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技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当代科技论文范文

现代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主要伦理问题

1人的生命安全伦理问题

这主要体现在转基因食品的大量推广上，目前转基因食品在超市和厨房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转基因生物体和转基因食品是否会破坏食物中的营养成份、对人体是否有毒、是否会破坏抗体、是否会削弱免疫力等问题在科学上既无确证也无否证，但转基因技术已经在广泛应用推广，对人类生命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危胁。国际消费者协会认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影响人体抵御病毒的能力，而且这种不良后果，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反应出来。一些实验室通过对动物进行实证，发现其严峻的负作用已经显现。

2环境和生态安全伦理问题

若那些经基因工程改造过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流散到自然环境中，可能会对其他生物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甚至产生出新的病原，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新的危害和威胁。同时，转基因生物进入生态环境后，也会改变自然界的正常遗传体系，进而破坏其生态平衡和进化秩序。

3人的尊严和人体伦理问题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存在着侵犯人尊严的问题，特别是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的提取和利用，导致人的细胞、组织、器官、胚胎都可能成为试验操纵的对象和商业获利的手段，严重侵害人的尊严。基因组检测和基因诊断等生物技术手段的应用，以及基因治疗、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等治疗手段也均在不同程度上侵犯了人体基本权利和尊严。

4公正性和隐私权伦理问题

当下，“借用子宫”、“借用”、“母亲”、“试管婴儿”等生物高技术现象已有发生，依赖现代生物技术孕育的生命体从一开始就存在生命变异风险，同时其基因隐私信息也可能暴露无遗，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歧视、畸形成长及不正常的伦理道德关系，其生存和发展的公正性和隐私权均受到了侵犯。

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基本伦理原则

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诸多现实问题，从伦理属性上来说均可归属于生命伦理范畴，其核心问题是“该”与“不该”发展、“应当如何”发展和“实际如何”发展等伦理问题，其基本伦理原则是尊重人、不伤害人、有益于人、公平对待人等伦理问题［4］。生命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不伤害人”，落脚点是解决“应当如何”的问题，“应当如何”包含有“应当”可持续发展、“应当”公平发展、“应当”共有责任等伦理原则。只有在遵守这些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生物技术才能造福人类、有益人类，同时使现代生物技术规避安全问题，形成良性的可持续发展态势。

1不伤害原则

现代生物技术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实践活动，应该是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绝不能因为眼前利益、经济利益驱使和极少数人的需求而伤害整个人类。不伤害原则的伦理规范包括3方面:①不伤害人的生物属性，即不伤害人的本原基因，不能对人的基因进行跨物种基因重组和提取重组;②不伤害人的社会属性，现代生物技术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和奥秘，于是生命检测技术、辅助生殖等技术也得到应用，人的隐私权、自受到侵犯，自然伤害到人的社会属性;③不伤害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主要是指大量转基因技术、酶工程等在食物上的应用可能使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不伤害原则是现代生物技术伦理的根本原则，是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和推广活动所必要的道德义务，包括“不应该造成、应该阻止、应该消除恶和伤害，应该尽力提升好”［5］。它可约束和调节研发主体的行为，把“不伤害人”作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

2可持续发展原则

至今为止，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已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资源枯竭已是世界性难题。在这一背景下，现代生物技术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新物种的研发和新型绿色能源的替代缓解了人类资源压力。然而，现代生物技术缓解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甚至具有潜在破坏性。现代生物技术研发活动是一种人工技术，打破了物种之间的界限及生物进化中的自然秩序，跨越了物种之间的天然屏障，创造了新的生物体，重塑了自然界的生命，使自然生物链时刻处于复杂紊乱中，人的生存环境和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处于重新融合和调节中，影响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人类对其的主观能动性要有所限制，在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的时候要进行理性选择和伦理分析，不能脱离可持续原则创造新的生物体，不要偏离伦理道德关系改造生存环境。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现代生物技术，使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安全和自然的保护三者统一，才能达到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

3公平发展原则

地球和自然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公平地存在和发展才是一个良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公平发展原则包括3个层面:①人类代际公平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一定要考虑到当代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到后代人的利益，要兼顾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绝不能因为眼下的生存发展压力和商业利益的驱动而广泛滥用现代生物技术，把潜在的危险和伤害留给后人;②人类与其他生物群种的公平性，人类应与其他生物群种和谐相处，保护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就是保护自身的生存环境，不能破坏生物链和生物的多样性，人类只有与其他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公平的生存和进化，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③不同国家与地区公平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任务，世界各国和地区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发展而伤害了他国的环境，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人类的公平和伦理道德，世界各国家或地区所实施的现代生物技术应以全球整体利益和共同发展为前提，互相间加强合作，共同应对生物技术引发的灾难性事件。

第2篇：当代科技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技术哲学研究虽日渐走向成熟，但迄今仍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更这论进入“常规科学”阶段。对30年来技术文化批判展开“自我反思”，不仅关系到技术哲学发展前景，对推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乏参照价值。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呻吟，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当人类在栽种、培植中体味到“文化”时，当初的目的固然只是解决物欲的问题，但作为一种高出于动物生命活动的手段，文化随即证实了人的本质力量，证实了人在自然界的自觉位置，证实了人能创造出特殊的精神价值和意义。因此，人类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建立人文价值的制约机制，在总体上控制物质欲求，提高精神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将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当作永恒的追求。否则，不能拯救文化也就不能拯救人类自己。

第3篇：当代科技论文范文

〔关键词〕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D2―0；G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2－0048－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信息技术深刻变革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发展方式研究”（10AZD025）

〔作者简介〕文兴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1。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明水平的主要标志。”由于这些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等重要思想，并且引导着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故称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核心是“科学技术动力观”。1991年，江泽民同志讲道：“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994年，江泽民同志写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本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益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并且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很鲜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并且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重要动力”、“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归根到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观点，可以概称为“科学技术动力观”。对“科学技术动力观”作出有系统的论述，是本文的主旨。

一、“科学技术动力观”是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确立的社会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一个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自组织系统。从自组织理论的观点看，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进化过程，就是该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和有序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只要我们沿着这一思路对社会大系统的进化稍作分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类社会为实现其历史进化所必需的条件几乎无一不是靠科学技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社会越向前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也就越快；后来的社会与先前的社会相比，其主要的差异之一，就发生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不同水平上。例如，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历时千年而变化不大，其生产和消费都基本上维持着一种准静态的平衡，就因为那时的科学技术不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不发展。进入工业社会后，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近代生产方式的建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同时也把科学变成“应用于生产的科学”，使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使“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马克思讲的这么多“第一次”所指出的，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科学变成了“应用于生产的科学”而生产也变成了“科学的应用”过程。这样，最终形成了科学技术越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而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发展，科学技术本身也越发展的正向良性循环。

二、“科学技术动力观”全面地强调了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科学技术与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互动，存在着科技社会化进程。所谓科技社会化，是指将科技知识及蕴藏在知识背后的科学方法、科学信念和科学精神等通过一定的渠道渗透到社会之中，为广大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内化为自觉的社会生活规范的过程。在古代，科技力量不强，科技社会化并不突出，直到近代，科学技术才显示出其知识的力量。在当代科学技术日益显示出其生产力功能后，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即科技社会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强大的历史潮流。科学技术那种实事求是、客观而公正的本性，否定迷信、不承认教条的革命精神，不因循守旧、敢于创新的创新意识，学术自由民主、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观念，为真理和正义而义无反顾的科学品格等，对提高社会公众的精神生活质量是非常有益的，是值得借鉴的。

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代表时讲道：“我们不仅要靠科学技术提高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学科学、用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创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社会精神风貌。”1996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的重要论断。“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这一论断，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搞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搞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依靠科学技术提高国民素质。

三、“科学技术动力观”完整地把握了科学技术的多重职能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是科学技术在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征途上凯歌高奏、所向无敌的英雄时代，也是人类陷入严重忧患和巨大灾难的危机时代：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当今人类生死攸关的全球性问题。科学技术空前放大了人类开发和改造自然的力量，同时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破坏生态和毁灭自身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和地球的命运。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与中国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探索紧密结合，提出并组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使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规模扩张转到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在《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武装起来――〈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序》一文中，江泽民同志写道：“如果用更多的科技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提高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那末，我们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就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亿万人民，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描绘出更新更美的画卷。”他不仅全面地把握了科学技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多重职能，而且明确地提出了“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一切，标志着“科学技术动力观”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依据“科学技术动力观”，科学技术的基本职能和价值目标就不只是开发自然、驾驭自然、索取自然，而是“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使社会生产力持续健康发展，人类文明日臻昌盛；只有把科技搞上去，才能不断地保证人民素质的提高；人民的素质提高了，更多的人掌握了知识，掌握了现代的科学技术，才能导致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等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朝着合理的方向演化。

四、“科学技术动力观”要求树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的大科学观

“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这个论断，是邓小平1977年就作出的。1995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道：“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科学。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联系愈来愈紧密，由此产生的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自然科学的发展丰富了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然科学研究有重要指导作用。我们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注意学习社会科学知识，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并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

科学是观念地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是通过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对象的特定方式。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的功能主要是认识变革“物”，实现物质变换；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是研究人和社会，实现行为变换。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科学逐步深化且日益成熟的象征，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构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主要不表现为知识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而表现为各门科学之间既分化又综合的对立统一。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原来的一门分为两门或多门学科；另一方面，各门学科相互渗透，出现了一大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综合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使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又重合在一起。例如社会生物学、生态经济学、人口地理学、社会心理学、生命伦理学等等，都是由一门或数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交叉而成。当代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当代任何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所具有的高度的综合性质，不仅要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主要部门进行多方面的广泛合作，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而且要求把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结合成为一个创造性的综合体。这是当今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先后三次就哲学社会科学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讲话，既为人们正确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此间，他作出了“四个同样重要”的重要论断：“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以及“两个不可替代”的重要论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个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探索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那种认为搞现代化建设只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就可以了、社会科学知识可有可无的想法和看法，是片面的、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五、“科学技术动力观”是唯物史观的现代拓深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走向，揭示了生产力是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过去，生产力一般是指物质(实物)生产力，至于科技和知识生产力，则是直到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后，才逐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明确起来的。江泽民同志从现代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通过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概括、总结、提升出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科学技术动力观”，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科技和知识生产力不仅决定着物质(实物)生产力，并且最终决定和制约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速度乃至方向。其实，一切社会创造物都不过是人类智力(或智能)水平即科学知识水平的外化物化。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人的科学化知识化水平是最终决定和制约社会历史发展水平、速度乃至方向的。当今时代是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代，科学实践活动已成为所有实践活动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实践活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必须给予定位和确认，确认科学实践的社会第一实践的客观地位，确认科技生产力即知识生产力的客观支配地位及其主导作用。“科学技术动力观”实现了唯物史观的这个飞跃，为推动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指出了一条基本的实践路线。

六、“科学技术动力观”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

进入21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既是“科学技术动力观”历史的传承和逻辑的延伸，又是与时俱进的新发展。

1.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

2003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6月，胡锦涛同志作出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的重要论断。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他告诫人们：“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末，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与伦理的疏离、理性与价值的分裂，在当代西方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所面临的科技异化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明天所要着力避免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工作”，这就奠定了避免科技异化的政治基础，推进着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和谐统一。

2.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纲推进科学发展

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动员令。胡锦涛同志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大力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15〕�

3.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及其重要意义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闭幕后，国务院于2006年2月9日、3月20日分别印发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科技规划纲要》）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简称《科学素质纲要》）。笔者认为：以《科技规划纲要》和《科学素质纲要》为标志，党和国家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实践着“两个基本方略”，即以加强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和以全民科学素质建设为主导的“科学技术普及发展方略”。

应该看到，胡锦涛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深刻地讲道：“要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把科技创新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紧密结合起来，与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紧密结合起来，使科技创新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科学技术的武装，进一步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尚。”这就是说，我国的科技进步不仅要“顶天”，在科学前沿和高技术领域有所创造、有所作为，而且还要“立地”，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科技、理解科技、运用科技，充分享用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巨大恩惠。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两个基本方略，是基于“科学技术动力观”的两个重大的科学抉择。

第一，以自主创新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方略”是应对知识化的全球竞争新挑战的科学抉择。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有自身的政治意愿和战略利益。为了尽快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了数万亿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对缩小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不能仅仅依靠引进技术满足自身的科技需求，不能指望别人来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面对世界科技发展的大势，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只有把科学技术真正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真抓实干，急起直追，才能把握先机，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当前，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正承受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中国能否成功地回应当代科技革命的冲击，成功地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不但对中华民族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很显然，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兴旺发达，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直至最终胜利。如何把社会主义建设同当代科技革命的潮流更好地结合起来，始终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紧迫任务，也是当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方面。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在新时期新阶段实现着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效契合。

第4篇：当代科技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有机整合是思想理论界的一个讨论热点，其对于彰显当代高职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也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就高职教育本身而言，充分挖掘其自身的人文价值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它应该成为考量当下高职教育自身“价值”的试金石。

一、当下我国高职教育的“人文价值之问”

在20世纪90年生在我国思想界的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大讨论，在教育界主要集中在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价值的大讨论，其实，这正是我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要走向现代化必然要面对、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这一讨论已经形成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就是整合论。

所谓整合，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协调、统一。一般来讲，整合论反对具有片面性的科学技术教育或单纯的人文学科教育，指出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应该进行整合。整合论的观点也得到了广大高职院校很大的认可和赞同，就其最简单的原因而言，高职教育培养的是直接走向社会，用自己的适用性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教育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从教育理念的层面看，在高职教育中进行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两方面整合的观点无疑也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要求高职教育的学生既学习科学技术，又学习人文学科对于我国现阶段的高职教育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和对峙，高职院校对整合论的认可和赞同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对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一种方向性的、前瞻性的意义。

但是，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在高职教育的实践中，往往认为整合就是表征科学技术的专业学科和表征思想文化价值的人文学科的简单相加，或者在进行科学技术教育时适当增加人文学科的教育，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倾向性的角度分析整合论的观点，就会发现它存在着内在的局限，即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代高职教育的本质特性，因而也就没有充分发掘这种特性所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文价值。

二、当下我国高职教育的人文价值特质

美国的杜威先生在其所著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职业工作做准备的教育；而斯内登认为，凡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都可以称为职业教育；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做准备的教育；而《国际教育辞典》指出，职业教育是指在学校内或学校外为提高职业熟练程度而进行的全部活动，它包括学徒培训、校内指导、课程培训、现场培训和全员再培训。这些界定虽然大都是从广义上展开的，但是都紧扣“职业性”这一特性。因此，职业性是高职教育的本质特性，它是由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的，它是培养能够掌握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必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专业技能和一定文化知识的应用型人才的教育。

高职教育发展到了今天，为满足全球化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高职教育在强调人文学科教育的同时，对科学技术的教育也进一步加强，与学术性课程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当代高职教育的职业性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高职教育的职业性更加突出，必然推动当代高职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包括高职教育在内的我国近现代教育是植根于封建主义及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土壤之上的，没有西方国家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长期以来，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等方面对高职教育的功能存在着极为功利的认识，片面地追求高职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强调科教兴国，凸现的主要还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价值。而忽视了高职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功能。使得凸现高职教育特性的职业性教育即在很大程度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教育处于一种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层面，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目的仍然停留在为谋生而掌握一技之长的层次上，不利于促进学生的终极性发展。科学技术不是缺乏人文价值，而是缺乏对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发掘。因此，从更高的层面上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高职教育的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能促进人多方面的精神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和它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资源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在高职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除了要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外，还应该发掘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来为我们的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科学和技术日渐走向融合；科学目益呈现出技术化的趋势，技术更加自觉地以科学为指导。凸现当代高职教育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原本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科学技术活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理性精神是其灵魂，更是人的本质，富有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活动能促进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逐步养成科学的理性精神，如谦逊的态度、进取的心理、理智的怀疑等，而人的这种理性精神又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拥有科学理性精神的人运用科学技术对迷信、日常生活经验、已有陈旧科技进行批判的过程，是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创新的过程，也是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意识的过程，它彰显了人超越现实和自我的一种本质力量，这种促进人的终极性发展的人文价值是难以替代的。

三、充分发掘人文价值特质。体现高职教育自身的“价值”

人文价值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地位、尊严、个性发展、幸福和命运，体现的是人性在社会中真、善、美的完美融合。善和美能给人以终极性的关怀，真同样能给人这种关怀；善和美给人的关怀主要由人文学科的教育来实现，而真给人的关怀则要由科学技术教育来实现，并且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人善和美的关怀，因为真、善、美是统一的。因而，充分发掘当代高职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的人文价值，对于凸现高职教育的本质特性，完善高职教育的功能，提升高职教育的价值。使高职教育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为此，我们在教育理念上，应该兼顾高职教育为社会和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两大基本功能。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工业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逐步实现现代化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决定了在高职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大量的应用型人才是时代的要求。但是，不应该把加强高职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停留在工具和技术的层面上，只是通过科学技术教育来加强学生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而忽视学生作为人的目的性和人文性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而应该站在教育理念的高度去充分认识和发掘高职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只有在教育理念上完成这种改变，才能带来高职教育的思想、价值观、功能观、制度和课程编定等方面的改变，才能在高职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的时代要求下，去实现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而不只是科学技术教育在工具和技术层面的价值。

而与此同时，在教育实践上，高职教育应该进行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教育，才能实现科学技术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在科学技术教育的教的层面上，应该把教学为学生实用的思想变成教学为学生求真的思想，树立开放的课程观念，开展研究性教学。科学技术是整体，科学技术教育也是整体，各个层次的高职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除了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外，还应该包括科学思维教育、科学方法教育、科学精神和科技美的教育。只是停留在教学为实用的思想上，教给学生的就只是科学技术知识，而缺乏科学思维的训练、科学方法的掌握、科学精神的认识和科技美的体验，而这四个方面正是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的核心所在。科学思维有着严密的逻辑，能促进人的思维前后的连贯性、一致性，减少错误。科学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前提。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求真除了探究世界客观存在的功利价值外，也具有人性的价值，很难想象人性中没有了真正的存在意义。科技美则是科学技术教育的更高层面。相应的在科学技术教育的学的层面上。也应该教育学生把求知为实用的思想变成求知为求真、完善自我的思想。

四、结论

人文价值其实是考量当下我国高职教育自身“价值”的试金石。充分发掘我国高职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我国的高职教育才会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论教育[A].爱因斯坦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第5篇：当代科技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职教育；人文价值；发掘

一、当下我国高职教育的“人文价值之问”

在20世纪90年生在我国思想界的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思想大讨论，在教育界主要集中在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教育的价值的大讨论，其实，这正是我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教育要走向现代化必然要面对、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之一。而这一讨论已经形成的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就是整合论。

所谓整合，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协调、统一。一般来讲，整合论反对具有片面性的科学技术教育或单纯的人文学科教育，指出科学技术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应该进行整合。整合论的观点也得到了广大高职院校很大的认可和赞同，就其最简单的原因而言，高职教育培养的是直接走向社会，用自己的适用性知识和技能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劳动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教育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从教育理念的层面看，在高职教育中进行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两方面整合的观点无疑也是非常正面、积极的。要求高职教育的学生既学习科学技术，又学习人文学科对于我国现阶段的高职教育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和对峙，高职院校对整合论的认可和赞同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对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具有一种方向性的、前瞻性的意义。

但是，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在高职教育的实践中，往往认为整合就是表征科学技术的专业学科和表征思想文化价值的人文学科的简单相加，或者在进行科学技术教育时适当增加人文学科的教育，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倾向性的角度分析整合论的观点，就会发现它存在着内在的局限，即没有充分认识到当代高职教育的本质特性，因而也就没有充分发掘这种特性所蕴藏着的丰富的人文价值。

二、当下我国高职教育的人文价值特质

美国的杜威先生在其所著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职业工作做准备的教育；而斯内登认为，凡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都可以称为职业教育；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做准备的教育；而《国际教育辞典》指出，职业教育是指在学校内或学校外为提高职业熟练程度而进行的全部活动，它包括学徒培训、校内指导、课程培训、现场培训和全员再培训。这些界定虽然大都是从广义上展开的，但是都紧扣“职业性”这一特性。因此，职业性是高职教育的本质特性，它是由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决定的，它是培养能够掌握从事某种社会职业必备的科学技术知识、专业技能和一定文化知识的应用型人才的教育。

高职教育发展到了今天，为满足全球化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高职教育在强调人文学科教育的同时，对科学技术的教育也进一步加强，与学术性课程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当代高职教育的职业性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高职教育的职业性更加突出，必然推动当代高职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包括高职教育在内的我国近现代教育是植根于封建主义及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土壤之上的，没有西方国家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长期以来，在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等方面对高职教育的功能存在着极为功利的认识，片面地追求高职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强调科教兴国，凸现的主要还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价值。而忽视了高职教育为人的发展服务的功能。使得凸现高职教育特性的职业性教育即在很大程度表现出来的科学技术教育处于一种技术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层面，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的目的仍然停留在为谋生而掌握一技之长的层次上，不利于促进学生的终极性发展。科学技术不是缺乏人文价值，而是缺乏对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发掘。因此，从更高的层面上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高职教育的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能促进人多方面的精神发展。科学技术本身和它所具有的丰富的人文资源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在高职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除了要加强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来为社会发展服务外，还应该发掘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来为我们的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服务。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科学和技术日渐走向融合；科学目益呈现出技术化的趋势，技术更加自觉地以科学为指导。凸现当代高职教育职业性的科学技术教育原本蕴藏着丰富的人文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科学技术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科学技术活动本质上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理性精神是其灵魂，更是人的本质，富有理性精神的科学技术活动能促进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逐步养成科学的理性精神，如谦逊的态度、进取的心理、理智的怀疑等，而人的这种理性精神又推动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拥有科学理性精神的人运用科学技术对迷信、日常生活经验、已有陈旧科技进行批判的过程，是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创新的过程，也是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意识的过程，它彰显了人超越现实和自我的一种本质力量，这种促进人的终极性发展的人文价值是难以替代的。

三、充分发掘人文价值特质。体现高职教育自身的“价值”

人文价值肯定的是人的价值、地位、尊严、个性发展、幸福和命运，体现的是人性在社会中真、善、美的完美融合。善和美能给人以终极性的关怀，真同样能给人这种关怀；善和美给人的关怀主要由人文学科的教育来实现，而真给人的关怀则要由科学技术教育来实现，并且真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人善和美的关怀，因为真、善、美是统一的。因而，充分发掘当代高职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中的人文价值，对于凸现高职教育的本质特性，完善高职教育的功能，提升高职教育的价值。使高职教育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为此，我们在教育理念上，应该兼顾高职教育为社会和为人的发展服务的两大基本功能。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加快工业化。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逐步实现现代化仍然是当务之急。这就决定了在高职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大量的应用型人才是时代的要求。但是，不应该把加强高职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停留在工具和技术的层面上，只是通过科学技术教育来加强学生的工具性和技术性而忽视学生作为人的目的性和人文性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而应该站在教育理念的高度去充分认识和发掘高职教育中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只有在教育理念上完成这种改变，才能带来高职教育的思想、价值观、功能观、制度和课程编定等方面的改变，才能在高职教育中加强科学技术教育的时代要求下，去实现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而不只是科学技术教育在工具和技术层面的价值。

而与此同时，在教育实践上，高职教育应该进行完整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教育，才能实现科学技术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在科学技术教育的教的层面上，应该把教学为学生实用的思想变成教学为学生求真的思想，树立开放的课程观念，开展研究性教学。科学技术是整体，科学技术教育也是整体，各个层次的高职教育中的科学技术教育除了科学技术知识教育外，还应该包括科学思维教育、科学方法教育、科学精神和科技美的教育。只是停留在教学为实用的思想上，教给学生的就只是科学技术知识，而缺乏科学思维的训练、科学方法的掌握、科学精神的认识和科技美的体验，而这四个方面正是科学技术教育的人文价值的核心所在。科学思维有着严密的逻辑，能促进人的思维前后的连贯性、一致性，减少错误。科学方法是取得成功的前提。科学精神是求真的精神，求真除了探究世界客观存在的功利价值外，也具有人性的价值，很难想象人性中没有了真正的存在意义。科技美则是科学技术教育的更高层面。相应的在科学技术教育的学的层面上。也应该教育学生把求知为实用的思想变成求知为求真、完善自我的思想。

四、结论

人文价值其实是考量当下我国高职教育自身“价值”的试金石。充分发掘我国高职教育自身的人文价值，我国的高职教育才会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论教育[A].爱因斯坦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第6篇：当代科技论文范文

关键词：科技；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理论研究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历久不衰，中华文化的链条没有间断。但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各个少数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世代相传的优秀的文化面临着消亡和被同化的困境。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是如何弘扬、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能使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的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不落伍或者不被抛弃；同时，又吸收其他先进民族的文化，甚至世界一切先进民族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不断得到创新，使自己的民族文化不断的发展进步。少数民族文化与其它文化交流，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许多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作用，开展研究，成果丰厚。

笔者对近年来的学术期刊和相关的著作进行了目录检索和查阅，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专家与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文化的理论、学术活动、技术手段、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收集的材料也主要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学者的实际调查所得。研究的动态变化上，改革开放以前学者们对此的研究较少，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后的研究成果较多，早期也主要是对民族文化的收集与整理，后期才逐渐将少数民族与汉文化，与国外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此的研究也更加理性和全面。本文对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

一、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理论的研究

专家与学者们主要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研究，收集的材料也主要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和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学者的实际调查所得。龙秀雄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加强了文化交流，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和人类文化的进步，同时也在深刻影响民族文化的外部环境、物质基础和深层结构等，对民族文化主体性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王舒宇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渗透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多个领域，对民族文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2]徐延花分析文化与科技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方法，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为民族发展的现实服务。[3]李忠斌的观点，科技进步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推动着民族文化向更高层次演进。[4]专家学者们在科技进步的宏观内涵下对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做出了正面的，客观的判断，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和科技发展相互之间的规律，对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二、综合全面的分析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的理论研究

同时，部分学者也在关注着科技在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相互作用中，正反面等做了相关的研究，发表了很多独特的见解。从全面大局方面，梅其君认为“现代技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有利于和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方面有共存现象”[5]。龙秀雄也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和受先进科技影响下，传统民族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严峻的考验[7]。从正面方面的观点分析，“要使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超常规的发展，必须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必须普及科技。可以说，科技能力普及直接影响着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和经济的发展。[6]”从反面分析，吕乃基也分析出“21世纪科学技术所起的作用又有新的特点，在技术领域互联网对民族文化消融所起的影响，比以往的任何平台更大，……凡此种种，都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起到消融民族文化的作用[8]。”

科技与文化之间本来存在着互渗互促的关系，研究者已经认识到在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给民族文化造成的潜在威胁，以及最大限度地设法消除和避免这种负面影响，也看到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如何充分利用它们为我国当今正在进行的民族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三、教育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

现代民族文化的发展最终要体现和落实在传播载体上，也就是体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方式，技术手段。民族文化的发展不仅反映着现代文化的实质内容和水平，而且也是现代文化得以现实存在和传承的根据。把现代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引入教育，使教育技术活动的条件、手段和方法与现代民族文化处于同等水平与同种构造，文化教育才可能真正成为培养现代文化人、传播现代民族文化的有力工具。对此，学者们也研究分析出通过教育技术可以使教育按着现代民族文化的生成条件和方式去配备相应的教育教学设备，选择和运用适应民族文化传播的教育教学手段、方式、运行机制和实施方法，从而根本上保证现代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并使民族文化得到有效的发展。杨改学、张筱兰分析如何将现代科学技术、传播技术，媒体技术等运用于少数民族教育，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素质 ，加速藏文化和其它外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9]李永铎在研究传承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时就分析，“充分开发和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与教学实践的紧密结合……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教育教学的新规律，提高民族音乐的教学水平，传承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发展木卡姆音乐的教育，使之后继有人”[10]。也有专家和学者探讨民族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必须以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为依托 深刻挖掘我们本民族自己的文化精髓，并在现代科技和现代社会的催化下……汲取百家之长 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具有国际意识的民族特色的教育技术学”[11]。黄文（2011）认为跨越部门与行业的界限…… 实现遗产教育共享……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基础。[12]

关于学校的教育和教育技术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研究，此类学者大部分是在高校任教或者深造，对此的研究颇多。探讨的是学校如何能让少数民族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学校传承民族文化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比如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13]”。另外如语言危机，研究指出，民族语言传承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本民族语言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没有实用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14]。”对此，如何去教育，如何使用教育去引导，更值得学者专家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学者也认为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15]。民族文化传承困惑，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那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地区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都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对此，何波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族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表现出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的自足系统，发现其科学精神缺乏的弊病。[16]

四、信息技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

信息技术作为现在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化传播技术手段，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中国的现代化潮流中，如何保持少数民族艺术的原生态学习与传承，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的问题，也是学者和专家一直在寻求解决的严峻课题。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分析信息技术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影响。路炜峰尝试从当代信息技术与少数民族艺术课程整合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探索，“在中国教育体制中利用当代信息技术的保真性，大众性共享性和跨越时空等性质进行保持少数民族艺术文化独特性的学习与传承探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17]赵生辉（2009）在《现代信息技术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理念与途径》一文中从文化融合的理念出发，分析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并探讨了现阶段推进两者融合的若干实践途径[18]。“利用数字化技术可以对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 （古籍、文书、石刻、金文、印章等）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抢救，可以实现少数民族文字历史的数字化与信息化管理，……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传播并为社会利用[19]。王恒桓认为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已导致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产生、创造机制上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学习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待文化的态度、认识心理都与过去的文化有着本质的差别[20]。

一般而言，文化的变异度不但受制于本土文化的生态、心态环境和开放程度，而且主要直接受制于文化交流方式。同样的，现代技术照样对少数民族文化造成影响，处于弱势文化的民族，在传播处于不利地位，慢慢发生着改变。例如在建筑文化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民居（如 吊脚楼 ）正被建造更方便的平房和钢筋水泥结构楼房所取代，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虽然保持了传统的民居，但从建筑材料、样式到内部装饰都已十分考究并具有了相当的现代气息[21]。

评语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近年来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的理论、学术发展方向、技术手段、传承和保护的模式、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向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之处。有的方面没有涉及或是研究的不够，今后有待加强，归纳如下：

第一，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方面具有的选择与整理的理论研究。科技民族对文化的传递必须经过一个文化良性选择的过程，没有文化良性选择的教育技术就不能成为教育技术，特别是对作为专门教育机构的学校来说更是如此，文化良性选择贯穿于教育技术的始终。通过教育技术的选择过程，使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内核得以凸现，得到传承和发展，也使外来的优秀文化能进入教育技术这一文化融合和传承的最主要的通道。这是民族文化整合，最终得到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二，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功能研究存在不足。同一文化内知识、观念、价值规范的传承和不同文化的接触、文化输入输出之间的关联研究存在不能完善。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通过课程来促成文化的保存、积淀和增殖和教育技术与信息技术可以传播和扩散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但相关的研究还是不多。

第三科技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上来研究。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群体的血液中，这是一个难题。

第四，从收集到的文献可以看出，现在的科技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民族研究主要是从技术，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从更广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影视人类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较少，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加强。

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研究得当，利用得法，则可造福于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和保护以及相关的研究要有紧迫感，紧跟科技进步的时代步伐，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方法，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为民族发展的现实服务，并展开更加深刻的研究。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民族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笔者相信，在今后的科技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但能够克服这些不足之处，而且能开拓新的领域，更上一层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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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舒宇.论科技对创新民族文化及其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J].思想战线，2008，34（1） .

[3]徐延花.论科技进步与民族文化资源开发 [J].青海经济，1997（3）.

[4]李忠斌.论科技进步与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以土家族为例） [J].民族研究（京）2002（03）.

[5]吕 涛，赵德胜.民族地区科技普及能力与民族文化产业的关系研究[J].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23（3） .

[6]梅其君.现代技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初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0）.

[7]龙秀雄.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科技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影响[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5）.

[8]吕乃基.2 1世纪科学技术对文化的影响[J].东北大学学报，2001（3）.

[9]杨改学，张筱兰.现代教育技术与藏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J].工作研究，200（5）.

[10]李永铎.现代教育技术与刀郎木卡姆音乐[J].艺术教育 2006（9）.

[11]安涛.文化传统对教育技术的影响[J].中小学电教，2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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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宏，刘茜.民族文化传承： 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使命[J]教育探索，2011（4）

[14]卢德生.民族成人高等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J].成人教育，2004（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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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何波.论科学技术教育及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J].青海民族学院报，1998（1）.[16]

[17]路炜峰.信息技术与少数民族艺术课程整合思路的研究[J].艺术教育，2007（3）.

[18]赵生辉.现代信息技术与民族文化融合的理念与途径[J].黑龙江史志.2009（18）.

[19]华宁.论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档案的数字化技术保护 [ J] .档案学研究， 2006 （ 2 ）.

[20]王恒桓.信息技术与文化发展[J].太原教育学院学报，2003（21）.

[21]王希恩.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 [ J] . 民族研究， 2000（ 6 ）.

第7篇：当代科技论文范文

所谓技术理性，是指人类追求技术合理性、规范性、有效性和理想性的抽象思维活动、智慧和能力，是一种扎根于人类物质需求及人对自然界永恒依赖的实践理性和技术精神。技术理性作为人类理性特殊的和典型的形式，是人类多种理性的某种合取，它贯穿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始终[1]。技术理性并不追求单纯的手段或目的，而是把科学合理性、社会合意性整合到技术原理的可行性和技术规范的有效性中，既追求功效又内含目的，基于自然又面向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科学技术具有两面性，使得图书馆学需要技术理性的支撑。现代科学技术已全面渗透到图书馆学的发展之中，成为图书馆学的催长剂，导致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存在技术评价缺失规范、技术至上、技术误导等问题的出现。特别是在全球科技浪潮和信息化、知识化的时代背景下，图书馆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图书馆学的发展与科技也有着解不开的情缘。面对科学技术的全面渗透，图书馆学应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技术理性的发展之路。

2、科学主义与图书馆学技术理性的缺失

19世纪30—40年代，科学主义产生于法国和英国，其创始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沿革，先后演绎出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众多的哲学派别，成为一股在世界影响力很大的哲学思潮。科学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自然、社会的各种问题，崇拜科学，技术至上。从科学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来看，不难发现科学主义本身具有一系列危害性，包括：压制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性；盲目应用科学技术，忽视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扭曲人文社会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机械地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2]。

科学主义思潮对图书馆学界也颇有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技术论。在西方图书馆学发展史中，先后产生了图书馆学技术论的两大流派——传统技术学派和新技术学派。20世纪末期以来，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国内外图书馆学界再度兴起技术热，图书馆学的不少研究都反映了科学主义的学术思想。

传统技术学派把图书馆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图书馆技术、操作方法和工作内容。该学派的代表性思想有施莱廷格的“整理说”，德国艾伯特的“技术说”以及杜威的“技术实用论”。传统技术学派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在我国图书馆界仍有很大市场，表现为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实用性，忽视了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

新技术学派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应用的产物，它注重发展新的信息技术，以新技术为前提预测图书馆的未来。其代表人物有兰开斯特、利克利德、泰勒、戈曼和道林等人[3]。该学派目前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迷信和狂热，鼓吹技术决定论。

由于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形成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企图用自然科学的数理量化方法来解释图书馆实践中的问题，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道路。备受我国图书馆学界批评的抽象图书馆学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不少研究成果体现了这种思想和主张：大量借用数学和统计的方法，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其他方法，使图书馆学研究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4]。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单纯地依靠技术方法不能解决图书馆学的根本问题。

科学主义思潮及其衍生的科学主义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是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导致技术理性缺失的内在根源。在《图书馆学研究：科学主义思潮的非理性倾向》一文中，作者从抽象图书馆学的基本主张出发，指出科学主义思潮体现了当代图书馆学的非理性倾向[5]。非理性导致对图书馆学进行消极的、随意的否定，轻率立论，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反对图书馆学的科学主义思潮，恰当地运用科学主义研究范式，促进图书馆学的良性发展。

3、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非理性的技术误区

图书馆学的技术传统虽然不如人文传统那样源远流长，但它伴随科学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和在图书馆学科体系中的全面渗透而发育为浓厚的学术传统。基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要求，图书馆学界从图书馆的功能和效益出发，积极探索图书馆工作面临的技术问题，这有利于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然而，学术界和图书馆员更多地意识到图书馆学的技术因素导致的负面效应，指出图书馆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技术化倾向，片面强调图书馆学的技术性，这种倾向阻滞了图书馆学理论的科学化进程[6]。也有人质疑图书情报学的单向度发展，认为技术的崇拜无益于图书情报学显学的努力[7]。事实上，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与过分强调技术因素有关。

3.1　技术情结排挤人文理性

早期的图书馆学理论有着人文主义的深厚底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全面应用，图书馆的业务工作和文献信息服务越来越依赖于对技术的掌握运用程度和各种技术设备的配置水平，实践的依赖导致了理论思维和研究的依赖，图书馆学的理性精神被淹没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大潮中，以至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价值，忽视人文理性应有的价值。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理论和实践中的科技与人文一直未能很好地统一和协调发展，长期表现为技术游离于理性之外，一味地热衷于科学技术应用，忽视了传统人文理性的继承和发扬，使图书馆学陷入了技术传统极度膨胀而人文传统日渐衰竭的不妙境地[8]。

针对图书馆学技术至上论和技术片面化的倾向，很多研究者担忧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削弱图书馆学的人文传统。美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巴特勒和谢拉就是批评技术至上论的典型代表。巴特勒认为企图使技术合理化以及理论技术化的尝试是不结果实的花朵；谢拉则一再告诫人们：图书馆学始于人文主义[9]。国内学者也指出：强调人文传统是图书馆学理论的一个基本点[10]；图书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它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11]，等等。

在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教育方面，技术排挤人文的问题同样存在。图书馆学最初主要是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等构成的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是适应早期图书馆手工服务方式的产物。现代信息技术使图书馆业务流程和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为解答图书馆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图书馆学需要充实新的理论。为此，学科内部整合过程中增添了许多“技术色彩”很浓的内容。由于图书馆学的技术性内容不断扩张，技术科目的比重越来越大，挤占了图书馆学基础性科目的生存空间。如从教育部公布的专业目录来看，图书馆学专业不同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教学内容固然也有差别，可有的学校不仅为图书馆学专业披上“信息”的外衣，在课程设置上也“全盘信息化”，大量开设诸如信息社会学、信息伦理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企业信息工作、信息市场管理等与信息有关的课程，以至于图书馆学课程仅占一小部分甚至已被完全抛弃[12]。这样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必然偏离最初的培养目标和自身的发展轨道。

3.2　技术因素引发的学科术语不规范

技术的突破必然带来学科概念和术语的增长与更新，由于技术发展太快，学术研究一时难以规范用语，给人们的认识带来混乱和不便。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学的新概念大多以感性认识为主，许多图书馆学新概念和术语的涵盖面大，使用起来易迷惑人。本来，图书馆学领域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术语具有规范，人们已经取得共识，但是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原有某些术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待于图书馆学界去重新界定和认识。有些研究者还大量套用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其他学科的技术性术语，而对图书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许多体现自身特征的概念不予重视。当然，一味反对引进概念和术语不是科学的态度，但如果生搬硬套无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术语，不加以学科化的解释，则不是明智之举。

3.3　与技术因素有关的图书馆学无限制泛化和扩张

已有学界人士对泛化和扩张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13—14]。图书馆学研究中的适度泛化和扩张也并非坏事，但是无度地泛化与扩张就易产生问题。伴随着新技术运用于图书馆，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视野由馆内扩展到馆外甚至社会，研究范围从传统图书馆扩大到整个文献信息领域。如果图书馆学理论超越了自身的极限，表现为漫无目的的膨胀，最终也会失去自我，陷入虚无缥缈之中而无法自拔。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的客观趋势，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大图书馆观”存在一定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使图书馆学走上无节制的粗放型扩大外延的路子。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图书馆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学术研究热点不断，除了学界开拓创新、学科建设和图书馆学本土化等因素外，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像电脑与图书馆、图书馆电子学、信息高速公路之类的研究便是学科泛化和扩张过度的表现。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有其应有的内涵和外延，远离和超越主体的研究不利于图书馆学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重视和有效控制。

3.4　激进论调的产生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对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波，当然也震撼着图书馆人，引起对图书馆事业及其价值的怀疑和关注。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最让图书馆人灰心丧气的理论莫过于“图书馆消亡说”，庆幸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制造这理论与现实截然相悖状况的无形怪手，是对图书馆影响越来越大的信息技术[15]。图书馆消亡论者在国外的典型代表首推美国学者兰开斯特，他试图让人们相信未来的社会是“无纸社会”[16]；英国图书馆学家汤普森则认为，图书馆最终会成为博物馆[17]。国内也有图书馆消亡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传统图书馆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逐步走向消亡[18]。不少研究者针锋相对地指出：图书馆消亡论是网络时代的神话[19]；“无纸社会”不会出现，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图书馆[20]。

预测是一门科学，科学和合理的超前预测为人们所欢迎，但割断历史与现实联系的预言是不可取的，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图书馆发展东西部不平衡，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所谓图书馆消亡更是没有充足的理由。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图书学界通过学术讨论，对图书馆的未来已基本形成共识，认为复合图书馆是现代图书馆的必然走向。当前，国内外图书馆学界的很多学者对技术至上的观念和研究范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指出了其中的危害，为图书馆学回归正常的技术理性之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适合中国图书馆学的技术理性道路

现代科学技术使图书馆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带来的技术思想误区也被图书馆学界所共知，呼吁和回归技术理性已是图书馆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

4.1　树立技术理性观

图书馆学界是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的直接动力，呼吁技术理性首先在于图书馆学研究要有理性的支撑。面对新技术，学界人士有必要树立技术理性观，用客观的尺度把握图书馆学技术的发展进程及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中国图书馆学目前的状况来看，技术理性观念主要体现在技术价值、技术手段、技术选择、技术发展等方面。

技术价值观。图书馆学技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变图书馆落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而且在于以“图书馆自由”理念为社会价值目标。这一理念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公共图书馆宣言》所确认，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在图书馆法律制度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在技术研究中我国图书馆学界对待技术应有理性的价值取向。

技术手段观。图书馆学技术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图书馆事业使命的一种服务手段。在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技术问题对图书馆发展无论有多么重要，对图书馆学的学科建设而言，终究是表层的东西，只有那些对技术现象进行深度思考所形成的理论，才具有久远的学术价值[21]。科学技术与人文理性是图书馆学不可缺少的部分，但现代技术以其单一性、两面性特征，成为人文理性的一种巨大的排斥和异化力量，图书馆学需要在科技与人文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即技术服从人文的需要。图书馆实践所利用的所有技术，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手段，取代不了图书馆人的主体和主导地位。

技术选择观。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不同领域中都同样充满复杂的选择，坚持有选择地应用新技术来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界义不容辞的责任[22]。目前，我国的数字图书馆研究和建设正方兴未艾，图书馆学技术的研究和图书馆技术应用都存在技术选择问题，必须从我国的现实出发，用理性的眼光对技术进行必要的审视。

技术动态观。历史的发展告诉人们，一定历史时期的技术，无论在当时有多么先进，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发展，终究要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况且，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新旧技术更替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发展呈现的动态性特征更加明显。信息技术是推动图书馆发展的核心技术之一，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为图书馆事业服务，图书馆界应牢牢确立技术动态发展的理性观念。

4.2　加强图书馆学前沿技术的研究

图书馆学技术研究包括技术应用和技术发展两个层面的研究。图书馆技术应用研究主要解决网络化、数字化等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实际应用问题；图书馆技术发展研究则是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在图书馆应用的发展趋势，解决图书馆与新技术相适应的问题。从目前来看，处于图书馆学发展前沿的核心技术是信息技术，而纳米技术将在图书馆未来发展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图书馆学应用性极强，技术应用研究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非常明显，这使得技术应用研究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重点。

基于信息技术而产生的数字图书馆，成为当前学科的前沿问题。对数字图书馆的研究，主要是信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知识管理技术、信息存储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并将它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直接服务于图书情报工作。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面临十大技术瓶颈，包括资源建设、多媒体信息标准、信息存储与压缩、信息分类、索引与检索、信息传输与安全保护、交互界面、信息输出与表现、工具与平台、高层信息服务协议[23]。从客观上讲，我国在技术方面比发达国家落后，图书馆界要在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抢占图书馆学的前沿阵地，就要求图书馆学研究人员调整落后的思维方式，更多地从技术的原创层面发掘，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

4.3　注重图书馆学技术的哲学审视

图书馆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图书馆学要成为具有科学逻辑和真正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必须借助于哲学思维，以图书馆哲学研究为突破口，从哲学层面上关注图书馆，把握图书馆本质上的问题。为此，我国图书馆学界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24]。综观图书馆学界的研究，其内容局限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性质、任务、意义、范畴体系及相关概念辨析等。从哲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用哲学指导图书馆实践，还有待于图书馆学界继续努力和不断创新。我们在解决图书馆实际技术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对技术的哲学反思，用哲学的思辨来解答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技术困惑。

图书馆学技术需要哲学支点，已被事实证明。西方技术学派的集大成者——杜威既是哲学家又是图书馆学家，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支配和指导下的图书馆学，占据了美国图书馆学的主流地位，不但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我国图书馆学界。当然，作为学科技术支点的哲学，应该是符合科学与理性的哲学。杜威的哲学强调“有用即真理”，对技术持实用主义的观点，必然走入“唯科学主义”的陷阱。

长期以来，由于图书馆学界缺乏对图书馆哲学的深入探讨，使学科理论难以上升到真正科学的高度。一般研究者大多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西方哲学家波普尔等人的思想来解析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这种生搬硬套的做法不可能构筑图书馆哲学的理论大厦。学术界应该从科学融合的角度，广泛地学习人类思想史上的哲学理论，吸取其思想精华，对哲学领域的相关思想和概念做出图书馆学学科化的合理解释，紧密联系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实际，建构全新的理论体系。图书馆技术的哲学理论是图书馆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建构图书馆哲学新体系的过程中，借用科学技术哲学的思想和理论是必不可少的。

4.4　培养创新型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

对于图书馆学的可持续发展而言，人才是第一资源。科学技术越发展，图书馆学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越是不断地延伸，对图书馆学学科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造就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图书馆学技术人才，是新世纪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图书馆学人才培养要求制定科学的人才发展战略，顺应市场需求，调整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设置，积极引进新的理论和技术充实和完善原有理论体系。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由于缺少图书馆学专业技术人才，往往是用计算机专业人才充当图书馆技术工作的业务骨干，这种做法是欠妥当的。计算机专业人才由于不具备图书馆理论及业务知识，在实际工作和技术研究中容易碰上诸多困难，不利于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的发展。解决类似问题的关键措施就是加强图书馆员的专业培训，采用各种形式，使图书馆员终身接受教育，造就一支信息时代高素质的专业图书馆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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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当代科技论文范文

关 键 词：西学东渐；文化冲突；科学主义

Abstract: Western learning had been introduced into China since Opium War， afterwards the contradictory and conflict between western cul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are develop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ispute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strumental reason” in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argument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metaphysics， the article reveals the culture value conflict between value reason and instrumental reason behind the argumentation. It also explains the inner unity of implements level， institution level and idea level in culture， these levels can not be cut apart. The paper inquires into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scientism in China， points out we should advocate scientific spirit， and improve citizen’s scientific literacy. We should not criticize scientism on a large scale in a big way.

Key words: western learn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culture conflict; scientism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下引发的。自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了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中国由此步履蹒跚地迈上了走向现代的艰难历程。正如马克思所言，“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和西欧、北美自然演进的“内发型”现代化相异，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起的“外发型”现代化，或称之为“被现代化”。马克思指出：“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1]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或说是“道德”与“现代技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现代化起源的“外发型”，所有以上问题就转换成“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思潮几乎都是以中西文化论争的形式演进的。

1 “洋务运动”中的“体”“用”之争

中国的现代化起始于“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但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必须解决的前提性问题，即我们所办的洋务、引进的技术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或说是学习西方文化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守旧派以“先王之制”、“圣贤之道”作依据，指斥引进西学“师事夷人”是离经叛道，弃本逐末，用夷变夏，失体丧国。1880年直隶开平煤矿因修建一条长15里的运煤铁路，引起顽固派大哗。他们说机车开起来会震动皇陵、触怒圣祖，最后洋务派只好用马拉煤车在轨道上行走。洋务派官员郭焘责乘小火轮回乡，乡人怒其乘洋鬼子的邪东西回老家，硬是凿沉了这条船。[2]洋务之患，何以就像洪水猛兽、乱臣贼子呢？在守旧派看来，“圣贤书”“礼教事”是“正学”，是终古不变的精神支柱。“正学”乃是“人心”之所宗，是以伦理纲常为内容的价值观念，打破这种价值观念，就意味着这种价值观念所反映、维护的旧有制度成法、等级秩序的崩塌，就面临着已有权利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面对守旧派的指斥，洋务派也不敢公然违背“圣贤”“祖训”，只能是设法证明中学、西学之间无实质冲突，而是相容、互补。这一命题论证的现成妙法就是借用“西学中源”论。守旧派屡屡贬斥西学乃剽窃中学所为，洋务派则反其道而行之，用“西学中源”论证西学之可为我用。既然西学是中国古已有之而后传到西方去的，可见西学并非异端，学习西学可说是复兴我中华之古代文化遗产，是复兴、光扬祖宗基业的正事。中西文化的同根性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证明中西文化的可交流、可相容、可互补，但中学、西学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悬殊差异在现实中有目共睹，西学进入中国会不会喧宾夺主，取而代之，把中学排挤和消灭掉呢？即西方的技术理性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洋务派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中体西用”作为洋务派对保守派指斥的应对，肇源于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最先提出了学习西方现代兵工技术以拯救中国危亡的主张，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初起时救亡图存的“防卫型”（制夷）特征。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率先提出：“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3]而后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体用论”做了系统的阐发。“体”与“用”是中国哲学的一对传统范畴，其指向在于本体与功用的关系，以“体”为精神原则，以“用”为应事方术，即以“治心”的内学为体，以“治物”的外学为用。“体”与“用”、“内学”与“外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是统一的（“体用不二”），但“中体西用”中的“体”、“用”分别取自“中学”与“西学”，然后把这二者在概念上人为地捆绑在一起，问题是它们在社会运行中能有机地统一到一起吗？“中体西用”中的这种异体移植，曾被严复讥之为“牛体马用”。

一般认为，文化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这三个层次的内容是统一不可分的。而“中体西用”论的荒谬在于它违背文化有机性原理，误认为可以将文化的体、用随意分割和任意嫁接。在政治实践中，“中体西用”论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初衷，但在本质上则是反现代化的，它以技术的革新为守旧的手段，变革仅限于器物（科技）层面，拒绝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文化观念层面的改革。“西用”标志着中国效仿西方走现代化道路的第一阶段的开始，“中体”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它阻挡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从器物层变革到制度层和观念层变革的深入发展。“中体西用”不仅是洋务派与保守派相互斗争的妥协结果，它同时反映出深层次的文化冲突问题。“中体西用”建基在中国文化优于内在的“治心”之“道”（道德）和西方文化长于外在的“治事”之“器”的区分，简明地概括出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征与西方文化的“知识型”特征。“中体”与“西用”的关系也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关系，“中体西用”论的实质在于用“价值理性”支配、约束、统辖“工具理性”。这听上去很有道理，看似很符合现代技术批判主义的理念，蛮有后现代思潮的味道，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洋务运动”真的具有这种历史超前意识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体西用”的“中体”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价值理性，它不是致力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是维护“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宗法制度，正像鲁迅所说的是“吃人”。

随着洋务派中的激进人士所提倡的西学范围日渐扩大，层次日益深入，“中体西用”却逐渐成为从“大本大原”处学习西方的羁绊。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注定了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文化改造的“器物”层次，而必须走向传统文化改造的制度、观念层次。综观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文化改变，可以大致地区分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浅表的“器物”层改变。传统文化的改造从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器物、技术开始，学习西方文化的“坚船利炮”就在这一层次。第二阶段，中间制度层的改变。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从事的“变法维新”属于这一层次。第三阶段，内核的观念层改变。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的挑战。吴又陵、早期的胡适以及大批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努力就属于这一层次，“打倒孔家店”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文化的三个层次中，器物层的改变最易，也常常是率先改变；观念层的改变最难，也常常是文化攻坚战中的最后堡垒，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在这一层次上也表现得最为剧烈。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体现出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扩张过程，因而所谓中西文化冲突，归根结底还是价值观念冲突。价值观念作为文化模式的内核，是文化认同最深刻、最稳定的基础，任何民族都不会也不可能以完全放弃传统文化价值为代价来换取现代化。换言之，现代化只能是基于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文化交流、摩擦、冲突、整合、再生的过程。中国以道德立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功利至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价值理想上形成了尖锐冲突。如康有为的“西方物质，中国道德”，梁启超的“西方物质文明，东方精神文明”，孙中山的“西方科学，中国国粹”，梁漱溟的“西方理智，中国理性”，等等，表达出的都是物质与精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分立、矛盾、冲突。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目标，在于寻求一条科技理性与人文价值相统一、“义”与“利”兼顾的健全的社会进化之路。从原则上规定“取利避害”并不难，难的是在“运作”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失败就在于消极“避害”重于积极“取利”，道德不是成为规范、推进现代化进程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而是成为阻碍、遏止其发展的消极因素，甚至是反动因素。

2 科玄论战

如果说洋务运动还只是停留在对西方文化、科学的器物层次理解的话，那么“科玄论战”则是在价值观念、人生意义的深层次上对于西方文化、科学精神的探讨。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认为人生观有不同于科学的特点，人生观的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刊》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批驳张君劢的观点，认为人生观要受科学规律、科学方法的支配、影响，于是论战遂起。随着论战的展开，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后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也著文参战，主要支持科学派反对玄学派，可称之为“唯物史观派”。这场论战的直接导火索是张君劢的讲演，但其背后却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

早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陈独秀等人就举起了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旗帜。陈独秀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从科学与人权并重。”[4]正当陈独秀、胡适等人满怀信心地鼓动着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文化陷入悲观主义的危机之中，西方人开始反思并试图到东方文化中寻找克服西方文化弊病的良药，这逐渐在中国引起了回响。1919年初，以梁启超为首的一行人（张君劢也在其中）赴欧参加巴黎和会，目睹战后欧洲国民生计的困窘和人生意义的迷茫，梁启超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科学万能”论的祸患。梁启超在他的《欧游心影录》中说：“……要而言之，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依着科学家的新心理学，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不过物质运动现象之一种。……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 [5]

张君劢在清华的“人生观”演讲只不过是对梁启超提出问题的突现和发挥。他说，“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6] “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有三：曰国家主义，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智识。……循欧洲之道而不变，必蹈欧洲败忘之覆辙；……然吾确认三重网罗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7]针对当时“科学破产”、“物质文明破产”的悲观论调及张君劢蔑视科学、倾心“礼教”，丁文江反驳道：“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是不科学的。……他们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们的张之洞，要以玄学为体，科学为用。他们不敢扫除科学，因为工业要利用他，但是天天在那里防范科学，不要侵入他们的饭碗界里来，所以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都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8]

不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科玄论战的双方观点都存在着相当问题。玄学派看到了科学方法在人生观问题上的局限性，特别突出、强调人生观及其“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将宋明理学、封建礼教当作“精神文明”倡导，并用来约制“物质文明”，则是大错也。用“精神文明”引导“物质文明”本是没错的，但是到底什么是精神文明，应当怎样培养精神文明，我们中国急需怎样的精神文明，这是必须搞清，不能混淆、颠倒的。科学派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社会现实的科学理性匮乏，强调科学对人生观的积极影响，科学方法的重要作用，这是没错的；但是无论如何，科学不能包办人生观的问题，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区别不容抹煞，“科学万能”论是站不住脚的。在科学主义信念的驱使下，科学派否认人的自由意志，拒斥形而上学（玄学），在人生观的建设上最后走到了与本意相反的境地。科玄论战涉及科学与人生观、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应用与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众多论题，很难说哪一方取得了胜利，但它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观念、价值冲突引向深入，启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

3 科学主义思潮的中国语境

科学派的“科学万能”论，具有典型的科学主义特征，标志着中国科学主义思潮的真正形成。中国的科学主义虽然还很肤浅、幼稚，但在当时中国，科学主义的主张却是对国际上科学悲观主义潮流的回应，是对封建、愚昧、落后思想文化的批判，是对科学观念的有力社会宣传、倡导。正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5]但是，对于“科学”概念的尊重，并不意味着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具有广泛、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主义是随着自然科学、工业技术的发展而来的，有着坚实的社会、文化、群众基础。而中国的科学主义是从西方社会的引进，它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上存活，难以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汲取有益营养，还要应对各种“礼教鬼”、“玄学鬼”的挑战，同时还肩负着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摇旗呐喊的神圣使命。

与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相比，中国的科学主义根基是相当脆弱的。文化大革命“知识无用论”一句政治口号，就可以把中国的科学主义连同科学事业连根拔起，再踏上一万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从历史来看，中国的科学主义从来没有真正发达起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从整体上来说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特别表现在中国公民较低的科学技术文化素养。 “我们要知道，欧洲的科学已到了根深蒂固的地位，不怕玄学鬼来攻击了。几个反动的哲学家，平素饱餍了科学的滋味，偶尔对科学发几句牢骚话，就像富贵人家吃厌了鱼肉，常想尝尝咸菜豆腐的风味：这种反动并没有什么大危险。那光焰万丈的科学，决不是这几个玄学鬼摇撼得动的。一到中国，便不同了。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当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5]在当今国际学术界技术悲观主义、技术批判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我们必须对于中国的实际问题有一个清醒认识。重温几十年前胡适所说，对于我们今天犹如警钟在耳。

我们并不是赞成、拥戴、吹捧科学主义，而是要对中国科学及其科学主义的实际进行具体的辨证分析。科学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科学万能”论，坚信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不仅能够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且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将人类导向幸福的彼岸。科学主义的错误是明显的，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简单处治一棍子打死。综观形形色色的反科学主义，可概括为两类：解构性的反科学主义和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9]解构性的反科学主义表现为，否定科学的真理性，夸大科学、技术应用的负效应，视科学为一切自然、社会危机的祸根。解构性的反科学主义的反科学实质就是历史倒退，这是我们必须坚决批判的。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将科学绝对化；不否定科学是真理性的知识体系，却反对绝对的科学真理观；不反对科学方法可以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中去，却反对机械地将科学方法盲目地套用到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去；不反对科学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但是反对将科学视为导向人类幸福的唯一工具。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揭开了科学的神秘面纱，还科学的本来真实面目，使科学离我们更近，更加人性化，更富有人情味，这是我们应当坚持和提倡的。

反对科学主义，特别是倡导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这在原则上都是正确的。学术界对于西方技术悲观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反科学思潮的引进、研究可以开阔我们的思想视野，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有益于中西学术交流，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但是，这样的思潮、理论、成果如果广泛推向社会，进入电视、报纸、公众讲座等大众媒体，那就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在中国科学、技术整体上还相对落后的情况下，特别是各地区、各阶层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会不会在客观上影响到科学、技术文化的普及、推广、发展、提高，这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当今最紧要的还不是对于科学主义的批判，也不是倡导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而是积极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宣传、普及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提高全民的科学、技术文化素质，全面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文化水平。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26.

[2] 王前. 技术文化观念与中国的技术现代化[D]. 东北大学博士论文，1999. 38.

[3] 高力克. 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25.

[4] 郑元康等. 中国革命史[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7. 102.

[5] 胡适. 科学与人生观序[A]. 张君劢，丁文江. 科学与人生观[C].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10-11， 10， 12-13.

[6] 张君劢. 人生观[A]. 张君劢，丁文江. 科学与人生观[C].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38.

[7] 张君劢. 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A]. 张君劢，丁文江. 科学与人生观[C].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112-113.

第9篇：当代科技论文范文

摘要必须在极为有限的字数内，把所从事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演绎结论陈述清楚。摘要的结构应当包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演绎结论四部分，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对于具体的某项研究，可能因为该研究是众所周知的话题，学者普遍对该项研究已经普遍熟悉，或者该项研究仅仅就某一专题发表结论性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摘要就可以把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演绎结论的某一部分内容舍去，只留下研究结论和其他一或两个部分，从而简化摘要的内容结构，大大节省摘要的字数，从而节省读者的阅读时间，而又不太会影响摘要存在的目的。因此摘要的写作是灵活的，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六种主要类型：

1.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演绎结论

对于具有重大价值和独立研究特点的学术研究一般上述四要素都应具备。例如：中国古代科学曾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在近代却落后了。从和谐思想对中国古代科学比较有限的作用上，可以看到较深层次的原因。通过与西方和谐思想的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偏重于社会领域；其基础是气；比较含糊、笼统；缺乏具体的规定和具体模型；提出者很少有著名的科学家，等等。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没有出现像欧几里德几何那样的公理化系统，缺乏依靠科学理论体系自身的矛盾运动的推动，局限在生产实践推动下的朴素的发展。

这篇论文的摘要显示，研究目的是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研究方法是概括和对比的方法，研究结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演绎结论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特征。

2.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

对于比较专题的研究，可以去掉演绎结论部分，只谈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从而完成对某项专题的学术考察。因为相当多的研究都是属于专题性的，只得出直接结论，不对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发表什么意见，因此这种摘要是最为普遍的一种。例如：

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腐败，其根本原因不是司法人员的素质差和具体管理制度的缺陷，而是制度性的权力结构存在的缺陷，继而导致司法的腐败，即我国还没有真正实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国家权力为本的司法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现代司法制度的转型。实现这一转型，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将是一个较长期而艰难的历程。目前在观念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方向和核心要明确，对司法、司法机关、司法权力等范畴的研究和认识要深化，对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具有性质不同的法律要求要多加关注，对法律承认和平等地维护多元利益主体的新观念要树立，并处理好学习外国经验与保持中国特色的关系问题，以及扭转“非此即彼”简单类比的思维模式。

这篇摘要显示出，研究目的为对司法腐败问题的关注，研究方法为制度转型设想与设计，结论是几个方面的细化。

3.研究方法、研究结论、演绎结论

有些研究是公众长期关注的学术话题，这类话题永远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固定和一致的结论，因此没有必要再交代研究目的，直接从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入手，得出研究结论和演绎结论。这种研究在学术研究中也属于比较普遍的一种，因此这种摘要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例如：

什么是哲学？关键要确立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是从几位成功的哲学家的工作中去寻找和总结。这些哲学家包括洛克、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结果说明：科学是以对象化的方法对客体的认识，而哲学是某种中介以自我为对象的自我运动。哲学考察的对象是主体(自我)，考察所借助的中介是人类的各种能力，即“推理”、“看”和“作”，哲学因此由认识论、美学和伦理学构成。以此观照，中国哲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美学和伦理学领域。

这篇文章的摘要显示出，研究方法是对几代有代表性哲学家的工作进行考察，得出哲学是什么的直接结论，并演绎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特征的结论。

4.研究方法、研究结论

有些研究属于热门和焦点研究，作者直接发表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因而整篇文章就仅仅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两个部分，因而摘要的写作也只是对研究方法和直接结论进行陈述。例如：

科学理论创新，属于一社会的自源发展范畴。中国现阶段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性质，总体上尚处于依附发展阶段，这决定了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尽快完成和实现科技本土化，从而促成社会文化进入到自源发展阶段。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科学技术发展观的深刻变革。认清中国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逻辑出发点，抓住科技本土化的主战场，对传统认知思维形态之缺陷保持高度警醒并给以自觉主动的革新，进行一场理论、实践、制度皆包含在内的完整的文化创新，这几方面构成了科技发展观变革的具体思路。

这篇文章考察的是“科学理论创新”这一热门话题，摘要显示出研究方法为历史考察的方法，结论为在诸方面对科学理论创新的认识。

5.研究结论、演绎结论

有些理论性不强、论述比较感性的领域(如文艺理论)的研究，对研究方法比较淡化，在摘要中直接交代研究结论和演绎结论。例如：

对经典文本的疏离与消解，拒绝提供“精神镜像”，摆脱文学由来已久的精英主义与启蒙主义理想，直逼形而下，认同世俗，放逐欲望，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已构成了近年来文学写作观的转型。这种转型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虽然有其过激和消沉之处，但其把文学从本质叙事的玄虚格局中重新归位于普通百姓的生存本真，还文学以久违了的民间色彩和大众色彩，使新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贴近现实，贴近民间，贴近大众。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结构中，保持文学与历史对话，与现实对话，这成为近年来新生代作家的求真之道。新生代作家的这种价值取向，应该说是对文学艺术品格的新的奠基。

6.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