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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精选(九篇)

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

第1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新闻与传播学;研究领域;研究主题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1-0019-07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新闻爱好者》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河南省一级期刊,也是全国新闻核心期刊。本刊物是新闻界人士研讨新闻、交流经验的园地,是业余通讯员开阔眼界、自学成才的助手。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2013年到2015年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面的800篇论文进行归类分析,以期从中窥探近几年新闻传播界的发展及研究方向。

本文对研究领域与研究主题的二级编码主要参考刘自雄在《2012年度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综述》中所采用的类目编码[1],结合《新闻爱好者》自身刊物的特点,将研究领域划分为15个类型,分别为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和产业化、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不包括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著和其他。由于新闻传播学本身是一种交叉性、跨学科性学科,加之当前媒体发展的融合化发展趋势,因此在编码过程中难免存在编码误差。但这样编码能够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整体研究情况,呈现当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透过三年的统计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到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趋势。

由于2013年至2015年三年间,《新闻爱好者》都开设了专栏对一些新闻传播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名著进行介绍。具有深邃思考和独特人格魅力的名人、名家是时代的骄傲,也是后辈学习的楷模。新闻作品的欣赏有利于提高新闻业务水平。因此,在研究中将“名人名家名作”单列一项。

二、2013年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分析

2013年,发表在《新闻爱好者》上的论文总共313篇,经过统计分析,这些文章涉及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与产业化、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网络传播、新媒体(不包括微博、微信)、微博微信、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名人名家名作和其他15个方面或领域。子类目之间的数量存在一定差异,各子类目论文数量(详见图一)以及各子类目的论文数占本刊当年论文总数的比例(详见图二)如下:

2013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论文共13篇,均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其中《埃德加・斯诺的红色中国理想》是介绍外国人在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文章“抛开斯诺研究中的革命化视角”,“从新闻活动自身规律的路径梳理”[2]斯诺对中共产生兴趣的原因,指出斯诺冒险进入苏区采访的最直接的动力“便是来自书商的鼓励以及自己在华更好的生活的谋划”。[2]其他12篇文章,研究跨度比较大,研究主题比较分散,既有早期新闻活动的研究,也有明清时期、辛亥革命、民国时期的新闻研究。这一年,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集中在个案研究,研究论文高达8篇。

新闻理论的研究本年度共16篇,分别涉及到新闻的本质、新闻专业主义、党性原则、职业道德、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几个方面,其中对于媒体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研究最为突出,共有8篇。郑保章、胡静静对新闻宣传思想进行研究,指出强调“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一定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努力营造昂扬向上、团结奋进、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3]

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本年度共59篇,数量最多。从业务流程来看,主要涉及到标题的拟定、新闻语言的使用、会议消息的写作等方面。陈春艳指出,社会语境的变化促使新闻标题变为“言语平实与灵动――务实、求俗、趋利的社会文化心态下的新闻标题”,呈现“日常口语登上大雅之堂――务实性的价值取向”“方言词、俚俗词登上大雅之堂――娱乐性的价值取向”“流行词语登上大雅之堂 ――时尚化的审美取向”。[4]新闻业务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具体实践案例的探讨。从获奖作品中总结经验的文章共9篇。对个案报道进行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的文章共27篇。

媒介经营管理和媒体产业研究的文章共32篇,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传统媒体的突围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探讨纸媒和传统出版社经营管理的文章有 17篇。可运领提出地市报业求强的四个路径:“贴中心、接地气、求创新、促发展”。[5]陈学桦提出党报突围的基本路径是“实现两个突破 发挥三大优势”“要突破旧的体制机制给发展带来的巨大障碍”“要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办报理念”“公信力是党报最具竞争性的力量”“人才是党报突围成功的基本保证”“对独家新闻的占有是党报决胜新媒体的关键”。[6]

第2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科学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历史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 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艺术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 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在《中国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现代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文革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文革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学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中国电视体育节目播出特点看体育的社会化趋势》(《体育科学研究》1998年2期)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一般采用社科研究常用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开拓性,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初期建设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但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时的研究主题与话语表达,在体育人文社科研究的圈子里还能自成一家之言,而与整个大新闻传播研究的话语主题,有着相当的距离。

3 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科学》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论坛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 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历史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参考文献]

李舒,传播学方法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5月

第3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引进与发展的大致脉络

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引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 50 年代,代表人物为郑北渭等教授,他们在其教学与研究中,都曾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此外,复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还曾较系统对该学科作过介绍。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它刚刚露头很快便被中断了。

第二次引入,已过二十多年。70 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对传播学作了一些介绍。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出了一本《传播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现,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传播概论: 传媒、信息与人》等,这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为新生儿和外来户,新闻传播学要在我国扎根成长,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时期,人们用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名词等来称谓新闻机构,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 所引用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双向传播等概念,给学界带来强大冲击波,新闻传播学逐渐取代了新闻学,传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阶级斗争工具,受众理论促使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人们开始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遂成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据。

此时期,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们所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 1978 年 3 月在中国传播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 1982 年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 1986 年的第二次研讨会又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并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影响颇为广泛的大规模专题调查。

但尽管如此,这些传播学者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并与传播实践存在较大距离,还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进入新世纪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呈现出起飞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研究方向开始多元,研究内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导致了研究方法出现多元,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都已开始应用,因而使该学科的研究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

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新闻传播学已开始趋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

一是研究过程表现为学科由窄而宽; 论题由浅而深; 范围由小而大; 沟通由难而易; 研究方法由封闭而开放; 由单一而多元; 由非正式而为正式。

二是研究内容表现为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 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亦很丰富。

三是研究学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轻学者已活跃于学科的最前沿。

三、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亮点

三十多年的引进与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呈现了很多亮点。

亮点之一,是一些早期译作的适时出现。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 年 7 月刊出《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介绍性文章,在当时国内新闻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整个 80 年代,人们都在应用这些译作,它们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国传播学的空旷夜空。

亮点之二,体现于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1982 年,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召开会,参加者只 20 余人,所提交论文亦无多。但会议首次提出的16 字方针,则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后来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召开在 1986 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之主张。1993 年的第三次会议,诞生一批与我国传媒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1995 年第四次会议,研究话题开始向传播学学术定位及本土化问题集中。1997 年第五次会议,香港、台湾、大陆学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学术探讨。1999 年第六次年会,开始与国际接轨,议题、规模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拓伸。以上这些研讨会,都不同程度对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之益。

亮点之三,是受众调查在我国的兴起。早在 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就用刚学到的方法,尝试进行当今很流行的“受众研究”,尽管其调查规模尚小,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受众调查,它对我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亮点之四,是人们的学术界思想不断解放。过去,新闻传播学曾被冠以“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名。1983年还曾将其视为精神污染,指责其否定阶级斗争。直到 1992 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新闻传播学的命运才彻底转变。1995 年国务院学科目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并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被国家承认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几点困扰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虽在我国又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困扰和问题。

困扰和问题之一,是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台学者多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传播原理,资料以古为主; 大陆学者则多从传播实际来探讨传播理论,材料以今为主。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见,这主张尚未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困扰和问题之二,是新闻传播学者对语意的认知及对名词的翻译,都不尽相同,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

困扰和问题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则尚嫌冷淡。这是本学科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

困扰和问题之四,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本土研究的学者尚少,颇需其他各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尤须仔细阅读大量文言书籍,这对年轻研究者们来说,无疑是一较大障碍。

五、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虽存在这些困扰和问题,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景,毕竟还很光明,我们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渐增多。虽然我国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对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对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已逐渐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种气候。

二是对西方化的指责正渐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已难再引起研究者们兴趣,人们都再将忙于建构各自的理论,研究环境愈加宽松。

三是交流合作正在日益增多。的学术沟通,正以循序渐进之式逐渐推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交流与合作,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

第4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

第四版

(美)菲利普・帕特森

李・威尔金斯 著

李青藜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39.8元

由著名新闻学教授刘建明主编、六位新闻学博士共同执笔的《新闻学概论》,近期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目前众多新闻学基础研究著作中较为出彩的一部。它于大处着眼,细处着墨,呈现出一种“广而深”的研究视野和“新新闻”的研究取向。

研究视野即著者对某一现象或问题的阐释广度与深度,二者之中又以深度为要。传统基础新闻学研究多把落脚点放在新闻的本源、特征、价值等方面,《新闻学概论》则大大拓展了研究范围。正如此书前言所述:“新闻学实际是研究新闻媒介演变的法则、新闻的构成与报道手段,以及新闻媒介与社会关系的科学。”基于这一认识,该书不仅涉及新闻传播法治、媒介经济等近年来新闻学的热门分支学科,也将研究触角伸及当代新闻媒介理念、全球化媒介与全球传播等业界紧密关注的话题。研读文章可以感受到:著者结合业界新事物、新现象,对传统新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再思考。

在媒介控制逐渐放开和商业化浪潮的双重影响下,媒体在社会责任与商业利润之间的抉择越发艰难。这种现象敦促人们思考:在当前中国传播语境中,西方新闻价值理论对我国新闻媒体仍是否具有指引和修正作用?本书给出的答案是:“传统的西方新闻价值理论以新闻的吸引力为标准,目的在于增加发行量、获取经济效益,难免弃媒介的社会责任于脑后。面对中国新闻业发展现状,我们有必要树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新闻价值观以修正西方传统新闻价值理论。”并且从“价值”的本义出发对“现代新闻价值”作了阐释:“现代新闻价值是指新闻在受众思想活动中产生的效益,它不仅来自于媒体的劳动,而且还来自新闻事件对受众的重要程度。”这种理论认识扎根于新闻传播的社会实践大环境,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说“全面”是一部新闻传播学基础教材的必要因素,那么“精深”则是该书价值的重要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学概论》的研究视野是“广而深”的。

研究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著者的学术价值观。与传统新闻传播学基础教材不同,《新闻学概论》第一次在基础新闻学著作中引入了网络传媒的研究取向。时至今日,谁也无法否认网络媒体的地位――它抢走纸媒大量的广告份额,使得传统报人和学者纷纷惊呼“报业的拐点”到来;它正逐渐改变年轻一代受众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方式;它具有传统三大媒体无可比拟的互动性和巨容量。当今时代的新闻生产、传播链条、受众构成和传播效果都因网络媒体的急速发展而发生改变。相对于业界的风起云涌,众多基础新闻学著述对网络媒体也多限于基础性的介绍。《新闻学概论》从理论辨析的角度出发,不但对网络媒体及其衍生物有明确全面的介绍,而且以网络传播的独特视角对新闻媒介的演变、新闻事实的特性、新闻传播规律与受众的关系等进行了分门别类的阐释,体现了“新新闻”的研究取向。

第5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广播电视学VS新闻学

相似指数:

在2012年9月教育部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更名为广播电视学专业。更名后,广播电视学专业所涉及的领域比广播电视新闻学宽泛了一些。原来的广播电视新闻学主要针对媒体,但广播电视学就可涉及广播电视艺术、学术以及其相关领域。相应的,该专业的招生渠道也会拓宽,以后会逐渐招收一定的艺术生。与广播电视学最相近的专业是新闻学,不少人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容易将其弄混。下面,我们从这两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就业方向等方面进行比较。

简单来说,广播电视学专业注重广播电视技术的学习,而新闻学专业的学习比较偏重于文字方向。但是,这两个专业都非常注重实践,一般都会要求学生从大一的假期起,就进入各媒体、出版单位或宣传部门实习锻炼。

广播电视学是个学得比较杂,内容涉及比较广的专业。要求学生基本理解报纸、新闻、电视、广播一类的知识,可以用现代传播技术采、编、播新闻消息。该专业注重综合应用,注重电视新闻写作、新闻栏目编排和策划、现场口头报道与镜前采访、电视节目主持、网络新闻采编等方面能力的培养。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在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从事媒体采访、编辑、策划、经纪、主持人工作。

新闻学则研究新闻信息及新闻事业的特点和规律、新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作用。该专业主要针对的是新闻采集、编辑、播报,比如报社的记者,比较注重文字功底。该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主要是在报社、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等新闻媒体担任记者、编辑等职务,也可以去政府部门、宣传部门、新闻与出版单位、学校、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采编、公关策划和宣传工作,主要是偏文字的工作。

从开设的课程来看,新闻学专业的主要课程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中外新闻史、新闻业务等。另外,新闻学专业对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综合知识含量要求比较高,所以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也会涉及。当然,英语和计算机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课。广播电视学除了需要学习新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等基础学科,还需要涉猎的课程有广播电视技术基础、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新闻摄影、电视摄像、现场报道、电视编辑与制作、主持人节目、节目策划与编导等课程,还要接触一些电视媒体及电脑知识,如非线性编辑软件的使用。

院校推荐

关于这两个专业哪些高校比较好的问题,在新闻学界一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北人大,南复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是业界公认的新中国新闻事业重要的人才库、智囊库。该学院成立之初,许多新闻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过来执教。此外,由时任《人民日报》的副总编牵头,具备大量新闻实战经验的媒体志士也纷纷加入到该系的教学岗位中,师资雄厚。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对于从事新闻工作、学习新闻或者研究新闻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制高点。学生们的走向更偏向于官方的机关单位或者新闻媒体。在其他的传媒院系中,能跟中国人民大学旗鼓相当的便是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的新闻学院享有“记者摇篮”之称,在新闻学界流传着“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的美誉。该学院由上海市和复旦大学共建,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界的首创。毕业生主要活跃在一些传媒机构尤其是一些新兴的传媒干线上。

其实,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也是赫赫有名。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或强调特色,或打造品牌的优势院校,比如: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新闻大篷车”阳光课堂直接将新闻采写实践的触角深入到楼兰古城、内蒙古的额尔吉纳沙尘暴源头、斯里兰卡、太行山老区等地,注重实用,定位职业教育;华中科技大学的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主打网络新闻学品牌,成为武汉地区第一家大学新闻教育机构;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将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课程知识学习列入培养计划,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开办“体育新闻”,培养体育记者、编辑、主持人、解说员、评论员、媒介公关或信息主管,以及体育节目策划、体育设计、体育赛事与体育组织营销等方面的人才;中国政法大学定位“法制新闻”,以法学为依托,以法制新闻为专业方向,以培养专业的法制新闻人才为目标,注重法学和新闻学的交叉和结合,专业设置具有专门性和复合型特点;西南财经大学依托学校财经学科优势和财经人文背景,首开经济新闻方向。

新闻学VS传播学

相似指数:

新闻学曾是传播学的前身与源头之一,传播学形成独立的学科以后,与新闻学形成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关系。目前,中国的传播学已成为21世纪的朝阳学科与基础学科,那么它与新闻学相比,又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新闻学主要研究新闻媒介内部的规律,以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作为学习研究的重点,可以说它只研究新闻媒介。报纸的四大块――新闻、评论、广告、副刊,它主要研究前两块。广告研究近几年才起步,副刊只略微涉及;至于电视,只研究其新闻部分,60%以上的娱乐节目不属于新闻学的研究范畴;广播亦然。传播学则研究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关注的是包含新闻、广告、公关宣传在内的一切传播活动,侧重于研究分析传播的控制、媒介、受众、内容、效果。它对报纸、网络、户外、电视、广播、杂志这六大媒介的全部内容都研究,与新闻学相比,领域要开阔得多。

新闻学以古老的“报学”研究为基础,偏重于微观研究、局部研究和单向研究;传播学以新兴学科的知识为基础,侧重于宏观研究、整体研究和双向研究。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新闻信息的现象;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传播活动的现象。新闻学是具体科学的研究,对传播学研究有提供材料、充实内容的作用;传播学是一般科学的研究,对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有规范、指导的作用。总的来说,新闻学是报刊新闻时代的产物,侧重于实践能力的养成,是一种“术”的研究;传播学是电子新闻时代的产物,侧重于理论研究,乃是一种“学”的研究。

传播学处在多种学科的边缘,它与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学科有着诸多联系,彼此相互影响,互相渗透。传播学像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并不会教你一项具体的技艺,只是为你打开一扇窗,提供不同的视野和思路,让你看得更高、更深、更远、更接近真相。传播学给予你的高度会让你受益无穷。如果你当记者,你不会沦为“新闻民工”,或是新闻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因为,洞悉了受众心理的奥秘,创造出流行的文化产品就轻而易举了。(推荐高校: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

就业

就所学内容来说,传播学比新闻学更侧重于理论,对社会学以及社科理论的涉猎更广,新闻学侧重于实践,有新闻单位的实习经历很重要。因此,一般来说,新闻单位、文化单位、报社等相关单位,会倾向于要新闻学的学生。大的公关公司、广告公司、大型企业,会倾向于招聘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去从事文化经济活动策划、计算机网络课件开发制作等相关工作。

此外,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还可以从事各种专职社会性传播活动的工作,比如各种文字和新传播技术信息作品的创作工作,进入新闻与出版机构、网络媒体、政府部门、学校、企事业单位,从事数字媒介内容的表达、创意、管理和营销工作,或者在教育与研究机构从事有关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及教学工作。

网络与新媒体VS数字出版

相似指数:

伴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新闻传播报道又多了一个新的媒介――互联网。而数字出版的快速发展,涌现出了各种数字出版物和数字阅读载体,使得人们的阅读模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新闻传播学也在传统的专业设置上进行了拓展,以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的社会发展趋势。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和数字出版专业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产生的,二者都是新闻传播学体系内新增的特设专业,都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和流媒体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那么这两个专业到底学些什么?主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又有何区别呢?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和数字出版专业虽然都是信息化时代产生的特设专业,但是两者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前者主要是培养具有计算机应用、网页设计与制作、电视电声制作技术以及电子设备维护等方面的创新型传媒人才;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培养出版发行、内容编辑等相关方面的数字出版人才。但是不管是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还是数字出版专业,就现在的发展形势看,国家现有的政策是非常支持的,为其就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后盾,行业前景相当可观。

新媒体是指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触摸媒体等。从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名称设置可以看出,这是一门实践性、专业性非常强的专业。该专业课程主要分为四大块:英语能力、网络新媒体的专业技能、新闻报道的业务基础和社会人文科学知识。其中,前两者是培养的重点。该专业正是以网络新媒体为媒介的新闻传播,对于网络新媒体的技术掌握也是必需的,所以该专业会很注重培养学生具备多媒体新闻制作、数据库与媒体信息处理、电视电声系统音视频技术、专业网页制作以及管理和维护现代电子设备的能力。(推荐高校: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河南工业大学等)

从就业方向上看,由于未来各行各业都会涉及网络与新媒体,所以学生的就业面很宽泛:

(1)在门户网站、搜索网站、新闻网站、数据库服务、数字出版、电子商务、数字内容服务、网络公司等互联网信息服务及新媒体单位从事产品开发、信息编辑、项目策划、服务推广、运行管理等方面的实务和研究工作。

(2)在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事业单位从事媒体计划、网站开发设计、信息服务与管理、信息监测与风险管理、对外宣传效果分析及应用等方面的实务、管理和研究工作。

(3)在数字通信、固网通信、移动通信、多媒体通信等信息服务企业从事产品和服务的规划和开发、项目策划、推广和运营、监测管理等方面工作。

(4)在传媒效果调查与分析、互联网管理、数据发掘与分析、网站分析与诊断服务、数字媒体分析咨询等领域从事实务和研究工作。

第6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一、从政治新闻学向学术新闻学的回归

中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虽早,但是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尚主要处于政党报刊时期,因而从新闻与政治的角度研究新闻传播,自洪仁在《资政新篇》中提出的报纸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宣传功能、舆论监督功能、信息传递功能等见解,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最具特色的作为其政治理想体现的“舆论归一”主张,到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和“要政治家办报”的思想,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政党)新闻学的研究传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学术新闻学的传统,除了在那个短暂的时期较为彰显外,基本上还是处于附属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学的研究在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阶段、“新闻改革”的狂飙突进发展阶段和多角度、多元化的学术发展阶段,我国新闻学的研究逐渐从“新闻传播与政治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相当程度上新闻传播是政治的一部分”的观念,回归到对新闻学自身的学科研究当中。新闻学适应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发展自身,政治上与党中央自觉保持一致,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思想上也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某些研究内容的选择、某些概念的使用,严格遵循上级的指示,以保障社会的稳定。

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新闻学来说,既是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其学术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的,正如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质一样,是与时俱进的、是紧密联系实际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界、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是紧密联系我国新闻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进程展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同志,十分关心我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宣传工作,他对新闻的论述,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又有新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闻工作,在改进会议报道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坚持新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加大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力度、扩大新闻报道面、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等方面采取了很多的改革措施,为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增添和充实了很多新的内容,也为新闻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很多新的课题和挑战。

三、新闻学研究向纵深开拓

内容上的丰富性和深入性。市场经济确立以后,新闻媒体走进了大市场,其本身形成了传媒市场;改革开放的深入,对中国当代的新闻事业产生了全方位和深层次的影响,同时也推动了新闻改革的不断向前发展、向纵深开拓;中国加入WTO,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社会,与此同时,也对我国的新闻事业产生了大量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网络“第四媒体”的兴起,“地球村”时代的到来,媒体大融合的趋势,给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媒体都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相应的,我国的新闻学研究是对当前新闻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理论升华,是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和争鸣,因此必然会呈现出更加丰富和宽广的形态。

吸纳新知的节奏加快。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在吸纳新知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在新闻传播领域,一些刚刚出现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很快就进入了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并每每成为热点。有学者在《在实践发展中寻求理论创新――2001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热点综述》中,对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热点进行过概括:新闻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传播学理论本土化研究得以加强;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研究形成热潮,传媒经营管理研究持续升温,传媒资本市场研究成为时髦话题,加入WTO对我国新闻传播业影响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传媒集团研究开始转向,紧密联系实际的传媒市场定量研究得到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媒体霸权研究引人注目,媒介批评进入“预热”阶段。这充分说明,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在逐渐地适应最新、最快的新闻实践的发展,以往存在的新闻理论的研究滞后于新闻实践的现象正在改变。

四、新闻学与多学科的融合发展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虽然新闻学与传播学有着学科背景和研究领域、研究风格的差异,但两者同属于同质的、相互交叉的范畴,两者的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的传播学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这种融合不仅是两个学科的融合,凡是与传媒活动有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都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的研究也广泛地借鉴了传播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先进的研究方法。

新闻学边缘学科的发展。新闻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们不仅进一步认真研究了新闻学的基础理论,探讨了新闻与传播之间互为关联、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随着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新闻改革的深入和新闻科学的进步,新闻学越来越多地涉足于其他学科领域,以至形成和建立起一批与新闻学相关的边缘学科,如:新闻法学、新闻文化学、新闻心理学、新闻美学、新闻语言学、新闻伦理学等近30门学科,中国当代新闻学在体现开放的体系和海纳百川的开放性方面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经济社会和新闻实践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与之大致同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步,并为此提供广阔的空间。诚然,中国当代新闻学在建设和研究的过程中,相对于人们对经济社会的认识和研究,相对于充满生机和活力、迅速变化发展的新闻实践,仍然显得明显滞后,但是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断有所调整、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原来的理论新闻学体系,淘汰原来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以兼容并包的姿态,来面对新的问题、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李彬:《传播学引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2.鲁威人:《体育新闻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7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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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第8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一、接受美学概述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在联邦德国的一种美学思潮,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学教授尧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的,从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众所接受的审美需求。

接受美学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尧斯和伊泽尔,他们主张美学研究应该把焦点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范围、对作品所做出的反应程度、读者进行阅读作品的过程和读者自己所拥有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学的过程中还应该要通过问答的方式以及同时进行解释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创作与接受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这就要求能够把文学史从实证主义的死路中引出来,并要把审美经验方在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学方法论有其独特的理论观点,这是由于接受美学拥有自己的特的理论基础。由于接受美学的理论家是反对19世纪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其主要是反对文学作品具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含义或意义。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性质的研究是一种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而在不断变化的对经验的研究,历史研究者同样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条件所制约着,这一历史观是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基础。尧斯在研究接受美学的过程中把结构思想与历史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作品的结构是文学创作整个过程中更高级的结构,而接受是在作品的历史系列与公众态度系列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一种过程,在此构成中形成了审美。不仅如此,尧斯还引进了许多不同科学哲学家的概念与观点,并把这些概念及观点融入到接受美学的概念里,扩展了接受美学新的范畴,这便为接受美学划定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研究领域。

尧斯认为接受美学是研究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读者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像对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样,要深入并系统地研究读者在有效的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要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尧斯并把这些观点的主要内容分了几个方面:第一,接受美学研究者现在逐渐注意到了一个过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其美学价值是要通过阅读表现出来的。尧斯用接受美学表述这个事实,就是当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备的文学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不是在被动的接受和反应,而读者是主动的能动的推动着文学创造,所以说读者的接受与反应也是推动文学创造,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第三,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会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是热烈还是冷淡,都是由读者的阅读活动所决定的,同时也会取决于作品的性质。即使同一个读者阅读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到,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被作品性质的制约着,也受读者的制约。最后,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由个人因素所决定的。受众自身的生活经历具有其特殊性,受众的艺术修养、个人气质、艺术趣味、教养及知识程度、家庭环境等影响着受众对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审美层次。

接受美学强调着受众的接受与受众的审美,其反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文学艺术,而是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础上开拓了注重读者对作品的影响与作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接受美学使人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其也在处在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

二、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对新闻内容的审美表达,由于新闻的真实与美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美感是新闻真实的较高品位,因此受众在接受新闻内容时就把美感也作为新闻是否真实的一个评判标准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受众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接受美学把读者作为了一部新闻作品的主体,因为无论任何的文本只有经过了读者的阅读才能成真正意义上的成品。接受美学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就是读者受众学,在接受美学中受众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闻作品没有读者进行阅读,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作品,所以说读者在新闻作品的创造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并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播给受众的,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过程而完成传播活动的,并且受众也不是全盘的接受新闻信息的,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进行接受的。所以我们要用接受美学方法论去剖析受众心理与新闻传播原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功能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接受美学非常重视审美接受与交流,因为新闻传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沟通与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功能是新闻媒体功能的一种延伸,新闻媒体要满足不同受众群对新闻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闻信息加以区分,因此也就要求新闻传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变通能力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新闻传播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场真实感、时效性、更加贴近受众的生活、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传播内容也更为丰富,这样带给受众更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带给受众更多的愉悦感,受众就越能够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闻信息,这样新闻信息也就更加具备审美价值。以新闻受众的接受效果和审美趣味与需求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发挥新闻传播活动的审美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写作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接受美学方法论的理论观点,受众阅读理解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新闻文本中的不同情节或词语都有可能引发出与读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经验,因而引起读者对新闻本身的阅读期待。文学创作与读者及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双向性的关系,因为从整个活动的全过程来看,文学、新闻写作和文学、新闻反馈也是一种双向性的同构关系。无论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前期工作还是其活动过程甚至是其工作结束时,都不程度的受到受众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众审美需求、审美意向的制约和限制。在接受审美的理论原则中,新闻写作必须面对受众的期待视野,并以此为出发点,在艺术形式上讲求审美创造,使受众能够在接受新闻信息时获得审美愉悦。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价值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闻价值指的是一则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效益强烈的新闻,其新闻价值较大。社会效益小,其新闻价值就小。”①从接受美学理论上说,新闻价值实质上就是接受效果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新闻价值受到读者对新闻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应的影响,受众的审美取向也是决定新闻价值的一个因素。

接受美学对新闻传播学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潜在且深刻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对接受美学方法论的借鉴,使其在发展上拥有了更大的空间。

三、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学的启示与意义

接受美学方法论主张新闻传播活动一定要以读者为中心,把读者受众放在主体位置上,要走向读者受众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取向,这就为新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满足受众需求,达到受众审美标准,就一定要注意到受众群体的差别,受众群体的不同层次,因为不同的受众拥有不同的“期待视界”,进而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就拥有不同解读方式。受众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接受与理解符合了接受审美的理论观点,受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过程是一种意义上的能动的艺术审美再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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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众自身的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同点,比如受众个人心理结构有所不同那么受众对新闻传播信息的要求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受众对待人生的态度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那么受众就会要求新闻信息的内容有所不同;受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或信仰不同就会要求新闻传播信息的方式、结构、内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这些差异与不同表明受众自身会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们对事物会有自己的观点,这样对于不同的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由于传播工具能够让受众产生某种全新的观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现有的观念或思想,这样就改变了受众已存在的态度。由此,传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文化规范,人们在看待某种事物时,就会受到传播工具在某范围内所树立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接受美学认为新闻传播效果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新闻传播信息本身的美学内涵,一个是读者受众能动的接受程度。新闻传播信息的审美内涵就是新闻内容所产生的功能与效果,以及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学还认为受众的能动作用决定着新闻传播信息的地位和价值,还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第9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 高校新闻 传播学 教育研究

新闻传播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和重要,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为新闻传媒业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巨大、直接与明显。新闻传播事业在中国,已成为联接新闻信息产业和以高科技为特征的传播技术产业的桥梁,不仅有其经济效益,而且有着重要的社会效益。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给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契机。

一、新闻传播学的发展特点

1.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有较强的实用性质,但理论色彩较弱。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已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学报,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传播等各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以及广告、公共关系、媒体经营的研究等等。

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融合,新传媒的研究发展迅速。

2.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各媒体不再仅仅是党的机关报或国家的广播电视台,也是经济实体和利益单元,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懂得传媒经营。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播经营的理念之中。

随着中国传播业近几年的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近几年,该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更正与答辩,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

3.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变迁。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有的学者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指出中国电视产业的三人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目前,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并涉及到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发生了变迁。

二、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特色的研究

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条件,也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只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看问题,坚持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办实事,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局面一定能够开创。

现阶段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研究当中,关于教育特色的研究最为重要。怎样形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特色呢?首先,要充分依托自己学校的特色,根据自己学校的性质地位和特点来办专业。这样才能把专业和学校紧紧融合在一起,充分集中和整合学校的所有学科的优势,扬长避短,突出自己专业的特色。比如一所体育学院的新闻传播专业,就正好从体育上做文章,努力探索体育新闻办学的途径,着重在培养优秀的体育新闻从业人员上突出特色。其次,要充分考虑自己学校所处地区、城市的特点,发挥地区优势,突出地区特点,在区域文化、社会、经济发展上做文章,紧密与当地党政部门和新闻传媒单位结合,办出自己的专业特色。如一些地方民族大学的新闻传播类专业,就可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有优势,在民族新闻的教学与研究中独树一帜,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有特色的突出贡献。第三,要充分调动本专业教师的积极性,发现与培育教师们有特点的教学与科研新经验、新成果,不断努力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某一方面、某一项目、某一课题上,做出新的突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培育出特色。第四,突出特色,还要善于和勤于在办学中不断总结与积累经验,每学期、每学年都要认真回顾一下在办学中哪些事情是做得好的,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师生们的反映如何,新闻传媒界和社会的反响如何,从而去发扬和推广好的办学方法、模式与经验,克服与改进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是一项正在蓬勃发展的事业,其前景十分广阔、光明。但同时,也面临着十分激烈的挑战与竞争。常有一句话叫“不进则退”,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进步慢了,也是后退。因此,我们一定要以只争朝夕、争分夺秒的精神,努力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我们一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不断推进教学科研改革,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闻传媒人才,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