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哲学全文(5篇)
第1篇：当代政治哲学范文
关键词：生态文明思想;哲学特征;当代价值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立足时展的新方位和现实之困境，相继提出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到“美丽中国”建设，再到2018年“生态文明思想”诞生。我国对于生态文明思想这一人类共同目标的认知和建设实践不断更新，并达到新高度。作为事物特性的抽象结果，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并对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生态文明思想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形成和发展均是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中。现实中的生态困境日益严峻，这促使生态哲学的产生，使得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当生态环境退化以及生态系统失衡，便产生了生态危机，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空间，进而引发一系列不可收拾的局面。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这又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避免重蹈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成为我国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
(二)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环境逐渐恶化，这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背道而驰。我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众多媒体、社会公益组织以及民众纷纷开始行动，出现了诸如“绿色政治”“环保风暴”等环保运动，环境保护意识不断觉醒。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后又于十八大对其进行了详尽阐述，使得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和强度达到空前。
(三)生态科学繁荣发展伴随着世界重大社会生态问题的频繁出现，生态科学亦不断发展。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得生态危机进一步加重，众多流域水质恶化、围海造陆工程的大批上马、工厂污水的肆意排放……这些都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存安全，逐渐引起人们的反思。人们开始探索生态危机的源头及治理之道，在确保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同时保障其他生命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以此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特征
(一)世界性和民族性统一生态哲学已经成为世界的哲学。面对世界严峻的社会生态困境，作为逐步实现国际化发展的中国而言，也需基于世界全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思索和考量人类文明的走向。从全球化角度来看，中国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也是世界的生态危机。基于此，生态文明思想从宏观生态的角度出发，立足世界性生态危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发展之道，为解决世界生态危机提供“中国样本”［1］，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呈现出世界性格局。同时，生态文明思想亦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面对中国生态环境的差异性，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民族生态文化的精华，以中国独有的智慧和方案去建设生态文明，彰显出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因此，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二)预见性和现实性统一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中国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以及来自大自然的报复，人们对于人类命运前途的忧患意识亦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思想着力于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许，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强有力的姿态去承担和弥补生态环境恶化所带来的后果。这是国人生态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带有明显的预见性。与此同时，环境保护已成为当下人们最为关切的民生问题。曾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面对恶化的环境状况和人们对于美好生活期许之间的矛盾，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最广大人民所关心的民生问题，解决人民之所需、所盼和所急，凸显了思想的现实性。因此，生态文明思想是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三)继承性和创造性统一生态文明思想能够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就，显示出巨大的当代价值，其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是融入时代背景和民族特色创造性发展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与自然及其关系的认知给予了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源泉，也继承了当下诸多生态思想中所彰显的“生态关怀”;同时，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需对自然表现出道德关爱等思想。中国国情不同，走向生态文明的方式和路径也不同，因此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具体国情，从国家建设总布局的顶层设计出发，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径，创造性地发展了生态文明思想。可见，生态文明思想是创造性和继承性的统一。
(四)整体性和区域性统一整体与部分、普遍联系等哲学观点是生态文明思想中所体现的。生态文明是包含人类、自然和社会这三部分有机联系的整体，内部各要素之间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作用于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将人类、自然和社会置身于生态文明这一整体中，才能更加明晰彼此之间的联系。同时，生态文明思想亦是包含着美丽中国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愿景的整体，在美丽中国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凸显着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生态文明思想突出强调人类、自然和社会多样性的存在，注重部分发展，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同时，我国生态文明追求区域性的生态文明建设，强调从每个区域的自然和历史的多维视角出发，立足每个区域的实际状况，尊重区域生态差异，建设符合该区域的人类、自然和社会的生态文明。因此，生态文明思想是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统一。
三、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价值
伴随着众多有识之士不断反思过去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人们开始重新去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寻求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而生态文明思想就是立足中国独特的民族性和国情，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指导下，生态文明思想充分结合新时代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回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并指导着中国朝向更加高级的文明形态演进，具有丰富的当代价值。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态文明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对人与自然及其关系的认知是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源泉。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认为人类、自然和社会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即命运共同体，自然中的每一个个体及其依赖环境的恶化都会对这一命运共同体产生不可逆的影响，最终导致人类遭受灾难性报复。因此，生态文明思想在认可自然对于人类积极作用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友好相处，并强调人类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只有充分调动人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类才能走向更高形态的生态文明。
(二)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态文明思想是人们智慧的结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梦”实现的重要指导思想。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立足时展的新方位和现实困境，相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美丽中国”建设，再到2018年“生态文明思想”诞生，这使得人们对于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不断提升到新境界，达到新高度。目前国际上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尚不完善，认识也并不清晰，生态文明思想则立足新的文明形态，创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路径。
(三)指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散发出巨大的生命与活力［2］，生态文明思想更是如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辉煌成绩，为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方案。从全民生态意识的不断觉醒，到环保法律法规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再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每一个喜人的成绩背后都是生态文明思想对于应对生态危机，应对自然环境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探索和思考，从而促进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佳绩。
(四)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对于日益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而言，中国的就是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不可或缺。在应对世界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过程中，中国以完美的答卷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并且为世界环境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中国的积极作为和创新做法将吸引更多的国际社会的目光，引领更多的国家和组织积极投身于环境治理这场硬仗中，不断促进全球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参考文献
［1］罗贤宇．改革开放40周年: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样本”［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4):50－58．
第2篇：当代政治哲学范文
关键词：当代艺术；政治符号化；使用价值
1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及界定
随着1976年“”的结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步入了正轨。反映到文化艺术上，中国当代的艺术创作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星星美展、85美术思潮开始，一大批青年艺术家拿起画笔结合全新的社会背景及对旧时代社会生活的反思，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艺术实验，中国当代艺术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几乎重新走过了西方当代艺术三百年的探索路程。中国当代艺术的时间跨度，在广义上讲，是指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星星画会大批探索性、叛逆性的艺术作品出现及伤痕美术人文主义作品创作为开端直至今日。而从狭义上讲，所谓中国当代艺术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爆发于‘85新潮美术’，而终于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的这一艺术演化进程一般被视为新中国艺术史上的现代主义艺术阶段。”［1］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先锋艺术家的艺术语言探索主要表现在从对“”回忆的悲戚中强化对人的本体性的情感表达，同时这一时期随着西方哲学思潮的涌入，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美学现象对青年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艺术作品开始追求极富哲学意味的“前卫性”，出现了如“北方艺术群体”以“我们的绘画并不是‘艺术’！它仅仅是传达我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它必须也只能是我们全部思想中的一个局部”［2］为宣言的青年艺术群体。这一时期的先锋艺术创作已不仅仅是用画笔简单的描述外界的景象，而是将艺术作品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一种表现手法，创作总体上是完全服务与屈从于人的内心思想与哲学意识。90年代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表现中，则有着与前辈们截然不同的落脚点，波普艺术、女性艺术、艳俗艺术等等一系列西方当代艺术表现形式使中国当代艺术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的当代文化与艺术表现形式渗透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创作的主要语言。同时，艺术家开始对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体系进行了再思考。自星星画会的创造性探索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开创性及模仿西方艺术语言的实验开始在不同艺术门类展开，在具体的实践创作过程中，艺术作品所展现的主题往往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状况有着重要的联系，艺术作品的主题隐藏着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的内心思想、价值观念，是他们隐形观念显性表达的文化方式。在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近30年最主要的创作主题有玩世不恭的泼皮主义、具有中国传统印记或特殊符号、对底层人群的关注、表现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某种程度的渗透、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联系以及具有符号或领袖面孔的政治语言表述等等，这些创作主题在经过艺术家的艺术实践及自身生活思考后，于不同艺术家手中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个人艺术符号。改革开放后，人民政治生活不再像“”时期严肃、封闭、不敢言语，对“”政治环境的反思与追问不停地在艺术家笔下呈现，“”题材与像等政治符号表现则是其中直接而又极具寓意的艺术语言。
2中国当代艺术中政治符号化艺术语言的运用
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最早使用政治符号进行先锋艺术创作的可以追溯到1979、1980年王克平在星星美展中的雕塑作品《偶像》，作品以一个抽象化的头像为主要表现内容，作品摒弃了中国领袖人物创作的高大、伟岸的传统创作形式，作品中的“偶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仿佛在以狡黠的心态看着下面对其“朝拜”的崇拜者，然后露出一丝狡猾的微笑，整个作品政治寓意深厚，在广大人民心中神圣的模样仿佛在这里被消解掉了。此时，青年艺术家在经历后“”时期理想主义消散的失落感之后，逐渐开始对之前的盲目政治崇拜进行反思，开始反思政治偶像与内心崇拜之间的距离。85美术思潮后，、等政治化符号被广泛运用于当代艺术创作之中，期间出现了一些艺术家运用表现主义或波普主义手法表现政治化符号的艺术作品，而政治化符号在当代艺术中的运用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潮，也正是这一时期，西方艺术界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这一政治化符号艺术语言运用产生了密切关注，而随着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之后，这种政治化符号题材开始在全世界受到追捧。中国的政治波普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物随之诞生，一经出现便在艺术界、收藏界、评论界产生了一股震动。对于国内艺术家政治符号在波普艺术中的运用，在85美术思潮时期就有了实验性创作，吴山专1986年的早期装置作品《红色幽默》进行了中国早期政治波普的探索，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时期的政治性口号进行拼贴，体现了青年一代对历史反思的一场“红色幽默”。王广义、余友涵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运用安迪•沃霍尔波普艺术的创作形式，融入中国、领袖政治符号进行艺术创作，即为目前广大意义上认知的“政治波普”，与安迪•沃霍尔对流行文化解构重构不同，中国的政治波普在一定意义上有了寓意更为深刻的内涵与批判精神。王广义使用波普艺术的形式在标准像上打格子，随后又在标准“批判”符号的基础上进行政治波普化创作，创作了自己的代表作《大批判》系列。余友涵则将海报及领袖标准像基础上加入了传统民间服饰的花纹特点，之后又进行了大量的类似艳俗主义的领袖像创作。李山以作品《胭脂》系列成名，艺术家以青年时期标准像为题材，在嘴角加上一束桃花并运用对比色进行波普处理。刘大鸿的作品则运用民国月份牌及清代点石斋时事画波普化，习惯性地颠覆旧有政治符号，展现历史的荒谬和无奈。在政治波普之外，艳俗主义及一些后现代的表现手法中也加入了、领袖像等政治符号。祁志龙在早期作品中将各类标准像与欧美女郎画像以艳俗主义的手法融合到画面中，以侧面暗喻消费主义时期偶像。俸正杰的《系列》，以翻白眼艳俗化表情的表现方式融入消费社会表现中，这一形式不再是政治隐喻，而更多的是对消费时代的一种反讽。尹朝阳代表作品《标准像》系列以天安门城楼标准像为原型进行了后现代的艺术处理，在对时代流逝思念的同时也表达出了青年至垂暮的某种人生历程。石心宁则运用后现代的图像处理方法将与不同人物进行了图像融合，如与罗斯福等人参加雅尔塔会议，与玛丽莲•梦露在游泳池边，与中国高层领导一起参观杜尚作品《泉》。王兴伟在作品《东方之路》中则将中国早期政治油画作品《去安源》进行了图像处理，将正面的形象处理成背对观众，以这种手法对美术史进行了借古讽今的调侃。
3中国当代艺术中政治符号化语言的使用价值
中国当代艺术在政治符号化语言的使用过程接近三十年的时间，直至今日依然长盛不衰。在80年代末开始的这股政治符号风，其使用目的抑或使用价值，即在质疑和反思中寻找曾经被“”排斥和杜绝的东西，找回那些审美价值，在这类作品出现的初期，其出发点本是对于自身、社会的一种反省式探索。当这些政治符号化当代艺术作品随着90年代中期各种全球艺术界大型展览的推广与展示，逐渐满足了西方艺术界对于中国60、70年代“神秘性”的探究后，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市场、国际艺术界逐渐受宠，以导致了众多后殖民化表现形式的诞生，在中国当代艺术政治符号化语言的使用价值上，也逐渐远离了当初政治符号使用的出发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妖魔化”、“艳俗化”。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市场大获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众多“先锋”艺术家进入到当代艺术的创作之中。“政治主题的作品在早期以西方资本为主导的艺术市场中得到了极大的青睐，在他们的推动下，一些更为年轻的艺术家在现实的考量中，也逐渐利用带有特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品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3］在目前的社会语境下，当代艺术创作中政治符号化艺术语言，在经历其使用初期对专制主义、特殊时期及极速发展的消费文化现实批判意义后，已经逐渐偏离其使用意义和创作方向，以致在其所谓文化批判的形式外衣下，却服务于消费文化本身，消逝了政治符号化艺术表现的内质语言，空留下了形式的外壳，然而在艺术市场大繁荣又“大混乱”的今天，诸多“当代艺术家”利用政治符号化创作语言使艺术作品具备新异性的特点来博人眼球是不可避免的，在商业社会中，政治符号化语言原有的批判精神着实已成为“服务于艺术家”的“绝佳题材”，不管这种批判方式如何。正如尹吉男先生言：“我不得不说，金钱才是当今中国最走红的‘前卫艺术家’，那么富有创造性，实实在在地导演了一个巨大而又多姿多彩的行为艺术，让多少自以为是的人在劫难逃！”［4］
参考文献：
［1］方志凌.在历史的尽头徘徊——对中国当代艺术现状的一种解读［J］.当代艺术，2014（04）.
［2］舒群.“北方艺术群体”的精神［N］.中国美术报，1985.
［3］张晓凌.消费主义时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寓言中国当代艺术考察报告［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10.
第3篇：当代政治哲学范文
［关键词］人文传统;技术哲学;经验转向
一、技术哲学研究
传统的划分卡尔?米切姆(CralMitcham)通过对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考察，将技术哲学研究分为人文传统与工程传统。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主体多为工程师，他们以技术为出发点，对技术进行考察与分析，由于其起点为技术，在看待其他事物时，也带有技术思维的影子。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则以人为出发点，探究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技术与人类社会中的各种要素如文化、政治等之间的联系。尽管米切姆的二元划分仅属一家之言，且有过于简单之嫌，但由于其概括性强，具有广泛的通约性，因此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伴随着对技术的怀疑与批判出现。在米切姆对技术哲学人文传统的划分中，主要包括了人类学———文化批判传统的路易斯?芒福德、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的敖德佳及马丁?海德格尔和社会———政治批判传统的埃吕尔等人的技术思想。芒福德考察了技术发展的历史，考察了技术的起源，区分了综合技术与单一技术［1］56，并对单一技术这种现代技术的主要形式进行了批判。海德格尔从他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出发，区分了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并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并非技术性的东西，而是一种真理的形式，是展现存在的一种手段。埃吕尔认为，自己是用“与马克思研究资本相似的方法来研究技术”［1］75，他通过区分“技术操作”与“技术现象”对技术进行分析，指出技术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力量。这些技术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出于哲学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考察现代技术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由于环境污染、生产过剩以及经济危机等问题日益严重，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倾向于认为现代技术是有害的，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一些哲学家诸如埃吕尔等认为技术是能够自主发展的独立系统，不是人类掌握技术，反过来很有可能是技术掌控人类。同时，这些技术哲学家也对如何面对技术引起的社会危机提出了一些见解，也“致力于探求人类怎样才能与技术发展一种更好的关系”［2］9－10。这种技术哲学研究在多个方面受到批判。首先，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大多对技术持有悲观态度，他们的技术思想是出于对技术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批判，因此较少关注技术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其次，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在对技术的本质认识中赋予了技术主体性，倾向于把技术当作一种人类无法控制的独立自主的力量，技术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与人类使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由技术本身决定。再次，在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技术被作为整体研究，……几乎没有注意到不同技术之间的差异性”［2］11。因此，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很少关注具体的技术，并不能对现实中的各种技术问题提出有效的建议。
二、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当代体现
鉴于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20世纪80年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发生了经验转向。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概念由荷兰技术哲学家提出并进而在欧美技术哲学研究中得到认可和发展。汉斯?阿卡特胡斯概括了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三个特点:
第一，它不把技术人工物看作是先天给定的，而是试图打开黑箱，对技术的具体发展和模式展开分析。
第二，它认为技术可以从多个部分展开分析，而不是一个凝固的整体。
第三，它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3］13。菲利普?布瑞在其《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一文中指出，在经验转向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路径，分别是“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与“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由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要求打开技术黑箱，在具体的层面考察技术，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也关注具体的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媒介技术等具体技术成为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的关注点。同时，由于受到社会建构论的影响，当代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对技术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把技术当做独立的主体或系统，而是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中的各种要素都影响技术的设计、产品的制作等。也因为如此，他们对技术的批判采取了更为温和的态度。这种经验转向与之前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关注的中心都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以此为出发点评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因而是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在当代的延续。具体来讲，在当代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中，温纳及芬伯格延续了技术哲学中的社会———政治批判传统。温纳吸收了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思想，在更具体的层面上考察了技术，提出了较为温和的技术决定论。芬伯格沿袭了马克思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尤其吸收了社会建构论的思想，他对现代社会、现代性及民主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体系。当代哲学———现象学传统的技术哲学成果丰富，其中尤以唐?伊德的实用主义的技术现象学影响广泛。唐?伊德作为美国本土哲学家，沿袭了杜威的实用主义传统，同时结合现象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解释学关系、它异关系和背景关系。当代的人文传统技术哲学研究已经开始考察具体的技术，不再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批判，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家对技术持有了更合理的态度，社会建构论对当代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首要性
在两种传统的技术哲学中，米切姆从历史从属性、相容性和精神延续性三个角度阐述了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的首要性。即使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更强调基于经验基础的研究，基于哲学反思与批判精神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仍具有首要性。从哲学发展的角度来讲，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带来的是新的哲学视角，甚至可能开创一种新的哲学纲领;从技术哲学学科建设来看，秉承哲学批判反思精神的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是这一学科立足的根基所在。正如吴国盛所说:“当代中国的技术哲学家应该始终扣住‘技术何以能够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这个基本问题，否则，无非是把也已出现的相关话题和相关领域，一厢情愿地划到自己的领地上。”［4］同时，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以人类作为出发点，考察技术对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哲学精神的根本体现。在技术哲学中，“技术”是基础，“哲学”是核心，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相对于工程传统的技术哲学无疑具有首要性。米切姆对两种传统的对立及分裂的风险也有所提及，同时也指出了这两种传统融合的可能性，即来自工程共同体内部的德国工程师协会中的“人与技术”委员会，以及哲学共同体内部的技术的实用主义现象学。然而从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中可以看出，面向社会的经验转向与面向工程的经验转向之间仍然存在分裂的风险。因此，如何在两种传统的技术哲学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两种技术哲学传统的汇通值得深思和探究。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通过技术思考:工程与哲学之间的道路［M］．陈凡，朱春艳，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
［2］菲利普?布瑞．经验转向之后的技术哲学［J］．闫红秀，译．洛阳师范学院院报，2013(4):9－17．
［3］朱春艳，陈凡．在“转向”中展现自身:国外技术哲学发展状况概览［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5(2):12－17．
第4篇：当代政治哲学范文
关键词:老子；上善若水；思想政治教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哲理与智慧，正如所说：“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1]道家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蕴崇尚无为、追求本真的自然人本主义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以德育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老子作为道家哲学思想的创始人，有感于世人一味逞强好胜、不肯谦让而引起无数纷争的社会现实，而提出居守柔弱的处世之道。[2]他的“上善若水”理论，富含深厚哲理，既对当代大学生具有积极的道德教育意义，又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教育方法。
一、“上善若水”思想的基本观点
“上善若水”出自《道德经•道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其中“上善”即是最好的品德与德行。老子以水性比喻人性，他认为最上等的品行就如同水一样，既滋养万物又与世无争，甘心位居低处，却能心向高洁。上善之人要像水一样，处世谦逊不骄，思虑深邃宁静，与人交往仁爱有礼，言谈真诚守信，为政精于治理，处事以柔克刚，行事张弛有度。老子之所以将“上善”与“水”相联系，是由于水作为生命之源，体现了生命的本源价值。“水”作为老子哲学思想中的一个特殊意象，代表了老子的“道”，通过“水”的自然规律，老子揭示出了生命的规律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上善若水”思想代表着老子的处世哲学，其和谐、诚信、友善等价值内涵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对当代大学生具有积极的道德教育意义，有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
二、“上善若水”思想内蕴的道德价值
（一）“居善地”的谦逊态度
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着一种“好高骛远”的心态，尤其面对择业问题时，常常不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去进行选择。当处于不理想的境地时，往往耽于抱怨，却不能摆正心态去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正因如此，尤其需要以“居善地”的谦逊精神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与引导。“居善地”之“地”，并非我们日常所理解的“地方”之义，而是“至下谓之地”（《荀子•儒效篇》）由此可见“地”含有卑下、低下之义。“居善地”指水甘愿居于低洼之处。正是因为水有这样的谦逊品德，所以才能海纳百川、终成大气。“居善地”对于大学生的启示在于：无论是求学时还是择业时，都可能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结果，但绝不能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要积极调整心态，既来之则安之，秉持“居善地”的谦逊精神，如“水”一般厚积薄发，才能有所成就。
（二）“心善渊”的沉着心态
“心善渊”指心胸要像“水”一样深沉平静。老子提出“心善渊”，是因为只有保持沉着、冷静的心态，才能不受外界的束缚与干扰，从而做出最正确、最适合自己的选择，进而把握好自己的人生。大学生作为初入社会的青年人，在面临抉择时很容易在功名利禄的吸引下迷失人生方向，亦或因盲目冲动而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格外需要以“心善渊”的观念进行引导，帮助大学生能够精神成人。
（三）“与善仁”的真诚之道
大学的课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使大学生成为某一类人的课程，例如各门类的专业课程；一类则是使大学生成为“人”的课程，例如思想政治课。思政课旨在教导大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因此学会正确地处理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对于大学生的成长格外重要，“与善仁”正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键所在。“与”指相与，“仁”即仁爱友善，“与善仁”即与人相处要真诚友爱，恰似水孕育万物又不图回报，人们也只有学习水的这种品格，彼此真诚无私，才能和谐相处。
（四）“言善信”的守信意志
“言善信”即说话要遵守信用。对于水，孔子曾言“其万折也必东，似志”。（《荀子•宥坐》）水即便历经千万曲折，也一定向东流去，这正体现了诚信的品格。诚信不论在老子的时代还是当代社会，都是值得遵守的价值观念，大学生作为社会的栋梁，更需要诚信守志，“言善信”是老子为现实社会中纷乱的人际关系所开出来的药方，也是当代大学生所应具备的良好品德。
（五）“政善治”的敬业精神
“政善治”即为政要精于治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为政，但人人在社会中都有一份自己应尽的责任，对于自己的职责，都应该“善治”。大学生即将步入社会，不论将从事何种职业，都应该具有敬业精神，尽好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因此，老子所提出的“政善治”也是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品质。
（六）“事善能”的坚韧品格
“事善能”指做事要善于利用才能。水的能力就在于可以以柔克刚。正如老子所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道德经》第七十八章)水的以柔克刚，首先是一种自信的体现，不论再弱小的事物，也有其强大之处；还是一种坚韧品格的体现，水滴穿石，在于持之以恒。因此，水这种“事善能”的品质，对于大学生极为重要，通过“事善能”思想的引导，可以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树立自信，并坚定信心攻克困难。
（七）“动善时”的适度原则
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中说“动善时者，可行则行。”“动善时”即指行动要善于把握时机，应时而动，适时而止。老子的“动善时”与儒家的“中庸”思想异曲同工，老子善于辩证地看问题，他认为“亏损”和“完满”会相互转化，都不会长久，因此要适可而止。“善动时”思想强调的是要掌握适度原则、要懂得把握时机。对于当代大学生，学会“善动时”，才能避免走极端，珍惜眼前的每一个机遇；才会懂得用辩证的眼光看问题，正确认识人生。老子通过“水”的自然规律，揭示了社会规律，展现了人生智慧。“上善若水”的哲学思想所内蕴的道德价值，对大学生学会为学、为事、为人有丰富的指导意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同时，“上善若水”思想还蕴含着值得思想政治教育者们借鉴的教育方法。
三、“上善若水”思想内蕴的教育方法
（一）无为而教的主体原则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正是因为水遵循规律，顺应自然，万物才能蓬勃生长，而这体现的正是道家“无为”的法则。然而看似“无为”实为“无不为”，所以老子才会说“天下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道德经》第七十八章）,最好的教育也正应如此。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在教学过程中常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模式，这使课堂教学缺乏生动性、多样性。正如老子所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道德经•德经第四十三章》)最好的教育应该在潜移默化中进行，比起言传，身教更能起到教育效果。比起向学生讲授如何追求崇高道德，教育者的身体力行更具有感染与教化的力量。教育者应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亲身示范，为受教育者树立榜样，从而如春风化雨般教化人心。同时在教育活动进行的过程中，还应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变强硬灌输为主动接受，通过采用丰富多样的教学手段，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转变约束性、强制性的教育为引导性教育，进而达到激发学生内在潜能，促进学生不断自我完善的教育目的。
（二）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正如水顺应自然地去润泽万物，才激发了无限生机，教育的本质也应是顺其自然的引导，而非整齐划一的强加性行为。“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道德经》第十六章）“归根”正是老子对事物回归本质的强调。因此，教育只有尊重每个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才能如水润泽万物一般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得到应有的发展。这就要求教育者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善于观察、发现学生的特点，并尊重每一个学生自有的天性，因势利导，并避免加以过多的干涉和约束。伴随着“00后”成为高校大学生的主体，思想政治教育更加需要把握好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00后”的大学生普遍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且个体间的差异性明显，他们更加追求自由，更有自己的想法，而面对这样的受教群体，教育者也必须以“海纳百川”的心态去接受并欣赏每一个学生的独特性，才能帮助学生建立起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家园。
（三）与时俱进的教法创新
“动善时”是水的崇高品质，是指水能够应时而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在教育活动中也应做到“动善时”，不拘泥于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突破思政课的教学局限，提升课堂活力。例如随着时代的发展，手机成为当代大学生的必备设施，随之而来的是课堂上沉迷手机、无暇听课现象的与日俱增。面对这一现象，一律的禁止很难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教育者可以尝试通过组织学生在课上利用手机查阅资料、登陆网络学习平台交流互动等方式，在突破创新中变弊为利，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活跃度。老子以水喻“道”，所言所指不仅是自然规律，更是宝贵的生命哲学。“上善若水”所内蕴的丰富的哲思道理，给予我们的不但是价值观的引导，还是教育方法的启示。做人若“水”，方能胸怀宽广；教育若“水”，才能海纳百川。
参考文献：
[1]．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EB/OL］．
[2]陈鼓应.老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2.
第5篇：当代政治哲学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哲学；范式；经济生态化
一、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多维界定
生态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自然。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深刻之处在于，在别人只看到人与物之关系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围绕着人、自然、经济、社会等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系列精彩观点、科学论断，建构了一个唯物的、辩证的、实践的、历史的生态哲学理论。
1.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本体论根基：唯物的自然观。在马克思之前，长时间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观是目的论的“存在之巨链”思想，即自然神学。在自然神学中，人与自然没有先后之分，都归于上帝意志。这种自然神学的最大敌人，“从一开始，就是古代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1]。早在还是一名大学预科生的时候，马克思就开始研究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后来又把伊壁鸠鲁主义选定为博士论文主题，最终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旗帜鲜明地肯定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强调人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在人类产生之前，自然就已经存在。作为自然界进化结果之一，“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人始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由此，先在的、客观的自然，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唯物主义特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是自然的奴隶，与之相反，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2]，拥有对自然的巨大能动性。
2.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方法论构架：辩证的自然观。辩证法，就其根本来说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3]的方法。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形而上学的见解”与“辩证法的见解”[4]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形而上学总是在日月不同辉、水火不相容的对立中进行思维，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各种事物的联系和区别、生成和消逝、前进和后退之间，都有着普遍的相互作用，“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5]。比如在人对自然的劳动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6]。这一观点贯穿于整个马克思生态哲学，既强调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又强调对其的否定理解，既强调对立又强调统一，既强调量变又强调质变。可以说,辩证法赋予马克思生态哲学超越时代的穿透力。
3.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实践论取向：人化的自然观。在马克思生态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关系。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具体化为一种对象性的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包括了“人的自然存在”和“自然的人化”，而实践则是两者统一的中介。人对自然的实践，是多种形态的对象性关系的综合运用，不论是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还是直观、愿望、互动、爱等等，每种形态都是在展现人的实践力量。人通过实践占有了的、正在占有的自然界，就是人化的自然。马克思生态哲学所考察的自然界，正是这个人化的自然。只有人化了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那些与人类主体不存在对象性关系的自然界，则“是抽象的东西”[2]，事实上等于无。
4.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历史论维度：社会的自然观。“马克思的自然观与其他自然观的区别，首先在于它的社会历史的特征”[7]。自然观的社会历史特征，就在于强调自然界的演变一直是在人类活动和实践中发展演变的。换句话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始终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展开语境。“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2]，每一世代的实践活动，每一世代所创造的材料、资金，每一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等等，都是其改造所处自然的结果，也是其下一世代改造所处自然的条件。一个世代接一个世代的物质实践活动及结果，就构成了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人类社会历史与自然界演变历史，两者不可分割、不可脱离。
二、认识和改变世界的科学范式
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先进性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指导人们去改变世界。马克思生态哲学有关人、自然、社会辩证统一关系的论述，除了哲学理论层面的关注，还有政治经济学层面和社会政治革命层面的关注。这三个视角的统一，给予马克思生态哲学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
1.生态哲学理论层面的分析视角：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与动物的生产不同，人类的生产活动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体现人类的本质。但在现实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却令人遗憾地走向了异化，导致“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异化劳动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举了很多实例，例如在北美洲，南部大地主掠夺性的耕作让土地耗尽了地力，无法再种植棉花[5]；希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等毁林造地，结果使这些地方成为了不毛之地[5]。这样的惨痛教训，历史上不断上演，现时代仍在不断发生。因此马克思强调，真正的人的生产，不仅要再生产人自身——延续人类物种，而且要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让自然界得以真正的复活。只关注前者而忽视后者，正是生态危机的源起；既重视前者又重视后者，才能实现人与自然长期共存。
2.生态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8]。但一旦自然被资本所利用，劳动、自然、价值之间的关系就走向了异化，自然界越来越成为资本家追逐超额利润的重要源泉。因此必然发生的是，资本家会想尽办法去控制自然界，以榨取超额利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当代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2]。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们不再从自然界的美和独特性去看待自然界，他们的眼里只有占有、垄断、利用、商业价值、超额利润等等。采用各种手段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成为资本的自觉追求，自然界的一切都沦为谋利的工具。
3.生态社会主义的分析视角：解决生态危机最终要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对立看不到解决的可能。私有财产和异化，是一对相互纠缠、相互成就的生死冤家。要解决异化问题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度，要消灭私有制度就必须扬弃异化，“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2]。因此，必须从解决人与人的冲突入手，来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进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解。但不论是解决人与人的冲突，还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都必须与向新的社会制度的过渡相一致。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最终是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社会，扬弃异化和扬弃私有制就是一回事，就能够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
三、经济生态化：马克思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实践
对于中国而言，研究和发展马克思生态哲学最有意义的方式，就是用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审视和解决当代经济发展遇到的生态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以习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践行马克思生态哲学，积极推动经济生态化发展，努力实现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解”。
1.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哲学理念。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论，就是实现经济生态化发展的理论指南，就是马克思生态哲学的中国化、本土化和时代化成果。早在2013年，就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10]。在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1]重要论断。“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概念正式进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标志着其成为中国治国理政指导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人类、动植物、山水林田湖等诸多因素共同构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众多关系、各个部分并存互存，共同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如果其中一个部分受到破坏，其他部分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虽然人类在这个生命共同体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但人类永远不能将自己定位为可以外在、超越、凌驾这个生命共同体的“他者”，“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9]。人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决定了人类的生产必须遵从生态化规则。人类的生产分为两种，一种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一种是“种的繁衍”[12]。两种生产必须协调发展，不能顾此失彼，不能严重失衡，否则就会损害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近代以来，正是由于人类向自然的过度干预和肆意索取，才导致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由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求，也就是所强调的“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1]。尊重、顺应、保护这三个词里，蕴含着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2.美丽中国：经济生态化发展的远景目标。按照马克思生态哲学的观点，只要人类存在，与自然打交道就是一个永恒课题，人类会执着地把自然界变成“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2]。但与动物不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按照“美的规律”来认识和改变世界，事实上就是推动经济生态化发展的诗意表达。在当代中国，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自然，就是从政策层面确立的建设“美丽中国”这个远景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13]，党的报告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专门作为一个部分进行阐述，充分表明了“美丽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的重要位置。美丽中国是践行马克思生态哲学的形象论述，内在地蕴含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这些年来，从三北防护林、三江源保护、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工程，到环保督查、“蓝天保卫战”等铁腕治污行动，美丽中国愿景正一步一步成为现实。
3.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生态化发展的顶层架构。经济生态化发展落实在治国理政的政策框架之中，就是“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工业文明阶段，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人在自然面前似乎占据了完全的主动地位。但是，“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5]。现实正是如此，人类社会一方面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又遭受着生态退化、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现代文明苦果。生态文明，正是对工业文明之异化的一种超越和扬弃，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更高级形态。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正式提出了包括“绿色”在内的新发展理念。党的报告，专门以很大篇幅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部署。在实践中，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不断显现。比如，“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6.7%，森林覆盖率提高2.16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9.1%。[13]2016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分别下降33%、31.3%和31.9%。[11]经济生态化发展的这些进展和成就，也充分彰显了马克思生态哲学的真理力量。
4.两个“绿色方式”：经济生态化发展的现实路径。无论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指导理念，还是美丽中国的政策愿景，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都必须细化为实实在在的可操作的现实路径。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中，明确提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党的报告三次谈到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从马克思生态哲学来理解，绿色发展方式对准的是过度生产、异化生产，绿色生活方式对准的是过度消费、异化消费。两个“绿色方式”的提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具体化、落地化、生活化，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解提供了更加现实具体的路径支撑。影响和制约经济生态化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归根结底就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统一的，二者互为前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二者的统一形态，决定了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样态，进而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未来姿态。当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异化的生活方式不断蔓延，并牵引和强化着外延式、粗放式的生产方式不断发展。人们生产和消费得越多，自然界的付出和伤害也就越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推动形成两个“绿色方式”，也就抓住了经济生态化发展的牛鼻子。近年来，从光盘行动到反对奢侈浪费，从推进能源生产消费革命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正一步一步细化落实，深刻影响和推动着经济生态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联邦德国]A•施密特.欧力同、吴仲昉译.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1]党的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