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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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审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探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挑战和对策。

一、传统文化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审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竞争意识和自我选择的意识逐步增强，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浪潮，面对西方思潮的涌人和意识形态的渗透，面对伴随西方工业文明进步带来的种种冲击，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等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给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传统文化反思提供一个平台。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何种位置，价值借鉴意义何在?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作为?都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因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并不是白纸作画，离不开本土化的国情和人情。因此，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思想政治教育不论在教育资源的挖掘，还是在教育手段的应用和教育目标的实现上我们都不能回避。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政治教育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史。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着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必定具有强劲的生命力源，而绝不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所孕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自尊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尊严的捍卫，民族自信心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生命力的信赖，民族自豪感首先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崇尚。但我们也应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审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上，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搞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能自尊自大，固步自封，搞自我中心主义。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历史。对民族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推陈出新，使它不断发扬光大。”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摒弃与创新，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旧赋新，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要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目标，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最终目的，始终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放在首位。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以天下为己任、优国忧民”。孟子曾明确指出，人要“生于优患、优以天下”，把个人的修身与济世为民统一起来。范仲淹的一句“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更是十分鲜明和精辟地概括了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核。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感染和熏陶了中国历代许多人物和爱国志士，从陆游“位卑未敢忘优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成为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像一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爱国心田，成为动员和鼓舞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仍然需要弘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教育青年，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使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2,“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倡导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提供了可贵的精神动力。“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易经》对这一精神作了经典性的表述，提出“天地之德日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人们应该效法天体之意志，刚健有为、生生不息、不断奋进，不管遇到何种困难挫折，都要不屈不挠，顽强奋斗。孔子的弟子曾参也十分强调这种精神，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即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构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性格的重要基石，是鼓舞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力量源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虽然饱经沧桑，历经曲折，但仍然自强自立、生息繁衍、不断强大。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更需要这种精神来激励广大青年奋发向上，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3,“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精神，为建设和谐人际关系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和”即矛盾的协调和谐统一，包括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传统文化尤其注重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倡导和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和衷共济”的和谐关系。孔子特别强调，要从“仁”出发去爱人，建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和谐人际关系。孔子的弟子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更是把“和”提到了决定事业成败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在于得民心，民主是取得天下、守天下的基础。故此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达到“人和”便无敌于天下，以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他所谓的“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一致，以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协调关系。新的历史时期，尽管人际关系的内容因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改变了，但倡导和谐人际关系、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睦仍然是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前提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应大胆吸收“和”思想的合理内核，构建和谐人际关系，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人和基础。

    4, “穷则思变、革故鼎新”的精神，为开展创新教育提供了的充足的精神财富。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不竭动力。虽然传统文化中有保守和缺乏进取的一面，但古往今来，中国文化中还有穷则思变、变法图强的一面。不满足于现状，求新求变，不断变革进取的思想，一直融会于民族精神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竞相发展，社会思想十分活跃。这一思想文化活跃繁荣的局面，促成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精神的形成。《易经》中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即社会的变化发展要通过一系列的变革而促成。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提出“世异必变”的主张，指出:‘怪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吕氏春秋》也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异时移，变法宜矣。”这些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变革精神。中国进人近代后第一次思想解放、革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深刻反省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惨痛教训，认为各国皆因变法而强、守旧而亡，因此发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力主变革图强。可见，两千多年来，穷则思变，困则思改，革故鼎新，变法图强，不拘泥于旧法，勇于务实创新，构成了中华民族可贵的精神品格。

    5,“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精神，为开展艰苦创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求生存求发展的拼搏煎熬中，逐渐形成了以勤俭刻苦、强本节用、艰苦奋斗、坚忍不拔为鲜明特征的创业精神。传统文化中历来把勤俭看作是安身立命、治国兴邦之本。宋代名儒欧阳修说:“优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勤俭对国家统治者来说，表现为勤政于邦，爱惜民力，使民以时，勿做劳民伤财之事。《尚书》说:“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对个人来说，则表现为持家、创业，一靠勤，二要俭。“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这类在人民中间世代相传的民间谚语、治家格言和醒世警句等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三、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对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对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兴衰变迁的积淀，在形成过程中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东西未必是合理的积极的。面对日新月异的21世纪，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面对新的情况，教育的手段、方法、途径以及实现目标不免与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面对变化了的形势，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积极应对因新旧冲突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1.道德化与功利性的冲突。传统文化对道德过分倾斜造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建设一直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道德完善也一直是个体和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经济发展则让位于道德建设。目前，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正受到挑战，经济与道德两者的位置出现了转换，道德不再处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地位，道德水准也不再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唯一标准。相反，经济意识则从附属地位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状况也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中国传统文化的泛道德倾向，把道德绝对化，甚至脱离现实的要求，片面扩大道德的作用，从而造成了道德与现实的二元对立。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所谓“利和义”、“欲与理”之辨，个人的需要和欲望在人生价值观念上没有地位。因此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强调对物质利益关注，必然形成中国传统泛道德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功利性的冲突与对立。

第2篇：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

(一)社会类基本理论的构建

社会类基本理论是反映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最为根本价值的话语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阐述的“社会”概念，并不是相对“经济”而言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对学术而言的理论表达，是中国成人教育在推进社会发展中的理念、原则、价值、行为的意义表达。成人教育及学科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健全的社会组织体系，还需要有个性化的理论体系对社会发展的持续关注和适时发声，让社会和学界都知道，在当代中国，成人教育学科的根本价值就是推进社会发展。

就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而言，最重要的社会类基本理论应是“经邦济世”教育思想及其社会化的系列成果。在中华文明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绵延二千余年的传承文化、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风雨兼程中，始终坚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实践教化世人，使得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对历朝历代的社会政治、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社会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以德为政”和“以礼治国”的思想基础，不仅统一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规范了社会的道德体系，更重建了社会秩序。在当代中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构建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复兴”等国家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思想指导，不仅获得了社会的话语权，还通过学科话语传播了成人教育思想和成果，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与尊重。

应当承认，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作为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专业话语，其核心是要让全社会都能把握中国成人教育的实质与特色，丰富和发展社会主流文化思想。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与现代成人教育学科所要求的理论范畴还有一些区别，我们还需要对理论结构进行现代科学改造，以期在“社会化的成人教育理论”概念的统摄下，为当代“成人政治学”“成人行政学”“成人修养学”“成人环保学”“成人行为学”“成人社会学”“成人情感学”“成人法制学”等基本理论找到自我话语归宿和社会定位，使之成为中国成人教育及其学科不断现代化，中国成人教育与社会发展实际无缝对接的重要环节。

(二)学术类基本理论的构建

学术类基本理论则是对成人及成人教育相关知!识的传授与研究，反映了成人教育学科发展水平。它博大精深，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它秉承“J=足成人”“深人成人”“解读成人”的“人本主义”宗旨，不仅形成了有关成人和成人教育专业化的理论体系，推进成人与成人教育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证论，还系统化地对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种种要素进行了理性阐释，是中国成人教育由学术概念走向成熟应用的实践指南，深刻印证了基本理论关乎中国成人教育及学科兴衰的品质，并由成人教育的软实力转化为推进成人教育发展硬实力的历史必然。

在学术类基本理论体系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及其所衍生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尤其是“学不可已”“学而时习之”“诲人不倦”“因材施教”“集天下英才教育之”等合理内核，更是历朝历代获得生机与张力的源头活水，并以此为学术导向，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创新和话语转换，使得当时的成人教育升华为中国文化发展的辉煌篇章，而这些学术类基本理论也转化为中国文化的经典元素。更值得注重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人教育的重新崛起，尤其是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社会证书考试制度、高等网络教育制度、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农民工培训计划等，都在出台前有充分的学术讨论，是成人教育学术类基本理论发展的必然成果。

应当看到，中国成人教育学术类基本理论作为特殊文化话语，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发展之中，不仅诉求把百年来的中外成人教育文化思潮和成人教育实践纳人其内，更需要以现代主流文化思想(例如关于“中国梦”的研究、习近平同志治国执政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对现有的成人教育学、成人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史学，以及成人学习理论、远程教育理论、终身学习理论等学术类基本理论，进行内涵创新与形式变迁，使之与国家成人教育重大发展战略和中国成人教育转型发展相对接，以期在社会和学界获得应有的学术话语权。

(三)两类基本理论的内在关联

黄人在《<清文汇序》中说:“有一代之政教风尚，则有一代之学术思想。”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基本理论与学术类基本理论关系密切。尤其是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中国文化的复兴和科学治国理念的要求，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成人教育社会类与学术类基本理论的内在联系，就成为成人教育和成人教育学科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而科学解读孔子文化思想则是必要前提。

第3篇：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

11中国广州第二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暨传统音乐教育高端论坛”于2011年11月11日至12日在广州大学召开。会议由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主办，来自海内外的63所院校、音乐类核心刊物编辑部及研究机构的13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60余篇，论题涉及音乐教育哲学、传统音乐教育和其他研究论域。音乐教育哲学问题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继2009年11月在广州大学举办的首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次会议除了延续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还提出了“传统音乐教育”这一近年我国音乐教育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进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探索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的路径。将音乐教育哲学与传统音乐教育结合进行探讨，是大会主办者探索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两天的会议议程包括：专家主旨发言、圆桌会议、博士论坛、研究生论坛四项内容。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一、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为背景的多元社会环境下，中国的音乐教育者应该怎样看待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玛丽•麦卡锡（MarieMc－Carthy）教授为与会者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在其主旨报告《变迁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哲学：新视野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中麦卡锡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音乐教育哲学成为音乐教育的宣传、政策的主要知识来源。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础已经得到扩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多元学科来寻找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包括了心理学、女性主义、音乐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针对这种新的研究趋势，麦卡锡提出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要研究的五个问题：（1）音乐教育者怎样理解音乐的意义？（2）“认知”音乐意味着什么？（3）今天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是如何被重视、被宣传、被倡导的？它们的基础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到底是“谁”的音乐？（5）从伦理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教育才是“好的”音乐教育？以此提醒当代音乐教育者将他们听赏和看待音乐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虑音乐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麦卡锡所介绍的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新趋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启示的意义。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探索 音乐教育哲学作为本研讨会的主旨议题之一，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参会代表们从音乐教育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对基于中国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 音教园地Education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论化、系统化认识的总结，是特定社会和历史中的产物。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乐教”哲学的关系何在？中国传统“乐教”哲学对于今天的音乐教育有何启示意义？如何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贯通中西？这些问题正是探索本土音乐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管建华《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文以社会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哲学为基础来探讨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系；该文尝试汇通中西哲学，提出建立中国文化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周凯模《中土“乐教”哲学与民间音乐传承》提出中国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论的乐教哲学体制，在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分科体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体制断裂，中土优秀的乐教思想被忘却。而在民间“乐教”思想中，却依然坚守着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是对古代优秀乐教思想的延续，因此对于中国民间乐教传统的丰富资源的调查研究任重道远。代百生《音乐美育：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主线》中认为以“美育”为发展主线的中国音乐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审美”与“美育”观念的吸收，也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乐思想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提出正确认识音乐美育的内涵，将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 在该论题中，“审美”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与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关系尤其受关注。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邓兰《实践还是审美———“二元对立”批判范式下中国音乐教育的困惑》、王州《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刘倩男《“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国音乐教育实践为现实背景，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审美”和“实践”两种范式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从哲学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的还有张业茂《“音乐教育”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对“音乐教育”的语言分析》、朱玉江《从交往理论看音乐教育实践哲学》、韩忠岭《两种哲学视阈下音乐教育的哲学诉求》、柳良《对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课标修订管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哲学观》等文，这些探讨对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三、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代表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别从学校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传承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以及传统音乐民间活态传承的方式等问题。 学校作为专门、系统的教育机构，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当下学校中的传统音乐教育处于何种地位？如何推进传统音乐在当代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分别就不同层次学校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樊祖荫《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及思考》提出了当前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为重视与衰减并存。提出今后应重点加强本科阶段的传统音乐学习，同时各院校应展开与传统音乐教育相关的学术活动，营造浓郁的传统音乐教育氛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感情与学习兴趣，把传统音乐教育从技能、音乐理论的学习提升到文化的层面。谢嘉幸《传统音乐教育———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探索》以自己亲身的实践与研究“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乐多样化的保护与开发，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学校教学资源，同时有助于沟通多种类型的音乐教育。陈雅先《校园文化生态与岭南传统音乐的高校传承》提出营造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生态对于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传承的重要性在于：调节、维持高校音乐活动主体的群际关系，促进校园岭南传统音乐活动正常开展，并提出营造校园文化生态的具体途径。刘瑾《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的梳理与思考》认为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个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交往，才能生成国际性。#p#分页标题#e# 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传承的手段，是延续地方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如何推进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并在音乐教育中延续民族精神？围绕民间音乐传承主体在地方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民间音乐传承的方式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代表们各抒己见。 马达《民间学术团体在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广东省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为例》论述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在当地广东汉乐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并以实地田野工作考察资料的论证，指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时期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是保护和传承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黄琳娜《利用儿歌民谣教学传承纳西族语言文化》论述了面对纳西族语言和传统东巴文化面临消亡危机，自1999年以来，两位作者在家乡古城丽江创办东巴文化传习所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租屋建盖传习所校舍，利用纳西族传统儿歌、民谣在小学里进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教学，传承优秀东巴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天彤《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模式研究———以少数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传承为例》根据其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实践，总结出5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渠道、两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方式、4种民间音乐传承人。 此类的文章还有袁静静《文化转型下潮州大锣鼓的变迁与发展———潮州大锣鼓的田野考察与分析》、曾璐莹《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焦皓华《广东汉乐声音景观评价与大埔汉乐文化区域的形成》、邹雪姣《景观生态学视野下的潮州大锣鼓声音景观研究》等。 四、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 除以上论题，参会代表还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问题给予关注。如李岩《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现象研究》中，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诸方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曾志忞、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与此相关的音乐言行，提出这些人物的所谓“落后言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国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锣鼓的发展与变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以潮州市民间乐团为个案，叙述了潮州大锣鼓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迁。仲立斌《广州粤剧传承与现状调查———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通过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生长在广州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语境城市中的传统乐种粤剧进行了考察。柳进军《在田野与乐谱间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视角，讲述了其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此次会议对于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能够客观地关照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音乐教育的现状，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同时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进行了思考。在传统音乐教育研究方面，对从社会渠道的传承到学校渠道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归纳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同时从理论层面对传统音乐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了思考和论证。 本次研讨会意义深远，相信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会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第4篇：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

一、基于现代教育思想的汉语言文学教学

1.以学生为主导

现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应当以学生为主导，本着“以生为本”的态度，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提高学生参与课堂的频率。以学生为主导是现代教育思想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对于课堂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是以老师为主导，学生作为倾听者的课堂模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应当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秉持着“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实现学生的自我价值。学生可以与教师进行角色互换，让学生进行亲身实践去参与授课，从中体会汉语言文学的博大精深。例如在学习古文言文时，可以给予学生一定的时间准备，然后对文言文进行翻译、讲解，等到课程完毕之后，教师进行补充与总结，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加以鼓励，这样能够在下一次授课时得到更好的授课效果，能够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

2.情境创设教学

为了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步伐，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在现代教育思想背景下，运用情景创设式教学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内在潜力，发掘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提升学生的汉语言文学表达水平。利用情景创设式教学能够激励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的积极性，在情景模拟中对汉语言文学进行了学习与锻炼，对于汉语言文学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利用情境创设式教学模式，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在扮演过程中注重对汉语言文学的应用，将其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发挥汉语言文学的重要作用。情景创设过程中应当加入古代礼仪配上古代文学语言，充分体会中国古文学的文化色彩，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文化礼仪，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学习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丰富教学内容

现代教育思想下，丰富教学内容成为提高汉语言文学教学质量的关键性因素。汉语言文学是涉及范围很广的一门学科，现代文学、古文言文、古诗词、古汉语等诸多方面共同构成了汉语言文学。因此，在汉语言文学中丰富教学内容是必然选择。中国汉语言文学之间大多相通，这样在课堂上可以进行系统性的教学，在学习古汉字的同时可以附加一些常见的古汉语词组，使其建立联系，提升学习效率。另外，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对于其他方面的知识也应当进行补充，比如历史方面。历史与汉语言文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联系，在学习古代文言文的时候可以附带讲述一下当时的一些典故或者是作者的生平，以此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对于文学能够理解的更为透彻，有效地促进汉语言教学的开展。例如，在学习汉语言文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时，可以适当的讲述一下当前我国的政治形势，分析一下我国的国情，丰富学生各个方面的知识。

二、关于现代教育思想的结构

1.一般认为现代教育思想起源于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教育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理论型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指由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的教育思想，这是我国教育界的一大特点，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没有系统的教育理论指导，我国的教育工作根本就无从开展，不知从何下手。这也是现代教育思想区别于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

政策型的教育思想，这主要是指我国在宪法大纲以及教育法律法规上确定教育必要性和对教育的具体规范，从中体现出教育思想，政策型教育思想是体现一个国家的教育大纲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国民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践型的教育思想，这主要由广大第一线坚持在教育工作岗位的老师通过实际的教学，经过理论思考而形成的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教育思想。实践型的教育思想是教育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用于解决当前教学工作中碰到的具体问题的理论指导。

2.现代教育思想的功能

现代教育思想主要由以下功能组成：认识功能，对现代教育产生最基本的认识，启发人们的思考，从而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遇见功能，现代教育思想具有前瞻性，让人们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教育思想是对教育活动的规律性的总结，因此，掌握了教育思想就等于认识了教育规律从而实现其预见功能；导向功能，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调整功能，通过认识教育思想进而对教育规律的把握，可以使人们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教育活动和行为；评价功能，为教育评价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尺度；反思功能，教育思想课促进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活动中进行自我观照、自我分析、总结等，使教育工作者能客观理性的分析评判自己的教育行为和效果，有利于提高教育工作和的素质。

第5篇：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陈启天是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既导源于寻求富强的“国家主义”诉求，又是针对当时教育界的时弊而起。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重个性轻国性、重个体轻国家的倾向。基于建设民族国家和保存民族文化的双重关怀，他从教育主权、宗旨、政策、内容等方面，建构了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其理论在当时具有历史合理性，也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福狭面相。当今，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继续其理论，发扬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立价值和地位的课题，克服轻个体独立价值的不足，对于当今教育界无疑仍具有借鉴作用。

陈启天是民国时期“国家主义派”的重要骨干与著名的教育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贯穿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主线。国家主义教育思潮起源于清末民初，兴盛于1920年代中期，衰落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启天作为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学术界有关他这一方面思想尚未有专文探讨，本文拟作一尝试。

一、“国家主义”与“新国家主义”

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920年代“国家主义派”的产生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该派提倡国家主义，承接了清末梁启超“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余绪，又与当时国内外环境分不开。梁启超在清末指责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WWW.133229.cOm基于使中国从天下走向国家的问题意识，他在《新民说》中建构了“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欧战结束后，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倡行。五四前后，甚至梁启超也抛弃了其清末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梁启超的转变并非孤例，其在清末斥责中国人“知天下而不知国家，知个人而不知国家”的传统，恰成为当时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尽管知识界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但世界主义的余波不衰，在五四后期仍成为中国思想界与民族主义相领顽的思想潮流。

1923年曹馄贿选表征国内政治的腐败，而“临城劫车”事件发生后，国际共管中国的声浪日高。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陈启天指出，世界主义在当时中国是过高的理想，国家主义才切合现实需要，“当今世界组织之单位为国家，由国家分立而进于世界大同非旦夕之间所可几及……吾人多鹜于将来之理想，而不顾及目前之实际，此世界主义之所以成为空谈而无益于之中国也”。可见陈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存在的世界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优患意识。处于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国家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单位，因此，他认为:“中国今日之急务，不在大吹大擂所谓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而在使中国如何成为世界上之一国，可与列强同等，然后有进于世界主义之可能;又如何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之人可与西人同等，然后有进于人道主义之可能。”②质言之，把中国建设成为国际中与西方国家平等的近代民族国家，是实现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的前提。当时中国内不统一外不独立，无法以平等的地位介人国际世界，中国国民也无法被列强主宰的世界接纳为世界公民。中国和中国人要取得与西方和西方人平等的地位，在他看来，舍国家主义而无他途。

基于国家主义之名称在五四后中国文教界不受欢迎的现实，“为免除与习见习闻之国家主义相混淆而发生误解计”，陈启天在论述国家主义观念时，特冠名为“新国家主义”。所谓“新国家主义”，“与向之国家主义迥异，在消极方面与帝国主义、武力主义、夸大、狂溺、仇恨、宗教主义、无抵抗

主义、顽固主义相反;而在积极方面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相辅而成为其基础也”。“新国家主义”别于西方的国家主义，是自卫救亡的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的真精神在于“主张尊重本国之国性，同时亦尊重他国之国性，毁己以利人固所不愿也;毁人以利己亦所不可取焉。媚外固所不愿也，敌外亦所不取焉，不自暴自弃以媚外，不凌人辱人以自私”。这里的“国性”即指国民性。光大国性，团结国民意志，延绵国命是陈启天国家主义理论的核心。作为中国的国民，应当具备此种真精神以防自大与自卑这两种走极端的文化病。

二、国家主义与国家主义教育

如何使国民具备国家主义精神呢?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教育是根本方法。通过利用教育这一有力工具，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自觉，鼓励国民捍卫国家正义的勇气，培养国民对于国家服务的观念和态度，以实现国家主义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目标。

首先，通过梳理西方历史经验，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对于近代教育有两大贡献。第一，“教育是国家的任务”。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是世俗国家政治权力上升、宗教神权下降的过程。在反对神权政治的过程中，教育权从中世纪由教会和私人掌控，历经近代启蒙运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转移到国家手中。第二，“教育是国家的工具，国家以教育为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发扬国性或共同的文化，培养国民，以为立国的根本”⑤。西方古典时代，教育是少数特权阶级的权利，地理与种族这些先天条件是形成国家的主要因素。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受教育权日益下移，公共文化愈来愈成为造就国性的重要因素。国民教育作为制造公共文化，发展国性最有力的工具，被近代国家所提倡。其次，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他认为清末梁启超提倡的“公教育”(即国民教育)，民国初年提倡的军国民教育，都带有国家主义的色彩。至五四前后，经由新文化运动中个性的觉醒，后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风行。“道尔顿制”、教育统计学、课程设计、选科制、委员制等教育制度与方法大量从西方引人，陈氏在引介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几年后，他成了“自身的革命者”，日益认识到由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引起的认知偏差和造成的流弊。

关于平民教育，陈启天认为当时教育界在认识上存在两大误区:提倡国际主义的平民教育与以为平民教育仅在谋个性的发展，而不谋国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平民教育的真义在于“一方面要尽量的发展个人的特别才能，另一方面还须极力地培养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习惯”。发展个性与其说是教育的目的，毋宁说是教育的手段。中国要救亡图存，需国民具有共同的信仰与习惯。而中国在国家独立之前妄谈国际主义，“固不能悻获外人之爱怜，且足以尽撤国家之藩篱而无以自卫也”。关于职业教育，他认为其克服了传统书本教育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弊端，并在教育方法上从社会调查入手，把教育变成职业的预备。但当时的职业教育提倡者多以个人为立论的出发点，忽视个人职业与国家产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总之，陈启天对于当时教育领域存在的偏重个性，忽视国性;偏重个体，忽视国家;偏重实用，忽视系统等弊端怀着深切的优患意识。针对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的淡化国家主义之倾向，他提倡重视国性的国家主义教育。从这个层面上看，陈氏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教育家对于五四后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偏的尝试。

三、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内涵

1920年代中期陈启天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教育主权、宗旨、政策等问题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他指出，“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不是私人主权，不是地方主权，不是教会主权，更不是外国主权”。面对教育权部分被日本殖民教育分割，部分被欧美教会和私人分割的状况，他主张收回教育权即:“一面收回国家教育主权，完成国家的独立;一面使教育与宗教分离，促进国家的统一。”因当时教育界对于是否收回教会教育权存在异议，反对教会教育成了陈启天着墨的中心。他主要从教会教育违背信教自由、摧残国性、损害国家主权三个依次递殖的层面人手，论证了收回教育权的合理性和急迫性。教会教育的可怕之处在于摧残国性，其宗旨在于通过传教，以达“一是根本推翻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传，二是完全破坏中国国民的意识统一”的两大效果。正是出于对国性与国权两个维度的关怀，他以国家主义教育为理论依据，由反对教会教育进而主张收回教育权成为必然。

在教育宗旨问题上，陈启天认为国家教育宗旨的涵义，“尤应重在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以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国家教育宗旨一般分为所有学校均须遵行的一般教育宗旨和各级、各种学校所特有的宗旨两大类，前者以明全国教育的共同趋向，后者以明各级、各种教育的特殊趋向。两类教育宗旨均须依据中国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和实际需要而定。就一般教育宗旨而言，他认为应具备“数义”，即:“一曰教育宗旨须能唤起国民对于国家之自觉心与夫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然后可以养成能除内忧抗外患之国民;二曰教育宗旨须能激励国民对于国家之感情以养成扶危戮乱之热忱，然后能对国家尽维护之责;三曰教育宗旨须能涵盖立国之各要素而无所偏倚与遗漏，然后施措宜利多害少”。简言之，教育宗旨在于养成以国家为前提的爱国国民。按照以上三个条件，他对1919年所制定的教育宗旨和1922年所颁的“新学制系统改革令”进行了检视，认为前者含有强烈的平民主义教育意味，后者之要义为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他提出以国性教育矫正平民教育之偏颇，以产业教育补救职业教育之不足，以实现教育宗旨由平民主义趋重国家主义的转变。

陈氏进而认为，要实现国家教育宗旨，培养中国的立国精神，整理教育以改进国度，铲除教育上不当的分歧与支离，求教育最大的效率，挽回教育主权的旁落和防止国民国性的摧残，须有持久一贯的国家教育政策。国家教育政策实质上是集权与分权的划分问题，取绝对集权与绝对分权的政策都不益于当时的中国。其要义在于“中国教育当确定‘国办教育’的范围与维持的经费”。在他看来，立国之根本在于国民，欲促国运非普及义务教育不可。师范教育肩负陶铸最大多数国民的重任，非国办不能实现国家的教育理想。学术独立事关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学术独立有赖于高等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因此国办教育的至小范围应包括“国办高等学术的教育”、“国办义务教育”和“国办师范教育”，义务教育由国家主办并监督之，经费采取国家与地方分摊原则。此外，陈氏非常重视国语、历史、地理等学科的教授，并充分利用这些学科传承本国文化的功能。

综上所述，陈启天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思路在于以国家主义教育为手段，培养国民的国性，以实现统一富强的民族复兴目标。

四、国家富强、民族文化与国家主义教育

综观陈启天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一方面，他深信教育对于建国的功能。他强调“国家主义”源于对1920年代中国生存危机的民族关怀，其目的在于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位而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成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与西方列强平等的近代国家。面对当时中国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的强大压力，他试图以国家主义来整合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填补孔教在五四全面反传统中被打倒后的价值真空。他认为立国之本在于国民，共同文化是连接国民与国家的基本纽带，而教育是传递和创造共同文化的主要工具，国家主义教育是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根本方法。因而从这个层面看，国家主义教育被陈氏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有力工具，也是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寻求价值支援的重要途径。

第6篇：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陈启天是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既导源于寻求富强的“国家主义”诉求，又是针对当时教育界的时弊而起。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重个性轻国性、重个体轻国家的倾向。基于建设民族国家和保存民族文化的双重关怀，他从教育主权、宗旨、政策、内容等方面，建构了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其理论在当时具有历史合理性，也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福狭面相。当今，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继续其理论，发扬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独立价值和地位的课题，克服轻个体独立价值的不足，对于当今教育界无疑仍具有借鉴作用。

陈启天是民国时期“国家主义派”的重要骨干与著名的教育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贯穿其整个教育思想体系的主线。国家主义教育思潮起源于清末民初，兴盛于1920年代中期，衰落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启天作为19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学术界有关他这一方面思想尚未有专文探讨，本文拟作一尝试。

一、“国家主义”与“新国家主义”

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1920年代“国家主义派”的产生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该派提倡国家主义，承接了清末梁启超“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余绪，又与当时国内外环境分不开。梁启超在清末指责中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基于使中国从天下走向国家的问题意识，他在《新民说》中建构了“公民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欧战结束后，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倡行。五四前后，甚至梁启超也抛弃了其清末民族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是要爱的”，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梁启超的转变并非孤例，其在清末斥责中国人“知天下而不知国家，知个人而不知国家”的传统，恰成为当时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尽管知识界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但世界主义的余波不衰，在五四后期仍成为中国思想界与民族主义相领顽的思想潮流。

1923年曹馄贿选表征国内政治的腐败，而“临城劫车”事件发生后，国际共管中国的声浪日高。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陈启天指出，世界主义在当时中国是过高的理想，国家主义才切合现实需要，“当今世界组织之单位为国家，由国家分立而进于世界大同非旦夕之间所可几及……吾人多鹜于将来之理想，而不顾及目前之实际，此世界主义之所以成为空谈而无益于之中国也”。可见陈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存在的世界主义倾向有着深刻的优患意识。处于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国家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单位，因此，他认为:“中国今日之急务，不在大吹大擂所谓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而在使中国如何成为世界上之一国，可与列强同等，然后有进于世界主义之可能;又如何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之人可与西人同等，然后有进于人道主义之可能。”②质言之，把中国建设成为国际中与西方国家平等的近代民族国家，是实现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的前提。当时中国内不统一外不独立，无法以平等的地位介人国际世界，中国国民也无法被列强主宰的世界接纳为世界公民。中国和中国人要取得与西方和西方人平等的地位，在他看来，舍国家主义而无他途。

基于国家主义之名称在五四后中国文教界不受欢迎的现实，“为免除与习见习闻之国家主义相混淆而发生误解计”，陈启天在论述国家主义观念时，特冠名为“新国家主义”。所谓“新国家主义”，“与向之国家主义迥异，在消极方面与帝国主义、武力主义、夸大、狂溺、仇恨、宗教主义、无抵抗

主义、顽固主义相反;而在积极方面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相辅而成为其基础也”。“新国家主义”别于西方的国家主义，是自卫救亡的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的真精神在于“主张尊重本国之国性，同时亦尊重他国之国性，毁己以利人固所不愿也;毁人以利己亦所不可取焉。媚外固所不愿也，敌外亦所不取焉，不自暴自弃以媚外，不凌人辱人以自私”。这里的“国性”即指国民性。光大国性，团结国民意志，延绵国命是陈启天国家主义理论的核心。作为中国的国民，应当具备此种真精神以防自大与自卑这两种走极端的文化病。

二、国家主义与国家主义教育

如何使国民具备国家主义精神呢?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教育是根本方法。通过利用教育这一有力工具，唤醒国民对于国家的自觉，鼓励国民捍卫国家正义的勇气，培养国民对于国家服务的观念和态度，以实现国家主义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目标。

首先，通过梳理西方历史经验，陈启天认为国家主义对于近代教育有两大贡献。第一，“教育是国家的任务”。西方现代化的过程，是世俗国家政治权力上升、宗教神权下降的过程。在反对神权政治的过程中，教育权从中世纪由教会和私人掌控，历经近代启蒙运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转移到国家手中。第二，“教育是国家的工具，国家以教育为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发扬国性或共同的文化，培养国民，以为立国的根本”⑤。西方古典时代，教育是少数特权阶级的权利，地理与种族这些先天条件是形成国家的主要因素。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受教育权日益下移，公共文化愈来愈成为造就国性的重要因素。国民教育作为制造公共文化，发展国性最有力的工具，被近代国家所提倡。其次，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他认为清末梁启超提倡的“公教育”(即国民教育)，民国初年提倡的军国民教育，都带有国家主义的色彩。至五四前后，经由新文化运动中个性的觉醒，后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风行。“道尔顿制”、教育统计学、课程设计、选科制、委员制等教育制度与方法大量从西方引人，陈氏在引介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几年后，他成了“自身的革命者”，日益认识到由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引起的认知偏差和造成的流弊。

关于平民教育，陈启天认为当时教育界在认识上存在两大误区:提倡国际主义的平民教育与以为平民教育仅在谋个性的发展，而不谋国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平民教育的真义在于“一方面要尽量的发展个人的特别才能，另一方面还须极力地培养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习惯”。发展个性与其说是教育的目的，毋宁说是教育的手段。中国要救亡图存，需国民具有共同的信仰与习惯。而中国在国家独立之前妄谈国际主义，“固不能悻获外人之爱怜，且足以尽撤国家之藩篱而无以自卫也”。关于职业教育，他认为其克服了传统书本教育与实际生活脱离的弊端，并在教育方法上从社会调查入手，把教育变成职业的预备。但当时的职业教育提倡者多以个人为立论的出发点，忽视个人职业与国家产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总之，陈启天对于当时教育领域存在的偏重个性，忽视国性;偏重个体，忽视国家;偏重实用，忽视系统等弊端怀着深切的优患意识。针对五四后教育界呈现出的淡化国家主义之倾向，他提倡重视国性的国家主义教育。从这个层面上看，陈氏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体现了其作为一个教育家对于五四后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纠偏的尝试。

三、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内涵

1920年代中期陈启天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教育主权、宗旨、政策等问题都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体系。他指出，“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不是私人主权，不是地方主权，不是教会主权，更不是外国主权”。面对教育权部分被日本殖民教育分割，部分被欧美教会和私人分割的状况，他主张收回教育权即:“一面收回国家教育主权，完成国家的独立;一面使教育与宗教分离，促进国家的统一。”因当时教育界对于是否收回教会教育权存在异议，反对教会教育成了陈启天着墨的中心。他主要从教会教育违背信教自由、摧残国性、损害国家主权三个依次递殖的层面人手，论证了收回教育权的合理性和急迫性。教会教育的可怕之处在于摧残国性，其宗旨在于通过传教，以达“一是根本推翻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传，二是完全破坏中国国民的意识统一”的两大效果。正是出于对国性与国权两个维度的关怀，他以国家主义教育为理论依据，由反对教会教育进而主张收回教育权成为必然。

在教育宗旨问题上，陈启天认为国家教育宗旨的涵义，“尤应重在凝成国民意识，发扬本国文化，以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国家教育宗旨一般分为所有学校均须遵行的一般教育宗旨和各级、各种学校所特有的宗旨两大类，前者以明全国教育的共同趋向，后者以明各级、各种教育的特殊趋向。两类教育宗旨均须依据中国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和实际需要而定。就一般教育宗旨而言，他认为应具备“数义”，即:“一曰教育宗旨须能唤起国民对于国家之自觉心与夫国民对于国家之责任心，然后可以养成能除内忧抗外患之国民;二曰教育宗旨须能激励国民对于国家之感情以养成扶危戮乱之热忱，然后能对国家尽维护之责;三曰教育宗旨须能涵盖立国之各要素而无所偏倚与遗漏，然后施措宜利多害少”。简言之，教育宗旨在于养成以国家为前提的爱国国民。按照以上三个条件，他对1919年所制定的教育宗旨和1922年所颁的“新学制系统改革令”进行了检视，认为前者含有强烈的平民主义教育意味，后者之要义为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他提出以国性教育矫正平民教育之偏颇，以产业教育补救职业教育之不足，以实现教育宗旨由平民主义趋重国家主义的转变。

陈氏进而认为，要实现国家教育宗旨，培养中国的立国精神，整理教育以改进国度，铲除教育上不当的分歧与支离，求教育最大的效率，挽回教育主权的旁落和防止国民国性的摧残，须有持久一贯的国家教育政策。国家教育政策实质上是集权与分权的划分问题，取绝对集权与绝对分权的政策都不益于当时的中国。其要义在于“中国教育当确定‘国办教育’的范围与维持的经费”。在他看来，立国之根本在于国民，欲促国运非普及义务教育不可。师范教育肩负陶铸最大多数国民的重任，非国办不能实现国家的教育理想。学术独立事关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学术独立有赖于高等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因此国办教育的至小范围应包括“国办高等学术的教育”、“国办义务教育”和“国办师范教育”，义务教育由国家主办并监督之，经费采取国家与地方分摊原则。此外，陈氏非常重视国语、历史、地理等学科的教授，并充分利用这些学科传承本国文化的功能。

综上所述，陈启天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思路在于以国家主义教育为手段，培养国民的国性，以实现统一富强的民族复兴目标。

四、国家富强、民族文化与国家主义教育

综观陈启天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一方面，他深信教育对于建国的功能。他强调“国家主义”源于对1920年代中国生存危机的民族关怀，其目的在于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位而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成为一个在世界舞台上与西方列强平等的近代国家。面对当时中国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的强大压力，他试图以国家主义来整合国民与国家的关系，填补孔教在五四全面反传统中被打倒后的价值真空。他认为立国之本在于国民，共同文化是连接国民与国家的基本纽带，而教育是传递和创造共同文化的主要工具，国家主义教育是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根本方法。因而从这个层面看，国家主义教育被陈氏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有力工具，也是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寻求价值支援的重要途径。

第7篇：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学经典；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述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2-0143-03

随着近些年国内流行的国学热，理论界有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持怀疑和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时下我们没必要过于厚古薄今，过于夸大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因此，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再一次成为热点问题。我们认为，国学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有必要也有义务传承并发扬光大的。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就不得不研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育应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充分汲取传统的养分。在现实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研究、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经典，充分挖掘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内涵，切实增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经过人工检索，目前尚未发现关于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研究的学术论文，我们就可以看出学术界还并没有非常关注。在学术界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摄入，但是输入国学经典的价值字样，发现有些国学经典的价值、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国学经典与学校德育、高校国学教育以及如何在高校有效地开展国学经典教育、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教育的关系问题等学术研究论文。

时下我们未发现将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联系在一起学术研究专著和教材，同样我们也没有发现关于国学经典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研究的专著和教材。现在，我们就学术界对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和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进行分析述综。

一、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述综

国学经典的价值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1.研究国学经典当代形态与定位。袁行霈教授指出“国学的当代形态”这个命题，就是要强调研究“国学”不是复古倒退，也不是抱残守缺，而是具有革新意义的、面向未来和世界的学术创造活动。袁行霈教授在文中还论述了国学的当代意义。林蔺认为国学指周秦至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它在地域上不仅包括本国原生的学术文化，也包括为本国文化体系所吸纳的外域文化；在时间上不仅包括古代传统文化，还包括近现代文化。她还指出只要正确看待国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学的现代形态，发掘国学的当代价值。

2.研究国学经典的价值。对此问题的研究比较透彻的当推北京市骨干教师纪连海学者。他认为国学经典价值首先体现在其内容上，就是研究国学经典的价值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其内涵内容。他认为：“国学经典的主要内涵和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一是常识层面、二是学术与记忆层面、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四是民族精神层面。”

二、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综述

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研究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集中研究国学经典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有人认为：如今，外来文化、网络文化等所谓流行文化对孩子们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少孩子不但在文化素养方面出现严重营养不良，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浮躁、自私、好逸恶劳等不良心态……为此，人们开始关注国学经典教育，让国学经典教育进入基础教育课堂，这已经成为很多教育者的共识。高建新学者指出：《幼学琼林》还是推广和普及成语的一种媒体，青少年读了它，不仅自己掌握了许多常用成语，而且又通过他们的口语或文章，对社会大众进行放大传播，许多成语之所以家喻户晓，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直接和间接地学习《幼学琼林》所至，也就是说我们“掌握中华民族的常用成语，就是了解了许多民族文化之精义。”夏帜红学者认为：国学文化教育宗旨在于培育人们美好的心灵，纠正偏差观念和不良言行举止，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集中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策略探索。谭新军学者认为：经典诵读是人文教育的最佳载体。也就是他赞成国学经典在学校应该采用诵读方式进行。饶艳华则觉得应该让“国学课”与“时尚潮流”亲密接触，采用“把漫画请进国学课、把流行歌曲唱进课堂、把动画送进课堂”的方法开展国学经典教育。于晓伟谈到“经典诵读，丰盈心灵和师生共读，提升自我”的方式来开展国学经典教育。许世明认为：国学教育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文化浸润式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可以采取“家长根据自己孩子的年龄有选择地进行国学经典教育和教师进行国学教育的措施和策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教育。

3.集中研究国学经典教育存在的问题。胡定荣副教授指出国学经典教学存在几个误区：①“反中国”的误区；②“反历史”的误区；③“反教育”的误区；④“反教学”的误区。杜霞博士认为：从价值功能上看，应科学理性地看待国学经典教育的功用，而不是一味地追捧或贬损；从资源选择和设计上看，应在保持传统文化根气的同时与现代观念意识进行智慧对接与整合，而不是简单地泥古、复古、照搬经典；具体到教学方式和作用途径上，则应力求让国学经典教育成为“唤醒”与“激励”，而不是“灌输”与“规范”。张晨学者认为：在研究、学习国学经典时，对圣贤们的遗教，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应该把中国伦理文化作过分的、不恰当的夸张。这是国学经典教育教学应该反思的。

4.集中研究国学经典的教育价值存在于提高学生的素质方面。张三夕教授指出：自上个世纪初废除科举制，引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后，我国逐步放弃了在人生修养方面的历史文化传统，导致现实社会一些不良后果。要倡导学生在国学经典的长期耳濡目染中逐步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并认为“良好的国民教育系统应该包括人生修养教育”。付金才副教授认为“目前培养创新能力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引用西方的，尚未本土化。”我们“要实现创新能力培养理论的本土化，就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国学经典所蕴含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思想资源。”、韩立菊两位则认为：读成诵—自我实现的创新和举三反一—能常模的创新”。我们可以在诵读国学经典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还有学者认为：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先祖们智慧的积淀，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从国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精神力量，帮助青少年“正德”、“修身”、“启智”、“雅行”，对于提高青少年的人文素养，促进其可持续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教育功效。

三、国学经典与高校教育关系研究综述

国学经典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学经典教育有必要存在于高校教育当中；二是国学经典教育进高校的途径以及开展国学经典教育的方式方法；三是国学经典与大学生的素质形象的关系；四是探究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的原因研究。

这是研究主要集中于专家学者的论文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安徽财经大学博士、副教授俞香云的校级重点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财经类高校普及国学经典教育的必要性与路径》学术文章；内蒙古科技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赵雪波、赵利利两位学者的《高校国学教学的义理方向》一文；太原理工大学令狐国芳，赵建利两位学者在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的学术论文《试析国学教育活动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以及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和广西中医学院新药中心陆海、张雯艳两位学者在《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学习的归因研究》一文中对大学生摒弃国学经典的原因分析。

上述研究无疑极具启发意义，也是后续研究的基础。但是总体来看，国内研究国学经典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成果还相当分散、单薄，忽视了国学经典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理论层面的探究，需要单独立项展开专门、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正是基于时下“国学热”的价值再思考、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为了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够进一步发挥改善当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有作用，把国学经典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进一步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并把它推进到新的理论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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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平，万平.国学经典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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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蔺.“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当代定位[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5]纪连海.国学经典的价值[J].文化博览，（紫光阁），2008，（12）.

[6]刘浩辉.倡导国学经典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J].资治文摘·管理版，2009，（04）.

[7]高建新.《幼学琼林》的特色及对国学的推介价值[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8]夏帜红.论国学经典与现代儿童德行教育[J].神州民俗，2011，（176）.

[9]谭新军.学校国学经典教学实践初探[J].中国教育学刊，2010，（12）.

[10]饶艳华.让“国学课”与“时尚潮流”亲密接触[J].课改在线，2010，（8）.

[11]于晓伟.国学润心田—浅谈学校国学教育[J].专题研讨，2009，（11）.

[12]许世明.国学经典的教育策略探索[J].教育教学，2011，（01）.

[13]胡定荣.警惕国学经典教育五种误区[J].中国教育学刊，2012，（11）.

第8篇：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育；教学内容；创新；哲学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为所有中国人提出了一个难题：为什么近代自然科学只能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人们称之为“李约瑟之谜”。他还提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端于中国？而哥伦布、麦哲伦正是依靠指南针发现了世界，用火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中国科学在历史上曾如此之辉煌，为什么在近代却落后了？这的确让国人大伤脑筋，也甚感自卑。至今仍象梦魇一样压在国人的心头。新儒学大家梁漱溟先生曾给出一个解释，就是依据其人类文明之三进路的观点来看，似乎中国人是不需要科学的。但是这依然无法解释中国科学历史上的发达。

“李约瑟之谜”的阴云尚未散去，钱学森在晚年又为中国人提出一个难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以获得诺贝尔奖为例，新中国六十多年来，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目前唯一的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是没有接受过大学学历教育的），或者说中国新中国以来的六十年教育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一名能为人类的知识大厦添砖加瓦，做出理论创新的人才。“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全国人的重视，成了一个钱学森难题。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试想历史上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并不落后，而在思想上，先秦的诸子百家自不必说，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与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一直到民国时期的新儒学，曾产生了多少世界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在人类思想的大厦里熠熠生辉。为什么单单到了新中国，就再培养不出举世承认的大师了呢？初看起来，似乎是新中国的教育政策出了问题，亦或是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造成的，实则不然。本文将证明造成钱学森难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教育自身出现了重大的缺失――教育的哲学贫困，即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教学内容中缺乏应有的传统哲学知识。那么中国传统的教学内容包括什么？近代中国教育哲学之贫困是否是一事实？如果是，是怎样形成的？中国教育的哲学贪困为什么造成了钱学森难题？以下分述之。

一、传统中国教育对哲学的重视

据说在法国，普通高中和技术高中的所有学生，只有通过哲学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而哲学会考的题目就有“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或“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这样深奥的哲学问题。甚至是小学阶段就就有哲学知识的教学。说明近代以来我国教育的哲学贫困，并不需要将我国的教育同法国的教育中对哲学的重视进行比较，我们只需对我国教育的内容做一个古今的比较就会发现这一事实。

我国清朝以前的教育，从内容上看，是十分重视哲学内容的教学的，表现为历朝历代的教育都以读经讲经为主。为了有一个简洁、清晰的了解，我们以表格的形式总结我国历朝教育的教育机构和教学内容如下：

注释：

1.此处只是介绍了历朝中央官学的教育机构和教学内容，没有介绍地方官学和私学（除春秋战国时期外）的内容。

2.至少从唐朝开始，我国的教育就出现了专科教学，如唐朝的律学、书学、算学等；南宋的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清朝的兵刑、天官、河渠、乐律等。此表并没详细体现。

3.根据曲铁华主编：《中国教育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白光耀编著：《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王志民、黄新宪著：《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考略》，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相关内容整理编写。

由以上表格可知，中国传统教育中，无论是先秦之六艺，还是汉朝以后的五经，还是宋明以后的四书五经，传统儒家哲学在基础教育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一直到清未莫不如此。学生入校完成基本的识字后，就要读《论语》、《孝经》。然后就要专门学习《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五经。所有的经书都是哲学之经典，涉及到现代哲学知识分类体系中的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美学等几乎所有的哲学知识类型。事实上就连为识字而编制的三字经，也可以看作是一部哲学的启蒙教材。“人之初，性本善”不是表达人性为何的一种哲学观吗？魏晋之后在私学中，道、释两家的思想在教育中也得到了承认和重视。

我国自西周以来相沿设立的太学，其教学内容一直都是以五经为主。以五经为太学的基本教学内容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古代大学教育的重点是哲学知识，一方面表明哲学教学的方法是经典的阅读和讲解。

二、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的哲学贫困之事实与形成过程

中国教育的哲学贫困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1月19日民国教育部颁布的第一个改造封建教育的法令――《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而到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对大学教育亦做出系统之规定后，也便造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根本缺陷，这一根本缺陷就是中国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哲学知识的缺乏，笔者称之为哲学的贫困。中国近代教育无法再造就原创之科学理论，无法再造就世界级大师己是确定无疑的了。

近代中国新教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清未洋务运动时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兴办的一批学习西文（即外国语）和西艺（即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的西式学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堪称近代中国新教育之代表，且有大学教育之雏形的当属京师同文馆（同期的还有上海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统称同文馆或外国语学堂）。早期同文馆的学生是从八旗子弟中选出的“天姿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同文馆的课程既包括外文，也包括国文，国文仍为四书五经。[1]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后，我国才正式把西方的自然科学作为教育的内容。当时招入天文算学馆的学员为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己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2]此时，这些学生都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国文功底。另据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国文馆八年课程表的记载：“至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故于课程并未另列”[3]可见，在当时学生的学习中汉文经学是当然的必修课。以奕欣为代表的洋务派之中体西用的办学理念在课程内容上表现为国文经学一直是学生学习的必修课，这些都是合理的。

到了1895年，情形发生了重大变更。1895年，清王朝在甲午海战中失败，以及后来像严复等一些维新人士提出西学体用的教育观点后，[4]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就被维新派贬为“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所以到了1895年10月，当时的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天津创办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时，这所在维新派“西学体用”指导思想下建立起的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学的课程设置中便无读经讲经一科了。[5]而读经讲经一科彻底从中国教育中被废止（排除哲学作为一专科出现以后的哲学专科教育）则始自中国近代教育开始的第一套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在规定这一学制的一系列法令之《中华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在其《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令》、《大学规程》中也再不见“读经讲经”一科了。虽然章士钊在1925年提出了“读经救国”一说，也很快就被新文化的大潮湮灭了。

新中国以来的教育无论在基础教育阶段还是在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中也没有中国传统哲学之一席之地。依据我国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设置的国家规定，在基础教育的九年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科目有品德、语文、数学、体育和艺术（包括音乐和美术）。[6]在高中阶段，以高考为指向的教育内容就更无读经讲经之一席之地了。那么大学阶段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蜇行实施办法》之第四条、第七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授予学士学位的考试课程和要求没有明确的要求。授予硕士学位的课程和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一门外国语；授予博士学位的课程和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要求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两门外国语。可见，整个高等教育的学位授予对中国传统哲学是不做要求的。这里我们必须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新中国以来的高等教育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讲授能否替代中国传统中读经讲经式的哲学教育。本文认为，就指导大学教育和科学研究而言，是不能替代的，事实也没有起到哲学教育的作用。原因有以下几点：（1）我们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至少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接着“维新”而讲的创新。那么一切创新都从传统中开出来，不知传统而谈创新，只能是一句空谈。（2）中国传统哲学丰富多彩、流派纷呈，儒、道、释、墨、法，各展风采，各有所长，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完全替代。（3）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侧重于政治性、革命性和实践性，并不强调对本体、人性、人类的认知等哲学问题的讨论。尤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使国人认为形而上学的东西都是错的，至少是空的。但是放弃对“道”的追问，则很容易迷失于“器物”中。（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活的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法兰克哲学派的理论不断在推陈出新。反观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显得固步自封、踌躇不前。（5）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专门从事其研究的学者之外的其它学科的研究者和学生的心态中已经不再是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沦落为意识形态和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的权威引述。大家论证自己的观点时甚至很少再引证马克思的著作，如有引证似乎也只是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已，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没有起到对科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

三、哲学的贫困造成了钱学森难题的原因分析

如果说一切理论都是上升为哲学的一种表达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近代教育以来出现的哲学贫困，直接造成了钱学森难题。其原因有三：

（一）哲学的贫困所造成了通识教育的失败

中国传统教育中的通识教育是很成功的，其内容就是传统经典，包括五经、四书，其方法就是读经讲经。只有在对这些经典十分熟悉的情况下才能进一步进入更高级的研究机构通儒院，学生才可从事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的研究工作。[7]这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之教育学制及规律的总结，一直在这一教育理念的指导和教育体制的规范下，中国的教育在近代以前为全人类培养出了无数的思想导师和科学巨匠，既使到了近代依然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师人物，如辜鸿铭、梁漱暴、熊十力、费孝通、陈焕章等。这些大师的成就也许还是得益于他们的中国传统教育基础吧。反观近代以来我国的教育一直陷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争论之中，还是以专业教育为主。所以高中教育中也存在着文理分科。即使是在大学教育的通识教育中，哲学经典所占的比重又有多大呢？我国近代以来通识教育的失败，不再有可能培养出在任何一门知识领域都具有自己的哲学观和方法论，从而有可能做出进一步创新，形成创新理论或创造新枝术的人才。

（二）哲学的贫困造成了研究创新的不可能

创新的研究要么是理论的创新，要么是方法的创新，要么是理论与方法指导下的技术的创新。无论是理论的创新还是方法的创新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导。首先，理论创新离不开本体论的知识。创新的理论也就是解释某现象的新的最根本的理论，而最根本的理论也就是某事物的本体论，这也必然进入形而上学的领域。其次，一个伟大的、创新的科学家必然有一颗伟大心灵，伦理学是塑造一个伟大心灵的必要知识。我们每个人都会被爱因斯坦的《我的信仰》一文深深震撼，因为我们从那篇短文中看到了一颗天才的大脑背后被我们忽略的至美的心灵。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被污垢遮蔽了，那么他的智力同样会被污垢所遮蔽。而至美的心灵来源于对好的生活的追求，来源于对道德原理及规范的辨识。而所有这些关于善恶好坏的判断都离不开伦理学的知识。再次，方法的创新更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哲学中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正是对认识方法的研究，是对知识本身是什么、又如何可能的回答。由此可见，无论是对一个个体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创新还是对于一个民族的理论创新，没有哲学的支撑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哲学就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学问，因为至少到十八世纪，人类的一切学问都还是只表现为哲学。

（三）哲学的贫困导致教育不可能成为好的教育

哲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原理和方法，那么哲学也就必然是教育学的基础原理和方法。其表现为教育的目的需要哲学的指引，课程教材的价值需要哲学的批判、教学内容需要哲学做为根基、教学方法需要哲学作为依据。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孔子，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们都是依赖教育来验证他们提出的哲学理论，也依据他们的哲学理论去评价所生活时代的教育。所以，一切教育都需要哲学来作为教育实践的理论指导。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发现，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几乎同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由此，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在所有的学科教育中贯彻德育当然是重要的，因为中国的教育有着深深的“德育优于文采”的传统。但是，也许在所有学科的教育中融入哲学教育同样重要，因为我国的教育更有着深深的“读经讲经”传统。当然这对任何一个从事教学事业的教师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但是，这却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欣等奏。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第十七页，转引自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5页。

[2]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奕欣等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四十六，第3-4页，转引自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第14页。

[3]《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五年（1879）刊第19-23页，转引自

[4]如严复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体用的提法宣传，尊民判君，尊今叛古（和下面的2均参见白光耀编著《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方60页

[5]1895年创办的天津北洋西洋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学，次年1896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历经1912年之北洋大学校，1912年之国立北洋大学、1928年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1929年国立北洋工学院，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联合大学，1946年的北洋大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现今的天津大学。

[6]近几年来，在小学教育阶段教育主管部门似乎倡导类似于《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中国传统教育的蒙书走进课堂，这是一个好现象，但似乎我们只想到了这些教材对塑造人的道德品质的作用，而没有意识到其哲学价值。

第9篇：当代中国教育论文范文

改革需要激情，改革更需要理性。当改革者的目光聚集大洋彼岸的西力 . 文明，怦然心动的寻觅到与中国传统教育迥异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对欧美新教育的欣然向往，对传统教育的无比憎恨溢于言表。

于是“山姆大叔”的那套文化教育和肯德鸡、麦当劳一样诱惑国人的眼球，人们痛惜之余开始对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式横加指责，对中国传统文化无原则的批评，认为中国传统教育是扼杀孩子创造性的“凶手”，中国传统文化是淹没孩子个性的“祸首”，甚至把中国没有出现一流的科学大师，总是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都归罪于传统教育，主张完全用西方话语和制度取代中国传统教育者更不在少数。仿佛西方教育是孩子成材的摇篮，中国教育一切都不尽人意，一本很普通的《素质教育在美国》竟风行中国，成了众多家长和老师不离手的“圣经”。“从西力现代性的镜子照出我们一脸无奈”，五千年悠久的文化竟在国人的躁动和狂热面前，如此失落和卑贱。

传统果真是教育现代化的包袱而须予以彻底抛弃吗 ? 为什么“五四”以来对传统棒追鞭打，传统仍然不识趣的存在呢 ? 为什么素质教育、新课改迟迟不能在中小学扎根化为它们的自觉行为呢 ? 一种异己的教育理论，失去传统的滋养，就无法化为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就会造成水土不服。

一、传统是什么

希尔斯认为“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延续纽带，传统的本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现在，甚至可以说传统就是我们生存的一种方式。法国人的浪漫情调、德国人的理性传统、美国人的实用态度、中国人的礼仪文化都是通过传统的潜移默化维系和延续着，并且活跃在当下的生活中。无论我们如何诅咒教育“传统”，它的影子仍然活跃在师生行为上，甚至说“传统”的某些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教育工作者实践理性，抑制了理论改革家的浪漫的冲动。

传统是反思现代、未来的参照系，“忘却历史的人，注定重犯历史的错误”，世界范围内教育改革的“钟摆现象”，对我们当今基础教育发展具有启迪意义。传统和现代作为教育发展的两个端点，为我们基础教育改革寻求它们之间的平衡支点提供了参照坐标。

基础教育改革不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彻底分离，而是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和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国教育知识基础扎实，数理训练要求严格这是我们的特色，不能轻易抛弃；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也不能忽略．但是这些经验是针对该国特定问题和情景而产生的，是否可以直接移植是需要仔细甄别和筛选的。西方后现代文化催育的浪漫色彩的课程理念与我国课程改革的实施环境有相当的距离。我国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孩子们想获得深造机会，就必须通过激烈的升学考试，尤其是在就业压力极其严峻的今天，无数家长对于女的理想和就业期待，寄托于高考的“鲤鱼跳龙门”。甚至可以说一个学校和教师应试教育搞得不好，就很难生存下去。在当前情形下，无论我们对新课改理念“爱”有多深，无论通身洋溢人性美好的教育话语有多诱人，也只能是隔靴搔痒。另外，现在国际教育主流回归基础质量，后现代那套理论在北美大陆也不受欢迎。所以，我们借鉴国际教育经验，必须考虑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及其与我国教育情景的差异。

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土壤．都是其母体文化内涵的反映。由于文化具有不可通约性．我们移植的西方的教育理念也许只是其表层的“知识和观点”，而无法捕捉其特定的文化底蕴。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以及中国近现代优秀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是我们母体特质文化的长期积淀产物。因而，继承和延续传统教育文化基因，打通历史和现实的血脉联系，在民族生命和文化精神的舒展中重建基础教育改革的民族文化自觉性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过去我们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不正确的认识，简单把传统教育化约为儒家教育，又将儒家教育简约为****教育，从而连根拔除。轻易的割断历史联系，不利于传承和发展，更不利于吸收外来文化。

20 世纪 20 年代，在新文化运动激励下的基础教育改革就表现出对传统儒家教育的彻底颠覆，认为“新旧之间，绝无两寸调和之余地”，彻底“****孔家店”、全盘清除封建教育，为欧美教育理念的纷至沓来提供适宜的氛围。事实上，以民主和科学相标榜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确实超越了清末传人我国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僵化和呆板，极大张扬了个性和自由，体现出尊重儿童和适应儿童心理发展的科学教育观，丰富了中国人的教育理念。但是，急风暴雨的新文化教育改革没有对传统进行和风细雨的梳理和扬弃，而是全面彻底的否定传统，外来的教育理论无法寻找与之相融合的生长点，所以欧美教育理论始终停留在长江沿岸几所发达城市的实验学校，没有与国情民性很好的结合化为民族血液一部分。

陶行知曾自述：“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主流。我从民国六年起陪着这个思潮来到中国。八年来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正是缘于实践中的碰壁，陶行知先生开始从中国国情出发，吸收民族传统教育中优良遗产，融会中西，创立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生活教育。

二、我们究竟在探求什么

在西方强势文化侵袭下，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代化诉求基本停留在抄袭、模仿和移植的水平，“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象。”

50 年代，受意识形态和国际环境制约，基础教育改革全面倒向苏联，尤其是 1956 年凯洛夫来华讲学，一时轰动中国教育界。当时宣传苏联教育思想特别是凯洛夫 < 教育学》的书籍印刷品达 230 多万册，而我国中小学教师只有 200 多万人。由此可见，我国中小学老师对苏联教育模式伺其虔诚 !

然而好景不长，“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对凯洛夫《教育学》惟恐学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彻底。 50 年代后期，则对凯洛夫《教育学》惟恐批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彻底。” 60 年代破除苏联迷信，中国教育改革开始本土化之路，却滑向了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泥潭。中国教育改革之路可谓“红颜薄命”、命运多桀。

改革开放后，我国基础教育发展迎来了春天，在“三个面向”方针指引下，基础教育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扎扎实实的开展改革实验，在学制、课程、教法和教材等方面的探索，均取得喜人的成绩。但从总体上来看，基础教育仍没摆脱传统的束缚。统一的大纲、教材和考试要求，强调社会要求轻视个性差异等弊病仍然存在，所以我们不满意，对基础教育课程的“繁、难、偏、旧”和“六个过分” ( 过分注重知识传授，过分强调学科本位，过分强调接受学习，过分强调课程评价选拔功能，过分强调课程集中管理 ) 深恶痛绝，抑或干脆彻底抛弃，另请神仙。然而建国后八次大规模的课程改革伤透了理论专家的脑筋，探求各种解决办法，始终没有逃出这些矛盾。课程文化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我们越是逃避它，越是牢牢地被粘住。

从国际上看，英美的教育是以现代派为主导，他们不满意基础差，下大力气强化基础教育质量，所以他们不理解中国教育界为什么向美国学习。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在竞选中都向选民抛出“绣球”，立誓做一个教育总统，提升美国基础教育质量水平，主张向东方教育学习，学习东方教育考试制度，想通过借鉴东方严格的考试制度，恢复美国基础教育元气。但美国是多元文化、自由主义传统浓厚的国家，整齐划一的考试制度和教育模式在美国不过是总统的“一厢情愿”。

追溯基础教育现代化艰辛的探索历程，改革似乎总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纠缠间徘徊。简单地将一切****，另起炉灶，摆脱不了教育改革的左右摇摆现象。身经新中国基础教育改革风风雨雨的“活化石”吕型伟先生说：“出路何在 ? 似乎在寻找结合点或者说在寻找中间地带。”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都有各自优势，中国与西方都有各自民族文化特点，改革必须摈弃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完全对立的机械二元论思维方式，应该努力探寻它们之间的融合点。对待传统和民族的遗产，不应简单否定，而要贴近时代和文化发展的脉搏，创造性转换为现代化生长的基点。

总之，教育改革不是简单的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轨，而是通过对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双重超越，建构一种立足中国国情的、符合时代要求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基础教育发展观。

三、寻觅课程改革的民族文化自觉性

20 世纪 90 年代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浪潮中，我国基础教育改革放眼全球，中小学追求与国际接轨，但是本土行动略显迟缓，民族特色的优秀的教育话语略显不足，特别是伴随着国际教育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理念涌入国人视野，欧美的、日本的、加拿大的、前苏联的……中国教育学呈现多元化态势，可谓异彩纷呈，在众多流派中，欧美教育思想最为“抢手”。但是在名目繁多的译述和著作中，却缺少我们自己的教育学话语，我们仿佛患了“民族文化失语”症。中国的教育研究与改革基本上成了外国教育思想的跑马场，即便“当今如火如荼的新课改，构成其主要的理论支柱的，无非是泊来的‘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西方文化教育流派。当急促的马蹄声渐渐衰歇、狂热的看客纷纷离场之后，空旷的赛场上只剩下默然的清洁工和孤寂的守门人。”中国的知识人竟训练成为各种西方教育理念的代言人，充斥教育科研的各种西方的“后××主义”话语，让读者无法使用现代汉语的思维准确把握。由于课程研究缺乏民族化的感性语言表达形式，致使许多研究成果无法为课程实施者 ---- 一线教师接受、理解、应用和创新。

美国学者希尔斯在其专著《论传统》一书中说，人类永远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历史中，而不是置身其外。事实上无论我们自己多么现代化，无论我们世界多么全球化，我们都不能忘却自己来自何方，都不能抛弃自己文化认同的根。否则，在全球多元文明对话中，我们拿什么与国际接轨 ?

中国近现代基础教育改革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教育救国”始终是教育家寻求教育改革和出路的突破口。由于教育的社会功能被无限的放大，教育改革的精神内涵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滋养，导致教育视野中人文精神的断层。

当代中国素质教育针对应试教育中无视学生的生命意识，摧残个性的弊病，提倡教育对人的精神自由、生命和尊严的终极性关怀，关注教育的超越性和人性化。基础教育的精神转向无疑切中痼疾，振聋发聩，但是素质教育的精神内涵不自觉的移植了西方人文主义或人学思想，忽略素质教育改革的文化合理性。“直接把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移植于素质教育之中，用这种方式反省和批判传统观念和应试教育，是一种过于偏激的文化拯救心态，这只会导致素质教育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