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与探讨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

关键词：经济管理；现代化；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在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利用经济管理现代化的系统与信息等科学理论，并运用先进科技工具与管理措施，建立起适合现代社会生产的管理体制与组织，使经济管理活动得到最大化的经济效果，达到世界现代化水平。经济管理现代化也是社会生产力实现不断发展所采取的主要措施，这也是我国科技进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表现形式

1、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艺术性

高水平的经济管理具有一定的艺术性特质，这种特质表现是由经济管理特殊性来决定的。经济和艺术其实是相通的，虽然艺术在大众的角度上来看，属于高端范畴，不过，在抽象意义上分析，经济也等同于艺术。忽视世界“二元论”的理论，才能理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所以，经济对物质世界做出的贡献和艺术对精神世界做出的贡献是等同的，只是形式有区别。而管理在过程中和使用手段上都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并不像经济行为中其他过程那样。

2、经济管理能动性与创造性

经济管理既有艺术性的特征，也有人性化特质，这都基于管理人的学科。人作为管理最重要的因素，所有因素都是以人的因素为中心才能运转起来，因此管理中如果能将人这个主要因素解决好，那么企业其它的管理问题上，也就自然都能得到顺利的解决。

3、经济管理民主性与专业性

西方一直注重先进的管理技术，而这些先进的管理技术中有些内容是我国企业没有办法实现的，这一点就是决策全员的表决化，也就是管理的民主化。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民主化的管理是发展中国家很难模仿的，更加难以实现。管理专业性则对管理者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管理者既要具备管理的能力，还要具备管理的素质，可以通过经济运行的原理，能够熟练地掌握管理工具的应用。

二、经济管理现代化实现的途径

1、中国特色的经济管理现代化

中国的管理现代化，要遵从本国的国情，同时要同国际公认的标准相结合。由于我国经济东西南北发展不平衡，社会生产力在各个部门间有较大的差异，这就带来了管理水平的不同。而且我国有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客观实际。

2、国外先进工作经验的借鉴和运用

我国多年的经济管理实践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是搞现代化管理的基础，不能弃之不用;同时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手段和技术也应当借鉴并消化运用，如利用电子计算机的预测技术、决策技术、投入产出分析技术、信息加工处理技术等，都是管理现代化经济所必不可少的。

三、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1、管理观念受发展潮流影响，发生了新变化

受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国门打开后，企业经济管理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本传统的、落后的经济管理理念面临淘汰，新的管理观念正在滋生，这是新形势下我国现代企业经济管理理念实现转变，是推动我国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企业经济管理理念的转变内容，发现企业当前已经将现代化经济管理放到了企业管理工作的首位，并放弃了传统的“重技术，轻管理”的理念，重新对管理进行了认识，并加大了对管理的重视;此外，现代企业改进了经济管理的模式，将现代化技术手段应用到了经济管理中，将经济管理能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实现了经济管理的科学化;在人员聘请方面，企业聘请了具备专业经济管理知识的人才，依靠完善、健全的经济管理制度来对经济进行管理，确保了经济管理的专业性和自动性，切实推动了经济管理的发展。

2、企业团队协作精神发展

团队本身的协作，实际上是随着经济体系的发展而不断衍生出的新型团队形式。这种类型的团队本身，可以直接通过任务的需求来构成，也可以在任务需求变化的情况下，进行重组。也就是说，在如今的市场之上，企业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完全告别了以往单纯的孤军奋战模式，如今市场的经济管理更崇尚的是虎狼结亲，创造双赢的时代。在这一新时期发展阶段，企业之间可以直接利用优势互补的方式，来促使各个方面能够亲密的合作。并且在相应的企业管理内部，也依然如此。也就是说，经济管理团队本身必须要确保密切的合作，各个位置的成员都要发挥出自身的重要作用，为团队的发展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团队所表现出的合作过程，实际上能够对技能、专业知识等进行有效地共享和传播，让整个团体都有所收获、进步、发展。

3、组织结构扁平化

以往传统管理模式之下的企业构成，实际上都是金字塔模式，并且命令是完全从上到下传递的，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权威，实际上就是相应的管理职位，如何对于权威的指挥链进行维持，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管理原则。在传统管理模式之下，管理人和员工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划分，也就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过多地强调了员工对于企业的忠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员在企业中表现出的能动性也就被直接限制。在知识成为最重要资源的条件下，必须让员工参与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就会催生出自我管理型的网络组织，即以激发员工中各种类型并能自我控制的知识型人才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为目的，在结构上分散而又能被信息和技术紧密联结，有快速敏捷的应变能力，既有创造性又有团队合作精神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结构由于管理层次的减少而呈扁平状。

4、企业经济管理的消费者导向趋势

市场的发展不仅经历了从买方市场转变成卖方市场，也有过从卖方市场转变成买方市场的经历。在变化莫测的市场挑战中，只有那种真正经历过且动脑冷静思索的企业才察觉，消费者其实才是企业顺利开展的根本。在企业整体经营的程序中，消费者在首位，最大程度地达到消费者的需求。企业的管理措施以及工作人员当然也很关键。不过最后对企业兴盛衰败有着直接作用的还是消费者。因此，现在企业的管理重心慢慢地转变成以消费者为中心。

5、硬件管理转变为软件管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经济管理中软件的作用日益明显，以往以人、财、物等硬件为主的硬件管理变得逐渐次要甚至被淘汰。软件管理指的是对学习及知识的管理工作，当前人们对知识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同时企业经济管理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也在不断改变。现今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重要性不可忽视，由此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优质的经济管理离不开丰富的经济知识和有效的经验。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创新给企业带来活力，更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经济管理的规划和实施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软件的渗透和支持，所以，软件管理是经济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6、网络式沟通

现代社会是信息化的时代，人们的沟通越来越便捷，而网络就是整个社会沟通最便捷的方式之一。现代化经济管理要使企业和基层人员实现更好、更快的联系和沟通，要快速完成工作任务，达成企业发展的目标。网络沟通和交通可以满足企业需求，更好地解决企业内部的问题，利于企业的内部联系，还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信息，将信息有效地、广泛地进行传播。

结束语

总之，经济管理现代化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完成经济管理现代化并非十分简单的事情。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全以及社会经济的进行，开展现代化经济管理也是必然的趋势。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精神，清楚经济管理的特征，清楚其发展的走向，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地推动经济管理发展，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第2篇：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

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盐业史发展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食盐的生产在前代基础上有了较大进步。井盐开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专卖制度也实现了由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为主的变革性过渡，出现了若干新的政策和专卖运行方式。唐宋盐业史的内涵更加丰富，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更为广泛。

(一)唐及五代盐业史研究

1．唐代盐业史研究

[日]古贺登《唐代井盐考》(日本《史观》)958年第53期)与《续唐代井盐考——再论关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记事》(日本《史观》1960年第57、58合期)、[日]腾泽义美《唐代云南史上的盐井》(《森嘉兵卫教授退官纪念论文集(1)——社会经济史诸问题》，1969年)、吉成名《唐代的井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等文均探讨了唐代井盐生产问题。学者们还对《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的盐井数提出了疑问。古贺登指出，《新唐书．食货志》所载盐井数有可能是根据宋初盐井数量情况类推而成。吴天颖《<新唐书·食货志>有关盐井记载释疑》(《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则认为是客观反映了唐末盐井的分布情况，郭正忠也同意吴天颖的看法。吉成名《唐代盐产地的研究》(《温州师院学报》1989年第1期)则探讨了唐代盐产地的分布情况。马新《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比较了汉唐时代的海盐生产，并详细论述了唐代的海盐生产。陈国灿则探讨了唐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和生产状况。陈衍德也探讨了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①。

这一时期的研究，盐政仍然是重点。唐初不课盐税，这是研究者的共识。陈衍德、杨权认为，盐税至迟武周初已实行。鲍晓娜则认为，无税制行至开元间。李锦绣还探讨了唐前期的盐池管理、盐监作用、盐课用途等问题②。关于专卖制实行的原因，傅举有认为，盐专卖的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根源却是当时：仁地所有制的变化③。陈衍德《唐代专卖制度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及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也认为，直接原因是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唐代税盐和榷盐主要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其次才是抑商。齐涛除了论及以上原因外，还指出均田制被破坏后，传统的赋税制度失去了基础④。吉成名指出了榷盐制对除陌钱的继承和发展⑤。前引鲍晓娜文则认为，禁榷的目的首先在于抑商。前引傅举有文论述了唐代盐政由税盐向榷盐的转变，并探讨了盐茶专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陈衍德《试论唐代食盐专卖法的演变》(《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认为，因海、池、井盐的生产特点不同，专卖控制的方式和盐价也不尽一致，并探讨了三种盐制的具体方式及其变化。前引陈衍德、杨权文认为，唐代划区运销、人纳折博法及便换(飞钱)手段成为引钞盐制的起源。吴丽娱则认为，五代折博方式明确成为专卖制中官商交易的新形式，为宋代钞引制奠定了基础⑥。郭正忠认为，折博法见于五代后唐，钞引盐制见于宋庆历年间⑦。吉成名论述了唐代盐政从征税向直接专卖和间接专卖的演变。[日]金井之忠也探讨了唐代盐法。齐涛则论述了盐产的管理、榷卖、招商、榷利管理等问题⑨。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及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齐涛《汉唐盐政》都论述了食盐专卖机构问题，并分析了盐铁、度支的关系及地方榷盐机构的演变。王林善也论述了榷盐机构，但在盐铁、度支的管理方式、巡院是否粜盐等问题上提出了与陈衍德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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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分见陈国灿：《唐代的盐户》，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辑。陈衍德：《唐代盐业生产的发展》，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②分见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改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傅举有：《唐代盐和茶的专卖》，载《史学月刊》1960年第3期。

④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载《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⑤吉成名：《论唐代盐业政策与王朝兴衰》，载《河北学刊》1996年第3期。

⑥吴丽娱：《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⑦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⑧分见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载《盐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载《文化》第5卷第5期。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载《盐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同的观点①。齐涛《唐代四川诸巡院设置时间考》(《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探讨了四川榷盐机构。[日]妹尾达彦《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与流通——河东盐税机关的地址与机能》(《史林》1982年第6期)则探讨了河东池盐的生产情况。杨权《论销盐分界制起源于唐》(《玉珠师专学报》1987年第4期)则探讨了运销制度问题。

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和《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唐代盐利收入作了概略论述。前引陈衍德、杨权文和陈衍德《唐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具体分析了海盐和池盐的收入，并推算了全国的盐利总数。陈衍德《唐代中央与地方争夺专卖收入的斗争》(《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则探讨了中央与地方的盐利之争。前引王林善文论述了榷盐制下的官商关系，并分析了有盐籍的盐商与私盐商的有关问题。陈衍德《试论唐政府与专卖商的关系》(《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也论述了盐商及盐商与官府的关系等问题。郑海峰、王力平《唐后期盐政的演变与盐商势力的消长》(《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探讨了盐商与盐政的关系。

吉成名、齐涛、陈衍德等学者还研究了盐专卖制度与唐王朝兴衰及社会发展的关系。吉成名、[日]金井之忠、齐涛等都认为，唐代从征税到专卖以及专卖的兴废都与唐王朝盛衰相关②。齐涛《汉唐盐政》还分析了专卖盐利对中央及地方财政的影响，又指出了盐专卖对中央与地方政体的变革起了促进作用。陈衍德探讨了地方对盐利的争夺及宦官对盐政的干预，认为专卖制激化了唐后期的阶级和社会矛盾。吴丽娱还论述了大中两池新法的有关问题③。陈明光、陈丽菲、秦永洲、刘荣春、朱睿根、吴丽娱、唐任伍、杨健、马林涛等则探讨了刘晏盐法④。

2．五代盐业史研究

由于资料匮乏的原因，五代盐业史的研究困难较大，但成果仍然可观。张泽咸《隋唐五代赋役史草》认为，五代盐法对唐代相沿未改，除榷盐外，自后唐还配卖蚕盐。郑学檬认为，后梁虽未实行统一的榷盐制，但仍有局部地区的榷盐，而后唐榷盐制比唐代苛严，蚕盐则是专卖制的一种形式，后晋、后汉、后周都行榷制⑤。穆祥桐则认为，后梁虽无统一榷盐制，但设有盐铁转运使，他还论述了五代蚕盐、随丝盐钱等，并比较了唐代与五代盐法⑥。郭正忠专门探讨了五代蚕盐，认为蚕盐制确立于后梁与后唐之间，是政府干预丝蚕业的产物，特点是榷卖，并辨析了日本学者对蚕盐的若干误解⑦。前引吴丽娱文也认为，五代盐法基本继承唐代，并分析盐的官销与商销、城镇和乡村的粜盐方式，还专门探讨了屋税盐、表配制等问题。吴慧《五代盐政述略》(《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1期)指出，五代中原政权由于疆域狭小，各代虽宽严不一，但总的盐税苛重，专卖严厉。[日]清木场东《关于五代的盐贩卖制》(《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的诸问题》，日本福冈，中国书店1987年10月版)则论述了五代时期的盐贩卖制度。[日]吉田寅《五代中原王朝的私盐对策——以盐禁为中心》(《东洋史论集》(4)，不昧堂书店1955年版)则探讨了私盐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

(二)宋代盐业史研究

宋代盐业研究的成果颇丰，三四十年代就有赵靖《宋代之专卖制度》(《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戴裔煊《宋代食盐生产及统制方法之研究》(《中山文化季刊》1943年第1卷第2期)、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中国经济》1936年第4卷第5期)等文刊布。在宋代盐业生产研究方面，关于中国海盐晒制的起源问题，以往学者多认为晒法起源于明代。近年来，学术界郑志章、白广美等日渐主张元代始晒⑧。但郭正忠则认为，海盐晒法的创始时间可以上溯到宋金时期。林树涵也认为，我国沿海晒盐的产生应推至宋代⑨。周炸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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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林善：《唐代后期榷盐与盐商》，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前引吉成名：《唐代盐业政策演变的三阶段论》；[日]金井之忠《唐的盐法》；齐涛：《论榷盐法的基本内涵》。

③吴丽娱：《略论大中两池新法的来源、内容及对五代盐政之影响》，载《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分见《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之《试论唐代刘晏理财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华东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之《刘晏盐法中“官粜”、“亭户粜”考辨》；《山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之《刘晏的财政经济改革》；《江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2期之《试论刘晏的盐业管理思想》；《浙江商业经济》1995年第2期之《唐代刘晏对食盐流通体制的改革》；《平准学刊》第三辑之《唐代的榷盐和刘晏的改革》；《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之《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河南师大学报》t994年第5期之《论刘晏的经济改革思想》；《学习与研究》1983年第4期之《谈唐代刘晏的盐政改革》；《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之《刘晏榷盐法与中国古代商业政策之转型》等。

⑤郑学檬：《五代盐法勾沉》，载《中国盐业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⑥穆祥桐：《五代盐政与唐代盐政之比较》，载《平准学刊》第4辑。

⑦郭正忠：《五代蚕盐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⑧分见郑志章：《板晒海盐技术的发明与传播》，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⑨林树涵：《我国海盐晒制产生年代考》，载《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3期。

谈宋代盐户的身份问题》(《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盐户不同的身份地位，认为宋代盐户的身份地位十分低下，但就整个盐业来看，由于经营方式的不同，盐户的身份也存在着封建国家的工奴、小生产者和封建性的雇工等三种不同情况。郭正忠《古代的解池与池盐生产》(《盐业史研究》)988年第2期)探讨了宋代解盐生产的主要特点、人工种晒步骤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钱公博也探讨了宋代解盐的生产、运销及财政收入等问题①。此外，郭正忠、贾大泉等还探讨了宋代解盐、井盐的产量问题②。程光裕、许肇鼎、贾大泉、林元雄、宋良曦、钟长永、吴天颖、许世融等则专门论述了有关宋代井盐的问题③。特别是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问题一度引起学界的热烈讨论，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索》(《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郭正忠《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和《关于筒井风波的考察——宋代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发展和夭折》(《中国盐业史论丛》，1987年12月版)、贾大泉《宋代四川经济论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等一致认为，在宋代四川井盐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中的社会经济性质》(《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上引吴天颖文和《井盐史探微》(四川人民出版社、自贡盐业出版编辑室1992年8月版)等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宋代四川井盐业中的生产关系不属于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林文勋论述了解盐在四川的营销。梁庚尧探讨了广南盐政，对广东和广西的盐法作了比较研究，并分析了各自的特点和实质，他还论述了宋金战争影响下的川盐管理制度的变化④。1933年盐务稽核所编《中国盐政实录》、张家驹《宋代福建之盐政》及郭正忠的有关论著则讨论了南宋福建盐政问题。

在专卖史方面，早期比较著名的成果是戴裔煊完成于四十年代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中华书局1981年再版)，比较系统地研究了钞引盐制的有关问题。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吉田寅、河原由郎等也探讨了有关宋代的盐政、盐法问题⑤。八十年代以来，尤以郭正忠的研究最为全面系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对宋盐生产技术和体制、盐户身份管理和负担、收贮体制、销售体制等作了系统论述，将宋代盐法演变的过程分为八个阶段，并对折博盐、钞引盐、扑买、合同场、蚕盐、食盐“过剩”等问题作了独立探讨，

并分析了各地盐法的差异⑥。漆侠在论述宋代食盐产销和盐政时，认为宋代盐制屡次变化的原因在于钞盐法⑦。

入中和钞引盐是宋盐研究中有特色的问题。林文勋指出，食盐入中在宋代中期取得主导地位，盐政也过渡到以间接专卖为主，盐钞又具有了货币的职能，对宋代信用和财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高聪明探讨了盐钞在北宋西北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姜锡东论述了交引买卖市场和交引铺的情况⑧。郭正忠、漆侠、汪圣铎等还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宋代盐利的问题⑨。史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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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钱公博：《宋代解盐的生产和运销制度》，载《大陆杂志》1964年3月15日28卷；《北宋解盐的生产、运销和财政收入》，载《宋史研究集》第7辑，1974年9月。

②分见郭正忠：《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载《文史哲》1982年第3期。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③分见程光裕：《宋代川盐之生产与统制》，载《海疆季刊》1948年第1期。许肇鼎：《宋代四川井盐概述》，载《井盐史通讯》1981年第1期。上引贾大泉：《宋代四川井盐产量剖析》；《井盐与宋代四川的政治和经济》，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林元雄等著：《中国井盐科技史》，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12月版。宋良曦、钟长永：《川盐史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钟长永：《论宋代卓筒井的卓越成就》，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3期。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业中的生产关系》，载(文史哲)1964年第1期。许世融：《井盐对宋代四川地区国防、财计、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影响》，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94年9月版。

④分见林元勋：《北宋解盐人蜀考析》，载《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2期。梁庚尧：《南宋广南的盐政》，载《大陆杂志》1994年第1、2、3期；《南宋四川的引盐法》，载《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11期。

⑤[日]吉田寅：《关于北宋的河北榷盐》，载《东洋史学论集》第3卷，1954年版。[日]河原由郎：《北宋时期河北路盐政之考察》，载《史学杂志》第73卷第9期。

⑥分见郭正忠：《北宋前期解盐的“榷禁”与通商》，载《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上引《关于北宋解盐产量的一个数据》；《宋代官民联营运盐及其经营方式》，载《江淮论坛》1989年第4期；《宋代食盐政策的历史变迁》，载《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l期；《宋盐管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5月版；《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⑧分见林文勋：《宋代盐钞功能试探》，载《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高聪明：《北宋盐钞与西北货币体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姜锡东：《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宋代交引市场的形成、分布和政府的干预》，载《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

⑨上引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

第3篇：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

>> 从复杂系统的生命周期分析林业企业的持续发展策略 复杂系统生态论方法及其应用 论林业资源利用和生态工程建设的探讨 从生态林业建设的角度探讨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基于复杂系统群分析理论的林业企业发展潜力分析 我国林业企业生态文化建设探讨 论生态林业的发展 林业生态体系建设探讨 现代生态林业建设探讨 探讨林业生态建设 林业产业集群组织生态系统的探讨 城镇化过程中县城林业生态经济系统建设探讨 从复杂性理论看网商生态系统的层次化发展趋势 论生态保护与林业发展 论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研究 论现代生态林业建设的发展 论林业生态建设的作用 从现代性劳动走向生态劳动 我国林业企业生态文化建设的探讨 林业生态工程可持续经营探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3]张国庆.小康社会建设之降低生活成本途径研究[M/OL].大成编客，（2016年11月16日）[2017年4月3日]，.

[4]张国庆.系统法学与我国生态法制建设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2013（10）：158-159.

[5]张国庆，生态论与经济生态化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2（10）：28-29.

[6]张国庆.发展学基本理论与我国当前农村发展问题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3（17）：303-313.

[7]张国庆.林业标准化原理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2（01）：225～226.

[8]张国庆.生态环理论研究[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224-225.

[9]张国庆.和谐城市融入文化、生态[J].绿色中国，2005（09）：53-55.

[10]张国庆.现代和谐林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N].中国绿色时报，2008-05-20（004）.

[11]张国庆.论和谐发展与和谐林业[J].绿色中国（B版）2003，3（04）：79-83.

[12]刘绮菲.脑力劳动计量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13]乐群星，魏法杰.劳动计量理论与方法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4，（02）：35-37.

[14]刘刚.劳动力计量原理的理论基础与应用[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1，19（04）：1-6.

[15]张国庆.从林业系统的自组织探讨生态林业的设计[J].华东森林经理，1990（03）：39-43.

第4篇：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

一、“再评价”讨论的背景、缘起和特点

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由京内外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研讨方式。它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93年。“”结束后史学界一度把经济史作为史学发展的突破口，经济史受到空前的重视。建国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为了推动讨论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从1993年开始，以“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主题，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林甘泉、方行、宁可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正式组成“中国经济史论坛”。论坛规模不大，但议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参加会议的有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大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也很投入，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问题，使得研讨会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论坛已经分别于2001年12月、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实际上，与此有关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1993年对黄宗智学术理论的讨论和199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可以说，这是论坛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宽、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最多的一个讨论系列。

这一讨论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中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曾经长期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的变种提出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承明首先?鞒隽顺沟追⒄孤鄣钠熘模??澜???檬费芯恐械摹俺谅俟邸薄?993年6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关于“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整理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有关讨论的述评，述评中有“‘增长’论与发展论”一节，介绍了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是否有所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1]。时值黄宗智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中译本[2]，这个问题遂成为讨论中的热点。又由此引出对黄宗智有关理论的两次讨论：1993年7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集经济所部分学者讨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同年12月，《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联合举办的关于黄宗智学术理论的研讨会。黄宗智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中西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存在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理论模式，如中国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西方的“传统中国”模式（“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但实际上却共同默认某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例如，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这些规范认识是建立在西欧经验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史却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对黄宗智上述学术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揭开了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序幕。在讨论中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但论辩的各方都对西欧中心论持批评态度，都力图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轨迹。

2、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髂皇怯晒?谕庥泄匮芯肯嗷ゼさ此??鸬摹6?谡?鎏致壑校?形饔辛焦裳?醭绷髯钗??俗⒛浚?晌?獯翁致鄣闹匾?贫?α俊T诠?冢?灾泄?缁峥蒲г壕?盟??行牡囊恍┭д撸?衔?宕??玫姆⒄贡仍?吹墓兰埔?撸?坏?挥凶呦缕侣罚?炊?侵泄?饨ň?梅⒄沟母叻濉?997年夏天，在方行提议下论坛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经济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主要批评对象就是“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3]。方行等人的观点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综合性成果是《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三册）[4]。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伯重在他的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专著中着重批判了明清停滞论。他又发表了关于宋末明初江南农业发展的系列文章，否定“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在这基础上撰文从方法论高度批判“宋代经济革命”论[5]。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这一轴心展开的。在国外，“加州学派”最为活跃，他们相继问世的一系列著作很快介绍到中国，如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6]、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7]、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8]、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9]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前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例如，弗兰克认为中国直到1800年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明清在世界贸易中曾吸引了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彭慕兰认为西欧在19世纪以前并不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中国的江南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欧；西欧经济发展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分流”或“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原因是煤矿离经济核心地区较近和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这两个偶然的因素。在以上两股学术潮流中，虽然各人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但显然是相互呼应的。加州学派大量引用了吴承明、方行、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有人甚至把李伯重列为加州学派的一员。论坛正式以“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为主题的第一次研讨会，重点就是由李伯重、史建云、张芝联、马克??等人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新论。第一次研讨会结束以后，第二次研讨会开始以前，美国学界发生了围绕彭慕兰“分流论”的大辩论。先是《亚洲研究评论》2002年第一期刊登了黄宗智等人对彭慕兰《大分流》的批评及及李中清等人的回应文章，接着，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以“大分岔？：中欧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为题，组织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以黄宗智和彭慕兰为代表）面对面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信息很快反馈到国内。张家炎发来了有关辩论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0]，龙登高也根据李伯重、李中清等人提供的材料撰写了《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一文[11]；这两篇文章都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材料印发与会代表，而对彭慕兰“分流论”和黄宗智“内卷论”的评价也就成为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第三次研讨会前，黄宗智发来了他对彭慕兰反批评的回应[12]。国内外研讨活动的这样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3、讨论以清代经济评价为中心辐射到传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缘起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提出的新论有关，所以讨论聚焦于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的评估上。不过，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从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以及中西比较中探讨清代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特点。同时讨论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方面。这就使得讨论具有综合性和长时段研讨的特点。

4、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检讨相结合。

这次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从检讨以往的研究范式开始的。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方法，经济史学科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始终为与会学者所关注。即使是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无不与有关理论方法联系在一起。例如，评价清代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首先就弄清发展与增长的关系和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讨论劳动生产率高低，不能不涉及如何理解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涉及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以及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等。讨论既立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问题，使得它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并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深度。

关于这次系列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综述[13]，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在这里，仅就讨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评议。

[1] 叶茂、蓝鸥、柯文武：《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述评（上）》，《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 该文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3] 当时孙达人撰文提出，战国秦汉的“五口百亩之家”的“个体农民”，不同于明清时期“小、少、散”的“小农经济”的观点（《重评“五口百亩之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漆侠提出中国封建经济宋代达到高峰，明清走下坡路的观点（见《宋代经济史》等），这些观点在会上成为批评的对象。

[4]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主编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5]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6]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7] 新华出版社，1999年。

[8]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9]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 张家炎：《要点与评述——2002年6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大分岔〉讨论会简介》，“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他后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一文，刊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1] 龙登高：《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未定稿）》，“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文章经作者修改后以《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刊载于“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4年2月18日。

第5篇：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

界定选择在领导者决策过程中的应用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

农村双层经营体制亟待完善

加入WTO与现代农民教育

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的利弊及原因浅析

发挥区域经济优势,应对入世挑战

略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法律真实是在诉讼机制下对客观真实的追求

我国侦查制度问题研究

商业秘密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现状与思考

试论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苏轼对词的革新与贡献

《周礼·考工记·画缋》释读

城市的绿树——关于艺术设计与现代生活的思考

想象力的萎缩与激活

谈语境与语用意义的翻译

对大学英语课堂沉默现象的探讨

OpinionsonCollegeStudents'ImprovingEnglishlevel

安徽崛起的后发劣势分析

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特点与趋势探讨

略论二战后英国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变(1945-1950)

领导干部驾驭经济工作的能力

试论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制度建设

完善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探讨

东至县农业产业化的路径选择

行政程序法之效率模式论

论转化犯

主张“沉默权赋予论”的理由并不充足——从自然法理论切入进行的分析

约翰·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

探索《好人难寻》的宗教主题

从“孝道”的习俗化过程看民间故事中的“孝道”思想

澳大利亚TAFE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

现代大学德育方法发展的理性思考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思考

潜在课程——生态型道德教育课程的思考

成人思维对儿童行为的误判——素质教育势在必行

把握教育公平的天平——明星上大学应走“高考程序”还是走“特招路线”

对新课程实施困境反思的再反思

魏晋隋唐时期民间的佛教信仰论略

关于高职院校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现实意义的研究

主客二分——先秦“吾”“我”差异再探

论三苏干谒文——兼与唐代干谒文比较

《诗经》中的燕飨民俗探讨

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土文学探析

论王安忆小说中“自恋”的情结

论哨兵的诗歌艺术特征

汉语助动词语法化的特点与原因

论构建《罪与罚》思想艺术的特色

解读《红字》中的象征主义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译者主体性

转换生成语法和奈达的翻译思想

浅析分词的句法作用

浅谈中国民俗画之灵璧钟馗画

故事类节目的情感诉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政府导入ISO质量管理体系的可行性分析——以江门市直机关导入ISO质量管理体系为例

第6篇：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宗旨；两个失灵

经济法的宗旨是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研究经济法学的逻辑起点，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九十年代初期及以前，几乎没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探讨上，在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上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之后，学者逐渐发现了研究经济法宗旨问题的价值，并逐渐发现其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经济法宗旨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与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其他范畴相比，对经济法宗旨问题的研究仍明显不足，尚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发挥经济法宗旨问题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因此，对这一范畴进一步进行研究，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对经济法学科体系的完善以及对经济法制建设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此，笔者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经济法宗旨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期推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一、经济法的宗旨释义

（一）宗旨的含义

探讨经济法的宗旨，首先要探讨宗旨的含义。由于宗旨并非是一个法学专用术语，而是一个日常生活及各学科中普遍使用的术语，因此，我们首先要到日常生活及各学科中去探寻其最一般的含义。《现代汉语大词典》“宗旨”词条的解释为：“主要的思想或意图、主意。” 《现代汉语辞海》“宗旨”词条的解释为：“主要的目的和意图。” 由此可见，宗旨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主要的目的或意图”。

在法学领域，一般也是在“主要的目的或意图”的意义上来使用“宗旨”一词的。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宗旨，或称经济法的目的，一般是指经济法调整所要达到的目标。” “经济法的宗旨，亦即经济法的目的，指经济法调整所要达到的目标。” 有些学者明确指出：“法律的宗旨即通过法律条文所反映出来的立法的主要意旨或目的。” 因此，经济法的宗旨所探讨的就是经济法的目的或意图。近来，有学者探讨了“经济法的任务”，综观其全文，可以发现其所探讨的经济法的任务与经济法的目的或宗旨基本上是同一概念。

（二）宗旨与价值、基本原则的区别与联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法宗旨的含义，有必要把宗旨与价值、基本原则等一些相近概念作一比较，从中发现它们的区别与联系。

价值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在法学界，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 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一般认为：“是指规定于或寓意于经济法律、法规之中，对经济立法、经济执法、经济司法和经济守法具有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指导思想或准则。”

由以上学界关于价值和基本原则的一般界定可知，价值强调的是法所具有的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功用或属性，含有较多的客观的色彩，而宗旨强调的是人的主观目的与意图，带有较多的主观的色彩。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的宗旨的体现，因为经济法是人们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创造的，经济法必然有助于实现人们的这种目的，否则这种经济法就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经济法，它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经济法最大的价值在于能实现人们对于经济法的期待，有助于实现人们创制经济法的目的。因此，经济法的宗旨规定了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宗旨的体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宗旨向经济法的价值转化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实现经济法的宗旨、保证经济法具有实现其宗旨的价值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经济法的宗旨就谈不上经济法的价值，也没有基本原则存在的必要。离开了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宗旨就成了空中楼阁，没有实现的可能。而离开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的宗旨就无法实现，或不能很好地实现，现实的经济法也就不可能具备或不可能很好地具备人们所期待的价值。

二、研究经济法宗旨的意义

（一）对经济法学研究的意义

经济法的宗旨是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贯穿于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始终。从逻辑上来说，经济法的宗旨是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范畴，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是研究经济法的逻辑起点。不深入研究经济法的宗旨就很难深入研究经济法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如经济法的定义、调整对象、本质、体系、价值、原则、作用、地位、特征、制定与实施等。 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是使整个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成为一个和谐、有机、统一的整体的保障，经济法的宗旨就像一条主线，体现着研究者的核心思想与基本价值取向。

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中，存在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了，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真可谓百家争鸣。综观各种观点的差异，究其实质，在于对经济法宗旨的理解上的差异，虽然学者在论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并没有相应论述其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但在每位论者的思想中，都有对经济法宗旨的认识与理解，并且是按照这种理解去构筑自己的观点与体系的。因此，有学者指出：“经济法的宗旨，是研究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式问题的指针，也是确定经济法调整的具体对象和基本方式的前提。”

法学界一般认为，调整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最重要的标准，其实，法律的宗旨是划分法律部门更为根本、更具决定意义的标准。因为，调整对象只回答了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而并没有回答如何以调整对象为标准进行划分的问题，而后者才是更重要的。因此，从更根本的角度来说，法律的宗旨是法律部门划分的决定因素。关于这一点，从中外学者给经济法下定义的方式中，就足可见经济法宗旨对于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重要作用，德国“集合说”的代表人物努斯鲍姆（Nussbaum）认为，经济法就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规范的总体或集合。“组织经济说”的代表人物哥尔德密特（GoLdschmidt）认为，经济法就是为了改进生产而规制交易经济和共同经济的法。 在国内学者的论述中，也有许多是以经济法的宗旨来阐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如“国家干预”说认为：“经济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

根据史际春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法律部门划分的传统理论已经走到了尽头，应该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史教授提出了新的法律部门的定义模式：“给部门法下定义就是为了某某目的而规范某类活动，调整在此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 由此，有学者认为：“确定经济法的任务或者说经济法的目的就成了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只有存在了不同于民法、行政法的特定目的和任务，经济法才有可能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由此可见经济法宗旨在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二）对经济法制建设的意义

经济法的宗旨对于经济法制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法制建设有静态和动态两种含义。从静态的角度来说，法制建设指的是法律和制度的建设。为了建立一个和谐、统一的经济法规范性文件体系，就必须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目的追求，这一总的目的追求就是经济法的宗旨。明确的经济法宗旨可以保证整个经济法法律体系的和谐与统一，避免各个法律部门、各部单行法律、法规的矛盾与冲突。明确的宗旨可以保证整个经济法法律体系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避免各法律部门简单拼凑和杂乱无章等现象。明确的宗旨可以使各项立法及各项制度的建设更有针对性，目标更明确，从而可以更好地适应现实生活，解决现实问题。经济法的宗旨还是检验各项法律制度的价值性、科学性的最高标准，能较好地实现经济法的宗旨的法律制度就是成功的法律制度，是有价值的法律制度，是具有科学性、合理性的法律制度，反之，就是失败的法律制度，就是没有价值、不科学、不合理的法律制度。

从动态的角度来说，法制建设指的是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整个法律制度的运转过程。首先，经济法的宗旨对于经济法立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宗旨实际上就不会有立法的动机，当然也就不会有立法的活动。经济法宗旨的形成是经济法立法的前提，否则，连经济法的宗旨都不明确，如何进行经济法的立法？即使立了法，也一定不会是成功的立法。其次，对经济法的执法和司法的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执法和司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立法目的，即立法宗旨。经济法的执法和司法又可统称为广义的经济法的适用，而法律适用无非就是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到具体的社会生活当中，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法律的解释，而法律解释的最高原则就是符合法律的宗旨与目的。目的解释本身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法律解释的方法。 法律宗旨还可以弥补法律中的一些缺陷与漏洞，缓解法律的不周延性、相对滞后性与社会生活的变动性、复杂性的矛盾，从而能够使执法和司法更加符合立法的目的。经济法的宗旨对于经济法的守法也是十分重要的，普通的公民不可能详细了解经济法每一个条文的具体内容，因此，有时难免会在无意中违反经济法的规定。经济法的宗旨可以使普通公民把握经济法的精髓，从而可以用经济法的宗旨来判断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一般来说，符合经济法宗旨的行为都是经济法所允许的行为，而违背经济法宗旨的行为则是经济法所禁止的行为。

三、研究经济法宗旨的原则与方法

（一）研究经济法宗旨的原则

研究经济法宗旨的原则就是在研究经济法宗旨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准则。之所以要探讨研究经济法宗旨的原则，是因为研究经济法宗旨的原则对于确立经济法的宗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学者们对经济法宗旨的表述之所以会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的学者在研究经济法宗旨的过程中所遵循的准则不同，即研究经济法宗旨的前提不同，因此，其结论各异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为了能在同一个理论前提下来探讨经济法的宗旨问题，有必要首先探讨一下研究经济法宗旨的原则。

研究经济法的宗旨首先要遵循揭示矛盾特殊性的原则。研究经济法的宗旨就必须揭示经济法这一事物的特殊的宗旨，而不能把法的一般宗旨作为经济法的宗旨，也不能把经济法与其相临部门法的共同宗旨作为经济法的宗旨。当然，把法的一般宗旨说成是经济法的宗旨，或把某些部门法群的宗旨说成经济法的宗旨也不能说不对，但这就使得研究经济法的宗旨失去了其独立的价值，也使得研究这一问题没有了现实意义。

其次，研究经济法的宗旨要遵循主观性与客观性、实然与应然相结合的原则。经济法的宗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因此，研究经济法的宗旨同样要遵循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结合的原则。那种把经济法的宗旨视为纯主观的东西，或把经济法的宗旨视为纯客观的东西，都是片面的。同样，那种纯粹从实然的角度出发去探寻经济法的宗旨而不顾及应然，或纯粹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去探寻经济法的宗旨而不顾及实然的方法也是有失偏颇的。

再次，研究经济法的宗旨要遵循相对性和绝对性相统一的原则。经济法的宗旨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所谓经济法宗旨的相对性包括两个方面：从形式的角度来说，经济法的宗旨要以法的宗旨和其他部分法的宗旨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如果不承认其他部门法宗旨的存在及其相对独立性，就谈不上经济法的宗旨；从内容的角度来说，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经济法宗旨，经济法宗旨的具体内容是不断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经济法的宗旨。所谓经济法宗旨的绝对性也包括两个方面：从形式的角度来说，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事物，必有其特殊矛盾，其矛盾的特殊性也就决定了其宗旨的特殊性，经济法宗旨的独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们想象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内容的角度来说，经济法宗旨的内容归根结底是由客观社会关系的要求、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要求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研究经济法的宗旨，一方面要看到其相对性，另一方面要看到其绝对性，不能把经济法的宗旨看成完全是相对的，也不能把经济法的宗旨看成完全是绝对的，要在相对中把握绝对，在绝对中看到相对。

（二）研究经济法宗旨的方法

研究经济法宗旨的方法所探讨的是如何去探寻或到哪里去探寻经济法的宗旨的问题。根据上述三个研究经济法宗旨的原则，我们首先要在经济法这一部门法的层面上来探寻经济法的宗旨，而不能到整个法律体系的层面上去探寻经济法的宗旨，也不能到某一类部门法群的层面上去探寻经济法的宗旨。

其次，根据主观性与客观性、实然与应然相结合的原则，我们首先要到经济法法律文件中去探寻经济法的宗旨。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完善的经济法的立法在法律文件的第一条就会开宗明义地规定制定本法的宗旨。其次，我们要到立法机关制定经济法的相关立法文件、立法说明、立法草案及其修改说明中去探寻立法机关的主观目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法律文件没有规定立法宗旨，或规定得不明确，在有些情况下，法律中的某些部分具有特殊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则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下来，这时，就需要我们通过立法的历史去探寻立法宗旨的内容。

再次，我们要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探寻统治阶级的主观目的。因为，立法机关并不总是能代表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的，当法律没有代表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时，这样的经济法所体现的宗旨就不是应然的宗旨，这样的经济法也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

最后，我们要到现实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中去探寻经济法的宗旨。因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不总能体现经济关系的要求，当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及体现在经济法中的宗旨与经济关系的要求相背时，这种宗旨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要被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法的宗旨所代替。

四、经济法的宗旨是保障政府有效干预经济运行

（一）对经济法宗旨的各种观点的评析

在探讨了研究经济法宗旨的原则和方法之后，有必要对学界目前的关于经济法宗旨的观点给予一定的评析，从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而抛弃其不合理的成分，这对于经济法宗旨的研究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目前学术界关于经济法的宗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从不同的层次来把握经济法的宗旨，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宗旨是：“通过对经济运行的协调来不断地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兼顾效益与公平，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同时认为经济法的宗旨是分层次的，有直接目标、深层次目标和最高目标之分。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国民经济良性运行”，经济法的一般目的是：确立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规则；实现国民经济总体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2）将经济法按其阶级属性分为两种，分别探讨其宗旨，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能健康、稳定、协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为了资产阶级既实现垄断利润最大化，又实现经济延续发展” . （3）立足于国民经济的整体来探讨经济法的宗旨，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目的是谋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包含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即可持续发展），谋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平衡，谋求国家经济（包含金融）的安全。” （4）立足于市场经济秩序来探讨经济法的宗旨，如认为 “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亦即经济法的宗旨，在于营造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经济法的任务是“维护市场自由竞争秩序，促进市场的公平、高效、安全运转”。 （5）立足于两个失灵来探讨经济法的宗旨，如认为经济法的目的是“克服经济运行中的‘障碍机制’（包括市场机制的障碍因素和政府干预机制中的障碍因素）”。 “经济法的任务就在于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适当而有效。” “经济法不仅仅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而且还是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干预政府’是经济法的根本宗旨所在。” “经济法的目的在于保证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最大利益化的正常实现。” 经济法具有三大宗旨：界定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和明确政府责任；反垄断；克服盲目性。

综合考虑上述观点，观点（1）从不同的层次来把握经济法的宗旨，看到了经济法宗旨的层次性，看到了经济法的宗旨与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其他部门法的宗旨的联系，有一定合理性，但其所探讨的经济法的最高目标或根本目的实际上超出了经济法的层次，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所有部门法的宗旨，而不仅仅是经济法所独有的宗旨，当然，将其作为经济法的宗旨也是可以的，但我们探讨经济法宗旨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揭示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共同的宗旨，而在于揭示经济法的独特的宗旨，这对于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经济法而言是至为重要的，也是我们探讨经济法宗旨的初衷与价值所在，而且，其所谓的“根本”或“最高”也是相对的，也仅仅是在一定层次上的最高或根本，如果要探讨其根本目的，恐怕要上升到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这已超出了经济法学甚至法学所研究的范围，因此，笔者不主张把经济法的宗旨表述为一般目的与根本目的，而强调在经济法的层面上来探讨经济法的宗旨，把经济法宗旨的层次性视为经济法内部不同层次的部门法的宗旨。同样，观点（3）、（4）分别立足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和市场经济秩序来探讨经济法的宗旨，实际上仍是在探讨经济法的根本目的，仍没有揭示经济法所要解决问题的特殊性。观点（2）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法与资本主义的经济法相区别，有一定合理因素，但我们所讨论的并不是法的本质，而且，法的本质所回答的是法所维护的是谁的利益，而法的宗旨所回答的是法所维护的是哪方面的利益、满足的是哪方面的需求，因此，二者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而且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因此，没有必要把经济法区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观点（5）立足于两个失灵来探讨经济法的宗旨，抓住了矛盾的特殊性，深刻揭示了经济法的特有的目的，显示了经济法的独特价值，但其具体表述不同，仍需进一步完善。

上述观点也有一些共同性的东西：一是把市场经济作为经济法存在的经济基础，把市场失灵作为经济法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二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经济法的宗旨界定为克服市场失灵或克服两个失灵。

（二）两个失灵与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法的宗旨是立法所追求的主要目的或意图，而法的目的与意图在其产生之初体现得最为清晰和明确，因此，探讨法的宗旨特别是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经济法的宗旨，就不能不探讨其产生的原因。法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社会关系特别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各种物质利益关系即经济关系是法的本源，一种新的法律制度之所以会产生并不断发展，根本在于经济关系的要求，因此，我们探寻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必须从客观经济关系的要求入手来把握。

关于经济法产生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的观点，但一般认为现代经济法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市场失灵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政府开始干预经济运行之时。市场失灵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根源。市场曾被认为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也有缺陷，市场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即所谓的市场失灵。根据经济学界的一般观点，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外部性、公共产品、垄断、信息偏在等。市场失灵导致其丧失了调节经济运行的功能，而且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经济运行的良性发展，为了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国家开始介入经济生活，针对市场失灵的不同情况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与干预，而法律手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这时以保障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法应运而生，此时的经济法主要是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手段而存在的，其表现主要是战时经济法和危机对策经济法，是经济法不成熟阶段的表现。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干预失灵。其实，自国家干预出现以后，低效率干预、无效率干预甚至负效率干预就是常态，而最有效干预则是偶然，此外国家常常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 “市场越界，政府很容易加以抵制，如果政府越界，市场就无能为力。” 面对政府的失灵，人们不是简单地抛弃政府干预，而是对政府干预进行规制，即消除政府失灵的因素，制约政府的行为，从而保障政府干预的高效率。现代经济法从纯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工具转变为保障政府有效干预的手段，它的宗旨也相应地由克服市场失灵变为克服市场和政府两个失灵，最终保障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

（三）经济法的宗旨是保障政府有效干预经济运行

第7篇：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

一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年至1966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年至1976年，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2000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11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篇幅达72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2.5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有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4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1959年第2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1961年8月2日）。1962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1965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10年“”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1985年第5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1985年第1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增刊，1985年）。1986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3期）。张学君对19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3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1991年第6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1998年第3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1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1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年第10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2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3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1840－1949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1996年第3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张静以草辫、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刘灿河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6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金铮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1991年第3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2003年第11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林刚就1927～1937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李平生着重就1929～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1992年第4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1994年第3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1994年第2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6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1997年第3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刘淼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5期）。贺琤则通过对1886－1896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2003年第1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其它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6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Albert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1968年、）《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二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将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象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颇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依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织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为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与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1930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世纪3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1930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77～79％，土纱约占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71％，机制布约占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几点思考

近50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唯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就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参考文献：

（1）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N].人民日报，1965－08－02.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A].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J].历史研究,1962,(3).

（5）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6）吴承明.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J].文史哲,1996,(6).)

（7）彭泽益.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J].近代史研究,1984,(1).

（8）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9）史建云.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1).

（10）戴鞍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J].复旦学报,2001,(5).

（11）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2).

（12）林刚.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13）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4）[美]chi-mingHou.ForeignInvestmentand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美]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

（15）马若孟.手工棉纺织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A].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1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7）陈诗启.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J].历史研究,1959,(2).

（18）徐新吾.对中国近代手工棉织业史料中一些误解的评述[J].上海经济研究,1988,(3).

（19）杨宇清.中国近代手工业的演变和反思[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1,(4).

（20）张思.遭遇与机遇：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J]史学月刊，2003.(11).

（2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2）（美）赵冈.现代棉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A].载德·帕金斯.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M].[美]斯坦福大学，1975.

（23）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J].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24）陈惠雄.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J].历史研究,1990,(2).

（25）谢放.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J].近代史研究,1990,(1).

（26）刘灿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兼谈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认识[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6).

（27）陈庆德.论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0,(3).论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J].求索,1991,(6).

（28）张忠民.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2).

（29）王方中.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5).

（30）夏林根.论近代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变化[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4，(11).

第8篇：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

>> 浅析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问题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的相关性问题 高校创业教育的共性问题与相关对策 协同性与风格投资 论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协同性 知识协同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探讨 水电开发征地移民问题的探讨 探讨提高非煤矿山安全水平的关键性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化发展相关问题的探讨 体育教学中“主导与主体”性问题的探讨 医疗设备采购非规范性问题探讨 烟台开发区征地的是与非 教学模式改革相关问题的探讨 缩小征地范围改革试点工作的问题与建议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相关问题的探讨 关于拉动内需相关影响因素的匹配性问题探讨 民族地区经济与金融业非协同发展问题探讨 浅析婚姻自由原则下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问题 风格投资与收益协同性 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f_pid=135&iarea=242&icfa=home_touch。有专家认为此说法不靠谱，如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总规划师）马向明认为，“34亿”有可能根本就是个神仙数，中国有所谓城市人均用地1万人/1平方公里的国家标准，所以一般可以用规划用地规模来推算人口规模，这种算法用在新城规划没问题，但用在“新区”上却容易出现问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原任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则认为，城市规划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客观的，但这个数据有可能只是一些专家推算出来的，非常不靠谱。虽然理论上局部计划加起来大于整体需求总量是可能的，但“34亿”是不是“实际”的量还真难说。参见张丹：《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34亿？》，《广州日报》2015年10月27日。

参考文献：

〔1〕陈锡文.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几点考虑〔J〕.中共党史研究，2014（1）.

〔2〕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1-12-28.

〔3〕.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求是，2013（22）.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J〕.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6）.

〔6〕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8-10-20.

〔7〕赵琳琳.三中全会一大亮点和创新：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N〕.广州日报，2008-10-27.

〔8〕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9〕商 灏.党国英：一号文件或倒逼土地承包权交易〔N〕.华夏时报，2014-01-23.

〔10〕.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J〕.求是，2013（22）.

〔11〕韩 俊.中国农村土地问题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

〔12〕《财经》编辑部.新土地革命〔J〕.财经，2002（19）.

〔1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13-02-01.

〔14〕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04（35）.

〔15〕祝天智.边界冲突视域下的农民内部征地冲突及其治理〔J〕.北京社会科学，2014（9）.

〔16〕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J〕.国务院公报，2003（5）.

〔17〕蔡继明，程世勇.地价双向垄断与土地资源配置扭曲〔J〕.经济学动态，2010（11）.

〔18〕杜 放.90%地级市争建新城新区如何避免成“死城”？〔EB/0L〕. http：///politics/2014-04/20/c_1110319687.htm.

第9篇：现代经济与探讨范文

因此,我们将古希腊在教育领域实施的这些教育模式、教育形态统称为“雅典式”教学理念。下面我们对如何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中,开展“雅典式”教学进行初步的探讨。首先,关于课堂主体的“雅典式”设定。初步采用“分组讨论定主体”、“提交老师做审阅”、“查出问题即改之”的三结合。这一阶段主要是在课下完成的。具体来讲:“分组讨论定主题”即将全班学生采取其自愿结合的形式分成了几个大组,每组5-8人,选出一名组长(组织成员进行讨论,确定主题,要求:一是要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范围内;二是要理论联系实际;三是要积极拥护当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学院的各项制度);“提交老师做审阅”指将小组讨论的会议纪要、确定主题的意义及关于讲演的初步构想和小组成员分工情况,提交老师进行审阅,此为审阅的第一步。在这一环节中,老师主要把握主题的政治关和方向关,针对其方向性、学术性、可行性提出指导意见。

审阅的第二步是学生将按照老师的指导意见,进行资料收集,分类整理,提出问题,形成课件、文本或者能展示主题内容的其他形式,提交老师进行审阅。在这一环节中,老师的主要任务是把学生讲演的内容观和学生问题的设置关,同时,对于发现的问题可以及时纠正。审阅的第三步,即指老师与学生进行沟通、互动,进行再次整理,形成能够充分展示和反映主体内容的载体,再审阅、再修改。其次,关于课堂交流、讨论的“雅典式”。这部分为本课程设置的核心,主要采用“小组讲演”、“二次分组讨论”、“教师随机参与”三结合的形式。具体为“小组讲演”即成果展示,将小组在前一阶段所取得的所有成果,采用其特有的方式,逐一进行展示。同时,加强实践控制,一般为25分钟,在成果展示开始前,可以随即抽取几名同学组成评审团,对其进行测评,最后作为实践成绩的重要参考。

“二次分组讨论”即再次将学生在课堂上,按照座位的位置,采用就近原则,确定分组,一般每9人左右为一个讨论组,对于讨论组可以依照“轮换制”的方式,>，！

第三,关于讨论结果交流及学生成果点评的“雅典式”。此部分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雅典式”教学的点睛篇,主要采用“组长汇报”、“随机提问及解答”、“现场点评”三结合的形式。具体为“组长汇报”即由每组的组长对其讨论的成果进行逐一阐述,必要时需将小组成员的观点进行阐述,限时5-6分。“随机提问及解答”即指针对主题内容和背景材料,结合当前现实,随即抽取同学进行回答。同时,对于小组讨论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解答,比如在讨论当前的经济形式的时候,有些同学就会提出“金融危机对就业形势及当前的政治局势的影响?”诸方面的问题。“教师点评”即指在同学回答问题之后应该及时点评,对于小组与小组回答同一个问题存在不同意见,可以灵活采用现场辩论等形式,比如在战后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对西欧、日本及亚非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效果评价时,就可以采用这些观点,因为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有人认为援助计划美国基本上在西欧和日本得到的利益比亚非一些发展中国家大的多,有些同学就坚持了与之相左的观点。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

因此,这一部分是对前面两个部分,两个阶段的检验,可以理解到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问题思考的延伸性,对于产生不同意见和一些非主流思想能够及时的加以引导。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教学实践,使得《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在整个教学设计和教学评价体系中,基本上实现了全程的“雅典式”。初步培养了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形成了一个科学合理的当代世界经济政治观。随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人们的思想、生活、文化等领域也存在着多样、多元、多变的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