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精选(九篇)

第1篇：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范文

世纪之交：新的历史性转折

风云变幻、潮起潮落。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思潮逐渐兴起，展开了世纪之交新一轮历史性的文化转折。 对于这一历史性的转折，美国《新文学史》杂志的主编拉尔夫•科恩了然于胸。《新文学史》是六十年代末为适应读者反应批评的兴起而创办的刊物，几十年来与接受反应理论共进退。面对世纪末文学理论新的变革，科恩邀集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编撰了《文学理论的未来》一书，共同描绘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他将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态势及未来趋向作了这样的概括：(2)

首先，当代文学理论已不再把文学圈定在自治自律的本文的狭窄圈子里，它一反过去对政治的深恶痛绝，大规模地向当代政治、意识形态倾斜。其表现为黑人等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的呐喊和女权(女性)主义的迅速兴起，他们与马克思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起，对文学理论予以重新界定，使之成为“ 社会 和文化整体中具有政治反应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屹立于学术界之中”。他们认为过去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掩盖了理论的社会与政治功能，忽略种种成为黑人与白人、男性与女性读者及作者特征的传统上的差异，也忽略了阶级冲突及剥削的过程。剥夺了黑人和第三世界的文学在文学 教育 中应有的地位。

其次，当代批评中，解构主义正日益衰落，而解释学阐释则日益兴盛起来。科恩引用希里斯•米勒的话说： 米勒描述道：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和福科的门徒们对这种脱离历史和政治的文学研究表示轻蔑，并感到无法忍耐。所以当转折发生时，仿佛普天下都发出一大声慰藉性的叹息：“解构批评”的 时代 完结了。它已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 问题 ，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到，当文学研究不再严肃地思考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文学的特性时，所一贯倾向于成为的东西上去。

由此产生了第三个方面的转化，这就是文学学科与非文学学科的壁垒正被日益打破。原先那种划地为牢局囿于本文语词的封闭圈子中的文学观念已不再适合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今天的文学批评已是交触着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学术史、精神分析乃至其 治疗 效果的混合体。文学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不同的学科像蛛网一样扩散开来，成为一种阐释的指南、贯通性(correspondence)的源泉、分析的基础。文学理论正日益成为一种广义的文化诗学。

在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背景中，新的理论派别文化唯物论与新历史主义赫然诞生，而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等原有的理论思潮也在这一变革中重新得以界定，文学理论在世纪末变革的氛围中迎接新世纪的到来。

科恩的概括广采博收，具有很宽泛的涵容性，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当代文学理论的整体趋向：走向广义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成为历史的中心

作为总体的新历史主义运动，还包括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自60年代起，文学理论与批评中的反本文运动便已开始，除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外，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已开始讨论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深受葛兰西、阿多诺、巴赫金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思想影响的威廉斯，于80年代初，提出必须修正“历史唯物论”的主张。他认为应当依据马克思主义批评策略重新返回历史，由此出发他主张一种“文化唯物论”。文化唯物论强调文化层面应超过社会结构的其他层面予以优先考虑。它是一种对所有意指形式的分析，包括分析写作和写作过程中的实践环境和手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批评可以与解构主义的激进符号学联合起来，一个完整的“历史符号学”就等同于文化唯物论。(6)

这样，新历史主义就在当代西方后 现代 的现实语境中汇合了文艺复兴文化批评、福科主义者、文化唯物论、以杰姆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女权主义、黑人及少数民族文化批评、以及范围广泛的政治批评，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影响广远的历史文化思潮。

从总体上看，新历史主义者们往往从理论上设定，不存在什么普遍的、超历史的人类本质。他们认为，人类的主体性是由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界定和确定我们地位的文化符码(culturecodes)来产生的。他们认为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客观性”，而认为我们是在语言中体验“世界”的，我们所有的对世界的表现，对于本文和过去的阅读，决定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地位，决定于寓于其中的价值和政治。他们还认为，在历史描述中，“表述”通过“塑造人类意识”的方式，“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表现的不同形态应在彼此联系中阅读。(7)编辑《新历史主义》一书的H•阿兰穆•威瑟(H.AramVeeser)将新历史主义者们的共同追求概括为这样五个基本假设：

1.我们每一个陈述行为都来自物质实践的 网络 ；

2.我们揭露、批判和树立对立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往往就是对方的手段，因而有可能沦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

3.文学与非文学“本文”之间没有界限，彼此可以不间断地流通往来；

4.没有任何话语可以引导我们走向固定不变的真理，也没有任何话语可以表达不可更改的人的本质；

5.我们批判和分析文化时所使用的方法和语言分享和参与该文化机制的运转。(8)

显然，这些新历史主义的共同特征显示了这一思潮对形式主义时代的反拨，对时代需要的呼应和对当代问题回答的总体取向。然而，与历史上众多批评流派批评思潮(如读者反应批评)相类似，新历史主义也是一个并无严密的共同纲领、统一目标、一致方法的理论流派，所以威瑟教授又不得不指出，“新历史主义”还是“一个没有确切指涉的措辞”。如果我们再看新历史主义思潮内部的差异与分歧，就知道的确此言不虚。

首先在新历史主义思潮中，人们对历史这个新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的看法就是人各各异的。有人认为，“历史”是一个关于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故事，一个矛盾的、异质的、破碎的故事。也有人持另一种引起了更大争议的观点：统治的权力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故事，而“历史”则是由各种声音和各种形式的权力讲述的故事。这些权力中，有的单薄弱小，处于边缘；也有的占统治地位，强大无比。有的把历史看作是“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有的则把历史看作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的实践。而且，在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之间还存在着欲断还连、相反相争的复杂关系。它在今天的确“是一个颇费踌躇的术语”。(9)

其次，在新历史主义的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差异。路易斯•孟酬士曾对美国的新历史主义与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做过一个比较。由于英国学派更多地受到威廉斯著作的影响，因而，比它的美国伙伴更贴近于政治文化。也更加强调“现在”以及怎样利用现在来对过去进行描述。而美国学派的重心则“无一例外地”被置于最初产生文艺复兴本文的那一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尽管他们也不忽略“现在”在重建过去时的作用。孟酬士区别道：“英国的‘文化唯物论’始终是一个处于边缘的学术话语，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一个取悦于美国人对事物的商品学科的术语)正在成为最新的学术正统与其说它是一种批评，不如说它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的主体。”(10)总之英国的“文化唯物论”强调文化中的政治作用和社会阶级关系的阐释力量，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一部分，尽管他们在学术上有很大成就，但始终未成为英国文学批评之主流。其代表人物虽亦关注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然始终与之保持距离，未能汇流，。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则更重视分析文化中的语言叙述或表述，已成为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新批评，影响深远，渗透到各文学研究领域，与读者反应批评交错汇合，展示了比读者反应批评更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现实景观。

家族相似：与新历史主义合流

那么，接受反应文论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总的说，它们是两种具有家族相似特征，是共同趋向于历史与社会，又各有特定时间、范围、原因及指向的思潮。一方面，接受美学及读者反应批评在时间上远先于新历史主义，它从许多角度影响并引导了新历史主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接受反应文论是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先驱之一；另一方面，新历史主义继承并大大拓展了接受反应文论的理论视野与批评指向，融汇了包括读者反应批评在内的众多理论话语，形成了一个范围更广、声势更大的文化思潮，从这一意义上讲，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构成了接受反应文论的未来。 但从整体上看，接受反应批评在经历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之后，已部分地汇入了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的时代潮流之中。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就将明确读者反应批评归到新历史主义的总标题之下：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还有一个“机关刊物”的话，那无疑应推《表述》(Reresentations)它把各方历史家和文学批评家会聚在一起，让他们共同参加文化解读和厚描(thickdescription)的有声有色的欢宴。然而，《表述》也没有着手解释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多样性，甚至连其多种走向也未及加以说明。我们或许应当把日益引起人们兴趣的读者反应批评也包括到新历史主义这一总标题之下，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像简•汤普金斯和凯瑟•戴维森这类女性主义者的论著。……人们已经注意到，应当重新思考文学史。这一点提醒我们，文学家的新历史主义与思想史的界线乃是不确定、有争议的。(3)

对接受反应文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简•汤普金斯转向了“一种新的历史批评”，并自认为是一名新历史主义者。她在《感受图式：美国小说的文化功用》一书中，大胆地向诸如F•O•马蒂逊(F.O.Mattiessen)之类“文化精英”所确立的美国文艺的规范挑战。她从费史的阐释学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构架出发，认为文艺的审美价值不可能内存于本文之中，本文是由阐释性社会构成的。文艺的审美价值标准只能随着统一的阐释性社会的理论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在她的新历史主义观点来看，由新批评等确立的所谓客观标准自以为是代表全人类利益的规范，现在被证明它只符合一部分人的利益。客观性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有的文学和批评都已丧失独立于社会之外，可以超然地对社会进行批评的有利位置，所以也就如同其他社会实践一样，注定要陷入那个产生他们的权力关系的领域之中。简言之，文学与批评并不占据一个脱离政治压力的超然空间，而是不可避免地从属于政治压力。所有文学的构成皆是政治性的。汤普金斯以肯定大众文化来对抗美国的“精英文化”的规范，(4)强调大众读物如《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重要性，认为它们着眼于最一般的广大读者，这是“另一美国文艺复兴”的尝试。就文学而言，她坚持本文“为男人和女人提供将他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理出条理的某种手段”，就历史分析而言，她专注于本文在过去创作时而非现在接受时所产生的文化功能，坚持传统历史主义者“尽可能同情地从本文产生的背景以及这些本文涉及的具体问题之中重构本文”的愿望。(5)汤普金斯保留了她对影响作家行为的社会态度和政治态度的批评，而试图设身处地地构想并使现代读者获知那些使作家的政治行为产生意义的观点。汤普金斯宣称，这就是她所说的新历史主义。这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是，一方面，她试图以作家自身的历史来理解作家；另一方面，她又主张阐释者对作品的理解是其自己阐释性假定的产物，而这些假定又是由其在历史中的位置而确定的。汤普金斯在相当程度上葆有读者反应批评的立场，并特别关注文学史如何构成这类接受反应理论的“保留剧目”，但又不愿局囿于文学范围内谈反应，而是顺应美国当代批评的新时髦大谈政治。她认为她推崇大众文化的研究与马蒂逊的精英文化研究是重新建构美学文学的互相竞争的尝试。她宣称，“文化精英制订的文学规范在许多方面具有影响整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力量。现在在教授之间展开的这场关于哪些作家应该得到规范的地位的论争，并非一场仅仅涉及文学天才的相对优点的论争，而是一场对立团体之间为在美国历史画卷中争得一席之地的斗争。”

既是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又是读者反应批评的代表人物的沃尔夫冈•伊瑟尔，多年来一直坚持本文接受的阅读活动的微观研究。近年来他利用自己频繁来往于欧陆与北美之间所独具的宏观视野，统观欧洲大陆与英、美国文论的现状及发展，审时度势，高屋建瓴，主张当代文学理论应进一步关注当代文化，恢复文学与人及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密切联系，把文学理论从结构、符号乃至解构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走向文学人类学的历史目标。

伊瑟尔清楚地看到了当代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崛起的趋势，他认为当代文艺不再是那种统贯西方的本文形式模式了，文学的作用与功能已转移到当前代表人类文明的大众传播媒介上。文艺必须打破本文的限制，将来自于文学的深刻见解扩展到对整个大众媒介的研究上去。伊瑟尔认为，从传统文学本文观走向以文化信息与大众媒介为代表的当下文化，原有的本文中心必须大大扩展，新的信息媒介方式需要新的文化范式，而范式是由于其本身的意义才成其为范式的。人们不再满足于旧的本文理论，但中心的扩展并不能自然地为理论提供一种基础，以包容大众媒介所表现的异质性。也就是说，仅仅对文艺批评的方式采取一种折衷主义的方式，将其移植到对大众媒介的探索，还是很不够的。这是一场具有根本意义的范式变革，而每一新的范式必然拥有新的理论架构。(6)因此，文学理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改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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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在这种新的现实条件下，文学必须打破本文中心 时代 被隔断了的文学与人、文学与人的审美感官、文学与人的生活的密切关系，走向文学人类学这一目标。 历史 上传统的文学 研究 总是将文学与人文主义、与人格互相联系。但本世纪后半叶以来，这种注重个人意义的人本文艺观大大削弱，由于它逐步蜕变为教谕式的陈腐教条，因而受到全面质疑。西方 理论 界批评界对这种传统的关注教谕与人道主义的准则发动了猛烈攻击，必欲全面废除之。而符号学、语言学、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等更加理论化本文化的文学研究则获得异乎寻常的 发展 。但它们往往缺乏对于我们今日生活和审美感官的深切关注，因而这些曾经新潮的观点越来越不适宜于文学的发展。伊瑟尔宣称，文学研究中新的趋向是，必须恢复文学对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意义，进行文学人类学的历史性研究。(7)这种文学人类学不是要回到先前的那种教谕式的准则中去，而是力图实现一种人类的自我启蒙。它不是先前知识百科型的积累过程，而是通过阐明我们的无意识准则引起一种长久的反省，这种反省过程也不再寻求满足某种理想，而是在反省中揭示我们的种种见解所形成的东西，不断提示我们自身境遇所发生的前提条件。同时，在这样一种过程中一种历史地形成的人类集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日益显现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伊瑟尔的文学人类学是包含了人本主义、审美心 理学 、阐释学、精神 分析 、原型批评以及当代文化理论和信息媒介文化的跨学科内涵的文化诗学。

在谈到文学人类学如何获得当下研究中的合法性的，伊瑟尔指出，它必须遵循我们时代的 社会 与文化准则，反映当今社会的迫切需要。(8)从美国来看，今日西方的文化准则又一次趋向于批判当代制度与强权垄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定社会性历史性思潮是要重现六十年末七十年代初发生在欧美的 政治 风暴：当时的文学研究(萨特、马尔库塞等)被看作是革命性的制度变迁的工具或方式。事实证明，那种通过文学改革制度的愿望只能是一种幻想。伊瑟尔认为，他主张的文学人类学就须从一种文化理论起步，它与人文 科学 中的其他阐释性学科一道，共同形成一种文化理论。20世纪的文化现实为我们揭示了文化的异质性，这种多元文化也迫切需要一种文化理论，因此走向文化理论文化诗学就成为文学的当展趋势。当然文化理论不能单靠文学理论来完成，而只能依靠一种新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的建立。

接受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姚斯则一直高倡文学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他从文学史入手，开宗明义将历史置于文学研究的中心：“我尝试着沟通文学与历史之间，历史 方法 与美学方法之间的裂隙。”他依据马克思生产与消费的论述，提出 艺术 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它的再现或表现功能，而且在于它的 影响 与接受之中。因此作品的历史连续性就只能放到生产与消费、作品和人的相互关系来理解。只有当作品的连续性不仅通过生产方法，而且通过消费主体，即通过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相互调节时，才能获得具有过程性特征的历史。

七十年代之后，他又转向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一方面坚持对“人”的关注，肯定人类的感官快乐和美的体验，另一方面主张审美经验的净化、陶冶，力图填平审美判断与道德实践的鸿沟，寻找从审美认同到道德认同的过渡的环节。在他的理论中，对文学的社会性，对文学与当下社会生活的联系的关注，都是接受美学中最具特色的。也正囿于此，在七十年代接受美学进入北美时，更接近本文理论的伊瑟尔获得了更多的青睐，而更具社会性历史性的他则由于与当时美国文坛现实的某种错位而遭致冷落。八十年代新历史主义的风行，使美国批评界再一次注意到他，而美国各种阐释性学科战胜解构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为他进入当代新历史主义提供了契机。海登•怀特等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重新发现了他的文学中的历史。并将之颠倒过来，提出了他的历史作为文学的新观念。

如果说姚斯追求的一直是将历史置于文学研究的中心的话，那么，怀特则要置文学研究于历史编撰的中心，向历史本身提出质问。这实际上表明，在追求什么样的“历史”上，接受美学的历史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是大有区别的。

怀特理论中最引起争论和最具刺激性的方面是他的历史范型中，历史与文学的近似性。同姚斯一样，怀特也不同意那种客观的历史事实的存在观念，主张一种相对的历史观点。这种历史观念排斥传统历史观中的真实与确定概念。但与姚斯的关于历史编撰的理论相对比，怀特更新颖、更激进，他的历史学更具文学性。姚斯当年提出从历史入手向文学理论发出挑战，是基于今天与过去在本质上具有的对话关系，而怀特却将所有的历史编撰视为一种文学式的叙事写作方式。在分析各种不同的历史学家们惯常使用的叙事方法时，怀特根据设计情节的方式、解释的方式以及思想蕴涵的方式，看到了一种编撰中的文学类型学，在传统的观念预先确定：历史与虚构、事实与幻想都是完全对立的概念。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Frye)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神话的对立面，对一个历史学家说他的书是神话一定会使他感到受了污辱。”但弗莱却认为：“当一个历史学家的规划达到一种全面综合性时，他的规划就在形式上变成神话，因此在结构上接近诗歌了。”弗莱认为历史属于“话语写作”的范畴，当虚构成份或神话情节结构在历史中明显地存在时，它不再是历史，而变成杂交的文类，成为历史和诗歌结合的产物。海登怀特则干脆认为，历史叙事同文学一样就是虚构。他认为，阅读和写作历史的方法与创作一部虚构小说相类似。历史中不存在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历史学家在发现历史事实中隐含的故事时，实际上已对历史事实进行了阐释。不存在那种本身即是内在悲剧性的事件，这种悲剧性只能从经过组织的事件语境中的某一视角才能被观察到。因为在历史上，从一个角度看来是悲剧性的事件，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喜剧性的。它完全取决于文学家按何种情节结构或神话方式将历史组合起来，取决于他如何排列事件顺序从而编织出易于理解的故事。他指出：

回避历史叙事的虚构性质是“历史”概念被用来界定别的话语类型的结果。“历史”可以同“科学”对立，因为“历史”缺乏概念活力，不能够产生科学可以制造的普遍法则。同样，“历史”也可以同“文学”相对立，因为“历史”对具体事物而不是对“可能性”感兴趣，而“可能性”则是“文学”著作所表述的对象。因此，我们的批评传统一直在寻找小说中的“真实”和“想象”的成分，在这样的批评传统中，历史一直是表述的“真实”角色的原形。……通常文学理论家在谈论某一文学作品的语境时，他们假设这个语境历史背景具有文学作品本身无法达到的具体性和易近性，……但是所谓历史背景的具体性和易近性(那些文学批评者所研究的本文语境)本身就是历史学家研究这些语境所制造的虚构产品。历史文件不比文学批评所研究的本文更透明。我们承认历史经典具有一种永久性(nondisconfirmability)，而这种永久性是历史经典中的根本的文学性质。一部历史杰作中确有不少否定的东西，这不可否定性因素(nonnegatableelement)，不是事实，而是其形式，历史杰作的虚构在于它的形式。(9)

在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批评中，姚斯提出从今往后应当用文化研究作为一般历史的范式来运作，而怀特则对姚斯的观念予以辩驳，坚持历史思维本身便是文学式的比喻模式，它包括隐喻、转喻、提喻与反喻四种。比如在历史研究中，比喻性话语模式统治了所研究的数据的基本模式，表面上看起来是领域中研究对象本身固有的关系模式，实际上是由历史学家以其甄别和描写研究对象的举动而强加在领域里的。历史学家以自己使用的语言构成了作为叙事表述对象的主体。的确，在姚斯力图将历史置于文学研究中心的时候，怀特则将文学置于了历史研究的中心。

当然还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读者反应批评家都自觉地走向新历史主义或文化批评，有一些人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对新历史主义或文化批评表示了极大的反感。比如当年以出语惊人的“误读论”登上文坛的布鲁姆，近年对美国新历史主义的激进思潮多置异辞，深表不满。1994年，他发表新著《西方文学典律》，试图通过重整“文学典律”来对抗新历史主义等文化新潮，使美国文学 教育 回到文学自身中去。布鲁姆似乎忘记了自己当年的激进姿态，他指出，近年来美国文坛上各种激进批评流派要用文学去为改造社会服务，这是一种舍本还末的行为。文学不是教我们如何同别人说话，而是教我们如何同自己说话。那些把文学批评当成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批评家，他们仇视的恰恰是文学本身，是他们自己身处其中学艺出师的那一套训练或规范。布鲁姆坚持经典艺术，高雅艺术，再一次祭起“文学就是克服困难”的传统命题，声称成为“文学典律”的本文不是给读者提供极大的不愉快，或者说，提供那种低档本文所不能提供的困难的愉悦。布鲁姆认为，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积攒了一个拥有不朽价值的伟大的文学宝库，其中的一部分作品都有各自内在的审美价值，如果有人试图使人服务于这样那样的文学以外的目的，或者要颠覆这些伟大的作品，那么这些人就是野蛮人。虽然 目前 这种人基本上已经在掌管美国的大学教育，控制了公共话语的体制，但布鲁姆相信，不管形式如何“黑暗”，总还会有一小部分人将一如既往地热衷于文学，坚守文学的本位。布鲁姆疾呼，现在美国大学中的文学研究正日益被“文化批评”的“垃圾”所取代，他身边到处是“追新族”。他不无沮丧地承认，“我是作为后卫在进行最后的奋力拼搏，我清楚，仗已打完，我们已然败北。”悲怆落漠之感溢于言表。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合有离、亦入亦出的情形呢？这是与接受反应文论与新历史主义在理论基础、思维指向和运作方式上的相同与差异密切相关的。

从共同性来看，两种批评都以当代解释学为理论背景和思维指向。前已述及接受反应文论的 哲学 解释学理论基础，它在总体指向上是不同于解构主义的。而新历史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亦将解构主义作为转折的矛头所向。七十年代末保罗•德•曼还预言文学理论的未来是解构批评帝国主义式地占领一切文学领域，岂知到了八十年代，“解构批评”的时代完结，文学研究的兴趣已转移到各种解释学的阐释上。结果不是解构批评占领一切文学领域，而是解释学批评“帝国主义式”地获得广泛认同。新历史主义力图把各种批评方法或批评立场放进解释学的最终的阐释模式中，而接受反应文论则从当代哲学解释学发轫，其多数成员始终坚持解释学前提。因而二者的汇流便顺理成章、 自然 而然。

但接受反应文论中的各派在理论指向上并不完全一致。接受美学一直坚守阐释学立场，而美国读者反应批评则受到后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的深刻影响。布鲁姆虽然在阅读 问题 的研究上介入了读者反应研究，但作为耶鲁批评小组成员，在本质上仍具有解构主义的基本立场，因而对新历史主义大表不满，自然理在其中。

同时，我们还须看到，接受反应文论与新历史主义毕竟存在着重要区别和差异。从总体来看，接受反应文论仍然坚守文学的独立本体，仍然要给文学划定一个明确而又模糊的外延，这就是设定文学存在着由作者-本文-读者这三方面统一构成的本体，形式主义、新批评主张的本文中心论批评，将本文视为文学的唯一本体，忽略了文学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维：接受之维。因此，接受美学的任务就是打破文学的本文中心论范式，将文学本体扩展为作者-本文-读者三位一体的动态构成。所以，说到底，接受反应文论要解决的仍然是文学自身的问题，尽管其内涵已大大扩展。

而新历史主义则主要是企图解决文学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世界包含历史、政治、社会、意识形态、 经济 乃至人本身等诸多方面。文学在这里只成了一种观察的出发点，或某种视角，它已不具有独立本体的意义。新历史主义正是要打破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界限，打破长期形成、文学的本体论壁垒，把文学融入政治、社会、历史乃至经济的整体文化视野中去，文学由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变成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主张，将文学放入文化之中，打破人为的学科界限，改变文学的纯然之状回到文化的本然状态。 实际上，读者进入文学本体，不仅使接受反应文论突破了本文中心论的樊篱，也突破了它自身设定的文学本体论的新的界域，这是“读者”自身的性质决定的。从研究相关于本文的暗隐的读者，到研究读者的文学能力，从研究读者个人能力到研究“解释共同体”，再到整个读者社会，从研究文学的接受到研究文学的历史，再到关注整个社会历史，从这一轨迹看，接受反应文论转向新历史主义是理论发展的合理延伸，是顺理成章的。而新历史主义则把接受反应文论的阅读行为、接受语境、读者阐释视野、本文-读者双向交互作用等观念，作为既定成果或理论前提接收下来，并作为进一步阐释的出发点。接受反应文论成为其展开新历史的一级重要的“踏板”。

第2篇：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范文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细读；“立体化”教学

作为全国各层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基础类课程，现代文学这门学科迄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然而，近十年来，随着社会时代语境的变迁，各高校现代文学的课程教学已然面临着非常现实的困境，原因大致有三：①在新教改的大背景下，大多数高校为适应专业扩张与面向就业市场的需求，调整了办学定位，由之前的专才教育转向通才教育，各学科的专业培养计划与课程体系亦因此做了大幅度调整，强化通识与技能成为课程整合中的重要指导原则。大学各专业据此新增了大量跨学科跨专业的交叉类通识教育和社会实践类课程，自然导致现代文学等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时间被大幅度压缩。在教学时间被严重压缩的状况下，“现代文学”应当讲什么？怎样讲？这是课程教学首先遭遇的突出问题。②在大学不断扩招的背景下，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中消费主义理念主导下，整个社会物质至上的急功近利与实用主义精神等浮躁的大氛围；一面是学生迫于就业形势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将时间更多投入到考取能为他们增加择业竞争力的各类证书。而文学教育则因为缺乏与社会直接对接和对话的能力，自然易被学生视为“无用之学”而加以疏离。对此，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应当如何应对这“文学之用”的质疑？③在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以视觉图像为中心的当代文化正在逐渐取代昔日以印刷符号为中心的文本文化，传统文学的文本阅读自然也难逃日益边缘化的命数。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与之相应，当前现代文学课程教学接受主体的情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基本是在网络信息化时代之下成长的个体，他们的思维和审美方式具有图像化阅读的特点，但是却缺少对现代文学史现场的历史感想象，也缺乏透过文本把握文学精神和思想内涵的兴趣和文学功底。因此，现代文学所承载的沉重的社会历史内涵、情感与价值取向等，自然因时代语境的变迁而显出疏远与隔膜，而通俗类文学却因此成为快餐式阅读下被消费的对象。面对这一难解的谜局，人文学科将何以突围？现代文学的教学应当如何在图像时代借助新的信息资源和技术力量求得新的生长空间？对此，笔者以“回到文学的现场”为原点的思考，或可看作对打破现代文学教学多重困境的尝试之一。

一、回到文学文本，重视对经典的文本细读

中国现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文学史与作品解读。在当前学科的教学时间被大量压缩的状况下，教师必须做出选择：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应当主要讲什么？文学史的教学，涉类庞多，举凡思潮、运动、社团、流派、论争等文学现象，皆在其中。然而在教学过程中，文学史的教学很容易被历史叙述的逻辑和建构的理论框架架空，成为文学知识学，于是，星空浩瀚的文学史最终成为了各类抽象理论与概念的堆砌，而学生也仅只以知识性认知的方式来加以识记，包蕴丰厚的文学史教学因之变得干瘪单一。对此，学界早在数年前就已有有识之士提出了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即变“史”的知识性认知，转化为文学阅读的审美性感受。北大温儒敏先生就明确主张：“本科基础课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以文学为本，文学课的教学应以史为纲，而以文本的阅读、体验和文学现象的讨论分析为中心，围绕经典文本展开教学，着重分析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情感、语言形式、价值倾向、审美意蕴等。而通过各类不同题材思想风格的作品解读，最终激活学生对作为经典文本生成语境的文学史的认知。

回到文学本身，对文本的细读则是切入作品的重要途径，学生通过直接面对作品，来获得自己的独特感知。一方面，任何读者的阅读都是带有个人隐秘经验的介入，因此对作品的理解应当避免主题的单一性解读，教师可向学生提供不同的解读思路，使其对文学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有所体味。同时，借助近年来学术界引介的各类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提供的解读视角，亦可多维度拓展文本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在文本的研读过程中，我们通常更关注作品表达了什么，却忽略了去探究作者是怎样书写，又何以采取这种书写形式的，而后者对于作品的认知来说恰恰可能是更重要的，它潜在制约了作家的创作心理与文学的呈现面貌。由此，分析作品的叙述视角、结构布局、语义意象，挖掘文本中隐藏的矛盾、裂缝与张力等，应当成为文本细读的重要内容。总之，回到文学本身，通过对大量凝聚了本民族人文理念与精神传统的经典文本的阅读和赏析，现代文学的教学才是真正鲜活，充满艺术的美感，也富有生命力与感染力的“有情的历史”。

二、现代文学教学的当下意义：生命的历史“影像”与价值理想的重建

在现代文学的教学解决了“教什么”的困惑之后，另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却是：除了作为一门学科的专业知识而存在外，现代文学与我们当下的现实人生有何关联？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构成关联？

建立在当下视野中的现代文学阅读，首先应当发掘的是对人生层面的捕捉。而现代文学纠结于现代与传统、历史与机遇、欲望与焦虑之间，其文学世界中已然承载了丰富驳杂的人性、情感、经验、道德意识、生命理想等。因此，通过阅读作品接通历史与当下人生的连接渠道，今天的读者就能从中发现自我人生问题和生命意识的“历史”影像，从中得到“生”的启示。同时，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亦并非定格在历史中的抽象而孤立的个体，他们的文字无不渗透出自己独特而张扬的精神人格，通过对作家精神世界的剖析，揭示生命的尊严与魅力，对苦难的承受，对信念的坚执等，皆是当下社会所稀缺的“正能量”，由此，文学的阅读即是推促着学生建构与发展自己的人格理想，在精神的洗礼中走向成人之旅。

其次，由于现代文学价值视域的开放性，文本的阅读还应当指向对现实的叩问。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正契合着传统中国被迫走向“现代化”之途的进程，因此，现代文学记述的实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由于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和现代文学诞生之初就伴生的“启蒙”品格，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任一变迁，都深深地烙刻在现代文学的字里行间。现代文学记录的正是现代中国人在寻找“现代”之路时的精神取向与价值诉求，而这些渗透在文学文本中的思想理念与价值关怀，最终构成了今日围绕我们的时代氛围、文化精神与知识架构的一部分。因此，现代文学与当下的中国人、当下的现实生成之间，实为血与肉的关系。现代文学的教学并非是疏离于人生，而是应当指向和回归到当下的。

三、“回到文学的现场”：网络信息时代的现代文学“立体化”教学

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经验方式和思维方式，而这种改变既对根源于文字印刷媒体的现代文学教学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同时，也赋予其一种新的机遇――借助网络时代多元化的信息资源，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尝试复原“历史的情境”，使得那些被书本化和知识化了的文学史，能够以立体化的“文学史现场”的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最终使学生获得鲜活的历史感。

1.多声部的文学史教学

文学的历史中总是包蕴着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而当我们尝试用某个逻辑的框架去统摄这些无序的文学事件时，我们获得的是看似简洁明晰的现象序列，却失去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然而，如若抛开这些建构文学史的理论框架，我们又该怎样去言说历史呢？这是历史叙述中的一个两难困境。而有效弥补这一教学困境的方式，笔者以为，可在文学史的教学中适当减少一些宏阔的高屋建瓴式的史论性阐述，而增补一些多维度的历史细节，以及不同历史语境下解读同一文学史事件的差异性视野，在众声喧哗的多声部中，才有可能增进我们靠近历史的可能性。

2.多媒体技术手段之下不同艺术形式的交错

在国内各高校的现代文学教学现状中，多媒体教学已成为被广泛应用的技术手段。通过借助文字、图片、影像、动画、音乐等信息载体，多媒体技术可搭建一个容量巨大、呈现形式多样化的信息平台，有效地拓展教学的思维与想象空间。而就当下图像时代的特征，多媒体技术所承载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利用视听课件和影像资料，实现创设教学情境与还原历史场景的目的。现代文学有大量改编自经典文本的影视话剧资源，利用此类影像资源中富有意味的剪辑片段，亦可为教学提供对话平台。而影像的鲜活生动也有助于激活学生对历史的感知与想象，唤起学生的历史在场感。在具体的教学进程中，教师还可设计主题讨论、社会调查、诗歌朗诵、话剧表演等多样态的环节。借助多媒体技术手段之下不同艺术形式的交错，教师的教学可产生某种复迭般的审美效应，从而有效地整合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对现代文学作品的美、历史性和当下意义的感知能力和思辨能力。

3.搭建拓展式的课程网络平台

利用网络技术的手段建设课程的网络平台，拓宽和加深教学的辐射力。课堂上集中展示和教学内容相关的核心资源，而延展式的文学史资料和多媒体资源则借助网络的平台加以扩充和展示。此外，开设论坛、留言板、答疑、作业等窗口，建设与课堂教学配套的一个交互式教学运行平台。

第3篇：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范文

全局意识也应体现在教法的改进上。以往世界史教学存在的最大缺陷是缺少系统的历史论证。常被使用的历史知识结构教学法，也多落于对具体历史知识“表解图式”的俗套，难以发掘历史的内在联系。本文论述的历史环境分析法和基本的历史联系分析法，既是针对上述弊端而言，也是让教学体现世界整体观的一种思路。以下分别就新课本内容结构和改进教学方法，以及中外历史联系，依次谈四点见解。

一、新课本的开篇章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叙述的是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变化，意在回答资本主义是怎样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内容安排以经济为“主线”，同时叙述了这一时期西欧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如介绍西欧宗教改革和尼德兰革命，用这些没有引用过的历史材料，论证历史的合力作用，揭示“导致现代社会形成的内在机制”，体现历史的全局变化。

历史全局意识不仅要说明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还要说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旧课本在历史材料选用上，存在“片断性”，加上理论定性有失实之处，完整地说明世界受到局限。新课本对大部分历史过程的叙述较简略，腾出篇幅，增加了大量的历史新材料，使许多重要的历史环节得到补充，扩大了容量；有关内容定性，吸收了学术界的新认识，以容纳生产力发展为标准，解释了世界的竞争与共处，有助于说明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拓宽了教学思路。

新课本的全局意识，还从加大现代史论述力度上体现出来，特别是二战后的当代史内容大有增加，由原来的4课时增加到11课时，对当今世界的一些基本问题，对一些重大的历史变故，都作了较全面的评述，不仅增添了信息量，而且给人以科学的认识。这对把握当今世界运动的走向极其有益。课本的新变化，呼唤着教学上的创新。

二、全局意识是高中世界史教学的思维“支架”，将之托起的是对世界历史环境的分析。世界历史趋同存异，无不与历史环境变迁息息相关。那些曾占据世界显著位置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历史环境所促成，所造就。教学之长就在于运用历史环境分析法而得其要。所谓历史环境，就是历史存在所需要的社会条件，以及推动其发展的社会需求。在世界史教学中运用历史环境分析法有两个关键“切入口”。

（一）追溯历史环境变迁的源头，探讨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对经济进行国家干预，实行某些社会改革，迎来了新的科技革命，使它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得到很快发展，社会矛盾相对缓和，被称为二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从历史环境变迁的源头观察，30年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的过渡”（注：《试论30年代经济危机对世界整体进程的影响》，《世界历史》1997年第1期。）。这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它的最具代表意义的事件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当政期间，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实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整政策”。新的政策“不独挽救了美国濒于崩溃的资本主义制度，还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注：《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新政”还给国际经济带来了重大调整，国际经济合作机构在二战前后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建立起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明显加强。这些变化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世界历史环境变迁的轨迹，构成了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50-70年代，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上的改革，没有一例可以说明它能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让人们看到它否定自身剥削性“蜕变”的现实。由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光明前景。苏联东欧剧变，只能说明实行苏联社会主义旧模式的失败，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必由之路的道理。因此，对当今世界历史环境特征的最好概括，应是“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激烈竞争和共处的时代”（注：《当今世界50年的多样性统一进程》，《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新课本用专门章节评述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变化，以及两极格局的崩溃，为教学把握历史环境，认识当今世界政治多元化的历史趋势提供了分析的可能。

（二）从历史环境变迁中，探讨重大历史现象的多向性

历史现象的多向性，深深打上历史环境变迁的烙印。新课本的丰富内容，使这一教学思路可以充分展开。16世纪，英国的亨利八世以议会为后盾，借宗教改革，提高王权，使宗教改革成为英国历史上的“政治遗产”。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这份“遗产”发生了变异，查理一世站到议会的对立面，对清教徒运动处置不当，造成政治危机，导致内战的爆发，促成英国封建专制王权的崩溃，揭开了英国历史的新篇章。历史情况不同，极其相似的历史事件的内容和结果就大不相同。

工业革命之后，工业文明带来了时代的新变化，历史环境中的变革因素空前活跃，世界交往更具有“变革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功能”。（注：《“交往”与历史转折》，《新华文摘》1996年第7期。）。西方殖民扩张，是近代世界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到19世纪末，殖民主义具有明显的“双重使命”特征。早在1853年，马克思以印度为例，对“双重性”作了深刻的论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教学要紧扣历史环境的变迁，将殖民体系的形成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运动密切地结合起来，指出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动摇了东方各国“传统社会”的根基。

二战中结成的反法西斯联盟，深刻影响战后历史环境，冷战对局，也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50多年来，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100多个新兴的独立国家诞生，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两极格局解体前后，出现了地区一体化集团，形成世界多极化的走向。像欧洲共同体在冷战中建立，在冷战结束之后加快发展，令世人瞩目。当前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另外，近20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力量的消长有新的改变。70年代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崩溃了，80年代日本和一些西欧国家经济增长创“奇迹”的时代结束了；而与此同时，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特别是中国经济腾飞，都表明在世界经济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竞争的激烈性，经济制度模式的多元化。凡此种种，无不需要多视角地观察历史环境的变迁，将解释寓于其中，分析历史现象的多向性。

三、列宁在《论国家》中指出，用科学眼光观察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世界史教学中，运用基本的历史联系分析法的出发点与归宿是贯注其间的全局意识，它落实于教学，根据不同的深度和广度，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历史事物在运动中的内部联系；一类是历史事物间在运动中的相互联系，此类又分“横向”和“纵向”两种，举例说明如下。

主题明了，发掘内在。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具普遍意义的伟大事件。19世纪的世界，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下度过的。法国大革命的主题是什么，内在精神体现在哪里，这正是历史联系所要贯串下来的要旨。

新课本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延伸的叙述，紧紧扣住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一主题。它与旧课本比较，替换了一些新的历史材料，篇幅大有压缩，论述却有加强。教学也应紧扣主题，以清晰的历史联系，呈现法国改造的历史画卷。

法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以激烈的方式，冲击法国及欧洲，由启蒙思想的流行，到各种政治模式的试验，有急进，有倒退，给历史留下艰难曲折的记录。君主立宪、共和与帝制交替表演，为世界历史所仅有，直到19世纪70年代，法国才克服封建复辟的危险，进入平稳的历史发展时期。深究法国的政治斗争与反复变化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到，民众的广泛发动和法兰西民族的爱国精神，同法国缺乏坚强的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法国封建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封建欧洲的背景，构成了法国政体演变的长期性、曲折性和斗争的激烈性。从世界近代历史演进的广阔范围来看待法国政治变迁的丰富内涵，不难发现它的普遍意义。

横向比较，深化启发。新课本对工业革命的叙述，由英国开始，兼顾法、美、德、俄、日，许多评述都是旧课本未涉及的，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此一叙述格局，为比较诸国工业革命的异同提供了依据。教学要通过横向历史联系，获得历史启发。英国为什么首先发生工业革命，美国和德国何以后来居上，法国进展却相对缓慢，俄国始终滞后，日本怎样急起直追，从中看到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基本走向和经济模式的大体框架，这都是教学应当深化的问题。

历史比较，是体现历史全局意识的重要途径，上述五国工业革命的比较，是横向历史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给世界史教学大大地拓宽了思路。比如，与西方列国比较，日本的工业革命启动在前，原始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在后。在甲午战争为起点的以后10年间，日本经济获得迅猛发展，工业起飞的资本来源是战争赔款。甲午战争，日本从中国得到的战争赔款，是当年日本财政收入的8倍。“那笔钱除了少量地用于伤亡官兵的抚恤金外，全部用于工业建设。毫无疑问，它对日本工业化是决定性的。”（注：《日本原始积累的来源》，《光明日报》1997年3月1日。）

纵向关联，体察潮流。新课本对国际关系的叙述，作了较大的补充，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跃然纸上，构成国际关系史的骨架。这三大“体系”可以在教学中作多种关联性的“裁剪”，对历史潮流作多侧面的观察，形成生动的历史联系。比如，民族觉醒就是其中的重要一脉。

18世纪以前，欧洲“有国家而没有民族”（注：《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当时欧洲的封建君主们任意肢解有统一民族关系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后，民族觉醒推及全欧洲。拿破仑败亡后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虽然逆潮流而动，为维持欧洲封建秩序，不惜践踏民族利益，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了民族利益的存在，开创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以后维也纳体系的瓦解，无不与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相关。一战结束后，划分欧洲政治地图时，比较重视民族自决，波兰复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俄罗斯帝国，一批民族国家出现在欧洲地图上，凡尔赛体系适应了这一民族解放的趋势，是欧洲得以维持20年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中，在反法西斯大旗下，民族解放运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勃兴起来；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给雅尔塔体系以深刻影响。联合国的成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如今联合国的成员国，大多是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几乎都是殖民主义时代的被压迫民族，在联合国中举足轻重。这样的教学梳理，饱含着历史的全局意识。

四、中国人读世界史，必须要联系中国历史的变故与世界史的关系。近年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不少学者提出：“不但要从中国去观察世界，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注：《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新华文摘》1997年第5期。）新课本的内容结构，也有利于加大中外联系教学的力度。笔者仅针对过去教学中的疏漏，举出三例，以呈管见。

（一）地理大发现为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新课本对世界历史的叙述也由此开始。中国的四大发明，成为欧洲历史跨入近代的推动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东西方的联系。17世纪，欧洲历史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中国正值明清之际，社会动荡、经济繁荣，带来思想领域的活跃，恰是在这100年里，中外交流却在历史教学中受到冷漠。事实上随着海上交通大开，西方传教士纷纷东来，他们在中国传播欧洲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地理知识，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比之玄奘求经西竺，盖不多让”（注：《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国的学术也通过西方传教士的介绍，给欧洲正在兴起的启蒙思想以影响。伏尔泰在他的《风俗论》中写到：“欧洲的王室与商人，仅知在东方寻找财富，而哲学家则于此发现一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他大声疾呼，欧洲人对于中国“应该赞美，惭愧，尤其是应该模仿”（注：《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当时，欧洲历史已开始影响世界，教学对此应该有所反映。

（二）新课本新增了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在世界扩展的内容，回观中国的洋务运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谋求工业化的起步并不算迟缓（注：《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按当时世界工业状况而论，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工业已达到较高水平。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的设备与英国的同类工厂相当（注：《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汉阳铁厂是“远东第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注：《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轮船招商局在与洋行轮船公司的竞争中发展起来，与“怡和、太古两大英商轮船公司鼎足而立”（注：《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但是，中国的近代工业一波三折，步履艰难，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德国、意大利、俄国都背负着阻碍国家发展的历史包袱，却在工业革命中强盛起来。特别是后起的日本，追求工业化，成绩裴然，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比较之中，就会给教学拓宽思路，提出辟理入深的问题。

（三）“民主”与“科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以往的教学集中阐明的是二者的针对性，极少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信念中提出问题来。而这一信念扎根于对世界近代历史进程的认识。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对其信念作了说明：“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第4篇：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范文

【关键词】高中历史 比较教学 重要性 应用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7.13.145

比较教学法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中，是指对于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所涉及的不同时间与空间下复杂的思想、政治与文化以及历史过程的对比与分析，通过比较它们的异同，让学生掌握历史的发展过程与历史的进步规律。本文就比较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简单的阐述与说明。

一、比较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必要性

历史学科的特点要求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必然要采用比较教学法。高中历史的学习内容较为繁重，内容较为冗杂，各个朝代的更替，每个朝代思想、政治与文化的交融，背诵记忆的内容较多，学生掌握起来的难度较大，且各个知识点之间容易混淆。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用恰当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习，带领学生走出学习高中历史的“误区”。比较教学法使教师巧妙地解决了学生在接受知识融合时混淆的问题，是学生走出“误区”的捷径，同时也是学生提高历史学习效率的关键。并且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运用比较教学法可以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

高中历史的学习不应当再只是机械地记忆学习内容。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就要注意引导学生，利用平时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传授的方法进行学习，提高历史文化意识，增强历史文化内涵。比较教学法的应用也有助于学生养成正确的历史观，历史课本中的历史现象相互独立，对于教师来说，很难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引领学生对这些独立的历史现象进行串联，在头脑中进行相应的联系。但是比较教学法的应用，使教师对课堂丰富知识的串联成为可能，同时也能够让学生通过对知识综合的理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另外，新课程改革后，高中历史教材的结构体系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历史教材由原来的通史体系转化成为了专题体系，历史教材的这种结构体系更有利于学生进行归纳总结并学习，也更加突显了比较教学法在历史教学中的优越性。比较教学法为新课改以来学生学习历史学科开启了新的路径，已经成为学生学习历史的必不可少的方法之一，成为带动高中学生的中流砥柱，同时也成为教师课堂教学的必备方法之一，近几年来，教师对于比较教学法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研究探讨并对其在课堂教学中进行积极地应用。

二、比较教学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一）专题之间进行比较

新课改以来，高中历史的教学模式有了很大的变化，课本也有了相应的调整，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要求也有所提高。因此，教师应当调整教学方法，汲取新的教学方式，提高历史课堂的教学效率。归纳总结是学习历史课程的重要方法，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树立历史观，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教师应当在学习完课文内容后，引导学生建立专题学习的意识，通过专题比较让学生更加清晰地把握历史知识，掌握历史人物的历程，进而让学生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有心灵上的感悟，从而达到历史学习的最终教育目标。

比如在带领学生学习必修一课本内容的^程中，必修一的课文大部分主要讲解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与外国的政治制度。学生在学习与记忆这些政治制度时容易混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与学生一起总结这些政治制度，比如我国古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社会的中央行政制度，地方行政制度以及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等。然后让学生对比这些历史学习的专题，自己查阅课本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列的专题进行填充与细化，进而掌握专题的内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过专题之间的比较可以让学生更加系统地接受知识，更加高效地记忆内容，更加灵活地运用历史史实，实现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双赢。

（二）不同地域或民族的相似历史事件之间的比较

学生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记忆内容较多，尤其遇到一些相似的历史事件时，学生很容易混淆记忆，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体系的混乱，从而给历史学习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在对待一些不同地域或民族的相似历史事件时，教师应当帮助学生梳理知识网络，建构清晰的知识体系，此时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辅助学生最佳的教学方法就是比较教学法。比如在带领学生学习同样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向西方学习从而进行变革的日本的“”与中国的“洋务运动”时，学生对于“”与“洋务运动”的社会背景、领导力量与国际环境容易混淆，教师应当在课堂教学中对日本与中国的主要项目列视并进行比较，为学生比较这些相似事件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然后在课堂教学中与学生一起归纳总结，让学生能够通过教师对这些相似的历史事件的比较悟出道理，有所明智。

（三）纵向比较法

所谓的纵向比较法是对同一民族、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比较。通过纵向比较法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全面地掌握某一国家与某一民族的历史知识，让学生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纵向比较，对历史事件有更深的感悟。比如在带领学生学习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时，学生对于这种不同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的记忆比较困难，容易造成时期的混乱。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当对地方行政制度做一个简要的比较与归纳总结，让学生充分理清分封制、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制以及行省制的起源、实施背景以及它们对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同时要监督学生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掌握这些比较的知识点，并从中有所收获。纵向比较法是教师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经常采用的比较教学法之一，由于大部分的历史课文内容的学习都是按国家地点划分，因此，纵向比较法也是历史学习中应用次数最多的方法之一。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充分运用纵向比较教学法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理清思路，高效记忆，提高历史学科学习的效率。

第5篇：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范文

一、引言

时间和空间就像是历史的两只眼睛，由于历史学的本质上就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在整个历史学当中，时间几乎是弥漫性地存在着。我国著名学者梁启超曾经说过：“自然科学的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但历史学与此正好相反，历史学始终是以时间空间为主要的事件”。因此可以这样说：“历史的基本属性就是以时间线索为基本单位的”。也许我们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不同的理解，也许我们对某一历史事件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本文由收集整理虽然这些观点和看法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们当中都必定会包含时间线索这个因素。但是与其他自然学科里面的时间的概念不同，但历史学当中，时间并不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的计量单位。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所说：“历史事件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现象，历史的车轮会一直向前滚动并且不可逆转，在时间历史的长河当中，潜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要想让这些历史事件变得清晰可见，就必须以时间为线索，在时间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在对历史的研究当中，时间因素是时时刻刻都影响着历史学家思维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这样说：“历史学家从来都不能摆脱历史当中时间因素这个问题，就像泥土始终粘连着园丁的铁铲一样，时间因素也始终粘连着历史学家们的思想，”。从我过古代开始，我们祖先就有着良好的历史编写传统，虽然这些史书的形式各种各样，但无论是编年体史书，纪传体史书还是纪事本末体史书，无不是以时间线索为基本单位来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形象的。

以时间为线索对历史学习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历史教学当中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在欧美地区，有一项专门的时间思维相关能力的培养，他们将这项能力视为“历史推理的核心”，认为如果不能一时间为线索来看待历史，学生肯定会把历史当中那些各个事件看成一大堆的杂乱无章的东西，如果没有时间这个参照物，学生就不可能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解释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人的思想所赖以存在的环境是有个时间范畴的，时间与历史研究始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实在，而且是当今社会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矛盾和时间的体现。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历史时间是具有不同运动节奏的各种历史过程”。从本质上说，历史学就成了时间的科学，因为“它与存在于一个社会中的各种时间概念密切相关，并且它也是该社会的历史学家们进行思维的一个基本元素”，这样以时间为线索来研究来学习历史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二、历史研究对象的时间性

历史学就是时间的科学，这可以说是极为精辟地表达了历史学和时间的关系。但为什么这样说，这样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们无法考证。仅仅凭历史学家在研究工作中离不开时间这一事实，还不足以断言历史学就是时间的科学。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时间在历史学中已经充分渗透，不论在历史学者身上，还是在历史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手段上，也不管历史研究者是否意识到，时间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时候，历史学才真正称得上是时间的科学。由于社会中任何历史事件的存在都是历史性的存在，这就为历史研究和学习规定了时间界限。一方面，研究历史学就是研究人类文明的演变和起源，仅此而言，历史必然有一个时间上的开端那样一个意思，另一方面，直从有人类文明以来，世界上有无数的文明的起起落落，一直的原始社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650个。曾经的文明社会到现在存在的已没有几个，大多数的文明或社会都已经消失，成为永远的历史，但是，凡是以历史时间存在过的，在时间上都有一个节点。因此，无论是某个人类文明还是某个更加具体的历史事件，它们在时间这个坐标轴上都必定有一个开端和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意味着时间。

由上可见，对历史的学习一开始就必须与时间打交道，更加确切的说是时间把历史给牢牢框住，这与社会学的学习是不同的，在社会学当中，它可以不用考虑时间的因素去社会极其社会问题，因此可以这样说，社会学当中的“时间”是想象出来的，是“重构”出来的，是虚拟的，但对历史的学习则不然，一切都得以时间为开始，一切都得以时间为结束，永远都得以时间为线索，永远摆脱不了时间的束缚。

三、时间承载的历史意义

从表面上看来，每个梳子仅仅上表现出来一个客观存在的年代，他原本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学习历史时，这些年代就被一一赋予了特定的意义。例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特殊意义。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这一年被认为是对世界近代史发展都有着深远意义的年代。发生在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被认为是对中国近代史有这重要影响的一年，因为他标志着近代中国自此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1917 年因为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而被定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如此等等。这种被赋予了重要意义的年代，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几乎到处存在。

单个的年代因为与某个历史事件相关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在连续不断的线性时间上把一系列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那么，历史时间可以获得非凡的意义。例如，在学习中国的近代史时，我们一般把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一段大约80年的时间作为中国的近代史，在这一段历史里，既有外来侵略和洋务运动，又有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还有政治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等内容。把这一大串联系起来就构成了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流血流泪，探索中华民族未来发展之路的历史。在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迎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应运而生，自此中国共产党正式走向中国历史的舞台，从而进一步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可以发展中国的这一历史论断。这样，“近代”作为一个时代，其独特的意义通过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就凸显出来了。

历史时间承载着意义这一事实说明，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给历史时间确实能够性质，历史上的年代标记、时代和时期的划分，是历史学家有意识的活动所引起的结果。

四、历史学当中的时间观

人类学家根据人类对时间的态度，把时间分为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两种。大多数古代文明的时间观被认为是循环时间，这是一种古老或原始的时间取向，对时间的感觉仅仅延伸到不久的将来和刚刚消逝的过去，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无法呈现一种从遥远的过去一直通向未来的时间观。（下转第413页）

（上接第411页）根据循环时间观，事件都是以一种可以重现的节奏出现。这种时间观说明人类在很大程度仍未摆脱自然，人类的意识仍然屈从于大自然的季节变化和相应的生产周期，结果就产生了时间永恒轮回的观念。所以，循环的时间观念就被认为是符合自然的时间观。

在历史学当中，线性时间和绝对时间被看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观，线性的时间观产生于古罗马具有犹太教传统的基督教中，强调历史从基督降生开始，是基督成肉身和献身、救赎的过程。绝对时间是由伟大自然科学家牛顿提出的，他认为存在着一种绝对的、真实的和数学的绝对时间，绝对时间均匀地流逝着而同任何的外部事物无关。由于牛顿的绝对时间观很容易和自然科学当中发现的物质规律结合在一起，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标注历史上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准确时间，由于牛顿对近代科学的巨大影响，他的绝对时间观是科学的基础，让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有着深入的理解。但是启蒙运动关于人类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进步的过程的观念，要求用线性时间来表达这一历史进程。由于线性时间不但有向未来无限伸展的特点，而且而不毫无障碍地满足叙述历史的需要，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线性的时间观是现实的基础。

五、以时间为线索的思维能力的培养

时间标致着各个历史事件在历史进程中的具体位置，它的作用就像标尺一样。但是从某一个单独的具体的年月日来讲，时间是个及其枯燥的概念，它是静止的，除此之外时间又是生动的，正式由于时间的流动，历史当中事件的基本脉络、因果关系、变化和延续、联系与发展才得以展现。以时间为线索学习历史的意义就在于用什么方法能够让孤立的、枯燥的和静止的年代同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首先，就单个历史事件的学习而言，我们要充分掌握它的时间结构，了解它的前因后果，弄清楚它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搞明白该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每个历史事件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要掌握一个历史事件，就要了解其背景，知道它发展的各个阶段，理解其结果与影响。其次，就是要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先后关系，注意每个历史事件在历史进程当中的位置。这时因为各个历史事件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以清朝末期的洋务运动为例，若简单地将洋务运动隔离开来，只着眼于洋务运动自身的发展过程，这根本不能够理解洋务运动的本身。洋务运动与前面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及后面的戊戌变法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以时间为线索，把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把洋务运动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去理解，注意它与前后历史事件的联系，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发生发展及成败得失。最后就是要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联系。史学家严耕望在总结治史经验时就曾谈及这一点，强调历史研究应该注意不同时期的前后相承及发展变化。因为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向前滚动的，前后肯定是相互关联的。具体来说就是要以时间为线索，注意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延续。例如，儒家思想作为是我过传统问话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经历了上前年的演变，虽然它有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但在不同的时期，儒家思想又有着不同的内涵。从孔子的儒家思想到孟子的儒家思想，再到荀子的儒家思想，再到后来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虽然不断继承着前人的成果，它还不断发生着变化。学习儒家思想，就要了解这些变化与延续，注意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联系。

第6篇：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范文

出席本次会议并发表精彩学术讲演的有海登・怀特(美国)、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美国)、弗朗克・安科斯密特(荷兰)、约恩・吕森(德国)、佐藤正幸(日本)、王晴佳(美国)、张芝联、陈启能、瞿林东、朱维铮、仓修良、张广智、杜维运等海内外著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会议期间，与会60余位专家就国际史学界共同关心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和沟通，内容涉及全球史学、集体记忆、史学理论、西方史学史、比较史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史学现代转型、现代史家研究等方面，体现了当前国际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水准。

一

在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全球史”成为国际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主题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海登・怀特教授在《全球史讨论的课题》中指出，“全世界经济、交通和文化网络融为一体，带来了实践性和理论性的双重难题”，“全球性事件是一种全新的事件，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论文还检讨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这些术语的含义及它们对当代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伊格尔斯教授和罗文大学王晴佳教授的《历史和史学全球化：特征与挑战，从1990年代至今》，则从西方史学发展的脉络来考察全球史，认为1990年代后西方史学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文化史的传播、妇女史和性别史的日益兴盛以及全球史的兴起，这些现象对以往著史传统――民族主义史学造成了严峻挑战。但民族主义史学仍然在史学编撰的思维模式和编史实践中占据优势地位。作者揭示了全球史与传统的世界历史编撰的联结点，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撰写形式也各不相同。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如传统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差异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意义，荷兰格鲁尼根大学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教授强调：“从世界主义者的眼光来看，我们需要一种历史学，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民族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差别。”意大利皮埃蒙特东方大学艾都拉多・托塔奥罗教授则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界批评将“世界史”看成广义的历史，反对世界历史可以在平等的原则下包容文化、宗教和制度多样性的主张。全球史是一种全新的事物，它已经难以在原来的史学理论框架里寻找到学理支持，诚如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丹尼尔・沃尔夫教授所指出的，“进行全球历史的编纂，已经超越了当前理论。”与其他学者从抽象哲学的角度思考全球史或世界史不同，日本山梨大学佐藤正幸教授的《历史学视野中的世界形象》一文，以各个地区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作为考察对象，指出地图本身就是制作者的世界观的形象体现，并且受到政治、历史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强调说：“如果历史科学要在21世纪获得繁荣，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途径，去承认和接受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创造历史的多数人的多样化、相互竞争的世界观的合法性。”通过本次大会对全球史深入而富有建设性的探讨，我们期待着中外历史学家面对“全球性社会”(global society)的现实条件，积极思考，勇于探索，催生出一种全新的史学理论。

与全球史或世界史相对应的是区域史或国别史。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艾伦・梅吉尔教授的《区域史和历史学的未来》一文，严格区分了区域史与国族史、地方史的界限。他认为“区域史”有两种类型：“区域史Ⅰ”被放在地方史和国族历史之间，重点研究特定国家领土内的地域。“区域史Ⅱ”被置于国族历史和全球史之间，着重关注研究那些政治国家之间的区域。国族历史的典型形式是以国民为叙述中心；区域史一般以地理区域为单位进行撰述。地方史着重研究某一特定乡村、城镇、都市的特性。而区域史侧重地理学层面的划分，且大都经常研究中心与边缘、城市与内陆乡村之间的区域。日本东京大学冈本充弘教授反思二战后日本编史坚持主张历史研究的科学，同时又尝试建立历史对日本社会转型有用的史观，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必须改变日本历史研究中普遍流行的思维方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在维护文化遗产理念的推动下，关于记忆或集体记忆的研究颇有声势。此次会议有多篇论文涉足这一领域。伊格尔斯夫人魏玛女士的《一个民族对她过去创伤的再思考：捷克的集体记忆，1945―2001》一文，以捷克为例，讨论了欧洲各民族以何种方式思考他们的过去，特别是他们如何思考20世纪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晚期的那一段历史。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费尔南多・桑切斯一马科斯教授的论文《认同、记忆和巴塞罗那、利马和马尼拉的街名》，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比较研究三座城市现今地点和街道名称中的不同记忆，揭示出街名背后所蕴涵的沙文主义取向。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克里斯・劳伦斯教授也是从集体记忆的角度，思考“科学”史学所遇到的种种挑战。德国艾森大学吕森教授认为在发生大屠杀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一种世界性的人文主义，在实践上是有难度的，并且难以发挥作用。

本次大会部分学者对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问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不少论文涉及活跃于当今西方史坛的名家，如安克斯密特、海登・怀特等人。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当事人都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大大便利了中外学者面对面的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张耕华教授以安克斯密特的“文本权威消失”一说为引子，提出文本在史学研究中的“硬性”虽然不容否认，但随着史学研究活动的逐步推进、层层深化，文本的“硬性”越来越“弱化”，而史家解释的“弹性”却越来越明显。厦门大学周建漳教授在《试论历史存在的故事性》中认为，基于叙述理解与实践活动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根本理由，关于历史潜在地具有故事性结构的主张可以获得正当的理论辩护。复旦大学陈新教授指出，黑格尔、文德尔班和罗素的哲学史研究不仅阐释了他们理解的“哲学”，也引导着近代西方“历史”观念的演变。他反思当前哲学史研究存在的某些缺陷，认为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理论的当代进展对于当代的哲学史研究所忽视的这种尴尬境地应当可以提供相应的提示。南京大学沈汉教授则提倡将自然科学中的地学、植物学和人文科学中的语言学已有的形态学方法应用于历史学，并对这种史学方法作了阐述。希腊雅典大学安东尼・里雅阁教授就历史学作为公众文化提出了若干疑问，并深刻检讨了在认知形象和历史学的文化角色之间，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应当学习些什么；作为历史教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荷兰格鲁尼根大学安通・德・贝兹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滥用历史的历史学――来自西方的教训”。“滥用历史”指陈的是存有 “中国史学的洪流，滔滔若江河彭湃，其激起的浪花万丈，眩人耳目”，可谓独步世界史坛。传统史学遗产是一份宝贵的财富，因此，“传统史学重估”成为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的《20世纪中国学者关于“二十四史”综论的述评》一文，全面点评20世纪百年来中国学人关于“二十四史”的研究成果。他认为要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小能不了解“二十四史”；而要了解“二十四史”，则又不能不了解20世纪中国学人是如何看待、如何研究“二十四史”的。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重新理解传统史学的特质。认为中同传统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史学”或“朝廷史学”。他指出凸明“国家史学”的意义在于看清传统中国史学的特点，以及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华东师范大学路新生教授从学术本体的视角，对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一对关键性的范畴“尊德性”和“道问学”进行了慎密的思考，认为：“尊德性”就是“道问学”，“道问学”就是“尊德性”。前者是说当“尊德性”脱离了“实用性”、“践履性”的指陈而进入“学”的高度以后，尊德性所涉及的对于“道”、“器”、“心”、“性”等“哲学性”问题的探讨，其本身自然是一种“学问”。后者一方面是指学者秉其“良知”而治学，另一方面则是取尊德性之“价值评判”之特质而言。即是说，学者出于一己之本性，老老实实去“学”，这样的为学就是正人君子之学，就应当给予伦理道德层面的正面评价。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教授的《乾嘉史学的现代价值及其世界意义》一文，从“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护惜古人”与“嘉惠后学”的治史宗旨、“持风气”而不“徇风气”的治史品格三方面，深入发掘乾嘉史学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继承和发扬乾嘉史学的治史理念和精神品格，有利于形成务实求真的史学研究风气，有助于自觉抵制当前学术界治史急功近利等浮躁之风，有益于回应后现代史学思潮怀疑历史客观性的挑战。上海财经大学盛邦和教授认为“儒家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与西欧与俄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诞生时间最早、经历时间最长，对古今中国的影响恒久深远。儒家社会主义理论包括其高端纲领――大同社会论，及其低端纲领――小康社会论。这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现代诠释。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学的刺激之下，中国史学走向了艰难的现代化之路。梁启超在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探讨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有助于理解转型时期中国史学的特点。华东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的《西方史学：中介、摄取与传播――以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为例》一文，采取实证研究方法，经过具体的对勘比照各种文本，探研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西洋上古史》及其他日本史家与史著的关联，通过众多的例证与比喻的分析，明晰地揭示梁氏思想形成的知识背景，阐明其新史学的来源具有多元采撷的特征，从而将梁启超新史学理论渊源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是中国史学转型时期的产物，通过考察历史教科书，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思想某些普遍性的特性。北京师范大学张越教授认为撰述中国通史与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二者在撰述目的和要求上不完全相同，在材料、内容、框架以及思想倾向上便有差异。清末历史教科书通常被认为是使用了章节体，其实仍以使用纪事本末体为主，编纂形式新意无多。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博士的《新旧之争：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从民族主义与历史书写主旨的交错，“国家”、“人群”与历史书写对象的转移，进化论与历史书写方式的更新三方面，对晚清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作了初步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胡逢祥教授的《“科学方法”与中国现代史学》一文认为，西方“科学方法”的输入，是推动我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一大动力，其内涵非止一般的技术手段，而实涉及整个治学理念和路向问题。作者指出，胡适等人倡导的“科学方法”的影响不独在“拉近”传统学术与两方现代科学的心理差距，扩大现代科学方法的感召力，吸引学术界更多人士自觉接受现代逻辑方法与科学理性精神的洗礼等方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助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提示了现代人文学术研究借鉴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注重向外延拓展的新思路，由此直接开启了从北大国学门、中山大学语史所，到中研院史语所倡导并努力从事田野考察和现代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史学发展新境界。至于这一现代史学建构路线的理论弱点则在于：(1)混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限，特别是把“近代史学”的工作范围牢牢地框定在史料学的领域，以致限制了历史视野及其研究事业的合理拓展；(2)模糊了传统考据学(朴学)方法与现代科学方法的区别，从而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术界对传统方法的自觉改造和更新意识。

第7篇：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范文

关键词 大学生 历史责任 存在问题

大学阶段是一个初涉社会、逐步积累经验和技能最终迈向社会的阶段。大学生一方面用前人所积累的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来享有社会化现有成果，另一方面又具有明显的适应当代社会、参与当前历史进程的阶段性特点。大学生在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伦理观念的同时，也在社会化过程中面对富有时代特色的历史责任时出现了一些困惑和问题。其中包括历史责任疲软论、历史责任无用论和历史责任过度论等问题。

一、当前大学生历史责任存在的问题

（一）历史责任疲软论

将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以及国家发展结合起来，将个人理想与融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中实现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前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历史责任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年大学生历史责任意识如何不仅关乎个体发展，更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当我们一再强调当前大学生所担负的历史责任时，历史责任疲软论随之而生。有些大学生认为，自抗战胜利到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中国早已结束了屡遭列强欺凌、饱受战乱之苦的艰苦时期。当历史责任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有些大学生根本提不起精神，认为要举炸药包上战场的话太遥远，若要在和平时代富有革命精神又无目标可言。此时即使提出历史责任，他们也会服从组织的指示却觉得无战场可言。勉强的服从代替了主动的奋斗，可有可无的历史责任观似乎太过遥远，无法将自己与涉及国家复兴的历史责任联系起来，于是历史责任也在大学生口中传唱但却无法真正地提起精神，出现被动服从的历史责任疲软状态。

（二）历史责任无用论说

当前有些大学生出现了民族精神缺乏的状况，他们曾经非常积极地认为自己是富有爱国主义、自强不息、集体主义的热血青年，他们期待能将自己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他们希望为社会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但是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能力和社会需求存在理想需求差距时，或者在社会生活中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们会不断地质问自己为什么要付出却换来不对等的代价。当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与大学生当前生活中的现实实际出现差距的时候，民族精神对未来的作用反而成为大学生怀疑的对象。他们甚至会直观地认为历史责任无用，倘若连自己的生活都改善不了，付出那么多为他人服务又有什么意义。从心酸到质疑再到对历史责任的默然都是在生活与理想的差距下演变而来的。当不公平的小事在身边延开时，历史责任无用论便随之产生。

（三）历史责任过度论

和前两者存在的问题不同，历史责任过度论是某些大学生历史责任理想纯粹话的表象。历史责任过度论的表现不是萎靡不振而是过度情绪激昂。当前某些大学生意气风发、过度活跃，他们是弃个人理想、个人发展、个人利益不顾，脑中只想着要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与功利思想完全相反，这些大学生好似被洗脑并且自我超脱，不顾个人发展阶段的真实状况，只要一提到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他们就兴奋不已，大赞社会主义制度好，盲目地强调历史责任并从中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喊口号、标语、盲目号召别人加入社团。此时这种历史责任观便成了过度激化的历史责任观。

二、大学生历史责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个人没有具体承担的历史责任角色

积极、健康、向上是当代大学生主流思想政治状态。他们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高度认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大学生的思想具有明显的二维性，但是大学生的社会角色扮演不足，现实生活与三观教育脱节，出现了个人激情与参与度成反比，出现历史责任疲软状态。有些大学生一方面思想意识非常活跃，却又性情急躁片面，既不能用全面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又不能用发展的思维和健全而理智的法制观念看待这个社会，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客观现实的落差，前途的未定和头上光环的暗淡，渺小的个人贡献与伟大理想存在绝对的差距，当许多学生以自己较为局限的思辨能力去体察社会、憧憬人生，特别是面对一些社会问题，尤其是与其切身相关的一些问题，如读书无用论、专业市场需求、毕业生就职录用倾向等社会问题迎面而来时，许多大学生感到茫然、失落，在迷茫中无法找到答案，不思进取、学习惰性、叛逆心理都使大学生历史责任缺少了应有的激情与活力。

（二）市场经济价值观使历史责任角色发生异化

在当今的大学校园里，受改革开放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大学生的务实意识占了主流，但在求真务实的正面意义外还有出现了追求享受和高待遇却不能脚踏实地、艰苦创业的尴尬局面。大学时期正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其思想意识的形成及其多样性、复杂性受到外界多方面影响，而这些影响也都必然在其思想上有所反映。在大学生身上表现出历史责任价值评判的践行状态和同步差距加大状态。在市场经济观念影响下，强调个性、自由和权力，更关注自我价值和价值观念异化思想与行为功利主义明显在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中再度强化，自我价值和理想的实现作为个人奋斗的目标。把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不顾他人甚至不惜侵害他人利益的价值取向，使他们对国家、集体、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下降，而受市场经济实用主义影响的行为功利主义却明显增强，急功近利，淡漠了追求崇高、远大的理想甚至认为历史责任无用的现象日益增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大学生的历史责任价值观念在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宏观背景中发生了异化，市场经济的“公平、平等、竞争、互利”的价值原则影响到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最终渗透到其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当中去。大学生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群体，功利思想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直接、更迫切。因此，当自己的想法和复杂现实矛盾时，要么容易头脑发热，不能正确理解矛盾产生的潜在原因，甚至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而不惜危害社会，要么容易泄劲气馁、一蹶不振，在没有担当的历史责任无用论中沉沦下去，出现大学生个体利益错误性发展与历史责任期待脱节。

（三）历史责任的中国梦异化成为白日梦尚未醒来

在国家十几年的教导中，所有的学生都受到了在家要学会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关爱伴侣与子女，要追求幸福，要懂得尊重他人、体谅他人、理解他人、帮助他人；对社会负责的人乐于服务社会、报效祖国、关心民族前途和命运等等人文素质教育。大学生明确自身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富有责任意识，确立正确的价值目标，进而内化成自觉行为，并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将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作为自我发展的理想。在众多学生中，表现突出的学生都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有着自己富强的“理想国”的设想，愿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当他们在简单地高喊口号并围着老师诉说自己的爱国热情并自我超脱时，他们的历史责任理想便出现了不顾个人现实发展阶段兴奋乐观的状态，其中不乏大赞社会主义制度好，盲目地强调历史责任并从中塑造自己的英雄形象的白日梦状态，当白日梦在现实冲击下幻灭时，历史责任悲哀感和愤青式历史责任感又将随之而来。

综上所述，由“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三个方面构成核心要素和主要内容的“中国梦”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层次分明、主题明确。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的理论成果，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只有在深入理解、科学解读“中国梦”思想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有效地投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去。青年大学生历史责任意识如何不仅关乎个体发展，更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中国梦”战略思想，以其宏阔和深远衔接起了理论与实践、理想与行动，对青年大学生群体具有显著的引导、凝聚和激励作用，更为我们今天的大学生历史责任教育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和生动的内容。对于出生并成长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下的90后大学生而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担负的责任和义务首先就是要树立起实现“中国梦”的主体自觉。“中国梦”战略思想的提出为当代大学生的成长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对新形势下加强大学生历史责任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大学生在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伦理观念的同时，也在社会化过程中面对富有时代特色的历史责任中出现了一些困惑和问题，其中包括历史责任疲软论、历史责任无用论和历史责任过度论等问题。我国大学生历史责任教育的途径较为丰富，但很多比较流于形式，主要阵地还是在学校、在课堂。针对当前“中国梦”对大学生历史责任提出的要求以及大学生历史责任出现的具体问题和原因，必须加快改进大学生历史责任教育的途径，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改善社会不良风气对大学生历史责任的消极影响，这是提高大学生历史责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保证。

（作者单位为安阳工学院思想政治与理论教学部）

[作者简介：董振楠（1980―），女，安阳工学院思想政治与理论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外国哲学。课题项目：本文系参与刘万军主持的目2015年度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梦视阈下大学生历史责任担当问题研究专题课题研究项目中第三部分，作者为第五完成人，编号：2015-BKS022。]

参考文献

[1]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11-30.

第8篇：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范文

1.音乐学学术研究意义上的“接通”义项释读

在音乐学学术研究中引入“接通”理念，意味着要寻求一些新的研究规律和思维角度。因此，对于“接通”一词的理解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据笔者所见，“接通”一词大概是现代人的一种创造。因此，翻开《辞海》、《汉语大词典》均无此词条。从古人的观念来看，《汉语大词典》对于“接”这个字开列了14个义项；“通”这个字开列出31个义项。这些诸多义项中渗透有某种方法论思维指向的义项，当是我们理解今人构词“接通”符合古意的索引。兹将《汉语大词典》所列相关义项开列于下。

“接”字释义：

①会合、交往之义。《国语·吴语》载：“两君偃兵接好，日中为期。”韦昭注：“接，合也。”《礼记·表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直接如醴。”孔颖达疏：“君子相接不用虚言，如两水相交，寻合而已。”

②连续、继续之义。《仪礼·聘礼》载：“君揖使者，进之。上介立于其左，接闻命。”郑玄注：“接，犹续也。”《汉书·司马迁传》：“为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

③达到、遍及之义。《墨子·修身》：“畅之四肢，接之肌膺……”孙诒让间诂：“《小尔雅·广诂》云：‘接’，达也。”

从文献来源上看，“接”之所用去古久远。

“通”字释义：

①到达、通到之义。《国语·晋语二》：“道远难通，望大难走。”韦昭注：“通，至也。”

②共用、互通之义。《礼记·内则》：“外内不共进，不共渭浴，不通寝席，不同乞假。”

③开辟、疏通之义。《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④施行、实行之义。《易·系辞上》：“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可见“通”之使用历史同样古老。古人在分别使用“接”与“通”这两个字时，包含有“会合”、“交往”、“连续’’、“继续”、“达到”、“遍及”、“到达”、“共用”、“互通”、“开辟”、“疏通”、“施行”、“实行”等相当丰富的含义。整合这些具有方法论思维指向的义项，应当说“接通”一词应该有“开辟”、“梳理”、“会通”、“连接”的当念。这些理念与古人的理解应该是相通的。因此，项阳君将“接通”的理念切入中国音乐文化史领域中“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契合古义，彰显新说，充满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2.“接通”的思维指向首先应“接通”的是历史事项得以存在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

从强调音乐学“学科接通”的意义上看，笔者认为“接通”使得研究者增加了关注历史文化生态的意识，这就为研究者在更为深入、更为广泛的领域思考研究对象提供了帮助，同时也会由此衍生出更多新的研究课题。

项阳君归纳出的九个“接通”理念为：“当下与历史接通”、“传统与现代接通”“文献与活态接通”、“宫廷与地方接通”、“官方与民间接通”、“中原与边地接通”“中国与周边接通”、“宗教与世俗接通”、“个案与整体接通”。可以说这些“接通”的产生都依赖于对不同历史时空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描述。在中国古代律学史的研究中，笔者通过接通中国古代文化生态环境，对中国古代律学理论中具有起始意义的重要理论命题“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尚书·舜典》）有了较为深刻地体悟。“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清楚地反映出古代哲人“天人合一”的思维内涵。《易传》有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里所涉及到的人格精神、日月轮转、四季变化、精神慰籍，应当看作是对这一古老命题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的描述。具体来说，所谓“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实则是要在修订历法，以利民生的国家意义层面，寻求一种标准化的计量制度，在这种制度建立的过程中，作为确定乐音音高的律，发挥了具有经验科学意义的重要价值。所以要获得对这一理论命题的全面感悟和认知，就不能孤立地从音乐发展的层面来看待，需要接通当时的文化生态环境。从古代历法、古代度量衡、古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实际等方面去观察和思考。从建立国家制度的层面来看待“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就会发现这一命题构建的是一个以“礼乐”文化为基础的文化系统，其中确定黄钟律管音高的长度、体积、容受、重量等项因素成为其中的主要内容。这些标准计量单位的确立，彰显着“律”的另一个含义。它“不单单是一种关于知识本身的组织问题，而且也关乎人间社会的秩序问题，更涉及到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乎‘万事根本’（《史记·律书》）的终极依据。”正如清人王明德对于历律、音律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描述：“飞灰测气，则阴阳正，物候齐，民生遂，累黍得度。度成量，量成衡，则民情平、经画正；强锄弱翼，则曲直伸、是非明；民志畏，礼义赖以隆，教化赖以洽，道德仁义赖以大著于天下。谓非开物成务，法天乘气所必由欤！”可见先人是深悟古人文化传统的。因此，作为音乐实践基础理论的古代律学其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可谓富含广阔，内容丰厚。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

3.关于“走向历史的田野”的又一种体验

项阳君曾经指出：“历史学家为了把握‘活态的历史’，将活材料与死文献接通相互印证，以人类学方法论为指导走进‘田野’实践、感悟，这是历史的田野，在田野中感知历史。”

笔者非常赞同项阳君提出的这个非常富有诗意的理论命题——“走向历史的田野”。它鲜明地体现着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向民族音乐学以及音乐史学研究领域渗透的时代学术风采，又饱含着从业者孜孜砣砣、坚韧卓绝的敬业精神，具有十分强烈的感召力。但是，如果我们把当代民族音乐学家田野工作的内涵予以历史时空的外延扩展，似乎还可以有另一种体验，那就是它也可以理解为对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的探求。这里的“田野”，当是历史时空下的相关历史事项的文化生态环境。

笔者所撰《京房六十律“律值日”理论律学思维阐微》一文，对于京房六十律“律值日”的理论阐释得益于对《周易》卦气理论的理解。《周易》作为哲学蕴含深刻的术数之作，在两汉间初步展现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中，京房幽游其间，将“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传统衍接为以“律值日”为主要内容的“六十律”文化样态。如果不对《周易》、以及相关术数得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作类似考古工作的“田野考察”，则不能对“京房六十律”所具有的理论律学内涵和应用律学内涵做出相应的判断，也不能将上古律学发展的文化蕴涵“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与汉代的“钟律”律学文化发展接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体验了“走向历史的田野”的学术魅力。

4.“接通”思维指向的核心是要在“同类异质”或“质近”的文化样态中寻求一种沟通。而这种沟通在于揭示历史现象中的某些隐性规律

本次论坛着意研讨“学术跨界与学科接通的范畴与方法”。笔者以为无论从学术或学科的哪一个视角来看，跨界与接通都具有“在‘同类异质’或‘质近’的文化样态中寻求沟通”的意蕴。

笔者从钟律的理论定位出发，透析了京房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律学成果，在重点研究京房、朱载堉、江永等人的律学成果中感悟到，由“接通”的思维指向，使得律学史上的一些隐性规律得以明确。古代律学史上作为“理论律学”思维的源头是国家制度层面的“同律度量衡”学说。而其思维之源则是上古历法理论。由于精密确定历法时日会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重要影响，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基础，由是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其在上古则有前述的“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理论命题。到了京房时代在此命题基础上衍生为“律值日”的理论，到了朱载堉时代，则进一步发展为“律历融通”的命题。江永在并未知晓朱载堉“新法密率”的情况下创设的“新律”亦称律与“历所以相通……自有默相契合之理”，并由此推衍出他的“今律”理论。于是笔者在“接通”思维指向的引导下获得了对“律历相通”——这一隐性律学思维脉络历史流变过程的认识。

此外在应用律学的层面上还可见，“均差律学思维”的产生、发展具体展现出其与“律历相通”文化观念的一脉相承。就朱载埔的“新法密率”和江永的“今律”来看，都具有“均差”的思维内涵。它们虽然时代不同，内容不同，但潜在的对于“律”应该做出均等划分的思考，均归咎于对于历法层面时日等分原则的认知。朱载埔从均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历法计算中获得了以“开方”求解“密率”的“新法密率”计算方法；江永则在历法等差递减的规律中摸索出具有谐音特点的“今律”等差递减经验；这里根源于古代历法的“均差律学思维”，当视为一种隐性思维原则的发现。

在如上的学术思考中，还可见理论律学与应用律学互证，使得“律历相通”的隐性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逻辑性。

5.“接通”与“继承”的辨析

“继承”一词，经常使用。从现代辞书上看“接通”与“继承”都有“继承”、“承受”的含义。但如果追寻历史，则知“接通”是现代人的创造；“继承”却有着去古未远的来源。《汉语大词典》所载宋代韩玉有《念奴娇》词提及“继承才业，算是真名族”之句，或可视为该词的最初使用，应当说“继承”一词的使用还是有历史传统的。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看，“继承”更多描述的是历史纵轴上的显性因素，如上述宋人韩玉所言的“才业”。而“接通”的含义却更明显的表现为将某些断裂的历史事项予以连接、贯通的所指，其所应对的也可能是一些历史事项中的隐性因素，试举例如下。

就学术传统的继承而言，笔者曾分析到京房六十律所具有的理论律学的文化内涵曾被梁武帝继承，其所创造的“四通十二笛”更大的可能是在“推转月气”的候气活动中能够取得“悉无差舛”、“还相得中”的有效实践。京房六十律所具有的应用律学的文化内涵曾被陈仲儒继承，他通过对京房“准器”殚精竭虑的深入研究，认为在音乐实践中寻求三分损益律的旋宫转调并非不能。他所研制的“准器”能够“错采”京房“准器”之“众声”，并参照“琴五调调声之法”实现了“十二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的旋宫转调实践。对于这些内容的阐释相对来说都具有历史纵向的显性特征。

就学术传统的“接通”而言，笔者在“律历融通”的跨学科背景下探索了江永“今律”理论后，发现他的“今律”设计符合了12-24号谐音的音程规范。其六阳律音阶又与曾侯乙钟徵调式音列所体现的谐音列开管吹律产生的“六律”音阶成逆向吻合。这些判断应当是江永的“今律”理论与古老的“谐音列”律学理论的一种接通，它们应当能够体现将近两千年时空范围内谐音理论传承所出现的断裂给予的连接和贯通。其所揭示的谐音律制特点具有隐性规律特征。

这里“接通”的思维指向赋予我们“将某些断裂的历史事项予以连接、贯通”的研究思路，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启迪了我们“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给了我们一份远离浮躁世态的学术宁静。这正是目前音乐学学术研究所应积极倡导的。

第9篇：当代大学生与历史同向范文

【关键词】 史学危机；契机；有利条件；意义

时代在不断发展进步，对每个学科的发展也赋予更高的要求，不同学科都将面临新的突破和使命，这是挑战也是机遇，历史学研究也是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危机”一词就不绝于耳，不少学者认为直到今天，史学危机仍没有过去，并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克服“危机”的做法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体现了学者们对史学研究发展的关怀和反省。可以说挑战是客观存在的，但本文尝试换一种角度看问题，从挑战中发现机遇，化危机为契机，当“史学危机”一词流行之时，恰恰也是史学发展新契机的时候。下面就从“史学危机”的主要观点、“史学危机”表面下史学研究的有利条件、“史学危机”下学者们不断重读历史的意义这三方面进行讨论。

一、“史学危机论”观点概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危机”一词就不绝于耳，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提出自己的观点。

许纪霖认为：“八十年代所建构的，与其说是历史学，倒不如说是历史哲学，各种宏大叙事的范式引进来了，但中国学者自己做出来的成功范例却很少见。没有范例就不足以服人，史学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到九十年代转向‘实证化、朴学化’的‘乾嘉传统’，然而，仅仅凭藉老传统抱残守阙，是无法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史学的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1]李明山认为“史学危机可称为‘政治化史学的危机’，其根源在于政治化史学不可挽回的没落。”[2]郭国灿认为“史学危机”其实是史家在社会变革中普遍产生的“认同危机”。[3]

王旭在文章中对“史学危机”的观点进行了总结性归纳性，一共分为七种：第一种认为，“史学危机”主要是一种史学理论的危机；第二种认为，在史学方法的单一和贫乏；第三种认为，“史学危机”主要是一种“功能危机”；第四种认为，“史学危机”是一种“政治化史学危机”，是政治化史学不可挽回的没落，是“”史学虚假繁荣消肿后的隐忧；第五种认为，“史学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史学价值观念的危机；二是史学体系的危机；第六种认为，“史学危机”是时代转折关头出现的史学的全面危机；第七种认为，“史学危机”是一种史学范式危机，是史学“战时范式”的危机。[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历史学研究面临的困难，也许并不一定全面，但这种反思恰恰有利于推动学者们不断去完善史学研究。所以这种“危机”理解的背后，恰恰预示着史学研究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危机也是一种契机。

二、“史学危机”表面下潜在契机的有利条件

1、中国具有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

北京大学学者高毅认为，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得以延续下来，其中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

中国自商周时代起，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历史，开创了中国几千年来优秀的史学传统。西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北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目的也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里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近代学者许嘉璐先生在《未了集》中说：“无科技无以强国，无文化足以亡种”。[5]难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评价说：“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因为“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食月食、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6]

正是这种对历史的重视和呵护，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构成了中华民族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深的认同感，不管哪种形式的“史学危机”的出现恰恰体现了人们对史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期待。

2、学界同仁们积极主动的探索追求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也为了冲破“史学危机”下的被动，历史被不断的重新解读，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可以从解读范式和解读方式两方面来看。

从研究范式来看，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革命史观”曾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流地位，主要研究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史观”开始崛起，主要着眼于近代中国如何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步伐大大加快，“全球史观”又悄然兴起，倡导以全球的视野和思维去看待中国近代历史；还有“生态史观”，主要考察生态环境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及“社会史观”，主张改变过去高高在上的“帝王将相”的历史，眼光向下，关注芸芸众生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及需求等等。大大拓展了史学的研究空间，丰富了史学研究的方法。

针对认为中国史学研究侧重于“范式”引进，而理论、方法自主创新不足的学者，笔者认为当今是全球化、信息化的开放世界，学术的引进和交流是必然，许多学者已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结合本国历史进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在原有范式的基础上展开批评和自我反思。交流、引进、突破、创新是循序渐进的，很难一蹴而就。持不同范式的学者也逐渐趋于冷静和理性，正如国家社科院学者徐秀丽所说：“就中国史学而言，讨论范式的‘扩散’或许更有意义。从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实践看，正是‘扩散’、‘并存’、‘互济’，而不是‘取代’、‘排斥’、‘包括’，不但成为范式之争双方的归趋，而且成就了史学研究的洋洋大观”。[7]从解读方式来看，历史研究朝着“向上”和“向下”的两个方式发展，各有一片天。“向上”是指基于严肃的学术研究，学理分析，主要集中于学术界的讨论，如上述的种种史学范式的探讨。“向下”是指朝着大众化欣赏需求发展，如各种“戏说”历史、“穿越历史”、及“百家讲坛”形式等。特别是“向下”这种解读方式，使得史学研究更亲近大众了，不再是学者们的独舞，吸引了大批老人和年轻人的眼光，使历史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和听众，甚至出现了“历史热”。这种“历史热”的兴起，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认同。

还有的学者认为“史学危机”是“政治化史学地位的没落”或“战时范式”的危机，可是只要我们留心观察，还是有很多学者有着自己的精神操守，“事实上，直接卷入范式争论的学者并不多，更多的学者关注的是本学科长期被忽略或未被重视的方面，许多研究无论与‘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无直接的关联。近几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引人注目的是学者所谓‘见之于行事’的实证研究取向”。[8]

正是学界同仁们的不懈努力和突破，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使史学研究解释走向更多元化，这对史学研究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契机。

3、民间社会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

21世纪初中国出现了“国学热”，人们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回归。当然这得益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及政府的积极支持。

党中央号召“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仁政文化等中华传统文化精华”[9]大力挖掘和弘扬出来。及“家风”、“诚信”、“义利”观、[10]“和谐”、“厚德载物”等高贵品质代代传承下去。民间社会兴起了修谱、祭祀等“孝道”为核心的活动；还有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个个民俗文化村和民俗文化馆崛起，根据本地的历史文化，因地制宜，大力挖掘、保护、弘扬历史文化；当地历史文化编入校本教材，进入课堂；及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培养等等都说明了民间社会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回归，这也是历史学研究走向民间、贴近民众的有利机会。而这种回归同样证明了民间社会对历史的一种认同和热爱。

4、国家政府一如既往的重视

历来非常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和力量，在2013年6月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而且必须修好”。把学习党史和革命史提升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而且要求作为一门必修课来学习。同年12月，在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又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辉煌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认为中国史学研究陷入“功能危机”的学者，笔者认为国家领导层对古今历史的重视和强调是一如既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就非常擅长引经据典，这与其熟悉和重视历史的借鉴意义是分不开的。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历史的重视和热爱，无疑对史学界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因此可以说，当下历史学研究遇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发展时机。

三、“史学危机”背景下历史不断重新解读的意义

学界出于对“史学危机”的反省和冲破“史学危机”的种种努力，带来了对历史不断的重新解读，这种重新解读，大大突破了以往研究的视界、领域、理论、方法等，无论从学术还是从现实来看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史学研究的发展进步，而且也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可能机会，仍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1、推动了学术界繁荣与争鸣，为史学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大大拓展了史学研究的空间

许多新方法、新理论的引进，带来不同新的视角，随着视野的拓宽，关注的领域也在不断充实丰富，出现了跨学科的研究趋势，如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统计学、民族学等学科的整合研究，除了运用正统的史料外，还注意整理和利用地方和民间文献，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重视民间文献史料、口述史料和实地考察的结合，还有开始关注地理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等。因为重新解读历史就需要不断重新审视历史，而审视历史就需要有质疑精神，特别是面对流行时，更要冷静、理性，而非人云亦云，明确流行未必绝对正确，所以就有了不同视角之间的争鸣，有利推动了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

在现代化范式、文明史范式、全球史范式下，对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等历史事件有了不同于革命史范式的新的评价，客观上肯定其对推动现代化的意义。相反，对于革命史范式比较肯定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则更关注其破坏生产力的一面。对于通商口岸的认识，在文明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范式下，有较高的评价，看到其经济发展、社会文明、习俗变迁的一面，但在革命史范式下，则强调外国对中国的侵犯。在革命史观和现代化史观下，对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顽固派主要持否定的价值判断，革命史观认为他们是人民的剥削者，现代化史观认为他们阻碍破坏了社会的发展。但如果从生态史观的角度，则认为清初在东北实行的封禁政策，虽有满族统治者垄断森林资源和保护皇陵风水、龙脉等目的，但是对于原始森林的保护，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种原始的森林景观，在清末以来的东北开发和被迫开放中，随着近代林业产业的兴起，遭到了日益严重的破坏，产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总之：各种范式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2、推动史学理念的转变，促进思想解放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