弈不存在纳什均衡。假如金融监管部门检查,则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的最优策略是不贷款;假如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检查,则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的最优策略是贷款,假定满足;假如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贷款,则金融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检查;假如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不贷款,则金融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检查。

F.假设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以各自的概率选择自己的行动,构成混合战略。假定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的混合战略为(即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以的概率选择贷款,以的概率选择不贷款);假定金融监管部门的混合战略为(即金融监管部门以的概率选择检查,以的概率选择不检查)。

由上面的假设可以写出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关于不良贷款博弈的支付矩阵。见表2

表2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关于不良贷款博弈的支付矩阵。

2、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经理对不良贷款选择贷款与不贷款的行为做分析

根据前面的假设,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行为是最大化效用函数,表示为

由上面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的贷款概率表达式可做如下分析:

(1)、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即增加,则增加(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意义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

政策意义为: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心理素质,降低感情因素,可以降低不良贷款。

,即增加,则降低(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意义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降低。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不过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少见。隐含的政策意义为: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心理素质,降低感情因素,反而可以增加不良贷款。

,即增加,则不变(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意义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政策意义为: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心理素质,降低感情因素,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2)、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下降。即当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下降,这比较容易理解。

政策意义为:这种情况下,增加罚款并能够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是建立在假设“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为负的情况,即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不仅不会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负效用,反而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正效用,即”的基础上。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不过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少见。

政策意义为:这种情况下,增加罚款并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不变。即当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是建立在假设“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不会因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负效用,也就是负效用为零(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的负效用)”的基础上,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尽管增加了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损失,但是由于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与罚款的分配,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

政策意义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罚款并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3)、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下降。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下降。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一方面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要遭受罚款,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要参与回扣的分配,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下降。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不过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少见。政策意义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回扣反而能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一点容易从直观上理解,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常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回扣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回扣能增加不良贷款。

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一点容易从直观上理解,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常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回扣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回扣能增加不良贷款。

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降低不良贷款。(这种情况的效果实际上与一样)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不会因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负效用,也就是负效用为零(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的负效用),或者是金融监管部门对回扣全部提取,即,在以上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这一点容易从直观上理解,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也常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回扣不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回扣也不能增加不良贷款。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不能降低不良贷款,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银行的脆弱性不变。

(4)、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增加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一结论很难从直观的分析得出,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演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已经开始合作(分配回扣),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增加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

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不能参与分配回扣,否则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将会增加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从而增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影响商业银行的稳定,增加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意义为:当增加,则降低(其它条件不变时)。

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减少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一结论很难从直观的分析得出,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演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虽然已经开始合作(分配回扣),但是表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为负的情况,即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不仅不会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负效用,反而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正效用,即,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降低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种情况只有理论意义,实际中很少见)

暗含的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能参与分配回扣,分配回扣的比例越高,越能使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降低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改善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降低(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意味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减少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一结论也很难从直观的分析得出,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演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暗含的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能参与分配回扣,分配回扣的比例越高,越能使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降低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改善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不变(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不改变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暗含的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分配回扣,分配回扣的比例越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不改变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不影响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3、对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与不检查不良贷款的行为做分析

根据前面的假设,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是最大化效用函数,表示为

由上面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概率的表达式可做如下分析:

一般我们讨论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概率大于零的情况,存在两种组合。

I

此时要求保证。

II

此时要求以保证。

I种情况是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中成立,II种情况理论上可以满足,但实践中成立出现的概率较少。

(1)、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经济学意义是:当回扣率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因为假设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比例大于零,金融监管部门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可以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

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才能降低不良贷款。

经济学意义是:当回扣率增加时,因为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分配的比例小于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可以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少见的,因为的意思是罚款率可能为负数,即金融监管部门不仅不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罚款,反而还奖励。

暗含的政策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因而可以降低不良贷款。

经济学意义是:当回扣率增加时,虽然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比例大于零,因为,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不罚款,反而倒给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以很大的奖励,这当然使金融监管部门的收益受损,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就必然增加。

暗含的政策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因而可以降低不良贷款。

经济学意义是:虽然回扣率增加,但是金融监管部门不参与回扣的分配,不会增加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所以金融监管部门不会增加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积极性。政策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不增加,因而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2)、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经济学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因为代表,表示虽然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含义是上缴国库),分配的比例,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

当罚款率增加,尽管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不检查而损失掉的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罚款而增加罚款所得万元,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了不良贷款,罚款率的增加反而增加了银行的脆弱性。

经济学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因为代表,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比例,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

当罚款率增加,金融监管部门尽管会因为罚款而增加罚款所得万元,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不检查而损失掉万元的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了不良贷款,罚款率增加能降低银行的脆弱性。

经济学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因为代表,

此时,金融监管部门尽管会因为罚款而增加罚款所得万元,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不检查而损失掉万元的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和参与回扣的分配率刚好等于回扣率的倒数的共同作用,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不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

政策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不变,不能降低不良贷款,罚款率增加不能降低银行的脆弱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得出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与的关系,用图1表示为:

图1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此不良贷款的概率与的关系

在顶点T的左方,;在顶点T的右方,。

(3)、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罚款率与1之和大于零时,随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越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了不良贷款,增加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严禁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罚款率与1之和大于零时,随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越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了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了不良贷款,降低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罚款率与1之和小于零时,随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越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了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了不良贷款,改善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当金融监管部门可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可以提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不改变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不变,不会降低不良贷款,也不会降低银行的脆弱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后面三种情况的假设出现的概率较小,出现概率较大的情况是第一种情况,即,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了不良贷款,增加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严禁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第4篇:银行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论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了我国中央银行监管制度的建立和实践,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中央银行成立初期的金融监管框架包括监管目的、内容、手段,及其逐步发展的过程;二是在1988年我国出现通货膨胀和金融波动时,中央银行对金融业的监管,这个时期监管的特点和风险监管意识的萌生;三是在1992一1993年上半年,金融业发生严重混乱时,中央银行稳定金融的监管过程及监管实践的启示。

第二部分为监管客体与金融环境分析,主要阐释产生违规行为和金融风险的制度性因素。首先是对国有商业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城市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行为机制进行分析.主要分析金融机构的利益机制对其经营行为的影响,指出中央银行进行监管时必须考虑到这一因素的影响。其次分析了资产负债结构对经营行为的影响,指出在计划体制下金融机构缺乏流动风险意识,而随着中央银行职能和机制的改变,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也都将随之发生变化。之后分析了政府行为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包括:政府行为对金融机构设置的影响、政府行为对金融机构资产扩张的影响及政府行为对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影响。最后阐述了企业行为对金融机构的影响,指出由于企业自身积累不足,资金来源严重依赖金融机构提供,企业的经营困境最终导致了银行的经营陷入困境。

第5篇:银行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关键词] 激励相容;商业银行;监管有效性;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F830.33 [文献标识码] A

一、激励相容理论在银行监管中的应用

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曾经说过“我们必须而且正在使监管变得更加激励相容”,而另两位美联储董事苏珊·菲利普斯也曾说过“在过去几年中银行监管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但我们正在迈向更加激励相容”,罗伦斯·梅尔也说“监管当局与银行之间的长期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开始寻找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是激励相容的监管策略”。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尔利和斯威廉·维克里在委托问题中引入激励相容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委托人与人之间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同时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具有信息优势的人会选择使自己效用最大的行为,这就有可能损害委托人的利益。银行与监管部门、社会公众与银行之间都存在委托关系,如何利用已知的不完全信息激励人做出使委托人效用最大行动,是激励相容要解决的问题。

霍夫曼(Kaufman,1996)等学者认为金融安全网的建立如果只为纠正金融市场失灵,那么系统性风险非但没有降低,反而会增加银行失败概率和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加大金融危机的破坏力。卡恩(Kane)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政府监管低效率的原因是存在“激励问题”。哈特和莫尔(Hartand Moore)等学者提出提出了不完全契约理论,使理解银行监管的一个全新视角,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难以通过市场自身力量解决,而契约的有效性依赖于法律制定和执行效率。皮斯托(Pistor,2002)等提出“法律不完全理论”,认为金融领域的法律不健全是监管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约束人的有效手段。巴特查理(Bhattachary,1998)等通过对银行监管理论对最优银行监管体系参考价值的回顾,着重分析了银行安全网的道德风险。桑托斯(Santos,1999)分析了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其他监管手段的有效性,并对银行资本监管的理论文献进行了回顾。项卫星和傅立文(2005)陈雨露和汪昌云(2006)、类承暇(2007)等通过对银行监管理论的研究,认为如何设计激励约束机制激励监管者恪尽职守,以及设计何种激励约束机制使银行与社会公众的目标函数一致,是现阶段我国银行监管的迫切和现实问题。

二、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研究

在对银行监管有效性方面的研究,Kane(1981)在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发展出“规避管制”理论及该理论的动态模型,论证了金融创新的重要动因是金融管制。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监管者和被篮管者在金融市场上都有特定的目标利益,当两者目标发生冲突时,双方都不会主动退出市场,作为监管者要根据情况制定新的监管手段,作为被监管者则会寻找监管者新监管手段中的“监管真空”,规避管制。Kaufnan(1996)指出由于银行具有低现金资产比率和高负债比率,所以银行一旦出现支付危机,便会迅速采取减价出售贷款资产并大量抛售抵押品的方式解决危机,从而扰乱金融市场,因此要加强对金融机构业务的规范和银行准入及退出的监管。WilkoBolt(2004)认为风险行为的增加是由于银行间的激烈竞争,监管部门应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制止。在资本充足率的有效性方面,改进的资本充足率与银行的潜在风险有更加紧密的联系,并成为银行进行风险监管的动力。Barth等(2004)认为虽然严格的资本要求与不良贷款相关性较低,但在其他监管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严格的资本监管与银行的危机并不具有稳定的相关关系。同时,他还分析了赋予监管者更大权力的利弊两方面的影响,他认为强势的官方监管可以阻止银行管理者从事过度的风险承担行为,对银行的发展、绩效和稳定都是十分有利的;但较强监管者也可能导致腐败或阻碍银行间的合作。江曙霞(1994)对银行资本充足性监管在公司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银行监管是必要的同时也是有效的,而我国银行的核心资本不足,应尽快补足,提高银行体系的整体安全性,同时银行应进行全面的规范化管理的建设,增强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刘晓勇(2001)基于公司治理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进行了实证分析,他认为有效的银行监管是建立在完善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之上的。在具体分析了我国我国银行监管激励不相容的现状之后,他指出要从制度上改变我国银行监管有效性不足问题必须从银行的公司治理入手,建立银行风险监管的硬约束,逐步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刘明志(2003)认为对银行的监管是现代银行制度的内在要求,由于银行运营的高风险以及银行危机的传染性,对银行业实施审慎监管就显得至关重要。他还认为某些监管机构的重复设置是监管低效的表现,同时他又对银行监管的收益—成本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提高监管效率的政策建议。金鹏,郭艳艳(2010)从风险控制角度对监管有效性进行分析,他们认为只有保证了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才是有效的银行监管模式,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可以通过控制系统性风险的传播途径来实现,同时也可以保证银行系统的效率与稳定。

三、基于激励相容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研究

Marino(1990)通过构建一个社会福利函数和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监管模型,侧重研究了流动性资产价值最大化的问题。Chan和Greenbaum(1992)、Thakor(1992)则通过分析得出了公平定价的存款保险制度并不一定是激励相容的,监管者必须在公平存款保险定价和给某些特定银行提供“信息租”以便更好地监管整个银行体系之间进行权衡。Brien(1997)采用了激励相容的原理,提出了银行资本监管的“预先承诺制”理论(Pre-commitment Approach—PCA)。Edward. S. Prescott(1997)和Arupratan(1998)分别发展了具体的“预先承诺制”的机制设计,并验证了其可实施性。白钦先(1999)首先对未来金融监管提出展望,提出了金融监管的理论和实践将“更注重从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内部的激励相容方面来探索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自觉主动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金融监管制度安排”,这也是金融体系“安全、稳定、效率和效益有机结合与协调的内容与要求”。何自云(2003)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引入了“激励相容”的概念,分析了激励不相容监管的弊端,并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体现激励相容原则的部分做了介绍。蒋海等(2004)运用博弈论,通过对金融监管中各参与者的博弈分析,认为在存在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监管当局提供的有效监管激励缺失以及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是造成监管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金雪军,李红坤(2005)在对国际银行业监管模式演进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解释了在中国金融监管中监管失灵和激励缺失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银行资本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四、结论

中国已完成了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而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外资银行将大批进入,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再者,结合历史上多次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加快建立激励相容的银行监管机制,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才能顺应国际金融的发展形势,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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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蒋海,钟琛,齐洁.对金融监管理论基础及其政策的反思[J].经济科学,2002(4):87-96

[3]金雪军,李红坤.激励相容监管机制:银行业监管效率的基石[J].东南大学学报,2005(9):16-22

[4]Bhattacharya and Zechner. Bank capital regulation with random audits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02(26):2- 50

[5]Goodhart. Democracy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the state [J].Policy, 2001(4):27- 546

[6]Rsik&Hassan. Financial deregulation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urkish commercial banks [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03(27):1455- 1485

[7]唐秀琴,齐中英.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对策研究[J].商业研究,2007(8):128-130

第6篇:银行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关键词:外资银行 银行监管 对策

    一、对外资银行实施监管的意义

    银行监管,是经济金融监管的一个分支,是由中央银行、银行监督委员会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有关机构,代表社会公众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方面实施监督管理的行为。

    银行作为一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其能否稳健运行关系该国的经济、政治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因此,银行监管受到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普遍重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纷纷根据本国银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对本国范围内的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这里当然也包括该国境内的外资银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市场的界限越见模糊,外资银行大量存在于各国金融领域,它的高速发展给该国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各国不得不加强对它的监管置于重要位置。但截至目前,理论界尚未形成完备的外资银行监管理论体系。各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实践仍依靠原有监管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作者认为,外资银行本是银行,对其监管的区别主要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监管理论对它是完全适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对发展迅速、影响日益扩大的外资银行实行审慎的监管,能维护国家经济稳定,保证国家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有外资独资银行20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另有72家外国银行设立了130家分行,191家外国银行设立了241家代表处。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批准汇丰、渣打、花旗等21家外资银行将在华分行改制为法人银行。(注:法人银行在业务范围、税收等方面享有优惠。外资银行随时可转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现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外资银行的发展特点

    1.外资银行经营范围、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我国对外资银行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外资银行不再受到行业和地域限制。外资银行发展进入加速阶段。依托成熟的市场营销策略,外资银行经营范围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逐步加强。

    2.外资银行资产质量、盈利能力逐年提高。随着外资银行逐步熟悉我国市场规则,其经营状况日趋稳定,市场份额逐步恢复,盈利能力稳步提高,资产总额持续增加,仅2002年至2004年就从3330.5亿元增至5159.95亿元,占我国银行业资产的1.8%。

    3.参股中资银行速度加快。在《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的指引下,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速度不断加快。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一是出于对长期经营战略的思考;二是希望借中资银行不受政策限制和网点设置完善之利,绕开各类限制,快速进入零售市场。如花旗银行和浦发行联手推出的花旗参与管理和技术合作的双币种信用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论文出处(作者):

    三、我国外资银行监管中的问题

    (一)监管法规不健全

    监管的有效性依赖于监管的法制化,而我国的金融立法严重滞后。引进外资银行已近20年,却无一部约束外资银行的专门法律。这使外资银行有机会利用法律漏洞规避监管,严重影响了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效力。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弥补了这些漏洞,但相关法规的健全工作远未完成。

   (二)监管方式单一

    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式”管理阶段。主要实行报送稽核。监管部门对各外资银行报送的报表、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以确认其经营的合规性。而对于外资银行运营的风险性监管上处于空白状态。

    (三)监管资源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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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由于外资银行的开放性比较强,对其的监管需要高质量的资源。目前,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在资源方面相对缺乏。包括监管人员、信息系统等方面的不足。在监管人员方面,表现为量不足、质不高。尚未建立完善的认证制度和后续教育系统。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缺乏灵敏、准确、高效的监管信息系统。在监管信息流程上,表现为低效率性。金融监管当局与相关机构缺乏信息交流。

    (四)缺乏与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

    当今世界金融体系间的跨国联系不断加大,仅在某一国范围内考察金融监管问题已不能满足金融监管的需要。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要加强与各外资银行母国监管者的合作,以协调监管措施,降低共同面临风险。而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再这一方面尚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四、对改进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健全监管法制

    要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我国就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参照国际公认的准则(如巴塞尔协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监管法律,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银行法。从法制角度,规范外资银行的行为,授予监管机构足够的权利,为监管工作提供基础条件。

    (二)多元化监管方法和手段

    当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手段单一,落后,主要是现场与非现场监管,而且两者缺乏衔接。因此,必须使监管手段多元化,由行政监管手段向经济性、法律性监管手段转变,充分实施现场与非现场监管、外部审计、审慎监管会议、三方会议等多样化监管手段。

    (三)健全风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多停留在合规性监管层面,而忽视了风险性监管。我国应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有关标准,制定严格、周密的风险监管体系,将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纳入监管,保证全面、客观、合理的实施监管。

    (四)建立监管人才培养和认证机制

    加强我国外资银行监管要依赖大量专门人才,监管当局应主导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和认证体系。可邀请高校等研究机构参与其中,确保培养认证机制的专业性。

    (五)加强信息交流,与各国监管机构坚强合作

    为了应对各国金融体系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现状,我国监管当局应主动同各国监管机构建立长期、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机制。以协调各国监管手段,降低共同面临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程芳,李仲明.银行业全面开放下外资银行的监管问题[j].甘肃金融,2007,(6).

    [2]耿明英.对在华外资银行不同商业存在形式下的监管探讨[j].武汉金融,2008,(4).

    [3]邓静.如何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6,(10).

    [4]杰姆斯·巴茨,丹尼尔·诺勒,张坤.外资银行的准入与监管:承诺与实践[j].银行家,2008,(5).

第7篇:银行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关键词:统一监管混业经营博弈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

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金融稳定的考虑加强了对金融系统的管制,特别是对于银行混业经营和利率上限的限制,极大的压缩了银行的盈利空间。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更严重,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在这一背景下,麦金农和肖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主要内容是要求政府放弃对金融的过分干预,使利率和汇率充分反映供求状况,并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在金融深化理论的指导下,各国政府纷纷放松金融管制,积极的促进金融业的自由化。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各个金融机构不断推出各种金融创新,试图逃避金融监管,以增强竞争力,进而直接促成了金融业的混业化经营。这一混业化经营趋势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之后,混业经营的浪潮达到高潮。

从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变迁来看,统一监管组织架构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北欧国家挪威、丹麦和瑞典分别于1986年、1988年和1991年改革了本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走上了统一监管的道路,这一改革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有部分国家追随北欧国家的改革统一本国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这一浪潮至1997年英国金融服务局成立后达到顶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实行统一监管组织架构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多,统一监管已成为一种潮流。

混业经营和统一监管的出现似乎具有时间方面的巧合,那么,统一监管是否是各国政府为应对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的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呢?现有理论认为,统一监管是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必然结果(Jose de Luna Martinez and Thomas A. Rose,2003)。因为从长期看,由于金融业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金融市场最终会形成融合的统一市场,与之相对应,金融市场的监管职能也应该由统一的监管机构来执行(Briault C.,1999)。但该理论仅仅作出了定性分析,并未阐述其内在作用机理,总体来说缺乏理论依据,下文通过构造博弈模型,对统一监管与混业经营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从实证角度进行验证,最后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二、基于金融监管博弈模型的分析

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设立类型主要是分业监管、部分统一监管与统一监管三种类型。由于部分统一监管是完全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一种过渡形式,其兼具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的特征,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仅仅讨论分业监管组织架构和统一监管组织架构与金融业经营体制的适应程度。

目前对不同监管组织架构的优缺点比较的文献较为丰富,但是很少有文献从信息不对称和传导机制的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构建金融监管博弈模型,尝试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分析在不同条件下,这两种监管组织架构的博弈过程和博弈结构的差异,进一步分析不同情况下金融监管组织架构的优劣及其与金融业经营体制的适应程度。

本文的理论模型假设如下:

(1)金融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有金融监管部门与金融市场参与者,二者均为理性经济人,其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监管当局的目标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保持市场的公平和有效竞争以及维持自身的声誉。金融市场参与者作为市场主体,其目标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金融市场参与者一般会合规经营,但由于利益的驱动,其会选择违规,并理性地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做出合理决策。市场参与者违规操作的概率是p,不违规时获得正常收益R,当其违规操作时便可获得超额收益ΔR,即违规收益为R+ΔR,但此时其面临着被查处的风险,一旦被查处就会有罚款损失,罚款比例为s,则罚款损失为sΔR(s>1),此时收益为R+ΔR-sΔR。

(3)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与其他所有经济活动一样,也有成本和收益。从社会总体来看,金融监管的收益主要是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提高;金融体系总体收入的提高;被监管机构收入水平提高;因金融市场正常秩序得以维护,金融监管者得到的声誉、绩效、升迁等收益。在此假设总收益为N,此收益为金融市场参与者不违规,金融秩序正常运行,监管者也不用对违规部门查处时,金融监管的收益。另外,金融监管查处时也会发生成本,该成本主要是指制定执行金融监管政策本身所花费的成本,即行政成本。该成本随监管机构的增多而增加,主要由于各监管机构之间沟通将会增加成本。

(4)监管机构鉴于其成本收益分析,对违规行为会选择查处或不查处,查处的概率为q。从以上监管成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查处成本与违规者的收益是正相关的,因此,假设C=cΔR(0

(5)假定金融市场参与者违规时,监管当局由于将面临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大损失,从而不查处的损失将远大于查处成本,m ΔR>cΔR,即m>c。另外,由于s>1,违规者被查处的损失sΔR大于违规的超额收益ΔR。

从以上的模型假定中可以分别得出监管当局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效用函数。

(1)监管当局的效用函数为:U=[(N-cΔR)p+(N-cΔR)(1-p)]q+[(N-mΔR)p+N(1-p)](1-q)=(N-cΔR)q+(N-pmΔR)(1-q)

那么最大化期望收益的一阶条件为:

PmΔR-cΔR=0

得:p*=c/m

(2)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效用函数为:Y=p[(R+ΔR-sΔR)q+(R+ΔR)(1-q)]+(1-p)[Rq+R(1-q)]=pΔR-pqsΔR+R

那么最大化期望收益的一阶条件为:

ΔR-qsΔR=0

得:q*=1/s

因此上述金融监管当局与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期望收益的最优均衡解为:

p*=c/m,q*=1/s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1)当市场参与者违规概率p> p*时,监管者将选择查处;

(2)当市场参与者违规概率p= p*时,监管者将以q=q*的概率随机选择查处;(3)当其违规概率p< p*时,监管者将选择不查处;

(4)当监管当局的查处概率q>q*时,市场参与者将不会违规;

(5)当监管当局查处的概率q=q*时,市场参与者将以p= p*的概率选择违规;(6)当监管当局查处的概率q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监管当局要做的就是降低市场参与者的违规概率,提高查处的概率,即降低p*(c/m)和q*(1/s)的值。因此,罚款比例s,查处成本c以及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是决定其均衡的3个关键因素。一般来说,罚款比例s基本是恒定的,不同监管组织架构对金融监管传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查处成本c和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上。下面就分情况讨论不同监管组织架构的传导机制。

1.完全分业条件下的监管博弈

这里首先考虑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情况:完全分业条件下的监管博弈。所谓完全分业就是指各个金融部门和监管部门之间是完全隔绝的,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影响。比如说银行部门的监管行动不会影响证券、保险市场的行为和收益,也不会影响证券和保险监管机构的行动和收益,也就是说银行和银行监管机构的收益只是取决于银行和银行监管机构的行动。证券和保险也是这样。

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由于部门之间几乎不需要沟通,则分业监管与统一监管的成本几乎一致,即c几乎相等,而在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一样的情况下,两种监管模式的c/m几乎相等,即金融机构违规经营的概率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分立监管与统一监管在信息的传导上是一致的,其监管的结果也几乎没有差别。

2.混业条件下的监管博弈

上面考虑的是完全分业的情况,如果不是完全分业,则各个金融部门和监管部门之间就不是完全隔绝的,相互之间就不会互相无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金融风险具有一定传染性,则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将会增加。

在混业经营条件下,若信息是完备的,没有协调成本,则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架构没有差别;若信息是不完备、非对称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是无成本的,在分业监管的情况下,由于部门之间沟通协调将会耗费一定的成本,则查处成本c将会上升,而分业经营的情况下,由于风险不会跨行业传染,则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分业监管将会导致c/m上升,进而金融监管机构查处违规的概率较小,而统一监管将会节约部门之间信息沟通的成本,则查处成本c会下降,而混业经营的情况下,由于风险会跨行业传染,则不查处的损失比率m较大,这时,统一监管将会导致c/m下降,进而金融监管机构查处违规经营的概率较大。也就是说,在混业经营条件下,若信息是不完备的,则相对于分业监管而言,统一监管组织架构的体制安排更有优势。

三、统一监管与混业经营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

从上文的博弈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在混业经营条件下,统一监管组织架构比分业监管组织架构更有优势。下面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统一监管与混业经营之间的关系。

为了说明统一监管组织架构与混业经营的关系,我们引入两个指标:金融监管集中度指标(FAC)和金融混业指数(MIX)。

金融监管集中度指标FAC表示一国金融监管集中程度指标,它是取值范围为[0,7]的一组整数数据。金融监管集中度指标(FAC) 的设定遵循以下原则:金融监管集中程度越高,FAC的指标值就越高。其定义为:FAC=7=只有一个监管机构负责所有的金融机构的监管(监管机构总数量=1);FAC=5=银行和证券市场共有一个监管机构(监管机构总数量=2);FAC=3=保险和证券市场共有一个监管机构,或者保险和银行市场共育一个监管机构(监管机构的总数量=2);FAC=1=保险、证券、银行市场各有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监管机构的总数量=3)。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在各国的金融市场中,银行和证券业务混业经营的情况比银行保险或保险证券的混业程度高很多,因此在指标的设定时,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共有一个监管机构的情况设定了一个更高的指标值。

除了上述我们设定的指标值所包含的监管组织架构以外,实际的监管组织架构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形式:(1)两个监管机构同时对一个金融部门进行监管,其中一个监管机构还对其他金融部门有监管职能。例如某一监管机构既与专门监管银行业的监管机构共同监管银行,同时还监管证券业,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的集中程度会更高;(2)两个监管机构同时对一个金融部门且只对该部门拥有监管职能,而对其他金融部门不具有监管职能。例如某两个监管机构只对银行业实施共同监管,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的集中程度会低一些。由于监管机构的数量增加了,FAC指标也要相应的降低,因此要针对实际情况对FAC指标进行调整:

(1)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中,如果至少有一个金融部门是由两个监管机构监管,其中一个监管机构还负责其他至少一个部门的监管,那么FAC指标在原有设定值的基础上加1;

(2)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中,如果至少有一个金融部门是由两个监管机构监管,而且这两个监管机构都是专门监管该部门的机构,那么FAC指标在原来设定值的基础上减1;

(3)其他情况:不做变化。

FAC指标是一组具有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区间数值,其最大值为7,表示国家中所有的金融监管的职能都集中在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手中,金融监管集中程度最高。这个唯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多数情况下为一个不同于中央银行的新组建的金融监管机构,如英国1997年建立的金融监管局和德国2002年建立的联邦监管局。只有少数国家如爱尔兰的金融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合二为一。FAC指标的最小值为0,表明每一个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都有至少一个监管机构进行监管,如美国的多元监管组织架构,这时金融监管的集中程度最低。FAC指标的数据来源为Masciandaro的数据库;

金融混业指数MIX指标主要参考了世界银行所编制的银行监管数据库(更新至2008年),并根据该数据库构造了金融业混业经营指数。银行监管数据库将一国的金融业混业程度主要决定于该国对银行参与下列四种非传统业务活动的限制程度:

(1)证券:银行参与证券承销、经纪、交易和共同基金业务的所有方面的能力;

(2)保险:银行参与保险承销和销售的能力;

(3)房地产:银行参与房地产投资、开发和管理的能力;

(4)非金融企业所有权:银行拥有和控制非金融企业的能力。

在评估了各国的管制之后,每种活动被赋予从1到4的一个值,来表示对这4种业务的限制程度。每个值解释如下:1表示禁止:无论是在总行还是分支机构,银行都不能参与上述活动;2表示限制:不论是在总行或者分支机构,银行只可以参与上述活动的一部分;3表示需许可:银行可以参与上述所有活动,但这些活动或者这些活动中的一部分必须在分支机构中进行;4表示不限制:银行总行可以直接参与上述所有活动。将各国对以上四种业务的限制程度赋值并进行平均后便构成了金融业混业经营指数MIX。

可以看出,金融监管集中度与金融业混业经营指数呈正比关系,即金融混业经营程度越高,则金融监管集中程度越高,这说明,统一监管组织架构更适合混业经营。

四、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金融监管博弈模型,并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及启示:

1.在分业经营下,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组织架构对监管传导的效应没有差别。而在混业经营下,若信息是完备的,没有协调成本,同时金融机构风险控制较好,则分业监管和统一监管组织架构没有差别;若信息是不完备、非对称的,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是无成本的,同时金融机构之间风险控制也不好,则统一监管组织架构优于分业监管组织架构。由于在现实当中,信息多数是不完备的,所以说,统一监管较为适合金融市场比较发达,且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较高的国家,分业监管适合金融市场不太发达,且金融业混业经营程度较低的国家。

2、就中国而言,目前我国的混业指数为1.25,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的混业程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目前我国的分业监管组织架构是较为合适的。但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程度的逐渐提高,我国应该逐步整合各个金融监管机构,最终走向统一监管。

参考文献:

1.Briault,C.,(1999),“the Rationale for a single 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Regulator”,FSA Occasional Paper

2.Briault,C.,(2002),“Revisiting the Rationale for a single 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Regulator”,FSA Occasional Paper,NO.16

3. Bank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Database (updated Julne 2008), world bank

5. Donato Masciandaro ,Politicians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Unification Outside the Central Bank: Why Do They Do 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Paolo Baffi Centre on Centr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Bocconi University , Working Paper Series, January 8, 2008

5. Jose de Luna Martinez and Thomas A. Rose(2003),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Integrated Financial Sector Supervision.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096, ssrn. com.

第8篇:银行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分业经营的模式给“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带来诸多挑战,“一行三会”之间的监管协调愈加显得紧迫。本文通过对目前国内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探讨,认为我国应该立足国内分业监管的客观现实,建立并完善以央行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的出台,我国的金融监管确立了“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但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我国金融业面对开放的竞争环境和全新的竞争格局,金融创新加剧,金融风险也随之加大,尤其是综合经营的趋势在逐步深化,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金融监管文献综述

国内有的学者比较赞同的方案是在“一行三会”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协调机构。巴曙松认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理想状况是成立一个常设的、类似于协调委员会的机构,对“一行三会”及财政部的监管进行协调。刘燃、韦新莲认为,应在“三会”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稳定的长期协调机构,负责与人民银行对话。郭春松认为应建议成立由国务院领导挂帅,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组成的全国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负责对涉及全局性的重大监管问题、重大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协调处理。李论认为,在目前分业监管的模式下,应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将其定位为监管协调机构,解决一些综合性、全局性的,专业监管机构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问题,发挥协调作用,并不直接参与监管。

有的学者认为在建立监管协调机制时应该明确建立牵头制度,明确监管责任和权利边界。江世银认为,应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的主体地位和牵头组织功能。许传华建议,建立全国金融稳定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领导任组长,成员包括“一行三会”主要负责人,高法、高检、财政部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下设办公室,人民银行牵头办公室具体工作,负责货币稳定、重要监管政策协调和重大金融风险处置政策的制定及部门协调。

国内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探索

(一)国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现状

从国外的情况看,在有多个金融监管机构的国家,法律一般都会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作出规定。归纳起来,加强协调合作的法律机制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建立一个法定的协调机构,由法律直接规定协调与合作的框架和相关制度安排,由协调机构专门行使协调职能。如美国1978年的《金融机构监管和利率控制法》规定成立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协调美联储、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国家信用社管理局和储贷监理署五家联邦银行业监管机构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原则、标准和报表格式,统一各监管机构的政策和监督检查活动。

第二种是由专门的法律规定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事项。如韩国1997年通过的《设立金融监管机构法》对负有金融监管职能的韩国银行、财政部、金融监管委员会(fsc)、证券与期货委员会(sfc)、存款保险公司和金融监管服务局(fss)相互之间的职责分工、监管合作和信息共享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第三种是由法律对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提出原则性要求,具体的协调合作框架由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协调合作安排确定,如在监管机构之间签订谅解备忘录。如英国2000年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要求金融服务局(fsa)与国内外有关机构进行适当的合作。根据这一规定,英国金融服务局与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之间通过签订谅解备忘录等形式作了具体的监管合作安排。德国建立了由金融监管局和中央银行参加的金融市场监管论坛,协调监管局与央行之间的监管事宜,并对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综合性监管问题提出建议,该论坛由监管局派人担任主席。澳大利亚成立了由中央银行、审慎监管局和证券投资委员会三方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就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的改革、协调与合作等问题交流信息和看法,以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委员会主席由央行行长担任,秘书处设在央行;另外,央行与审慎监管局、审慎监管局与证券投资委员会还分别建立了协调委员会,由央行副行长任主席,协调双边合作的具体事宜。

从国外的经验看,虽然采用的监管模式各有不同,但大体都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逐步形成了完善的协调合作的框架。如美国通过美联储、英国通过金融服务监管局来进行金融监管的协调。

总结这些国家的监管协调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通过立法手段,直接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对它们的职能做出明确的规定,使监管的协调合作有法可依;第二个层面是通过签署监管各方的谅解备忘录,规定监管协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第三个层面是依法成立协调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进行多边合作及负责具体的协调运作。

(二)国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情况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协调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由“三会”联合组成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会议成员由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的主席组成,每季度召开一次例会,并邀请央行等部门参加讨论和协调有关金融监管的重要事项、已出台政策的市场反应和效果评估,以及其他需要协商、通报和交流的事项。二是由银监会召集成立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不定期召开,由召集人负责召集。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召集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单位会议。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切实履行本部门职责;积极参加联席会议,认真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互通信息,互相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三是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该会议由人民银行牵头,23个部门为成员单位。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指导全国反洗钱工作,制定国家反洗钱的重要方针、政策,制定国家反洗钱国际合作的政策措施,协调各部门、动员全社会开展反洗钱工作。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至两次全体会议,如有需要,经成员单位提议,可随时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会议。四是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国务院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成立于1994年,由人民银行行长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目前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已扩大为28家,是我国反假货币工作的最高组织形式,主要负责组织和协调各有关部门做好打击、防范假币犯罪活动工作,开展反假货币宣传、教育、管理等工作。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的机制不够健全,制度软约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第十八条规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召开“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会议时,可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或其它部委参加。“一行三会”当然可以根据各自履行职责的需要进行沟通与协商,但这种沟通与协商是平等的、自愿的,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这个联席会议的效果有限,难以发挥事先预警的作用。

现行的协调机制难以适应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发展趋势。在我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形势下,外资金融机构将大量进入。外资银行具有很强的国际性,金融交易技术复杂,不但实行混业经营,而且随着我国银行业务的逐渐开放,外资银行将重点经营那些我国较少开展的新型金融业务,如金融租赁、投资组合、保险中介及金融衍生产品。国内金融机构出于市场压力,也将加快金融创新,推出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具有杠杆性、投机性、高风险性、虚拟性、交叉性和复杂性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市场上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将大量增加。而在目前分业监管制度下,对这些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明显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如由于缺乏实质性的监管协调,金融控股公司常有机会利用管制差异进行监管套利,规避管制以实现监管套利最大化。

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协调有待加强。尽管央行不负责金融监管,但它仍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责任;另外央行还将通过货币政策和流动性方面的及时反应,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因此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问题。货币政策目标和银行监管目标冲突外部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决策的效率;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导致政策效果不佳。货币政策的传导有赖于央行对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职能分离后,货币政策的传导因失去了银行监管职能的支持,可能导致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下降;货币政策信息与银行监管信息的互补性减弱。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建议

本文结合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经验和国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探索,认为我国应该立足现实,放眼长远,分步骤稳步推进监管协调机制建设,强化金融监管协调,做实监管协调工作,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稳定运行及健康发展。

(一)健全法制并明确监管协调机制的部门、职能、权利边界

1.建立监管协调组织体系。依据现行的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的组织体系,可以组建一个以“一行三会”、财政部为基本框架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法律的形式确定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组成部门、职责、内部分工等,明确权利与义务。建立健全金融防范金融风险处置预案,确保在非常时期各监管部门之间的目标一致、协调配合、有序监管;尽快出台金融监管协调工作方面的法律和行政规章,使金融监管协调工作真正走上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2.明确以人民银行为主体的监管协调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立足国际国内金融发展的长远考虑,基于目前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现实,对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预留了法律空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就为中国人民银行在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的牵头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中处于主导核心地位。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资金清算、提供流动性支持以及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等方式防范系统性风险,从而有效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金融创新力度也在加大,交叉性金融产品不断增加,与之相对应的潜在金融风险具有交叉性、传染性特征,存在演化成系统性风险的可能,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因此显得更为重要。

三是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和金融资源配置战略的主要承担者,决定了其在金融改革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在协调机制中的主导作用。人民银行作为商业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为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金融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为保证金融改革沿着正确轨道进行和最终的成功,也需要人民银行在金融协调机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民银行应将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统筹考虑,维护金融监管政策的公平,构造有利于金融机构平等、有序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服务消费者提供合理保护的保障体系。

(二)加强内外协调以维护金融安全

1.对内协调机制建设。一是金融监管机构自身的协调。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总体目标是适应金融全球化发展和金融创新的需要,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等综合性金融机构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协调,避免监管真空或重复监管,以促进金融稳定,维护金融安全。因此,各监管部门应该站在维护金融安全的高度去加强专业金融监管。二是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为各金融监管机构共享的金融信息平台。中国人民银行充分利用现有的支付系统等优势资源,建立统一的金融信息平台,各金融监管机构要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监管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信息进行集约化分析和处理,监管机构提出的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协调解决,从而实现信息共享。这样做既能够节省信息平台建设成本、信息处理成本,也能够减轻被监管机构报送信息的压力。三是建立主监管和联合行动制度。随着综合性金融集团的兴起和金融创新业务的不断涌现,对金融集团内各子机构的监管如何协调,对某一项新的综合性业务如何设计科学的监管标准和具体的监管措施,都需要一套有效的机制来进行协调。

2.对外协调机制建设。一方面是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与外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随着外资银行进入及国际资本流动障碍的减少,外资银行在我国扩展迅速,对外资银行的有效监管成为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一环。由于外资银行经营的跨国特性,对其进行有效监管远不是一国监管机构所能完成的,需要母国与东道国监管机构更多的合作。巴塞尔监管委员会于2001年 5月《加强银行监管者之间合作声明书的基本要素》,提出了有效的监管合作必须具备四大基本要素,即信息分享、现场检查、信息保护和持续协调。

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条12款规定: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从事有关的国际金融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证券法》第十章第179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实施跨境监督管理。当国外金融监管机构设置与我国相似时,我们采取上述法律规定的措施不存在问题。而当国外采取统一监管模式时,我们应采取怎样的方式加强与他们的协调和沟通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第9篇:银行金融监管论文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 资本充足率监管 银行绩效

一、引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创新过度以及金融监管的过度放松和落后成为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过度的管制和金融的不完全开放成为避过这次危机的重要原因。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机构切实体会到过度杠杆化的苦果,最先倒下的往往是那些资本充足率不足的金融机构。危机过后,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战略意义再次凸显,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监管的研究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的资本监管早已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获得了很高的认知度。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金融对外开放的逐步推进,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必须努力适应国际准则。根据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2004年我国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必须达到的资本充足率指标是: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的资本总额与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比率不得低于8%,其中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总额的比率不低于4%。

自《办法》出台以来,加大了资本监管在银行监管领域的应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逐步提高。如图(1)所示2003年我国商业银行仅有3家达到资本监管要求,而至2009年底,239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全部达标,达标银行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例达到100%。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78.8万亿元,比年初增长26.2%;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1.4%。

数据来源:银监会cbrc.gov.c

图1 2003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情况

二、资本监管效应文献回顾

金融机构内部管理者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银行倾向于提高杠杆比率或增加资产的风险水平,从而产生了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资本充足率监管为解决这种道德风险问题应运而生。近年来学术界有关于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性的讨论逐渐升温。伴随着银行资本监管实践,经济学家对银行资本监管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Robert C.Mer.ton(1993)提出了功能性监管这一概念,他认为,金融监管的最重要目标应是保证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良好稳定持续的促进作用和最优化地实现资源的跨地域和时间配置,资本充足监管同样如此。Blum(1995)首次使用了动态的研究框架,认为资本监管可能导致银行风险的增加,不过,其研究没有考虑资本要求权对股权未来价值的影响。Aggarwal&Jacques(1998)认为,风险资本要求促使商业银行减少贷款的投放,导致了信贷收缩,而信贷收紧会给对贷款利息收入有一定程度依赖的商业银行带来不利影响。Harker and Zenios(2000)对影响金融机构业绩进行了三因素分析,指出金融管制放松会导致金融效率的提高,相反金融管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效率。Marc Quintyn and Michael W.Taylor(2002)指出,具有一定责任的独立监管会使得银行监管更有效、更具竞争力、更健康、结构更严谨,并认为,在20世纪9O年生的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中,来自于政府干预的影响并最终导致监管当局独立性的丧失被认为是加深危机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Hov―akimian and Kane(2000)对资本风险监管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Hellmann等人(2000)的资本充足率监管与银行存款利率限制相结合的理论,他们认为最低资本要求除了使银行有更多的自有资金不承担风险之外,也有一个负面效益,即通过昂贵的资本增加融资会降低银行在每个时期的收益,从而降低其预期收益。众多学者的研究和相关理论的提出都显示,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研究在上世纪9O年代后正成为研究的热点,如何提高资本充足监管的有效性成为包括学者、政府和世界银行、IMF等国际组织共同研究的重点。

张旭(2004)利用Demirguc―Kunt and Huizinga(1999)的研究方法,运用3家国有商业银行和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1998~2002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以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为代表的风险因素呈现出显著的市场约束,而以流动性为代表的风险指标则表现出显著的非市场约束,总体的市场约束较弱。周小川(2004)指出,我国引入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制度后,资本约束迫使银行以自身资本承担损失,可以强化对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有利于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避免银行规模的片面扩张,从而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陈海勇和姚先国(2006)对资本充足监管与银行破产概率之间关系进行静态比较,认为资本充足监管的实施可以明显降低银行破产概率。何问陶和邓可斌(2004)用计量模型估计了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对其收益率变化的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对收益率及其变化的影响均不明显,资本充足率并没有成为投资者判断银行经营状况的有效信号。奚君羊,谭文(2004)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贷款扩张的制约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现。谭文(2004)指出,市场奖罚的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银行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和发放更多的贷款而去保持较高的资本充足率,进而确保银行的稳定运营。

本文在参考相关研究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研究方法,采用我国10家上市银行2006~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就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利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三、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

本文研究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效应,以资本充足率为自变量,以银行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来分析资本充足率要求的监管效应。本研究认为资本充足率提高,有利于提高银行风险管理水平,最终能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考虑到银行经营所处的外在环境以及银行的规模效应可能对我国银行盈利能力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ROA=C0+C1*CZL+C2*GDP+C3*ZC+E

其中,C0-C3为回归系数,而E为残差。ROA为银行资产收益率,CZL为银行资本充足率,GDP为GDP的年度增长率,ZC为银行总资产增长率。

样本数据为2006―2010年十家上市银行数据。考虑到仅五年的数据难以进行面板分析,用单一年度进行截面数据分析又略显单薄,本文采用混合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选取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十家上市银行作为样本,这些银行的总资产占整个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数据搜集整理结果如下: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图中可以看出GDP在2008年出现了增长速度的下降,其他年份都是加速增长的。

图3 各银行2006~2010年总资产增长率情况:

从图中可以看出,各银行的总资产增长率没有明显的规律或特征。

图4 各银行2006-2010年资本充足率情况

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曲折中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工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直处在较高的水平,深发展资本充足率上升幅度最大,其他银行这几年都相对平稳。

图5 各银行2006-2010年资产收益率情况

各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在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

四、模型结果及分析

使用EVIEWS5软件,采用混合数据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

被解释变量:各银行资产收益率(ROA)

计量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资产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每提高1%,总资产收益率提高0.058%。样本选取期间正处于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段,此时银行业对外投资遭受一些损失,国内经济环环境恶化,在此情况下,我国银行业不仅没有出现挤兑、动荡的情况,而且能够稳健地获得利润的增长,可见2004年以来的资本要求监管去得了明显的效果。与之相比的是,计量结果显示GDP增长率、银行总资产增长率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不明显。从数据描述我们可以看到GDP增长率在2008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但是各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基本上保持了继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我国的银行的经营受国民经济整体发展趋势的影响较小,有很强的盈利能力。我国商业银行的逆周期现象可能与银行市场的垄断、利率的管制有关,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同时,银行总资产的增长速度和银行资产收益率相关性也较小,说明银行规模效应并不显著。由于变量选取的局限性、影响银行经营业绩因素的多样性,我国银行的绩效还取决于其他未能量化以及难以量化的因素。

五、结论

从模型结果看来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的经营业绩存在着较明显的正相关,表明资本充足监管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标志着资本监管要求的提高以及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加强。我国在实现资本监管数量要求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如加强市场的约束功能、完善银行业公司治理等,使得资本监管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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