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教育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科学教育政策范文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强调“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C1]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科学教育在“”后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向现代化、科学化道路迈进的新起点。它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把教育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根本上保障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尽管《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没有明确指出科学教育的地位和发展等问题，但是因为科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而经济建设的发展又急需大量掌握先进科技的人才，这就从根本上保障了科学教育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地位。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使我国的教育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在规模、效益、结构、质量上协调发展，教育管理体制、投人体制和办学体制及相应制度要不断深化。[23《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在邓小平南巡重要讲话的发表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颁布实施的关于教育改革的重要文件．它确立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必须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指导原则，标志着我国的教育事业进入到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的新阶段．成为指导20世纪90年代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文件，对促进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的确立，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显，科学教育作为培养优秀科技人才，进而促进科技发展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强化。科学教育作为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技能的途径也逐渐受到重视。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个重要的教育文件都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在经济改革试点取得成功的前提下出台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更是伴随着国家向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而颁布的。[教育政策的这种浓郁的经济改革背景虽然在提高科学教育的地位，改变改革开放前科学教育的政治化倾向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科学教育的进步和健康发展，但是，将科学教育，甚至整个教育定性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严重限制了人们对科学教育的正确认识．进而对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比如，由于过度强调科学教育的经济功能，我国的科学教育中存在只重视科学知识灌输．而忽视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培养的弊病：由于过度强调科学教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而忽视了科学教育所具有的人文性和精神性，致使我国教育中存在文理沟通缺乏，治文者蔑视科学，学理者轻视人文的状况。

二、2O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科学教育政策

随着对教育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逐渐抛弃了改革开放初期过于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忽视教育的人文功能的倾向，逐渐认识到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培养人的工程．科学教育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也不仅仅是为了教授学生科学知识，而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知识、方法、素养。于是，教育政策逐渐从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转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强调素质教育上来。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以素质教育为核心，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的意识，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习惯，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明确将科学精神的培养作为教育的目标，改变了以往的教育政策过于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对科学精神的培养的弊端。此外，决议中提出要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并将素质教育的内涵和实施要求具体化，这有利于克服以往科学教育中过于强调科学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而忽视从儿童自身全面和谐发展的角度对科学教育进行定位和考察。同年颁布的《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T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并列出专章进行详细的说明尽管该阶段已经明确将素质教育作为教育发展的核心，作为教育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教育自然也应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全面提高广大学生的科学素养、科学知识和科学能力等各个方面。但是，在制定的教育法律法规中仍然未明确提及科学教育，科学教育在教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仍然未得到明确的认识，这与科学教育在教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以及科技发展在国家整体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不相称。

三、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科学教育的政策分析

进人21世纪之后，科技和人才的竞争日益激烈，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掌握先进技术和知识的高素质人才。为了适应新时期对科学人才的需求，我同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科学教育法律法规，有效地保障了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我国的科技竞争力。以2001年6月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为标志，我国基础教育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式启动。以纲要为指导。2001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和《全F1制义务教育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关于中小学科学教育的课程标准，对促进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和《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都鲜明地将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作为科学课程的宗旨，这有利于引导教师和学生改变传统课程过于注重知识和技能传授的倾向，强调科学过程和方法，注重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使学生学习科学的过程成为科学探究、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和形成科学价值观的过程。两个课程标准都突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关注人文教育，力倡个性化教学，凸显人文精神，让科学课程成为启迪学生心智、催生学生生命活力的源泉和动力两个标准中对学生主体意识的强调，对培养学生鲜明的个性、勇于创新和探索的精神，不盲从于教材，不迷信于权威的精神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21世纪的优秀人才。两个课程标准是对改革开放20多年间科学教育改革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我国的科学教育走人新时期的指导性文件．为推动我国科学教育向更完善和健康的方向发展指明了道路。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和实施，它是我国加强科学技术普及T作、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部重要法律。[51它以法律形式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组织管理、社会责任、实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各主体的相互关系，以及保障措施和法律责任等一系列问题做了明确规定。它把科普作提升到国家振兴和民族强盛的战略高度．标志着科普T作进入了一个法制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倡导科学教育的氛围。

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正式颁布和实施，它明确将显著提高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到2020年前实现创新型国家列入发展目标之中．并充分肯定教育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兴趣和科学精神．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养。两部重要的与科学技术相关的法律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同，有利r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这是科学教育健康发展和实施所必备的社会环境2006年3月20日《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南国务院印发并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开始了进入了南政府推动、全民参与的历史新时期。这是我同历史上第部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纲领性文件，它是贯彻和实施《I卜华人民共和同科学技术普及法》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一项重大举措。|6它在我罔科学教育发展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它将提高全体公民的科学素质定位为突破人口素质瓶颈的基础性社会T程，指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一项基础性社会一r程。其次，它非常明确地指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界定为包括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崇高的科学思想和精神、掌握应用科学素质处理实际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再次，设定了科学素质建设的近期、中期和长远二三个阶段的明确日标，指~112010年，公民素质明显提高，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围家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到2020年，公民素质达到世界主要发达同家21世纪初的水平；到20世纪中叶达到人人具备基本科学素质，公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的地步。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纲要提出了实施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科学教育与培训工程、科普基础设施工程等一系列完备、具体的措施。并且为了保障目标的达成和具体措施的实施，纲要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到政策法规保障、经费投入保障、专业人才支持以及检测评估等多种保障措施。尽管纲要是针对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质而制定的，科学教育的实施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但是，一方面科学教育的性质决定了要取得优质科学教育必须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科学文化．反对迷信的社会氛围，而良好社会氛围的形成的关键在于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素质，所以，纲要的颁布和实施为科学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和心理氛围。

第2篇：科学教育政策范文

【关键词】科学化 思想政治教育 重要性 构建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1-0107-02

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是时展的必然趋势，进一步深入科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更加清楚的理解并运用思想政治的相关规律。要想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必须要对其进行细致的了解与分析。

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再认识

（一）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内涵

“科学”一词最早是康有为根据英语science翻译过来的，它是人们正确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过程。

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就是要在正确的理论路线指导下，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达到认识并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规律的目的。这个正确的理论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路线。即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持社会主义路线，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并熟练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规律。

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规律包含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其自身产生并且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是其在工作过程中的方式方法的规律，还有就是受教育者思想品质树立并发展的规律。这三方面的规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中，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方式方法规律是最为重要的，科学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内涵就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即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实效性也体现在三个不同方面，一方面是指受教育者学习、掌握并运用思想政治规律的效果，另一方面是教育者开展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具体就是指教育者的工作效率，还有就是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社会效益起到的作用，也就是指受教育者在科学的思想政治规律指导下，能为社会带来多大的效益。

（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现状及发展方向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有一定的科学化色彩，教育者为了传达给受教育者更多的思想政治信息，就会在日常实践活动中不断总结，对于一些客观规律进行较细致的探讨，但是这些做法还不足以形成科学、规范、合理的体系与规模，教育者本人也不能凭借零散的实践活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研究人员。

新时期，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经满足不了实践的需要，客观上促进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研究工作，随着研究的比例增大、内容增多，相关研究人员的科学化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正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随着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并且相关教育者的不懈追求与努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势必会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深化发展，增强科学性与实践性，继续为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培养与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二、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构建策略

（一）以人为本

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趋势，要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层次与水平，就要坚持“以人文本”的科学观念。人自身就是人的最大根本，以人为本就是将人的主体地位最大程度的彰显出来，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才可以使得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最大程度的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水平不断提高，受教育者的思想品质也可以得到最完善的塑造和发展。另外，教育者要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对于受教育者要采取有教无类的原则，及时帮助受教育者解决有关问题，鼓励每一位受教育者，使他们能够全面地掌握思想政治的规律，更好地在实践中运用这些规律，不断完善自我，并且创造最大的社会效益。

以人为本的科学教育理念还要求教育者在实施科学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受教育的本质需求，掌握受教育的真实想法，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具有针对性，从而提高科学化水平以及教育的实效性。

（二）提高创新性

无论是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还是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都是在适应实践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总局限在一个阶段，要时刻把握实践发展的脉搏，跟随时代前进的脚步，不断创新教育的方式方法，大胆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内容。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创新性，就要切实提高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力度。当前我国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思想政治教育也要追随社会发展的步伐进行理论创新，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作为武装我们头脑的理论武器，并且在具体时间中以此为指导，使得理论与实践结合统一，这样才可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发展。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创新性，要提高教育者的专业水平。教育者的专业水平，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呈现出极其复杂多元的局面，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上来，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自身的素质过硬，要在教育过程中运用多元化的创新型手段加强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得受教育者的品质能够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三）管理科学性

科学化的管理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管理同教学方法一样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但是通过明确的规章制度，管理手段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起到强有力的约束作用和规范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管理，已经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实施科学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就要建立健全科学的管理体制，在这个管理体制中，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实行健全领导管理机制。重视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能力，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长效性。各级领导部门要指导下属部门和人员，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全面、科学的规划和设计工作，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有步骤、按层次、科学性的向前推进，并且通过领导部门的有效管理，凝聚人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实施科学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还有健全各方面的参与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的双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要更全面地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受教育者一方面要努力向受教育者教授相关知识并指导实践，另一方面要虚心接受受教育者提出的意见，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充分讲求民主。还要在实践工作中，以身作则。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在思想政治的学习上要更加积极主动，虚心接受教育者的教导，多思考，充分理解和掌握相关规律，并且将这些知识和规律武装自身，在实践当中得到更好地运用。要与教育者形成良好的沟通，对于不能完全掌握的内容要做到及时请教，并且结合自身的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合理的意见，不断丰富自身的学习方法。

实施科学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还要对受教育者实行激励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树立良好的思想政治品质，这就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激发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以采取激励机制进行管理，通过对受教育者提供适当的物质奖励以及精神奖励，使受教育者迸发出更多的热情投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和运用中去。

三、总结

当前，社会高度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发生很大的改变，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要走科学化的道路，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科学化的构建，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龚益.社科术语工作的原则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 沈壮海.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新范式与新形态[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2）.

[3] 吴倬.充分发挥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课程的德育功能[J].高校理论战线，2010（10）.

[4] 徐志远.论范畴研究对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学化的意义[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9）.

[5] 吕治国.深入研究八个“紧密结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发展[J].高校理论战线，2010（9）.

第3篇：科学教育政策范文

一、认真学习，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加快经济发展，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二是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三是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四是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五是坚持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六是坚持改革开放，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统筹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使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适应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七是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提高认识，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题。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就在于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大丰市人多地少，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土地资源日趋紧张，供求矛盾日益突出。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大量用地将会造成耕地的减少，这都将影响耕地占补平衡。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始终坚持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积极推进利用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努力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切实推进经济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统筹兼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面对的社会利益主体更多，领域更广，利益关系也更复杂。这就要求我们的发展要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做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依法按规支持村镇建设，依法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坚持从实际出发，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合理开发利用国土资源，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妥善处理当前各方面突出矛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认真落实上级的决策和部署，始终把依法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成效的标准，紧紧抓住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转变工作作风，改进工作方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总之，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要求，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我们一定要把思想真正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和要求上来，自觉运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推进我市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健康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强化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一）、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国土资源管理工作，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国土资源管理干部，就一定要立足本职岗位，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1、要学习贯彻《决定》，扎实推进体制改革。要认真学习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精神实质，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严格土地管理和切实保护耕地的极端重要性；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出发，提高认识，团结一致，坚持支持、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对省以下国土资源管理体制实施改革，要严肃政治纪律，切实做到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改革、工作“两不误”、“两促进”。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念，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规划与国土资源管理队伍。我们一定要树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科学人才观念，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努力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掌握科学方法，不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努力成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行家里手。同时，要更新观念，加强自律，转变职能和工作方式，以适应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

2、要加大宣传工作力度。要紧扣中心工作，因地制宜，运用各种宣传方式，有效开展宣传活动；要切实加强对《决定》和温家宝总理重要讲话精神的宣传工作，认真做好《江苏省国土资源监督检查条例》的宣传和实施工作，使基层广大干群牢固树立严格保护土地和集约、节约用地意识，切实增强依法管地、用地观念。

3、要促进“三农”问题解决。要充分体现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进一步深化征地用地制度。严格把好村民代表大会和征地补偿款是否兑付2个关口；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着力解决预收地皮款及市政工程款等问题。

（二）、牢固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自然资源只有节约才能持久利用。国土资源管理干部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走在发展趋势前列，坚持科学发展观，用好政策，搞好调控，按照“严格增量、盘活存量、管住总量、集约高效”的原则，大力挖潜，深化改革，推进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保障土地供应，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1、要积极探索，认真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工作，运用土地价格调控土地市场，逐步建立各种所有制一体化的土地市场体系。

2、进一步加大闲置土地的处置力度，通过整合，处理调整好、使用好存量土地、闲置土地，积极盘活土地资产。

3、要根据国务院《决定》和国土资源部9个配套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大丰市和港区的实际，认真研究贯彻意见并积极实施各类用地标准。

（三）、牢固树立保护资源的观念。良好的资源是我们大丰市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我们国土资源部门的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持科学发展观，带头营造爱护资源、保护资源的良好风气，增强人民群众的资源保护意识。

1、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五个不准”，坚持守住基本农田这条红线决不能逾越。要严格实行非农建设用地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加快推进土地垦复、开发整理、改良土地的工作力度和进度。

第4篇：科学教育政策范文

关键词：教育政策；研究机构

一、美国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的分类

美国教育政策研究机构是随着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与美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密切相关。这些研究机构种类繁多，性质各异，规模也有相当的差异，大多设置在政府、企业、社团和大学内。作为思想库，这些机构在美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其隶属关系、经费来源和研究风格的不同，大致可以把这些机构分为四类：

1.政府性质的研究机构

这类研究机构主要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建立并资助的各类研究机构，具体包括联邦政府的教育研究机构和地方上的教育政策研究实验室等等。如，美国联邦教育署所属的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国家教育研究中心”和“国家教育评估和地区协作中心”。这类机构的运行和开展课题研究的经费来自于政府拨款，其功能是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服务。一般认为，能否为政府提供可靠的信息和时间保证是衡量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准。

2.公司性质的研究机构

这类研究机构主要是指那些比较独立的经济实体，其经费主要来源于与之签订服务合同的客户。如著名的兰德公司。该公司有一个教育研究部，重点研究教育评估、学校改革评估和教师教学等方面的课题。这些研究机构往往会根据客户的需要展开研究，自己在选择研究课题上主动性较小。正因为如此，衡量其研究成果的标准取决于客户是否满意。

3.社团性质的研究机构

这主要是指具有民间性质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其经费来源主要是基金会、公司或个人的捐助。如布鲁金斯研究所、卡内基基金会、传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等。这类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有较大的课题选择自主权，独立性与专业性都较强，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与公信力也较强，因而对教育决策的影响往往较大。衡量其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准是其社会影响力的大小。

4.大学的研究机构

美国的高等院校虽有3500多所，但教育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宾西法尼亚大学、密西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知名的研究型大学。这类研究属于半官方性质。一方面，大学的基本运行经费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政府投入（公立大学）或学生的学费（私立大学），另—方面，研究经费要么来自政府资助的立项课题，要么来自于基金会资助或者合同。在美国，教师的工资是有保证的，但要开展研究需要自己去找钱。由于研究人员专业性与独立性相对较强，研究成果的份量也较重，因而这类设在大学的研究机构对社会或决策的影响力也较大。

二、美国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的功能

美国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在美国教育政策形成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重要，一般而言，它通常履行以下三种职能。

1.产生教育政策思想，影响教育决策

美国教育政策研究机构一方面开展教育政策的理论研究，以产生新的教育政策思想；另一方面关注教育实践，以解决现实中的各种教育问题，为决策提供方案。从美国教育政策的形成过程来看，由教育政策研究机构所提交的研究报告往往对教育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如，《科尔曼报告》的研究结论促成了校车运动，出台了少数民族学生和白人学生合校就读的政策方案，并推动了废除学校种族隔离的运动。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的《国家处于危急之中》的研究报告，促成了美国教育改革运动的兴起，使得一系列旨在改进教育质量的政策相继出台。

2.制造舆论，传播思想，改变大众的观念

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大众的方式是多样的，主要有：(1)发行出版物。如通过发行期刊、发表著作和研究报告等等，有些机构还发行快报和年度报告。如美国最大的教育政策组织之一“美国教育政策联盟”就定期发行一份《政策简报》。(2)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和讲座。主要是召开大大小小的讨论会、专题研讨会、纪念会等，邀请专家、政府官员、新闻记者、工商界人士等参加，既加强了交流，也宣传了自己的政策主张。学者的演讲和授课也是—种常见的舆论方式，所有这些对人们的思想都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着人们对一些教育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从而形成一股力量影响教育决策。

3.培养和储备人才

教育政策研究机构是精英荟萃的地方，为各方面一流专家学者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一些研究机构会举办各种专题研讨班，为政府部门的领导者提供研讨和进修的机会，而许多政策专家本身就长期在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直接参与政策制定工作，具有丰富的教育政策经验。教育政策研究机构也乐于聘请这些前政府官员，这也便于顺利地开展工作。同时，通过诸多的教育政策方面的课题研究，培养了一批具有社会责任和关注教育政治的人才，无论从促进教育改革还是充当监督者来说，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

三、美国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趋势

1.以问题为中心、以项目为导向开展跨学科研究

当今世界是科学技术高度综合的时代，许多教育问题已经无法靠单一学科来解决，因此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和相互结合十分重要。传统的学科分界日益模糊，跨学科研究蓬勃开展，不仅表现为教育学科与公共政策学科之间的交叉，而且表现为它们与自然学科的融合。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成立了诸多跨学科的教育政策中心，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斯坦福大学教学改革研究中心等是开展跨学科研究的杰出代表；一些民间机构也广泛各方面的合作，如布鲁金斯的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兰德公司的教育政策问题研究等。这些研究机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问题为中心、以项目为导向开展跨学科研究。这些教育政策研究机构不仅是从事科研与进行创新的基地，发表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且培养了一批大量的跨学科的科研人才。重视交叉学科的研究可以说是美国教育政策研究机构的共同特点，如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从预算中拨出1200万美元专款，鼓励新兴交叉学科的启动研究。又如美国

21世纪全球经济繁荣委员会最近发表的《迎击风暴》的研究报告，就集中了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国家医药学会的众多专家联合攻关。该报告一经发表就受到广泛关注，对美国的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重视开展校际合作和国际合作

以大学为基地，开展校际合作是美国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如美国最大的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由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五所知名大学组成。他们联合攻关，既有合作，又有分工，展开对学校改革、学校财政、教师教育、择校等教育问题的研究。另外，此中心还与其它20多个研究中心建立了伙伴关系，如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美国教师联合会、全国小学校长协会、全国中学校长协会、全国教育协会、全国州长协会、全国立法者大会、全国州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委员会、教育领域研究所等等，这些合作单位不仅是研究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且对该研究中心的研究议程和研究计划提出建议。

重视开展国际合作，向国际化方向迈进。这是美国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发展的重要趋势。一方面，美国制定了更加开放的科研政策，广泛吸引世界优秀大学和公司加盟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另一方面，美国实施了更加灵活的人才政策，吸引许多优秀人才来美国工作。比如，发表于2006年的《迎击风暴》的研究报告中强调：“大力培养和吸引争夺创新人才作为一项长期国策，使美国成为学习和从事研究工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从而能够从美国国内和全世界招募最好和最聪明的学生、科学家和工程师，并将他们留住。”再如，美国影响较大的教育政策研究联盟已与德国、法国和中国的一些高校有较为密切的国际合作。

3.在教育政策研究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的科技大国，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功不可没。在美国历史上，高等院校一直是科研的主力军。据统计，在美国的各个部门中，高等院校所进行的基础教育比例超过50%。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资料显示，2000年，美国高等院校约承担全美科技研发活动的11.4％，研发经费达301亿美元左右；高等院校的研发活动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领域，1970-2000年，基础研究在高等院校整体研发活动中所占的份额一直保持在66.6-77.7％。高等院校作为科研重要基地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显得更为明显，政府对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科研的投入力度加大，而高校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及发表的研究成果对政府及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这说明，高等院校不仅为美国教育科学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教育科学研究上直接做出了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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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科学教育政策范文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郝克明研究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王佐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原副会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谈松华研究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卢干奇主任，《中国教育报》总编辑、中国教育报刊社副社长翟博，安徽省政府参事、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常务副主任平研究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天山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王英杰教授，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庞丽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政策研究院副院长石中英教授等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会议着重围绕国家重大教育战略、关键性政策问题、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等展开了热烈、深入的研讨，集聚了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会议为政策院2013年政策研究、政策建议主题遴选等提供了宝贵意见；对政策院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研究成果转化等进行指导，提供咨询建议。

一、国家教育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研究

1.社会的教育责任及其保障机制研究

教育发展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不同部门的协同努力。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社会不同部门的教育责任承担问题亟待破解。郝克明研究员指出，核心价值观教育不能单纯依靠学校教育，要在整个社会形成舆论氛围和宣传教育导向；整个社会的文化宣传、媒体环境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价值观、教育观。

叶澜教授等指出，教育是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不能孤立地脱离社会而发展。真正的教育改革深化是综合系统工程，要从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角度探讨有关政策的改革，进一步厘清和促使社会主体担负起教育责任。尤其要厘清政府不同部门在教育改革中的责任，明晰其承担的教育责任内容，并加强教育行政的问责力度。

2.教育改革的政策协同创新问题研究

国家人事制度，尤其是用人机制和标准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才培养的模式创新和政策选择；同时，教育改革的深化对人事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谈松华研究员等指出，现行用人制度中存在着“文凭论”“出身论”等倾向，对人才培养产生了不良影响；人才管理、考核考评体制机制中存在着急功近利、揠苗助长、“工程化”等问题，应调整和完善人才引进机制、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机制、流动退出机制；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改革现行的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以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局面。

3.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研究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张力研究员、袁振国教授等提出，要顺利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确定的教育现代化目标，促进我国教育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参照国际通行体系，开发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以对教育发展起到引导、监控、评价作用；力克将教育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教育信息化，力求科学合理地运用信息技术。

二、教育发展热点难点政策问题研究

1.教育财政投入配置、绩效及监督政策研究

卢干奇主任等指出，应围绕4%教育财政投入的合理配置、效益评价及监督体制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落实到位、可持续；同时要合理、科学地配置，建立绩效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在实践中形成稳定、成熟、合理的制度。

2.高中立法、义务教育发展评价等问题研究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目标，我国普通高中即将进入基本普及阶段，然而高中教育至今没有出台相关法律。专家指出，普通高中发展面临着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推动多样化发展的挑战，应当制定相关法律，做到有法可依，保障普通高中发展目标的实现。

王英杰教授指出，小城镇的学校教育是整个小城镇的教育中心，辐射作用很大，要深入研究小城镇教育的总体规划，包括小城镇教育对农村的作用、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目标方向定位以及发展评价机制、支撑保障机制等。曾天山研究员等指出，我国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但义务教育质量提高存在一系列的深层次问题，教育政策的评价机制有待建立，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平研究员认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要解决教育的洼地、软肋问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综合分析原因，提出政策建议。

3.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性政策问题研究

高校管理体制与科研管理制度有待改革，王英杰教授、刘新成教授等指出，政府与高校之间应当有清晰的定位，要对学校领导的行政权力加以有效监管并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针对科研立项和人员重复化的问题，要通过改革加强管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要深入研究高校教师的工资待遇政策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陈学飞教授指出，要深入研究教育和政府的关系问题，科学界定政府和高校的权力边界，促进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要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深入分析高校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科研经费的合理比例问题等，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教育信息化是教育发展的大势所趋。开放大学建设对优质高等教育网络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条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优质高等教育网络资源十分丰富。专家指出要充分运用信息技术，利用优质高等教育网络资源，形成新的学习模式，建成优质高等教育网络资源共享系统等，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

4.职业教育、绿色教育等相关政策问题研究

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凸显。专家指出，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全面系统修订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或职业技术教育内涵；建立技术工人资格认证和持证上岗制度，建立技术工人继续学习制度；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衔接；注重校企合作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绿色教育与灾后重建教育在国外已开展多年，李晓西教授指出，我国也应开展绿色教育，从绿色教育的内容、接受绿色教育的人群、绿色教育的开展方式等方面展开研究；同时，针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对教育的影响，应当建立和完善灾后重建教育体系。

5.教育质量提升中教师有关政策问题研究

提升教育质量，教师是关键，当前我国教师政策中存在一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刘新成教授等提出，要深入研究教师流动政策的评价体系、农村教师周转房政策的实施效果、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情况和政策、教师培训经费的保障机制问题等，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

三、教育政策研究科学化、民主化问题

1.教育政策研究科学化问题

理论是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要加强教育政策理论研究。袁振国教授、谢维和教授、文东茅教授等认为，教育政策研究要有扎实的理论研究作为支撑；要有国际视野，尤其要关注国际社会对我国教育改革的评价和建议；要加强数据的收集和调研，建立政策研究数据库；要加强多学科融合，采用跨学科视角，联合多领域力量分析、研究教育政策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2.教育政策研究民主化问题

我国教育政策实施中存在突出问题。专家建议，加强对国家教育政策的地方执行力、教育政策执行效果监测与评估、教育舆情研判等主题的持续、深入研究，提出政策调整和完善的建议。

王佐书副院长在总结发言中代表政策院向与会专家一直以来对政策院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要求把本次会议形成的重要意见、建议，归纳、梳理、聚焦，形成2013年的政策研究主题建议，组织开展政策研究工作。同时强调，政策院工作要进一步坚持与时俱进，在政策研究中做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为制定政策服务，为修订政策服务，为维护政策服务，为宣传政策服务。

第6篇：科学教育政策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旨趣；政策科学哈贝马斯通过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批判，把“旨趣”① 概念引入认识论的范畴。他认为理性包括工具性的目的理性和理性的意志，这种理性的意志就是旨趣，它产生于“同劳动和语言相联系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需求中”[1]，是人的认知意向、认知愿望和认知需求。人的认知受到旨趣的驱动和指导，“在人的认识活动中，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认识兴趣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它们决定了认识的对象、‘事实’及‘材料’的界定，研究方法的取向，真理的标准，乃至整个认识活动的意义及其评价”[2]。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政策现象、揭示教育政策规律”[3]为性质的教育政策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人们对教育政策研究旨趣变迁史的深刻反思过程。因此，探讨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旨趣的变迁，不仅有助于我们揭示教育政策科学的一般规律，揭露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也可以为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多维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旨趣与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旨趣是一对不同的概念，前者涉及人们为什么研究、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等问题；后者是指政府制定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意图或价值追求。但两个旨趣是内在关联的，研究大学生资助政策的一个重要旨趣是为了附和或改变政策的价值追求，在教育研究活动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特定条件下，两者甚至是合二为一的。从历史的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经历了政治本位、政府决策、学生发展的旨趣变迁轨迹。

一、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旨趣变迁

（一）政治本位旨趣：1978-1987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高校仍然实行1952年制定的“免费加人民助学金”的大学生资助政策，这一政策随着1987年全面实行的大学生“奖学金制度”而宣告终结。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在国家高度集中管理的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建国30年来人们对高等教育政策的讨论和话语方式主要是“在阐述各自的观点时，政治论的因素占据着主导地位”[4]。这样的历史渊源以及教育研究的惯性作用，决定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研究旨趣，它显然不可能迅速且完全跳出简单地引证马列经典著作或政治领导人的观点，并对此加以诠释和发挥的政策话语窠臼，突出表现为教育政策研究的鲜明政治本位旨趣。

一是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于政治需要。囿于对教育本质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说的狭隘认识，人们对大学生资助政策的认识“被置于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之中：青年学生是国家的财富，青年学生为国家上大学，国家为学生提供资助”[5]。因此，研究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目的显然是要解决“这一制度暴露出的一些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国家建设的弊病”[6]，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目的仍具有“政治性”色彩，是一种政治型的政策研究。

二是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经验总结式和主观探讨式的。由于“政策科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在国内创立，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7]，因此，在缺乏教育政策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运用的前提下，经验总结式和主观探讨式的研究方法与“免费加人民奖学金”政策本身所带有的政治色彩产生了共振效应，进一步凸显了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旨趣的政治宣讲和政策描述特征。

三是在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研究内容上，主张大学生资助政策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探讨了当时大学生资助政策及其执行活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诸如“没有考虑各校学生的来源和家庭经济一般状况的差异性”[8]、“助学金的享受没有同学生在校的表现联系起来”[9]、“在助学金使用方面也存在着较为普遍的平均主义”[10]等，人们还对大学生资助政策中的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策略。

・理论探讨・论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旨趣变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政治本位旨趣受到我国教育理论界“社会本位”思想传统的影响，虽然教育政策研究的问题解决意识非常强烈，但“一元化的政治文化格局钳制了人们的研究活动”[11]，教育政策研究成为对具体的政策法规条文的解释与附和，以及是对普遍意义上政策实践经验的总结，政治本位的政策解读成为该时期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主要旨趣。

然而，经历十年改革开放浪潮的激荡，人们的思想和观念也日益更新，服务于政治需要的“人民助学金政策”的变革已经迫在眉睫。一些学者开展了中外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比较研究和大学生奖学金、贷款制度设计的研究，如李丹的《英美奖学金制度的比较研究》（1985）、陈吟辉的《试论实施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的优越性》（1987）、陈浩的《改革助学金制度给高校注入活力――部分高校实行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述评》（1987）等。这些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经验描述性特征，虽然没有给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一般理论知识和研究框架的形成作出重大的贡献，但所提出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变革策略，包括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要采取试点的方式开展、要同教育体制改革有机联系改进资助政策、改革要有助于扩大地方政府和高校的管理权限与责任等，为推动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旨趣从“政治本位”到“政府决策”的转变提供了背景和思路。

（二）政府决策旨趣：1988-2007年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经历了双轨制、并轨改革和全面收费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时期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政策理论的关注，人们希望以政策科学的理论来解决大学生资助政策实践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旨趣仍然留有上一阶段“政治本位”的痕迹，但是已经开始逐渐过渡到政府决策取向的政策研究。这种教育政策研究的旨趣转向突出表现在“为政策”（study for policy）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应用性研究上，并借用教育的政策研究（study of policy）作为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为政策”的应用性研究是一种“对因素、策略等方法的研究，是对怎样才能制定出一项好政策的研究”[12]。伴随着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的推进，大学生资助政策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就为“为政策”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动力，也决定了政策研究的目的是服务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并为公共决策提供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高等教育收费制度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不起学的难题，国务院于1999年颁布了《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这标志着以奖、贷、助、补、减为主体的多元化大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建立。这一政策文本中有很多内容都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文献中找到理论依据，是政策研究影响政策实践的一个较为典型的实例。

20世纪90年代人们发表了许多关于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建构性的研究成果②。这些研究不仅分析了高等教育全面收费制度背景下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现状与困境，而且把大学生资助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结构化和理论化，并根据所掌握的数据和事实，运用一定的政策科学方法，寻求解决之策。

这一阶段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另一个特征是比较研究的风生水起，以张民选、赵中建等先生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就世界各国的大学生资助政策及对资助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资助理念、资助方法及其操作技术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13]，为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提供了国际的经验和全球的视野。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发展迅速，教育政策研究形成了学科化和制度化的态势，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开始尝试借用教育政策研究（study of policy）的相关理论成果开展基础性研究，研究视野和范畴不断扩大，理论认识和研究结论更加深刻。这可以从以“政策分析”、“目标分析”、“政策发展分析与行动建议”、“政策实施的阻滞与创新”、“政策演进路向的动力系统分析”、“政策评估”、“政策功能”等为主题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文献中得以确证。研究方法上则更加强调政策科学研究中的系统分析研究方法③，试图从病理而非处方的视角为大学生资助政策改进提供决策参考。

总体而言，1988年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逐渐告别了“政治本位”的一元研究取向，开始呈现出新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理论图景。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开始强调以“政府决策”为旨趣，重视政策理论导向下的经验研究。明显，这种经验研究体现在重视对大学生资助政策实然现象的实证研究方面；而政策理论的导向则体现在重视运用和检验教育政策学的理论成果来分析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旨趣方面。

应该说，教育政策研究中强调政府的主导性作用，是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和显著特征。“循序渐进”和“以点带面”的方法既是我国教育改革实践的重要策略，也是教育政策研究的方法论传统。选择致力于提供政策建议的应用性政策研究，可以发现解决大学生资助政策问题的突破口，有助于突出短期的优先政策重点，显然有助于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全面、可持续推进和落实，而且“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研究来增强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这本来就是当初拉斯维尔推动政策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政策研究的最初形态”[14]。需要指出的是，将教育政策研究的目的定位于“政府决策”的短期政策应用旨趣，存在着对大学生资助政策进行低水平和功利性研究的潜在风险。因此，如何平衡教育政策的学术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之间的张力，将成为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点议题。

（三）学生发展旨趣：2008-2013年

政治本位和政府决策取向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都把教育政策研究的过程与教育改革实践紧密结合，有效地通过政策科学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基于这两种旨趣的教育政策研究虽然把握住了教育改革所必须依归的政治和政府的意图，体现了“政策、政治、政府”的密切联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略了教育是培养人的特殊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本质，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

2007年，国务院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以进一步扩大大学生资助比例、推进奖优与助困的有效结合。新政策出台后，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旨趣开始出现了新的动向，人们“更加注重学生这一主体，进一步着眼于‘教育促进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15]。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旨趣不仅正在放弃对促进教育制度变革和政治功能的过度推崇，而且弱化了对大学生资助政策进行科学、价值中立的政府决策型的政策研究倾向，转而关注大学生资助政策的伦理价值和育人属性，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资助的理念饱含着伦理的思想，从慈善和宗教到公平和利益到公正和效率，资助的理念在转变，而资助的伦理价值追求始终没有变”[16]、大学生资助政策具有“物质资助与精神激励的双重性、个别资助与普遍教育的统一性、阶段资助与持续教育的发展性”[17]的育人特质等。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从事大学生资助工作的高校职员、公务员通过实地调查、个案研究等方法开展行动研究和政策执行研究④。这些研究试图消解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对立，努力推进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复归促进大学生发展的教育属性。可以说，促进学生发展取向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促使教育政策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走向更加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旨趣选择。

二、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未来旨趣及其实现路径如果我们错误地理解生活世界，狭隘地把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或文化生活等同于生活世界，那么科学世界中的政策研究只能成为政治的渲染、经济的附庸和文化的奴隶。在政治本位旨趣时期，人们认为政治生活是生活世界的全部，从而导致了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全部意义就是强化政治渲染、服务政治需要，而一旦经济资助被当成政治恩惠，那么受资助者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资助政策研究发生了深刻的价值危机：它以解释政策为旨趣，违背了教育政策以解决教育问题为旨趣的原则。另一方面，“如果遗忘了生活世界，把科学世界作为独立存在的、唯一的世界，就会导致科学的危机”[18]。政府决策取向时期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人们崇尚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试图悬置价值问题、用实证数据来说话，政策及其研究设计也越来越精致，但是受资助者及其生长于其中的生活世界仍然处于边缘地带。当人的主体地位受到压抑的时候，人们便会举起人本主义的大旗，主张政策研究要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把人的发展作为政策研究的最终价值和意义。也正是在这一时候，学生发展旨趣的资助政策研究开始逐渐兴起。因此，回归生活世界，关注政策研究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既是我国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旨趣变迁的历史经验，也代表着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的未来旨趣。那么，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如何才能回归生活世界，或者说如何进一步推进以学生发展为旨趣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活动呢？

首先，研究视角下移。政策通过“影响、制约、塑造着人们的活动、规范着人们的社会关系、构建着人们的交往、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19]等途径影响着人的发展。因此，创制科学、公平、合理的资助政策仍然是未来研究的主要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绝非要抛弃“为政策”与“对政策”的研究旨趣，而是在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将研究视角向“下”转移。空间维度的视角下移，是指将政策网络的基层主体――高校和受资助群体纳入研究范畴，将人的发展作为研究变量，将促进人的发展作为政策研究的旨趣；时间维度的视角下移，意指通过对大学生资助政策的执行、评估、监督、终结等环节的研究，进一步完善大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其次，研究内容拓展。研究的内容与研究的视角紧密相关，视角的下移也意味着内容的拓展。未来的研究在将大学生资助政策作为“问题、文本和工具”加以探讨的同时，更需尝试理解大学生资助政策作为动态过程、伦理道德、制度与文化价值的解放意义，在人与政策的互动关系中研究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等问题。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地方政府如何执行政策，高校如何落实政策以及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和不同层次高校在政策落实过程中是否呈现不同的特征，资助政策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式对受助群体产生了何种影响，资助政策对不同个性特征和经济困难程度的受资助者是否产生不同的影响，受资助者与其他大学生的思想特征与成长过程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等。

最后，研究方法混合和多元。“从教育研究方法的产生过程来看，一般可分为四种：首先是哲学思辨方法；其次是量化方法；再次是质性方法；最后发展到混合研究方法。”[20]人的发展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企图运用单一方法来解决复杂问题，既不现实也不科学。混合方法被看作是“是一种带有哲学假设、兼用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研究设计”[21]，是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未来的大学生资助政策研究，首先要对研究问题和内容进行逻辑思辨，以确定研究设计是否是逻辑自洽的，然后通过量化和质性的方法收集和分析数据、案例，“调查者需要在统计分析和主题分析之间进行熟练地切换”[22]，最后用叙事、数据来回答问题，揭示大学生资助政策的实质和真正价值。

注释：

①国内学者一般将哈贝马斯所著《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一书中的“interest”译作“兴趣”或“旨趣”。鉴于“兴趣”一词在中文语境下可能会引起“主观意图”、“个体情绪反应”等误解，而掩盖哈贝马斯所坚持的“interest”的客观性特征，本文采用“旨趣”的译法。

②这些研究成果包括《论建立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和贷学金制度》（顾清扬，1993）、《何不贷款上大学――建立高等教育学生贷学金制度的探索》（赵中建，1995）、《收费、货学金与困难学生资助》（戚业国，1996）、《对完善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的思考》（陈国维、詹克波，1997）、《高校学生资助制度的改革与思考》（张霞，1999）、《国外学生资助政策及借鉴意义》（柳国辉、堪启标，1999）等。

③系统分析研究方法论有行为研究、价值研究、规范研究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范畴，同时要研究经济、技术以及政治这三个方面的可行性。详见R.M.克朗《系统分析和政策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7-59页。

④具体研究成果包括《挖掘育人内涵促进高校资助体系成熟化――以清华大学学生资助工作为例》（向辉、曲莎莎，2011）、《谈发展性资助在高等教育资助中的意义与实践――以浙江省发展性资助实践为例》（张立英，2012）、《从受助意愿谈大学生的资助新体系》（戴宏，2012）、《资助制度与政策对育人文化的影响探究》（陈永俊，20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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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科学教育政策范文

近三十年来职业教育在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成就，然而，随着职业教育政策和舆论的公共需求的不断提升，以及市场经济多元利益格局下的民众的现实需求的增多，中国的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众多问题与难题，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走向，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智囊团”、“思想库”进行科学谋划、顶层设计，为之提供解决途径与最佳的思想理论、发展方案与策略，加强职业教育智库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同时，随着省级政府对教育统筹权的不断扩大以及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功能的日益凸现，加快推进省级职业教育智库建设就成为促进省级教育发展战略科学化，提高省级教育整体运行质量及投资效益，提升省级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现实需求与迫切要求。

2省级职业教育智库建设的优势与不足

我国目前由国家到各省市县区都已建立一大批官方或民间的有关职业教育研究会（学会）与科研机构，在国家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咨询、谋划、落实与引导作用。以福建省为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官方与民间陆续成立建设了一批促进与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会（学会）与科研机构，其中包括：福建省职业教育研究会（1984年成立，1992年并入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1992年成立）、福建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1990年）、福建省职业技术教育中心（1991年由原来省教育厅直属事业单位“福建省普通教育教学研究室职教科”中剥离独立出来）、海峡两岸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2009年在厦门揭牌）、福建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省教育厅依托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设立）、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福建分院（2014年经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批复在闽江学院成立）等。这些职业教育研究机构与研究会（学会），长期以来为福建省职业教育的发展出谋划策，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智库的角色，行使着着智库的职能，为福建省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们的存在为建设福建省职业教育智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给今后的智库建设提供了前车之鉴。

2．1具备的优势与基础

福建省职业教育科研机构发起于是20世纪80年代，是福建省教育科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这些研究机构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工作体系，具有比较稳定的业务联系机制，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点与优势，已初具现代职业教育智库的雏形，具备了智库的某些特质。同时，由于福建省目前所拥有的职业教育科研机构及研究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其研究侧重点在于对福建省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进行研究，主要的工作重点就是为地方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总体的规划与政策设计，为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的行政决策提供咨询，因此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通常能够直接进入政府主要领导的决策视野，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在推动福建省职业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职业教育科研机构长期以来较注重研究队伍的建设，注重吸纳基层科研单位和学校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已逐渐造就了一批熟悉职业教育政策、了解职业教育办学实践、有着较丰富的决策咨询服务经验的专兼职研究队伍。

2．2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现阶段福建省已拥有的职业教育科研机构或研究会（学会）虽初具智库的雏型，但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其地位与功能定位尚不清晰，宏观政策环境尚不成熟，研究的独立性不足，研究成果前瞻性不够，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不广。（1）智库的建设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规与资金投入，目前福建省职业教育智库建设的宏观政策环境还不成熟，相关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也没有形成一个规模性的职业教育发展政策咨询市场，因此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智库意义巨大但要走的路还很长。（2）福建省传统的职业教育科研机构（研究中心、所）多由政府主办，直接或间接隶属于政府教育部门（如省教育厅、市教育局、区教育单位）内部，资金来源、人员编制、行政体系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样的现状难免存在着研究机构的研究目的与成果受政府官员意志的左右，丧失其应有的独立性，从而影响职业教育的政策与发展。（3）目前扮演着职业教育政府“智囊团”角色的教育科研机构的地位与功能定位尚不十分明确。在福建省，无论是政府教育部门或高等院校内设的研究机构，还是各类职业院校组成的民间研究会（学会）及民间教育研究机构，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为政府职业教育决策提供咨询的功能，但它们之间的地位、分类都不明确，定位也不清晰，无法真正行使职业教育智库的职能。（4）福建省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整体研究队伍结构不合理，导致研究水平不足，专业性不强。由于目前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构成不合理，其知识结构单一，专业背景相似，且以文科居多，自然科学及跨学科研究人员匮乏。由此导致研究层次单维化，应用研究少，研究方法传统，研究结果缺乏前瞻性，因而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与决策的影响十分有限。（5）福建省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在组织构成上失衡，官民之间的反差较大。官方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身处体制之内，其信息来源、经费投入、成果影响和体制保证都远远超过民间机构，在话语权上占有绝对优势与主导地位；而民间的机构或组织受到许多限制，运行举步艰难，呈上的渠道缺乏，使得一些具有创造性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难以获得重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省级职业教育智库建设的基本职能与特征

建设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智库已成为推进省域教育科研发展及提高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而厘清智库的基本职能与运行特征是打造具有特色、高效创新的职业教育智库的关键。

3．1基本职能

职业教育智库，是指由职业教育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从专业化的角度，客观、科学地对职业教育领域出现的相关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并向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福建省职业教育智库作为地区智库与“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的职能就是以服务福建省的战略发展为导向，为福建省的重大教育决策与职业教育提供决策咨询与建议，并开展职业教育政策评估，促进福建省职业教育的良性发展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1）提供福建省职业教育决策咨询：围绕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中重大问题，根据福建省区域经济文化特点，开展福建省职业教育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为职业教育决策科学化提供依据。（2）开展福建省职业教育政策实施效果评估：针对福建省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政策和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研究与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政策调整的方案或终结的建议。（3）开展福建省职业教育应用研究：开展典型个案研究，研究省内各类职业院校的发展实践，并协助提供各院校发展的战略与策略。（4）开展福建省职业教育管理改革研究：在国家教育发展的在背景，为福建省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供理论研究与依据。（5）促进职业教育学术交流：通过召开学术研究会、国际国内合作项目、学术访问及研究人员交流等形式促进福建省职业教育学术交流，为福建省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广阔视野。

3．2特征

纵观“智库”的发展历史，一个能够充分发挥其基本职能并具有特色的优秀“智库”，其组织管理与具体运行都具有功能专业性、运行独立性、研究实用性、视野前瞻性、模式多样性、管理科学性等基本特征。（1）功能的专业性：作为福建省职业教育方面的智库，其研究领域即要体现福建省职业教育领域的专业性，所研究的问题与提供的咨询建议应符合与适应福建省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专门性。（2）研究的实用性与中立性：福建省职业教育政策在形成与实施过程中，应将职业教育智库的研究纳入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智库提供的研究成果、咨询建议与建议方案必须有效实用，价值中立，才能使决策失误最小化。（3）视野的广阔性与前瞻性：研究角度的大视野与研究内容的前瞻性是智库研究工作的基本要求；福建省职业教育智库作为区域政府教育决策的重要咨询机构，需要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福建省职业教育发展所处的大背景与福建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特点，对福建省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可预见的问题进行深入与广泛的研究，以便更有效地解决福建省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现实问题。（4）运行的独立性：福建省政府对职业教育智库管理应持有“保护”与“保障”的开明态度，使之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既保持密切联系又保障独立运作，只有使“学术与政治保持距离”，才有助于提升决策咨询的质量。（5）运行模式的多样性：鉴于国家“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要求，智库的建设以其主体的不同，运行模式也应呈现多样性，既可以以政府为主导建立官方的职业教育智库，又可以依托高校建立高校职业教育智库，同时又要鼓励民办出资建立民间职业教育智库，通过不同模式的运行，使职业教育智库成为影响福建省职业教育决策的重要力量。（6）管理的科学性：为了保证职业教育智库的客观、高效与科学运行，智库的建立、运行、管理与监督都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管理模式与机制，同时对入库研究与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有严格的要求，并实行精细化分工。

4省级职业教育智库建设的思考

4．1保障投入，构建利于职业教育智库建设的制度环境

职业教育智库正常的运转需要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来保障，因此福建省政府可以借鉴国内外建设智库的有效经验，出台相应的政策，一方面由省政府敦促省财政为职业教育智库建设投入专项经费，另一方面采取优惠措施鼓励社会资本成立社会基金会投资智库建设。只有保证智库建设资金来源的多渠道与多元化，才能有效地保证智库的运行不受公权的过多干涉，从而真正达到科学研究的自由独立，科研成果的公正客观。在保障投入的同时，省政府应该在体制机制的构建有利于职业教育智库建设，在宏观层面上，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智库建设的定位与职能，加大支持力度；在微观层面，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建立与完善职业教育智库的管理运行机制，促成职业教育智库与省级学术研究部门、传播媒体、职业院校等各方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保证其对有效信息的获取、使用，并切实畅通智库成果有效的送达与转化。

4．2资源整合，促进省级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向职业教育智库转型

福建省目前已拥有为数不少的省、市、区职业教育机构，还有部分民间职业教育机构与高校内设立的职业教育机构，这些都为建设发展省级职业教育智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福建省政府应当充分整合利用原有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促使其向新型职业教育智库转型。要实现转型，首先要全面创新发展理念与组织管理方式，变体制依附为独立发展，充分保证研究思想的独立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并改变传统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多以阐释政府政策为注重创新、引领职业教育领域改革发展为己任；同时还要应职业教育领域所面临问题的复杂化与交差性，注重引进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问题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综合性的研究，以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咨询。

4．3促进公平，推进民间职业教育智库的发展

民间职业教育智库作为官方智库的有益补充与强大后盾，因其由民间出资，更多地体现民间的声音与需求，具有更强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理应得到政府的认同与鼓励。福建省政府应出台全额免税等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本投资职业教育智库建设，并在全面放权，给予其充分研究自的同时，加强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的充分合作，拓展成果应用渠道，让民间智库的成果参与到政府职业教育决策中，从而全面推进民间职业教育智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区域公平。

4．4依托高校，使之成为职业教育智库的坚强后盾

高校因其丰富的学术资源与科研人才资源，为智库的建设提供了必须的人力和物力支持，是智库建设的最佳合作伙们。在福建省基金会体系尚不成熟，民间投资职业教育智库建设尚未形成气候的现状下，依托福建省高校建设职业教育智库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快速途径。福建省的不少高校也成立从事职业教育政策研究的组织与机构，如福建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省教育厅依托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设立），还有许多高校都成立了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研究院、所；2014年初，为推进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教育部《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随后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福建分院在福建省闽江学院成立，这就是福建省依托高校成立的首个职业教育智库。因此省政府在建设福建省职业教育智库的时候，为避免重复投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应充分发挥高校的智能优势，与高校密切合作，让高校职业教育研究机构成为智库建设的坚强后盾。

4．5协同创新，提升大数据时代职业教育智库研究能力

职业教育智库所面临的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无论是宏观的政策研究还是微观的案例分析，涉及到的影响因素都是复杂而多元的，多学科的协同攻关，大型数据库平台的建设和利用，以及模拟决策的运用，已成为智库建设的主流趋势。因此，职业教育智库建设应围绕福建省区域教育发展战略规划、教育与人口、教育财政、产业发展与教育等关键领域，加强与各方的协同合作，建立信息与资源共享机制，提升大数据时代职业教育智库研究能力。

4．6凝聚力量，打造高水平职业教育智库研究团队

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是职业教育智库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智库实力的根本体现。加强职业教育研究团队建设，首先要建立职业教育咨政研究核心人才库，并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其次要重视对职业教育学术带头人的遴选，同时要培养一批既有理论积淀，又有职业教育实践经验的研究骨干；此外，基于研究的多角度、全方位，还要重视完善多学科的专兼职研究队伍的建设。

作者:李晴 单位: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建梁，郭万婷．我国教育智库建设：问题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14（09）：1－6．

［2］曾天山，王小飞，吴霓．澳新两国国家教育智库及其服务政府决策研究———澳大利亚、新西兰教育科研考察报告［J］．比较教育研究，2013（08）：35－40，53．

［3］刘国瑞，王少媛．推进省级教育研究机构向教育智库转型的若干思考［J］．现代教育管理，2014（04）：1－7．

［4］袁琳，王莹．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智库：职能、特点与启示［J］．现代教育管理，2014（04）：13－18．

第8篇：科学教育政策范文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　保障机制　教育实效

《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重任，是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但是，在目前新形势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形势与政策》应有的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要提高其教育实效。必须落实相关保障机制，这是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明确课程定位，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实效的思想保障。

教育部于1987年在《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中，要求各高校普遍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程，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增强大学生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辨别力，帮助大学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结合起来，自觉服务于祖国和人民。另外，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等多个文件中可看出《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性。虽然各高校按照要求普遍开设这一门课程，但是，由于各高校的重视程度不同，导致课程的发展程度存在重大差距。大多数高校能够明确课程定位，落实教育目标和要求，保证体制、机制、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但是，也存在一些高校没有从学科建设和规划的高度来对待，欠缺对课程的长远规划。甚至个别高校为了应付，勉强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必修课，但在教学安排、教育要求、师资队伍、经费投入等问题上并没有和其他必修课程同等对待，《形势与政策》课实际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门课程如果连学校都不重视，如何要求学生重视，更谈不上发挥其育人功能。因此，只有明确课程定位，将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和省的精神上来，才能确保其它保障机制得到有效落实，进而提高教育教学实效。

二、建立教学管理制度，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实效的制度保障。

1　高校应成立由学校领导牵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为主、各部门主要领导共同组成的领导小组。定期召集会议，齐抓共管，组织协调《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工作。《形势与政策》课作为高校课程体系中的特殊课程，其教学管理涉及面广、难度大，需要学校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首先，《形势与政策》课作为一门必修课，教务部门应按有关文件规定具体落实课程的学时、学分，统一安排考核工作；其次，形势与政策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应由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等多个部门统筹安排；再次，作为教学的具体实施部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要从编制教学计划、明确教学要求、建立教学组织、开展集体备课、建立成绩档案、反馈教学信息等方面，全面加强课程建设。另外，生均20元的教学经费的划拨、教学设备的配置、师资的培训、学科建设的加强还涉及财务、设备、人事、科研等部门。可见，要搞好《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工作不是单靠一两个部门就可以的，高校只有成立领导小组并建立齐抓共管、通力合作的运行机制，才能真正地提高《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实效。

2　设置负责教学计划的实施和落实机构――《形势与政策》课教研室，确保《形势与政策》课与其它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3　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和监督机制。第一，建立健全教学督导员制度和学生联络员制度。加强教学质量的管理。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教学检查和督导以及学生联络员的情况反馈，教学管理部门能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强化教学管理。第二，建立《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评估机制。教师之间应相互听课学习，并做听课笔记，对所听的课进行客观的量化评价：实施考核制度，考核成绩作为调整教师队伍的重要依据。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实效的人才保障。

师资队伍建设是高校教学工作的基本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应做到以下五点：一是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要相应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专任教师的编制；二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任课教师的准入门槛，让真正懂马列、信马列、有理想信念的教师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三是要做好师德建设和任课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四是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培训和培养，加大培养中青年学术和教学带头人的工作力度；五是要解决教师在教学工作量、课酬计算、工作考评等问题上遇到的困难，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形势与政策》授课教师，主要由各系党总支书记、辅导员、学生处、党委宣传部等政工干部兼任。部分政工干部在教学能力、理论素养、科研能力等方面存在水平参差，并且由于日常工作繁忙，兼课的政工干部无法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收集各种相关资料用以编写教案，同时在教学能力、教学经验方面比不上专任教师，有其不足之处。但相对于专任教师来说，政工干部也有其自身优势，表现在与学生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可以及时地掌握学生关注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学生的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增强教育实效。学校对此应给予充分重视。通过组织教师集体备课、为授课教师订购和编发教学参考资料、开展教学观摩活动、组织收看形势与政策方面的报告或主题讲座、强化教师在职培训、鼓励和组织教师尤其是中青年教师进行科研工作、培养教学和学术带头人等多种途径，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以“两课”教师为主，政工干部为辅的师资队伍。提高教师素质。每一位教师，都应站在为大学生成长成才负责的高度讲好每一节课，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

四、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实效的其它保障。

1　优化教育内容，确保教学的系统性、规范性。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品格的重要元素，是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时俱进的有效途径，它渗透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涉及课程设置、课堂教学、实践见习、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等相关内容，为突出教学重点难点，适应新形势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要求，丰富和拓展教育教学内容，需要对教育教学内容进行精心设计，其中，教育教学的时效性亟待加强。

形势与政策的政策性、时效性、针对性特点，决定了它不同于其他课程，暂时没有材。虽然教育部在每学期都印发教学要点，但是教学内容总是处于不断改变中，这就要求教师在内容编排上要认真思考，并进行优化，选择近期对社会经济、政治有重大影响。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运用马克恩主义理论中有关观察分析形势，制定执行政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使大学生全面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理解、坚信、拥护、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培养大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明辨是非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大学生素质的提高。由于《形势与政策》是一门知识面很广的课程，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哲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因此，在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基础上，应加强《形势与政策》和其它相关学科的结合，建立系统、规范的教学体系。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高校也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结合师生思想实际，广泛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要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就要结合当前当地实际，各地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新鲜经验和做法，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已颁布实施，广东推动《纲要》实施，如何推进体制创新，增强发展动力；如何勇于在体制机制改革中先行先试，紧紧依靠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率先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如何体现广东特色、广东气派。所有这些，都需要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规范优化。

2　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第9篇：科学教育政策范文

关键词：高职教育；教育政策；文本分析

政策是影响高职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我国高职教育的政策导向、政策举措等深深地影响了高职教育的发展样态。本文基于政策文本的剖析，按照政策的目的、政策出台动因、政策的实施及评价之框架，对我国高职教育二十多年来改革与发展的历程进行回顾和评析，在此基础上，对未来高职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

一、高职教育的提出和鼓励发展时期(1978-1990)

这一时期主要的政策文本有：《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简称《报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

这些政策文本主要是提出和鼓励发展高职教育。《报告》要求：“积极提倡大城市、经济发展较快的中等城市和大企业举办短期职业大学。”还“建议短期职业大学规模不宜过小”。《决定》规定：“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同时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高中毕业生一部分升入普通大学，一部分接受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当时提出和鼓励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是基于经济建设的背景。党的十二大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又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急需“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厂长、经理、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和其他经济、技术工作人员。”但是，“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无论规模、规格和质量……在整个教育事业中仍然是很薄弱的环节”。

上述政策颁布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表现在： (1)短期职业大学发展迅速。短期职大在20世纪80年代初仅有几所，1986年达到了126所。其中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省1985年拥有16所职业大学，成为全国高职教育的主要力量。(2)国家进行了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建设试点。1985年原国家教委分别在原上海机电技术学校、西安航空工业学校、国家地震学校基础上批准建立了三所五年制的高等技术专科学校。1990年，又在邢台军需工业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邢台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进行了不同办学模式的试点。(3)国家在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进行高职教育的试点，以解决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师资问题。从1989年开始，原国家教委先后批准浙江大学、天津大学、湖南农业大学等八所大学分别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学院，使之成为中职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出台积极发展高职教育的政策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主动适应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一次成功尝试。短期职业大学的蓬勃兴起和高等职业技术专科学校的试点不仅为高职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规模基础，而且为高职教育的领导体制、专业设置、办学形式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对短期职业大学实行“收费、走读、毕业生不包分配”的政策又束缚了高职教育的发展步伐。

二、高职教育的调整改革时期(1991—1995)

这一时期主要的政策文本有：《关于加强普通高等专科教育工作的意见》（简称《意见》）、《国务院关于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关于推动职业大学改革与建设的几点意见》（简称《几点意见》）等。

这些政策明显地体现了两种导向。其一，继续倡导积极发展高职。政策指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进行结构调整，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一项重大改革”。我国教育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是：“积极发展多样化的高中后职业教育和培训。……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其二，加强对高职教育的研究，调整和改革高职教育。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经验不足，重视不够，……影响了职业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因此，“办学部门要认真研究这些学校（即短期职业大学，作者注）的办学方向。”在“九五”期间“进一步研究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和特点，以现有高等学校为基础，深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提高岗位适应性，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这两大导向的确定是与下列因素紧密相关的：第一，经济建设的需求。党的十四大认为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从而对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作了大幅度调整，并就产业结构调整作了战略部署。在这种形势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建设。”第二，理顺高等专科教育与短期职业大学关系的需要。高等专科教育与短期职业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上的相似与交叉现象，在1985年全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座谈会上就已指出，但是当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高等专科院校与短期职业大学之间的相似性越来越明显，引起了教育界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在教育界，无论是普通教育系列和还是职业教育系列都在探讨两者的关系。《意见》是全国首次专科教育工作会议的成果，指出：“现有大多数短期职业大学在服务对象、专业设置、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毕业生去向等方面与普通高等专科学校区别甚微。”认定短期职业大学“实际上是由地方举办的综合性高等专科学校。”而同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指出：高等专科教育的性质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侧重实际应用、有自己特色的一种高等教育”，提出了高等专科教育叫不叫职业教育的疑问。在社会上，人们对职业大学与高等专科院校相互归属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在此情况下，引导人们深入研究专科教育与高职教育的特点，理清二者的关系，是教育行政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一时期，高职教育政策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高职教育的办学形式上，提出了“三改一补”内涵式发展高职的基本方针。“三改一补”的发展思路，将高等专科教育、职业大学和成人高校统筹规划，对优化高等教育的结构整合高职教育发展的资源、稳定和积极发展高职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将高等专科学校的改革方向确定为发展高职教育，对于巩固高职的地位、扭转专科教育本科化的现象具有战略性意义。这一时期政策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制定切实有力的配套政策，使专科院校及时地向高职教育的方向改革。

三、高职教育的加快发展与制度建设时期(1996—2001)

这一时期主要的政策文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关于实施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见》）、《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简称《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等。

这一阶段出台的高职教育政策有三大目的。目的之一，贯彻《职业教育法》，明确高职教育的任务。目的之二，加快发展高职教育，将其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力量。《若干意见》规定：“今后，国家每年新增的高校招生计划指标应主要用于发展高等职业学校教育。”目的之三，加强高职教育制度建设，探索高职教育新的管理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以上政策目标的确定是与以下社会和教育因素分不开的。第一，高等技术人才青黄不接、短缺乃至断层的问题十分突出。第三产业、乡镇企业、国有企业等的发展和调整急需大量的高级技工，但是高级技工的供给却存在很大缺口。以工人素质较高的上海为例，高级技工只占技工总数的3.7％。第二，解决大量高中毕业生升学的需要。1996年以来，普通高中在校生规模以近百万的速度增长，1999年突破了1000万大关。因此，要缓解巨大的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升学压力，必须大力发展高职教育。第三，完善高职教育制度的需要。“三改一补”政策出台后，专升本之风更烈。本专科的招生比从1996年的1:0.91变为1998年的1:0.66。1998年本专科院校的在校生规模分别为261.13万人和73.33万人，极不平衡。专科教育的发展现状再次导致了高等教育结构失衡，对稳定和发展高职教育极为不利。另外，高职教育系统本身对其管理制度、教育教学制度的理论探讨滞后，严重影响了高职教育功能的切实发挥。因此，加强理论探讨、建立完善的高职教育制度时不我待。

在以上政策的推动下，这一时期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职教育发展速度加快，规模扩大。职业技术学院由1999年161所增加到2001年的386所。高等专科院校由1998年的431所增加到2001年的628所，招生数从1998到2001年翻了两番多。1999年，试办高职班的成人高校计871所，在校生达到261.91万人。第二，明确提出了“三教统筹”的方针，高职教育的发展途径由“三改一补”发展为“三多一改”。第三，推动了高职教育的制度建设，确定了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基本框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职业教育法》颁布，高职教育的地位得到了法律保障。(2)制定了高等职业学校的设置标准。《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对已有的与新建的高职院校的规模、师资、设备、经费、管理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3)改革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扩大了地方政府举办高职教育的自主权。《实施意见》规定：“省级政府具有确定年度招生计划、招生办法、专业设置、收费标准和户籍管理，监督检查学业证书发放，指导毕业生就业，确定生均教育事业费的补贴标准等的职责。”(4)探索提炼了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特征，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以“应用”为主旨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大力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实践教学在教学计划中占有较大比重等等。

这一时期的政策比较明确地回答了高职教育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促使高等职业教育真正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但是这些政策中也存在着一些需要商榷之处，比如“三不一高”政策、本科院校办高职的政策等。

四、高职教育的特色化创建与持续发展时期 (2002年—

）

2002年以来主要的政策文本已有：《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简称《决定》）、《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若干意见》）。

这些政策文本蕴含了两大主题：(1)以就业为导向改革高职教育，打造高职教育的特色，提高高职教育的效益。《行动计划》要求“以就业为目标，进一步转变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实行多样、灵活、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2)继续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决定》提出要“狠抓职业教育”，“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十五”期间，职业教育要为社会输送800多万名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从现在起到2007年，在高等教育中，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应占一半以上。”“每个市（地）原则上要重点办好一所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这两大主题的确定与以下两大因素紧密相关：第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职教育在大发展的同时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高职院校存在两种定位不准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强调学科型教育，沿用本科的教学模式、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另一种倾向是盲目追求“专升本”升学率。这两种倾向使高职毕业生就业困难，致使高职院校的就业问题成为现阶段整个高等教育就业工作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第二，经济、教育与社会诸方面要求继续大力发展高职教育。经济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原已暴露出的高级技术人才短缺问题更为突出。教育方面：(1)职业教育是一种服务贸易。如果我国的高职教育不扩大规模、提高质量的话，就面临着在与国外的高职教育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危险。(2)短期内大规模的扩招给本科院校带来了资源紧张，质量下降等诸多问题，本科院校急需在稳定规模的前提下进行调整改革，因此，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量必须由高职教育完成。社会方面：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目标，而高等职业教育是人们实现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

在以上政策的大力推动下，2002年以来高职教育已取得了如下的重大进展：第一，在管理体制方面，建立了“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将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劳动就业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统筹解决职业教育的重大宏观政策问题。第二，高职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高职（高专）院校招生237.43万人，首次超过了本科院校209.92万的招生数，在校生规模达到了595.65万人。高职教育已成为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使命的主力军。第三，出台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政策，促使高职教育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比如，《关于加强高职（高专）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工作指南（试行）》、《全国高职高专指导性专业目录》等政策对高职教育的师资、专业目录、评估标准等作了有别于普通高教的特殊要求，将使高职教育走出一条具有特色的人才培养之路。

五、反思与建议

从以上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出，由于传统的社会心理歧视和高职教育在高教系统中的新生性，高职教育的整个发展状态就与国家政策的导向与实施直接相关。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国高职教育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也生成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反思以往高职教育政策的目的、内容和实施等，调整未来高职教育政策的方向和重点，消解国家政策对高职教育的限制性影响，对高职教育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反思

从上文概括的“鼓励发展时期”、“加快发展时期”、“持续发展时期”这些字眼可以看出，“发展”一直是我国高职教育政策的主题。在高职教育政策的长期鼓励与大力推动下，我国高职教育在规模上由小到大，由最初的“星星之火”发展为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经济建设对大量高级技术人才的需要。是“发展”成为高职教育政策主题的根本原因。我国高职教育规模的扩大，大量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确实满足了经济建设的部分需要。

显然，这里所说的“发展”主要是指规模扩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职教育政策一直要求扩大高职规模。这说明我国高级技术人才的供给一直处于不足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出现固然与经济结构调整迅速、对高级技术人才需求旺盛有关，但是更与高职教育自身发展的滞后有关。而高职教育发展的滞后又是高职教育政策中的一些限制性内容的必然结果。比如，我国长期大力地提倡发展高职教育，旨在改变民众轻视高职教育的落后观念，为高职教育的顺利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但是20世纪80年代短期职业大学的收费政策和90年代新高职的“三不一高”政策，却加剧了民众轻视高职教育的心理。又如，在经费条件上，由于对师资素质、实训场地等的特殊要求，高职教育的举办需要很高的办学成本。在国际上，高职教育的办学成本一是主要由政府承担，二是主要由企业承担。而上述我国高职教育的政策规定是“收费”且是“高收费”。这种“高收费”政策的实施效果是高职院校长期招生不足。如此一来，高职教育的规模如何扩大？

高级技术人才供给不足，除了上述规模不大、数量不足之含义外，还暗示着质量不高、不符合社会岗位要求的含义。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的实施，1999年以来，尤其是2002年以来，我国高职教育规模急剧扩张，招生规模和在校生规模已与普通高校的不相上下，且有超越之势。然而社会现状却是：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迅速解决高级技术人才的严重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大量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困难。高职教育就业问题严峻与其自身没有特色、质量不高紧密相关。而这个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高职教育政策长期以来实行重规模轻质量的单向发展战略所导致的。因为我国的高职教育或脱胎于普通高等教育或依附在普通高等教育的母体之中，在办学模式及运作机制上无不深深印刻着普通高等教育的烙印。高职教育政策没有及时引导或强制高职院校克服普通高等教育的办学惯性，高职教育的特色如何形成？优势如何体现？

2.建议

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因此，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劳动力需求结构剧烈变化和高技能人才需求急剧上升的时期。高职教育将在培养国家急需的制造业紧缺人才、现代服务业所需的高技能人才和为农业培养高素质人才、实现“一村一个大学生”的目标等方面责无旁贷。因此，推动高职教育持续发展，在相当时期内仍然为高职教育政策的一大重点。

要使高职教育抓住历史机遇，提高高职教育的质量，彰显高职教育的价值，未来的高职教育政策在思想观念上，要体现“大职业教育”的视野。即在纵向上，构建高职教育完整的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层次；在横向上，设计与高职教育系统沟通的渠道，搭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成长的立交桥。由此，在社会心理上有利于克服高职教育就是低学历教育的偏见，在办学上有利于拓展高职教育的发展空间，激发高职教育的活力。

在目标确定上，未来高职教育政策应在稳定规模的同时，以提高高职教育质量、打造高职教育特色为中心工作。为此，高职教育的政策必须具有创新性，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等方面切实推动高职教育更紧密地与市场相结合，与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紧密结合。

在发展策略上，未来高职教育政策必须推动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大幅增加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因为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但是我国的高职教育仍处于初创阶段，经费不足仍是制约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和提高的瓶颈。

另外，从上述对高职教育政策自相矛盾的反思，笔者认为，未来高职教育政策在制定、出台和实施等形式方面，应做到全面调查、实事求是、深入研究、周密论证、科学设计，使政策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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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数据来源见《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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