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合成心得体会精选(九篇)

第1篇：有机合成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心理环境；激发动机；精心设计

体育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可以让学生保持身心愉悦，一直以来体育课程都是中学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中，甚至是大学，体育教学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教师必须深刻认识到体育教学的重要性。那么，如何构建高效体育课堂，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呢？下面浅谈几点策略。

一、创设适宜的课堂心理环境

课堂是师生结合在一起的共同活动。课堂心理活动是指教师和学生共同创造的心情、情感和氛围等，它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因此，教师应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课堂心理环境，为有效教学服务。

1.创设愉悦的课堂环境。课堂中教师要帮助和引导学生展示出自己的能力，让学生获得成功的喜悦，从而让学生的积极性得到强化，进而更加乐于学习体育。

2.创设合作的课堂教学环境。提高学生对合作重要性的认识，给学生创造合作的机会，教会学生合作的技能，认可学生通过合作而取得的成就。

3.创造融洽的师生关系。理解、尊重，信任，关爱学生，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加强与学生的交流。

二、激发动机策略

体育教师应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调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在内、外部动机下促使学生更好地学习体育。

1.提出挑战性要求。教师应集中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向学生提出具有一定难度的问题，通过指导和反馈，让学生通过努力达到挑战性的要求，让学生获得成功，从而强化他们的学习动机。

2.让学生体验成就感。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创造获得成功的机会，教会学生获得成功的方法，重视和培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培养学生的成就动机。

3.学生获得成功时，教师应及时作出反馈。奖励范围要面向全体学生，要公平，方式要多样化，内外部奖励结合起来，尤为重视内部奖励。

三、精心设计教学方法

高效课堂应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教学中单一的教学方法，最初学习时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但是久而久之就会让学生索然无味。因此，课堂教学方法应根据教学需要灵活选择，精心设计教学，让学生的学习动机能够维持更久。

总之，体育对青少年的成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构建高效的体育课堂并非一日之功，这需要教师不断探索，在经验的积累与总结中，不断创新教学方法，进而实现高效课堂，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第2篇：有机合成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订单农业；渠道关系治理机制；心理契约违背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4）01―0215―07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使农业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大部分农产品开始告别普遍短缺的时代，逐步转变为当前阶段性、季节性、结构性、区域性的局部相对过剩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特别是一家一户分散的“小生产”和变化万千的“大市场”如何连接等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市场上农产品买难卖难、多了砍少了赶的局面交替出现，农民总是难以摆脱“年丰农贫”的困境。正如牛若峰所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农业经营体制改革，而构建明晰的产权制度和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接轨问题还远未解决。

在此背景下，订单农业在我国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很多企业与农户开始通过签订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关系。国务院课题组将企业与农户的这种合作模式定义为：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农户依据与农产品购买者签订的合同来组织安排生产的一种农业产销形式，按照合同规定来完成农产品生产经营的产销活动全过程。然而，众所周知，在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渠道投机行为，即渠道关系成员一方实际行为与合约所要求的行为不一致，渠道成员一方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学者们提出要合理运用渠道的控制机制来对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进行治理，以防止渠道投机行为，主要有三种基本治理机制：权威（authority）、合约（contract）和规范（norms）治理机制。

然而，随着订单农业的不断发展，现实中渠道投机行为依然普遍存在且颇为严重。刘凤芹提出，“龙头企业+农户”这种合作模式并不紧密，甚至是不稳定的，农产品销售合同违约率高达80%，郭锦镛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只有不到四成的农户完全履行了合同，究其原因，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如合同不规范、履约机制不健全等；一些地方政府不按规律办事，不尊重农户意愿与选择，强行“拉郎配”，结果事与愿违；农产品营销渠道关系稳定性缺失与效率不高的原因，在于渠道关系成员间权力不对称、权力结构过度失衡等等。

本文认为，由于以“正式契约”和“关系契约”为基础的渠道关系权威、合约和规范治理等传统渠道关系治理机制，普遍忽视隐藏在龙头企业代表人与农户内心中认为是“不言而喻”或“心照不宣”的心理契约内容，从而引起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心理契约破坏或违背，进而导致传统渠道关系治理机制的困境与“治理失灵”问题。因此，以“心理契约”为基础创新渠道关系治理机制，深入剖析与探索心理契约治理机制，是解决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不稳定以及渠道绩效不高的一个有效途径。

二、订单农业中传统渠道关系治理机制的发展与困境

在订单农业中，由于龙头企业与农户所追求的目标与利益不同，因此，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就有可能发生渠道冲突和机会主义行为。如果不对渠道关系中的这种冲突与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有效治理，则有可能会导致交易费用太高而使双方关系终止，因此，运用渠道关系治理机制极为必要。渠道关系治理机制也叫控制机制，是指渠道关系中一个渠道成员控制另一个渠道成员的具体方式与措施。其之所以能调和渠道成员间的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而采取联合行动，一是得益于渠道成员自觉地遵循正式制度、惯例的过程，即基于“正式契约”的治理效果；二是得益于符合渠道整体利益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例如信任、承诺、习俗、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等，即基于“关系契约”的治理效果。

（一）基于“正式契约’’的合约与权威治理机制及其困境

在订单农业中，基于“正式契约”的渠道关系治理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龙头企业与农户间通过签订正式合同来规范与约束双方行为，即利用合约治理机制进行渠道关系的治理。在这里，双方签订的契约是渠道成员共同达成的一种约定，也可以由一方拟定或通过谈判由双方共同协商拟定，它可以是预先就有的或依情况变化适当修改的。契约定义和规定了渠道成员共同执行渠道任务的要求和获得利益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详细地、有约束性地识别各方的地位和义务。另一方面，为保障正式契约得以履行，龙头企业与农户需要通过权威治理机制来影响相互的行为，即一方为实现渠道关系治理目的，利用其在渠道关系中的产权、资源、位置优势等而获得的权力来对其他成员的行为施加影响。如通过使用权力基础或者权力策略等方法，使一个渠道成员去做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或当交易出现纠纷时，交给法院仲裁等。

显然，基于“正式契约”的渠道关系治理机制有效运行的前提假设，是国家的法律制度及其执法机构能够清晰地界定产权，保障契约自由履行。然而，现实运行中还存在一些困境。

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治理失灵”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者不完全信息，以及人的有限理性，契约总是不完备的，即任何契约都难以预计与囊括龙头企业与农户交易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利与义务的变更。由此，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经常会破坏契约的履行，从而导致合约治理的失灵，正如耶鲁大学格兰特・吉尔莫在其名著《契约的死亡》中写道：“有人对我们说，契约和上帝一样已经死亡，的确如此，这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

二是司法仲裁的非效率性导致的“治理失灵”问题。由于司法仲裁与诉讼成本往往很高、法官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性、违约责任常常难以验证、即使获得胜诉裁决后的结果能否得到顺畅执行也是一个问题等诸多原因，即使是在法律系统完善的国家，司法仲裁也并非是有效率的。几乎所有国家的经验都表明，正式法律制度运行成本高昂、可信度低下，容易产生偏见和腐败。而这种情况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正如Murrell指出，许多转型国家的法律如同空中楼阁。虽然处理经济纠纷的法院裁决系统在一些国家运转起来了，但法律判决的执行，依然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三是龙头企业与农户间权力结构不对称导致的“治理失灵”问题。由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龙头企业实际上根本无法找到具有一定规模并与其对等的农产品生产者来开展合作，它面对的是一个近似原子化的农产品生产者群体，即单个的农户。这种合作关系实际上是先天不足的，从一开始契约的签订就难以在双方共同协商与沟通的基础上来进行，导致契约不完备，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显然又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而最终农户如果违约龙头企业考虑行使合法权时又面临着成本与收益的约束等，从而导致权威治理机制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正如张闯提出的，在龙头企业与农户营销合作中，由于权力结构过度倾斜，当渠道中权力弱势地位的农户采取一致性的“反抗”行为时，无论这种一致是自发形成的还是计划形成的，权力优势方龙头企业的权力就会失效。

（二）基于“关系契约”的规范治理机制及其困境

Granovetter指出，经济活动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理解具体的经济活动。麦克尼尔也指出交易是一种社会换，进入交换的不仅仅是合意，而且还包括身份、社会功能、血缘关系、权威体系、习惯与宗教义务等社会性因素。交易也不是一次性的，是面向未来的长期交易。这就意味着一切契约都必须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有实质性的意义，每一个契约也就必然是一种“关系契约”，对于契约的思考都应考虑关系嵌入性，契约履行和纠纷处理都应以维护长期关系为原则，使契约保持相互性、团结性和合作性。

由于交易的不确定性以及契约的不完备性，交易主体对其是否要履行契约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关系契约”强调了各交易主体应共同遵循的规范、惯例和制度等，各交易主体要想保持长期互惠的合作关系，就必须在交易过程中尽量遵循大家都认可的规范、惯例、习惯、习俗与制度等。现实中，私下解决也比司法仲裁更常见，也更有效率，几乎所有的社会，即便是在一些制度功能完善、法律机制很健全的国家中，人们也经常不直接依赖于正式法律机制来处理交易纠纷。只有在私下解决问题的种种途径都失败之后，最后才求助于法律手段，但凡走上法庭，也就意味着双方关系的彻底破裂。在很多场合，纠纷各方也可以想出一些更满意的其他解决办法，而法律专家只会凭着对这些纠纷的一知半解，生搬硬套一般的法律规定。

因此，以“关系契约”为基础的规范治理机制并不以正式法律机制为中心，而是各交易主体间基于未来交易价值形成的非正式协议，通过交易主体间达成一系列的隐性规则或规范来协调双方的活动与关系。这种非正式的隐性规则或规范虽然不具有正式机制那样的强制性要求，但对当事人具有强烈的内在约束作用。

基于“关系契约”的治理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即关系群体的稳定性以及迅速准确的信息流动与自我执行。在订单农业中，一方面，合作双方受龙头企业与农户关系群体稳定性的影响。如当龙头企业选择合作农户的家庭、宗族与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稳定性较好时，群体形成的共同关系规范则对当事人具有强烈的内在约束作用，任何有悖于公认规范的行为都将会受到群体成员的一致谴责，进而导致当事人未来发展的困难，因此，规范型治理在这类群体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受龙头企业与农户关系群体中信息是否能有效传递的影响。如在一个群体中，只有违约行为能被迅速准确地发现并被传递给群体中的所有其他成员，而且整个群体都依照共同的规范来惩罚不诚信者，那些成功利用社交活动和教育手段向成员灌输这种共同规范的群体，就会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因此，当一个群体中信息的交流越是频繁与流畅，基于“关系契约”的规范治理机制就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在现实中，农户生老病死都可能改变现存的合作关系，尤其是随着龙头企业与农户交易规模与范围的扩大，商业变化或扩张需要形成新的合作关系，关系群体的稳定性显然受到挑战。同时，当群体扩大之后，龙头企业企新加入成员问的联系也不再那么顺畅，使得信息交流和惩罚机制也变得更为困难。这些都限制了上述关系契约治理得以成功的两个基本条件，从而影响了规范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显然，关系契约是交易治理中广泛使用的方式，特别是在关系群体规模较小时，关系群体具有稳定性以及信息传递迅速而流畅等优势，对违约行为的集体惩罚就易于执行，关系群体内就能实现有效的自我治理。因此，基于“关系契约”的规范治理机制由于关系群体规模的扩大，有可能导致“治理失灵”问题。

三、订单农业中渠道关系治理机制创新的理论分析――心理契约视角

基于上述分析，以“正式契约”和“关系契约”为基础的渠道关系权威、合约和规范治理等传统渠道关系治理机制在进行关系治理时，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治理失灵”问题。究其原因，除了上述各种原因，本文认为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或不合作行为背后的心理活动才更值得探究，而传统的治理机制恰恰普遍忽视了隐藏在龙头企业代表人与农户内心中那些被认为是“不言而喻”或“心照不宣”的心理感知，即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心理契约。因此，以“心理契约”为基础创新渠道关系治理机制，探究心理契约治理机制及其运用是解决当前治理困境与“治理失灵”问题的一个新途径。

（一）订单农业中龙头企业与农户心理契约的嵌入

心理契约概念是以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平理论为基础提出的，其前提假设是：组织与员工之间是一种互惠互利的相互关系，这一关系除了反映在明确而具体的正式契约内容中外，在双方的内心中还会以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为依据，对交换过程中各自的收益与付出进行相应的衡量和比较，如果一方觉得其付出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就必然会对关系的维系造成消极的影响。实质上，在不同的个体、群体与组织之间普遍存在着心理契约，它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因为伴随着人们社会交换的过程，人们总会以其所认同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为基础对各自的收益与付出进行相应的衡量和比较，由此，心理契约实质上已经内嵌于各种社会交换关系之中了。

然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将心理契约概念局限在组织内部雇主（组织）与雇员间关系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只有少数学者对心理契约理论研究与应用领域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探索，将其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Roe-hing认为可以将心理契约概念应用到各种不同社会关系研究之中，如顾问与客户、佃户和地主、病人和医生等；Blancero和Ellram将心理契约应用到市场营销研究领域，并将此概念嵌入到市场关系之中，从组织间层面探讨了供应商与购买商之间的合作关系；Kingshott则应用心理契约概念对供应商与分销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心理契约与信任、承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提出该变量有助于更深入地剖析营销渠道关系。可见，在龙头企业与农户营销渠道关系研究中，引入心理契约概念是完全可行而且必要的。

众所周知，渠道关系质量不仅有赖于显性契约，而且还会受到各种非显性规范的影响，由此，关系契约被引入到营销渠道关系研究之中。而根据社会心理学理论，行为是心理感知的一种外在表现，关系契约只是构建了渠道关系成员间交易的氛围，而成员具体的行为如合作、冲突甚至结束关系等则取决于其对另一方的心理感知。心理契约恰恰反映了渠道成员一方对于另一方应承担义务的一种期望或信念，因此，引入心理契约概念就可以较好地反映渠道成员的某种心理感知，从而有利于打开“渠道成员行为发生”的黑箱。正如Narayands和Rangan在跟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交易双方确实会产生某种心理上的协议，而且该协议会随着交易过程而不断演进。由于龙头企业与农户在形成经济交换关系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相互的社会交换关系，由此，交易双方在内心中总会以其认同的社会规范与价值观为标准进行着各种相应的衡量和比较，并通过各种心理暗示，而非显性的、非直接的意思表达，使交易双方相互感知并认可各自的期望或信念，进而形成一套相互的隐性权利与义务关系协议，即龙头企业与农户心理契约。

因此，本文认为，在对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关系的治理过程中，如果无视或者忽视了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存在的心理契约而导致心理契约破坏或心理契约违背的话，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合作关系必将受到负面影响甚至破裂，进而降低渠道绩效。由此，我们必须从心理契约视角探究龙头企业与农户心理契约违背的动态机制模型，为创新渠道关系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二）龙头企业与农户心理契约违背动态机制模型

本文根据Morrison和Robinson过去研究的心理契约违背理论模型，认为在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当心理契约中的承诺没有履行时，从交易主体感知到承诺未履行，到感知到心理契约破裂，再到在龙头企业代表人或农户内心中产生愤怒等强烈情绪和情感反应，期间存在着一个复杂的解释过程。具体包括三个阶段：感知到承诺未履行、感知到心理契约破裂、感知到心理契约违背，每一个阶段均会受到交易主体不同的认知加工过程的影响，具体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交易主体一方感知到心理契约违背从而产生愤怒等强烈情绪和情感反应是经历了一个复杂认知过程的。对此，我们必须深入剖析其认知背后的根本原因，提前采取对应措施以干预心理契约违背的形成过程，影响与引导心理契约违背形成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做到心理契约不违背甚至是没有破裂的现象，从而为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提供良好的氛围与环境。

1.龙头企业与农户心理契约中的承诺未履行

究其原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拒绝履约，即确实存在心理契约中的承诺没有得到履行，有基于成本收益的权衡而有意违之，也有心有余而力不足造成的承诺难以兑现；另一种情况是理解歧义，即一方认为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但由于心理契约是龙头企业与农户在经济交换的过程中对于各自权利与义务的主观认知和信念，而人脑认知加工过程并非是纯理性的，且认知加工水平也有局限性，因此，各交易主体并不能准确地把客观世界的真实信息全部记录下来。由于龙头企业代表人及其农户每一个体的过去经历不同，其头脑中所形成的固有认知图式也就不同，进而导致他们对相互间的责任、承诺等相关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和解释时也就具有较大的差异，表现为由于相互理解上的不对称带来的承诺未履行现象，这也应是进行心理契约治理的重点所在。

2.识别过程：是否能感知到心理契约中的承诺未履行

无论是拒绝履约还是理解歧义所带来的承诺未履行，都会造成契约内容与实际结果不一致，但这一差异是否能被龙头企业代表人与农户感知到还需要一个识别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主要受到承诺的重要性、差异的显著性与感知主体的警觉性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承诺的重要性是指心理契约中未被兑现承诺的重要程度。显然，在交易主体内心中越是认为重要的承诺没有兑现，越是容易被其识别到，因此，龙头企业与农户交易双方需要加强沟通、增进了解，要明了哪些责任与承诺是对方极为看重的。由此，在承诺作出前就应引起重视，避免合作前的过度宣传等促成不切实际的、难以兑现的承诺。

差异的显著性是指心理契约中未履行承诺内容与实际结果之间差异的大小。显然，心理契约内容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异越大，越容易被识别到。此外，承诺做出的方式以及时间等也会影响到差异的显著性，如龙头企业与农户在交易过程中通过明确的、直接的方式所做出的承诺，一旦被打破就比隐含的、间接的承诺更容易引起对方的注意。同时，越是近期所做出的承诺被打破，就越是容易被对方感知到。

感知主体的警觉性是指交易主体对对方是否履行契约的监控程度。显然，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关系质量等均会影响到感知主体的警觉性如当农户与龙头企业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性环境时，就容易引发交易主体的内心焦虑，进而使其对与其相关的任何交易信息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而当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形成了关系型心理契约时，交易双方就不会过多地计较即时的回报，而是更加注重长久关系的维持以及社会情感方面的交换；相反，交易型心理契约则使交易双方将其注意力聚集于当前是否能得到直接的和即时的回报。显然，形成了交易型心理契约的龙头企业与农户对契约是否履行具有更高的警觉性。

3.比较过程：是否感知到心理契约破裂

从感知到承诺未履行到感知到心理契约破裂还有一个复杂的认知比较过程，即当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一方感觉到契约内容与结果不一致时，其未必会将这种不一致视为契约的破裂。此时，他还会对自己一方的履约情况作一评估，通过将双方兑现承诺的程度进行比较（如图2），根据比较结果，当等式出现不平衡时，则会感知到契约被打破；而当一方感知到对方未履行承诺，同时也发现自己还有相应程度的承诺未兑现时，即等式大致相等时，则不会将其视为契约被打破。

4.解释过程：是否感知到心理契约违背

通过上一比较过程，当农户和龙头企业感知到相互的承诺兑现程度不相称，即感知到心理契约破裂到是否感知到心理契约违背，还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解释过程，这取决于感知主体对心理契约破裂的解释。显然，这一过程受众多因素影响，如对承诺未履行原因的归因，当一方把承诺未履行原因归因于由于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如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他就会理解契约被打破这一现实，也就不会产生以愤怒情绪体验为核心的心理契约违背。此外，感知主体对契约未履行结果的评价、对公平感的判断等都会影响到其对契约破裂的解释，并最终影响到感知主体的情绪体验以及对于另一方的态度，即是否感知到心理契约违背。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订单农业对龙头企业与农户渠道关系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应高度关注隐藏在龙头企业代表人与农户内心中“不言而喻”或“心照不宣”的心理契约内容，以心理契约违背的动态机制模型为基础创新渠道关系治理机制，尤其是龙头企业作为科层组织在渠道关系治理及创新过程中更应承担起主导作用。一方面，龙头企业应综合运用传统的权威治理与规范治理方式来更为有效地管理渠道关系，以弥补单独运用某一种治理方式存在的困境与不足；另一方面，有鉴于心理契约违背引起农户的负面行为，进而导致传统渠道关系治理机制的困境及其“治理失灵”问题，龙头企业必须从心理契约理论的视角，探究对心理契约违背进行干预与治理的有效途径，以增加农户与龙头企业间互相的信任与承诺，为恰当运用传统的权威治理与规范治理机制提供好的环境与条件，抑制农户负面行为或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心理契约是主观性的，从上述龙头企业与农户心理契约违背动态机制模型，我们可以得知农户心理契约违背的形成与发展取决于其心理认知的全过程，即识别过程、比较过程和解释过程。对于农户个体而言，由于心理认知的特质性，其在识别、比较与解释的过程中对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与解释等并不全面，也不客观，因此，对于龙头企业而言，可以从这一认知过程中发现一些对策，以干预与引导农户对于承诺未兑现、契约破裂与违背的心理感知，从而阻止农户消极情绪或负面行为的产生。

一是要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式的紧密关系，建立起有利于促进双方长期合作的利益分配机制，逐步培养农户着重于长远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我国农户受小农思想束缚，缺乏团队合作精神，农户个人理性超越集体理性，每个农户都有不合作的倾向或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以获取各自的短期利益，由此，农户会将其与龙头企业的关系看作纯粹经济上的短期交易关系。因此，龙头企业首先就应通过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式的紧密关系，建立起一种让农户感知到其面对的是合作将优于不合作、长期合作将优于短期合作的利益分配机制，并在双方一次次不断的重复博弈过程中，让农户切身去体验与验证这种利益分配机制的效果，进而逐步培养农户着重于长远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

二是要建立贯穿于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全过程的有效沟通机制。从心理契约违背的识别、比较与解释过程可以看出，农户感知到龙头企业的承诺未兑现、破裂或违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双方合作过程中的沟通不畅或对相关信息的误读等。如很多企业为了吸引农户的加盟，往往通过夸大合作带来的利益造成了一种过度的宣传，或者给予农户一些不切实际的暗示，从而导致农户合作之初形成的心理契约内容与合作后的现实不一致。因此，应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使农户从一开始就能了解未来的现实情况，使其心理预期与合作后的现实情况趋于一致，以减少相互间的理解歧义。而在合作过程中，有效的沟通机制则有利于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农户更容易感知到承诺未兑现或感知到契约的破裂等现象。如果缺乏沟通与相互了解，还会导致农户在对契约破裂进行解释时，更易于将其归结于是龙头企业的故意行为，进而更容易使农户感到龙头企业背信弃义并产生愤怒的情绪。

第3篇：有机合成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广东省;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思想政府教育工作;全体学生;管理;发展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0)01-0007-04

一、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直接缘起于应急管理

1.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业性水平提高产生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专业性分化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源于西方,最初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主要是心理咨询,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伴随着20世纪初职业指导、测量技术和心理治疗的兴起而出现的。在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随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专业性水平提高而产生的分化。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生活,学生的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为社会所关注,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现代生活的发展,使很多青少年的成长障碍、行为偏差、认识畸形越来越不能用传统的思政工作来解说和解决,于是,传统思政工作就分化出从心理层面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新领域。心理咨询需要运用心理学和教育学为主的多学科的教育理论和技术,具有崭新的学科基础和特殊的方法技术要求,超出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知识和能力范围,从而真正确立了新的专业分化。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学校心理咨询长期处于空白状态。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心理测量与咨询服务中心,这是我国最早在高等学校成立的学校心理咨询专业机构。目前,培养健康的心理素质已被确定为德育的目标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在国家认识和行为的层面上,正式从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与思政德育工作互为呼应,共同关注着学生成人、成才的专业领域,并在各级学校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2.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学生心理事件多发的应急管理的必然的专业性选择

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先在高校兴起,随后,随着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心理问题发生率增高,使服务对象逐步扩大。事实上,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和教育根源,可以说是不可避免、难以消除,这就使得应急性心理咨询应运而生,成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从社会环境来看,我们的社会正处在转型期,变迁迅速、观念多元、竞争激烈,无形中对学生施加了过重心理压力。从教育环境来看,长期以来,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对学生的评价以学业成绩为惟一标准,使得大批有各种潜能的学生成为应试竞争中的失败者,这种失败者的心态会带给学生缺乏自信、行为退缩等心理问题;另一方面,学校仍有不少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意识,出现一些不恰当的教育行为,这些教育行为对学生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和严重后果。应对这一情况,大部分学校都迅速建立了相关的机构,对学生的心理危机进行干预。其主要教育方式是建立学校心理咨询室,对少数或个别学生的心理不适应和障碍问题进行咨询辅导。可见,目前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学生心理事件多发的应急管理的必然的专业性选择。

3.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进展是应急管理的技术性成果

随着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逐步得到改善,应急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是创建了心理危机预防、预警、干预的“三预”机制。建立系统的网络组织,加强对学生心理危机的干预,促使心理健康教育更好地为学校中心工作服务、为学生健康成长服务,支撑和提升学校管理水平。二是创立了专门的机构和队伍。大多数地区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依托高校或研究机构设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实现行政力和学术力的有效统合,充分发挥行政主导和学术支撑的合力作用。多数学校都设置了心理咨询室、心理咨询电话和心理咨询网站等,聘请了专职工作人员,配备了心理学教师,学校医疗保健部门的医务工作者也参与到心理咨询的工作中来,积极为有咨询需要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咨询服务和倾诉途径。三是能够经常性地开展工作。通过积极应对和干预学生的心理危机,必要时实施医疗转介,个别心理有障碍的学生能够得到有效的咨询和救治,大部分公众心理危机能够及时加以化解,取得了良好的应急业绩。

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

1.应急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局限性

应急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一是服务面窄。心理咨询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有心理障碍的个别学生,大多数学生并没有从中受益。二是资源浪费。由于服务对象过窄,心理咨询室的资源时常处于闲置状态,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同时,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多为建立一个心理咨询室,设一个或几个心理咨询老师,大多数老师并不参与这一工作,这一庞大的教育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并且,由于这些老师没有或者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意识和责任,还可能会成为心理问题的制造源。三是精神病学倾向严重。目前,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主要针对个别有心理障碍或心理不适应的学生进行心理咨询和辅导,是一种以心理咨询与治疗为主的医学模式,“存在心理健康教育医疗化的倾向”。四是育人功能缺失。缺乏对学生意义和价值的深入挖掘和对学生情感和心灵的关注;注重疾病事实的解决,而缺乏对学生的价值导向的功能性干预。五是脱离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心理咨询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脱胎于西方社会,深受西方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影响,与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生活习俗以及当代学生独特的人格特征有较大差距。任何心理问题的心理根源与解决方案都必须考虑到文化的视角与向度,从西方文化中根植与滋生的问题体系与解释体系以及育人方向和目标都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学生的问题解决。

2.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内在需求

首先,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学生潜能的开发是当前国际社会所追求的先进教育观念。其次,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还是社会和家庭的要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的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心理问题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越来越多,解决心理问题、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在谋求和谐的社会及家庭的过程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再次,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也是学校育人的内在要求。以人为本,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将成为现代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工作的有效开展,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心理素质,发掘每一个人的潜能。最后,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也是学生自身成长的内在需求。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学生的成才道路的选择将会多样化。适应这种改革的需要,学生必将更加注重自身全面素质的提高,这既包括智力潜能的发展,更包括非智力因素,如人格、情感方面的发展。学生们能在正确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得到整个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发展,从而主动自觉地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中来。

3.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切合学校的根本价值取向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应成为当前我国学校的根本任务和价值取向。“教育是满足人类自身不断发展需要的工具。教育过程是一个逐步提高人的价值的过程。教育价值关系是一种以尊重人的自身价值为本体价值的价值关系。”现代教育这种人本化的价值取向要求教育要发展人,特别是发展人的潜能和人格,提高人的价值。与这一价值取向相切合,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应该发展人性、提升人格,改善生活、创造文化,赋予个体以生命意义、价值与尊严。可见,心理健康教育体现了现代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它应当以促进学生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以发展学生为目标,以发展每一个学生为目标,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学生的一生发展为目标。这恰好正是学校育人根本任务的价值取向。

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实现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转型

1.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必须实现指导思想的三个转换

随着对心理健康教育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对每一个学生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全体学生为服务对象,以发展为主、治疗为辅已成为共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自身的发展要求,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三个转换:把主要面向少数学生的心理咨询转换为主要面向全体学生的普及性教育模式;把以补救和矫治型为主的咨询和危机干预模式转换为以支持性、预防性为主的发展性教育模式;把心理健康教育咨询的专业人员的单兵作战转换成心理专业人员和工作网络与学生思想教育工作队伍全面整合的全员性教育模式。

从学生的整体来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要实现“三个转换”,必须把握好几种关系。第一,处理好少数与全部,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现代心理辅导的观念认为,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潜质,都可以改变及成长,因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价值,有权利被接纳、被教导、被爱护,每个教育工作者都有责任协助他们成长,关注他们的快乐和福利。为此,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对象不仅要面向少数有心理障碍的学生,更要面向全体学生,以提高每个学生的心理素质为重点,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为旨归。从事心康教育的工作者不仅包括心理教师和心理治疗医生,而且包括全体教师,在校外还应包括家长。第二,要处理好应急与预防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少数有心理障碍的学生和偶然突发的公共心理危机,因而需要建立系统的应急管理体系,但是大多数学生都处于正常性的心理状态,更多的是需要加强教育引导,开发潜能,因而要以预防性和发展性为主、治疗为辅开展工作。第三,要处理好环境与教育的关系。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人的心理发展是个体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每个人的品质都是在他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历程中逐步形成的。因而,除了加强对学生的心理教育,还需要优化教育环境,改造、重建学校生活。只有整体的教育环境得到优化,学生生活在一个充满民主、平等、自由和爱心的学校之中,学生的健康成长才成为可能。可见,从学生整体来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转换”,关键是落实工作的全员性、全面性和全程性。

2.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要完善技术层面设计

落实上述三个转换,需要完善心理健康教育的技术层面设计。

首先,着眼于工作理念更新,突出教育主体要求。一方面,要以“全体学生”为教育对象,全程关注、整体调整,以学生的长期发展为目标,整体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从动态发展变化的角度看待学生的心理发展,注重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长期性。另一更重要方面,要以“全体教师”为主体要求。人的心理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校园环境特别是教育、教学活动,是学生心理品质形成和发展的最为关键的环境和条件。因此,真正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全体教职员工积极关注并参与。

其次,着眼于和谐心理的取向,建立心理健康教育的三级目标。学生的心理问题具有较强的个别性、类群性,在实际工作中用统一的标准衡量并不科学。要根据不同学生和不同教育时期,建立初级、中级和终极三级目标。初级目标是预防心理问题,解决心理困惑;中级目标是增强学生的应对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终极目标是提升学生心理素质,使学生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

第三,着眼于和谐班级、和谐宿舍、和谐校园的取向,完善心理健康教育的五级工作体系。五级工作体系应包括: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疏导辅导、心理咨询服务、危机干预预警以及心理危机干预。一是通过环境创设、课程设计、教育活动等措施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环境创设是指对学生所处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进行主动积极的干预,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内部环境。课程设计是指从维护学生心理健康的角度有针对性地通过相关必修课、选修课,普及心理学基础知识,培训心理调适技能,开发学生心理潜能。二是以个别咨询为主,以团体辅导为辅助,以体验式心理拓展训练为补充搞好心理咨询服务。个别咨询是当前心理咨询服务的主要形式。以往个别咨询多集中在解决学生的障碍性问题,而“以学生发展为主”的心理咨询还要为学生提供成长训练、成果咨询等不同水平、层次的咨询服务。此外,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团体辅导和体验式拓展训练,将知识的教育变为智慧的教育,提倡共同参与,强调自我领悟和内化所习得的心理学知识。三是通过动态监控等方式做好危机干预预警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动态监控是指从事心理健康教育专职和兼职工作人员以及一线有关学生工作人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培训和心理咨询技术的辅导,建立动态监控工作队伍,健全学生心理动态监控机制,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对一些学生的心理问题能够及早发现、及时预防、有效干预或适时转介。

3.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要实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整合

立足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必须走出应急性咨询的桎梏,融入学校整体育人工作体系,加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结合。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具有可行性。首先是根本目标一致。两者教育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目标都是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其次是彼此渗透、互为补充。思想问题不一定是心理问题,但任何思想问题都可以在心理层面找到它的部分成因,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是心理健康教育的保证,思想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健康心理状态的保持和形成;心理健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健康的心理往往能够起到巩固促进良好思想品德素质的效果。再次是在教育途径上相类似。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都要通过课程教学、学科渗透、班主任(辅导员)工作、团队活动、课外实践活动、校园环境优化、家庭、社会、网络等进行实施。

实现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整合和相互支撑,一是要整合教育观念。教育工作者要突破传统的德育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提高学生心理素质中的作用,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心理健康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使二者相互协调、互相促进。二是要整合教育内容。新形势下学生的思想问题和心理问题往往相互交织,要有效解决这些新问题,就必须贴近学生、贴近实际,借鉴和吸收相关的心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知识,将这两者的内容有机结合、联系渗透。三是整合教育方法。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各有特点,双方应相互借鉴、优势互补、形成合力。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可有选择地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如通过集体教育、榜样教育、实践活动等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可适当引入心理学知识和方法,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加准确地把握学生的心理动态,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和学生心理特点。四是整合教育队伍。目前,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支工作队伍在人员构成上存在相当比例的重合与交叉。高校要进一步整合两支工作队伍,推动他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使他们既懂得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又掌握一定心理健康教育技巧。目前部分高校正在探索的“心灵守望”“朋辈互助”“师生互助”等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是实践证明的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契合的有效载体。

4.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要创新工作机制

第一,创新资源整合机制,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心理健康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全员参与,全面开展,全过程进行。整体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应包括以下内容:心理咨询室、心理辅导课、在学科及活动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家校沟通。这就涉及到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等多方主体,涉及到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心理咨询、家庭社会教育等多种渠道,因而学校内部资源需要整合咨询员、辅导员、教师等多方力量,同时需要借助社会医疗机构和家庭教育,才能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组合。

第二,创新专业服务机制,提高服务水平。学校要按照心理咨询行业的国际执业规范,选择最专业的从业人员,提高专业人员的专业伦理和提高个体咨询服务的有效性,并以专业的评价标准去评估以推动工作。建立畅通的转介机制,保障学校的心理工作,保证学生的心理安全。同时,要防止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当代学生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刻思想根基,要扎根历史文化沃土,积极从传统文化汲取精华和养分;要根据国情、民情和学情,有针对性地借鉴和学习国外先进心理咨询技术,加以本土化改造,着力提高其科学性和实效性。

第三,创新教育环境的改造机制,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学生的心理发展和健康成长,最关键的是创造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这需要广大教师的通力配合,创造一个健康的教育环境。学校教育的途径、方法很多,包括各科教学和各种教育活动,以及整个学校的校园文化环境,都可以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当前首要的是营造良好的校园精神文化,建立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使得每个教师都有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和责任,并掌握心理健康教育基本常识,在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真正且符合规律地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

5.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要落实工作举措

从以上分析可见,实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需要一整套工作举措来推进落实。从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重点是落实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领导机构,全面发挥领导管理职能。转型后的心理健康教育需要教师全员参与,社会力量的参与,促进家校沟通,因此需要建立专门的机构,全面发挥学校领导管理职能,包括组织协调、管理激励和示范引导。学校领导要亲自挂帅,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机构,指导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规划和学期计划,以学校全员心理健康育人的工作网络构建为目标,做好具体部署和各部门、各实施渠道的协调配合;还要运用管理措施推动工作的进展和激励教师的积极性。

第二,加强对教师全员培训,提高科研水平。有必要对教师开展全员培训,学习新的教育理念和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改进教育教学的行为范式。同时,在专业队伍中,强调提高科研的意识和能力,实现以科研引领心理健康教育的健康发展,使得心理健康教育成为师生全员参与的共同事业。

第三,指导家庭教育。家庭是学生成长的重要场所,由于各种原因,当前家庭教育中存在许多误区,是产生学生心理问题的又一个重要根源。在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整合中,学校处于主导地位。学校应做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工作,利用家长学校、家访或家校沟通、亲子交流活动等多种渠道和方式,端正家长的教育观念,传授一些简单实用的心理知识和技巧,促进家长和孩子的沟通。(稿件编号:091222004)

参考文献:

[1]张华,祁畅,李发展.大学生心理咨询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研究[J].社科纵横,2009.1.

[2]王小棉.发展性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与建构过程[J],学术研究,2002.11.

第4篇：有机合成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商业生态系统 治理机制 核心企业

伴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改变，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内容、竞争方式和竞争手段都发生了变化。输送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不再是单个企业独自完成，而是由其所在的商业生态系统共同合作的结果。因此，当今的竞争已经从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逐渐演变为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竞争模式的转换使商业生态系统的研究受到重视。认识商业生态系统的内涵、分析商业生态系统治理的主体和治理特点及其治理机制，对于完善商业生态系统的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商业生态系统治理的必要性

商业生态系统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性组织，通过市场与企业的相互渗透并借助于一定的纽带融合而成，其组织形态具有柔性的边界，系统成员包括客户群、供应商群、产业领导群，投资商、金融商、贸易合作伙伴、标准制定者、政府及具有政府职能的单位，以及其他利益共同体单位。商业生态系统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电力输送到家，是数十家机构合作的结果；在一辆汽车的制造与分销过程中，有数百个组织参与。尤其是在现代商业中占居主宰地位的微软、沃尔玛等世界级企业，其实践证明：企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不仅在于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和资源，更取决于其所处于的远远大于公司本身的商业生态系统的优势。21世纪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逐渐演变为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马可・扬西蒂、罗伊・莱温，2004）。

传统的企业治理理论主要研究对象是单个企业，其治理机制包括市场治理和科层治理，市场治理是价格调节发挥主导作用的“价格机制”，科层治理是指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原则、以层级组织的权威为依托的“命令机制”，属于企业内的制度安排（李维安，2005），而商业生态系统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性组织，打破了传统企业组织结构的界限和层次，在组织形式、协调方式、制度形态上都与传统企业存在着较大差别：系统内的成员企业之间保持着沟通和联系，因此市场治理的价格机制难以奏效；成员企业都是独立的法律实体，因此传统科层治理中的命令机制难以实现，且商业生态系统治理的核心是系统内的资源互补和利益共享，而不是以股东的利益至上。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传统企业治理理论运用到商业生态系统中。在此形势下，研究商业生态系统及系统中的核心企业如何对系统进行治理，并建立相应的治理机制，协调各企业的行为，提高系统的整体利益，保证系统得以健康运行尤为必要。

商业生态系统治理的主体

商业生态系统主要是由骨干型企业、主宰型企业、缝隙型企业和辅助组织组成（宋林、顾力刚，2010），其中骨干型企业一般又被称为核心企业。穆尔在其1996年出版的《竞争的衰亡》一书中指出，核心企业负责提供系统核心产品或服务，具有能够创造和实现最终消费的核心能力。扬西蒂和莱维恩在他们所著的《共赢：商业生态系统对企业战略、创新和可持续性的影响》中提出，核心企业是商业生态系统的构建者和管理者，积极地创造其他成员可以共享的平台，如资产、能力、技术、工具等，从而为系统创造价值，并与系统中其他成员分享价值，使其他企业可以利用这些共享资产来创造和完善自己的产品及服务。如零售巨头沃尔玛公司通过技术、能力和政策的有机整合，将成千上万家供应商企业聚集起来，为它们建立起一个低成本、高效率并贮存有丰富信息的平台，既促进了供应商的积极性，又提升并增强了沃尔玛的地位和竞争优势；IT巨头微软公司一直致力于设计可供成千上万的机构和数百万的软件开发者使用的编程工具和技术，不仅使软件开发商提高了生产率和创新能力，也促进了其所联结的商业生态系统。在不用担心与硬件相容问题的前提下，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应用软件。沃尔玛和微软公司就是其各自所处商业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他们围绕顾客将众多分散的企业联结起来，并在这个由大量的、多样的企业所构成的商业生态系统中，为其他成员企业提供一个稳定的、能够赖以生存的平台，积极地扮演着领导者的关键角色。

通过分析，可以得知核心企业应具备以下特征：核心企业是其所在商业生态系统的建立者和管理者，通过搭建共同的平台并借助平台的辐射作用，塑造和协调其所在的系统；核心企业是异质和不可取代的，拥有其他成员企业不具备的核心优势，这些核心优势能够吸引成员企业的加入、为系统成员提供基础的平台、为整个系统创造持续的利益；核心企业在拥有核心优势的基础上与系统成员共同创造价值并分享价值。基于核心企业的这些特点和其在系统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商业生态系统治理的主体必须是核心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形成初期，具有基础优势的核心企业通过价值重组、信息和资源共享来吸引其他的企业加入，共同生产出满足市场和客户需求的产品，为系统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的同时，核心企业也要解决成员企业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相应管理问题，因此需要制定出一套合理的治理机制，有效地协调、约束与激励成员企业的行为，保证系统的有效运行和不断进化。

商业生态系统治理的特点

商业生态系统作为典型的中间性组织，与其他常见的中间性组织（诸如企业战略联盟、企业集团、战略网络、虚拟企业等）在组织形态、协调机制、伙伴的选择、成员间的关系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有其特殊性。

（一）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需要系统内成员企业的共同参与

与战略联盟、虚拟企业这类由具有对等经营实力企业组成的中间性组织不同，商业生态系统的成员企业涵盖范围更广，种类更多，通常是一些围绕核心企业开展生产活动的、具有不同关键资源的企业。商业生态系统治理的关键就是核心企业如何协调这些成员企业之间的关系，使每个成员企业都能把自己当成整体的一部分，尽其所能。对于参与到系统中的每一家成员企业而言，其他企业都是利益相关者，只是密切程度不同。因此，系统中所有的成员企业都应当以整体利益的提高为出发点，在核心企业的领导下参与到治理的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治理机制来分享部分的控制权，从而形成双向或多项互动治理。

（二）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具有整合性

商业生态系统是由许多具有合作交易关系的独立的企业构成的，在合作交易的过程中，一方面，企业个体是独立的，具有利益的追求，核心企业需要保护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权益不被破坏；另一方面，这些独立的企业在系统的协调运行中又像一个整体一样去运作，形成系统的共同利益。这种基于群体利益的最大化需要对各个独立的个体利益进行整合。因此，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是个体性与整体性的有机整合。

（三）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具有动态性

商业生态系统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动态的组织过程，在运行的过程中伴随着系统成员的不断进入与退出、成员关系的不断变化与调整。核心企业面对系统中不同的成员企业进行合作，这些合作过程在交易资产的专用性、不确定性、任务复杂性和交易的频率上或多或少都存在差别，对于系统内不同类型的企业而言，他们与核心企业之间的合作分属于不同的交易类型，因此，核心企业在进行治理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合作关系应当采取多样化的治理机制，对不同的成员企业采取不同的治理结构安排，以实现交易成本的最小化。由此可见，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四）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是一种嵌入结构

商业生态系统中系统成员之间具有各种经济性和社会性联系。在企业集团内，由于母公司对子公司拥有控股权，其治理关系是严格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与企业集团不同的是，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更多地依赖于社会性的协调和控制。虽然组成系统的成员企业各自扮演的角色和战略地位不同，但是各企业是独立的经济体，同样拥有自，它们与核心企业处于平等地位。由于具有经济性和社会性综合属性的嵌入性结构会把系统中不同的成员企业聚集起来，形成它们之间的信息流动，使信息、行为规范、共同愿景等冲破组织边界，出现信息沟通和信息共享（周辉、万颖华，2011）。因此，嵌入结构的业务往来、技术合作等实体要素和信任、承诺、品牌、声誉等社会经济性要素构成了商业生态系统建立治理机制的基础。

综上所述，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是指系统内的核心企业通过经济合约的联结与社会关系的嵌入所构成的以企业间制度为核心的参与者的关系安排，包括治理的环境、边界、目标、结构、模式、机制等多个方面。

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机制

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是商业生态系统治理的核心，因为商业生态系统能否健康运行的关键在于，其治理机制能否保障成员企业间有强大的动机不去利用它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契约谋取私利，形成同步互动和有序高效的协作。如果治理机制到位，就会对系统成员的行为发生有效的协调、激励和约束作用，保证系统的有效运行和不断进化；反之，系统成员的行为就会偏离目标、无序运行，无法形成有效的合力，商业生态系统的活动就会扭曲变形。在经济学中，治理机制是协调交易各方利益、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一整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准则（孙国强，2003）。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机制是能够对成员企业行为起到制约与调节作用、保证系统内成员企业有序运作的规范与准则的总和，主要包括：进入退出机制、互惠共生机制、学习机制、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

（一）进入退出机制

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是核心企业建立商业生态系统的首要任务，同时，具有松散组织结构和柔性边界的商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运作过程中伴随着优秀成员企业的不断进入和被淘汰企业的随时退出，因此，核心企业在进行合作伙伴的选择与淘汰不合格企业时，需要建立一个严格的进入退出机制，以保证其行为的公平性与规范性。

在商业生态系统形成初期，核心企业在选择合作伙伴和组建系统团队时，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目标要求，综合分析候选企业核心能力的优势互补性、合作的可能性、文化的兼容性、共赢性、信誉、综合实力等因素，确定选择合作伙伴的具体标准和方法，形成成员企业的进入机制；在系统的运作过程中，核心企业难以保证所有成员企业齐心协力促进系统向前发展，必然有一部分企业会不适应环境的变化或违背系统的整体利益，核心企业建立正式的退出机制来惩罚成员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使这些违背系统整体利益的企业受到受害企业及其他成员企业的制裁，在企业所犯错误的程度达到退出机制里规定的标准时，成员企业将被驱逐出系统，甚至遭到整个行业的限制。因此，严格的退出机制会使企业始终感觉到威胁的存在，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概率。

（二）互惠共生机制

商业生态系统是由具有互补性的、彼此之间存在共生关系的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参与系统中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存的利益共生体。核心企业通过其掌握的优势资源在系统内进行价值创造活动，并且将创造的价值在系统内进行有效地传递与共享。如果核心企业不能将其创造的价值与系统成员进行分享，系统的健康将受到严重威胁，得不到利益分配的企业将开始出现衰退，并设法转向其他系统，大量成员企业的退出将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因此，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企业与成员企业之间是利益共享、互相依存的，不管单个企业表面上多么强大，最终还是与整个系统共命运。因此，建立合理的互惠共生机制是商业生态系统能够持续、健康运作的前提。

商业生态系统的互惠共生机制主要包括资源的共享和价值的分配。核心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为系统创造公共平台，使其他企业能够利用这一平台获取资源，也可以通过加强系统内企业间的沟通，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交流的方式使企业共享技术、知识、信息等资源，推动资源在系统内的流动；价值分配是核心企业根据不同成员企业对创造价值的贡献大小来分配利润，掌握关键资源和贡献大的企业获得的利益份额较大，反之，则获得较少的利益份额。核心企业在进行利益分配时要充分考虑系统每个成员企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才能将不同的企业凝聚在一起，并使这些企业主动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商业生态系统息息相关，否则，可能会造成合作伙伴的流失，最终导致系统无法健康发展。

（三）学习机制

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促使企业必须通过持续地学习来维持企业能力的独特性，以保证持续的竞争优势。学习过程不仅能实现显性知识的转移，更能实现内隐知识的传递。由于企业的组织流程和业务能力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形成或获得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学习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因此，建立学习机制是保证系统内企业保持和发展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

在商业生态系统中，学习行为不仅在于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搜寻、整理和传播，更重要的是核心企业要确保系统成员的沟通与协调。成员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学习。一是内部学习，即成员企业通过参与系统的协同合作，增加自身的知识和增强自身的理解力与洞察力的过程，成员企业通过了解和观察核心企业及其他成员的活动，并将自身的能力与其他成员进行比较或自我评价，对自身的能力能够有更深的了解；二是外部学习，即成员企业通过参与合作等形式向本系统之外的企业或者竞争者学习，不断提升企业的能力。

（四）激励机制

商业生态系统的运营要克服成员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就需要建立一系列激励机制对其加以约束，防止个体因机会主义倾向片面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导致系统的低效运行。激励机制表示了能被预期的行动结果，是理性前提之下消除机会行为和增加个体效用的手段。如果核心企业制定一定的激励机制，成员企业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他们的行动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进而可以抑制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合作风险，在系统内构建有序的经济秩序，形成一套关于行为和时间的可识别的重复模式（戚桂清，2008）。

核心企业建立的激励机制包括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正向激励是制定明确的回报机制，通过提供奖励的方法，刺激成员企业主动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使个体进行利他行为的同时产生自利的结果；反向激励是制定一系列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某成员企业如果发生了机会主义行为，将会受到核心企业及其他合作企业的惩罚，较为常见的是禁止其分享集体行动的收益，甚至使其退出整个生态系统。在正向激励的鼓励和负向激励的制约下，成员企业会在权衡得失后自动放弃机会主义行为，遵从系统的合作规则以获取更大的收益。

（五）信任机制

信任是商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首先，在契约不完善的情况下，信任机制有利于契约的完成，降低合作的风险；其次，信任机制可以解决成员企业地域上的分散性所带来的管理问题；再者，信任机制可以降低企业间的交易费用，因为培养成员企业之间的信任可以提高企业的自觉性，减少合约的细节化要求，从而减少签约成本、监督和激励成本，使总的交易成本降低。总体而言，存在信任的商业生态系统，相比于那些单纯依靠合同来维持合作关系的企业而言，更能持续健康发展。商业生态系统中信任机制的形成主要有计算途径、推测途径、动机途径、能力途径和传递途径。

商业生态系统治理机制模型

本文中所提到的各种机制共同构成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治理机制，它们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规范着系统的运行和发展，通过进入退出机制不断吸引系统外的资源进入，同时淘汰不符合系统需求的成员企业，通过互惠共生机制平衡企业间的资源分配和价值共享，并通过学习、激励和信任等机制协调企业间的关系，最终达到生态系统中企业间的完美合作，提高系统的整体竞争优势。

商业生态系统治理是动态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如图1所示，在核心企业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这五种机制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产生作用，但各机制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在具体应用中是互为补充、替代的。如进入和退出机制越严格，核心企业对成员的信息会越了解，这样就为信任机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互惠共生的作用越明显，企业的信任机制就越牢固；成员企业间学习机制、激励机制越有效，也越容易提高企业间的信任度；同时，企业间的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其他机制发挥作用。

结论

商业生态系统治理的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机制实现的，这些机制包括：进入退出机制、互惠共生机制、学习机制、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进入退出机制在核心企业进行伙伴的选择和淘汰时发挥作用，互惠共生机制是资源共享和价值在系统内合理分配的有力保障，学习机制和激励机制是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维持着系统的活力，信任机制则是保障一切治理行为有效进行的基础。这些治理机制共同作用、互相促进，调节和规范着商业生态系统中的成员关系，推动着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可・扬西蒂，罗伊・莱温.制定战略：从商业生态系统出发[J].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04（4）

2.李维安.网络治理：内涵、结构、机制与价值创造[J].天津社会科学，2005，82（3）

3.宋林，顾力刚.企业生态系统成员关系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0，13（15）

4.周辉，万颖华.社会网络嵌入性视角的创新网络治理机制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15）

第5篇：有机合成心得体会范文

多中心治理下政策产出机制存在的问题

与传统的“内生型”政策产出机制相比，多元政策产出机制无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多中心治理下政策产出机制在张扬民主治理价值的同时，也暴露出亟待解决的问题。1．政策产出的效率问题民主与效率似乎是个悖论。不得不承认，在强调民主的同时，有可能带来效率的降低。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独裁制可以做到决策迅速、省时、省钱，决策成本最低”。［8］而民主制却常常出现“决策迟缓，责任分散，争功诿过，决策成本增加”［4］204的现象。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决策权力越集中，往往决策过程越迅速，耗费资源越少;决策权力越分散，决策过程往往越迟缓，耗费资源就越多。多中心治理是民主制的重要形式，在这种治理格局中，政府的公共权威进一步弱化，基于不同的利益立场，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区别甚至冲突的政策建议。在公共权威协调各种政策建议的过程中，必然充斥着多方的博弈，时间、资金等资源也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流失，致使该政策产出机制的效率低下。在这里似乎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越民主的决策机制，往往带来的时间、经济成本越大，决策效率越低。这也是现代国家难以施行直接民主的关键原因。2．政府理性被绑架的危险众所周知，政府合法性来源于公众对公共权力的自觉认同。政府若要进一步巩固其合法性，就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和掌握更多的公众认同性资源。对公众的积极回应和迎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认同性资源。民主制国家，无论执政党抑或政府，对于公众的呼声和需求偏好都是甚为重视的。但政府也不应无原则地回应和迎合公众。在多中心治理下，公共政策产出参与的主体越多，力量就越强大，政府作为多中心之一维，很有可能被公众意志绑架，从而抛弃其应有的理性，以回应和迎合公众偏好。这就可能带来一个恶性循环:政府在竭力回应和迎合公众偏好的动机下出台了公众建议或所期望的公共政策，而该公共政策却因公众对公共问题认知能力的局限，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在具体的施行过程中未能很好地解决问题，甚至造成了问题的恶化或者招致新的社会问题，使公众明显感到利益受损。3．可能带来更大的政策执行阻力在民主政治背景下，公民意志是政府公共政策执行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得到公众认同和支持的政策，执行过程往往较为顺利，执行效果也较为良好;反之，执行过程中将遇到较大的阻力。在多中心治理下，公共政策产出是多中心协作的结果，此类公共政策因公众具有较高的认同度和认知度，往往能较为顺利地推行。但考虑到成本、利益等因素，政府不可能将任何政策产出都置于该机制之下。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公共政策产出将会置于多中心的治理机制之下，政府传统的“内生型”政策产出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执行的阻力也会相应增大。

多中心治理下政策产出机制的优化路径

第6篇：有机合成心得体会范文

[关 键 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作者简介] 代玉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着眼，通过大学生成长成才所依托的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在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方面达到和谐统一和最优结合，发挥各自优势,调动各自力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育人的整体性与协作性，推进整体育德，提高整体效应。

一、发挥学校、家庭、社会

各子系统内部的育人合力

（一）加强学校内部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协作

在高校整体协作育人基础上，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学校优秀教师的育人效应发挥。高校中的院士群体、师德模范人物、拔尖人才、青年才俊等是高校教师群体中大学生关注的重点对象。应切实发挥好这部分教师的作用，通过他们“现身说法”，讲述成才故事，分享奋斗经历，用言传身教积极影响大学生。

第二，发挥学校老干部、老教授的育人作用。为了改变当前高校辅导员整体比较年轻、社会阅历简单的状况，有些地方与高校从学生工作实际需要出发，结合老干部特点和优势，开展学校老干部、老教授担任高校辅导员工作的试点与推行，发挥学校老干部、老教授的育人作用，取得显著的效果。类似做法应在更多高校开展。

第三，加强大学生朋辈群体的自我教育、互相教育。一是发动学生组成学生理论宣讲团，深入班级、深入大学生中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讲，使学生们在参与互动中实现教育与自我教育。二是通过典型示范、榜样教育，发挥先进典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引导大学生从身边的榜样身上汲取前进的力量，形成先进带动后进、少数带动全体的共同进步局面。

（二）加强家庭内部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协作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家庭环节不仅不可或缺，而且至关重要。家长要当好子女的首任教师，家庭应始终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课堂。

但一段时间以来，大学生的家庭教育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倾向，如：有些家长对大学生的家庭教育中存在着重智力发展轻道德培养、重实际效用轻基本规范等倾向；有些家长认为大学生已成年，年龄上已经超过18周岁，已经足够成熟，不需要家庭教育了；有些家长认为大学生绝大部分时间住宿于学校，在家里住的时间非常少，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没有时间保证；有些家长认为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不够，没有能力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同时，“随着独生子女成为青少年主流，来自家庭的过度期许、过分溺爱、过于放任，都可能对孩子们的健康人格培养造成不良影响。” [1]

要注意在家庭教育中克服这些不良倾向，首先，要引导家长认识到确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认识到通过家庭教育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次，大学生的家长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和践行方面为大学生做出表率，发挥好言传身教的作用；第三，要引导大学生的家长们之间尤其是父母之间在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上目标一致、方向统一，并注意内容的协调性和一致性。

（三）加强社会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引导

社会是教育大学生的大课堂。在社会日益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应着力于充分发挥和有效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并参与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协作互动局面，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全社会重视、支持和共同推动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已成为影响青少年的重要因素。媒体的理念、导向、内容等在或潜或显地影响着大学生，影响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效性。因而，应引导媒体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媒体宣传要多一些选择，多一层思考，多一份责任。今天媒体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和对青少年的影响力是空前的，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受众的娱乐节目。舆论就是导向,起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媒体中少一份猎奇,多一份朴实；少一份炒作,多一份诚信；少一些‘网络红人’，多一些创业明星。要大力宣传各种典型事迹，为大学生树立楷模，讴歌无私奉献的孔繁森、吴天祥、李素丽等社会主义时代英雄，创造一个勤奋、务实、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否则，错误和片面地加大某一方面的宣传，会扩大负面影响，冲击我们核心价值体系的堤坝。” [2]

二、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

各子系统之间的协作机制

要建立健全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以及家庭与社会相互间协同运作的互动机制，充分发挥出三者之间的综合效应，以取得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更好效果。

（一）加强学校与家庭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协作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协作互动的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定期而有效的双向交流机制、快速而便捷的信息反馈机制、及时而有效的沟通机制、共同教育和共同管理相结合的协商机制等。具体而言，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结合的途径和思路有，学校各部门尤其辅导员通过电话、网络、日常谈话、家访等形式及时提醒和引导家长注意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争取取得学生家长的支持和配合。

（二）加强学校与社会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协作

要有力化解社会对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效果抵消的状况，首先，要实现学校内部的教育管理与学校周边环境的和谐，加强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治理和优化，加强对高校周边文化市场、娱乐市场的整治，使大学生所接触、所经历的社会情景与所学、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内容之间具有契合性。

其次，要加强学校与社会的互动，加强学校教育对社会的有益影响，在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中最大限度地保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性，使学校教育的目标、思想、内容等与整个社会和谐统一起来。

第三，适量邀请党政干部、社会名人进学校，通过演讲、作形势报告、访谈等形式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党政干部、社会名人主要应结合自己工作经历、成长体会谈当前的形势政策与如何更好地成长成才，引导大学生进一步认识国情与自身的使命，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社会观与成才观。近年来一些省部级领导干部走进高校为大学生做报告，起到了非凡的教育效果，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那样,“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把握是在校大学生的薄弱环节，而省部级领导为大学生作形势政策报告，其选题的针对性、授课的权威性都是一般的专家学者所不能比拟的。……这些省部级领导所处的位置、看问题的视野以及分析问题的方法，都会对大学生把握社会发展、感受祖国巨变、形成广阔视野产生直接的影响。” [3]

第四，面向社会招聘有突出成绩、热心学生工作的各行业才俊担任兼职辅导员、校外辅导员，他们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突出的实践能力对大学生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发挥他们对大学生全面发展与成长成才的积极作用。

（三）加强家庭与社会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协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及其教育，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其中，家庭及社会的密切合作应成为推动该教育的开展、提高其教育质量的重要形式。因此，应建立健全家庭与社会协同运作的青少年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机制，构建以家庭教育为重点、社会教育积极配合的教育机制，以克服家庭教育与社会“两张皮”的现象，使其间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从而有效巩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效果。这个和谐互动机制包含家庭美德教育与社会公德教育之间的融合机制、家庭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传播机制等。

三、发挥三者的整体合力

加强学校、家庭、社会总体间的协调，即从总体着眼，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的合力，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良性社会环境。要加强学校、家庭、社会的沟通与协作，使三者目标一致、功能互补、内容互补、力量互动、教育同步、相互促进，克服各子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目标相异、内容无关等倾向，避免三者之间互相推诿、扯皮、贬低等现象，创建由学校主导、家长、社区主动参与的新型教育协作机制，使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形成交错互补、不可或缺的有机联系，真正形成以学校教育为主导、以家庭教育为依托、以社会教育为主线的教育体系,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整体合力，共同打造大学生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同心“教育环”。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和重大庆典出现或发生时，更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契机，也是加强学校、家庭、社会总体间协调的有利时机。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盛大庆典、玉树地震、上海世博会举办，都是进一步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的有效平台，因而应成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契机，服务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总目标，结合这些事件加强学校的教育引导、家庭的日常引导、社会的氛围营造，形成总体合力。

参考文献：

[1] 王传习,于晓红.高校荣辱观教育的“数字解读”――一组学生调查反馈引发的思考[N].光明日报,2006-12-20.

第7篇：有机合成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动力机制；光电子信息产业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9-0115-04

高技术产业集群是大量相互关联的高技术企业与其支撑机构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在一定地域内形成的柔性集聚（马力等，2005），它是当代科技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和前沿阵地。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生命体，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一样，同样存在着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因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是提高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它强调产业集群发展的持续性和动态性，主要表现为一种高层次的竞争，会产生一种持续竞争优势，使产业在内部各系统相互协调和耦合的基础上保持长期动态的发展能力（谢俊，2010）。随着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对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讨，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一、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是驱动产业集群不断发展、演化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力量结构体系及运行规则，它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问题，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和保证。笔者认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分别为基于社会资本的网络机制、外部经济机制、竞争合作机制和学习创新机制。这四个机制之间的有机协调和联动发展，促使集群系统不断获得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共同推动着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持续动态演进和良性发展，具体如图-1所示。

（一）基于社会资本的网络机制

基于社会资本的集群网络机制是集群企业之间、集群企业与相关机构（如政府部门、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服务机构等）之间持续互动形成的、基于信任与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摄取稀缺资源并获取经济利益的各种网络关系，它主要体现在商业文化和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关系等方面。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而言，基于社会资本的网络体系包括两个层次：内部核心网络和支持网络。内部核心网络主要由集群内核心企业、供应商、销售商、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和互补企业等组成，它们构成产业集群内部核心网络的主体，并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合作关系连接在一起。支持网络相对复杂，包括以大学、科研机构和金融机构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机构，以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和社会中介为代表的中介服务机构，提供集群政策制定、硬件设施建设的政府服务机构，以及由企业家关系网络和基于信任基础的非正式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四个方面。内部核心网络和支持网络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构成了以竞争性企业为中心的纵横交错的集群网络系统。集群网络是一个由信任支撑的动态网络系统，它根植于当地社会关系制度和商业文化之中，是集群企业之间实现持续互动的“黏合剂”，有利于集群企业获得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群体合作优势（李玉连，2006），是企业获得社会资源和持续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来源。

（二）外部经济机制

产业集群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根本上还在于它是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完美结合的一种经济组织模式（张辉，2003）。外部经济机制对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市场容量扩大、要素市场共享和信息技术交流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推动集群发展；二是通过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范围经济推动集群持续发展。首先，从规模经济看，大量生产某一类产品的企业在空间内聚集，往往可以通过合作、合资或建立产业联盟的方式建立一种稳定的协作关系，不仅能够扩大集群整体规模，而且有利于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企业实现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和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外部规模经济。其次，从范围经济看，专业化分工形成的社会分工网络，能够把原材料采购、劳动力供应、共同市场建立和运输成本降低等因素纳入专业化分工体系，有利于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向该地区聚集，从而形成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的良性循环机制，推动该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高度发展，加剧了区域内的市场竞争，有利于形成一种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的高压环境，发挥先进产业的“提升带动效应”，提高集群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同时，专业化分工还有利于垂直联系的企业之间建立紧密广泛的协作关系，能使生产、研发、设计、销售等环节有效分离，促进相关产业向该地区集中，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范围经济，推动集群持续健康发展。

（三）竞争合作机制

竞争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动力之一。首先，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产品同质性等特点，集群内的企业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竞争。集群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有助于企业克服内在的惰性，提高经营管理者自身的素质，促进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其次，激励的竞争容易形成不同领域的压力机制，使企业始终保持足够的动力和高度的警觉性和灵敏性，产生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差异化的压力，不仅激励了企业的静态效率，更为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提供原动力，从而推动市场开拓、技术改进和产品创新，使集群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然而，集群的发展仅有竞争还远远不够，集群的竞争关系是一种在竞争状态之下的企业合作关系。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空间聚集的大量专业化分工企业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往往会与区域内其他行为主体结成紧密协作的生产体系，从而实现集群内各行为主体的“共生协作”。合作机制对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使产业集群中一些潜在的生产、交换等环节的矛盾内化于某种基于信任的产业共同体中，使集群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化为一种高度合作基础上的充分竞争（冯年华，2007），不仅使单个企业从中获利，也使集群整体竞争优势在共生协作中得以强化。高效的企业互动与合作机制，使集群内各种类型的企业能够形成默契的交易关系，实现柔性化生产和最优价值链分工，不仅有利于实现“资源协同”效应和“集体效率”，还能够增加企业的生产规模，挖掘企业总体获利能力，增强集群的核心竞争优势。

（四）学习创新机制

学习和创新是集群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学习促进知识的掌握，知识推动创新的产生，创新强化了集群的竞争优势，进而推动集群的持续发展，这是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学习创新机制对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集群内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行为主体通过集体学习和互动学习，为集群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和知识，提升了集群对知识的吸收能力以及集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提高了集群创新能力。集群内不同行为主体通过互动学习和创新，各行为主体都从对方身上获得了自身创新与发展所需要的互补性资源，增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提高了创新能力。第二，持续的学习创新促成了知识的良性流动和扩散，加速了技术创新的步伐。对高技术产业而言，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技术更新速度快，存在典型的“快鱼吃慢鱼”现象，如果不重视技术创新，就会面临淘汰出局的风险。技术知识的溢出使集群内每个企业都有集聚的动力，在“创新一扩散”的浓厚氛围刺激下，企业技术创新速度加快，企业家才能得到培养，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得到强化，集群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集群得以持续发展。

二、武汉东湖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实证分析

作为中国三大自主创新示范区之一，武汉东湖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速，已经形成国内最大的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光电子产业竞争的主力军。2012年，东湖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共聚集企业1113户，产业链企业超过1100家，主要产品达1400多类，实现工业总产值1660.68亿元，比上年增加417.17亿元，占全部入统企业总产值的41.4%，实现总收入1927.34亿元，占高新区总收入的38.5%，同比增长33%，实现净利润108.9亿元，实际上缴税费81.9亿元。近年来，光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地位进一步加强，光纤光缆、光器件、激光等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均超过50%，其中，光纤光缆生产规模全球排名第一，国际市场占有率达25%，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6%。消费电子、半导体照明、光伏太阳能等战略产业加速发展，地球空间信息、智能电网、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发展初见成效，整个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呈现了迅猛的发展势头。

（一）基于社会资本的网络机制

从内部核心网络来看，高新区已基本形成以烽火科技、华丁科技、长飞光纤等各类型光电子龙头企业为核心，包括1113家光电子产业链上下游产业和相关配套产业在内的光电子产业集群核心网络。从支持网络来看，其一，高新区内数量众多的大学、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金融机构、光电技术测试服务中心、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信息情报中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光电子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智力支持和资金支持。其二，包括大学科技园、东湖创业中心在内的25个孵化器，19个光电子信息产业联盟，各类人才服务中心、创业服务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和行业协会等中介服务体系日渐完善，形成了支持光电子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中介服务网络。其三，提供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政府服务机构不断健全，服务功能不断提升，为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其四，企业家资源的大量涌现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独特创新文化形成了支持高技术产业集群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关系网络，为高技术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二）外部经济机制

从规模经济效应看，高新区市场容量的扩大和大批量购买原材料等产品，有利于原材料价格的降低和单位运输成本的节约，使光电子信息企业获得市场不断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区内聚集的58所高等院校、700多个技术开发机构和25万多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形成了区域内供应充足的劳动力市场，每年会给光电子信息产业输送大量的技术人才和专业人才，使光电子产业集群获得劳动力市场共享带来的外部性。一批专业化产业园和产业基地的建立，使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获得了资源共享所带来的外部经济。而21家光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25家创新技术平台的建立，更是发挥了外部经济机制的作用，加快了信息技术的交流和传播，促进了信息技术的共享和知识溢出，加速了光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从范围经济看，已初步形成的光纤光缆、移动通信、激光、光传输设备、集成电路、光电器元件等光电子领域内不断深化的专业化分工，不仅扩大了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市场需求，而且有利于形成上、中、下游企业相互关联、协作配套的产业群落，给光电子产业集群带来了明显的范围经济效应。

（三）竞争合作机制

截至2012年底，高新区聚集了各类光电子信息企业及相关企业1113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达117家，创造工业总产值900亿元。这些企业大都专注于自己的优势环节，形成了企业间激烈的竞争态势，每个企业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潜力，大幅增加其所从事环节的产量，努力赶超光纤光缆产业国际技术水平，推动了面向海洋、电力、石油、钢铁、化工和医疗等领域特种光纤产业的发展，显示出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经济优势。同时，激烈的竞争形成了企业发展的强大压力，并转化成企业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动力，促发了企业间广泛而深刻的协作。首先，光电子产业集群非常注重企业间合作，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带动作用，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中小企业成长，促进不同企业在区域内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协同共生。其次，出台各种招商引资政策，吸引光电子、光存储、数字家电、通信终端、激光、汽车电子等重点产业的龙头企业入驻，延长了光电子信息集群的产业链，扩大了产业集群的空间聚集优势。再次，先后成立21个产业技术联盟，定期召开由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家及相关政府部门等参与的产学研联席会议，促进产学研之间的互动，促进了集群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集群协同发展效应逐步显现。

（四）学习创新机制

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学习和创新，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工程，充分激活创新主体的能量，提升了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具体来看，首先是注重学习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实施“3551人才计划”和“人才特区”建设，高新区凝聚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家和学习创新型人才，为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强大的智力基础。其次，集群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创专业化孵化器的发展道路，先后建成光谷软件园、大学科技园、国际企业中心、集成电路设计等18个孵化器，在核心企业建立了10多个不同层级的工程技术中心，组建了21家产业技术联盟，推进了光电子、地球空间信息等多个企业加速器的建设，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服务支撑（白洁，2012）。再次，集群积极整合国内外优秀科技资源，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建立了面向光电子信息领域需求的“国家光电实验室”、软件开发与测试服务平台、光电技术测试服务中心和光电子企业信息协同服务平台等25个重大技术创新平台，逐步形成了光电子产业集群多层次的自主创新网络，增强了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

三、实证案例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对策

（一）案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网络尚不完善。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内部组织化程度还不是很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不足，内聚力薄弱，相互支援、相互依存的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网络尚未形成。集群上游产品多，下游产品少，企业之间在业务上的关联并不多。产业链不够完整，缺乏完善的产业配套，没有形成完善齐全的产业网络，产业关联的外溢机制和协同效应欠缺。

2.产业集群的体制机制创新不足。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缺乏一整套科学有效的选聘、评估、考核、激励与约束的制度安排，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机制尚不完善，一批核心骨干企业在机制体制创新上明显欠缺。同时，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非营利机构间的合作机制还不够完善，产、学、研良性互动能力较差，企业之间的竞争多于合作，产业集群的合作效率大大降低。

3.专业化的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欠缺。金融市场、猎头公司、创业、会计师、人才服务、法律咨询及其他为高新区光电子信息产业服务的中介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制约了产业集群健康有序的发展。以融资为例，目前高新区普遍存在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现象，许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缺乏有效的多元化融资渠道，融资存在较大困难。

4.“光谷创新文化”建设尚需加强。目前，高新区还没形成一个具有创新热情、创业精神的新型商业氛围，基于社会资本的网络机制还不完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不够，企业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不够，企业之间的非正式交流机会偏少，企业的衍生能力和企业应变能力较差。

5.集群创新能力仍然偏低。光电子信息产业链上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参差不齐，差别较大。除烽火科技、长飞光纤、化工科技等龙头企业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外，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偏少，技术创新能力普遍偏低，集群产品尚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二）相关对策研究

1.培育核心企业，完善光电子信息产业链。一是积极培育市场主体，重点扶持烽火科技、武汉新芯、凡谷电子、长飞光纤等一批发展潜力大的龙头核心企业，提升龙头骨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围绕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方向，着重引进高成长企业人驻，支持高成长企业发展壮大。三是重视产学研的联合，深化企业间、企业与政府、科研院所、中介机构间的交流合作，完善大中小企业间密切配合、专业分工与协作配套的集群网络体系。四是联合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有针对性地引入上下游配套企业，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配套能力。

2.推进体制创新，完善集群发展环境。一要利用武汉市“两区”建设契机，不断完善价格机制、补偿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拓展开放服务平台，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深入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创新。二要积极构建投融资核心平台，大力推进光谷金融港建设，健全多层次、多形式资本市场，建立担保、创业投资等风险补偿机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中小企业投融资渠道，完善投融资支撑平台。三要注重人才队伍的建设，建立人才竞争机制，不断调整企业人才队伍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3.推动产业组织创新，健全产业服务体系。积极推动光电子、移动通信、激光领域的资源整合，大力培育企业集团。积极构建投融资核心平台，大力推进光谷金融港建设，健全多层次、多形式资本市场，建立担保、创业投资等风险补偿机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中小企业投融资渠道。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创业中心、大学科技园的引导作用，加快建设国家光电子产品检测中心、光电子企业信息协作、集成电路设计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进会计、法律咨询、创业、人才服务等产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第8篇：有机合成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志愿者；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7-0089-02

机制一词是后来人们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其最早源于希腊文，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引入社会科学研究后，其含义是指社会有机体各部分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动力机制是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力量的组构与运行的机制体系，这个体系由“力源”机制、“力度”机制、“力合”(合力)机制构成。构建社会化服务的动力机制体系,就是要把各种积极力量激励、整合、凝聚、强化起来，将人们的需要引导、规范为合理需要，通过激励手段、利益手段和文化手段，建立科学的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动力机制体系。本文在借鉴志愿服务及青年志愿者行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的角度进行研究，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根据对自己调查数据的处理、访谈资料的整理，分析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现状，并针对大学生志愿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

一、激励动机“力源”机制

开发动力源就是要激发人们的各种需要，并将这些需要引导、塑造为合理需要，利用激励手段、利益手段和文化手段实现科学的、公平合理的激励机制。大学生志愿者的社会实践活动充分尊重了大学生的参与意识，倡导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改善、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融洽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参与意识、激励动机是影响青年学生成为志愿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维系志愿者在志愿服务组织中参与志愿活动的思想支柱。在志愿服务中志愿者们通过诚实劳动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从而激发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使这种外部的推动力量转化成一种自我努力工作的动力,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作为组织者临床医学院的团委及学工办首先通过问卷、访谈，培训等方式了解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从访谈中可以看到，大学生参与活动的动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利益动机，例如他们提到“责任感”、“帮助他人”、“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等；二是个人发展的动机，例如他们谈到可以将学到的专业技能、理论研究运用到社会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能力，拓展社会交往的能力。在了解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服务的动机后，我们知道了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动员和培训方式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在整个志愿服务的进程中，针对他们不断变化的心理需求，采取对应的激励方法，增强他们的心理满足程度，采用考核、评比、监督、奖惩等手段，形成合理的激励机制，为他们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的平台，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交往与关怀。大学生志愿者通过与服务对象的接触，在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架起相互友爱和相互帮助的桥梁，了解了服务对象的需要，更深入了解了社会需求。

二、均衡力度机制

和谐社会的要义是整个社会各个部分、各种要素的均衡有序发展。因而均衡是一种机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讲，均衡也就是社会各种相互作用的协调、统筹、调适、配合，其关键是相互作用“度”的问题。所以，和谐社会的均衡力度机制是指从各个层面把握社会各种力量特别是把握原动力与启动力的相互作用度，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的问题。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结构，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体系，是依托共青团组织完善基层志愿服务组织体系的，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大学生志愿者的通用知识和专业知识培训，丰富个人的生活体验和生活经历，拓宽个人的生活圈子，深切体验社会和人生。大学生在参与志愿工作的过程中，除可以发挥一技之长外，更可以培养自我的组织领导才能，学习新知识及新技能，从中感受到工作的满足及成功感。本次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对社会而言：在把关怀带给社会的同时，也传递了爱心，传播了文明，这种“爱心”和“文明”从一个人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最终会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暖流，有助于建立和谐社会，对促进社会进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个人而言：选择“帮助有需求的人”则是大学生志愿者对自己角色扮演的期待。通过参与志愿工作，有机会为社会出力，尽一份公民责任和义务，丰富生活体验并提供学习的机会，更多的培养自己的组织领导能力。对服务对象而言：大学生志愿活动接受个人化服务，在提供大量的人力资源的同时，更能发挥服务的人性化、个人化及全面化的功能，从而令服务对象受益，帮助大学生志愿者融入社会，增强归属感。通过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有效地帮助服务对象增强对人、对社会的信心，同时，也建立起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无论对社会而言还是对个人而言都达到了一种均衡。

三、同向合力机制

系统论认为，系统要素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各要素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系统对外输出信息和能量。为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把各种积极力量同向组合、凝聚和激励起来，构建和谐社会动力机制。本次大学生志愿者实践活动，正是一个建构合力机制的系统过程。同时，根据系统论的整体性、动态性、联系性的观点，整合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资源，形成志愿服务工作的合力。在实践教育中，大学生通过服务社会实践的方式，了解社会需求，与社会产生了互动。到社会实践中领略先进的思想方法和现代化步伐，同时对社会问题作出反馈，把这些反馈和问题带回到校园中，带回到实验室，有针对性地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消除了校园与社会的绝对界限。

四、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动机体系构建中的启示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志愿服务的研究，多集中于一般青年志愿者行动，而对属于特殊青年群体的大学生志愿者而言，相关研究较少。本文研究是以临床医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实践活动为例，通过对大学生志愿者开展义务导诊服务活动，医疗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服务动力机制研究。特别是面对突发事件，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志愿服务，增强了校园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化建设，建立了综合应急志愿者服务队，实现了志愿者服务的科学化、专业化和社会化机制。为践行导诊礼仪规范化，特聘请专业礼仪老师对大学生志愿者进行相关礼仪培训和指导，使大学生志愿者较好地掌握了活动职责。例如：在劝烟过程中，志愿者灵活机动，耐心劝导，采取诸多人性化措施，给每位吸烟者发糖，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便利了活动的开展。在实践活动中，精神饱满的志愿者不仅赢得了患者及其家属的信任与支持，也得到了医生，护士们的好评与肯定。

首先，构建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动力机制体系。大学生志愿者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道德教育内涵，不仅具有“服务他人、教育自我、优化社会环境”三位一体的功能，还构建起科学规范服务管理模式，实现有稳定的志愿服务队伍、有规范的管理制度、有特色的志愿服务品牌、有固定的志愿服务体系。本次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加了自我和社会的双重资本，在志愿服务动机方面，利己和利他的因素相互结合。大学生志愿者的利他体现在对志愿精神的呼应，即自愿地体现个人爱心，不为报酬地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完善；而利己体现在大学生志愿者个人的兴趣倾向，锻炼自身社会实践能力。因此，要使大学生愿者服务活动长久发展下去，就必须在坚持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考虑大学生志愿者个人的内在合理需求，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获得双赢。在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中，把灌输性的知识转化成为自主感悟的思想，从而实现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把思想道德教育变成自我素质的升华，促进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其次，使大学生志愿者社会心理更加成熟。在正确认识心理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加强专门针对志愿者心理培训的力度。有组织的集中型培训与分散型培训结合起来；将普遍性培训与个别性培训相结合；使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充满活力。志愿者行动是热心社会服务的公益事业，他们坚持民主原则，尊重援助对象，并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利用业余时间、无偿地参加社会志愿服务工作。他们的服务活动事实上是个人需求与现实所提供的机会的契合，是大学生志愿者体验公民角色转变的过程，也是自我发展的有效途径，志愿者在参与志愿服务的活动中获得实践锻炼的机会，更加速了社会心理的成熟。

最后，加强大学生志愿者的社会化教育。通过对社会化的再认识，使大学生志愿者认识到现实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世界，在面对一些难沟通的问题时，要具有识别优劣、选择、借鉴、吸收意见的能力，从而完善自我，推动志愿者社会化进程的良性发展。可见，面对大学生志愿服务意识在为社会公众所理解和认识，随着大学生志愿精神的普及开来，大学生志愿活动的组织和行动逐渐加以完善。在大学生志愿者社会教育性的实践活动中，将理论付诸实践，从中得到升华，进而达到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作为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更加完善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加强志愿服务组织体系和志愿者队伍建设，加大高校对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好社会力量，建立科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动力机制，搭建大学生志愿服务工作综合平台，使大学生在志愿服务的平台上施展才华。

参考文献：

[1]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比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丁元竹.中国志愿服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刘珊，风笑天.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类型及问题[J].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4]谭建光，凌冲，朱莉玲.现代都市志愿者心态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5，(1).

[5]刘敏.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与和谐校园的构建[J].新西部：下半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2).

[6]丁元竹.志愿精神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功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第9篇：有机合成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国际会议中心；建筑设计；总体规划；景观环境

1工程概况

某国际会议中心，占地面积大约8万，设计目标是建成一个高效、充满活力的会议中心，与机关区形成整体，为该市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拟建会议中心所处的地形为自然地平，比与市政道路略高，场地状况良好，便于开发建设。

2 设计原则及目标

本会议中心建筑设计重点突出会议中心的“城市性、文化性、高效性、现代性、庄重性”的设计原则。旨在打造一个一定时期内，既满足政府机关会务要求，也满足社会服务需求、兼顾国际会议、新闻各类会议功能的现代化，多功能的会议中心。会议中心建筑设计突出“整体设计”的原则，通过良好的城市设计理念，合理的处理与周边现有建筑的空间关系，把会议中心的建筑设计融入到整体的城市肌理中去。

建筑设计的目标定位主要有四个：（1）会议中心融入城市，开放的会议中心概念。（2）把本项目建设成赋有该市历史文化特色的会议中心。（3）合理特色的会议布局，提高会议中心的运作效率。（4）现代且庄重的会议中心的设计理念。

3 总体规划与布局

根据会议中心基地地块总体条件和周边交通情况合理设置东入口广场、北广场，建筑以东西轴线来控制，轴线一直延伸到机关大院的南北轴线上，至此，两条线取得交点，市府机关大空间得以整合。东入口硬质广场空间与西侧的绿色广场空间形成呼应。通过整体的城市设计，将会议中心纳入到市府机关大院的城市空间中。市府与会议中心取得了统一、联系和对话。

3.1 道路交通布局

会议中心的公共平台和步行系统通过广场和二层的公共平台进入的会议中心大厅，连续、变化的步行空间系统将人流引入。而建筑的西侧作为舞台服务、贵宾接待和服务入口。另一方面将使用频率较高的多功能厅布置在半地下层，通过大尺度的台阶进入。会议中心的各方向出入口进行了垂直分区，避免了干扰。会议中心内部交通体系通过自动扶梯、景观电梯、敞开楼梯和疏散楼梯很好的将会堂、大会议、中小会议的人流组织起来。同时多楼梯和自动扶梯的空间布置很好的解决了上二层以上会议室的出入问题。

另外在本会议中心设计中，我们把主入口设在城市次干道兰溪街，并退后兰溪街近40余米留出足够的集散广场，缓冲大量人流对城市主干道李渔路的交通压力。在用地的西侧，朝向机关大院，布置了会议中心的次入口，方便机关领导和政府工作人员对会议中心的使用，同时和东侧的公共的主入口有所分流，互不干扰。

根据会议中心地块所处位置，交通路网设计结合已建成的城市道路，整个地块统一考虑，严格控制机动车流线，保证东入口广场步行流线的畅通。机动车出入口基地南边的建筑退让线形成，将机动车流线控制在建筑的南边道路和西入口广场上。步行流线控制在建筑的东广场和北广场，保证城市界面的步道连续。

道路规划根据控规要求，合理布置道路宽度。会议中心周边由广场和道路形成环线，保证消防车的通达。地面和架空层设置少量停车（自行车和汽车），大部分停车设置在地下一层。同时建筑周边广场在大型会议时可考虑部分机动车停车。同时在机关大院东北角的景观广场上设置了地下车库的出入口，使得与会议中心联系更加便捷。

3.2 功能布局

会议中心主要功能布局有：东入口礼仪广场、公共平台、前厅、共享大厅、休息厅、大会堂、舞台、服务、后门厅、西侧城市景观，形成东西轴线的连续空间（如下图所示）。同时空间轴线体现了本会议中心建筑遵循的秩序。会议中心的内部空间在中心共享大厅的组织下，有序、协调。共享大厅西侧是1300座大会堂（含舞台服务设施等），大厅东侧为大会议室、中小会议室。会议中心第三层更是形成连续的会议区，资源体现了贡献，为会议区的高效使用提供了可能。

4建筑单体设计

4.1平面功能

根据会议中心布局特点和地块的限制条件，我们在设计中将大会堂的其他会议区块通过共享中厅进行联系和分隔。

（1）地下一层：设置一层地下停车库，车库延伸至机关大院东北角草坪位置，使的机关与会议中心使用更加方便。同时还设有设备用房间。多功能厅层高7.2米。属于半地下室，南北通过大台阶直接到达地面层。

（2）架空层：通过设计夹层平面，很好的将竖向交通分离。大会堂通过东侧的入口广场，经由大平台进入一层共享大厅。舞台服务和贵宾接待厅由会议中心西侧入口进入。多功能厅由建筑的北下沉广场和南架空层到达。此外架空层还设计了舞台道具出入口、会谈休息厅出入口、沿街配套服务、架空层停车、消控中心等。此外无障碍出入口通过夹层的景观电梯进入，可便捷到达会议中心。

（3）一层：由共享大厅和大会堂、休息厅、舞台、服务用房、洗手间及设备用房间。共享大厅设置了自动扶剔两部、景观电梯两部，同时提供了集会和大型展览的大空间。东入口的灰空间和功能平台为展览和市民交流提供了空间。

（4）二层：主要设置大会堂的楼座和休息厅、大小化装间通过共享大厅与两间中会议室（500m2，350m2）及其辅助用房连接。

（5）三层：由900座大会议和4个小会议（150～200m2/间）及会议服务用房间、休息室、设备、管理、两个排练厅等用组成。

4.2 建筑造型

（1）“对话”的外型：造型上采用东西一白一红的体块相互穿插，颜色的反差造成强烈的比对效果，造型的对比象征着会议中心是一个“沟通”、“对话”和“交流”的场所。

（2）取法自然的外型：会议中心所处的地形以丘陵和盆地为主，是一座山水城市。因此，我们在会议中心的设计中取法周边自然的山形，结合剖面上的高差作出跌宕起伏的走势，表达对远山的呼应，对自然的尊重。

（3）现代感的建筑肌理：会议中心的主体外墙采用双层构造：外层密布铝合金百叶，内层为中空LOW-e玻璃，在内层可开启扇处百叶为电动百叶，可旋转至水平方向，便于采光、通风。当百叶全部旋至垂直状态时，则形成了富有质感的铝合金墙面肌理效果，散发着强烈的现代气息和高科技感。

5景观绿化设计

本会议中心的景观设计主要以“城市景观”为主题，通过对沿兰溪街和李渔路城市广场的统一设计，连同对机关大院东北角城市景观广场的整合，打造会议中心的城市公共性广场，景观为城市大众共享。结合广场景观、木头平台、硬地广场、休闲小品、会议中心周边设置浅水溪环绕建筑，表达对金华丰富河道特性的反映。沿城市广场种植大的乔木，更加强调城市景观的连续性。

6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某国际会议中心进行建筑方案总体构思、总体布局，以及建筑单体的设计了探讨与研究，旨在为了探索一种具有城市性、高效性且庄重性的会议中心建筑设计方法，从而创造一个极具现代性的会议中心，以供大家参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

[1]王茜，孙跃，罗宇杰.郁金香会议中心[J].建筑创作，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