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作家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文学的每一次突破和转型均会在语言上有所体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某种程度上甚至就是一部现代白话语言的流变史。现当代文学最初即伴随着现代语言观念的建立、发展而逐步成熟，从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看，现当代文学的语言观念，始终涌动着语言本体论的暗流。

重视语言的重要性与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紧密联系。认为思想在先，语言在后的传统观点是非常片面的，实际上，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难以分出先后的，在思想层面上，语言与思想具有一致性。

一、文学表现为一种生命渴望，自我的内倾化、私人化转变必然导致语言的相应沿革，同时新的语言形式也对文学内容和主体的形成起着促进与催化的作用。现代不乏有作家致力于从语言形式角度对文章内容进行阐释。

沈从文撰写于这一时期的作家论《论郭沫若》、《论冯文炳》、《论落花生》、《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施蛰存与罗黑芷》、《论穆时英》、《孙大雨》等都在平淡朴实的语言中蕴含敏锐的洞察力和艺术感知力。同时，注重在语言中表达自我审美体悟，执着于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尊崇张扬文学的本体性，坚持从文学本体而非阶级立场出发审视作家。

沈从文常常在对批评对象的审美把握中勾勒对象的整体风格。在《论冯文炳》中他说：“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整体写意式的风格评判传达出了批评者对文学独立艺术价值的珍视。此外沈从文常常在作品风格与作家人格的关系间寻找风格评判的理论依据，坚信“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汪曾祺的语言观包括“语言就是思想”、“语言就是文化”、“语言就是一个生命体”三部分。“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形象地表明了语言和思想的一体性和不可剥离性。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单纯的载体，而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在《关于小说语言》（札记）中，他再次强调“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语言并不是独立地存在于一部文学作品中，而是融入整篇文章的内容，浸透作家的思想。一部文学作品的好坏与否首先取决于读者是否被最表面的文字语言所感染，最终体会到作家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此外，解放区作家孙犁也表达了对文学语言的思考。明确提出了“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同等重要”的语言本体论语言观。他看来，语言表面看来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和手段，但本质上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实体。在《论风格》中，他认为“语言风格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纯形式的问题，它永远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形成一体”。他在《再论通俗文学》中说：“我这里要谈的是，无论是‘通俗文学’或是‘正统文学’，语言都是第一要素。什么叫第一要素？这是说，文学由语言组织而成，语言不只是文学的第一义的形式；语言还是衡量、探索作家气质、品质的最敏感的部位，是表明作品的现实主义及其伦理道德内容的血脉之音！”

二、作家的语言文学观并非一蹴而就。以当代作家余华为例，90年代之前，余华过分迷恋形式叙述和语言技巧，进入90年代以来出现了转型的迹象。80年代余华多用比喻句，而到了90年代，“开始意识到了还是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在《呼喊与细雨》（后改名《在细雨中呐喊》）中，小说以第一人称“我”来讲述“孙光林”不幸的童年经历，表达了回归真实生活的愿望。那些纯粹的叙述视点被儿童的心理生活所包裹，过去被余华压制在幻觉、语感和叙述视点之下的故事浮出地表。语言不再是对日常生活镜子式的再现。小说语言极端地趋向个体化和随意性，语言的清晰度和理解性受到了挫伤。在作品中，人物对话中的词语和句号的重复也构成了独特的音乐表现形式，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应。

综上可见，沈从文执着于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立场，对作家的评价判，尊崇张扬文学的本体性。不依赖文学和审美以外的其他标准，坚持从文学本体出发。汪曾祺认为语言并不是独立地存在于一部文学作品中，而是融入整篇文章的内容，浸透作家的思想，语言即文化。孙犁提出了“重视语言，就是重视内容”的“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同等重要”的语言本体论语言观。余华则透过语言，描述简单表层的背后精神的转变，意识到了现实的东西更有力量。

三、当然，在此之前也有一些作家群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追求文学的“全”与“美”，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他的《真的艺术家》强调真的艺术家只是低头于美，追求的永远只是美。郭绍虞认为无论什么劳作，“只消把他艺术化了，便是自由的真实生活”这样生命便可以用一种流动的力量永远延续下去。朱光潜把美看作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倡导一种“纯粹美”的态度，他此期的美学思想也强调“距离”之下的“直觉”，认为产生美感是“在聚精会神中我们观赏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不旁牵他涉,所以抽象的思考、联想、道德观念等等都是美感范围以外的事”宗白华在《新文学的源泉：新的精神生活内容的创造与修养》中也提出：“我们要持纯粹的唯美主义，在一切丑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美来，在一切无秩序的现象中看出他的秩序来，以减少我们厌恶烦恼的心思,排遣我们烦闷无聊的生活。”这就表达着“人生的艺术化”这一范式，而这种范式是完全排除了功利化的要求的。

同时，对中国现代核心作家的语言文学观的讨论不能脱离西方语言学批评的大视野。西方语言学批评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进行审美分析必须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中有一说“语言论转向”，我国文学语言观念的变化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的时候，随着学者、作家的现代文学语言观念的建立、发展，现代语言观念逐步成熟，而这些学者的语言观念在期间作用和价值往往因为人们惯性思想而被忽略，习惯了用一些思想意义和社会变迁等外部因素来描述中国文学的转型和发展。所以，从近现代文学语言观念的视角对他们进行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四、总之，在语言学家们看来，语言确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但那主要是对物质实在指称意义而言的，在思想层面上，语言与内容具有同向一致性，从事语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力图获得思想和情绪

第2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1890～1950年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出现、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欧美国家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催生的以物质文化为标识的城市发展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动摇了传统的宗法道德观念。人们在社会的急速转变中看到田园牧歌的自然美景被钢筋水泥的丛林所取代，体会着传统观念逐渐瓦解中精神的迷惘与困惑。个体与环境之间的疏离感、陌生感，个体精神世界的孤独感、幻灭感纷至沓来。现代主义正是这一时期社会与精神危机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也是传统文化的分崩离析与现代文化建构的开端的反映。从哈代的文学创作上看，他既是19 世纪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也积极地探索与接受现代文学观念与艺术方法。[2]本文通过分析其作品《德伯家的苔丝》（以下简称《苔丝》）中所反映出的人与社会关系的扭曲、人与自然的背离以及个体自身的迷失与孤独三方面，来探讨哈代作品中展现出的现代主义文学主题。

一

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苔丝》出版于1891年，正值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萌芽期。在《苔丝》中，哈代成功地塑造了在宗教礼法与传统道德观念倾轧、迫害下一个善良、隐忍、坚强的“自然之女”――苔丝。苔丝被亚雷奸污，却并未遵从社会传统的婚姻伦理观，拒绝了没有爱情的婚姻。这一行为遭到了社会的排斥和他人的讥讽。苔丝在追求爱情与幸福的路途上，无私的付出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坎坷与折磨。她在精神上孤苦无依，一切的希望被残酷的现实毁灭殆尽。小说结尾，苔丝杀死亚雷，向这个不公的世界作了最后的抗争，坦然地走向等待着自己的绞刑架。哈代在《苔丝》中所反映出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扭曲、个体与自然的背离以及精神上的迷失、孤独与理想的幻灭，正是现代主义文学中所出现的一贯主题。

首先，与社会关系的扭曲集中体现在个体与社会宗法道德观的对抗与冲突。不谙世事的苔丝迫于家庭的困窘去认“本家”，希望找到一份能糊口的工作，却被亚雷。维多利亚时期的婚姻伦理观中，女子只有被选择的权利。苔丝失身于亚雷，就“应该”顺理成章地与其结合，但她却拒绝接受这场没有爱情的婚姻。这是对传统观念的公然对抗。因此，苔丝这个身心受创的受害者反而成了令家人蒙羞的、被他人嘲笑的“不洁”之人。就连苔丝过早夭折的孩子都无法得到一个基督教的葬礼，而是与那些“所有没有受洗的婴儿、臭名昭著的酒鬼、自杀的懦夫和一些其他要下地狱的人，被胡乱地埋在一起”。由此可见，社会的宗法道德是如此的虚伪、不公与非人性。哈代借着女主人公苔丝的那句质问――“难道女人的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了”鲜明地表达出他对压抑人性的传统宗法道德观的批判与反抗。身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吞噬一切人类善良、美好特质的环境中，哈代已敏锐地觉察到人与伪善社会道德准则间激烈的冲突与分裂，哈代是用他独特的文学创作中的“非理性”表达着对这个病态社会的理性思索。[3]

其次，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异化还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隔膜与对抗，这是现代主义文学所揭示的主要社会状态之一。同样，在《苔丝》这部作品中也可以发现，哈代几乎未向读者呈现任何人与人的和谐状态。《苔丝》的父母沾沾自喜于一个没落贵族的姓氏。母亲一心希望女儿能嫁给有钱的亚雷。“母女之间，存在着普通意义上的两百年的隔阂”。当伤心的苔丝被克莱尔遗弃后，“在她自己父母的家里，她的话也引起怀疑了……她就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加憎恨她自己的家了”。苔丝对家人无度的牺牲却换不来理解与温情。在与克莱尔的关系上，苔丝毫无保留地爱着克莱尔，但后者却并未真正走进她纯洁的灵魂之中，而仅仅是爱着她充满自然气息的迷人的外表。一旦知道苔丝的过往后，看似思想开明公正的克莱尔却倒向了传统宗法道德的一边，残酷地宣称“社会不同，规矩就不同”，“ 我以前一直爱的那个女人不是你”，“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女人”。此外，亚雷与苔丝之间的关系则更加极端，即占有、征服与相互毁灭。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隔阂与对抗，构筑了漫无边际的爱的荒漠，是导致苔丝悲剧命运的关键因素。可见，现代主义文学所表现的人与社会的扭曲关系，在哈代的《苔丝》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二

哈代认为，大自然具有内在的生命律动，具有宽广的胸怀，是人类诗意栖居的环境。他主张尊重自然，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4]作家所处的时代，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从前淳朴安宁的乡村正在慢慢消失。无数文人笔下的静美田园中充斥着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纯净的空气不复存在，象征着工业文明的黑色的烟雾带来的是浓重的死亡阴霾。哈代亲眼目睹了故乡19世纪中叶前还安在的田园美景的逐渐消逝，内心充满感伤与愤怒。作家的这种情感在《苔丝》中有着鲜明的表达与诠释。人与自然的背离与对立也是现代主义文学极为关注的主题。

首先，女主人公苔丝本身是自然的象征，被哈代称之为“自然之女”。苔丝生命中的几次死亡与新生都与四季的交替相契合，体现了她的生命与自然的息息相通。苔丝第一次离家务工是在春夏之交，此时的她还是一个美丽、天真的女孩子，对一切懵懂而又充满幻想。然而，几个月后的秋天，她却遭遇了生命里最残酷的一夜。在那个凄冷的夜晚，林中弥漫着雾气，“猎苑笼罩在一片深沉的黑暗里”，苔丝坐在“一堆枯叶上面，隐没在黑暗里”。此后，她同“原来的自己的联系，就被一条深不可测的社会鸿沟完全割断了”。

又是一年的春季，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使苔丝逐渐从伤痛中恢复过来。她第二次离开了家门，去奶牛场做雇工。她“迎着温柔的南风，希望同阳光融合在一起”。正是在这里，苔丝遇见了克莱尔并与之相爱。在那个美丽的夏天，爱情使苔丝重获新生，度过了生命里短暂而幸福的时光。然而好景不长，冬季的新婚之夜，苔丝不想欺瞒爱人，向克莱尔坦白了自己“有罪”的过去，没想到却换来被抛弃的结局。又是一个冬季，为了维持生计，苔丝承受着精神的极度孤独与痛苦，来到冰天雪地的燧石山开始了艰苦的劳作。这时的她“已经阅尽了世间的沧桑，深知的残酷，懂得了爱情的脆弱”。苔丝的命运变化与自然季节交替相应和，体现出其与大自然之间的气息相通。此外，哈代在小说中还经常运用自然的植物与动物来形容苔丝的样貌，也体现出其“自然之女”的淳朴形象和不屈的生命力。

苔丝这个纯洁的“自然之女”在社会的重重排挤与倾轧之下走向了生命的终结。而亚雷和她的共同毁灭，则向人们揭示了人与自然相背离的必然结局。同样，克莱尔也永远失去了真爱，任凭再多的怀念也无法换回那纯洁的生命。

其次，哈代用出现在田间的红色收割机这一钢铁机器隐喻了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入侵与破坏。这架出现在大自然中的血红色巨大机器，使得田间那些可爱的动物们“都一起向麦田的内地退去”，“没有意识到它们毁灭的命运正在后面等着它们，当今天它们躲避的地方越缩越小……等到收割机把地上最后剩下的几百码麦子割倒后，收庄稼的人就会拿起棍子和石头，把它们一个个打死”。哈代的这一描写，犹如预言一般，深刻地揭示出不远的20世纪人类对自然的无度索取与野蛮征服，人类与自然的背离和分裂状态。

三

社会作为人的创造物却反而成为压抑人性的外在力量，人类孕育于自然，却反而将其视为可以无偿索取与被征服的对象。这些关系的异化直接导致了人的自我迷失、精神上的孤独与幻灭感。现代主义作家们对人类这一病态生存状况无不给予极大的关注与深刻的揭示。哈代的《苔丝》中也深刻地表达出个体所面临的这一困境。

当苔丝失身后回到家中时，便深深体会到自己已经为社会所排斥，“多少有点变了――是那同一个人，可又不是同一个人，在目前的状况下，她生活在这儿好像是异国他乡的陌生人”。而面对爱情，苔丝内心更是纠结万分。她也许可以承受社会的排挤，却难以接受爱人对她的离弃。在苔丝的思想意识中，总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力量同时并存，追求幸福的渴望与无法摆脱的犯罪感，承认自我与否定自我。这使得她迷失、惶惑、备受煎熬。克莱尔对苔丝的武断与偏见，更使她对幸福的憧憬和热情一点点冷却。苔丝家乡的那条路总是出现在哈代的笔下，它既象征着苔丝一生的颠沛流离，也暗示了其灵魂的孤独与流浪状态。

小说中的克莱尔深爱着苔丝，但却不能接受她的过去。然而在其内心深处，他的爱却始终顽强地存在着。如哈代对克莱尔梦游的那段描述中，他抱着苔丝，趟过河流，把她放在一个石棺里。可见，克莱尔仍然深爱着苔丝，但他那顽固的“理性”却极力压抑和克制着自己的真实情感。这种行为正表明了克莱尔精神的痛苦、幻灭感与主体的自我分裂。现代主义文学家主张将非理性的梦境与文学想象相结合，表现主体的潜意识状态，进而揭示出一种“心理现实”。哈代对人物梦境与潜意识领域的涉及也体现了其创作手法上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

综上，由《苔丝》可见，哈代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所处的文学时代，而具有了某些现代主义质素。他在传统文学向现代主义方向的转变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承接与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2] 许涵.哈代――现代主义的探索者[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6）.

[3] 何亚敏.从《苔丝》与《无名的裘德》审视哈代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D].杭州：浙江大学，2011.

[4] 丁世忠.哈代小说伦理思想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8.

第3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最为活跃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一,所取得的成就正酝酿着新的突破,所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引起充分重视。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就是这样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反思的理论命题或研究思路。这一理念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为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混为一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从而影响和限制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或者如叶维廉所说的研究“模子”,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就已经埋下伏笔。1953年8月,王瑶先生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着作。按照温儒敏等先生的说法,“该书第一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7-1949)这一段文学的变迁作为完整独立的形态,进行科学的、历史的、体系化的描述,奠定了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格局。从当代文学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该书在下册增列了一个约3万字的名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的(附录),集中介绍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到该书1952年5月完稿时的文学发展概况,包括“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文艺普及工作与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戏曲改革工作”、“理论批评与思想斗争”、“创作情况”、“文艺界整风运动”等。这就开创了一种先例,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是中国新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延续,可以和应该沿用中国现代文学的理念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但由于那时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都还处于初创阶段,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的冲击,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研究思路的再度提出并产生更大的影响,是新时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先生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观和陈思和先生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则是上述观点的集大成。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其基本观点就是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根据这样一种基本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显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所谓的内在一致性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现代性以及现代汉语文学的讨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有时候人们甚至就用现代文学的概念来指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体化的研究思路或者说研究“模子”也就具有了无可争辩的合理性。这种研究思路假定,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完全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或者说在当代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社会性质和美学特征等方面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是可以成立的,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应该完全适合当代文学研究。

    应该看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理念及其研究思路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并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是现代汉语文学,而且在时间上具有某种连续性,同时现当代文学作家队伍的构成也有着某种一致性。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而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是现代文学史上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其中不少作家此后继续在当代文学创作上取得成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所说的现当代文学的内在一致性,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确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和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深化人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当代文学既具有跟现代文学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特征,更有着现代文学以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所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基本特征。没有这样一些基本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成其为当代文学。在我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理念和研究模式在深化了对当代文学认识的同时,也遮蔽了当代文学某些最为重要的基本特征,遮蔽了当代文学之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

    二

    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是我们为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特征和规律而提出来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并不仅仅是指当代文学在一些局部上或外部表现形态上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而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在一些根本性质和基本形态上具有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我们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性,也不否认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从现代文学发展而来,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国度。不仅中国古代政府设立过采诗的官府和以诗取士的制度,对文学艺术的地位给与很高的推崇,而且普通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深刻打上了文学艺术的烙印,甚至到了不学诗无以言的地步。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由的和自发的状态。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的创作不受政治经济和重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和制约,更不是说中国古代作家缺乏社会责任感。恰恰相反,中国古代文学一直具有一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所谓“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思想传统。问题在于,所有这些所谓的文统和道统,都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理解和感同身受而产生不同的作用。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尽管受到官府和民间的广泛重视,但主要是靠作家的自由创作来给予推动的,并没有成为国家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既没有设立专门管理文学艺术的机构,也没有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列入国家总体规划,甚至也没有形成对于文学艺术统一的指导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总体上属于作家的文学和社会的文学,而不是国家的文学。有限的文学研究也主要是研究作家的创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现象。

第4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相对于中文专业的本科生而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我国现代文学教学要求和目标均有所降低，再加上教学课时也相对较少（只有80个学时），不可能像中文专业的教学一样，文学史、文学思潮和流派及作家作品面面俱到。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所侧重，做出取舍。下面以笔者近几年的教学经历为例，谈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我国现代文学教学方法及其经验教训。我曾给中文专业的学生讲授过几年的我国现代文学，初次给国际汉语教育专业的学生讲授这门课时，虽然对两种专业教学目标的差异性也有所意识，但考虑到汉语国际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向外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积淀了千年的传统文化发展到20世纪初期时迎来了一次剧变，我国文化由此开始走向现代之路，我国现代文学形象地记录了20世纪我国文化发生裂变的大致历程，因此，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应该了解我国文学从古典演变到现代的过程，同时通过阅读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来认识中华民族所拥有的美好情操和传统文化积淀，无论对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现代文学素养，还是向外传播我国现代文化，都大有裨益。基于这种考虑，我基本沿袭了给中文专业的授课方法，文学史的梳理、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作家作品的解读等全面兼顾。但受课时所制，复杂的文学史过程只能作粗略化地处理；对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做大概的介绍；在作家作品上，除了鲁郭茅巴老曹等几位文学大师，包括萧红、钱钟书、张爱玲等这样的大作家也只能浅尝辄止。这样做的结果是，学生无论对文学史，还是对文学思潮和流派以及作家作品都有所了解，却又都一知半解，他们收获的是一门混沌的现代文学课。文学史的过程本来包含了复杂的思想过程和历史过程，用简单粗略的方式处理，不仅无法让学生了解文学史的真相，还可能使学生对某些复杂文学现象的认识流于片面和武断。文学思潮和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的也不像一般现代文学史教材描述得那样简单明晰，并且，隶属同一流派的作家在创作上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对思潮和流派的梳理需要相当的时间保证。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有助于学生感悟与领会现代汉语的语言魅力，但仅仅几个文学大师还不足以撑起一部复杂的文学史。现代文学的天空之所以星光灿烂，不仅有鲁郭茅巴老曹，还有胡适、周作人、废名、叶圣陶、冰心、丁玲、沈从文、赵树理、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等等。他们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的清朗与辽阔、博大与深邃。但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完成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学习，既没有必要，也不太现实。然而，走马观花似的一带而过，实际效果与不讲差别不是特别明显。实践证明，用给中文系上课的方法给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讲授现代文学是行不通的。

既然现代文学教学不能做到文学史、文学思潮和流派、作家作品面面俱到，就必须做出取舍，在“点”（作家作品）和“面”（文学史）中确定一个中心。在第二次授课时，我尝试以文学史为主，采用由面及点，点面结合的方法。其优点是，有利于让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现代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形成一种宏观的文学史观，在评价作家作品时，始终有一个文学史坐标的参照。但随着教学的进行，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由于在文学史上用力过多，大大压缩了对作家作品的阅读讲解，学生难以充分地感受现代汉语文学创作的魅力，从审美层面上领悟现代文学的存在价值。更大的问题是，对文学史的梳理需要相当的时间容量和知识积累，这种授课方式更适合对现代文学做进一步的研究，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而言，显然超出了目标范围。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教训，在第三次讲授现代文学时，我将重心放在作家作品的阅读讲解上，由点及面，点面结合，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充分感受现代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问题是，文学史的复杂面貌被简化之后，仅仅了解一些初步的文学史知识，可能会将学生引入一种误区，譬如，对一种主流文化运动做出评价的时候，常常会过滤掉一些不同的声音，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学衡派”和“甲寅派”等，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没有这些声音的参与，学生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片面的。另一个问题是，选择哪些作家和作品比较合适？尤其是一些文学价值不高、但文学史价值较大的作品该不该进入学习的视野？在讲授冰心的作品时，学生曾质疑她的问题小说幼稚清浅，像中学生习作，不应该进入文学史。不能说学生的质疑没有道理，只是缺少了文学史的参照之后，学生看到的更多的是作品的文学审美价值，而忽视了它的文学史意义。实际上，这样的作品并不在少数，像胡适《尝试集》中的大部分诗歌，早期现代白话诗，甚至郭沫若的诗歌和历史剧，用现代眼光看来，其文学审美价值都不是太大，但它们对文学史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另外，以作家作品为主的教学方式还会留下一个后遗症，即如果学生缺少对现代文学史的全面了解，在后期学习当代文学时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譬如，“左翼文学”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走向，如果学生在现代文学中没有厘清这些问题，将会影响当代文学的教学与学习。

第5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关键词】汉学家；当代文学；域外传播

中图分类号：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254-02

一、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现状及汉学家的作用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的统计，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文学已有1000余部作品被翻译到国外，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一定数量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和海外华文作家用中文创作的文学作品）被陆续翻译到海外，被译介的作家高达230位之多，涉及语种更是达到25种。但数十年来，译成英文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只有166种。

中国当代文学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当代文学在东西方传播的情况不容乐观，其进展极不平衡。有的国家已译出了几乎全部主要的中国文学名著，而有的国家或地区才刚刚开始起步。华裔学者张旭东说：“美国文学只关注自己”，“他们的文学中，所有翻译文学只占1%，少得不可思议。”“中国当代文学真能深入美国社会的根本没有。”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是“一少二低三无名”。“用‘沧海一粟’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在北美的微弱处境，或许夸张；但说中国当代文学在北美读书界处于四舍五入的微妙界点，大概是一个不错的形容。”

即便在汉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中，其进展的步伐也极不平衡。很多中国当代文学译本局限于学术界交流，普通的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知之甚少，缺乏影响力。王晓明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在国外受重视的主要是三拨人：王蒙那一代作家；知青作家；余华、苏童等。从汉学家所作的题目来看，整个80年代时，是前两拨作家最受重视，现在是后两拨作家了，国外汉学家目前注意到了余华这代作家，这和中国当代文坛状况是相联系的，同步的。从作品的销路来看，中国作家在国外的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大学生，作品能够进入商业运作和市场的为数很少，美国的葛浩文包括欧洲、日本现在都有人试图努力将中国作家的作品从大学教材中拉入市场，效果还不明显，但毕竟已经打开了缺口。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影响在日本远远超过了当代文学，鲁迅在日本的市场一度曾经很大，不只限于大学，在社会上也有，中国当代作家还无人达到这个程度。

文学翻译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文学是一门艺术，翻译者水平低下，自然难体现出原作的水准，中国当代文学要真正“走出去”，就必须跨越翻译这道坎。国外汉学家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主要承担者。2009年获第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就翻译出版了莫言、苏童、贾平凹、阿来等30位作家的40余部小说。国外著名的汉学家还有杜博妮、蓝诗玲（JuliaLovel）、白睿文等，他们积极推广中国文学，甚至曾一度出现了“中国小说翻译界的繁荣景象”汉学家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译文非常地道、流畅，符合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汉学家对于传播中国当代文学，改变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文学的固有阅读习惯，重塑中国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毋庸置疑，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现状，承认海外汉学家对输出中国当代文学所做的特殊贡献，探明汉学家与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之间的关系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重构中国文化身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总结经验得失，有助于更好地把中国当代文学介绍出去。

二、存在的问题

1.门从事当代文学翻译及传播的汉学家屈指可数，再者汉学家偏爱中国古典文学，专注于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的少而又少。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认为西方从事汉语文学翻译者有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以此谋生的职业翻译。这类译者数量并不多，整个欧美可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他们水平良莠不齐，一般不能自己选择所要翻译的作品。第二类是业余翻译家。他们多半掌握了必要的语言技能，对文学真正感兴趣，自己决定要翻译什么作品。对他们来说，翻译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出于爱好。第三类翻译家本身是作家或诗人。他们对待原文态度比较随便，时不时地在译作中展示自己旺盛的创造力，有时与原文出入很大。

在北美汉学界，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古典文学的天下，当代文学被认为是政治宣传（而事实大部分如此），缺乏文学价值，甚至连现代文学，也被认为是次于古典文学的领域。因此，权威的汉学家，几乎都是研究古典文学的。

2.汉学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极为漫长，翻译过程少则以年计，多则以数年计，翻译时间过长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域外传播。莫言在出使馆的见面会上说：“翻译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之所以获得诺奖，离不开各国翻译者的创造性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原创还要艰苦。我写《生死疲劳》，初稿只用了43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整整翻译了6年”。陈安娜在她20多年的译介生涯中也只是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以及余华的《活着》等几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作品。在那些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中，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将其毕生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译介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上呢？可以说为数极少。这种情况及其不利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

3.市场问题阻碍了汉学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曾跟王宁教授这样说道，长期以来，他本着热爱中国文学的热情，翻译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包括莫言的主要小说。直到莫言获奖之前，他的译作在英语世界的发行都很有限，他本人在经济上获益颇微。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教授、汉学家蓝诗玲指出：“（中国）文学翻译很难引起广告资金充裕的大商业出版社的兴趣，中国文学作品往往由学术出版机构出版，这更加使得中国文学始终被归在学术化专业化的角落。”

4.学术论战以及媒体炒作会挫伤汉学家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的域外传播。目前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常为学者引用的观点，比如香港大学的爱德华兹指出“中国文学很少能让国际读者感兴趣”英国汉学家詹纳指出“熊猫丛书”的某些译文让西方汉学家感到“荒唐可笑”等。另外，学术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一直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2006年末顾彬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看法之后，被媒体过分地渲染、扩大，最终演变成一场“唱盛”与“唱衰”、“黄金”与“垃圾”之争，众多的知名学者卷入论争。

三、如何发挥汉学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中的作用

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其实也是中国形象的一个体现，应该予以重视。目前，能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几乎都是通过英美出版机构策划发行，并由外国翻译家进行译介，很少由中国翻译家参与译介和发行。因此，如何发挥汉学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域外传播中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1.汉语和中国文化是汉学家必备的法宝，因此要重视对外汉语教学，加强中国文化传播，有意识地培育汉学家。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在其《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一个称职的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方面的条件：（1）必须熟悉原语；（2）必须精通译入语；（3）精通一门语言同具备专业知识并不是一回事；（4）必须具备“移情”本领，即能够体会原文作者的意图；（5）必须具备语言表达的才华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马悦然也认为“每一种源语都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与译入语的世界观迥然不同。”译者必须明白：“翻译一个文本也就是翻译一种文化。”如果这些文化因素对译入语读者来说显得陌生，那么译者就有责任将其阐明。

2.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一方面要加强文学创作，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外学者尤其是汉学家的交流与联系。葛浩文1988年来中国，就对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一见钟情，两年后译作问世，此后他笔耕不辍地把大量莫氏作品引入了北美文学和文学评论界。在欧洲，翻译家陈安娜把莫言的代表作《生死疲劳》等译成瑞典语，最终使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莫言作品的青睐。

3.建立与汉学家友好联系的同时也要注重和国内外出版社或版权机构的合作，这样能保证汉学家相应的经济利益不受损，提高其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的积极性。保证较高的翻译质量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出版发行成功的关键，汉学家在保证作品质量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英文版葛浩文的译本在240部亚洲各国推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首届曼氏亚洲文学奖；德文版译者卡琳是德国汉学界公认的最优秀的译者之一，翻译严谨细腻。《狼图腾》的译文大多较好再现中国文化，既保持了原作的文学性，又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所以，《狼图腾》英文版一上市，就引起了欧美国家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美联社，英国的《卫报》、《泰晤士报》、《出版商》杂志以及法国、意大利、德国、日本的各大报刊纷纷给予报道和评论。截至2011年5月《狼图腾》英文版已销售几十万册，创造了我国当代小说海外销量的佳绩。

4.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具体说来，有下面几种可能性：（1）由我们提出应该翻译的作品目录，建议或邀请国外汉学家去翻译；（2）或者先组织国内译者翻译出初稿，请汉学家帮助修改润色；（3）双方共同合作编选文选，或专题研究专辑在国际出版机构或期刊上发表。显然，在这样的合作中，我们双方各有优势：：我们熟悉情况，对现当代汉语的理解比较准确；汉学家则视角独特，对译入语的表达把握比较到位。只要我们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就一定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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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贵珍.如何有效地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王宁教授访谈录[J].山东外语教学，2013（2）.

第6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作为与“现代”相对立的概念，“后现代”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一位英国画家曾用“后现代绘画”来指称他认为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更前卫的绘画作品。20世纪30、40年代，“后现代”概念常被使用于建筑学领域，以表示不同于传统的新型建筑风格。二战以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第一次用“后现代http://”指代一种现代时期的转型期。至20世纪60、70年代以后，欧美文学理论家哈桑、詹姆逊、利奥塔、哈贝马斯等人开始将“后现代”概念引入学术讨论的范围，文艺理论界逐渐形成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的“后现代话语”。而伴随着利奥塔、哈贝马斯等人关于究竟该如何解说“后现论”而掀起的学术界争论，“后现代话语”、“后现代”概念迅速风靡全球，一时间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文艺理论家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对许多国家的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源起及在中国的传播

在以詹姆逊为代表的部分文艺理论家看来，一种文学风格的出现相对应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分别代表了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风格与文化逻辑，以此类推，“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形态，其滋生的土壤是以科技信息为典型标志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亦即詹姆逊所言“多国化的资本主义”时期。以此观点为支撑，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及文学只能出现在有丰厚物质文明的西方国家，并对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秉持强烈的怀疑态度。然而，中国“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著名学者王宁先生指出，尽管无论是从物质经济基础还是从相关的文学文化传统来看，“后现代主义”似乎都不可能出现在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但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世界各国之间的时空界限日益缩小，随着东西方经济交往的逐步加深，东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进而染上了“后现代主义”色彩。中国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欧美“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作品的传入与翻译，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学观念方法、文学批评理论、文学创作技巧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我国五千多年的人文传统的基础上，他们积极接受和消化这一新型的理论，有意识地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运用“后现论”意识进行文学创作、进行文学批评，创造了新写实主义小说、先锋文学等“后现代主义的变体”。

二、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出现了比较文学领域最早的学派——“法国学派”。该学派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与文学史联系起来，十分注重各国之间的影响，竖起了“影响研究”的大旗。法国比较文学学者朗松认为，“影响”不仅仅是文学体裁的选择，更是文学精神的存在，文学精髓的渗透。如果一国文学作品中发生的突变不能用本国的文学传统和作家独创性来解释，那么就可以说这部文学作品受到了他国文学观念或文化思潮的“影响”。简言之，“影响”就是指一国作家在外国作家的作品或外国文学观念、文学思潮中得到某种启示，并模仿和消化其中一些原先自己没有发现的文学因素，进而将它们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当中。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学术界早已得到了广泛认同。现在，我

转贴于 http://

就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角度，通过简单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网络文学和同性恋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对这一文化事实作进一步验证。

（一）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 http://

王宁先生曾在他的《后现代主义：从北美走向世界》一文中指出，无论是先锋派小说还是新写实小说，都不能仅仅看做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简单模仿，而更应看到这些作品中对其“误读—重构—创造”的成分，从而真正理解先锋派作家和新写实主义作家们的文学观念以及他们作品的深刻内涵。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小说中有多少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重构与创造，而只关注其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部分。

可以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容忽视的两大文学流派，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是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流派，甚至也迥异于中国现代文学各大流派，表现出以反传统为中心的各种“叛逆性”特征。

先锋小说是中国大陆出现的最早的具有“后现代主义”思想创作倾向的小说，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所涵有的不确定性，包括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反叛、解构与颠覆，其内容的反中心、反意义，其对历史深度的消解，以及文本中能指与所指的混乱性。这些小说已不再像中国传统小说那样，有一定的中心思想和确定的价值取向，读者读完小说后，往往无法理解它到底说了些什么。这在格非和孙甘露的小说中有较为明显的表现。如格非的《褐色鸟群》和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请女人猜谜》等，在这些小说中，语言文字的能指与所指难以按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规则结合起来，致使小说只剩下语言本身，“意义在能指和所指循环往复所造成的表意游戏中被无限期退后”，致使文本呈现出混乱的状态，文本意义得不到确定，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文本中主题、意义的确定性。余华的《此文献给少女杨柳》也表现出同样的特征。而余华相当一部分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荒诞性也是先锋派文学的一个重要表征。在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河边的错误》、《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兄弟》等作品中，他往往以冷漠的笔调表现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荒诞感，用这种荒诞来消解文本的解释深度，既然一切都是荒诞的，那么你就不可能在这种荒诞中找到任何真实的东西，从而使得文本意义流于平面。

第7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现代文学非常重视文学的宣传功能，并把文学视为人类解放以及社会改革最佳的思想武器。当时由于时代环境所左右，五四新文学从最开始就已经被深深地烙印上功利的痕迹。同传统文学相比较，现代文学表现出了一些古代文学所不具备的特点，现代文学作家不再视文学为消遣的工具或宣扬封建道德的载体，恰恰相反的是，现代文学作品里处处闪现着个性主义、爱国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等，把文学视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从当时文学研究会所提出的“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到“戏剧是推动社会使之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最后到解放时期文学的“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一演变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文学的功利色彩变得越来越浓重。另外，在具体的现代文学创作中，以鲁迅为例，鲁迅的文学创作从最开始的“遵命文学”变为后来的“人生派”写作;从无产阶级文学创作转为“左翼”文学创作;从担负抗日的时代任务到展现工农兵生活状态，现代文学始终肩负着一系列的时代任务，包括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抗日救亡以及解放战争等。这就形成了现代文学极其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和革命战斗作用。可以说，现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革命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革命总战线中一条主要的思想战线，成了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消灭敌人的思想武器，成了真实映照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和生活的一面时代的镜子。

另外，现代文学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平民化特征。五四时期，伴随着文学创作观念的重大改变，现代文学作家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传统文学的主要以封建帝王以及个人的通达为创作题材的文学创作理念。现代文学先驱们主张要更多地关注那些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劳苦民众的真实生活境况和生存状态，周作人所倡导的“平民文学”是当时的典范。他曾明确指出:“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人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载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而普通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也更为普遍，更为切己。”我们可以从上述的观点中看出，周作人所主张的“平民文学”，主要是指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要从平民的创作视角出发，真正把平民提升到人的高度进行文学的描写和叙述。

但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和现代文学本身的发展，文学的平民性被人为地打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平民被提升为具有民族性和阶级性的“人”。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具体的实际，把社会上的各色人物进行了划分，主要依据阶级成分进行划分，包括工人、农民、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并要求现代文学以当时占总人口90%以上的“人民大众为题材进行具体的文学创作。由此一来，现代文学中的平民思想被进一步地引向了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之路。这种理论上的跃进，必然对现代文学作家的创作方向和创作风格产生本质上的规范和制约，势必导致现代文学作家的创作对象仅仅局限于那些从备受压迫逐渐走向奋起反抗的广大劳苦民众以及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由此，现代文学的创作素材和题材也必然是围绕着他们的生活命运和奋斗历程进行描写。

二、现代文学中的人文透视

随着现代文学功利色彩和平民色彩的不断强化，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以及对人的精神面貌的刻画，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并呈现出多角度的人文透视。

第一，现代文学作家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以博爱的情怀，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人们进行关注和描写，真实再现他们非人的生活状态，由此，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如五四时期著名的“问题小说”，其创作题材基本来源于社会底层劳苦人民的不幸生活，对社会上存在的诸多弊端进行披露，可以说，“问题小说”继承了鲁迅开创的“启蒙主义”文学创作主题。

第二，现代文学作家对理想中的“人”进行全面的刻画和再现，并从理想主义的创作视角出发，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上的启蒙。比如左翼文学对年轻一代为了改变自身命运而进行的奋起抗争的行为进行着力的刻画和描写，极度赞扬了他们不畏艰险、敢于斗争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寄托了现代文学作家要求变革社会的美好愿望。同时代的解放区现代文学则着力于对“工农兵”群众翻身得解放的历史变革的描写，对翻身后的“新的人物”追求新生活的热情和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进行极力赞扬和讴歌，用革命英雄主义激励广大革命群众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行反抗，作为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第三，现代文学作家彻底打破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落后的文学观念，注重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张扬和肯定，并由此形成了新时期爱情文学的创作热潮。而现代文学中以爱情为主体的文学创作主要有三个方向:其一是讴歌爱情的美好，展现对封建传统礼教的挑战和叛逆。这一时期的湖畔诗人、徐志摩、冯至的诗歌，冯臣君的小说，都是现代爱情文学中一笔浓墨的色彩，充分地体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冲破传统礼教，勇敢追求爱情的自由心态，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其二，通过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爱情中存在的灵肉分离的残酷现实，表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追求自我婚姻自由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表达了迫切要求变革社会的政治色彩鲜明的创作主题。鲁迅的《伤逝》和郁达夫的《沉沦》是这一类现代爱情文学的代表作。其三，通过对爱情美好大团圆的描写，对革命中的爱情进行思考和探讨，或对解放区民主新生活进行赞美。前者的代表作有赵树理的《王贵与李香香》，后者的代表作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可以说，现代文学中的爱情文学，充分体现了现代文学作家对人的全新认识和理解，体现了现代文学特有的文学品质。

三、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发现

人道主义精神对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提出，主要就是基于西方的一种广泛流行的文学思想和观念。“人的文学”这一文学创作观念被作为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基本创作精神一直传承下来。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以“人的发现”为开端，有效地唤起了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充分觉醒。“人的发现”也带来现代文学中女性的发现。女性意识的觉醒离不开以人的解放、自由和尊严为要义的人文主义的时代使命。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是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必然产物。现代文学中女性文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当时时代变革和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当时普泛的社会思潮的流传和传播，促使了五四新文学时期新女性开始了“人的发现”，自我生命意识开始觉醒，并开始对“人生究竟是什么”这一哲学命题进行思考，这种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在现代文学第一批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女作家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的女性文学的创作方向。#p#分页标题#e#

第8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关键词 审美精神 历史 现实 整体 细节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一方面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划出了一条明显的意识形态界线，另一方面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本身存在着的内在关联性又在不断地擦除着这种界线。贯通式教学的宗旨，便是探讨如何在教学中打破现当代文学的人为界线，使二者本身的内在一致性得到有效展示。

1 现当代文学贯通教学的基础前提

“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长期自立门户，这种从政治角度“分家”的做法对整体的新文学学科发展极为不便。所以贯通教学所做的首先是政治破壁工作。现代、当代文学存在着的政治参与的一致性。表面上看，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存在着极大差异，一个属旧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一个属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二者发生背景、发展历程、文学本质有着不同界定，但它们共处世纪百年之间，共同担负着民族兴亡的千秋大任，构成文学宏观整体上的同声。无论从政治革命还是文化启蒙亦或是市场经济的历史维度审视现代和当代文学，都不可能超越时代赋予的文学政治参与话语范畴，无法脱离二者政治参与共同性这一基本平台。

除具有政治参与的一致性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艺术还具有自己最本质的内在相通性——审美精神的一致性。后者更为强势的地方，是文学的审美品质具备作为价值向度应有的稳定性，它不以外部因素为转移。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如文学思潮和文学观念，文体范式、创作方法上相融相通，自在地呈现为一个整体。

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属于大框架内同一思想道德和审美体系，二者都是与旧文化决裂的产物且都具备现代审美特质。如果说“现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是一次深刻“质变”，那么“当代文学”相对于“现代文学”却只构成一种“量变”关系，这构成了后二者贯通教学的基础前提。

2 现当代文学贯通教学的思路方法

2.1 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贯通

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教学基本是援引专业权威的观点，普遍重视“外部研究”，追求“理论高度”。这种过于学理化的教学思路日益强化着近乎僵化的教学模式，也日益误导着学生以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可以像社会政治学一样无须借助于文本审美就能完成。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的老师应该有这样的体会，从本质主义思想价值角度讲授分析作品总难免从 “宏大问题”到宏大问题，主题无非是“批判国民劣根性”“暴露封建社会罪恶”、“揭露资本主义腐朽”、“歌颂社会主义优越”；人物形象意义不外乎“个人奋斗无法成功”，“个人只有融入社会解放中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等。现代文学史上之六强“鲁、郭、茅、巴、老、曹”和当代文学史上梁斌、柳青、杨沫、王蒙等人血肉丰满的经典在教学讲授中经过思想价值的过滤，内容主题变得干涩空洞，人物审美价值被思想价值遮蔽，写作艺术性弱势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这是文学审美教学，还不如说是文学思想解剖。

那么如何实现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贯通呢？笔者认为要尽可能地摆脱传统的“抓本质”价值分析法的影响，有意识地规避在教学中将作品的艺术视为可有可无的手段，以其内容与社会政治主旋律的关系一锤定音的习惯性做法，自觉地从审美层面对作品的内容及语言、结构、手法等艺术技巧多加关注评价，在保留足够的直观的、感性的、个人体悟审美成分的艺术平台上来言说作品“思想意义”。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贯通式教学与传统“本质论”教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分析作家作品不因内容的“写什么”而淡化“怎样写”的形式因素。比如对徐志摩“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句，传统评论从内容思想价值上将之定性为小资没落意识的表现。其实正如当代研究家所发现的，若从文学内在审美性角度而言，该诗更多地展露的还是伤感和梦幻的青春情绪，而这种诗的意绪也并不是小资独有。

将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视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作家作品的独创性，现当代文学教学操作成规就具备了多种可能性，文学自身的审美本质就有充分挖掘的可能。毕竟，文学外部和文学内部有着太多的无法“打通”的地方。只有从文学内部着手才便于化解由意识形态思想价值造成的对审美价值评判的牵制。

2.2 历史与现实贯通

以当下的现实想象激活过去的历史，让历史在当今现实中得到精神的复活是现当代文学贯通教学的思路之二。现代文学近百年来已“逐步积淀下来，成为某种常识，或某种普遍性的思维与审美的方式，并在现实的文学/文化生活中起作用的规范性力量。”①尤其是现代文学传统中相对稳定的“核心部分”，长期以来已形成某种共识，对当代文学规范影响力很大。如白话语言传统、现代人思想情感的文学表达范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等均已经深入渗透到当代文学之中，影响和制约着当代文学。当代文学虽没有像现代文学一样建立起一个公认的基本稳定的新的文学传统，却也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控制下形成了现实社会的另种文化向度。它开放的时间长度正日益超过已经成为历史的现代文学时间长度。现代文学提供了政治“激进主义”的传统，当代文学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当代文学对政治“激进主义”的解构和轻慢，构成了对现代文学另类方式的“接受”。这种借“反传统”继承传统的姿态，并没有中断现代与当代的关系，反使二者在碰撞中擦出的火花更为激烈。现代文学史是过去的历史，当代文学史相对比较贴近当今现实。教学中我们可以借助当下言说历史，使历史变得生动起来。

现代文学作为一种历史其内容无可人为地更改刷新，思维活跃的青年学生在中小学初次接触这些内容时会感到新鲜刺激兴奋度较高，到了大学如果以同一种按部就班的形式重复教学，学习兴趣就会走向压抑和厌倦。针对此种情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营造一种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关系，选择适合本校实际情况的理论资源尤其是前沿性新的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评价现代文学，使现代、当代文学不断相遇碰撞、打散融合，结成某种新传统。

2.3 作家艺术个性的贯通

作家艺术个性的审美相通性造就文学审美的相通性。作家尤其像巴金、老舍、沈从文、钱钟书、曹禺、艾青、穆旦这样一些跨时代的作家，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相似的先锋亢奋与彷徨迷惘，他们独特的审美经验和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造就的艺术世界往往构成一个时期的文学主体并随着岁月而沉淀为文学传统。

文学创作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贯通教学离不开研究作家的艺术个性。很长时期现当代文学教学评介作家沿用的是社会分析法，在这一方法模式下，作家的政治立场成为根本性的价值前提，这种方式的根深蒂固难免造成作家艺术性的文学史缺席。如评价庐隐、徐志摩等非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作品，如果主要侧重于文学本身的艺术规律来分析其主题、语言、结构和技巧，就不至于夸大题材的决定作用以至无视作家独特艺术视景为中国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审美感觉与意识形态评价有时候并不同向甚至是反向的。从中学到大学我们所受的教育让我们对郭沫若的浪漫诗篇始终怀着高山仰止般的敬畏，然而沈从文从审美角度却发现“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这在郁达夫作品上，用小人物卑微神气出现，却使人忧郁起来了。鲁迅使人忧郁，是客观地写到中国小都市的一切；郁达夫只会写他本身，但那却是我们青年人自己。”②现当代文学史主要由作家的创作和文学思潮构成。贯通式教学要遵循文学的学科规则，选取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和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作品作为贯通载体，而不是像一元化政治话语时期一样，以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意识形态文学资源作为唯一的文学资源。

2.4 整体与细节贯通

第9篇：现代文学作家范文

摘要：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国家，中国的古代文学对于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视。中国古代文学以其人文性对社会大众的人文精神进行良好的教育，使得我国社会文明得以不断进步。因此，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其人文精神的理解对于许多文学学者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所以，本文以浅谈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为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作用与其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进行分析与阐述，并提出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弘扬方法。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人文精神；关系；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的最为重要的追求，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因此而被忽略，人文精神的培养与弘扬已经成为了社会边缘化的东西。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虽重视教育工作，但对于人文精神的培养意识已经很低。这就使得我国的教育者开始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层面发展而担忧。中国古代文学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五千年风风雨雨，修正了世代中国的思想与观念。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是实现我国社会更好发展的重要内容。所以，本文对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进行研究，是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的。

一、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联系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的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影响着世人精神层次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从最早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清代小说，这些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当中，都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是其社会的缩影。也正是这些作品，使正确的人文精神得以传递，给予现代人正能量，引导其学习更好的人文精神。另外，这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造者，都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或者教育家，对于世代中国人民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启蒙与引导的重要作用，使我国正确的人文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中国的古代文化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着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指导着中国古代文学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精忠报国的大义大忠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遍及经济、军事与政治等各个领域，成为了那一代人以及现代人前进的思想动力。现代社会当中所存在的人文精神与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的人文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的人文精神是发扬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人文精神培养，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有着难以言喻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人文精神的作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数量极多，其中有很多精神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人文精神的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

1、民生为核心

所谓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当时的社会人对于所在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与描绘，对于更好的社会形态的探索与表达。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当中，有着明显的人文特色，对于人的主体地位的要求很是突出。这就使得中国的古代文学在民生层次的讨论与记载颇多。比如说民为邦本的民生思想，最先是在先秦时代提出的。在我国的孔子的儒家学说当中，“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而“仁”当中就强调一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足以说明我国古代的人文志士对于人民重要性的肯定与憧憬。中国有一句俗语，“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文学观点在我国政治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民生人文精神对于我国古代君主以及现代的国家决策者的国家管理工作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2、忧患意识的培养

我国的文人墨客，对于国家的关注程度很高，他们关于将自己的政治观点融入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比如我们前文当中提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点，就表达了诗人对于国家的关注与热爱，以国家为先，个人为后的精神，更彰显了诗人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战争发生的频率较高，所以，要稳定一个国家与其子民，就要有对国家政治形势的评估与预测能力，正确分析国家的外忧与内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实现健康与和平的发展。目前，世界局势相对稳定，我国的发展也相对和谐。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也应当具备相当的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警惕心，更好地为国家的发展制定战备，使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优势。其次，我国各行业内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以忧患意识来提醒自己不断进步，不断进取，以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三、加强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传播的对策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人文精神方面的瑰宝，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当将其作为重要的学习资源，更好地探索我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人文精神，使其助于于国家发展，社会稳定。

1、重视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学习

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要想将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人文精神进行弘扬，就要从我国的学生开始抓起。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之时，都应当有意将我国的古代文学当中的良好品德进行传输。学生对于知识的接收与领悟能力是很好的，所以，要让学生从小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性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只有这样，在未来的道路当中，学生才可以自觉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落实正确的人文精神，更好地为社会奉献自己。

2、呼唤社会大众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学习

社会大众是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传播的主体。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儒家思想在社会当中的传播力量十分强大，并且已经遍布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我国古代人文精神之所以受到如此欢迎，除了其本身具有正确性之外，还因为当代社会人文精神的缺乏。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当大力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宣传工作，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国学教育课堂的建设，使广大社会群众可以接受到我国的国学教育，更好地领悟我国古代文学当中所蕴含的哲理与精神。另外，我国各大书店应当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宣传，使每一个社会大众有机会将眼光投放于中国古代文化，得到了解它的机会。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中国古代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二者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推广中国古代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对策。希望我国的相关部门可以重视起国学教育活动的举行，从学生与社会大众抓起，进行全民国学教育。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可以使社会文明程度再次升级，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参考文献

[1]党月异.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弘扬[J].名作欣赏.2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