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

摘要： 思政类网站是高校重要的网络教育平台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南交通大学“前沿网”传播效果的调查显示：作为全国高校十佳思政类网站，“前沿网”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学生在浏览改版前网站时以理论学习为主。网站改版后，“文化欣赏”、“理论争鸣”等栏目也受到欢迎，同时，师生均希望完善互动平台。因此，进一步提高网站的传播效果当建立健全网站互动平台，注重受众需求调查，进一步提升网站内容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深度，注重科学的舆论引导。

中图分类号： G6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2－0091－04

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网站是学校基层党组织网络学习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如何建设既具有教育意义，又为受众所喜爱的思政类网站，已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全国高校十佳思政网——西南交通大学“前沿网”为例，在分析高校思政类网站设计理念、传播效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同行讨论。

一、 高校思政类网站的设计理念

伴随着网络媒体的影响不断扩大，从普通百姓到高层领导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获得所需信息〔1〕。思想政治类网站作为高校重要的网络教育平台，是全校师生员工了解时事，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政治素养的有效渠道，是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网络文化对青少年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2〕。目前，国内主要高校均有自己的思想政治类网站或专题子网站，如清华大学“学生红色网站”，北京大学“红旗在线”网站，中国人民大学“创先争优促发展 十年腾飞跻一流”专题网站，南京大学“‘开拓创新求突破 科学发展建一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专题网站”，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创先争优活动专题网”等。网站的“传者”主要为高校党政管理干部、政治辅导员等，受众以全校师生员工为主，其传播内容主要为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在教育部思政司举办的全国高校百佳网站网络评选活动中，有近百个思想政治教育类网站参评。从这些参评网站的介绍中，可初步归纳出高校思政类网站的设计理念为：与时俱进，弘扬时代主旋律；品味高雅，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与本校实际相结合，彰显学校特色。

鉴于高校思政类网站本质上的共通之处，本文以全国十佳高校思政网站——西南交通大学“前沿网”为样本进行分析。西南交通大学旧版“前沿网”集思政网、新闻网、部门网三大功能为一体，旨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校园新闻，推荐理论成果，丰富校园文化。网站主要开设了“交大新闻”、“媒体交大”、“时政前沿”、“理论前沿”、“交大风采”、“交大人物”、“校史回眸”、“前沿影视”、“文化欣赏”、“电子校报”等一级栏目以及二十几个二级栏目，并与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兄弟院校，教育部、四川教育厅等相关部门，新华网、人民网等校外新闻媒体，扬华素质网等校内主要网站建有超链接。此外，受众还可通过“前沿网”主页链接直接进入校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部的网站。2007年，在由教育部思政司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高校百佳网站网络评选活动中，西南交通大学“前沿网”被评为全国高校十佳思政类网站。可以说，旧版“前沿网”的设计就体现了“与时俱进，弘扬时代主旋律；品味高雅，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与本校实际相结合，彰显学校特色”的设计理念。

2010年1月22日，由我校新闻中心建设的西南交通大学新闻网开通试运行。新闻网以“聚焦交大，报道交大”为宗旨，开设了“交大要闻”、“领导活动”、“媒体交大”、“图片新闻”、“视频新闻”、“电子校报”等栏目。新闻网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我校网站系统架构，有利于向全校师生员工提供更为丰富、及时的信息，但与此同时，新闻网在栏目设置上与旧版“前沿网”存在一定的同质化现象，造成了大量信息的冗余，影响了信息传播效果。加之，随着学校发展，校党委宣传（统战）部应建立独立的部门网站，以便更好地开展对外宣传（统战）工作，为校园建设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校党委宣传（统战）部决定将旧版“前沿网”所承担的思政网、新闻网、部门网三大功能相剥离，将“前沿网”建设成为纯粹的思政类网站，以便更好地为基层党组织进行网络学习提供长效的平台和阵地。但鉴于旧版“前沿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新版“前沿网”在色调、整体风格和主要元素等方面并未做大的变动，使新、旧版“前沿网”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传承性。新版“前沿网”除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时政学习资料外，还重点建设了“理论争鸣”等栏目，为基层党组织党员学习和思想交流提供了交流、探讨的平台，同时为了方便广大教职工和学生投稿还开通了在线投稿的功能。

“前沿网”改版的结果显示，西南交通大学在建设思政网站时越来越注重网站的纯粹性、思辨性、高雅性，同时又结合了学校的具体情况，彰显了学校的特色，更充分体现了高校思政类网站的设计理念。

二、 高校思政类网站传播效果分析为了了解高校思政网站的传播效果，笔者以西南交通大学“前沿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开展了调查研究。调研中依据学生工作处及国有资产管理处的统计资料，采用了等距抽样法，以寝室为单位，抽取了本科生党员150人，研究生党员50人，在学校九里校区、犀浦校区发放调查问卷①。随机抽取本科生党员15人，研究生党员5人发放深度访谈提纲作为参考和补充。

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95份，回收率为97.5%，其中本科生为149份，研究生为46份。同时，共发放访谈提纲20份，收回有效访谈提纲17份，回收率为85%。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党员对新版“前沿网”的“文化欣赏”、“理论争鸣”等栏目欢迎和肯定，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互动平台建设”等建议。

1.浏览旧版“前沿网”主要以理论学习为目的

问卷显示，有75.4%的学生（147名）“曾经浏览过旧版‘前沿网’”。由此可见，“前沿网”作为全国高校十佳思政类网站之一，在学生党员中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也是新版“前沿网”得以产生良好传播效果的基础和前提。

但学生党员浏览旧版“前沿网”的频率偏低，有近半数学生每周或两至三周才浏览旧版“前沿网”一次。超过九成的学生党员每天或两至三天上网一次，而坚持每天或两至三天浏览旧版“前沿网”的学生不足4%。

当147名曾经浏览过旧版“前沿网”的学生被问及“您浏览旧版‘前沿网’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时，32.0%的学生选择了“理论学习”，30.6%的学生选择“文化欣赏”，还有25.9%的学生选择“浏览宣传（统战）部网站”。

回答“您对新版‘前沿网’的满意程度”时，有54.9%的学生表示“比较满意”，21.0%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15.4%的学生认为“一般”，还有5.1%的学生表示“不太满意”，仅有3.6%的学生表示“不满意”。由此可见，多数学生党员对新版“前沿网”表示满意。

学生党员对新版“前沿网”的满意程度当问及“您最喜爱的新版前沿网栏目”时，有28.7%的学生选择了“文化欣赏”，19.0%的学生选择“理论争鸣”，18.5%的学生选择“前沿影视”，还有17.4%的学生选择了“时政前沿”。

在“请写下您最想说的一句话”中，不少学生党员希望“前沿网”越办越好，还有部分学生从网页设计、整体风格、栏目设置、内容信息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其中，有19%的学生呼吁，应进一步完善互动平台建设，诸如在线投稿、留言板等互动性栏目，或开设专门的论坛栏目，供大家进行思想交流和探讨学习心得体会。学生们表示，如能完善网络互动平台建设，必将进一步提高网站的浏览量。而在依据访谈提纲进行深度访谈时，不少学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从传播效果理论和传、受双方的关系来看，学生们的意见和建议是不无道理的。

在调查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前沿网”传播效果的基础上，笔者又对国内知名大学思政网站的浏览量、留言版等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国内思政网站的总体传播效果是比较好的，在师生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在互动性等方面还有所欠缺，需进一步改进。

三、进一步提高高校思政类网站传播效果的措施

结合上述调查结果，笔者认为，要进一步提高高校思政类网站的传播效果，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充分重视受众调查。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结果可知，多数学生党员对新版“前沿网”表示满意，尤为喜欢“文化欣赏”、“理论争鸣”等栏目，但浏览旧版“前沿网”的频率偏低，师生均‘呼吁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网络互动平台建设。据学校各学院师生反映，各学院的思政类网站也存在类似问题。为探讨症结所在，笔者深入学校土木、机械、电气等7个主要学院，实地走访了部分辅导员老师、学生党支部书记、普通学生党员等。结果发现，各学院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平台建设时，一般都参考了清华大学“学生红色网站”等国内知名红色网站，并聘请了网站技术、美工人员进行网站建设和维护，但7个学院在网站建设前均未进行学院师生学习需求的系统调查。这种前期调查环节的缺失是影响网站传播效果的直接原因。

因此，进一步提高网站的传播效果，网站建设和管理人员首先要进行受众调查。网站建设者和管理者必须认识到，只有充分了解、把握媒介特性，以完善的受众调研机制为基础符合学生需求的信息内容，才能真正规避上述调查中出现的问题，建成学生党员所关注、喜爱的高校基层党组织网络学习平台。

（2）网站内容必须重视思想内涵、理论深度，坚持高雅性标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满足师生需求绝不等于要流于娱乐化、庸俗化。网上的新闻以及观点和评论，通常需具有广泛性，能令人为之折服。而多数网络传播，仅满足于扮演信息平台的角色〔3〕，这也是影响传播效果一个缺陷。从长远来看，只有在满足师生需求的同时注重网站的思想内涵、理论深度建设，坚持网站内容的高雅性，才能真正获得好评。

（3）健全多元化表达渠道。网络的开放性、交互性、抗扰性使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4〕。缺失了受众的反馈意见，网络学习平台也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要提高网站传播效果，还应建设读者评论、评分等多样化平台，利用留言板、在线投稿、论坛等栏目，为广大师生提供意见的自由、多元化表达渠道。

（4）注重科学的舆论引导。面对受众千差万别的言论、观点，网站管理者需要采取“议会式”的平等方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科学地进行舆论引导，在最大化满足受众表达意见的需求和充分发挥网络学习平台教育引导功能之间寻找平衡点。惟其如此，才能逐步建立权威，形成品牌，而只有不断扩大网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才能形成校园文化的“软实力”，才能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网络学习平台的功能。

总之，各高校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从普遍意义来看，要提高高校思政网站的传播效果，重视前期受众需求调查，为广大教职工和学生提供意见自由和多元化表达渠道，科学地进行舆论引导是普遍适用的。

注释：

①抽取150个本科生党员样本的具体步骤为：（1）依据幢数、楼层数对7720间在用本科生宿舍编号：1、2、3……7720；（2）通过在用本科生宿舍总数（N）及抽取的子样本容量（n）确定抽样距离（k）：k=N/n=7720/150=51；（3）在1——k中随机地抽取一个随机数（i）,则第n个单位为抽中单位以后每隔k个单位为一抽中单位，即第i+k, i+2k,…，i+（n-1）k，直到抽满n个单位为止（k=51，n=150，i=5，i为随机确定）；（4）确定150个在用本科生宿舍后，在每个宿舍的4人中随机抽取一名党员作为研究样本，发放调查问卷。如果所抽中寝室无党员，则该样本无效。抽取50个研究生样本的方法与此相同。

参考文献：

〔1〕黄鸣刚.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网络传播〔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9.

〔2〕赵志立.网络传播理论与实践前沿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107.

第2篇：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

收稿日期：2014-04-15

作者简介：雷小毅，女，今传媒杂志社社长助理，主要从事传媒研究。

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于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创办的第一家新闻教育机构，1988年，新闻系改名为新闻学院，被誉为中国最好的新闻学院，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一面旗帜，以培养适应时展的新型新闻传播人才为己任，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倪宁教授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兼博士生导师，更是兢兢业业，潜心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韧劲、勇于担当的魄力和卓尔不凡的智慧积极投身于新闻教学和学术研究当中，严谨的学术精神和饱满的工作热忱使他始终走在学术的前沿，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近期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倪院长，让我们一起聆听倪教授从事新闻研究工作的真知灼见吧！

倪宁，男，安徽省肥东县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8年10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3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2001年6月被评为教授。期间担任过系办公室主任，副系主任，副院长，学校学生处处长，校长助理，学校图书馆馆长。主要研究方向及专长为广告传播及新闻业务。曾兼任学校文化科技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主要学术著作有《广告新天地》、《广告学教程》（1-4版）、《广告传播学》（合著）、《广告精点》（合著）、《广告学》（合著）、《广告学概论》（合著）等，其中《广告学教程》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广告传播学》（合著）、《广告学教程》曾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新闻教学实践的组织与管理》、《报纸编辑学课程教学法研究》等三项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获奖主要成员，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倪院长，您好！欢迎您做客《今传媒》。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一面旗帜，为我国新闻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新闻人才，也被誉为中国最好的新闻学院，那么倪院长，请您就人大新闻学院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方式详细谈谈。

倪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是在原新闻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成立于1955年，当年开始招生。1958年，原为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成建制并入人大新闻系，1988年，新闻学院成立。人大新闻学院（系）汇集数校资源，又得人民大学丰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滋养，这么多年来，经历风风雨雨，和我们全体校友一起成长、进步。新闻学院现有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和广告与传媒经济4个系，一个新闻传播史论教研部；有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学5个本科专业；有新闻学、传播学、传媒经济学和广播电视传播学4个研究生（含硕博）专业；设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拥有部级的新闻传播实验中心；为国内少数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的新闻传播院校之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所在单位，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教育部开展学科评估，人大新闻学院连续三届名列榜首。目前各类在校生近1300人，每年还有在职学习的学生数百人。可以说，人大新闻学院是我国新闻传播领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如果按照1955年建系算起，已经走了近60年的历程。面对新闻信息传播空前繁荣，新闻传播行业充满挑战，人大新闻学院需要更加努力，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型新闻信息传播人才。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学院着力推动以下三个融合：一是超越具体媒介形态，在学院内部启动以“媒介融合”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再造（本科层次，多维课程包和自主选修体系）；二是超越具体学科边界，在全校范围启动以“学科融合”为导向的跨学科联合实验班（本科层次，“新闻学―法学”、“新闻学院―国际关系”双学位实验班）；三是走出校门，启动以“术业融合”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硕士培养机制建设（研究生层次，双导师）和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这几年，我们学院一直在探索、实践以媒介融合、学科融合、产学融合为核心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力求能够对新形势下的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产生创新示范意义。学院依循学科规律，主动适应全球信息技术革命浪潮，通过课程改造、教材建设和教学手段革新，阶段性完成了媒介融合时代的教学体系建设；主动开放学科边界，深度整合全校一流学科资源，启动“新闻学―法学”、“新闻学―国际政治”实验班，在培养复合型、创新型新闻传播人才方面实现了标志性的突破；主动促进术业互通，增设国际新闻硕士、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等人才培养门类，延聘跨领域、多层次业界导师，实质性建设产学合作基地，培养高水平、应用型、国际化的新闻传播人才。广播电视学科新增硕士、博士点，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学科体系。

作为课堂教学的一种延伸，学院还推出了“新闻学子走基层”活动。为积极响应新闻战线“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开展号召，也为了深化高校新闻专业大学生对社会实际的了解，加强其对新闻采写的活力源泉的感受，从而提高社会认识能力和新闻实践能力，为今后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同学们在深入基层和群众中更深刻地认识了社会发展状况、锻炼了新闻实践能力。目前，这一模式已成为学院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之一。

第3篇：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目标定位;教育模式;高等教育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第4篇：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

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肩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U高校媒体是社会信息系统的重要分支，在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方面具有深远影响。一些学者就高校媒体媒介融合的宏观研究、报网融合研究、媒介管理研究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对媒介融合和内涵与外延的认知

(一）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于1983年由美国学者I?浦尔首次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ndrewNachison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戈登归纳了所有权融合、策略性融合、结构性融合、信息采集融合、新闻表达融合等五种媒介融合的类型。

陶喜红进一步指出，“融合”这一概念与大众传播真正意义上的联姻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郑保卫、樊亚平、彭艳萍研究发现，“媒介融合”属于互联网兴起之初所产生的取代论和共存共荣论相互争论时期。这里所说的融合，是指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和平共处,联合发展，显然它与现在舶来意义上的媒体融合属于不同的概念。

(二）认识的深化

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新闻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学术界对媒介融合这一概念的认知已不再停留于表面上的理解。吴海荣从研究个案出发，认为媒介融合既可指宏观的产业、人力层面的相对集中，又可指微观的新闻制作的各个环节的资源共享。⑴李红祥认为媒介融合的界定要从技术/软件融合、产业/市场融合、内容/服务三个层面加以界定。m蔡雯则认为媒介融合的深层次含义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推动下的通过新介质形成的各类型媒介的汇聚融合。

在表现形式上，媒介融合应该既包括硬的新闻实体的融合,又表现为软的媒介技术、管理体制的融合。王闻俊从动态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媒介融合包括组织结合、收购合并、传播手段、媒介形态等四个阶段，孟建、赵元珂认为，媒介融合既包括在传媒业界跨领域的整合并购，并借此组建大型的跨媒介传媒集团;媒介技术的融合,将新的媒介技术与旧的媒介技术联合起来形成新的传播手段，甚至是全新的媒介形态。

二、高校媒体融合研究现状

相比之下，学界对高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相当薄弱。当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宏观媒介融合研究、报网融合研究、媒介管理研究。

(一)宏观高校媒体融合研究

张文莉研究指出，高校媒体的媒介融合主要体现在内容、终端、组织和管理方式等方面。作者认为,高校校园媒体应该从内容重整和组织重构两方面人手。在内容重整上，重视整体策划，注重互动。在组织重构上，组建全校统一的新闻管理机构，建设一支专业化、全能型的采编队伍。娄雷认为，高校的校园媒体资源融合，既包括不同新闻主体、经营主体的融合,也包括不同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的融合，在组织构成、人员配备、职责分工等方面相互协调，优势互补。

°高校传媒整合既符合高校媒体的发展诉求，又是当代高校宣传工作的发展需要。梁燕燕认为,高校传媒可探索构建“新闻中心——实训基地”模式，将新闻中心开放为高校新闻学科的实践教学平台，将校园宣传任务分解为高校新闻学课程的实训作业。此举既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传媒缺乏专业人才的问题,同时又极大改善高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困境。

(二）高校报网融合研究

高校“报网融合”是不同新闻主体、传播技术、传播方式的融合，以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实现立体化的新闻报道、捆绑化的客户服务和多样化的传播手段。李秀芹认为，高校报网互动有利于校报与网络的“快”与“慢”、“容量大”与“容量小”、“交互性”与“单向性”的优势互补，是高校校报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工作理念上，张碧红认为应该实现媒体的重心从报纸转移到网络，搭建读者网友的互动社区,通过打造“新式在线编辑部”、注重校园网事“深加工”、整合校园宣传资源等方面，推进高校“报网融合”创新发展。

赵立兵，杨宝珠研究了高校校报与微博的融合发展,认为微博等新媒体的及时性、现场性、互动性等优势，能够与高校平面媒体的权威性、深度性、全面性进行有效互补。在具体融合路径上,主要表现为“微新闻”、“微专题”、“微采访”、“微活动”、“微服务”等形态，推动高校校报的新发展。"

(°三）媒介管理融合研究

在媒介经营管理层面,高校校园媒介融合，有利于实现新闻业务上的资源共享,增强校园新闻的舆论引导能力。赵明认为，高校校园媒体的融合应该从新闻媒体从业者及新闻工作体制人手,在新闻工作体制方面，整合校园媒体,实现资源共享，学校宣传部门在体制上保证组织运作。

王世华认为，从传播内容、组织架构与人员构成来看，高校的媒体融合远没有成功,作者指出,应明确现有媒体的主从关系，不同媒体形成优势互补，避免同质化,同时还要实现组织机构、运行模式与从业人员的有机融合,从理念、组织机构、运行模式、从业人员等多方面全力打造多媒体融合的髙校“全媒体”。

三、结语

媒介融合是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从一开始被引人的舶来品，到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本土化研究，学界都有较为深人的分析，研究视角也十分丰富多元。相比较而言,高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过于薄弱,这与高校新闻媒体及其在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不匹配，而且与高校新闻媒体的实际发展状况不符。媒介融合是包括高校新闻媒体在内的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所以有必要加大对该问题的研究和思考。

对髙校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研究、报网融合研究、媒介管理融合研究等内容，呈现纵深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总体上数量不多，力度和深度均不足，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界对于高校的新闻媒体及其媒介融合领域不够重视。高校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沿阵地，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宣传工作，巳经上升为党和国家的战略工程。而高校新闻媒体及其媒介融合的实践发展，是这一战略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这一领域的实践探索和学术研究。

第5篇：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 新媒体 转型

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谈一下媒体的融合问题

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学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比如我校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台不够完善等等。

二、学校要进行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学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学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第6篇：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

【摘 要】总书记在东南亚有关国家进行访问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举措。本文在分析文化传播的三种模式基础上，提出在新媒体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模式应当坚持以互相交汇性传播为主，选择吸附性传播和优势扩散性传播等多种形式并存的模式。

关键词 新媒体；一带一路；文化传播模式

为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一步拉近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国际关系，总书记在东南亚有关国家进行访问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举措。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是对古丝绸之路的继承和延伸。2000多年前，正是中国长安经今新疆，到南亚、东南亚和欧洲、西亚等地区的古丝绸之路，将我国与欧洲、西亚和非洲等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这时起，中国文化不断向外扩展，积极影响世界发展；欧洲、西亚和非洲等国文化也渐渐涌人中国，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今天，政府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既有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的考虑，也有扩展和传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的现实需求。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具体建设和推进过程中，必须坚持文化先行，自觉树立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理念，坚持通过传播“一带一路”沿线文化，深化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合作，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在古丝绸之路，中国和欧洲、亚洲以及非洲之间的文化传播多是通过商贸交流和宗教传播等形式进行的。商人和宗教人士通过商贸交流和宗教传播，将本国的文化传播到异域，而后又将异域的文化带回到本国。正是通过这些方式，东西方思想开始得到交流，文化得到交融，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开始又向前走了一大步。但是，古丝绸之路时代的文化传播囿于时空的限制，传播效率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今天，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解决了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能够大大提高文化传播的效率。 “一带一路”建设得益于新媒体时代的发展，必将改变“一带一路”沿线文化的传播模式，为新时期的文化交流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一、新媒体环境下文化传播分析

（一）新媒体概述

关于新媒体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1967年，美国戈尔德马克最早提出了新媒体的概念。马克提出新媒体的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文化传播模式而讲的。当时，美国已经有了比较流行的诸如广播、电视、电影等形式的电子媒介，这些相对于传统的纸质介质来讲，已经属于比较新的文化传播介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介质和网络媒体介质逐渐成为当今的新媒体形式。匡文波在《“新媒体”概念辨析》（2008年）一文中指出，当前新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传播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设备，向受众提供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①该学者“在针对新媒体在国内外的定义及特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媒体的分类，将新媒体分为网络媒体、数字广播电视媒体和移动媒体三大类，并再进行细分，列举出各类新媒体”。②

（二）新媒体传播文化分析

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交往，才出现了文化传播。文化只有通过传播才能为广大的群众所熟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不同国度、异域的文化，最好的或者说唯一的途径就是文化的传播。

新媒体出现以前，人类文化的传播经历了手势的传播、语言的传播和印刷的传播这样三个阶段。但是，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突破了以前的文化传播模式，文化传播脱离了时空的限制，使得世界各国的文化资源能够在最大的幅度和范围内得到最快的传播。同时，新媒体的多元化、大众性、互动性等特征也使人们成为了具有话语权的“自媒体”，使得传播与交流的形式也由“单向”朝“多向”转变。③

新媒体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其在文化传播中所处的地位是重要的。“加拿大学者M·麦克卢汉在他的名著《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媒介即信息。这个轰动西方传播学界的偏激命题给人们的启发是：若不加强对文化传播媒介本身特点的研究，就无法完全了解文化传播的过程”。③因此，在当前互联网革命和信息经济迅猛发展的新时期，研究现代文化传播，必须将研究的重点放到新媒体上来。在新媒体的背景下，具体分析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的传统模式分析

（一）文化传播模式

文化系统是复杂的、多元的开放系统，特别是不同背景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特色和个性在其中，这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区分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存在多种不同特色的文化，才有了文化的传播，才有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传播模式。具体来讲，文化传播模式一般有以下几种：

第一，互相交汇性传播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出现在古代的欧洲国家和现在的欧美等国，它认为在自己的文化之外，还对等的存在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且愿意与其他优秀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在古欧洲，尽管有的文化，如希腊人称波斯人的国家为野蛮的国家，但是希腊人从来没有否认过波斯帝国文化存在的事实，并且还通过有关的国际条约、使节等国际交往的国际准则，来正确处理与波斯帝国的关系，达到了与不同的文化合理相处的目标。

第二，选择吸附性传播模式。这种模式主要出现在一些岛国，如日本、东南亚等一些小国。该模式是注重吸附外来的优秀文化，并且“为我所用”，一旦出现新的异域文化且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时，就会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对异域的文化进行比较和选择，以便吸收外来的新的文化因素和信息，达到“站在巨人的肩上的目的”，使这种外音刺激性成为本国文化更快发展的更高的起点。如日本在中国隋唐时期，注重引入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华文化来改造本民族的文化，日本文字的发明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发现了比中华文化更为先进的欧美文化，从那时起，日本加快了 “脱亚入欧”的进程，逐渐舍弃了中华文化，进而追逐欧美文化。

第三，优势扩散性的模式。这种模式一般是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文明国家，对外扩展时常有的文化传播模式，如古代的中华文明和现今的美国文明就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告诉人们，越是先进的文化．发达的文化、文明程度越高的文化，越容易得到对外传播和扩散。例如，古代的中华文明作为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文化，给日本、东南亚、西亚等国的文化造成了较大的影响，深深地影响着当地的文化。

（二）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传统模式分析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文化传播的模式，主要有互相交汇性传播模式、选择吸附性传播模式和优势扩散性的模式，另外还有维模型传播模式。在传统上，“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传播都是通过商品贸易、宗教交流进行的。这种形式下的文化传播，大多具有优势扩散性的模式特征，较少的具有相互交汇性传播模式和选择吸附性传播模式的特征。下面以古代中华文明为例，详细地阐述一下一带一路沿线文化的传播模式及出现该模式的原因。

古代中华文明与古印度文明和波斯文明等一起，构成了一带一路沿线的主流文化。仔细追溯古代中华文明的传播，可以看到，古代中华文明的传播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文化传播存在的单一传播模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优势扩散性的模式。

古代中华文化之所以会出现单一的文化传播模式，主要是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地理上的原因。长期以来，古代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一直在黄河中下游地带延续。横亘在中华文化面前的是山川戈壁，极大地限制了中华文化的视野，致使中华文化与古印度文化、中亚文化的交流一直处于若断若续的联系状态，不如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交流得那么密切。二是心理中心意识的存在。这种心理中心意识的存在，使得中华文化不能合理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阻碍了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先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只能是单一的优势扩散型传播模式。

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文化，大抵也存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不能实现文化层面的长久相互交流和浸染，致使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大多都消失殆尽，如古印度文化、古巴比伦文化等；有的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也远远落后于世界上的其他先进文化，如古代的中华文化。

三、新媒体为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带来新机遇

（一）新媒体传播文化具有可行性

当前，新媒体传播文化已经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主要表现为：第一，新媒体技术发展成熟。当今世界各国十分重视互联网建设，与新媒体有关的技术也发展得十分成熟，这些为新媒体传播文化打下了坚实的技术基础；第二，新媒体的接触人群也越来越多。据有关的调查，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年轻人逐渐舍弃了传统的纸质书本和报纸，过去人们读书看报的时间逐渐被手机和互联网等新媒体所取代，这为新媒体的发展打下了受众基础。另外，新媒体的传播载体普及化程度较高，传播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和有效，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和支持。第三，新媒体传播载体普及化程度高。目前，新媒体传播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传播载体，这是历史上其他世界所不能比拟的。目前，我国手机用户和互联网用户庞大，有线电视或者数字电视的用户也大量增加。这些都为新媒体文化传播提供了载体的支持。最后，新媒体的传播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和有效。互联网为广大的网民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内容，并在信息传播效果和速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先进的媒体。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新媒体市场的繁荣，手机等移动通信设备受到了人们的热捧。

（二）新媒体环境下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应当坚持的原则

在新媒体环境下，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应当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坚持互相尊重的原则。国家不分大小、民族不分优劣，文化只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有大有小，民族人口有多有少，沿线的文化也是各种各样，有当今的中国文明，也有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教文化。只有坚持相互尊重的原则，才能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才能不断发展、改进，进而发扬壮大自己的文化。二是坚持多种文化传播模式并存的原则。在新媒体的背景下，互联网和卫星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一带一路沿线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快速的传播媒介。无论是互相交汇性传播模式、选择吸附性传播模式还是优势扩散性模式，在新媒体媒介的作用下，定能根据不同的文化，有选择地予以适用。因此，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传播模式应当坚持互相交汇性传播模式、选择吸附性传播模式和优势扩散性模式并存的原则，不能采取过去那样一种单一的文化传播模式。三是坚持运用新技术引领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的原则。过去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靠的是张骞、玄奘以及物贸商人的口口相传和书本传播，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为一带一路沿线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传播媒介，使得文化传播脱离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人们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印度的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教的朝拜文化，进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在一带一路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应当坚持运用新技术引领文化传播，让一带一路文化搭乘新技术的快速列车驶向更远的地方。

（三）新媒体环境下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模式选择

笔者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一带一路沿线文化的传播模式，应当坚持以互相交汇性传播模式为主，选择吸附性传播模式和优势扩散性模式等多种模式并存的原则。具体来讲就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各种文化要承认其他文化作为对等的文化实体存在，并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当今一带一路沿线文化的交流，不再是过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口口相传，而是运用新媒体进行交汇性的传播。人们可以很方便地利用互联网将自己的文化推送到互联网之上，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进行共享。同时，也可以采用卫星电视技术，将本民族的优势文化向其他异域文化地区进行播放，积极宣传本民族的优势文化；或者是通过在异域设立新闻传播机构，积极收集当地的文化资料，通过移动卫星设备和互联网设备向本国人民进行传播，以吸收借鉴当地的优秀文化。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也为一带一路沿线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其他的传播模式，大大扩展了其他的文化传播模式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人们要利用新媒体的先进技术，在坚持文化传播以互相交汇性传播模式为主的前提下，还应结合各自的文化背景选择适合自身实际的文化传播模式，或者是选择吸附性传播模式，或者是优势扩散性模式。

以上笔者仅仅就一带一路沿线文化的传播模式进行了简要的探讨，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逐步实现，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传播也会愈加重要，文化交流亦会层出不穷。

注释

①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8(6)

②胡钦太，林晓凡基于新媒体的社会教育传播模式构建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4(5)

③黄斌新媒体环境下的红色文化传播研究【D]重庆：重庆交通大学．2012

④谢建明．文化传播模式及其过程【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⑤黄斌，新媒体环境下的红色文化传播研究【D】．重庆：重庆交通大学，2012

参考文献

①陈亦桥．新媒介影响下的古典名著传播[J]．新闻知识，2015(4)

②胡钦太，林晓凡基于新媒体的社会教育传播模式构建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4(5)

③黄斌 新媒体环境下的红色文化传播研究[D]重庆：重庆交通大学，2012

④匡文波．“新媒体”概念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8(6)

第7篇：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

张志安：男，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大数据传播实验室主任，广东省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省级人才。国家网信办网研中心特约研究员，我国首部政府组织编写的《新闻记者培训教材2013》作者之一。2006年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011年7月起转至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生产社会学、媒介融合与传媒转型、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等。主持或参与多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等课题，主编或撰写出版《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新传播形态下的中国受众》《报道如何深入》《记者如何专业》等10余本著作，在SSCI或CSSCI中外核心期刊近百篇。曾获中国新闻史学会“首届国家学会奖”之杰出青年奖、第二届全国新闻传播学科优秀论文奖、广东新闻金钟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二、三等奖及《新闻与传播研究》十佳优秀论文等荣誉称号。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您好，张院长！很高兴您能接受我刊的采访！我们知道您以前是在复旦大学任教，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来到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两所院校在教学环境及模式上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张志安：你好，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到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任职最重要的机缘是因为舒立，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时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她是财经杂志创办人、中国最知名的媒体人之一。她打来电话邀我加盟，又在上海见了一面，热情和魅力难挡。能有机会跟她共事，深化对中国新闻业的认知、以做企业的效率来办学，对我极有吸引力。到博士，又留校任教，对这里充满感情和感激。去中大主要是被新的平台和事业所感召，既希望通过改变去重新认识和锻炼自己，也希望能参与建设和发展一所新兴的学院。

复旦新闻学院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学院，积淀深厚、学术超群，办学地点又在国际化大都市，学生聪明灵活、视野宽阔，专业精神很强。教师学科背景以人文社科为主，著名教授汇聚、知名校友遍天下。中大传设学院是年轻的学院，队伍年轻、充满激情，以新媒体为特色，学生专业素质很高，尤其是参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意识很强。教师知识背景文理交叉、多元互补，技术和人文兼顾。此外，复旦的教育重经典、重基础，中大的教育重实践、重前沿。这些都是两所学院的异同。

记者：您去年刚接过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的担子，请问您对未来本学院的教育发展有怎样的规划？

张志安：在舒立院长主政期间，我们迎来院庆十周年，明确了“人文新媒体、融创传播学”的宗旨和特色，这是学院学科发展、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灵魂”。所谓人文新媒体”，就是要以人文精神来引领新媒体传播和设计人才的培养;“融创传播学”，就是要以新闻传播学为核心、旁涉政治学、心理学、计算机、设计学、艺术学等其它学科，进行融合创新的传播研究。

学院在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改革和创新实践中，看到了新媒体环境下的行业变革趋势：从过去以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机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传播舆论场”，逐步转变成专业媒体、平台媒体和自媒体协同互补的“公共传播舆论场”。因此，新闻传播教育要在新的行业生态和社会需求背景下进行再定位。

我院的做法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细分定位。将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实质上按照新闻传播、政治传播、企业传播、视觉传播的内涵来进行培养;二是实践取向。通过实践平台、实训教学尤其是进行实验教学改革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目前已初步建成融合新闻采集平台、用户行为研究平台、交互设计平台等三大实验室板块，希望学生在实践中提升技术和人文的双重素养;三是注重批判思维、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的培养。我们鼓励学生通过融合传播来服务社区，通过认识社区来强化对复杂中国的理解，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调查传播和对话来建立公共传播的意识。培养学生的信息判断、信息获取、信息传播能力，是始终不变的教育追求。

以新闻教育为例，我有个想法，应该跳出为机构新闻业培养好记者”的窠臼，转向为更加开放、协同、社会化的公共新闻业培养“好公民”，在培养具有较高媒介素养、专业精神的“好公民”的过程中，自然培育出专门从事新闻传播职业的“好记者”。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必纠结于专业对口率这个问题，不必在意学新闻的学生多少毕业后去了新闻媒体，只要他们对公共新闻业有洞察、理解和认同，不管是在企业微信、政务微博还是自媒体、商业网站、公益组织工作，都是在扮演广义的“公共传播者“角色。

记者：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各媒体的不断融合，现在的媒体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贵学院在教学方面做了怎样的调整，以适应当今传媒格局的变化？

张志安：最近，我对实验教学特别重视，这也是传统新闻教育改革的枢纽，是新媒体传播和设计人才培养的引擎。我们整合了原有的音频实验室、视频编辑室、电视演播室、纪实摄影实验室，形成了“内容采集平台”;新成立了大数据传播实验室，运用大数据方法来研究网络舆论和用户性格、网民画像等。然后，又与心理学系共建用户行为和心理实验室，希望教会学生综合运用社会调查、眼动仪、生理仪、大数据挖掘等多种方法来研究受众和用户体验;此外，还升级改造媒体交互设计中心，重点利用实验教学培养学生进行交互设计、视觉表达的能力。

此外，我们的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培养模式也与众不同。一般新闻院校的专业硕士，主要增加了业界导师、前沿讲座课程，但培养目标依然聚焦于综合新闻报道，为新闻媒体培养实践型人才。中大的专业硕士，注重精英教育和特色发展，只有两个方向：财经新闻和交互设计。财经新闻硕士，我院跟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合作，学生主要学金融学知识和新闻传播实务知识，有机会听到汇丰商学院的高端课程;交互设计硕士，直接入住媒体交互设计中心，在读期间每个人都有苹果一体机、独立办公桌，在充满设计师文化的空间中边操作、边学习，边思考、边实践。我们真的在想法设法给他们提供最有含金量、最具前沿性的知识，让学生在专业硕士解读期间真正受益。

记者：有人称您为三栖学者，横跨学界、业界、行政三个领域，对您来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您更侧重于哪个方面？

张志安：说我是三栖学者，游走于新闻学界、业界、政府之间，这也许是接地气的具体体现。新闻传播学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立足中国转型社会的语境，从事这个哲学社科领域的研究，必须要关注行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要对关键问题保持敏锐，比如媒介融合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新闻业生态系统重构的趋势、网络舆论场的生态及沟通机制等。

其实，要平衡教书、研究、行政工作三者的关系，确实不太容易，需要付出超常规的精力和心血。对我来说，以前做老师和系主任、院长助理，是教学第一，学术第二，行政第三;现在做院长以后，行成了第一位的，因为我要服务、管理、发展这个学院，然后再是自己的科研和教学。为了服务和管理学院，要牺牲掉很多科研和教学时间，这是建设学院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记者：新闻业生态是您所擅长的研究领域，可否谈谈我国新闻业当今的大环境？是否存在问题？依您对新闻学的研究，您认为，我国未来或者说理想中的新闻业生态环境应该是怎样的？

张志安：今天，新闻业生态变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传统媒体的衰落、网络媒体的兴起，专业化生产的规模在萎缩、社会化生产的实践在扩大，机构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在降低、自媒体和平台媒体的生命力在增强。

概括起来，新闻业的生态特征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众权利。传播的话语权从媒体精英、从主流媒体手中，真正转移到受众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受众手中，对大部分传统媒体来说，媒体融合的根本目标就是重新争取受众、实现资讯传播和其注意力之间的匹配关系;二是对话模式。传统机构新闻生产的模式是广播式的、以我为中心、自上而下扩散的，受众是被满足、被启蒙的对象。而互联网带来的生产机制，更加强调新闻生产的开放、合作、透明，强调随时随地“邀公众参与”或“向公众说明”。

目前，新闻业生态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比如，传统媒体为追逐利益打破了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之间的“防火墙”，导致专业主义伦理的滑坡;新闻网站或新闻客户端为追求点击率，不时采用“标题党”的手法来放大局部事实、追求眼球效应;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网络舆论场，无法围绕公共议题、进行理性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凝聚社会共识，由此导致非理性、情绪化的网络舆论往往左右舆论场生态未来比较理想的新闻业生态，应该是自媒体、机构媒体和平台媒体“和谐共生”的格局。一批精英媒体人通过自媒体，在专业领域中进行持续发言或提供观点，创造有价值的资讯，来满足不同领域细分受众的定制需求;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机构媒体，能够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给受众提供优质、原创的报道，还能不断揭露真相、提供深度启发;而类似今日头条”这样的平台媒体，可以通过智能算法、大数据、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手段，给用户提供短平快、个性定制的动态资讯。总之，理想的新闻业生态，既能满足用户对“快”、也能满足对“深”的信息需求，既能提供给他们欲知而未知”的事实、也能让他们“知道自己未知”的领域，既能给用户提供参与新闻生产的机会、更能通过公共平台的对话生成理性的舆论，从而不断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记者：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传统媒体的转型尝试，包括开通新媒体平台以及新旧传播渠道的关联等，您是如何看待目前传统媒体的转型之路，还有哪些创新及改进之处？

张志安：今天的传统媒体普遍陷入融合转型的焦虑之中，大家在纷纷结合各自资源和实际，寻找转型路径和运营模式。从美国报业的情况看，主要采取付费墙”的运营模式，但真正通过内容收费阅读找到持续盈利模式的媒体非常至少，对大部分报纸来说，其转型是复制的、慌乱的也是不成功的。

目前，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国策”，不仅关乎行业发展，也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长治久安。要解决好中国媒体的融合转型，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面对：舆论场的重构和媒体融合过程中的舆论调适功能如何实现和巩固的问题，新闻生产流程重构和融合形态传播的问题，行业延伸和盈利模式多元化的问题，报业集团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和多元产权及其激励机制的实施问题，原创版权保护和融资、退出、补贴等公共政策规划的问题等。

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绝大部分媒体现在的收入增加和利润增长，靠的都是转场”养“转型”，即在别的行业拓展中增加营收，而非在新闻领域通过数字化转型来获取收入。这说明，我们的传统媒体单纯依靠新闻内容的供给，已经很难获得新的商业模式。

记者：三十七岁当上院长，事业上可谓平步青云，那么您在此高度之上，对未来的事业还有何期许与规划？

张志安：毕竟做教授、做学问跟做行政、做官有本质不同，所以，谈不上平步青云”，只能说是“生逢其时”。一方面，中山大学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学院的同事也给予了充分信任和支持。

第8篇：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新媒体；转型趋势；

2006年，也就是Twitter诞生的那一年，美国《时代周刊》将“你”（YOU）列为年度人物。在数码文化方兴未艾的今天，那些曾经被称为受众的人们变身成为信息生产的积极参与者。正如Bradshaw（2007）所言，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从一个公众必须依赖专业媒体获取信息的社会，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己获取并且生产信息的社会”。《时代周刊》预言，为数众多的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如YouTube、MySpace、Wikipedia以及Twitter，“不仅会改变世界，而且还会改变世界变化的方式”（Grossman， 2006）。迅速变迁的媒体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挑战。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将呈现四大转型趋势。这四大趋势概括起来就是：学科融合，媒体融合，科技创新和理解生态。在当前几近相同的技术环境里，这四个方面不仅是西方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课题，也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需要重点思考的发展方向。今天，我想围绕这四大趋势，立足于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前沿，并结合浙江大学的探索，谈谈想法。

一、学科融合

先说个案例。最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似乎被推向了风口浪尖。他们也许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校方“关闭”的新闻传播学院。当然，校方并不主张用“关闭”这个词，他们用的是“重组”。该校高层表示，现有的学院太小，太孤立，太受约束，以至于无法为学生提供他们所希望的新闻教育，也无法使教师从事他们所希望的教学和研究。在重组期间，新闻教育仍然以课程的形式继续，不过必须是双主修，或主修其他专业加辅修新闻专业。请注意，是辅修新闻专业。面对学院教师、学生和校友的质疑，校方强调此举将是提升该校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契机，未来可能建立一所融合信息、传播、媒体和技术等多种相关学科和资源的新学院，并可望成为美国最好的。

科罗拉多大学或许只是个案，它有许多内因，如原来学院的内部管理比较混乱等等。但这一个案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面临每天都在改变的媒介环境，我们的新闻传播教育也需要改变。在这个媒介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而且人人都是媒介的时代，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本身的概念受到挑战，需要大大拓展。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新闻教育仅仅依靠新闻学院是否足够？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被重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校方认为它没有很好地与其他学院合作，从而无法提供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因此，如何优化大学内部的所有资源，通过学科的融合推动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成为新闻传播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一目标有不同的实现途径。科罗拉多大学是比较极端的一种。目前，浙江大学2+2的本科教育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新生进校都按人文或社科两大类划分，前两年打通培养，主要是通识教育，没有具体专业。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课程。从第三年开始，学生进入自己确定的专业院系学习。用校方的话说，就是一种“宽专交”（拓宽基础、专业培养、学科交叉）的人才培养模式。这样，就弥补了原有单一化专业教育的不足。当然这一模式在新闻传播专业也面临一些问题。例如，大块的实习时间使得本来就被压缩的专业课程进一步压缩，导致学生感到在校受到的专业训练不足。进入专业较晚，也使学生难以找到专业感觉。头两年通识阶段选课太随性，有些课程感觉用处不大。总的来说，这种“宽专交”的培养理念是适合新环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的，但具体模式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媒体融合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家普尔教授提出。他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传统上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被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而这种媒介通常就是数字网络媒介（Pool， 1983）。同样来自MIT的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比较媒介研究专业的创始人杰金斯教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展开。他将媒介融合定义为三方面的整合：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Jenkins，2006）。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融合并不单纯是一种技术现象，而是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媒体融合的大潮同样席卷中国。不论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三网融合进程，还是每个媒体内部争先恐后规划的全媒体蓝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一线的新闻工作者，则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媒体融合的压力。从前，报社记者只会写文字稿就行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记者被要求在新闻现场同时以文字、照片、音频、视频的形式通过微博等方式新闻。一些记者为新技术带来的新可能而欢欣鼓舞，还有一些记者则更多地感到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如埃里克?牛顿所言，“如果一则新闻能够用30种不同的方式、以30种不同的技术形式来讲述，我们需要理解新闻的本质，并使用最适合的媒体。（Newton， 2010）”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面对日趋融合的媒介环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培养未来的新闻工作者？传统新闻理论对于新闻现象的归纳和解释是否仍然准确？传统按媒体划分的采写编评课程是否还适应当前的融合新闻报道？如果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又该如何改变或重组现有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高校选择的是增量改革的途径，即对现有课程进行修正的同时，增加一些新的课程。浙江大学也是如此。2011年上半年，浙大增设了《媒体融合》本科课程，我是主讲教师。在教师讲授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基础上，要求学生调研国内外融合新闻报道的前沿案例，最后独立完成一项融合新闻报道任务。同学们在学习中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收获不少。但初次探索，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课时太少，未能与实验课结合，平台不够完善等等。

三、科技创新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教育，包括研究，与业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断层。理论研究保持独立性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应用研究也与业界脱离就值得反思了。在新闻传播学科，高校喊产学研一体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事实却是说的多，做的少。常见的情况是，业界在前面尝试，学界在后面观望。业界有了成绩，或出了问题，象征性地请学界来总结一下，仅此而已。结果就是，业界觉得无关痛痒，学界感到疲于应付。双方仍然未能找到一个有效的连接点。

要改变这种局面，高校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创新引擎，而不是创新的跟随者。举两个例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刚刚建立了一个Reese Felts 数字新闻项目，旨在通过实验研究探索新闻传播的新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建立一个由学生设计、开发、制作和运营的新闻网站（reesenews.org），然后利用这一平台试验各种不同的报道和叙事方式，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测量不同方式的传播效果。一方面，网站为所有相关课程提供了实践基地，另一方面，网站实验研究的结果也可用于指导专业媒体的新闻实践。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提到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名为“数字媒体实验厨房”（Digital Media Test Kitchen）的实验室，从新闻技术、技巧和商业模式这三个方面进行创新研究。

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学院在这方面虽然整体上尚未起步，但也不乏开拓者。比如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新传媒系于2008年建成媒体融合未来实验室，并与多家媒体和IT企业开展了多种合作，初显“媒体硅谷”之势。浙江大学最近也利用学校投入巨资升级传媒学院实验室的契机，重点建设新媒体实验室，由认知研究实验室、数字影视与文化产业实验室、电子编辑与数字出版实验室组成。其中，认知研究实验室配备全球最先进的眼动仪和脑电仪，旨在利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手段为新闻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支持。

四、理解生态

我们所处的世界已经不是原来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人也不再是原来的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深远的变化。不论是新闻传播教学还是研究，都必须时刻把握不断变换的媒介环境，方能与时俱进。理解媒介生态的关键是理解我们周围的人，理解那些我们曾经称之为“受众”的人们。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例如思维方式上，新媒体的出现使人们具有更强的批判能力，不再认为传统的主流媒体是唯一的、甚至可信的信息来源，对新闻的理解也不再是单一的、静止的；行为方式上，Web2.0的出现使人们不再是消极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成为主动的参与者和生产者。同时，人们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例如，浅层阅读逐渐取代了过去印刷媒体时代的深度阅读；多任务（multitasking）逐渐取代人们一个时间只做一件事情，等等。面对变化的环境和其中的人们，新闻传播教育不能熟视无睹。我们要通过各种手段，弄清楚现在的人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新闻。以情感为例，传统的新闻报道不能掺杂新闻人的任何情感，记者编辑必须冷静客观地报道新闻。但研究表明，带有情感的新闻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更容易被人们记住。记者不隐藏自己的情感倾向，反而会使读者更愿意相信。而且，在博客、微博这样的新平台上，带有个人感情的报道更容易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人称。第三人称毫无疑问是新闻报道的叙事方式。但人们发现，用第一人称讲新闻，会使受众感到更有人情味，感到是在跟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媒介进行交流。当然，这些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帮我们进行决策。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身处的媒介环境发生变化，我们报道新闻的方式就没有理由不变，新闻教育的模式也没有理由不变。

基金项目：本文是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微博动员信息的传播机制与效果研究”（G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韦路，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媒体传播研究。

参考文献

[1] Bradshaw， P. (2007). A model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sroom[OL].

[2] Grossman， L.. You — Yes， You — Are TIME's Person of the Year

[3] Pool， I.. Technologies of freedom[M]. Cambridge， MA: Belknap/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第9篇：新闻传播学前沿研究范文

新闻院系的培养目标

新闻传播院系究竟应该培育什么样的传媒人才，学界众说纷纭。国家重点高校的新闻院系和一般高校的新闻院系，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是不一样的。在实际教育过程中，目标定位是一回事，而执行的结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来自社会、来自业界的反馈信息表明，新闻传播专业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的社会评价并不高。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新闻传播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大多眼高手低，业务能力较差。实际情况可能正是如此，不少高校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主要由没有业界经验的学术型老师操刀，而且大多数学校的教学实验设施简陋，不能满足业务技能课程的要求，其专业实践平台也比较低，绝大多数高校新闻院系的专业实习都是就地安排，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到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其二，一些学生思想太过活跃，甚至有自由化的倾向。大学是摄取知识，探求真理的地方，思想开放是前提，一切价值都要重新经过理性的审慎判断。大学生需要想象和创新的思维品质，敢于探索，敢持异见，坚持真理，毫不退让。但是学生一旦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或进入媒体，其职业身份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持论不仅影响到个人，更影响到整个社会。一个过于自由的媒体或新闻工作者，可能会给社会造成困扰。其三，视野较窄，知识结构不合理。不少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课程开得很专、很深，而一些与新闻传播有关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些与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领域，却很少纳入学生的必修或选修的课程范围。即便是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范围内，专业之间的界限壁垒森严，学新闻的不了解广告，学广告的可能不了解广播电视，学网络的不了解出版。学生知识结构单一，视野狭窄，无法立体透视，更难以触类旁通。其四，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学生不了解国情、不了解省情，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面对社会问题、重大事件，往往从西方历史、普世价值中寻求解决的办法，而不是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在国际社会日益认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家底不甚了了。其五，责任意识淡漠。现代大学生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大学生，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理想缺乏、责任意识淡漠。上个世纪80年代莘莘学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肩负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可是现在的大学生，大多丧失了对于政治的激情，虽然也要读书，但更多的是为了自己未来的职业，为了自己的事业成功，至于国家、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很少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信息化时代，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富有责任感和大局观的优秀传播人才。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责任感、大局观、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

大学生或职业传媒工作者的责任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在2004年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的信中，专门论及了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责任。认为，责任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刻理解，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感情，只有对国家和人民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①

大学生或传媒从业者的大局观，体现在对国情的了解、对世界大势的洞悉，以及建立在历史洞察力基础上的理性思维和政治判断。有大局观，才会知所进退，才会有轻重权衡，才会有优先次序，才会有行为底线。一个传媒人、一张报纸，如果没有大局观、大局意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失去审慎，缺乏节制，难免会给国家、社会造成困扰。

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这是新闻传播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标志。新闻传播院系的学生应该具备新闻传播方面的系统知识，能够解析复杂的传播现象，理解并且善于利用传播规律；同时还要具备熟练的媒体业务能力，适应媒体运作全流程各环节的岗位需求。在新闻传播类专业的综合素质中，虽然专业技能不是最重要的，但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传媒职业之所以能够独立于其他行业，就在于这种专业技能的不可替代性。

总之，责任感、大局观、专业知识与业务技能是传媒工作者综合素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密切相关，不可分离。责任与大局对接，决定了传媒从业者的行进方向；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则直接影响到传媒从业者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的高低。

怎样实现培养目标

怎样才能实现既定的传媒人才培养目标，笔者认为，必须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传播的系统论述，是他们对传播现象与传播规律的全面解读。它是无产阶级新闻传播事业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闻宣传工作的行动指南。它不仅保证新闻宣传工作的政治方向，而且直接影响到新闻工作者的世界观和思想境界。要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必须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课堂、进教材，通过完整的教学过程，在学生中入脑入心。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优秀的传媒人才必须有一个合理、完善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取决于课程体系的设计。新闻院系在设计课程体系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业界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的需求。这种需求在媒介传播技术发展不同的水平下，在不同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是大不一样的。当前世界传播发展的大趋势是媒体融合，所以新闻传播院系要根据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顺应传媒业界新的人才需求，与时俱进，加大改革力度，在该做加法时做加法，该做减法时做减法，大刀阔斧，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教师是教育之本，教师的水准决定了学生的水准。没有一流的师资队伍，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学生。教师队伍如果主要来源于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系统地受过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教育，这等于是教师品质的重要保证。但即便是重点的一流大学，教师的来源也要尽可能地多元化，来自同一个学校、学院、学科的老师的数量要有控制，出身单一学校、学科的老师比例不能过高。除了来自高校的学术型师资外，还要有来自业界的、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的师资，要确立一个原则，即没有业界经验的老师不能担任传媒业务课程的教学。除此之外，师资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等都要趋于合理。

开门办学，实现与业界的对接。新闻传播教育要开门办学，向业界开放，向社会开放，与业界接轨，与社会接轨，缩短与业界的距离。目前新闻传播教育的一大弊端就是离实际太远，离业界太远。学校不知业界前沿的动态，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学生毕业出来，才发现学校与业界的天壤之别。新闻教育界必须开通与业界连接的快速通道，一方面可以借助于业界的实践平台，开拓新的教学资源，补充学校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则可以在服务业界的过程中，提升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学与科研实力，进而将此转化为日常的教学资源。

强化第二课堂，增进学生对国情的了解。新闻教育要以第一课堂为主，但是不能忽视第二课堂。通过第二课堂，可以弥补学生知识系统的结构性缺陷，加强对社会的了解，增进对国情的认识，强化学生的职业精神，提高学生适应社会、适应业界规则的能力。

发展新闻教育的四点经验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开始于1983年，是进入80年代后中国传媒教育蓬勃发展的第一次浪潮的产物。28年来，华中科技大学从刚创办时的单一本科教育，不仅发展成为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条龙的全程传媒人才培养体系，而且成为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的重镇，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成就，得到了学界、业界的认可。总结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的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课堂，自然地融入学生的知识体系。采取切实措施，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占领思想阵地，成为新闻传播类大学生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应有之义。在华中科技大学不长的办学历史上，形成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传统。学校有公共基础类课程大平台，其中有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共产党党史、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等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前置课程；学院有专业基础课，其中新闻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新闻原著导读等，核心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除此之外，还有新闻业务课程、新闻历史课程，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中国新闻史、外国新闻史等，其部分内容可能直接联系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某些具体的原理，如采访学课程中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及群众路线，写作评论课程中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新闻史课程中的对唯物史观的坚持等，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具体途径。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领域，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力量。在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第一批教材建设中，学院就有两名教授参与。2010年，学院又有两名教授入选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建设项目首席专家(中国新闻史、新闻评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20多年来，学院出版了几本专著，近百篇。

第二，以需求为导向，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教学体系。传媒教育要以传媒业界的需求为导向，业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院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输送什么样的人才。新闻教育界也要坚持三个面向，即要面向业界、面向社会、面向国际，不能自以为是，自娱自乐。要把握业界演进的脉动，瞄准行业竞争的前沿，了解媒体变化的需求，不断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程体系，更新教材内容，优化教学手段。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水平，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第三，引入传媒精英，构建“双师”队伍。师资队伍结构应该多元化，但应以学术型教师与实务型教师两种基本类型为主体。学术型师资，应该重视学历的完整、全面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实务型教师不一定要求具有博士学位，但一定要有丰富的业界经历，他可以不写高深、抽象的学术论文，但一定要是传媒行业的行家里手，在学生的专业技能培养方面，要有点石成金的能力。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开办以来，就一直重视从业界引进高端精英，第一任系主任汪新源就是来自湖北日报，时任湖北日报理论部主任。在世纪之交，学院又从业界引进了赵振宇教授、石长顺教授、何志武教授、孙发友教授，如今他们已是学院教学科研的顶梁柱。两种不同类型的师资应该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使用不同的指标体系，使之在大学生态环境中，彼此理解，和谐共生，共同发展，一起服务于传媒人才的培养。

第四，与业界结盟，建设高水平的实践平台。学生的专业技能养成，首先要依赖于学校的业务课程教学和实验教学设施，但是要提高其专业能力，缩短与业界的距离，必须要到专业的权威媒体去实践。传媒行业是以高新传播技术装备起来的信息产业，传媒的竞争不仅是报道业务的竞争，也是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的竞争。所以，绝大多数高校新闻传播院系都重视学生的专业实习及其平台建设，但是由于办学条件的差异，各个学校在这方面投入的资源千差万别。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长期以来一直把实习平台建设作为学院办学的重中之重。笔者作为学院现任院长，曾多次带队到长沙、广州、深圳，拜访当地权威媒体，商谈双方合作；今年还专门到北京走访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光明日报、新浪、搜狐、网易等媒体的高层领导，建设专业实习基地。有高水平的实习平台，学生就可能接近行业的最前沿，其专业能力的养成就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两点具体建议

发展与改善新闻传播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需要来自社会、来自业界的支持。

第一，通过制度化安排，拓展、固化媒体与新闻传播院系的合作关系。目前，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界大多与媒体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对新闻传播院系而言，媒体不仅是实习基地，更是就业的主要渠道；不仅是物质资源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专业师资的蓄水池。对媒体而言，新闻院系不仅是后备员工的主要来源地，而且还是员工继续教育的主要师资来源；不仅是人才培养基地，而且是媒介发展的主要智库。媒体与新闻传播院系应该是利益共同体，在产业链上也属于上下游的关系。但是客观地审视目前新闻传播院系与媒体的合作，大多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仅仅是建立实习基地，或者聘请媒体高管为院系的兼职教授(基本上是名义的)。这种合作基本上是单向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双方领导人的友情，没有落实在制度的层面上。一旦人事变更，一切又得从头开始。要提高媒体与新闻院系的合作层次，必须发掘彼此对对方资源的需求。新闻传播院系需要媒体，媒体也需要新闻传播院系。双方的合作不仅限于学校的人才培养，媒体员工的继续教育、媒体委托的专项研究、媒体发展的战略规划等，都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两者互利合作，诚心以待，就可达到双赢的结局。

第二，设立新闻传播教育基金，资助新闻传播院系的教学与科研。新闻传播教育不仅是大学的事业，而且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实际上媒体是新闻传播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媒体每年都要从新闻院系吸纳源源不断的新闻从业者，几乎无须付出任何代价。是家长、纳税者的资金投入，维持着新闻传播院系的运作，媒体只是在最后的阶段摘下成熟的果子。这是不合理的。媒体应该主动介入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过程，并且应该提供最低限度的资源支持。笔者认为，可以尝试提取媒体广告收入的一定比例，比如一个百分点，设立新闻传播教育基金，用以支持当地的传播教育事业；或者政府对媒体支持、赞助新闻传播教育事业的行为，可根据媒体赞助的额度在税收方面予以减免，以鼓励媒体继续支持新闻传播教育的行为。（本文为作者在湖北省“高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注 释：

①：《致〈焦点访谈〉栏目组全体同志的信》，2004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