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的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共享经济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科技资源；共享；泰安市

泰安市地处山东省中部，教育、科技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山东农业大学、泰山医学院、泰山职业技术学院等一些本专科院校坐落泰城。近年来，泰安市科技创新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在驻泰高校的支持下，新科技成果层出不穷。每年获取的部级科技奖励以及省、市科学进步奖等明显增多；专利申请与授权大幅度增长；一些大型高新技术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基地等落户泰安；创新平台建设进一步加强，科技服务平台建设有条不紊，“专利信息平台”“科技查新系统”“科技资源文献数据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系统”“泰山农科信息网”“企业信息化培训服务平台”等有序运行。

1泰安市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现状

从泰安市的长远发展来看，科技资源共享将有利于泰安各县区市的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共享主要包括物理资源共享（包括仪器、科技成果、大型仪器等）、信息资源共享（包括网络信息、数据、书刊等）和人才资源共享三个方面。就目前来看，泰安市科技资源共享存在如下特点。

1．1物理资源共享初见成效，与其他地市共享还有待提高

作为山东省中部重要的地市，与其他地市相比，泰安市物理资源共享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特点鲜明。驻泰各高校之间、高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关系融洽，合作频繁，往来密切。但同时也应看到，科技资源合作共享的水平还不高，在体制上还需要进一步理顺。从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来看，驻泰各高校及驻泰研究所之间的共享力度不足，在科学研究方面还存在各自为政、相互封闭的现象。泰安市在高精尖科研仪器方面拥有量并不多，但是距离省会城市济南较近，方便开展更深层次的科研合作，可惜的是泰安市目前与济南市的仪器设备资源共享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1．2信息资源共享已经起步，但需要进一步规范

信息资源共享是科技进步的重要依托，是刺激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工具。党的十以来，由于泰安市坚定不移的推动信心资源共享工作，使经济年均增长率稳步上升。目前，泰安市已建立了多类信息网络平台，如“专利信息平台”“科技查新系统”“科技资源文献数据库”“泰山农科信息网”等。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泰安市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需求。许多宝贵的科技信息不能得到系统整理，信息资源管理不够规范，信息扩散不够畅通。导致许多有价值的科技成果信息资源得不到产学研各方的充分了解而合作共享链接中断。许多部级、省级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等存在于泰安及周边高校，科研资源信息不可谓不丰富。然而，由于体制不顺，缺乏链接纽带，泰安周边高校的科技信息资源仅限于本单位拥有，“只研究不开发”“不知道如何开发利用”的通病普遍存在。这一现象说明，泰安市需要建立数据管理、信息应用等相应的技术规范，努力探索“研有所用”的新途径。

1．3泰安市大力推进科技人才的共享

在科技人才共享方面，泰安市政府已经创造了良好的共享合作环境。主要表现在建设人才信息库、人才户籍自由流动制度与人才交流和一体化合作等方面。泰安市已经建立了各类人才信息库。各类人才在泰安市辖区内从事科技研究、科技咨询、科技讲座、科技兼职等都能享受到特殊的优惠政策。当然，发展经济也不能全靠依赖引进外来人才。泰安市主动与济南、济宁、淄博、聊城等周边地市密切合作，联合建设培训机构，整合师资，共同培养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而且，泰安市通过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和引进大批量高层次人才。为了给相关人才提供更加便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泰安市出台了一些针对优秀科研人才的奖励政策。例如泰安市设立了科学技术最高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各类奖项，获奖者由市政府领导亲自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目前，泰安市正在制定新的人才规划政策，与周边地市的政策衔接将会更加紧密。

2泰安市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科技资源共享能改善科技资源闲置、配置不合理的状况，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尽管泰安市科技资源共享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2．1科技资源共享理念尚未深入人心

目前，泰安市的科技资源共享工作也只是初见成效。这是因为科技资源共享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泰安市的科技型企业普遍缺乏主动与高校“结对子”的发展思路，驻泰高校普遍缺乏联合企业开展科技活动的研究意向。企业需要技术却又求助无门，高校拥有技术却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泰安市的科技资源共享仍主要局限于本地区。由于区域科技资源共享理念不成熟，与周边地市的科技资源共享缺乏深度与广度。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受原有行政体制的影响，无法创造性的开展共享工作。有的领导不重视科技资源共享工作，有的高校自私且狭隘导致了大量资源的重复购置，许多企业亟需先进的科技资源用于生产却不知道如何获取共享资源。

2．2科技共享资源浪费严重，未能充分发挥其价值

据调查，泰安市存在科技共享资源使用率不高的问题，造成了科技共享资源的严重浪费。高校和企业的许多仪器设备长期闲置，最终因为科技进步而淘汰。另一方面，泰安市的众多中小技术企业需要大量的设备、信息和人才，但是能够共享的科技资源却远远无法满足中小技术企业的需要。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科技资源设备承担任务不同，购置资金来源不同，体制上多头管理，无法从根本上控制仪器设备的重复购置。政府及主管部门针对同类型项目重复投资，科研工作者重复研发，高投入低产出等现象屡见不鲜。也有一些高校和企业互不信任，导致一些合作项目半途而废，或者相互“留一手”，最终形成不必要的重大损失。

2．3缺乏对人才有效的管理和激励机制

人才共享与物理资源共享及信息资源共享不同。人才具有流动性，物力资源及信息资源具有稳定性。充分发挥市场对科技人才的配置性作用需要制定有效的人才管理和激励机制，否则便会出现科技人才“市场失灵”的现象。目前我国还没有对科技人才共享做出统一要求和规范，对人才的管理和激励一般是以地方政府出台的具体政策为准。如果地方政府高度重视科技人才，赋予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机会，可以进一步调动人才创新的积极性。然而，目前泰安市缺乏对人才有效的管理和激励机制。主观上导致已有的人才缺乏创新主动性，引进的人才“身在曹营心在汉”；客观上新科技成果不能有效及时转化为生产力，仪器设备搁置老化。科技服务质量不高，不能充分发挥科技资源共享的作用，影响了区域科技创新的效率。

3泰安市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对于当前泰安市科技资源共享面临的问题，本文认为应当从制度建设和政策落实等方面予以解决。

3．1加强以科技资源共享为核心的制度建设

科技资源共享应以泰安市政府为主导，由泰安市科技局具体负责实施，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实施。首先，建立科技资源共享联席会议制度。泰安市政府牵头主导联席会议，会议由全市科研科技单位、驻泰高校和科研单位、驻泰规模企业派出代表组成，共同商讨科技资源共享和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联席会议下设由政府分管领导挂帅成立的科技资源共享协调领导小组，统一对泰安市的科技资源共享工作进行具体规划和业务指导，提出制定执行方略，落实相关政策并定期向联席议会报告情况；其次，实施科技资源联络员制度。抽调科技领域年富力强的科技骨干组成“泰安市科技资源共享联络员小组”，负责资源共享项目的联络、沟通和协调工作，确保资源共享落到实处、具有成效；最后，制定科技资源共享专门奖励制度。成立“科技资源共享贡献评估领导小组”，对科技资源共享工作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展开评估，根据贡献实施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奖励。

3．2以利益共享为基础，跨区域整合科技资源

泰安市应充分发挥市场优势，跨区域整合科技资源。在资源共享、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开展科技开发。通过与“985”“211”等国家重点大学的科研合作，把跨学科、跨地域科技资源集聚起来，努力实现“价值倍增”效应。同时，鼓励各类企业开展科技交流，共图合作与发展。尤其是同类企业具备更多的共同利益点，可以借助行业协会建立科技联系，面对复杂的市场形式相互借力、和衷共济。根据调研，以利益共享为基础，通过市场的力量实施资源共享具有创新的倍增效应。反之，倍增的利益也会进一步促进科技资源的创新与整合并形成良性循环。

3．3注重人才培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泰安市周边高校众多，具备培养各类人才的明显优势。下一步高校应该与科技企业协同培养人才，使人才培养更具目的性、实用性。高校能够缓解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企业可以解决紧缺人才匮乏问题。泰安高校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政策和资源，通过联合培训的方式培养高中低多层次人才，重视人才的岗位实用技能培养，拨出专款资助人才到周边地市和企业进行技术考察，资助拔尖人才出国学习。高校要对签约企业的技术骨干免费充电，高校图书馆和实验室等向签约企业的科技骨干免费开放，主动提供相应的研究资源，为提高人才素质做支撑。也可以采取按成本计费的方式向企业科技骨干提供服务，避免资源浪费与重购的弊端。同时，政府可以设立资源共享基金，用于设备的运行维护和更新改造。

3．4加大科技资源共享的宣传力度，切实贯彻落实相关政策

加强宣传，通过泰安日报、电视电台等媒体广泛宣传科技资源的“共享”理念；同时加大对泰安市“专利信息平台”“科技查新系统”“科技资源文献数据库”“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系统”“泰山农科信息网”“企业信息化培训服务平台”等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的巩固性建设，让这些平台切切实实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是流于形式。这些平台可以有效实现信息资源的集聚与扩散，发挥科技资源的“倍增效应”，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地实现资源共享。另一方面，国家、山东省出台了不少关于科技资源共享的法律、法规。泰安市需要狠抓落实，防止科技力量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等。尽快把国家、山东省的一些法律法规和有效办法转化成为地方法规，发挥先行优势，为泰安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总之，认真分析影响科技资源共享的因素，狠抓政策落实，及时查摆问题并采取相关措施，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泰安市的区域经济发展，对于推动全国其他地市区域经济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孙庆梅 李有刚 单位:泰山医学院

参考文献:

［1］樊轶侠．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央科技投入模式研究［J］．经济纵横，2014（6）：50－55．

［2］苏里，李桂花．论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效应最大化［J］．中国高校科技，2015（3）：12－15．

第2篇：共享经济的政策范文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曾经多次跟美国资深专家讨论过，亲身感受到信息化进行过程当中，信息资源开发对他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国家很多文件当中都有叙述，比如200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专门提出了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指出，信息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与能源、材料资源同等重要，在经济社会资源结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信息资源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的一个重点。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提高开发利用水平，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2006年5月，国家印发的《2006-2020年信息化发展战略》指出：“信息化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并提出了九项重点任务，其中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就是九项任务之一。

目前，在我们国家建设信息化的过程当中，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上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信息资源本身的认识不深。所以，我们有必要看看美国人是怎么认识信息资源开发的，他们开发以后取得了很大的效益。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信息化发展速度加快。由于信息资源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给信息拥有者带来各种效益，因此，个人、团体、单位和行业从事数据积累和信息应用的行为迅速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越来越多的数据信息资源在全社会流动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数据信息作为资源的作用，同时规范信息数据在管理和社会流动中的行为，就成为美国政府当时必须面对并作出抉择的问题。后来，他们作出了一系列的决策和行动，使数据信息资源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他们进行立法。美国有一个《信息自由法》和《版权法》，这两个法在六七十年代就有。1986年，他们对过去的“信息自由法作了强制性和程序性修改，规定了美国联邦政府必须以出版方式公开基本信息，如政府机构介绍、职能、办事程序、规定、政策陈述等，对于危机国家安全、影响政府政务和公务员个人隐私的信息是不能公开的。

《信息自由法》规定，政府应该主动告知除此之外的信息，并规定，所有的记录（不属于共享的数据信息除外）一旦公民要求，都应该公开。总之，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强调保护公民使用信息的权利，使联邦政府的信息得以发挥最大效益。20世纪70年代的《版权法》强调，保护信息拥有人的利益，以此来鼓励人们多投资产生更多的信息。它与《信息自由法》在对美国联邦政府的信息管理方面的口径是一致的。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叫“完全开放的信息数据共享政策”，作为美国联邦政府在信息时代的一项基本国策，《版权法》为数据信息共享政策奠定了法律基础。在美国完全开放的数据信息共享政策是联邦政府统筹规划国家的数据信息资源的管理，充分发挥各个部门的作用，利用行政、财政、政策和法规全面推进数据信息共享工作，通过数据信息的充分流动和利用，激励美国经济的发展，确保美国在21世纪信息时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点美国人是作为一个基本国策来执行的。建立政策以后，他们做了很多事情。第一是建立部级的信息（数据）中心群，建设部级科学数据中心群是美国实现国家信息长期管理共享服务的切入点，为此，美国政府同时进行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建立中心群 ；二是预算投资；三是进行政策法规建设；四是在更多范围内进行数据信息共享，这项工作是由美国总统协调的。比如全球变化数据和信息系统项目，它标志着美国数据信息共享从打基础阶段走向了全面推进阶段。

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建立数据中心群呢？条件是愿意并且承认对数据信息的无偿共享、数据维护和长期提供服务的，具有稳定的数据源，并在数据汇集、归档管理和信息服务方面有一定基础，在国家层面上中心分工协作、避免重复。

在信息共享群的基础上，美国人做了第二件事情，建立部级数据信息共享服务网络体系。

1995年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启动了部级数据信息共享网络，数据信息中心群由美国国家航空局代表国家管理，而国家建立的数据信息共享网络项目由白宫直接进行协调管理。

美国实行这样的政策，而且建立了数据中心群，进行了数据网络的建设，都取得了什么效益呢？由于完全与开放的数据共享政策在美国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深入人心的、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所以美国不少领域都从中获得了很大效益。

比如在科学研究领域，把研究项目和国家信息的管理和开发利用结合在一起。1993年美国根据全球变化研究法案启动白宫的总统专项――美国全球变化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第一年启动经费投资13.26亿美元，信息管理与共享的服务经费达到1.30亿美元，占总经费9.8%，到2000年这个比例增加到15%。美国从政府高层做起，下决心在科学研究项目的起步阶段就把研究方向引导到以科学数据为坚实基础的轨道上来。

当时，在美国的一些议员当中有些人感到可以通过市场运作使数据直接获取资金报酬，于是提出某些进入二次开发的数据可以纳入市场机制中运行，但是遭到绝大多数科学家的强烈反对。1993年美国微生物学会发表致国会议员公开信，强烈建议：任何新的立法要保护数据信息生产者的权利，同时也要满足科学研究和教育对完全开放数据信息共享的要求，因为许多前沿领域的持续发展对数据信息库有高度的依赖性。科学数据信息的可获得性，正是美国能够维持世界高标准的教育和研究的基础。结果将某些二次开发的数据信息纳入版权保护进入市场运行的提案没有能通过。

以上是信息共享对科研的效益，它对美国经济的增长有什么促进作用？美国实行完全开放数据信息共享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在1991年到1995年期间，美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为1.6%，1995年-1999年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为2.7%，在完全开放的信息共享数据实施的十年中，后五年比前五年平均每年多增长1.1个百分点。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的计算，其中0.2个百分点来自于计算机、半导体等软硬件的改进，0.5个百分点则是由于实行完全开放的数据共享政策所取得的。

比如美国Sisco数据网络公司，由于数据信息用户的增多和传输量的增大，市场对该公司产品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大，当时几乎100天需求量就需要增加一倍。该公司1998年产值营业额是85亿美元，1999年增长到122亿美元，到了2000年增长到180亿美元。国家税收也相应增加。

完全开放信息数据后，美国的社会效益也十分显著。由于政府数据和信息向公众开放，政府与公众之间在很多问题上不断得到共识。例如，美国国家环保局将每年花4亿美元采集美国各地环境保护数据公开上网，引入饮用水、大气、废物、有毒物等方面数据，使公民增强环保意识，增强全民对污染的监管力度，所以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政策和具体政策的支持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比例。

美国为什么要实行信息的完全开放无偿共享政策呢？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信息的开发利用上选择了一条与市场经济运作相悖的政策，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曾经分析并且跟美国专家一起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专家提出来，首先美国人把数据信息资源的特征研究得很透，并且找到了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活力的办法。数据信息资源是人类的科技活动、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的产物，它拥有巨大的潜在科学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对它的开发利用就是对它的价值进行挖掘开发，这是信息资源很重要的作用。

美国人的认识是这样的，实现数据信息资源价值的根本途径，不是发生在数据信息本身的交易当中，绝对不是说信息数据拿来卖钱就能产生价值，它的价值体现于数据信息流动和广泛应用的过程中。因此美国利用完全开放的政策作为杠杆，开通渠道，保障供给，利用政府的变化使社会数据信息共享工作做到有序进行。

所以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和经费保证，使数据信息群成为国家信息生产的基地，保障数据信息供给不断，利用网络把数据和信息最便捷、最及时地送到科学家、政府职员、公司职员、学校师生以及所有公民的桌上甚至家庭，把全社会都带到了信息化社会，这个非常有意义。

因为大家都知道，信息数据知识各个环节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公民可以在每一个环节上发挥他的才华，这样数据信息资源能够使所有公民在不同的环境中发展才华，从而发掘它的根本利益为国家服务。

美国人有一个说法，美国国家利用税收制度收回资金，达到国富民强，这就是美国联邦政府选择数据信息共享的“大循环”道路。该思路在利益分配上的基本点就是让全社会受益，让整个国家受益。

第3篇：共享经济的政策范文

而当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管理和技术的视角展开的。李宪印等在有限理性假设下，运用进化博弈论的模仿者动态模型，分析了组织内隐性知识共享过程中知识型员工的进化稳定战略。田有亮等分析了共享中局中人有限理性的问题，为有效解决秘密重构中各局中人的不合作问题，提出了秘密共享机制。王瑛提出了对信息共享参与者的激励机制，Nash均衡的利润分配得到了改变，供应链成员受到信息共享的收益增加。苑清敏等构建博弈论矩阵模型，分析了供应链联盟的企业间竞争与合作并存情况下的信息共享，并给出了实现信息共享的对策。孟庆德等对产生信息共享障碍的原因进行了博弈分析，对于企业成员应该扮演的角色问题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由于下级部门的信息共享是受上级主管机构的间接干预，楼一儒利用动静态博弈论分析了下级部门在信息共享中的理性决策行为，通过确定奖惩额度的方法，对政府改进信息共享的对策提出了一些建议。王洪伟等在供应链环境下，提出了本体驱动的信息共享模型，基于信息系统技术的应用，节约了信息共享的人工成本，获得很好的效果。Yang等提出了基于本体统一接口进行信息共享的思想，从而使得异构数据源中语义互操作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Jin等提出供应链信息系统的语义互操作采用协作框架来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法。陶锋等从“囚徒困境”的视角分析企业间信息共享的博弈行为，并提出改进的对策。赵洁使用本体集成方法，通过屏蔽底层数据源的异构性，搭建一个解决信息集成的供应链信息共享平台。Moyaux等利用仿真方法证明减少牛鞭效应的最好方式是成员之间信息共享，从而使企业的效益提高。通过以上文献的分析，在技术上信息共享的研究主要解决的是信息技术上的集成，大都针对管理集成的思想，主要支撑条件是信息技术。而从管理的角度研究信息共享的机制，主要是要分析成员之间利益关系，大多数研究针对的是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的信息共享，且多为两个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利益博弈关系分析，这样必然会导致供应链上核心企业成员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其他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收益并没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对于矿产资源行业来说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以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的资源型企业由于在资源禀赋地区具有空间集聚现象，加之矿产及油气的稀缺性，产业链中的核心企业获得政府的资源开采权后，在产业链中占有绝对地位，控制着产业链中的大部分利益，对于信息共享带来的利益也不例外。但由于产业链中其他成员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因此他们参与信息共享的积极性并不高，这样就不能体现产业链协同效率和协同合作的价值，直接影响企业信息化的发展。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不断改革产业链中企业之间的合作方式，正确处理产业链上成员之间信息共享利益分配关系，发挥政府作为自然资源拥有者的监督协调作用，将政府作为信息共享机制的监督者，发挥其监督信息共享的作用和的职能，实现产业链信息共享收益均衡。因此，本文通过政府监督角色下的利益博弈矩阵分析，构建信息共享利益分配博弈模型，对该领域的理论和实务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是资源型企业信息化建设中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命题。

1信息共享收益分配博弈模型

1.1博弈原理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理论。信息共享成员之间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若出现一个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协议，信息共享为合作博弈，否则就是非合作博弈。双方针对作假和监督与否展开博弈，即博弈成员对企业信息共享进行监督动机的博弈，从而使博弈过程得到完善，此为监督博弈。

1.2政府监督角色下信息共享收益博弈模型本文基于矿产资源行业产业链上的企业进行研究，由于产业链的特殊性及多级性，加之矿产行业政府主导型作用明显，若要促进信息共享，就必须将政府作为博弈监督者的角色添加到信息共享机制中，从而把政府作为信息共享的信誉担保者和监督者。

1．2．1政府与企业成员间的利益博弈矩阵矿产资源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必须由政府政策的宏观主导才能健康协调发展。研究矿产资源行业信息共享的机制，必须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首先在政府与产业链上各个成员之间，建立监督博弈机制。地方政府的纯战略空间中包括检测与不检测(检测控制信息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及时性)。每一次信息共享，政府监督采用一种罚款机制，同时信息共享成员可以选择的纯战略空间包括共享与不共享，因此建立政府与成员之间的博弈盈利矩阵。其中，m为博弈成员共享信息的成本，c为政府监督成本，G为对不共享成员或者共享信息不真实、不及时的罚款量，即对于进行信息共享的企业给予监督奖励，对不进行信息共享的企业进行监督惩罚。这里m为政府所得，是建立在信息共享的结果上，对政府的纳税收入的模糊测量。信息共享必然带来成本，但是在政府的监督博弈中，产业链成员的经济效益得到提升，因此其所缴纳税款量也随之增加，有利于政府财政收入的提高。依据混合战略Nash均衡定理，企业共享信息的概率越低，政府检查的概率越大，从而促进了企业成员的信息共享。信息共享成本高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企业在信息共享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多，这样促进了矿产行业的信息的交流，信息交流的加快，削弱了牛鞭效应，提高了市场响应速度，促进资源行业的经济发展。而政府从企业成员经济效益的提升中，获得了更多的企业税收，增加了财政收入，反过来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博弈的结果是双赢。

1．2．2产业链企业成员间信息共享博弈机制分析(1)经济人的假设。产业链信息共享的企业成员作为经济人，参与方式如表1所示。(2)政府监督下产业链内企业共享程度取向。政府监督机制是指政府监督信息共享成员的共享行为，并设置惩罚值，保证信息共享的质量和效果。其他条件不变，则信息共享收益矩阵如表2所示。

2信息共享监督机制与政府监督值设置

信息拥有方和需求方在供应链上存在着信息共享博弈的主要原因是信息共享的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而在有限理性的思维下，容易形成保守思想，看不到行业整体利益提升所带来的收益。本文将政府作为博弈模型重要的参与方，认为政府在整个行业产业链上起到监督者的作用，信息共享的参与方是两阶段形式的共享博弈，政府作为一个虚拟的博弈方，参与合作博弈。下面在政府监督角色下，对产业链上成员间信息共享收益进行量化博弈分析。假设在政府监督条件下，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越来越成熟，成员之间信息交流的速度和质量都得到很大的提高，这种信息共享水平的提高会以每个成员的共享信息收益及政府获得企业上缴的税收增加上体现出来。一般来说，投入多少就会取得相应的获取权益比例，嵇新浩通过供应链联盟知识共享的博弈分析，构建量化博弈过程，本文在其研究基础上构造了收益函数，并结合研究问题做了创新性的调整，提出了政府监督下的矿产资源行业供应链整体获得的收益的函数表达式。

3结论

第4篇：共享经济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共享式改革；包容性发展；利益整合；现实逻辑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3－008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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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单一式改革”到“共享式改革”：中国式改革理念范型的跃迁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启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经济社会体制全面变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的历史新征程。中国早期全面启动的改革过程，是一个规模宏大不断试错调整的过程，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探路中所进行的渐进式转轨和制度创设的演进过程。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分税制改革”到“医疗体制改革”等，中国刚开始启动的改革路径比较像“随机行走”，是在“边干边学”的过程中不断寻找改革突破口。在体制转型期，通过在摸索中对原有计划体制实施逐步推进的改革,在保留原有计划体制的同时,积极发展计划外的市场成分,在增长中再逐步改革原有的计划体制并培育起市场经济[1]。

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中国全面开启的改革遇到的困难还在于对改革自身缺乏长远的认知和判断。例如，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是修补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在改革之初,认识不是很清楚。又如,在明确了市场取向改革目标以后,对如何向市场体制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运作也是缺乏认知的。再如,对通过什么道路能达到改革目标,并使人民得到最大的利益、使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之上更是缺乏理性判断[2]。尽管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前，从建国到197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囿于城乡二元分割、工农剪刀差、绝对公平的分配制度、赶超战略导向下的资源配置机制、价格扭曲下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经营自缺失下的微观经济发展模式，这些使得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滞，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特别是“”十年的动荡与冲撞，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后，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现实，从中央到基层，对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中国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成为一致的共识。随着中国式“发展主义理念”的胜出，大力发展生产力，抓住一切机遇、搞好经济建设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主导性政治理念。然而，在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思想观念、政策判断、资源配置之间出现“断层”和不同步，甚至彼此间产生冲撞和矛盾，“发展主义理念”型构下的中国式“单一改革”路径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改革异化和利益扭曲。

众所周知，利益现象是贯穿人类社会生活始终的中轴线，“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pp.118119），社会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有效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快速、深刻、全面的多元化转型，推动着现代化模式变迁和社会利益结构调整的深度发展。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纵深演进和分配制度改革等因素的积极参与，这些直接导致传统的利益格局迅速由利益平均向利益分化转变。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自我更新的重要手段，市场经济“在本质意义上应是一种社会经济运行机制，而不是经济所有制形式，更不是一种社会的基本制度”[4]。正是基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内在运行规律和运行模式，又囿于市场经济内在要素关联性和机制运转的“非万能性”，其原本难以克服和避免的外部性因素、资本追逐和利益驱动下的道德机制缺失、信息不对称以及潜在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现实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贫富差距、两级分化局面日趋严峻）。总体看来，当前社会的利益结构已经呈现出利益失衡在广度上发展迅速，利益分化在深度上扩展明显，多种社会群体的个体利益意识普遍增强的基本现实，它们带来的社会影响和作用范围日益增大。由于各阶层在利益分化中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利益格局的重组为社会成员思想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提供了社会基础。不同主体在价值取向、价值确认和价值评价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通过群体心理反映出来。人们因利益失衡而感到矛盾、困惑和不知所措，并产生普遍的心理焦虑和冲突，阶层心理的分化呈现出社会常态期所少见的无规则的纷乱状态[5]。利益分化速度愈发加剧，社会成员自身利益意识也就愈发成熟和理性化，利益饥渴现象泛生。市场机制的深度调节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强烈诉求，日益要求改革以维护好和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指向，现实的多重改革困境也迫切要求中国式改革理念由传统“单一发展主义”迈向现代“利益共享”的根本性转变。

从三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实践来看，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改革主体的僵化和改革价值路径的偏离，新质的社会公共价值信念还有一个渐进生成与完善型构的过程，这一期间因政策转轨和制度变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增多。自1993年以来，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加速而频次逐年增加，规模逐年扩大。以几个典型年代为例，实行市场经济之初的1993年，我国共发生0.87万起社会，1994年的增加到1万多起。从1994年到1996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1999年3.2万起，2003年5.85万起，2004年高达7.4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到2008年，每年都超过9万起，2009年上升到10万起以上(比1993年增加了10.5倍)。参与人数也呈逐年增加之势，1994年的参与人次是73万，到了2004年达到376万，增加了4倍多[6]。随着改革向“深水区”的推进，在依附于单一改革动力所驱动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其积聚的矛盾会不断涌现，有的甚至叠加释放，使得改革的进路面临着系列的社会矛盾问题。例如，面对相当数量的城乡贫困人口以及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化，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日益严重；失业人口规模的日益增大，衍生问题日趋增多；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绩效乏力，社会成员疾病风险日益加大；教育体制改革滞后，难以有效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公平需求；城乡发展和差距持续扩大以及社会运行风险的加大等，这些都迫切需要对改革进行理性反思，对“单一化”发展主义理念主导下的系列变革和政策调整进行严肃地理性检视。面对日益增多的现实问题，改革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应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安居工程、环境改善等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在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高效运行的同时，不断解决好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的供给问题，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使“改革中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达成理性的“改革共识”。

正是深谙此理，以为代表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国情、分析改革发展带来的新变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民生、建设民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大举措。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民生问题成为中央重点关注的时代课题。大力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深刻地体现出人民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回答“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命题，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党中央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核心题域，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统领，一系列以人为本的举措深得民心。

可以说，社会公众是关涉改革成败大局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支撑改革合法性的基石，如果改革成果没有得到最广泛的分享，改革就可能造成不稳定的局面[7]。从“单一式改革”走向“共享式改革”，是党和政府对当前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目标要求的日益多元化所做的务实判断，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确立共享式改革观，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制度关怀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战略性的改革发展框架，“共享式改革”有利于推进和整合多重利益的价值诉求，使社会更加趋向公平与公正，在利益共享和共同富裕的整体价值观的导向下，改革共享机制能充分调动广大社会成员参与改革的热情，确保改革的广泛社会支持基础，从而为继续深化改革提供新的动力。因此，“共享式改革”理念的提出，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果的享有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包容性发展：快速转型期化解社会利益矛盾的战略新思维

如果说“共享式改革”的内在精神意蕴在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公开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让社会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够有尊严地维护和实现自身的根本利益，那么，“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就是力图建构起一种可持续性的增长价值观，让改革成果共享主体能够有效化解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确保社会的良序化运转。“包容性发展”概念的缘起应追溯于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随着亚洲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减贫战略过程中对“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概括和提炼，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展、升级和演化，“包容性发展”成为全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模式。也有学者将“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翻译为“共享式增长”和“共享式发展”。不难发现，“共享式改革”中的“共享性”在主体价值层面概述上是一个完整的意义体，这也正契合了“包容性发展”中内在的“兼容共生、共享共赢”的主要特质。实际上，就本质意义而言，“包容性发展”与“共享式改革”其内在逻辑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主席曾在亚太经合组织两次重要会议和博鳌亚洲论坛上围绕“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进行专题主题演讲，深刻阐释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要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新的方向和路径。当前，从国际国内整体环境来看，洞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失衡问题，强化协调发展和改革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性，全面推进包容性发展，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正义，已成为新时期各国应对持续性多样化挑战的重大战略性思考。

对于中国而言，随着改革进程的纵深推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度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在长期保持高增长率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其中既有创造世界发展奇迹的惊喜，也有社会矛盾日渐突显的困惑与隐忧。反思利益驱动下中国改革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其根源和症结在于改革发展的包容性不强，尤其是随着“总体性社会”向“个体性社会”的深度转变，对社会底层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关照和权益保护不够，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物本性、断裂性、片面性和对抗性。由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未能有效地统筹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做到起点的公平和过程的公正，使得社会利益矛盾和群体冲突日益复杂化，即便社会经济水平整体性得到提高，但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失衡所诱发的“相对剥夺感”和“边缘化意识”也日益强烈。

当前，随着转型社会的深度推进和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态势不断增强，社会内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多方博弈力量和复杂利益关系。例如，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各地区间的利益关系、各党派间的利益关系、各群体内部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等。如果不能确立一种共有的价值理念和导向原则，将新生的多方利益关系和矛盾进行有效统合与协调，利益群体间的内耗与争斗将会引发系列冲突与混乱，这必然导致社会运行成本不断增大、社会管理潜在风险加剧。因此，新时期建构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实现利益共享的价值理念和导向原则成为当务之急。实际上，作为一种在发展权利的享有、发展机会的共有以及发展成果的共享等多层面体现出的“包容共生”价值向度，包容性发展自身所确立的让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公平合理地共享发展的权利和机会，特别是普适性地分享发展成果的这种开放性理念和价值选择，已使其成为当下有效调解社会矛盾、整合多方利益关系、确保利益共享的重要机制保障和战略新选择。

首先，包容性发展倡导机会均等和公平正义，能有效调节群体间的收入分配。改革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共同富裕”的政治构想，让人们彻底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枷锁，激发了社会大众的创造热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这种“先富带动后富”的改革理念也让各阶层、各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基尼系数（收入分配差异指标）来看，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改革初期的0.20跃升至0.48，并在10年前就已经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多层次范围递增：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间职工工资差距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8]。收入差距的增大，资源分配的不公，社会服务水平的低下，使得人们内心中的落差和不公平感愈发强烈，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怨恨心理油然而生。总理曾在多个场合中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比太阳更有光辉。如果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个体追求财富的权利缺失，资源日趋垄断，行政权力恣意扩张，人们因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利益的受损累积的矛盾和怨恨会不断叠加，并最终会引发现实危机，导致社会的动荡与不安。实际上，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前提就是要确保“权利公平、机会均等、规则公正、分配公平”，这在一定意义上也确立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就是要保证制度公平公正、权利同质、机会均等。包容性发展让社会每一个个体都能有机会和条件参与到经济建设和成果共享行列之中，通过减少垄断和特权，真正意义上让人民更有尊严幸福地生活。质言之，包容性发展倡导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正义，确保了对改革成果和社会财富共享的合理性，避免了穷者愈穷和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发生。这种公平正义营造下的有序竞争环境，既有效调节了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增进了社会各阶层对彼此间合理化收入差距的心理认同度，为中国当前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动力支撑和智力指引。

其次，包容性发展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呈现出开放性，能积极回应社会公众多层面利益需求。公共政策理论告诉我们，任何公共问题或是社会层面的表达、意见、要求只有经过正常传输和有效转换的渠道才能进入政策过程，才能成为政策问题和政策议程，并最终通过政策制定和执行来予以解决和处理。当前，从政策制定实践过程来看，由于政策过程系统的“封闭性”，“政策黑箱”操作现象时有发生。在这种全封闭模式下，政府凭借法律授权在政策过程中处于一种超然的权威地位,作为唯一的政策资源配置主角,极易形成对政策的垄断和对其他政策主体的“挤出效应”。与此同时，政府的“自利性”行为动机,使其在表达公共利益时会出现“公利”和“自利”的博弈[9],有可能导致政策议程和政策执行会以谋取私利为出发点，从而偏离政策公共性的核心特质。事实上，中国当前许多政策的制定过程，都还停留在计划体制下的行政惯性思维模式之中，单一的自上而下式政策制定过程，使得多数社会公众被排斥在政策制定进程之外，“先定方案再沟通”的做法导致许多政策难以推行。包容性发展体现出民主、透明、公开、公正的价值取向，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系统与社会环境系统之间呈现出良性互动和双向对接，来自社会的意见要求在政策制定层面上能充分反映民意，确保利益诉求的民主化程序，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并有效杜绝暗箱操作、部门利益垄断化和权利寻租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对涉及重大民生问题和利益关系的改革，包容性发展倡导通过对话、听证、谈判等多种民主协商的形式进行公共政策决议。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呈现出的高度分化的利益格局下，不同的民意诉求和公共意见表达会日趋增多，包容性发展注重统筹协调，及时回应社会公众需求，通过建构起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常态化利益表达渠道，以确保政策的制定公平公正，从而真正意义上保证政策目标团体都能公平分享社会资源和经济发展成果。

第三，包容性发展能够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使多方利益关系得到有效整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分化与重组，传统计划体制下的单一阶级、阶层关系迅速分化，形成了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相互交叉、彼此渗透的多元化社会格局。随着阶层分化与重组过程的加剧，不同阶层间的利益认同和群体归属日趋明显。当前，各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各阶层间的差距和不信任日益扩大化，围绕具体利益的纷争越来越多。如何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化解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整合各阶层多方利益关系成为严峻的现实课题。包容性发展比较注重发展主体的各司其责，在承认差异性的前提下，寻求彼此间的有机对接与和谐交融。我们知道，任何社会都会存在差异和分化,我们推进整合并非为了消除异质和差异,也并非为了彻底消除分化,而是在阶层矛盾和利益分化发生剧烈冲撞之前，通过利益的整合来有效控制和调解社会的分化与冲突。由此，包容性发展就是为了将“互相分歧和冲突的利益经过讨价还价和让步妥协被整合在了一起,局部或集团利益转化成能够互相兼容的利益,或者能够与公共利益相容的利益。于是,公共利益的内容得以表达,合作的基础得以认同,基本的秩序得以确立”[10]。

此外，包容性发展还有利于增进各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合理化流动。一方面通过建构良性互动机制有益于阶层矛盾的宣泄和压力的释放，从而减少各阶层之间的摩擦与利益隔阂。与此同时，这种包容性和良性互动也让各阶层间流动日益频繁，对打破各阶层之间的壁垒，增进阶层之间的团结互助与交流合作意旨深远。另一方面，包容性发展倡导的合理化流动，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合理获得自己应有地位和改变自己命运的平等机会。这种以平等和自由为价值指导的利益整合机制和包容性原则为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提供了改善不良境遇的机会[11]。总之，包容性发展有益于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这种以利益共享和利益整合为目标的“柔性化管理”，对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减少阶层冲突和消解群体间的仇视与隔阂意蕴深远。

三、共享式改革与包容性发展的内在关联性及反思

当前，中国社会改革已经进入利益多元化的变革时代，改革已从局部试点、单项突破，转为综合配套和整体推进。在利益多元化、利益博弈日益激烈复杂化的改革攻坚时期，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的发展成果、积极回应和尊重社会大众多方利益需求、全面推进包容性发展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的重大战略抉择。马克思曾指出,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不应当“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12]（p.143）。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建设环节中的相互关联体，“共享式改革”与“包容性发展”在当下缺一不可，尤其是在当前社会呈现明显的结构化、复杂化和风险性加剧的历史节点上，不进行“共享式改革”，社会矛盾和群体抗争会愈发加剧，社会就会动荡与不安，甚至停滞不前，社会发展就没有动力和路径可言；不进行“包容性发展”，改革就会失去目标和意义，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力量源泉。

如前所述，“共享式改革”注重全民参与，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让社会大众真切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真正实惠，为新一轮的改革和社会发展激发信心和注入新动力。“包容性发展”强调统筹兼顾，注重公平与正义，对市场扭曲、体制及政策漏洞进行有效矫正与调适，确保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性发展。笔者以为，“共享式改革”与“包容性发展”在主体性关照、推进过程、价值导向等层面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

从主体性关照来看，“共享式改革”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性地位和国家主人翁地位的确立，通过最广泛意义上的群众动员和积极性调动，在“共建共享”中做大做好“蛋糕”以及公平合理地分好“蛋糕”。尤其是注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照和权益保障，为暂时处于不利生活境地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提供必要的条件，以共同的力量抵御社会风险，通过必要的“输血”使这些成员和社会群体恢复“造血”功能，在渡过暂时的困难之后恢复对于社会的贡献能力[13]。“包容性发展”注重发展主体的全民性，积极鼓励全体国民参与到经济社会建设行列中来。换言之，经济社会发展人人有责，不论其出生背景和身份，都应该尽其所能地投入到经济社会建设中来。对弱势群体而言，通过减贫战略和加大资本投入，增进其生活发展能力。不难发现，“包容性发展”主体的全民性，是“共享式改革”下蛋糕分配实现利益共享的逻辑起点，与此同时，最广泛意义上的主体性关照和动员，又使得改革的主体与发展的主体在本质意义上趋于一致。

从推进过程来看，“共享式改革”注重完善阶层利益表达机制、收入分配调节机制、社会保障机制以及遏制社会特殊利益集团，以确保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能够有尊严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从而实现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有效“凝结”。“包容性发展”注重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均等化，通过不断改善环境和创造发展机会，以营造公平公正的环境，最广泛层面上调动社会主体参与到经济社会建设中来。通过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法治体系、营造公正合理的竞争环境，以确保整个发展过程的公平性。实际上，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在本质意义上是为了确保改革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也就是说，公平性是“共享式改革”与“包容性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

从价值导向来看，“共享式改革”的根本宗旨是以人为本，其核心要义在于对改革发展过程中对人的主体性地位和意义的重新发现，通过强化改革措施和加大改革力度，使改革兼顾各方利益主体，协调多方利益关系，使公平正义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从而实现“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新局面。“包容性发展”的价值核心是民生、民享、民福，因而它是一种全民共享式的战略发展框架，其建构的内在价值理念则为“兼容、共赢、公正、共享”。这也使得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注重全民的共存、共享、共富，深刻体现出平衡、综合、协调、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观。对比关照，不难发现，“共享式改革”与“包容性发展”都比较注重人的主体性意义，遵循“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内生逻辑和价值导向。

事实上，无论是“共享式改革”还是“包容性发展”，其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在于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果。当多元化利益主体的要求得以满足，社会共同利益公平有序地惠及各方利益主体，社会矛盾与冲突就能有效化解，社会才能得以有序化发展。马克思曾预言:“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14](p.627)可见，新时期坚持利益共享式改革，全面推进包容性发展，深刻地体现出当代中国改革和发展坚持利益整合的现实逻辑，即无论是“共享性”还是“包容性”，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消除利益分化时代下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从而在动态均衡中聚合民意，累积社会人心，夯实社会基础。毋庸置疑，利益共享式改革和包容性发展进程的全面推进，也必将成为加快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有力“助推器”，对带动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惠及民生的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以及和谐有序的社会阶层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利益凝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的形成，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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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5篇：共享经济的政策范文

税费成本一度挤压企业盈利空间，舆论普遍要求降税减费。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做出部署，提出“要妥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落实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制定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方案，抓紧提出健全地方税体系方案”。2017年财税改革有望在个税、环保税、资管产品增值税、“五险一金”方面展开。

3月7日，财政部部长肖捷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肖捷对支持企业减税降费的举措做了阐述：今年将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增值税的税率档次由4档简并至3档，目的就是要营造更加公平的税收环境，减轻企业负担，扩大减税效应。同时，在今年减税政策的安排中，还有两项是专门为中小微企业制定的减税政策，一项就是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能够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的优惠。

第二个重要举措就是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比例由50%提高到了75%，也就是说，在计算企业所得税的时候，中小企业可以将更多的研发费用在税前扣除。另外，在今年的减税政策安排中，还明确有6项去年底已经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今年将继续实施，包括支持重点群体的创业就业等。实施上述减税政策，可以在去年减轻企业税收负担5000多亿元的基础上，预计今年再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

除了减税，降费这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都明确提出的要求。一是全面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包括取消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基金，授权地方政府自主减免部分基金。二是取消或停征35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央涉企收费项目减少一半以上33项。

另外，有关方面还要进一步清理规范经营服务性收费，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

关键词二：共享经济

2016年全国两会上，共享经济首次以提案形式进入公众视野，滴滴、优步合并，不仅促成了共享经济的第一道风口，更迎来共享经济高潮。2017年开年以来，“共享单车”再度刷屏网络，ofo单车、摩拜单车、小鸣单车、小蓝单车等相继入市，共享单车成为创业和投资的新风口，获得多数网民称赞。2017年是“共享经济2.0”时代，共享经济的新势力仍在全国席卷。

2017年的全国两会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傅军提交的提案之一就聚焦“共享单车”经营模式的健康发展。他在提案中指出，共享经济模式是新生事物，企业本身经营模式、政府引导和监管等方面还存在空白。“共享单车”发展急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引导，在企业经营模式、政府监管等环节形成适应其经营模式发展的良好环境。

针对目前“共享单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傅军委员提出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监督“共享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加快制定“共享单车”法规性管理办法等建议，为“共享单车”的健康发展献计献策。

关键词三：振兴实体经济

振兴实体经济，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应该说，我们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还要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任何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发展的根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和经济增长新动能的主体，同时也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引领者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渠道。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振兴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抓实、抓好，在这一过程中，特别要做好民营经济这篇大文章，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

关于振兴实体经济，不少代表委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李川认为，只有让科技创新成果与实体经济更加有机地融合起来，才能真正使实体经济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

关键词四：民企融入“一带一路”

3月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会召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回应了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问题。

他表示，“一带一路”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界性事业，不是一国、几国、一个地区，是世界性的。正如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来自中国，但成果惠及世界。

“能不能像设立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一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一些工业园区？”全国人大代表、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杰说，很多企业家都想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希望政府为企业“走出去”多提供一些政策支持。

近两三年来，洪杰一直努力向外寻找机会，一方面希望把好产品销售到国外，同时也希望在国外合作办厂，实现共赢。“‘一带一路’战略引起大家广泛兴趣，央企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民营企业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洪杰建议，借鉴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模式，在沿线国家设立“国家政策扶持+企业资本运作+侨团服务引导”的产业园区，为“一带一路”推进探索新路径。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盼盼食品集团董事长蔡金建议，借助政府的资源整合力量，帮助企业提高抗风险能力，实现集聚抱团发展，以共享资源、共赢发展的姿态实现“两上两下”：把效率升上去，把风险降下来；把品牌打出去，把成本降下来。鼓励支持企业海外兼并重组、品牌并购，依托高校开展长期系统的定向人才培育。

全国人大代表、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专门的法律法规，为民营企业跨境并购提供财税、金融、保险等政策支持，加强跨境并购专业人才的培养引进，大力培育金融、法律等中介机构。

关键词五：深化PPP

“PPP”成为今年全国两会重要议题之一。从PPP模式推广的体制机制、机构建设、监管体系到各行业PPP模式应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开出深化PPP的良方，部委负责人积极回应关注，代表委员更是在议案提案中热议。毋庸置疑，PPP模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和热点。

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引导资金更多投向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领域。今年要完成铁路建设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再开工15项重大水利工程，继续加强轨道交通、民用航空、电信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5076亿元。落实和完善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深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完善相关价格、税费等优惠政策，政府要带头讲诚信，决不能随意改变约定，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

在政府报告中，连续3年出现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不仅已经成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手段。从目前实践结果来看，PPP改革正在向制度体系不断健全、项目落地不断加速、国际影响持续扩大、改革理念迈向纵深的良好趋势上挺进，特别是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全局性改革中落下了关键一子。

在2017年的全国两会上，据不完全统计，涉及PPP领域的相关提案议案有20件，其中政协提案11件，人大议案9件。代表委员们从完善PPP立法、推进特色小镇建设、规范建立PPP市场、提升民资参与PPP的热情、防范PPP项目风险等方方面面，献策献力，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六：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再次受到关注。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全面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新材料、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药、第五代移动通信等技术研发和转化，做大做强产业集群。

第6篇：共享经济的政策范文

一、分享经济内涵与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初衷一致

分享经济是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由市场机制调节而自发形成的一种新经济模式。一方面，分享经济增加消费需求、扩大有效供给，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不断磨合，最终可以形成共生共赢的互动模式，分享经济规模的适度、规范扩大，将有利于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一）增加消费需求，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传统产业历经阵痛之际，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亟需加快培育一些符合产业升级方向，有助于创新创业理念的培养，有助于挖掘要素潜在价值的新动力。分享经济拥有低成本、重集成的特征，符合消费升级的方向，因而迅速成为经济新增长点。

分享经济以高效、低价特征扩大有效需求并激发潜在消费需求。分享经济对闲散资源整合利用，大幅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边际成本，降低了要素完成流通循环的时间，既便民又利民，从而有效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不断激活市场中的潜在需求。以我国新生的W约车平台滴滴打车为例，该平台提供的顺风车、快车服务不仅在平均费用上低于传统出租车，在服务质量上也明显高于出租车行业平均水平，凭借价格、服务体验两方面的优势，滴滴打车平台迅速与消费者“希望打车便捷化、舒适化”的需求相匹配。数据显示，滴滴打车2015年订单总量达到14.3亿，注册用户突破2.5亿。

分享经济凭借先进的信息技术吸引个性化需求。分享经济以互联网为媒介，以大数据分析为手段，信息实时、全面、准确，能够满足消费者更加个性化的需求。例如，著名的Airbnb平台，凭借多年积累的大数据资源，有针对性地植入现代信息技术，精准把握住消费者的心理，为世界各地的游客提供如家般的体验和了解风土人情的机会。

此外，分享经济正积极向小城市、农村发展，需求的空间正在纵向拓展。随着城镇化推进、互联网普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分享经济将向更广的地域、更多行业和人群辐射。国家信息中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为19569亿元，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分享经济规模所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

（二）扩大有效供给，推动行业优化升级

当前，分享经济已成为新供给的来源之一。主要体现在：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平台面向全社会提供了大量的临时工作机会，同时其实体服务和运维也增加了就业岗位。二是给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近年来，由于分享经济模式具有门槛低、灵活性强的特点，已迅速成为国内创新创业的热点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优选模式。更难能可贵的是，闲散的资源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发集中，在价格信号的指挥下得到了充分利用，无形中扩大了有效供给。

有效供给扩大产生的一个重要效应就是推动了行业优化升级。供给扩大之后，拼的就是服务，就是技术，就是质量，而服务、技术、质量的高低恰恰也是衡量一个行业是否真正优化升级的重要指标，谁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展现更便捷的技术，保证更高的产品质量，谁就被市场选择，否则就被市场淘汰。在分享经济下，“短缺经济”下的卖强买弱的局面将彻底得到改变。此外，分享经济模式下的企业以其供需信息更对称、技术更新更及时、用户范围更广、成本更低的优势倒逼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三）营造公平竞争平台，优化市场环境

分享经济能够优化市场环境，倒逼各要素在公平的环境中开展良性竞争。一方面，平台内部的管理充分体现了“公平”理念。纵观各个分享平台，虽然没有可以依据的规章制度，但是却有奖罚分明的体制机制，没有错综复杂的管理层级，但是却有追根溯源的有力保障。在这个平台上，公平、守信被大多数运营者所遵守，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得到了充分彰显。随着分享经济发展的不断完善和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影响也将产生较大的外溢效应，对于优化市场环境大有裨益。

另一方面，分享经济让“良币驱逐劣币”。消费者评价、客户投诉的及时处理，让参与竞争经营的个体意识到，顾客就是上帝，服务创造价值，付出就有回报，因此，整个行业的服务质量大幅提升，那些服务水平低、信誉差的经营个体在公平的竞争中毫无优势可言。对于分享经济各行业而言，如果其不能持续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也将很快被市场淘汰。公平透明的竞争、挑剔的消费者等诸多因素，不允许参与经济的个体做出任何违反行业规则的事情。

（四）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改善民生福祉

分享经济为经济实现绿色发展提供示范。分享经济本身的发展理念就是“集约”、“共享”。从发展实践看，分享经济大幅减少了冗余消费，合理利用了社会中的闲置资源，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对资源、能源的消耗。以近年来发展日益规范的二手货市场为例，一些生活的必须品通过回收、再利用，不但产生了新的价值，而且切实地减轻了因随意处理旧货、不当处置旧货产生的“二次污染”问题。

分享经济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消费者可以利用自己手中闲置的资源在分享经济平台中转变为生产者，获取资源产生的价值。价值的创造并不一定都通过拥有大量资本要素才能实现。如此形成良性循环，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就会相对缩小。以农村电商为例，很多偏远山区通过网络平台将村庄在某一种产品上的“比较优势”扩散开来，形成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这样的模式如能有效拓展推广，城乡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

二、发展分享经济具备众多有利条件

（一）稳步增长并不断积累的社会财富

相对过剩的资源是分享经济产生的基本前提。经过多年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和积累。1978年以来GDP增长了184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63倍，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增加到33304亿美元。在这样的背景下，分享经济具备了优渥的发展环境。试想，如果处于一个物资高度短缺的时代，又何谈分享二字？特别是当前整体供大于求与局部供不应求并存，客观上为分享经济提供了发展空间。

（二）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技术

完备的技术是分享经济运转的必要条件。近年来，互联网+、云计算以及大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技术领域变革突飞猛进。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布局旨在促进工业与互联网高度融合发展的战略。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越来越多地融入到普通百姓的生活中，人们的互联网思维为分享经济能被快速接受奠定了基础。如今，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将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联系起来，实现实时交流、信息互通、资源共享。高度发展的信息化技术为分享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撑，同时也催化了分享经济的应用和普及。

（三）不断完善的信用体系

严格规范的信用体系是分享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信用机制的建立起步虽晚但力度大、见效快，一系列高效措施密集出台，多层次、全方位的征信市场逐步形成，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2年以来相继颁布了《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机构管理办法》、《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等法规制度，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全国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并积极与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平台、公共资源交易平_、12358价格监管平台等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开通了“信用中国”网站，推进了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建设，广泛开展了诚信宣传工作，加强征信监管。信用体系的不断完善，强化了信用对商业行为的约束作用，为分享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坚强有力的政府支持

政策上的支持是分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管理侧重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分享经济侧重于互联、互信、自愿、分享，两者理念高度契合。“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个部门制定的《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明确强调支持发展分享经济，鼓励个人闲置资源有效利用，有序发展网络预约拼车、自有车辆租赁、民宿出租、旧物交换利用等。在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分享经济将进入规范发展、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对分享经济的支持是鼓励、监管多项功能的综合，支持并不意味着没有监管，政府对分享经济的有效监管是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要高度重视发展分享经济面临的挑战

（一）服务标准的缺失

从分享经济各行业运行的实际情况看，服务标准缺失、无章可循、无例可遵的问题较为突出，已经成为限制分享经济纵深发展的短板。没有完备的服务标准，在行业发展的初期很容易出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结果是可能因为个别负面事件最终重创整个行业。例如，网约车平台至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服务衡量标准，平台对从业人员的资质也没有硬性要求；劳务市场上这个现象就更为突出，很多高端的家政服务平台对提供服务人员的资质、能力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有的虽然有标准，但是制定较为随意，规范性较差。若服务等标准缺失，监管就无从谈起，零星的执法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被看做是“选择性执法”。

（二）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一是信息泄露风险。分享经济以互联网为媒介，是在信息共享的情况下形成的。但网络信息安全技术仍然不足，网民的信息安全意识和防卫能力欠缺，网络漏洞、网络攻击大量存在，因此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二是信用违约风险。我国信用体系的建立尚处于起步阶段，信用风险依然存在，加上监管政策缺失、态度模糊，特别是准入监管滞后、事中事后监管缺位，使得分享经济行业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近期，P2P平台违约事件频发，一大批线上借贷平台覆没，并由此引发了网民对互联网金融的信用恐慌。三是人身安全风险。以网约车为例，与安全息息相关的司机驾驶技能、相关保险、车龄等方面的规定尚没有落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安全隐患，也成为分享经济被竞争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与传统行业共生性差

真正的分享经济应该与传统经济和平共处，互利共赢，而不是对立、对抗。分享经济一方面倒逼传统经济改进服务、提升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与传统经济实现融合发展，开辟新的发展路径，而不是与传统经济共同走入“既生瑜何生亮”的死胡同。但从两种经济模式目前相容的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这种不理想主要体现为效益上的互斥。由于制度设计上的滞后，分享经济前期通过低成本优势迅速抢占了市场，对相关的传统产业的效益造成了冲击，中小企业在迅速失去市场的情况下损失惨重。两个模式融合共生问题将是未来政策需要着力考虑的地方。

（四）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法规对行业的规范发展至关重要，分享经济同样也不例外。从现行的与分享经济发展有关的法规看，政策法规体系的建设严重滞后于行业的发展，分享经济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急需要有可操作、针对性强的法规来规范。在实际操作层面，一个法规的出台需要一个刚性的时间周期，但是分享经济发展又日新月异，两者的“时间差”本身就是个大问题。

四、政策建议

促进分享经济健康发展，不仅看眼前，更要看长远。政策上要引导，也要把控节奏，该管的坚决、主动管好，属于市场自发调节的让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一）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核心要义在政策公平、一视同仁。政策不偏不倚，市场主体才能真正同台竞技。让传统行业看到，分享经济作为新生业态，同样要遵循现有的政策；让分享经济从业人员意识到，自己不能有打政策“球”的侥幸心理。建议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尽快做好规范共享经济有序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关键是尽快提升服务标准、市场准入、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约束力度。分享经济虽是新生事物，但在服务标准、市场准入、安全保障等方面不能降低要求。建议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通过“负面清单”管理实化细化分享租车、分享住房、分享金融、分享医疗等不同行业的运营标准和范围界定，加强对各运营平台的监管力度，避免球、搭便车等情况的出现。

（二）促进融合共生

转型升级是新旧产业融合共生的纽带。分享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离不开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鼓励有条件的传统企业通过分配出一些资源对分享式的市场需求变化做出迅速回应。另一方面，总结国外一些成熟的融合案例，在国内积极推广先进经验。仔细梳理总结这些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牵引过来，对于促进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三）切实保障客户隐私和数据安全

一是加大力度提升网络安全防护和监测水平。加强对互联网入口的严格把关和出口的安全管控，提升网络安全防护和监测的应急服务水平；提高对分享经济行业的技术准入标准，建立健全风险评测和安全事件处置机制；保证计算机系统、认证系统、平台软件等交易媒介安全可靠，防止信息泄露；充分利用大稻莘治黾际酰探索构建一套可对分享经济行业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衡量体系，进行事前预测、事中监管和事后分析；重点关注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解除分享经济发展的信任危机和隐患，严防非法集资、信息泄露、跑路失联等现象。

二是加速建立信用体系，特别是尽快实现互联网平台诚信体系和相关规章制度的建设和落实。政企联合发力加速征信系统建设，完善守信和失信奖惩机制，并通过实名制和双向评价等手段，形成对企业经济效益和品牌形象产生巨大影响的信用约束力。

（四）加强支撑服务和监督

一是明确市场准入和退出的标准。与传统经济一样，分享经济的市场准入和退出要有严格的标准。在规范标准的前提下，做好公共服务，如提高行政审批的信息化水平，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缩短申请、审核、备案等办事流程时间，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二是鼓励自主研发和创新。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平台的建设、运维及数据处理的自主控制，提升研发水平和能力。研发工作的前期阶段可以施行税收减免抵扣的政策。

第7篇：共享经济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非公有制经济

1统战工作助推民营经济问题与挑战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指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主题。民营企业是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服务民营企业发展是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主线［1］。新时代下民营经济领域统战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统战工作对象参差不齐，影响程度提高;统战工作内容日益复杂，解决难度增加;统战工作要求越来越高，社会关切度更强等，这些复杂交织的新情况、新要求都对统战工作的观念、内容、方式、定位等提出了新的挑战。

1.1新生代民营企业家对统战工作政治认同度不高

民营企业家对统战工作的认识比较模糊片面，特别是新生代民营企业家大多有着海外的留学背景和从业生涯，有着与父辈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使其对党和国家的感情比较淡薄，政治认同上容易产生摇摆。有问卷调查显示，在对统战工作的认知度方面，这些新社会阶层对统战工作比较了解或非常了解的仅占28.88%，不到总数的1/3。同时，不同类型的新社会阶层对统战工作的认知也存在差异［2］。

1.2营商环境不优，政企沟通渠道还不够顺畅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发展，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一套政府与民营企业沟通的制度，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但一些民营企业获取相关政务信息的渠道还不够畅通，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涉企政策;一些民营企业在面对政府部门投放的大量政策信息时，往往产生“选择困难综合征”，不知道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又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及时引导，造成惠企政策精准投放和落实难;一些企业扶持政策没有真正了解企业的需要，不能结合实际，往往流于形式，落实不到位。

1.3政府行政思维与民营经济的企业思维难契合

政府传统的“行政思维”与民营经济的“企业思维”分属于不同的话语体系，这种思维形式和工作方式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政企之间的高效交流。在与民营企业家座谈调研中，发现大家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工作效率还不够高。部分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遵循传统被动服务的思想观念，工作方式向上被动接受，向下等待回应，缺少主动发现收集问题，运用科学思想方法积极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意识［3］。

2统战工作破解民营经济发展困境的探索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逐步发展，成为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领域、丰富市场业态的重要主体、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城镇化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4］。与此同时，望城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1年6月，共有民营企业20770家，个体工商户45612户，民营经济在望城的税收占比和GDP占比均达到90%以上，成为推动全区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为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2.1健全机制，推动政府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

2018年以来，为努力营造法治、透明、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望城统战部门、工商联先后制定了亲清政商“茶谈面对面”谈心谈话机制、检企联防联建风险防控机制、青年企业家成长成才培养机制、“部门问答直线通”热点解读机制、商协会互通互享以商促商机制和产业走势主题培训研判机制六大工作机制，以畅通政企沟通、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六个一”为主的营商机制，破解了政商关系片面强调“清”而忽视“亲”的难题，畅通了沟通渠道，从体制机制上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构建了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望城，政商关系“清”的前提已经具备，“亲”的趋势正在形成。

2.2搭建平台，形成民营经济集聚化效应

一是政企沟通平台。在长沙市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年中，望城区以“省心、省时、省钱”为核心内容，系统推出了建设“极省”营商环境的五大专项行动26条举措的“望城方案”，并率全省之先，创造性地组建了望城区商事服务中心(简称“望城BSC”)。“望城BSC”本着为企业服务的宗旨，推出“党政服务模块”“部门服务模块”“企业服务模块”等十大服务模块，深化政府、园区、企业之间的对话、交流，政企交流真正实现了高层次、高频次、全方位和全覆盖。二是法律服务平台。针对非公企业内部管理薄弱、风险意识不强、法律意识淡薄、抗风险能力不足的缺陷，推出“联合课堂”项目，开展风险防控法律专题培训;组织企业家到法院现场观摩公开庭审，接受“以案释法”现场法治教育;构建法律联动机制，与知名律所签订战略协议，针对商事主体的服务需求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和培训。三是“四零”采购平台。以“零障碍、零仓储、零物流、零损耗”为特点的“四零”采购，为解决阻碍产业链、供应链运行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提供了新平台和载体。通过供应链协同，原来的“企业邻居”成了现在的“生产车间”，平台采取“线上”+“线下”的模式运作，得到了广大民营企业和各类市场主体的高度认同。疫情期间，在供应链不畅通的情况下，“四零”采购平台促成310家企业达成采购合作金额30亿元以上，获评“六保”全国创新案例。

2.3创优环境，助推民营经济极省式发展

望城统战工作以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致力于打造“省心、省时、省钱”的极省营商环境［5］。一是加大营商环境制度保障，为企业“省心”。形成了“1+5+N”的营商环境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出台了《长沙市望城区优化营商环境指标长工作机制》和《长沙市望城区“极省营商深化年”行动方案》，为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持续发力。二是“放管服”改革取得实效，为企业“省时”。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梳理出诸多改革事项，民生事项“就近办”、项目审批“集中办”、商事主体“帮代办”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及时推送降税减费政策，为企业“省钱”。针对政企沟通不畅不优的问题，推出“望易达”App，通过App，分政策池、政策包、政策红利三个层次，逐级精准，直达企业。2021年，BSC向区内企业发放了“望十条”政策的网络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83.3%的受调查企业表示享受到“望十条”的相关补贴政策。企业知晓本条政策的渠道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和望易达APP，占所有渠道的70%以上(见图1)。2020年1月至6月，累计新增减税降费2.56亿元，累计减免社保费2.051亿元，惠及3440户企业单位。2.4培养人才，激发民营经济内生性动力未来几年，将有80%的非公企业进入交接班阶段，95%的企业家在交接班问题上选择代际传承，民营企业代际传承的高潮正在到来。调查数据表明，望城第一代非公企业家平均年龄已接近60岁，将逐渐退出“一线”阵地，迫切需要企业的代际传承。为使“创一代”和“创二代”企业家顺利交接班，实现企业的平稳过渡，望城全面实施青年企业家成长成才“猎梦计划”，旨在培养接班人，激发民营经济的内生性动力。2020年，“猎梦计划”获评全国工商联创新奖，借助“猎梦计划”的实施，望城搭建了一个与青年企业家思想对话的机制和平台，加深了新生代民营企业家对统战工作的政治认同。

3新时代加强民营经济统战作用的对策与建议

3.1紧抓思想政治引领

“思想政治引领”作用的发挥是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前提和关键，光靠嘴做思想政治工作显然是苍白无力的，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关键是要找到抓手:一是以知名企业家和商协会为抓手。统战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要特别注重发挥知名企业家和商协会的示范引领作用，进而发挥统战“思想政治引领”的政治优势。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增强党对民营经济人士的领导力和凝聚力。抓好“两个健康”，坚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增强自律，促进形成良好政治生态。二是以弘扬企业家精神为抓手。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要大力发掘和宣传在产业创新、经营管理、疫情防控、社会贡献等方面表现突出的民营企业先进典型;大力倡导“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富而崇德”的企业家精神;大力营造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良好的舆论环境，促进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总之，统战工作要发挥思想政治引领的政治优势，关键是要找到抓手，以知名企业家为抓手、以商协会为抓手、以优秀年青企业家为抓手、以弘扬企业家精神为抓手等，才能抓住人心，赢得人心，只有情感上的认同，才有政治上的认同。

3.2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良好的营商环境涉及市场、政策、法治、要素等多方面，民营企业所期望的发展也是立体的、全面的、长期的。一是完善相关配套要素。营商环境的优化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笔者在走访和调研中仍有不少企业提到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没得到彻底解决;企业引人难留人难用人贵的问题仍有困扰;物流保障优化、教育医疗文化等配套建设还需更好应对和满足需求。各级部门和统战工作者还需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深化政银企信息交流与合作平台交流;进一步加强共建共享，狠抓公共服务、科技创新、产业配套等各类平台建设和整合力度;进一步统筹考虑，做好用水、用电、用地、交通、住房、医教等各方面的配套。二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目前，一些干部把握不准“亲”的尺度怕出错，索性只重“清”而不重“亲”，对民营企业敬而远之。只有从制度上着手、为“亲清”政商关系提供制度支撑，才能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只有做到沟通有深度，服务才有温度，发展才有力度。

3.3牢固树立企业思维

市场经济终究要遵循商道，政府工作人员要积极转变思路，要“以企业视角看企业发展，以企业思维做企业服务”。一是以用户思维做精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树立用户思维就要求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中以民营企业为服务对象，想用户之所想，急用户之所急，在理念上形成共识，在实践中进行落实，让服务对象有评价途径、服务效果有评价标尺。针对需求端、做实服务端，就要求统战部门工作人员从内心建立起服务好民营经济的工作动力，切实解决服务民营经济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打造营商“软实力”。特别是疫情当前，要始终与企业风雨同舟、并肩作战，推动融企对接，缓解民企资金难题;主动服务，破解民企用工难题;牵线搭桥，促进民企产销对接，帮助众多民营企业走出疫情困境。二是以经济思维做实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民营经济的统战工作不是一天到晚讲道理，光用嘴做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政治引领、政治认同很多时候要从服务依赖，从情感认同开始。对于民营企业家，非公经济人士，能入他们心，聊得上的，首先是经济。望城BSC就是搭建了一个政府与企业之间经济对话和政治对话的平台，各个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地搭建一些政企沟通的良好平台，在一种宽松、轻松、放松的环境里与企业共话难题、共谋突破、共商发展。三是以共享思维做活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共享经济和共享思维运用在政府工作中亦能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和释放丰厚的经济红利。要努力为企业搭建一些政策信息的共享平台，使企业既能在线上实行数据共享、资料共享、供需信息共享，又能在线下实现平台的空间共享、功能共享、产品对接共享。所以说，牢固树立用户思维、经济思维、共享思维、平台思维和技术思维，始终“以企业思维做企业服务”，不但能突破传统行政思维的局限性，促进政企沟通的顺畅和通达，而且是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障。

参考文献:

［1］王玲，刘军，陈林，等.服务民营企业发展之统战工作路径研究［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2):27－33.

［2］李黎藜.把握新社会阶层特征创新新时期统战工作［J］．世纪桥，2011(17):81－83.

［3］张继强，褚月莲，耿楷，等.区域统战工作服务民营经济转型的实践研究［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5):42－46.

［4］叶华靓.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支持民营企业路径探析［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1):123－128，132.

第8篇：共享经济的政策范文

[提要] 随着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科技合作日益成为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通过开展区域科技合作，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势互补，增强科技的创新活力，提升区域科技进步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而营造一个规范化、体系化的科技政策环境，对于提升京津冀区域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京津冀；科技合作；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月16日

近年来，京津冀的区域合作不断深化，而营造一个规范化、体系化的科技政策环境，对于提升京津冀区域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京津冀科技政策环境建设情况

在2000年和2001年国家科技部就出台了《关于加强西部大开发科技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科技工作的若干意见》，2006年年初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和随后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第一次把产学研结合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目前，京津冀在国家科技政策的大前提下，以国家总体科技规划为基础，积极探索科技合作的新机制，制定了跨地区科技合作政策。但是，目前京津冀地区的科技合作同长三角、珠三角的区域科技合作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机制和体制还有待完善。一是高层次的合作磋商协调机制还没有建立；二是区域间在各方面存在差异，科技合作必然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冲突和矛盾。因此，探索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的推进机制与协调机制，构建现实、可行、科学的京津冀区域科技合作机制是当务之急。

 

二、建立京津冀科技合作政策推进机制

建立京津冀科技合作政策的推进机制，通过政策创新促进科学技术的跨区域集成式发展，最终促进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

1、共同制定科技合作规划。由国家有关部门与京津冀各方共同制定京津冀地区科技合作发展规划，制定涵盖整个地区的科技发展战略、中长期科技发展建设规划，推动建立适应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创新体系和科技创新机制。在指导思想、发展战略、政策制度、科技攻关、人才交流、产业集群等方面形成协调共赢的共同体。

 

2、共同制定科技合作项目管理相关政策。京津冀区域内建立并规范科技项目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区域合作，围绕京津冀地区的特色资源和共性技术，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开展联合攻关。同时，出台京津冀地区科技合作联合招标相关的政策，在科技项目招标中，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原则，区域内的企业、科研机构等法人均具有招标资格。

 

3、共同制定科技资源共享相关政策。京津冀区域内采取统一规范、自主建设、资源分区、系统整合的建设模式，构建京津冀地区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在平台建设的总框架内，各方结合各自的资源优势，采用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各自建设分系统平台，通过系统总成，形成总的共享平台，通过统一的平台门户对外服务。制定相关政策，加快推进科技文献、科技信息、专家库、动植物资源和水文资源等基础性科技资源的联网共享，包括相互开放部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试基地、大型公共仪器设备、技术标准检测评价机构等。

 

4、共同制定资质互认及同等待遇相关政策。京津冀应制定区域内资质互认及同等待遇的政策，相互认可经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有关资质，包括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成果、高新技术产品、科技型中小企业、外商研发机构、科技中介机构等，经当地政府同意，外地的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成果、高新技术产品、知识密集型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外商研发机构、科技中介机构等可享受本地同等的优惠政策。

 

5、共同制定科技人才培养与交流政策。京津冀地区拥有数量较多的科学技术人才，制定一个有利于科技人才合作培养与交流的政策措施，三地联合开展科技合作、交流与人才培养，实现区域内人才的自由流动，优化京津冀科技领域专家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三地科技合作和经济发展，促进优势产业的研发人员的合理配置，共同建设区域内科技人才队伍。

 

6、共同制定统一的经济协作区政策。近年来，从行政区经济走向经济区经济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因此，从经济区域化发展趋势出发，为实现区域的规模效应，在不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前提下，京津冀可采取设立经济协作区的形式，在协作区内，各方之间打破地方的行政壁垒，共同制定统一或者互通的区域性政策与规划，实现经济科技要素自由流通与自主配置，推进经济区域性联动发展。

 

三、建立京津冀科技合作政策的协调机制

为进一步推动京津冀科技合作，应在区域科技合作机制下设立京津冀科技政策协调完善管理机构，对区域内各方原有的科技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区域与国家科技政策的协调、区域与区域间在科技政策方面的协调、区域内科技政策的协调。

 

1、通过设立论坛和召开合作洽谈会进行协调。京津冀区域经济科技合作应设立两大平台：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和京津冀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论坛与合作洽谈会由京津冀共同主办，由国家相关部门担任论坛指导单位。论坛按照“联合主办、轮流承办”的形式，原则上每年举办一次，共同商讨区域经济合作上的重大问题。

 

2、通过召开高层联席会议进行协调。京津冀应定期召开高层联席会议，高层联席会议的职责是研究京津冀科技合作政策、规划，研究解决京津冀科技合作中需要协调的重大问题，审议、决定京津冀科技合作的重要文件，对本地区参与区域科技合作的政策、规划、工作方案以及重大合作项目做出决策；向联席会议提出推进京津冀科技合作政策的建议和需要提请联席会议解决的其他事宜。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年会在京津冀合作与发展论坛举办期间召开。在联席会议下可设立秘书处，执行联席会议的决定，负责协调秘书长协调制度、各成员方日常工作办公室、部门衔接的落实和制度运作，起草、报送、印发京津冀合作有关文件等。

第9篇：共享经济的政策范文

为规范和促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深化业务协同，避免重复建设，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市电子政务管理中心起草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办法（送审稿）》（以下简称《办法》）。下面对起草过程中涉及到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说明。

一、制定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的必要性

这个问题实际上由两个部分所组成，首先是推进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必要性，其次是制定统一的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办法的必要性。

（一）实施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必要性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仍处于初始阶段，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标准规划，导致了普遍的“信息孤岛”和“重复建设”现象。我市同样面临着信息资源不能共享，互联互通不畅，开发利用滞后等问题。从信息安全、技术、制度等方面入手，构建一个完善的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对于消除重复建设、推进政务协同，实现服务型的电子政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1）消除重复建设，节约财政资金投入。科学规划设计的信息资源共享交换设施，可实现政务数据在各职能部门之间合理分布及高效交换，避免数据及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可提供丰富应用系统公共组件，为电子政务系统的共用提供支持，最大程度避免应用系统的重复建设。

（2）促进业务协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依托完善的信息资源共享交换体系，能实现不同层级政府和政府不同部门之间信息普遍共享，政府自身应用的协同办公、决策支持、应急指挥等系统可实时交换数据，减少中间环节，大幅提高办公效率。

（3）提高运行质量，增强公共管理水平。信息资源共享可提高人口、法人、地理信息、社会信用等基础数据库的准确度和覆盖范围，实现部门间数据的对比、汇聚、共享，提升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城市管理等领域管理精细化水平。

（4）提升服务效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信息资源共享，建设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可显著提高对企业和公众的信息服务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信息资源共享公开，鼓励社会力量进行增值开发，不仅可以丰富政府信息资源，还可促进信息内容产业的发展。

（二）制定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的必要性

在信息资源共享实践中，建立规范的制度机制，能有效消除部门利益纠葛和部门制度不一造成的障碍，可统一应用系统的技术和标准，提高交换效率，降低建设维护成本。

1．增强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的推动力。

建设市级的制度规范，能够确立信息资源共享的重要地位，增强信息资源共享工作持续性。可避免部门自发信息资源共享目标的局限性（往往只注重内部效率提升），将注意力集中于全面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社会形成开放、良性互动。

2．消除影响信息资源共享的制度障碍。

由于缺乏市级的制度规范，一旦推动信息资源共享的举措与其他制度规范不一致，就很容易造成制度上的障碍，无法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工作的开展。

3．确立信息资源共享的技术标准规范。

缺乏规范性的制度规定，使信息资源共享在不同的区域与部门间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各部门独立建设数据库、应用系统、交换系统等采用的技术和标准各不相同，无法互联互通，为全市范围内的进一步的信息资源共享利用和业务协同造成障碍。

二、编制《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送审稿）》的基本考虑

制定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既要考虑国家和省有关政策法规，又要紧密结合我市电子政务和信息化发展现状。

（一）我市电子政务现实情况

我市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处于国内较先进行列，各领域应用不断向纵深发展，统一的电子政务云平台和电子政务网络为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坚实基础。

1．建成国家A级标准的非电信业务数据机房，搭建公共服务云平台和电子政务云平台，现已连接各区市和230多个市直部门，支撑公交、交通、旅游等政务应用系统40多个。电子政务外网连接八个区、市（开发区）和230多个市直部门、单位，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

2．政府网站连续十二年位列全国地级市前20名。设有三大功能版块，五个用户频道，英、日、韩三种外文版，日均访问量近10000人次。

3．电子审批系统涵盖52个具有行政许可审批职能的部门，其他独立审批系统全部与电子审批系统进行连接和数据交换，市级与区县实现事项协同审批。

4．是农村党员远程教育全国首批9个试点市之一，共建成农村远程教育站点2893个，建成“省级规范化站点”8处，创建了“威海农兴远教网站”，处于省内领先行列。

5．建成全市统一的社会保障系统，养老、医保、工伤、失业、生育五险实现同一数据中心管理，全市近90%的人员被纳入系统。劳动力管理实现了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的四级实时联网，发行、启用社保卡98万张，参保人员持卡率达到98%以上，系统应用水平位居全省前列。

领先的电子政务应用也对信息资源共享提出了迫切需求，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为信息资源共享提供了建设基础。

（二）影响信息资源共享的主要因素

缺乏明确的政策法规以及部门利益纠葛是影响信息资源共享的主要因素。政府自身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导致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很低。我市目前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状况分析，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对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认识不足

一方面认为政府信息共享就是政务信息的公开，只要把一些政策法规、政府新闻到政府网站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存在着“重硬件、轻服务、轻内容”的意识，专注于昂贵的设备、先进的架构以及充裕的带宽，忽视了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利益驱动为信息资源共享造成障碍

各部门难以舍弃独占信息资源而带来的权力和利益，要么不断强化自身在共享机制中的地位，要么有意识地抵制或排斥共享机制的运行。信息资源共享需要制定规章制度，也要加大对软件的投入，却难以产生明显的政绩，也使一些决策者对此不感兴趣。

（3）缺乏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机制。

信息系统由各行业各部门都根据自身特点开发建设，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和兼容性，难以有效地实现信息共享。基础数据库建设没有统一的规划，不同领域、部门之间的数据库连接不畅，导致了高投入、低效用。各部门独立开展的数据共享，存在技术标准不统一，交换效率低，建设维护成本高等问题。

（4）信息资源深层次开发利用不足。

政府缺乏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积极理念，没有将改善信息服务与提升国民经济运行效率结合在一起，大部分信息资源处于闲置状态。也没有找到利用信息资源进行增值服务的良好模式，没有按照市场需求开发信息产品，无法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增值服务的规模效益。

（三）起草《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送审稿）》的基本原则

制定我市的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既要严格依据国家和省政策意见，又要紧密结合我市实际，还要认真吸取最先进理念。

（1）基础设施建设市域一体化

我市已建成覆盖市直各部门和各区市的电子政务网络，及全市统一的电子政务云平台，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提供了良好基础。公安、人社、民政等各领域信息化程度高，数据基本集中于市级及以上部门。鉴于此，《办法》明确提出建设覆盖全市各部门和各区市的共享平台，并要求各区市统一利用市级平台，更有利于深度的全市范围的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2）适用范围扩展至公共服务企业

水、电、暖，公交、有线电视等公共服务企业掌握大量服务资源，将这些服务纳入政府网站等统一的政务服务平台已实行多年，但是存在服务内容不多，深度应用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制定《办法》时决定公共企业参照执行，以便建设更便捷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将适用范围扩展至公共服务企业，既肯定了义务主体范围的广泛性，又比现有的界定方式更为全面、科学，可以有效地规范所有的资源共享活动。

（3）注重发挥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

推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全市电子政务应用水平，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办法》充分考虑国家有关信息开放的政策，既关注政府效率提高，又关注公共服务能力，还注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办法》特别提出要通过共享平台推进政务信息开放，引入社会力量加强对政务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高政务信息资源使用效率，促进信息内容产业发展。

（4）突出兼容性、渐进性原则

全市各部门已经建设了大量信息化系统，部分系统连接国家、省以及各区、市，有些部门之间已建设了独立的数据交换系统，在信息资源共享交换设施建设中要兼容不同的系统、标准和协议，部门间交换可逐步迁移至市统一平台。基础数据库建设方面，面临部门法规政策和利益障碍，且基础数据库建设涉及部门较多，也应逐步推进，不可一蹴而就，随意采用一刀切式的硬性做法或规定。

（5）明确较完善的监督检查机制

为保证《办法》的贯彻落实，首先确定是政府办公室为信息资源共享的主管部门，负责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征求意见稿尽量设计激励约束机制，包括年度报告制度与绩效评估制度等。明确在全市财政投资信息化项目建设中，要通过信息资源共享审核。

三、起草经过

（一）起草：市电子政务管理中心依据《山东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起草了《办法》。起草过程中参阅了《南京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试行）》（宁政发〔2011〕91号）、《宁波市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政府令171号）、《广东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试行办法》（粤府办[2008]64号）、《深圳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深府〔2006〕143号）、《北京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管理办法（试行）》、《东莞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使用管理规定》等，并吸取了《跨部门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的推进体制_机制和方法》、《电子政务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大数据时代政府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策略研究》、《山东省电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问题研究》等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研究成果。

（二）论证：经过中心内部的多次讨论修改后，2015年5月份，邀请我市信息化领域专家和重要部门电子政务主管人员进行论证。专家提出了加强新建电子政务项目和信息资源共享项目的审核，以便充分利用好电子政务资源共享平台杜绝重复建设；加强监督管理，加大对违反信息资源共享管理办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等意见。

（三）征求意见：2015年6月23日至2016年7月15日，征求40多个部门意见，获得并采纳的有效意见4条。

四、主要内容说明

《办法》共设7章，包含基础设施建设，信息采集、共享，信息安全等内容：

第一章总则，界定了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主管部门等。

第二章基础设施建设，规定了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基础数据库、信息资源目录的建设原则，界定了政务信息共享管理部门及其他部门的责任义务，明确了共享基础设施建设市域一体化原则。

第三章信息采集，明确了依法采集、一数一源的基本原则，规定信息采集必须确保真实、可靠、完整。

第四章信息共享，明确了拥有信息资源部门的共享义务，不同种类信息资源共享的程序等。

第五章信息安全，规定了信息共享基础平台应采取的安全措施及达到的标准，部门参与信息共享应负的安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