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的方案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调查的方案范文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在当代，大多数中学生越来越不注意饮食的健康问题，随之而来是各种由饮食不良引起的疾病，关注饮食健康，合理搭配食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不仅能使当代中学生拥有更健康的身体，以至于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生活中。 通过本次社会实践调查，进一步了解当代中学生饮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通过相关资料使同学们多知道一些食品与营养的关系。

 二、参加对象

 初二（14）班 三、活动形式 独立活动和小组活动相结合，主要调查对象是小区里的中学生 四、活动内容 1、设计“中学生营养与健康”的调查表

 2、进行问卷调查

 3、对问卷卷调查结果进行统计

 4、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

 5、上网或查阅资料，了解营养与健康的知识

 6、制作ppt和手绘小报 7、成果分析与展示

 五、活动要求

 1.调查前要做好准备工作，想好预设问题。

 2.与他人交往中，要注意礼貌，顾及自身形象。 3.注意安全问题。 4.调查中及时记录，做好文字、相片、录音等资料收集。

 六、活动反馈

 当代的中学生学习压力大，更需要一个健壮的体格承担，同学们和家长们应对饮食健康问题引起重视。我们小组倡导的是每天营养饮食，了解日常饮食的相关知识，此外还要加强体育锻炼。 通过对中学生的日常饮食健康的调查和相关资料的查阅，使同学们了解到饮食与健康的内在联系，引起同学们对饮食健康问题的重视，增加其对日常食品所含营养及其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的了解，既扩展了大家的知识面，丰富了课余生活，又树立起健康饮食的良好意识。

 七、活动总结

 饮食与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良好的饮食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养成的，而是要增强卫生健康饮食的意识，日积月累才能有一个健康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们常常给孩子们买补品，但没注意到其实我们每天所吃的事物中有这些营养，只要合理搭配，注意每天的摄入量就可以了，何必要舍近求远呢？ 

附表：

 Q1：作为中学生你平时有没有注意营养与健康问题呢？  会注意  不会注意  不怎么注意 

Q2：正直春节期间你有没有整天大鱼大肉呢？  会有  没有  有时会有

 Q3：放假期间有没有按时吃早餐呢？  有  没有  有时有

 Q4：在正直长身体期间你觉得营养重要吗？  很重要  废话，当然重要  不是很重要

 Q5：在饮食方面，你是否有真的注意，平时都吃些什么？  零食  辣辣  牛奶面包  五谷杂粮  按时吃饭，吃早餐  多喝碳酸饮料

 Q6：你觉得怎样的饮食方式才算是健康的呢·？     ____________ 

Q7：你是否有吃宵夜的习惯？一般都吃什么？  零食  饭  烧烤  小吃  面  泡面  花生，酒 

第2篇：社会调查的方案范文

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含义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单独或者会同、委托社区矫正机构、社会调查组织（ 人员），通过走访、座谈、查阅资料等方式，了解、收集未成年犯罪行为人的性格爱好、生活环境、成长经历、心理特征、日常表现、家庭状况、监护条件、社会评价等有关信息，用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估犯罪主体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社会危险性、可矫治性、可谅解性以及再犯可能性 ，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或资料，作为案件处理和开展教育、矫治、挽救工作参考依据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诉讼程序中明确规定社会调查制度，标志着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政策上升为法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仅要了解和结合案件事实，同时要了解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及其形成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了解未成年人的有关个人情况，如其成长过程、道德品行、智力结构、个性特征、身心状况、家庭结构、日常表现以及社会关系等。因此，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成长经历、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交友情况、犯罪前后的表现情况、监护条件等。

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分析

现根据我院2015年度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况展开分析。2015年度我院共受理审查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90件102人，其中向法院提起公诉60件80人，不10件15人。结合我院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现状：

1.目前的社会调查主要局限于检察机关的审查阶段和法院的审判阶段，虽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可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但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往往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不先行启动社会调查制度，这就可能会造成公安机关无法通过先期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些案外情况，实行个别化处理，对可能具有监护条件而又无需被羁押的未成年人被先期剥夺了人身自由。

2.目前我国未成年人调查报告的调查范围不够广泛、内容不够深入，仅限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村（社区）的表现情况、学校或单位的学习、工作情况及家庭生活情况等进行调查，而对其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交友情况等没有进行深入分析，特别对身体健康状况、心理状态往往没有进行必要的医疗检查和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医学鉴定。

3.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对象相对较单一。就我院2015年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并不是对所有的未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而是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对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在校学生的，就委托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社会调查。通过社会调查，对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作出不决定。在办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外省市流窜至本市作案，由于在本市无固定居所，而去当地调查费用又较高，故对这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就很少进行社会调查，也就不可能通过社会调查报告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成长背景、生活经历等情况。

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对策

（一）存在问题

1.社会调查主体多元化。由于法律法规对社会调查缺乏明确细化的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与直接调查主体呈现出多方参与的趋势。具体可分为：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社会团体组织。由于调查主体的多元化和诉讼地位不清晰，很可能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两个问题：一是相互推卸责任，二是重复调查。相互推卸不仅造成了案件的无端拖延，也可能使社会调查工作不能真正付诸实施，流于形式。重复调查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引起被调查者的反感。

2.调查人员能力参差不齐。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发展还不完善，对调查员的选任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如我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委托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科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社区矫正科再分配给各镇乡司法所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可能会因为法律、教育、心理学等方面知识的欠缺，以及工作责任心不够强等问题，导致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不高，内容流于形式，社会调查报告内容过于简单、敷衍了事，缺乏深入的剖析和挖掘。

3.调查内容不够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但对调查内容方面规定较为笼统，在司法实践中，由于调查内容的不全面、不一致，导致调查报告不能全面反映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真实情况，以致于司法机关不能从社会调查报告中得到未成年人真实、完整的信息，影响办案质量。

（二）针对上述存在问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

1.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一般都由专门机构负责。如在日本，设有家庭裁判所，由调查官负责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庭前审查。我国可以成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聘用具备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和有未成年人工作经验的社会调查员，并不断完善对社会调查员的培训工作。

2.规范社会调查的方式、程序。社会调查主要的对象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由于社会调查内容多，涉及面广，为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必须指派二人以上专门人员或指派专门机构开展调查，以确保调查过程的公正。社会调查员要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社区、学校等地，通过走访父母亲友，邻居好友、老师同学等方式展开考察，还可以采取电话、网络等方式。同时，调查人员对调查过程及结果应当制作调查笔录，以便能全面、客观地制作调查报告。同时，在传统的社会调查方式基础上，积极引入心理测试、人格分析等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调查对象的人格特征进行分析，从而预测其以后的行为。通过多种社会调查方式的运用，使调查内容全面客观，调查结论真实准确。

3.细化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按照新刑诉法的规定，社会调查的内容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这个范围相对宽泛，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细化、明确。社会调查报告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社会调查的书面记录等原始资料，包括个人经历、家庭概况、受教育程度、一贯表现、个性特点等等，有时还可能包括在必要的时候所进行的生理、心理、人格等方面的测评结论；另一方面社会调查员通过对相关原始材料进行梳理、分析，作为中立方得出全面、客观、系统、不带倾向性的调查结论，然后依据调查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处理意见。这两方面内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份规范的社会调查报告必须完整地包括上述两方面的内容。

四、结语

未成年人由于各方面发展尚不成熟，认识问题的能力不足，可塑性较强，很多情况下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通过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对不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区别对待，使他们真诚悔罪，认识错误，以便今后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同时彰显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司法保护政策。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J]；法学杂志；2006年01期.

[2]刘立霞，路海霞，尹璐：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3]杨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调查的运用[J].法学论坛，2008（1）.

[4]尹琳：日本少年法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5]郭欣阳，从人身危险性出发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未成年人犯罪为视角.河北法学，2009，（2）.

第3篇：社会调查的方案范文

（一）调查主体

调查主体以公安机关为主，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作补充调查，辩护人自行开展调查和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参与调查较少。2013年1月至8月，林州市检察院审查逮捕未成年人犯罪件23件31人，审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7件38人。按照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实施办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和移送审查时均随案移送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材料和社会调查报告52份，检察机关根据需要补充社会调查报告17份，人民法院根据情况调查9人次，辩护人自行调查2人次。其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全部为自行调查，人民法院为委托其聘请的专门调查员进行调查。另外，统计发现重复调查比例较高，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重复调查率分别达到32.7%和17.3%。在社会调查制度实行的初始阶段，重复调查可以使社会调查报告逐步完善，但同时也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调查对象与方式

以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邻居、朋友同学、学校、社区（村委会）为主要对象，多采用访谈形式调查，没有进行犯罪危险性人格的心理评估。林州市检察院统计显示，13%的社会调查报告有3个调查对象，87%的社会调查报告有4个以上调查对象；约90%采用访谈方式，并制作询问笔录装入卷宗，另外10%采用调查问卷和书面证明等形式，作为面谈方式的补充。调查对象的占比统计，均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法定人进行调查；其他调查对象中，社区（村委会）、学校、同学较多，分别为调查对象的48%、32%、13%，朋友和其他人员较少，共占调查对象的7%。

（三）调查内容

调查材料数量和材料反映的行为事实较少，导致调查内容简单空泛。林州市公检法机关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主要包括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条件等。在实际运用调查材料作出判断时发现，向父母、邻居、同学、老师了解情况时，有的因为人情关系，不能如实叙述未成年人现实表现；有的仅简单叙述平时表现好或者不好，具体如何好或者如何不好没有事实反映。犯罪原因多是“父母管教不严”、“家庭经济条件差”，对父母如何管教、家庭收入数额等没有深入调查。诸如此类过于笼统的调查材料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都适用，有的还存在逻辑矛盾，不能为最终出具评估意见提供客观、充分的事实依据。

（四）调查报告使用

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参考使用的同时，缺乏对调查报告的审查、监督。侦查阶段即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使得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在审查逮捕、审查、量刑和法庭教育等环节作为办理案件的参考，但普遍存在不核实调查材料，不审查报告内容的现象。林州市检察院在出庭张某涉嫌抢劫罪时就发现：公安机关对张某进行社会调查后认为张某认罪、悔罪，庭审时张某向法庭提交一份悔过书。公诉人认为如果认定张某悔过，将会对其从轻处罚，建议张某当庭宣读其悔过书。而张某当庭宣读的悔过书，对查明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随提出不能根据社会调查报告认定张某认罪、悔罪，并得到了合议庭的支持。

二、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实践现状的解读和分析

（一）调查主体不规范，导致调查工作流于形式或出现纰漏

我国法律规定的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控诉方（包括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辩护方、社会团体组织、法院。具体而言：

1.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进行社会调查，会导致办案人员工作量的大幅增加，通常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细致调查。在案多人少、司法资源不足的现实条件制约下，办案人员自行调查不可取。

2.律师进行社会调查，会因为职业自身的利益倾向性，以及进行辩护的需要，通常更加注重收集那些对未成年人有利的材料，忽视那些可能给未成年人带来不利的材料，难以确保调查结果的客观真实。

3.法院进行社会调查，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诉讼中法官中立的宗旨。法官参与调查，不可避免地会掺杂着个人的主观色彩和先入为主，形成对案件的预断，不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公正审判。

4.社会团体组织进行社会调查，主要是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部门、共青团、妇联等。由于这些工作机构及人员配备不完善，一般公民并不具备调查专业知识，对案情不了解，对诉讼也相对陌生。另外，在调查的规范性、客观性、科学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调查过程中经常遇到社会调查对象拒绝等原因，难以保障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实践中，这些主体进行社会调查的比例亦较低。

5.多部门进行社会调查，很可能使社会调查工作走向两个极。一是重复调查，各个调查主体基于其角色本能，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冲突的问题；二是相互推诿，使社会调查工作流于形式，出现适用率低、实效差的问题。

（二）调查指标不具体，不能科学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

1.缺乏具体的事实依据。原始调查资料是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基础，而收集的材料应当是反映行为人现实表现的客观事实，不是结论性意见。但这恰恰是调查内容的盲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经过近15年试点探索，各地具体做法不尽相同。目前，最具代表性且适用较多的是四见面制度。该制度要求，与涉罪未成年人见面，了解家庭情况和思想状况；与监护人见面，了解性格特征和成长经历；与学校、单位、社区有关人员见面，了解社会交往、学习、工作情况；与看守所人员见面，了解认罪、悔罪表现。上述人员中，除涉罪未成年人本人外，大多与涉罪未成年人是亲属、朋友关系，如果不随机选取足够多的调查对象、询问详细的行为事实，就很难得到客观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现实表现的依据。

2.缺乏犯罪危险性人格测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是通过调查行为人的人格，查明行为人有无犯罪危险人格，发现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并以此作为司法机关实施个别化处理的参考。因此，专业性的心理学人格测量是对人身危险性最为可靠的调查，应该是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对性格、气质的判断，属于人格刑法学的范畴，需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判断，其理论基础是人格行为论和人格责任论，运用投射测验、自陈量表、主体测验、行为评估技术等人格测量方法。显然，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人性格、气质评估，是办案人员凭借自身经验、社会阅历的朴素认识。

3.缺乏统一操作标准。新刑诉法对调查的内容进行了列举，如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由于要求比较宽泛，所有各地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细化和补充，同时也造成了社会调查报告在客观内容方面不统一。如林州市人民法院《失足少年调查表》把“对书指控被告人已构成犯罪有无意见、对法院审理本案有何看法和要求”设定为调查内容。

（三）调查人员不专业，导致调查方法不科学和调查结论不可靠

1.调查人员权利义务不明确。一是没有赋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之外其他机关、组织进行社会调查所必须的权利。其中，反映较多的问题缺乏相应的会见权、调查权。如，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在判决前除承办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和辩护律师外，其他人员不得会见。如果调查人员没有会见涉罪未成年人，就不可能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特征和犯罪背景。二是调查人员身份不统一。参考各地的社会调查操作规程可见，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妇联、学校、聘请的社会调查员，以及其他多类社会组织均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根据刑法规定，这些组织、人员分别属于不同性质的主体，如果对其违法调查行为进行处罚，则会存在同种违法行为不同种处理的情况。三是违法调查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各地运行的社会调查制度对于调查人员除了形式上的客观、中立强调外，并没有具体的措施来保障其客观、中立。一般而言，在国外，担当社会调查员普遍具有客观、中立的职业要求，而且对其工作还有司法监督和公众监督，调查中的舞弊行为一旦查实，不但其调查报告将失去参考价值，而且调查人员还可能按伪证罪论处。[1]

2.调查人员不具备相关知识。我国当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立法与实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组织、志愿者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均可进行社会调查。但是目前，无论由谁进行社会调查，调查人员专业化不足、素质欠缺的问题比较突出，直接导致社会调查方法不科学、结论不可靠。部分报告只是对事实的列举；部分行文语言含糊、逻辑混乱；部分报告不必调查只需要用一般认识就可能得出，如将性格特征简单地归结为内向和外向，将涉财犯罪的动机习惯概括为缺钱花、抵制不住钱的诱惑等。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探索

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一方面要从制度本身入手，细化原则性规定，增强其司法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从机构设置、司法理念以及协调机制方面努力建构适合的制度运行环境，从而保证制度在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时顺利实施。

（一）树立科学的少年司法理念，指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

1.树立双向保护理念。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注意对未成年人保护和对社会保护的有效结合。调查必须实现对未成年的实体保护，要求调查主体合法、调查形式合法、调查采取的具体方式合法，不能用不正当或者非法的方式。调查报告内容必须客观真实，调查人员在进行调查时应避免先入为主的思想，必须坚持客观公正，既不能为打击犯罪，收集不利于涉罪未成年人的材料，又不能迁就涉罪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

2.树立客观、中立理念。社会调查人员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调查报告应当事实求是，客观全面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基本情况和犯罪背景材料，理性判断分析受调查者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避免受到其他人、社会舆论等的影响带有偏见性调查。如同情或者痛恨的态度，必然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和真实。

3.树立全面调查理念。基于教育挽救的目的，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及其生活环境进行全面的调查。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导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诱因，以及影响其选择行为方式的条件因素。

（二）细化社会调查制度，增强其可适用性

1.规范调查内容。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和教育的参考，必须具有统一调查指标。

2.引入心理学人格测量。专业性的心理学人格测量是对人身危险性最为可靠的调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正式引入人格测量。同时注意，在运用人格测量结论时不能因为负面的测量结论作出对涉罪未成年人不利的处理。即，如果涉罪未成年人人格比较健康，应当作为减轻、从轻处罚的依据；如果涉罪未成年人人格不健康，不宜作为加重、从重处罚的依据。

3.合理界定调查对象范围与人数。向监护人、亲属了解情况，应当详细询问能够反映涉罪未成年人表现的具体事情，并通过调查邻居、同学等予以印证。向同学、同事、朋友、邻居等了解情况，应当随机选取3至5人以上进行调查。特别需要避免的是，不能仅向涉罪未成年人及其其监护人提供的人员了解情况。

4.加强对调查报告审查监督。加强对调查报告真实性、合理性、逻辑性审查力度。对收集的书面记录、书面材料、调查表等原始资料，重点审查材料数量是否充分、反映事实是否客观、调查内容是否全面。对调查结论，重点审查判断方法是否科学、对涉罪未成年人的评价与调查的原始资料、涉罪未成年人的的供述、相关证明能否相互印证，是否需要补充调查。

（三）促进调查主体阶段式发展，在组织制度上保证社会调查适用

1.社会团体组织的调查能力不能满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需求，社会调查的首要主体应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共青团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为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不够详尽，可以补充进行调查。

2.逐步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承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职能。鉴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需要，应当由中立第三方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接受司法机关委托开展社会调查。

（四）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确保调查报告制度良性运行

社会调查报告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有重要意义。一是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需要启动社会调查程序，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补充调查；二是社会调查主体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辩护人、共青团以及其他组织机构；三是取得调查报告的原始材料，需要向涉罪未成年人的亲属和所在社区、学校、单位调查取证；四是社会调查报告要作为审查逮捕、审查、教育和量刑、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的参考。因此，需要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各个环节紧密衔接，让参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多个部门既各司其职又协同配合，可全程可分流，资源共享，保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良性运行。

第4篇：社会调查的方案范文

论文关键词 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 全程运用

社会调查制度，也称品格调查制度、人格调查制度、审前调查制度、量刑调查报告制度、判决前调查制度等，即对犯罪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行为特征、事后表现等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调查，最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责任程度进行评估，以此作为法院实施个别化处遇的参考。①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日益受到重视，然而如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积极贯彻“教育、挽救、感化”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依据及现状分析

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做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在不断完善之中。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

经过多年的有益探索和尝试，社会调查制度渐趋程序化、规范化。但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我国目前的社会调查主要局限于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的审判阶段，相关法律并没有对社会调查的启动阶段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等情况开展调查，一般是在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进行的。这也将会造成公安机关无法通过先期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些案外情况，实行个别化处遇，对可能具有监护条件而又无需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先期剥夺了人身自由。

第二，目前的调查报告仅限于未成年被告人在社区的表现情况、学校或单位的学习、工作情况及家庭生活情况等项内容，范围不够广泛、项目不够全面、内容不够深入，而对其身体健康状况、心理状态往往没有进行必要的医疗检查和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医学鉴定。

第三，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的结论由检察机关或由青少年事务社工一方作出，而目前基本上没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规范，现有的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只是原则地规定了调查报告的大致内容，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调查程序和方式以及调查报告是否具有品格证据规格都没有规定。此种操作模式无法使法庭“兼听则明”地决定对这些背景材料的采信与取舍，也疏于制衡，难以实现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全程运用的可行性考量

由于我国的诉讼模式、司法体制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刑事诉讼既未实行审判中心主义，也未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相分离，奉行的是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实行的是公检法流水作业的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进行，即在不同诉讼阶段，不同的机关都具有终结诉讼的权力。因此，在这样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模式之下，有必要在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阶段就启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

首先，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有助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情节是否轻微、是否有逮捕必要、是否需要判处刑罚等。从犯罪主观方面而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大小直接反映了其犯罪情节的轻重程度。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历程、道德品质、个性特点、智力结构、身心状况、家庭社会关系等基本情况，综合分析其犯罪主观方面的原因，进而判断其主观恶性的大小。从犯罪客观方面而言，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害性是衡量其犯罪情节轻重的重要指标。未成年人的自控意识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社会调查报告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违法犯罪后的行为表现以及平时一贯表现来考察判断其自控能力。此外，在实践中，是否具有监护条件和社会帮教条件，往往也是司法机关判断决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必要逮捕的一个必要条件，社会调查报告中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的记录也是司法机关掌握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

其次，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全面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原因提供了重要依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寻找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处理的最佳方式；二是探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行为的原因，并据此制定科学的教育矫正方案。由此可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司法机关用来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原因的重要参考资料。我国设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初衷就是出于教育、挽救、感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定价值诉求，因此，将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就是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前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以及性格特点、人格特征等引入到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工作中，并从中了解其犯罪成因，以期实现个别化处遇。

再次，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贯彻刑事诉讼“全面调查”原则的充分体现。“全面调查”原则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除了应查明案件事实本身之外，还应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生活环境等导致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必要时还可以进行医学、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方面的鉴定，并根据调查结果选择适用最佳的处理方法。可以说，对未成年人适用特殊的诉讼制度是各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贯原则，这也是基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及犯罪特点考虑的，目的就是为有效教育、挽救和感化未成年人。

综上，社会调查制度全程化，即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前的初查阶段适用，有利于确定对涉嫌的未成年人案件是否应当立案；在立案之后的侦查阶段适用，有助于确定对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必要逮捕；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有助于判断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起诉或者不起诉；在审判阶段适用，则可以据此判断该未成年被告人是否应当判处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更加有利于其回归社会。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构建设想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有助于犯罪未成年人的挽救改造，有助于司法机关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鉴于目前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现状，我们认为，应当借鉴各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第一，应当明确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工作前移至案件的侦查阶段。如前所述，在公安机关立案之后，提请批准逮捕或起诉之前，委托专门机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有利于慎重决定对未成年人适用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具有先天优势。

第5篇：社会调查的方案范文

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1.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下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从制度设计来看，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在于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和救治的态度，同时体现刑罚个别化理念。因此，社会调查制度原则上应当针对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开。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该项制度的操作出现了异化。一方面，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制度的启动往往只是针对轻型刑事案件，这种案件选择性适用使该项制度的初衷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该项制度往往客观上变成在“教育、感化、挽救”名义下迁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

2.社会调查阶段不明确、调查主体不明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应当在哪个阶段展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实行的是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诉讼的进行。同时，我国奉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定罪和量刑并未截然分离。因此，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可以并存于立案、侦查、审查以及审判、执行各个阶段。

事实上，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出台，在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制度。公安部也早在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中对此有所规定。实践中，昆明市盘龙区的“合适成年人”模式也将社会调查提前到立案侦查阶段。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社会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四类主体均有存在，且具体做法也各有不同。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是由检察官自行开展调查，同时引入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调查;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在实践中都是委托被告户籍地司法局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则由法官自行调查;有些基层法院则委托陪审员进行调查。

上述做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路径，有其合理性，但客观分析，却又各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自行调查虽然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人数有限，且自查自判有违中立的地位，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3.社会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论证充分性欠缺

目前，各地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希望通过规范社会调查的内容和设置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使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然而，从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同时报告对被告人的描述过于简略，具体分析不够，调查结论和调查依据之间欠缺逻辑论证。

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构想

1.明确社会调查的功能定位。

既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的制度设计在于充分考虑未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实现刑罚个别化理念，那么就应当扩大社会调查制度的范围，将其适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时，又要防止将该项制度异化为对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要审慎考察社会调查报告，中立对待社会调查报告的结论。

2.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充分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社会调查的主体多元，实践中存在调查主体欠缺中立性、专业性的问题，同时调查主体的经费支出困境又限制了调查的深入开展。尤其是针对目前未成年人异地犯罪的案件，社会调查出现执行难的情况。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公检法三机关在不同诉讼阶段都有可能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一方面调查报告难以深入，另一方面又造成资源浪费。建议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机构，安排专门的社会调查员，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

第6篇：社会调查的方案范文

一、学界研究现状

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学界之间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但对于该证据属于何种类别,学者的意见又表现出差异。罗芳芳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相关性、专业性和科学性、应用性,属于专家证据; 张静、吴燕、杨飞雪等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具备了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应当被视为证据,其属于品格证据;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证据,而仅具有参考作用。 皮艺军认为,“证据必须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然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多指向犯罪原因,与案件事实并不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因此不应被采纳为证据。 郑圣果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刑事证据的概念、本质等不符,只能作为办案时的参考。 对此,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之列。

二、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分析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一)从证据的定义考察

法谚有云:“不明白某学术上之用语者,亦不明白该学术”。由此可见概念之重要性,因此欲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证据进行判断,必须从证据的定义入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而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包括未成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监护条件、平时表现等内容,这些内容虽然能够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一定的评估,但是和案件事实却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不能证明未成年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实施犯罪的地点、手段、场合等案件事实,因此难以称之为证据。对此,药家鑫案件或许是最好的说明。案发后根据法庭调查,药家鑫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药家鑫平日在校表现非常好,学习优秀,得过13次奖励,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内向平和,是个好学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却在被害人毫无还手之力时对其痛下杀手最终致其死亡。在这一事件中,药家鑫平日的获奖证书、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评价都不属于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不应以证据来认定。

(二)从证据的形式来看

依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其规定了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但是从笔者的角度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归属于上述分类中的任何一类。

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但是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案件情况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外,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是自然人,因为对案件情况的了解必须通过自然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和大脑才能形成,而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通常都是由公安机关、检察院等非自然人完成的,因此将其称为证人证言并不妥当。

(三)从证据的特征来看

客观性是证据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却并不具备这一特征。通常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会涉及到未成年人平日里的表现、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等内容,由于这些内容都是以“意见”的形式作出的,因此难免掺入评价者自己的主观因素,评价者自己的学识、成长经历、社会阅历、其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关系等都将影响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观性极强,随意性较大。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可能存在多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难免会有差别,这就使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不复存在,因而难以称之为证据。

(四)从证据的质证来看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一般由控辩双方提供,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质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 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可以自行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社会组织进行调查。

由此便出现一个问题,倘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那么其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是法院自行调查完成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如何完成质证呢?莫非法院还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这不仅与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不相符合,在实践中也根本无从进行操作。因此从证据的质证这一方面来看,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也是行不通的。

(五)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

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此规定将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排除在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的范畴之外,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范畴,因此这个规定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没有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此外,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这一规定将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列为并列关系,也说明了我国并未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

再者,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也透露出了同样的信息。其第四百八十六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只是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而并未将其认定为证据。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是为了、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而设立的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由于其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而且主观性极强,因此难以称之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而只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参考资料。如果强行地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不仅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实践中也面临也质证方面的困境。

注释:

第7篇：社会调查的方案范文

一、进行个案、类案分析，及时堵漏建制，削除影响，提升检察机关自身和发案单位的社会管理信任度

个案、类案分析具有现实性，属于事后预防，它通过对一段时期内检察机关立案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研究，找出职务犯罪案发的原因、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对策，帮助发案单位建章立制，堵塞漏洞，以此为诫教育领导干部，杜绝职务犯罪的再次发生。这时候的犯罪分析较之预防调查报告更具针对性和及时性，针对立案查处的案件查找出的问题和原因更具体、分明，乘势提出的建议对策也更实用、可行、有震慑力，更能从根本上、源头上遏制职务犯罪的再生，帮助发案单位改进社会管理工作方法，重塑良好的外在形象。与此同时，也会扩大检察机关的办案影响，向人民群众展示国家反腐的成绩和实际行动，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提高检察机关的群众信任度和依赖度。因此，对于检察机关办理的每一起职务犯罪案件，职务犯罪预防部门都要积极与反贪、反渎部门密切沟通联系，及时掌握案件事实和处理进程，深入了解犯罪嫌疑人在每一办案环节的思想动态，必要时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人员可以与嫌疑人见面谈心，与嫌疑人亲朋好友和单位领导同事会谈，形成高质量的个案剖析或类案剖析报告，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的建议对策，发放发案单位，监督纠正改进，真正实现办理案件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深入开展预防调查，形成可行的高质量预防调查报告，为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检察机关社会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预防调查具有预防职务犯罪、宣传教育职能，具有前瞻性，是事前预防和事中预防。它是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检察机关正确地预见下达工作目标提供基础性的第一手参考资料，作用非常重要，是职务犯罪预防六大块工作之一。因此，要高度重视，认真仔细开展。一是围绕大局开展预防调查。围绕调结构、转方式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改善民生等重大决策部署，结合当地党委政府的阶段性工作重点， 同步开展预防调查，及时发现已经导致或可能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体制、机制和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漏洞；二是围绕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和重点人员进行预防调查。通过走访群众、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等预防调查形式，深入分析引发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围绕健全制度、控制和遏制职务犯罪，形成有理有据、切实可行的的专项预防调查报告，为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检察机关进行社会管理当好参谋、提供决策依据，做到防患于未然。如针对目前水利系统职务犯罪日渐多发，国家扶持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屡不达标，注入资金被贪污、截留、挪用现象严重的问题，及时对近年来汝州院查办的水利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梳理分析，采取实地到水利及与水利资金项目有关的部门深入走访调查、调阅有关资料、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方法，查找分析水利系统职务犯罪的特点、规律、成因，重点对多发、易发职务犯罪的薄弱环节和关键部位加强研究，查找体制漏洞和机制问题。然后从增强职业道德教育、完善制度、严格管理、加强监督等方面，提出治理和防范的对策措施。形成有分析、有对策、高质量的预防调查报告，及时向当地党委、人大、政府和行业主管、监管部门提出治本性预防对策和建议，促进职务犯罪源头治理。

三、加强检察建议的应用，促进社会管理水平提高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在纠正错误、堵漏建制、预防犯罪以及弘扬社会正义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如果把检察建议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和预防调查有效结合在一起，会更快更直接地助推职务犯罪预防，帮助发案单位及时改进管理社会方法，更好地为社会、为群众服务，从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主要应用措施为：一是案案有建议。一个单位既然发案，就一定存在工作漏洞，实行一案一建议的做法，能够引起发案单位对职务犯罪危害性、预防性的高度重视。二是建议内容要深入可行。检察建议同个案类案分析报告和预防调查报告一样有问题、有分析、有建议对策，决不能敷衍了事。三是延伸预防，拓宽预防渠道。在执法办案中，不能满足就个案中的突出问题提出检察建议，而要从职务犯罪大多利用职务和身份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具有行业性特征出发，注重总结普遍性、倾向性和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深层次分析总结，在系统内组织开展全行业的职务犯罪预防活动。四是上门送达。为使检察建议真正发挥作用，防止检察建议流于形式，所有检察建议均实行上门送达单位办公室负责人签收的方法，确保单位一把手知道，并监督其及时将落实情况反馈给检察机关。五是借助外力强化跟踪反馈。检察建议发出以后，可以采取加强与检察监督员的沟通联系，借助其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优势，邀请他们同检察人员一起对被建议单位进行联合回访，及时掌握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确保检察建议得到落实反馈。通过上述五项措施，保证检察建议作用的有效发挥，对延伸执法效果、预防职务犯罪、参与社会管理起到一定地助推作用。

第8篇：社会调查的方案范文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9-046-02

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能否在违法犯罪后获得有效矫正，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荣辱，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兴旺发达。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尚不健全，更易被不良环境和社会习气所影响，从而引发违法犯罪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其心智也更具有可塑性，便于通过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改造、教育、保护更应该细致、完善，在法治发展历程中，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由于在维护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对其进行科学改造过程中的突出作用，逐渐获得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可，社会调查已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相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在法治发达国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应用。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

（一）含义

社会调查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通过走访，深入了解未成年罪犯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诱使其犯罪的主客观因素，在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心理矫治对未成年罪犯进行心理引导和心理测试，以期对未成年罪犯的品格和成长、改造环境做出科学的分析，使公、检、法机关能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犯罪未成年人选择恰当的处理方式。

（二）社会调查的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并非越完备越好，限于社会调查员的精力和调查的必要性，社会调查并非要对未成年人的一切成长环节都做非常详细调查，社会调查的重点，应当是：对未成年罪犯犯罪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因素；未成年罪犯的个性特点及矫治现实可能性；未成年再社会化的条件，包括：（1）身心状况。如健康状态、心理发育、智力程度等。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如是否为学生，有无辍学、流浪等情况。（2）性格及不良习性。包括个人性格、兴趣爱好、社会交往等情况。特别要考察有无小偷小摸、迷恋网络游戏、酗酒、打架、欺压他人等不良嗜好，阅读不良读物、浏览不健康网站等。（3）学校表现或工作表现。包括在校学习、表现情况，学校教育管理是否得体，学校周边环境。如已参加工作，则重点考察其工作期间工作表现、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工厂附近环境秩序等。（4）家庭成员构成，父母是否健在，家庭关系和睦与否，家庭是否完整。（5）居住地社会环境及邻里关系，如邻里关系正常与否、邻里评价等。

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试行多年，各地司法机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工作，新刑事诉讼法 中也第一次对这一制度予以明确规定，在随后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其给予了进一步细化。但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仍有不完善之处。制度制定如何，直接影响其司法实践的效果，制度的缺失之处必然影响其规范社会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探讨，明细问题所在，提出完善建议。

二、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缺陷

在我国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简单，社会调查制度并不完备，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

（一）社会调查制度设置不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项可选择程序规定，这极有可能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不愿花费人力物力进行社会调查，有多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会进行社会调查是一大问题。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各地进行的试点中，调查模式各不相同，调查员的选定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调查报告的质量难以实现调查制度设计的初衷。

（二）异地调查缺失

进行社会调查的试点地区，针对的对象都是具有本地户籍的未成年人被告人，而在户籍不在犯罪地的未成年被告人，鲜有开展相关调查。例如北京市法院每年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外地户籍的未成年人已经占到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75%左右，但对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的调查工作除海淀区人民法院以外，基本未开展。 公平正义是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可能成为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的重要辅助资料，因而这一现状将会间接产生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在逮捕、量刑方面的不平衡。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日益引起民众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异地调查制度的缺失难免引起民众对未成年司法公正的正确认识。

（三）调查员业余化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将可以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和团体，调查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各地的社会调查试点中，各地进行试点的司法机关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不同的摸索，调查主体比较混乱，如律师、学生志愿者、教师、公益机构、青少年保护委员会、专职的社会调查员在各地的社会调查中都发挥着作用。除专设社会调查员外，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自身法律素养如何难以保证，调查能力也因人而异，且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法全身心投入到社会调查中。社会调查工作内容多、条件辛苦，这要求调查员应具有较高的自身修养，除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定的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经验、掌握统计调查所需的基本能力。现阶段，我国社会调查主体还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亟需建立高素质的调查员队伍，实现调查主体的职业化、专业化。

三、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社会调查为必经程序

现阶段，将社会调查规定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但与顺利改造犯罪未成年人相比，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现有人力物力财力能够承受这样的“额外负担”。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启动社会调查由案件承办人或承办机关决定，这不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平等保护。而许多国家将社会调查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的必经性前置程序，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全面考察未成年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帮教条件。因此，建议将社会调查制度确立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程序，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二）社会调查主体专业化

在我国社会调查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这样规定虽有利于社会调查的开展，但是缺陷亦很明显：一方面，控辩双方基于各自诉讼职能，各自进行的调查难免有失偏颇，难以保证客观和全面；另一方面，委托其他社会团体调查，虽可避免上述立场问题，但社会团体成员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职责，社会调查只能是在不影响其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进行，难以全身心投入调查工作，势必影响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且调查人员的法律素养、调查能力、调查积极性都无法得到可靠保证。调查工作难以做到专业、精准，调查报告难以保证客观性。基于此，可借鉴国外社会调查员专职化的经验，在法院内部，独立于审判法官，设立专职社会调查员。社会调查员实行和法官一样的选拨、任免制度，并且定期进行专业技能提升培训，不断提高调查员的社会调查能力。

（三）规范社会调查程序

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参考，让不必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处理，如撤销案件、不起诉、暂缓起诉。为了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的这一功能，应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同时，应通知法院指派调查员进行调查，社会调查和侦查同步进行，各有侧重。调查员将调查报告及时提交侦查机关，以便及时准确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决定是否提请逮捕、是否起诉、是否暂缓起诉、量刑时参考等。

社会调查员接到调查任务后，应当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如果通过实地调查难以判断犯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或人格特性的，可以采用心理测试、精神鉴定等方法进行测试，并结合实地调查资料，制作出严谨的社会调查报告。此外，在建立外地户籍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过程中，可采用委托犯罪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法院来进行异地调查工作的方式，既节约调查成本又可提高调查质量。

日本《少年法》规定，在调查、审判的全过程，法官要与调查官保持充分的联络，借此监督调查活动的不当之处，保障法律正当程序的要求。 为了保证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节约调查力量，调查员的调查活动应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如果调查员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时，检察机关应及时给予指导、纠正，构成违法犯罪的应及时给予相应的纪律或刑事处分。对调查员，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实行回避制度，以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四）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使用

调查报告的目的在于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习性，因此，应在不泄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和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提供相应的查阅、复制服务，方便律师、监护人采取有效的手段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便于社区矫正机构、监狱全面了解未成年人习性，以实施有针对性的改造。如披露的信息不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则不应予以披露。

调查报告制作者出庭接受质询。调查员出庭时间可确定在法庭调查之后、法庭辩论之前，在这个阶段调查报告的内容不会影响法庭调查的正常进行，同时也方便后面的法庭辩论中控辩双引用调查报告内容支持己方观点。在庭审中，调查员出庭宣读报告时的身份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有学者认为，在庭审中应当将社会调查员看作是独立的、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以其独立的地位参与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 在我国，应为调查员出席庭审设置相应席位，该席位可参考兰考县法院做法，将其置于证人席旁。 此外，对调查报告的采用，应当在刑事判决书中写明，在判决书中写明调查报告的相关内容不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反而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有利于使未成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有利于社会公众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可以参考青岛市法院的做法，在判决文书中，在审理查明的指控事实之后，单独一段书写通过社会调查查明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人情况，重点分析被告人人格情况和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

注释：

为表述方便及区别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本文中将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为新刑事诉讼法.

谭京生，赵德云，宋莹.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调研及建议.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6）.第35页.

日本《少年法》，载孙云晓，张美英主编.当代未成年人法律译丛（日本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第9篇：社会调查的方案范文

【关键词】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量刑建议；民主法治

目前，世界各国都普遍重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因为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也会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但决定未成年违法行为进入刑事司法体系的评判标准之一，而且在进入刑事程序以后，与基本的犯罪行为事实共同决定了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行刑。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实施现状而言，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都存在很多问题，与国外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制度原则性的指导，构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提出完善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希望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助益。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原则的指导，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进行规范，就要确立一定的适用原则。

一、双向保护原则

双向保护原则是少年司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正确适用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的原则。双向保护原则是指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中，既保护少年的利益，体现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同时还承担恢复社会秩序，有效的惩治犯罪的职责。《北京规则》第5条对双向保护原则有如下规定：“不仅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而且还应当根据本人的情况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反应。还应当确保对罪犯的情况和违法行为、包括受害人的情况所做出的反应也要相称。”因此未成年社会调查报告也必须注意对未成年和社会的保护的有效结合。一方面，调查必须实现对未成年的实体保护，要求调查主体合法、

调查形式合法、调查采取的具体方式合法。不能用不正当或者非法的方式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资料，两一方面，调查报告内容必须客观真实，调查人员在进行调查时应避免先入为主的思想，必须坚持客观公正，不能带有偏见性调查，保证调查的结果客观公正。调查人员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对于无法查清的且不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被告人的事实，不应当写入调查报告。

二、客观、中立原则

客观、中立是司法人员的基本原则，也是审判公正的基本保证。客观、中立原则，指调查员应当事实求是，客观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和犯罪背景材料，不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调查员在进行调查时，如果受未成年人亲属的影响，抱着同情或者痛恨的态度进行调查，这必然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和真实性；如果受媒体对案件态度的影响，也会影响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因此，在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中，为确保调查结论的客观公正，社会调查员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要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避免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带有偏见性调查，理性判断分析受调查者所陈述内容的真实性，调查报告才能客观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情况。

三、全面调查原则

全面调查原则是指司法人员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除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外，还要基于教育挽救的目的，对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及其生活环境进行全面的调查。全面调查原则在我国《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均有所体现。少年时期是人容易发生变化的时期，身体各部都在迅速生长，情绪和个性特征也在发生剧烈、明显的变化，导致生理、心理与社会年龄，依附性与独立性，活动能量与自制力，需要与可能，现实与理想等一系列突出和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和变化与未成年人的犯罪有着直接的联系。因此，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必须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导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诱因，以及影响其选择行为方条件因素对预防未成年人的犯罪，净化社会环境，找准感化点，有的放矢地改造、管教未成年犯罪人，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对未成年人进行全面调查，是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重要体现，反映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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