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投资全文(5篇)
第1篇：银行投资范文
关键词：投资银行；并购业务；思考；政策建议；措施
随着1984年商业银行全权主导我国最早的投资银行业务，再到1992年证监会大型券商获批能够对企业公开募股进行承销，打破了商业银行对投资银行业务的垄断，再到1997年“银券分离”的分业经营的规定，我国的投资银行发展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截至2019年底，根据我国证券业协会的证券公司信息公示和我国银保监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我国投资银行业的公司构成现状(如表1所示)，同时市场出现了几家头部投资银行瓜分了近50%的并购业务的市场(如表2所示)，包括中金公司、中信建投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和中信证券。同时，1984年我国第一次出现横向并购，1997年出现混合型并购，伴随着我国的五次并购浪潮，我国投资银行逐渐把并购业务发展成为核心业务。
1文献综述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我国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现状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潘钊玮(2017)通过具体的收入结构图对我国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进行了分析，并对我国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作了简单的概述。王俊(2018)创新性地将我国并购市场和投资银行的财务顾问业务相结合，给出了关于我国投行发展并购业务的建设性建议。卢文华(2019)通过分析百年来美国的六次并购浪潮来解释对我国并购市场的影响，并提出经济发展是内在动力、金融机构是助推中介、杠杆是双刃剑等结论。贺美玲(2020)通过分析疫情后我国的并购市场，认为从长远来看，我国的并购市场将会更加成熟与理性。严文斌(2020)以一位投行业内人士的角度，分析了投资银行并购业务和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在确定关系的同时提出改善建议。任培培(2019)从我国资本市场实际出发，通过研究我国投行并购业务的现状，着重分析了我国并购业务问题产生的原因。刘洋，徐欣(2017)系统分析了我国投资银行业务现状，并简单提出了我国投行业务转型的大方向。柴彭颐，秦东宇(2002)横向比较了中美两国投资银行在企业并购中的业务运作情况。但是，国内大多数研究者基本都侧重于纵向研究国内投资银行的并购情况以及投资银行的历史发展，而近年来较少研究者会对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情况进行横向研究，即通过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进行对比分析，即使有所涉及也没有详细展开。
2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定义与现状
2.1并购业务的定义
一般来说，并购业务是投资银行为企业兼并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第一，帮助收购方寻找兼并对象，制定并购策略及操作方案；第二，发行高利率风险债券或提供桥梁贷款，支持收购方完成兼并活动；第三，帮助目标公司(被收购企业)制定反收购策略，抵御敌意收购。投资银行所进行的并购业务可以仅仅参与策划与财务管理，并不参与融资的企业并购，只作为并购双方的中介人，提供并购案例、并购资金管理等；还可以同时参与融资的企业并购，进行公司股权、技术、人才的买卖与交换，相较于前者风险更大。
2.2我国投行并购业务的现状
2.2.1投资银行组织架构逐渐形成，为并购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逐渐形成，不论是各大券商还是商业银行，都已经着手构建并完善了投资银行业务组织架构，不断向国际投资银行标准靠拢。如工商银行自从在2002年与国内首创在商业银行内部建立了投资银行主管部门，如今已在几十家国内分行设立了投资银行部门，在传统的经纪、承销和自营岗位上，增设了并购重组、投融资顾问、上市顾问等与并购业务相关联的职位，其为自身的投行业务开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也为我国并购市场的繁荣和并购业务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2.2.2并购业务交易规模发展速度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且以国内并购为主由图1可以看出，自2014年以来，中国并购市场迎来快速发展，交易数量、规模屡创新高。但在2018年，中国并购市场出现回调，交易数量及规模双双下滑，原因在于我国并购业务市场在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小的萎靡，主要因素包括2018年后半年股市震荡、中美贸易摩擦等政治因素。再加上2020年疫情的影响，国内的投行并购业务进一步受挫。由图2可以看出，我国投行并购业务仍然是以国内并购为主要市场，同时境外并购业务同样受到全球经济景气、市场波动因素、中美贸易摩擦等外界因素的干扰。
2.2.3并购业务收入占投行收入比重仍然不够显著我国现有投资银行所做经济业务几乎相同，业务品种比较单一，依旧做着传统意义上的投行业务，主要是承销、经纪和自营三项业务，我国几乎所有的投资银行的经纪和自营业务收入占到总收入的80%左右，而并购业务和其他业务在我国投资银行的占比仍然较少。如图3显示，从我国两大头部投资银行——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可以看出，并购业务(财务顾问)的收入占整个投行业务收入的比重仍然不够显著。
2.2.4政府对并购市场的过度干预导致投资银行主导地位丧失我国投资银行相较于美国的投行属于“起步晚、发展快、监管难”的情况。在目前我国缺乏一套系统的有关并购服务法案的情况下、同时在并购市场中产权制度不明晰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越位过度干涉并购市场，使得投资银行无法发挥其优化企业并购重组的作用，导致其无法从并购中获得应有的协同效应。
3我国投行与美国投行相比存在的问题
3.1并购业务的结构不同，规模难以实现较大突破
由于我国没有纯粹的投资银行，只有在各大券商和银行部门下的投资银行部门，因此在绝大多数我国的投资银行中，并购业务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受到高度重视。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投行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的证券承销、自营与交易业务，较难实现更大的规模。表3为部分中美投资银行净利润对比，数据分别来自各家公司2019年度业绩会和年度股东大会。而美国具有纯粹的全能投资银行，因此在投行内部，往往具有非常明细的部门划分。以高盛为例，高盛的业务分为三大板块：投资银行、交易与本金投资、资产管理与证券服务(在这一点上，高盛与中金公司、中信证券等我国的投资银行比较相似)。重要的是，高盛将这三大板块分成了如图4所示的5个前台部门。由图4可知，高盛的投行部(InvestmentBanking)包括企业股权融资(EquityUnderwriting)、债务融资(DebtUnderwriting)、并购重组咨询(FinancialAdvisory)等业务。部门的明确划分能够有效对员工实行KPI激励手段，也能够更好地留住人才，对外扩大吸引人才的吸引力，创造营收。正因为如此，从高盛2019年股东大会年报中的数据可以看出，高盛于2019年在并购业务的达成交易额约为12560亿美元，位居全球并购收入第一。
3.2市场潜在和意向客户的广度不同
近年来我国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主要集中在国内，并且更多集中于上市公司的并购中，2019年我国国内并购交易数量占总交易量的93%，交易规模占83.4%。尽管近年来我国各大投行境外净收入占比持续提升且发展迅猛，但是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图5为中金公司的投行境外收入占比。而美国的投资银行更多的是强调国际化方向，更多把重心放在国际化跨境并购交易中，并在海外建立大量分支机构来扩大自身的服务范围。
3.3服务空间狭小
美国的大型投资银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利在企业并购活动中，几乎策划完成了所有流程中的环节，包括并购前的咨询、物色并购目标，到并购时的估价与实施，到并购后的后续服务，美国投行为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而我国的投资银行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运行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的干预，尤其是在国有企业的并购案例中，政府的介入往往会对投资银行的主导地位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3.4业务专业化程度比较
我国投资银行开展的业务内容大同小异，最大区别仅仅在于交易规模和交易数量的不同，同质性较强，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证券经纪和自营等领域，经营不具备显著的特色。而美国的投资银行在注重业务全面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开拓各自的某一项或几项比较专长的业务，朝着业务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如美林以证券资产管理作为主营方向，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效应；高盛注重自己财务顾问的能力；E-Trade(2020年4月已被摩根士丹利收购)主要侧重于网络券商和通道型投资银行，采用激进的低佣金策略。
4改善我国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措施与建议
4.1通过行业内的兼并重组来扩大自身规模
我国大部分投资银行的规模都较小、资金实力不够，在企业并购重组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的投资银行要改变目前被动的局面，必须通过市场化的兼并重组，重新整合现有的券商资源，取缔那些资金少、财务状况差、业务人员素质低下的机构，使市场资源不断向低成本、效率高的券商集中，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模效应。4.2加强业务特色化，不断创新并购业务目前，我国证券公司开展的各项业务雷同度非常高，相互之间同业竞争比较严重，很难形成差异化定位和发展。一些国外著名的投行在企业并购业务中都有各自的特色，因此我国各大投资银行应借鉴发达国家投资银行的优秀经验，加强自身业务特色化。同时可以加强并购业务创新，通过学习以美国投资银行为主的发达国家投行，发行垃圾债券、搭桥贷款来获得大量社会的融资，同时加强收购国内外潜力较大、未来前景较好的科技类、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等企业，推动投资资金的稳定增长。
4.3增强并购业务对我国投资银行收入的占比
从美国投资银行的发展历程来看，结合我国当前金融市场的自由和发达程度来看，我国投资银行的传统经纪和自营业务占比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因此为了增强并购业务的收入占比，我国投行首先要做的是将传统的业务转型升级，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4.3.1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从我国近几年投资银行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传统的通道式服务佣金收入占比已经在逐渐下降，而在未来，应该重视将投行的经纪业务由单一的通道服务向全方位的财富管理方向转型。
4.3.2自营业务向做市商业务等创新型买方业务转型受限于我国金融市场自由程度不高、行业监管过严，我国的投资银行募集到的资金投资渠道单一，因此我国投行在未来应注重融资融券、做市商业务、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等创新型买方业务。
4.3.3承销保荐业务向综合型金融服务转型我国投资银行目前承销业务的营业收入主要依靠股票公开发行和部分定向增发来实现，而发达国家投资银行较为常见的企业财务顾问等综合性金融服务占比较少。借鉴美国投资银行的经验，我国投资银行的承销与保荐业务应向客户提供前端、中端、后端的综合金融服务转型。
4.3.4加强投行专业型人才的培养并购业务作为一项智力驱动性业务，其发展的关键在于专业人才素质的提高。我国各大投资银行可通过将优秀人才送至国外高校进修，或是与国外各大投行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培养出并购方面的综合性人才，同时弥补我国投资银行在并购业务方面经验不足的缺陷。
第2篇：银行投资范文
关键词：银行理财子公司；委托投资；资产配置
一、引言
作为一种重要的投资模式，委托投资在资产管理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从全国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年金到银行理财，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广泛的使用。但从效果来看，社保基金和保险资金使用委托投资工具较为成功，银行理财则差强人意。出现这个反差的原因是什么、委托投资在银行理财投资中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委托投资与银行直接投资两种模式间如何分工及协调配合、怎样对委托投资进行科学管理、委托人与管理人的边界如何划定等？本文将主要解决上述问题。
二、委托投资的概念及发展历程
（一）委托投资的概念和起源委托投资是一种相较于自主投资而存在的投资模式，是指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外部专业管理机构，由外部管理人按照与委托人协商确定的投资策略、投资范围、投资限制进行主动投资管理，外部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等相关费用并获取超额业绩报酬，委托人获取投资收益主要部分并承担对投资管理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的业务。委托投资外部管理人通常是指依法设立的在投资领域具备投资管理专长的机构，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含券商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含基金子公司）、保险公司（含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商业银行及其他具有专业管理能力的资产管理机构等。委托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起源于全国社保基金。为探索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2000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即全国社保基金，并设立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运营。按照《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全国社保基金运营采取直接投资和委托投资两种模式并行的投资方式。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的直接投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在一级市场购买国债等相对简单的资产投资，而其他投资则委托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和运作并委托社会保障基金托管人托管，这部分资产品类复杂，面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多重风险，包括二级市场投资利率债、信用债、一级市场股权、股票、商品、衍生品等。社保基金外部投资管理人根据与社保基金理事会签订的投资管理合同，在限定范围内开展投资，通过专业分工，提高全国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继全国社保基金之后，银行也开始借鉴并采用委托投资模式。一是银行自有资金，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部、金融同业部等部门将银行表内资金委托外部机构开展固收类资产投资，由于存在合理避税优势，一般采用定制公募基金的形式；二是银行理财资金，可投范围广泛，且2013年后经历理财规模大幅上升的历史时期，在自身投资能力跟不上规模快速扩展要求的大背景下，大量资金通过委托投资方式进入市场，一开始以固收策略为主，而后又开始大量开展权益类策略投资。银行理财资金有两种投资模式：一是以委托投资为主，仿照全国社保基金的运作方式，所管理资金主要依靠委托投资进行，采用这种方式的银行较少，相对激进；二是以自主投资为主、委托投资为辅的模式，这种模式下，委托投资主要通过参与较高风险和收益弹性的资产对理财底仓收益进行增厚，相对比较稳妥，是绝大多数银行理财采用的投资模式。
（二）银行理财委托投资发展历程2014年以来，银行理财委托投资大致经历了快速扩张、全面收缩、稳定发展三个阶段。对应到自身业务管理水平，大致分为粗放、谨慎和良性发展；而对应到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则体现为上涨阶段、下跌阶段和结构性机会阶段。2012-2016年，银行理财迎来规模快速增长时期。这一期间，银行理财产品余额连续三年超越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位居资管行业规模榜首。到2015年底，银行理财产品余额23.5万亿元，同比增长56%。大量资金需要投资资产，但理财投研人员数量有限，开始寻求外部机构承接资金。这一时期委托投资的主要策略是固收，在利率下行期，固收账户普遍收益较好。但2016年四季度发生历史级别的债灾，委托投资账户普遍受损严重。很多银行刚刚进入这个领域，账户存续没多久就开始大举赎回，遭受了较大损失。债市波动到2018年初才开始逐渐好转，紧接着股票市场发生较大风险，整个2018年沪深300指数自高点最大回撤超过30%，且全年基本没有喘息的机会，银行理财委托投资账户再次遭受较大损失。2017-2018年，接连发生的债灾和股灾使得银行理财委托投资业务全面收缩。一部分银行彻底清仓，完全退出该市场；少部分银行则边退边看，压缩一定规模、精简账户后等待市场机会。这一时期，委托投资被行业内部普遍妖魔化。2018年后，债市和股市相继迎来较好表现。2018年全年为利率债行情，2019年城投债表现良好；2019年伊始，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出现缓和，国内A股市场迎来估值回归，2019年4季度后则表现出科技+医药+消费的结构性机会。但这一时期，参与委托投资的银行理财数量不多，多数银行已在2017-2018年清仓退出市场。
三、委托投资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定位
（一）问题分析委托投资有效解决了权益及另类资产投资难度大与银行自身全谱系资产投资研究力量不足之间的矛盾、理财负债端规模增长与银行自身投资人员数量有限之间的矛盾，有效支撑了理财规模快速增长。但从投资实践来看，委托投资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委托投资占比过高，定位不清晰。在预期收益型产品属性下，银行理财不应完全照搬全国社保基金的全委托模式。全国社保基金采用委托投资的关键在于其资金久期较长，在长达5年甚至更长的期限条件下，风险资产表现更优，并且适合在市场较低位置抄底进入。但与全国社保基金的长期限投资不一样，银行理财资金久期短、收益确定性要求高，与非标资产、成本法估值的风险收益属性比较匹配，委托投资只能作为自主投资的补充，不能过于依赖。2.投资目标和风险底线不清晰或频繁调整。投资目标和风险底线的确定是至关重要的，从以往经验看，许多银行机构在委托投资中，收益目标不清晰，经常根据市场情况频繁更换，导致管理人行为被动调整。考核期限需与策略特点相适应，给策略发挥作用获取收益的时间，不应对两年或三年有效的策略按一年期或更短期限考核。另外，银行理财在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方面定位不清晰，理财资金是高度稳健的资金，绝对收益目标清晰，但很多委托投资账户运用相对收益进行考核，导致账户业绩大起大落。3.权责不明确，委托人过度干预。委托人干预权益仓位的升降，往往会打乱投资经理预期和布局，若市场表现不符合预期，则可能进一步干扰后续操作，影响投资目标的实现。很多银行理财部门作为委托人，在委托投资中没有将需要严格遵守的指引在合同中固定下来，没有明晰管理人和委托人的权责边界。4.风险管理模式与投资策略不匹配。市场风险的把握是非常困难的，死板和单一的风险管理难以体现出权益市场投资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建立与投资策略特点相匹配的风险管理框架非常重要。对委托投资而言，最关键的风控措施在于组合表现和策略描述的验证，可通过定期汇报、组合业绩归因等形式对产品表现进行验证。5.考核激励与策略不匹配。一方面，考核激励方案是投资目标的直接反应，在投资目标不清晰、考核期限错配的情况下，考核激励方案可能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激励水平过低或激励方案频繁调整也容易导致合作出现问题。优秀的投资能力都是稀缺的，过低的激励方案可能无法获取最优的投资管理能力。具体而言，如业绩激励支付期限过长、设定过于苛刻的风险准备金或支付条件等，都可能导致无法激励有效促进业绩表现的长期优异。6.委托人既不能清晰理解市场风险，也算不清楚收益来源。股票、债券等委托投资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理论上，如果希望完全规避市场风险，那就没有收益。因此，在合理的投资期限内，承担一定市场风险，是获取较高回报的科学路径。如果跟随市场波动频繁调整，试图对抗市场风险，反而会遭受损失。委托人应当做的是计算好风险底线，再配置合理数量的敞口头寸。另外，委托人在账户投放时，忽略收益来源，导致对策略运行心中无数，对账户存续与否没有把握与信心。7.委托人的顺市场周期操作与市场内生性风险。很多银行理财像个大号散户，市场上涨时急于加仓，市场下跌时恨不得马上全部空仓，而真正理性的投资操作则恰好相反。银行理财账户规模较大，正是因为他们跟随市场情绪的投资操作，使得他们的卖出总会在市场的最低点，而买入则总发生在市场最高点。这就是市场的内生性特征。银行理财应该建立科学的投资管理体系，运用合理的结构来科学应对市场风险。8.委托人风险管理粗放。对于固收账户，很多银行做不到对底层持仓信用债进行穿透管理，甚至导致少数激进的管理人买入信用风险较高的资产博取超额收益，对资金投资安全性构成较大威胁；对于股票账户，做不到紧密跟踪净值，分析投资风格和持仓结构。
（二）功能定位委托投资终究是一种投资模式，其科学运用要与资金属性、投资期限、收益目标和风险底线相匹配，也要有合理严谨、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2014年以来委托投资在银行理财的发展轨迹证明，只要使用得当，它能够发挥良好作用。银行理财委托投资的准确定位应当是在社会化分工下自主投资的重要补充。银行理财与其他资管形态不同，投资范围广泛，而任何一家机构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包打天下，在所有资产和策略上都具有顶尖投资能力。银行理财子公司要做成为居民资产配置的主要通道，就应当搭建资产和策略配置的平台。自己擅长的部分自主投资，不擅长的交给行业内其他擅长的机构做，内外部优势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做好财富管理。大类资产配置的本质就是寻找全市场最顶尖的超额收益来源，运用科学均衡的结构，通过一定的投资期限获取绝对收益。委托投资是这个体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未来在理财子公司发展过程中，不但不会消亡，而且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哪家银行理财子公司对委托投资理解准确，运用得当，哪家理财子公司就能率先确立行业竞争力，取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四、委托投资管理的几个关键点——基于业务实践的角度
（一）绝对收益目标与最优考核激励机制银行理财产品都是绝对收益目标，因此从资产角度也应该是绝对收益，这就要求委托投资账户和投资经理都是绝对收益投资风格。在这一点上不能出现偏差，必须确保收益目标的统一。除了收益目标和风险底线的清晰明确，账户考核激励机制也应该设置科学。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考核周期，应尽量与资金久期匹配。由于股票资产的波动属性，一年一考核超额报酬容易造成前一期赚钱并提取超额报酬、后一期达不到业绩目标这样的情况，对委托人不利。二是应设计科学的预警平仓线和最大回撤要求，预警平仓线不是为了平仓，而是为了给投资经理设立了一个不应触碰的风险底线，促使他们投资更加谨慎；最大回撤要求则保证投资经理时刻谨记市场风险，更加准确落实绝对收益要求。
（二）科学的投资限制与管理人投资自由度委托投资的核心就是发掘好的管理人并科学管理，好的管理模式能够带来投资的超额收益。从发展历史看，委托人对管理人的投资限制走过了非常粗放、收紧再到再平衡这样的历程。结合这几年业务实际管理经验和教训，松紧适度以及针对不同投资经理因人而异是委托投资比较科学的管理思路。对于风险意识非常强、投资纪律执行到位、绝对收益风格明显的投资经理，可以尽量满足投资经理对投资工具的要求，尽量少的设置投资限制条款；对于另外一些投资经理，则需要用科学的风控指标加以限制。无论哪种方案，其目的都是要发挥投资经理的最大优势。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要清晰传递资金久期、风险偏好、风险底线和收益目标，简单清楚，不能经常变化，也不能混乱。清晰而稳定的目标是投资业绩的保障，避免了投资经理无所适从。二是不能随意干涉投资。在逻辑上，委托人情绪随市场波动，会在市场逆境时选择退出，顺境时选择加仓。这就造成了高买低卖，而科学的投资操作应该是正好相反的。从实际经验看，委托人的日常干涉大多数都是错的。三是对于达不到要求的投资经理，应当坚决退出。投资经理的风格和能力在一段时间内是既定的，不能主观盼望他能改善或者作出改变。一旦发现投资经理在风险控制、收益、投资风格等方面偏离了预期，应当毫不犹豫退出。
（三）科学理解最优资产配比的含义开展大类资产配置需要准确刻画不同资产类别的风险和收益属性。通常，可以将固收类资产狭义化地定义为债券，而权益资产可以狭义化地定义为股票，可以简单用债券资产和股票资产的表现来测算最优资产配比。但须清晰认识到，委托投资账户不能被这样简单定义。一个债券账户不能简单用债券资产的历史表现来刻画其风险和收益属性，股票账户也不能简单刻画。从实质来看，在两个账户中的合理配比由两个账户的风险和收益指标确定。但账户表现要受到资产属性和投资经理风格的双重影响。因此，在做资产配比测算时，须将投资经理风格考虑进来。比如，对于股票账户，可以简单将账户表现用收益率、最大回撤、夏普比率、赔率来刻画。两个不同的投资经理，A账户收益率较低，但回撤控制较好，夏普比率和赔率较高；B账户虽然收益率高，但其他三个指标不如A账户。委托人在将固收资产与权益资产做配比时，如果选择A账户，则应该配置更高的比例。
第3篇：银行投资范文
关键词：中小银行； 债券投资； 信用风险
债券投资业务是商业银行金融市场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优化资产配置结构、提升资产质量的重要工具，具备收益稳定、风险可控等特点。因此，在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和留足必要的流动资金后，商业银行往往倾向于加大对债券类资产的配置力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2019年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截至2019年末，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86.4万亿元，其中存款类金融机构持有债券余额为49.6万亿元，持债占比为57.4%。债券已经成为商业银行除发放贷款之外的第二大资产配置对象。信用债的投资价值与投资难点从债券品种分析，在负债成本压力加大、贷款整体收益率难以有较大提升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配置信用债具有较高的性价比。一是收益相对较高，与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风险小、收益低的利率品种相比较，信用债总体收益率要高出几十个基点。在资产配置中增加部分信用债，通过承受一定的信用下沉可以提升总体收益水平。二是信用债与贷款相比风险较低，且在信息披露和流动性等方面优势明显。截至2019年末，我国信用债市场整体违约率低于1%（含城投债券），低于国内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1.86%）。但从投资者角度来看，不同商业银行在债券信用风险的管理水平方面差距明显。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国家产业结构持续调整优化、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债券市场出现低收益率与高信用风险并存的局面，债券违约事件增多。相对于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的债券投资业务在资产规模、系统支持和团队建设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劣势。中小银行应在业务发展过程中明确自身定位，增强分析研判能力，完善信用风险防控手段，提升市场竞争力。近年来，伴随经济周期走低和行业景气度下行，企业的债务压力普遍偏重，债券发行主体违约频率增加。国内债券违约呈现规模持续上升、行业分散、企业地域分布广泛等特点。截至2019年底，共有132个发行主体发生信用违约事件，发行主体共涉及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2个行业。违约情况的复杂性给中小银行债券投资业务的风险防控带来了很大压力。
中小银行信用风险防控面临的问题
（一）从业人员专业水平较低，投研分析能力较弱相较于大型银行，中小银行资金业务的从业人员较少，专业水平普遍不高，对产业、行业发展动向及微观企业情况缺乏深入的分析和了解。而及时获取并分析行业及企业信息是债券投资决策和信用风险防控的基础，不仅直接影响机构的投资收益，更会影响机构资产配置的安全及资金业务的稳健运行。
（二）区位优势较弱，人才吸引难度较大受地区发展水平、信息资源、薪酬待遇等因素影响，目前，国内债券投资市场上专业的信用分析人才普遍集中于一线城市的大型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各地区中小银行对专业信用分析人才的吸引力较小。根据2018年印发的《中国银监会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4号）的要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异地事业部、业务部、管理部、代表处、办事处、业务中心、客户中心、经营团队等都要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设立。此后在一线城市驻点的中小银行陆续将其金融市场业务团队迁回本地，但其在当地招聘的专业分析人员大多并未选择回到总行。
（三）信用风险防控依赖外部评级，缺少技术手段支撑目前，部分中小银行未能建立科学有效的信用风险识别和评估体系，对债券信用风险的识别仍然依托于发行主体的外部评级和债券本身的债项评级等信息。然而，如果从评级分布来看，国内绝大多数发债企业的主体评级都集中于AA、AA+和AAA三个信用等级，若参考国际公认的BBB-为投资级的标准，国内发债企业几乎全部为投资级。这种现状无疑给投资者的信用风险甄别带来较大困难。因此，单纯依赖外部评级难以真正防范信用风险。
（四）债券投资依赖委外业务，信用风险抵御能力较低委外业务是指商业银行将富余资金委托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第三方机构在合同约定范围内进行投资的行为。2016年以来,伴随着资产荒的蔓延及市场流动性整体偏松,部分中小银行的投资团队及投资范围无法满足客户需求，于是开始着重发展委外业务。委外业务固然可以弥补中小银行自身的短板，提高投资效率和运营收益，但其将资金委托外部机构管理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风险，比如，无法深入了解资产管理机构的投研策略、交易水平和风控能力等。若资产管理机构迫于收益压力而在底层配置高风险高收益的信用债券，一旦发生信用事件，委外资产的安全性将受到影响。
加强中小银行信用风险防控的举措
（一）加强内部团队培养，提高信用风险研究分析能力中小银行应加强信用研究团队的培养，培养一批懂业务、会思考、善分析的信用风险防控人才。具体可以通过加强培训、引进专业人才等手段，提升从业人员对信用债的敏感性和研究分析水平，从而提高制定合理的债券投资策略和防控信用风险的能力。
（二）寻求外部合作，实现债券投资稳健运行在内部人员尚未成长到位的情况下，中小银行可以通过投资顾问模式，在债券投前分析和投后监测方面得到市场专业团队相关建议，同时可以在合作期间逐步提高内部团队的投研水平，提升自身债券投资能力及信用风险监测水平。
（三）建立内部信用评级体系，打造信用风险管理“利剑”中小银行可以借助市场先进经验，加强债券内部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科学有效的内部评级能够校正目前债券市场外部评级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做到对发债企业信用状况的高效识别。此外，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过程同样是信用研究人才的培养过程，在学习内部评级体系方法论的同时，还可提高自身团队的业务能力和研究水平，做到人员与体系的充分融合，发挥内部评级体系的最大作用。
（四）认清形势，稳妥消化委外业务存量信用风险2016年以来，在低利率的大资管时代背景下，各机构委外业务的错配和杠杆问题较为明显，在相关业务的底层普遍配置了较大规模的长久期信用债券。在发行主体违约频次增加的情况下，各机构需要认清形势，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和行业管理机构关于压降委外业务、严控信用风险的各项工作要求，积极稳妥消化存量委外业务所面临的信用风险。
小结
第4篇：银行投资范文
关键词：外资银行；绿地投资；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机制
一、引言
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纷纷开展跨国经营，获取更多市场份额，发展中国家也通过颁布银行业开放措施，削弱银行业引进外资的管束条件，以更好地吸收和利用外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更多获益。银行体系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稳定发展关乎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自我国加入WTO后，商业银行加速推进股份制改革，并取得显著进展，中资银行的盈利水平、资产质量、核心竞争力均显著提升，不良贷款率下降，但在经营效率、内部治理结构、风险防范、业务创新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外资银行的进入犹如一把双刃剑，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本文将在分析外资绿地投资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外资绿地投资对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并就我国银行业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增强中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和风险防范能力，提升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外资银行在华绿地投资现状分析
外资绿地投资在我国发展已有四十余年，其发展规模、组织形式、进入地区不断变迁，随着外资在我国银行业渗透程度加深，其机构数量不断增加，经营范围逐渐拓充，服务对象趋向多元，与中资银行竞争与合作并存。外资银行在华绿地投资呈现组织形式变化多样、发展规模逐渐壮大、进入地区不断扩张、经营情况总体稳定等特征，与中资银行展开合作与竞争，促使我国银行业格局不断变迁。
（一）组织形式变化多样。外资绿地投资采用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分行、代表处形式，其中前两种为法人形式，后两种为非法人形式。自1979年日本外资银行在华建立代表处，迄今外资绿地投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从“非法人”到“法人”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外经济金融联系程度不高，外资进入我国数量少且意愿不强，追随客户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通过建立代表处等非法人形式满足客户金融需求。2006年以前，外资以法人形式存在的机构数量仅14家。随着开放程度推进及客户金融需求的提高，外资绿地投资数量稳步上升，为适应形势变化，银监会颁布条例，鼓励外资绿地投资更多采用法人组织形式。此后，外资绿地投资变迁为以法人为主导形式，法人机构数量及占比不断攀升。
（二）发展规模逐渐壮大。“入世”后，进入我国银行业的外资绿地投资数量快速增加，特别是五年“入世”过渡阶段完成后，外资银行发展规模不断壮大，除了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个别年份外，外资银行在华设置的机构总量、资产负债规模总体均呈现增长趋势。具体表现为外资银行的机构网点及代表处数目显著提升，外资银行总资产、总负债数额及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应总量的份额不断增长，市场占有率也呈现翻倍上升。
（三）进入地区不断扩张。外资绿地投资初期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城市及部分一线城市，如深圳、广州、厦门、北京等，主要目的为了追随客户。2006年，监管机构撤销了外资绿地投资的地区限制，其投资决策发生显著变迁，经营地区开始扩张，从一线重点城市向二线城市转移，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拓张，由中心城市向县域地区逐渐蔓延，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机构网点数量增长迅速。
（四）经营情况总体稳定。外资绿地投资方式在华发展后，经营情况总体较稳定，体现在：其一，外资银行资产质量水平较高，不良贷款率较低；其二，流动性位于合理区间；其三，盈利性保持较好，利润水平不断攀升；其四，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的规模不断上升，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
三、外资银行绿地投资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机制分析
外资绿地投资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影响犹如一把双刃剑，正面和负面效应并存。一方面外资绿地投资有助于促进银行业形成竞争机制，鞭策中资银行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其“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有利于中资银行提升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改进和创新产品设计，促进中资银行改进革新，增强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随着外资绿地投资进入限制逐步取消，业内竞争愈加激烈。由于外资银行竞争能力较强，会抢夺原属中资银行的客户、人才和市场占有率，呈现“挤出效应”，给我国银行业构成冲击和挑战。除此之外，由于传递效应，外资银行母国或海外机构会将金融风险传导至东道国银行体系内部，削弱我国银行稳定性。下面具体从管理、信贷、研发、业务、人才渠道出发，剖析外资绿地投资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一）管理渠道。外资绿地投资加剧我国银行业内部竞争，激烈的竞争氛围影响到中资银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水平，进而影响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具体包括：其一，外资银行进入促使中资银行改进管理模式，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增强自身竞争力，提升盈利能力和风险防范控制能力，有利于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上升。其二，跨国经营的外资银行作为行业内的佼佼者，在管理经验、经营模式、风险防控能力、产品创新能力等方面处于领先水平，会产生“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中资银行可借鉴和运用外资银行的管理经验，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和金融服务水平，进行管理制度革新和产品设计创新，提升中资银行效率，增强银行体系稳定性。
（二）信贷渠道。外资银行运用强大竞争力，通过争抢中资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影响信贷资源的配置调整，影响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具体包括：其一，积极效应。外资银行在信贷风险定价方面比中资银行经验更丰富、技术更成熟，可帮助调整信贷资源分配结构，优化市场分配格局，提升银行整体效率和稳定性。其二，消极效应。外资银行大多实力雄厚，可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一方面为获取更多利润，外资银行进入东道国市场后着力争取优质客户和市场占有份额。对于中资银行来说，优质客户流失使存贷款数量和收入下降，盈利能力被削弱，利润被转移，余下的劣质客户会提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风险，给银行体系带来冲击。另一方面外资绿地投资降低中资银行的特许权价值，提高融资成本，减少资金收益率，存贷款间息差缩小，缩小了中资银行利润空间，提高其风险水平，降低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
（三）研发渠道。外资银行研发创新能力强，竞争优势明显，中资银行较之相对欠缺。外资银行的优质金融服务能力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研发能力产生正面效应，从而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具体包括：其一，外资绿地投资在研发层面呈现“示范效应”。中资银行通过收集外资银行先进产品的研发信息，学习、吸收、模仿和再创新，设计出个性化、多元化的金融产品服务，开发出更先进的技术，并以较低价格向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服务，有利于提升中资银行的服务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吸引优质客户，盈利能力也会提高，有利于提高流动性管理和防范风险能力，提升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其二，通过技术转让和培训，中资银行耗费更短时间掌握先进产品的研发技术，将外资银行的先进技术移植为我所用，为客户提供更满意的服务，增强银行体系效率和稳定性。其三，外资银行激发更激烈的行业竞争，既是挑战也是鞭策，促使中资银行积极创新思变，降低成本，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巩固银行体系稳定性。
（四）业务渠道。外资绿地投资对我国银行体系带来冲击，尤其在中间及传统业务方面，中资银行业务领域空间受到挤压而缩小，影响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从而影响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其一，进行绿地投资的外资银行，对中间业务经营很重视，且母国监管机构约束管理较宽松灵活，在中间业务发展方面有显著竞争优势，也是其经营业务和抢夺市场份额的重点所在，而中资银行由于息差保护、分业经营等原因长期以来对中间业务重视不够，且监管约束较严格，经营范围受限。由于实力强弱有别，中资银行在中间业务领域的抢夺中处于被压制的劣势地位，大部分市场份额和利润被外资银行攫取，盈利水平削弱，降低了银行整体效率，不利于银行体系稳定。其二，随着进入限制的逐渐减少，进行绿地投资的外资银行，凭借其丰富的经验、规范的流程、客户网络的健全和对业务质量的高标准，对中资银行传统业务领域形成冲击，威胁到中资银行在业内的原有地位，争夺其客户和市场份额，削减了中资银行的利润。为维持原有地位，中资银行可能会增加贷款特别是对较高风险客户的发放量，使得银行承受更大的信贷风险，不利于银行体系稳定性。
（五）人才渠道。以绿地投资方式进入我国银行业的外资银行，凭借其自身优势，影响优秀人才在不同银行之前的迁徙流动和分布格局，进而影响到中资银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其具体影响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积极效应。外资进入后，会实施人力资源本地化策略，在当地招募熟悉市场和客户且具有一定人际关系的人才，并对其进行教育培训，提升其业务技能，有利于开发当地人力资源，为东道国银行业的未来积攒新生力量。同时，外资银行所在的母国还会选调优秀人才，将其外派到海外经营机构。这些优质人才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在日常工作中产生“外溢效应”，提升本地员工的研发技术、业务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优化人力资源质量，提升银行盈利能力、经营质量和运营效率，增强银行体系稳定性。其二，消极效应。银行业的竞争优势与从业人员素质密切相关。外资银行为尽快适应投资当地环境并提高市场占有率，除招募普通员工外，更看重专业技能优秀或管理经验丰富、熟悉当地市场的资深人才，并承诺给其提供更优渥的薪资和工作环境，更宽广的发展平台和上升空间，再加上其国际声誉，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极大。被吸引来的人才除了优秀的高校毕业生，还包括中资银行的原有精英，与这些人才一同流动到外资银行的，还包括其手中掌握的大量优质客户。中资银行骨干人才的流失，会有损其改革、创新和发展，削弱竞争优势，使其与外资银行的差距被扩大。中资银行为了和外资银行抢夺有限的人才和客户，不得不调高薪资待遇，增加管理服务经费，再加上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存在的服务效率不高、管理模式僵化等问题，其盈利能力、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被削弱，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因此，外资银行的进入给中资银行形成了威胁和挑战，降低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四、对策建议
基于外资绿地投资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影响机制的分析研究，为更好利用外资和保障银行体系稳定性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其一，在调控监管层面，在监控风险前提下，逐步放松外资进入的约束限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促使我国银行业有序、适度开放，为外资绿地投资营造更便捷的环境，为银行业良性竞争创造氛围，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引导外资绿地投资的地区、国别分布结构合理，同时要保障我国银行体系的中资份额和控制权，做好风险监控，建立风险防范、预警和应对处理机制。其二，在中资银行层面，要不断提升中资银行业务创新水平，对在华外资银行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学习、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不断优化中资银行治理结构。建立健全育人用人机制，重视高级人才的吸收、培养、任用和激励，设置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并与外资银行在竞争的同时加强业务技术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通过以上措施，抑制外资绿地投资对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对增强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提升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和风险防范能力，提升金融稳定性。
参考文献：
［1］林可全，王韵亭.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的影响———基于演化和发展的阶段性研究［J］.新金融，2008（02）.
［2］黄宪，熊福平.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的经营动机和经营策略分析［J］.金融研究，2005（02）.
第5篇：银行投资范文
关键词：财政投融资；性质；成因分析
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不断加快，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地方性经济建设支持也在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财政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结合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与市场经济发展当中，其中国民收入分配的主导也是以社会主义财政、公有制为主。根据信用原则有偿筹集和运用部分财政资金的活动分析，财政投融资事实上是属于以政府为主体进行政府行为侧重以及以政府信誉为基本资金筹集基础实现资金投入、回收并采用有偿方式来参与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投资，去重点在于具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功能和促进地方经济水平提升的功能作用。因此，财政投融资从形式上以及行为上以及各方面关系上分析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性质。
一、财政投融资的性质分析
（一）从国家财政预算看财政投融资的性质国家预算是对收入与支出的支付对比进行衡量的预计算，从预算本身来看不属于财政借贷关系，预算的形式也是以手指对比关系为主，不存在资产负债的性质，国家预算通常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实际财政情况做出实际分析审核后实现批准成立的。而财政投融资并不具备国家预算的基本特征，其并不属于国家预算的一部分，也就没有国家预算的性质，所以，财政投融资并没有包含在会计预算、特别会计预算和政府所述会计预算所构成的国家预算之内。就国家财政预算与财政投融资之间的联系分析，按照目前国家关于预算拨款的来源以及会计计算内容来看，国家预算拨款是财政投融资基本的资金来源，其基本可以视为国家政府进行资金筹集和经济活动以及市场经济宏观调控、金融市场调控的一种方式，财政投融资是在国家预算环节无法适用税收、公债、市场企业利润上缴和预算拨款范围内时提高国家财政投融资能力、增强国家财政预算补充的有效措施，同时也是国家资金有效利用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调控国家经济的有效方式［1］。
（二）从从财政信用看财政投融资的性质目前财政投融资与财政信用是属于同等条件在经济中发挥其作用的。通过当前市场经济调控和发展水平来看，财政投融资与财政信用之间存在部分的不同，财政信用是政府发行公债以及获取债务收入的授信方式。而公债是作为预算收入以及财政赤字有效弥补的主要手段予以执行的，从国家财政资金预算层面来讲财政信用多数是以支出为主要表现形式存在。所以公债收入能够在弥补财政赤字或无偿使用时，其无法作为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支持发挥作用。而当公债收入通过财政投融资进行有偿作用时其收入会通过预算支出途径进行转化，成为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支撑。目前财政仍然采用借贷方式进行财政投融资资金支出和运用，而财政信用的授信方式是与财政投融资授信方式相同，但不同的是，财政信用的授信资金是来自于国家财政预算，财政投融资的授信资金则是来源于财政预算资金之外的渠道，从这一点上能够得出，财政投融资是财政信用支出的实现形式，财政投融资的资金则是通过财政信用授信方式进行间接获取，同时也会从国家预算资金拨款来获取，所以，财政投融资具有部分财政信用的性质，但又与财政信用存在区别。
（三）从财政资金角度看财政投融资性质从基本概念来讲，财政资金的组成部分主要是预算资金和其它预算外来源产生的资金。按照国家预算与财政投融资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出，财政资金与财政投融资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又存在较大的不同。财政投融资所获取的资金通常是属于国家预算外获取资金，而从资金性质角度来区分，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的组成部分当中是非政府机关所有，并且能够被非政府机构进行自由支配和资金使用，从这一层面来讲，国家财政对其并不具备完全的资金使用和支配权力。政府对地方性和各级政府的预算外资金才能够进行自由的支配和使用，而且这种支配与使用的方式不需要通过授信方式。就财政投融资方面来讲，政府所能够自由支配与使用的预算外资金通过授信方式进行调用时才能够成为财政投融资的资金使用范畴，从另一角度来讲，只有政府能够调用和分配的预算外资金能够实现财政投融资的资金支出和使用，所以财政投融资是政府所能够支配与掌握的预算外资金，从这一点看，财政投融资具备一部分预算性质。
（四）从银行信用看财政投融资性质银行信用的基础是商业行为的信用水平，是结合商业信用进行使用的，因此，银行信用具备很强的商业气息，所以财政投融资虽然与银行信用存在一定共性之外也也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是信用银行与财政投融资的主体对象不同，财政投融资的主体对象是国家政府，银行信用则是针对商业银行，另外两者资金渠道不同，财政投融资主要是来自财政预算和部分社会资金，但不包含企业的经营性资金存款，银行信用则主要是商业行为的经营资金存款。此外，两者的资金投向也不同，财政投融资多是政府产业或财政政策、地方经济建设，而信用银行通常是以盈利为主的投资行为。虽然财政投融资和银行信用在资金投资支配和使用中都具有不改变资金持有权基础，但其资金支配和使用条件让渡方面银行信用是信用体系的主体部分，而财政投融资则只是组成部分，共性角度来讲财政投融资的性质仅仅具有一小部分银行信用性质［2］。总结来讲，财政投融资是政府为进行经济调控和特定政策目标而采取信用方式进行投资行为并产生融资、投资活动，其实以国家经济建设为主体依据信用原则进行经济产品匹配的财政分配，仍属于财政内容。
二、财政投融资的成因分析
财政投融资活动从建国初就已经开始进行尝试，进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国家财政投融资不断扩大，所涉及范围虽然受到市场经济体制的限制影响，但仍以信用方式进行投资融资活动。而推动财政投融资发展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内容：
（一）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中经济建设和内在推动力影响经济不断发展才能够推动国力和国民生活品质，增强国家实力，在市场经济推动下以及经济建设和国家内在推动力影响下，政府财政投融资的信用基础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因素，与企业之间难以形成相互的约束和影响关系，在这一形势下，政府需要进行信用关系的巩固，通过财政投融资可以不断提升财政投资资金收益，不能够前置和约束过度投资需求，不断扩大再投资范围和领域，从这一目标的制定伊始，就已经成为财政投融资成因的一部分因素。
（二）国家与市场企业分配关系改革以及国民经济投资结构方式推动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实际发展形势和市场企业经济分配关系以及国明经济投资方式进行实际的分析和参考，在这一过程中，国民收入是推动国家财政收入和资金获取的主要表现，随着政府各项资金支出的不断增长，财政投融资随着经济快速提升而开始扩大规模和增加比重，目前我国财政的投资能力逐渐增强，其在基础假设中的投资已经随经济增长不断提升，但也使得国家财政资金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压力。而市场中企业的投资力正显现出稳定增长趋势，尤其在一些投资周期短和经济利润较大的项目投资中，企业都能够不断进行推动，带动了经济的提升［3］。而企业的投融资是以盈利为目的，其投资行为具有很高信用关系要求，从这一要求来说，选择拓展政府的财政投融资能够弥补国家财政预算的不足，也是财政投融资成因的一个方面。
（三）金融行业发展变化中资金调控需求以及金融体制与市场经济改革金融行业的代表中商业银行是极具特点的投资行为主体，其基本特征是遵守信用的安全性以及盈利性，以此为原则来进行商业化的经营和管理。而政府不会直接影响金融行业、商业银行的信用行为，中央银行则是通过货币政策以及金融监管制度规范去实施对商业银行的调控以及引导。所以财政投融资就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转变，目前财政投融资已经从专业银行信用业务完全脱离，逐渐形成独立的体系，成为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
（四）地方性经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以及投资主体形式的多元化当前政府财政投融资的主要方向仍是以政府经济调控背景下推动地方性经济发展以及市场经济适应性为主，其是以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形式进行投融资行为。针对不同的投资主体和不同来源资金的投资方式首先需要进行市场实际情况的分析，并根据不同产业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差异进行市场分析和选择，而随着投资体制和投资方式的多样化发展，财政投融资也实现了分配关系的改革变化，相对来讲，地方利益的刚性逐渐上升，同时国家与政府对地方经济发展也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以带动地方经济水平，而地方财政为保证经济利益必然会扩大投融资范围与规模，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目前财政投融资的管理制度和整体的投融资体系逐渐成熟，虽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但其发展又为财政收支带来了新的缓解力量，也极为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满足，这也是财政投融资的根本性基础和成因［4］。
三、结束语
从以上所述内容分析可以得出，财政投融资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以及金融市场变化、地方经济建设、经济分配以及投资主体形式逐渐多元化等多方面元素共同作用下政府财政所采取的资金、经济市场调控以及财政体制改革调节下的结果，其性质和影响因素以及成因也受到国家财政预算、资金关系、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调控等方面的影响，总结来讲，市场经济体制的进步要求是财政投融资形成的主要基本原因。
参考文献：
［1］邱锋.财政投、融资金管理的问题探究［J］.中国市场，2017（35）：53+55.
［2］孙志豪.试论财政投资融资管理的新思路［J］.现代经济信息，2017（17）：280.
［3］王颜波.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成因及对策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12）：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