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法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新闻法学论文范文
一、立足学科建设，推动新闻学繁荣发展
关注新闻学学科建设是本书的主线。笔者认为，《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一书的价值更主要的体现为作者“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学术见解和理念追求。在《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状况分析》等几篇文章中，无论是对我国新闻学学科性质和地位的概括，还是对新闻学学科发展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新闻学学科发展方向的建构，都有独到见解。
针对我国新闻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问题，作者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在《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一文中，作者给出了评判一门学科是否是独立学科的三个标准：是否具有自己特殊的矛盾性；是否形成自身特有的学科知识和理论体系；是否获得社会认可。而新闻学以新闻现象和新闻传播活动及其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基本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国内外的新闻传播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已经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认可。这些正是新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依据。这三个标准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重新确认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而且对于我们辨析其它学科领域的类似争论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认为新闻学是一门有着人文性质的社会科学。这一认定中包含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双重观照。承认新闻学具有科学的性质和特征，就是要坚持以科学精神来关注和研究新闻现象及新闻传播活动规律，就是要按照科学形成的规范化要求，运用科学的方法去体现和证实新闻学学科知识的客观性、真理性和系统性。与此同时，作者明确指出，“新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一些单纯的社会科学学科有所不同，它还具有某些人文特征。”20世纪80年代曾流行过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是人学，新闻是事学”，这一观点看到了文学与新闻在关注对象上的区别，但却忽略了“人”是“事”的主体，离开了“人”，也就不可能有“事”的存在。人文精神的核心正是以人为本，关怀人的存在，体现人的价值，这体现在新闻学研究中就是要具备“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应当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新闻传播者不能是没有情感、没有心灵的记录者和围观者，新闻受众也不能完全被置换为信息消费者，正如本书的作者所言，“新闻应当是有灵有肉、有情有感、有人有物的，它应当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情感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因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双重观照是新闻学发展的不二选择。
在《不是“独头蒜”，是“并蒂莲”――对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的思考》和《浅谈传播学的学术定位与学科发展――一个新闻学者的传播学观察》等几篇文章中，作者辩证地看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分析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上的区别和联系，指明了二者应该在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中共同进步的发展方向。这样的辨析可以帮助人们厘清认识上的混乱，有助于人们正确、全面、辩证地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对于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现状问题，作者在承认新闻学学科地位逐渐巩固，分析新时期我国新闻学学科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提醒我们要时刻警惕“新闻无学论”的星火复燃。作者还注意到了目前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的学术失范现象，提醒我们要注意维护新闻学的学术纯洁，警惕金钱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新闻学的侵袭。
作者结合对新中国60年新闻学研究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发展经验的总结，对未来新闻学学科发展的方向进行了构建，即在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地位的基础上，遵循学科发展的科学规律，不断推进新闻学的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的理论体系。
二、关注学术前沿，促进新闻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新闻学还要求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去关注新闻现象，通过对新闻实践的研究来总结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促进新闻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而实现更好地指导新闻实践的目标。而本书对当前我国新闻理论与实践领域的一些热点和前沿问题的关注，正是这一旨趣的体现。
1．追踪变革，总结经验
建国60年来，我国的新闻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改革程度日益加深、创新意识逐步增强，新闻业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群众生活，以及对外交往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追踪新闻业的变革创新，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报业变革发展的历程、成就及经验》、《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教训》、《2008新闻启示录》、《成功的体育盛会 出色的宣传报道――北京奥运会宣传报道理念与基调评析》、《论汶川地震报道的经验与启示》、《“人治” 法治 长治――从长治经验看我国新闻舆论监督发展之路》等几篇文章中，作者总结了我国新闻业在新闻理论领域、新闻业务领域、新闻事业与产业管理领域的创新和发展经验，这些经验既是成就以往新闻事业的基础，也是未来我国新闻业实现科学发展的保障，值得学习借鉴。
2．厘清思路，凝聚共识
在我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媒体、市场、政府、司法、公共利益相互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人们思路，束缚改革创新的关键因素。作者通过《论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一文正面回答了传媒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明确指出传媒和司法是具有不同属性、特征和功能的社会系统，二者在维护司法公正，加强法制建设方面有着共同的行动目标，二者之间应该保持相依相存，良性互动的关系。针对媒体、市场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作者在《权力 责任 道德 法律――兼论新闻媒体的属性、职能及行为规范》、《当代传媒业性质解析》、《论中外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媒体责任观》、《强化传播力 彰显影响力 拓展创新力 提升竞争力――试论当前我国新闻传媒业发展之要略》等几篇文章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于明晰人们的认识误区，帮助凝聚共识有着积极作用。针对媒体与政府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作者通过《善待媒体 善用媒体 善管媒体――对李长春同志讲话的解读与思考》、《掌握驾驭和引导舆论的艺术 提高应对和化解舆论危机的水平》、《关于党报工作中几个关系的思考》等几篇文章也有明确回答，对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的政府更好地转变管理观念，发挥新闻传播的多元功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3．直面热点，解疑释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业经历了诸多变革，获得了长足发展，逐渐成为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文化事业和一定经济实力的文化产业。本书作者紧密联系实际，针对当前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一些前沿、热点和难点问题，比如传媒公信力问题、新闻立法问题、传媒改革问题和舆论监督问题等，做出了深入浅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十六大以来我国新闻传媒的政策调整与改革创新》、《从三个“意见”的出台看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深化新闻改革的思路》、《关于信息公开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意义》等几篇文章，从政策解读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我国新闻业发展创新的条件；《透明度与新闻传媒的自由报道权力》、《传媒公信力的客观评估标准》等几篇文章，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自由与传媒义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答；《试论当前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的意义及环境》一文，在客观分析当前我国新闻法制建设环境中利弊因素的基础上，为我国新闻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对“伍皓现象”的解读与思考》、《“三股推力”和“三重阻力”下的舆论监督――浅谈当前我国舆论监督的生态环境》、《试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等文章，通过分析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背景环境，直面当前新闻舆论监督中的问题和不足，对于如何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增强新闻舆论监督的实效都给出了明确解答。
对于这些新闻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本书作者并没有“绕道而行”，而是敢于面对现实、敢于突破难点，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直面难题的理论勇气。
第2篇：新闻法学论文范文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科学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历史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 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艺术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 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在《中国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现代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文革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文革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学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中国电视体育节目播出特点看体育的社会化趋势》（《体育科学研究》1998年2期）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一般采用社科研究常用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的开拓性，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初期建设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但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时的研究主题与话语表达，在体育人文社科研究的圈子里还能自成一家之言，而与整个大新闻传播研究的话语主题，有着相当的距离。
3 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科学》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 ideological 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论坛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 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历史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参考文献]
李舒，传播学方法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5月
第3篇：新闻法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 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发展趋向
中图分类号TN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108-0029-02
0引言
新闻写作作为新闻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对其进行讨论时不可能与新闻学的大环境相脱离。新闻写作不仅对新闻学的发展有所依存，而且自身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交流方式，新闻写作涉及到语言学、叙述学、思维学、写作学以及新闻学等多种学科。本文对新闻写作研究进行了简介，分析了新闻写作在新时期的研究现状，同时还展望了未来新闻写作的发展趋向，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简介
我国社会的文化经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也逐渐的走向快速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新闻研究在我国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深度和广度， 在理论与实践方面新闻学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1]。随着互联网以及网络新闻的迅速发展，受众对信息质量以及新闻信息量具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在这样的环境下新闻写作有了新的发展要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新闻写作研究涉及到了新闻写作教学中技巧、方法以及观念的各个层次和方面，使我国的新闻写作研究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环境下，新时代新闻写作及其研究开始逐渐的兴盛起来。在讨论新闻学有学无学的过程中，其逐渐的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完善起来了。新闻写作在这样的环境下，转变并发展了其研究视角，最终促进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的形成。新闻写作的研究在随后的过程中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引进过来对自身的研究内容进行丰富，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有力的推动了新闻写作的研究。
2新闻写作研究中的不足
新闻学与新闻写作并不是等同的，这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研究的过程中经常被混淆。新闻学是对所有新闻现象及其规律进行研究的学科，新闻写作的内容包括在其中，然而新闻学并没有对新闻写作的新闻技巧、写作技巧以及写作原则进行研究[2]。作为一个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落脚点，新闻写作应该具备自身独立的研究理论。新闻写作的研究在目前主要的不足就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对象的不明确。学者在一直以来都将研究新闻写作的重要基础看作是新闻写作的理论建设，然而成型的新闻写作理论至今仍然没有成型。一些学者在新闻无学论的影响之下无法将新闻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找到，更无法将新闻写作自身独立的理论建立起来。在新闻业务当中，新闻写作必须要相对的保持封闭的研究系统，尽管新闻写作并不孤立，然而却应该具备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这些对新闻写作的深入研究十分不利，同时也对新闻写作的独立的研究地位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3新闻写作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向
虽然新闻写作的研究已经经历了比较长的过程，但是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去探索。新闻写作的重点仍然还是新闻写作研究方法的确立以及理论体系的建立。
3.1今后新闻写作研究中基础理论是重要的部分
新闻写作的理论研究是今后的新闻写作研究中的重要任务，其中理论研究的方向主要是对存在于新闻协作研究中的理论话语进行整合，从而促进独立的新闻写作话语体系的形成，最终促进中国特色新闻写作理论的形成[3]。在对新闻写作的研究中，学者必须要静下心来，对新闻写作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探讨，对其中的长处和不足予以明确，认真的对新闻写作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
3.2学者们研究的开拓点仍然是分支学科的发展
新闻写作在当代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其一般的学科，然后就是新闻写作的分支学科。新闻写作的分支学科包括了新闻写作的叙事学研究、新闻写作的心理学研究、新闻写作的语言学研究以及新闻写作的文体学研究。其中新闻写作的心理学研究和新闻写作的叙事学研究室所有研究当中十分重要的两个方面[4]。
在今后，新闻学的叙述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这是新闻写作的受众所决定的。新闻写作研究的新天地就是用叙述学对新闻写作进行研究。研究方法的准确性和严密性在科学研究中十分的重要，新闻写作的研究会因为新闻写作叙述学的研究而具有更多的方法，同时也使新闻写作的研究更具有准确性和精密性，从而使新闻写作的研究更加深入。
而新闻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中新闻心理学研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新闻写作理论的不断完善和丰富，未来新闻写作心理学势必会不断地被充实。新闻写作心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从受众角度对新闻写作的心理进行研究。然而目前为止，新闻写作的心理学研究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得到明确，而且很多学者也没有充分的重视新闻写作的心理研究。新闻写作过程作为新闻传播中的重要环节，并没有与人的实际生活相脱离。由于只要有人参与进来，心理学的理论就会具有自己的一定的研究领地，在这样的情况，新闻写作也没有例外。
4结论
分析新时期新闻写作研究的现状，并对新闻写作的发展趋向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新闻学和新闻写作的研究还处于不断地探索过程当中。受众对信息量的需求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增多，新闻写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势必会形成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学者们对新闻写作的研究，一定会推动我国新闻写作水平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吕静，王雷，司静波.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3）：111.
[2]封荔，张超凤.论新时期我国新闻写作学研究的特质与拓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33）：162.
第4篇：新闻法学论文范文
我们小记者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平时接触最多的还是校园，接触社会的机会较少，因此与长期处在新闻岗位的大记者相比，在新闻时效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但若论对事物的了解和观察，我们小记者又具有自己的优势。所以我们如果能从平时的细致观察中发现新闻，多写些新闻特写或新闻评论，同样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
■新闻特写
新闻特写是指截取新闻事实的横断面，即抓住富有典型意义的某个空间和时间，通过一个片断、场面或镜头，对事件或人物做出形象化报道的一种具有现场感的新闻体裁。它是新闻体裁中极富表现力的一种体裁，以描写为主要手法，是再现新闻事件或人物“一瞬间”的形象化报道，通过抓住新闻事件、人物的某些重要场面或具有特殊意义的某些片段，用描法给以集中、突出的刻画，将富有特征的真人真事“放大”和“再现”在读者面前，在给读者留下深刻、鲜明印象的同时，使他们有身临其境之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根据对象不同，新闻特写可分为事件特写和人物特写。描写是新闻特写的主要表现手法，但必须遵循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如实描绘真人真事时，细节也必须真实可信。要以现场观察为描绘的基础，像拍照片一样“拍下”现场的真实情景，捕捉典型瞬间的生动形象。写作时要求集中、突出，切忌面面俱到。
■新闻评论
新闻评论是指对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和有普遍意义的紧迫问题，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就事论理，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一种体裁。简而言之，新闻评论就是对有价值的新闻事实和社会现象发表意见以指导实践的一种文体。
新闻评论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在报纸上经常看到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和评述都属于新闻评论，简单来说，它就像大家平时写的议论文。
新闻评论有以下三个特点：
由论点、论据和论证三要素组成，具有政策性、针对性和准确性。
在有限的篇幅中，主要靠独特的见解吸引读者。
立意新颖，论述精当，文采斐然。
■新闻特写与新闻评论的区别
新闻特写与新闻评论两者之间的区别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同学们可将它们简单地看成是记叙文和议论文的区别。
第5篇：新闻法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Www.]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第6篇：新闻法学论文范文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面对新闻学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以及加速变换的世界格局、社会格局和新闻传播格局，我国新闻学界必须以大力创新的精神，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新闻学。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稳步建设和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设和发展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呈现出同步发展的态势。
首先表现为党的领导人从改革开放不同阶段的社会现实、新闻传播现实出发，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做了相应阐述。邓小平强调新闻宣传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①；强调坚持党性原则；强调思想文化战线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思想文化战线的战士要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江泽民、胡锦涛分别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江泽民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与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②；胡锦涛要求，新闻宣传要“引导和激励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③。江泽民就舆论导向问题所提出的“祸福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三贴近”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表现。
其次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学界面对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新闻传播实践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的现实展开了积极探索，促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建设和发展。1979年到1984年，新闻学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过程。新闻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新闻观念、报道内容、新闻真实性、新闻价值等开展了正本清源的理论清理：重新肯定了新闻事业是以传播新闻为主的大众传播机构；树立了新闻真实性的权威；重新确认了新闻价值应当作为新闻选择的重要标准；强调了新闻报道内容应当主要面向国家的经济建设。1985年到1989年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以西方学科视野为参照，反思中国新闻传播现象的研究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后，我国新闻事业快速发展，与此相适应，我国新闻学研究自90年代以来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
二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我国新闻学研究者们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渐趋完整和成熟。
这首先表现在我国新闻学理论体系较好地理解、吸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经典作家和党的领导人的观点和论述，坚持和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宗旨和原则。党的新闻工作文件，党的领导人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以及党的新闻工作的历史经验等，都得到了新闻学界的普遍重视，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次是新闻学界对我国新闻学的主要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行了较为充分而深入的探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诸如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党报的党性和功能、新闻的真实性、新闻工作的指导性、新闻舆论监督、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新闻自由、新闻道德、新闻事业改革、新闻定义、新闻价值等重要理论问题都得到了持久的关注和讨论。单就新闻价值这一概念而论，我国当代新闻学界就先后有“素质说”、“标准说”、“效果说”、“功能说”等不同看法。④这些观点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原理作为引导，对新闻价值这一基础性概念进行阐发。
第三是坚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总结生动鲜活的新闻工作实践和新闻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新闻学研究不断向广度延伸和深度开拓。由于广播电视等电子传媒的异军突起，传统的报学理论已难以阐释当代新闻事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新趋势，广播电视新闻学、网络传播学、新媒体研究等应运而生，不断丰富了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和拓展了新闻学学科体系。
第四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宗旨的基础上，当代中国新闻学界勇于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成果，极大地开阔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研究视野。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文艺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被大量引入到新闻学的研究中来。不仅如此，其他相邻学科的引入还使新闻学科派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新闻传播心理研究、媒介经济研究、媒介批评研究、新闻叙事研究等。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憾。
一是“新闻无学论”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新闻无学论”的流传，既有某些人对新闻学总抱着刻板成见的原因，但也不能不承认与在新闻学界内部，个别研究者习惯于轻出断言而轻视学理、论文流于总结经验式的东西而忽视理论反思有很大关系。
二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某些理论不能阐释现实，更不用说指导现实。突出表现是墨守成规、食洋不化的现象在新闻学研究中还表现得特别明显。
三是对新闻学研究方法重视不够。我国的新闻学研究缺乏重视研究方法的意识，有相当数量的新闻学论文充斥着经验性描述和主观性判断，缺少合乎逻辑的推理和科学的实证分析。
三
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是社会主义新闻学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对中国社会和新闻传播领域的新形势新问题、提升学科建设新境界是社会主义新闻学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和方法。
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宗旨、原则和方法。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思想，这一前提决定了学术研究的根本性质。经过历史沉淀留下来的无产阶级新闻工作传统和工作方法，应该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和党的领导人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参照。
二是必须立足中国社会和新闻传播的现实，响应和回答中国的实际问题。立足中国的社会和新闻传播现实的最终结果是应当形成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话语为主导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形成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闻学学科流派。
新闻工作与社会生活的变革息息相关。例如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逐渐增强，新闻工作面临如何进一步保障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问题；再如“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⑤，这就给新闻传播的体制、思路、内容和方式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汇、世界交往的日益紧密也为新闻传播工作带来了挑战。
三是要继续提升新闻学研究的科学性。要突出重视新闻学的学理研究，以理论本身的逻辑力量去吸引人、说服人。必须重视新闻学方法研究，以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来带动整个新闻学研究的规范化；必须加强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以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概念、范畴和命题的透彻探析为突破口，促进整个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必须加强新闻学研究的系统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的各个环节、问题的联系逻辑一贯，观点相互支撑，成为富有生气的有机整体。
四是应注意增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人文学科气息。这可以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要加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人文本质的认识。宣传工作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动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只有真情热爱人民、真正了解人民、真诚理解人民，他们的事业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其次是要提高对新闻宣传工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突出地位，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再次是要强调新闻宣传的民本内容。在新闻宣传内容上，必须充分体现群众意愿，满足群众需求，把握群众脉搏，说群众想说的话，讲群众能懂的话，为群众提供想看爱看、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代表群众利益；必须多联系群众身边的事例，多反映群众的切身感受。必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⑥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江泽民文选》，第一卷，第563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宣传思想工作》，人民日报，2003年12月8日。
④参见《雷跃捷自选集》，第49-51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⑤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第7篇：新闻法学论文范文
新闻与文学历来密不可分，二者起源的一致性表现在对信息的交流和使用上，而协同性则表现在新闻与文学之间对信息交流的依赖、补充和辅助。二者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互相渗透的，文学的体裁、写作技巧、语言风格是新闻发展的基础，新闻事业的不断进步又对文学作品的创作、篇章结构、语言结构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促进和创新作用。文学作品作为一种为新闻传播增光添彩的操作手段，正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新闻传播的各个环节。
西方还是东方，文字的出现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从此之后人类开始了写作的历史。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而文字写作的目的也越来越多样，写作衍生出越来越多的文体。近代新闻事业出现后，就形成了独立的新闻写作文体，从此新闻和文学就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但是由于隶属于同一写作母体，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在某些条件下还会重新组合，利用文学写作手法来书写新闻。比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新新闻主义”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散文式新闻。
一、新闻与文学的联系
新闻的优势在于“快速反映”，文学的优势在于“耐人寻味”。新闻是易碎品，但可借助文学之力加以保存。新闻的新鲜性是会随时间的推移远去而挥发掉的，文学的艺术性则是陈年老酿，久而弥香。具备文学品味的新闻，会让读者更有回味的余地。鉴于此，许多前辈同人都在探讨如何借助文学的写作手法来增强新闻的可读性、趣味性，使新闻更具文化品位。
新闻与文学虽然有区别，但又有着许多共同点。首先，二者都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来反映客观现实的，即便是新闻图片也要用语言文字来加以说明。尽管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都有各自的规律，但仍有许多相融相通之处。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新闻也加以运用；新闻所报道的事实，常常是文学的素材。
二、文学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伴随着新闻事业的不断发展，于上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新新主义，强调用小说的笔调来写新闻故事，这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方式，“为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与写作手法，在报道方式上人为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强调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虽然新新闻学重点突出的是主观色彩，其诸多理论与方法也不能承担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功能，似乎不符合“新闻”真实、客观的要求，但新新闻主义的初衷也是为了更准确、更真实地向受众反映事实，传递信息。
我国的新闻工作者也特别重视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与创新，穆青先生就提倡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萧乾先生曾自谦地说过：“纵观我一生，可说是介于文艺与新闻之间的两栖动物。”
今天，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写的新闻稿、小说化的新闻、散文化的新闻等多种形式已屡见不鲜。“各报的记者们使出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让‘实话实说’的新闻借助文学的手法去‘实话巧说’，使之更为深刻、精致、感人并富有文采，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三、新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一致性
从语言学角度来衡量，文学语言与新闻语言具有同一性。两者都具有语言的一般特征，都是对客观经验世界的文字表述。作为新闻写作的主角，也有可能同时成为创作文学作品的主角，兼有新闻写作主角和文学创作主角的双重身份。
在讲到语言的运用时，对语言的要求普遍认为语言要“准确、鲜明、生动”。从新闻的功能上看，新闻要“传递信息沟通情况”，所以“新闻语言必须要准确，概念明确，论断正确，就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情况，报道事实，描写人物容不得半点含糊不清，说一是一，是二就说二”。同样，文学语言也必须准确。它的准确是艺术意义上的准确，就像福楼拜说的那样“我们不论要描写什么事物，要把它表现出来，只能用唯一的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只有唯一的动词；要赋予他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要苦心探索，非找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不可，仅仅找到这些名词、动词、形容词的相似词千万不要满足，更不可以因为搜索困难随便使用一个来搪塞了事”。
鲜明性也是所有文体的共同要求。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嘹望哨，媒体应通过那些新近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有典型意义的和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报道，使用生动鲜明的语言去维护公众的切身利益和疏导群众的情绪。而文学语言的鲜明性，则主要表现在形象和意境的创造上。
生动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切叙事性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基本特征。新闻语言的生动要求使用典型、准确、简洁、具体的语言。而且不断地从事件背后提供出尽可能多的价值和材料，而从挖掘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生动因素，也能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文学语言的生动，主要表现在细腻描写客观事物时，以合理的想象联想和夸张来抒发主观情感。
四、新闻中运用的文学手法
适当运用文学表现手法是增强新闻可读性的根本途径。新闻几乎对所有的文学表现手法(虚构除外)都可采取“拿来主义”。但最应当掌握以至运用纯熟的是描写、对话、议论三种。
新闻尤其是消息，要不要有描写，至今仍有不同的认识。但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发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种种束缚已成共识，描写已被广泛采用。恰当运用描写，可以把新闻写得生动形象、富有文采。其主要作用有：能够再现环境，创造气氛，引人入胜；它可以用实景代虚言，剔去空洞无物的陈述，增添新闻的形象美：它可以托物寓意，形成含蓄的意境。
新闻(主要指消息)中的描写是从属服务于导语的整体设计的，它必须把新闻的五要素容纳进去，描写的本身必须同时是对新闻事实的报道、或者是对新闻事实不可少的衬托。需要注意的是，新闻中的描写不在多，而在准；不在细，而在精。好的描写着墨不多，三五个字，几个词组，一两个短语，让读者略有所感便戛然而止。
第8篇：新闻法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比较新闻学；媒介交互；中俄新闻理论；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5-0152-07
收稿日期：2012-02-20
作者简介：王振铎（1936-），男，河南偃师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
一
2011年年末，有幸获赠张举玺教授新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成果——《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论著，由此引发了笔者对比较新闻学的关注。
中国的新闻史原本就是在古今历时性比较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西方新闻学传入我国后，比较新闻学在中西新闻之间共时性比较研究，即空间性、地域性比较研究中得到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学又同从西方引进的传播学相交互，嬗变成一门中国式的一级学科——新闻与传播学，被列入权威的高等教育部门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在依法管理的思维模式下，这个一级学科下辖着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并在森严的级别观念管制下，开始报考、招生、设课、划分专业，同时进行着教育部门严格规定的学科、专业建设。但是，却很少有人去下苦功夫、仔细认真地对学科专业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
从媒介交互的观点来看，多种媒介之间自古就存在着社会人文交互关系。有事实上的交互关系，就有理论上的比较研究。做了比较理论研究，当然会更深刻地认识到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交互关系。比如，孔子编辑成书的“春秋”经，即鲁国的“年度新闻报道”，与五百多年后左丘明等人结撰成书的“春秋”传，即“深度新闻特写及历史背景解说”两相比较，一个是新闻媒介，一个是史传媒介。后人又把“经”和“传”合编成一部完整的《春秋》。黄侃手批的《白文十三经》本子，代表一种相对完整的经传载体传播下来，被后人尊为孔孟传统儒学的六大经典之一，它俨然成为新闻学理论的渊薮，是流传至今的新闻大河的源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较早提出比较新闻学研究这一课题的是童兵先生的《比较新闻学论纲》。他特别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比较方法，历时性比较和共时性比较，即时间比较和空间比较。童先生的老师方汉奇大师专门致力于中国新闻史，当然对历时性比较方法掌握得精细独到，厘清了许多我国新闻史上的因变关系。童先生自己则在教学之余，致力于中西方新闻学理的共时性比较与空间性比较，2002年出版的《比较新闻传播学》是他这方面的突出成果。其他论著，有张威的《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社出版社，2003年出版）。最近十多年，郭庆光、陈力丹等不少学者注意了中日新闻传播的比较研究和中欧特别是中国与东欧、西亚一些国家的新闻比较研究，而对中俄新闻比较研究，人们似乎还无暇光顾。此时，张举玺教授从俄罗斯学成归国，一连数年，致力于中俄新闻比较研究，他带领他的团队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等，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研究，成果出了好几部。
最早把《春秋》看做新闻媒介的是北宋的学者型宰相王安石。他用比较的眼光来看《春秋》，觉得这个“经”远不如宋时的“朝报”编得系统。信息量太小，且不连贯，缺乏整体思路，于是，便骂其为“断烂朝报”。“朝报”虽然“断”而又“烂”，但毕竟是“报”。“报”是经过编辑者对讯息审查、辨析、删削、挑选、判定、编序构成整体的新闻版面。宋代的报，不论是“官家朝报”还是“市井小报”，已经都是新闻纸了，以“newspaper”称之，相当合适。大量出版的报纸，当然是一种可用舟车运输向远处传播的新闻媒介了。
在公元前的春秋时代，不仅周王朝的宫廷有记录新闻大事的“春秋”，诸侯百国也有记录公侯伯爵大事的“百国春秋”，相当于周天子的中央新闻以下各地诸侯的新闻记录。这些新闻或以竹本、或以甲骨、或以金石为载体，都是“版”或“片”的形式，粗重体大，难存放，难查阅，更难搬运。少数刻写于石版，铸字在青铜器皿，虽可长期保存阅读，但更难运输传播。聪明智慧的人就想办法，分别把那些记录大事的竹木版子，编连起来，既防止散乱，也好查阅。由孔子编辑串联而流传下来的那套时事记录，就是鲁国的“春秋”。“周春秋”虽然是周天子宫廷的新闻记录，但因没有经过编辑，或编辑得不好，散失了；或保存不得法，没能传播于后世。
只是在《墨子》等百家子书中留下了一些片段资料。如《墨子》所载：“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以为罪）。杜伯日：‘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者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三年后，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者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这样的新闻作品，显然是借神鬼来评论周宣王滥杀无辜臣民，用来“赏贤”、“罚暴”，监督天子，意在批评。这种事，“燕春秋”也有类似的记载，目的是让为君父者，对臣下多做“教”、“儆”之仁，对杀人的事要“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憎邀（局促不安、隐秘地、迅速地受到报应——作者注）也”。墨子认为，对天子君侯王公们滥杀无辜而不罪己者，就应将其暴行恶德“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以示批评和儆戒。想来，当时的“周春秋”与其他的“百国春秋”之间本来就存在互补互动、交流监督和学习仿效的交互关系。从这些片段资料中，可以看出，“周春秋”中不仅有周王朝的新闻记录，而且还有一些监督周天子的新闻评论。
“鲁春秋”中却很少看到相对于事件记录的新闻评论，这个或许是孔子编辑删选鲁国宫室时事记录时，有意把新闻评论删掉，而代之以自己的褒贬加工了。不管怎样，至少可以看出一点，在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的春秋时代，即使还十分简陋的新闻媒体之间，已经存在着相交流、互参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互动关系了。正是这个传统，使得早在唐代的孙樵就把他发现的那份《开元杂报》拿来，同唐玄宗宫中藏的《开元录》对照比较研究，得出了“报”与“录”的区别在于：报是经过删选摘要而整理编辑出来的媒体，录则仅仅是巨细混杂、随时记录下来的一堆原始材料。可惜还不知道《开元杂报》是当时的什么人物编辑并传播到襄阳地方的。尽管这个报还有点杂，但毕竟算是“报”了。宋代的王安石把孔子编辑的“断烂朝报”拿来，同当时朝廷枢密院编辑的官府邸报以及社会上传播的“市井小报”对照比较研究，说明古代这些新闻记录与新闻媒体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交互关系，需要编辑在处理那些新闻材料时，认真辨别真假是非，并且判断其善恶得失，是否可以传播，能否给人提供某种理性认知和思想启发。
到了晚清，西方报刊媒介传入中国后，新闻媒介更是交互相传，开始在东西方两个世界对话交流。虽然这是极不对称的交流，但即使如此，近代中国的传播学人，也有分析比较，并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开悟。在18世纪末，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商人支撑并伴随着他们的传教士来到闭门锁国的东方封建王朝开拓殖民事业，中国却在慌恐、抵制与被迫适应中，随机而变，凭着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基因，与西方碰撞、相交，乃至于互学互动，双向“模因”。在新旧嬗变中，中国的新闻媒介进入一个日新月异的变革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显然一方面是“模因”式的继承发展；另一方面是“变异”式的改造创新。
二
19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文化人特别是新闻编辑者自主、自觉创造中国式新闻媒介的发轫期。西方的商船和十字架进入中国并不能使殖民者满足，他们竟然霸道地用鸦片和炮弹打开中国的大门，伴随而来的则是他们拼命地创办报刊等出版媒介，开拓中国的文化舆论市场。传教士，也不再像早期那样以来华传布圣经教义与相关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是大力办报、印发书刊，制造侵华的新闻舆论和文化理据了。作为美国私商和传教士的伍德在其创办的《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创刊号发刊辞中就说：“我们非常需要传播媒介，以传达别人无意谈论的意见和政策。”早期的英国传教士这时也大都热心于以报刊媒介搜集情报、谋取商业和军事利益，制造侵华舆论。
中国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西方报刊媒介的侵略意图，兴起了反抗和维新的思潮。林则徐奉命初到广州禁烟时，就发现西方人在中国大多不看朝廷《京报》，而是利用他们办的报刊“将广东事传到该国，将该国事传到广东”，具有强大的国际交互传播功能，比起《京报》只能“从上延传于下官”的影响力要大得多。而且发现“夷人刊印之新闻纸”“其中颇多妄语，不能据以为真”，只可“藉以采访夷情”，“知其虚实”。他指示手下官员“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并汇编起来，一面上报朝廷，一面“制取准备之方”，以“反制于夷”。当然，反制与模仿一样，也是一种交互。
当时西方人在华办的报刊，有许多聘用华人编辑或主笔，学习使用汉字写作，模仿中式版面编排，也采用类似《京报》的样子，“首论说，次上谕，或宫门钞，次为各省各埠要闻，末为本埠新闻”，以此来适应中国读者的习惯，扩大对华人的影响。但在内容上，王韬早就发现，外报“其所言论，往往抑中而扬外，甚至黑白颠倒，是非倒置”（《上方照轩军门书》）。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中则直言不讳：“只要控制了中国的‘主要报纸’和‘主要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脊梁骨。”王韬作为晚清改新派思想家和报刊政论家，既受到西方文化媒介影响，熟练掌握了西方报刊的编辑专业和出版经营方式，又深受中国传统塾师的儒学教育，秉承中华文化的历史基因。他愤于西方文化在与中国文化交流互动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平等状态，而走上“经世致用”的报刊媒介改革道路。1870年，他与报刊界老友黄胜合伙买下英国商人在香港办的“英华书院印刷所”，成立“中华印务总局”，独立经营出版业，并创办了一份以两面印刷的白报纸发行为主、以士林纸印刷广告为副的《循环日报》，与外国人办的报刊展开文化竞争。除了商情、广告、新闻（包括“京报选录”、“羊城新闻”、“中外新闻”）等栏目外，王韬还亲自为报纸撰写论说、野史、掌故等。每月还出版一册中国传统线装书式的“月报”，汇编日报的要闻与评论，单独发行。
在中外比较新闻的理论研究与报刊媒介实践中，王韬得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结论“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主张“变古通今”的新闻改革。他出版的许多论著中，一面鼓吹学习西方的先进东西，一面倡言变旧法立新宪，抵御外侮，反对任人宰割，主张制造炮舰，开办工业，兴商、富民、强国、同西方进行商战，并对于清末的洋务运动提出了应有的批评，要求革除封建制度留下的官僚陋习和贪腐积弊，着力培养新兴人才，等等。这些都成为康、梁维新变法思想的舆论先声。在文章写作上，也为后来梁启超的“报章文体”开了先河。应当说，从王韬开始，中国人懂得了独立自主创造媒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懂得了只有自主地拿起自造的得心应手的武器，才好同别人作战。王韬将他的政论佳作，汇编成书，取名《弢园文录外编》，1883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闻评论和报刊媒介研究文集。恰如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日报》中所说：“中国通商各口，为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广州复有《广报》、《中西时报》之属。”
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于国都京城，由清廷的“京报房”代印，两天出版一期，每期10页一叠，由《京报》代为送发，初印千册，一个月后，猛增3000册。其中编载的《地球万国说》、《地球万兵制》、《通商情形考》、《铁路情形考》、《万国矿物考》、《农学略论》、《报馆考略》、《学校说》等，虽是从广学会所出版的书刊中选录，但随报纸发行传播后，影响力倍增，引起京畿轰动，有人惊恐，有人欢迎。“报开两月，舆论渐明，初则骇之，继亦渐知变法之益”。同年11月，维新派成立强学会，“以报事为主”。《万国公报》改名《中外纪闻》，康有为题写报名，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笔。后康、梁赴上海又办《强学报》。
中国人在中国编辑出版书报刊等媒介的问题，随着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特别是康有为、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人主办的上海《时务报》的胜利进程，可以说逐步解决了。但国际上，传媒帝国对华的舆论霸权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解决。中西新闻传播媒介之间的交互，依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因此，仍然需要继续深入地研究比较新闻学和比较媒介学，找出这不平、不公问题的根源而努力彻底解决之。
三
如果说，新闻报刊媒介在中国主办者与西洋主办者之间存在着激烈交互问题的话，那么，在同是中国人所办的报刊之间也同样存在着激烈的交互现象。
维新变法前夕，清廷受到《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强学报》三报舆论的惊骇，查抄三报，只准《京报》一家独尊。旋即康有为、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维新思潮代表人物仍以“刊布报纸”“为要事”，于1886年8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康有为在广东指挥筹划，黄遵宪则四处奔波，积极支持，鼓动“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首倡”，时任张之洞幕僚、在上海主持强学会的汪康年邀请暂时避居北京某寺庙中的梁启超，5人联名发起《时务报》工作，汪任报馆总理，粱任总主笔，负责文字编撰。报馆设在英租界，以连史纸石印，出版旬刊。每期32页，线装书版式，每册约3万字。内容首先“政论”，次为“恭录谕告”、“奏折要录”、“京外纪事”、“域外报译”（包括“西文报译”、“东文报译”、“法文报译”）等。
《时务报》最繁盛时，每期发行达1.7万份之多。该报所创立的“报章文体”，述事论理的气势、情味、文采等风格，一时誉满中国，形成流畅动听的现代新闻语言与报刊文体模式之典范，影响遍及全国，大批量的新生报刊几乎全是《时务报》与“时务文体”的膜拜者和演习者，如《知新报》、《湘学报》、《国闻报》等约百家左右，出现了国人自主编创变法、革新报刊的第一个高潮。
《国闻报》的创办者，时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育才学堂总办夏曾佑等人，深受甲午战争失败、签订马关条约国耻的刺激，先在天津外商办的《直报》上发文《论事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抨击封建末代科举制与君主制，大声疾呼“开民智”、“厚民力”、“明民德”。言之不足，又自创《国闻报》，出版《国闻汇编》，发表署名译作《天演论》，为维新变法提供学术理论根据。《国闻报》宗旨谓“略仿英国泰晤士报之例”，意在“一通上下之情，二通中外之故”，在维新变法百日期间，坚持报道了戊戌真相，揭露封建统治阶级杀害革新志士“六君子”的罪行。
这些维新媒介明智地采取中外交互、上下交互的改革辩证思想方法，与时俱进地走出了一条国人自主创新办报的艰难道路，出现了“士农工商各有报”，以及《白话文报》、儿童妇女报、专业学术报、画报、游戏报与种种文艺小报等报业繁兴的局面。除了愤世、改世、造世等作用外，还具有讽世、觉世、玩世、喻世的作用。此外，在办报之风不可遏抑的大趋势下，北京的清政府又宣布将原已封禁的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指令出版《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由内阁大学士孙家鼐负责管理书局事务。这是在社会民间办报、版刊风气鼓荡下，极其封闭壅塞的清政府创办的第一个报刊出版机构。该机构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大清政府的“官报”和“汇编报”，没有脱掉京报房的窠臼，最终也未形成近代出版社的雏形。倒是时任清政府海关总办的苏格兰人赫德，早在1873年就创办了一个海关印务造册处，其印刷出版物署名为“Gustoms press”，即海关出版社，该社一直不断地印刷出版中外进口贸易报表、册籍、杂志和种种图书。
失败后，康、梁逃到日本，仍然坚持办报。在侨商和日本友人支持下，1895年12月23日，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梁启超、秦孟华等任主编。梁以哀时公、任公、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笔名做《清议报》第一撰稿人，发表大量政论、时评和笔锋常带感情的诗文。他曾提出“中华民国”、“国民”、“新民”等概念，但仍要求“尊皇攘后”、“君主立宪”。1901年12月21日出满100期，因馆舍失火，设备焚毁停刊。1902年2月复刊时，梁启超已有新的想法，随后更名为《新民丛报》，半月1期，篇幅扩大到6万字，并利用日本西式印刷技术，一改古旧线装书形式，用白报纸铅字机印，西式装订，封面是套色的东亚中国地图，卷首还有精致的图片插图，明确宗旨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问题作为重要问题进行论述，鼓吹“民族御侮论”。其文章自由恣肆、奔放流畅、富有感情，鼓动力超强，似乎将“时务报章文体”又进一步推到了“少年中国”“新民文体”。其开启的“以民为本”的新闻舆论事业引发了《大公报》、《东方杂志》、《时报》、《京华时报》等报刊媒介事业引领新的时代思潮，更多的新闻媒体涌现于世，形成一个比维新时期更大的报业高潮。
据初步统计，从1898年到1905年内地每年新创办的中文报刊分别为16种、25种、34种、46种、53种和84种，共计354种。这些报刊，虽然大多属于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支配下的媒介，难以推动封建制度的维新改革，但它们在揭露清政府封建专制、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甚至卖国自保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大量的商贸、农医、教育、文艺媒介，还传播了相当的科学文化知识，客观上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中国发动辛亥革命，彻底封建帝制制造了思想舆论，激发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潮。
1894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建立的兴中会、主张以革命暴力的方式封建专制的清政权，建立中华多民族的民主共和国。到了1911年，这个革命的政党团体迅速完成起义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报刊媒介就成为革命党手中对敌人“口诛笔伐”的武器，孙中山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强调报纸是“舆论之母”，要求革命报刊公开发表“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民报》第3期发表的《民报之六大主义》一文指出：“革命报之作，所以使人知革命也”，“洎渐造成舆论，则凡主之人之意思，以之为代表，而横靡一世，其效力孰可比也！”民报代表人民的利益，在革命队伍的行进中，一张报纸的力量就像一个“师团”！《民报》大开“民立”、“民生”、“民主”、“民权”、“民呼”、“民进”、“民时”之舆论新潮，向着清廷旧制举义旗、执挞伐，促成1911年10月武昌辛亥革命的胜利。
上海的《民主报》、《神州日报》、《民铎报》、《大共和日报》等整版连续报道辛亥革命起义。武汉起义前，《大江报》刚刚被查封，旋又出现了《大汉报》、《中华民国公报》。北京也出现了《国风日报》响应辛亥革命。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十几个省宣布起义，反对清廷统治而光复“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即由17个省的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据当时统计，1912年，全国报纸陡增至500家，总销数达4200万份，均属于历史最高纪录”。“民主”、“中华”、“民国”之声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报刊媒介在这一年出现了巨大的整体性变革：武汉国民政府创办的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政府公报》等取代了清廷的《京报》等“官报”，连袁世凯办的《内阁公报》也改革成为《政府公报》了。同时，新闻通讯社和各地报纸一样，在全国许多地区，持续创办起来。在这一年，许多社团开始组织政党，创办党报，大大推进了中国国内多省市、各社团与世界多国的新闻信息交流和媒介互动，以至于在现代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成为全球各国不能忽视的国家。中国人民在全世界发出了让各国震惊的强大声音，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怒吼与反抗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欢呼。中国人民在忍受内部封建专制主义和外部帝国主义千百年的压迫统治下，要站立起来，独立于世的强大声音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由通过全中国、全世界的传播媒介在历史的长空中发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四
当代新闻传播媒介的交互，学习或互补，竞争或斗争，聚集或融合，交流或互动，表现出极为复杂的现象，既有的新闻学理已很难充分解释现实中多元复杂、新旧交织、时空转换等千变万化的新闻实践问题，新兴的西方传播学引进中国30多年来，已同新闻学交互连接为一门一级学科——新闻与传播学，并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北美与西欧的传播学，长期处于争论状态。日本比较偏西方，俄罗斯比较近东欧。特别是加拿大M，麦克卢汉的媒介学，以其“鲜味十足”的《理解媒介》在中国似乎独树一帜，促使传播学本土化建设获得长足发展，出现了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援引自欧洲的现代哲学辩证法，即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而来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主客体交互性理论，用以考察社会人文现象，一切事物皆是交互相生、交互存在的辩证发展过程。从氏族、部族、群族、民族、国族到婚姻、家庭、村落、城市、市场等，无不是在交互中生存，在交互中发展的。因而，人类社会所创生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媒介，无不充满着交互性法则。当然，在交互的全过程中，往往有外部的敌对战争式的交互，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内部性的、协调性的和平式交互。这种哲学思想，其实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又将其总结归纳并上升为科学的哲学观。此后，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院派哲学继承者和东方社会革命实践哲学的继承者，从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交互理论。
改革开放后，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新的现代语境促生新的名词和术语。继“intenationality”（国际主义即国与国之间的交互）之后，又出现了“intersabjectivity”（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intertextuality”（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交互性）和“intermediationality”（媒介交互性即媒体与媒体之间的交互）。这后一个学术术语主要内涵是指文化传播过程中，多种新的和老的、中国的和外国的不同媒体之间的交互。它出自中国人自主创新的编辑学理论研究过程，正像1998年创造英文形式的redactology（编辑学）一样，具有学术独创性。2010年为了能同国外朋友讨论清楚媒体与媒体之间的复杂而多样的关系，先使用Inter-mediality，后来经过第14届国际出版学术会议讨论，把media变为复数形式，指称媒介，才创造了这个英文形式的媒介交互性（intermediationality）。
可见，新闻传播学本身，包括编辑出版学在内，学术研究过程中都是中外交互的。中俄“比较新闻学”的诞生和发展，无疑也是在这种文化交互论的学术背景下出现的。
如果说，一部中国新闻学说史就是一部从中国三千年来历代新闻比较研究中得出的现代新闻传播媒介知识的话，那么，从国际间现代的新闻比较研究中，就能得到一种对现代世界新闻传播媒介结构与中国新闻媒介特点的理性认识。中西方新闻媒介之间的比较研究，已使我们基本认识了西方新闻媒介所传播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内容、性质与特点，及其与中国新闻媒介所传播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内容、性质与特色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从而，我们可以判断两者之间有哪些是和谐统一、互相依存的交互架构，又有哪些是各自不同的异质架构？双方之间又是怎样交流、怎样互动的？应当怎样在什么背景、什么条件下交流与互动？是借鉴的、模因式的交流，还是变异的、创新式的发展？凡此问题，前面提到的东西方比较新闻学研究家童兵、陈力丹等不少学者的著作已多有卓识洞见，可以从中窥知其详。这里，从《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一书，再来考察一下比较新闻学研究之道。
中俄之间新闻媒体的比较研究，大不同于中西方新闻媒体的比较研究。比较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如果缺失了中俄之间的新闻比较，将会是一个严重的疏漏。俄罗斯的新闻事业虽然曾有一定的欧化成分，但远远不像日本的新闻企业那样基本上是西方化的日本版式。在同中国新闻事业的关系上，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曾学过日本，但不成功；20世纪50年代后学习苏联，从新闻理论、传媒制度、政策法规、报道采访、通讯特写、时事评论等文体模式和版面模式，都受到深远影响。后来，中苏反目、苏联解体、俄罗斯复兴改制，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成功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体制，直到今天，中俄战略伙伴关系重建，新闻交互活动从未间断。
一百多年来，中俄两国新闻业似乎在世界东半球的南北两个相邻大国之间走着一条辩证的文化交流与传媒互动之路，这条道路不同于中国与欧美之间的中西交流与互动，而是别具特色。诚如《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研究所表明：尽管我们还不大习惯于对横贯欧亚、又东又西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联盟大解体，俄罗斯的大复兴、大转型、大变革这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大反复、民主自由与强权专制的大更替等现象，还未来得及进行全面的世界性思考和历史性清理，但对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充满鲜明党性原则和阶级分析方法的新闻理论，对俄式（赫鲁晓夫式与戈尔巴乔夫式）全民党、已共产、新思维、公开性所演变出来的“出版及其他大众传媒法”，以及西方私人资本打进俄罗斯传媒集团并对其实行控制等混乱现象，是看在眼里的。
该著作的作者长期从事新闻理论与实务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且亲自深入俄罗斯社会生活十多年，既当新闻记者，又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足迹遍及独联体国家，观察极广，感触颇深，许多新闻理念、新闻制度、新闻政策、媒介形态、传播方式，他都感触到了，甚至连一些过程的某些细节都历历在目。回国任教7年来，他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连续做了多个中俄新闻比较研究课题，出版了《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俄罗斯：大国转型之道》等系列专著。尤其是《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作者着重研究了中俄新闻功能；中俄新闻自由与社会控制；中俄传媒集团化与国有资本在传媒中的作用；中俄新闻传播主体、内容、倾向、信息量及效果；中俄新闻体制政策导向；中俄新闻媒介发展趋势；中俄新闻、体裁、叙述与描述方法等技术方式。譬如，俄罗斯新闻报道中注重细节的特写与中国新闻深度报道的通讯之比较；俄罗斯的新闻自由与传媒控制，靠的是国家杜马制定并要随时不断修改的《大众传媒法》来具体调控，往往很难及时地、有力地保障本国人民的新闻自由和信息安全等；中国的新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人民自由的传媒交互行为，在国家大宪法的原则下，由党和政府即时实施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充分发挥记者主体、编辑主体与读者主体之间的积极交互，推进有用信息最大功效地实现交流互动。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慎重地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宪法规范下的比较稳定的新闻传媒法律，以确保中国的新闻自由。
第9篇：新闻法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是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的教学环境下使之适应现实、更好地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的关键首先是转换观照模式、强化当代性、将文化史视角和社会史视角引入到教学中来；其次是增加教学手段的技术含量，实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逻辑性与趣味性的统一，从而它从“挠头的课程”变为“受欢迎的课程”。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在注重新闻本体的多重内涵、新闻传播事业与社会变迁多重关联的同时探讨新闻传播界人物与时代命运的结合，它致力于发掘和展现一种宏观的、有机的新闻传播图景。引人社会史视角不仅使裁闻传播史学课程的逻辑线条更为严谨可信，并且增加了教学的趣味性。
