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现代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中国；小康社会

一、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一般意义

世界现代化进程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战后以来，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　和深化，随着世界在冷战与竞争中压力加剧，现代化意识和价值取向在不同类型的国家　都得到了强烈表现，并在实践上演化为20世纪世界现代化的不息浪潮。在“和平与发展　”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世界，不仅发达国家为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而继续把现代化推到战　略高度，许多欠发达国家也提出了拒绝落后、注重发展的现代化目标和方案。现代化在　实践上构成席卷全球的壮观景象，在理论上形成广阔的研究领域。

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现代化的认识更加深刻。应该说，仅从经验上感受现代化，还不　能掌握其实质，只有从理论上把握这一概念，才可能避免实践上的偏移。关于现代化的　概念虽然存在千百种表述，其内涵也不尽相同。但从理论上形成对于现代化的一般认识　，是有必要的。

一般来说，现代化是以近代工业和科技进步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　会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及社会制度等各个领域和层面，　并引起社会结构和历史主体的深刻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发生在其中的主要特征　，被称为现代性。现代性实际上构成了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结果。从目前对现代化的理　解来看，现代性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生产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根本动力和标志，而生产社会化所表　示的一定高度的生产力即现代生产力，是区别传统的以小农、分散的生产及其水平的。　它是现代化过程中最根本的最活跃的因素，是决定其他方面进步的第一位因素。在不同　时期所表现的生产力发展尺度上，又区分为工业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不同水　平。

——经济市场化。现代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类型，其基本模式必然　是对社会资源实行市场配置，即市场经济。当然，由于其实际形成中的特点，以不同国　度相区别的市场经济形式存在种种具体的差异，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市场化(并且　是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的)则是其实质的东西。

——城市化。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移，传统的乡村或逐步建成现代城市，或为城市　化所改造，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在逐步消失。城市化不仅是居住地的转变，更重　要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工业化过程所造成的物质生产方式延伸到社会生活、直至精　神生活方面的一系列转变过程。

——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社会的物质技术和经济结构的进步，亦将在上层建筑领域　引起相应变化，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一步步提上现代社会的建设日程，并成为现代社会　的制度规范。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社会将更加重视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　化，并且在制度文明建设中推进。

——历史活动的主体化。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现代化运动的最后意义在马克思看来　，应当是人向其本质的回归和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物质技术上、经济结构上，还是社　会与政治层面上，现代化的目的都在于人的现代化，或人的解放，即人在历史活动中主　体性的发挥。在现代化过程中，人民群众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但历史活动的主体不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却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如上所说“经典的现代化理论”在当代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得到了总结和证实　，但在其继续发展中也把这一理论抛到了后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国民经　济中的工业比重已经超出发达国家，而其现代化程度却低于发达国家，这是“经典的现　代化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原因在于，世界范围里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仍在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而发达国家却进入了非工业发展轨道，　即工业部门逐步向服务业和知识产业转移、向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转移。因此，中　国学者何传启认为，现代化已经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一次现代化)进入　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

“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与“第一次现代化”过程的不同之处，突出地表现在知识经济　时代的生产方式与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的差别。“工业经济的特点是机械化、电气　化、标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而知识经济的特点是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　和多样化。”(参看《光明日报》2002年4月5日B1版金振蓉文)中国学者在对世界现代化　进程的比较研究中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观点，根据当今社会的新变化来看待“什么　是现代化”问题，这对于全面地发展地认识现代化是卓有启发意义的。当然，现代化进　程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发展程度的明显差别。根据各自的发展水平而选择不同的现　代化目标，关系到其现代化战略的成败。

总之，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是一个在层次上递进的实践和认识过程。作为客观　进程与主观作用的统一，现代化要求人们用新的眼光和新的探索精神，把握历史发展的　趋势，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作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

二、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下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和归宿

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路途上，中国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里处于领先位置。但自欧洲文　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主要国家在近代化浪潮推动下，相继走上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　展轨道，在现代化进程中超过中国。落后就会挨打。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　的“炮舰政策”下割地赔款，倍受屈辱。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猛烈冲激起国人自强自立　的民族感情，先进的中国人慨然把睁眼看世界和追赶西方列强的意识提到了历史使

命中　。现代化理想承载着中国未来的命运，寄托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

第2篇：现代化理论范文

杨豫从现代化理论建设的角度把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分成两期：以80年代中期为分界。他认为前期是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建设时期。现代化理论对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在60年代末达到高峰。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化理论家建设理论体系的任务基本完成，此后的重点是运用这些理论去进行地区的个案研究，并且在检验和修正有关的理论和模式。因此，有关现代化的纯理论性的著作近年来不再出现。但以现代化理论为框架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著作不断地出版问世，现代化理论正在进入新的和更高的阶段。[15]

我认为，战后的现代化理论发展大体可以分成三期，具体如下：

第一期：20世纪50——6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独盛时期。现代化理论和现代化研究首先从美国迅速兴起，而后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现代化的强烈愿望。美国与苏联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仿的两种主要范式。现代化建设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普遍兴起，与受到战争创伤的所有国家面临重建和复兴，以及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与地区面临严峻的巩固独立的发展任务有关。但现代化理论呈现惊人的“一元”现象，“现代化”虽然取代了“西方化”，但实质上，现代化理论还是在西方发达社会的基础上构建的，因为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还刚刚起步，成功的现代化社会只有西方发达社会，而且西方社会的经济在此时呈现稳步增长的繁荣景象。从现代化理论的内在理路来看，早在40、50年代中，西方经济学界以增长理论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已经在形成之中。这一研究的深入推动了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等多方面问题的研究，从而引起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转向。另外，此时正处在东西方“冷战”时期，虽不能说现代化理论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可以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美国非常注意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策略。60年代是经典现代化理论全盛时期。盛极而衰，60年代末期，批评浪潮席卷而来。依附理论率先举起批判大旗。经典现代化理论内部也出现了异音。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理论几乎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进展。是现代化研究的高潮阶段[16]。现代化理论首先由经济学家发起，然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纷纷跟进。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历史学相继出现。代表人物与著作主要有：1951年帕森斯著《社会系统》；1955年刘易斯发表《经济增长理论》；1958年，丹尼尔•勒纳发表《传统社会的消逝》；1960年W.W.罗斯托出版《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提出了现代化的五阶段图式（1975年扩充至六阶段图式）；③1960年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和科尔曼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年阿普特著《现代化的政治》；1962年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4年沃德和拉斯托著《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1966年艾森斯塔德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1966年，西里尔·布莱克发表《现代化的动力》；1966年列维著《现代化与社会结构》；1966年摩尔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年派伊著《政治发展的各个方面》；1968年亨廷顿著《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60年代还出版了韦伯特•摩尔(WibertE.Moore)和斯梅尔塞(NeilJ.Smelser)合编的一套丛书（共12种）《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学家希施曼将他的回顾60年代、展望80年代的著作定名为《超越——由经济学到政治学到其他学科》，指出：现代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可以说在60年代，整个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现代化理论，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研究对象上说来，都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统一现象。在60年代，现代化理论开始脱离了“东西争论”的政策轨道，转向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换言之，即现代化理论开始从一种政策科学向理论的历史观发展，并由此展示出自己的基本架构。[17]

1955年弗兰克·萨顿在《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一文中提出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基本模型。亨廷顿认为他概括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且“已被大多数人普遍承认”。[18]亨廷顿本人根据他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理解，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主要区别也进行了概括。[19]亨廷顿同样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概括，并且举示了相关的批评意见。[20]薮野佑三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偏向“连续模式”，而70年代以后的现代化理论则转向“隔断模式”。所谓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是指，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条历史发展线条上，它们是一种前后连续的关系。第三世界要向获得发展，就应当沿袭发达国家的做法，搞旧式的资本积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欠发达，是自己不作为的原因，与发达国家没有关系。“连续模式”受自然主义历史观指导，认为历史是朝一定方向发展的，先进与落后处于同一时间系列，保持着同一历史发展方向，因此历史上落后的社会可以追赶上先进的社会。反过来说，落后社会与先进社会相比较处于发展的劣势地位，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这是一种单线进化的历史观。[21]

第二期：20世纪70——80年代，进入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评、反思和修正时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产生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发达国家本身也陷入了经济危机和滞涨，东亚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拉丁美洲也有一定的发展。从学理上说，现代化理论一开始就暴露出许多弱点和问题，其“传统性”、“现代化”、“现代性”等主要分析概念和分析工具笼统而含糊，其理论架构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在此基础上，现代化理论走向多元。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再现代化（反思现代化）理论等纷纷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批评。在7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处于四面楚歌的地位。70年代末尤其是80年代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得到不同程度的修正，逐渐出现分流发展的形势。一种扬弃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新现代化理论”出现了。现代化理论的蜕变主要表现在：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言，从认为传统与现代对抗走向认为传统与现代整合；就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而言，从认定现代化必然是西方化，到认为现代化可能是多元化。薮野佑三认为，70年代后，现代化学者一改从前的笔调，开始大量使用“变迁”、“危机”之类的字眼了。如阿普特《政治变迁的理论》、阿尔蒙德《危机、选择和变迁》、艾森斯塔德《传统、变迁和现代性》、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发展研究系列：《政治发展的危机及其结果》、《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欧美政治发展的危机》等。在某种意义上，7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从50——60年代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转向了悲观主义、“不安的意识”和现实主义。[22]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它以拉丁美洲、非洲等发展中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框架内研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受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往往被学术界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欠发展和低度发展的根源在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切断与资本主义体系的联系，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依附理论确实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因为它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行角度解释了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根源。但依附理论仅仅从不发达国家外部寻找不发达根源的努力不断遭到猛烈的抨击，因此依附理论也在不断地适应实践发展而修正自己，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DosSantos）的“内部结构”依附论，就对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的内因和外因进行了调和。阿根廷学者费尔南多·卡尔多索和智利学者恩佐·法莱托的“联系性”依附论以及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的“从依附到自主”的发展理论就针对东亚的发展现实而对依附理论做出了重大修正。[23]依附理论的激进派——阿明的“脱钩”与“自立”的依附理论，在东亚经济增长的现实面前也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主要是提出了“世界市场的联系性分离或隔离”理论和“区域内部的整合性发展”理论。[24]德国学者、“依附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之一的贡德·弗兰克走得最远，他由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宗主——卫星”论[25]走向完全否定有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无形之中把“依附论”也取消了，而以康德拉捷夫周期论取而代之。[26]

世界体系理论是在依附理论的基础上，在70年代由著名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系统地提出来的。沃氏认为人类历史地形成的部族、种族、民族以及民族国家，总是在相互联系而不是在孤立中演化和发展，因而，总是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16世纪以前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而从6世纪以来则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支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驱动力，有时称为“价值法则”。它原来的分工范围包括大部分欧洲和一些美洲地区。经过几个世纪的扩张，将世界的其他地区陆续纳入其分工范围。第一个真正全球意义的世界体系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成，一方面是中心——边缘关系支配的世界经济体，另一方面是国家联动的政治结构。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基本矛盾通过一系列周期性的节律业已表现在体系的演进之中，周期性的节律起到了抑制这些矛盾的作用。两个最重要的周期性的节律是康德拉捷夫周期（50/60年）和霸权周期（100/150年）。在康德拉捷夫周期内，利润的主要来源在生产领域（康德拉捷夫周期甲阶段）和金融领域（康德拉捷夫周期乙阶段）之间交替更迭。在霸权周期内，全球秩序由某个霸主采取特殊的霸权形态加以控制，但争夺霸权的斗争此起彼伏，霸权兴衰不定。周期性节律造成积累与权力中心点的正常而缓慢、但是重要的地理变迁，然而不改变体系内部基本的不平等关系。这些周期从来不是完全对称的，但是在构成体系的长期趋势的一些特定方向上，每个新的周期都会带来小而重要的结构性演变。像所有的历史体系一样，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期也是有限的，当其长期趋势达到某一点，以致体系的起伏波动变得充分宽泛而无规则，不能再保证该体系的制度机构的活力更新，它将走向终结。一旦达到这一点，就会产生分岔点，经过一段混沌的过渡时期，这个体系将被一个或多个其他体系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将被取代。[27]

后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崛起的、以探索现代化或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发展为对象的一种现代化理论。亨廷顿认为，后现代化理论关心的并不是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不关注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而关注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28]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它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关于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思想集合。[29]后工业化可追溯至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或欧洲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它通常被认为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革命，生产结构方面的第三产业主导（以服务业为主体），社会生活方面的消费革命。后现代社会的名称，琳琅满目。有称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社会、超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文明社会、后传统社会、后福利社会、后集体主义社会、后自由社会、后意识形态社会、后消费社会、后市场社会、后经济学社会、规划社会、多元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电脑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社会、风险社会、生态社会等，“知识社会”这一名称似乎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后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著作有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9年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91年英国学者玛格丽特·A·罗斯的《后现代与后工业》、1992年英国学者克茹克的《后现代化：发达社会的变化》、1992年美国学者波林·玛丽·罗斯诺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1993年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1994年美国学者史蒂文·塞德曼的《后现代转向》、1997年美国学者罗纳德·殷格哈特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1999年中国学者何传启的《第二次现代化》等，可视为这一时期后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作。对后工业社会有系统认识的莫过于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他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后工业社会有五大特征：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职业与上层建筑方面，一个新的专业化或技术职业性阶层的出现及其主导地位的确立；社会发展方向方面，对技术的控制与鉴定；决策方面，创造新型的“智能技术”；整个社会的中轴原则是理论知识占中心地位，是一切社会变革和政策制定的源泉。[30]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业和服务业的主导作用这个支点之上的。富永健一认为贝尔的后工业社会应理解为工业社会的一种延续，而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尽管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存在意义重大的变化，有充足的理由获得“后工业”的新称谓。但他也自承后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将完全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而只是工业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延续。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看来，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所称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比以前那些阶段甚至“更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已。美国学者罗纳德·殷格哈特（RonaldInglehart）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1997）一书中认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发展阶段，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超越，而不是非现代化和反现代化。在现代化阶段，宗教地域价值逐渐减退，生存价值、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最大化压倒一切，成就动机成为核心价值，传统权威让位于理性合法权威，工具理性的主导地位导致人的异化；在后现代化阶段，国家权威弱化，更加重视个人自由，后物质主义成为核心价值，经济增长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工具理性让位于价值理性，生活价值和主观幸福最大化成为优先课题。现代化的边际效益递减是后现代化兴起的基本原因，后现代化的发展也有它的社会限度。现代化与民主化没有直接相关性，民主化在后现代化阶段却成为不可避免。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都是作为变量存在的，因此，现代化和后现代化都呈现非线性发展。[31]

后现代主义是建立在对现代主义、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的种种问题和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的一种思潮。现代化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也带来了理性的专制、人性的淡化、精神的空虚、生态的灾难等人类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现代病”。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病”的揭露、批判和反思，开阔了人们视野，启迪了人类未来发展的灵感。后现代主义没有、统一的定义，也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32]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罗斯把后现代主义者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解构主义的（deconstructionist），双重编码的（doublecodedordual—coded），理想主义的（ideal），当然还有乐观主义的（optimism）、悲观主义的（pessimism）、虚无主义的（nihilism）等。解构主义式的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行质疑、批判、反思，然后回归有选择的现代性原则或理想中的现代性原则，如伊哈布·哈桑（IhabHassan）、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詹姆逊、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乃至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让·鲍德利亚（JeanBaudrillard）等。双重编码式的后现代主义是用传统或本土等符码对现代性符码进行再编成或重写，实际上是把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用民族性去重释现代性，用现代性去更新民族性。代表人物是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Jencks）。理想主义式的后现代主义仅要求回返前现代的价值，在自然中重现发现审美和精神的意义，但也并非是完全向后看的，它立足于“完全自动化生产”和“电子革命”的社会基础上，实际上是过于强调本土化，倒有点近似原教旨主义。代表人物是彼得·福勒（Peterfuller）。[33]这三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是美学意义上的，但其实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它们最终都没有逃出现代性的手掌，而回归到了现代性的立场中来。美学意义上的后现代性的不充分受制于社会意义上的后现代性的未展开。观念的东西终究离不开现实的距离。

生态现代化理论由德国学者胡伯在1985年提出。1987年联合国发表《我们的共同未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一种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去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演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迄今，生态现代化没有统一的定义。[34]

再现代化（反思性现代化）理论（贝克把“反思性现代化”或“自反性现代化”称为“现代化的现代化”[35]、“现代性的激进化”[36]或“理性化的理性化”[37]）主要由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等提出，他著有《风险社会》（RiskSociety：TowardaNewModernity）（1986）和《再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1994）（中译为《自反性现代化》）。贝克认为，“现代化是一个自我创新过程的人必定会考虑到即使工业社会也会被淘汰。工业社会被淘汰的另一面是风险社会的出现。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里，社会、政治、经济和个人的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地避开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38]贝克的进一步解释是，“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危险开始占主导地位。”[39]“再现代化”或者说“自反性现代化”是创造性（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毁灭”的对象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不是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如果说“简单现代化”或“正统现代化”归根结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破坏（或者说“抽离”）、接者进行重新整合（或者说“嵌合”），那么“自反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破坏”（贝克所谓“创造性毁灭”），接着进行重新整合。“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这样的情形：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正常的、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话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40]吉登斯对“反思性现代性”的简要解释是“对进行中的社会生活的监控性”[41]。

“新现代化理论”，又称为“现代化修正理论”。是指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的对经典现代化的修正理论，是各种修正理论的理论集合，不是一种系统而完形的理论。谢立中认为“新现代化理论”家“一方面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即经典现代化理论）模式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又积极进行探索，试图对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进行补充、修正，形成一种新的更富解释力的现代化理论。”他们又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派”。[42]代表性如历史学家C.E.布莱克（有《俄罗斯和日本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动力》、《比较现代化》等）、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古斯菲尔德、W.查普夫（有《社会变迁理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福利发展和社会转型》）、政治学家S.P.亨廷顿等。新现代化理论与经典现代化理论在基本框架、核心范畴、理论预设方面有继承的一面，如它们仍然共享“传统”与“现代”的核心范畴并以此为基本框架展开分析；仍然将“现代化”视为“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仍然认为这种转变是“有益”的；仍然认为“现代化”本质是内在的过程等。然而，新现代化理论毕竟是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和修正，因此，与传统现代化理论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再把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性质始终如一的静态统一体；不再把传统性与现代性视为互不相容的对立的两极；不再把传统视为现代化过程的绝对障碍；不再把现代化过程视为对传统的毁灭过程；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不再认为现代化只有一条道路；不再满足于对现代化的抽象分析和理论分析；不再忽视外部环境的作用；不再局限于结构——功能分析、系统分析和数量分析。

作为新现代化理论的重要代表，美国历史学家西里尔·E·布莱克对早期的（或者说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批评，并着手建构新的现代化理论。他认为，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过度地强调了西方影响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应该重视的，但明显的缺陷是忽视了对各类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内部文化传统的研究，而“现代化理论与其他任何社会变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应当重视评价前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有利于或阻碍现代化的各种因素。第二，它应当把反映在科学革命和技术革新中的知识进展看作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正是知识的进展使这类社会变革区别于过去的任何社会变革。第三，它应当着重于检验某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的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面前利用这些因素的能力。第四，它应当批判地评价某个社会的领导者如何利用各种政策去改造传统制度和观念的遗产，目的在于在这样的基础上利用可行的政策来有选择地向先进的现代社会借鉴，并推动现代化的进程。”[43]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现代化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和传统发生互动。与其说现代化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还不如说它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适应。因此，现代化理论的首要任务是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当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抛弃哪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44]

新现代化理论虽然在研究重点/关注焦点、分析层面/分析单位、主要变量、主要概念/术语、理论假设/政策含义方面与经典现代化理论有继承性的一面，但也在传统与现代性关系方面、研究方法方面、发展路径方面、外部因素与内部冲突的作用方面出现了显著差异。新现代化理论已经超越了传统现代化理论相对粗疏的分析，并摈弃了传统现代化理论一些不可靠的理论预设，如传统的现代化的障碍；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前进的、漫长的美国式过程。新现代化理论开辟了家庭、宗教、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积极作用）等新的现代化研究领域，提供了比传统现代化理论更细致、更详实的理论分析。[45]苏耀昌在比较了传统（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与新现代化理论/研究后，认为，新现代化理论比传统现代化理论有更大的威力，主要表现在：第一，还传统以本来面目。新现代化理论对传统的性质、结构、与西方化、现代化的复杂关系作了有意义的探索。第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传统现代化理论在类型研究的基础上高度抽象，使用案例仅仅为了图解理论，几乎没有时空概念，简单、粗疏而且霸道。新现代化理论特别重视历史研究和案例的特殊性。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传统现代化理论也在从政策研究走向历史研究。70年代以来对传统现代化理论的猛烈批判，导致传统现代化理论跌入低潮和反思阶段。70年代末以来，在反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新现代化理论逐步取代传统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研究的历史取向获得了承认和强化。第三，趋向于更详实的分析。新现代化研究力戒简单地下结论，或仅仅提供单变量分析，而注重多元综合分析和复杂性分析。[46]

薮野佑三认为，70年代以来，现代化理论从60年代“连续模式”转向了“隔断模式”。“隔断模式”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彼此离异隔断的关系。发达国家搞资本积累，完全是以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为条件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源于发达国家的盘剥，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必须摆脱发达国家的束缚。“隔断模式”受历史主义历史观指导，认为无论什么社会，不管它处于什么发展阶段，都具有其作为历史的个体而存在的理由。经典现代化理论属于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主要分析方法是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论。而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属于现代化理论的“隔断模式”。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既而社会危机。现代化理论的“连续模式”受到严厉质疑和深刻反思。一方面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病理和现代性重新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分析。现代化理论由“连续模式”向“隔断模式”转变。“隔断模式”认为，先进和落后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时间差异，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本身就有问题，其不再成为发展中国家所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发展中国家应该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应运而生。[47]

第三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重新得到振兴和发展，而第三世界不少国家却陷入了经济危机或停滞状态，更有不少国家落入了“第四世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突然崩溃，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出现了空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此为基础，“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现代化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复活”并发展了经典现代化理论。虽然强劲地压倒了其他现代化理论，但已经不可能复演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支配权。“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一直受到西方左派和发展中国家的严厉批判和抵制。多元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甚至多元现代性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后现代化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也没有解构掉现代化，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工程”（哈贝马斯）、应该“继续现代化”（查普夫）或进入“第二波现代化”（吉登斯、贝克等）的呼声不断高涨。

从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全球处于所有现代化理论与发展理论的强势地位。[48]是“标准”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发展而来的，是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在处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民主、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其政策宣示是“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在对待正义、权利、秩序等大问题上，许多新自由主义者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之所以聚集在自由主义的旗下，都是出于对自由的肯定，都力求揭示自由与非自由的界限，揭示自己与他人、个人与国家、权利与义务、放任与约束的互动关系。[4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的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50]立足于“竞争秩序”和“积极自由”两大原则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来看，它的框架更加偏好个人、自由、放任、市场、效率的一面。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思维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前提”或“预设”之上的：即实施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国家应该具有健全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而且公民必须具有高度的个人主义传统和法律理性主义。否则，新自由主义的实施将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效果基本上已经验证了这个“前提”的必要性。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从理论向实践转化，从英美向全球扩展，从经济向政治、文化、国际关系深化，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和抵制也随着新自由主义的传播而不断高涨。这更加凸显了新自由主义实施前提的存在和重要。新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大革命”和“大萧条”的年代，又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个“大危机”年代被接纳为政策实践，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一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从工业革命以来，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发展理论和实践中依次登场，甚至出现一定的时间交替或空间换位，是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理性地分梳和批判地吸纳新自由主义是学术界的紧要任务。

历史地看，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逐利的竞争性扩张，只要资本主义还有内部扩张（“结构扩张”）和外部扩张（“空间扩张”）的余地，只要资本主义还没有耗尽它的能量，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就可能不断地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的“创造性地回归”。从20世纪20——30年代古典自由主义蜕变为新自由主义以来，新自由主义历经30多年的冷落和边缘化，似乎由回到了古典自由主义在“辉煌”的19世纪的地位，并有所突破。新自由主义是以“个人”、“自由”、“效率”为它的三个主题词的，是完全为“资本”服务的，最大限度地为“资本”开拓道路，因此，必然导致对“社会”、“民主”、“公平”的难以兼顾，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内在的深刻矛盾，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必然会被超越或取代的根本原因。从古典自由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又从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回到新自由主义，“历史”似乎是“循环”的，但是，新自由主义毕竟不是古典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挑战的“创造性回应”，使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对于“自由”和“国家”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化。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贡献是：它创造了比较精致和比较可行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因此一切回应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挑战性理论在这方面也要能够超越新自由主义。我们相信：新自由主义同样必然会被创造性回应它的各种形式的兼顾“个人”、“自由”、“效率”与“社会”、“民主”、“公平”的理论所取代超越或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创造性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中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缺乏“以人为本”的个人——社会视野，而倾心“以资本为本”的个体视野。从短期来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确实大大提高了发展的效率。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明显会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发展模式是缺乏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发展过程中警觉地保持自然生态、社会形态、个人心态的微妙平衡。新自由主义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新自由主义立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之上，往往不知不觉滑入“强权”或“霸权”的深渊，这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在国内倡导人权而在国际却履行霸权的矛盾行为中看得很明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由主义与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往往结盟，这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发展和历史发展的逻辑使然。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在处理国内国际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以权利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的发展逻辑。当代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尖锐地指出：“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这就是缺乏任何义务的概念。而这些义务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的，即振兴有活力的共同体对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都是绝对必要的。”[51]

（三）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

谢立中分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演进为三期：第一期是20世纪50——60年代，“现代化理论”主导了发展问题的研究。第二期是60——70年代，由于发达国家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的出现，不发达国家发展过程的明显停滞，以及“依附理论”等对立理论的兴起，“现代化理论”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其发展呈现出相对停滞状态。第三期为70年代末尤其80年代以来，部分是由于“依附理论”等理论自身也具有种种局限，部分是由于“现代化理论”家们在对自家理论进行革新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现代化理论”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又重新活跃起来。“现代化理论”似乎已经复兴，并正在重新获得日趋增强的影响。[52]

苏耀昌也分为三期：传统现代化理论/研究时期；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新现代化理论/研究时期。传统现代化理论/研究时期指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理论危机”以前的时期；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是“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阶段；“至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热潮的降温，现代化研究再度兴起”[53]，“现代化理论已经摆脱60年代的理论危机，有望在90年代保持充满活力，硕果累累的发展势头。不仅如此，很有可能如波斯特所指出的，现代化研究‘将会作为克服所谓（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的排它性外部关注的一帖良药，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54]

亨廷顿基本分为两期：第一期是“传统现代化理论”时期（20世纪50——60年代），第二期是“修正现代化理论”时期（60年代后期开始）。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理论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社会，因而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如过分乐观，极少讨论甚至不讨论现代社会的未来，沉湎于西方过去的辉煌之中无以自拔，认为西方已经先进到了“终极”状态，西方的过去就是世界的未来；对非西方社会的传统没有深入的认识，等等。另外还存在一些逻辑的、固有的缺陷。从60年代后期开始，有些学者开始部分地修正现代化理论。最有意义的也许是现代化理论的修正派学者集中精力去研究最复杂的传统社会制度。[55]

结论

无论是广义现代化理论、狭义现代化理论、还是最狭义现代化理论，它的演进都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广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三波现代化（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携手并进，狭义现代化理论和最狭义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则与当代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加速，以及现代化模式从一元到多元的发展连系在一起。二是民族国家的发展。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从西方向全球扩展，促进了民族独立和国家意识的不断发展，从而推动后发展国家赶超型的现代化战略的启动。现代化理论逐渐越出西方的范围，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全球普世理论的面貌，与此同时，现代化理论也越来越复杂化和精微化，并且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三是人的发展。现代化既存在对人的新的束缚，但更重要的是对人的不断加速解放，这是现代社会以前难以企及的。现代化理论也从把理性仅仅理解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转向关注人文理性或生活理性（意义理性或价值理性），倡导两种理性的协调平衡。“新”现代化理论倡导“传统”与“现代”的整合发展，发展伦理学主张重新评估传统文化与价值理念对“合宜”现代化的功能，就是在“人的发展”的基础上对现代化的深度反思。

[1]参考[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原载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2]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也见《新华文摘》，1988年第2期。

[3]杨豫：《译者前言》，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综述。

[5]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页。

[6][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原载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7]参考[美]塞缪尔·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9、50页。

[8]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综述。

[9]参考谢立中：《编者前言》，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10]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

[11]参考[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原载日本《思想》1985年4月号。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12]参考[日]富永健一：《“现代化理论”今日之课题——关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发展理论的探讨》，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109页。本表为作者根据富永健一的论述而制，但根据作者的理解有改动。

[13]参考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5页。

[14]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综述。

[15]参考杨豫：《译者前言》，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6]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都得到“异乎寻常的承认”？亨廷顿认为，一部分来自下述事实，即它满足了西方社会的自得心理，同时又给予非西方社会以希望。现代化理论把国外发生的变化和国内的现状合理化了。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页。

③罗斯托把现代社会的形成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起飞”、“向成熟推进”、“高额大众消费”五阶段，1975年增加“追求生活质量”，形成六阶段图式。

[17]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18]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2页。

[19]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4页。

[20]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7、56——58页。

[21]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31页。

[22]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5页。

[23][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依附论的历史与理论总结》，见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全球化与世界体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6页。

[24]参考[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5]弗兰克关于依附论的主要论著有：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7；OnCapitalistUnderdevelopment.Bombay：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DependentAccumulationandUnderdevelopment.NewYorkandLondon：MonthlyReviewPressandMacmillanPress.1978.等

[26]弗兰克否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的主要论著是：A.G.FrankandB.K.Gills.TheWorldSystem：FiveHundredYearsorFiveThousand？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3；Reorient：the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Th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等。

[27]参考[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东亚之兴起，或21世纪的世界体系》（1997），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1999），冯炳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9页。

[28]参考[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与政治》，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注。

[29]参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0]参考[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銛，王宏周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31]参考宋培军：《“后现代化”与福利国家——殷格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述评》，见《现代化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2]参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33]参考[英]玛格丽特·罗斯：《后现代与后工业——评论性分析》，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4]参考何传启：《东方复兴：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1页。

[35][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7页。

[36][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37][德]乌尔里希·贝克：《生态启蒙：风险社会的政治文集》，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N.J.：人文科学出版社，第134页。

[38][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9页。

[39][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页。

[40][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1997），赵文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4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有三联书店1998年中译本），剑桥：政体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42]谢立中：《编者前言》，见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43][美]西里尔·E·布莱克、杨豫：《现代化与政治发展》，《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44]参考杨豫：《译者前言》，见[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1976），杨豫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45]参考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原载苏耀昌：《社会变迁和发展》，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2、283页。

[46]参考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原载苏耀昌：《社会变迁和发展》，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3——304页。

[47]参考[日]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今天》，原载薮野佑三：《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问题》（1984），见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137页。

[48]程恩富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条件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取得了思想“霸权”的强势地位。西方左翼学者、中间派学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特别是世纪之交的近几年来，形成了一次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及其产物——“华盛顿共识”的批判浪潮。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进步性的，也是当今国际经济学界的前沿创新。参考程恩富：《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反对新自由主义，尽快消除其影响》，《求是》，2005年第3期。

[49]韩震、欧阳向英：《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新自由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0年第4期。

[50]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51][美]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何刚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52]参考谢立中：《编者前言》，见《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53]苏耀昌：《新现代化研究》，见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2页。

第3篇：现代化理论范文

一、我国传统法学的渊源、背景及其历史性检验分析 没有现代化的法学理论指导，也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法律实践、发挥以法治国的极大功能。这一命题还未得到法学界的普遍肯定，但已为近年来大量法律实践的事实所证明。实践中存在的以言代法、以文代法，有法不依等现象，以及法律的人民远未树立，“以法治国”未能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一样立为国策等，其思想认识根源在于未能实现法学理论观念的现代转变与更新。其中关键又在于把我国传统法学(指五十年代从苏联照搬进来的维辛斯基法学)当作马克思主义法学，苦苦坚持，以致在法律教科书上写的、“普法”课上讲的、书店里卖的、法学报刊上发表的、法学殿堂里传授的，基本上仍是五十年代从苏联搬进来的那套理论观念:即法起源于阶级斗争的不可训和‘起源论)，法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本质论)，法是阶级斗争或阶级统治的工具(功能论)，法与阶级共存亡(发展论)，法是阶级社会的特有现象(特征论)等五条大纲。至于原始社会没有法、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法、以及惠新宋同志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即使有环保法、森林法等社会规范也“不是法”等，则是这五条纲领性理论的必然推理。这一理论体系是我国传统法学的渊源，它原原本本地载在维辛斯基著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一书之中。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套理论的产生是有它的时代背景的。它适应于苏联当时高度集权的产品型经济，意志型经济，在政治上推行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科学上批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等巨著，它是这一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它的很多东西是附加给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特体现单一“统治阶级意志”，实行所谓“阶级统治，的人治型理论。远非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义。 在苏联这套法学理论与“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相互配合，作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指导，统治苏联政法界以至社会达半个多世纪，至现在问题才充分暴露出来。在我国这一理论对让会主义建设的严重危害也已为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所证明: (一)在“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法律就是统治阶级意志”、“阶级斗争工具”相互配合的理论指导下，50年代末法律、法学本身几乎也受到否定。法学刊物停出，法律学校停办，法学研究机构波撤销，公开不要“法治”而施行人治，法学与社会的发展遭到极大的挫折。在这一过程中，法学理论对社会建设实际上是起了帮倒忙的破坏作用。 这是解放后这种法学理论经受社会实践的第一次严峻检验。 (二)60年代初虽然开始重视法律，在方法上也作了一些纠正，但仍未提高到政治法律的根本理论上来认识，于是在同样的政法理论指导下，发展至“”的，使国家主席和一大批党和国家的元勋横遭迫害，大批冤假错案祸及不知多少人民群众，国家经济建设濒临破产边缘。这是传统法学理论解放以来经受社会实践的第二次严峻检验。 (三)粉碎“”以后，人心思法，人心思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批判了高度集权的“意志型”、“产品型”经济模式，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开放、改革，使经济建设获得空前的繁荣，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法学理论观念基本上仍是五十年代的。于是理论及实践严重冲突，宪法上明文规定人民民主，法学理论却要坚持“阶级统治”。当前，法制建设日趋完备，而法治状况却远不能令人满意，与这种理论观念未能转变有极大关系。’己束缚了人们的民主思想意识，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国家能否走上法治的轨道，我们的法学能否科学化、现代化起来，应该说，我国法学当前又面临着社会实践的第三次检验。 二、对坚持维辛斯基法学的种种“理由”的批驳 维辛斯基法学的核心是阶级论，即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和阶级统治(工具)论。 坚持维辛斯基法学的同志以种种“理由”为这种理论辩护，阻碍法学理论的创新与现代化。这些理由，从新近发表的论著来看，主要的有: (一)马克思早期言论的未“成熟”论。我在《论法学现代化与法的本质概念的科学表述》(《政法论坛》1985年第3期)等文中，引用马克思1842年投入社会实践以后说的法律“应是人的社会行为必备规律”、“应是人民意志的表现”、维护剥削阶级特殊利益的法律是统治的剥削阶级意志的表现等，指出马克思关于法的本质的观点是系统论的，而不是统治阶级意志单一因素的质点论的。它具有多层次的系统结构，深层次是客观规律性、科学性，其次是社会性、人民性，再次则是阶级性(包括革命的阶级性和反动的阶级性)，法律的阶级性随着社会发展至阶级社会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失。但它的科学住、规律性、人民性、社会性不但不会消灭，而且将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而更加完善。相对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对不同论战对象的需要，马克忍、恩格斯等有时强调法的本质的某一方面，这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但是，在学习他们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述时，务必系统地、全面地掌握，而不可固执于某一方面仓例如统治阶级意志性)，甚至将之僵化起来，并将之运用于任何条件下的社会实践。 有的同志不同意以上分析，认为马克思早期说法的客观规律性、社会性、人民性等话时还未“成熟”，应以《共产党宣言》上说的“统治阶级意志”性为“依据，而不应是马克思早期关于法的那些言论”为准，否则就是以早期的马克思的言论来否定经已成熟了的马克思主义(详见孙国华《也谈法学的现代化与法的概念的科学表述—与吴世宦同志商榷》、《政法论坛》1985年第6期)。笔者认为，这种成熟不成熟论、早期与晚期机械割裂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共产党宣言》(1847年)发表以后的第三年(1849年)马克思还说，法律“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马恩选集》第6卷第229页)而不只限于“统治阶级意志”的单一表述。#p#分页标题#e# 以《共产党宣言》来划分成熟与不成熟的界线，这时应是更成熟了吧?里至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时，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形，1882至1884年中所大量论述的，由人民行使的原始父系氏族社会的又惯法、继承法等已是白纸黑字，有目共睹的。难道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三十六、七年以后，马克巴连局恩格斯反而又都不“成熟”了吗?!这一成熟与不成熟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白应以社会实践为唯一的检验标准，而不应由什么人来一锤定音。 (二)目击为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大量论i正的原始父系氏族社会的习惯法，有的同志认为应以目击为准，这些法律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是奴隶制法律”，如不以目击的为准，，就会把法律等同于辩证“法”、教学“法”、绘画“法”等的“法”了(见《光明日报》’1986年7月。日吴大英等文)。笔者认为，这种论点实际上把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已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连向梅因、摩尔根等前人的研究成果都一起否定了。事实上对任何问题如排斥逼近法、演绎法以及个体发育与系统演化相结合等等的多种方法，科学将寸步难行，非要目击300万年以前的了、是怎样起源的，则人类起源问题将水远只能是个谜，恩格斯的从狱到人的论述也就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了。 (三)法学不应研究论。有的同志认为，法的“原始社会那部分(指法的起源问题)我们不可能掌握现实材料，应由历史学家去研究(见张友渔《一个必须认真研究、探索的问题》，《中国法学》1987年第2期)。这就是说，法学不应该研究法的起源，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也是相悖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原始社会“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马恩选集》第3卷第155页)也正因为这样，他们高度评价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恩格斯把它看作可以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相比美。任何事物不弄清它的起源这一“基础”，不弄清它的来龙和去脉就羌法弄清它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总结出正确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进而反作用于客观事物。我国原始社会史的建设，对我国社会科学、历史科学、法学等有着不可估量的科学价值，儿乎所有的专门史，如政治史、法律史、科学史等等，都必须从这里写起。弄不清人民在创造法律文明中的历史地位，以及人民维护法的公正性的斗争是法律发展的动力，树立起法律的人民至上观念，而坚持法的“阶级统治”观念去研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其结果很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四)没有实践经验不可论证论。有的同志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意义上的法是不存在的。但我们还没有实践经验，不可能作出以具体事实为根据的科学论证”(见张友渔《一个必须认真研究、探索的问题》，《中国法学》1987年第2期)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也是不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虽然没有实践经验，但却进行了规律性的预测，作了有充分说服力的科学论证，绘出了美好的大致图景，鼓舞千百万人为之而努力奋斗。恩格斯《在爱北裴特的演说》中说:“到了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争端将通过仲裁法庭来调解。”(《马恩选集》第2卷第608页)同志也说过，“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选集》第5卷第319页)同志的论述与恩格斯的论述前后相距一百多年，具体用语虽不尽相同，但基本思想却是一致的，这些论断究竟有什么错误而必须抛弃不要呢?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一个开放系统，是不存在有任何危机的。维辛斯基法学自我封闭于“统治阶级意志”与“阶级统治”，确实存在着很大危机。随着改革、开放越深化，香港的回归祖国和一国两制的实现，这种危机必将越来越大。 (五)系统的组成部分与系统整体同一论。这是惠新宋同志新近提出的“理由”。他在《评扩展了外延的法的概念及其理论意义—与苏晓阳同志商榷》一文(《政法学刊》1986年第2期)中说:“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来看，他们认为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不存在阶级和国家。那么，原始社会没有法，共产主义社会法和国家一样要波放进历史博物馆的结论得出，恐怕不需要很复杂的逻辑推理。”为什么呢?在惠新宋同志看来道理很简单，因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因此法律必然要与阶级、国家共始终，消灭了阶级与阶级国家，法律自然要消亡。“脱离系统的部分，不再具有系统原来的性质和功能。一”因此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即使有“环保法”和“森林法”的“调整措施”，但这种“《环保法》和《森林法》不是法。”笔者认为，讨论问题不能避开历史和现实，而只从概念上去推理。历史和现实是否巳经证明了法和阶级、国家系统是同存亡、共始终的同一系统，或者法律只是阶级和国家系统的子系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原始部落的社会实践与前人的科学实践，肯定原始父系氏族社会已有习惯法，习惯法也是法，它不限定在阶级和阶级国家的边界以内，这扰已经说明了问题。按马克思、恩格斯对概念的全面、系统表述，法应是社会或国家权力机关制订、认可并依其权力的强制性保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它的本质具有上述多层次的系统结构，它的基本特征:一是社会权力或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二是对社会必备行为的规范性。权力的强制性可以为剥削阶级国家的统治阶级所掌握(实际上是篡夺、，也可以为广大人民或人民国家所掌握，录J削阶级、阶级、阶级国家消灭了，人民或人民的国家仍存在，它不会随阶级国家的消灭而消亡。因此法和阶级国家是社会系统的两个相互交叉的子系统，它们相互联系却又不是不可分割的，也不是以一方的存在为他方存在的前提的t’i口互依有”的. #p#分页标题#e# “脱离系统的部分，不再具有系统原来的性质和功能”，同时“它仍具有自身的性质和功能”这一系统论原理是公认了的。惠新宋同志只要前半句，不要后半句并将之运用于说明环保法、森林法等脱离了法的体系(总体)就不再是法了。这里最好还是让事实来说话，而不要停留在概念推理上兜圈圈。事实上，苏联和东欧不少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后，把解放前的民诉法、刑诉法甚至民法中的婚姆法、继承法不予修改的承袭下来继续使用，是否这些脱离了它们原有法体系的法就不叫作法，而只能叫什么“调整措施”了呢?它失去原系统的整休，却仍保存有自身的特性和功能，新政权肯定它作为一种法的特性和功能，把它放到新的系统中，又给它以新系统的整体。把系统的组成部分与系统整体的特性视为完全同样，对此就是无法理解的。肯定“脱离系统整体的部分，不再具有系统原来的性质和功能”而又肯定“它仍具有自身的性质和功能”这才是完整的系统论原理。把“组成部分功能”完全等同于“系统原来的性质和功能”是违反系统论原理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环保法》和《森林法》同样具有权力的强制性和对社会必备行为的规范性，具有法的基本特征，为什么只能叫作“调整措施”，而不能叫作法呢?回答只能是:因为它没有了阶级性。那么人、文学、哲学、文化、教育、艺术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都将失去阶级性，是否也都因此而不能再叫作人、文学、哲学、文化、教育、艺术，而都要苦费心机地想出什么类于“调整措施”等的’“高等动物”、“人学”、“折学”等名称来呢?一’ 三、重申几点希望 为了促进我国法学科学化、现代化，加强法学方法论研究，这里，笔者根据新近的情况，再次提出几点希望: (一)提高法学学术讨论水平。采用实事求是的、认真负责的、指名点姓、注明出处的讨论，这在国外包括苏联等国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我国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在学术讨论文章中指姓点名开展批评，却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于是正常的学术批评搞不起来，有些批评变成了无的放矢的“客里空”，例如，有的同志先由自己主观仕撰出一个维护自己、利于自己批判的观点，然后冠上“有的人”的“客观对象”，进行“严肃”的批判。 上引的几篇文章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这种情况。它降低了法学理论讨论的科学水平，不利于实事求是的讨论问题，必将影响我国法学理论的科学化、现代化。 (二)多面向现实，理论联系实际，少搞对经典著作的片面摘引，打“语录仗”。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法学问题的论述具有很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在总体上又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只有全面的、系统的理解才能把握其精髓。我国法学理论上的一些问题，久争不决，与我们的学风有很大关系。在学术讨论中，对一系列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往往不敢正面接触，很多时候只是从经典著作中引一段话来作回答，而不问这段话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人讨论的什么问题而说的。于是你引这段，我引那段，相沿成风，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也是我国法学理论落后，现代化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多讨论与解决实际问题，少搞些“概念搬弄”的不实之风。在社会上，现在有一股“文非”的不实之风，例如把“错误”写成“失误”，“涨价”写成“调价”等，这一不正之风也吹进了庄严的法学殿堂，例如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哪一个阶级是统治阶级?对于占总人口80%的农民与其他阶层的人民在法律上的地位与作用如何看待?有些论著不作如实的回答，却搬出一个“人民阶级”也是“统治阶级”i均慨念，又不对“人民阶级”概念的内涵和特征是什么?是基于什么情况而概括出来的?其作用和意义何在?发展前途如何等给予说明。又如，我国解放前延安等抗日根据地制订了很多法律，当时的人民政权仍不是统治阶级，国家也未正式成立，这些法是否也是法律?惠新宋同志的回答是它“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法的含义”，但“还缺少法的某些形式特征”。 至于缺少什么“形式特征”，“缺少这些形式特征”而只具实质性含义的法是否也是法?又避而不提。惠新宋同志认为“过多的限制词不是科学上严谨的表现，而是基础理论不发达，基本概念贫乏的反映。”但没有任何限制的这样搬弄、滥用概念是否沈很说明基础理论发达，基本概念就很丰富呢?笔者认为，只有按上述方向共同努力，我国法学理论界才能较快地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携起手来，面向现实，为我国法学、法治的现代化而贡献出全部智慧和力量。

第4篇：现代化理论范文

我国解放50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社会得到飞快发展，国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富足，尤其是在全球掀起以“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化、产业信息化、信息网络化”等新四化为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即将出现16亿高峰、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将完成、第三步战略目标将要开始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及时发出号召，在“沿海发达地区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广东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迎接第二次现代化浪潮，迎接新纪元，迎接即将到来的人口高峰，迎接大幅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在积极推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国务院从民族的命运及历史的战略高度来再次审视我国当今的水问题，指出：“得认真研究水的问题，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应该未雨绸缪”，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再次将水利确定为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的首位，把治水摆在优先领域。同时对水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求水利工作者化解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水污染、水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社会稳定发展，国家食物安全度稳定提高，生活环境越来越优美，而且还要求能有效地遏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局面，实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利用与协调发展。可见，治水任务十分艰巨。水利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民经济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前提、基础和保障；也是社会安全、经济安全、食物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的重要保障。所以，要基本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城市现代化、生态与环境美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以及“四个”安全的确保，首先，就必须加速推进水利现代化的进程，才能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良好的基础。水利现代化就是在这背景下提出来的，并迅速为广大有识之士所赞同和接受。

2水利现代化内涵

水是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的、相互作用的、开放型的系统。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水利事业不断发展并不断获得成功基础之上的。水利现代化是融入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发展的大的系统工程之中，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可替代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础、前提和保障；水利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非静止的不断推进的过程；它从顶级目标而言，有起点，没有终点。

但是，水利现代化并非完全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形象工程，而是一个有型的实体，它对未来某一个历史时期来说，有一组具体的指标要求。因为，它是反映水利发展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系统的数字形象，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刻画出这个大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中，有一部分是定性的（或曰形象的），但主体部分是有型的，是可以量化的。

水利现代化是指在水利领域广泛采用当今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的工艺设施、新型的仪器设备、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网络化的信息系统，以现代的思维转变人类传统的水利观念，研究水利、装备水利，管理水利，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水资源，有效保护水环境，严格控制水污染和水土流失的源头，大力治理其末端（指已被污染的水域和已产生水土流失的土地），加速建立以供定需、供需协调发展的机制及决策科学化和城乡水务管理一体化的先进的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水利产业化进程，实现水利产业可持续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坚强、有力的后盾，保障国家社会安全、经济安全、食物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的全部运作过程，它有很强的时间性、社会性、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3水利现代化目标

3.1总目标

水利现代化的宗旨是造福人类社会，服务于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建设和山川秀美的再造。通过水利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使国人逐步树立起水问题的现代观念，开创水利建设的新局面、新纪元，使水利建设与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食物安全保障、生态与环境建设相适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奠定安全、坚实的水利基础，维系经济再生产、人口再生产、自然再生产可持续发展。

3.2目标层

依据水利现代化的宗旨，其具体的目标层面从顶级来说拟包括下列六个方面：

3.2.1完善的防洪体系，确保社会安全

我国由于受季风和地形的影响，以降雨要素为主的气候要素年际、年内之间变化大、不稳定，是世界上洪涝灾害和干旱发生最频繁、灾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素称“灾荒之国”。水灾自古以来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威胁极大的自然灾害。早在2500年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认识到：“五害之属水为大”。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几千年来虽世代治水，特别是解放50余年来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目前我国防洪能力仍很低，如水库调节能力和世界一些国家的相比，我国远低于美国、墨西哥、前苏联、加拿大，其调节能力分别仅为他们的50％、60.7％、63％、68％。蓄、滞、排三位一体的防洪体系不健全，标准低，能力弱，严重的洪涝灾害依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隐患，至今仍对国计民生构成巨大威胁。进入90年代以来，洪水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一万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的1/5；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和珠江发生的大洪水，尽管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数百万军民参加抗洪斗争，取得了抗洪救灾的最后胜利，把灾害损失减低到了最低程度。可是，因洪水遭成的经济损失仍高达2551亿元。洪涝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影晌在各种自然灾害中仍位居第一位，约占全部各类自然灾害的60％以上。特别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社会财富的累集，企事业单位的膨胀，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口的增多，若防洪能力不提高、防洪体系不完善，未来洪水所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必将越来越大，其威胁也必将越来越严重。严酷的现实摆在水利工作者的面前，我们必须面对、正视这一无法回避的现实，认真研究这一优先领域和最大限度地解决这一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所以，建立完善的稳固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蓄、滞、排三位一体的防洪体系、减灾体系，使人与水的关系友好相处，确保社会安全是水利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理所当然是水利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

3.2.2优化配置、高效利用、积极保护、安全供给水资源，保障经济安全

我国水资源总量虽较丰富，河川径流量居世界第六位，约占全球河川径流量的5.8％。但是，我国人口却占世界总人目的1/5以上，每人年占有的径流量仅为2260立方米，比世界平均值的1/4还低，约相当于美国每人年占有径流量的1/6，原苏联的1/8，巴西的1/19，加拿大的1/58。可见，按人口平均拥有的水资源量显然是相当紧缺的。因此，水资源是我国十分珍贵的自然资源。特别是我国的水资源时空分布严重不均，北方水资源极为贫乏，形成大面积的贫水带，加上水环境的破坏，水资源的污染、水土的流失以及管理的不力等原因，造成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带有普遍性的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污染性缺水、配置性缺水和浪费性缺水。

今年我国遇到春夏连旱，灾情严重，造成城市水荒，工业产值损失，农业减产，牲畜死亡，河湖干涸，人畜饮水困难，并诱发系列灾害。农作物受灾面积达4.6亿亩，其中重旱2.2亿亩，干枯绝收6700万亩，导致夏粮减产1100万吨；2770万人、1700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在全国668座城市中有136座城市缺水，仅北方12省（自治区、直辖市）因旱缺水造成的工业产值损失额高达402.6亿元；而且导致贮水不足，危机潜伏。

人类对水的依存性，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与环境建设对水资源需求的持续性。水资源匮乏问题的严重存在已经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食物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水资源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主导性的瓶颈因素。因此，优化配置、高效利用、积极保护、安全供给、统一管理水务，确保经济安全，是未来水利建设的又一优先领域和主要任务，也是水利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之一。

3.2.3建设良性生态，美化环境，保障生态与环境安全

生态与环境是维系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两大自然资源支持系统之一。我国的生态与环境是脆弱的，特别是西北内陆地区、西南岩溶地区以及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山地平原交接带、农牧交错带、海陆过渡带等区域，其组成结构相对不稳定，对干扰因素反映敏感，而且易向不利于人类利用的方向变化。

解放50余年来，我国在保护生态、整治环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受到传统的社会再生产观念的影响，把自然再生产拒之门外，忽视了自然再生产的能力制约着经济再生产的方式和规模，忽视了自然界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忽视了生态利益是人类超越一切的最根本利益。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时往往注重满足生产、生活对水资源的需要，忽视了生态与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对水资源的需求。因而，难以引导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以及补偿资源存量减少、环境转化与再造，造成严重的水环境被破坏、水质被污染、水土在流失、土壤次生盐渍化和石漠化面积在扩大、林线在后退、草原在沙化、河湖在萎缩。可见，我国面临巨大的生态赤字和生存危机。早在1982年底中央领导同志就尖锐地指出，现在农村如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自然环境、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上，这种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生态与环境质量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加大着现实与要求的反差。因此，必须尽快从人与自然截然对立，导致生态劣化，最终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传统社会再生产理论转变为人与自然有机结合，友好相处，使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在空间上优化、时间上无限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再生产理论，真正认清生态优先规律是现代社会再生产的基本运行规律。

可见，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大力建设良性生态、优美环境，以保障生态与环境安全乃是当务之急，也是水利现代化的具体目标之一。

3.2.4发展灌溉，推进农业现代化，保障国家食物安全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以粮食为主的食物问题是直接关系人类生存、繁衍、国民经济可否持续发展、社会能否安定的大问题，特别是在中国这佯的人口大国，粮食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早在50年代就指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邓小平讲：“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粮食问题是世人关注的三大问题之一，尤其是以中国、印度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粮食问题更为突出。我国人口基数大，年均人口增加多；现有耕地资源少，同时缺乏宜农土地后备资源，且工业、城市和基本建设还不断占用耕地；特别是由于农业科技转化率不高，水资源不足，灌溉率低，导致气候资源、土地资源、物质资源、生物资源等增产潜力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进而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对国家食物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21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高峰值，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生活水平又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二者叠加，进一步加大粮食需求压力。届时国家食物安全问题的形势将变得更为严峻。而我国未来粮食总产量的增长还基本上只能依靠提高单位耕地面积的产量，其中又主要依靠灌溉耕地的单产水平大幅度提高。实践证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发展对水资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烈。根据有关调查统计结果，全国粮食总产量的80％、棉花总产量的90％、蔬菜总产量的95％、以及其它许多农产品也相当多的产自于约占全国耕地面积一半的灌溉耕地上。因此，在优化配置、积极保护、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努力提高其利用率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效节水、节能、节地灌溉，有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保障国家食物安全既是即将进入21世纪中国的又一优先领域和所要解决的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水利现代化的终端目标之一。

3.2.5统一管理水务，拓展水利产业，维系水利可持续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不能没有水利，水利建设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二者伴随而行，共生共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水利建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水利产业就是一个永恒的产业。但在现实情况中现行的管理体制与所要解决的水问题严重的不相适应，问题复杂，矛盾很多，水务管理不统一，政出多门。如在需水、供水管理方面，还缺少有法律效力的水中长期供求计划，传统的以需定供尚未过渡到现代的以供定需、供需协调的机制上来；目前按流域管理和按行政区管理的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还不能较好地衔接，对地表水、地下水、再生利用水、外调水等多种水源的统一调配还经常遇到与管理体制不协调的困难，部门之间、流域之间、省市区之间、上中下游之间、左右岸之间矛盾错综复杂，造成缺水与浪费并存、排污与治污并存、管事不能收费与收费不管事并存、保护与破坏并存、有事没人管与有人不管事并存，导致水资源短缺、水环境破坏、水域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的加重，以及水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再加上重视不够，投入力度小，工程年久失修，毁损、破坏严重，水利产业步履维艰、难以为继，处于非持续发展状态，难以达到为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可靠的保障的要求。

广义的水资源管理涵盖需水管理、供水管理、水环境管理、水质管理、水源地管理、水价管理、水利投资管理、水利产业固定资产经营管理以及水行政管理等等。若不打破目前条块分割的严重滞后的管理体制，不建立起统一以流域为基础的水管理事权和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价体系，将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沿着良性轨迹运行。这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来说无疑是个悲剧，是人们所不希望见到的事实。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及生态与环境的建设，就必须强化管理，积极推进现代的一体化的水务管理体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水价体系，振兴、拓展水利产业，维系水利可持续发展。这既是21世纪中国水利建设的优先领域和亟待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水利现代化的终端目标之一。

3.2.6树立水观念现代化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效应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公共物品性质，使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资源支持系统和生存支持系统并没有作为稀缺物品被合理配置，特别是水资源，于是造成人们不受限制地获取公共占有的资源环境；也正因为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取公共占有的资源环境，致使人们误认为水资源是无限的、无价的或低价的，任意消耗、糟蹋，导致水资源的严重浪费、污染和水环境的破坏，并造成水资源利用的外在、内在不经济，进而引发水资源危机。

国际上一些专家预言，今后世界爆发冲突可能以争夺水资源控制权为中心。也有人预言，约旦可能是第一个因缺水而垮掉的国家（水信息，1998年第22期）。1998年世界环发会议指出：水资源正在取代石油成为全世界引起危机的主要根源。同年联合国大会在其专题会议上达成共识的唯一问题是即将发生的水危机。

对我国来说水危机已经降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工程型缺水、资源型缺水、浪费型缺水、污染型缺水、配置型缺水无处不在。水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必须品，又是生态和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前提和保障。水的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性的瓶颈因素。可见，在即将进入新纪元的中国已经到了非改变这种传统观念不可的地步，国人必须树立水的忧患意识和现代的水的观念。为此，一定要突破传统思想，强化对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水源地的大力保护、污染源头的严格控制和水权、水务的统一管理，使人水和谐相处，确保改善水资源状况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确保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确保人人都能够得到必须的淡水资源和过上健康的生活；确保易受水灾害威胁的人群免遭与水有关的危险。这是水利战线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也是水利现代化的终端目标之一。

4水利现代化指标体系

水利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研究、制定是为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终端目标服务的。在根据我国国情，客观地勾画出水利现代化的蓝图（或曰顶级目标）之后。通过一组水利现代化指标全面、系统地反映人类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发展与水利建设之间相互作用的轮廓，也可以视为相互作用的系统的数字图像。同时告诉我们为了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终端目标，必须从那些方面做工作以及怎样做工作。因此，这个指标体系是具有导向性的。它一方面让国人有一个奋进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揭示问题，发现差距，分析原委，指出后果，提出向顶级目标奋进的办法、途径和战略举措，使其能更好地为决策服务，可操作性更强。水利现代化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之间都存在内在联系，环环相连，都从一个侧面反映水利现代化的程度。而且，每个指标都有很强的代表性、独立性和丰富的内涵。经初步研究我们认为该指标体系拟有以下四部分构成：

4.1水观念现代化指标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不论是古代文明的摇篮，还是现代文明的居地，都离不开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和水环境。但是曾经依傍着良好的水土资源、环境，在农业文明阶段创造的闻名于世的西亚巴比伦文明、地中海腓尼基文明、北非撒哈拉文明、中国楼蓝文明等等，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都是由于土地和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违背水利可持续发展与协调发展原则而相继消亡。昌盛时期的中国，莫不以水利为安邦治国的重要措施。由此可见，水资源和水环境与其所支撑的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不难理解水既能载舟又能覆舟的道理。水观念现代化是水利现代化的关键，如果人们对水资源的观念还是停留在原始的、传统的水利建设阶段，即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原始水利阶段；以建设水利工程为主要手段来保障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水利阶段；人与水的关系是以人改造、利用水资源和水环境为主要特征的话，水利现代化是无法进行下去的。因为它忽视了水利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水环境的保护、水域生态平衡，最终将受到自然界的报复或惩罚，这对人类社会发展显然是有害无益的。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从原始的、传统的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的新思维，迅即转移到第三阶段，即以水资源优化配置、水务统一管理、现代信息装备、先进科技支撑水利等为主要手段，实现水与经济、社会、生态与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现代水利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人与水的关系是以利用与保护、改造与适应相结合的人水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从表面上看水观念现代化是无型的、不可量化的，但是从本质上看，它包含许多实质性内容，如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实现代际公平；污染源防治、水源地保护、水环境改造、不与洪水争道，实现人水和谐协调；从以需定供转变为以供定需，实现一方水土养活、养好一方人；人类意识到水资源是有限的、宝贵的，必须节约水、保护水，实现水资源高效、持续利用等等。在水利现代化进程中，举国上下确立水观念现代化之时，即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之日。

4.2水利装备现代化指标

优化配置、科学合理与高效利用水资源，就要求水文预报、水利通信、重大决策、防汛指挥调度等多元的系统工程，必须做到及时、准确。它只能也必须依靠、采用现代化的手段、装备、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建立水资源、水环境、水文水情实时监控管理系统，进而实现水资源管理信息化、水资源调度与水工设计自动化、水环境监测网络化、防洪抢险机动化、工程施工机械化。离开现代化的水利装备、手段、通信等，要大力推进水利现代化的进程，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水利装备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如水利信息化就发展很快，普遍采用微电子技术，对各种水利基础资料（例如水文、泥沙、水质、土壤墒情、水土流失、生态与环境等）实行遥感遥测遥控，这是一；二是普遍采用计算机应用技术，对水利设施（比如水库、灌区、水电站、输水工程、节水灌溉等）实行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辅助管理。其中有些国家，已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模拟洪水演进，配合防洪保险等非工程措施，设计防洪减灾预案，使防洪体系大为完善；利用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在水务管理上实行在线控制和调度，使水资源的利用、配置和保护更为科学、高效。水利装备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不仅大大降低了各种水利设施的运营成本，而且也大大提高了水利工作的管理水平。我国现代化水利装备主要包括：

（1）现代供排水设施。如现代灌溉设施：滴灌、渗灌、喷灌、微喷、低压管道输水、渠道硬化、地埋暗管、膜上灌、膜下灌、田间自动化测报灌溉系统，供水与排水自动化等；

（2）水文信息系统。如：水文站网合理布局、适宜密度、水文信息采集基础设施、水位、雨量观测固态存储长期自记、水资源信息网络、防汛水文自动化测报系统、水资源与水质自动监测信息网络、水雨情报汛网等；

（3）水利通信专网：如卫星通信网络、决策支持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光传输高清晰防汛系统、预警反馈通信系统、水利通信专网监视中心、防汛会商会议电视系统、水情险情实时图象监视系统、水利工程视象监控系统、防汛、抗旱应急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等；

此外还有设计自动化、施工机械化、管理信息化等。

4.3水利科学现代化指标

21世纪的中国水利将是一个以科技创新为标志的历史时期，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要维系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要加速推进水利现代化的进程，而离开现代水利科技及其不断创新的支撑，一切发展都是难以为继的。治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客观现实要求我们解决好水利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及动态响应机制问题，统筹考虑水资源安全供给、优化配置、汛期安全防洪渡汛、水环境与水源地有效保护、水污染源头控制及其治理等问题，还要协调不同治水措施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流域之间的关系。这不仅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而且还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同时还要求掌握当今世界水资源管理的新潮流、新理论、新思路、新经验、新方法，学习国际上开发治理大江大河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工艺设施，并要结合中国实际认真分析研究，加以借鉴应用。重大水利项目决策要进行充分的论证，科学的选比，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重大失误。这些都需要科学的决策支持信息支撑。可见，水利现代化必须建立在水利科学现代化的基础上。水利科学现代化指标主要包括：水利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高新科技的研究；水利规划与战略高层次的探索；科学决策支持信息系统的建立；高效的水利管理体制、机制、管理信息系统、政策、法律、法规、水价理论、水利融资体系、运行机制的研究、制定；水土保持、水环境保护、水污染源头控制与污染水域治理的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新途径以及洪水风险调度理论、水文预测预报的预见期和精确度、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监测自动化、机械化、信息化等研究；以不断提高水利科学技术在水利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率。

4.4水利管理现代化指标

水循环的自然规律和水资源的多功能的特性，决定了水资源管理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动态管理系统。正如前面阐述的那样，由于我国水利管理体制、机制、政策、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不健全，管理上条块分割不协调，方法、手段落后，信息传输慢，测报精度低，故在管理问题上存在的问题多，矛盾多，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持续发展的需要。水利管理现代化是水利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本，是关键，没有现代化的水利管理，要加速推进水利现代化的进程无疑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于是不可能的。水利管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包括：管理体制的改革（如水管理事权一体化问题）、机制的创新（如水利投、融资体系建立健全问题，水利基础设施和水利产业良性循环运行机制问题，合理的水价体系问题）、办公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如水利工程视象监控系统、水情险情实时图象监视系统、水文自动测报系统、防汛、抗旱应急卫星移动通信系统等）、决策支持系统的建立（如信息库、水规划与战略研究成果、项目库）以及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公开化、程序化、管理人员专业化等。其指标主要有：办公效率、决策成功率、指挥准确率、调度精确度等。我们要在总结我国现有水管理领域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吸收国外在水管理领域的先进理论、方法、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水管理现代化体制、机制与技术手段。

上述指标体系是一个三维空间的体系，当属立体结构，这样可以客观地反映人类社会、水、生态与环境三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有利于坚持和发扬相互促进的一面，避免和克服相互制约的一面，促进水利现代化迅速向前推进。当然，要加速推进水利现代化的进程一定要有配套性的、有力的保障措施，如稳定投入，加大力度，强化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水利管理体制改革，加速水务管理一体化进程；振兴水利科技，促进冰利现代化等。若措施不配套、力度小，则将大大延缓水利现代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汪恕诚：“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水利现代化”，在全国水利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0月15日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第5篇：现代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管理 物资 现代化

一、管理思维现代化

思维现代化是实现企业物资管理现代化的先导。

首先要有系统的观念。系统是由一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一个有机整体(集合)。系统思维即把研究管理的对象作为系统,从整体的角度把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加以处理与协调,使系统发挥出其最大效能的思维方法的总称。系统工程既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又是一门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技术。

其次要有全面质量管理思想。全面质量管理(TQM ):是指在全面社会的推动下,企业中所有部门、所有组织、所有人员都以产品质量为核心,把专业技术、管理技术、数理统计技术集合在一起,建立起一套科学严密高效的质量保证体系,控制生产过程中影响质量的因素,以优质的工作、最经济的办法提供满足用户需要的产品的全部活动。

企业物资全面质量管理主要有四个特点:①全面的管理,②全过程的管理,③全员参加的管理,④全部的方法。企业物资工作全面质量管理的对象是物资供应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满意程度,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所供应的物资的技术特性满足企业的质量要求,通过正确的计划采购、运输、保管等工作为保证;②所供应的物资时效性强;③所供应的物资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数量足够;④供应过程工作效率高、差错少、费用低、物资流转速度快。

二、管理组织现代化

管理组织现代化是指按合理组织生产的客观规律建立管理机构和规定管理职责。企业管理组织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建立与现代化企业制度相匹配的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其他组织结构,严格企业的各级岗位责任制。现代化的管理机构在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时,能够作出及时积极的反应,迅速制定对策,保证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根据物资部门的自身特点,它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直线制、矩阵制等。其中以矩阵制应用较为广泛。矩阵制即目标管理制组织结构,它是一种多功能的、有效的组织机构。其优点为:①灵活机动性强,可应对多变环境中的多种情况;②便于协作,可调动多个管理职能部门;③有利于提高个人责任心及积极性;④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提高了管理效率。

三、管理人才现代化

管理现代化的关键是人才现代化。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人才的竞争已成为世界著名企业之间的实际竞争。

1.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的人力资源即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的劳动力。人力资源管理是指各种社会组织对员工的招募、录取、培训、使用、升迁、调动、评价及合理开发,并使人力和物力保持最佳比例的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总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包括从数量上对企业人力资源的劳动管理和从质量上对企业人力资源的行为管理。现代企业应注重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管理,从过去粗放的经营管理模式转变为以提高综合效益的管理模式。

2.企业人力开发方法

①全员培训随着企业现代化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员工们现有知识既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也不利于个人素质提高。进行定期的全员培训,将企业的战略目标更有效地迅速传播到每一个员工,使他们掌握必要的生产经营业务知识和技能,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

②引进高素质人才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可以迅速改变企业,随着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人才部门所有制将不复存在,企业引进高素质人才会更强的生命力。

③调动现有员工积极性根据员工特长,给予员工合适的岗位,并通过员工的动态组合与职位相互交替轮换,提高企业整体功能,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

3.人事激励方法

企业的管理者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通过已树立的管理权威,干预并影响被管理者的行为,使每个人在达到个人目标的同时,实现企业的组织目标。这种行为从某种角度讲就是激励系统。

(1)人事激励机制结构

1)人事激励机制的组成

①激励对象。被激励的特定人群。

②激励因素。起到激励作用的因素,例如升迁、金钱、职称等。

③激励因素的媒介。各种管理制度、管理决策、管理措施,尤指各种人事管理制度和人事决策。

2)激励机制的运行方式

首先是将激励因素转化为人事管理制度、决定策略、采取措施的过程,即转化过程;然后是将含有激励因素的人事管理制度、决定策略、采取措施对员工施加影响的过程即刺激过程。

(2)人事激励因素分析

人事激励的重要一环即分析激励因素,明确激励的项目,运用合适的激励方法。

1)对员工进行分类。根据职务的高低、工作项目的不同分类。

2)运用合适的方法,按照人员分类进行激励因素调查。例如采用问卷调查法,将职员们所乐于接受的激励因素调查出来。

3)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采用图表法等方法直观表达。

4)绘制”激励因素一览表“,为制定人事制度时供决策者参考。

四、管理手段现代化

管理手段现代化是指企业管理中逐步采用电子计算器、现代通信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等先进的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方法的速度和水平,使管理工作真正做到准确、及时、经济、高效。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普及,各行各界管理领域普遍建立起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管理信息系统(MIS)。它不但能综合物资流通过程中的信息,控制管理业务;而且能够建立物资管理数据资源,有利于各种现代管理方法的实现。

以计算机为现代化管理手段,建立企业物资管理系统,保障供应,压缩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物资使用监督,提高物资管理水平,对企业很有必要。

五、总述

物资管理现代化的五个方面是有机结合的,管理思维现代化是先导,管理组织现代化是保证,管理人才现代化是关键,管理手段现代化是条件。物资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相关部门的工作质量与水平,物资管理作为后勤管理的重要部门,要率先实现现代化,实现降低成本、加速资金流转、增强企业盈利、促进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晓莉.实施现代物资管理程序及相关系统控制程序[D],《经济师》,2003年第6期.

第6篇：现代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 第二次现代化 深化改革

现代化的内涵与世界现代化理论

（一）现代化的概念

“现代化”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即由modern衍生而来的modernization（何传启，2001）。它包含了整个人类文明从18世纪以来所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农耕文明的现代文明产生、发展、转变、成熟以及普及化的复合过程（何传启，2003）；是当代世界各国为了追赶、达到、保持这种先进的现代性状态的国际互动和竞争过程。

（二）现代化研究的历程及理论

从18世纪中期以来，大致经历了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两个阶段”及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四次浪潮”（何传启，2012），见表1。

现代化研究在20世纪大致有三个阶段，分别为20世纪50～60年代的经典现代化的研究、20世纪70～80年代的后现代化的研究以及20世纪80～90年代的新型现代化的研究。产生了以经典现代化理论、后现代化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等为代表的10种相关的理论（何传启，2010）。

（三）现代化的特点

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互动性和普及型的过程，包括以下特点：第一，长期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不是搞几年或者十几年，而是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可能实现。第二，阶段性。现代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阶段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措施都是不同的。第三，不同步性。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的现代化无论是起点、水平和终点都是不同的。第四，多路径性。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基础条件和客观环境不同，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方式以及途径也是多样的。第五，可预期性。国家地区在掌握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能根据实际情况预期出整个进程的大致趋势和轨迹。第六，全球性。随着经济和科技等因素的发展，现代化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到全球各个角落。第七，路径依赖性。部分优先完成现代化的国家的经验往往会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模版。第八，发展中轴原理。虽然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矛盾斗争和转换过程，同时还存在着各种独立或者依赖的原因与结果，但最终他们的合力依然会围绕着历史的发展中轴不断前进（罗荣渠，2004），如图1所示。

（四）现代化的一般模式

总结各国经验，现代化大体可归结为三种模式：首先，资本主义模式。顾名思义，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不断扩大资本主义市场和完善资本主义体系，进而促进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其次，苏联模式。该类型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苏联成立应运而生的，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对内忧外患的苏联选择了战时共产主义这条道路，实行全面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在当时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但是随后的新经济政策没有得到成功落实，僵化的体制使得苏联弊病百出，最终解体。最后，混合模式。在苏联社会主义探索失败的情况下，中国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论来指导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在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资金和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总之，现代化模式没有绝对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一个模式的生命力强弱取决于其是否符合该国或者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容纳其社会变迁的能力强度。

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实践

（一）现代化理论在的中国的发展

现代化的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包括了史家华・惠・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马克斯・韦伯的《新教理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韦伯尔・摩尔的《传统社会现代化》以及安德列・弗兰克的《依附与低度开发论》等经典理论成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典现代化理论已经无法诠释当代现代化的复杂问题，而“后现代化理论”也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于是，中国学者在研究国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其中贡献最大的是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他主编了《现代化新论》和亨廷顿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研讨》；此外，杨豫翻译了布莱克的《比较现代化》，谢立中主编了《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此外，中国学者何传启主持完成了《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2005》，提出了“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和“区域现代化理论”。他还系统地介绍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

第7篇：现代化理论范文

论文摘要：由于历史的必然，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政府，中国走上了“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道路。但是在法制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政府推进型法治的负面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和冲突，政府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政治至上的国家观被助长，等等。针对这些潜在的危机，建立政府和社会之间有效的沟通和互动机制，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制约，破除政治至上的国家观势在必行。

随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模式也在接受实践的检验，这要求我们的法制现代化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从应然层面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动因的理论规划、设计上，还必须从实然层面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动因问题进行理论反思。反思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国走上了一条与社会演进型法治相区别的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本文通过对中国走上政府推进型法制现代化的必然性以及目前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试图找出一种尽量减小这种模式给中国法制建设带来负面作用的途径。

一、法制现代化的动因

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以现代化最初的动力来源为尺度，区别出内发型与外发型这两种现代化模式。所谓内发型，是指社会现代化的最初动力产生于本社会内部的现代化类型；所谓外发型，是指社会现代化的最初动力来自于社会外部严峻挑战的现代化类型。把这种研究范式演绎开来，在法制现代化问题上，便出现了相应的模式划分。一般认为，在法律发展的进程中，不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动因是有差异的。不同历史动因的法律发展道路，往往形成不同类型的法制现代化模式，主要包括内发型和外发型两大类别。内发型法制现代化模式，是指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法律变革之道路，是因内部条件的成熟而从传统法制走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发展的过程。外发型法制现代化则是因一个较先进的法律系统对较落后的法律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进步转型过程。在外发型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政府介入法律发展过程的程度要更深一些，力度要更大一些，往往成为法制现代化进程的直接组织者和推动者。

目前，根据法制现代化的动力来源，法学界通常认为是这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早期西方国家所走的“社会演进型”法制现代化；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政府推进型”法制现代化。前者主要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和演变出来的，是社会自发形成的产物；后者政府是法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法治主要是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是人为设计和建构出来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走上了“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道路。

二、中国法制现代化“政府推进”的必然性与困境

从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看，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具体表现为各种利益的冲突和碰撞。当社会处于急剧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中时，往往会大面积出现“社会失范”或“制度空白”的问题。也就是说，当社会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大量前所未有的新的行为、新的社会关系、新的问题时，原有的社会制度系统难以对这些新的行为、新的社会关系、新的问题的调整或控制提供有效的规范、制度、程序，因而面临着如何产生出社会所需的新的制度系统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化解社会危机，协调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难题。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政府推进型”法制现代化是中国不可避免的选择。由于传统封建因素的影响和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基本上失去了依靠内部因素促成、引发法制现代化变迁的背景和条件。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从容不迫地完成现代化的任务，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以几乎共时性的方式完成历时性的现代化任务。这意味着，法制现代化不能通过自然演进的方式完成，而是依靠威权主义的政府强制性地推进。从现实国情来说，中国是东方大国，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强大国家的存在，需要靠政府的强有力的科学有效的调控干预，需要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经济、社会与法律发展的时代重任。

应当肯定的是，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比较完备协调配套的法律制度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基本完成了法律制度的现代化。这些成就在很多方面都要归功于政府的权威，它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防止和化解了有可能出现的剧烈政治冲突，稳定社会秩序，并且也保障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现代法治在中国的形成创造了社会和经济条件。

然而，政府推进型法治的负面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第一，政府推进型法治可能会造成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庞德把需要由法加以保护和促进的利益分为三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主导力量的政府有其自身利益，这种利益与社会利益既有重叠也有冲突。这就要求政府在推进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各种利益的平衡或权衡问题，但政府由于自身利益而产生的不合理的价值偏好很可能会影响到其对法制体制和法律框架的设计和推进。例如法律的起草基本上是由相关部委主导，而这些法律往往与他们的部门利益息息相关，出于对部门利益的保护很可能产生立法的不公正。公众当然对于其能否保持公正产生怀疑，同时立法起草主体的单一化——“部门立法”也往往会影响立法质量的提高。

此外，在这种模式下，现代化的法律制度是由政府通过大规模立法的方式供给的，这很容易导致“国家法为唯一法律”的法律一元论。然而，法治的源泉和基础不仅在于国家，更在于社会，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自发秩序的支撑和配合，国家法就有可能缺乏坚实的基础，难以形成合理的、正常的秩序。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其最终形成必须要由国家和社会的合力共同推进。事实上，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民众规避乃至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行为，并不简单是民众愚昧无知或不懂法所致，而完全有可能是当事人作出的合乎民间规范或秩序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甚至可能是在明知国家所提供的正式法律保护或制裁的基础上作出的理性选择。国家法和民间法都是法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应该是构建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均衡结构，而不是偏废其一。

第二，政府推进型法治可能导致政府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所指出的，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不受限制的权力乃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而且滥用这种权力的危险也是始终存在的。”在我国政，府主导下的法制现代化变革再加上计划体制所留下的弊端，使政府权力充斥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另外政府拥有大量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又有国家权力为后盾，这就为政府权力的滥用和扩张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强有力的制约和约束机制的缺乏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的产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难以遏制的腐败现象，从行败到司法腐败，从基层腐败到高层腐败。在政府权力的滥用和扩张面前，遭受侵害的个人和组织无力抵制，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这些都损害了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从而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因此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也就无从实现。

第三，政府推进型法治可能助长在中国法制现代化中需要破除的政治至上的国家观。当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市民社会作为个人与国家的中介，将由许多个人结成的社团的利益予以集结，以制约强大的国家权力，维护个人权利，从而构成了法治社会的基石。我国法制现代化起始于鸦片战争后，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被动地建构和发展中国的法治。与此同时，在百余年救亡图存的内在驱动下形成了政治至上的国家观念。在政治至上的国家中，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受限制的，而公民权利则是不受保障的。一种人的欲求与利益被遗忘或被有意遮蔽、人的价值与尊严无保障的国家观，是在根本上丧失了合法性的国家观。同样，在政治至上观念的指引下，即便是在进行法制现代化建设，权力位于法律之上、权力支配法律仍将是必然的结论，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根本无从产生，更谈不上法律权威的树立。

三、反思与出路

正像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威权主义法制现代化更根本、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其所包含的危险与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理想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使法制现代化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图景，即威权主义体制一手启动和推进了法制现代化进程，但到头来又一手终结和毁掉了法制现代化事业。法制现代化的政府推进在中国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在目前阶段我们也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无视它的消极影响。从世界近现代史看，政府推进型法治走向彻底成功的范例还并不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近代德国的国家主义法治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法治走向专制和最终失败的教教训。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尽量减小这种模式给中国未来社会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

第一，要建立政府和社会之间有效的沟通和互动机制，化解政府和社会的对立和冲突。一方面，在政府推进的同时，加大公众的参与力度。应当看到，我国立法已越来越公正透明，公众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介入法律的讨论和通过也越来越多，利益博弈已进入立法层面。我国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便是例证，为了把这部法律制定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2005年7月物权法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共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1万多件，召开100多次座谈会和几次论证会，到一些地方进行专题调研，充分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基层群众、专家学者、中央有关部门等各方面的意见。历经立法机关8次审议，于2007年3月16日由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整个立法过程，政府和社会之间进行了有效的沟通，形成了互动，所立之法为公众和社会所认可，为正式实施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重视民间法的作用。民间法具有实用、补充和转化价值。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并且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不协调的现象和社会矛盾始终存在。在目前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突显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利用民间一切有用的传统资源，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保证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

第8篇：现代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企业管理模式 企业管理 现代化

一、企业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现代化

(一)企业管理模式

1、企业管理模式的定义

企业管理模式本身同企业管理现代化是属于一体的，企业管理模式主要指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利润，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策划和策略使用的过程，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企业快速发展的目标。

2、未来企业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

(1)网络化

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企业开始不断的利用创新技术进行管理和提升发展，通过有效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的方式保证企业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2)扁平化

企业实施有效的扁平化管理能够进一步实现企业运作效率的提升，同时还能够有效的激发企业内部员工的工作激情和工作积极性，对于企业整体发展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

(3)柔韧性

一般来说，对于企业而言，通过企业柔韧性管理能够较好的避免和解决企业组织内部出现分权化问题，有利于企业进行进一步的发展。

(4)联盟化

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背景下，企业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对于企业而言，需要通过互补联盟的方式，优胜劣补，创新企业发展模式和手段，实现在市场竞争中的快速发展。

(二)企业管理现代化

企业管理现代化定义：企业管理现代化主要指的是企业在进行实际管理运作的过程中，通过利用相关专业知识理论等科学思想以及方法手段，实现企业快速发展目标。

二、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实现途径

(一)引进先进管理人才

针对企业的管理来说，可以通过积极引进专业人才的方式来提升管理创新水平，对于现代化企业内部的人才引进问题，企业可以不断地开发新的人才引进机制，通过多元化的测试方式来获取人才，积极地利用网络化的宣传方式实现企业的宣传和人才的获取，在人才渠道的获取上也可以实现进一步的拓展和创新。对于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多方面的考察，通过科学化的员工管理制度能够更好的提升企业的管理效果，并且根据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相应的问题解决措施，保证企业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和进步。在企业内部的员工分布方面，则是表现出基层人员过多，上升空间不足，也会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企业管理创新的发展。

(二)进一步提升企业管理信息化水平

现今，对于企业的管理来说，需要最大限度的发挥管理技术和手段，将信息技术直接应用在企业的管理中，通过实现全面的信息技术化管理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信息化的管理方式来讲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进行多元化发展，扩大范围来进行企业内外部资源的配置方案寻求，从而实现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发展目标，目前，我国的企业可以重点进行将信息技术运用在企业内部报表以及建立电子系统和宣传板块，业务部门则是引进电子操作系统，逐渐的开始发展企业的电子商务板块，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三)树立适应实质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理念

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是就我国的实际国情来看，我国国内大部分的企业在管理思想上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企业想要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要主动积极的培养市场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以及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企业内部的领导者还必须要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的管理需求以及企业的实际发展需求，满足实现企业多元化的发展需求，通过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结合过去发展经验的式，使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实现企业管理创新的发展目标，促进企业进一步的发展。

三、结束语

现今，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快速发展，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更是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企业内部要求的变化以及外部环境的转变直接导致了企业管理在理念、方法以及制度等方面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现代化，同时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发展需求以及外部变化的发展环境，来对内部的管理组织形式进行调整和变化来满足现代化企业的多元化发展需求。本文主要是就企业模式以及企业管理现代化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深入研究我国现今企业管理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且根据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最终促进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提升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参考文献：

[1]陈燕霞.论企业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现代化[J].现代商业，2011，08：147+146

[2]张铁衡，唐珍，熊春艳.论企业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现代化[J].现代经济信息，2014，03：56

[3]杨成伟.论企业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现代化[J].经营管理者，2014，01：79

[4]黄志建.论企业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现代化[N].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14，02：12-15

第9篇：现代化理论范文

论文摘要:建筑是艺术和技术的综合，不承认建筑的艺术性，而过分夸大它的功能性，实质上是掩盖了它的完整性。然而，承认建筑的艺术性和技术性仍然没有度盖建筑性质的全部，建筑的文化性是建筑更深层的属性，即建筑的灵魂。建筑文化作为社会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在落铸民族或地城性格的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建筑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文明中对民族和地域的凝聚力起正面或负面作用的因素，如哲学和政治观念、、语言文字、艺术和建筑等。而文明指的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建筑文化是文化范畴中有关建筑领域所体现和表达的民族或地域的特征。

2建筑文化的四个主要方面

(1)建筑反映和表达了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包括哲学、经济和美学等范畴，反过来，它也巩固、强化或削弱了这些价值观。

建筑不仅可以体现各个时代的先进技术和人们所欣赏的形式美特征，更可以说明一种文化观念。举西方的教堂为例:中世纪欧洲教堂内部幽深阴暗，人们在那里寻求脱离罪恶的尘世，实现与天国交际;巴西利亚的国家大教堂阳光透过侧窗投人大堂，在上空，悬挂着天使的雕像，象征天使降临人间;洛杉矶的玻璃教堂，全用玻璃筑建，表达天国与人间已经没有界限，天堂就在人间。

建筑的艺术美有它的规律可循，例如，黄金比例(近似3:5)总认为是最完美的比例分割。许多历史上出现过的建筑风格，尽管已不再适合当前的社会需要，但仍以一种艺术力量感动着我们。然而，人们的审美观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当时当地的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例如“玻璃盒子”在20世纪中期大受欢迎，它符合了当时许多企业家要显示自己高效益的经营形象;在60--70年代它成为“俗套”，被企业家批评朝笑为“皮鞋盒子”，近年来它又以节能生态的面貌出现，试图体现信息时代“非物质性”和虚拟空间的存在而产生美感。说明“美”是受文化观念的制约和影响的。

建筑是时代的缩影，然而，它并不只是消极地反映时代，而是积极地参与社会价值观的变革。从希腊的神庙可以想象它们当年如何起到巩固城邦制度的;从罗马的角斗场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又如何与一个帝国的消亡相关联。

(2)建筑反映了人们的生活模式。

丘吉尔有句名言:“人创造建筑，建筑创造了人。”人总是以自己的理想模式来建造房子，并改造其周围的环境。然而，一旦建成，它就反过来制约着人。例如:北京四合院是中国传统家庭“儿世同堂”理想的产物，它反过来肯定和强化那种“忠孝”的伦理思想。洛杉矶那无节制扩散的独户住宅，正是那种以小企业为单位的“无中心即多中心”的布朗分子运动式经济关系的典范。

(3)建筑有自己的语言体系，开拓了一条人际对话的重要渠道。

和其他语言一样，掌握建立在索绪尔现代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建筑语言(词汇、句法、修辞、诗意、比喻、隐喻、语境(文脉)、深层结构等概念)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通过对城市和建筑的阅读加深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整体化的了解。如阿拉伯的拱券、印度的奢堵波、中国的曲线屋顶、法国的芒萨屋顶等都产生于本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并且和口语、文字一起构成了本民族或地域的独特的表述和交互手段。在美国建筑师d里布斯金设计的犹太人博物馆中，他运用解构主义作了一个折线形的平面。他的理论是:既然犹太人本来是混居在柏林各地，与其他德国人成为一个整体，而希特勒偏要“解构地”把他们挑出来予以消灭，那么，现在兴造的犹太人博物馆，也就如实用解构手法来表现这一段极端反理性的历史。

(4)建筑的营造方式和职业特点，构成了社会运行中的一种有特殊规律的经营文化，也在一定范围内制约了社会的人际关系。

建筑业是社会的重要支撑经济，它涉及多个社会职业和科学学科，有着独特的运行方式和经营模式。封建社会中的师徒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合同制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分工合作制等，都构成了一种隶属于社会运行方式的经营文化和人际关系。

在古希腊，人们把“建筑”称为architecture,也就是“最高’(arch-)的“技术”(tec-)意思。现在我们都还能知道希腊古老建筑遗迹的设计师的名字，而在世界上有最秀美建筑的中国，它们的设计者或营造师，除了个别的鲁班、喻皓之外，就像《红楼梦》中写到大观园的营造时，说到“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之野者，一一筹划起造”一样，被埋没在荒野之中。自今，我国的建筑师还没有充分地被社会和公众所理解。我们应当更多地宣传建筑师使人居环境(包括自然的、人造的和文化的环境)的设计师。社会应当更关怀建筑师的创造性劳动，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创作环境。

3结语

以上四个方面:价值观、生活方式、语言系统和运作关系，是我们领会建筑文化，理解城市形态和性格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