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精选(九篇)
第1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0B-
0092-01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传统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由“教教科书”向“用教科书教”过渡，这意味着高中历史教学逐渐摆脱了原有高度凝练的文本叙述语境以及盖棺定论的历史姿态，转而探索历史的多元真实，汲取顺应时展规律的方法论与价值观。因此，史学研究成果的引入是高中历史教学发展的必然方向，对其合理应用不仅可以弥补历史教学滞后于时代的瘤疾，还能有效促进高中历史知识与综合性史观体系的完善，提升高中历史教学的有效性。基于史学研究成果的特殊价值，本文重点列举了以下三种引入范式以资参考。
一、对史学研究成果的解释式引入
对史学研究成果的解释式引入可用于解释历史细节或对历史概念进行补充说明，促进学生知识体系的完整。
1？郾解释历史细节。例如，针对1861年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教科书中提到农奴向地主高价赎买土地。那么，“高价赎买”究竟是多高价呢？农奴支付不起又怎么办呢？根据史学研究材料显示，农奴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必须支付9亿卢布，向国家借债需要49年还清本息共计20亿卢布。教师引入史学研究材料弥补这一细节可让学生理性地认识到1861年的俄国改革不仅包涵历史进步性，同时也是一场对农奴的合法掠夺，有着不可忽略的历史局限。
2？郾补充历史概念。以历史概念“冷战”为例，教科书没有对“冷战”进行明确的解释，学生普遍从字面意思上简单地理解为“不相往来”，甚至会产生“冷战”是相对和平的历史错觉。实质上，这个词代表的恰恰是一种政治斗争形态，史学研究领域将它生动而趣味地定义为“战争与和平的私生子”，“冷战”不是和平，而是争而不战。教师补充史学定义，引入相关研究陈述，对学生正确理解历史有重大作用。
二、对史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式引入
对史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式引入主要用于启发学生思维，拓展教学深度，一般包括典型性史学研究成果引入与非典型性史学研究成果引入。
1？郾典型性史学研究成果引入。例如，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讲授，历来都指向控诉日本战争暴行，以及表达不忘国耻等历史观点。那么，为什么日本军队如此泯灭人性？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不正常配合源自于哪里？根据《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研究，这种有组织的群体性暴行已经达到了丧失理性的地步，对它的思考应以日本天皇制度本身，以及日本对国民长期实施的军国主义教育为切入口。通过引入典型性史学研究材料，教师可将学生单纯的反日情绪引向更为广阔的宏观视野，帮助学生克服面对历史问题时的浮躁心理。
2？郾非典型性史学研究成果引入。例如，针对开辟新航路与早期殖民活动，教科书中提到《马可・波罗行记》刺激了欧洲人对财富的追求，但是真实的史学研究成果显示，《马可・波罗行记》在欧洲问世时受到了广泛质疑，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相信“东方处处都是黄金”。那么，史学研究成果与教科书是否矛盾呢？通过分析可知，奥斯曼帝国的横征暴敛促使商路阻断，诱发了欧洲人对《马可・波罗行记》的兴趣，即《马可・波罗行记》只是个引子，开辟新航路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经济矛盾。教师引入真实史学素材可让学生由表及里地探究历史根源。
三、对史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式引入
高中历史教学对史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式引入可用于端正学生的历史情感与态度，树立学生的民族责任感，主要包括人物评价类的史学研究成果引入与事件评价类的史学研究成果引入。
第2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内容提要】史学研究的任务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 工具，视野开阔是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关键，正确思路是打开史学研究大门的钥匙。
【摘 要 题】史学理论
【英文摘要】The task of history research is to help people recognize and reform the wo rld，and history science is the important tool of doing that.Wide view-field is the key of creating the new level of history research.Cornect conept is a lso the key to open the door of history research.
【关 键 词】视野/思路/史学研究/view-field/concept/history research
【 正 文】
一、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取决于这个时代、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知识的积累状况，即科学文化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能力。这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要通过多种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来实现。
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史学研究对象，主要的不是现实社会生活 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类社会运动中已经成为过去的那一部分。今天的中 国和世界是历史的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人类历史长河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连接起来的 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人们要真正认识现在，预见未来，就不能不认识过去，认识过去 就要研究历史。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历史是人类过去一切实践的总汇，荟萃了人类的 智慧。史学研究就是通过记载人类的实践活动，发掘提炼出丰富的历史智慧，帮助人们 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这就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深入认识 历史上各国各民族为什么会出现兴衰治乱，各国各民族之间为什么会出现战争与和平、 富裕与贫穷，世界历史进程为什么会出现曲折多变、前进与倒退交错，等等，从中总结 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这对我们观察和思考国内外的重大问题，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种挑 战和难题，都将受到深刻的启迪。尤其应该看到，20世纪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个 世纪，也是提供历史智慧最多的世纪。对它的研究更将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的和 平与发展。可见，史学研究的作用在于，第一，深刻认识过去和它与现在的联系，总结 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对社会的认识能力；第二，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提 高对社会发展的预测能力和治理能力；第三，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 论，对人们邪饕搴蜕缁嶂饕褰逃坏谒模嘌嗣亲陨淼睦砺鬯嘉芰Γ岣?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分析综合能力。总之，史学研究，是人们认识生活，积累知识， 增长聪明智慧和才干的重要源泉，是各国各民族寻求解决发展中碰到的重大问题的重要 源泉。
史学能否永远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呢?回答是肯定的。史学研究，同其他学科 一样，是一个不断发展开拓前进的过程，认识人类社会的过去这个客观事物，是永远不 会完结的。因为，中国和世界都是发展中的社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能 力会不断提高，促使人们站在新的认识高度去思考今天中国和世界的由来及其与过去的 联系，这就要求史学研究不断深化，对已认识过的历史进行再认识，对已评价过的历史 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再评价，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扩展新的研 究视野，打开新的研究局面。这样，人们就能不断克服历史认识中的片面、表层、偏颇 和谬误，使历史认识不断扩展、全面、深化和更新，从而使史学永远成为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那么，史学研究怎样才能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呢?首先要弄清楚史学是一 种什么样的学科，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
历史科学是一门具体的综合的社会科学。具体性表现为：一切历史都是具体的存在， 一切历史事件、人物、制度、思潮、组织都存在于特定的时间，空间和环境，都有自己 特定的内容。历史上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事件，也没有完全一样的历史人物，每个事 件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个性。由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构成的各国各民族 历史当然也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面貌。这就要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作具体分析， 没有具体分析，取消了历史的具体内容，抹煞了各国各事件的个性和彼此的差异性，就 没有历史科学。这是史学的一大特性。
史学又是一门综合性科学。综合性表现为：历史是过去人类社会各方面(经济、政治、 社会、军事、科学文化、意识形态等)的活动。唯物史观全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 的基本历史内容，即人类历史内容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第一个基本方面是物质资料的生 产和再生产，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是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第二 个基本方面是反映人们相互关系的家庭和各种社会联系，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们社会关 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成为阶级社会历史的突出内容。第三个基本方 面是人们社会意识的发展。这三个基本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构成人类历史的整 体，只有对它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因此，对历史进行综合研 究，是史学的又一大特性。
对史学进行科学研究，应该达到的基本目标，可以表现为三个大的阶段性要求。
第一，弄清基本历史事实。按照历史顺序包括对史料的搜集、校订，史实的考证等具 体问题的研究。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需要认真下功夫，才能取得成果，但对整个史学 研究来说，还只是基础性工作。
第二，找出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这里讲的联系主要是历史的纵横联系。纵向联系指 时间上的，即事件本身的发生发展及它与前后事件的关系，世界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 史的发展及其演变；横向联系指地域上的，即这个国家(地区)发生的事件与其他国家( 地区)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关系，或牵涉各国(地区)的事件的相互联系。只有弄清了历史 事件前后左右的联系，才能认识各个事件的共性和特性，揭示历史的发展演变及其原因 结果。这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一步。
第三，说明历史事件历史运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了解各个时代的 全貌，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这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层次，也是史学成为科学的决 定性一步，使史学真正发挥它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不能停留在第一、二步，因为这不是其最终目的，不能实现 史学研究的任务。只有实现这三步，才能完成史学研究的目标，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提高史学研究水平，关键在于提高对史学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而这种认识水平认识 能力决定于正确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无法揭示历史的本质联 系和内在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理论思维的重要作用做了透辟分析，"每 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 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 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 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 方法。"[1](第284页)"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 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1](第300页)这些论述对史学研究也是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的。要有正确的理论思维能力，就要学习辩证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学习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二、视野开阔是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关键
从科学的高度进行史学研究，是有很大难度的。那些认为史学就是一些具体历史知识 ，就是一个一个历史故事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是对史学的浅薄认识。科学的史学研究 ，视野开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视野，指看问题的角度，就是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 。这个角度可以是很小的，小到自己的家庭、学校或小地区，也可以是很大的，大到全 国、全世界、甚至宇宙。角度不同，看事物的结果也不同，可以是事物的全部、整体， 也可以是局部、部分；可以是事物的本质，也可以是一些表象。任何人，不管承认不承 认，自觉不自觉，看问题，研究事情，都有自己的视野。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视野开 阔，才能看得全面、深刻。英国大科学家法拉第只上过两年小学，小时卖报当学徒，由 于求知欲望强烈，22岁时当上大化学家戴维的实验助手，他跟随戴维到欧洲大陆国家参 观访问，大大扩展了眼界，开阔了视野，为法拉第奠定了电磁学的实验基础，因而，有 人说欧洲是法拉第的大学。观察一座山脉，只有站到山颠之上才能看清它的走向。认识 复杂的历史事件，也应尽量站到时代的高度，才能洞悉它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趋势。要获 得对国内国际重大事物的正确认识，需要超越自身的局限，抛弃个人恩怨，排除感情用 事，站到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的高度，把握时代的特征，拓展观察整个事态演变的视野 。史学研究，如果只看到局部、部分、表象，其历史认识就往往狭隘、偏颇、表面和谬 误。视野不开阔，容易固步自封，抱残守阙，排斥新的或相异的东西，在学问上难有大 的突破。视野开阔，就会感到知识不足，需要不断充实提高，吸取各种新知识新见解， 使历史认识不断扩展、全面、深化和更新。在研究中碰到困难时就可找到新的途径，形 成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提出新见解，即，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由于视野开阔，往往出 现柳暗花明又一村。视野开阔不开阔，不是指研究的事物本身的大小，而是指观察事物 的角度。研究的问题有大有小，但看问题的角度要大，站的要高。看小事物，也要站在 大角度，愈是大事物，愈要大角度，才可能看清楚事物的本来面貌。
史学研究，具体对象有大有小，大事物又是由很多小事物组成。因此，要做微观研究 ，即研究历史上存在的具体的人、事、地、物等，对这些局部、细部研究的愈细致、周 全、准确，就愈能正确认识由这些局部、细部构成的历史大厦。没有具体的可靠的史料 的基础，就不可能构筑成功汇通古今中外的世界通史巨著。还要做宏观研究，即研究历 史事件特别是那些牵动面大、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必须从广阔视野、历史全局去考察 历史的内在联系，认识寓于历史事实之中，隐于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的本质。如果只对 历史事件孤立地进行研究，而不从更大角度、更大范围观察它，不从自身的发展以及它 和周围世界的联系上观察它，那对个别事件也无法取得真正科学的认识。一切关于历史 规律性的认识和理论判断，都是宏观考察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对于人类 历史进行宏观考察的科学结晶。
微观研究，宏观研究，对于史学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论对小事物做微观研究，还 是对大事物做宏观研究，都要视野开阔，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的《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光辉著 作，都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典范。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就是两者结合的范例。 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金文甲骨文做了深入细致的考证研究，通过对先秦时期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剖析，揭示了中国古代历史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经奴 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证实了中国历史具有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共性，证实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只搞微观研究，不做宏观研究，就不 能完成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不做微观研究，则宏观研究没有基础，只能是空中楼阁 。譬如，要认识武汉，靠步行只能看到武汉的很小部分，上黄鹤楼和龟山电视塔就比步 行能看到武汉的更大范围，坐汽车火车轮船也可看到武汉很大部分，但这些都难看清武 汉全貌和它的战略地位，如果从飞机从卫星上看武汉就大不一样了。因此，认识武汉， 既要步行和坐汽车到一些重要的地方即武汉的局部细部去观察，又要坐飞机考察武汉三 镇的全貌。总之，只有坚持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史学研究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
应当指出的是，宏观研究决不是只有研究世界通史或世界某个断代史才能进行。历史 是多层次的，所谓全局、整体，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整个世界史，某个断代史，可以 看作全局、整体，某一国别史、某一地区史、某个专门史，甚至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可以作为全局、整体看待。放开视野，纵观全局，从一个大角 度来观察这个细部，从整体看这个局部，考察它的产生发展和结局，认识它在世界全局 中的地位作用。
影响视野开阔的，是各种局限性。首先是时代的局限性和认识上的局限性。一个时代 对世界的认识达到什么境界，决定了人们的视野所能达到的境界。人们认识的世界范围 ，决定了视野开阔的程度。研究世界史或世界的某个断代史，视野应该是整个世界。希 腊的希罗多德写的《历史》，在他看来就是当时的世界历史，司马迁写的《史记》也是 他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历史。比起同时代的史学家来，他们的视野是比较广阔的，但他 们写的毕竟不是当时的整个世界。希罗多德的世界，除了他所在的希腊及爱琴海诸岛， 还包括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叙利亚、巴比伦、伊朗、里海沿岸及部分内地、地中 海中部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世界。司马迁的世界(即"天下")除秦 汉时期中国疆域所及的地区之外，东边包括朝鲜，西边包括大宛、大夏、安息和条支， 即今中亚、伊朗、叙利亚一带。由于他们并未看到当时世界的全部，因此不可能写出真 正的世界史。这是时代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所带来的。此外，还有阶级的种族的局限性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写的世界史都有主体或中心，有附从或，前者以希腊，尤其是 雅典为主体、中心，希腊以外被一概视为异帮蛮族，是附从、；后者以汉天子统治 的中国为主体、中心，以外都是蛮夷、附从、，应接受中国教化。这就是阶级的种 族的局限性的结果。在中世纪的欧洲，史学依附于基督教神学，僧侣史学家的基督教世 界实际上就是基督教的欧洲，在他们的著作中，世界和欧洲几乎是同义语，他们并非对 基督教世界以外的世界完全无知，但他们却加以否定，这是阶级和种族偏见所致。到了 近代，这种欧洲中心论仍然支配着西方史学。生活在19世纪的黑格尔，他知道全世界， 知道中国、印度、伊朗、埃及，但他认为只有所谓希腊精神，才真正是世界历史的开始 ，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将中国、印度置于世界历史之外，视波斯、埃及为向世界 历史的过渡。从此，欧洲中心论成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史学理论。在西方颇有影响的"剑 桥三史"(《剑桥上古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代史》)的作者，不过是把祖 先关于世界历史的种族、阶级偏见承袭下来，以巨大篇幅来宣扬欧洲这个主体、中心， 反映了向外扩张的西方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看法。
因此，只有克服各种局限性，才能视野开阔。今天，时代局限性已越来越小，资本主 义已将世界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交通运输及通讯手段的现代化， 已使世界各部分之间的距离大为缩小，整个世界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阶级的种 族的偏见仍然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也还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来说，认识 上的局限性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方法研究历史，同时，扎扎实实地掌握有关材料，广泛吸收有关学科的新知识新见解， 就可以克服认识上的局限，开阔视野，打开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三、正确思路是打开史学研究大门的钥匙
史学研究，是很艰苦的脑力劳动，不仅要掌握大量材料，还要对材料进行整理、思考 、钻研，找到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对所研究问题的看法，最后得出符合客观事物 的结论，并写成论著。在研究工作中，开始接触的都是一条条零碎的孤立的材料，看不 到什么联系，似乎都是不连贯的偶然现象，必须通过思考、钻研，找到材料的内在联系 ，才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本质，揭示其内在规律。如果头脑为大堆材料所迷惘，找不到材 料之间的联系，在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面前，研究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 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 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 第111页)列宁也讲过："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 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 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 儿戏也不如。"[3](第364页)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只有找到了材料的内在联系，掌握了 材料的全部总和，材料才具有生命力。一切科学都应这样对待材料，史学尤其应该这样 。史学的特性(即具体性、综合性)，要求历史认识不能抽象、教条、一刀切，而要从大 量占有材料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引出结论；要求研究问题时不要简单、片面 ，不搞形而上学，要全面系统地考察问题，弄清历史的本质和内在联系。
对研究工作成败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有无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思路，指思考 问题的线索。这个线索大体上包括：主题是什么，怎样提出问题、论证问题，得出什么 结论，结构(框架)怎样安排，以至每个部分的具体思路。这个思路成为研究问题的总的 设想和具体设计，它可以写成文字，也可以存在于头脑中。研究成果就是循着这个思路 深入研究后的结果。
对任何问题(无论大小)的研究，都必须有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讲课、作报告 、写文章、著书等都必须有一个好的思路作为基本线索。这个思路是在阅读材料、研究 问题和艰苦写作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在读、讲、写、议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 。一个好的思路都要经历一个由不成形到成形，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清晰到清晰的过 程。有了思路，研究工作就有了方向，就能有序的进行。没有正确的思路，就无法掌握 材料，驾御材料，弄清材料的联系和全部总和，就不可能在科研上取得成就。研究具体 问题，要有思路，写文章，更要有完整的思路，不然，问题研究不清楚，文章也写不出 来。有些人占有很多材料，可以说很有学问，由于缺乏思路或思路不清，一生始终没有 什么著述，最多起一个活字典的作用。
思路反映了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它又对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识能 力的培养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史学研究中，思路通过促进人们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 的提高来保证研究成果的取得。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形式，首先是感觉，感觉是意识 的初级形式，史学研究首先接触的是一条一条孤立存在的材料，它们在人们头脑里的反 映是一些偶然现象，彼此没有什么联系，这些现象就是感觉，人们对外界的反映不仅采 取感觉的形式，而且采取思维的形式，思维是意识的高级形态。思维这种反映形式是人 类所特有的，是人的反映的本质特点。思维通过概念、范畴、规律等反映材料之间的联 系，深刻地反映外部世界的各种物质运动的过程，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思维反 映的已不是个别事物的形象，而是事物的本质，事物固有的内部联系和规律，它远较感 觉更深刻地反映了客观物质世界。思维这种高级的意识，是在感觉材料的基础上并对后 者进行了抽象和概括而产生和形成的。
从认识论角度看，思路帮助人们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人们在研究中，首先接 触各种材料，都属于感性认识。在感性认识阶段，人们认识的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 个片面和事物的外部联系。人们通过感性认识，只能把握个别而不能把握一般，只能把 握现象而不能把握本质和规律。因此，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必须上升到理性阶段 。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它表现为一系列的抽象和综合的过程。理性认识已经不 是个别事物的印象，而是沿着思考的线索，综合了许多事物或各个方面的感性材料，经 过思考作用，舍弃了次要的东西，从中抽出事物的共同本质和事物运动的规律。这就是 说，沿着确定的思路，通过深入系统的思考，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可见，有无 正确思路的指引，决定着感性认识能否上升为理性认识。
如何培养和提高思维能力，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首先必须占有十分丰富(不是 零碎不全)、合乎实际(不是错觉)的感性材料，然后经过思考作用，进行逻辑的加工。 所谓逻辑加工就是毛泽东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 作功夫。事物的现象表现着本质，个别之中有一般。感性材料既然是现象和个别东西的 反映，那么，它也就包含着本质和一般的东西。但是，感性材料中所反映的东西，都是 真象和假象、本质东西和非本质东西混杂在一起，是事物的各个片面和表面的联系。因 此，必须开动脑筋进行思考，对感性材料作全面的分析和综合。这就要去伪存真，发现 事物的真象，不为各种假象所蒙蔽；要去粗取精，抓住事物本质的东西，不要粗枝大叶 ，为非本质的东西所迷惑；必须由此及彼，把孤立的材料连贯起来，发现其"来龙去脉 "，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满足于片面的、零碎的了解而看不到事物的全体；必须由 表及里，通过事物的外部联系探索其内部联系，不要浮光掠影，不求甚解，停留在事物 的外表。总之，只有按毛泽东说的那样去做，我们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
指导对材料进行思索和逻辑加工的方法，培养认识能力训练思路的方法，就是唯物辩 证法。只有辩证的思维，才能做到对感性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 及里"，引出客观事物固有的、而不是主观臆造的规律性。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 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一文中对辩证逻辑做了精彩的概括，对培养人 们的认识能力和正确思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 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 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 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第 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 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 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4](第419页)总之，要有正确思路，必须善于思 索，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只要掌握了要研究的 问题的大量材料，认真阅读有关经典著作和论述，学习有关论著，运用辩证逻辑方法， 认真反复地思考，一定会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形成正确思路，指导研究工作的深入，取 得积极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第3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教材的版本逐渐增多，从“一纲一本”的国定制转变为“一标多本”的审定制，从中可以看出教材研究、编写方面的与时俱进，教材内容则始终坚持以“育人”为使命，同时又注重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注重对教材进行二次加工，通过取舍、增补、调序等方式，实现教材的最优化利用。
本期以“教材的发展与运用研究”为专题，从摘要：文章以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例，通过对选文的仔细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从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与比较研究的思路来进行；在研究内容方面则侧重于教科书的编写研究、教科书内容的选取研究以及教科书的比较分析研究这三个角度。
关键词：中学；历史教科书；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3）27—0005-03
历史教科书作为学校历史教育的最主要资源，是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主要媒介，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今天，仔细梳理和分析相关文献，以掌握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发展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以期对今后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主要内容
1.研究思路。
（1）寻求借鉴价值的研究思路。我国历史教科书从“一纲一本”的国定制到“一标多本”的审定制，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回顾和总结它的发展历程，对研究和指导当前的历史新课程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值得学习和借鉴。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陈志刚的《试论新课程历史教科书改革发展的方向》、杨弢的《新中国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史的得失及其对历史新课程改革的启示》。
（2）研究发展的应然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应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如余孟孟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多样化发展趋势研究》何成刚的《历史教科书建设的几点思考——基于更宽广视野的分析》；二是基于历史教科书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说明在转型过程中本身应具有的特点。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朱煜，张连生的《从“教本”到“学本”——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和趋势》，杨军、万明钢的《从“化人”到“人化”20世纪课程价值取向演变探析》，王秀茹的《历史课程改革中人文主义价值取向的回归》，马璟芸的《从“教本”到“学本”——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发展趋向》。
（3）比较研究的思路。在比较研究的思路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一是中外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如：李稚勇的《中、美、日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比较研究》、李善梅的《中美历史课程改革之比较研究》；二是国内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同一版本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如：黎昕的《93年人教版与03年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的比较》，赵志明的《对人教版和岳麓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的比较研究》，李稚勇的《借鉴·继承·创新——关于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张利娟的《当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中学历史教科书结构研究》，李莉的《香港与内地初中中国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
2.具体研究内容的分层。
（1）我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探讨。关于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探讨，主要是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讨论的：
第一，编者从自己的角度对教科书整体的设计思路、内容安排等方面进行阐述。如：张永军的《“细节”还是“体系”——对当前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反思》陈其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实验教科书（人教版）介绍》黄牧航的《论中学历史教材的逻辑结构》。
第二，对某一版本或几个版本进行宏观比较研究。如：李虎的《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趋势研究——以人教版新旧版高中历史教课书变化为例》，赵志明的《对人教版和岳麓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的比较研究》。
第三，对具体某一课进行个案比较研究。如：王灵艳的《新课程改革下高中历史教科书编写初探——以人教版和岳麓版“戊戌变法”为例》，李莎的《新课程不同版本高中历史实验教科书课文编撰的比较研究——以新文化运动为例》。
第四，从史学理念的角度分析。如：何成刚、高思超的《努力提升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史学水平——新版高中历史教课书读后的一点感想》。
有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新体例表现出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从史学的角度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虽然角度不同，但他们通过对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反思和总结，指出了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不仅要反映历史学科的逻辑顺序，要依据学生的心理发展特点和兴趣，同时还应有利于教师教学的需要。
（2）历史教科书内容选择的探讨。
第一，就教科书内容应具有的特征、影响改革的因素等方面进行探讨，对改革历史教科书提出一些建议。如：冯一下的《试论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与更新》，祁国栋的《浅谈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选择》。
第二，通过对教科书的选材、组织方式、呈现方式等方面的比较对教科书的整体内容进行研究。如：仇晓霞的《21世纪初国家课程标准版高中历史教科书内容体系研究》，姚锦祥的《高中新课程历史学科内容的选择和组织评析》。
一方面，由于教科书内容的选择是一个复杂且多变的范畴，不同研究在方法、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他们都强调要密切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的熏陶与感染；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对新课程的教 科书内容的编排形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就意味着相关研究还需进行深化与改进。
3.历史教科书教学方面的探讨。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强调教师如何更好地利用教材，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如：王德民的《论教师对历史教材的——再开发》，王映兰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探析》，杜小军的《浅谈影响历史学科能力培养的因素——对历史教课书的新认识》，张洁的《关于新课改下历史教科书使用问题》。
从学生学习的视角主要强调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来编排课程内容。如：颜智华的《教科书编写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浅议初中世界教材的改编问题》，朱煜、张连生的《从“教本”到“学本”——论历史教科书的改革和趋势》，马璟芸的《从“教本”到“学本”——论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发展趋向》，王德民《历史教材“转型”与课堂教学重建》，等等。
尽管研究者的研究角度和表述方式并不完全一致，但普遍认为历史教科书应该更多地从学生的角度去研究，要更多地关注学生的心理发展和主体性发展，促使课堂教学实现从“为知识而教学”到“为了学生的发展而教学”的转变。
二、对我国历史教科书改革发展的反思
通过对这十年文献资料的认真梳理，不难发现，我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呈现出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实践研究百花齐放、比较研究逐渐深入的发展状况。其内在的发展从过分突出工具性价值取向逐渐向人文性价值取向转变，更加注重构建有利于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及符合学生身心发展需要的教科书。但我们也发现很多不足之处，如：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注方面、中外历史联系方面、加强与最新史学研究成果的联系方面、历史教材开发和教学实际相联系方面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后历史教科书研究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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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冯一下.试论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与更新[J].历史教学，2004，（10）：43-45.
[12]祁国栋.浅谈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选择[J].新课程研究（上旬），2010，（2）：29-30.
第4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一个政党要取得胜利必须要对理论掌握、对历史研究、对现实了解。而这三方面对于一个成熟的党来说，都是必须具备的，少了哪一方面都是不行的。我们党的工作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从研究历史经验和把握现实条件中探索与开辟走向成功、走向未来的正确路线。我们党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可以说是研究党的历史，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统一认识，并经过理论的升华才达到的。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作为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以及它们发生的巨大现实作用和深远影响，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认真研究党的历史的极端重要性。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既是我们党依据对当代国际形势走向和国内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提出来的，也是从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和发展起来的。这里既包括对过去几十年间正确东西的继承，也包括对错误东西的否定，更包括在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之后，在新的实践中进行的探索和创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类关系，这就有待于领导干部去认真学习和研究党史以及更好地去理解，这样才能增强对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信念，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二、学习研究党史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波澜壮阔而又复杂曲折。这个时期党的历史，特别是那些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事件的历史资料是一个十分丰富的宝藏，尤其是在最近几十年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及近期的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我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因而各级党员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了解建国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历史，了解那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了解取得成功或导致失误的过程、背景和有关事实，从中得到历史的启迪和有益的借鉴。这些都要求我们有计划地抓紧搞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工作整理、研究和学习，为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提供准确无误的历史经验和借鉴，以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只有防止历史的错误继续再现，才能做到与时俱进，开创新局面，产生新理论，才能在依法治国的形势下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与法治环境的关系。所以说认真学习和总结好党的历史经验，才能为当前依法治国这个现实，这个大局提供指导和借鉴。
三、学习研究党史必须拓宽研究领域
党史不仅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党的理论建设史、党的组织建设和民主建设史、党所领导和影响的革命斗争史和经济建设史、党与国内外各党派团体的关系__史、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社会历史环境等,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知识结构更应该是个综合体，它与民主革命时期比，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包括的面更宽，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军事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甚至外交等。对历史的发展进程必须从这几方面的互相联系与作用上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考察;二是它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所以要敢于面对现实去研究;三是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这一根本性变化使党的领导和活动，全面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党的自身建设状况，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决不能用简单的因果联系法，而应打破封闭的狭窄路子，从整个国际共运史，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等方面研究考察这个时期的党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只有这样的研究才带有普遍性，研究出来的成果，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指导性的理论成果，党史才能真正有资政育人的功效。要把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进行深入的、透彻的、全方位的研究，努力拓展研究的领域。要突破自己的狭小圈子，走出史学界，走向社会，加强对有关部门的横向联系，注意吸收新信息、新成果。及时了解国外及港台关于党史研究的动态。既要研究执政党的历史，又要对中国社会的多方面进行研究，并要努力去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国际共运史和民主党派的历史，研究党史既研究成功的经验，也研究失败教训。在总结经验的同时，要敢于触及挫折、失误，做到全面、客观、公正，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事实提供明镜，避免重犯错误，少走弯路。同时要跳出就事论事的框框，在研究二字上狠下功夫，搞清历史上的是非，总结其经验教训，更好地服务于当前的依法治国的新时代。
四、学习研究党史必须重视党史的宣传教育作用
第5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关键词：土地革命
共产主义
极权主义
问题意识
土地革命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无论国内学界还是海外中国研究，都将土地革命作为自身领域的焦点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学界更多地是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而存在，缺少对下述问题的有力回应，即：土地革命究竟是如何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议题的？土地革命本身的“问题化”过程是怎样的？
本文将从“问题意识”、“理论范式”和“具体议题”三个层面1对目前国内外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希望在对土地革命本身的“问题化”进程进行回应的前提下，发掘目前学术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作为新的学术研究的起点。
一、从极权主义到社会革命：美国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发展
及其影响
对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关注与研究乃是与海内外学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一更为宏大的学术关怀与问题意识密切相关的。应该说，土地革命这一研究议题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一问题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因此，首先需要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的渊源与流变出发对相关学术研究进行梳理，才能明确土地革命在相应问题谱系中的位置。
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领域，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从美国中国学研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及理论视角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从“极权主义”到“社会革命”这样一个主要的变化过程。
（一）“毛主义”与“极权主义”
最初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产生兴趣和关注的是以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为代表的一代美国学者，他们围绕领导共产党政权夺取革命胜利的“毛主义”究竟是不是“极权主义”这一问题展开了长达十年的争论。史华慈在1952年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的崛起》，提出了“毛主义”的概念，从而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定义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史华慈（2006：184）关心的基本问题在于：“以某种信仰为基础的历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偏离最初的基本前提而依然保持它的特性？”在他看来，“毛主义”的特征不在于理论层面，而在于战略层面，即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由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信条而充满活力的政党组织，这个组织的群众基础则是由纯粹不满的农民所组成；“毛主义”的战略与有力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在前期，他选择将根据地建立在几省交界地区，从而远离行政和军事权力的中心地区；而在后期，则主要利用了民族主义情绪将农民组织起来，结合在一起，最终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胜利。
魏特夫（Karl Wittfogel）则不同意史华慈将“毛主义”归结为“马列主义异端”这样的判断，尽管在最初他并未直接处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这一具体议题，而是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来回应史华慈的命题。在魏特夫（1989）看来，在中国社会中，社会生产方式并非如同马克思所定义的那样经历了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是一直停留在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中。魏特夫的研究引起了很大反响，其笔下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指向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他认为，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翻版罢了。在魏特夫之后，鲍大可（Doak，1960）在其著作《共产主义的中国和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一书中，首次公开将中国的共产主义定义为极权主义。
继承了魏特夫这一脉观点的主要是包括麦克莱思（Charles B，Mclane）在内的一系列研究者，后者在1958年出版了《苏联政策与中国的共产主义，1931—1946））一书。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史华慈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考察当时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也没有去处理苏联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
接续史华慈观点与传统的是施拉姆（Schram，1963），他强调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经验的结合情况，指出不仅要考察在二者结合中孰轻孰重，而且要考察二者是如何结合的。迈斯纳（2004）则继续强调“毛主义”并非极权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因为毛保持着“乌托邦主义”的冲动，同时又根据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同所谓的“民众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塑造了“毛主义”主导下的共产革命。另一不能忽略的著作就是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历史与意志：思想的哲学透视》一书，这本书认为共产党的胜利源泉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民民族主义，并强调共产党具有动员农民民族主义的强大能力，以此回击苏联阴谋论和苏联影响说（魏斐德，2005）。魏斐德对于农民民族主义的解释思路也为其后大众动员、社会革命的基本视角奠定了基础。
（二）社会革命与大众参与
在极权主义与毛主义激烈争论的时期，研究者或限于材料，或由于理论视角的局限，只将焦点汇聚在上层政治精英的身上，研究共产主义者本身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理想以及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研究都与下层社会没有直接的联系，而在这一思路下，土地革命也还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了转变，美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开始不只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为“毛主义”或是“极权主义”来理解，而是将其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和大众参与过程来加以考察。
在魏斐德的研究中就已经露出了此种转向的某些端倪，他所强调的对农民民族主义的关注，实质上已经开启了对共产主义革命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讨论。因此，在20世纪60一8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中，美国学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采用的是大众运动、农村动员这类基本视角。美国学者赛尔登（Mark Selden）的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直接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源泉归结为，他认为通过，共产党在乡村社会中实现了平等主义，利用群众路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赛尔登，2002）。在这里，赛尔登已经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社会革命”上，土地革命是作为“社会革命”的过程而存在的，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已经从“毛主义”究竟是不是极权主义转变成了共产主义革命如何在乡村社会中进行并完成社会动员，从而成为一场群众运动。
黄宗智（Philip C，Huang）的早期作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和农民：1927—1934年兴国县实例》也是在这一基本思路下处理具体的苏区问题。在他看来，在共产主义革命的早期阶段，大量被从城市驱赶到乡村的知识分子，首先同农村中的流浪者和流氓无产者结盟，而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为了在地方社会站稳脚跟，也将这些人作为革命的锐利锋刃，但是这就使党陷入了流寇主义的危险境地。中共正是通过土地革命和农民群众有组织地参与革命政权的斗争，才和农村真正建立了纯正的联系（Huang，1978b：27）。
随着基本的问题意识从政治哲学领域的“毛主义”与极权主义之争转向将共产主义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来理解，加之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者逐渐具备了到中国进行实地田野调查的可能，这一问题意识的转化带来了研究范式上的重要变化，即根植于社会史与地方史基础上的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趋势。
以往的研究往往将这一转变理解为单纯理论范式层面的转变，强调这是从“政治史”到“社会史”的转向，例如黄宗智（Huang，1978a）就认为，早期史华慈、魏特夫等人的研究尽管有很多争论与分歧，但他们都属于局限在权力斗争层面的“政治史”研究，并进而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史”视野。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会发现，这一转变并不仅仅是研究视角上的“向上”还是“向下”的问题，其背后蕴含的是两代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意识的差异：史华慈和魏特夫关心的是如何理解“毛主义”与极权主义的问题，而以黄宗智为代表的第二代学者则认为共产党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成功完成了社会动员，激发了大众对革命的参与。
正是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土地革命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和学术研究的聚焦点。既然第二代学者将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要点放在了社会革命的层面上，那么以重新分配土地和划分农村社会结构（阶级划分）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自然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应该说，大多数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
（三）动员目标与现实效果
既然基本的问题意识已从是否极权主义转化为社会革命和大众参与，而土地革命被作为社会革命与大众动员的实现路径来加以理解，那么问题接踵而至，即土地革命究竟在多大意义上完成了动员的任务？沿着这一基本疑问，学者就土地革命的现实效果展开了激烈讨论。
金一平（Ilpyong J，Kim）和徐金一（Hsu King-Yi）等人认为，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都起到了战争动员的巨大作用（Kim，1973；Hsu，1980，均转引自王才友，2011），而后来的学者则开始注意到土地革命动员的局限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德曼（Goodman，2000）的研究，他认为农民投身参与革命与中共的分田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直接因果关系。
问题由此进一步深入，为什么苏区的分田运动不能达到其预期效果？韦思谛（Averill，1990）指出，中共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发动革命，其重要的依靠力量是本地的青年学生群体。这些学生作为中共力量深入到乡村地区指导革命，并充分利用其当地人的优势发动自身的人际网络建立起乡村组织，同时，这些人也往往被派到非本籍的乡村地区指导革命。这就构成了所谓“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两个群体。正是他们之间的张力使得土地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韦思谛（Averill，1987）指出，在江西苏区的分田过程中，地方干部与外来干部（多为当地驻军或者中央派出的工作组）在分田等问题上存在很多不同意见，本地干部往往会抵制侵害到自身利益的土地政策，从而导致受到阻碍，而外来干部往往通过强制甚至带有恐怖色彩的手段（如肃反）来清除这些障碍。这样一些冲突和张力往往会影响土地革命在实际运作中的动员效果。此类研究实质上都是在讨论和回应土地革命究竟在多大意义上实现了社会动员这样一个基本命题，因此，都可看作是对土地革命的效果的研究。
二、从“意识形态”到“历史学”：中共党史研究的史学化趋势
有关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范畴，发展到今天，虽然党史研究的史学化趋势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仍然存在着局限，在一定程度上依然没有完全走出“/正名”模式，这在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一，“路线之争”。所谓路线之争，是指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很多难点、热点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论，其研究与考证的目的往往是要证呈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是否属于某一路线。落实到土地革命的具体议题中，“路线之争”集中体现为研究者经过大量考证，试图说明某一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在当时是否正确的抑或错误的路线。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温锐、谢建社（1991）所著《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具体现实嵌套在官方叙事的“左”与“右”的路线摇摆中，用大量的篇幅去讨论中央苏区早期中的农村阶级划分标准究竟是“左”还是“右”，从而使得具体而复杂的土地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路线史”的缩影。杨奎松（2009）有关《五四指示》的讨论同样陷入了“左”与“右”的路线之争中。《五四指示》是党史争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简单地说，《五四指示》是对之前抗日统一战线下“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的一种调整，即开始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这一政策引起党史界“是否彻底”的争论，因为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而只是强调对地主进行“清算减租”的斗争，然而，随着清算斗争的深入，这场又陷入了“左”的危机。应该说，杨奎松对《五四指示》进行的考证诚然属于史学范畴，但其问题意识仍然在于“左”与“右”的判断，同时也包括下面即将提到的“”与“正名”。
其二，“一正名”。所谓“一正名”，是指党史研究者通过不断地考据史料而希望达到对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新评价与定性。比如，某一时期的土地革命政策是否过火？土地革命的发起者究竟是为了完成战争动员还是为了农民的切实需要？这其中，杨奎松（2009）有关的研究实际上驳斥了“战争动员论”的说法。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逐步“史学化”过程，党史研究的青年一代的问题意识也发生着微妙的转化，他们逐渐不再局限于“路线之争”，而开始通过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去尝试解释历史现象。王才友（2011）有关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研究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通过对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的研究，王才友深刻揭示了土地革命中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分田运动中，地方干部的利益受到冲击，进而形成两大群体的冲突，这成为土地革命深入的主要障碍，甚至造成了江西苏维埃的失败。
三、从社会史到口述史：口述史研究传统的发端与变化
在土地革命的研究传统中，清华大学孙立平、郭于华在20世纪90年起并持续至今的"20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口述资料搜集计划”占据着相当的位置。在问题意识转变为作为“社会革命”与“大众动员”的土地革命之后，研究的基本视角开始偏向微观史学，用口述史的方式处理土地革命问题实际上是在这一总体背景下产生的。口述史的研究传统，一方面是在底层史观和底层叙事前提下进行的历史重构与历史讲述的实践，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单纯底层研究的领域与范畴，而将自身的学术关怀放置在对于共产主义文明的关注上。
（一）底层史观与底层叙事
毫无疑问，对于以农民的口述材料为主要资料的口述史实践而言，底层研究和底层历史都是其重要的学术资源。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从总体趋势和背景上看，无论是口述史研究还是底层研究都处在中国革命的“大众动员”与“社会革命”的视角转换之下，但口述史中所蕴含的底层视角却有其独特的理论意涵。
郭于华（2008）明确指出，相较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所提到的“复线的历史”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另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对于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甚至无法发出自己声音的底层人民，口述史研究并不是要为他们制造一种历史，而是力图拓展其讲述的空间，在其中，普通农民能够自主地讲述他们的经历、感受与历史评判。
在这里，与从“精英”转向“大众”的历史学家所展示出来的技艺不同的是，口述史研究强调的并不是在“英雄史观”和“精英史”之外重塑一部不同的历史面向，而是希望通过以底层讲述为核心的口述史实践来“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建历史”，从而在主体性的意义上重新建立无名者的生活史。
口述史的实践对于理解20世纪上半期处于革命中的中国乡村社会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涵。在已往的研究中，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最初被理解为“冲击一回应”模式下对西方冲击的一种反应，继而又在“传统-现代”的模式下被理解为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基于传统的、本土性的文化反应过程，这些研究都被柯文（2007）以“中国中心观”做出了批评性回应。“中国中心观”强调的乃是以中国本土的社会历史文化作为基础性视点，但是这里的“中国中心”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只是历史学家的中国中心论而已。因此，口述史意义上的革命史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试图真正去处理中国革命的大众动员面向——建立在底层讲述与底层叙事意义上的大众动员。
（二）个人苦难与制度文明
口述史研究虽然试图通过口述资料来重构历史，但其学术旨趣并不局限于此。口述史研究围绕土地革命的社会过程，强调利用口述史实践的方法，勾连宏观历史背景与微观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分析场景中，共产党政权在乡村社会中具体的权力运作逻辑及其历史后果。尽管口述史研究所提供的社会历史进程并不是绝对客观与真实的历史，但它提供了理解中国革命的另一种历史路径——建立在底层叙事意义上的对整体共产主义文明及其现实逻辑的历史关照。
实际上，我们并不能将口述史称为“底层史”，因为口述史实践的学术关怀并非仅仅在于解读一个村庄或某个地区的微观历史进程，而是要通过对发生在具体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事件所进行的过程性分析，将宏大的历史进程与具体的个人生活贯穿起来，进而解析一种作为文明的共产主义的独特治理逻辑和微妙运作机制（郭于华，2011）。正如刘新（2003：309）所评价的，“他们的研究目的，是要理解在不远的过去，日常生活世界有着怎样的形态，考察时代政府的‘权力实践’，探讨农村生活如何被一种新型控制所渗透，这种特定的控制形式如何在生活中被吸收等问题，以及检视建基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组织下，如何生成了新的惯习”。有关共产主义文明的口述史研究小传统尽管强调“事件”、“过程”等的重要性，但其基本的问题意识却指向作为一种文明的共产主义。
口述史研究传统敏锐地把握住了土地革命中“苦”这一底层叙事中呈现出来的社会性表达。在研究者看来，“苦”并非个体性的情绪化表达，在整体国家政权建设与革命历史进程这一基本框架下，底层叙事中“苦”的表述实质上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我们只有在社会的、历史的面相上去理解“苦”的含义，才能回答下列复杂的问题：普通人如何在宏大的社会工程或社会实验中容身与适应？作为社会底层的普通农民又如何在其中生存？如何经历、感受和评判这一历史过程？他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因而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都需要研究者认真倾听和思考。从普通人的经历和讲述中理解革命的过程和逻辑，这也是研究者探寻和书写“受苦人”历史的动力来源之一（郭于华，2008）。
局限于一个或几个村庄的底层叙事文本中，“受苦人”对于“苦难”的讲述在口述史的文本中呈现出了远远超越个体性痛苦的意涵，这其中包含着对共产主义文明的整体关照，无论是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还是这一社会实验的历史效果，都在其中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三）权力实践与精神图像
既有的作为“大众动员”的土地革命研究，更多处理的是权力、利益等层面的具体问题，而建立在底层叙事基础上的口述史研究并不局限在“权力实践”的单一面向上，而是尝试将土地革命场景中的权力实践与农民整体的国家观念、精神结构乃至革命的“心灵后果”一同勾画出来。
郭于华、孙立平（2002）通过对“诉苦”这一权力技术的过程一事件分析，呈现了革命进程中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微观历史进程。研究指出，诉苦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提取出来，并通过“阶级”这种中介性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等话语建立联系。
李康（1999）通过对华北西村土地革命的口述史研究，呈现出了在精神气质与心灵结构这一层面上，“革命”对于普通农民的历史形塑。文章指出，农民在土地革命的权力实践过程中，逐渐接受了国家主导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精神结构，并和自身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逻辑相互融合，从而完成了“从革命到革命”的转变。
口述史实践为研究者提供的不仅是底层历史的叙事文本，也不仅是国家一农民关系的现实形态，更是一种革命意识形态在权力实践过程中所塑造的“心灵后果”。这种精神层面上的历史后果，也恰恰构成了理解共产主义文明治理逻辑的一条重要路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口述史研究的小传统中，土地革命更多是作为一种历史场景而存在的，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通过对土地革命的考察，解析土地革命中的种种权力技术（如诉苦）的运作逻辑及其历史后果。
四、从经济史到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脉络及其演化
在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中，除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中国革命史所开创的研究传统与研究范式外，我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其中，又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和四五十年代的傅衣凌为两条重要的研究脉络。
（一）陈翰笙与“中国农村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与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为回应马季亚尔关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从1929年开始，先后在无锡、河北、岭南三个典型区域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研究论文，直接参与到当时有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去，构成了所谓的“中国农村派”。
在理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这一问题上，陈翰笙所选择的切入路径是土地与农民关系。14在1936年出版的《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一书中，陈翰笙（1984）在以人口与劳动力作为主要标准15划分农村阶级的前提下，集中分析了广东农村的土地分配与使用情况，对围绕土地而产生的复杂剥削机制进行了详细剖析，重点揭示了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下，广东乡村社会中所发生的阶级分化、劳动力流失、农村凋敝等一系列问题。在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考察下，陈翰笙认为，当时的中国乡村社会并非资本主义性质，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同时，中国乡村社会的种种危机，其症结也并不在生产规模与生产技术，而在于土地分配的严重不均以及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即大量占有土地却不事耕种的大地主的存在及其对贫农的剥削。在此基础上，陈翰笙等中国农村派学者强调，解决危机的出路既不是改进农业生产技术，也不是扩大农业生产规模，而是彻底废除不合理的制度，改变畸形的生产关系，如其所言：“我更明确地看到中国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陈翰笙，1988：49）。
（二）傅衣凌与“乡族势力”
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实质上是以人口和劳动力等经济要素为核心内容，构成了以“生活水平”为主体的农村阶级划分标准，也就是说，是用经济因素的生产关系来对社会性质进行判断，进而得出了有关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判断。与这一思路有所不同的是，傅衣凌（2007，2008）尽管同样强调所有制结构，但他并没有像陈翰笙等人那样，从所谓“生活水平”这一要素人手来划分乡村社会的不同阶层，而是从乡村社会的既有土地制度及其所有制结构着手，考察由此产生的具体社会势力与社会关系。
傅衣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的佃农经济（契约文书）、农民斗争（奴变）、商业商人（手工业）。他希望通过对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回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与社会性质论战中所提出的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命题以及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现实命题。傅衣凌认为，处理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要去处理土地制度，但是又不能简单地从土地制度本身去理解这一问题，而应该考察其他社会诸要素。傅衣凌（2007：9—25）指出，秦汉以后，各个地方乃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名义上受命于中央，实际上自己可以做主。在这种地方分权制度下，土豪、士绅是地方上的主要政治与社会力量。他用“乡族势力”来形容这一力量，它是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所组成的一种社会力量。这些人大部分属于非身份地主，他们不一定占有很多土地，有的是已失去现实政治地位的望族之后，但可以凭借其族大丁多的特点，在地方上拥有特殊势力，可以武断乡曲，豪霸一方（傅衣凌，2008：79—104）。在傅衣凌看来，这些乡族势力可以左右土地交易，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发展。因此，只要乡族势力存在，那么无论怎样改良治理结构或者发展地方工业，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傅衣凌对于这一问题的判断尽管并非直接与土地革命相关，但却开启了一条以社会生产关系来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即从所有制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去展开研究。
（三）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动向
时至今日，在有关华南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又出现了经由社会史处理革命史问题的新趋势。研究者们开始尝试将长时段内的社会史、经济史的变化状况作为理解一个地区土地革命的基本背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饶伟新（2002）关于赣南土地革命历史背景的研究。他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出发，对赣南地区的生态环境、经济结构、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赣南地区从明初到清末发生了巨大的历史转变，特别是经历了大量移民之后的赣南地区，在土地革命前夕已经形成了闽粤流民、客家移民同赣南土著之间的剧烈冲突，并且在土客冲突这一层面之上，往往还夹杂着复杂的阶级冲突。由于移民涌入，人地关系趋于紧张，粮食供给严重不足，因此客籍的闽粤佃农同赣南的土著田主之间又产生了阶级意义上的矛盾冲突，并日趋尖锐化，加之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乡族集团的政治博弈乃至武装械斗，土地革命前夕的赣南地区有着极为复杂的聚落格局和社区关系。这些都构成了中共赣南的基本历史背景。
与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社会史视角不同的是，饶伟新的研究理路并没有将不同社会阶层对于革命的不同反应作为社会史的实质内涵，他更关注的是长时段内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以及具体社会关系的变化（例如宗族、土客关系等）对于革命进程的可能影响。
五、局限与脱节：几点批评性讨论
上文详细梳理了有关土地革命的四个重要研究传统，这些研究传统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有哪些内在的张力与困境？这些研究成果及其局限如何构成后来者研究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进而理解共产主义革命所形成的独特政党政治传统及其生成过程的新的起点呢？
（一）“抽象”：美国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困境
在美国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范式之下，既有研究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围绕“毛主义”和“极权主义”之争的最大问题在于，两种观点中无论哪一派都将具体的论述过程转化成了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从而用较为抽象的方式来处理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究竟是不是极权主义这一重要理论问题。孙立平（2005）曾经指出，极权主义的研究传统和范式强调列宁主义政党的作用以及领袖个人的领导能力，在他们看来，共产党中国几乎不存在自主性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过程，国家权力的实践只是塑造了原子化的大众。与此同时，由于研究资料等的限制以及问题意识本身的特殊性与限定性，这一时期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人为地割裂了上层政治人物与下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割裂了国家权力实践与现实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
其二，无论“极权主义”范式还是“社会革命”范式，一个共同存在的问题就是对于核心问题的抽象化理解。就“极权主义”范式而言，研究者将一切都抽象成为政党领导人、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派系关系；而就“社会革命”范式而言，这一抽象化理解则是指其抽象的“社会史”研究进路，简单来说就是在分析中国社会某一地域的区域社会文化时所使用的却是阶级分析的基本路数。以黄宗智（Huang，1978b）对于兴国县的分析为例，其文中归纳的“流氓无产者”、“知识分子”、“贫苦农民”等所沿用的完全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下对于乡村社会群体的阶级划分，那么这一研究还能在多大意义上称为社会史，本身就是一个疑问，因为阶级划分本就是对于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一种简单归纳，即按照经济关系来抽象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划分出来的贫农、中农、富农、雇农乃至所谓的“流氓无产者”只是经济上的关系，他们在现实历史中的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是怎样的呢？这是既往的社会史视角所存在的一大问题。实际上，这样一套阶级划分的标准并不能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完全对接。以富农问题为例，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划分中，所谓富农实际上是指当时苏联所存在的小的农场主，它是一个资本主义范畴内的概念，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强调对富农的革命。但是当富农这一阶级成分被用到分析中国乡村社会时，就出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富农群体，因此，“富农问题”最麻烦的就是需要重新界定究竟谁是“富农”。由此看来，我们需要明确这场阶级划分实质上是一个给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人“贴标签”的过程。
其三，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社会革命”，这两代学者的研究都有一个内在的明确指向，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进一步说，他们都关心是哪些具体因素促成了成功？史华慈的回答是，“毛主义”作为马列主义异端在中共党内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黄宗智等人的研究则强调“社会动员”的成功，后来就具体演变成“土地革命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成功了”这个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者并不关心共产党政治文化的诞生、绵延与发展等问题，这也并不构成他们的核心问题意识。
其四，当“土地革命”成为研究的重要议题之后，研究者实际上更多考察的乃是共产党政权的“社会经济政策”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早期的美国学者认为“社会经济政策”与“革命的目的”之间是相吻合的关系，后来才有了对土地革命究竟是否成功的批评与反思。然而即便到了批评与反思阶段，依然存在着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即共产党所采取的包括“土地革命”在内的社会经济政策纵然与革命的总体目标相冲突，那么它究竟是怎样协调、弥合冲突的？在协调、弥合冲突的过程中，发展出了怎样的组织技术，进而生成了何种政治文化与治理传统的最初形态？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斯坦（Bernstein，1967）有关“参与式动员”的讨论可以提供很多新的启发。伯恩斯坦对比了中苏两国的农业合作化进程，他将苏联的动员模式归结为“命令式动员”，而将中国的动员方式称为“参与式动员”。他指出，中国和苏联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都向村庄派出了工作队，但苏联工作队采取的是强制性措施，而中国工作队的任务则是对农民进行宣传和教育。但我们要去追问的恰恰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治理传统与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中共“参与式动员”的社会发生学情境是怎样的？
（二）“固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局限
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中共党史研究在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中越来越呈现出“史学化”的特征，并逐渐摆脱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同其他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传统进行对话和讨论。但是我们仍需看到，经历了“史从论出”到“论从史出”转变的中共党史研究，依然存在着两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正名”模式的内在局限。在这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需要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走出“-正名”这一总体问题意识和思维惯性的限制，也就是说，如何能够让中共党史研究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问题意识上都完成其自身的“学术化”过程。这一点尤为重要。我们固然要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来澄清历史事实乃至孰是孰非，但在这一过程中，很多更重要的共产主义文明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乃至制度本身的发生过程与实践形态都被忽视掉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共党史研究视域下的土地革命问题，首先可以尝试跳出某一阶段的土地政策处于哪条路线、是“左”还是“右”这样的问题逻辑，而尝试在共产主义文明的层面上、在制度的发生学与政治传统的发生学的意义上去重新提出问题，拓展思考路径。
其二，随着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与美国中国革命史等其他研究传统的交汇，中共党史研究也出现了“地方史”转向的趋势，例如王才友（2011）对江西吉安东固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研究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但是与美国中国革命史研究一样，中共党史研究的这一地方史的转向和努力在尽量抛离“一正名”模式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即当问题从路线之争和“左倾”、“右倾”转化成了具有地方史意义的来自不同系统之干部的利益冲突时，如何进一步从“地方史”进入“社会史”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来理解苏区的土地革命及其失败。相较于此，更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或许在于：这些不同的干部群体有着怎样的社会属性？有着怎样的精神气质？这些历史的具体担纲者和行动者本身有着怎样的传统、气质和惯习？他们与地方社会之间在宗族、血缘、地缘乃至土客的意义上是怎样的关系？这些恰恰是目前已经呈现出鲜明“史学化”特征的中共党史研究正面临的切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美国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地方史”取向，都急切面对着如何从利益层面的“精英学”转向精神气质层面的“人物学”问题。
（三）“片段”：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上文已经说到，口述史研究的学术旨趣在于通过口述资料的搜集和分析来理解作为文明的共产主义，其学术目标在于“总体史”的历史呈现。但是，这要求研究者本身具有深厚的理论积淀以及对于底层叙事材料的敏锐嗅觉，否则，口述史研究成果容易以单纯“权力技术”的面向呈现在读者面前。
除上述限制外，一个更为深切的原因在于，口述资料和口述史实践本身是不自足的，单从这两者身上，容易局限于从“运作逻辑”和“权力技术”的角度去理解所谓的共产主义文明，单纯依靠底层叙事的表层含义进行解读，并不能理解一种现代政党统治传统与政治文明的全貌，而一旦缺少了对全貌的总体性理解，我们往往也并不能确定“权力技术”和“运作逻辑”本身在政治文化乃至总体结构中的位置，这也就连同下面两个因素一起，造成了口述史在解释链条上的局限：
其一，强调“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的口述史研究，尽管分析了国家权力在实践过程中的现实逻辑及其塑造的复杂历史效果，但是受困于口述材料搜集的困难，其研究时段往往局限在延安时期以后，从而无法回答土地革命的发生学问题：为什么会采用土地革命这样的具体进路来推进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农民运动缘何走向了具有明确政纲的土地革命？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政治传统与政党伦理？都是哪些具体的历史因素影响了这一政党伦理的形成过程？
其二，口述史研究中所呈现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运作逻辑”并没有太多考虑中共的革命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苏联布尔什维克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共早期的革命实践，在意识形态上与当时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直接相关，在现实政治上又受到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与直接领导，因此，早期的中共政权对于时局的判断与主张，往往随着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位置以及对中国革命自身性质、形势与所处阶段的判断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革命的发生学上来看，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有着自己的主导政党，有着明确的革命纲领、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同时又通过严密而有效的组织架构和权力技术付诸实施。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实际上是作为政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试图用外来引进的一整套意识形态体系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这样一场实践的过程包含着国家权力主导的意识形态以及具体的社会状况两个方面，而并非自发的社会革命与大众动员就可以涵盖。通过对这一根源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理解在中国社会中逐渐铺陈开来的所谓“共产主义文明”的具体逻辑与实质意涵。
（四）“脱节”：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不足
如果将陈翰笙与傅衣凌的研究归到“社会经济史”这一标签之下，那么这两种研究传统则呈现出了双重的脱节特征：
其一，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脱节。陈翰笙（1984，2002）等人有关华南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以及“半封建社会”的判断，实际上是用以经济要素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完成了对包括血缘、宗族、地缘等要素在内的社会关系的替换。在这个意义上，以人口、劳动力为标准的“生产关系”在何种意义上可以完整呈现乡村社会的具体分化方式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疑问。对于华南地区而言，地主和农民、族田族产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单向度经济意义上的剥削关系——在宗族组织发达、客家移民聚居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田族产与佃农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都可能同时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积极与消极面向：地主与农民之间既可能是同一家族的庇护关系，也可能是土客分野的对立关系。但无论何种具体情境，都并非单纯经济要素意义上的“阶级分化”所能够涵盖的，这也就构成了中国农村派“泛阶级化”的分析理路所存在的内在局限与张力。
其二，社会史研究进路与革命史研究的脱节。在一定意义上，傅衣凌（2007，2008）重视所有制结构之社会基础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进路乃是“具体”的社会史研究，而且更多地是从区域社会文化的视野出发来思考问题，这样的确可以避免“抽象”地处理社会史问题，即避免将“社会史”视角简单理解为脱离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的、贴上了各种“阶层”或者“阶级”标签的“群体”对于“革命”的反应与行动。但是，这一研究传统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天然地割裂了革命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饶伟新（2002）尽管列举了前赣南地方社会包括宗族、土客、阶级等在内的极为复杂的历史要素，但整个研究却并未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历史因素在后来的赣南过程中都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我们也无从知晓，在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组织生产自己的政治文化和统治传统的过程中，这些地方性的要素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要素与中共本身的政治理念、组织架构之间怎样融合、发展与流变？这些未解的议题使得社会经济史这一脉络的研究同样也陷入到了“重史实而轻史识”的困境中。这些研究很精致，也很具体，但是却因为社会史与革命史之间的脱节而流于琐碎，从而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六、结语：“发生学”意义上的再出发
经过上述简要的学术史视野的梳理之后，本文初步澄清了土地革命本身的问题化进程。
在问题意识层面，美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经历了从“主义之争”到“社会革命”的基本转换，研究者不再简单地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理解为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主义”的竞争或者是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而是将其定义为一场“大众动员”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与前提下，微观史学与社会史开始成为革命史研究中的主要理论范式，土地革命成为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经验论题。
在理论范式层面，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可以到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调查和获取资料，有关土地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研究范式随之悄然发生转换，社会史与微观史学成为主流的研究思潮与理论范式。学者们从过去关注宏观的结构问题、路线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转而开始去考察过程、事件等细微的历史进程，试图真正在“社会革命”的意义上理解中国革命的复杂面向。
在具体议题方面，随着上述两个环节的转换，研究者不再将目光聚焦在政治精英本身的个人经历、政治思想以及政治派系之间的角力和竞争，而开始去关注土地革命本身的动员效果、动员过程以及动员过程中的权力技术与运作逻辑，同时去考察一系列权力运作所形塑的具体历史效果。
行文至此，我们基本上理清了不同时期随着基本问题意识、理论范式的转换，“土地革命”这一研究议题本身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的变化。然而，这些研究传统的流变都有自身的内在局限，特别是从“主义之争”到“社会革命”的转换之后，无论是口述史研究还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这些从不同方向、不同学科和不同视角所做出的努力也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
本文认为，正是在充分理解和认识各种学术传统的自身局限和问题的情况下，所谓“新”的学术研究一定要首先在“问题意识”的层面上明确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在面对“社会转型”的基本情况下，研究者应该延续口述史研究传统所提出的“理解共产主义文明”这一总体问题意识——对“共产主义文明”有总体性的、历史性的理解，实质上是明了中国社会的当下处境、历史境遇与历史选择的前提。
那么，我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推进这一总体性问题意识呢？
其一，在“问题意识”层面上，不去讨论“中国共产党何以成功”或者“土地革命是否成功”这样的问题，也不纠缠于某一时期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究竟属于正确抑或错误路线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总体性问题，即在共产党政权借助一整套外来意识形态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中，究竟遇到了哪些问题与困难，产生了怎样的矛盾和张力？更为重要的是，为了协调与弥合这些张力，共产党政权采用了怎样的具体方法？在实践的过程中，究竟生发了怎样的组织技术，形成了怎样的治理传统与政治文化？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史的考察去进一步理解共产党政权独特政治传统的历史生成过程。
第6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一、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
1930年4月17日（庚午年三月十九日），开县城郊水南桥一个隗（）姓人家院子传出一阵婴儿洪亮的哭声，随即就是欢呼和大笑声充溢。这家主人名齐麟，号云阁，时年37岁。隗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在远古时是少数民族狄人的姓。隗氏家族于清初从湖广移民开县，在当地是一个小姓。隗齐麟年少时家贫，曾在布店当学徒。辛亥革命后隗齐麟参加四川的“二次革命”“反袁战争”，后追随转战四川各地，任刘部军需官。与隗齐麟因是同乡，关系密切，感情深厚，故刘与隗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但因战争环境异常艰苦，隗齐麟身体单薄，不能适应军旅生活，不幸染肺病吐血，后被迫回家休养。在的帮助下，隗齐麟蒙得开县烟酒公卖局长一职，由此生活境况发生较大变化。但隗齐麟因长期在外，身体又欠佳，故多年无子，直到37岁上，夫人才身怀六甲。儿子出世，给隗门带来了莫大的喜庆和希望，隗齐麟即为其子起名“家声”，意寓远播家声之意。但是，就在这一年川东地区“天大干，饿殍载?道，穷于生计而乞讨要饭，卖儿鬻女者，比比皆是”。故隗家长子出生后，隗齐麟请相命先生卜问吉凶祸福。相命先生则言该孩子命中忌火，有火烧身，不易长大成人，因而需要在名字中增加水，水可灭火，有水即可转祸为福，转危为安。于是，隗齐麟即给其子取号“瀛涛”。瀛者，大海也，又恐海水流不上身，又请波涛助之。虽然改名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却能给其家人心灵的慰藉。隗瀛涛成年后，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再到川大副校长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成为四川历史学界的带头人和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其实和他的改名并无直接关系；不过他每每论及这次改名，都甚为满意。
隗齐麟在开县担任的官职虽然不大，隗家却因此而发达起来，隗瀛涛也就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从幼稚园、小学、初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1949年，正值国内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兵荒马乱，交通梗阻，年仅19岁的隗瀛涛便在开县的一个乡村小学担任小学教员。未几，在大陆溃败，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立，中国人的命运由此发生变化，隗瀛涛及家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变化。1950年1月，隗瀛涛奉母命与一名美丽的女子陈可清完婚。其时，新政府要大力发展教育，而教师极为缺乏。隗瀛涛初中毕业即担任老师，至高中毕业更受到重用，于1951年出任开县城关二小校长；因其教育和管理成绩较优，又于1952年初调任开县城郊丰乐乡中心小学校长，并加入共青团。在小学从教的三年时间里，隗瀛涛勤勤恳恳坚守在岗位上，不敢稍有懈怠，教学工作十分突出。正因如此，1953年暑期，隗瀛涛被开县文教局选为向四川高等学校输送的人才。从此，隗瀛涛及其家人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得以走出大巴山，来到四川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并成功地考上四川省最高学府――四川大学，进入到当时川大文科学术水平最高、教学科研实力最强的历史系学习。
1953年至1957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社会环境相对安定，政治运动相对较少，校园环境也较为和谐安稳，因而给予了隗瀛涛等学子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求学的一个美好环境。四川大学历史系是四川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科，可以追溯至清末的尊经书院和四川高等学堂，向来名师云集。他们各有专长，虽教学方法各异，但皆能传道解惑，诲人不倦。隗瀛涛进校学习之始即遇名师指导，受到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缪钺、王介平等文史兼通、学养趣味皆备的大师的集体熏陶。在这些大师的感染和教导下，隗瀛涛亦渐渐养成了文史兼备的学术底蕴与学术风韵。1957年夏，隗瀛涛经过四年的努力学习即将毕业，因德才兼备而为时任系主任的徐中舒等教授看中，将其留系任教，从此开始了在四川大学长达半个世纪的教书生涯。1960年，隗瀛涛先生即因科研成就突出，教学效果甚佳，深受学生欢迎，而被评为讲师，这在当时是极为少有的现象。一般本科生留校后至少要五年以上才能从助教上升为讲师。
20世纪60年代是中国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的隗瀛涛先生没有资格参加政治运动，因而只有埋头读书和照料家庭，其时他和夫人陈可清已经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正是因为如此，在暴风骤雨般的政治运动中，隗瀛涛先生反而得以沉下心来对中国近代史和四川地方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当一结束，隗瀛涛先生的研究成果立即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因而于1980年擢升为副教授，又于1983年晋升为教授，经历了一个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的转变历程。1986年1月，隗瀛涛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
二、爱国主义教育家
经历了，隗瀛涛先生深感改革开放新局面来之不易。他非常努力勤奋地工作，每天从早晨5点钟就起床，伏案写作，先后完成了《辛亥革命史》中册、《四川保路运动史》等重要专著，在中国近代史学界脱颖而出。其时，年届半百的隗瀛涛先生在历经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大动荡年代之后，对其中的苦难、屈辱和抗争自有深刻体会，有着真诚的民族情怀，因而他希望通过讲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历程，来激发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形成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力量。?最初他只是在学校通过讲课和专题报告从爱国主义教育着手，有意识地运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史实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料在一般人看来比较枯燥的历史讲座因他那充满激情的演讲变得十分精彩，引人入胜而大受欢迎。于是这种以中国近代史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讲座开始走出校园，受到普通大众的欢迎。从1979年至1983年间，隗瀛涛先生根据社会需要，奔走呼号于全国各地，先后向青年学生、机关干部、部队?官兵、厂矿职工、科研人员专题宣讲中国近代史13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10多万人，收到了?普及历史知识、激发爱国感情的效果。由于隗先生高深的学养和幽默风趣的谈吐，吸引的听众越来越多，邀请宣讲的单位也越来越多，有时一天要连续讲两场，讲得声音嘶哑，喉咙出血，他都不休息。这些讲演全是义务性的，没有任何报酬，但隗先生不仅没有丝毫计较，反而热忱不坠于地，只要单位有请必到。老家开县邀请隗先生回乡讲课，他即安排时间前往，听众之多，主动前往者使会场爆棚，为多年没有的盛况。与此同时，隗瀛涛先生还组织同仁和学生编写《八十年的苦难与奋斗》（与刘传英联合主编，重庆出版社1984年出版）、《爱国主义教育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盖乃隗先生爱国主义演讲的心得。隗瀛涛先生用他那充满?激情的演讲震撼和清醒了千万青年学生和干部的心灵和头脑。他认为，一个人无论有多高的理想?境界，多远大的人生抱负，都必须从做好人、爱国家开始，要学习历史上无数优秀人物的优秀?品行，探索他们的人生历程，看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怀一颗爱国之心。他认为?总结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上先进知识分子们的爱国救国经历，必然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能够?以现代化强国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隗瀛涛先生努力探索出了一条用中国近代历史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子，享有“南隗（隗瀛涛）北李（李燕杰）”之誉，罗志田教授也曾将隗师的“口锋”与梁启超的“笔锋”并提，认为隗瀛涛先生堪称“师者典范”。故而隗瀛涛深受青年学生的爱戴，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得到党和国家的褒奖。故而领导称誉隗先生是“传播共产主义火种的人”。
三、川大副校长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1984年4月，隗瀛涛先生被国务院任命为四川大学副校长，主要辅佐校长鄢国森教授分管文科各系、所和研究生部的工作，在此期间还兼任四川大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图书馆馆长等职，一直到1989年3月卸任校长之职。虽然隗瀛涛先生在回忆中自称“突然受命参加学校领导班子，真感惶恐不安，如芒在背”[1]，但却在任职的五年里踏踏实实地为学校文科的发展改革、新系的建立、科研的策划做出了颇多贡献，特别是对当时普遍的“轻文”现象进行了比较坚决有力的抗争，以至四川大学文科的办学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不仅学校的文科博士点和硕士点有所增加，文科方面的国家大型项目和重点科研项目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使得20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的文科教学、科研工作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并为日后学科建设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基础。时任研究生部主任的胡昭曦教授回忆：“在这五年里（1984-1989），四川大学学科建设的整体实力有了明显增长。”“作为分管文科和研究生教育的隗瀛涛先生，是恪尽职守，工作卓有成效，他向学校党政领导不断提出并实施文科改革和完善研究生教育、学科建设的意见和方案，并身先士卒，深入文科各系、各研究所，与有关领导和学术带头人一起共同研究如何调整和加强学科点，参与拟定并实施有关措施。他不顾疲劳和病痛，数次赴京向教育部有关部门汇报情况，争取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他曾向人袒露这样的决心：要为学校学科建设尽心竭力，力争取得研究生教育的明显进展，不然将抱憾终生，‘死不瞑目’！”[2]可见隗瀛涛先生对川大学科建设的贡献有口皆碑。
隗瀛涛先生除担任四川大学副校长外，还长期担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一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2年，是党和政府为安排部分有文史专长、有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而设置的，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正厅级文史研究事业单位。历任馆长皆是四川著名学者，如刘孟伉、张宾吾、潘大逵皆蜀中学界名宿。1983年，四川省政府正式任命隗瀛涛先生为该馆第四任馆长。自1983年起至2005年止，隗瀛涛先生担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长达23年之久。在馆长任职期间，隗瀛涛先生积极推动文史馆工作和四川地方史研究，从不在物质待遇上提任何特殊要求，先后主编有《四川文史资料集萃》《治蜀史鉴》《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共三批）等书籍，其中文史馆参与编撰的《四川文史资料集萃》荣获了四川省一等奖。隗瀛涛先生在20多年间对四川省文史馆的科研成果所做的贡献并不止于此。1985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在馆长隗瀛涛先生的主持下创办了《文史杂志》，长期担任《文史杂志》编委会主任及主编，为杂志的建设与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文史杂志》是一本综合性的通俗文史读物，开辟有史坛纵论、文化透视、人物春秋、艺术长廊、文苑漫步、论语说文、文史杂谈、文史信息等栏目，其栏目特色鲜明，文章也有较大影响力。隗瀛涛先生虽然长期担任四川省文史馆馆长一职，却并未在馆里领过工资和补助，其工作业绩和高风亮节，得到前任馆长潘大逵的奖掖。潘老在他的回忆录《风雨九十年》一书中写道：“继我者为精力充沛，年事不高，于史学颇有造诣的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副校长）隗瀛涛。此年馆中各项业务蒸蒸日上，硕果累累，虽皆后来者之力，我亦觉得有荣焉！”
隗瀛涛先生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长期担任国内和省内若干学会的负责人，如担任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成都古都学会会长、成都历史学会会长等，成为四川省的历史学科带头人，对于促进我国和四川省的学术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担任了四川省政协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常委和省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在此期间，由于他为人诚挚风趣，直言不讳，广交朋友，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对参政议政，服务大局，深入调研，建言立论，有很高的热忱，为人民政协倾注了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政协和社会各界中有很高的威信。此外，他为编辑出版四川省政协的各类文史书籍，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为了办好《四川政协报》，他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为巩固和发展我省的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最能体现隗先生为人耿介忠直风范的，是他在省政协提出了保留“四川大学”校名和保护“四川大学”校门的提案。上个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合校时，把1927年以来就以“四川大学”命名的校名“牺牲”了，改名为“四川联合大学”。这无论从办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影响力角度，都是一种很大的失误，尤其有损几代学生和老师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对四川大学的发展极为不利，招生和分配都面临困境。对此，隗瀛涛先生敢于直抒自己的观点，多次在不同场合慷慨陈词，痛陈丢掉校名的不利影响，主张恢复校名，并撰写提案。由于改校名是时任四川省省长决定的，因而需要有力排众议的直面权力的勇气。后来的事实证明，恢复四川大学校名是正确的主张。另外，由于四川大学改名为四川联合大学，原来由邓小平所提写的校名门楹就要换掉，因此隗先生及时提出保护小平同志题写校名的校门的提案，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这既体现了隗老师对保护当代革命文物的敏锐性，又显示出他的工作智慧――艺术地保留了在丢掉校名的那几年里可待恢复的实证。如果不是这个提案，恐怕当代一个极有意义的革命文物会从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隗老师坚持原则、不畏物议的正直品格。
隗瀛涛先生虽然长期担任领导，但身上却没有一丝官僚气息，仍是一个纯正的学者风范。事实上先生对于行政领导有“一上台就想下台”的想法，他是以学术作为终身事业的。他在担任四川大学副校长和四川省文史馆馆长期间，始终持正直无私、淡泊名利的秉性，做事光明磊落，生活两袖清风，在临终之前也不忘吩咐家人其后事要操办简单，不要给川大领导添麻烦，让该知道的人知道就可以了。真可谓高风亮节！
四、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研究
隗瀛涛先生既是教育家，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中国近代史、中国地方史和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中自成体系，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重要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学术造诣精深，科研成果甚丰，是继徐中舒先生之后四川历史学界的带头人和学会领导者。隗瀛涛先生学识渊深，思想开放，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立足于当今世界学术前沿制高点，经过不断地跋涉和探索，在史学界开拓了学术新领域，先后在中国近代史、中国地方史和中国城市史领域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中国地方史和中国?近代史的论文50多篇，总字数达600多万字。由于科研成果影响甚著，隗瀛涛先生连续两次获四川省政府颁发的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是隗瀛涛先生最早涉猎的一个领域，研究时间也最为长久。隗瀛涛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兴趣和研究，可以追溯到大学时代，大二时他曾随伍仕谦、李祖桓两位先生参加了大足教案和川东北地区白莲教起义的历史调查。1957年，隗瀛涛先生自四川大学毕业后留校，在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任教，开始了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后隗瀛涛先生自己又带领川大历史系、川师历史系的部分同学到川陕苏区做红军革命史调查工作。经过文献梳理和学习及实地调查，隗瀛涛先生深感四川近代史尚有许多未开垦的领域值得研究。隗瀛涛先生最初涉及的研究主要有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太平天国石达开部队在四川的斗争、义和团在四川的活动等问题。[3]其后，先生将研究重点放在四川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上，钻研史料，忘我工作，撰写出若干重要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成果颇丰，其中，以保路运动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成果最为斐然。
1.“隗保路”与保路运动研究
先生是保路运动研究的先驱，被国内外公认为这一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故时人称之为“隗保路”，这是对他的一种褒奖。隗瀛涛先生对保路运动的研究源于一次重要的座谈会。1959年6月13日，隗瀛涛先生参加了老革命家、辛亥四川起义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吴玉章在四川召集的研究辛亥革命史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吴老详细介绍了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情况，并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四川最突出的事件就是保路运动。这个运动对辛亥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次运动的特点是群众性的，动员面宽，政治性强，一开始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说明人民有力量来办铁路”。吴玉章同志希望史学工作者尽快把这段历史整理研究出来。在吴玉章同志的启示下，在张秀熟同志的关怀下，隗瀛涛先生开始了四川保路运动史的资料收集和初步研究工作。1961年，隗瀛涛先生写成了《辛亥四川保路运动》，发表在《历史教学》1961年第2期，由此开始了对四川保路运动的最初研究。
1961年秋，值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中国历史学会和湖北省在武汉举行了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代表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新成果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收录了与会论文32篇，近50万字。隗瀛涛先生撰《四川保路运动》一文，亦被收入。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会论文集所收入的论文代表了当时国内辛亥革命研究的最高水平，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隗瀛涛先生作为青年学者参会，以高水平的论述受到关注，逐渐崭露头角。与先生同期参会的大批学者如陈旭麓、胡绳武、金冲及、李时岳、章开沅、林增平、李文海、龚书铎、汤志钧、吴雁南、张磊等，后来都成为辛亥革命研究的中坚力量，并成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第一批著名学者。
1966年起，中国十年浩劫，隗瀛涛先生撰写四川保路运动史的时间遂被废延，对于这段经历，先生曾对学生感叹：“多大一个川大曾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然而，先生并没有停下对四川保路运动史研究的步伐，“”后期，先生躲进书斋，翻阅旧有资料，锲而不舍地研究。结束，人们开始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于是隗瀛涛先生更是夜以继日全力以赴投入保路运动研究中。1981年，隗瀛涛先生积20年心血的力作《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书终于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研究四川保路运动的专著，填补了辛亥革命研究的一项空白。该书从四川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利用大量地方史资料，考察了当时四川社会基本矛盾，指出四川保路运动是近代四川社会基本矛盾的总爆发，“这次运动的基本动力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大众。资产阶级作为这一时代的‘主要动力’充当了运动的领导者”。阶级关系的新特点，使四川保路运动和保路同志军起义不同于历史上旧式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而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四川保路运动史》对川汉铁路资本积累的特点、四川地主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向资本主义的转化、同盟会在四川的政治作用等，均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不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新的突破，让人耳目一新，成为此一时期辛亥革命史与地方史结合的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一书就《四川保路运动史》进行了专题评介，并在《国内知外学者简介》中对先生亦作了介绍。1984年，《四川保路运动史》被四川省政府授予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隗瀛涛先生也因之而有“隗保路”的美誉。
2.隗瀛涛先生与辛亥革命史研究
隗瀛涛先生主张地方史研究不能局促于一隅，应该立足地方，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使地方史与中国史研究结合互补，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就是他对此种研究方法的实践。1976年，隗先生应邀参加由章开沅、林增平先生主持的3卷本、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的编纂工作，与吴雁南教授一同任中卷主编。这部著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篇幅最长、体例观念最新、最系统的著作。先生参与主编的中卷，共五章，内容包含“同盟会的建立” “思想展现上的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起义和群众自发斗争” “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 “保路风潮”等。2015年9月，笔者率数名博士生专赴华中师范大学拜访章开沅先生时，章先生就回忆了他与隗师共同编纂辛亥革命史的难忘时光，他讲到：“那时我们在四川调研，虽然生活环境较为艰苦，但我与瀛涛兄等以学术研究为乐趣，丝毫不觉困苦，瀛涛兄是大家欢乐的源泉， 隗兄走到哪里， 哪里就有欢笑”。其真挚的言辞实为饱含了与隗先生的深深情谊。可能也正是由于编著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的契机，章开沅先生、林增平先生和隗瀛涛先生成为挚友，三位先生早期的研究生也相识较早，来往较密，故有三门学生不分，如出一师之说。
隗瀛涛先生参加编写的这部《辛亥革命史》资料翔实，观点新颖，突破了前人的框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用较大篇幅评述了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出现的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晚清的立宪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人民教育事业的重大成就之一，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孙中山优秀学术成果二等奖，并入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
隗瀛涛先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两部代表著作――1980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史》（中册）和1981年出版的《四川保路运?动史》，皆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辛亥革命史和四川保路运动史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有相当建树的学术见解，填补了中国近代史、中国地方史?研究的空白，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誉为中国“最有影响的辛亥革命史著作”，“是最能体现目前?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观点、方法和水平的上乘之作”，“为中国研究四川保路运?动史的名著”，“在同类著作中堪称领先地位”。
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还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邹容，撰写了人物传记《邹容》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辛亥革命的论文，主要有《孙中山与四川辛亥革命》（《文史杂志》1985年第1期创刊号）、《论四川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联盟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论四川辛亥革命的社会历史背景》上（《文史杂志》1991年第4期）、《论四川辛亥革命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文史杂志》1991年第5期）、《从喻培伦家书看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经济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近代化――以四川为例》（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论同盟会与四川会党》（《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1983年）等。
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先生与赵清先生合作编写了《四川辛亥革命史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书，全面搜集了1905年至1913年四川咨议局、保路运动、四川各地起义、四川地方志和辛亥人物传记等方面的史料，为从事辛亥革命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同志提供了详细的研究资料。
80年代中期以后，先生在学术上的春潮以瀛海之势喷发而出，相继出版了一系列重要书籍，并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基础之上，探索出中国地方史和中国城市史两个新的学术领域。
五、中国地方史的开拓与探索
?隗瀛涛先生在历史研究中高瞻远瞩，积极开拓新的领域，包括?在理论方法上的创新。中国地方史研究虽然历来已久，但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却是近30年以来发展起来的。先生作为著名的中国地方史研究专家，在这一研究领域具有开拓之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隗瀛涛先生就开始了四川地方史的研究，成为国内最早开拓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之一，对地方史专门学科的建立和理论方法的奠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研究成果颇具为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发展提供“范式”的意义。
早在隗瀛涛先生致力于四川保路运动史研究之时，就对近代四川地方史作了系统研究，并在义和团运动、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四川近代教案等重要课题方面都取得一些开创性的成果。1960年，先生发表了《义和团在四川迅速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义和团在四川的活动》等重要论文，最早开展了四川义和团运动的研究。1979年，先生又发表了《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关于石达开评价的几个问题》等论文，对石达开部太平军在四川的战斗的过程、特点及有关的评价问题作了新的探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丰富了四川近代史的内容。
正是在对四川近代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先生进一步开展了四川近代史的编写工作。1983年应谭洛非先生之约，隗先生与多位同仁一起编撰《四川近代史》，此书于1985年出版。这部著作的编写思路，正如该书“前言”所说：“从实际出发，立足四川，放眼全国，既重全国历史的共性，更重本省历史的个性来撰写《四川近代史》，为《中国近代史》的整体研究努力做开拓一个区域性研究领域的尝试，为本省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的依据和历史的借鉴。”这种“立足四川，放眼全国”，“既重全国历史的共性，又重本省历史的个性”的指导思想，对于地方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是颇有启示意义的。该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盛誉之下，先生仍精益求精，率领一众弟子另辟蹊径，用了数年的时间，重新编撰《四川近代史稿》。该书于1990年正式出版，总字数达60余万字。这部著作虽名为《史稿》，但相较此前出版的《四川近代史》，内容更为丰富、结构更为严谨、观点更为鲜明，新增加了丰富的地方志书、档案、报刊及人物记述等史料，对四川近代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作了更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诚如台湾吕实强教授评价：本书的研究目标和构想，“都很具有理想性与开拓性，于区域史研究，也提供一项具有参考价值的模式”。一些海外学者也评价本书“反映了四川近代史研究的最新水平”。
隗瀛涛先生在长期从事中国地方史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对地方史学科具有指导意义的学术思想，颇具“范式”意义。先生在《四川近代史稿》前言中对研究地方史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作了深刻的论述。第一，先生认为地方史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的深度和广度，也可以为认识国情、省情提供一定的历史依据和历史借鉴；第二，先生认为地方史研究体现了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指出应将四川近代史放在全国近代史中进行考察，四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全国性的历史事件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既要放眼全国，从宏观上把握四川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又要立足四川，注意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突出四川近代史与全国近代史比较所具有的不同特点；第三，先生指出，对以往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地方史研究者应努力开拓。正是在这一学术思想的指导下，以先生为首的四川大学中国地方史研究群体，一直将探索地方史内涵及有关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中国地方史学科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多年的地方史研究实践中，隗瀛涛先生也十分重视地方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突破。1989年，在重庆召开的重庆城市史研讨会上，先生代表“近代重庆城市史”课题组作了《关于地方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长篇发言，除了对地方史的内涵及学术价值、现实意义作了系统的阐述外，还强调地方史研究中应注意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开阔的学术视野更新地方史研究的方法。例如，先生主张借鉴社会学关于“社区”的理论，提出除了按省市县的行政区划进行研究外，更应注意由于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形成的特定区域，如“文化区”，地方史研究只有注意区域文化的特征，才能使研究更富有地域文化特色。先生对社会学中“社区”理论的引入，大大扩展了地方史的研究视野，对巴蜀文化划分为若干层次的次文化区的构想，正是先生借鉴这一理论的表现。先生认为，巴蜀文化就整体而言，其地域范围在历史上与作为行政区的四川省大致重合，但还应考虑划分若干层次的次文化区，如川东、川西、川北、川南等区域，或长江、嘉陵江、沱江、岷江等流域，分门别类进行细致的研究，这些不同区域内的文化有何异同，对各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何影响，都是四川地方史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地方史研究方法上，先生还主张重视和加强三个方面工作：一是个案研究。选择有代表性的社会历史现象、事件、人物或集团进行典型研究，这样既有利于问题的深入、研究的细致，也有助于加深对同类历史现象及整个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二是比较研究。地方史虽然是以一个特定的区域作为研究范围，但要使研究深入，又必须视野开阔，与其他地区进行横向比较，或者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从纵向比较，通过比较，才能对所研究的地方历史的发展及其特点作出更恰当的把握和定位。三是定量分析。定量分析要求研究者下功夫，注意收集整理统计资料，反复进行核算考证。
从《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近代史》《四川近代史稿》到《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可以看出先生在中国近代地方史方面的贡献，先生不仅身体力行，数十年笔耕不辍地致力于地方史研究的实践，更以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脉”住了地方史学科的发展、走向。先生对地方史的贡献可称开拓之功。
六、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开拓者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是文明的载体。近代以来城市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城市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国家现代化的成败得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以城市为中心，推动区域改革开放，因而迫切需要加强对城市和城市历史的研究。隗瀛涛先生高瞻远瞩，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创建和推进中国城市史研究，成为国内最早开拓城市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此后，先生连续主持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的综合研究”，并出版发表了一系列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的专著和论文，为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隗瀛涛先生自1986年主持 “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以来，直至2007年因病去世，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探索开拓，为中国城市史研究学科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就理论贡献而言，隗瀛涛先生对于城市史研究的学科理论思考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
1.关于城市史研究的关键与重点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涵盖了人类活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主要层面，可谓万象纷陈。因此，城市史研究应从何处楔入？其研究的关键与重点在哪里？这是城市史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作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隗瀛涛先生认为：为揭示城市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与规律，城市史研究应以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为研究重点，这主要是因为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城市普遍具有不同的城市结构，而不同的城市结构则决定了城市的功能差异。与此同时，城市功能的形成及稳定又对城市结构的变化产生作用与影响。因此，以结构与功能作为城市史研究的关键与重点，便既抓住了城市发展历史的普遍特征，也能够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城市发展的特殊规律。隗瀛涛先生所提出的这一研究模式被国内学者称为城市史研究的“结构――功能”学派。
2.关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基本线索 由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起点源自于国家“七五”社科规划的近代上海、天津、武汉、重庆等四个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的研究，因而最初的城市史研究在历史时段上主要集中于1840～1949年的近代时期。对于如何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史，隗瀛涛先生开创性地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应以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为主线，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的发展、演变基本过程既相互推进，又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与此同时，针对不同的研究主题，这两条主线又各有侧重。在区域城市体系中，城镇的等级、空间分布以及城镇的社会经济类型、产业布局、经济联系各有不同，因而区域城市研究应以城市化为主线，而以近代以来的单体城市为研究对象时，城市近代化则应成为研究的主线，从而可以通过深入研究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结构、功能演变以及城市的近代化发展。当然，这两条主线并非完全彼此分立，事实上，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都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区域城市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容，因而这两条主线实际上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因而隗瀛涛先生又指出：在进行研究时，必须注意这两条主线之间的密切结合。
3.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半殖民地化与近代化 有关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无法脱离其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在开创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过程中，隗瀛涛先生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与高屋建瓴式的论述。在明确肯定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同时，隗瀛涛先生认为：半殖民地化与近代化是同步进行的，近代中国的城市既是欧美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时，又是近代性因素传入中国的中心，因此，近代中国的城市发展方向不仅仅是日益半殖民地化，同时其近代化进程也随之而启动，近代中国的城市史实际上是既是独立的城市变为半殖民地城市的过程，又是封建城市变为近代化的半资本主义城市演变的过程。
除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探讨而外，隗瀛涛先生也一直在探索与拓展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领域。他主编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近代重庆城市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史的学术专著之一，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开拓创新的力作”。当时有多位著名学者评价该书，“篇幅浩瀚、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叙述畅达而立意新颖，为城市史研究开辟了蹊径，这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著作”，“为我国的近代城市史研究奠定了很扎实的基础”，“具有开拓性意义”，“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全面系统剖析中国近代城市的优秀著作之一”，“无愧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的重点成果”。1992年该书荣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完成《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之后，隗瀛涛先生的研究视野又从单体城市扩展到区域城市，这集中体现在“八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的申报与主持研究。隗瀛涛先生认为，中国国土辽阔，各区域间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等发展有着诸多的差异，不仅各区域的发展不平衡，而且同一地区内的城市发展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类型，因此，将研究视野拓展到区域乃至全国，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就可以进一步深入地认识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类型多元化与区域多元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一书的出版，也就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从单体城市研究进入到区域城市研究以及整体性的综合性的宏观研究，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学术界引起较强烈的反映。该书扩大了近代城市史研究的成果，无论在城市研究理论和学术水平方面，都达到了国内该领域内的领先水平。
在对区域城市进行综合研究的同时，隗瀛涛先生又敏锐地觉察到，作为区域的中心，城市的发展从来离不开其广大的农村腹地。因此，对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探讨城市本身的发展，还应从城乡关系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出发，来探讨城市的发展。隗瀛涛先生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使其对农村产生了较前更为广泛的辐射力与吸引力，二是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有较明显的发展。但是，受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的影响，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的格局并没有于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城乡关系改变的有限性又进一步限制了城市的发展。2003年，隗瀛涛先生主编的《近代长江上游城乡关系研究》出版，正是先生对城市与乡村关系理论的实践成果。
七、古稀之年，壮心不已，主持《清史・城市志》纂修
新修清史，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新世纪初，国家大型文化工程《清史》纂修被正式列入工作日程。隗瀛涛先生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是仍然感到《清史》工程的伟大历史使命与重要的时代意义。
2004年10月，经国家清史编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研究，一致同意《清史・典志》增设《城市志》。由于隗先生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所以当清史编委会决定编纂《清史・城市史》后，即决定打破招标惯例，直接委托已经年逾古稀的隗先生来主持该项目。隗先生此时身体虽然已经欠佳，但编修清史是中国文化建设和史学界的大事，因而他毅然表示可以接受该项任务，但提出一个条件，即在主持人之外再增加一位首席专家。主持人之外增设首席专家，这在清史编纂中是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清史编委会经过郑重研究后，考虑到隗先生的身体状况，决定破例在《清史・城市志》项目中设除主持人外，同意增设首席专家，以分担隗先生的工作。可见，国家清史编委会对隗瀛涛先生是多么尊重。
自从2005年元月《清史・城市志》正式立项，作为项目负责人，隗瀛涛先生不顾年迈，亲自指导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的师生对项目攻关。在隗先生的指导下，四川大学城市所的研究开始实现五大转变：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为主转向以清代城市史研究为主；从以研究地方城市史为主转向研究全国城市史为主；从论述体研究为主转向纪事本末体、史志研究为主；从重史论为主转向论史并重为主；从纵横议论为主转向基本述而不作为主，力争将志书的史学性、著述性、资料性、检索性融为一体。经过数月的努力，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对《清史・城市志》的工作目标、计划、建立规章制度等都做了具体安排。2005年6月底，课题组完成了24万字的清代城市史研究综述、清史城市志编纂体例、撰写大纲，在典志组各个三、四级项目中率先完成规划工作。
2007年1月，正当《清史・城市志》走上正轨、不断取得纂修工作新进展时，病魔却无情地夺去了隗瀛涛先生宝贵的生命。先生在临终时还挂念着《清史・城市志》的编纂工作，遗憾自己完不成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为了告慰老师英灵，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的师生毅然挑起了继续纂修《清史・城市志》的重担，继承了老师未竟的事业。现在，课题组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完成了《清史・城市志》的纂修任务。望恩师在天之灵能得以欣慰。
八、倾注心血，推动学科建设
隗瀛涛先生不仅在历史研究领域卓有贡献，在推动中国近代史和地方史的学科建设方面也有首创之功。20世纪80年代，隗瀛涛先生主要围绕四川近代史和重庆城市史两个领域展开研究，并于1981年作为该研究领域的第一名指导教师，为四川大学创建中国近代史硕士学位授权点。以此为基础，隗先生萌发了构建中国地方史专业的想法。
对于地方史学科的发展，隗瀛涛先生曾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五点建议：一、提高地方史研究和地方史学科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二、加强理论建设，提高研究水平；三、开拓研究领域、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四、加强研究单位的协作；五、重视后备队伍的培养。隗瀛涛先生一再呼吁：“以总结各地历史发展规律为主要任务的地方史研究，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地方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将为各地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历史的经验。希望更多的学者、专家、各地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对地方史研究给予重视和大力支持。”
正是在隗瀛涛先生的倡导和努力下，1986年，四川大学获得了中国地方史硕士授权点，隗瀛涛先生成为中国地方史硕士授权点的第一位指导教师。随后隗瀛涛先生又抓紧对地方史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创建工作。经过数年的努力，以隗瀛涛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四川大学中国地方史专业，于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该专业全国第一个博士授权点，并认定先生为博士生指导教师。这是我国第一个中国地方史学科博士点，中国地方史的教学与研究由此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地方史研究的异军突起，日益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重视，地方史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也日益彰显，并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21世纪，中国地方史研究面临着立足地方、走向世界的全新机遇和挑战。1995年，在四川大学举办的“走向二十一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讨会”上，先生作了题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地方史》的长篇发言，回顾了国内外中国地方史研究的成就和动态，展望了中国地方史研究在21世纪的发展趋向。
1997年，为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整合城市史、民族史、思想文化史等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将中国地方史调整为专门史。至此，四川大学专门史学科形成了以思想文化研究、城市史研究和西南民族研究为主的三个发展方向。由于四川大学专门史学科集中了多个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因而得到快速的发展。1999年，四川大学专门史专业被评为四川省省级重点学科，三年后该专业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重点学科，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专门史国家重点学科仅有两个。2007年，也就是先生去世的那一年，四川大学专门史专业再次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重点学科，这应该算是对隗先生的一个告慰。
九、构建新的学术平台，成立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的巨变呼唤着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城市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研究。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和学科建设，隗瀛涛先生在承担了国家“八五”重点课题之后，即提出在四川大学建立城市研究中心，以培养城市研究人才和形成群体研究力量。隗瀛涛先生的想法得到当时学校其他主要领导的支持。1988年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由隗瀛涛先生亲自担任中心主任。该中心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既无经费，也无办公地点，隗瀛涛先生四处呼吁，终于在文科楼争取到一席之地。中心的成立对于四川大学城市史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绩显著，影响巨大，因而隗瀛涛先生又多次向学校领导建议加强四川大学研究城市的力量。1996年12月，四川大学校务会议决议，在原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建立“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并以隗瀛涛教授为名誉所长。毫无疑问，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的最终成立，是四川大学城市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也是四川大学“理工结合，文理渗透”优势的体现，这表明了城市史研究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特点，充分展现了隗瀛涛先生独特的学术眼光。以隗瀛涛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成立后，发展十分迅速，不仅能够承担较大型的科研项目，并且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成果。由于这些成果的取得，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先后承担了十余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1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5项，中国图书奖1项，中国科协优秀建议奖一等奖1项，进而赢得了学界的广泛赞誉。这充分说明了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这一学术平台的雄厚实力和新鲜活力。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是全国第一个城市史的专门研究机构和重要科研基地，作为城市研究所的创始人，隗先生为中国城市史学术领域培养了众多人才，做出了特殊贡献。
十、桃李遍天下，师生情谊重
隗瀛涛先生在四川大学从教近五十年，不仅以其学术上的成就受人称赞，而且更重要的是以其桃李满天下的硕果，为历史学科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和城市史的长久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在隗瀛涛先生早年的学生中，赫志清和谭继和两位与隗瀛涛先生既是师生关系，也是忘年之交。
赫志清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员，是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他与隗瀛涛先生既是师生关系，同时又是老乡加朋友关系。1958年秋，赫志清先生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不久就结识了隗瀛涛先生。赫志清先生在川大经历的第一个除夕和春节，就是在隗老师家中度过的。从此之后，赫志清先生不但和隗先生，而且和师母陈可清老师，以及他们的子女都结下了深厚情谊。在川大学习五年中，但凡逢年过节，不是隗老师，就是他的孩子来请赫志清先生到他家欢度节日。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赫志清先生成了隗先生家的常客，师母常为他加餐补充营养。在赫志清先生看来，隗先生是个性情中人，一贯追求开拓创新，不喜欢人云亦云，他因而选择隗先生为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顺利地完成了毕业论文。其后，赫志清先生每当谈及当时在川大读书求学之事，都会对当年隗先生对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生活上等各方面的帮助深表感谢。
谭继和先生与赫志清先生一样，与隗瀛涛先生既是师生关系，同时又是老乡加朋友。1951―1952年，谭继和先生在开县城厢二小就学，其时该小学的校长就是隗瀛涛先生。1957年，谭继和先生考进四川大学历史系，隗瀛涛先生正好于是年毕业留校任教，再次成为谭继和的老师，可谓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样的机遇使隗瀛涛先生与谭继和先生的关系更加密切，不仅成为谭继和的论文指导老师，而且成为终身的老师和朋友。隗先生亲切、热诚、健谈、风趣、敏捷，使谭继和这位刚进入史学殿堂的年青学子深受感染，很快就掌握了学习方法和写作的门径。在以后的数十年间，谭继和先生与隗瀛涛先生长期有着工作方面的接触，受到隗先生的影响很大。他认为自己是长期得到隗先生学术呵护的受惠者之一。他总结了隗先生一生有四个特点：“在人品上，隗老师的特色有两点：一是忠诚爱国，耿介正直，具有独立不移、卷舒不随乎时的坚贞品格；二是强学力行、诲尔谆谆、无私奉献的从教育人精神。在学术上也有两点特色：一是立足近代，学具通识，放眼中外，善于掌握当代学术潮流；二是思虑明达，识解不凡，具有开拓性的原创思维和深邃敏锐的学术洞察力。这两方面的四个特色，都是值得弟子们孺慕学习的。古人说：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作为隗老师历时最久的幸运弟子之一，人师经师兼得际遇”。
结束后，高等教育改革，四川大学历史系创立了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授权点，地方史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隗瀛涛先生作为这些硕博士授权点的导师，先后招收了一大批硕博士生，培养了一代新的人才。
注释：
[1]隗瀛涛：《古稀之年的回忆》，《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9年。
第7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基于信息技术的洛阳古城保护与更新规划研究
学生姓名
陈贺新
专业班级
城乡规划141班
课题类型
设计
指导教师
肖轶
职称
助教
课题来源
科研
1. 设计（或研究）的依据与意义
（1）设计（或研究）的依据
a.基于信息技术的洛阳古城保护与更新规划研究任务书
b.收集与信息技术在古城保护与更新上应用的相关的资料
c.对洛阳古城的实地调研
d.相关规划、法规和书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
《城市紫线管理办法》
《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暂行规定》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
《现行建筑设计规范大全》
《城市绿化条例》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2）意义
城市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文化的载体。老城区是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它既保存了某个历史阶段的城市生活区域格局，又保存着城市发展的历史信息，最能反映城市的特色和风貌，是不用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浓缩，是悠久传统的活的见证。因此，保护老城区，就是保存城市的记忆，延续城市的历史，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
洛阳是九朝古都，如今的老城是金元时代所建，历经了金、元、明、清四代，记录了洛阳的过去，也经历着洛阳的现在。洛阳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洛阳老城空间类型多样，更新形式复杂，区别于一般的新城，具有其更新的独特性。
而如何“科学”地进行历史地段的规划开发控制，就需要“定量”地对整个区域范围内进行评估——划定历史保护区的保护界限，评估城市开发价值与历史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规划控制和建设要求，建立综合评价评估体系与保护规划相衔接。利用GIS等技术，进行数据化的空间分析，将有助于历史地段更新规划的科学性提升，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更新创新规划方法。
在洛阳老城内，历史地段的保护更新与伴随城市扩张建设的更新并存，其更新历程对其他老城的发展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2. 国内外同类设计（或同类研究）的概况综述
（1）概况
由于人类现代文明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需求增加对城市历史记忆保存，也将越来越重视城市历史的延续体现出的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脉络。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在国际上不断完善，首先只是对单体的文物建筑进行保护，然后对文物建筑及周边的历史环境一起保护，接下来扩大到形成区域的历史文化街区，现在己经扩展到整个历史文化古城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建筑和文化街区空间形态和街道空间格局、街区景观环境布局等方面。在城市建设改造过程中，历史文化街区都担负着保持城市传统历史风貌的重责，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可以继承城市文化传统，从而实现和发扬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我国，吴良墉先生所提倡的“有机更新”模式运用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中是极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他主张防止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中“大拆大建”与 “剃光头”，遵循循序渐进、社区发展、居民参与、审慎更新等原则，建立起适应城市土地利用开发管理的新体制。东南大学的杨俊宴和吴明伟教授在探索关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模式的方面，提出了原真型保护、创新型保护、再现型保护、风貌型保护这四种不同的保护模式，对于不同特点及类型的历史文化街区便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规划模式。历史文化街区在我国研究的重点主要体现在:第一，强调对历史文化街区中历史建筑的保护；第二，在阐述城市历史文化同时，提出历史文化街区的相关规划理念；第三，以叙述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特征为基础，提出关于文化街区及街区建筑的更新和改造及开发建议；第四，已出现了部分历史文化街区及城镇的研究成果。
（2）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a、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我国的GIS技术不仅广泛的应用在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中，而且也开始应用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中。例如2000年，教煌保护工作研究处与美国的梅隆基金会共同设立了“数字化虚拟洞窟”，至2000年底，中国故宫博物院同日本的凸版印刷株式会社一同签订了“故宫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应用研究”的合作协议书；同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东南大学建筑学院也合作成立了GIS中心，将GIS技术应用于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和保护管理中，进一步的推广GIS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更新中的应用，例如基于GIS的南阁古村落保护规划研究和基于 GIS 的镇江西津渡历史街区保护管理信息系统研究就是东南大学GIS信息技术应用的典型代表。
另外，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也开展了基于GIS技术的苏州古城规划；同济大学设立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中心也将GIS技术全面地应用在同里和西塘古镇的遗产保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人居环境研究中心的史慧珍和党安荣进行了GIS技术在北京旧城保护研究规划设计的尝试。2003年，陕西省文物局对秦始皇陵区进行了GIS在文化遗产地资源管理中的应用研究，2005年，秦兵马俑博物馆与西安四维航测遥感中心合作，对正在发掘中的2号坑进行数字化三维建模，在2006年初步完成GIS在秦始皇陵区资源管理研究。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于2010年启动了基于移动GIS 平台的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街区建筑信息数字化采集系统构建工作，并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产品。
运用GIS技术，从宏观方面可实现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社会、经济、人口密度等各要素的多因子的叠加分析，例如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环境危害预测和街区经济发展预测等应用；从微观方面可实现对建筑与院落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评估，人口容量预算等更小层次的应用，主要以社会经济的图式化形式展现，或者根据历史文化街区的各种空间要素特征以相应专题图操作来进行等；还可以运用图层叠加缓冲区以达到各种规划中最佳路径选择等，从而达到实现对停车设施布置、公共开放空间的格局、人车流路线甚比如垃圾箱、路灯布置等基础设施，这些在传统设计手法中都是由人为的主观因素决定的。
b、国外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在各发达国家，地理信息系统己被广泛地应用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职能中，比如在美国，1992年应用GIS的城市和地区的比例只有40%，到1997 年却迅速上升至87%；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市将已建立的完整城市地理信息系统作为申请举办奥运会的有利竞争条件；同时在亚洲，新加坡从1986年开始投入约合 1 亿7484万人民币，建立了 “整体性国土资源系统”的城市GIS，历时长达 7年，并于1993年才完成。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应用于城市景观的仿真、城市地下管线的可视化、城市发展历史演变过程的再现、城市人流和车流的动态模拟、城市生态建设或改造的虚拟实验以及城市灾害事故的动态模拟等诸多方面。如美国的 VR技术专家和城市管理专家结合，对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两个城市改造进行了实验，对城市的街道及建筑物，根据城市的功能和城市美学的原则，进行了多种方案的对比分析，同时还对街道绿化树种的选择进行比较，包括幼年树和成年树绿化及美观效果作了一一比较，最后作出了行道树树种的选择。“数字地球”是美国副总统戈尔于1998年1月31日在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所做的“数字地球——认识21世纪洲门这颗星球”的演讲中首次提出的。它指的是建立一个地球信息模型，该模型将地球上每一角落的信息都收集、整理、归纳，并且按照地球地理坐标建立完整的信息模型并且用网络连接起来，从而使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快速、完整、形象的了解地球宏观和微观的各种情况，并充分发挥这些数据的作用。
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进入了一个数字时代。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城市规划重要的一部分在GIS的应用上取得飞速的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许多项目也开始采用了GIS技术，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相继建成了很多有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信息系统，例如GIS开始被欧洲考古界所认识并接受，景观考古 GIS分析逐渐盛行；联合国教科文组1992年在帮助柬埔寨新政府对吴哥古迹的保护过程中，创新性地使用了GIS为主导的计算机辅助管理技术，并分别在东南亚的许多国开始了试点，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紧接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协调下，又有了泰国的名城素可泰和加拿大的洛矶山班福国家公园及越南顺化古城等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些都运用CRM和各种信息技术相结合方法。近些年，GIS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中的应用理论越来越为成熟，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尤其在文化信息的管理应用方面，而对于本身规划的指导还只是种辅助的手段，值得进一步去探讨研究。
c、小结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相关领域研究现状，可看出我国信息技术在古城的保护与更新上应用较少，在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古城保护之前，只能通过人为主观因素进行保护，通过信息技术可以结合洛阳古城的特色，针对老城特有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为古城营造舒适的生活空间，增添老城活力。
综上所述得知：在我国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应用研究发展还处于探索的阶段；第二，需要不断的加强针对不同特点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街区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三是探讨出更多的利用形式，探索出更多的利用手段，从而使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更新达到科学化与合理化。
（3）应对措施：
本研究主要从老城的绿化景观及开敞空间进行改善，为历经沧桑的老城填一抹绿，注入新的活力。
a、增加开敞空间
增加绿化场地和疏散的文化广场，提高绿地可达性，同时通过增加绿化改善老城小气候以及空气质量，以达到优化人居生态环境的目的。
b、改善沿街绿化
洛阳古城十字商业街人流量较大，适当增加绿化，分析选区合适的位置进行种植树木或通过立体绿化的方式提高街道空间的绿视率与炎热天气的遮阴面积，为行人营造舒适的街道空间和旅游体验。
c、合理搭配景观
在有限的空间内，在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上合理配置植被，丰富街道绿化空间层次结构。既能满足行人的观赏需求，又不干扰商业活动的进行，营造良好的景观效果，为老城增色添彩。
（4）相关案例
a、新常态的规划方法探索——嘉兴老城区保护与更新
嘉兴老城区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它马家浜文化的发祥地，自春秋时期直到清朝这里一直是繁华的中心古城，以水环绕，历史悠久；同时嘉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早期共产党前辈们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历史地区，在嘉兴老城区坐落着很多革命先辈的旧宅，需要进行妥善历史保护。
嘉兴老城区由于处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又与南湖风景区毗邻，面临着城市更新与再开发的发展要求。既具有景观的独特性，又从城市功能区位角度来看具有优势，存在一定发展更新需求，与历史保护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形成了历史、景观、功能三者相互作用的发展形势。
要科学、定量地研究分析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尽可能全面地综合考虑能够对土地产生影响的空间因素和功能因素，将这些因素转化为图形要素，并构建合理的空间分析模型产生具有意义的参考数值。因此需要形成从信息数据收集整理到数据分析、分层叠加的完整思路：
首先通过网络地图、嘉兴市文物保护网等方式得到历史保护建筑以及城市设施等相关信息；然后对历史要素、景观要素、城市设施进行定位输入，并导入GIS数据库成为空间图形数据；最后利用空间分析与因素叠加法进行要素加权综合叠加；最终形成分析结果并进行结论总结。
历史保护价值、景观价值保护、城市功能发展三方面要素分别对应历史深度值、景观生态值以及城市区位值数据。多因素叠加在GIS分析中是核心思想：通过各类小要素经过空间转译、空间运算叠加得到历史深度值、景观生态值以及城市区位值，再经过加权叠加得出综合评价，形成完整多级多步骤的多因子运算架构。
b、广州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案例研究
北京路是广州城市的源头，也是城市的古中轴线，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范围为：南至文明路，北至广卫路(含南越王宫署遗址考古发掘地)，西至吉祥路，经中山五路、北京路、西湖路、惠新西街至清源巷，东至聚星里，经忠佑大街、中山四路、府学西街至市场新街的范围，保护范围面积21.01公顷，其中核心保护范围12.20公顷，建设控制地带8.81公顷。
广州自建城之始，皆以北京路附近的任嚣城为原点，不断向四周拓展建设，北京路是广州城市源头，也是千年城市中轴线，还是中国古代延续至现代最古老的城市中轴线之一，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此外，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是广州历代政治中心和千年商都文化的核心体现区，历代官学正地，书院书局云集。北京路至今都是广州的商业中心、商贸名街。官府衙门紧邻商业街市，该现象在全国独树一帜。
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内容包括物质性要素与非物质性要素两大部分。其中物质性要素包括历史城垣格局、“两轴、两片、多点”的街区格局、街区街巷肌理，还包括秦造船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以及传统风貌建筑。规划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纳入保护，具体包括陈李济传统中药文化、凉茶、广式腊味、广式莲蓉饼食制作技艺等民间工艺。粤剧、粤曲、狮舞(广东醒狮)、粤语讲古等民间艺术，致美斋广式调味道、李占记等老字号也在保护范围。
保护措施上，规划提出对核心保护范围采取整体对待、严格保护的措施，不得擅自改变街区传统空间格局和建筑原有的立面、色彩。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和环境以保护和修缮为主。在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经批准允许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筑控制建筑高度12米以下。
对民间工艺则应在资金、政策、宣传等多方面，大力保护非遗传承人和传统技艺，利用传统民居维修汇聚当地传统的木雕、砖雕、石雕等工匠，挽救传统建筑工艺和手法。
北京路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保护结构为：两轴、两片、多点。
其中，两轴为十字形传统轴线，包括竖向的北京路古代中轴线和横向的中山四路、中山五路东西向轴线。两片为昌兴街民国商住街坊和大佛寺宗教文化街坊。
古代中轴线：严格控制轴线沿线的街道界面的尺度、风格和连续性，禁止广告牌、招牌覆盖传统骑楼立面；禁止移除街道内的大树，提升两侧建筑功能和街道景观品质。
中山路发展轴线：控制骑楼街风貌。严格控制沿线新建建筑体量、高度、骑楼尺度、色彩，与传统骑楼街风貌充分融合。
昌兴街民国商住街坊：保留并强化传统的“一街五坊”格局，一街为昌兴街，五坊为壬奎坊、景贤坊、四喜坊、祥发坊、祥合坊。
大佛寺宗教文化街坊：原则上应保留大佛寺南侧与东侧的近代民国集合住宅群。
3. 课题设计（或研究）的内容
本课题以洛阳老城历史街区为规划设计的研究范围，通过调研和访谈理解城市的问题，通过测绘和数据库建模，构建信息化的古城保护模型。进一步通过阅读文献资料相关理论，并通过具体的数字化分析技术来指导城市规划和设计工作。
课题分两步完成：
（1）历史文化街区的测绘和模型建立。
（2）基于数字化模型进行规划导向的分析，在分析图基础上完成规划方案。
4. 设计（或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
本研究中查阅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技术应用的资料和文献，并总结已有的关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规划的分析理论，并对 GIS 技术运用于古城中的相关理论进行详细的解析。
（2）理性研究
运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规划的研究中。
（3）跨学科研究
研究中涉及城市规划和地理信息系统、建筑学、统筹学和生态学等多学科知识。
（4）模糊综合评价
对于古城的街区空间进行模糊综合评价，首先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在不同的因素间可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因此，必须将街区空间价值评价因素集划分为几类，首先对每一类因素进行相应的模糊评价，然后对各类的评判结果采用高层次的综合评判。
5. 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 完成调研、测绘和建立信息库。（第1-3周）
第1周相关课程学习和资料研读，确定研究范围；
第2、3周完成所选范围的测绘和建模；
第二阶段：数字化模型的建立（4-5）
根据搜集的信息，完成数字化模型的建立。
第三阶段：个人更新规划方案的分析与设计（第6-11周）
第6周：深化现状分析，个人方案（2-3个方案）
第7周：设计研讨、分析比较，深入理解人居环境与古城保护的矛盾，确立方案。
第8-9周: 完成各类必需的分析图。
第10-11周：完善并优化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方案。
第四阶段：设计表现（第12-13周）
必要的图纸表达和模型表达，鼓励设计新媒介表达。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教研室意见
第8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一、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深度挖掘和多重阐释
非文学学科的介入是还原文学生态以及文化阐释、大文化研究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标志。非文学学科的研究思维对文学研究思维的调整、重组，其研究方法对文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完善都对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阐释》一书就广泛地涉及到政治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神话学、心理学、统计学、阐释学等多种学科门类，极大地还原了文学生态，有效地利用了中国古代文学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
如在对《桃花源记并诗》的解读中，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既符合中国文化的衍变发展规律，也使读者洞开解读该文学作品的另一扇窗。著者绕过众所周知的文学性，而直指“桃花源”背后潜藏着的“大同梦”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返回历史发生场所，直面历史本真。得出了既符合历史事实，又富含新见的结论，表现出著者独特的学术眼光。这种规律性的判断不仅需要沉潜于芜杂材料中的韧劲，更离不开宏大的文化视野。也只有跳出某一研究领域的“此山”，才可能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使各种看似复杂、盘根错节的现象丝缕渐明。此外，著者还用地理学的知识讨论了“桃花源”的原型；用民俗学的知识得出了避乱异地、聚族而居的“世外桃源”在某一历史时期存在的“历史真实”的结论；用政治学的知识解释了武陵太守在得知桃花源后的极速反映。
《量移制度下的贬谪文人的心态——特殊文人群体的文学心理解读》、《乌台诗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比兴传统与文字狱》和《南渡乐禁与宋词的案头化——对词的诗化的政治背景解读》等章节从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天然联系出发，勾勒出文人背后的政治风云、复杂党争等历史背景，为深刻理解文学现象(如“鸟台诗案”)、文学作品提供了思路。如在《量移制度下的贬谪文人的心态——特殊文人群体的文学心理解读》一章中，作者通过对量移制度的考察，为我们理解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贬谪诗文中的拘囚意识、被弃心理甚至痛苦与激愤都有很大的帮助。再如通过不同的量移结果来解读、阐释元稹的通州诗与江陵诗的风格、情感的差异，为我们了解作家的风格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鸟台诗案的政治文化解读——比兴传统与文字狱》一章中结合中国诗歌的比兴传统和赵宋一代之政治来解读乌台诗案，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字狱这一特殊的文学、政治现象确立了新的范式，指出历代注家对涉案诗文的慎重态度，由此也可见出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这暗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纯文学研究的局限和对政治重视的必然。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南渡乐禁与宋词的案头化——对词的诗化的政治背景解读》一章通过对史实的梳理更是雄辩地证明了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环境(包括政治环境和政治制度)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该文指出南宋政权在南宋初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而提出“乐禁”，这一政治制度对南宋词风转变有着重大影响，并将苏辛词的变革联系起来分析、佐证。这种研究方法是当前词学研究所未曾涉及的。
非文学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介入，使得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深度挖掘和多重阐释具有了可操作性。但是由于非文学学科的介入，使得文学本体研究色彩淡褪，甚至丧失、转变为历史研究、民俗研究、地理研究等非文学学科的研究，这也就是研究泛化的问题。著者通过对文学作品、文学研究的深度挖掘，通过“深化”有效地避免了这种“泛化”，从而不仅保证了文学本体研究，而且丰富了文学本体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尽管各章节的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各异，但是全书在整体上却有着方法论的意义和启示。
二、学术思想的衍变与传承
第9篇：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范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2－0017－05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在国内外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本文根据理论界的既有研究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相互关系的不同见解、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深入研究中应把握的重点内容等再作些探讨，以扩展对该问题的认识。
一、国内外强烈关注的课题及其多种见解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更特别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及其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引起了国内外的政界、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和热议。
国际社会的热议，集中起来大致有肯定和否定两种主要评价。
1. 肯定评价。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有重要影响。其具体观点很多，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从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方面，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所有这些将大大增强国际政治中的和平因素，更加有利于国际社会实现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2004年曾撰文论述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发展模式的国际意义。她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美国奈斯比特夫妇的《中国大趋势》说，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第二，从比较中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一是比较中国与印度、苏联的不同发展。如印度学者在比较中印发展模式时，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果远远高于印度发展模式。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而印度选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减少贫困、财富分配、人均寿命、识字率和电话普及率等方面，中国的表现都远远好于印度。有学者评说，较之“苏联模式”，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上有三个重大原则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二是比较中国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如俄罗斯、拉美、东亚等国家，认为俄罗斯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中国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成功应对了世界经济危机、重大自然灾害，还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等。由此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第三，西方一些左翼学者在批判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历史终结”论、论述现代资本主义有多种模式的时候，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式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意义。
2. 否定评价。这类评价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大致也有三个基本方面：
第一，“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1989年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文，断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称自由民主制度即美国的所谓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相结合的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否定不同于美国的任何一种制度和发展道路，其中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一些人通过否定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对世界文明发展道路的影响。这又有多种情况，其一，根本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如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在《中国是否可视为一种发展模式？――七个假设》中说，由于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美国俄勒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阿里夫・德里克也完全否定“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其二，把中国的发展道路诬指为资本主义。如美国的迈克尔・舒曼在2010年3月1日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上发表《中国：新的经济模式？资本主义》的文章，把中国模式诬指为资本主义。还有学者把近代以来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看作是遵循同一模式，认为中国创造的所谓奇迹，在日本和东南亚诸国，更早在荷兰、英国与美国早已皆是如此。其三，中国的发展未形成一条独特的道路。如英国的里奥・霍恩在2008年7月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中国模式背后的真相》一文，认为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没有“模式”，“中国模式”只不过是一个想法。
第三，更早一些，苏联学者否定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从而也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也夫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与现时代》一书中就说：“右倾修正主义者附和分子”，“断定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等模式，深入分析一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概念，不难看出，他们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设计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受这种诬指的影响，西方的某些汉学家，如美国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及其学生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歪曲为“民族主义”。
国际方面还有多种具体的观点，如炒作“中国”、“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等等，称“中国将统治世界”，企图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的蓄意高估中国实力、夸大中国作用、过度渲染中国影响，企图设置“美丽陷阱”；有的企图让中国承担更多与发展中国家地位不相称的责任，达到“捧杀”中国的目的。这些观点其基本精神未超出上面的概括，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国内学术界直接以本问题命名的专论尚不多见。但是，有多个学科的著作和论文，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论证了这个问题。这些论证综合起来，大致涉及以下几个层面：
1.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对其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如解读了马克思的重要论断：关于“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①。这表明，在五社会形态或者三社会形态发展中，某种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的共性，是对世界各国多种多样的类似经济基础的科学概括，这样形成的科学理论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再转化为各国现实社会形态时，不可能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必然与各个国家不同的经验事实相结合，使之在现象形态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又如解读了列宁关于世界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统一性和具体道路的特殊性的思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些特殊性固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② 这表明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但是由于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这种过渡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特点。学界的这些探讨都涉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道路发展的关系。
2. 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中，论及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这类论述指出“中国模式”的出现，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从而为人类文明不断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这自然直接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道路发展的关系。
3. 在批判西方学者关于“历史终结论”、“欧美中心论”、“趋同论”等等怪论时，一些学者根据关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的论断指出，世界历史并没有止步于美国的发展模式，没有、也不会始终以欧美为中心。不同性质的国家也并不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不同的改革而达到资本主义的趋同。“趋同论”不过是以唯技术主义为基础所宣扬的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论。由此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及其理念的丰富和发展。
4. 在批判苏联理论界否定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以及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误解时，有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它根本否定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的基本规律，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而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则是在承认人类社会发展中共同的基本规律，肯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的前提下，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以保证事业取得成功。混淆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界限是错误的。
5. 在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探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时，有学者一方面论证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根据邓小平关于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要中国不倒，社会主义就能在世界上站得住”的思想，指出中国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的意义。还有学者通过论证中国模式产生的必然性、中国模式的产生所带来的世界影响，较好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道路发展的关系问题。
二、充分认识课题研究的重大意义
国际国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相互关系的热议，表明这个问题既具有基础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针对性，研究这个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政治上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1. 有助于从现时代的高度开拓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新境界。课题研究将对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对立统一、最终由前者取代后者展开论证，这必将深化近现代历史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认识，特别是有助于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东方社会理论、跨越论的思想的研究以及这些理论在现时代的合力作用和指导意义。因为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弄清这个关系，并作出科学说明，必将展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丰富内容，使之细化和具体化，为群众所深刻把握。
2. 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较长时期以来，理论界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科学内涵、结构体系、理论特点、与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历史地位和意义等多个方面。本课题在以往多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宏观背景下，一方面从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两大主题上寻找人类文明的共同点，着力论述科学发展观和中国道路、模式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解答；另一方面着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创造性贡献、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发达的、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同时，研究其它国家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这两大主题方面的好经验，阐述当今不同制度的国家对人类历史文明贡献的异同，甚至质的区别，由此从世界历史意义方面拓展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
3. 有助于批判“欧美中心论”、“历史终结论”、“趋同论”、“中国”、“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较长时期以来，国外流行种种诋毁当代中国的怪论，国内也存在盲目崇拜西方的错误思潮和观点。从理论上科学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必将有助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分清是非，划清思想界限，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渗透，克服国内存在的盲目崇拜西方的错误思潮和观点。
4. 有助于为中国赢得宝贵的话语权。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科学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参与，所承担的国际责任，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的贡献，以及对全球治理的现状和未来的影响，必将有助于为中国赢得主动和宝贵的话语权，为我国扩大开放提供理论支撑。
三、深化课题研究的思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已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涉及历史的、现实的和理论的多方面内容。现在要赢得对这个重大关系认识的话语权，唯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需要从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方法两方面着手。
研究的内容方面，要力争在以下六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研究的理论指南。
第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其中着重发掘四点：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下，人类历史纵向发展过程，即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的更迭发展过程的普遍性和规律性，与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过程，即历史逐步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过程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关于《资本论》所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变为“万能钥匙”、一般历史公式，并套用到各个民族的社会历史中的思想；列宁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国际世界的关系是矛盾的统一，又斗争、又合作，斗争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人类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两大主题方面有共同点。我国的科学发展观和中国道路、模式是对这个问题的有益的探索，其它国家在这方面也有许多好的见解和经验。不同制度的国家对人类文明贡献有异也有同。以上四个方面为本课题研究提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论证。
第二，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所包含的社会主义本质的统一性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形式的多样性的理论。其中着重发掘三点：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发展和东方社会理论中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关于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将走上社会主义，但各自的走法不同；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共和国“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等思想③。以上三个方面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证。
以上思想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性。通过对这些思想的研究，奠定课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理论基础。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研究的思想资料和历史依据。
第一，20世纪初期以来，在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对人类历史进行了综合考察，如形态学派历史学家O.施本格勒、A.J.汤因比等，他们将世界历史看成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从而突破了“欧洲中心论”；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其《变动世界中的历史》文集和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需重新定向的观点；L.S.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的《全球历史》，注重考察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应对这类历史资料加以系统的梳理、研究和评述，以为科学把握这一关系提供有重要支撑意义的思想观点。
第二，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上有大量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两种类型的实例，即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有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更新是从旧社会形态发达的乃至最发达的地区开始的；第二种类型是新的社会形态取代旧的社会形态，更新是从旧社会形态比较不发达的地区、国家开始的。长期以来，第二种类型被认为是特殊现象――特例，现在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普遍现象――通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研究应对两种历史类型的典型、特别是第二种历史类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历史考察，以证明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是通过多样性实现的这一规律，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研究提供历史的依据。
3.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根本观点和一贯主张。
第一，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相结合以及“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思想④。要着力研究《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著作，深入把握和阐发中国共产党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辩证统一的思想；要深入研究《论十大关系》、《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著作，深刻把握和阐发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相结合的原理。
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领导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思想。要认真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和中央领导的重要著作和谈话。特别是其中关于对立统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人类历史演进到现代以后，这个对立统一的过程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统一、合作、竞争、斗争的关系，人类文明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推进。不同制度国家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会做出贡献，但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甚至会有根本性质的不同等思想；中国的发展“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思想⑤（邓小平）。
4. 全面系统的收集和概括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文明发展的贡献。
第一，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证明人类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统一性和各民族具体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证明“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⑥（），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第二，对人类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且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四个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实践上，成就举世瞩目，形成了“十个结合”（十七大报告）的基本经验。这对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复兴有重大影响。
第三，对当今国际社会政治格局等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发展，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方面的建设，在摆脱贫困和失业、建立日益完备的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同时，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支援，提供的可供借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发展及其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分体改革和建设的经验；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负责任的态度等。中国在维护世界的稳定及和平方面作出的贡献，证明了它的国际意义。
5. 充分论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大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⑦。在现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的意义。
6. 对“历史终结”论、“欧美中心论”、“趋同论”、“中国”等多种错误理论的评析。
第一，收集归纳国际国内，特别是国际社会有关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种种奇谈怪论。
第二，从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分析种种魔化、诋毁中国的怪论产生的背景、实质和影响。
第三，通过批判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和思潮，进一步深入论证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方面，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要求是：
1. 在思路上，整个研究应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立论和驳论相结合。
第一，明确界定“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概念。“人类文明发展道路”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概念，可做多种解读，应予以明确界定，避免概念本身缺乏确定性。我们将这个概念规定为整个社会文明，主要指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限于文化。
第二，深入研究和论证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及其实现过程（即通过多种文明密切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来实现的过程），以为论证本课题的中心内容做好理论铺垫。
第三，具体研究和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分体上取得的成就及对当代世界的影响，同时研究积极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意义。
第四，通过反驳上述“中国”等种种错误理论，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关系的认识。
2. 在具体方法上：
第一，坚持系统的文献研究与梳理。这包括运用现代技术研究手段，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国内外相关的权威性著作、杂志进行系统的梳理，以详细地占有与本课题有关的全面系统的资料，并对占有资料进行科学整理、分类，研究其内部联系。
第二，重视反面材料的研究。全面收集、系统整理涉及本课题的国内外的有代表性的资料，包括专著和论文。仔细研究著作者的观点及其提出的根据、论证的方式和造成的影响，以为研究提供不同方面的思想资料，特别是提供进行科学批判的针对性观点。
第三，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如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正面研究和批判分析等相结合。当前应特别注意从正反两面开展研究和论证，通过这种研究和论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关系。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92页。
②③《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387页。
④《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7页。
⑤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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