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体育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当代体育论文范文

德性之维中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个从早期社会发展至现代仍然风靡的世界性体育赛事，在形成之初就在古希腊时代、社会和文明体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于古希腊的意义，已经不止与一项单纯的体育赛事，而是以此为核心起点，并向文艺、公益活动领域拓展。比如古希腊著名的诗人品达就曾经为胜利的运动员谱写赞歌。这种以体育赛事为核心、整合吸纳同时代的文学艺术成员加盟的形式，构成了古希腊城邦生活中重要的文明形式。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来看，首先，奥利匹克运动会曾经是古希腊人曾经用来纪年的标志和节点。古希腊犬儒学派代表学者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在他的《名哲言行录》中用这种纪年法来记述各个时期的哲学家的生平事迹了，也暗含着体育精神与哲学家的道德示范其内在是统一的。其次，由于奥林匹克运动会逐步成为通行于古希腊各个城邦之间互通有无的跨区域、跨国界的体育赛事，各个城邦通过对它顺利举行的支持而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众所周知，古希腊城邦制是一种较为分散的政治联盟体制，在利益分配上必然会构成各个城邦之间发生战争的理由和原因，而只有奥林匹克运动会才能够让各个城邦达成停战的共识约定，从而确保运动员和观众能够安全参赛和安全观赛，这一点可以看出，奥林匹克运动会所弘扬的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的至高无上，远远超越了对利益、权力的争夺。古希腊人即便在大战前夕也仍然表现出这种对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追求和推崇。如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面对着强敌压境，危在旦夕，居然能够确保奥林匹克运动会照常进行，足以见证古希腊人对体育的热爱和重视。最后，众所周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获胜者最终得到的奖品是橄榄冠。由橄榄枝编织而成的桂冠，却是一种象征性、荣誉性的表彰，在全体希腊人民中获得了无可置疑和不可亵渎的赞扬和推崇。这里需要阐明一个概念，德性在中国文化语境下，强调的是一种个体对社会秩序的遵从，是社会构建出来的对个体行为的一种规范，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德性是一种义务。而在古希腊文化语境下，德性则强调的是一种好的功能，是人或物自身的属性和功能能够为外界所用且达到效能，可以说是一种权利，是社会对个体功能的一种认可。因此古希腊语境下的德性之维，彰显体育精神的有用性，能够训练健壮、灵活、勇敢和坚强的英雄运动员，便是最大的德性。作为古希腊体育文明的标志，奥林匹克运动会又反向激励了古希腊体育精神乃至整个古希腊文明，将古希腊对身体美、健康协调、运动能力、竞技精神、合作精神和超越信仰等理念灌注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中，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体育道德的崇高精神之外，还孕育着更加市民化、大众化和世俗化的体育道德示范。这种在体育精神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和幸福感，恰恰暗合了古希腊文明尺度下的德性。在古希腊人朴素的思想里，“幸福”并非完全的主观感受，而是有着客观的标准的，这就体现出了古希腊文明中明确的科学倾向。标准中非常明确的包括身体健康、形体俊美这些内容并占据着重要位置。寻求灵肉平衡，历来是古希腊文明的标志，而这一点即便在各个流派的哲学家思想体系中，也并不为过，都一致认为强健的体魄和完美的形体是通往崇高道德的必经之路。从而可以看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集中反映下，古希腊体育精神并不显得空泛抽象，而是鲜活而极具实践性的。

德性之维视野中的古希腊体育道德哲学

神性——人性体育道德的信仰基础西方社会体系中的道德伦理有一种强烈的宗教神学情结，强调的人内在的自律，而这种自律的动力来自内心深处对神的崇拜及对神性的眷恋。可以说，由于道德伦理从属于文化，而宗教神学作为文化之源，其精神运行模式自然会影响到伦理道德的构成方式和实施原则。神性在人的道德自律中所占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具有信仰高度的，从而使得古希腊体育的道德构成系统始终强化了神性的在场。在古希腊人民的城邦生活中，呈现出的是处处有神灵、时时讲神话故事的景象。人类精神中对神灵存在的相信和信仰，将古希腊城邦生活精妙的放置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领域之中，使得古希腊城邦人民的始终以行为处事不触犯神灵为标准示范。同时，有形的神性不在场，也同样能够以特定方式视觉化神性的存在，如通过祭祀、入定等方式，将普通人置于一个充满神性且追求神性的空间内。当然，古希腊神话语境下的神性从现代视野来看，是具有相当浓烈的人性色彩的，这一点与东方的神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抽象权威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神性虽然形式上是一种超自然，但在信仰层面上，神性往往就是自然的一种人格化。这也就是为什么古希腊诸神都是操纵一种自然力的原因。因此在古希腊的奥林匹克体育赛会上，往往能够看到或繁琐或简约的祭神仪式，这也是运动员、观众群体与神能够心神相通的最普遍使用的祭祀方式。在奥林匹克体育赛会的语境下，体育通过将人的生命激情全面释放从而贡献人的生命中代表着自然与完美的神，而与此同时，在这种氛围下，体育竞技又内生出了对规则的遵守要求，从而强调了生命激情必须要符合理智的约束，从而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古希腊的追求平衡和谐的时代精神，而奥林匹克体育赛会也强调了这种激情与理智的完美结合，因为之后这种结合才能真正反映神性，才能真正实现与所代表的自然的统一。而此刻被赋予了巨大祭坛功能的体育竞技场，古希腊人从中获得了与诸神同在的殊荣。而在竞技中获得优胜的运动员则被簇拥进入神庙，被授予橄榄冠，受到整个城邦体系人民的爱戴，这只源于获胜者更加接近于被神恩许的人。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古希腊的体育道德必然要在神性所代表的自然法则的实现和信仰上呈现出一贯的内省式和自律性。这也为整个西方体育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系统中的道德伦理线索奠定了最基本的思想价值模式基础，也决定了西方现代社会的体育道德及其大型体育赛事的体育伦理都深谙着强大的自觉性和信仰高度。

敬畏——体育道德的精神来源正是这种对神性所代表的自然法则的信仰，使得古希腊乃至西方文明都强调了敬畏在信仰中的地位，因而敬畏则成为了西方社会主流的内在价值取向。敬畏必然形成主体内在的自律和对规则的遵守，从而确保了公正。可以说，古希腊体育道德的公正诉求，恰恰是基于神话传统，对神的敬畏所形成的自律，而非他律，因此也可以说，古希腊体育道德是一种需要，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体育运动是一场群体社会活动，而在这个群体社会活动中维系其正常进行就必须要公正，就像正义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基础一样，而公平正义必须要以规则为前提和保证。而在古希腊城邦时代，人们设置最基本的规则一般都是以神的意志和要求，这就基于敬畏的信仰而衍生出了对规则的遵从。在体育活动中，就像人挑选纯洁无暇的牲畜进行祭祀，古希腊人也力图在竞技赛中角逐出人群中真正卓越的人来取悦神灵。他们为比赛设定规则以确保比赛的公正性，而恰恰是基于敬畏的信仰，使得规则本身与内容设定也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在古希腊奥林匹克体育赛会的语境下，除赫拉节和极少数的节日竞赛之外，女人和奴隶都是严禁进入竞技场的，否则就会以对神不敬罪名被处以极刑。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一个母亲为了观看儿子的比赛而女扮男装进入赛场结果被发现，要处以极刑，而她的儿子过关斩将成为了全能冠军被授予橄榄冠，他的母亲也因此获得了赦免。这也说明了对神的敬畏在规则中的精神指导地位。而在具体实施中，体育赛事裁判的选定往往是集中于祭司出身或者是城邦中德高望重的神祇人员，而且在比赛前他们要向神起誓，绝对严防严禁拒绝收受贿赂、欺诈、舞弊等等不公正行为。参赛的竞技者不能有舞弊行为，不能恶意致对手于死地，否则都会被城邦以严厉的罪名惩处。这些都反映了对神的敬畏。另如前文提到的城邦战争因奥林匹克体育赛会的举行而暂时休战。这个被称为“神圣休战”的规则对于各个城邦都是有着的普遍适用性的，而这一原则由于其强大的超越性也成为了对各个城邦公平参与竞技进行了确认和保障的重要原则。“神圣休战”原则使希腊城邦之间出现了长期的和平，也确保了奥林匹亚竞技会很大程度的公正性。不过也有例外，斯巴达、伊利斯和阿卡迪亚都曾在休战期间开战，为的是争夺运动会的举办权，为城邦争取荣誉和利益。以形而上的视野来看，体育道德是对体育赛事作为一项竞技类社会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正义的实现确认和保证。而深谙神学和宗教情结的古希腊文明则将这种对诉求的起点建立在一种对神的全知全能和超自然视野的认同和敬畏，从而将行为规范内化为一种需要和信仰，从而形成了西方文明几千年来的内在自律特征，与东方的外在他律的道德伦理设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超越——体育道德的保障对象超越是体育竞技本身固有的精神诉求，也自然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体育道德的内在的保障对象。可以这样说，体育道德虽然是规范体育行为，但是却是为了助力体育竞赛追求超越的优化意识系统，虽然会有对部分个体行为存在着压抑的情况，但其本意并非对通过规范来限制个体从而走上平庸、同质化的轨道，而恰恰相反，体育道德是要保障超越的。因此，其追求卓越的目标也会内化为体育道德的组成部分，5是古希腊体育道德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动力。首先，超越精神来源于对英雄的崇拜。英雄情结是诸神退位之后古希腊人民的精神支柱，代表着古希腊文明向前发展的新生代价值形象，自然也构成着古希腊体育道德的新面貌。在奥林匹克体育赛会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体育竞赛所要顶礼的对象会从诸神转向英雄，因为英雄逐渐成为了古希腊文明的主角，成为了构筑整个西方文明的鲜活形象，而英雄较之诸神则有着更加明显的人性色彩，有着人类的感情，坚强的意志，超常的勇气，以及不朽的荣誉，而从将这种人性的光芒逐步注入体育道德之中。另外，英雄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卓越感，追求诸神一般的控制力和洞察力，而英雄的丰功伟绩的迷人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抗争命运，强调的是意志战胜宿命的基调，这也是体育精神与体育道德得以成长和完备的动力。可以说，奥林匹克体育赛会中的很多竞技项目都来源于英雄时代的战争经验，包括格斗、斗牛、长跑、掷铁饼等。从这个角度来讲，古希腊体育道德虽然经由从神到英雄的“大众化”转变，但是无论是神，还是英雄，都体现出了鲜明的卓越精神，即更加完美的功能和善，从而符合了德性的内在要求，从而可以说是德性之维的巅峰示范。

第2篇：当代体育论文范文

本文作者：刘宗祥工作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体育学院

高校体育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缺乏全面素质高校体育专业主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和其他学科存在着很强的对立性，所以在高校的体育专业的教学当中的教学课程往往就会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教学，从而导致了高校体育专业的学生的知识面单一，除了体育相关知识以外其他专业知识很差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与我国强调的综合素质人才来说相差甚远，特别是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由于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的教学忽视了对学生全方面素质的培养，使得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的毕业生参与到实际的体育教育工作中由于缺乏其他方面的知识，不能够良好地进行学生的教学，尤其是现在的体育教学重要强调的是健康和体育相结合，高校毕业的体育教育人才由于对健康知识的缺乏从而导致了教学质量不能满足实际的要求，更不用说现在的体育教学正在向着双语教学的模式进行发展，由于高校毕业的体育教育人才缺乏相关的知识，则不能进行相关工作的开展。高校体育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未能培养出全面人才，这与高校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有着直接的关系，高校体育专业的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理念落后高校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有很多，但是归根结底是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理念落后所导致，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理念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这就会导致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不能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使得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的发展要求，高校的体育专业教学理念过度的强调了专业性，而没有对社会的实际需要进行系统的分析，而使得高校体育的专业性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理念还停留在传统的社会时代，导致了高校的体育专业不能顺应社会的发展需要，不能满足社会对于实际的体育人才的具体需求。

由于高校的体育教学存在着问题，所以必须要对高校的体育教学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革，从而保证高校的体育专业教学能够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能够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要对高校体育专业教学进行改革就要明白体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在建立科学合理方向的基础之上来完成对高校体育专业教学的相关改革。科学合理地进行培养目标的规划由于社会对高校体育人才的需求量增大，所以高校的体育教学必须要对社会市场进行良好的分析，掌握市场对人才的实际需求情况，完成相关的课程改革、专业改革等工作，根据市场的需要来确定不同体育专业的招收比例，保证高校体育专业毕业人才的就业率，让高校体育人才的培养能够良好的满足市场的实际需要，推动高校体育专业的发展。高校体育专业教学更加全面化、系统化高校体育专业教学更加注重学生的各个方面的能力培养，将各个学科教育与专业体育教育进行良好的结合，培养全面素质的高校体育专业人才，然后根据不同的专业类型来制定相应的教学内容，根据社会市场对专业人才素质能力的不同要求完成不同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要将体育教育专业、社会体育专业以及运动训练专业等专业的教育内容进行良好的划分，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实际情况来采取相应的教育模式，保证不同专业的体育人才能够良好的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具有完善的高校体育硬件高校体育教育必须要依靠良好的体育硬件来开展相应的体育教学工作，体育专业的教育硬件将会更加的完善，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设备和器材更加能够满足不同体育专业的实际要求，能够按照不同的体育专业来对体育硬件进行良好的利用，能够3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措施在了解了高校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明确高校体育教学的改革方向之后，必须要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才能保证高校的体育教学能够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才能良好地有利于高校体育专业教学的发展，能够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体育专业人才。

施行高校体育教学体系的改革根据市场对于体育专业人才的不同需求来对体育专业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要调整好各个体育专业在高校体育中的比例，要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来完成专业的设定，把专业的划分和招收比例与市场进行良好的挂钩，使高校的体育教育能够紧跟市场的变化，根据市场的变化对高校体育专业教学来进行相应的调整，保证高校体育专业毕业人才的质量和毕业人才的就业率。施行教育内容和教学课程的改革要把其他学科的知识教育与高校体育专业的教育进行良好的结合在一起，要对原有的高校体育课程进行改革，高校体育专业的课程和内容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实际情况来完成相应的制定，对于体育教育专业，要把健康和体育进行良好的综合，同时注意学生其他知识的培养；对于社会体育专业，要将社会的实际需要和教育工作相结合，要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来完成相应的教学工作；对于运动训练专业，要科学合理地对运动训练课程进行调整，要把运动训练的质量进一步的提升。高校体育专业的教学课程和内容必须要结合各个专业的实际情况来完成相应的教学工作的开展，发挥教学的重要作用。完善高校的体育教学硬件高校的体育教学必须要在良好的硬件基础之上才能良好的完成，所以要把高校的教学硬件的完善作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工作来完成，要根据不同专业对硬件的不同要求来完成硬件的设定和购置，要在高校的体育专业教学中良好的应用各种体育硬件，通过硬件的良好使用来保证高校体育专业教学能够取得良好的教育质量，能够满足社会的实际要求。

高校体育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高校体育改革一定要结合社会和市场的实际需要来完成高校体育专业的教育改革，要把改革落实到高校体育专业的每一项工作当中去，改革课程、完善设施，保证高校体育教育改革工作能够顺利地完成，能够为社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高校体育专业毕业人才。

第3篇：当代体育论文范文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观的完整性

“大德育”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的核心概念，反映其内在属性和重要特征。无论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内涵属性研究，还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的整体属性来认识，其核心概念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德育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与当代中国德育实践相结合，指导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党的德育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科学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围绕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性地回答了新时期党的德育领导、地位、目标、方针、任务、原则和育人实践等德育的重大问题，内在形成了发展性、指导性、整体性的科学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首先表现为“大德育观”思想。邓小平同志依据“两个大局”，从整体上设计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对党的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总体布局。他说：“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1]306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确立了他的政治观：“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他运用唯物史观和政治观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观。他再运用唯物史观、政治观和经济观，分析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际，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168的民主观。邓小平同志再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运用其政治观、经济观和民主观，分析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点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归宿点，确立了“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1]64，“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63的社会观等。这就构成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在这一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内，当然也内含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观。他说：“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3]626这就科学表达了在新时期大变革、大开放、大发展时代特征下，党的德育思想是一种完整的“大德育观”。

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坚持从深化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开创党的德育工作新局面。江泽民同志说：“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4]他要求全党同志站在“四个认识”高度来认识党的德育工作，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他强调这是新时期党的德育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基础，“这方面的问题认识清楚了，处理好了，我们进行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有了一个根本的切合实际的基础。”[5]76他还提出了“四人”的德育任务，“四信”教育的重点内容。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这就从治国的战略大局，提升了党的德育工作治国安邦的战略地位。胡锦涛同志在新世纪新阶段把党的德育工作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来谋划。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推进的事业。”[6]“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7]3正是在这样的大势大局条件下，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大德育观，着眼于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大局，阐述党的德育工作服务大局的极端重要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兴国之魂，强调它“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强化教育引导”[7]11。“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7]11-12这就强化了党的德育工作治国理政的全局理念，提升了党的德育工作对于打牢全党全社会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地位;彰显了进行理论武装的极端重要性，突显了开展共同理想教育、强大精神力量凝聚、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和引领的重要作用。

同志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从发展的历史观出发，把握时展的大势，深刻阐述党的德育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增强人民和国家的精神力量。他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特别强调作为党的德育工作重中之重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说：“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8]重点提出了“两个巩固”的思想。充分表达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党的德育工作的大局、大势和大事。同志在新常态下还强调，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大德，他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9]这实际上就回答了以怎样的大德来治理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教育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观是一种完整的大德育观。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道路、理论、制度作出了整体性的全面深刻阐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党的德育思想，内在地也必然反映其思想体系的整体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伟大实践的客观存在，必然反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的全面性。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内在表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反映了党的德育目的属性和本质，体现了为党和国家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规格和要求。邓小平同志说：“为了培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这也就是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穿到底。”[2]106-107在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数以亿计的合格人才，一定要把我们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搞上去。特别注重党的事业人才培养和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他说：“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1]380这就明确回答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人，培养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最根本的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28“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2]256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5]294“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3]647-648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0]。党的十八大以来，同志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顶层设计，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战略高度，科学地进一步回答了党的德育工作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人，培养“有梦想”、有担当、有本领、有大德、能实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再强调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要求全党同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引领社会风尚。他说：“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党，来引导我们前进。”[2]44“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112江泽民同志说：“中央一直强调，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1]他还强调：各级党委要进一步认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这是党的德育工作一项根本任务，一件大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点论述了理论武装的重要性：“坚持不懈地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用“四有”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人、培养人。党的德育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相协调。要切合实际，注重实效，要“接地气”，要“抓铁有痕”。这就针对性解决了怎样培养人、用什么培养人的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党的德育领导、方针、政策、目标、原则与思想方法的整体性，并通过一系列党的德育文献、文件和实施意见，直接指导着党的德育实践发展。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文件：《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等。这些政策和文件规定着党的德育实践方向，指导着党的德育实践发展，体现了党的德育理论、德育政策与德育实践有机统一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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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方法的整体性

任何一种科学思想体系都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思想方法。它反映着思想体系内在联系的基本原理的逻辑关联和思想方法。新时期党的德育思想就是贯穿着科学的德育观和严谨思想方法的体系。首先是党的德育思想在世界观层面上的方法论，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的核心理念和理论基础。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德育工作思想路线。邓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2]143他还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2]114其次是党的德育理论结构体系层面上的理论思维和思想方法。一是从新时期实际出发，党的德育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观念、原理、观点、原则和方法;二是对新时期党的德育工作属性与本质的揭示;三是对新时期党的德育价值目标与方针的新规定;四是确定新时期党的德育根本任务和核心内容;五是确立新时期党的德育功能与服务大局的思想方法;六是不断加强和改进党对德育工作的领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科学思想体系这六个方面的理论思维和方法论，整体展示了对党的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凸显党的德育理论思维与思想方法的大视野与大局观。由此理论思维与思想方法所形成的党的德育人民性与党性统一论、德育本质论、德育保证论、德育功能论、德育发展论等，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体系中逻辑关联的系统性、思维性和发展性。其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战略思维与实践层面上微观的方法论。在战略思维方法论上突显党的德育工作为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战略构想及其战略方法的整体性：即党的德育战略目标、战略方针、战略任务、战略重点、战略原则、战略要求。在这一战略体系中还体现出党的德育战略实施的微观工作方法。党的德育工作要与业务工作相结合，要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要与精神文明建设群众性的创建活动相结合，要与国家重大纪念日和重大节日相结合，要与先进典型示范引导相结合，要与现代传媒技术运用相结合等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世界观层面上的方法论，理论体系结构层面上的方法论，德育实践层面上的微观方法论，构成了其科学思想体系理论思维与思想方法的有机整体。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12.

[5]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第4篇：当代体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现代 现代美育 研究述略

【中图分类号】G40-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09-0043-02

20世纪初,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开始兴起。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传播的新思想与新文化,使我国美育在民主和科学思潮的鼓舞下,引起哲学界、文艺界、教育界普遍的关注。“五四”以后,美育依然成为现代中国的一大论题,在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蔡元培等人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下,我国美育和学校艺术教育的历史进程经过不断的改革、充实,艺术教育学科建设趋于系统化,从专业设置、师资培养、课程建构到教材编写,都有了一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时,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现代美育理论框架。当时的美育实践基本是按照以审美的方式启蒙大众,即塑造符合新文化的道德标准、科学标准和审美标准的“新人”。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用各种艺术形式尤其是大众化的小说和戏剧书写新的道德意识、科学观念和民族理想,使重塑国民性成为中国现代美育启蒙的核心。

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对象,现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拥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首先,涉及了中国现代美育的建立、理论构架、操作原则等方面。关于中国现代美育建立的研究文章,如杨平的《中国现代美育之建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作者认为从范式的角度看,美育在中国是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的,其至少要涉及到几种学科范式的转换,一是美学范式的建立,二是教育范式的转换,最终才是美育的建立。并且认为美育在世纪初是一种宽泛的教育范式,也就是说,美育是一种大美育的观念和体系。关于其理论构架的,如杜卫的《论现代美育学的理论构架》(《文艺研究》,1993年第5期)一文。作者认为现代美育学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建立一个自己的范畴系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继承与借鉴中创新。关于其操作原则的,如易健在《“通过自由给予自由”――谈现代美育的操作原则》(《美育时代》,2006年第2期)中提到,现代美育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则:自由性原则、交流性原则、体验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深远性原则。与此同时,作者还认为“审美教育活动其具体的操作原则既要遵循审美活动的规律,又要遵循教育活动的规律。如何将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科学地总结、制定出现代美育科学的操作原则与实施手段,是现代美育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经久不散,这和它本身的种种特点和本质特征是分不开的,因而其本质特征及特点也是研究内容之一。姚全兴在《论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的特点》(《江西教育科研》,1989年第4期)中认为可以将其概括为:爱国主义和审美理想的统一性;人生(社会)和艺术(美)的结合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关性;现实主义和空想主义的二重性这四点。姚晓南的《论现代美育的本质特征》(《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中,作者认为美育不应被排除在教育方针之外,把美育看成是德、智、体“三育”的一部分从而取消其独立性,不利于美育的实施,也有悖于美育的本质。现代美育的本质是情感教育,这一本质使美育明显区别于其他教育形式。美育的情感教育本质决定了美育具有自由性、愉快性、个性化和非实用性等教育特征。

易建在《现代美育是一种感性的情感的生命教育》(《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中认为,美育确实是一种直接影响人的生命本体、本源的教育,一种全方位的生命教育。美育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人的自我完善、自我优化。

因此,作者认为现代美育是一种偏于感性的教育,是一种情感的教育,是一种始终关注人的生存质量的提高的生命的教育。这一观点在其专著《现代美育研究》中也有体现,并且更为具体。姜艳华也认同这一理论,在其硕士论文《现代美育与人的感性发展》(南京师范大学2007年)中认为,作为一个现代性范畴,“审美”的核心意义本来是“感性”,“现代美育是一种促进感性发展的教育”。

陈建翔在《现代美育:从结构主义到节奏主义》(《教育科学研究》,1991年第2期)与《人的生命节奏与现代美育》(《学术论坛》,1992年第2期)中,都提到了人的生命节奏与现代美育的关系。前者认为现代美育在“立美育人”过程中,不但需要结构主义的观点,而且应当建立节奏的概念。受教育者主体的生命节奏是他们审美学习的重要条件和立美发展的“核心细胞”,现代美育应把它作为实践的出发点和研究的逻辑起点。后者认为现代美育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美育,它是指“要将美的准则付诸教育的操作形式、内容结构和目标系统本身,建立教育与美的内在本质联系,创造出教育自身的美,亦即达到‘立美育人’。”在这同时最关键的就是要寻找和确定现代美育的基本要素和操作起点。作者认为,人的生命节奏是人感受客体之美以掌握世界的内在的方法论,是人建立主体之美以获得全面和谐发展的核心细胞,因此现代美育的基本要素和操作起点是人的生命节奏。

关于中国现代美育与艺术教育关系的研究文章,如陈池瑜的《中国现代美育与艺术教育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中,作者认为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新型教育体制的建立及艺术教育的实施,美育与艺术教育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中对20世纪上半叶以蔡元培和鲁迅、林风眠为代表的中国美育理论进行总结,并对以刘海粟、丰子恺、颜文梁等为代表的艺术教育思想作了较系统的研究,认为早期美育理论和艺术教育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现代美育的功能的文章,如李政云的《现代美育与创新精神的培养》(《教育探索》,2002年第7期)。文章通过对现代美育的阐释及其与创新精神间内涵联系的梳理,揭示了现代美育的感性教育、情感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功能,及其在促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发展和创新精神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作者认为现代美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受教育者对生活、对人生的审美态度。徐景熙的《现代美育与现代人格塑造》(《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则认为现代美育是美育的“与时俱进”,是为适应社会和人的发展需求而作出的自身的机制更新、功能更新。它除了具备传统美育形象性、情感性、渐进性等特点外,还应注入新质新貌,形成自由美育观、发展式美育观;以多元化、个性化、高品位的当代审美文化提高受众审美层次,弘扬民族精神,完善、优化现代人格塑造,促进人的自由、主动发展。

此外,还有对现代美育理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的文章。如杜卫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本土意义与历史局限》(《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6期)中,作者首先对作为启蒙思想的中国现代美育理论进行了介绍,接着论述了对美育与德育关系的独特理解,最后指出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局限。文中认为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是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部分,拯救和改造国人心灵的启蒙意图决定了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在阐释西方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以及处理感性与理性关系、个性与社会性关系、美育与德育关系等方面显示出独特的本土化意义。他认为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理论存在着相对忽视感性和个性、夸大美育的社会功能和实践性较弱的局限。在文章的最后提到,我国当代美育研究却仍在重复前人的理论,很少有从事美育理论研究的学者走向学校,走进课堂,走入学生当中,研究具体的美育教学问题,是有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另外,张雪在《综合美育是现代美育模式发展的必然形态》(《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中首先谈到了现代美育模式理论和实践框架的建立发展及弊端。作者认为当今的美育模式是种片面美育,其在教育心理思想上和实践上存在的诸多弊端和自身在根本上难以克服的弱点,必须进行改革。而具有合理性、可行性与优越性的综合美育的实施,是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有效可行的模式。

在这其中,还有一些具有回顾性、总结性、前瞻性的文章,如段茂南、杨留兵、段晓静《百年中国美育的回顾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文中回顾了20世纪中国美育和艺术教育发展与演进的艰难历程,指出美育和艺术教育对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就新世纪的美育和艺术教育的意义、方法和途径、目标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梁红燕的《我国现代美育发展历程及其启示》(《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梳理了我国20世纪美育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并针对其中存在的美育研究的理想色彩与教育、心理研究的片面性以及美学界与教育学界、心理学界缺乏共识等问题,提出未来美育研究需关注或改进的地方。作者认为20世纪的美育一直处于“附属性”地位,美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脱节现象,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美育发展中得到改善。

谭好哲在其《中国现代美育的历史进程与目标取向》(《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提到,20世纪前半叶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倡导、确立与初步探索时期,建国至今的50多年则是中国现代美育的沉寂与再恢复以至繁荣发展时期,前后两个阶段的美育理论研究和美育实践探索各有其关注重点和时代特色。但无论前期还是后期,为兴业强国的目的而新民立人,始终都是中国现代教育也是中国现代美育的目标和使命所在,从而使中国现代美育具有了深刻的历史与人文蕴含。而程镇海则在《从“立民”到“立人”――百年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转向》中梳理了百年中国现代美育观念的肇始、衍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展示了本世纪中国美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最终完成从“立民”到“立人”的转向。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总之,目前中国现代美育理论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深度与广度上都已趋向成熟。由于中国现代美育的思想观念及其理论体系对于当代的审美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至关重要,因而该课题仍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地研究。

参考文献

1 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2 易 建.现代美育研究[M].海口:南方出版社,2000

3 王善忠.美育教育研究[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

4 杜 卫.现代美育学导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

5 席 勒.美育书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4

第5篇：当代体育论文范文

一、关于席勒美学理论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美学界对于席勒的美学理论，由于受鲍桑葵《美学史》等著作的影响仅仅将其界定为“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但我们站在21世纪的今天，再来审视席勒的美学理论，我们就会深深地感到过去的评价是不够全面的。历史证明，席勒的美学理论的意义决不仅是完成黑格尔美学的一种“准备”和“桥梁”，而是早已超越了他的时代，成为人类美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席勒从美育的独特视角批判了他所在的时代。这种批判开了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审美批判的先河，影响到后世并对当代仍有其重要意义。当代德国著名理论家哈贝马斯在《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一文中指出：“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

席勒不仅是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者，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德国古典美学。他在某种程度上突破德国古典美学的思辩性、抽象性，努力将美学研究带入现实生活，开启了现代美学突破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走向“主体间性”之路。哈贝马斯认为，这实际上是当代“主体间性”理论和“交往理论”的一种萌芽。特别重要的是，席勒将美育界定为“人性”的自由解放与发展。这不仅突破了近代本质主义认识论美学，奠定了当代存在论美学发展的基础，而且开创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审美的生存”的新人文精神重铸之路，关系到人类长远持续美好的生存。席勒的《美育书简》是资本主义现展过程中有关人性批判与人性建设的一部鸿篇巨制，标志着美学逐步由书斋走向生活。也正是在这一论著中席勒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美育”的概念，并将其同人的自由紧密相联。将审美教育与人的自由生存和人性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来说，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人性和人格的片面性，追求人的审美的生存，成为人类追求的始终不渝的宏大课题。马克思对于人的“异化”扬弃和全面发展的论述，海德格尔对于人的“诗意地栖居”的论述，都是继承席勒探索人的审美生存的当代重要成果。

二、关于席勒的美育理论的内涵

席勒最重要是理论贡献在于围绕“美育”这个论题，以《美育书简》为中心，构筑了一个相对完备而新颖的美育理论体系。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席勒的《美育书简》与他的其它美学论著割裂开来。事实上，席勒的20多篇美学论著，尽管题目各异，但其核心论题却是“美育”，其它论著均围绕“美育”这一论题展开，构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美育理论体系。而其核心是“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的问题之前”，实质上是一种现代存在论美学的初始形态，预示着现代美学由认识论发展到存在论的必然趋势，直接影响到后世。

席勒美育理论提出的哲学基础是由认识本体论到存在本体论的过渡。席勒的美育理论继承了康德的先验人本主义哲学，特别是康德有关自然向人生成的观点。但对于康德的认识本体论却有所突破。他由古希腊的古典本体论出发，走向存在本体论。

关于美育的内涵，席勒将其界定为“自由”。席勒所说的“自由”是一种超越实在、必然与理性的审美的关系性的自由。也是审美的想象力的自由，是想象力对于自由的形式的追求，从而飞跃到审美的自由的游戏。当然归根结底，席勒所说的自由是人性解放的自由，是通过审美克服人性之割裂走向人性之完整。由此可见，这种自由观不仅局限于精神领域，而更侧重于现实人生，追求一种人性完整、政治解放的人生自由。因而是一种人生美学之路，开辟了整个现代美学走向人生美学的方向。

席勒认为，美育的特殊作用即是其成为沟通感性与理性、自然与人文、知识与道德、感性王国与理性王国之中介。这就使美育成为由自然之人成长为理性之人的必由之途。这就是席勒关于美育作用的“中介论”，成为整个美育的核心环节，构成了整个审美之谜。

席勒认为，美育所凭借的手段是美的艺术。他首先从艺术类型的横向的角度论述了理想的美育的途径。那就是由优美到崇高，达到人性的高尚。而从纵向的角度，席勒勾画了审美教育的历史过程，即由古代的素扑的诗到现代的感伤的诗，最后走向两者结合的理想形态的诗。

三、关于席勒美育理论的当代价值

席勒的美育理论是一种作为世界观的本体论理论，将审美看作人的本性和人的解放的唯一途径，因而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一理论对于我国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指导下，通过美育的途径，培养广大人民的审美世界观，造就一大批学会审美的生存的人，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席勒的美育理论是一种人生美学，旨在克服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分裂，实现人性的完整，造就无数人性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这对于我国当前正在实行的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启示我们借鉴席勒有关美育所特具的“不可代替”的“中介作用”等重要理论资源。

在当前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建设中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席勒有关理论，既正视当前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现实形势，同时又坚持美的艺术的“高尚化”方向。使我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得以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

第6篇：当代体育论文范文

摘 要 恽代英是在其青年运动的领袖，他的体育思想对我们是由积极的借鉴作用的。而对恽代英生活的时代背景、体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以及恽代英体育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他的体育思想。

关键词 恽代英 体育思想

一、恽代英体育思想的时代背景

恽代英（1895-1931）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生于湖北武昌，五岁入家塾读书，开始接触中国古代文化。一九一三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华大学预科斑，一九一八年毕业于该校。之前，由于科学与民主两个口号的积极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新的救国方案。一时间，各种新思想、新文化有如雨后春笋极为活跃，呈现一派空前繁荣景象，用先进的科学观点论述体育的文章也在这一时斯陆续出现了。恽代英先后发表了不少有关论述体育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其中于一九一七年在《青年进步》杂志上发表的《学校体育之研究》较为著名。文章对当时学校中的军国民体育和“选手制”体育都作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强调要对学校体育进行彻底改革。恽代英先后发表的有关研究体育的论文，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前后的科学的体育观点和思想，对反对军国民体育，促进学校体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恽代英体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学校教育必须重视体育

恽代英在《学校体育之研究》中说：“学校之不可不重，此不待烦言而解。”他认为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智、体三育并重应成为教育的重要原则。恽代英说：“我国普通中学的教育以国文、英文、算术为主科，而手工、图画、体操为随意科目，这实在是违背教育原理。他认为学校应以理化、手工、音乐、体操、图画为主科”。

（二）学校体育的目的就是保学生健康

恽代英对于当时学校体育中普遍存在的军国民体育和选手体育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反对把军国民教育置于体育之上，认为搬用军队的训练内容、方法来组织约束学生毫无实际价值。他认真分析了当时学校实行军国民教育的现状，认为这种体育对学生“唯无益而又害之”。他说：“军国民之教育，是否该实行于全国？国人固有公论。然军国民之教育，果应以何种方法施行之，乃有效乎？学校之养成军国民，应与军队之纯鞭笞为教育者异。然则学校果应以合法为教，方无愧于军国民教育五字乎？学生不但应使之强健，且应使之知所以强健之理，不但应使之健康，且应使之知所保健康之法。”恽代英通过科学的观点来指出军国民体育的缺点所在，指出“请拔枪支，练习打靶”的做法实在是呆板。而不能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更不利于学生的学习。

对于“选手体育”的危害，恽代英指出“骛于虚荣，枉正道以求不可必得之名誉”。恽代英直指“选手体育”的劣根，强烈呼吁要改良学校体育，要“改片断的体育，为有系统的体育；改偏枯的体育，为圆满的体育；改骤进的体育，为渐进的体育；改枯燥的体育，为有趣的体育。”他认为学校体育的目的必须明确，学校体育能对“各学生，无论体质强弱，平均加以注意。苟各学生之体育皆可以及格，虽夫何特优之运动家，在运动会中不能出人头地，而就学校天职而言，已无愧能尽职责”。他还提出了改良体育的设想，如加授生理卫生学，增加锻炼时间，开展田径、球类活动，经常进行体格检查，注意运动安全，注意好生理特点等。总之，恽代英认为学校体育的目的就是要增强学生的体质，保证学生的健康。

（三）重视妇女和幼儿体育，主张体育与卫生相结合

恽代英广泛摄取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观点，主张设立儿童院和儿童俱乐部。提出小学生应操“八段锦”作为课间操，课外可以开展毽子、跳绳等活动。另外他主张体育与卫生相结合，认为“无论男女，皆当以卫生之念”。恽代英还主张让妇女参加体育活动，提高妇女争取自我解放的意识。并且注意女性的特点，提出男女的运动应有区别。

三、恽代英体育思想的影响

恽代英系统科学的提出学校体育的思想，抨击了旧的学校体育的教育，在当时无疑是给中国的体育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尤其是对于学校体育的发展更是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剖析了学校体育教育的本质并提出了科学的理论，还为学校体育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他以健康为目的，把体育与卫生结合在一起，提出的科学的观点，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作者认为恽代英在当时的年代，传播了新的文化，提出新的观点，对于学校体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相对于现代学校体育，他的观点仍然具有科学价值。

恽代英主张妇女参加体育运动，在当时对于中国社会的改良有着直接的意义。作为一名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他先进的思想结合科学的观点，提出女子在体育运动方面应该和男子有差别。为妇女参加体育运动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四、恽代英体育思想的不足

恽代英的体育思想基本可以总结为上述的三点，他将体育与卫生相结合，把健康作为学校体育的目的。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但是相对于现代学校体育，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他的思想只是考虑的身体的健康，而没有涉及心理方面。和现在的学校体育相比，不够全面。他没能把体育对于人的意志品质的塑造深入到体育思想中，实属遗憾。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能够提出这样的观点，足以让后人佩服！

参考文献：

[1] 恽代英.恽代英文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第7篇：当代体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220-0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除了建立和完善大众化的领导机制、社会机制以及教育机制以外，还必须从学科体系建设、宣教队伍建设、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等几方面构建大众化的保障机制，从而更好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目标任务。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1.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可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明辨方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之更好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功能。要巩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并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错综复杂。一方面，形形的社会思潮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理想信念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改革发展进程中凸显的矛盾和问题也给人们带来困惑和思考，迫切需要从理论层面回答改革和建设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深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帮助干部群众在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下有效抵制和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影响，进而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明辨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得尤为重要，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程度。

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是大众化的学理支撑。理论的发展创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支撑和重要条件。只有发展创新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真正指导和推动大众化的进程。从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我们党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与不断创新，为推进大众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理论创新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必须根植于实践的源泉，“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会很好坚持下去。”。如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应善于对最鲜活的社会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概括，进而升华为创新的理论以便指导新的实践，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征。

3.要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材体系和通俗理论读物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要体现在教材体系和理论读物中，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大众化进程，更好地教育引导群众。同时语言文字的大众化、形象化、通俗化，可使枯燥的理论变得生动，使复杂的道理变得简单，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真理带来的愉悦。理论局从2003年推出的《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丛书读本，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对有关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回答，观点准确、说理透彻，文风清新、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缩小了理论同群众的距离，拉近了群众对理论的认同，提升了理论对群众实践的引导，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重大战略决策通俗化、大众化的体现。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加强优质化、多元化的宣教队伍建设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又红又专”的优质化宣教队伍。队伍的优质化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前提，如果没有素质过硬的队伍，是很难胜任的。这支队伍必须具有优秀的政治品质、人格素养和较高的业务素质，是党的创新理论的忠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因为对普通大众而言，他们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直观感受不仅来自于党和国家的政策，还来自于理论宣传者等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示范人群，如果理论宣传者没有优秀的政治品质和人格素养，不能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讲的再好，群众也不会相信，宣传教育就没有效果。同时理论宣传者如果没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就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进行准确的把握和阐释，就不能结合新的实践在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理论创新，自然也就不可能达到宣传理论、教育群众的目的。“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方永刚就是优质化宣教队伍的杰出代表。

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专兼职相结合的多元化宣教队伍。人民大众的广泛性、差异性和特殊性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可靠、功底扎实、熟悉基层、善于运用群众语言进行理论阐释、理论宣讲和理论普及教育的专兼职相结合的多元化宣教队伍。这支队伍要能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灵活地选择传播的方式方法，组合理论内容，特别是要与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联系起来，让群众从内心感到马克思主义就在他们身边、感到马克思主义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在争取群众信任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从各级研究机构、党校、高等院校选取一批潜心钻研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人士，组建一批高层次的理论宣讲“专家库”，邀请专家进社区，将最适用的重要科学理论解读成基层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从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充分利用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完善人才成长的长效机制，组建一批高水平的理论宣讲“行家库”，做社区各行各业居民的指路人和引领者。要注重发挥群众骨干的积极作用，选拔能说会道，善于传授自己真本领、好办法的“杂家”，组建一批宽领域的理论宣讲“杂家库”，使其现身说法，用淳朴的语言诠释党的创新理论，充分发挥他们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草根”作用。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1.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要实现大众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非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消解，也不是异域文化的简单移植，而是在本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创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文化生命形态，二者合则两利，离则两伤。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经典文献制度等客体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地以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系统、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着，深深地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甚至人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不开传统文化这个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否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与传统文化决裂，只会走上民族虚无主义道路。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生长点，达到文化认同、情感依归、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这是大众化的前提，也是大众化的必有途径和归宿。

2.要在扬弃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精华与糟粕两重价值并存的特点，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才合乎社会发展需要，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所以大众化需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既然是一种传统，它就必须要现代化，否则它就不能得到发展，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是要推开传统文化的固有内容作任意解释，也不是用西方文化模式随意改造传统文化，而是立足于现代社会需要，根据传统文化固有的精神，使那些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部分得以发展，并尽量吸取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来弥补传统文化的不足，使其发展得更加完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只有奠基在经过扬弃和现代化发展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才能实现大众化。

3.要借鉴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其以人为本，迎合人们的精神追求的普及经验、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值得借鉴，比如儒家学说自诞生以来以言行教化的方式，宣扬仁、义、礼、智、信，其思想融于社会秩序中，道德约束中，民俗文化中，并得到不断传承和发扬。道教作为我国本土传统宗教，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融合，曾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民俗民族关系等都产生过深刻影响。佛教禅宗派以性净自悟为宗旨，公开提倡忠孝思想，是佛教中国化的突出成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打破经典理论束之高阁的尴尬局面，让它们走进千家万户，过去我们的理论教育往往理论性学术性有余，而平民化不足，如果人民群众不能真正理解，那大众化就不可能实现。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语言上具有精炼准确，词约义丰，典雅规整的特点，在简练的文字中蕴含着丰富的意义，思想的深刻性和形式的活泼性相得益彰，具有艺术感染力，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达到说教的目的。我们党的领导人、邓小平、、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语言特色的熏陶，创造性地运用成语、典故、俗语阐述理论观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体现出生动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1.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在高校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相统一的。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大学生是青年中的先进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索，明确回答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因此在高校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认识，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还要在大学生中培养一批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使他们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从而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从这个角度上讲，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在高校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相统一的。

第8篇：当代体育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思想建设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关键是要创新方法、拓展途径，不断增进武装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同志在同青年代表座谈时，要求全国广大青年“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在人生的关键时期确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立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终身奋斗。”当代中国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加强和改进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和党领导的社会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需要确立正确的方法论，通过方法创新和途径拓展不断增进武装教育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调动青年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积极性

作为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成长的一代青年，他们热爱祖国，勤奋学习，积极进取，思维敏锐，善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开拓新领域，具备许多超越前辈的优点和特色。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对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理解。面对一个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织的时代，不少青年在自觉寻求理论支持，希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获得价值追求与精神归宿。

既然学习、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当代青年内生的一种现实需要，那么，他们在教育活动中不是消极被动的被改造的客体，而是具有自主性、积极性、创造性等主体性特征的人。他们的主体地位应该得到确认，受到尊重，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应该得到激发，发挥作用。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首先应在基本教育理念上凸显主体性教育思想，实现方法论的重大转变，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武装教育活动。

青年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是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学习主体所具有的本质属性，独立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独立性相对于依赖性，主动性相对于被动性，创造性相对于复制性，而依赖性、被动性和复制性恰恰是在传统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受教育者依赖教育者直接传授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依赖教育者给出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以致于离开了教育者便无所适从，从而丧失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消极被动地接受教育和改造，缺乏主动性，游离于教育活动之外，尽管他们能够在各种检查、考试情境中复制出教育者所教授的内容，但这种复制不是真正的内化，不能构成外化为行为的基础。结果是“说归说，做归做，行动归行动”的知行脱节，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无疑是低效的。因此，尊重、保护青年的主体地位，以当代中国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来设计、组织武装教育活动，实质上是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超越。

以青年的主体性为基础建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活动，就是要把培养独立性、创造性，调动和发挥主动性的要求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在交往、互动、对话中，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心与心的交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心入脑，转化成内心信念和行动指南。

二、着力建构与社会发展趋势和当代青年发展特点相适应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

“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其预设目标的实现程度，其教育内容对人们思想观念影响的深刻性、持久性，以及对人们思想意识判别、选择、理解力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强化作用。”而这种有效性问题往往会在具体教育活动和实际操作(实施)环节中显得更为关键，需要我们加以重点关注和解决。比如，在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时，我们经常讲要实现“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对此，不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就机械地认为：进教材，写进教材中去就完了；进课堂，确定开设一门课程就可以了；进头脑，加大灌输力度就行了。然而，现实的情况是，虽然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但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满意度和接受程度与我们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青年中获得普遍接受和认同，必须把有效性作为一个基本取向，着力建构与社会和时展趋势相适应、与当代青年对理论信息的接受特点相协调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

首先，传播方式、教育方式要由单向性向多向性拓展。“过去马克思主义传播、教育理论与实践，曾过于强调传播、教育过程中传播者和教育者的主导作用，而把受众、受教育者置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没有足够重视其主体地位，以致出现过分强调灌输的片面倾向。”与以往的教育环境所不同的是，在当今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十分发达，城市乡村、各行各业的青年都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如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介获得信息资源，而不像以往那样只能靠书本或者领导、老师、家长与长者的传达、讲授来获得。因而，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单向性的理论传播与教育方式，而需要采取多种途径和渠道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国青年当中的覆盖率和受众面。

其次，传播与教育方式应注重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的相互配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拓展和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这种变化在当代青年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他们在价值选择、理论认同上更加主动和自觉。因而，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采用灌输这种显性影响的传播与教育方式虽然是必要的，但也要注重多重渗透，为青年自主学习、自主选择创造条件，使显性影响和隐性影响共同发挥对青年的理论教育功能。只有贴近实际，通过多种方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到当代青年日常生活之中，引导他们在一种潜移默化的环境与氛围中自主选择、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三、积极开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的有效载体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是新世纪面向当代中国青年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众化的重大举措，需要选择恰当的载体形式。就目前的经验来看，可以积极开发以下几种有效载体形式。

1．编写出版面向青少年的理论普及读物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曾被盛赞其胜过十万雄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读物，其成功之处就在于以通俗化的语言表述阐释深奥的哲学理论，且并没有因其通俗性而丧失学术性，成为党的理论建设与理论普及教育的典范。因此，在当代中国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理应把这种实现理论普及的方式和经验继承下来，以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每年都会组织专家编写《理论热点面对面》，该丛书对人们普遍关心但又存在种种疑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给予了解答，在青年中也受到普遍欢迎。

这是一种以图片、画报的形式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载体方式，它“按文配画、以画解文”，以鲜明、形象、可感的图片、画报、海报等向人们解释、说明那些看似深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近年出版界先后出版了《画说邓小平理论》、《图说邓小平理论》、《画说“三个代表”》、《画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画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画说科学发展观》等图书，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发挥了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普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积极作用。

3．组织多种形式的人文社科报告会

理论通常是通过纸质媒介来传播的，这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使人们觉得理论晦涩难懂，只能供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来研究和阅读。因而，要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使这些理论成果走出书本、走出书斋、进入当代青年日常的学习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在大学校园里，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在大学生当中举办关于理论传播、理论宣讲方面的报告、讲座越来越受到他们的欢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结合青年学生、部队战士以及青年公务员、青年工人、青年农民的思想与生活、工作实际，有针对性地为他们举办人文社会科学报告会、理论宣讲会、社会思潮评介讲座青年骨干理论培训班等，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4．通过大众传媒进行理论解读

在当今时代，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等传播媒介日益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青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建构发挥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打开荧屏、网络，我们注意到，解红楼、评三国、读论语等文化娱乐活动在当代青年中颇受热捧，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典著作、传统文化在他们中的普及。因此，在当代青年中普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理论武装，我们当然应该借鉴和运用这些传播媒介来推动理论的普及工作，可以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搬到电视、广播中和网络、报纸上进行解读，从而扩大理论在青年中的影响力和受众面。

四、注重引导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因而，让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是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的成功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实现的思想升华与理论总结。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教育青年，要注意克服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脱节的现象，更加积极地拓展实践教育途径引导广大青年在参与社会实践中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

第9篇：当代体育论文范文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农村体育研究;本土视角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6-0025-05

Local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rural sports

LUO Xiang-li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2,China)

Abstract: Today’s study of rural sports focuses more on subject contents, but lacks in study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By analyzing the contradictive relation between “near experiences” and “future experiences” in rural sports,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necessity of local perspective in today’s study by comparing the real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magination of “future experiences” and “near experiences”, explained its feasibility by analyzing today’s achievements in local study of rural sports, considered that we should,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contemplate and control rural sports, maintain a local perspective besides referring to wester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theories and holding to the ground of modern sports, and therefor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or localized study of rural sports: firmly root to the local ground; rely more on local study methods.

Key words: sport society;study of rural sports;local perspective

当前政府对农村问题的关切,促成了学术界对农村体育研究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学术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如对农村体育的调查与对策研究等,这有助于指导农村体育的开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没有差别地看待农村体育,尤其是各地域的农村本土现实,完全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审视,以城市的标准来规范农村体育,缺少农村体育运动区域特征及发展模式的深入探索,研究及实践指导也偏离了现实基础。对此,张万秋[1]的《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现状与展望――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体系出发》一文,进行了反思。由对农村体育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的缺陷分析,区分了社会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强调在研究方式上,应该多采取作为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定性研究。为此,提出以村落社区为研究单位,以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定性研究,以实现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突破。研究认为要全面地审视与把握农村体育,参照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秉持现代体育的立场之外,还应该具有本土的视角。

1农村体育研究本土化取向的学理

所谓本土化,是指要建立符合中国本土情况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只有这样,研究出来的东西才符合中国的现实,才有价值[2]。用格尔兹的话来说,“本土意识”所代表的问题就是“近经验”与“远经验”之间的矛盾。所谓近经验指的就是文化中人们的生活常识与社会观念,它是一种本土的观念;远经验指的就是学者们用来分析、概括被研究者的知识和生活状况的模式和概念。它是一种异土的、社会界限外部的观念[3]。从这样的认识角度,可以看出农村体育本土意识的认识论支撑,也就是“远经验”无法解释本土的体育活动的现实,只有“近经验”才能提炼出具有乡土特点的问题与解释模式。

只有站在中国农村的基本国情及各地农民自在的体育立场,才能真正了解各种地方性的体育娱乐活动,获得促进农村体育发展的原动力。譬如,农村体育有其草根社会的质朴与丰富性。在活动内容上,诸多乡土体育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农村民众自在自发的活动,却不符合现代体育规范;在组织上,因农村更为习惯的是首属关系群体,而陌生于次属群体,便不同于建立在次属关系上的城市体育组织。故以现代体育的视角,则难以理解农村体育的问题,以及难以指导农村体育的开展。如依赖本土的首属关系群体,依赖乡土精英,以乡土体育活动的开展形成农村体育,反而比现代体育更具活力与效率。

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是社会研究的原动力,问题与矛盾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去寻求解决方案,并最终导致了研究形态的规范和发展。农村体育研究,要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体育实践,也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但这个问题不是学者建构的,而是农民眼里的困境,他们的“近经验”,才是农村体育的真问题,真正的认识和决策应该开始于我们对农村体育“近经验”的研究。如此,就不是将农村体育的问题去图解现代体育的“远经验”,而是要推行一种本土化的研究视角,如此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农村体育的问题。

而当前不少研究立足的视角,多借用现代体育的模式,以此审视农村体育的一切,由此“远经验”掩盖了农村体育现实中的真问题。其主要的研究误区不仅在于方法上,即农民的体育需求多停留于问卷调查,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念来建构“中国农村体育结构”,并且参照“现代城市体育”。而且在内容上又停留于政府的政策解读,着眼于现代体育的发展,忽略民间乡土体育的“近经验”。以西方的社会学视角,切割农村体育的实际问题,将现代体育的需求硬塞入农村社会。由此对农村体育的把握总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

正如翟学伟[4]所认为:研究的本土立场即不直接通过西方学科中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来发现现象和问题,而是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来寻求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应对工具,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因此本文所强调的“本土视角”,就是以农村当地文化生活中自在的“近经验”为事实对象,从当地农民的需求和条件出发,而摆脱学术概念等“远经验”对农村体育的僵化认识,由此持有的一种研究立场,因而提出农村体育的研究应该强调与复归于“本土立场”,就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探究意义。

2农村体育研究的现状及本土化尝试

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思潮首先体现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英国心理学家希勒斯在1981年首次提出了本土心理学的概念[5]。1982年台湾学者杨国枢提出“本土性契合”标准的理论,认为“当地之研究者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之被研究者的心理行为之间的密切配合、贴合、接合或契合,可以称为‘本土性契合’。”[6]20世纪90年代大陆学术界的“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声音则是对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直接诉求,反映了一些有志向的中国学者不满足于80 年代对西方理论和思想的一般和简单地搬用,在他们看来,不能仅满足于以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命题来研究中国,因为这样存在着把中国人的经验装进西方的概念体系,从而把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一种文化殖民工具的危险。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倾向并没有在体育学术界得到回应。这不仅是因为体育研究还在借鉴、追随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自觉提升研究的规范和科学性;而且也因为体育学术界倾向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等现代事物的研究,轻车熟路地遵循于现代西方研究范式就能够从容解决问题;而农村体育研究处于研究边缘,没有投入更多力量进行开拓性的本土研究。因此,农村体育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与探究,尤其在本土化方面,尚存在着较大的拓展空间。

2.1农村体育的研究状况

1)研究立场。在研究立场上,以现代西方体育较为成熟模式来检验中国的农村体育,以理所当然的城市社区体育模式作为标杆,来审视农村体育的发展阶段和不足,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不自觉的共识与前提,并造成一种假想的农村体育的荒芜与落后。因为把农村体育简单地认为是城市社区体育的翻版或延伸,就局限于现代体育的普及,而漠视内生性的乡土体育的活力,这种研究缺少对中国农村体育本身内容的考察。在这种研究视野中,现代体育似乎是超越时空的,是不需要具体场景,且与农村本身的状况没有关系的。因此农村只是现代体育推广的对象而已,乡土体育的特色被当成被改造的对象,农民的真切需求被当成无关宏旨的背景。这种忽视农村体育特色与条件的研究倾向,正是当前中国农村体育研究存在偏误的一个原因。

2)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以“远经验”的研究模式作为裁定“近经验”的手段,就多以概念推导评判农村体育,以问卷等定量研究方法为探求农村体育状况的基本手段,但对农村体育的解释度并不强。如以学术界普遍采用的问卷调查为例,问卷的设计、实施都较少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实际情况。这些问卷,因与农村民众的认识与习性不符,而难以获得其“近经验”的确切结果。譬如不少学者以体育人口的基本理念考察农村体育活动,以星期为时间段调查农民的体育活动方式,就与农村集市节律和农事安排有出入;对于学者来说是看不到真切的农民体育,对农民来说是不理解体育何为;而在问卷实施时,还较少考虑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低下,甚至有众多文盲的现状,以及地方方言的障碍,使得问卷调查难以调查清楚农村体育真正的现实。而对于切入农村实际的田野调查,以及其他质性的研究方法,却在农村体育的研究中较少应用。由此,农村体育研究变成了单面向“远经验”的解释文本,而失掉了乡土体育之“近经验”的另一面。

3)研究内容。在研究内容上,以“远经验”的理想规范“近经验”的现实,即多以现代体育为目标,将城市社区体育的基本内容套用于农村社区,由此形成农村体育的运作策略。而对乡土体育内容却视而不见,这种脱离乡土社会背景的体育活动在农民看来无关自己的需求,在管理者看来又太遥远;那么,这样的农村体育研究,就难以全面揭示出农村体育的丰富性,也难以获得农民的真正认同,难以构建出可以兼顾现代体育的发展要求和农村体育的特色成果。譬如以农村体育活动开展为例,如以“远经验”的规范来运行,采用现代组织化管理形式,组织农民参加体育活动或比赛,则活动的组织成本较高,由此给体育管理及组织造成负担;而如果以农民的“近经验”来审视,农民自组织开展的乡土体育活动,利用乡土民间的关系资源,以及其他非正式的组织资源,就将活动搞得风风火火。那么哪种组织形式更具现实优势呢?现代体育在农村的开展需要资金、场地,如许多示范村建设的篮球场地,但使用效果不大;而乡土体育活动大都是因地制宜,适于当地环境的娱乐活动。从人与环境的和谐方面来看,乡土体育活动或许更具优势,但被我们“远经验”的想象忽略了。

2.2农村体育研究本土化的探索

现代体育肇起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广布全球。因此我们看待所有的体育活动,自觉或不自觉以西方现代体育的视角评判它们,形成了一种既定的立场。这样一种思潮对于促成现代体育的普及和提高,确实有其重要意义,但对于农村社会的一些乡土体育活动来说,则导致了不少问题,出现了解释的困惑。对于这些与西方现代体育不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下的乡土体育来说,如果研究视角遵循于城市体育模式,以现有的概念为出发点,那么乡土的现实就被虚搁,就难以落实到事实层面上,即使是以问题为出发点,也是虚构出来的假问题。因此,对于农村体育的探讨,就要有意识地警惕以“远经验”的理想替代“近经验”的现实,而强调立足于本土视角;虽然这一方面的研究较为单薄,但还是有些研究在农村体育的本土倾向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1)研究立场的本土倾向。

当前农村体育研究立足于本土的研究还不多,但也有不少有益尝试。我们曾以村民的视角,探索农村体育问题,由此归纳出“村落体育”的本土概念,用来解释农村体育的基本特点和形态,获得了乡土体育解释的力度[7]。在该研究中,认为“村落体育”即在农村村落环境下,以村民为主体,以自在的或融合着娱乐消闲、健体的目的,所进行的非生产性的身体运动的统称。即以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农村的体育活动,而表现出乡土体育与习俗整合为一体,与生产生活混在一起的特点。这样,不同于城市社区体育的组织制度化。农村乡土体育主要是以非制度性的机制运行。其活动的形态特征是混沌的,它囊括了融入日常起居、岁时节气、婚丧习俗,甚至相关的迷信活动中的娱乐休闲等非生产性的身体活动;其主导的理念特征是自在的,它与现代社会中的明确的体育理念不同,功能并不很清晰。因为就村落文化意识而言,是非自觉的或是混沌、朦胧的,所有的村落文化诸如体育文化、节日文化、巫文化等都是模糊在一起的,具有萌芽的意义。如此来认识农村体育,就能够比较贴近农村体育的“近经验”。

2)研究方法的本土倾向。

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有一些研究者有意识地紧贴农村现实而采取参与式的个案研究方法等。如胡庆山等[8]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体育发展的文化审视――以湖北省大洲村为个案》,作者在大洲村村民家中走访发现,许多农户家里仍保留着祭神的神龛,每天他(她)们都对着神佛行朝拜夕叩之礼,于是解释为大洲村的农民体育文化地位已经沦丧,让位于传统的封建文化和现代的低俗文化了,由此引发作者的文化反思。还有如梅茂荣[9]的《关于苏北乡镇节日体育活动项目及其变迁的社会学调查――以响水县乡镇体育开展状况为例》,作者通过1990、2000和2006年的3个传统节日活动的比较,审视了节日中人们所从事的体育活动,如武术、秧歌、踩高跷、骑竹马、民俗舞、划旱船、拔河、秋千、灯会、庙会、舞龙、舞狮等;由本土经验而辨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于新兴体育活动的接受度逐渐增加,而传统的活动却逐渐消退。这些研究都揭开了农村体育各具特色的一角,引人深思。

3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走向及建议

体育社会学在近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方法上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经典教材及理论成果提供了社会体育研究的依据,其研究的方法也为社会体育的研究提供了技术保障。但要认识中国农村的乡土体育,还应该考虑到扎根于本土社会的特殊性。如在村民的观念里,体育仅仅是电视中的几个竞技比赛项目;如果以规范的现代体育审视整个农村体育,就忽略了当地的传统体育与游艺活动;这构成了理念上的偏差。而在实践方面,在农村僵化地推广现代体育,就存在活动方式与主体需求的难以对接等问题。由此现代体育的推广出现了这种弊端:既忽视了农民的需求,又浪费了体育的资源。

所以杨国枢[10]深有感触地说:“西化心理学采用西方探讨的课题、运用的理论、界定的变项、制作的测量工具,其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与行为的理解,无助于当地人之心理生活的改善,更无助于当地人之社会问题的预防或解决。”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化取向,就在于摆脱了研究者可能为西方社会科学的视野所迷惑的局限,树立起乡土体育与草根组织问题的主位意识和相关研究方法,从而获得对中国农村体育的行为及组织运作具有确切解释力和指导性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启一个打破现有观念界限,寻求对农村体育问题进行全面、有效解释,从“概念中心”迈向“问题中心”的更加务实的研究走向。使我们将大众体育的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书本转向行动,从理想转向现实,从理论转向实践,因而它也必然会促使学者开始关注农村体育的问题,关注草根的乡土体育问题。

3.1扎根于本土的立场

这里本土立场的含义,不仅只是相对于现代体育的中国特色,而且也是相对于城市体育的农村乡土特色;不仅是利用现代的成熟理论解读农村体育现状及组织特征,而且要根源于草根阶层的认识把握乡土体育资源与自组织关系,为当地农村体育发展服务。农村体育研究缺乏对农民“近经验”的足够强调,其突出表现有二,一是将农村体育当作可以分割的碎片,忽视了农村体育活动本身的完整性;二是戴着过于厚重的现代体育眼镜去看待乡土活动,缺少对民众经验本身的足够尊重。

因此,主要策略是增强本土化意识,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方法论为中心。即费孝通先生在晚年谈到“文化自觉”[11],就是围绕着中国的社会变迁,而脚踏实地从事本土定向研究。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体育文化发展状态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本土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体育发展状况有真切的判断。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扩张和文化观的传播,“规范/不规范”成为衡量体育文化先进、落后的标准,就成为了描述区域体育发展差异的尺度。在这个评价框架内,农村的、基层的、民间的、乡土的体育文化就被一些人看成是落后的文化,天然地被置于下风,当地人也会逐渐认为乡土体育文化是低俗、落后的。多样性的体育生态被单一性所压倒,乡土体育活动的丰富性趋于消失。这时,更需要研究者扎根本土立场,重建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体育文化,农民的体育需求可能更多集中在精神娱乐方面,那么乡土体育活动就应该占据农村体育的重要地位而复归于民众的真实需求。

所以,增强农村体育研究者的本土化意识,逐步扩大本土化研究队伍,从团队上保障本土化运动深入、持续开展,是当前农村体育研究应该加强的方面。

3.2倚重本土研究的方法

研究不仅要有审视问题的本土视角,而且要有认识问题的本土方法。对于农村体育的研究,主要是扎根于具体问题的引向,而采取的针对性方法。因此,在农村体育的调研实践中,我们应该更多采用人类学的参与研究法、文化诠释法等,主要可从两个方面着手研究,一是深入的个案调查,以理清农村体育运作的内在逻辑;二是区域比较,以形成包含了具体的对中国农村体育整体的认识。

对于个案调查,可以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体育活动中获取体验[12],获得灵感源泉。个案调查还有可能将乡土体育文本构建成关于农村体育发展的全面文本,挖掘出农村体育发展困境和优势背后的原因和动力。而区域比较则可以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完整、真实可靠的农村体育形貌及与体育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其次可以将农村体育的特点与农村的社会发展状况结合起来理解农村体育,并将农村体育置于中国国情中来发展。

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已经从边缘课题转变成一门显学,并且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但要在此基础上取得更进一步的理论成果,在推广现代体育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农村体育研究的本土意识,维护好农村体育的本土文化生态,为农村体育实践做出切实的指导与贡献。本土意识下的研究,将开拓出农村体育研究原创性的新天地。如通过深入的个案调查、区域对比,挖掘其中的地方性问题;然后在农村体育内在发展的逻辑中归纳出独特经验与运行特色:当前农村的乡土体育与现代体育如何对接与融合?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农民需要或者适合什么式样的体育活动?怎样组织和引导更适合农民当下的性情和行为方式的体育活动?这都需要切实以本土的视角、农民的眼光来研讨农村体育问题。当然,本土化视角实际上只关注到了以农村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这一层次;所以并不排斥现代体育的研究视角。农村体育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不同视角下的众多研究相互支撑与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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